2019-03-19《低下层》：我们都是有产者
身上只带着40卢布的派特终于离开了“贫民窟”，走上了寻找自己新生活的那条路，而和他一起是美丽的娜塔莎，当那里的肮脏，那里的卑鄙，那里的贫困都成为背景，当自己作为小偷的生活成为过往，派特的新生之路就是为了摆脱压制在自己身上的历史，而和娜塔莎尽管一起奔波，但是内心是愉悦的，脸上也带着微笑。对于他来说，身边的这个女人不仅仅是作为爱情的存在符号，也是让自己走出泥沼的最根本动力，就像他追求娜塔莎的时候说的那样：“我会去找工作，会去买东西，会过上真正的生活。”
而娜塔莎也一样，她的出走，也不仅仅是找寻到了自己的爱情，她靠在派特的身上说：“我爱你，我跟你一起去天涯海角。”一起去天涯海角，就是和派特一样告别过去的生活，起初她拒绝派特的时候，唯一的理由是他来自贫民窟，“我爱的人不是从这里来的，他应该有自己的工作。”而当派特告诉她要离开这里，就是告诉她离开自己的出生，“我的父亲一生都在监狱里，最后也死在监狱里，我不想和他一样。”所以在派特的决心里她看到了自己的希望,“我也不希望像安娜一样死去。”
派特不想和父亲一样一生都是小偷，更不想自己最后会死在毫无尊严的监狱里，娜塔莎不想和找不到爱的安娜一样孤独地死去，所以派特和娜塔莎之间的爱情，从萌发到携手，都是为了告别自己的出生，告别自己的处境，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就是挣脱命运的束缚，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变身为有产者：有爱情，有理想，有行动，也终于有了最后打死卡斯耶夫最后的自由。但是当他们离开贫民窟，身上除了仅有的40卢布之外，还拿着一尊被分成两半的青铜奔马，而这个一分为二的物品无疑是对于有产者的有力象征。
一半在派特和娜塔莎的手上，而另一半则在曾经身为男爵的班克鲁那里。班克鲁没有和派特一样离开贫民窟，相反，当自己不再有男爵的身份，当自己离开了曾经富足的生活，他反而喜欢自己成为一个“投宿者”——这是一种反差，而半个青铜马留在他那里，也保留了最后的身份，这个身份不是关于过去的男爵，不是贫民窟的投宿者，而是和派特之间跨越阶层的友谊，正是在那一次“抢劫”中，两个人相见恨晚，“你怎么不早点来我这里抢劫的？”于是一个小偷和一个男爵成为朋友，当男爵失去了家中所有的财物和荣耀，他反而更喜欢和派特一起，反而更渴望来到贫民窟，对于他来说，贫民窟的生活意味着自由，就像他和派特当初躺在草地上的时候说的那样：“一切都是一场梦。”抬头看见蓝天，安睡在软绵绵的草上，一只蜗牛会爬到手上，这种惬意，这种自由，是多么可贵。
一份友情，一种自由，对于班克鲁来说，也和派特的离开一样，是为了结束一种命定的生活，他说，自己上学时穿着一套学校的制服，结婚之后要穿上礼服，作为男爵又必须穿上官员的制服，“穿着它们，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俗套。”而派特开玩笑地说：“你没进过监狱吧？那你还缺一套制服。”没有进过监狱，就是少了某种经历，并非是让班克鲁真正成为小偷，而是服装的改变意味着身份的转变，而最彻底的身份转变就是从所谓的“有产者”变成无产者。
| 导演: 让·雷诺阿 |
班克鲁成为“投宿者”，一方面是为了和派特的友谊，另一方面和派特一样是为了改变命运，而他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打破和自己有关的权力、地位，第一个镜头里，他低着头，听着别人的训斥，“你的忠诚就是为了国家。”那一套制服，那一个男爵的头衔，都是国家授封的，所以他的整个一生都要为国家出力。但是他却颠覆了这种秩序，他喜欢赌博，这一种恶习是在消费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但是对于班克鲁来说，却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努力，当他输掉了钱，在门口站着犹豫该不该再进去赌一把的时候，其实传神地表达了他处在命运抉择关键时刻的复杂心态，终于，他推开了门，终于，他进入了赌场，也终于，他输光了所有——当那些债主终于要将他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他反而很轻松地吃着管家为他准备的早餐，当他看到原本富丽的家只剩下一张可以坐的凳子，仿佛如释重负，他终于不再为名誉和地位的费心，不再为了国家而保持忠诚，也终于可以自由地生活。
也就是在这样的命运抉择面前，他遇到了前来“抢劫”的小偷，开始了相见恨晚的友情，他请派特吃饭喝酒，和他谈起了生活，在镜头推向窗外和回到屋内的过渡中，两个人完成了对于友谊的命名，而他最后送给派特的就是那尊青铜奔马，这是一尊马术比赛获奖的奖品，马术比赛无疑只属于贵族，所以青铜马也是身份的象征，但是当他送给派特，就是要彻底和所谓的过去告别，和荣耀生活告别，和被安排的命运告别，和穿着制服的俗套生活告别，而当这一尊青铜马被一分为二的时候，它又注入了新的内容，这是他们友谊的见证，这是他们分别的信物，这是他们各自告别命运开启新的生活的象征。
而且，班克鲁在贫民窟遇到了娜塔亚，她喜欢书中“温柔的爱”，也渴望遇到生活中爱自己的男人，当班克鲁进入贫民窟，在并不多的对话和交流中，他们也像派特和娜塔莎一样，拥有了走向新生活的那种爱，所以当青铜马一分为二，派特和娜塔莎拿着其中的一半走出了贫民窟，走向他们新生的未来，而班克鲁和娜塔亚则留在了这个地方，寻找温柔的爱和躺在草地上的自由。一个是从无产者到有产者，一个是从有产者变成无产者，一个是离开，一个是留下，两对恋人走向不同的方向，但是却有着共同的向往：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开始自己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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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下层》电影海报 |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雷诺阿提出的评判标准不再是有没有钱，不在于是不是有产者和无产者，而是是不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这种对于命运的颠覆，其实遇到的是一个社会秩序问题，雷诺阿的潜在主题是：谁制造了他们的命运？男爵生而为男爵？小偷生而为小偷？的确，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命运就被安排好了，这是一种没有选择的先天性，而这个社会的最大悲剧是：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去改变。派特的父亲也是小偷，被抓进了监狱，最后死在了监狱里，而派特一出生也难以逃脱小偷的命运，他只能靠偷东西维持生存，这是一种最底层的生活，和那些“投宿者”一样，只能在命运中无奈地挣扎。
其中有找不到方向的安娜，她害怕自己死去时连上帝都不要她，最后她在疾病中死去，她的死让从小就被“投宿者”的老板卡斯耶夫从水沟里捡来的娜塔莎非常害怕，她隐约看到了自己的未来；那个整天喝酒的“演员”只能靠着酒精麻醉自己，他甚至连名字也没有，“连狗都有名字，而我却没有。”一个人没有名字，没有尊严，他的唯一终点也是死亡；弹着手风琴的埃尔斯卡倒是能在音乐中找到一些快乐，但是每天住在地下室的生活，也无非是用音乐来逃避。
派特和他们最大的不同是，他寻找属于自己的尊严，他逃避命运对他的安排，这种逃避一方面是生存意义的，他每天出去偷东西，然后和老板卡斯耶夫分赃，而卡斯耶夫提供给他住宿的地方，这是一种交易，而卡斯耶夫总是威胁他，要把它送到监狱里去，所以他在这种威胁面前总是愤怒地抗击，那次他从班克鲁的家里拿了青铜马回莱，路上顺手拿了两个水果，但是这个偷来的果实他却送给了路边的小孩，“如果有人对你说我是小偷，你一定要记得为我申辩。”偷来的东西变成了一种爱心，在这个简单转换中，派特的目的很明确，他不想要人们对他的命名；另一方面是对于爱情的态度，卡斯耶夫的年轻妻子瓦斯丽萨喜欢派特，她喜欢有一天两个人远走高飞。但是派特不喜欢她，他喜欢的是瓦斯丽萨的“妹妹”娜塔莎，一个被压迫的女人，一个渴望新生的女人。
爱与不爱，其实是关于尊严的一种选择，更是对于社会秩序的一种反抗。这个“贫民窟”里，无疑是社会的缩影，派特偷来东西交给卡斯耶夫，卡斯耶夫给他提供住宿，这是一种老板和雇员的秩序关系，所以瓦斯丽萨也完全是站在统治的位置上，卡斯耶夫甚至厚颜无耻地将自己的行为称作“善良”：“你欠我免费的善良。”而当卡斯耶夫被人举报时，为了替自己免除责任，他又在检察官苦苦哀求，作为一种权力象征，检察官又变成了秩序的统治者，卡斯耶夫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将娜塔莎送到检察官面前，而垂涎娜塔莎美色的检察官又用自己的权力换取了利益。
可以说，不论是卡斯耶夫还是检察官，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小偷”，所以当派特说：“贼不一定会去监狱。”也是一种对权势的讽刺，而他身为小偷，却留着自己的尊严，并勇敢地抗击着那些“小偷”：当检察官对娜塔莎动手动脚的时候，他冲进去救出了她；当卡斯耶夫鞭打娜塔莎的时候，他再一次奋不顾身对抗权力，并在众人的帮助下将卡斯耶夫打死，而当警察前来调查的时候，班克鲁高声说：“大家和派特一样有罪，是底层人杀了他。”打死他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也唯有在集体的团结力量中，在一种自觉状态中，才能真正杀死权力。
所以，杀死卡斯耶夫可以看成是底层的一种解放，它的意义是改变了一个群体的命运，所以最后班克鲁留下来的贫民窟也不再是贫民窟，它甚至有了某种公平和民主的萌芽。而派特和娜塔莎离开这里，也是另一种对于自由的选择，所以在终结底层的命运中，他们即使身无分文，即使可能还会遭受贫穷的折磨，但是在有爱有理想的生活里，他们都是有产者，都在属于自己主宰的命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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