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5-19《智利之夜》：试图写出一首诗
那一刻我保持静止，我的一根手指还放在当时正在阅读的那本书的页面上，我想：多么安静啊！
我的手也放在一本正阅读的书页上，但不是一根手指，而是两根或者三根。一根手指搁在确定的书页上，它从封面开始，越过题写有“献给卡罗琳娜·洛佩斯和劳塔罗·波拉尼奥”的扉页，越过引用了切斯特顿那句话“请摘掉您的假发！”的页面，也越过了“如今我快要死了，但还有很多话不吐不快。”的第一句，然后逐渐深入一个故事。罗贝托·波拉尼奥的《智利之夜》应该是安静的，一座神学院，一只迷途的鹿，一片被夜笼罩的天空，当封面传递出缄默的气息的时候，我或许正如书中的塞巴斯蒂安·乌鲁蒂亚·拉克鲁瓦一样，享受那一份安静。
可是，当“智利之夜”在这个五月的白天被打开的时候，一根手指无论如何也不能深入了，“多么安静”的感叹句只出现在书页中，在一个手指的探寻里，可是，在被颠倒的白天里，窗外是隆隆响起的挖掘声，一个建筑工地正在如火如荼地施工，和这个日渐暖和甚至即将炎热的天气一样，散发着热情，但一定是嘈杂的，机器劳作将一切的时间都拿走了，它制造的噪音甚至吞噬了安静的阅读。于是，一根手指被抽离，连带着两根手指将一只整体的手从书页中抽离，然后摊开的书像一根弹簧，在拉力过程倏忽一声结束后，重重地合上——在闭合的一刹那，声音穿透纸背，和窗外挖掘机富有节奏却揪人心魄的嘈杂声混合在一起。
再无安静，再无阅读，再无文学。这是不是和塞巴斯蒂安·乌鲁蒂亚·拉克鲁瓦一样，必须在回到智利之后，将一切的诗意都瓦解？保持安静，放置一根手指，多么像是一种想象中的生活，书被打开那纸张翻动的声音是细微的，和柔风一样发出清脆的声音，一根手指指引着目光，一行目光引导着头脑，它在深入，它在思考，它在安静的世界里编织一个梦。这是从欧洲回到智利，回到自己的祖国应该有的诗意时刻，但是，“一切都结束了”——作为已经发生的时态，智利局势仿佛就像被合上的书，已经成为历史：那时的政府把铜、硝和铁收归国有，那时的基督教民主党前部长佩雷斯·茹约维奇被杀害，那时举行了反对阿连德的“平底锅”游行，那时物质紧缺、通货膨胀，黑市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甚至那时还发生了起义、政变、爆炸以及总统自杀，权力在更迭，生活在恶化，局势莫测，“我”不是极端的民主主义者，但还是对着自己的祖国喊出了：“智利，智利，你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改变？”但历史不是静止的，在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发生的时候，至少那时还有文学：巴勃罗·聂鲁达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迪亚斯·卡萨诺瓦得了国家文学奖，拉弗卡德出版了《小白鸽》一书，“我”为它书写了一篇歌颂胜利的评注，尽管它在我内心深处是一本毫无价值的轻小说，但文学之存在，让这个国家还是保留了对于灵魂的尊重，而我也是用一个很手指插入书页的方式阅读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全部的悲剧，阅读米蒂利尼的阿尔凯奥斯、伊索、赫西俄德、以及希罗多德的作品。
历史发生了政变，在历史里阅读文学，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安静”的状态？这是一根手指的救赎，而当我说“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其实真的要结束了，那一个标志是：聂鲁达逝世了，“我”打电话给费尔韦尔，告诉了他这个消息，费尔韦尔回答说：“他死于癌症，死于癌症，”文学之死亡的一个绝对事件，而聂鲁达从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的经历和命运，他的诗歌和散文，其实也都和政治有关，当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死于癌症，是不是也预示着智利文学、智利政治都患上了绝症，而一根手指还能救赎什么？
无非是一个梦，“而我们的日常生活则伴随着梦中那些异常的参数开展起来：在梦中一切都可能发生，人们也‘接受’了这一点。”甚至连“我”也在一种“如今我快要死了”的梦境中，在这个被死亡侵袭的梦中，如何“接受”这一切？我是一个智利人，一个理性的智利人，在十三岁的时候感受到了上帝的召唤，于是在十四岁那年不顾父亲的反对进了神学院，当从神学院离开的时候，母亲吻着我的手叫我“父亲”，也许是一种对于神父的误叫，但那时当我抚摸着母亲，是不是伸出了一个手指？是不是希望用手来拯救那些灵魂？
认识了文学评论家费尔韦尔，似乎是“我”文学事业的一次起步，“见到他的那一刻，在我灵魂深处，鸟儿在欢唱，新芽在绽放，正如古典文学作品所描述的那样。”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费尔韦尔像极了我文学生命中的“父亲”，而是真正的文学唤醒了我。从神学到文学，一样是拯救灵魂，但是文学却似乎变成了一种异教，就像费尔韦尔所说：“人们对懂得阅读缺乏赞美。”——因为这是一个野蛮人的国度。去往费尔韦尔的庄园似乎就是开启了一条开满了玫瑰花的文学之路，但是那是一个被遗忘的村庄，凯尔肯在小鸟的叫声里好像变成了“谁？谁？谁？”是一种发问，模糊了主体，模糊了客体，模糊了一切的主人和客人：谁是费尔韦尔？谁是阴影里出现的聂鲁达？谁是那个也已衰老的年轻人？
父姓是冈萨雷斯的费尔韦尔，也无非是一个文学评论家的笔名，真名是什么就是一个“谁”的疑问，而在“在那里”庄园里的客人是聂鲁达，他从阴影那里出现，阴影被遮挡的世界是不是也是一个“谁”？还有那个衰老的年轻人，他在书中学下的是漂泊流浪，是街头的打斗，是巷子里的死亡事件，“地狱和混乱，地狱和混乱，地狱和混乱！”又通向“谁”的世界？但是这一切的“谁谁谁”至少还能从某一个符号里获得答案，获得力量，“索尔德罗”从费尔韦尔口中说出，我不知道，聂鲁达不知道，那个年轻人也不知道，仿佛我们疑惑的目光就在问“谁？谁？谁？”他是被但丁歌颂的索尔德罗，是被庞德歌颂的索尔德罗，是写了《教学的荣誉》的索尔德罗，是为布拉卡兹写了《悼亡诗》的索尔德罗，于是在这个“索尔德罗”开启的世界里，诗人和文学家，神职人员和年轻人，一起干杯，“索德罗，哪个索尔德罗？索尔德罗，索尔德罗，哪个索尔德罗？”成了大家一起向着文学靠近的宣言。
| 编号：C64·2181021·1506 |
文学何用？索尔德罗何为？或许就是为了拯救那些在荒漠中迷失了的灵魂，而这是不是和“我”作为神职人员的意义一样？于是，我进入了天主教大学，于是我开始出版自己的诗作，于是我撰写书评，于是我使用了“H.伊瓦卡切”的笔名——从塞巴斯蒂安·乌鲁蒂亚·拉克鲁瓦到H.伊瓦卡，就是从神学到神学和文学的结合的人生转变，但是这种转变仅仅是更名？它一样具有诗意和纯粹性？“无论是从字里行间还是从其整体而言，伊瓦卡切这个笔名，无疑都是自我剥离以及理性的一场活生生的演习，也就是说，从公民意识而言，它将能够以其任何一种手段都无法企及的力量来启发乌鲁蒂亚·拉克鲁瓦的创作，后者正在逐字逐句地被构思出，伴随着这一双重身份所带来的金刚石般坚不可摧的纯粹性。”笔名只不过像一根手指一样，是一种开启式的进入，而真正的目的是回到自己的作为神职人员的创作中：“生活就是一连串模棱两可的双关语，它们将我们引向最后的真相，那唯一的真相。”
其实生活中充满了模棱两可的双关语，庄园叫“在那里”，凯尔肯是“谁谁谁”，索尔德罗像一句歌词，费尔韦尔是一个不知道真名的笔名，甚至聂鲁达从一片阴影中走出，世界是不是总是有本体和喻体？那个真相是不是也藏在文学的后面？而文学之为文学，它的纯粹性，它的灵魂意义是不是也到处都是双关？似乎就是一个悖论：当一根手指插入书页是为了获得阅读的安静，而真正的安静是将手指从书页中抽离，将一本书保持合拢状态——没有阅读，就没有双关，没有双关，就会有真相，真相就是智利政变，就是总统自杀，就是没完没了的权力更迭，就是游行、爆炸和黑市。
文学不是为了抵达真相，文学是一片阴影，是一句双关，而被现实打开的历史中，更没有真相，政变、自杀、权力、游行、爆炸和黑市，更是蔓延开来的阴影，所以文学何责？信仰何责？真理何在？拯救何在？萨尔瓦多·雷耶斯和恩斯特·荣格尔在阁楼上谈论人类和神灵、战争与和平，意大利及北欧绘画，邪恶的源泉，危地马拉画家经历了巴黎的战争，《日出前一小时的墨城风光》是一种死亡的气息——二战带来的艺术和文学是不是可以让人更接近历史的真相？那些鞋匠的故事其实是关于英雄主义的，那一座英雄岭变成公墓是为了激发爱国热情，但那只不过是一个梦，战争爆发了，皇帝死了，鞋匠死了，“他的眼眶干瘪，就仿佛如今了他的山峰所在的这座山谷之外，他再也不会去看一眼别的什么东西”——英雄主义造就的反而是“英雄”之死？还有让我开始欧洲之行的欧德姆和欧依多，他们经营的是成进出口公司，为了完成“大主教研究之家”的研究，需要在欧洲寻找解决方案，而我的欧洲之行里不是发现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不是阅读米蒂利尼的阿尔凯奥斯、伊索、赫西俄德、希罗多德的作品，而是进入教堂，在教堂里，看见那些神父养的却是凶猛的猎鹰，“都灵救助者圣保罗”教堂的安杰洛神父养了名叫“奥赛罗”的猎鹰，斯特拉斯堡的约瑟夫神父养的是叫“色诺芬”的猎鹰，阿维尼翁法布里斯神父的那只猎鹰叫“塔戈勒”——用思想家的名字命名猎鹰，不是为了一种思想，只是为了“保护教堂免受到鸽粪所造成的腐蚀”，当象征圣洁的鸽子被猎鹰杀死，是不是反而是一种亵渎？
象征圣灵的鸽子死了，是神圣性死了，而毕加索的鸽子死了，则是一种文学和艺术死了，当猎鹰成为胜利者，人们“围绕着他那头非凡的猎鹰向他咨询各种伪技术性的或是伪科学的细节”，这是不是一种异化？和文学成为异数一样，成为这个国家的某种阴影，而代表进出口公司开展欧洲计划，甚至于变成了一种交易，而我欣然接受这个使命仅仅是我在教会大学对于祈祷感到厌倦，“我写文学评论。我创作诗歌。我发掘诗人。赞美他们。驱除不幸。也许我是当时整个共和国里最开明的天主教主业会的成员。”但是这样一种文学追求能回到那个“我的索尔德罗”的时代？神学无法救赎，鸽子不断死去，欧洲成为亵渎之都，而智利呢？费尔韦尔说：“我们所有的智利男人都是鸡奸者。”在被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的国家，甚至连猎鹰都不能飞翔，“所有的男人都是鸡奸者，所有人在灵魂的穹顶都携带着一个鸡奸者，然而，我们其中的一项责任就是要把自己置于鸡奸者之上，战胜他，让他下跪。”
救赎的目的变成了压制，灵魂还能平等吗？所以回来寻找的安静一样是一个伪命题，一个手指更像是鸡奸者的符号，它无法深入一本书的真理国度。于是聂鲁达逝世了，于是文学患上了癌症，我的目的仅仅是写一首诗，仅仅是为了找到“谁谁谁”的答案，但是被在这个异化的国度，一切都是梦，不再是为了一些“必须去做”的事情，不再是充满牺牲和理性思考的时代，而是处在“可能的”世界：我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老师，为那些政府将军讲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人文学的一种吗？它是一种魔鬼的理论吗？”它也是一种可能，缺乏必然性的选择，它只是一种工具，既不是学说也不是思想，“所有的人，或早或晚，都将重新分享权力。右派，中间派，左派，都是出自一家。道德上的问题，有一些。美学上的问题，一个也没有。”
于是那个沙龙里有迷路的人，那个女人的丈夫杀害了联合国官员，“文学在哪里？我问自己。那个业已衰老的年轻人是正确的吗？最终他会是正确的吗？我创作，或是试图写出一首诗。”衰老的年轻人，没有名字，也是一个阴影，他似乎才是真正躲在阴影里的那个人，“地狱和混乱，地狱和混乱，地狱和混乱！”不是通向谁，而是通向每一个人。当我寻求安静的时候，外面是每个人都无法逃离的“宵禁”，而不喝酒、不跳舞、温和地笑着、试图写出一首诗的我，是不是唯一剩下的诗人？是不是唯一知道自己是谁的人？是不是可以寻找到唯一真相的人？
“我举起一只手，触摸一根树枝。在那一刻，只猎鹰飞走了，留下我独自一人。我迷路了！我大声喊道。我已经死了！那天早晨，当我醒来后，我发现自己时不时地在哼着歌：南欧紫荆，犹大之树！”一群人变成了一个人，一根手指变成了一只手，一个国家正在死去，但是是不是还有最后的希望？“我有了一丝顿悟：整个智利已经变成了那棵犹大之树，一棵没有叶子的树木，表面上已经死了，但是事实上它依然扎根于黑色的土壤之中，我们那肥沃的、里面的蠕虫长达四十厘米的黑色土壤！”肥沃的土壤，长满蠕虫的土壤，是提供养料还是继续制造腐败？是一种向死的复活还是另一种死亡？这或许就是文学的真相：“文学就是如此被创作的——至少是因为我们为了避免跌入垃圾堆里，我们才称其为文学。”
但是文学还是像我一样，成为一个孤独的人，它在抵抗，却早已经成为了同谋，费尔韦尔死了，年轻人发出了“不”的回答，那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在这个被上帝之手遗弃了的国家里，试图用一根手指阅读，试图用一个人喊出声音，试图用一本书获得安静，他们注定会被湮没，在双关语的句子里，在权力的争斗中，在猎鹰的异化中，在“可能的”世界里，都变成了不明真相的人：
我问自己：我就是那个业已衰老的年轻人吗？我就是那个大声叫喊着却没有被任何人听见的业已衰老的年轻人，这就是那个真正的、巨大的恐慌吗？那个可怜的、业已衰老的年轻人难道就是我自己吗？于是在那一刻，许多人的脸庞以种令人昏眩的速度从我的眼前晃过，那些我崇拜过的人，那些我爱过的、恨过的、嫉妒过的、鄙视过的人。那些我保护过的、攻击过的、为捍卫自己而抵抗过的，那些我曾徒劳地寻找过的人的脸庞。
我也是，在电闪雷鸣的智利之夜，用一根手指，在洁白无瑕的“缄默”中展开最后洁白的纸页，“随后这场可恶的头脑风暴就爆发了。”于是，成为唯一一首诗——死亡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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