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03《一个可笑人物的悲剧》：作为无产者的资产阶级
用抵押城堡换来的10亿元，是作为赎金换来了儿子乔万尼生命的亲情救赎故事，还是“一个关于濒临倒闭的乳品厂的肮脏故事”？在最后乔万尼出现在父亲皮莫眼前的时候，似乎一切的疑问都不再具有意义，“果然是他，不是幽灵，是儿子乔万尼。”虽然父与子还带着意外重逢时的一点尴尬，但毕竟在一种拥抱中成为一种团圆，在妻子芭芭拉、乔万尼的女友劳拉和朋友阿德弗的注视下，一个故事终于以喜剧的形式收场。
但是疑问并不是被解答了，而是搁置在那里，“重要的是乔万尼还活着，关于儿子绑架、死亡与复活之谜，我更倾向于什么都不知道。”去忙着庆祝的皮莫在内心深处这样说。当一种结局变成“我”的内心活动，站在一种主观视角，贝托鲁奇是故意将真相掩盖起来，仿佛故事只呈现“乔万尼还活着”的结局，而中间的过程都被忽略了，但是，“我”的感受在这种自言自语中却变成了一种无知：“更倾向于不知道”就是一种对于问题的逃避，就是一种愚蠢和可笑，甚至那10亿元钱到底在谁的手里，都变成了没有答案的现实——当现实没有答案，怎么可能还有真相？
真相不重要？皮莫的所作所为或许就是让自己在无知中成为可怜的无产者——他不想寻求真正的答案，即使逃避也是省略，只有在这样的无知状态中，他才会将自己可悲的道德问题转化为一种亲情的假象，才最终将悲剧变成一幕自欺欺人的喜剧。作为乳品厂的老板，皮莫是一个资产阶级，他的工厂里有看他颜色行事的工人，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是他从无产者走向资产阶级的一条成功的创业之路，他在面对劳拉的时候，就说起自己的创业史：从最初的辍学到农场干活，到后来成为送奶酪的工人，再到自己开公司，从最初的12个工人到现在渐成规模，皮莫是有一种满足感，这甚至成为他获得劳拉的爱的关键因素，他问劳拉为什么会嫁给自己，劳拉说：“因为你能干、吃苦耐劳，而且还能逗我笑。”
从无产者成为一个资产阶级，这是皮莫身份改变的一种成功，所以乳品厂的意义更多是一种象征，就像在自己生日那天收到了儿子乔万尼的礼物：一套船长的行头，皮莫戴上帽子，穿上衣服，站在乳品厂的屋顶，像是站在船舰的甲板上，然后手持望远镜，以一种观望的方式满足领导的欲望。实际上，作为老板，又变身为船长，是一种对于现实的弥补，因为当时的乳品厂并不景气，甚至濒临倒闭，这像是那个辉煌时代的终结，他站在奶酪半成品面前的时候，就抱怨说自己对现状很痛心，因为它们“从鲜奶变成了奶酪”——从液体到固体，似乎和命运一样，失去了某种流动性，在困境中被固化了。所以当儿子送他这一套礼物，他便用这一身行头来完成自身的再定义——从落魄的资产阶级再次拥有统治权。
也就是在他将屋顶当做甲板瞭望世界的时候，乔万尼被绑架这一幕被他看到了，乔万尼开着的红色轿车翻下了路基，身后的另一辆车下来几个人，他们将发生事故车辆里的乔万尼带到了车上。这是绑架？之后警察来到事故现场，自己作为目击证人似乎就将此事件定义为绑架，但是这本身就有某种不确定性：他拿着望远镜看到乔万尼的车翻下路基，当时他心里闪现过刚才的那一幕，自言自语：“乔万尼好像看到我了。”而当乔万尼被带上车，不存在暴力行为，当然很难界定是不是绑架。但是后来发生的事，似乎就是沿着皮莫这样的推断发展下去：妻子芭芭拉担心绑架儿子的那伙人会要赎金，所以她开始估算奶酪厂的财产，皮莫也在痛苦中选择要卖掉这个厂，接着，他们收到了一封信，信是乔万尼的笔迹，里面就讲到了要筹备赎金。
| 导演: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
这一事件似乎就变成了绑架案，但是对于皮莫来说，内心的动摇也开始了，一方面乳品厂本身不景气，他不希望将厂子卖掉，卖掉厂子就意味着自己再次回到从前，回到无产者的身份，而另一方面，他又在自我安慰中感受自己作为资产阶级的最后荣耀：“如果这不是一个私人企业，如果我不是老板，儿子也不会被绑架了。”绑架案发生之后，实际上对于皮莫来说，他的矛盾体就现在他对于利益的权衡，“这个乳品厂和乔万尼的年龄差不多。”这是一个隐喻，也就是说在皮莫看来，乳品厂和乔万尼看起来是等价的，实际上在他心里乳品厂的地位取代了乔万尼——这是他身份的象征，这是他创业的证明，这是他权力的体现，所以他利益的天平趋向于解救这个濒临倒闭的乳品厂。
这似乎是他命运悲剧的起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和乔万尼之间的关系不断走向紧张。乔万尼虽然“被绑架”了，除了最后他的故事都没有出现在必要的情节里，也就是说儿子是缺席的，在这个缺席的世界里，父与子关系的审视变成了皮莫对于自身身份的审视。劳拉告诉皮莫：“乔万尼曾经为有你这样的父亲感到可耻。”而皮莫似乎也认同这一点，“他说的对的。”父与子其实是一种对立，这种对立也是身份的对立，皮莫是一厂之主，而乔万尼则是一个有左翼思想的激进者，所以在皮莫走进儿子经常和身为“村民神父”的阿德弗等人聚会的房间时，他的担忧是：“乔万尼就是在这里讨论上帝和死亡。”他不知道乔万尼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他既是一个无知的父亲，也是一个鄙视无产者的资产阶级。所以在这样的疏离甚至对立中，对于乔万尼的救赎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
《革命前夕》电影海报
他不断和劳拉、阿德弗接触，不断想还原作为左翼思想者的乔万尼，似乎在他看来，儿子的身份退让给了无产者，也就在这个意义上，他阿德弗说乔万尼死了之后，瞒着妻子芭芭拉，对于他来说，不是想隐瞒这个不幸的消息，而是希望通过拍卖那套城堡的钱用来拯救自己的乳品厂，按照皮莫的说法：“我想让厂子继续运行，用儿子的血浇灌土地。”甚至他还让劳拉模拟乔万尼的笔迹，写出了第三封信，虚构了解救乔万尼需要10亿赎金。所以这个故事就变成了“关于濒临倒闭的乳品厂肮脏的故事”。当他拿着装钱的皮箱，和芭芭拉一起走进交钱的地点，他实际上是在导演一出阴谋，所以在路上他甚至唱起了歌剧，并且对芭芭拉说：“他们都是罪人。”——既指社会中的那些不安分守己的年轻人，也指那个缺席的被绑架的儿子。
从救儿子的赎金变成乳品厂起死回生的拯救资金，从一个感人的亲情故事到“肮脏故事”，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说，这个计划的转变到底谁是参与者？劳拉是不是真的只是乔万尼的女友？芭芭拉说乔万尼从来没有提起过她，劳拉像是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女人，而她竟然在皮莫面前说乔万尼的不好，甚至投身于他，像是在“乱伦”中颠覆了自己的身份；阿德弗是不是只是乔万尼的朋友？为什么他会有乔万尼死了的消息？一个村民，一个神父，和乔万尼聚会时他们会干什么？甚至芭芭拉真的只是筹钱为救儿子？她为什么在那封信收到之前会怀疑他们要赎金？当皮莫最后对她说“乔万尼已经死了”之后，她似乎也没有多少震惊和悲伤，似乎也知道了背后的真相。
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是劳拉、阿德弗和芭芭拉设计了这一绑架案？也就是说，乔万尼根本不是受害者，而他们联合起来的目的只是为了摧毁皮莫的那个乳品厂，只是为了取消皮莫自我满足的证明？劳拉在说到乔万尼的时候，隐约透露过一个信息：乔万尼以前就曾想以被绑架的方式向自己的父亲勒索。这无疑就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阴谋论：皮莫想要以救儿子的名义让自己的乳品厂重新恢复生机，而“他们”则以被绑架的方式想拿到这笔钱。于是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计划里，双方都制造了未知，双方都隐藏了真相。真相或许不是主要的，贝托鲁奇也并没有想要还这个故事绝对的真相，他只是在一种缺省的真相面前，让虚伪的资产阶级变成一个可笑的人物：在这个没有亲情充满了背叛的家庭里，皮莫耻笑芭芭拉是“可怜的女人”，实际上自己也成为可笑的人；他的讽刺牧师阿德弗是“绝望的无产者”，自己也陷在骗局里；他看不起儿子一样的年轻人，却被儿子认为是可耻……
到底是不是绑架，似乎不再重要，在利益的角逐中，在未知的扩展中，在身份的改变里，皮莫似乎失去了一切，而当最后乔万尼出现在他面前，他才看到了一种确定，而这只不过是贝托鲁奇在阐述一个可笑人物的悲剧：“我更倾向于什么都不知道”才是一种自欺欺人，因为在这个不求真相只求身份的悲剧里，他早已经沦落为以为知道一切的无知者，早已经变成空有资产阶级符号的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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