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9《妮诺丝卡》：俯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迟到20分钟从侧门进入，以及坐在右侧靠后的位置上，作为观者自然与正面的屏幕形成了一个偏离的角度，而这种观影体验似乎变成了这部纪录片“侧门叙事”的一种隐喻：画面在被遮挡了一角的影子里流淌，故事在省略了最先启幕的情节交代中发生，以及关于男性权力的讽刺，都在隐秘的状态中书写。
落座几分钟之后，屏幕上打出的是“十年后”的字幕，时间似乎就在这十年前和十年后呈现出断裂的一面：十年前，尼加拉瓜圣费尔南多小镇上的少女妮诺丝卡为了逃避家庭的束缚，以结婚的方式走向了自己向往的自由，脸上的满足，青涩的笑容，以及和丈夫蒂诺科卿卿我我的状态，无一不是显示着她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十年后，已为人母的妮诺丝卡却变得疲惫，似乎再也看不到她脸上的笑容，为家庭奔波似乎只是其次，她口中第一次隐约地说出了“家暴”这个词，当这个敏感的词从这个尼加拉瓜的女人口中说出，似乎十年前的一切都被解构了。
这是第一次在时间中产生了断裂，在之后的叙事中，又出现了黑屏中打出的字幕：十年后。十年后的妮诺丝卡一家已经搬到了尼加拉瓜大城市莱昂，但是因为无法忍受丈夫升级的暴力，她终于选择了离婚，但是做出这个决定是痛苦的，因为那时候的妮诺丝卡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不安地向孩子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大女儿似乎理解了母亲的决定，但是小儿子却抹着泪反问，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在孩子的眼泪甚至质疑中，妮诺丝卡还是展现了她的勇气，和她第一个“十年前”的举动一样，她所要寻找的是一种自由和独立，而这一次，离婚仅仅是一个开始，她在痛苦选择之后，毅然前往欧洲，来到了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务工，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开始了人生最重要的转向。
而“十年后”也不是终点，她的未来是走向了“五年后”：五年后，在欧洲举步维艰的妮诺丝卡终于再次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家，经过了一系列曲折的过程，她终于回到了阔别五年的家乡圣费尔南多，看到了朝思暮想的家人，在和女儿的拥抱中，在和儿子的相聚中，满脸沧桑的妮诺丝卡露出了微笑。回家对于她来说，是一次新的开始，种植咖啡是她新的选择，只是在经济不景气的现实中，她很快走向了失败，当2020年的大幕拉开，妮诺丝卡再次踏上了去往欧洲的那条路，只是有些迷惘的她对于新的生活，并不是充满了憧憬，更多的是无奈，甚至只是一种“活下去”的最简单目标，一个历经艰辛的女人，一座陌生而冷漠的城，一起走向并不确定的未来。
“如今她在2020年的旅途中……”沉寂、黑暗的“如今”世界里，那些在远处亮起的灯，似乎并不能给已过五旬的妮诺丝卡带来些许的希望，并不能给她人生的旅途带来更多的色彩。从“十年后”到“十年后”再到“五年后”，黑屏里的字幕，其实是导演彼得·托比恩松在追踪妮诺丝卡近四十年的生活所提炼出的时间轴线，或者这些时间节点就是导演刻意强调的叙事线索。来自瑞典的彼得·托比恩松将镜头对准尼加拉瓜小镇上人们的生活，原本只是为了描绘小镇风貌，但是当妮诺丝卡“意外闯入”他的镜头，无疑一个异域女人的个人生活变成了鲜活的素材，甚至成为了这个国家历史的缩影，彼得·托比恩松就是在个体微观世界和国家宏观现实的结合中书写他的异域影像。
| 导演: 彼得·托比恩松 |
从妮诺丝卡12岁时刷牙的青涩笑脸，到和丈夫离婚、远走欧洲、以及回家等一系列情感经历，妮诺丝卡的人生故事在彼得·托比恩松的镜头下是丰满的，而一个女人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意向也凸显出来：为了逃离父母的约束，妮诺丝卡毅然选择了爱情和婚姻，尽管父母在她想要和蒂诺科结婚时曾经提醒她要认真考虑一下未来，问她是否需要继续接受教育，但是已经遭受了家庭束缚的她还是最终选择与心爱的人在一起；当家暴的丈夫成为她的一个噩梦，她又从传统观念中突围出来，选择了离婚，即使她知道从此孩子会缺少家庭完整的爱，即使深爱着她的蒂诺科以打死她为威胁，但是妮诺丝卡没有退缩，甚至远赴欧洲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在欧洲受到不公平待遇，甚至还是一个不合法的移民时，妮诺丝卡又选择了回来，她就是希望在家乡能够重新创新重新做回自己，但是当整个尼加拉瓜都陷于经济衰退时，她还是没有向命运屈服，最终第二次踏上了欧洲的土地，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合法的身份对于她来说是依然是追求自由和独立的希望。
作为一个女性，妮诺丝卡对于自由和独立有着不懈的追求，一个女人的命运史其实折射出的是尼加拉瓜几十年的变迁史，甚至她的个人命运和这个国家紧紧捆绑在一起，正是由于她不放弃希望，所以作为背景的国家现实反而成为彼得·托比恩松深刻反思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彼得·托比恩松自己也走进镜头，他不仅是妮诺丝卡一家的客人，而且还是妮诺丝卡几次选择中的建议者，在妮诺丝卡选择离婚并远走欧洲时，彼得·托比恩松就告诉她，移民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就像两个人生活并不比一个人生活更轻松；在妮诺丝卡返回祖国的时候，彼得·托比恩松一路相伴，但是在当时的局势下彼得·托比恩松无法入境，他甚至想方设法偷偷入境，冒着非法入境者被当局逮捕的危险和妮诺丝卡汇合；在妮诺丝卡再次去往欧洲时，也正是彼得·托比恩松的帮助才取得了合法移民证……
他记录了妮诺丝卡生活的变迁，记录了一个女人的逃离和回归，而让自己入镜更能体现一种记录的真实，在电影映后交流中，问及他为什么要介入妮诺丝卡的生活时，他的回答是：“我的介入更多是为了为了记录时间，以及记录黄色小车的逐渐崩坏。我承认，这一部电影的确有‘真实电影’的感觉。”这种真实不仅仅让妮诺丝卡的人生遭遇被完整记录下来，更是记录了这个国家的真实时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意趣且内核不尽相同，在人生的过程中无论要去往哪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一种艰难的决定。女主可以是是她本身，也可以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妮诺丝卡是“我们每一个人”，丈夫蒂诺科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他身上也折射出的是这个国家经历的战争以及他所代表的男权主义：尼加拉瓜有过复杂的革命斗争，也曾受到独裁统治，蒂诺科曾经上过战场闹过革命，所以他的身上有着暴力情结，当妮诺丝卡提出离婚时，蒂诺科就曾威胁说要用枪打死他，正是因为无法忍受男权主义，无法活在这个国家的暴力阴影下，所以作为“我们每个一人”的妮诺丝卡选择了离开。
《妮诺丝卡》电影海报
但是，彼得·托比恩松作为一个欧洲导演，当他将目光对准尼加拉瓜这个异域存在，当他把妮诺丝卡个人的经历变成一个浓缩的样本，他从事的跨文化写作已经不可避免地将个人、自我与情感融入其中，并且变成了传达异文化的一种经验阐述。妮诺丝卡对于独立和自由的向往是强烈的，但是她似乎一直都无法摆脱束缚，即使她不断突破传统，但是每一次挣脱都不可避免地跌入到命运的囚禁中，妮诺丝卡永远在逃离中，她所抓住的只是一些脆弱的符号，随时可能被解构，而作为尼加拉瓜这个国家中遭受困厄命运的个体，她本身也成为了一个符号：个体命运何去何从？国家命运又走向何处？在这个问题的思索中，彼得·托比恩松的个人经验似乎隐约地变成了另一种男性视角：“十年后”妮诺丝卡哭泣着讲起丈夫蒂诺科对自己暴力的事实，一直跟拍的彼得·托比恩松在十年前的镜头里从没有出现过暴力画面，甚至彼得·托比恩松面对受害者的妮诺丝卡一脸惘然；当妮诺丝卡终于选择离婚并前往了欧洲，彼得·托比恩松劝解她放弃这个不现实的想法，而从此之后蒂诺科的镜头也再没有出现；当妮诺丝卡返回祖国回到家乡，她给蒂诺科打过一个电话，在电话那头，彼得·托比恩松记录了蒂诺科对她满满的爱的表达，即使妮诺丝卡不再接受，但是彼得·托比恩松选择这样一个场景，似乎也在考量妮诺丝卡选择的正确性……
为什么彼得·托比恩松的镜头里不直接反映曾经身为军人的蒂诺卡的暴力？为什么他在妮诺丝卡之后的人生选择中成为了阙如？又为什么最后要用一种煽情的爱来表达蒂诺科的不舍？在第一个“十年后”出现的时候，曾经妮诺丝卡和爱人之间的卿卿我我完全不能让观众和妮诺丝卡口中的家暴实施者联系在一起，甚至在第二个“十年后”出现的时候，在彼得·托比恩松的镜头里，蒂诺科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拼命在伐木场工作，即使他偷盗了木料，似乎也是为了家庭生活变得更美好。不管是妮诺丝卡在回家时问女儿：“你能明白我为什么离开你六年一个月十五天吗？”还是在新建的房子前流连忘返，在家徒四壁的空空里感到一种满足，这一切似乎都在传达着彼得·托比恩松的观点：曾经的出走也许是一种错误，移民也许不是最好的选择，和之前对蒂诺科暴力镜头的缺省一样，彼得·托比恩松以强烈的主观性将异文化的记录和书写变成了一种经验主义，甚至其中还有着彼得·托比恩松自己的男权观念和欧洲中心主义——他正是在一种俯视的状态下看见了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个体。
“就像一部黑色童话，一开始总是被美好粉饰。”这是他对妮诺丝卡命运的一种注解，这个尼加拉瓜女人正是在对现实的误读性中，从青涩走向沧桑，从希望走向困境，从追求自由到最后“活下去”，而彼得·托比恩松乐于做一个解读者，更愿意成为人生的建议者，在旁观的“侧门叙事”中，在介入式的影像中，他成为了另一个叙述主体，“如今她在2020年的旅途中……”彼得·托比恩松俯视的目光在旅途中，介入的镜头在旅途中，异文化的经验主义书写也在旅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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