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17《华盖集》：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

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导师》

不是导师，更不是鸟导师，从新文化运动中走来，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早就说过，自己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也不会是不主张消极的主将，只不过要大嚷起来，让铁屋子里的青年不至于“从昏睡入死灭”，从而在醒来之后“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但是当否定自己捕捉“乌烟瘴气的鸟导师”，不为青年寻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便是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如朋友一般“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或是勇猛或是悲哀，或者可憎或是可笑地“呐喊”。

否定自己是导师，而且预言青年们“将永远寻不到”导师，不仅要让青年在路上寻找方向，也是让自己不断摸索，或是身林，则可以辟成平地，或是旷野，可以栽种树木，或是沙漠，可以开掘井泉，在荆棘塞途的老路上，需要的不是有人指点方向放置出口，而是自己去发现适合自己的路，也而看见自己身上的生力——“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青年必读书》）”对导师的否定，对方向的否定，对道路的否定，鲁迅当然也是青年，当然也是不像“鸟导师”一样高高在上的青年，曾经的梦想是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虽然鲁迅说自己没有余暇心开意豁，理论也缺少公允欠妥，在地上只不过是沾水小蜂，在你图上爬来爬去，即使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既不是平正通达的“正人君子”，也不是洋楼中的“通人”，而只是一个活在人间的常人，能够交着“华盖运”而已。

顶上的有华盖，如和尚便是交了好运，因为那时成佛作祖的兆头，但既然不是飞空，不是高高在上的“鸟导师”，俗人还容易被“华盖”罩住，甚至会碰钉子——这对于可以和青年们一起行动的人来说，倒也看见了这活着的人间的苦痛；而且那艺术之宫里立着禁令，倒不如不进去，便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甚而觉得那时一种“花纹”，却是超越艺术之宫中的美——这是苦痛的美，这是战斗的美，这是大笑大叫大骂的美，只有将它们注入到生命之中，何须遮盖，何须惧惮，“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而且对于别人来说，一样走在这风沙中，在这荒漠中的人，也是容易感受到的，因为，“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活在人间，走在路上，站于沙漠，依然是战士，“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即使战士死了，有苍蝇发现了他的缺点和伤痕，还“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以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但是，“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战士是有着“营营地叫着”、自以为得意的苍蝇存在，才成为战士。那么，那些苍蝇是如何营营地叫着？如何自以为完美？它们是那些鬼画符的人，说什么：“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受人格破产的洋奴崇拜的洋书，其价值从可知矣！但我读洋文是学校的课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对者，即反对政府也。无父无君之无政府党，人人得而诛之。”又说什么：“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还因为有人生疮而他是中国人于是中国人都生疮，还因为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而中庸的太太则提笔为精神文明做明哲保身的格言：“中学为体西学用，不薄今人爱古人。”又或者是那些嘴上说摆脱了传统思想束缚而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加些草头，女旁，丝旁。”或者叫“思黛儿”，或者叫“雪琳娜”，或者Gogol姓郭，Wilde姓王，Holz姓何；Gorky姓高，再者也可以将奴隶改成“弩理”，或是“努礼”……

名为维新，实为守旧，名为改革，实为复古，更是一种听天命，更是一种“中庸”，“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通讯》）”继而又回到“反改革”的浓厚氛围里，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还将人家活埋了，那种《新青年》时的“思想革命”都成了空话——他们在“咬文爵字”，他们在制造更多“鬼画符”，他们在用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造了更多的长城，就如那些书，“满本是密密麻麻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原本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不见了，上下的天地头也没有了，于是“不留余地”的空气了，人的精神也被挤小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忽然想到》）”而康圣人不是主张跪拜的吗，因为在他看来“否则要膝何用”。如此，现在是中华民国，则还是五代，还是宋末，还是明季，“但保古家还在痛骂革新，力保旧物地干：用玻璃板印些宋版书，每部定价几十几百元；‘涅槃！涅槃！涅槃！！’佛自汉时已入中国，其古色古香为何如哉！买集些旧书和金石，是劬古爱国之士，略作考证，赶印目录，就升为学者或高人。”

主张跪膝，主张中庸，主张国粹，主张“不留余地”，所以这国民性是不会改变的，那些破例复生的希望，那些改革者的慰藉，“也会勾消在许多自诩古文明者流的笔上，淹死在许多诬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扑灭在许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动上”，而且“古已有之”。所以鲁迅瞀乱的神经开始感到可怕：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但是涂饰得太厚，废话太多，即使通过密叶投射到莓苔上面，那月光也只是点点碎影。营营叫着的苍蝇，太多了，而战士呢？终于站起来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战士对战士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战士开始行动，“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战士冒着大危险，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但要反抗，要扑灭，“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而不是导师的人，是要将青年从牢狱里印出来，“路上的危险，当然是有的，但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险，无从逃避。”

路上的危险是什么？是暗器，是毒药，是流弹，是病菌？那些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或者并不需要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杂感》）”真的愤怒果然来了：一九二四年秋，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风潮发生，迁延数月未能解决，一九二五年一月，学生代表赴教育部诉述杨荫榆种种黑暗情况，请求将杨荫榆撤换，不发表宣言，同年四月，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以“整顿学风”为由拒绝学生请求，并于八月将女师大学生殴曳出校，另立女子大学，十一月末章士钊潜逃天津，女师大学生迁回原址……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并非孤立事件，它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而作为同情、支持学生的教员，鲁迅目睹了事件不断发酵的过程，也参与其中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除了杨荫榆、章士钊，还有陈西滢等人，于是，鲁迅便和青年们成了在一起的战士，在营营的叫声中，“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

风潮发生，鲁迅第一次发声便认为国民性是两样东西的混合：凶兽和羊，是凶兽样的羊，是羊样的凶兽，“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凶兽和羊是国民的二重性表现，“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在女师大风潮中，杨荫榆发表了“须知学校犹家庭”的言论，还趁“五七”之际，在饭店请人吃饭，又开除了六个学生自治会的职员——是家庭关系，那校长和学生是怎样的关系？母女或者婆媳？鲁迅在学校教书，是不是也等于在“杨家坐馆”？“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其时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碰壁无非是鬼打墙，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但鲁迅说不是，“我吸了两支烟，眼前也光明起来，幻出饭店里电灯的光彩，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我想取作画图，竟不能画成一线。”

署名为“一个女读者”的作者在《女师大风潮》中说，女师大学生迭次驱杨的“那些宣言书中所列举杨氏的罪名，既大都不能成立罪名……而这回风潮的产生和发展，校内校外尚别有人在那里主使。”又说“女师大是中国唯一的女子大学；杨氏也是充任大学校长的唯一的中国女子……我们应否任她受教育当局或其他任何方面的排挤攻击？我们女子应否自己还去帮着摧残她？”陈西滢也在《闲话》中说女师大是“臭茅厕”，“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学校的丑态既然毕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到了这种时期，实在旁观的人也不能再让它酝酿下去，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在这时候劝学生们不为过甚，或是劝杨校长辞职引退，都无非粉刷毛厕，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以为教育当局应当切实的调查这次风潮的内容……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并不想以骑墙和阴柔来买人尊敬的鲁迅则抨击道：“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这种蛆虫充满的‘臭毛厕’，是难于打扫干净的。丢尽‘教育界的面目’的丑态，现在和将来还多着哩！”而对于陈西滢讽刺的某籍某系，鲁迅反讽道：“至于近事呢，勿谈为佳，否则连你的籍贯也许会使你由可“尊敬”而变为‘可惜’的。”但并非被流言所吓，“更明白地说罢：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使我对于自己也要大加侮蔑；如果收得的是吞吞吐吐的不知道算什么，则使我感到将要呕哕似的恶心。”

当章士钊将鲁迅免职，鲁迅在《答KS君》中说，“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当陈西滢说：“女师风潮实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实在有了不得的大意义。”鲁迅却讽刺他：“所可惜的是自从西滢先生看出底细之后，除了哑吧或半阴阳，就都坠入弗罗特先生所掘的陷坑里去了。”当陈西滢说鲁迅没有“学者的态度”时，鲁迅反问：“没有‘学者的态度’，那就不是学者喽，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学者。至于何时封赠，何时考定，却连我自己也一点不知道。”不是学者，因为不是理想的奴才；章士钊潜逃天津，女师大迁回原址，陈西滢又开始攻击，鲁迅发表“碎话”：“学者文人们最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战，——即自己打嘴巴。免得庸人不知，以常人为例，误以为连一点‘闲话’也讲不清楚。”杨荫榆和章士钊攻击说学潮只是“少数人”的把戏，鲁迅在《这回是“多数”的把戏》中说：“你说多数是不错的么，可是俄国的多数主义现在也还叫作过激党，为大英，大日本和咱们中华民国的绅士们所‘深恶而痛绝之’。这真要令我莫名其妙。或者“暴民”是虽然多数，也得算作例外的罢。”当章士钊压迫北京大学，北大宣布脱离教育部，《甲寅》周刊即散布解放北大的谣言，进行威胁，之后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停发北大经费，为此鲁迅在《我观北大》中说：“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这是历史中形成的北大精神，而在当下，“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由此鲁迅认为北大就像时下的青年一样，“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北大是活着且生长的，青年是活着且生长的，而那些制造“流言”的人，攻击是“蛆虫”的人，却是那些死了的人，《十四年的“读经”》中鲁迅便将章士钊看成是开倒车的“读经派”，“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读经派自视为“正人君子”，其实是卫道士，“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反正会健忘，而对于中国来说，便成了衰老的国度，“衰老的国度大概就免不了这类现象。这正如人体一样，年事老了，废料愈积愈多，组织间又沉积下矿质，使组织变硬，易就于灭亡。”在《这个与那个》中，鲁迅又回到了古已有之的国民性中，有人说读经还可以“救国”，鲁迅说不如去读史，“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有人说中国人被旧习惯和旧道德压下去的，鲁迅却说中国人自讨苦吃却是因为捧，“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中国人从赛马中得出妙法，“不为最先，不耻最后”，但是不做前驱和闯将不做改革，最后只好用了阴谋和手段，“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中国人喜欢等待，但是，“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进，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

“这个与那个”，这个是读经，那个是读史，这个是捧，那个是挖，这个是最先，那个是最后，这个是流产，那个是断种——这个和那个，便也是战士和苍蝇的分野，而在北京女士师范大学风潮之外，则是另一事件：五卅惨案——当上海学生声援工人而被英国巡捕逮捕，当群众要求释放学生而早枪击，这无疑是“文明和野蛮”的一种颠倒，自诩为文明人的英国人在野蛮的捕杀中揭下了面具，而文明之于古老的中国呢？是不是也揭下了假面具？“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梁启超在《晨报》“勿忘国耻”栏发表的《第十度的“五七”》一文中说：“我不怕说一句犯众怒的话：‘国耻纪念’这个名词，不过靠‘义和团式’的爱国心而存在罢了！义和团式的爱国本质好不好另属一问题。但他的功用之表现，当然是靠‘五分钟热度’，这种无理性的冲动能有持续性，我绝对不敢相信。”五分钟热度，是义和团式的爱国，不是真正的国耻纪念，那么真正的国耻纪念是什么？是金人用狼牙棒时宋人用“头盖骨”？是一战时西方用枪炮中国用公理？——“公理战胜”的牌坊，立在中国北京的中央公园里，群众和学生曾经欢呼，但是这是胜利？鲁迅说，“实际上是战败了”，“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所以当爱国学生变成“五分热”，患病的不是学生，而是全民的耻辱，“外人不足责，而本国的别的灰冷的民众，有权者，袖手旁观者，也都于事后来嘲笑，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

“流言”如营营之声，“公理战胜”如营营之声，“五分热”更是营营之声，“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而战士不做鸟导师，不是读经派，不是凶手和羊，是有着记性而战斗的人，“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向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