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31《伪自由书》：我们等待着遮眼文学罢

文人不免无文，武人也一样不武。说是“枕戈待旦”的，到夜还没有动身，说是“誓死抵抗”的，看见一百多个敌兵就逃走了。只是通电宣言之类，却大做其骈体，“文”得异乎寻常。“偃武修文”，古有明训，文星全照到营子里去了。
    ——《文人无文》

把小品文作匕首、投枪的文人没有，甚至“辱骂和恐吓”似乎也失了“论争”的气息，于是所谓的文人“拾些琐事，做本随笔”：“讲一通昏话，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有各种文人，他们也在昏话为评论，编期刊吹捧自己，聚集旧文，甚至把自己塞在辞典里摇身而成为“世界的文人”中，成了中国的金字招牌的文人。此所谓“文人无文”，而文人无文之外，更有文人无行——连文和行都失去了，便也只能逃到古代里去了。

文人无人，而在中国黑暗的时代，更有武人不武，武人不武便是最大的“无行”，说要枕戈待旦的，却在夜里还没动身，说是誓死抵抗的，却都成了逃兵，于是在武人不武中，武人倒成了文人，“偃武修文”一样只是在实践着古训，这是何等悲哀，又是何等的无耻！武人们在这个决定中国生死的时代，到底在干嘛？他们在相斗，一会儿说误会消释了，一会儿又杯酒言欢了，一会儿开始共同御侮了，一会儿又要立誓报国了，“不消说，忽而自然不免又打起来了。”于是人民看着他们的把戏，名之曰“观斗”，而斗士们只是内斗，当对外敌，有时叫“不抵抗”，有时叫“负弩前驱”——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进攻三海关，当地驻军四个小时候放弃要塞，不战而退，而远离前线的大小军阀却故作姿态，扬言“抗日”，“剿匪”的田颂尧发通电说：“准备为国效命，候中央明令，即负弩前驱。”他们在保持着战略关系，《救国日报》说：“浸使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应严厉责成张学良，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虽流血亦所不辞。”战略家们在前一年上海打仗时就说过：“为战略关系，退守第二道防线”，于是退了兵，过了两天又说为了战略关系，“如日军不向我军射击，则我军不得开枪，着士兵一体遵照”，于是停了战，血是流了，流得也不少，而反对运动者的血，就是为了“战略关系”——退兵、停战，只是为了所谓“诱敌深入”？他们在制造内外有别，何香凝不是说“谁为罪犯是很成问题的”的吗？当年唯恐不起，今天唯恐不死，于是，死的道理也是内外有别，“心死了，就明明白白地不抵抗，结果，反而弄得大家不镇静。心过于活了，就胡思乱想，当真要闹抵抗：这种人，‘绝对不能言抗日’。”

他们在相斗，他们在保持战略关系，他们在制造内外有别，于是一批一批的古物运到了上海，放在上海租界里最安全，他们划定的“生命圈”，既不是在腹地，也不是在边疆，“正如一个环子，一个圈子的所在，在这里倒或者也可以‘苟延性命于×世’的。”因为边疆上是炸炸炸，腹地更是炸炸炸，在两者之间，即使有“血肉横飞”的可能，也是在“中国人的生命圈”里，于是在炸炸炸中，生命圈变成了生命线，最终变成了“生命〇”——生命只是一个〇，“生命零”也就没有了存身之处了。而在“生命圈”变成生命线，最终变成“生命〇”的时候，还有人承认自己是“有名无实”的抗日军人，《战区见闻记》里有排长说，“不抵抗将军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额手相庆……结果心与愿背。不幸生为中国人！尤不幸生为有名无实之抗日军人！”死守而失陷，失陷而后退，石门寨，海阳镇，秦皇岛，牛头关，柳江等处，花了三四十万所做的阵地及掩蔽部“弃若敝屣”，排长感觉到实在痛心，所以当不抵抗将军下台，便“额手相庆”，但是最后还是一样的结果，遂发出了“不幸生为有名无实之抗日军人”的感叹——不抵抗绝不是一个将军的行为，它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所以不管是死守工程，还是痛心于后退，甚至额手相庆，都是一种不懂策略、不懂哲学、不懂命理的证明，由此，要成为有名有实的人，就要有敌国外患，“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只有敌国多多教训那些愚劣人民，才能成为“有名有实”的人；有人对不抵抗深恶痛绝，有人却做着失败主义的小说，黄震遐的《大上海的毁灭》取材于一二八上海战争，在小说中，他写道：

十九路军打，是告诉我们说，除掉空说以外，还有些事好做！
十九路军胜利，只能增加我们苟且，偷安与骄傲的迷梦！
十九路军死，是警告我们活得可怜，无趣！
十九路军失败，才告诉我们非努力，还是做奴隶的好！

胜利会增加苟且、偷安和骄傲的迷梦，失败却能带来非努力的好处，所以，“还是做奴隶的好”，这便成为十九路军的经验，“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胜，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这也成了“民族英雄”对战争的祈祷，于是战争成了计划，成了演出，“好像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而在十九路军取得了“失败”的经验之后，满洲国又和日本签订了“中华联邦帝国蜜约”，方案的第一条是：“现在世界只有两种国家，一种系资本主义，英，美，日，意，法，一种系共产主义，苏俄。现在要抵制苏俄，非中日联合起来……不能成功”——中日要联合起来了，不仅是《大上海的毁灭》带来的失败主义，而且是开启了走到“黄人之血”的成功之路上——从失败到成功，都是为了“制止他讨厌的哭声”，就像辣椒，辣而不死，于是有人提倡“辣椒救国”，“止哭文学”运用而生。

失败主义也好，中日联合密约也罢，辣椒救国也好，止哭文学也罢，武人们而已学起文人的样子，无文也无行，这种“不抵抗主义”何尝不是“遮眼文学”？“我们等待着遮眼文学罢”里的愤懑和讽刺，是对中国“偃武修文”的失望，而放眼这个无文无武的中国，他们还在“为逃辩护”，而那些南来北上的学生，“许多头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最后学生也长了记性，“大家走散，各自回家。”他们还在“天诛地灭，男盗女娼”的赌咒中，但“盗”和“娼”不再是古意，“含电人参胶”便是“长生防老新药”，于是，“现在是盗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赌咒也摩登，变成宣誓了。”据说，中国也慢慢变成了“最艺术的国家”，国民政府提出了“制定宪法草案”，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却是以艺术的方式扮成“宪政国家的选举的人和被选举人”，实质上还是以前的秀才和举人，所以，“这草案的深意就在这里：叫民众看见是民权，而民族祖宗看见是忠孝——忠于固有科举的民族，孝于制定科举的祖宗。”以艺术之名，抵抗变成了交涉，实业家银行家自称“小贫而已”，日货旺销则说成是“国货年”，鲁迅的感慨：“中国真是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

把战争艺术化，是武人不武的象征，而那些文人呢，既无文也无行。胡适提出了“人权论”，在《人权论集》序中他引用了鹦鹉，说高飞远走的鹦鹉偶然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有大火，便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山上，它的理由是：“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救火是因为尽点儿心，这尽心后来便成了秘诀，里面有王道，有仁政，于是中国需要的是“帮忙文人”，胡适就说：“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法律的保障就是合法的审判，人权论其实是君权论，于是鲁迅讽刺说：“你看孟夫子多么幽默，他教你离得杀猪的地方远远的，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而之后的胡适去看了几个监狱，告诉记者的是：“他们很容易和犯人谈话，有一次胡适博士还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监狱的情形，他说，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的诉说待遇的恶劣侮辱，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犯人会谈英文，监狱是很自由的，连严刑拷打也没有，大约是因为胡适到来的缘故，因为他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光明只跟着“光明”走，于是他说好人、“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组成“好政府”，中国就可得救。政府是好政府，日本侵略中国，是因为中国有贫穷、愚昧等五个鬼，“五鬼闹中华”，所以帝国主义用暴行来制造仇恨，但是他却说，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征服民族的心，这是从日本出发的胜利法则，而于中国人而言，则是“出卖灵魂”，而如果“日本陛下”不觉悟，那么胡适开出了第二种征服方案：“到无可奈何之时，真的接受一种耻辱的城下之盟”好了。

胡适的人权论针对的是如何为国民政府“尽力”，如何让好政府审判罪人，是一种“帮忙文人”的表现，而“出卖灵魂”论则是赤裸裸地逃避和不抵抗。文人无文，还表现在曹聚仁在《杀错了人》里的辩解，“革命是社会的突变过程；在过程中，好人，坏人，与不好不坏的人，总要杀了一些。杀了一些人，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于社会起了隔离作用，旧的社会和新的社会截然分成两段，恶的势力不会传染到新的组织中来。所以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还表现在张若谷对“言论不自由”的拥护，“我是拥护言论不自由者……唯其言论不自由，才有好文章做出来，所谓冷嘲，讽刺，幽默和其他形形色色，不敢负言论责任的文体，在压迫钳制之下，都应运产生出来了。”还表现在戴季陶《文德与文品》一文中的“正经论”，“开口骂人说俏皮话……都非文明人之所应有。”所以要装正经脸孔，以补“不抵抗主义”之不足……

曹聚仁的“杀错了人”是对于杀人的辩护，张若谷拥护“言论不自由”是为压制制度辩护，戴季陶“正经论”是为“不抵抗主义”辩护，种种辩护都是文人无文的表现，而对于鲁迅个人来说，王平陵在《“最通的”文艺》中对他进行了抨击，“听说现在的鲁迅先生已跑到十字街头，站在革命的队伍里去了。那么，像他这种有闲阶级的幽默的作风，严格言之，实在不革命。”他说鲁迅不喜欢第三种人，讨厌民族主义文学，“他尽可痛快地直说，何必装腔做势，吞吞吐吐，打这么许多湾儿。”另一方面，他认为，鲁迅是在为苏联当局“摇尾求媚”，他的质疑是：“如果先生们真是为着解放劳苦大众而呐喊，犹可说也；假使，仅仅是为着个人的出路，故意制造一块容易招摇的金字商标，以资号召而已。那么，我就看不出先生们的苦心孤行，比到被你们所不齿的第三种人，以及民族主义文艺者，究竟是高多少。”而王平陵在批评鲁迅的同时也支持，苏联文学的成功，并不在于革命本身，而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就遗留下来了丰厚的遗产，“他们有了这些充实的根基，才能产生现在这些学有根蒂的领袖。我们仅仅渴慕人家的成功而不知道努力文化的根本的建树，再等十年百年，乃至千年万年，中国还是这样，也许比现在更坏。”

王平陵指出鲁迅“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成为“最通的”文艺，是一种为个人制造“金字商标”，真正要成为“最通的”文艺，需要的是“多多地转运一些文艺的粮食，多多地树艺一些文艺的种子”。但是在鲁迅看来，现在的稀奇文章是“不准通”，“不敢通”，而“为艺术的艺术”家和“民族主义文学”者，都是属于“不愿通”“不肯通”之列，而自己则是做做“装腔作势，吞吞吐吐”的文章，鲁迅质问：“陵先生又责为‘不革命’，好像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党，这可真是奇怪了。”用“家干”为笔名，鲁迅针对文章“十足官家派势”进行了讽刺，在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的夹击下，鲁迅还是希望回到“文化的本身”上，希望言论自由——但是即使在《申报》的《自由谈》上写短评，鲁迅也认为，“‘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因为《自由谈》的编辑换了黎烈文，因为郁达夫邀请他投稿，鲁迅为了朋友的交情，为了“给寂寞者以呐喊”，开始了“自由谈”——自由或者是你我的论证而非攻击，而于鲁迅而言，论证也慢慢变成了攻击，他说郁达夫是创造社的人，但是还是朋友，而创造社都有一副“创造”脸；《申报》曾经刊载鸳鸯蝴蝶派文章，鲁迅说《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这些都是鲁迅称为“老脾气”的作风，“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在他看来，类型写作的坏处，如病理上的疮疽图，本来“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但是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类型的坏处，简言之，就是将泛指变成了对号入座的特指，而批评和论争也就变成了攻击。而于鲁迅而言，或者有时候也“见者不察”，有时“欲制你画者的死命”——《后记》里，鲁迅对于别人的攻击，也开始“改变了所攻击的人名”，他们就是被列入黑名单的敌人，“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记录，我想是必能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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