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2-03《准风月谈》：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了

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
    ——《夜颂》

夜是诚实的，因为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它覆盖一切人，使他们感觉到温暖，安心；夜是平等的，人们不知不觉脱去了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于是，爱夜的人是那些孤独者，有闲者，不能战斗者，怕光明者，还有摩登女郎——如果是在马路边的电灯下，虽然走得起劲，“鼻尖也闪烁着一点油汗”，仅仅是初学的时髦，如果实在明晃晃的照耀中，她会碰到“没落”的命运，只有在昏暗中，放缓开足的马力，吐一口气，享受沁人心脾的夜的凉风。于是，不管是孤独者、有闲者、不能战斗者、怕光明者，还是摩登女郎，“于是同时领受了夜所给与的恩惠。”

这夜的恩惠，也是“抹杀了一切文人学士们当光天化日之下”写在纸上的东西，它们是“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抹杀之后夜里就只剩下乞讨、讨好、撒谎、骗人、吹牛和捣鬼的夜气，“形成一个灿烂的金色的光圈，像见于佛画上面似的，笼罩在学识不凡的头脑上。”当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不见，夜似乎是一种逃避，仿佛是最黑暗的存在。但是真正的黑暗并不是在夜里，而是在高墙后面，在大厦中间，在深闺里，在黑狱中，在客室里，在秘密机关中，“依然弥漫着惊人的真的大黑暗。”而且夜结束之后的光天化日，也并非全是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而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如此比较起来，夜算是诚实的。

这是《夜颂》，作者为“游光”——当鲁迅以“游光”为笔名，游入“只剩下乞怜，讨好，撒谎，骗人，吹牛，捣鬼的夜气”中，也游入“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的光天化日中。颇具《野草》风味的《夜颂》，少了些隐喻，多了些对社会的讽刺，而这也是鲁迅“响应”《自由谈》编辑行文的倡议：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谈》刊出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为什么要转向？如何转向？多谈风月，似乎就是莫谈国事，但鲁迅认为，这是一种误解，莫谈国事根本不可能，“漫谈国事”倒是可能，“只是要‘漫’，发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梁，因为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而风月之谈也无非是安慰，“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似乎是风雅的，但是“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

风月不来，国事依然，就如这夜一样，它是诚实的，也是黑暗的，就如这光天化日一样，它是光明的，却也是被装饰的。黑暗是不分夜和日的，风月和国事也无关自由，鲁迅只不过不再以鲁迅之名，而是生造了各种笔名，在六十多篇文章里谈风月和国事，“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比如用“丰之余”，写出了《推》，“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踉踉跄跄，他又从活人身上他过去，跌死了，还从死尸上他过去，还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他是谁？推者，必是上等人，而推的就是下等人，而且是幼弱者；推之外，还有“踢”：踢者，有印度巡捕，安南巡捕，有白俄巡捕，他们也是上等人，而下等人自然是华人，被踢了而且还忍辱负重，“用一句滑稽化的话道：‘吃了一只外国火腿’，一笑了之。”踢之外呢，则有“撞”，先是像梁实秋所说的那样，穷人要往上爬，爬到富人的位置，奴隶要往上爬，爬到主人的位置，但是爬的人太多的，爬得上的却太少，于是发明了撞，“那些早已爬在上面的人们，就天天替你们制造撞的机会，叫你们化些小本钱，而豫约着你们名利双收的神仙生活。”于是爬了来撞，撞不着再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爬和撞也还不是终点，于是又有了“冲”，冲是最爽利的战法，一队汽车横冲直撞使敌人死在车轮下，冲也是最威武的行为，“机关一扳，风驰电掣，使对手想回避也来不及，多么英雄。”

从推到踢，从撞到冲，这是上等人对下等人实施的四部曲，四种动作循序渐进，但这也不是终点，“‘婴儿杀戮’算是一种罪恶，已经是过去的事，将乳儿抛上空中去，接以枪尖，不过看作一种玩把戏的日子，恐怕也就不远了罢。”最后的杀戮，似乎不远了，但是那些被推、被踢、被撞和被冲以及被杀戮者，并不会在这一系列动作中醒来，因为有人就是奴才，就有一副奴性，他们是“越客”笔下的“堕民”，“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他们是“丰之余”笔下的“二丑”，“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他是智识阶级，是帮闲，“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他们是“苇索”笔下“揩油”的人，“他们大抵是憎恶洋鬼子的，他们多是爱国主义者。然而他们也像洋鬼子一样，看不起中国人，棍棒和拳头和轻蔑的眼光，专注在中国人的身上。”

堕民、二丑、揩油的人、智识阶级、帮闲，组成了主人之下的奴才，而主人呢？主人是有着奇想的主人，他们发明了彩票，既可以救国又可以发财，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三年起发行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当时报纸宣传购买奖券是“既爱国，又获奖”，“游光”对此说要续编《龙文鞭影》，可以加上这四句：“狂赌救国，纵欲成仙，袖手杀敌，造谣买田。”主人也忙着“打醮”做法事，国民党政客戴季陶等在九一八事变后，拉拢当时的班禅喇嘛，以超荐天灾兵祸死去的鬼魂等名义，迭次发起“仁王护国法会”、“普利法会”等，诵经礼佛，“旅隼”讽刺说，在灾民不计其数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这样去“救魂灵”，事省功多，是“君子务其大者远者”；主人还把“礼”字挂在嘴边，认为现在是入于以礼治天下的时期了，于是责备民众对于纪念日的淡漠是错的，“苇索”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毙’，礼也。”主人有着奇想，主人忙着做法事，主人礼仪天下，主人是谁？主人上面还有主人，比如，租界里的住宅区，中等华人是主人，他们“吃食担，胡琴，麻将，留声机，垃圾桶，光着的身子和腿”，还有相宜的高等华人或无等洋人，他们拥有的世界是“宽大的马路，碧绿的树，淡色的窗幔，凉风，月光，然而也有狗子叫”；中等和上等华人之上，还有主人，比如在租界的路上走，穿制服的会用手枪指着你，“倘是白种，是不会指住的；黄种呢，如果被指的说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枪，请他走过去；独有文明最古的黄帝子孙，可就‘则不得免焉’了。”

主人之上有主人，当有更高的主人在，主人也便成了奴才，成了帮闲，“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就像武士蚁所掠夺的幼虫和蛹，在盗窟里长大，毫不记得从前，是永远愚忠的奴隶，“每当武士蚁出去劫掠的时候，它还跟在一起，帮着搬运那些被侵略的同族的幼虫和蛹去了。”所以在奴隶看来，仗自然要打的，“要打掉制造打仗机器的蚁冢，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这才是人的战士的任务。”幼虫和蛹是不记得先前被侵略的事情，最后成为了主人的帮凶，但是还有一些人，却成了“骸骨的迷恋”，专门记住了先前的事，什么八股文，什么篆字，什么填词，“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在这些“骸骨的迷恋”中，“丰之余”说：“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填词，《庄子》，《文选》，古式信封，方块新诗，现在是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

古雅也是风雅，也是风月，但是这样一种“骸骨的迷恋”却不是解放，也不是自由，于是，在这《自由谈》中，文人和文人的论争和攻击又开始了。梁实秋在《论第三种人》中说鲁迅那次去北京师范大学做《再论“第三种人”》的演讲时，“既未穿皮鞋亦未赤脚，而登着一双帆布胶皮鞋”，在皮鞋和赤脚之间，他就是“第三种人”，于是“游光”在《谈蝙蝠》中说伊索寓言里的蝙蝠既不是兽类也不是鸟类，骑墙的他变得毫无立场，“大学教授梁实秋先生以为橡皮鞋是草鞋和皮鞋之间的东西，那知识也相仿，假使他生在希腊，位置是说不定会在伊索之下的，现在真可惜得很，生得太晚一点了。”曾今可用崔万秋的名字为自己的诗集《两颗星》作序，就是自己替别人给自己的东西作序，“桃椎”在《序的解放》中说：“因为自序难于吹牛，而别人来做，也不见得定规拍马，那自然只好解放解放，即自己替别人来给自己的东西作序，术语曰‘摘录来信’，真说得好像锦上添花。‘好评一束’还须附在后头，代序却一开卷就看见一大番颂扬，仿佛名角一登场，满场就大喝一声采，何等有趣。”章克标写了一本《文坛登龙术》，“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苇索”一方面指出“登龙术”之轻浮和无聊，“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气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者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另一方面讽刺邵洵美等人，邵娶清末大买办官僚、百万富豪盛宣怀之孙女为妻，曾出资自办书店和编印刊物，“所以倘欲登龙，也要乘龙，‘书中自有黄金屋’，早成古话，现在是’金中自有文学家’当令了。”穆木天质疑苏联弗里契原著、楼建南（适夷）翻译的《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中“Academie”指的是“法国翰林院”，于是发出感叹：“苏联虽称学艺发达之邦，但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罢？”“洛文”连发两篇《关于翻译》，回应了穆木天的质疑，青年怎么不能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知己知彼，“青年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连用铁栅围起来了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青年是被“有害的文学的铁栅”拦起来了，而拦起他们的则是所谓的批评家，同时，他指出，批评家要做的是，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如果没有好的，“则较好的也可以”，但是穆木天只是指出了坏的译本，并非是批评家，“洛文”甚至举“烂苹果”的例子，“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么一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批评家就是做“剜烂苹果的工作”，就像拾荒一样，很辛苦却很必要，因为对大家都是有益的。

烂苹果真的能吃？剜烂苹果真的对读者有益？或者说，铁栅被围起来是不是真的是批评者的问题？不能赤手空拳到深山里去，是缺乏了实践的知识，是缺少了对外的机会，似乎还是会在所谓的“古雅”中忘记了新的时代，《庄子》《文选》等“骸骨的迷恋”是不是也需要警惕？实际上在这段时间论战最多的也就是在《庄子》《文选》对于青年有无意义上，论战的双方是施蛰存和笔名为“丰之余”的鲁迅，《大晚报》要施蛰存给青年们推荐数目，施蛰存推荐了《庄子》《文选》，关于这样的推荐，施蛰存的意思是，“我总感觉到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推荐这两本书是“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施蛰存也申明，不是希望青年们真的去做《庄子》《文选》一类的古文；同时，施蛰存认为，他希望文学青年“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不管是新文学还是旧文学，它们之间是没有分界的，“倘若我们把一个人的文学修养比之为酒，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但这酒必须是酿造出来的。”施蛰存的意思很明确，推荐两本书是为了让青年们学习古文改正文章拙直的毛病，更在于从文学中“酿造”出酒。

“丰之余”在《“感旧”以后（上）》认为，施蛰存说自己用瓶和酒来比“文学修养”是不对的，因为自己根本没有说过，“我是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而且自己也不是“第三种人”；施蛰存因为青年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而推荐这两本书，丰之余认为，“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施先生是不以为然的，但一做教员和编辑，却以《庄子》与《文选》劝青年，我真不懂这中间有怎样的分界。”施蛰存在文章中还举例了鲁迅的文章，“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于是丰之余说：“施先生还举出一个‘鲁迅先生’来，好像他承接了庄子的新道统，一切文章，都是读《庄子》与《文选》读出来的一般。‘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的。他的文章中，诚然有许多字为《庄子》与《文选》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类，但这些字眼，想来别的书上也不见得没有罢。再说得露骨一点，则从这样的书里去找活字汇，简直是胡涂虫，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两个人的论证似乎越来越激烈，起先“丰之余”认为施蛰存的那篇文章里有“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但并不指定是谁，“即使不是整个，也是那里的一肢一节，即使并不永远属于那一队，但有时是属于那一队的。”如果施蛰存认为这文是为他而作，是一种神经过敏，“我实在并没有这意思。”但是在《扑空》里，“丰之余”则认为施蛰存在回应他的文章里根本没有提看《庄子》和《文选》的坚实理由，也没有指出自己文章中间的错误，所以施蛰存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由此明明白白地变成了“洋场恶少”——从“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的感觉到谩骂他是“洋场恶少”，完全从文章的批评变成了对个人的攻击，这是“丰之余”失分之所在，而施蛰存在之后的《突围》中明确表示，丰之余骂自己是洋场恶少，“切齿之声俨若可闻，我虽‘恶’，却也不敢再恶到以相当的恶声相报了。”他还表示，丰之余所谓“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是正好留给自己的“写照”。随后在《致黎烈文先生书（兼示丰之余先生）》的文章中，施蛰存表示，“看过几次的文字争，觉得每次总是愈争愈闹意气，而离本题愈远，甚至到后来有些参加者的动机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涡，所以我不再说什么话了。”在某种程度上是要远离这种个人的攻击，因为只要有所回应，只要论战继续，就可能走偏，虽然此后施蛰存还有针对此次论争的一些文章，但基本上不纠缠于个别字句，不钻牛角尖了。

但是“丰之余”似乎还不肯罢休：鲁迅之后又以丰之余的名字发表了《答“兼示”》：“然而我的那篇《怀旧》是严肃的。我并非为要“多获群众”，也不是因为恨施先生没有推荐《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更不是别有“动机”，例如因为做学生时少得了分数，或投稿时被没收了稿子，现在就借此来报私怨。”以“元艮”为名发表了《反刍》一文，针对某些刊物以这次议论为由“嘲笑那些反对《文选》的人们”，而自己却做古文看古书，于是他喊道：“对不起，‘古书’又来了！”用“子明”的笔名发表了《难得糊涂》，再次引用施蛰存的话语：“文学呢？要用生涩字，用词藻，秾纤的作品，而且是新文学的作品，虽则他‘否认新文学和旧文学的分界’；而大众文学‘固然赞成’，‘但那是文学中的一个旁支’（施蛰存语）”“自然景物，个人情感，宫室建筑，……之类，还不妨从《文选》之类的书中去找来用。（施蛰存语）”“汉以后的词，秦以前的字，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字和词，可以拼成功我们的光芒的新文学”（施蛰存语）”……在一系列引用之后，“子明”说：“人生却不在拼凑，而在创造，几千百万的活人在创造。可恨的是人生那么骚扰忙乱，使一些人‘不得其地以窜’，想要逃进字和词里去，以求‘庶免是非’，然而又不可得。真要写篆字刻图章了！”以“罗怃”为笔名发表《古书中寻活字汇》一文，又是针对施蛰存的《庄子》和《文选》，“古书中寻活字汇，是说得出，做不到的，他在那古书中，寻不出一个活字汇。”

施蛰存从一开始大约就知道“丰之余”就是鲁迅，而之后表明态度退出论争，也是一种“明白”，而鲁迅化名更多的人参与到与施蛰存的批评甚至攻击中，很明显，鲁迅所反对的是复古，讽刺的是“古书派”，“现在保护古书者是说反对古书的也在看古书，做文言”，但还是陷入到了个人的攻击中，在《后记》中，鲁迅直言，施蛰存和苏汶所谓的“第三种人”，“各自露出他本来的嘴脸来了”，但最后鲁迅还是停笔了，他说，“证明了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带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而在后记中他辑录了不同笔名作者对他的抨击：“洲”在《杂感》中说：“我觉得她倒有些像鲁迅先生，一天到晚只是讽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负责任的发一点杂感。当真你要问他究竟的主张，他又从来不给我们一个鲜明的回答。”“鸣春”在《文坛与擂台》中说：“鲁迅先生你先要认清了自己的地位，就是反对你的人，暗里总不敢否认你是中国顶出色的作家；既然你的言论，可以影响青年，那么你的言论就应该慎重。请你自己想想，在写《阿Q传》之后，有多少时间浪费在笔战上？而这种笔战，对一般青年发生了何种影响？”“陈代”在《略论告密》中说：“而在那些用这个那个笔名零星发表的文章，剪贴成集子的时候，作者便把这许多名字紧缩成一个，看来好像作者自己是他的最后的告密者。”在《略论放暗箭》中则说：“要自己先能放暗箭，然后才能骂人放。”而戚施在《钱基博之鲁迅论》中引用了钱基博对鲁迅的批评：“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

不同的笔名，或者也是如鲁迅一样，是同一个人，但是在这论争和攻击越来越严重的时候，鲁迅认为，这些纠纷“照见了时事”，“格局虽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么？”骂人自然是小格局，攻击也是自身失态失分的表现，鲁迅对“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愤懑，也在围剿和反围剿中学会了生存，“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杂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够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但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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