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2-25《且介亭杂文末编》：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呜呼！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一九三六年六月，章太炎逝世，上海的官绅为他开了追悼会，但是在“赴会者不满百人”的寂寞中，有人感慨，“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一感慨，是把章太炎定义为“学者”，而与高尔基这样的“战斗作家”相比，自然最后的死亡和悼念都是沉寂的。而这一种感觉，于鲁迅来说，却也有同感，在他看来，退居而为宁静的学者，章太炎是“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以致最后为大多数人所忘却。

隔绝而忘却，忘却而寂然，这大约是章太炎最后的寂寞，而“退居于宁静的学者”之前，在鲁迅看来，章太炎是一个“革命家”，而对于其一生的评价，鲁迅也认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从最早热心维新运动和反清革命，驳斥康有为和为邹容作《革命军》序，到后来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作斗争，和吴稚晖、“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蓝公武作斗争，从流亡日本之后主持《民报》工作，到对“中华民国”之解，都是革命者的写照，虽“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只是高妙的幻想，但是在鲁迅看来，他就是绝无仅有的第一人，“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所以鲁迅认为章太炎就是留在革命史上的名字，就是用一生在书写战斗的文章，“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

但是当战斗者逝去，当追悼会寂寞，鲁迅却也发出了“呜呼”的感叹，而时隔四个月后，当双十节二十五周年的庆祝被写上报章，鲁迅“不觉自己摩一下头”，发出了“原来中华民国，已过了一世纪的四分之一了，岂不快哉！”的惊叹，这惊叹是中华民国建立已有四分之一世纪的“迅速”感，但是当摩一下头，发现“辫子究竟剪去了”，却不是胜利的感觉，反倒是对于现世的复杂心情，“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于是想起了逝世的战斗者章太炎，想起了以革命家先生的章太炎，《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不同于四个月前《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从章太炎的一生二三事变成了从章太炎看中国的二三事，于是，从剪辫子出发，鲁迅想起了章太炎在《解辫发》中的观点：“……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余年三十三矣。是时满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横挑强邻，戮使略贾，四维交攻。愤东胡之无状，汉族之不得职，陨涕涔涔曰，余年已立，而犹被戎狄之服，不违咫尺，弗能剪除，余之罪也。将荐绅束发，以复近古，日既不给，衣又不可得。于是曰，昔祁班孙，释隐玄，皆以明氏遗老，断发以殁……”

断发以殁是对于满清的不满，更表达了革命志向，只是当章太炎最后“退居于宁静的学者”，当对二十五年的中华民国还没有真正的胜利感觉，是不是时代真的隔绝了？而实际上对于鲁迅来说，对章太炎革命史上价值的定义，也是为了自身找到继续革命的旗帜——曾经去听过章太炎的讲学，曾经佩服他渊博的古文学识和长者风范，曾经钦佩他的革命精神，于鲁迅而言，章太炎就是自己向前的一个指引。而一九三六年的鲁迅，依然站在思想的前沿：在《我要骗人》中，他针对“中日亲善”的观点，认为把排日看成国贼的人是建造了“断头台”，而这就是中国人“可笑的缺点”：“虐待搬家人，殴打车夫，还是极小的事情。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现在单是这模样就完事，总算好得很。”在《续记》中，针对近两年印卖遗嘱“活人依靠死人余光”的行为进行了抨击，这已经不是以前所谓“骸骨的迷恋”，而是想用“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由此讥讽道：“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即使无端诬人为投降或转变，国贼或汉奸，社会上也并不以为奇怪。”在《出关的“关”中》，有人认为鲁迅的小说《出关》是在攻击某一个人，也有人认为《出关》是作者的自况，于此，鲁迅认为批评家“简直封闭”了，攻击某个人的观点只不过是对号入座，而写小说完全是“无意中取谁来做了模特儿”；说《出关》是自况的是邱韵铎，老子“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后面跟着“以及像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都一样坠入了孤独和悲哀中去了，鲁迅说，孔老相争，自己就是有观点的，“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是关键，因为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实践派，而老子“无为而无不为”则是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

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这是鲁迅的观点，“出关”更像是对于空谈的拒绝，而鲁迅的论争似乎也是拒绝空谈用以实践的一种态度，而实践派的最大一次论争行动便是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鲁迅曾经为徐懋庸的《打杂集》作序，在序中鲁迅称看见了“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徐懋庸的杂文便是代表之一，也希望杂文家们一样不要“为虎作伥”，也一样不要“用最末的稿费买安眠药片去”。但是此次徐懋庸在写给鲁迅的信中，说他最近半年的言行“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因为在他看来鲁迅成为“他们的盾牌”——“他们”便是指胡风、巴金、黄源等人，在徐懋庸看来，“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所以徐懋庸在信中指出，“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所以他认为为他们做盾牌的鲁迅也是不对的。

徐懋庸为什么把胡风、黄源、巴金等人的创作看成是一种“分离运动”，有为什么要清理出联合战线？一九三五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被提出，主要就是针对左翼作家联盟内部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当左翼自动解散时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便开始筹备成立，当时茅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对于其中的实行步骤过于简单化，鲁迅还是颇有微词，后来周扬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但是鲁迅认为“国防文学”的口号宣传和实际行动中，还是太过片面，由此他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希望，而革命文艺界就是围绕着这两个口号进行了尖锐的争论。

鲁迅阐述了自己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他认为，现在革命的政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所以鲁迅说自己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并且提议“文艺家协会”应该克服宗派主义和行帮现象，把最好的“领导权”移到那些认真做事和作家和青年手里去，鲁迅还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比“国防文学”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它既是对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也是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针对徐懋庸的观点，鲁迅斥之以“胡说”，而且还认为徐懋庸“之流”“之辈”把胡风、黄源、巴金的创作实践看成是一种“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是为了维护“国防文学”，更是为了反对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观点，而这种行为在鲁迅看来，本身就是一种宗派主义，一种分离运动，他认为徐懋庸的攻击是“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

“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证是鲁迅爱憎分明的表现，是战斗者的写照，“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而这一次更像是鲁迅生前最后一次激烈的战斗——在此后还有针对施蛰存的“养生主”观点对“洋场恶少”再次抨击，“中国的文人们有两‘些’，一些，是‘充其量还不过印出了一些草率的书来’的，‘别的一些文人们’，却是‘出卖了别人的灵魂与血肉来为自己的“养生主”’的，我们只要想一想‘别的一些文人们’，就知道施先生不但‘并不能算是造了什么大罪过’，其实还能够算是修了什么‘儿孙福’。（《文人比较学》）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鲁迅还回答了访问者的问题，阐述了文学运动，他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这种文学，现在已经存在着，并且即将在这基础之上，再受着实际战斗生活的培养，开起烂缦的花来罢。”所以他希望革命文学“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是民族的立场，是阶级的立场，也是文学大众化、革命化的立场，“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因为文学需要的是真实的生活，需要生龙活虎的战斗，需要跳动着的脉搏，需要思想和热情。

需要一致对外的革命文学，需要具有阶级和民族立场的大众文学，需要战斗的思想和激情，这在某种程度上让自己始终站在战斗者的行列，也为了不成为“和时代隔绝了”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章太炎对于鲁迅来说，就是一种永远的指引。但是当章太炎逝世之“寂寞”发生，对于鲁迅的启示意义，也许并不仅仅在于如何书写战斗人生，《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是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写下的文章，此时距离章太炎逝世已经过去了四个月，而距离鲁迅离开人世也只有最后十天——这鲁迅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这由死而想起的“二三事”也成为鲁迅最后的态度。

其实，对于死的感觉和概念，鲁迅是逐渐强烈起来，逐渐清晰起来的：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他在为《苏联版画集》写序的时候，就说：“这一个月来，每天发热，发热中也有时记起了版画。”这是由鲁迅口述，许广平记录的一篇文章；在《半夏小集》中，鲁迅想起了庄生写的“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螘食”那句话，死后的身体可以随便处置，是一种对于生死的超然，但是鲁迅却认为自己“没这么旷达”，一方面还是表明自己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另一方面真的开始面对死亡；在《“这也是生活”》中，鲁迅第一句话就是：“这也是病中的事情”，以前健康的时候对于很多时没有感觉，但是现在知道了疲劳，而且开始“什么欲望也没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所有举动都是多事，我没有想到死，但也没有觉得生；这就是所谓‘无欲望状态’，是死亡的第一步。”开始看看眼前的墙壁，苍蝇，那一种感觉似乎别人也体会不到，晚上鲁迅说“我要过活”，希望能开灯看看，许广平起来了给他而来一点水，又轻轻躺下不去开电灯，于是鲁迅很孤独地想到：“我知道她没有懂得我的话。”

在寂静和黑夜里，鲁迅需要一点光，是因为可以看见舒适的墙壁，看见壁端的棱线，因为，“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和我有关，也就意味着我存在，我生活，而且我还将生活下去，我有动作的欲望——但是，“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似乎那一切又和自己无关了，又开始了无欲望状态。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鲁迅终于直接以《死》为题，谈到了真切地、迫在眼前的死，他说自己对于死，是“随便党”里的一个，以前学医知道灵魂之有无，也研究过死亡是否痛苦，以后又看见了朋友的死，为他们写文章，但都没有想到自己，“直到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来。”而且也知道死后连鬼也不存在的，所以在将死之前，鲁迅写下了自己的“遗嘱”：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虽对于死有着不安，但是死之前最后的希望在鲁迅那里则是坦然，一方面是对于自己的死，不办丧事，不做纪念的事，“赶快收敛，埋掉，拉倒”；另一方面则是对孩子，忘掉自己，而且不可做空谈家，也不可无戒心——在临死之际，鲁迅或者想到了自己的过去，想到了一生的辗转，想到了无数次的论争，想到了战斗过的敌人——死亡在迫近，死亡在降临，死亡会带入空无，但是鲁迅最后还是让自己成为战斗者：“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四十四天之后的十月十九日，“一个都不宽恕”的鲁迅逝世于大陆新邨九号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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