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08《存在主义咖啡馆》：我是我自己的自由
我们之所以可以品尝现象学，就是因为它有一天会从我们身边被带走。我们腾出我们的空间，而森林则再次将其收回。唯一的安慰是，我们曾透过树叶看见了光，我们竟然曾拥有过这种美好：有一点儿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第十三章 一旦品尝了现象学》
一只手，另一只手，以及第三只手，他们的手上是燃烧的香烟，是醇正的杏子鸡尾酒，是浓郁的咖啡。当封面以手握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一个疑问是：被省略的他们到底是谁？萨拉·贝克韦尔其实在开篇时就提供了答案，他“将现代存在主义的诞生时间精确到1932年与1933年之交的某一时刻”，那是巴黎的蒙帕纳斯大道，一间名叫“煤气灯”的酒吧，正在谈天说地的是让-保罗·萨特、西蒙·德·波伏娃和西蒙·阿隆，当他们在香烟、鸡尾酒和咖啡的世界里谈论哲学、谈论生活，谈论社会的时候，就是呈现了活在时间中具体的人。
27岁的萨特佝偻着背，眼睛望着不同的方向，几乎失明的右眼严重散光，但是在游离之后，左眼会以一个温暖、智慧的双眼回望着你；比萨特小两岁的波伏娃，喜欢透过优雅而内双的眼睛近距离观察世界；而他们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研究生同学西蒙·阿隆，温文尔雅，他刚从柏林回到巴黎度冬假。年龄、表情和目光，都被描述在一种精确的时间里，而当阿隆告诉他们在德国发现了一门名字朗朗上口的哲学叫“现象学”时，这种具体而微的场景更构筑了鲜活的历史，阿隆笑着说：“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然后从中研究出哲学来！”那时，萨特的面色刷得白了，似乎从未听说过现象学，而四十年后萨特回忆道：“我可以告诉你，我好像当头挨了一棒。”
1932年与1933年之交的某一时刻，蒙帕纳斯大道的“煤气灯”的酒吧，三个年轻人，当封面上的三只手各自找到他们的主人，是不是意味着一种“还原”？而所有对于省略之物的还原就像现象学所提出的一样：回到事物本身，但是，当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成为“存在主义咖啡馆”里的主题，他们真的可以从自身这个起点走向存在，走向自由？封面也是起点，“思想很有趣，但人更有趣”，这句贝克韦尔的话就是对于人本身、人的生活的还原，但是封面上的法文标题“Existentialist”翻译成“存在主义”，而不是“存在主义者”？
词汇翻译上的质疑，或许只是一个阅读的小小插曲，当时间已经回到了精确的时刻，当人物悉数登场，当现象学“当头一棒”，还有什么能阻止他们在存在主义的道路上成为“存在主义者”？而小小的插曲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为一种暗示：“我们对自由的许多不确定感，其实是我们对自身根本存在的不确定感。”从存在主义所走过的历程来看，自由一直在某种不确定性中，甚至在经历了战争、政治风波和哲学派别间的攻击之后，那种不确定的自由最终带来了关于自身存在的不确定，所以在存在主义繁盛之后，贝克韦尔面对已经成为谜团的自由，提出了这些疑问：“我们现在的自由是什么，我们需要自由来做什么，多少自由可以被容许，在多大程度上自由能被解释为冒犯或越界的权利，以及为了换取舒适和幸福，我们又准备把多少自由拱手送给高高在上的企业实体？”
贝克韦尔站在21世界早期的时间端点上，当他面向现实而提出自由问题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存在主义“沉思繁盛”中希望发现人之存在的最大意义，萨特的真实与自由，波伏娃的压迫机制，克尔凯郭尔的焦虑心理，加缪的压迫和反叛，海德格尔的林间空地，梅洛-庞蒂的认知科学，似乎都为了走向人之自由，而人类的复杂性和这个世界不断变化的实质，不仅使得自由变得多元，连自身存在的本质也遭遇了流变，那么在面对有关绝对自由、全球责任与人类真实性问题的时候，“存在主义咖啡馆”里开始的理论探寻和斗争实践，是不是可以提供一种对于历时性自由的解读？
所以回到咖啡馆，回到杏子鸡尾酒，回到精确时刻，回到三只手后面的个体存在，在更有趣的人之中寻找对于自身的定义，这也许就是回到了“现象学”：去掉关于事物是什么的额外推理，抵消各种所谓的“主义”，“搁置判断”任何干扰性的情绪联想，然后回到事物本身：“别想着向外求索；返回你自身。”所以从现象学出发的存在主义，集中的是两大问题：我是谁？我该如何生活？存在主义者需要寻找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而答案并不在搁置的时间里，不在抽象的体系里，它在过程中，在历史中，在人所经历的不确定里，“存在主义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和历史的故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整个欧洲世纪的故事。”
从三十年代的小酒馆出发，欧洲在并不漫长的世纪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1933年萨特离开巴黎开始抵达柏林接触现象学，而海德格尔出任大学校长，却因为和纳粹的关系备受非议，“他的职位还给他带来了个人的背叛。”在整个30年代，海德格尔都在托特瑙山小木屋中沉思，在写作与思考中挣扎前行，1935年，他痛苦地写道：“世界在沉沦，诸神在逃离，地球在毁灭，人类被化约为大众，对一切的创新和自由的东西感到憎恨和猜疑。”之后在大雪茫茫的森林里开始了转向，直到战争的爆发；而当那些人从梦魇般的战争中走出，世界似乎比他们更早地转向了，在这种转向中，个人的道德，国家的责任，也都遭受了考验，在1944年的一篇文章中，萨特谈及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时说：“海德格尔没有个性，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海德格尔和雅思贝尔斯的矛盾，萨特和加缪的争论，甚至萨特和波伏娃协议下的情感、不生孩子的决定和实践，其实都成为“存在主义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以一种张力探寻了人之存在的意义。
| 编号：B81·2180420·1464 |
如果用时间来划分对于自由探求的分水岭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绝对是存在主义转向的巨大标志。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似乎已经终结了欧洲哲学对于人之存在的方法论根基，回到事物本身就是回到“现象”，但是在搁置了那些对于世界的定义中，胡塞尔最终在“意向性”上转向了唯心主义，而师承胡塞尔的海德格尔，也在体验“感觉到的陌生感”中，开始了内在的探求，就像他一辈子都不习惯与人对视的眼神，这个“谦卑的斯瓦比亚农民”变成了“来自梅斯基尔希的小魔法师”，在他看来，日常存在是“最本体论”的东西，实际的操劳和操作，比反思更为原始，所以海德格尔认为有用性先于沉思，所以他想要的是在有用性中找到存在，而人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存在先于本质，而是“在世存在”和“与他人共在”先于“独自存在”，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上空盘旋，从上往下凝视，而是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并且参与其中——我们“被抛”到这里，而“被拋性”必定是我们的起点。
海德格尔提出的是两个存在主义哲学主题：自我质疑和自由。为什么会自我质疑，因为被抛到这里，所以能自我只是“常人自我”，这是一种非个人的实体，会夺走我们为自己而思考的自由，当我们熟悉了那个“常人自我”的时候，其实是走向了个体的异化，反而真实的、未被异化的自我不熟悉了，“我的真实声音反倒听上去是最陌生的。”这便是海德格尔思考自由时的痛苦，1935年，他写道：“世界在沉沦，诸神在逃离，地球在毁灭，人类被化约为大众，对一切的创新和自由的东西感到憎恨和猜疑。”
而1934年回到法国的萨特，在接受了现象学之后，他从胡塞尔的难题中开始以意向性解结构来思考梦境、幻想和幻觉，这一种对于人存在的思考，让萨特走向了丰富的文学创作，那里有存在，有神秘，有物理世界，有偶然性——萨特认为偶然性的恐怖，就是唤起了“事实性”的东西，它把我们拖入到现有的境遇，阻止我们飞向自由；对于自由的质疑同样出现在列维纳斯身上，他认为，人们永远不应该被动地接受残酷的存在，所以我们要通过逃避噩梦中那种压在我们身上的重量，而非接受它，这样才能走向文明；波伏娃对自由的表达则体现了献身精神，在小酒馆里她是萨特的女友，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和反叛的萨特达成了协议，他们做两年的情侣，之后再决定是否续约，这个伴侣选择方式，和不要孩子的决定一样，打破了传统伦理，走向了一种自由——从1929年持续到1980年萨特去世，“在五十年的时间里，这段关系是存在主义在现实中的哲学演绎，由自由和友谊两个原则定义而成。”而波伏娃在其中有过对梅洛-庞蒂的某种感觉，当想要嫁给梅洛-庞蒂的伊丽莎白在二十一岁时因病去世，当波伏娃目睹了梅洛-庞蒂两次不行的婚姻，她认为是“是中产阶级的虚伪害死了她朋友”，或者也是这个原因，让波伏娃在“转向”中远离了传统价值，也使她开始以“应用存在主义”研究女性存在的社会问题。
我是谁，我该如何生活，都是关于自由的问题，当战争终于逼近，这两个问题以及对自由的困惑越来越成为存在主义者面对的现实，和纳粹相关，是海德格尔身上贴上的标签，当他认为，存在的可疑本性暴露的时候，自由以及存在都必须转向。他提出了“谋制”——所有东西都被制造得像机器一样，即工厂自动化、环境开发、现代管理和现代战争中体现出的态度；提出了“人力资源”——这种模式让我们“出现在无对象之中，最终我们将丧失我们的结构”。所以在困惑中海德格尔找到了“林间空地”：“让事物不再隐藏自身，是人做的事：这是我们独特的贡献。”这是“泰然处之”的方式，是用不插手的方式来关注事物，由此，海德格尔开始关注语言、荷尔德林和希腊人，在林间空地里成为像小鹿一样“腼腆地站出来”的存在者。
实际上，海德格尔的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前期的决断性、向死而在，而专注于有关体贴和接纳、等待、敞开心扉等需要，而这些需要正是海德格尔在战争期间参与其中时最想得到的需要。那时的萨特在见证了法国解放之后，说出了对于自由的另一种定义：“我什么都不是，故我是自由的。”而观看了萨特在莎拉·伯恩哈特剧院演出的戏剧《苍蝇》而结识他的加缪，则淡化了英雄主义，反而在“失败主义”中构建人的意义：“如果继续下去，我们就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接受我们所做的事并没有什么终极的意义。”而身为德国人的雅思贝尔斯，则反思这一场战争造成的伤害，以及人的存在意义，“如果事情发生了，如果我在那里，如果我活了下来，而别人被杀死了，那我的内心声音会让我知道我还活着就是罪过”。曾经被关押进战俘营的列维纳斯几乎和海德格尔走向了决裂，战争结束后他从存在的迷雾中掉头，朝向了个人、生活、人类实体。
战争无可逃避，战争让存在主义者以不同的方式“转向”，而在这转向的过程中，一个共同的主题凸显出来，那就是存在是真正的人的存在，是真实的人的存在。似乎又回到了那个讨论的主题：我是谁？我该如何生活？波伏娃在“应用存在主义”的实验中开始重新解读女性，在她看来，一个人并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逐渐长成了女人，这个逐渐长成的过程中，一直有一种“他者”存在，正是他者对于女性的最大压抑，使得女性成为父权历史中的“第二性”。所以波伏娃从女性的视角来关注存在主义中性别自由。而梅洛-庞蒂提出了妥协论，“只有通过与世界妥协，我们才能存在——而这可以接受。”为什么要妥协？是因为世界本来就提供了错觉，而我们被视错觉所骗，“我们以前学会了根据形状、对象和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物来看待世界。”而妥协的意义就是在意识世界中“折叠”——“有人弄皱一块布，做了一个小巢或小洞。它这样保持一阵子后，最终会被展开并捋平。”
而在这个过程中，萨特似乎一直用反叛来反对秩序和规则，甚至变得更加绝对。萨特最先提出“存在先于本质”这句口号，其意义就是人在发现自己被抛入社会后应该持续创造我自己的定义，也就是说，我是我自己的自由，我的选择是为了使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他11岁时在公交车站是突然决定不再信仰上帝，他和波伏娃的情侣协议和追求自由伦理的生活，他在1964年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以及1982年拒绝法国荣誉军团勋章，都是和传统的规则决裂，都在选择中让自己成为自由的人，“他们开创了反抗和不满的情绪，创造了存在的一种新定义，那就是选择、行动和自我肯定，并对人生的痛苦和困难做了研究。而且他们还引入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哲学不只是一份职业，而是生命本身——个人的生命。”
萨特是革命者，是追求真实性的人，尽管在战后遭受了极大的非议：新小说家反对他的文学审美，阿兰·罗伯-格里耶驳斥了萨特和加缪的“人味”太重了；米歇尔·福柯预言，作为一个相对晚近的发明，“人”可能很快被“抹去；后现代主义者让·鲍德里亚则将萨特哲学贬斥为一种属于历史的好奇心，“非常好地表达了——已经陈腐的一—主体性的后浪漫主义垂死挣扎”。但是作为一种存在的存在主义，萨特就是在“向前，总是向前！”的存在主义呼喊声中，一直无畏地向前。而其实，无论是萨特的反叛，海德格尔的转向，加缪的失败主义，梅洛-庞蒂的妥协，波伏娃的“应用存在主义”，他们也都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人的本质和自由，而在历史构筑的存在主义咖啡馆里，当真实的人成为主体，当自由成为目标，他们就是有趣的人，就是在愤怒和活力中书写自由，而这正是站在21世纪的我们，可以品味这一段历史的所有理由：“还有生命中其余那些美轮美奂、如磷光一般闪耀的繁盛，只要我们有幸能够体验它，它就会继续向人类展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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