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7-21《瘟疫》：一个在欧洲徘徊的幽灵
从第一天的“电话”，到第二天的“故事线”，从第三天的“德国”到第四天的“医院”，最后到第五天的“晚宴”，五天构筑了关于一部电影的诞生过程，五天，但不是上帝创造世界的七天，宗教的创世纪在数字中被解构了，当信仰变成了一种戏谑，欧洲进入的是由科学主宰的未来，还是由娱乐创造的世界？
拉斯·冯·提尔的“欧洲三部曲”之第二部，无疑指向了欧洲，和第一部《犯罪元素》从埃及开罗回到13年后的欧洲和第三部《欧洲特快车》从美国来到欧洲不同，在《瘟疫》中，不是一个从他处来到欧洲的结构，而是欧洲内部的故事，但是很明显，冯·提尔抛弃了第一部和第三部空间性的欧洲叙事，却赋予了第二部关于时间的叙事：从现在返回到过去，从现在面向可能的未来，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了欧洲的一种时间线，在这个时间线里，欧洲是不是发现了隐秘的历史，欧洲是不是预言了可怕的未来？而实际上，这个关于欧洲的时间轴出现在一部电影里，这部名为《瘟疫》的电影，叙述的是一个外科医生梅斯梅尔试图拯救被困于瘟疫的那些病人，但是瘟疫无处不在，瘟疫四处蔓延，最后拯救者变成了携带者，而且是瘟疫病毒的始作俑者，于是，欧洲的现在便也成为瘟疫难以逃离的存在。
一部名为《瘟疫》的电影，创作这部电影的过程也成为一部电影，而且也叫《瘟疫》，甚至剧中的编剧是拉斯，是尼斯，电影学院的投资人叫凯斯，他们也和电影之外真实存在的人物同名，在自己扮演自己的同构中，冯·提尔无疑制造了一个嵌套结构，于是，这个戏中戏的《瘟疫》便演绎着现实界和想象界的故事。那部正在创作的电影剧本《瘟疫》是想象界的产物，它是最里面的一个文本：梅斯梅尔作为外科医生，知道全城正陷入瘟疫的蔓延，想要用自己的科学技术找到一条解救办法，但是他的选择遭到了医院医生的反对。反对者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坐在轮椅上的医院领导为代表的，他把梅斯梅尔称作是“理想主义者”，这是一种并非褒扬的称呼，他之所以反对梅斯梅尔的勇敢选择，更主要的是他代表着政府，当瘟疫流行之后，政府采取了隔离措施，而隔离并非是预防，它只是将感染者封锁起来，没有感染者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安全，所以这个隔离措施带来的是更没有人道的毁灭，那些感染者得不到救治纷纷死去。身为政府危机处理委员会主席的领导阻止梅斯梅尔去隔离区，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政府的权威，他还声称讲给他安排做文化部长的职务。
而第二种人则是两个医生为代表，他们把梅斯梅尔称作无耻之徒、变节者、混蛋和卖国贼，之所以这样称呼他，是对于所谓理想主义的蔑视。所以梅斯梅尔面对着两种势力的阻挠，但是他还是勇敢地走了出去，脱下医生的制服，便是这种决心的表达。终于，他拿着那面红十字的旗帜空降下来，像极了上帝的到来。但是梅斯梅尔的确是理想主义者，他认识了一个黑人神父，而这个黑人据说只做了两天神神父，匆匆上任对很多东西都还不了解，于是在和梅斯梅尔在一起的时候，不会拉丁文的他只会几句祈祷词，在大雨倾盆的夜晚，他们行走在河面上举行仪式，看起来就是理想主义制造的可笑局面，最后神父在水面上痛苦地挣扎，梅斯梅尔只好给他注射了一针。
只有两天的神父，不懂拉丁文的祈祷，笑料百出的仪式，以及用针剂安抚痛苦的做法，都是一种讽刺：神学是不是在瘟疫面前被亵渎了？不仅仅是神学，梅斯梅尔代表的科学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梅斯梅尔的女友在瘟疫中死去，她被埋在地下——当地底下的她不停拍打着棺材，似乎是一种戏谑；而梅斯梅尔根本无法阻止瘟疫病毒的蔓延，最后他从洞穴里醒来才发现自己就是这场瘟疫的源头，是他传播了瘟疫，于是在走出洞穴的时候他以跪拜的方式感谢上帝让他活了下来。这又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身为医生，身为瘟疫的拯救者，他的真实身份是携带者，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当他下跪，科学已经被完全解构，他投向了宗教神学的怀抱——完全被颠覆的命运，完全被解构的救赎者形象，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下场。
| 导演: 拉斯·冯·提尔 |
梅斯梅尔的理想主义构筑了《瘟疫》剧本的内核，这是尼斯、拉斯制造的想象界存在，但是这个想象界却是现实界的投射。在现实中，尼斯和拉斯是电影编剧，他们接受的任务是创作一部能给新时代丹麦电影带来新气象的作品，与其说是任务不如说是使命，正如凯斯所讲的，投入这么多钱就是要一扫丹麦电影的颓败现实。但是他们创作电影剧本时，却遭到了一次变故：本来他们创作完成的是一部名为《警察与婊子》的电影剧本，但是因为电脑宕机，存放在电脑中的200多页剧本不见了，所以他们必须重新开始在短时期内重写剧本。但这并不是重写，因为《警察与婊子》的剧本他们已经忘记了情节，“第一场戏中有婊子吗？”在谁也不记得的情况下，他们重新开始写作，而新的剧本就取名叫《瘟疫》。
从两百页的剧本到只有20页的剧本，从纯粹属于感官娱乐的《警察和婊子》到悲剧性的《瘟疫》，这是属于电影编剧的再创作，或者也是属于丹麦电影的转型。而在创作时，电影的情节，电影的结局，以及梅斯梅尔这个理想主义的命运都已经被写好了，在第二天的“故事线”中，尼斯和拉斯就定下了《瘟疫》的故事情节，一条画在墙上的线是电影的基本走向：从那个名为“WAG”的瘟疫病毒开始，第二个词是“理想”，在之后是第三个词“真相大白”，最后的结局则是对宗教的诡异——这是标注“戏剧性”场面的线路图，梅斯梅尔似乎就是沿着这条轨迹，从发现病毒到走向理想主义救赎之路，然后在真相大白中完成科学对宗教皈依的戏谑。当想象界的结局在现实界中被写好，当电影剧本按照这一设定被创作，冯·提尔给出的逻辑就是：想象界是被现实界主宰的，想象界不可能越过现实界。
但是，现实界发生的故事，在冯·提尔命名的《瘟疫》中又变成了一部电影，又成为了一种想象界——即使冯·提尔采用了伪纪录片的拍摄方式，试图再现真实的现实，但是这种技术的处理让现实界看起来完全是想象界的演绎，最后指向的是关于欧洲命运的象征界。为了创作剧本，尼斯和拉斯去了丹麦的图书馆，查阅14世纪蔓延开来的瘟疫，“那时的所有人都在经历生离死别，大众坟场里都是尸体，我亲手埋葬了自己的5个小孩……”绰号叫“肥仔”的男人读着图书馆的历史档案。返回14世纪，返回瘟疫现场，这是现实界创作之前的一种必需，但是冯·提尔已经把现实变成了死亡的现场，那些档案堆放在那里，墙壁上都是因为潮湿而生出来的硝酸钾，晚上能听到古怪的声音，像是墙壁的瘟疫，而在尼斯面前，一张“死亡证明书”掉落在地上。
《瘟疫》电影海报
历史没有远去，档案正在醒来，死亡的现场从过去来到了现在，这便是《瘟疫》剧本带来的现实，而剧本第一句话似乎就是预言：“真正的瘟疫在这五天里潜伏。”——从开始创作到最后完成，正好是五天，所以剧本一方面已经设定了理想主义者梅斯梅尔的最后命运，也预言了现实中这场潜伏的瘟疫正慢慢到来。那么，现实界的这场瘟疫到底是什么样的瘟疫？这是一个关于欧洲命运的命题，以丹麦电影的使命为切入口，实际上不是除旧迎新，而是厄运的继续，而这种厄运具有的欧洲问题成为冯·提尔审视历史的一个文本。尼斯和拉斯在创作的五天里，去了德国，他们沿着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区行进，拉斯说梅斯梅尔就是沿着这条路去瘟疫区的，也是在这条路上遇到了神父，而拉斯看到现实中的工业区，说这是最糟糕也是最有趣的地区。德国正在复兴，它以工业的发展为依托，看起来是在告别二战的战败命运，但是对于欧洲来说，瘟疫并没有彻底消除：他们去见了朋友伍铎，伍铎说起自己的母亲刚刚去世，但是他陷入悲伤不是这件事，而是母亲曾经回忆起二战时遭遇英国飞机的轰炸，那时的母亲刚在医院里生下了伍铎，但是房子却被炸毁了，母亲用身体保护刚出生的伍铎，而其他人在轰炸中丧生，阿希那湖里都是那些皮肤被烧灼的人，他们在呼喊，在尖叫，当然更多的人在死去，“他们不是纳粹，母亲也不是。”伍铎悲伤地说。
德国纳粹制造了战争的暴力，但是那些英国士兵在战争末期为什么也没有放过无辜的德国人？这当然是战争带来的悲剧，那些德国人成了牺牲品。所以德国之行是尼斯和拉斯审视历史“瘟疫”的一个方式，而现在的德国走上了工业复兴的道路上，这难道是一次救赎？也许工业化会带来另一种瘟疫。在德国之行之后，第四天便是“医院”，尼斯住进了医院，并且进行了手术，他身上的肿瘤被切除了。肿瘤成为“瘟疫”的另一个标志，拉斯去了地下室，医生斐勒正在模拟解剖尸体，他从尸体身上取下了肿瘤，“这是微细颗粒症，这几天很多病人被送来，他们都得了这种可怕的病……”在地下室里进行解剖，这是一个隐秘的世界，尼斯以为只是一个小手术，这是不为人知的病毒，所以现实中已经出现了瘟疫，并且开始了蔓延。在第五天的“晚宴”里，已经出院的尼斯说起了“来自大西洋女孩的来信”，他说自己装作是16岁的少年，发布了交友信息，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女孩都写信来要和他交往，有一段女孩的录音是：“如果我去欧洲，我一定回去找你。”欧洲成为美国女孩想象的欧洲，成为尼斯装成16岁少年的欧洲，而另一个角度来说，美国也成为欧洲所想象的欧洲。
工业化的德国，战争阴影下的德国，被想象的美国，娱乐化的美国，这似乎构成了关于欧洲的两种解读，也成为了欧洲瘟疫的两种想象界产物，但是想象界指向的是现实界：它是没有真正走出历史的欧洲，它是不断被噩梦缠绕的欧洲，它是以科学和理想主义为借口不断改变环境的欧洲，它是在娱乐世界里不断异化的欧洲——这就是欧洲的瘟疫，由此，从现实界和想象界进入到了象征界：在晚宴中，代表巫术的哈门对姬德实施了催眠术，姬德闭上眼睛进入到了电影“瘟疫”的世界，“我在街上走着，很多人在尖叫，在狂嚎，在呼喊上帝，到处是老鼠，到处是死人……”这是想象界的存在，如梅斯梅尔所在的电影一样；但是姬德开始大声喊叫，即使哈门让她从电影中出来，她却在无法返回现实，或者说，现实就是一个“瘟疫”的世界，她不停哭泣，她不断尖叫，她痛苦挣扎，她的脖子上出现了脓疮，最后用叉子插进了脖子，最后死在了地板上……
用巫术进入电影却无法走出电影，那一幕瘟疫带来的挣扎和死亡在现实中上演，由此进入的象征界没有梅斯梅尔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没有不会念拉丁文的神父，也没有让他回到现实的医生，当然更没有救赎的上帝，只有电影的创作者，只有电影的投资人，只有毫无办法的旁观者，也只有在瘟疫中死去的牺牲者——瘟疫开始爆发，瘟疫开始蔓延，但是城市却从没有停下脚步，最后镜头里的高速路和灯火辉煌的夜晚，那俯视看见这一切的不是上帝，而是欧洲徘徊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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