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6-27《瘟疫之夜》：这毕竟是一本历史书
接着，他转身朝向广场，声嘶力竭地喊道：“明格尔万岁！明格尔人民万岁！明格尔民族万岁！”
——《第52章》
第一次喊出了“明格尔民族”，是在“明格尔”和“明格尔人民”基础之上使用了这一表述，当“明格尔民族万岁”成为公开场合喊出的口号，明格尔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身为奥斯曼帝国帕泽尔公主贴身侍卫的卡米尔成为了革命的第一人；接着在广场上有人喊出了“打倒阿卜杜勒·哈米德”，革命的矛头指向了奥斯曼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苏丹；总督府最年长的杂役哈什梅特接过了卡米尔浸染着鲜血的“旗帜”，将其系在了防身的木棍上成为了国家的象征；广场上的人们在短暂沉默后喊出了另一句更为震撼人心的口号：“明格尔万岁！明格尔人民万岁！自由、平等、团结！”而在决定为明格尔新政府起草宪法的那个晚上，卡米尔成为了明格尔岛的“统帅”，“当天傍晚，在岛民们的欢呼声中，庆祝统帅成为明格尔国家元首的礼炮鸣响了。”
全书第52章，在疫情不断蔓延的明格尔岛上，在各方势力对疫情政策存在争议的时候，甚至在新总督和旧总督发生冲突甚至交战的关键时刻，明格尔岛宣布独立，这无疑就是明格尔的“革命之夜”，革命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同志，革命书写了明格尔的历史。但是革命将把明格尔带向何处？既是“革命之夜”也是“瘟疫之夜”，奥尔罕·帕慕克在这个虚构的“明格尔岛”上到底要传达怎样的观点？这个问题其实关涉的是这场革命的意义，而革命无疑要在“历史”中得到解读：“如果我们把革命理解为脱离奥斯曼帝国谋求独立的话，那是不对的，因为明格尔岛在卡米尔染病后也依然在继续争取独立；如果我们把革命理解为世俗化和现代化的话，那么历史学家的论断或许可以成立。”在这里，帕慕克其实强调了两个观点，一是革命就是为了独立，作为统帅的卡米尔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使用“明格尔民族”就是独立的标志，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打倒阿卜杜勒·哈米德”、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才是最彻底的；第二种革命的意义就是世俗化和现代化，它是独立之后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长远的事业——不管是为了获得独立，还是为了现代化，“革命”都是为了告别旧有历史，开创属于自己的历史。
所以，帕慕克将这部小说定义为历史小说，他在以帕克泽公主的外孙女米娜·明格尔丽的视角所写的《序言》中说，这既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是一部以小说形式书写的历史”，小说是历史，历史变成小说，这或者只是创作本体论上的一种探索，而米娜的作用就是既作为历史人物的后代，也是这段历史的研究者“进入”历史，当然她也是出生于明格尔岛的新一代，对明格尔岛的感情是复杂而丰富的，但也正是通过米娜来讲述这段历史，来创作这部小说，带来了一个问题，就像对明格尔革命的两种观点一样：明格尔创造历史的意义是为了获得独立和自由，还是真正走向现代化？看起来这两个观点、这两种选择对于革命来说，并不矛盾，但是，独立意味着“明格尔民族”成为了一个整体，它所结束的是明格尔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以及不同势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是要走向现代化，明格尔仅凭独立是无法做到的，而这其中很关键的因素则是“欧洲”，现代化必然要从欧洲吸取现代化的经验，甚至要以欧洲为蓝本重构自己的法律、文化等各层面上的制度性存在，但是这种“欧化”是不是反而变成了对独立的削弱甚至解构？
帕慕克显然看到了对于革命的不同思想，但是在独立和现代化的两个方面，他在整部小说中几乎消弭他们之间的矛盾，他以“独立和自由”为母题构建了明格尔困难曲折之路，在对待欧洲和现代化的态度上则显得模糊，甚至在明格尔“独立和自由”中淡化了矛盾，这种有意忽视的做法让这部历史小说也仅仅变成了米娜所讲述的“历史”，仅仅变成了对并不存在的明格尔岛的一次虚构，但是如果把明格尔理解为一个走向独立并完成现代化的一个样本，则必须探讨民族主义和世界的关系，必须从“历史”走向现实，也必须以“瘟疫”之灾难构建现代和文明。
显然，关于明格尔岛的独立意义，帕慕克用四十年的构思基本完成了这一“革命”的过程，按照米娜的说法，这个故事所讲述的就是作为“东地中海明珠”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六个月，它以瘟疫之出现、隔离政策被抵制、各派矛盾被激发为基本线索，最后在卡米尔宣布“明格尔民族”之诞生为最终结果。“瘟疫之夜”是如何演变为“革命之夜”的？如果“瘟疫”是漫长革命之路上的一个起点，那么“狱警”巴依拉姆艾凡在牢房地下二层苦苦挣扎的那一晚就是这个起点的起点，他的痛苦以及最后的死亡都变成了被遗忘的事件，而这正是“瘟疫之夜”到来的灾难性书写，“无法想象灾难本身也就导致了灾难的降临，导致历史不可逆转地展开。”于是历史以诡异的方式从这个点出发再无可能被逆转。但是，这一历史具有多重的含义，巴依拉姆艾凡染病的这个牢房曾经被十字军、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用作牢房，也就是说牢房本身就是明格尔被统治的历史，就是失去自由的历史，巴依拉姆艾凡的死也就变成了明格尔漫长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另外，当巴依拉姆的尖叫声和抽泣声从地牢里传来，一个年轻的狱吏曾经听到，但是一切归于沉寂之后他又将其忘得一干二净，而那个夜晚，一艘名为“阿齐兹耶”号的轮船靠近了码头，这艘从伊斯坦布尔驶来的轮船当初只是经过了明格尔岛，但是它却改变了历史。
| 编号：C39·2230408·1937 |
这艘船上载着奉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之命去往中国的精英宣讲团，其中就有苏丹的侄女帕克泽公主和她新婚不久的医生丈夫努里，宣讲团和公主、驸马只是经过明格尔岛，但是从船上下来的两个人却登上了小岛，而且就是为了瘟疫而来，他们是帝国负责卫生事务的总督邦科夫斯基帕夏和他的助手伊利亚斯医生，邦科夫斯基身为哈米德二世的首席化学家，也是奥斯曼药学的创立者，十一年前，正是他成功扼制了在宫中蔓延的疫病，也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和严格的禁令将伊兹密尔的瘟疫扼杀，而此次作为神秘客人来到明格尔岛就是调查这里的疫情。而在瘟疫还没有爆发的时候，邦科夫斯基和助手的此行最重要的意义是对不同民族和宗派对防疫政策的态度进行调查，也正是这样的目的，一场谋杀案的发生将隐藏的矛盾被激化。
邦科夫斯基是在走出药店独自一人来到穆斯林聚居的卡迪雷尔居民区和格尔梅居民区，他认为这些居民区是瘟疫传播的重灾区，但是两小时后他的尸体被人发现。到底是谁杀害了邦科夫斯基？他的死亡带出了民族和宗派之间的矛盾，在明格尔岛上生活着穆斯林和基督徒，生活着奥斯曼帝国的人和希腊人，总督萨米认为是希腊民族主义者杀死了他，被哈米德下令返回明格尔岛的帕克泽公主则告诉丈夫这很可能是自己的皇叔设下的计谋，但是更多的证据指向了这里反对隔离的穆斯林，有人回忆说邦科夫斯基在路上遇到一个人，那人对着邦科夫斯基大骂：“把瘟疫带到岛上的人又是您！您想让我们隔离，想害我们！但这次您一定不会得逞的！”穆斯林反对隔离，在他们看来，经文纸和护身符就能消除灾难，而隔离是一种亵渎。
帕克泽公主和努里返回明格尔岛，按照哈米德的命令是为了调查邦科夫斯基的死因，但由此揭开了岛上复杂的宗教和政治斗争。这里就引出了四年前的克里特岛独立和三年前的“朝圣船”事件。四年前，在明格尔岛临近的克里特岛上，因为穆斯林和基督徒发生冲突，最后外国势力以解决冲突为由瓜分了本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克里特岛，这一事件发生在四年前，但是对于明格尔岛来说绝对是一次警示，按照萨米总督的说法，希腊民族主义者就是想趁机也想把明格尔岛归为己有，变成另一个克里特岛。而三年前发生了“朝圣船”事件，一艘载着朝圣者的船从印度启程，途经麦加和麦地那，发生了霍乱，为了防控瘟疫，列强采取了对返回的朝圣船实施为期十天的隔离，正是在隔离期间，本来没有感染的朝圣者大面积感染，他们的尸体被丢进海里为了鸟和鱼，之后船上发生了骚乱，在他们看来，隔离就是欧洲人制造的阴谋，而那些依靠欧洲的统治者为了讨好他们，让健康的朝圣者变成了一具具尸体，所以此事件发生之后，朝圣者所在的切福特勒村和内比勒村村民采取了一系列极端手段抗议总督的所作所为，他们甚至支持了制造恐怖气氛的黑帮头目梅莫，而梅莫的幕后支持者则是最有影响力的哈里菲耶派领袖谢赫哈姆杜拉。
希腊民主主义者从事着瓜分明格尔岛的阴谋，岛上的穆斯林则用极端手段对抗总督的通知，这便是邦科夫斯基之死揭开的矛盾，而刚愎自用的萨米总督认为自己就是明格尔岛上的最高统治者，在这场瘟疫不断蔓延开来之时，他支持隔离政策不是为了明格尔人的健康，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在找出杀害邦科夫斯基帕夏的凶手和幕后指使者之前，想要遏制这场瘟疫是不可能的。”在否定希腊民族主义者制造的阴谋之后，萨米直接将矛头对准了穆斯林和谢赫，甚至他将谢赫的弟弟拉米兹抓获，认为他是最大的嫌疑人，“如果能把他和他那两个满手沾血的同伙吊在总督府广场的绞刑架上处决，那么即便是最嚣张、最蛮横的人也会明白这个岛上究竟是谁说了算。”而这引起了谢赫的不满；隔离政策的实施，让矛盾更加激化，消毒行为和焚烧死者相关物品，更是让穆斯林认为道堂被亵渎了；岛上还颁布了“禁止聚集”的禁令，大批明格尔居民开始离岛，当他们乘坐最后一艘船离开明格尔岛，留下来的居民被封锁，或许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这就是明格尔陷于“瘟疫之夜”的恐怖现实，不同宗派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在一系列防疫政策下被激化，这只是在岛上的现实，而在奥斯曼帝国内部，更深重的矛盾也逐渐露出水面。从皇宫来说，哈米德成为苏丹是在废黜了他的哥哥之后坐上宝座的，而前任苏丹穆拉德五世就是帕克泽的父亲，他被废黜之后又被囚禁在恰拉昂宫，哈米德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帕克泽和努里被哈米德送到阿齐兹耶号，看起来是对于女性的一次解放，因为这是苏丹的女儿第一次离开都城，但是另一种说法是哈米德让帕克泽远离伊斯坦布尔，就是为了让他们在黄热病肆虐的亚洲或者霍乱侵袭的阿拉伯沙漠地带一命呜呼。在父亲被囚禁的第四年出生的帕克泽，从小就听父亲说哈米德心狠手辣，所以当邦科夫斯基被人谋害，她第一个怀疑的人就是哈米德。
哈米德策划了宫廷政变，这是专制集权者的所为，而他成为苏丹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已经逐渐衰落，那张奥斯曼帝国时期领土最大的地图一直挂在他的皇宫里，但这只是一个失落的帝国梦，当他的长子将地图上丧失的领土涂成黑色，哈米德认为长子是将帝国的衰落归咎于他，于是他开始憎恨这个不忠的孩子。的确，帝国的内忧和外患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苏丹必须寻求支持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来巩固帝国的势力，这个支持的力量就来自于欧洲——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帝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当埃及的阿拉比帕夏发起的反抗西方世界的斗争，哈米德在憎恨阿拉比帕夏的同时希望英国人能铲除他的势力；而这次他派宣讲团去中国，也是要劝阻愤怒的中国穆斯林加入迅速扩大的反抗西方的民众起义队伍，在他看来，“不要和西方人对抗”才是穆斯林唯一的出路，而这一信条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帕慕克在这里就表现出了和欧洲关系的那种矛盾性，一方面哈米德“不要和西方人对抗”是为了自己帝国的利益，在这里有着很大的讨好因素；而另一方面，他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他建立了欧洲的法律体系，进行了现代化改革，在明格尔岛还探索了欧洲新式药店的发展之路，甚至他喜欢英国文学，学习“福尔摩斯那样破案”……在吸收西方文化的道路上，哈立德开启的是奥斯曼帝国的欧化之路，对于这个日暮西山的古老帝国而言，西方文化也注入了一丝活力。但是明格尔岛根深蒂固的思想，各派之间明争暗斗的现实，使得欧化最终也变成了对欧洲的讨好，当哈立德让欧洲封锁明格尔岛的时候，萨米总督认为这并不是为了保护明格尔岛的居民，而是为了国家其他地区不受感染，更是为了欧洲的安全，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对哈立德失望，作为明格尔岛的总督，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终于开始支持明格尔的独立。
而明格尔独立真正的功臣是卡米尔，这个公主的贴身侍卫就是明格尔人，他对明格尔有着深厚的感情，之后他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书籍，于是偷偷进行了学习。这是真正的“欧化”，但卡米尔的欧化本质是为了明格尔岛的明天。卡米尔成为革命者，这其中的机缘巧合则来自于哈米德和萨米的矛盾，萨米认为哈米德的封锁是为了讨好欧洲，而哈米德认为萨米不力，于是将其调离，萨米又不愿离开明格尔岛，而新任总督又在拉米兹的支持下想要尽快履职，于是双方发生了冲突，支持萨米的卡米尔带领卫兵打死了新总督，抓住了幕后支持的拉米兹，也终于他喊出了“全体明格尔人民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口号，掀开了明格尔独立的历史篇章。
但是，明格尔的独立无疑要走曲折而漫长的一条路，这种曲折表现在两层关系上，一是对奥斯曼帝国的态度，二是对欧洲的态度。卡米尔喊出那句载入历史的口号之后便是人群喊出的“打倒阿卜杜勒·哈米德”，这是一种独立的姿态，卡米尔也成为了“统帅”，明格尔宪法和《基本法》也急促出台，萨米则成为了总理。但是卡米尔成为统帅，和总督萨米一样，革命存在着某种私有性，“统帅把这场国家层面的革命和变革看成一种高度个人化的乐趣，甚至直言不讳地告诉周围的人，他用现代观念和民族主义思想改造这个国家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实际上帝国的影子并没有完全消除，而这个历史任务就变成了第二层关系：如何在革命中走向现代化。当卡米拉感染瘟疫最后死去，软弱的政府必定难以阻挡局势的变化，大批的囚犯逃离城堡，他们成为了明格尔新的隐患，并被叛乱分子利用，刚刚独立的明格尔进入到了无政府主义的、法律废弛的、政府治理失败的时代，而这个时代也意味着革命变成了“反革命”。
萨米总督落到了叛乱分子的手上，尼米图拉成为了新总理，而他的幕后就是谢赫哈姆杜拉，这个被历史学家称为“谢赫哈姆杜拉时代”又让明格尔岛进入到专制统治中，不仅隔离政策被废除，岛上的瘟疫蔓延得更迅速，死亡人数与日俱增，而且法院审判、处决和监禁都蒙上了“国家恐怖主义”的色彩，萨米总督就这样被处死，他最后在绞刑架下喊出的是“母亲，我来了！”一只有着巨大翅膀的黑色乌鸦从他的眼前闪过。这种恐怖主义是对基督徒和异教徒根深蒂固的恐惧和敌对情绪，实际上也是邦科夫斯基被谋杀的直接原因，并非是哪个具体的人是凶手，而是被那些来城里找总督泄愤、抵制隔离、仇视希腊人的暴徒杀害。为了让全世界知道明格尔政权的合法性，谢赫哈姆杜拉竟提出和奥斯曼帝国的前任苏丹、伊斯兰教哈里发的女儿帕克泽结婚，“尤其是考虑到伊斯兰教、哈里发制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以及每年聚集在希贾兹的庞大穆斯林群体，如果公主和身为国家元首的谢赫喜结连理，这势必有助于让更多的人认识明格尔国。”
无疑，帕克泽公主只是一个工具，但是正因为她成为了明格尔的女王，这个已经独立的小岛在公主的积极努力下，走向了属于它的良性发展之路。隔离政策继续执行，女王每天进行巡视，渐渐的，城市的死亡人口开始下降，最终战胜了瘟疫。之所以取得了瘟疫的最后胜利，帕慕克解米娜的口认为是公主的仁政，而这种仁政是为整个明格尔岛上的居民着想，“与前任国家元首们尤其是与统帅卡米尔截然不同的是，帕克泽和努里并不迷恋各自拥有的地位和头衔。”这种对比让人看到了革命而走向现代化的希望。但是对权力的觊觎永远有人，曾经的督查马兹哈尔以明格尔岛解除封锁之后可能会早到西方国家制裁为由，让帕克泽和努里去另外避难，实际上这是一种囚禁，帕克泽和努里离开了明格尔岛，马兹哈尔成为了明格尔岛的新总统，和历史学家夸张地将此命名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际上，总统马兹哈尔执政时期，“民主”根本无从谈起。
帕慕克通过明格尔历史研究者米娜之口，认为独立的明格尔在帕克泽时期真正开启了现代化之路，这种革命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帕克泽是奥斯曼帝国的公主，是苏丹的侄女，她成为明格尔的总统，就是用独立取代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这就是明格尔存在的意义，所以在《多年以后》中，米娜简述了明格尔真正走向独立的历程：奥斯曼帝国的最后十年，悬挂在“阿齐兹耶”号主舱的帝国疆域图上的属国、领土和岛屿纷纷以惊人的速度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哈米德倒台之后，自由成为了伊斯坦布尔常说的一个词；1918年一战结束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的战舰进入伊斯坦布尔，停靠在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宫殿前；1923年，土耳其在安卡拉宣布成立共和国，废除哈里发；1924年3月，奥斯曼帝国的皇室成员被剥夺土耳其共和国的公民身份，并被驱逐出境；1947年，明格尔正式得到联合国承认，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小的独立主权……
这是明格尔独立历程走完的最后一步？在独立意义上的确如此，但是在现代化道路上，明格尔似乎还要走很长的路，米娜在回忆中说，1984年到2005年，整整二十一年都被禁止进入明格尔，明格尔驻伦敦大使馆拒绝更新我出生时自动获得的明格尔护照，所以在构建文明现代国家的道路上，明格尔任重道远，而帕慕克又返回到独立这一革命的意义上，帕克泽对米娜说的是：“如果没有国父，我们今天就仍然是希腊人、土耳其人甚至是意大利人的囚徒！”所以独立是自由的前提，独立是现代化的起点，也仅仅在独立意义上，曾经的帕克泽和年轻一代的米娜共同谱写着永恒的历史：两个人在阳台上挥舞着旗帜，然后异口同声高呼：“明格尔万岁！明格尔人民万岁！自由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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