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2-20《彩妆女郎》：恐怖的“掩饰”
彩妆女郎，the painted lady，大卫·格里菲斯拍摄于1915年的这部电影还是着眼于对女性生活和观念的观察，和片名一样，女郎已经被“彩妆”所影响，所修饰，当彩妆从容貌的修饰变为自然状态的“掩饰”，被抹去了纯真的世界里，便演绎出了可怕的一幕。
女郎本来不喜欢化妆，素颜便是一种自然的状态，但是在社交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的时代，观念的冲击让化妆成为了生活向外的一条途径，“你必须让自己更有吸引力”，这便是观念影响下的时代写照。家里的姐妹化了妆，然后自信满满出门，在遇见男人之后自然成了他们目光聚焦的中心，相反，女郎没有化妆，在人群中“受到了冷落”。在一种强烈的对比中，女郎也面对着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应该追随这股潮流，让自己更具吸引力？
在这里，格里菲斯其实提出了对这个观念本身的质疑，这些外在的装束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真实，所以在剧情的发展中，两种“化妆”出现了，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女郎在人群中遇到了一个男人，男人像一个绅士，吸引了女郎的注意，而男人也对女郎产生了兴趣，于是两人走在了一起，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次去约会的女郎便在镜子前开始化妆，还换上了更时尚的衣服，于是她变成了和其他女人一样的“彩妆女郎”。的确，“彩妆女郎”由此获得了“爱情”，她和男人在树林中约会，互诉衷情，并且急速发展到卿卿我我的程度。彩妆加速了爱情的抵达，而被掩饰的生活也暴露了它更为残酷的一面。
| 导演: 大卫·格里菲斯 |
当女郎约会完回家，她带着男人来到了自己的家门口，并告诉他因为父亲反对，所以她是从窗户爬出来去约会的。当女郎回到家，那个她曾经爬出去约会的窗口终于变成了小偷“入侵”的进口：男人在她离开之后换了衣服，蒙上了面，然后从窗户爬了进去——原来他是一个小偷，接近女郎并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偷盗。男人进入房间之后，开始翻箱倒柜，而听到声响的女郎拿起了枪，在打开门发现蒙面小偷后，她扣动了扳机，男人倒下。当女郎揭开男人蒙面之物，才发现这就是自己约会的对象，这就是所谓的爱人，才醒悟，爱情原来早已经被利用了。
这就是格里菲斯阐述“彩妆”的双重意义，一是女郎改变自然的自己以投其所好增加吸引力，这是自我的丧失；二是爱人变小偷，蒙面也是一种“化妆”，他更是掩饰了自己的罪恶行经。如此，当“彩妆”的掩饰性被戳穿，一切终于变成了悲剧：爱情消失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后果，当女郎发现自己爱着的男人竟然是小偷，她一下子崩溃了，悲伤之后却现出了笑容，之后又一个人来到了约会的地方，在男人并不在场的情况下，她还是和“他”说着话，甚至还伸出手去“握手”，无论是谈话还是握手，一切变成了女郎的想象，经历了打击的女郎患上了谵妄症：当仆人找到她带她回来，女郎又画好了妆，然后一个人又去了约会地，要完成“最后的约会”，最后晕倒在那里，女郎的父亲赶到才将她抱回了家。
女郎变成了彩妆的女郎，小偷变成化妆的爱人，格里菲斯用“彩妆”讽刺庸俗化的观念之外，在电影拍摄上开创了新的技法和叙事。以前格里菲斯的电影镜头多以全景和远景为主，展现一种复杂的场景，而在这部电影中，格里菲斯更多以中景来展开叙事。中景一般以人物腰部以上为取景范围，格里菲斯将摄影机放在离人物相当近的位置，这样的构图具有较多的功能性，一方面这是一种对话性镜头，当叙事开始，观众仿佛是和电影中的人物展开对话，比远景更接近事件的核心，另一方面来说，这样的镜头可以使得人物的表情和动作更清晰可见——在这部电影中，女郎遭遇爱人变小偷、无法接受被自己打死的现实、最后陷如谵妄症，都需要更多展现女郎的表情变化，尤其是一个人去了约会地点，和虚拟的爱人对话，迷失和迷幻的状态在中景中更为突出。
摄影机靠近人物，引入的是“9英尺线”，电影叙事从展现场景变成了展现人物，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是美国演员制发展的见证，从1909年开始，美国的制片公司已经开始着手培养电影演员，所以要让演员更为演戏，中景叙事也是一种历史必然，它所强化的是演员的表演能力，而之后这种景别叙事被运用到美国西部片中，一半的马背及马背上的牛仔成为镜头的主角，这些镜头于是也被称为“美国式中景”——格里菲斯的开创性贡献就在于让镜头语言具有了丰富的叙事功能。
《彩妆女郎》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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