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4-25《流行体系》：用秩序去制造无秩序
流行的进攻节奏具有如世仇一般的反复周期，但都被时间更为耐心的形象一一瓦解。
——《符号的修辞：流行的理性》
“今年，短裙是流行的符号。”这是一种对流行的判断，但是它会在时装杂志上直接地表述出来？它真的指向一种真实的服装所带来的流行？无疑，这句话是被书写的，它是语言层面的叙事；它所描述的是流行的符号，而不是真实的实体；它作出的判断有着理性的影子，是用一种修辞的转形赋予了符号以理性……在时装杂志上，它更多的言说方式则是：“今年，裙装会短式穿着。”
以修辞的转形将符号变成了理性的存在，流行已经成为了“世事”的一部分，甚至在这里流行以专制的方式被确定，理性、专制建立起来的流行，在罗兰·巴特看来，它就变成了“某种时态的激情”，在符号学意义上，所指和能指相遇，符号成为了流行，它也显示了流行的本质，一方面，“这种流行教条似地拒绝先前的流行，即拒绝其自身的过去。”另一方面在这种背弃中它建立了一个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带着流行的保守性，所以它难以被认识。一方面是拒绝成为过去，另一方面又难以被认识，流行所发扬的只是“一种虚设的时间性”，它在一定的规则、结构和成熟性中具有了辩证的外表，它在功能层面具有经验性、在规律层面制度化、在事实层面被有机组织起来，但是这就像是一种复仇一般，它在反复的周期里发动进攻，但是最后依然在时间中被一一瓦解。
流行只是一种时间性的虚设，只是进攻和瓦解中的反复，那么流行的理性是不是也是一种纯粹虚设的存在，它将符号变成世事，变成流行，潜藏着的结局反而使得流行不再是持之以恒的存在——流行到底是什么？流行的体系其意义到底是什么？很明显，罗兰·巴特所阐述的流行，就是将其作为一种符号学的对象，他在“前言”中就开门见山地指出：本书主要探讨的对象，“是对当前时装杂志刊载的女性服装进行结构分析”，也就是以“探险者”的姿态就如到符号学的工作中，一步一步建立一种关于流行的意义系统，而对时装杂志的女性服装进行结构分析，也不是在真实服装中建立符号学结构，而是“着眼于流行的书写系统”，即以书写的服装进行分析，这是一种语言学——在这里，罗兰·巴特实际上对索绪尔的体系进行了颠覆：语言学不是符号学的一部分，而是相反，因为在罗兰·巴特看来，语言不仅是意义的模式，更是意义的基石，当考察流行时，写作就是在构建，构建它的意指，构建它的话语，构建流行的意义——从创建的语言走向构建的实体。
符号的语言学而不是语言的符号学，在流行体系的构建中到底具有怎样的优势？在对服装的分析中，罗兰·巴特区别了三种服装，一种是实体存在的真实服装，第二种是在时装杂志上以摄影或绘图的形式呈现的，这就是意象服装；第三种则是将这件衣服描述出来的书写服装：意象服装的呈现样式是线条、效果、色彩，它是在空间上建立关系，而书写服装则是以语词为实体，它是逻辑的、句法上的，而且它由语言支撑又抗拒着语言，形成了互动。三种服装，真实服装具有的是技术的结构，意象服装则是肖像的结构，书写服装是文字上的结构，三者具有不同的结构，那么它们的关系是怎样的？在这里罗兰·巴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从一种系统到另一种系统的“转译”，转译就是通过转换语转形为“表象”，它将一种结构变为另一种结构，将一种符码转移到另一种符码：时装杂志的语言，不管是意象服装还是书写服装，都是通过对真实服装的“母语”进行转译而成为一种衍生语言，具体而言，就是将真实转译为意象，将真实转译为语言，从意象转译到语言——当转译完成，不再有式样图，不再有缝制方式的文本，有的只是语言的“首语重复”，而这种重复就是流行的特色：书写服装不具有实际和审美的功能，它只是在传递一种信息，它通过意指作用而构建起来，它的内容就是流行。
所以流行就是词取代物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词不是子符码，而是赋予真实服装的“超符码”部分，它的作用就在于描述，不仅提供了对现实的复制样式，更重要的是把时装作为一种“意义”加以传播，这就是形式体系的建立过程，那么，在词取代物发生之前，也就是在流行的意义确定之前，事物和语言相遇时会发生什么？相遇就意味着转译的开始，而这样的转译在方法论上就是“描述”，和文学中的描述一样，描述的作用就是使得某个隐含事物存在，使被描述的物体成为事实。描述需要言语发挥作用，罗兰·巴特认为，言语具有三个功能：在某种可理解性上固化认知；为意象增添了知识；挑出某一要素强化它的价值。不管是固化认知、增添知识，还是强化价值，用言语进行描述就是为了表现流行的存在状态，它使得真实服装变成了“流行时装的”——而不是“流行时装”，从而在鼓励购买中创造了流行，“意象激发了幻想，言语刺激了占有欲。意象是完整的，它是一种饱和的系统；言语是零碎的，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一旦两者不期而遇，后者定会让前者大失所望。”
书写服装的描述建立了一个开放的系统，那么描述是如何实现沟通的？罗兰·巴特借用语言学提供的对比替换测试的操作模型来说明这个问题。当时装杂志这样写道：“这件大号的长袖羊毛开衫没有衬里时显得很朴素，如果正反都可穿则显得很明快……”这里就有了变化，一是从没有衬里到两面穿所呈现的衣服本身的变化，二是从朴素到明快所反映的特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可以为对比替换测试创造了条件，而衣服的变化又必然伴随着世事的变化，所以这里就有了几个对比项：服装/世事和服装/流行，这两组对比项中只有“流行”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存在，它甚至带来了关系的“空泛”，所以它们的关系需要一种“读解”，引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就是能指和所指，服饰的能指和世事或流行的所指，它们所组成的关系就是符号：“印花布衣服赢得了大赛”这句话就是一个符号，印花布衣服是服饰的能指，大赛是世事的所指。当我们对书写服装进行描述的时候，包含着两种读解：一是对单词本身的阅读，而是对意指着的世事或流行和服装关系的阅读，服饰符号的读解就是在从一种话语转化为一种功能，或者是一种价值的肯定中进行的，所以罗兰·巴特对流行体系大风分析就需要揭示书写符码与服装的服饰符码，并让服装这一能指项代替世事或流行的所指项，甚至“超越符号本身”。
| 编号：B83·2231212·2046 |
这里首先有两个信息系统，一个是特定的语言系统，另一种则是“服饰”系统，这取决于服装指涉的世事或流行；还有一种系统由语言之外的符码组成，实体是事物或意象，这第三种系统便是修辞系统；再加上真实服饰的符码系统，于是出现了四种意指系统，它是真实服饰符码、书写服饰符码、流行的含蓄意指和修辞系统，前两个是直接意指，后两个是含蓄意指，它们构成了流行体系的分析层面，而真正具有理论分析意义的，则是三个系统：修辞的，术语的和真实的。流行体系包含了不同的系统，那么彼此之间的转译就会发生：从修辞到术语，就是把句子的修辞价值剥去，精简至服饰意指作用的文字表述；从术语到服饰符码，它无法完成从书写服饰符码到真实服饰符码的转形，所以在语言中它反而获得了自由。这两种转译实际上都倾向于制造伪真符码，也正是伪真符码的存在，构成了修辞系统的基础，由此就有了流行的两个层次：服饰符码和修辞系统。
再深入分析，罗兰·巴特将第一层次的服饰符码放在符号学的框架内阐述，它包括能指的结构、所指的结构和符号的结构。时装杂志对服装的描述首先是一种能指，它在语言学意义上，就是表现为语段单元，在这里罗兰·巴特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母体，它由三个基础元件组成，一个是对象物，一个是支撑物，第三个则是变项，对象物和支撑物都是物质性的实体，而变项则是变化或品质的说明，它们的关系是，一方面，支撑物包含在对象物之中，比如领子是衬衫的一部分，但是支撑物和变项的关系密切，支撑物是变项作用的接受者，流行在能指上操作最重要的就是变项的丰富性，罗兰·巴特把变项称为“衣素”，和语言的音素、词素甚至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食素”一样，是由相关特征的对立组成，而变项最大的特点是它的非物质性，它创造的事差异——罗兰·巴特形象地把对象物比喻为门，支撑物比喻为锁，而变项则是钥匙，“为了产生意义，我们必须把变项‘插入’支撑物，经过操作聚合关系术语，直至意义产生，然后，门开了，对象物具有了意义。”而这种变项插入的过程则可以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表现也带来不同的意义，总而言之，“在这个装置系统中，没有一个要素单独具备意义。”
这个装置系统的母体，它可变指出在于，在要素发生混乱是采取简化，要素在母体内部扩大则会形成扩展，甚至还会有从结果的对象物回溯到原因的变项的倒置，它更是为重建意义提供可能。流行体系是可变的，但是其规律则一定是从多简化到一，从多样性的战士中趋于一个统一的意义，“母体的统一性还是由意指作用目标对象物的唯一性来保证的。”而对象物的名称就是类项，它是罩衫、针织套衫、罩衣、便帽、无沿帽、小披肩、项链、平底鞋、裙子，等等，它完全是一种直接意指；类项的种类则是属项，它将类项联合起来，以近似性和差异性为实质特征，以互不相容性为验证和判断——变项从根本上讲就是一种差异。所以，罗兰·巴特认为，类项在流行体系中具有战略地位，当某一个变项加入，它就慢慢脱离文字走向了阐释，走向了含蓄意指，从而发展到修辞，“经由把物质转化为功能，把具体动机转化为形式上的姿态，并且利用著名的二律背反，把自然本性转化为文化，类项肯定才算是真正地拉开了流行体系的序幕：这是概念可修辞性王国的入口。”
罗兰·巴特事无巨细地列出了60个属项的清单，从饰品到围裙，从首饰别针到外套，从领子到颜色，从洋装、翼片到手袋、手帕、鞋跟，不一而足；列出清单的目的就是寻找属、变项和可能的组合方式，罗兰·巴特又建立了八组变项：同一性、构形、材质、量度、连续性、位置、分布、连接，然后从隐喻的、历史的和心理的方面，确定变项的系统价值和符号学系统和“世事”的关系，当然最重要的则是，“这些要素使我们可以建立流行能指的广泛而普遍的系统。”这个系统产生的组合形成了变项的系统产量……从母体到变项，罗兰·巴特的能指结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变化，“意义只有从变化中才能产生。”关于流行能指的意义，罗兰·巴特分析认为有两种，一种是可能的，它构成了流行的库藏，从而产生了流行的符号；另一种则是不可能的，它形成的库房就是历史库，所以流行包含了真实的流行时装、可能的流行时装和历史的流行时装。
从能指转向所指，就是从符号服装转向“世事”系统，它一样具有组合意义，而组合中的中性化，则起到了更改内部结构的作用，让流行体系成为一个不稳定的系统，“中性化不断纠缠于所指主体，制造着每一个流行词汇的虚像。”所以在所指意义上，有变化的、特殊的所指，它在时间、地点、场合和特征中展现丰富世事，也有普遍性的所指，它趋向于一种统一，“流行所指的辑合显得就像是一场辩证运动。”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则是符号的结构，符号系统很显然具有随意性，而这种随意性并不只是因为结构主义所说的“敞开状态”，而是和流行的价值有关；在这里，罗兰·巴特否定了语言学符号的不具有武断性，他认为，因为流行的符号每年都会被精心修饰，流行是靠着时装集团甚至杂志编辑的权威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它是武断的——在罗兰·巴特看来，这种武断是流行中的缺陷，“因为武断随意性是无以制擎的，必须加以理性化、自然化。”理性化或自然化的结果就是形成一种“契约”，让流行变成一种有动机的符号。
服饰符码系统建立了能指和所指结合的符号体系，它如何通向修辞系统？罗兰·巴特分析认为，修辞系统中存在三个小型的系统，一个是服饰能指的修辞，它表现为“服装诗学”，它就是语言对衣服的表述，在认知模式上表现为“文化”，在情感模式上表现为“爱心”，并通过最具生命模式的“细节”，把流行的读者置于既是教导式也是孩子式的情景中；第二个则是世事所指的修辞，它是流行给予世事的表象，“流行并不知道什么真正的转换，它更注重主体把她的状态和她采取行动所处的周围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方式。”第三个则是流行的“理性”，它给予符号纯粹理性的外观。“她喜欢学习和惊喜聚会，喜欢巴斯卡、莫扎特和酷爵士乐。她穿平底鞋，搜集小围巾，羡慕她大哥的普通毛衣和那些宽大蓬松、婆娑作响的背心。”罗兰·巴特举例了这样的表述，在这里服饰符码层面的能指，就是平跟、小围巾、她大哥的普通毛衣、宽大蓬松、婆娑作晌的背心等的“服装”；包含一个世事所指的表示：她喜欢学习和惊喜聚会，喜欢巴斯卡、莫扎特和酷爵士乐；最后是意指作用的表示，使用的现在时代，喜欢、穿着、搜集、羡慕等动词的并列结构，则完成了所指的修辞能指，它就成为杂志完全以推论的方式表现自己、表现服装和世事之间的同义，而这就是流行。
在这个流行的体系里，修辞系统里的理性在流行中会成为理念，但是这个理念真的代表着流行？“经由修辞语言，流行与世事进行沟通，它在人性中形成某种异化，某种理性。”罗兰·巴特认为，符号变成理性，能指也将不再连贯，所指也将变得不确定，它是开放的，也可能是封闭的，它甚至在所谓的异化和乌托邦中让意义失落。所以在关于“流行时装的历史和历时”中，罗兰·巴特认为，服装拥有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时期，它制造了当时的流行，但是它还拥有记忆时期，“它玩弄的就是某位女士对某一年份之前的时装所持有的记忆。”所以当流行的符号被赋予理性，它其实制造了颠倒的现实，“流行是一种秩序，去制造一种无秩序。”发挥功能的就是修辞，实际上，流行就是一个神话：“流行一面制造出天真所指的神话，一面又消解了这种神话。它试图用事物的虚假本质替代人造即替代文化。它并不压制意义，而是在用手指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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