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4-27《羞耻》：它已经进入我的身体
我似乎觉得这两张照片就像两块时间的界碑，一个是初领圣体的小女孩，标志着童年时期的结束：另一个却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即我不断被羞耻感所困扰的时期。
125页，5.2万字，这还是加上《“安妮·埃尔诺作品集”中文版序言》的数字，而这样一本薄薄的书，用了精装本，价格是45元，平均下来每万字竟要9元！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这套“安妮·埃尔诺”文集在定价上引来不少的争议，在出版意义上，这是不是一种“羞耻”？而当阅读发生时，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吃好早饭打开书是在7:25分，在进行了摘录之后，合上书的时间是8:09分，也就是说用了44分钟便完成了《羞耻》的阅读，一种羞耻感更为强烈地传达出来——或者阅读过程中存在囫囵吞枣的嫌疑，即使重读一遍也只需要一个小时多一点，它所构成的只是早上这一大段时光的小小点缀。
这是周六上午的阅读，以一本带有羞耻感的书开启四月最后一个休息天，这样的阅读，这样的感觉，在安妮·埃尔诺的书写中，甚至有一种并不确定的模糊感。2024年4月完成阅读，距离安妮·埃尔诺写完这本书的1996年28年，这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时间距离，共情和共鸣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经历中，似乎很难达到，但是对于安妮·埃尔诺来说，1996年的书写和故事发生的1952年，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那时她12岁，住在巴黎勒阿弗尔和鲁昂之间的Y市，父母开了一家咖啡杂货店，作为成长的一种经历，为什么安妮·埃尔诺会将这个发生在书写44年前的故事作为引子？她想要在“我们那里”和“我的时代”命名什么东西？那种羞耻的存在又意味着什么？
引向1952年的故事从第一句话开始：“六月的一个星期日，中午刚过，我的父亲想要杀死我的母亲。”是母亲先生了父亲的气，也是母亲开始指责父亲，然后坐在书桌旁的父亲“突然，他全身抖动”，然后站起来，“一把揪住我的母亲，一边推着她朝咖啡厅走，一边吼叫着，声音嘶哑”……而这一切都害死通过“我”的看见而发生的：我看见父亲站起身来，我看见父亲揪住了母亲，而且，“这是我以前从未听到的。”后来我因为害怕跑到了楼上，将脑袋埋到了床上的靠垫上，然后就听到了母亲的喊声：“我的女儿！”这又是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所以我赶忙跑下楼，嘴里拼命喊着：“救命啊！”当我跑到咖啡馆下面的昏暗地窖里，发现父亲的一只手死死抓住母亲的肩膀或脖颈，另一只手则抄起了砧板上用来砍柴的镰刀，在这样的场景中，我拼命喊叫，我号啕大哭。
但是父亲没有用那把镰刀砍下了母亲，所谓的“杀死”母亲也没有发生，甚至后来父亲放下了镰刀，母亲“脱险”了，再之后，母亲为了缓和紧张气氛，还故作轻松地说：“好啦，一切不愉快都结束了。”三个人一起骑着自行车去乡下散步，回来后，父母又和以往一样开了咖啡店。“谁都没事了。”这是这一天、这一事件结束后我的描述，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或者父母之间这样的矛盾，就像其他家庭一样会发生，它构不成什么大事，也没有真正朝向杀人的方向发展。甚至在“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认为事件已经变得很平常了，“也许叙述，所有的叙述，都会使任何行为变得正常，甚至那些最具戏剧性的行为。”
但是，安妮·埃尔诺为什么又要写下这个发生在44年的一幕？它不是因为平常而被遗忘，而是在叙述中更强化了它的戏剧性。引用保罗·奥斯特在《孤独的发明》中的一句话，安妮·埃尔诺似乎又回到了“语言”叙述的层面，“语言不是真理。它只是我们存在于宇宙的方式。”语言是宇宙存在的方式，语言也是故事在场、历史在场、生活在场以及记忆在场的方式，语言启开了另一个可能是隐秘的世界，正如这个发生在1952年6月15日星期日，安妮·埃尔诺12岁时的“暴力”事件：它发生了，它真的发生了，它的确发生了，而且这种发生对于我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那是我童年时代记忆最深、最清楚的日子。在那之前的日子都只是匆匆溜走，有的也只是记在作业本上的日期罢了。”
因为父亲突然爆发？因为父母的矛盾差点带来血腥？还是因为这样平常的事内部却有着突变的可能？最重要的是，在这件事的前后过程中，“我”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证人和经历者，它也是和“我”有关的故事。那么，对于“我”来说，需要的是确认事件的确发生了。最清晰的记忆是那间蓝底白点的连衣裙，那天我肯定穿着这件裙子，之后的夏天只要穿了这件裙子，都会想到“这就是那一天的裙子”；另外可以肯定的是天气，晴间多云，有风，这也是不容怀疑的事实；许多年之后，我还去鲁昂档案馆查阅了1952年的《巴黎-诺曼底曰报》，翻到了6月14日和15日的报纸，报纸上刊登的是小麦增产、拉力赛结果、被审问的嫌疑人以及被邻居推向路边深沟致死的女孩尸体被找到，报纸上当然没有父母吵架的消息，但是6月15日家庭内部的矛盾不也是和这些社会新闻一样？“查那天的报纸也是我到现在一直想做而不敢做的一件事情，好像翻开六月那天的报纸真的会重新让我倒霉似的。”
| 编号：C38·2240108·2049 |
实际上，对于我来说，一方面并不想记住那天发生的事，另一方面又把这件事记下来带进不断可以翻开的回忆中，使得“那个星期天强行出现”，这是一种矛盾的心态，而矛盾却强化了那一天，包括叔叔问我“假如你父亲被控告是杀人犯”的问题，包括外出旅行时听说有人被杀了，包括我阻止父亲杀母亲只因“防止他去坐牢”的想法，一切都导向了这个日子的象征意义，这从我保存的两张照片得到了说明：一张照片里我还是一个初领圣体的小女孩，另一张照片则是我已经长大的照片，两张照片代表的是两个时代，一个是童年时期的结束，另一个是新时期的开始，而这个新时期就是“我不断被羞耻感所困扰的时期”。童年时期是1952年那个星期日发生之前的时期，我保留下来那一年的印迹除了照片，还有父母在勒阿弗尔买来的一张明信片，还有放着剪刀、挂钩、锥子等圣诞礼物的工具包，还有我参观比利牛斯博物馆买的一张明信片，还有《古巴之旅》的乐谱，“我们两对少男少女，划着小木船，它的名字叫温柔的尼娜，我们一起去古巴。”
这些物是我童年时期的标志，它是礼物，是旅行，是歌曲，但是当1952年星期日的那件事发生，我看到了疯狂和死亡，它开启的那个时期就是羞耻的时期——但是，正如我需要不断确认我经历了那一天一样，这个新时期也需要不断得到确认，而最需要确认的则是：1952年的那个“我”真的是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便是让书写的我找到属于我的记忆，“1995年我所是的女人无法重新回到1952年的那个女孩，那时她只熟悉她所居住的小城、她的家庭和学校，只掌握了极少部分的词汇。而在她面前，是将要经历的浩瀚无边的时间。没有真正的自我记忆。”1952年的星期日就是把无法逃离的记忆放在了我的身体里，“请取走并阅读吧，因为这是我的身体和我为你而流淌的鲜血。”这是关于时代、关于历史，关于我的真正确认。
它是一种“我们那里”的存在，在1952年6月之前，我从未离开过那个称之为“我们那里”的地方，它坐落在塞纳河右岸，位于勒阿弗尔和鲁昂之间的库沃地区的Y市，市中心的建筑在1940年德军进攻时被烧毁，1944年又遭到了狂轰乱炸，1952年的时候整座城市都在重建中，父母的那家咖啡杂货店位于共和国大街和克洛德-巴尔街之间，它是低矮的旧平方，父母开设的商店严格遵守时间，那时我们一家和母亲家族的其他人住在一起。在“我们那里”，还有各种保持的生活习惯，不要浪费食物，要尽可能地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干净；既要讲卫生又不能用太多的水；屠宰和收拾家禽时动作要准；不吱声地表现出不屑：耸耸肩，转身并用力拍打一下自己的屁股。当然还有从周一到周日固定的生活，听广播节目，看电视节目，休假，吃鱼，大扫除，洗发，做弥撒，“一周的每天晚上，7点20分，看《杜拉登—家》。”在“我们”那里，人的一生是以“到了……的年龄”进行分期的，初领圣体、烫头发、月经、喝酒吸烟，“到了服兵役的年龄。到了看色情片的年龄。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到了穿丧服的年龄。到了退休的年龄。到了死亡的年龄。”还有关于懂礼貌的表现、做买卖的条例准则、男女日常习惯的不同……
但是这一切何以成为了一种羞耻？固定的生活，被规则束缚的生活，战后重建的生活，其实发生在“我们那里”的一切和1952年星期日发生的那件事一样，它带着暴力，带着恐怖，带着强行力，最后变成了被铭刻着的记忆。1952年，战争结束并不长，它带着战争的创伤，人们的话题和法军的溃败、德军占领、空袭有关，这是时代给人强行带来的记忆。而在人们的生活中，有大人对孩子的严厉批评，“看我把你耳朵割下来；快下来，否则我给你一巴掌。”还有父母会惩罚天性就坏的孩子，“从打一巴掌到体罚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疾病或意外也无法避免，人们甚至总是强调突然到来的恐惧，“她屁股下面坐了两条蝮蛇”，“他脑袋里有根骨头腐烂了”，它构成了日常的记忆，和战争的话题一样，以强行的方式让它不断发生，不断成为这个时期人们无法摆脱的记忆。
从战争到日常，1952年的记忆也进入了我的身体。首先是那些让我产生幻想的词，戈尔康德的王后、黄昏下的林荫大道、冰激凌、潘帕斯草原，它们具有异国情调，却也代表着不为人知的事物，它们在我的生活中成为了一种“物质”；我读的是天主教私立学校，在学校里规则很多，禁忌也很多，我只在不断地祷告中自我完善，“随着我回溯那个世界，制度的严密与强力令我恐惧。然而我还是感激曾在那里安静地生活过，没有任何其他的欲望。”这是和缺乏、害怕、封闭联系起来的私立学校，这里是有着诸多不受欢迎行为的学校，这里按照“我喜欢”和“我不喜欢”来分类的同学，这是用发育的身体作为无言的知识来源的生活……所以在这里我没有同龄朋友，人们也总是议论我“每天就知道上学”，母亲奉行个人主义，用宗教争取社会地位，也对我进行榜样教育，“在1952年，母亲就是我的宗教，她修改了私立学校的规章使其更有约束力。”父亲每天只读当地的日报，宗教在他那里没有任何位置。
成长环境中的规则和习俗，生活中的要求和束缚，我只是那个时代的一员，我通过“我们那里”来感知这个世界，当星期日的争吵发生，它一下子填入了我的记忆，“我陷入了羞耻之中。”这是什么样的羞耻？外祖母死于血栓，母亲家族发生了剧烈争吵，我的那副眼镜被牧群狠狠摔在地上，“那种马上要有大灾难降临的感觉，就像‘我们真的都疯了’。”羞耻中最可怕的是，你成为了唯一能感受羞耻的人；羞耻中的感觉是，停止羞耻还需要更大的羞耻，“对于我，羞耻已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说到底，它已经进入我的身体里，我已经麻木了。”当我那次和父亲去卢尔德旅游，竟然看到所有的房子、大山，都在不停地移动，我确定这是属于我的疯病，而且认为“我以后会永远这样了”，它强烈地传递到我的心里，它成为了我的发现，我的意识，它让我拥有了压抑和虚无的感受，这就是羞耻，羞耻剥夺了所有意义，羞耻是最后的真实。
从1952年的那个星期日开始，从1952年的那件事开始，属于我的一个新时期开始了，属于每个人的新时期也开始了，它带着的是压抑和虚无却是真实的羞耻，它变得封闭和可怕却无法摆脱，它构成了世界的日常。而44年后当安妮·埃尔诺的“我”构思这个文本的时候，一枚迫击炮炮弹落在萨拉热窝的市场，炸死扎伤了很多人，报纸上就写着“羞耻包围着我们”，44年过去了，羞耻没有远离，它和战争有关，和暴力有关，和死亡有关，和“我们那里”的日常有关，而我在走过了人生的44年，当再次看见那张照片，脑海中出现的还是六月星期日的那一幕，写下来，是让现实变成了记忆的一部分，也是让自己变成了生活在羞耻中的自己，“是它让照片上的这个小女孩与我成为同一个人”——当44分钟有一个读者读完了这本书，羞耻也成为了当下的一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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