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4-27《历史的镜子》：唯有给他们以明天
近六百年来，时代愈进步，限制君权的办法逐渐被取消，驯至以桀纣之行，文以禹汤文武之言，诰训典谟，连篇累牍，“朕即国家”和西史暴君同符。
——《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
“大体上说，一千四百年的君主政体，君权是有限制的，能受限制的君主被人民所爱戴。”这是吴晗在《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中的核心观点，提出这一观点就在于当时的说法普遍有一种误解，就在中国几千年来的政体都是君主专制，甚至全是苛暴的、独裁的、黑暗的，“这话显然有错误”，吴晗就是针对这种普遍的误解和错误，考察了中国一千四年来的君主政体，认为除了少数“非常态的君主个人的行为”，君权限制就是君主政体的一种常态，在他看来，限制君权的制度至少有五种，一是议的制度，“国有大业，取决于群议，是几千年来一贯的制度。”二是封驳的制度，第三是守法的传统，成文法和习惯法都是君主必须遵守的，第四则是台谏制度，这也是让君主能够守法的保证，第五则是敬天法祖的信仰，虽然有消极方面，但是积极方面来说，“法祖是法祖宗成宪，大抵开国君主的施为，因时制宜，着重在安全秩序保持和平生活。”
五种制度的施行，使得君权受到限制，在这样的政体之下，虽然有专制，但是并不是单一的君权专制，更不用说独裁了，中国政治有黑暗有苛政，但这只是偶然的畸形状态，不是中国历史的唯一面向。也正因为打破了对中国历史政体的偏见，所以吴晗认为只有不受限制的君权，最后才会走向覆灭，而随着国家的覆灭，人民也只能陪着遭殃。对于中国君权受限制的政体阐述，吴晗也并无特别的见解，但是显然他提出这一观点，是为了避免走向“反之”之路，而历史却恰恰给出了这条“反之”之路，“近六百年来，时代愈进步，限制君权的办法逐渐被取消，驯至以桀纣之行，文以禹汤文武之言，诰训典谟，连篇累牍，‘朕即国家’和西史暴君同符。”“反之”之路是读史的人需要深思的，但是吴晗在这里指出当限制君权的制度逐步取消，当“朕即国家”的权力体系建立，它加快了“历史的覆辙”——但是“近六百年来”为什么在他看来是“愈进步”的时代？为什么时代的进步会取消限制君权？
近六百年来大约是元明清和民国这几个朝代和时代，随着历史的发展，进步当然是主流，但是吴晗并没有详解这六百年来君权限制如何逐渐取消的，但是这个教训不妨从他注明的《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一文中看出些端倪，此文写于1944年，刚好是明朝覆灭三百年，“历史是一面镜子，三百年前，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追念。”在他看来，明朝亡国的历史教训主要在以下几点：皇帝、宰相等高层的不作为，从弘光帝“人生行乐耳”到宰相马世英“独擅朝权”，再到阮大铖则勾结马士英、奉承弘光帝“综全国军政，负江防全责”，而拥兵数十万虎踞长江上游的左良玉，则按兵不动，坐观兴亡。除了高层不作为，还有麻木的人民，“后方的都市，后方的乡村，却像另一个世界，和战争无关，依然醉生梦死，歌舞升平。”这样的国家，吴晗描述为：“从当局到人民，从将军到文士，都只顾自己的享受，儿女的幸福，看不见国家民族的前途。”所以总结明朝覆灭的教训，那就是个人的腐化、社会的腐化，虽然有代表民族正气的人物，但是依然无法挽救“国家的沦亡，民族的被奴化”。
实际上，吴晗对一千四百年君权限制的介绍，对六百年来这种限制的消除，都是对政体本身的阐述，而三百年前明朝的覆灭则主要是腐化，这可能是一种错位，或者也正是像明朝走向末日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看不见国家民族的前途，还有什么政体，还有什么被限制的君权？这些历史教训当然指向了现实，“三百年后，我们想想三百年前的情形，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作为明史研究专家，吴晗一方面对明朝“史实”部分进行了考察，收录其中的《明初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明代的奴隶和奴变》《论晚明的“流寇”》都可以看做是单纯的历史学著作，在2017年阅读的《明朝历史的教训》中也悉数收录，所以对此并不赘述。但毕竟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以史为鉴”，提炼教训，梳理问题，从而以“历史的镜子”为当下的现实提供有益的文本，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不让历史的教训再生。
从历史这面镜子到底能看到多少和兴亡有关的教训？在《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中吴晗很明显提出要避免重蹈“朕即国家”的权力体系，而在《历史的政治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中，吴晗把中央集权时代看成是政治上的向心力时代，比如宋代和明代，地方分权时代则是政治上的离心力时代，比如汉末、唐后期和清后期，回顾两千年的专制政治，吴晗认为无论是向心或者离心，“都是以独夫之心，操纵数万万人之事。”所以在向心和离心中向心当然是需要的，但是不仅仅向心，“我们更需要统一”，由此从历史的镜子吴晗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我们必须向心于一个民主的政权，我们必须统一于一个民主的政府之下。”需要一个民主政权和民主政府，这一点也是他在对中国人治和法治的历史进行考察后得出的结论：中国出现了人治论者和人治实践，也出现了法治论者和法治的实践，它们各有利弊，当然，“治人之所以使国治，是遵绳于以民为本的治法，治法之所以为治，是在治人之尊重与力行。”所以不仅要法治更要有人治，由此从历史的教训以化今日，吴晗提出，“治人与治法的合一，一言以蔽之，曰实行民主政治。”
| 编号：Z96·2250318·2268 |
如何建立民主政体，如何体现民主政治？吴晗提出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解决人的问题，发挥人的力量，体现人的观念。《宋代的两次均产运动》一文中，吴晗回顾了宋代发生的农民均产运动，一次是10世纪末年的成都平原均产运动，另一次则是12世纪初湖南洞庭湖一代的均产运动，虽然在统治阶级的高压政策下，农民均产运动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他把农民均产运动运动看成是“伟大”的运动，“是人民的历史的一章”，他们提出的均产主张都是要求经济上的均等和政治上的解放，尤其是第二次均产运动，不仅提出了均贫富还要等贵贱，所以更具进步意义，“不只是彻底消灭地主贵族集团盼特权，而是更进一步，消除更根本的这一集团人搜括剥削的政治特权，使人人有平等的经济的享受，有过问政治、运用政权的权利。”而这种进步意义所体现的人民性就具有史鉴的现实意义。在《论贪污》一文中，吴晗回顾了中国古代的贪污历史以及肃清贪污的制度实践，不管是厚禄养廉，还是严刑惩罚，都不能做到持久，因为这些办法只能治标，而要让贪污根绝，就需要治本，这治本的办法在吴晗看来就是：把“人”从家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家庭本位的社会组织变成个人本位的社会组织，从依赖家长生活消费性的社会组织变成人人工作自食其力的生产性的社会组织，只有人的独立，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贪的心理，再加上法律的制裁、社会的舆论监督，政府的检察打击，这样，“贪污的肃清当然可操胜券。”
吴晗不是社会学家，对于社会理想形态的构筑也并非是从纯粹学理的角度进行阐述，对于“人”的独立和贪污现象根治之间的关系也只是从一般的角度进行解读，“贪污的肃清当然可操胜券。”或者也只是一种理想主义，但是，很明显吴晗从历史教训出发，提出民主和人民这两个核心词构建社会现实，从制度上、政治上和权利上得到保障，当然也是史鉴的意义所在。在《论社会风气》一文，吴晗从历史不同阶段“尚”的内容不同看出时代特色，而对于现实的反省，吴晗认为也需要将人从旧家庭中解放出来，新时代崇尚的社会风气就是“革”，而在这里，吴晗的“史观”完全变成了对现实的构建，“七年来的抗战，完成了民族统一的伟业，提高了国际地位，就对外的同仇敌忾这一点来说，我们做到了史无前例，全国人民一心一德的地步。”但是他认为，正是由于全民抗战的过度紧张情绪，使得整个社会都失去了常态，即把“人”归入民族抗战的前提之下，物价问题、生存问题导致了个人信仰问题，出现了一系列的病象，“这是一个可怕的病态，比敌人的侵略更可怕的病症。”
这种个体的迷失在《论五四》一文中也有相关的阐释。1944年距离五四运动已经26年，吴晗对五四提出了自己的几点想法：一是运动发生的机缘，“过去的学生运动发生在时代末叶，而当前的学生运动却和国运同符，这是论五四运动所该深切注意的第一点。”但是走过26年，吴晗发出的质问是：26年前的那批热血青年去了哪里？26年前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哪里？他认为26年来对于中国来说仿佛是“虚度”了，上一代的青年现在开始温和劝导现在的青年“稍安勿躁”，“过去和现在，是谁把局面弄糟的？是谁把水弄浑的？是谁葬送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但是每年都要举行纪念活动，这一天依然是属于青年的节日，所以五四的精神不能失去，“五四运动是继承辛亥革命、补充辛亥单命的社会的思想的革命。五四运动之所以必然地出现于历史，是因为辛亥革命的早熟和缺陷。这是论五四运动所应该深切认识的第二点。”在新的时代，青年要求政治的民主，要求经济的民族，要求最基本的权利，要求团结和同意，这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人物，所以这是五四运动真正需要继承和发扬的。所以，吴晗回到了现实问题，提出了五四精神在现实中具有的意义：“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解决人民本身的问题。只有用人民的力量，才能奠定人民的世纪。”
这其实是吴晗完全着眼于当下的一种阐述，他的身份似乎也不再只是一个历史学家，《生活和思想》一文中他超越时代提出了“世纪末的人生观”，按照他的看法，现在很多人麻醉于现实的痛苦，对于未来没有计划、没有希望，更没有理想，明天就是一个虚无的词，他们学会了糊涂，学会了牢骚，“明天是一把利刃，对着你的胸膛，使你戒惧，不敢接近。”这就是“中年”的心态，而这种中年人的心态也是这个社会造成的，或者吴晗也进入了这个“中年”，所以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以自我鼓励的方式表达了必须改变的信心，“生活改变了思想，转移了社会风气，我们假如还要有明天的话，唯一的办法是想法请兔子先生下来步行，替乌龟先生预备一辆自行车，让一般替国家社会服务的中年人安心于工作，保证他们明天后天还能和今天一样地生活，而且唯有给他们以明天，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当然吴晗的批判主要还是针对社会，他在《报纸与舆论》一文，对当时舆论控制提出了批评，“报纸杂志离开了现实，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为这时代的一个应有的点缀品罢了。”在《文字与形式》中，则痛斥了八股文“灵魂不灭”的痼疾，“我们曾经有过多少套宪法约法，我们也伺参照中西集其大成的最完美的民法刑法，我们读过无数通的纲领宣舌，我们也有过多少个计划，三年或五年的，并且还有数目字和表格。然而，只是表现在文字上形式上而已。”
除了从历史的镜子中给现实提供史鉴的教训，吴晗还从对历史镜子的“翻转”中得到启示，这就是对人物的“翻案”，《论夷陵之战》《论赤壁之战里的鲁肃》《论赤壁之战里的周瑜、诸葛亮、张昭》《诈降和质子》《谈曹操》组成了他“品三国”的系列，而在这个系列中，他为最近上演的新编京剧《赤壁之战》为鲁肃翻案而叫好，在他看来，鲁肃绝不是《三国演义》中那个老实无用的老好人，而是有着出色的战略决策的人，“鲁肃在曹操取荆州之前，已经定计，和刘备结成军事联盟，并且还努力争取时问，和曹军赛跑，虽然没有能够阻止刘琮投降，却及时地争取了刘备，在战略上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取得了主动。在赤壁战役中，他是一个决策的人物，是坚决主战派的首领。”他为曹操翻案，“他对当时人民有很大功绩，他推动了历史进步，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也犯了不少罪过，这些罪过排列起来一条条都很大。但就曹操整个事业来说，却是功大于过。”这是将曹操放回“历史”的一种做法，尽管戏剧、小说中曹操还是那样在演，但是历史事实本身需要尊重；他也趁着郭沫若新作五幕历史剧《武则天》的推出，对武则天进行翻案，“武则天不只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同时她还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妇女！她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吴晗回望历史，从千百年的“历史书”中看见教训，吴晗回到现实，从1944年的中国提出自己的见解，历史和现实就是吴晗的两个维度——但并非是作为学者型的深究，而是对现实问题切身的体会和感悟。但是收录其中的其他一些文章就不免变成了教科书式的说教，他从越王勾践的故事中感受到了“发愤图强”的作用，他从文天祥的事迹中感受到了一种民族的骨气，他认为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对顾炎武的评价是：“顾炎武首先是有气节的有骨头的坚强的爱国主义者，其次才是有伟大成就的学者。”这些定位和评价并不应该从一个史学家的角度来解说，它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介绍。而对于海瑞，他的评价是：
他主张减少剥削，却绝不反对剥削，他反对贪污、浪费、繁文，主张并且实行廉洁、节约，减省文牍，他重视人命，反对豪强，一生反对坏人坏事，不屈不挠，从不灰心丧气，连骂他的大地主也不能不说他是铁铮铮一汉子，说他为国为民，说他爱民。这样的历史人物是应该肯定的，值得后人纪念和学习的。
也许吴晗没有想到20年后自己创作的《海瑞罢官》，竟成为命运的一个转折，是因为那面“历史的镜子”被模糊了，还是自己没有从历史的文本回到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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