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2-16《盈边》：我与世上所有的囚犯通信
他的救命恩人，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估计已经60多岁了。他获得了一枚劳动奖章，而他的同伴们都对他赞不绝口。
——《不牢靠的房子》
正在建筑的大楼倒塌，7岁的小莱斯波尔被人发现晕倒在灾难现场，而另一个看守工程的人被埋在瓦砾之下，这是因为人们的“乐观主义”而付出的代价，但是幸运的是，小莱斯波尔恢复了意识很快就被送回到父母身边，虽然受到了惊吓多过伤害，但是他还能记得发生的经过，而他的救命恩人就是季尧姆·阿波利奈尔，他因为获得了一枚劳动奖章。
这是一个故事？一个虚构的故事？一个以虚构的方式创造的一种新的现实？《不牢靠的房子》收录在1919年出版的《虔诚山》中，而阿波利奈尔在短文写作之前的1918年已经去世，去世时阿波利奈尔年仅38岁，当38岁的阿波利奈尔在60多岁的时候救出了小莱斯波尔，并且获得了劳动奖章，这的确是一个“超现实”，除了安德烈·布勒东对这位友人的怀念之外，他也许更在于从一个“事件”中寻求救命恩人：那是在烈士街上的移动正在建造的大楼，“屋顶还空空如也的时候，油漆工和地毯匠就已经在装饰公寓了。”它构成了事故的隐患，但是工程守护者即“现身精神的牺牲品”，却认为工程安全已经被作了保，这便是所谓的乐观主义，他也因此为自己的乐观主义付出了生命代价；而小莱斯波尔只是途经此地，他在回忆中说有一个拿着棍子的人冲他大喊“闪开”，当然他没有逃走，而这个小莱斯波尔的名字的发音和“希望”相同——当大楼的修筑工事摇摇欲坠并酿成了事故，当“希望”受到惊吓晕倒在灾难现场，当现身精神的守护者成为牺牲品，“目前为止，众人一直在寻找这栋危楼的承包商和建筑师，但这些都是徒劳。”也许只有让死去的阿波利奈尔经过并救下“希望”，才是解开这个谜团唯一的希望。
布勒东构造了一个向后望的“卷宗”，在面对事故的“现实”时，向后望就成为了一种超现实的思想，阿波利奈尔尽管60岁了，但是他依然在场，“而他的同伴们都对他赞不绝口。”因为他救下了“希望”。在现实的事件和超现实的书写之间，在坍塌的大楼和“希望”的复活之间，在乐观主义付出代价和生命和意识的延续之间，布勒东似乎正要在1919年解开这个谜团，但是60多岁的阿波利奈尔在哪里？那枚劳动奖章会颁给谁？小莱斯波尔后来该如何长大？“不牢靠的房子”是不是会成为一种废墟的纪念？而实际上这些疑问构成了布勒东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那时他甚至还没有真正在向后望中看见60多岁的阿波利奈尔在场：还没有和达达主义决裂，还没有与法国共产党断绝往来，还没有被开除出“欧洲声援革命同盟”，甚至还没有起草好《超现实主义宣言》，也许对于他来说，现实只不过还是在象征主义影响、参战经历和精神分析兴趣之中的那个现实。
但是无疑那幢摇摇欲坠的房子已经存在，看守工程的乐观主义者已经出现，恶毒的承包商和建筑师也在那里，“希望”当然也受到了威胁，“一栋栋房子里，我摆脱了干燥的四壁。我们摇撼着！一张被王权戏弄的柔榻。/去迫上层层阶梯的压倒性诗意。”更早的1916年，布勒东就在《岁》中亲见了这“一栋栋的房子”，只不过在这里他更为明确地指出了事故的危害，“黎明，永别！我从鬼蜮的树林出来；迎上歧路，迎上酷热的十字架。”鬼蜮的树林，酷热的十字架，被王权戏弄的床榻，层层阶梯形成的压迫，都是明确指向了自上而下的权力，这不正是那座屋顶空空如也的建筑？不正是摇摇欲坠的公寓？不正是法国的现实？而在这样的现实里，“一片祝福的树叶遗漏了我。”甚至连一面镜子都可以剥去衣裳，“是那回魂一刻令我的肉身不前。”就像是那个被拿着棍子喊着“闪开”的小莱斯波尔，“他受到的惊吓多过伤害。”
| 编号：S38·2250103·2221 |
在1921年的《磁场》中，布勒东似乎依然在解开那个谜团，但是从谜团中他也发现了更多的“被王权戏弄的柔榻”，“这些掌握了传动带的逻辑的人：对他们而言，喘息的节律已经结束了，没有人会否认，工伤事故都要比纯理智的婚姻更美丽。”《工厂》的监控镜正在玩弄用人之术，纯理智的婚姻也从来不是美丽，“一个女人和一本书敌对了起来，我甘愿在这敌对的幽暗处散步。”整个新婚的时候只有相互的拒绝，那是一列正在快速行驶的火车，而现实中的每个人都在最危险的那个地方：靠近车门。1923年的《剥夺》中，是血淋淋的发动机，房子的屋顶依然空空如也，“气温突然变得软和，天使的头发，每个清晨都在我们的屋顶上微微颤抖。”但也许正是这空空如也的屋顶，这天使微微颤抖的屋顶，得以从另一个意义上看见那爿天空，看见降临的神祗，看见天国的启示——超现实之于现实来说，是梦，是冲动，是无意识的自动写作，是每一个必须进入的游戏。
《黑森林》，兰波说。年轻的“开普勒·黑格尔”是好同志，他“从图宾根来见我”，这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占星家约翰尼斯·开普勒和哲学家黑格尔的合体，时间被“好同志”合一的命名跨越；《献给拉夫卡迪奥》是布勒东“醉心拼贴”的语言游戏，“说着我的母语”“殷勤的身体”“把它拖走”就像小莱斯波尔的“希望”一样，在吟诵中自动抵达，“我的情人/几乎接受了/那个让友人们自在的/爱称”；《赝品》不是赝品，是永远的形象，这是“波西米亚水晶花瓶”建造的“图像诗”，花瓶的形状、儿童的口吃发音、游荡的回声，“这就是整首诗的样子了”；甚至在60多岁的阿波利奈尔在场的40年代，布勒东的文字游戏依然在《斗篷词》中大放异彩，“长颈鹿”和“窗户”拼合的“girafenetre”，“云”和“软面条”相关的“uagenouille”，“咖啡”和“猫科动物”拼合的“cafelin”，“鹤顶红在图腾语中的意思/是断肠手”……
也许只有从空空如也的屋顶、从天使颤抖的屋顶，才能看见飘飞的空中的词语，它构成了布勒东的超现实，但是自由想象和自动写作必然要面对另一个早已存在的权力系统，布勒东在致敬他的战友中不断抗击着这个权力体系，不断发动着革命，也不断投入战斗。和马蒂斯创建了野兽派的安德烈·德兰是艺术革命的先驱，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安德烈·德兰》中，布勒东发出了“我们去吧”的邀请，去哪里？去“一座积雪的奥林匹斯”，让天使和女信徒离开，让小丑不寒而栗，“我的妹妹，还有那些以冷结尾的名字//啊！再多点这温厚的雾。”布勒东早期开始写诗时把每一首诗都寄给一个人，他就是法国象征主义后期代表人物保罗·瓦莱里，《V先生》就是对瓦莱里的致敬，从星星广场，从凯旋门出发，“射杀诸位国王他已整装待发/今日如此旁人亦如此/与子同袍的/革命之梦”；1923年的《地光》更是布勒东建造“新天文学”的基地，在致朱塞培·翁加雷蒂的《沙丘上的地图》中，他发出了“我认出了一个来自我血的人”的呐喊，“来自我血的人”是革命者，是战斗者，是和我一样的怀有革命之梦的人：他让路易·阿拉贡在“神灵注视下”，“这便是灰色的使者们；这便是他的信/或者他的嘴唇：我的心是向着上帝的咕咕。”他和美国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曼·雷一样建造“坚不可摧之物”，在天堂一次次收敛和远去中定锚，“蓝色太阳穴和别墅的硬度浸入夜里摹出我的样子”，为的是在痛苦中聚力；在致和自己合写了《磁场》的苏波的《宁可这条命》中，布勒东更是以一把锤子的力量表达战斗的宣言：
宁可这条命已背上魔咒的幕布
和它逃跑的伤疤
宁可这条命宁可我墓上的这朵蔷薇花饰
在场的生命无非是在场本身
是一个声音在说你在那里吗而另一个声音回答你在那里吗
唉我几乎不在那里
可是当我们造出让我们死去的游戏时
我宁可顺从这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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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勒东：我认出了一个来自我血的人 |
布勒东和马赛尔·诺尔一起拷打着河流，然后将火车开进巴黎的隧道；他把巴勃罗·毕加索称为“伟大冷冻机的其中一丝战栗”，为他的三叶草加入了第四片叶子；他和马克斯·恩斯特一起用傲慢“加热一锅发霉的花朵”；布勒东称保罗·艾吕雅是“探险家”，他“用自己的鲜血豢养红蚂蚁”——即使后来两个人绝交，但是“19……一个炮兵中尉在蔓延的尘埃中等待”依然是战斗者的回忆；在致雷蒙·鲁塞尔的《断线》中，布勒东把革命者称为“天堂监狱里的干面包和水”，是“艳丽星空下的纸牌游戏”；致安托南·阿尔托的《污秽的夜晚……》中，发现的是死亡的冷寂，“不再有呼吸，不再有鲜血，不再有灵魂，只有揉捏空气的双手，只为空气的面包镀金一次，让沉睡的大胶旗猎猎作响，这双太阳之手，终于变作，冰炼的手！”而这何尝还是另一次开始，在极致的冷中抓住太阳。
所有的革命，所有的战斗，都是现实之死后的一次爆发，那么死亡就不可避免，不再有呼吸，不再有鲜血，不再有灵魂也是灾难现场制造的死亡，但是这死不是革命本身之死，是权力、上帝、国王以及一切摇摇欲坠的房子之死，“法兰西学院院士们将于下个周四钻进词典/钻进那些低飞之燕的玻璃质的眼珠/和一座花圃炸开的花园”，《我的死经过德斯诺斯》就是布勒东制造的死亡，除了法兰西学院院士之外，还有宗教思想的炸药桶，它们“吊在三位一体的顶端”，还有五个骑手参加的比赛，这是“眉毛的凝思/鲜血的浸渍，面孔的生疏以及/声势熏天的人类表象”，还有画十字的堕落、定罪和归天和“法官们那束雌性记号的审判架”——是谁宣判我们死亡？是谁又宣判绝对权威之死？“我与亲临的圣母并肩而入”，这就是那条和上帝一起的平行线，“现在我们已经立正：无聊、漂亮的平行线，啊！在上帝的垂直线下，平行线是多么漂亮。”
死是权力宣判的死亡，死也是超现实主义对现实的宣判，“我降生于累累祷告的无尽喧嚣/我的存亡悬于一线/这条古怪难测的线，将我的心缚上你的窗台/我借此与世上所有的囚犯通信”，致弗朗西斯·皮卡比亚的《千千次》就像是布勒东的另一个宣言，当死亡悬于一线正是复活，而这种复活的投向的是另一个惊世骇俗的开始：与世上所有的囚犯通信——囚犯就在现实的对面，在感恩的对面，在上帝救赎的对面，在权力体系的对面，它更在世俗死亡的对面，这就是布勒东的另一个入口，就是那条漂亮的平行线：
光阴比诉说它的光阴还要少，眼泪比耗尽死的眼泪还要少；我都数过了，就是这样。我清点了石头；它们和我的手指以及某些人的手指一样多；我向植物分发了要出版的书的传单，但并不是所有植物都愿意接受。我和音乐只相连了不过一秒，而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自杀了，因为如果我想离开自己的话，出路就在旁边，我不怀好意地补充道：入口，是另一侧的归途。
囚犯就是叛徒，“到处都是叛徒，紫袖套的叛徒，黑醋栗眼睛的叛徒，母鸡毛的叛徒！”这叛徒是那本缝着“没有明天”的字样的小书作者，“它的作者有个古怪的名字/写在尘世信号装置的昏黑点(《花火绽放的旅店》”，1812年的版本里是个古怪的名字，直到死后才确认他叫维旺·德农，他就是古怪的“活着的德农”；这叛徒是被认为怪人的“邮差薛瓦勒”，他用石头建造了人类之外的建筑，直到1905年人们才发现这堪同上帝的杰作，“邮差薛瓦勒”也成为了超现实主义者的英雄，“它通向一扇石磨的门，倏忽开阔到一个公共广场/它由天鹅的脊背制成，一个翅膀打开作为扶手/它像要衔住尾巴似的盘旋而上”；这叛徒是画像刻在奎宁片底部的洛特雷阿蒙，他是天才，他是狂人，早夭的他是超现实主义者的先驱，“蒙得维的亚的天鹅张开了翅膀，随时准备拍动/诱惑其他天鹅从地平线上飞来(《杀人的伟大救济》)”；这叛徒更是那名弒亲的法国女学生维奥莱特·诺齐埃尔，对于世俗对她的乱伦指控，保罗·艾吕雅曾经写道：“维奥莱特梦想着解开／取消／血缘中的那个丑恶蛇结”，而布勒东认为，“世上所有遮住你双眼的帷幕/都徒劳无功”，而且，“你的监狱是他们梦中奔赴的救命稻草/那些回到此处的，统统被它焚烧”，她被传统社会所审判，她被世俗力量所囚禁，但是这个“无迹可寻的女人”，“独自待在战神广场的小树林里/双腿X形地坐在一把黄色的椅子上”……
“战神广场”属于“活着的德农”，属于“邮差薛瓦勒”，属于狂人洛特雷阿蒙，属于维奥莱特·诺齐埃尔，他们是叛徒，他们是囚犯，但是布勒东需要的就是和这些囚犯通信，和他们一起焚烧监狱，一起打碎威权，一起破坏屋顶，而这就是超现实主义所占有的“盈边”：沉迷于不羁的东西，看见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女人，站在被风暴选中的树下，回到我的狼群，用夜的荣光举火战斗，“告诉我，当你消失的时候，已为那些到来和将要到来的人们留下补给/以备长远之需（《盈边》）”这已经是1940年了，如果阿波利奈尔活着，刚好60岁，但他当然还活着，还在现场，还要成为救命恩人，还会获得劳动奖章，因为那个名叫“希望”的孩子已经恢复了意识。但是，1940年的现实对于布勒东来说，已经不再是1919年了，已经不再单纯地想要解救而看见希望，也不再渴望得到革命的勋章，从向后望变成真正站在现场，也许比那栋摇摇欲坠的楼更难以琢磨的是“海市蜃景”：
如果我是一座城市，你说你会是底格里斯河上的尼尼微
如果我是一柄工具，啊愿你是玻璃工人的吹管
如果我是一个记号，你会是铺在陷阱上的蕨被
如果我扛着一个重担，它会是许多哀鸣的鼬头
如果我必须择一条道路逃离夜晚，那么它是天竺葵的尾流
如果我能不回头就看到身后，那么这是一枚鱼雷的傲慢
在海市蜃景中，人们已经忘记了航行，他们“淹没得如此彻底”，在海市蜃景中，“瀑布拉起了一劳永逸的帷幕”，在海市蜃景中，只有“朱鹮木乃伊”的那个文字游戏，“一切对我都是多余，一切对我徒劳无益：/是的，如果没有你/太阳”。布勒东发出了徒劳无益的感慨，但是却留着一个可能，那就是寻找“太阳”，6年后他在从哈瓦那到新奥尔良的墨西哥湾海上所写下的《听贝壳》，就是他对太阳的一次吟诵：这是他写给女儿奥贝的一封信，而奥贝的法语名“Aube”就是黎明之意，“你成为黎明的时候，我还没见到你呢”，虽然没见，但是“黎明”之光已经开始照耀，“我心中所有的乳草蝶翅膀/都载着你的语言”，这父亲的柔情完全将那些“海市蜃景”都驱赶了，“你穿着一件你茫然不知的夏裙/它的所有方向都镶上了蓝色双脚的红色磁铁/所以恍若无物”，也许在经历了太多故事之后，黎明给布勒东带来的是纯净，是希望，是真正的诗意和超现实，仿佛是另一种新生，布勒东似乎也以这样的方式朝着超现实的方向继续前行，“诗的紧拥正如肉体的紧拥/持续/就能挡住所有沦入世界苦难的地方（《去圣罗马诺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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