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2-16 《北回归线》：带着自己的时间奔逃

我不知道什么是诗歌在时间上必须的祭奠，一首诗的诞生？一个诗派的形成？抑或一个诗人的死亡？语言或者人，都是在时间上可以被消灭的，而唯独有些东西，存在于远古的过去，存在于迷途的现在，也存在于旷远的未来，汪剑钊说，“以语言的韧性对抗老去的时间”（《雪》），梁晓明说，“死去的人在风中飘荡/正如我们在时间中行走”（《开篇》），南野说，“我带着自己/的时间奔逃”（《无记忆的体会》）。

22年，时间上似乎就是那个一个点，但是对于不足百年的中国现代诗歌来说，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坚守，《北回归线》，纸刊、网媒，或者一批诗人，纸张终究会发黄，他们终究会老去，但是在时间中，他们却可以用文字来复活精神，“因为我新死，与众神相争”（阿九：《明歌》），他们似乎正在寻找语言的源头，寻找语言的恒久，寻找那份失落的记忆。“通过可书写存在物及语言的暗示，暗示域的可能抵达。”他们在时间的短暂中，让语言狂欢，从而把诗歌带向另一个彼岸。

其实对于一个阅读者来说，对于“北回归线”也都成为记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很早就听说，是在网络上，一直以来《北回归线》网站就用一种恬淡的态度延伸着纸张之外的表达，我所说的恬淡，是因为他们不夸张，却一直活着，也逐渐成为中国民间诗群不多的网络领地，但是对于我来说，《北回归线》的亲近完全是一种类似精神的信仰，写作者和阅读者同处南方之隅，在心灵沟通上已经达成了契合，仿佛触手可及一般，当阅读每一个字的时候，在这个富庶的江南城市，我只能很崇敬地认为，他们的存在无论如何是在对时间进行着反抗。

《北回归线》一直贴着“中国先锋诗人”的标签，这个标签不是别人的命名，而是那一群人的自我解构和建构，在放逐中寻找到的那一个理想国，诗歌的复活多么难能可贵，“这些理想主义者/就是以这种悲壮的舞蹈/来对抗着当下的自然的历史”（聂广友：《自然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些人，理想主义者，先锋诗人，用近乎撒旦的舞蹈书写现代的汉语诗歌体系。对于先锋，1988年的梁晓明在《北回归线》创刊号上说：

《北回归线》认为中国的现代诗大国的发展必定是从当代先锋诗人开始，它是怀着创建这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而站立出来的，它努力的方向是在世界文化的同构中，重现和提升人的根本精神。它的作品中所发出的声音更多的是一种希望、一种引领与上升。它本着穷尽与丰富自己生存内容的雄心在向着眼前这个时代高峰不断迈进。

于是，他们出发，带着自己，带着灵魂，开始“重现和提升人的根本精神”，开始重建一种被遗忘的秩序，“自由在自由中，在此刻，朝圣者的喜悦正振羽翱翔”，1988年12月，在中国杭州，诗人梁晓明与孟浪、刘翔等同仁一起创办了《北回归线》民刊，从此开始了先锋诗的探索之旅。现在的《北回归线》阵地包括《北回归线》（网站）、《北回归线》年刊（纸刊）、《中国诗刊（网刊）、《中国诗歌地理》（以书代刊）。从时间刻度上来说，上世纪80年代正是中国汉语诗歌在浮躁中重新建立秩序的时候，民间诗刊如雨后春笋出现，诗歌社团社刊型民刊也是不断兴起，严力1987年5月创办的《一行》诗刊；上海撒娇诗社1985年创办，青年诗人默默、京不特主编的《撒娇》诗刊；四川成都现在诗社1985年创办，欧阳江河、孙文波、翟永明主编的《现在》诗刊等，而著名的如北京、上海的《倾向》，浙江的《北回归线》和北京的《幸存者》，这些诗歌民刊对于重建朦胧诗之后的汉语诗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诗歌社团和民刊都如昙花一现，坚持下来的寥寥无几，而“北回归线”的阵地却在他们的沉沦中不断巩固，而且一直坚持着反口水诗的“先锋”实践。而这册《北回归线》诗歌合集正像在时间流逝中寻找到的一个精神家园，“先锋”成为他们身上遗世独立的一个标志，成为他们超然脱俗的一次努力。

主编:梁晓明 聂广友  页数: 383 定价: 39.80元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10-3 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什么是先锋？什么样的诗歌才具有先锋性？什么样的诗人是“先锋诗人”？《北回归线》灵魂人物梁晓明所提出的精神追求或许更多是一种宏观表达，涉及诗之为诗，诗人之为诗人的普世标准，但是真正的写作方向并无明确，这一群体对于《北回归线》的先锋性及中国汉语诗歌的界定也有许多观点，汪剑钊认为，他们除了必须写出“诗”以外，还面临一个建立标准的现代汉语的任务。红山认为，当下诗歌普遍缺乏精神层面。先锋性日益丧失。而刘翔的说法，“北回归线”诗歌更注重形式感和诗歌技艺，还有抒情色彩，聂广友的观点是，“北回归线”比较强调一种在技术和内容上的完美结合，张典则认为，“北回归线”诗歌表现了人的根本精神和技巧上的“极端主义”，阿九则认为：先锋就是历久弥新的理想主义热忱，是对母语的承当，是对人类经验领域的历险，是发现的快乐，也是友情的温暖。

罗列关于他们对先锋诗歌的观点和理解，其实并不能完全解读《北回归线》作为一个诗派生存下来的理由，其实，作为中国民间诗歌群落，北回归线并无什么明确的诗歌纲领，他们在写作中也是按照自己对于诗歌的理解去创作，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他们再建中国汉语诗歌秩序的勇气，比如技巧、比如人性，比如抒情，特别是在技巧上，先锋往往和形式主义的极端化联系在一起，除了聂广友的《上海哀歌》，南野的《白：厌倦和贪欲》，晏榕的《抽屉诗稿》等对形式的革新有着一定的探索之外，更多的诗歌还是从内容的构建上进行着超乎寻常的努力。但其实，《北回归线》所实践的更多是对于诗歌“现代性”母体的阐述，重构诗歌的中心和权威，包括死亡、孤独、语言、他者，包括失落、焦虑、物质、故乡。诗歌是高于生活的，而北回归线的诗人更侧重于对于日常生活的诗意消解，“我们无从掩蔽地遭遇饥饿、享乐、生殖等等/在他的目光下”（南野：《无记忆的体会》），“啊，我们终究要在正午/归还给教父肉体。在尘世中/画上影子的线轴和格子”（聂广友《教父来信》），那是一种逃避不了的物质故乡，却也是必须掩蔽的生存，比如汪剑钊《抽烟的女人》，刘翔《幸福就是一只被供奉的猪头》，张典的《遛狗之诗》，但更多的是，作为诗人闪耀的理想主义光辉，这种理想主义是高高立于历史和现实之上的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先锋从来不会紧跟时尚潮流，相反他先天具有引领时代的责任，在他的内心，永远是孤独而高傲的。”正是这种孤独和高傲，使诗人能凌驾在世界之上，用一种英雄般的视角审视我们生存的现实。“而狂欢持续进行着，场面盛大，大家都在笑。”一方面是对于现实秩序的嘲笑和解构，一方面，却是自我的命名抵达对岸：“我的眼就是圣经的网页”，“我们/在大地的圆心饮酒良久。不肯归去/东方渐白。一声狼嗥。”（聂广友《理安寺》），而这样的命名并不是一气呵成，并不是永远含着笑，更多的则是诗人自己的放逐：“两种生者。死亡之下的，和死亡之上的。”（晏榕：《抽屉诗稿》）；“他们拼命使自己向自己逃离。”）梁晓明：《开篇》）；“我只是用诗句同自己交谈。”（张曙光：《错误》）。诗人的独孤先于诗歌的狂欢，而最后的意义便是寻找到生存的归宿，“对于诗而言，事物本身高于我们的言说。”（聂广友）；“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生还。”（晏榕：《抽屉诗稿》）；“那不能称作人的人，在所有的人中他是最完整的。”（梁晓明：《开篇》）。我们读到的是痛苦的无奈，是理想的不懈，是肉体之死和精神之生，“让我像一个真正的魂灵/一颗骄傲的燧石/点燃故乡的心中致密的夜晚。（阿九：《亡灵还乡》）”

其实，对于20余位诗人来说，要完整地评介和解读一个诗群的特点，显得很尴尬，而作为个体而言，他们也各具特色，阿九对于语言的熟稔掌握，晏榕对于意境的营造，臧棣对于日常法则的消解，以及梁晓明对于人类终极的追问都让人感受到语言深入人心的快感，从而对诗歌怀有崇高的敬意。但总体来说，《北回归线》的诗歌风格过于庞杂，诗歌观点过于多元，就像阿九《穿越》中所说：“我把两本印着敌对思想的书/并排放在硬木书架上。”对于一个诗歌派别来说，他们虽不存在这那种敌意和矛盾，但这22年的维系和生存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对于诗歌的热忱和诗歌之外的友情。“但是我必须有一个故乡/我是唯一的神，沿荒年行进。”（阿九：《明歌》），或许对他们来说，诗歌这就是他们心中所追求的那个永远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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