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7-12 《横渡大西洋》：我脑子里想着“儿国”

因为，让他的儿子去犯罪、去淫荡、遭到玷污、遭到败坏，是可怕的、最可怕的、最令人厌恶的想法；但是，不，不，让他干去，由着他，我会感到害怕，我会感到厌恶，但是，他想当什么人，就让他去吧，让他折断，让他崩溃，让他垮塌，垮塌，让儿国出现，让无人知道的儿国出现！

犯罪，淫荡，是站在一边的儿子，那个有着青少年肉体之美的伊格纳茨，是思想指导行动的玷污和破坏，而站在儿子对面的是父亲托马什，是普托贡萨洛，是离开祖国的大作家贡布罗维奇，在可怕的、恐惧的、甚至是空虚的大西洋另一端，所有的行动都指向一个“背叛”的祖国，而那种对于“儿子”的粗暴折断、崩溃、垮塌，却在一个距离遥远的“儿国”出现，当布宜洛斯艾利斯的观望成为对祖国波兰的一种精神支持，那战争仿佛真的变成了没有子弹的空手枪射击，“瞄准是空虚的”，但是不瞄准，或者真有子弹装进枪里的射击，会变成“波兰万岁”的高呼？会变成渴望英雄的战斗？丧失了祖国对于身在阿根廷之外的波兰人来说，并非是一种英雄式的响应，而变成了一种如贡萨洛所设计的撒旦式的、地狱式的计谋。

丢脸丢到了外省，这是一次被自我命名为耻辱的旅程，“我感觉我必须向家人、亲戚和朋友叙述我在阿根廷首都这已经延续了十年的经历起初的情况。”我在没有尽头的人生道路上，用一种“横跨大西洋”的方式逃离了那艘“勇士号”的船，逃离了一九三九年八月陷于战争的波兰，在这耻辱的逃离中，我在喘不过气来的人生之路上，迷失的是一种等级和头衔，是“把人、事和物品都弄混了”的森林世界，所以“贡布罗维奇”的名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背负着波兰命运的符号，离开那艘可能返回到欧洲的英国或者苏格兰的船只，意味着一种背叛，“因为这个实情，我可能会遭受火刑，或者遭受五马分尸，或者手被乱棍打死，名声和信誉扫地。”但是在这个逃逸的过程中，我怀着一种诅咒背对轮船，向着一个新的世界走去，九十六美元的钱，对于我来说远非是可以在他国立足的费用，而在投奔公使的过程中，我却在一种荣耀的赞美声中再一次被命名。

编号：C38·2140519·1085 作者：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定价：25.00元亚马逊18.80元 ISBN：9787532149001 页数：222页

从羞耻到赞扬，这是共同面对战争的转变，“因为既然我背离了信仰，是一个亵渎分子，为什么还要去见主教呢？”我的犹豫在一种生存式困境面前变得毫无尊严，但是在那条华贵的街道尽头，那栋和波兰有关的建筑物前面，我却用一种战争的回应轻易解构了公使对作家关于“只会挤奶和狂吠”的评价。我说，战争，他说，战争，我说战争战争，他便用一种害怕的方式回应着遥远祖国的新闻，似乎在那个经受战争的国度，作为国家形象的公使必须承担起某种神圣的职责，他的呼唤是：“一定战胜，一定战胜，一定战胜！”所以那个我觉得是耻辱的逃亡便成了他对于自己人的赞扬：“你不赞扬自己人，谁来赞扬？”

所谓的赞扬只不过是用一种逃离来响应另一种逃离，用一种虚构的祖国回应现实中的祖国，所以这个像是狗屁的“赞扬”成了另一种亵渎，尊敬也罢，羞怯也罢，对于我来说，只不过在狗屁的外省找到了生存下去的理由，而这种狗屁生活带给全阿根廷波兰人一个意淫的机会，“可恶的人和可恶的民族，全不尊重自己！”狗屁的工作就是在“男爵—丘穆卡尔—佩茨卡尔骏马家犬公司”里当秘书，薪金是一千到一千五百比索，狗屁的待遇便是在男爵、佩茨卡尔和丘穆卡尔三个合伙人的单调中挠痒痒，狗屁的生活便是在数不清的恩怨、恶斗、愤恨、苦涩、伤痛、咒骂中面临破产的威胁，这是一个只有自己和自己有关的世界，一个丧失了上帝救赎的现实，而我身处异邦，在没有朋友和同伴的怪异工作中感受到了某种恐怖，这种恐怖是一种空虚，是对于祖国那流血战斗的遗忘，是把灵魂交给上帝却又无法救赎的迷惘，而在招待会上，在波兰社区的集会上，我却以大师的身份成为高居一切之上的人，成为控制他们的人，“向我们的大师致敬！反击有理！天才的贡布罗维奇万岁！”而所有的赞美和控制都只不过是一种逃离后的虚无，一种狗屁的回应：“因为担心这些狗屁会把我看成狗屁，我会面对这些狗屁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狗屁，我想要砸烂这个狗屁，而且高喊：‘狗屁！狗屁！狗屁！’”

这是距离祖国遥远的神化，而这种实际上是狗屁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却是一种虚设的英雄主义，而在酒馆里遇见的科布日茨基·托马什，也成为英雄主义的另一个代表，这个原陆军少校似乎经历了那些战争，经历了真正的出生入死，所以在公使的眼中，他也成为被赞美的对象，“我们光荣的民族不仅因为拥有天才人士、思想家和杰出作车家而百倍光荣，而且我们还拥有许多英雄豪杰，现在在国内我们的勇敢气概出类拔萃，所以也得让这儿的人见识见识波兰人的气概！”他是波兰人的代表，是波兰英雄的代表，是民族英勇、荣誉、斗争和“无限的勇敢、赤诚的热血、不屈的尊严、不可征服的信仰、最高的神圣力量和神圣的奇迹”。所以这样的英雄就成为一种民族自信的符号，用手枪打击敌人的象征。

文本和烟斗，是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另一把枪

而这样的象征具体到酒吧的争斗中，就是流着血却不后退的坚定和赴死的决心，“托马什老先生脸上的第三滴血慢慢流下来，沿着前两滴柄轨迹流淌，滚落在外衣衣襟上。”站着，而且像是不屈的面对死亡的站着，而在对面的是我，一个逃亡者，是贡萨洛，一个普托——每天在街上寻找和追逐男孩的同性恋者，一个非波兰的混血人：“大概是白人和印第安人混血，算是葡萄牙人，母亲是波斯人和土耳其人混血，他生在利比亚，名字叫贡萨洛。”男人的嘴唇却涂着女人的口红，有着宫殿般的豪宅却把自己当成奴仆的人，所以那酒吧的恶斗，那流血的场景，对于贡萨洛来说，只不过是追求男性肉体的一种表达，但是在这样普托式的追求中，遇到的是原陆军少校托马什的阻拦——儿子伊格纳茨一方面是英雄父亲的继承，另一方面却是贡萨洛的肉体目标，而这样的肉体闪烁着某种年轻的气质，闪烁着自由的诱惑，或者说，以魔鬼面目出现的贡萨洛就站在英雄主义的对面，站在承载荣耀和英勇、尊严和信仰的波兰英雄的反面，这是一种亵渎和玷污，托马什用自己的行动维护一种继承，而这种父与子的关系正是战争的祖国波兰需要的寄托，但是贡萨洛用一种肉体的欲望解构了这个被象征化了的“儿子”。

“我知道你把我当成恶魔。但我要告诉你，为什么我让你站在我这一边反对这个父亲，而且希望你把我这样的人当成社会栋梁。”贡萨洛或者想着给年轻人一点自由，让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得到尊重，但是他实际上无法跨越父与子的这种象征意义，“你要知道，我们波兰人，是特别尊重我们父亲的；所以这样的话你不要对波兰人说，不要挑唆儿子反对父亲，把儿子引上邪路。”作为波兰人我对于贡萨洛的劝解其实满含着某种民族性，儿子和父亲的关系无非是个人和祖国的关系，所以贡萨洛的解放实际上比我的逃亡更严重的亵渎，但是我在狗屁的世界里看到的英雄主义，看到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流血的伤害，只不过是禁锢和束缚，贡萨洛以一种让我惊讶的”儿国“理论构筑了一种反叛精神，“儿国跟你有什么关系？儿国不是更好吗？用儿国取代祖国，到时候世界会大不相同！”

儿国是对于祖国的解构，甚至是反叛，而我在这样的观点里忽然像得到了某种力量，那街上响起的”波兰，波兰“的狂吼，像是对于祖国狗屁意义的瓦解，当祖国的战斗和无情的叫声传来的时候，我却在一种不能停歇的行走中想着“儿国”，想着继续的颠覆和逃亡。其实贡萨洛作为一个非波兰人，一个混血儿对于祖国和儿国的注解其实是魔鬼一样的肉体诱惑解构那个英雄主义，而那所谓在外省的英雄并不是托马什，也不是我，而只是一个需要的英雄，一个人造的英雄。即使在我空洞的下跪，在公使空洞的站着，那种与生俱来的颠覆感觉让父与子的承继关系变得可怕。父亲是祖国，儿子是每一个波兰人，所以“要让儿辈忠诚于父辈和祖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用在外省制造的英雄来完成这样的救赎，显得可笑。

在普托看来，要在一种解构中覆灭父亲的英雄主义，而在托马什看来，就是要用子弹击穿贡萨洛的玷污，用来维护儿子，这是新的战争，而我在一种“儿国”的理论中和普托“勾结”，以反对强压在儿子身上的父权，所以那场和子弹有关的决斗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把子弹放在袖口里的游戏，没有真正的枪声，没有死亡，也没有鲜血，所谓“瞄准是空虚的”，其实只是在一种形式意义上具备保护和伤害的作用，而在这游戏一般的决斗中，贡萨洛竟然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伊格纳茨，这种对儿子生命的维护被托马什看成是最大的荣耀，所以争斗变成了和解，变成了友谊，“啊，现在您已经不是仇敌，您是我的兄弟、朋友，您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的儿子！”他们拥抱，并且得到所有人的喝彩，贡萨洛的“牺牲”精神也变成了英雄主义的一部分，变成了对于波兰祖国效忠的一部分，“这是上帝的恩典！全部自然的善意！这是确定无疑的事，这是最最确定无疑的事：波兰人因为具有多种美德而令上帝和大自然感到亲近，上帝和大自然眷顾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这种骑士精神，还有勇敢、崇高、信仰的虔诚！”

于是所有人都高呼：“波兰万岁！”而其实，那只不过是一个玩笑，一个将子弹藏在袖口里的游戏，所以实际上仍在一种狗屁的生活里把那种英雄主义引向邪路，而于我来说，却在奇异中体会到了不是恐惧的空荡，“我惧怕的已经不是恐惧本身，而只是缺乏恐惧而造成的恐惧。”甚至说，这仍在一种肉体勾引的罪恶里，所以当我对托马什说出那一个背叛的游戏时，托马什便开始了还击，父亲所代表的权力不是要惩处贡萨洛，而是要消灭儿子，“在上帝的帮助下，我要用鲜血清洗，沉重的、可怕的鲜血，我儿子的鲜血！”亲手把他杀死，用刀，或者不用刀，总之死是必然的选择，因为他玷污了英雄主义，颠覆了父性，而这种惩处却被命名为拯救：“不仅要为自己被当成笑柄而复仇，也要用这样的死亡来拯救儿子，使他免遭如此的嘲笑。”

要杀死儿子来维护一种权威，一种父性，“在杀死儿子的同时，以这种可怕的谋杀亲子的行为来杀死自己身上那个空虚的小老头，要成为有血性的老人，要有分量，要以老人的形象发威，要镇住局面！”而贡萨洛也开始谋划，他作为一个对英雄主义的玷污者，一个肉体欲望的追寻者，一个儿国理论的实践者，当然要用儿子的血来杀死那高居于头顶的父亲，“儿国，儿国，儿国，还有儿国，还有儿国，还有儿国！”他在吼叫，他在行动，他要把自己魔鬼的本性变成一种反对上帝的力量。

而我呢，作为丧失了祖国的逃亡者，内心也充满着一种颠覆的快感，在空虚的世界里必须要填埋一些东西，那仿佛也是一种英雄主义，在疼痛中获得快感的英雄主义。马刺骑士同盟带来的是逃跑之后背叛的处罚，令人疼痛的、可怕的、地狱般的、魔鬼般的马刺似乎刺激着一个丧失了恐惧的肉体，而这样一个肉体的复活必须以残酷的方式获得力量：踩死小虫子，勒死小兔是想成为圣徒必须学会适应的牺牲；捅死小牛，是要学会坚强，克服颤抖的必要；用马刺杀死马，是克服恐惧，成为英雄的过程；杀死母牛，则是强化灵魂的付出，而点火烧烤狮子，则是克服软弱、学会适应做大事的必须，所以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牺牲和坚强，充满了疼痛和英雄主义的同盟里，我便找到了一种抵抗空虚的手段，那种被填塞在肉体和精神深处的行动，“只有绝望才能激发出来的勇敢”是没有原因、没有理由、没有道理的行动，而它的目的就在于服务恐惧，服务残酷，所以杀死托马什的儿子，判处少年死亡变成了一种残酷的行动，一种恢复勇敢的民族主义行动。

所以伊格纳茨不是一种单纯肉体的象征，不是欲望的投射，那种“清新的声音、活跃的笑容、活跃的动作，整个肉体的欢乐、灵活”都是一种“儿国”意义上的复活，是远离祖国的意淫的一种寄托，“让儿国出现，让无人知道的儿国出现！”然后才是毁灭，才是破坏，才是崩溃，才是死亡。而在这样一个用恐惧消灭空虚，用英雄抵抗魔鬼的乌托邦一样的外省生活里，他们似乎听到了祖国胜利的声音，听到了英雄解救祖国的消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在一个人人都是英雄主义的救赎中，祖国波兰一定是战胜了敌人。

但是这只不过是遥远的外省的臆想，是一个被篡改的祖国，“但是，我在报上看到，一切都完了，咱们打败了。”博茨罗茨基参事最后说道了“大屠杀，失败，终结，我们走投无路了”对于从不在前线却用民族性来压制那些追求自由的”儿国“来说，是真正的屠杀和玷污，是真正的残酷。当托马什倒在地上，当伊格纳茨用那“砰砰砰地砰砰”的声音制造新的战争的时候，父权的倒塌便成为新的事件，“一个对着一个，一个跟着一个，但是都砰砰地，哎呀，吼叫起来，小牛似的，接着竟乱作一团。大笑声被淹没在大笑声里，砰砰地笑，啪啪地笑，砰砰，啪砰……”

战争参杂着玩笑，那“砰砰砰地砰砰”的声音也便像那些笑声一样淹没了那个父亲建立起来的英雄主义，这是儿国的解救还是儿子的游戏？这是迷途的行动还是对于祖国的背叛？伊格纳茨似乎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他处在贡萨洛和托马什之间，处在父亲的权威和肉体的欲望之间，处在遥远的祖国和现实的外省之间，当然也处在我的逃亡、恐惧，计谋、行动中，而所有的看见或不看见，都无法使我在空间中远离那个叫做“波兰”的存在，“过去的一切都只是软弱无能，正在到来的新的一切，都是暴力。”所以在这样一个“横跨大西洋”的清算文本中，我在一种震荡、宣泄和存在中感受到的是讽刺、批评、论述、娱乐、荒诞和戏剧，贡布罗维奇，文本里的我，和文本外的我，在这样一种自由和约束，逃离和控制中成为一个寓言：“有些人（我就在其中）几乎惧怕‘祖国’这个词，似乎这个词语让他们的发展延误了三十年。这个词把另外一些人立即送上了我们文学中给人布置任务的刻板模式的道路。”惧怕祖国，是因为祖国被定义为一种无法逃离的任务，一种命定中必须走的道路，而个人，不管是贡布罗维奇，不管是托马什，不管是伊格纳茨，都在向那个“祖国”的词语靠拢，最后成为它的一部分，在暴力的世界里成为一个权力时代的牺牲品。

“贡布罗维奇正是使用强暴肉体的比喻、强暴自我的比喻、强暴自我天性的比喻来揭发波兰人精神的。在波兰爱国主义的底蕴中，他发现了反自然的和反肉体的顽疾。”但是即使是用这样的隐喻去发现那一个被奴役的民族主义，对于贡布罗维奇来说，依然无法逃脱现实的恐惧，“沙文主义辞令的杂文”、“对战前波兰的讽喻”以及“关于萨纳齐的杂文”的评价背后是一个更庞大的祖国系统，一个更暴力的父权结构，一场更骇人听闻的战争图谋，“我属于那种如果放枪，也只对着庞大动物瞄准的有抱负的猎人。”只是在那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横渡大西洋”的逃离中，拿起枪瞄准的也只是一个空空的存在：“我丧失了祖国。但是没什么，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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