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5-27《我的朋友们》:我们身上的恶趣味
字幕完全是机翻,时长不是140分钟而是缩减的114分钟,于是这部被称为“意大利式喜剧”的经典电影便在一知半解中被观影,似乎观者和电影永远处在一种隔阂的状态中,这是一种无法进入的体验,而这是不是也契合马里奥·莫尼切利的一种叙事策略?
观影过莫尼切利导演的电影《艰辛的米》和《三艳嬉春》,一部是批判现实主义,另一部合拍的电影传递的却是对女性的某种嘲笑,而《我的朋友们》无疑更接近《三艳嬉春》的风格。片名“我的朋友们”其实指出了这个群体的视角,那个“我”就是报社的记者佩罗奇,他打完字,完成工作,拿起烟灰缸里已经灭掉的小截香烟,然后点燃,在离开单位之前取走了正在印刷的报纸,报纸上有关于妓女案件的报道,他把报纸分发给午夜酒吧里还在喝酒的女人,她们艳丽的着装更像是妓女,在和她们打了招呼之后,他启动了自己的车,但是他即将到家时看到了儿子停在那里的车,于是一个倒车,做出的决定和实施的行动,就是去找“我的朋友们”,他们是遛狗的建筑师梅兰德里,是正在和妻子卡门做爱的内奇,是和妻子、孩子住在地下室的莱多——“我的朋友”就是一个男人的集合体。
开篇是严肃的,是一本正经的,但是却开启了“我的朋友们”的恶趣故事。这是一个男人和男人之间友情的故事,“兄弟们,我们在一起多好啊,我们这些男人!为什么咱们没有一起投胎成基佬哪?”这是梅兰德里的一段话,带着某种遗憾,却建立了只属于男人的生活,佩罗奇的报纸上是关于妓女的案件,他在酒吧里遇见了旺达·艾达等妓女,他在离开时独白说:“我想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而不是妓女。”所以,“朋友们”被结合成一个群体,实际上是对女人的一次远离——甚至,“妓女”成为了他们对女性的一种集体称呼,将其放在了“我的朋友们”的对立面,于是,他们的故事多少和“厌女症”有关:佩罗奇的妻子不在家里,内奇为了朋友毅然离开正需要的卡门,莱多趁着妻子和孩子睡熟偷偷溜出门,只有在没有妻子的世界里,他们才是自由的,他们才是快乐的,他们才找到了生活。
导演: 马里奥·莫尼切利 |
甚至,他们四个人开着车故意制造事故,然后在不丧生的情况下集体住进医院治疗,同一个病房就是他们的世界,在这里他们海阔天空聊天,他们毫无节制喝酒,他们也打电话给妻子,让他们不要来看自己。和朋友们在一起就是为了逃离女人,逃离女人是为了寻求自由的空间,这就是“我的朋友们”的乐趣。但是,这个构建自由的过程却是一种自虐,事故造成身体的疼痛,医院里的治疗,其实都没有什么乐趣,但是他们却享受这一切,而且,这其中也通过对女性重建关系而产生二次的厌恶:梅兰德里发现了天使般的女人多纳泰拉,他被她所迷住,称她是“维纳斯”,并对她展开了追求,但是他发现,多纳泰拉不是别人,正是医院里萨萨罗里教授的妻子,于是他假装应聘,成为了教授家的工作人员,为了接近多纳泰拉,他甚至还邀请朋友们帮助他“杀掉”教授,但是在那个晚宴上,多纳泰拉和教授发生了争吵,在教授的眼中她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女人,于是理想天使瞬间坠落至地,梅兰德里的梦想终结。
对女人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是男性本能的体现,但是当梅兰德里以失败而告终,不仅他必须回归到“我的朋友们”的集体世界,而且厌女情结又增加了活生生的砝码,莫尼切利更是将这一事件变成了“我的朋友们”这一共同体壮大的奇迹,萨萨罗里教授为自己做出了“诊断”:离开!于是他也加入到了四个男人的世界,他也成为了“我的朋友们”,他也远离了女人。回归和壮大,这正是一种建立男性王国的过程性展示,莫尼切利在这里几乎就是建立了一种性别意义上的对立:一方面没有女人的世界也就意味着不再为家庭担责,不再为男女之事哀愁,不再纠结于所谓的爱情,另一方面,在没有约束的世界里,他们自由自在,他们可以满足所有的恶趣味:对着即将启动火车上的乘客扇嘴巴,没有人会下车报复他们;他们在根本不认识男女主人的宴会上大吃大喝;他们假装测绘人员给小镇测绘并告诉牧师高速公路将从这里通过;甚至,在宴会上,内奇还在小孩的便盆里拉屎,当大人们发现小孩产出成人状大便,诧异不止——而这或许也是莫尼切利表达“恶趣味”的极致。
《我的朋友们》电影海报
但实际上,所谓的厌女看上去更像是一种表面现象,内在意义上莫尼切利用“我的朋友们”这个共同体所要批判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规则。佩罗奇在独白中说:“我已经习惯了大家叫我佩罗奇,我差点忘记了我的额名字乔吉奥。”也就是说,他的真实名字是被人忘记的乔吉奥,佩罗奇是一个被大家习惯命名的名字,那么在佩罗奇的层面上,他也变成了被规则控制的人。和名字一样,每个人其实都无法逃离规则,这里有家庭的责任,有社会的角色,有习俗,有禁忌,它们所构成的是一种听从的哲学。所以每个人要通过“我的朋友”解构这种规则,甚至以一种拒绝成人化的方式活在恶趣味之中,在宴会上骗吃骗喝,狂扇乘客的耳光发泄,让惊慌失措的牧师敲响教堂的钟,都是他们构建自由生活的极致表达。
但是正如观影带来的体验一样,莫尼切利构建了这样一个近乎乌托邦的男性世界,和现实隔着太远的距离,一切都像是刻意为之。而另一个方面来说,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自由表达真的能解构固化的规则?他们是在寻找生活的趣味,但是成为恶趣味本身也是一种对自我的破坏,那种爽的感觉很直接,但也只是一时之爽,于是电影所呈现的风格就变成了困境中的戏谑,变成了戏谑之后的伤感,在恶作剧实施之后,似乎每个人都会进入到一种收敛之后的短暂停顿,然后就是弥漫开来的忧郁。而佩罗奇的死似乎是这种伤感和忧郁的最后表达,他生病了,他难受了,他慢慢走向死亡,但是妻子和儿子似乎还以为他在恶作剧,佩罗奇在牧师面前忏悔之后真的死去,“这不是一个玩笑,他真的死了。”死亡到来,妻子和儿子却依然认为他什么都不是,但至少他拥有了看起来体面的葬礼。
远离规则,破坏规则,解构规则,“我的朋友们”是一时的自由主义,是暂时的男性主义,是短暂的个体主义,而这部影片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写照,电影上映不久便售出了700万张票,它夺得了两座大卫奖,在电视台多次重播,1982年续集上映,依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影代表的就是“意大利式喜剧”,它也是战后重建中意大利电影独树一帜的电影类型,但是1975年也是“意大利式喜剧”的最后辉煌,随着意大利社会矛盾的变化,这种风格的电影逐渐退出市场,就像这部电影中的伤感,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便陷入到了无法真正找到出路的忧伤和沉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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