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6-25《太阳帝国》：我的飞机在天上飞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战争题材的电影似乎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辛德勒的名单》和《拯救大兵瑞恩》作为后期代表，是斯皮尔伯格对战争本身的思考，而主题就是战争和人性之间的抉择，前期的代表作则是《一九四一》和《太阳帝国》，和后期关于人性的主题不同，这两部作品并没有在这一主题的深刻性上进行挖掘，虽然它们都和日本侵略者有关，但是《一九四一》明显是借战争讥讽美国社会以及所谓好莱坞神话的荒诞性，而《太阳帝国》比《一九四一》更写实，也更具有历史性，但斯皮尔伯格并不是要正面展示战争的残酷性，而是以战争为叙事背景，提出的是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
1941年，是日本发动对华全面侵略的第4年，也是突袭珍珠港爆发太平洋战争的那一年，随着英美盟军的加入，战争正进入一个新阶段。斯皮尔伯格提供了这样一种战争背景，而随着战事日趋复杂，上海国际租界里的形势也变得严峻，通过租界里英国商人约翰一家做出的选择和11岁孩子吉姆的经历，斯皮尔伯格将这一背景变成了一种现实困境：在日军进攻上海后，约翰带着妻子玛丽和儿子吉姆离开了公寓，但是在上海街道的人流中分散，吉姆失去了和父母的联系，回到了公寓等待他们回来，但是公寓已经被日军占用，吃完了里面储存的食物之后，吉姆流落街头，之后遇到了美国人弗兰克和贝西，他们准备将他卖掉，但是战乱时代生意没有做成，他们被关进了集中营。而在集中营里，吉姆更是经历了生死考验，他目睹了死亡，他忍受了折磨，他学会了生存，当战争进入后期，日军最后撤离了集中营，吉姆最终和父母团聚。
失去父母、流落街头、差点被卖掉、关进集中营，最后活了下来并和父母团聚，这就是斯皮尔伯格的“战争叙事”，它是残酷的，是煎熬的，但是当他最后和父母重聚，这一种战争叙事看起来避开了对战争的揭露和批判。在这里最被人诟病的是两个地方，一是故事发生在中国上海，发生在日军对华的侵略战争中，但是根本没有出现抵抗侵略的中国军民，只有通过吉姆的视角，看见混乱的上海街头，上海街头逃难的中国人——它是通过车内的视角“看见”车外的乞丐、修女、商贩，这是一种空间的隔离，而吉姆作为英国商人的孩子，拥有优渥的生活，打高尔夫球、出门乘车，公寓里有泳池，雇佣的是中国女佣，这种隔离就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抽离，而约翰也多次强调：战争不关我们的事，在洛克伍德家聚会的时候，那些英国朋友也都表达了战争和我们无关的观点。所以斯皮尔伯格在这里很明显是在淡化中国，淡化历史，淡化战争的现实意义。
| 导演: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
同样，对于日军也有一个抽离的意图，虽然吉姆在集中营经历了许多，但是斯皮尔伯格始终没有展现这场战争血腥、暴力和侵略的本性，虽然集中营的生活非常艰苦，死亡也总是发生，但是吉姆能够活下来，战争并不是惨无人道的。在这里，片名《太阳帝国》也在这种抽离中具有了另外的隐喻，“太阳帝国”无疑指向的是日本，当战争进入尾声，“太阳帝国”也一步步走向了覆灭，但是在斯皮尔伯格的叙事中，“太阳帝国”更多是具有象征意义，太阳在天上，太阳发出光，太阳需要仰视，所以“太阳帝国”更多指向的是脱离战争的梦想世界，身为唱诗班成员的他曾经就对母亲玛丽说过自己梦见了上帝，上帝在天上，他和“太阳”形成了一种互指的关系，而在他即将离开集中营的时候，说起自己学会了一个新词：原子弹，他说：“它是划过天际的一道白光，这是上帝在拍照。”和日本有关的“太阳帝国”变成了对上帝的仰视，原子弹变成了上帝拍照留下的白光，如此抹去了战争的具体指向，甚至在去战争化的过程中让“太阳帝国”变成了一种信仰。
所以很明显，一方面斯皮尔伯格通过历史的再现进入到战争叙事中，另一方面则以抽离的方式去战争化，而它所构成的就是和战争叙事相对的梦想叙事：战争叙事是吉姆生活的现实，是无法逃离的大地，是经历分离、流浪的生存世界，而梦想叙事则是吉姆在内心构筑的信仰和理想，一个在平视的世界里，一个则在仰望的目光中，而所有在现实中的隐忍和考验，都是为了抵达那个梦想世界，也就是说，吉姆保留内心的梦想是一种超越战争和生存的力量，这种梦想是通过具象化的飞机而得以展现的。吉姆喜欢飞机，他的梦想就是驾驶飞机飞翔在蓝天上，他拥有纸飞机和玩具飞机，这是梦想的第一步；当战争爆发之后，他看见了天上的战机，在他眼中它们绝不是扔下炸弹制造死亡的工具，而是梦想实现的标志；他看到了军用飞机的残骸，于是坐在上面学着驾驶飞机；日本军营里也有喜欢飞机的人，他在和他隔着铁丝网的对望中完成了对话，当日军战斗机起飞，他会向他们敬礼，而飞行员也会还以相同的礼节；甚至当贝西带人回到集中营，有人向那个日军飞行员开枪，他阻止他们，说他是自己的朋友。
吉姆心中永远有一个飞翔的梦想，这个梦想是一种仰望的存在，是他的“太阳帝国”，它超越了地面，超越了战争，超越了生存，所有地面、战争和生存的经历都是为了最后抵达这个梦想，所以斯皮尔伯格不是在揭露战争，而是在构筑梦想，但是当梦想构筑在战争之上并试图超越战争，他通过一个11岁孩子的视角想要提炼梦想的超越性，却最终变成了一种扭曲：首先是对历史的扭曲，日本倾略者在电影中不再是狰狞的角色，执行飞行任务的飞行员不再是武力的实施者，原子弹不再是人类的灾难，集中营也不再是死亡的炼狱；其次则是对梦想本身的扭曲，吉姆的梦想在自己内心里，在和现实的隔绝中，在唱诗班的经文里，在对上帝的仰望中，所以他只能隔着车窗看见苦难，他在发生死亡的街上骑车，他活在梦想里，梦想是他的力量，但是当他的这个飞翔的梦想还是为了成为一名战争中的飞行员，梦想依然是和战争有关的梦想。
斯皮尔伯格用一个11岁孩子的梦想避开了战争的直接叙事，这也是在成人世界之外构建的孩子世界，它不仅是被架空的，而且也是一种以梦想为名的虚构，最后和父母的大团圆更是斯皮尔伯格对战争苦难的彻底抹除，这难道不是欧洲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的一种幽灵般的存在？
《太阳帝国》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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