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9-19《政治无意识》：阐释是“强有力的”重写
所有阶级意识，不管哪种类型，都是乌托邦的，因为它表达了集体性的统一。
——《结论》
肯定以及确定地得出结论：“有效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必然是乌托邦的。”这是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充分论证“总是要历史化”后得出的最后结论，这个结论也预示着他的阐释在“强有力的”重写中进入到了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构建中，但是为什么詹姆逊会得出“意识形态即乌托邦，乌托邦即意识形态”的结论？为什么要从这个结论出发解决当前和未来关于文学和文化中的困境问题？詹姆逊的用“乌托邦”完成对“政治无意识”的同构，是不是反而在理想主义中滑入一种马克思本身就在批判的“虚假意识”或阶级偏见？
的确，马克思最有影响的教诲就是被看做是虚假意识、阶级偏见和意识形态编码教诲，在詹姆逊看来，这一教诲是特定社会阶级的价值和态度的结构局限的教诲，它使马克思成为对当代文化和社会生活“伟大的否定诊断家之一”，在这里，詹姆逊认为，马克思的教诲所构成的实践是集体的实践，它和被概念化为价值或欲望并以文化的形式投射的东西之间形成了构成性关系，无论是阶级意识还是特定社会阶级的价值，都是群体的事件，所以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共同指向一种集体性，一种超越了不同思想而形成的集体辩证法：布洛赫理想的希望和乌托邦冲动；巴赫金把对话作为资产阶级叙述的单维文本的断裂和作为主导文化的霸权秩序的狂欢式传播观念；法兰克福派把强烈记忆作为满足和刻写革命力量痕迹的概念……在詹姆逊看来，所有这些系统表述都暗示了对纯粹意识形态的超越，也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意义观的众多原则。
马克思主义意义观的这种多元性，体现的就是辩证法思想，它的使命就是对善恶超越的集体逻辑，就是在反思活动中使其中心化，超越就是克服对立，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思想就变成了对“尚未问世的集体性逻辑的前兆”，而它在詹姆逊看来就是一种乌托邦，所以集体逻辑的意识形态就是在辩证法中指向了乌托邦，所有的阶级意识在表达了集体性的统一中也必定是乌托邦的，而詹姆逊提出这种同构，并非集体性本身是乌托邦的，而是这些集体性本身就象征着“已经达到的乌托邦或无阶级社会的终极具体的集体生活”。当乌托邦体现的集体性象征着无阶级社会的终极集体生活，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无意识发挥了政治实践的终极作用，“这种实践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意义之所在。”而这种政治实践的终极意义就是詹姆逊在《前言》中提出的“绝对的口号”：“总是要历史化！”
历史化就是一切辩证思想“超历史”的必要性，而这也被詹姆逊视为《政治无意识》的真谛，为什么要历史化而且“总是要历史化”？詹姆逊认为文化领域的“历史研究”具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对特定文化文本的“客观”结构进行本质的研究，研究它的形式和内容的历史性，研究各种语言可能性出现的历史时刻，以及美学特定环境功能背后的历史意义；而另外一种则是一种非客观的研究，而是突出研究者对文本进行阅读和接受后进行的阐释，《政治无意识》选择的是第二种路径，这也意味着它论述的就是关于对文本的阐释，而且，“假定我们从未真正直面一个完满其作为物自体之鲜活性的文本”，正是面对这个从未直面的文本，才可以发现文本作为物自体鲜活的东西，所以这种历史化的阐释路径就变成了阿尔都塞所说的“生产”：“生产”假定客体的概念，而这种生产在詹姆斯看来就是阐释的真正意义，它就是对文本进行“各种‘强有力的’重写”，而这种重写式的阐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维度下的，或者说唯有政治阐释具有的优越性才使得它成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
然而，这种“绝对视域”的合法性并非不言自明，詹姆逊必须回答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如果历史本身拒绝被直接再现，如果“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宏大与否，而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那么政治阐释凭什么宣称自己比精神分析、结构主义或神话批评更具优先性？答案隐藏在阿尔都塞关于因果律的论述之中。詹姆逊从阿尔都塞那里借来的核心概念是“表现”，但这里的“表现”绝非传统美学中那种外在的、复制式的再现，“结构并不是外在于经济现象来改变这些现象的面貌、形式和关系的本质，也不是作为缺场的原因而作用于现象，之所以缺场是因为它在它们之外。”阿尔都塞的这段话被詹姆逊长篇引述，因为它恰好击中了历史主义困境的要害：历史既不能作为外在的实体被直接把握，也不能作为先验的目的论被预先设定，结构因果律的独特之处在于，原因内在于它的效果之中，结构的整个存在包括它的效果，结构绝非外在于它的效果。这意味着历史性并非某种可以绕开文本去直接触摸的“物自体”，它恰恰是在文本的内部、在叙事的褶皱之中作为“缺场的原因”而到场。这种到场不是简单的在场，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在场，一种通过不在场而实现的在场。
| 编号：B42·2260505·2487 |
詹姆逊由此将阿尔都塞的因果律改造为一种具有集体逻辑的意识形态分析：历史作为缺场的原因，只能通过文本化的方式被接近，而文本化的过程就是叙事化的过程，就是政治无意识发挥作用的过程，文化文本因此被作为整个社会的寓言模式，包括社会的表征和组成因素，如文学“人物”，在其他层面上被解作因素的“典型化”，尤其是作为形形色色的社会阶级和阶级团体的比喻。从缺场的原因到在场的历史，从内在的表现到结构的因果，这条路径并非自动铺就，它需要一种中介。詹姆逊对中介的理解迥异于传统的辩证法术语：“中介是一个经典的辩证法术语，用指对艺术品的形式分析与其社会基础或政治国家的内在动力与其经济基础之间关系的确立。”但詹姆逊并不满足于这种静态的对应关系，他将中介重新理解为符码转换的过程：“发明一套术语，或战略性地选择一些特殊的符码或语言，如此同样的术语便可以用来分析和连接两种迥然不同类型的客体或‘文本’，或现实的两个非常不同的结构层面。”中介因此不再是黑格尔式的表现性因果律那种不同层面之间的象征同一性，而是一种在历史化中完成的同构，一种在符码转换中实现的辩证运动。
正是通过这种中介，政治无意识才能在文本的局部历史语境、文本与阶级的关系、文本与整个生产方式的关系这三个层次之间往返穿梭，并最终将历时性的历史叙事纳入共时性的结构分析之中。为了将这种阐释模式落到实处，詹姆逊也从多个理论资源中汲取了分析的工具。格雷马斯的四种逻辑可能性——婚姻关系、正常关系、非正常关系和婚外关系；规定性的、禁忌的、非规定性的、非禁忌的——这些看似纯粹形式化的二元对立图式，在詹姆逊看来恰恰构成了“必然从所有这些因素中获得的空位和逻辑可能性”，它们本身并不表指任何特定历史上人类群体的亲缘关系或法律制度，却可以借此衡量和厘清某一特定社会文本的内容。格雷马斯的图式因此不是静态的结构主义游戏，而是“意识形态封闭的场所和模式”，它能够被重新用于历史化的辩证批评。与此同时，詹姆逊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中提取了“愿望达成”这一核心概念，但他清醒地意识到：“从政治解释学的观点来看，用‘政治无意识’的要求来衡量，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说，愿望的达成的观念一直闭锁在个别主体和只能间接对我们有用的个体心理传记的问题框架之内。”拉康对弗洛伊德的重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从“愿望的达成”转向了对主体范畴本身的质疑，突出了主体构成及其构成的幻象。
但詹姆逊并未止步于拉康，他进一步将欲望概念政治化，认为“即便欲望理论是形而上学和神话，它伟大的叙事事件——抑制和反叛——也应该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相一致”，这种政治化的欲望概念，最终指向的是集体性的乌托邦冲动，而非个体心理的隐秘戏剧。在此基础上，詹姆逊提出了他的阐释框架。这个框架由三个同心视域构成：“首先是政治历史观，即狭义的定期发生的事件和类编年史的系列事件；其次是社会观，在现在已经不太具有历时性和时间限制的意义上指的是社会阶级之间的构成性张力和斗争；最后是历史观，即现在被认为是最宽泛意义上的一系列生产方式，以及各种不同的人类社会构造的接续和命运，从史前生活到不管多么遥远的未来历史。”这三个视域并非互相取代，而是互相交叠融合，达至更高层次的普适性和更深层次的历史因果关系。但要使这种阐释真正具有“重写”的力量，詹姆逊认为必须解决六个主要问题：再现的问题，尤其是历史的再现问题；历史叙事中的“人物”问题，或社会阶级概念作为“历史主体”的可行性问题；实践与结构的关系问题；共时的地位及其作为分析框架的充足性问题；矛盾的范畴及其在新的结构或共时框架内的构成问题；最后是总体性观念的问题。
这六个问题构成了詹姆逊阐释学的理论骨架，也为他具体的文本分析提供了方法论的前提，正是带着这套方法论，詹姆逊进入了具体的文学分析。他首先从文类批评入手，考察了传奇这一文类在历史中的辩证运用，弗莱将传奇理解为一种愿望满足和乌托邦幻想，旨在改变日常生活世界，以便恢复某个失去的伊甸园，或期待一个将消除旧的死难和缺憾的未来王国。但詹姆逊并不满足于这种语义学的解释，他同时引入了普洛普的结构分析方法，将文类理解为一种机制，一种作家与特定公众之间的社会契约，在詹姆逊看来，文类批评的这两种倾向，即语义的和句法的，并非不可调和，它们恰恰对应于“一方面是旧式的‘解释’，它的问题仍然是文本表示什么意义；另一方面是较新型的分析，按照德勒兹的看法，它的问题是文本如何运作”。辩证地重新思考这两种方法，意味着使它们的发现历史化，从而不仅找出传奇作为一种文类的意识形态意义和历史命运，而且进一步获得对文类文学史本身的辩证运用的某种同情。当詹姆逊将弗莱对传奇的解释历史化时，他发现传奇中那种立场上的善恶观念并非只是这种形式所独有的，它还与产生了传奇的尚松以及美国西部故事那样的流行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相似性表明，这种立场方面的思考与那些“动乱时期”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时中心权威消失，抢劫的强盗和土匪在巨大的地理空间里活动而不受惩罚。传奇的二元对立——地理的、性的、季节的、社会的、感知的、家庭的、动物学的、心理学的——因此并非纯粹形式化的结构，它们最终使它所组织的各种类型的内容表现出意义，而这种意义只有在历史化的审视中才能被充分理解。
从文类批评转向小说分析，詹姆逊将目光投向了巴尔扎克。在《老姑娘》中，他发现了现实主义叙事中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恰恰是对历史的再文本化的条件，巴尔扎克叙事方式的构成特征，较之作者的全知或作者的干预是更基本的东西，可以称之为“力必多”的投入或作者的愿望满足，在这种象征的满足形式当中，传记式的主体、“隐在的作者”、读者和人物之间的有效区分实际上已被抹去。但詹姆逊的分析并未停留在这种心理学的层面上，他进一步指出，在巴尔扎克的作品里，“在叙事过程可以真正发生作用之前，它必须保证获得读者的首肯，并必须证实或令人相信客体是值得渴求的东西”。这种“值得渴求”的客体，这种欲望的投入，恰恰构成了叙事本身的动力，而巴尔扎克叙事的“无中心”——假如这对它不是个不合时宜的术语——应该在人物中心的循环中去发现，因为这种循环使每个人物都失去了任何特殊的地位，这种循环明显是《人间喜剧》本身一种小规模的非中心的组织模式。然而，正是在这种无中心之中，詹姆逊发现了叙事的中心：人物系统，人物不再是个体心理的载体，而是由一个更深层的因素系统产生，这个系统就是社会阶级和意识形态素的系统，巴尔扎克的意识形态现在可以理解为是这种幻想文本的原则：换言之，它是那些可能性的观念条件或人们必须“相信”的叙事预设，是那些以经验为根据并保证一定能实现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主体成功地对自己讲述这种特殊的白日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卢卡契关于巴尔扎克的看法才是正确的，但理由却是错的：并非巴尔扎克对政治和历史现实有更深刻的认识，相反，他固执的幻想要求最终使“历史”本身转而反对他，作为缺场的原因，也是欲望必然失败的潜在根据。
如果说巴尔扎克展示了现实主义叙事中欲望与历史的复杂纠缠，那么吉辛则展示了意识形态素如何在文类断裂中发挥作用。詹姆逊指出，每一特定时期的文化或“客观精神”都是一种环境，那里栖居的不仅是承袭的词语和幸存的概念，还有那些社会象征类型的叙事整体，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素，这些意识形态素是原材料，是承袭的叙事范式，作为过程的小说就作用于这些范式之上，并将其改变成属于不同秩序的文本。在吉辛的“实验小说”中，这种意识形态素具体体现为一种单个人物不平衡而产生的“愤懑”，尼采是先驱理论家，即便不是，他也确是愤懑的形而上学家：“当愤懑具有创造力并生发出自身价值时，奴隶的伦理造反便开始了：这就是不能进行唯一真正的反抗——行动——而只能通过想象的复仇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那些人的愤懑。”愤懑理论最惊人的地方是它不可避免的自动指涉结构，在《人民》中，这样的结论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吉辛不满于理查，而最使他愤怒的又是理查的愤懑。这种自动指涉的愤懑，恰恰是一种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吉辛的“人民”的小说观是自然主义高度专门化的一种形式，试图作为社会总体性的一幅图式而自行消失，然而，赋予这种意识形态概念以文学再现的尝试系统地揭示了其自身的内在矛盾：如果“人民”仅仅作为分类概念而成功地发挥了作用，那么，小说的人物就将被缩减成其先存本质的纯粹说明，吉辛的叙事机制因此不得不在阶级冲突和性别差异之间寻找新的平衡，最终在《奇异的女人》和《新寒士街》中形成了成熟的叙事机制。
最后，詹姆逊将分析推向了康拉德，与高度自然主义风平浪静的封闭性格格不入的莫过于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品，在康拉德的作品，我们能感觉到的不仅是即将到来的当代现代主义的出现，还有仍然明显地与其相并置的、既可以称作通俗文化又可以称作大众文化的东西的出现。康拉德作品中遏制策略的特别场所是大海；然而，大海的事实也允许我们衡量和欣赏我们将在这些文本中看到的“新生的现代主义”与比较圆满地实现和制度化了的各种现代主义之间在结构上的相对差异。所以，大海是吉姆可以沉思世界的枯燥乏味的地方，这种枯燥乏味就是被称作资本主义的一艘工厂的日常生活，所以，大海这个非地点也是传奇和白日梦、叙事商品和“轻松文学”纯粹娱乐的堕落语言的空间。然而，这不过是故事的一半，含混性的一极，大海是工作和生活的具体地点之间的空旷空间；但它本身也无疑是一个工作地点，也是帝国资本主义借以将其分散的立足点和前哨聚集在一起的因素，通过这些立足点和前哨，它能慢慢地实现有时狂暴有时安静而恶毒的向地球上前资本主义外围地带的渗透。
在詹姆逊看来，康拉德对社会现实的这种终极建筑材料的意识，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被系统地取代了，第一种方式是根据愤懑的整个意识形态神话而对劳动过程的人类这一端重新编码，这个劳动过程的另一端，是作为其物质客体和亚层次的自然，是围绕当时重要的概念遏制策略而巧妙地得到重新组织的，我们曾把这种策略叫作存在主义，它已经成为新的形而上学——关于在恶意的自然面前生活的“意义”和人类生存的荒诞性的新神话——得以生产的借口。愤懑和存在主义化的形而上学，这两种策略使康拉德能够重新控制他的叙事，现又在他笔下恶棍与英雄的善恶次系统中以情节剧的形式将其重写，在《吉姆爷》中，这种遏制策略表现为对物化时间和世俗化行动这两个微观范畴的控制；而在《诺斯特罗摩》中，康拉德将视角从个别主体的领域和范畴转向了集体命运的领域和范畴，从而在政治地理和审美化策略中重写了文本。詹姆逊指出，《诺斯特罗摩》最终就不再是政治或历史小说，不再是对历史的现实主义再现，然而，就在它压抑这种内容、试图表明这种再现的不可能性的过程中，通过奇异的辩证转换，历史“客体”本身便被刻写在它的形式上了，这种刻写，正是政治无意识在文本形式中的显现，也是历史作为缺场的原因在叙事结构中的到场。
从现实主义的异质性，到人物主体形成的“人物系统”，再到愤懑构成的意识形态素，最后到情节剧在理性和殖民化中制造的张力，詹姆逊系统论述了对文本再生产的阐释具有的重写意义。这一路径清晰地表明，在“客观”的结构分析之外，政治阐释作为一种绝对视域，并非简单地排斥其他阐释方法，而是通过将它们的精神活动从根本上历史化，使它们的局限性总是可以克服，它们比较积极的发现也可以保持。辩证思想因此成为了阐释的中介，它使历时性的历史叙事与共时性的结构分析之间的符码转换成为可能，并最终建立起一种总体化的思路。所以在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中，重写文本是途经，历史化是目标，辩证法是中介，这是一个从历时性走向共时性的符码转换过程，最后指向的乌托邦则在未来“值得渴求”中完成了对意识形态本身的超越。然而，这种超越是否真的如詹姆逊所愿，避免了滑入“虚假意识”的陷阱？或许答案并不在于乌托邦是否能够实现，而在于乌托邦作为一种“尚未问世的集体性逻辑的前兆”，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批判距离。
正如詹姆逊所言，历史以这种矛盾的形式出现，驱除了神学的幽灵，由于历史既不求助目的论又不受前话语意义的诱惑，所以历史在詹姆逊的作品里最终呈现为一种“渐近线”，颇像不断隐退但赋予政治和文化分析以视角和连续性的地平线，换句话说，它似乎看得见，但永远达不到，然而又可以不断地提供参照。这种渐近线式的历史观，使政治无意识既不至于沦为一种新的神学目的论，也不至于陷入后结构主义的怀疑瘫痪，而是在辩证法的张力中保持着对集体性乌托邦的渴望与对意识形态封闭的警惕。这或许正是詹姆逊“强有力的”重写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阐释不是对文本意义的被动发现，而是对历史缺场原因的主动生产；政治无意识不是对个体心理的简单投射，而是对集体逻辑的辩证表达。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阐释之所以成为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并非因为它垄断了真理，而是因为它始终将历史化作为自己的“绝对口号”，并在历史化的过程中不断超越自身的意识形态局限，指向那个尚未到来却始终值得渴求的乌托邦，“有效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必然是乌托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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