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9-19《新儿女英雄传》：你是火炼过的真金
他拉住小梅的手说：“哈，小梅！咱们总算熬过来了，咱们胜利啦！”
——《第二十回 胜利》
作恶多端的汉奸何世雄终于死在了抗日游击队的子弹之下，日本宣布投降也标志着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迎来了胜利，当汉奸除尽，当抗战胜利，人们欢呼着“像过年似的”，鞭炮齐响，锣鼓喧天，“天明了，城头上飘扬着鲜亮的红旗。”而对于受伤的大牛来说，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也终于让自己忘却了身体的疼痛，他胜利的笑陷在脸上，望着刚刚获得自由的妻子小梅，然后拉着她的手深情地说出了那句感人肺腑的话。
“城头上飘扬着鲜亮的红旗”是抗战带来的革命胜利，而牛大水对小梅说“咱们总算熬过来了”则是个体经历革命历练带来的胜利，两种胜利都是革命的胜利，都是新生活的到来。这就是“新儿女英雄传”之“新”的意义所在，但是这部袁静和孔厥创作的小说却必然会想起中国古典小说《儿女英雄传》，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文康小说中古典理想的一种新式超越。对比《儿女英雄传》的最后一回《何老人示棘闱异兆 安公子占桂苑先声》，当安公子命中举人、探花，乃至后来的国子监祭酒、山东学台、观风整俗使的钦差、右副都御史，当儿子功名集于一身，终于没有辜负妻子和老父的期望，风风光光光宗耀祖了一番，安学海便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不想今日侥天之幸，也竟中了。且无论他此后的功名富贵何如，只占了这个桂苑先声，已经不负我十年课子的这番苦心，出了我半载作官的那场恶气！”
儿子安公子功成名就、光宗耀祖，对于安学海来说则对自我命运的一种安抚，“出了我半载作官的那场恶气”里分明看到了一个被压抑在官场世界里的自我，也正是儿子安公子的功成名就，完成了多年来自己无法完成却记挂于心的夙愿，所以《儿女英雄传》也在“熬过了”困苦之后以某种“咱们胜利”的方式走向了完满。但是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其所有关于理想的实现都被视为“侥天之幸”，而这场胜利最后也归因于对盛衰升迁之世的美好期待：“方今正值天上日午中天，人间尧舜在上，仁风化雨所被，不知将来成全得多少儿女英雄。正好发落这班儿入世，作一场儿女英雄公案，成一篇人情天理文章，点缀太平盛事。”《儿女英雄传》以天理文章说“侥天之幸”的命运转变，发“天平盛世”的感慨和期望，它所反映的是封建社会末期的人情事态和惯常黑暗，它所宣扬的是忠孝节义和夫荣妻贵的伦理观念，它通过狭义和言情的结合展现了清代社会的风俗画卷。《新儿女英雄传》之新，当然不是一种“旧瓶装新酒”的创新，两者在时代、主题、人物和精神内核中几乎完全不同，《新儿女英雄传》的新其核心是革命英雄主义，展现的是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从自发走向自觉的成长历程，突出的是集体英雄形象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牛大水和杨小梅的爱情故事也在抗战中经受考验变成战士之间的革命情谊——也许和《新儿英雄传》相似之处仅仅在于体例上，它以改良章回体的方式，融入了大量群众口语和生活细节，尤其是每一回的引语，突破了古典小说诗词的传统，以民谣、民歌、成语，以及“毛主席的话”、游击队队歌、敌人的阴谋，甚至还有李季的诗，它们构成的“新”就是在传统的形式中注入了革命内容。
《新儿女英雄传》和《儿女英雄传》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文本，如果说《女儿英雄传》是“儿女”为核心的佳人故事走向“侥天之幸”的封建理想，《新儿女英雄传》则突出的是“英雄”在革命中的历练和成长。之所以这是一个成长的故事，是因为革命需要的是摆脱了农民意识的战士，而这种摆脱更需要构建复杂的矛盾。小说中的主要矛盾当然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这里的敌人有最初以李小六、何世雄为代表的土匪，有申耀宗为代表的保卫团团长，有郭三麻子为代表的自卫团副团长，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有汪伪政府中的汉奸，有投靠日本侵略者的走狗，当然小说中最大的敌人就是日本侵略者。这是一种在宏大叙事中的矛盾，而在个体生活中，矛盾则是多重的，尤其是通过张金龙这个人物反映出在复杂形式面前的多面性。
张金龙身上几乎凝聚了小说中所有个体层面矛盾的焦点，他最初出现在何庄的“何庄班”里，是何世雄家“护院的”，后来当了个小头儿，在这样的情况下，黑老蔡曾对小梅嘱咐“最好争取他出来工作”小梅也确实费尽了心力，她“一连劝了好几天，一阵软，一阵硬，好说歹说，总算把张金又说转了”，张金龙便到区小队当了个班长。然而他骨子里的流氓习气并未真正改变，他拿下岗楼之后，“自己觉得挺了不起，就越发自高自大了”，他怕跟着大水不自由，借口打游击，又带到斜柳村去了，牛大水批评是胡闹，“八路军跟国民党军队可不一样，有个‘纪律’管着哩。”张金龙根本不服气，他不仅辱骂战友，还“照她脸上一拳打去”，将小梅打得“鼻子嘴里都流血了”。更严重的是，他私自杀了商会会长刘开堂，还振振有词地狡辩：“我杀一个大汉奸就杀错了？你们八路军讲理不讲理？”黑老蔡冷冷地回答：“我们八路军最讲理。一个商会会长未必就是个大汉奸，对这类人主要是争取、教育。要镇压，只能镇压罪大恶极、争取不过来的。不分轻重地乱杀人是不许可的！”张金龙被清理出去之后，果然投奔了何世雄，“当上汉奸了”，还“处处暗杀干部”，从一个曾经的革命者彻底变成了反革命者。张金龙的堕落轨迹，恰恰是革命队伍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和清理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不是外部的敌我矛盾，而是内部的思想矛盾、纪律矛盾、阶级矛盾，它比外部的敌人更隐蔽，也更危险。
张金龙作为复杂人物，也折射出牛大水和杨小梅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这种关系在个体层面就是呈现出他们之间革命式爱情的转变路程。牛大水的成长并非一蹴而就。他最初入党时，双喜就指出他“还有‘农民意识’，可得好好儿克服”，大水“不懂什么叫‘农民意识’”，大伙儿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开了”。后来在一次战斗中，大水因为抽烟的事赌气，“把那烟袋在膝盖儿上喀嚓一下就撅折了”，嘴里还气愤不平地说：“看我改了改不了！一个中国人还没有这一点志气！”这种近乎孩子气的决绝，正是农民意识向革命纪律转变过程中的真实写照。而在另一次战斗后，大水“独个儿趴在桌子上，呼哧呼哧生气呢”，心里来回地想：“他妈的，这个事儿不行啊！带这么些人打仗，弄不好，尽打自己人，可怎么着？”这种懊恼和困惑，恰恰是一个基层指挥员在实战中成长的必经之路。黑老蔡的话成了他的精神支柱：“咱们共产党员得不怕碰钉子，越碰越硬邦，碰成个铁头就什么都不怕啦。”正是在这种反复的碰钉子、反复的锤炼中，牛大水从一个“还没娶媳妇”的农民，逐渐成长为能够带领队伍作战的中队长、区委书记，成长为“火炼过的真金”。
| 编号：C28·2260804·2535 |
杨小梅的成长同样经历了痛苦的蜕变。她嫁到张家后，婆婆家“瞧不起‘死庄稼人’，欺侮杨小梅”，小梅终于忍无可忍，跑到黄花村找黑老蔡，这是她走向革命的第一步。在训练班里，田英“常半夜里起来给她转腿肚子，还劝她别回去”，小梅也渐渐进步，当田英问她“你看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共产党好么！”后来她入了党，“和小梅一块儿入党的有十几个人，举行了入党仪式，大家对党旗、对毛主席的像宣了誓以后，就常跟大水他们一块儿上党课。”小梅的成长轨迹清晰而坚定：从封建家庭中出走的媳妇，到学习小组的学员，到共产党员，到区妇救会主任，到县妇联会工作，她每一步都走得踏实而有力。当张金龙彻底堕落为汉奸之后，小梅最终与张金龙离婚，并在革命队伍中经受了真正的历练。
一方面，牛大水和杨小梅的爱情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牛大水二十三岁了，还没娶媳妇。”小说的第一句话就直接朝向了中国农民最主要的传宗接代问题，杨小梅本来已经被人介绍给了牛大水，但是最后被他母亲安排给了更有势力的张金龙，她和牛大水的关系就这样错失了。之后杨小梅嫁给了张金龙，但是无法忍受他们对她的欺负和谩骂，在封建式家庭中出走，渐渐加入了革命队伍，她参加学习小组，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进行革命活动，她争取张金龙参加革命，最后张金龙彻底成为反革命之后她和张金龙离婚，在革命中和牛大水结下了超越爱情的阶级情谊，最后两人才走上了婚姻之路。当两人终于在一起，她抚摸着大水满身的伤痕，眼泪涌出来，轻声轻语地说：“大水啊！那天晚上你在被窝里卷着抬进来，你给敌人拾掇成了什么样儿！真把我心疼得不行啊！”她脸儿贴着大水的脖子说：“你真坚决！真是好样儿的！你是火炼过的真金啊！”这声“你是火炼过的真金”，既是对大水个人的赞美，也是对所有在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钢的战士的赞美，更是对革命本身作为一种锻造力量的赞美。
而另一方面，这样的爱情本身也是曲折革命道路的折射，尤其在“五一大扫荡”开始之后，黑老蔡号召大家：“不动摇，不悲观，不投降变节，誓死和当地人民站在一起。”双喜、高屯儿、老排长和王树根在战斗中牺牲，双喜“顶上最后一颗子弹”，想着“这样办，总算对得起党，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老百姓”，就毫不犹豫地“对自己嘴里，打了最后一颗子弹”。小梅在敌人扫荡中与组织失去联系，“孤孤单单地坐在庙台上，心里乱麻麻的”，想起同志们“死的死，散的散”，想起小瘦“给张金龙抢了去，活活儿糟害死了”，她“又是恨，又是气，又是伤心，又是着急，越哭越恸，恸得肠子都要断了”。但她想起了黑老蔡的号召，想起了红军过雪山草地的故事，终于振作起来：“哭，哭有什么用！想来想去还得坚持，还得找同志，找组织。对，找到党，就有主心骨，就有信心，有办法，劲儿也有处使啦。”这段心理描写极为细腻地展现了革命者在最困难时刻的精神挣扎和最终抉择。牛大水被敌人抓住后，“受尽了各种罪”，“他们想掏出口供，把这一带共产党一网打尽。大水可咬着牙，一个字也不说。”他在牢中想起黑老蔡的话：“在艰苦的环境里，咱们共产党员，要时时刻刻领导群众作斗争”，终于“也不知哪儿来的气力，一会儿就挖通了”，带着难友越狱逃生。这些生死关头的考验，正是“火炼”的过程，而“真金”就是在这样的烈火中炼成的。
无论是爱情本身，还是革命之路，最后当然回到红色小说的必然议题之中，“誓死和人民站在一起，渡过难关，争取胜利。”革命不是“侥天之幸”的命运转变，不是对“天平盛世”的感慨和期望，而是小我融入大我，“你是火炼过的真金”，在组织和同志的关心和爱护下，在人民和共产党的指引下成为一个新的自我。当牛大水在县城攻坚战中“半个脸儿包在白纱布里，睁大了一只眼，望着小梅”，拉着她的手说“咱们总算熬过来了，咱们胜利啦”的时候，这个“熬”字里包含了多少血与火的考验，包含了多少生与死的抉择，包含了多少个人与集体的交融。小梅在狱中听见城外枪声，“激动得浑身发颤，忍不住大声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啊！打倒汉奸卖国贼啊！共产党万岁！……’”这种视死如归的气概，这种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正是革命英雄主义最集中的体现。当然，这样一种革命英雄主义无法避免那个时代普遍口号化的特点，小说中大量的政治话语、阶级话语、战斗口号，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或许显得直白而缺乏含蓄，但正是这种直白和明朗，构成了那个时代革命文学特有的美学风格。
从“牛大水二十三岁了，还没娶媳妇”到“咱们总算熬过来了，咱们胜利啦”，这中间隔着的是抗战的烽火岁月，是一个农民成长为战士的漫漫长路，是一个民族从苦难走向新生的伟大历程。小说以牛大水和杨小梅的爱情为线索，却从未将爱情置于革命之上；它以战争为背景，却从未将战争仅仅作为背景。战争和革命渗透在每一个人物的命运之中，改变着他们的思想、情感和关系。牛大水对翠花儿的短暂婚姻，翠花儿被鬼子糟蹋后投井自尽，这是战争对普通农民最直接的伤害；杨小梅在张金龙家的痛苦煎熬，张金龙从革命者到汉奸的堕落，这是革命队伍内部矛盾在个体生活中的投射；双喜的牺牲，高屯儿的牺牲，老排长的牺牲，这些年轻生命的消逝，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而牛大水和杨小梅最终走到一起，不是才子佳人的团圆，而是两个革命战士在共同理想和共同经历基础上的结合。
从《儿女英雄传》的儿女情长到《新儿女英雄传》的英雄颂歌，袁静和孔厥以改良章回体的形式，以群众口语和生活细节为血肉，以革命理想和阶级觉悟为灵魂，创造出了一部既有民族形式又有革命内容的作品，它没有《儿女英雄传》那种“侥天之幸”的宿命感，也没有“天平盛世”的复古幻想，它有的是“咱们总算熬过来了”的踏实和“咱们胜利啦”的豪迈，这种踏实和豪迈，在红色小说的意义上，来自于对历史的清醒认识，来自于对人民力量的坚定信念，来自于对革命道路的自觉选择。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120]
下一篇：没有了，返回『读·者』 ＠图书馆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