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执

编号:E29·2100410·0774
作者:梁文道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09年4月第一版
定价:26.00元
页数:274页

1970年出生的梁文道拥有如下身份:大学讲师、文化从业人员、自由撰稿人、电视电台节目主持人、牛棚书院院长、中学校长、商业电台台长、电影创作人和剧评家、作家、书评家、食文化研究人、时事评论员、乐评家、公共危机处理专员、环保权益维护者、古迹研究员、文化推广研究学者、艾滋病权益维护义工……如此众多身份使梁文道在深入社会的探究中显得力不从心,鲜见更新的博客文章更让我觉得作为香港的“中国良心”,不断消费着文化,而他的作品越来越像一幅幅拼贴画。《我执》是梁文道在大陆绘就的第四幅拼贴画,封面是白色的,一抹灰色上写了标题“我执”两个字。下面是一行“我执”的梵语:atma- graha:作为南传佛教上座部的宗徒,梁文道每年都要短期出家,依止马来西亚达摩洒甘露尊者座下修行。“我都知道了;这一切谎言与妄想,卑鄙与怯懦。它们就像颜料和素材,正好可以涂抹出一整座城市,以及其中无数的场景和遭遇。你所见到的,只不过是自己的想象;你以为是自己的,只不过是种偶然。握得越紧越是徒然。此之谓我执。”


《我执》:我偏不执

大约是09年的事了,那年他在大陆连续出版了三本书:《常识》、《噪音太多》和《我执》。我不记得梁文道是如何闯入我的阅读视野的,书店里有这三册书,还有《读书》,看得多了也便记住了,当然那是偶尔看到《南方周末》的专栏,梁文道评点时事,也有几分睿智,也有几分激情,所以我便以一种观望的心情,购置了这一册据说最私密、最感性、最特别的一本。

封面还是我所喜欢的,白色,很干净,一抹灰色上写了标题“我执”两个字。下面是一行梵语:atma-graha——“我执”的梵文。作为南传佛教上座部的宗徒,梁文道每年都要短期出家,依止马来西亚达摩洒甘露尊者座下修行。我不懂梵文,却还是被“我执”的那种有我无我的心境所吸引,邓小桦在序言中说“有浓厚的忏悔录风格”,看起来像是自我反省的,呈现着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最纤弱的部分。

作为香港媒体人,梁文道一直是公共的形象,《我执》也无非是报纸的专栏文章,据说是香港文坛前辈叶辉的盛情邀请下模仿他最欣赏的作家之一,法国作家罗兰·巴特的经典作品《恋人絮语》来为这个专栏开头,并称之为“秘学笔记”。只是这样按照日志的方式罗列着他的生活、感情和成长,的确是“敏感、柔软、细密又极其脆弱”,把日常生活的点滴,通过那些哲人的思想进行解构,妙趣横生,他说《我执》中的文章,就是他多年来思考的一个尝试。这其中的虚虚实实或如作者友人所讲:情节是假的,情感是真的。而通篇下来,爱情无疑是全书的重心,从相恋、热恋、苦恋,到背叛、分手、出走,甚至乱伦,无所不含,梁文道希望能将这样一部看似松散,实则完整的散文系列,作为他“爱情类型学”思考的一种尝试。

我一直希望带着轻松的心情来解读梁文道,但是里面浓重的文艺气倒是让我看起来有点困顿,这也许是想和“我执”的主题相契合,一个简单的事情和经历,在梁文道笔下却成为另一种人生的解读,福柯、罗兰·巴托尔、亨利·詹姆斯、厄普代克、巴什拉、格罗斯曼、帕慕克,这些经典文本的引用看起来他的叙述很厚重,也提供了另类的视角,或者这样的安排,也是对他媒体人身份的一种反叛,“检视自身历史与拷问内心”,有忏悔,有自责,背负孤独的罪,读来来也耐人寻味。《我执》,完全以“我”的视角去陈述,却也是“小我”,和他那个复杂的信仰也不无关系。

我是花了三个晚上的时间,杂夹着些许感动和些许的昏睡,把这一百多篇“感悟”浏览了一遍,近来几乎没有读过这样的文艺和生活随笔,也从来没有铺陈一张白纸,把那些寻味的语段摘抄下来,看来,梁文道的字里行间还是激起了一些共鸣,是微微的,觉得生活可以那样去写,带着尽破我执,却不能抵达安心的彼岸的迷惑,带着公共身份与私人密语的矛盾,也带着身体之病痒和思想之狂欢的苦痛,“我爱智慧”的境界何止凭一个小我的定力就可以达到?我执,我却偏不执,或许也是一种境界。

从《我执》中,我只是简单认识一个人,简单认识一些字:

要完全认识一个人,一定要认识他的恐惧。——《黑暗之心》

求爱的人比被爱的人更加神圣,因为神在求爱的人那一边,而非在被爱者那头。——《魂断威尼斯》

所有单恋是最高尚最富道德情操的一种爱恋形式。——《暗恋的道德》

在每一段关系的开头,他已经感到终结的模样,他永远在投入的同时抽离,在水乳交融的时候孤寂。——《他不是》

财富、美貌,甚至才华,都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一个人身上的无奈的限制和枷锁。——《有钱人的笑话》

疾病是以陌生文字写在肉体上的铭刻。——《我的病历》

红军(1934-1936)

编号:Z59·2100307·0773
作者:师永刚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2006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6.00元
页数:278页

这是为庆祝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而出版的书,也是三联书店继《雷锋》之后的第二本“历史说明书”,书中收录了数百幅由台湾当局保存的关于红军的珍贵图片,展示了敌人眼中的红军的真实影像。与以前出版的记录红军的正史不同的是,《红军1934-1936》并不纠缠于当年发生的战斗和各种解密故事,而是更关注长征中的琐事和细节,比如红军长征中的着装、饮食安排、武器装备、文化娱乐以及当时中华民国的社会精英们在忙些什么等等,甚至还为“暴走一族”整理了一份由当年的红军推荐的长征路上最著名的十大秘境。


《红军》:国家乌托邦的政治色素

对很多人来说,“红军”已经成为一个想象的词,和它相关的注解包括革命、生命和逃亡,而对于那个时侯西方人来说,则意味着乌托邦、共产党和奇迹,但是,不管他们如何各自写着对一支遥远军队的定义,实际上,红军最后是被“长征”取代了,或者说,长征放大了红军的历史价值,在亲历者与想象者之间,长征是这支军队的开始,也是最后的结束。

而作为文本的《红军》显然截取了1934-1936这段最低谷却也最辉煌的岁月来观照历史,来展开想象者眼中的历史迷局,在70年后的今天,作为缅怀的书册,它并不承担那些当年的斗争甚至各种解密故事的纪录。斯诺称“在世界各国中,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所以,《红军》一开始就不是宏大叙事的范本,在历史长河的细枝末节中,如何找到与今天的阅读心理,与影像轰炸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读者中的秘密通道。他们的关健词是,全球化语境下的三十年代与二零零六年之间的关系,剔除更多的表层的意义,让一切回归常识。

例如他们会津津乐道于对于红军的着装的考证,在长征途中他们的饮食问题是如何安排的?红军的武器装备具体有哪些?他们沿途的对手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红军长征经过了哪些地理地貌?红军在路上的文化娱乐以及红军占领城市后在里面的生活是怎样的?在红军长征期间的中华民国的社会精英们在忙些什么。甚至他们整段所描述与解读的竟然是《红军病历》、《红军食谱》,而他们所讲述的关于红军的城市生活的细节,也令人新鲜与吃惊。比如他们首度公开的苏维埃政府在进到遵义城时发布的命令竟然是要求红军学会上厕所等有趣而真实的细节……,甚至他们还为今天的暴走一族整理出了一份由当年的红军推荐的长征路上最著名的十大秘境等鲜为人知的胜景……

红一方面军长征路上一共368天,有235天用在白天行军上,18天用于夜行军。途中红军只休息44天,平均走365里才休整一次,日平均行军74里。一共翻越了18座山脉,其中5座终年积雪,渡过了24条河流,经过11个省,占领过大小62个城市,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的封锁包围,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从瑞金出发到陕北平均每行1公里,就有4名红军战士死亡,大约每12人中只有1人到达陕北。
——《红军(1934-1936)》第三章:在路上

我像是在阅读村上春树《寻羊冒险记》:“刷牙足足刷了5分钟。犹豫良久,还是把胡子也刮了……走出洗脸间,坐在客厅沙发上吸1支晨烟。背囊里还有3盒‘好运’,吸完就没了。”或者在看王家卫的《重庆森林》:“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我跟她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57个小时之后,我爱上了这个女人。”一个用数字连接起感觉的文本,超乎寻常的偏好让人又回归到现实,从历史的大迷局中走出,看到的现实不过是一个孤独的存在,当70多年的历史在如今摇滚先锋的浪漫主义中复活,不得不说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历史叙事,在我们的臆想中成长,发酵,直至演化成心理的一个文化暗示,在摧枯拉朽的精神动力下,长征和红军已经成为国家乌托邦的象征。

我曾经有些病态地把“红军”和“红卫兵”两种历史人物归结为同一个英语单词,但其实这是很多西方人存在的误读,Red Army是红色国家的缔造者,而Red Guards却是红色帝国的拥趸,而在西方国家,red一般被看作是邪恶的象征,与愤怒、暴力和恐怖有关,甚至用于葬礼。而在亚洲国家,如中国,却恰恰相反,在一个红旗飘飘的共和国土地上,我们其实拥有的就是对于国家乌托邦的浪漫想象,这样的集体意识是福是祸,是我们永远绕不开的红色情节,“我们仍然在历史地图中透过这支军队的红色色素,辨认这条30年代行进路线的方位和经纬,并试图努力地回到常识。”当我们试图从这样的“常识”中找到集体共存的密码时,历史也就完成了它的终极意义。

乌拉尼亚

编号:C38·2100307·0772
作者:[法]勒克莱齐奥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8年1月第一版
定价:17.00元
页数:254页

乌拉尼亚来自希腊神话,原意为天文女神,小说中引申为“天上的国度”。勒克莱齐奥以其优美的笔触构建出一座美丽的天国——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在坎波斯居民仰望天空的节日中,时间与空间完美地融合在那一双双闪烁着星光的眼睛里。阅读《战争〉是在10多年前,那时的世界呈现着一种混乱和荒诞,戴着面具的战争其实在每个人心中,而200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译介勒克莱齐奥的作品成为时尚,这本“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辞中说:“尽管,这一过于理想的乌托邦最后还是在当今物质文明面前归于失败,但是,小说中的"坎波斯"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梦想,因为人类不能没有梦想。而勒克莱齐奥所做的,正是艺术地说出这一梦想。”


《乌拉尼亚》:没有时间的乌托邦

时间已经逃离了我们可能的想象,在广袤中自由行进,这是在一个枕头靠着的小五得到的最无力的知识,那是在夜晚,即将入眠,我说到了光年,说到了星空,说到了时间,一颗被我们瞧见的星星却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的那一颗,它不和我们在同一时间轴上,看到的时间是被某种速度抛弃的。这个知识点对于孩子来说,是想象所无法完成的,我后悔把知识变成了必须知道的东西,“你需要的不是知识,恰恰相反,是遗忘。”就是读到了这句话,在我的手上,我还没有完全展开,勒克莱齐奥的小说《乌拉尼亚》

这样的契合明显不是我刻意制造的,而且把那种苍白的想象带进小五的梦境里,我只是很偶然说到星星,说到时间,说到“数星星的孩子”,但是和小说无关,我只是在那个夜晚准备打开小说,阅读一个寓言小说家对于人类遗忘的虚构。其实,这本小说已经存放在我的书桌上近一年了,我翻阅过,又合拢过,后来一直没有继续,一直没有更深入知道所谓的知识和遗忘,我承认,它让我的阅读陷入一种难受的状况中,我不做笔记,我记不住那些复杂的人名,它只是轻轻掠过我的脑际,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每次继续的时候,我都要去寻找曾经的阅读线索,但最后发现一切都是徒劳,在时隔一年之后,再次走进《乌拉尼亚》的时候,我也举得这是一本并不适合我阅读的小说,里面是一个寓言,我没有能力穷尽所有的寓意,甚至连文本的基本含义,我都觉得是晦涩模糊的,对于这样一种乌托邦的虚构故事,或许真的需要一种遗忘的精神。

但是时间之外,知识之外,在星空缺乏想象力的解说中,我仍然要把里面的一字一句挖掘出来,以示我对小五讲的那个关于光年和距离的知识是多么可怕,我们老了的时候,或许很多星空里的故事都没有来得及发生:

我们看到的这片天空,这片拥有太阳和繁星的天空,正是我们的祖先曾经看到过的,也是我们的孩子将要看到的。对于天空而言,我们既是老人又是孩子。

“现实是神秘的,人只有通过梦想才能接近世界。”是的,现实不能穷尽世界的所有,它只是我们站立的一个点,没有开始和结束,只有神秘,不知去向。所以我们需要乌托邦,需要另外的现实,“为了克服焦虑,我们创造出一个国度–天上缪斯的名字:乌拉尼亚”,再然后,“古老传说与现代生活模式的对抗”,创造了一种语言和文字:埃尔门语,对于现实颠覆从命名开始,一切便滑向一个未知的世界,那个叫坎波斯的小镇,没有贫富,没有阶级,没有压抑,天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张扬,甚至小孩也可以成为大人的精神导师;人们在那里聊天、听故事、做梦、看云;在那里学习做人,学习生活,学习自由和真理。“我们既不知何日,也不知何时”,甚至没有时间。所有坎波斯人都是流浪者,都是没有归宿的人,“都是走投无路的人”,而在这里,他们忘记了他们曾经的自己,忘记了自己的语言,甚至忘记了爱情,奥蒂说:“爱是人每天都要经历的,它会改变,会转移,会回归。她说一个人可以同时爱着几个人,爱着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甚至一只动物或一株植物。”在这个“泛爱论”的地方,一切苦难都可以被泯灭,包括将人类学家的背叛、唐托马斯的孤独、朗波里奥的破败和坎波斯居民的受逐。

对于坎波斯的人来说,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忘记自己,而“仰望星空”成了他们的主要生活,在手臂上刺画北斗七星,“对于所有在大地上生活的——不仅是在大地上生活,对于所有生命来说——天空是一种补偿。”因为那里浩渺,那里空阔,那里有着那些星星,“请你们仰望天空,任自己迷失在空间里。”但是对于那些经历过苦难的人来说,仰望星空却会陷入另一种孤独和无助,坎波斯参事贾迪对拉法埃尔·扎沙里说:

你在用虚荣认识天空,而你却并不认识你自己。你可以看到昴星团的七颗星,你把它们印在手腕上。可是你知道吗?只要借助一副简易眼镜,你就能看到四百多颗星,借助一架望远镜,你就能看到成千上万的星星!在你看来,星星像是一家人,可是你知道吗?它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有几百光年!如果你的寿命可以超越人的一生,比如活得像一棵树那么久,你就会看到它们彼此分开,更换位置,甚至改头换面!你需要的不是知识,恰恰相反,是遗忘。

在时间中必须学会的是遗忘,这种遗忘也是为了抵抗现代社会造成的苦难,朗波里奥这是人类学家的山岗,却是真正的现实社会,这里有教士、社会学家,还有“我”一样的土壤学家,在这里有着社会的等级与偏见,“在浓厚的殖民地氛围中举办各种会议并教授课程”,让“人类学毫无争议地成为人文科学中的皇后”,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对周边的居民们进行了挤压和欺诈,利用科学来满足他们的权力追求,以机械的手臂打破了这个世外桃源的平静生活。最后,坎波斯的居民被迫迁移,再度寻找他们的理想国。坎波斯被驱赶到了半月岛,但是对于一个乌托邦来说,这种驱逐却是另一种社会的开始,“在这个王国里,没有任何人会来驱逐我们,我们可以将一切重新开始。”上岛后的第一个夜晚,奥蒂就希望大家仰望星空,找到最真实的黑暗,这或许就是乌托邦最不能泯灭的理想和精神。

“乌拉尼亚真的存在,我们曾是它的见证人。”当旅行者变成了海上的遇难者,那个理想的社会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消失而消逝,他们继续迷路,继续在虚空中寻找苦难的遗忘,当”时间不再是从前的时间了“,乌拉尼亚便成为最后我们的记忆,其实乌托邦的实现并不是一个一个小镇的安宁和平等,而是回归到自我,学会遗忘苦难,学会遗忘时间,“每个人都应该回到来时的地方。”

海边的卡夫卡

编号:C41·2100307·0771
作者:[日]村上春树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07年7月第一版
定价:27.00元
页数:521页

“卡夫卡”在捷克语里边意思是“乌鸦”,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叫乌鸦的少年,15岁,被母亲抛弃被父亲诅咒,孤独、顽强,和村上春树很多作品一样,少年一直在探求世界和自身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多少带着一点荒诞。《海边的卡夫卡》力图通过十五岁少年的眼睛来描绘这样一个世界。“想写少年,是因为他们还是“可变”的存在,他们的灵魂仍处于绵软状态而未固定于一个方向,他们身上类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那样的因素尚未牢固确立。”村上春树在序言中说。作为《1Q84》之前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1Q84》进入中国大陆出版市场之前的热身阅读,或许在这里能找到进入村上春树最新语言世界的钥匙。


卡夫卡的隐喻

对夜的恐惧无论如何是伴随着人的成长而与日俱增,认知范围的扩大意味着非认知东西的增多,几乎是一种二律背反。不是少年的小五已经感觉到了这样黑夜的无尽,而且要在黑夜中进入非现实的梦境,更需要一种面对的勇气。我没有细细探究小五的心态,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心底有一种白天无法体验的害怕,在我们相处的夜晚,他的要求是在他身边,让他安然进入梦乡。

这样倾向越来越明显,甚至他会做出宁愿让我先上网写博客,他独自玩,而后陪他睡觉的牺牲,因为醒着可以抵挡更多黑夜带来的不安,而入睡之后隐喻便会大面积进攻,因为有我在,小五至少会感觉温暖的。我不觉得小五是敏感的,这是一个成长必经的阶段,我答应他,用我的力量把黑夜各种可怕的可能化解,以此,将进入一个他自己感觉踏实的世界。

我坐在床上,旁边的灯有些阴暗,小五沉沉睡去,我没有猜测接下来的梦中情节。他的计划安排倒让我有了时间可以很明白地去触摸夜,以及做一些只在夜晚可以做的事情。很安静,我几乎有些遗忘地拿起掩卷很长时间的小说,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片段地连接起来,生活不及一本书完整,我的阅读看上去是收拾断裂的记忆,一个人的夜晚,是一个人的隐喻,患有性别同一性障碍的大岛曾反复对少年卡夫卡说:“世间万物无一不是隐喻”,我相信了,在这个夜的中心,在小五沉沉入梦的路口,我看到大片的隐喻蜂拥而至。

连起点也是:444页,第44章:《中田沉沉睡去,不再醒来》

好像是进入了书中那个奇幻的入口石,里面有着我们无法预知的秘密,隐喻是现实最后的堡垒,田中君在睡梦中死去,安详,满足,像完成了一件最伟大的工作,一个失去战争记忆,一个看不懂文字的老人,当烧掉佐伯所有罪过承揽下来的文稿时,他已经完成了使命,不解的历史被毁灭,隐喻也就消失了,“世界是隐喻。”文字其实是一个符号,而当“海边的卡夫卡”成为音乐,成为画像的时候,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的时候,隐喻消失之后,整个世界就“如剪纸一样立起,开始独自行走”。

入口石合拢,少年田中又成为少年卡夫卡,在经历了杀父、奸母、与姐姐做爱的“俄狄浦斯情结”之后,其实少年的寻找就已经划上了句号,先前“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已经不是不可及的目标,而已经变成现实一种,弑父奸母这个人类最大禁忌,最后也会得到宽许和容忍,所有少年的逃避都是在还原一个隐喻,而当隐喻以现实的面目出现的时候,“弄明白活着的意义”就是“最好先睡一觉”。一切使用语言的思考和表达是彻底缺席的,剩下的就是“一觉醒来,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

文字和一切文艺手段的创造都是虚幻的,是无法抵达“卡夫卡”这个隐喻中心的,不管是田中君在入口石之后的死亡还是少年卡夫卡的入梦,所有的现实和非现实的命运都可能没有终点,“海边椅子上坐着卡夫卡/想着驱动世界的钟摆/当心扉关闭的时候/无处可去的斯芬克斯/把身影化为利剑/刺穿你的梦。”正像《海边的卡夫卡》歌曲里唱的那样,我们的阅读,我们的理解,以及反复的寻求隐喻,或许是越走越远,或许你也成为文本的一部分而无法突围。

一直喜欢看村上春树的小说,从《且听风吟》到《挪威的森林》,从《寻羊冒险记》《奇鸟行状录》,他的世界错乱而怪诞,却总是让人感到安详,“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他说。我在阅读这本小说的初期,总是把那个已经经典的卡夫卡联系起来,小说的悖谬和荒诞让我一开始就跌入经验主义的漩涡中,而且那个出走少年的孤独就是另一个卡夫卡。译者林少华说,“卡夫卡”在捷克语里边意思是“乌鸦”的意思,少年卡夫卡、一个叫乌鸦的少年……这些词语含混在一起,让我对于故事的入口充满了恐惧,却充满了诱惑。高明的作者总是这样,诱惑你进入,但是你一旦进入,安全脱身将变成一件难事。在《海边的卡夫卡》里也有时光隧道,它的入口是森林深处,门口守卫着两名身穿帝国陆军野战服、手持三八式步枪的日本士兵。慢慢进入,展现在你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怪诞的世界:集体失忆、人与猫交谈、天降鱼雨和蚂蟥雨、生活在凝结时间中的美貌女性、性别是女子却始终以男子身份生活的图书馆管理员……

当情节本身成为你通行的阻力的时候,当故事在你看来变得支离破碎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小说还原成文字的组合,正是因为文字里面的内在张力,温文尔雅,才让我在断裂阅读中依然能有到快感,一个少年的成长,从出逃到回归,在我们绞尽脑汁的理解中,真相其实简单明,命运无非是一个嘲弄人的微笑。

在最后7章的翻阅中,我一直陪伴着小五,或许,在他安静地睡眠中,也没有什么隐喻,甚至没有梦境,经验主义的猜测会让我们感到恐惧,感到深入其中而无法自拔的恐惧,那年,我们每个人懵懂而莽撞地扎入社会,但其实,隐喻正在一批批死亡,夜很黑,只是夜而已,世界是如此真切,“一觉醒来,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

说吧,记忆

编号:E54·2100109·0770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09-4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393页

尽管纳博科夫在自传《说吧,记忆》中坚持认为“什么都不曾失去”,然而在1919年4月的一个夜晚,他在俄罗斯留下并无感伤的最后一瞥,踏上了永远的流亡之旅。当时他并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一切确实都已失去:故乡、家园、财富甚至包括自己的母语。“我在思想上回到了过去——思想令人绝望地渐行渐淡——遥远的地方,我在那里摸索某个秘密的通道,结果发现时间的监狱是球形的,没有出口。”1966年,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前言里这样写道。在这篇与正文一样写满了人生经历与创作记忆的前言里,他将自己的一生比喻为“一个小玻璃球里的彩色螺旋”。


《说吧,记忆》:颠沛在时间的流放地

“这部作品是有系统的、相关的个人回忆录汇集起来,地域上,从圣彼得堡到圣纳泽尔,时间跨度是三十七年,从一九〇三年八月到一九四〇年五月,只有几次进入了后来的时空。”我一直无法理解”进入了后来的时空“到底是指什么,那时,纳博科夫已经结束了20年的流流亡生涯,成为一个美国作家,那时他已经开始放弃俄语写作,那时离他最有争议的小说《洛丽塔》问世还有15年的时间,所以看起来时间在纳博科夫那里已经完全变成了两种可割裂开来的记忆,任凭自己像“一个小玻璃球里的彩色螺旋”,旋转出命题弧、反题弧、合题弧,和历史一样,在记忆中刻下各自的轨迹,“螺旋在实质意义上是一个圆”,而那些经历最后变成生活最大的财富,而对于纳博科夫来说,一九四〇年以前的记忆是与某种母性有关,是与俄罗斯祖国和民族有关,与“强烈和单纯的虔诚”的母亲有关,与“归于寂静时”第一首献诗给塔玛拉有关,与流着犹太血统的妻子薇拉有关。

已经一年多了,它一直压在待阅图书的最底层,而我开始阅读之后,也总在一种很游离的状态下进行,一是关于纳博科夫,关于《洛丽塔》,我已经快要遗忘了,那种发生在我大学时代的阅读记忆早就破碎了,相反,作为《洛丽塔》DVD版的《一树梨花压海棠》却留下些深刻印象,这名字的暧昧很有中国古典的艳丽色彩,可是这个故事在道德的危桥上是容易被落入小水的,洛丽塔毕竟无法在所有人中完成这样的颠覆性的革命:“人性中的道德感是一种义务,而我们则必须赋予灵魂以美感。”所以对我来说,《洛丽塔》只是一部小说,和美国文学有关,和纳博科夫有关,10多年了,它当然会逐渐老去,当然会被淹没在记忆中。二来,是对这本书的体例,《说吧,记忆:自传追述》这是书的全名,首先是一种自传,其实才是关于记忆的追述,所以这体例大体是和散文有关,而我很难就一册散文作品发表很多阅读感受,我的意思是,在一个快餐色彩浓郁的文学消费样式面前,我基本上是解读不出什么形而上意义的,或者说,我很不喜欢用散文的架构来追忆自己的生活记忆,尤其是在纳博科夫这样逐渐淡出视野的作家身上。

综合以上两点,大致可以看出,我对这册图书的购买显然是在计划之外的,甚至在阅读中间还有一些无奈,说实话,在挑选图书的时候,我是不了解里面的内容的,我甚至以为是一部虚构小说,纳博科夫的语言必须是在虚构的文学中才能驾轻就熟,而自传回忆对他来说只是某一种树碑立传式的媚俗做法——很凑巧的是,今年的4月23日是纳博科夫诞辰112周年的日子,离我阅读完《说吧,记忆》还有20天的时间,距离如此靠近,我仿佛闻到了20世纪初的那种俄罗斯作家身上散发出的技巧性和冒险性的游戏特质。于是硬着头皮,从3月末到4月初,把记忆坦露在这个初春的日子里,把纳博科夫的往事用一目十行的游戏心态去解读,是的,那里有风花雪月,也有凄苦和无奈。

纳博科夫实在是一个天才,也从来都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追求,在他的孩提时代,我们看见了纳博科夫对于数学的天才敏感性和理解力,超过了正常人,他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样一种世界里度过的,记忆的幻灯片所聚焦的,是那些庄园小径,童年玩具,捕蝶经历,棋题设计,色彩的涂抹,初恋的心悸,叶的卷曲,字母表的彩虹,海滩上的碎瓷片。这些都在母亲的影响下,因为作为一个母性强大的人来说,母亲遵循的简单规则就是“全心全意喜爱,别的就交给命运。”,这是一种彻底的融入,在纳博科夫看来,这颠覆了那场俄日战争的记忆,颠覆了父亲的政治生活对他的诱惑,“我在大自然中发现了自己在艺术中寻求的非实用主义的喜悦。”于是那些蝴蝶,那些童年里的记忆都成为喜悦的源头,讨厌约束,讨厌规则,也成为一个孩子最基本的反抗,“从七岁开始,一切我感到和框在长方形范围内的阳光有联系的东西,都受到唯一的一种激情的支配。”在激情的支配下,他们和家庭教师进行着反抗式的战争,对于他们来说,规则都是可以改变和颠覆的,他们只想在自己的家园里寻找那种幸福的感觉。

但这些理想主义的想法在成长过程中必然要遭到解构,而对于纳博科夫而言,他的解构就是寻找心理的那种寄托,回归母性。不管是母亲还是女友,他都希望“全心全意地喜爱”,而由于特殊的关系,纳博科夫走上了一条流亡的不归路,而这次的打击更大,几乎把他赶出了俄罗斯这片土地。对于这样做一种结局,他也只能默默承受,纳博科夫的个人史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抗争史。纳博科夫1899年出生于俄国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十五岁时已继承有百万家财,良田万顷,庄园一处。然而十月革命爆发,举家逃亡,走上漫漫流亡路,一生永不返乡。几度流离,从俄国世袭的财产,只余一只质地精良的旅行包而已。在欧洲,父亲遇刺,他不得不自谋生路,教授法语、网球、拳击和英语为生。二战爆发,他携妻逃至法国,又因为其妻薇拉的犹太血统,不得不再次踏上流亡之途。期间母亲贫病交加,客死异乡,其弟死于纳粹集中营。在美国,他努力成为一个美国作家,不得不放弃自己一流的俄语,而使用二手的英语写作,这对任何一个作家,尤其彼时年逾不惑的他都是一种“个人的悲剧”。

这其实就是沉重,他必须告别祖国,必须踏上异乡之路,必须改变自己的语言,无论如何,纳博科夫的人生经历充满着颠沛流离的味道,“流亡生活的忧伤和辉煌”,到最后也是随着时间而消逝,而成为作者心中最后的痛。对于祖国,对于流亡,纳博科夫心中有种无奈,“失去祖国对我来说就是失去我的爱。”大爱就是小爱,就是突破的框,就是非实用主义的喜悦,就是归于沉寂后的诗。

颠沛人生,远离政治,风云中继续拈花微笑,这也许是《说吧,记忆》传递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摇篮在深渊上方摇着,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存不过是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瞬息即逝的一线光明。”那些失眠与爱,那些孤僻与自由,那些离别与游戏,个体的记忆也都是民族的记忆,1918年塔玛拉致纳博科夫说:“下雨时我们为何感到如此快乐?” 这或许就是一种记忆中最弥久的信仰,和生命有关,和自由有关,和大自然有关。

编号:C28·2100109·0769
作者:莫言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9年12月第一版
定价:27.00元
页数:340页

据说历时三年写成,关于计划生育的主题,或许从这个很表面和现实主义的主题下,我们可以找到精子、繁衍、制度等等关键词来解说,但是对于从《红高粱》而来的莫言来说,我宁愿相信,他是在进行另一种文本革命,书信体这种古老的形式在这里复活,一位日本友人的来往信札,蝌蚪的倾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反现实主义的标签。还是在高密东北乡,还是民间习俗和欲望之间的某种矛盾,我想,找不到妈妈的蝌蚪一开始是没有什么记忆的。


《蛙》:计划以外的生育秘史

大约对于计划生育,我是耳闻多于体验,这项决策1978年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那时父母基本完成了承宗庙、繁子孙这个族类最根深蒂固的生殖道义与职责,我和姐姐这样的组合符合那个时代父母的理想,而这项国策执行到位,都已经远离我们的生活,但是基本在80年代后,才渐渐多了独生子女,邻居家超生了一个男孩,村里据说也是声势强大的抓捕,但最后的结果是大事化小,基本国策变成了每年800元的罚款。去年,这个比我小8岁、用800元买来生命的孩子也结了婚,开始了自己承宗庙、繁子孙的生育之道,只不过对于他来说,已经告别了父辈抗拒国策顺从天意的生活,反而成了一种习惯。

在“4+2+1”的人口模式中,中国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头,而在最近一期《南方周末》上,却微妙地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计划生育30年,政策变还是不变,而备受关注的二胎放开政策,也进入了一个历史关口,各方激辩不止,也使曾经闻名于世的中国计划生育在30年之后走入了一个转折性时期。

因为在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30年以后,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而如今面对老龄化这一社会问题,人口政策已经不太适应社会现实,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总和生育率为1.33。这些数据已经远远低于2.0左右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中国的“人口红利”将慢慢变成“人口负债”。而且这个问题已经从学术界蔓延到了政界,从体制外蔓延到了体制内。

《南方周末》之后是莫言的《蛙》,在这两个文本的选择上,可以说是偶然,我花了1个小时浏览了报纸上有关的政策对话,而同样我用简短的6个小时阅读了莫言22万字的最新长篇小说,两种文本放在一起,我还是觉得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对于我来说,仍然是耳闻大于体验,依然是活在历史深处的一段秘史,作为旁观者,我甚至远离政策和人权,在纯文字的喟叹中,我忽然发现小说是一件让人痛心的事,尤其让莫言来叙说这样一个触及“心灵之痛”的题材,植入现实,在生和死的大苦难面前,我读不出莫言想说的原罪和救赎,也看不到这基本国策如何在生命权利的抗争中保持威严,掩卷之后,我只是很触动地看到了封面上那只手舞足蹈剪纸蛙,像一个图腾,折射着人类最诡异的悲凉。

蛙却只是一个被现实弯曲的象征,莫言借用姑姑的口说:

人跟蛙是同一祖先,“蛙”与“娃”同音,为什么婴儿刚出母腹时哭声与蛙的叫声十分相似?为什么人类的始祖叫女娲,“娲”与“蛙”同音,说明人类的始祖是一只大母蛙,这说明人类就是由蛙进化而来的。

莫言兜了一个巨大的圈子,目的无非是想把生育赋予一种崇高的外衣,借以说明生命的降生是一次天命,是不可违的道,而尴尬现状和困境又不得不使像姑姑这样掌握生死大权的人,面对“一尸两命”的悲剧,在虚拟的象征中得以救赎,泥塑娃娃终究是一个道德安慰的工具,而剩下的也只是敷衍和苍白。

“姑姑”代表着一种权威和制度,这是小说中唯一没有用人体部位和器官命名名字的人,这种独特性使莫言人为地设置了文本叙述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在故事展开时变得得心应手。“姑姑”的父亲是八路军的军医,在胶东一带名气很大。“姑姑”继承衣钵,开始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们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个又一个婴儿。“姑姑”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可丧生于“姑姑”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婴儿也遍布高密东北乡。姑姑一面行医,一面带领着自己的徒弟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经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经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而道义与职责的有限与无限,显然是一个无法得出对错的终极性命题,但这个终极性命题中的困厄得由凡间的人来承担。“姑姑”多少是在自酿的悲剧里寻求答案。

但是,很明显,姑姑作为一个女人,接生了许多别人的孩子,却没有自己的孩子,没有孩子的悲剧缘由仅仅是某种政治斗争。看上去是设置一个巨大的悖论,但是这种转嫁衍生出个体命运的无奈,实在牵强,包括“我”——作为剧作家的“蝌蚪”,年近六十,膝下无子,遭遇的原因也是姑姑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使怀孕7个月的妻子大出血死亡。我有一种有无处诉说的悲凉,也有为了政治生活的自责,而当“代孕生子”成为现实,实现了中国男人最重要的繁衍理想的时候,那种忏悔又变成了老来得子的喜悦,生命的无可替代性在这里变得功利和世俗,生的尊严大抵抵消了死的罪责,仅仅是活着,已经变成了最大的理想。

天命无非变成了时代变迁中的游戏,而代孕公司的出现以及“孕奴”陈耳的遗弃,都带着莫言一贯的批判现实主义,可惜太唐突,太功利,甚至太苍白,生命沉重的母题在世俗的纠葛和莫言的急功近利中,反而弄巧成拙。加之,如对时下毒奶粉的批判,对新生儿“V”字手势等桥段过于流俗,行文又欠收敛,阅感有遗憾。莫言终究还是收不住。而蝌蚪对杉谷义人的写信倾诉格式,看起来是一种文体的变革,实际上更像是一个语言或者形式的游戏,完全没有必要带进这样的中国式困局里。

基本国策终究是触及心灵之痛的,而莫言在尴尬中还是无法自如地展现精神救赎的艰难历程,尽管莫言一再声称“作家就是要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人性,不惧敏感”,但在奔花甲之年而去的年纪,下笔到底也顾忌颇多?他这部“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的力作”终究激不起多大浪花,在6小时的匆匆阅读中,我仿佛看到了找不到母亲的蝌蚪,在文本的池中游弋,却终归是变体,此时,蛙声已远。

你好,忧愁

编号:C39·2091107·0768
作者:【法】弗朗索瓦丝·萨冈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8年11月第一版
定价:29.90元
页数:366页

弗朗索瓦丝·萨冈,离经判道的法国女作家,2004年9月24日患肺栓塞久治无效在法国北部港口城市翁弗勒去世,享年69岁。她18岁就得到了荣誉,创造了一个神话,但孤独、危险也一直伴随着她。《你好,忧愁》便是写于18岁,一举夺得当年法国的“批评家奖”。这本关于少年、爱情和孤独的小说,在五年之内被翻译成二十二种语言,在全球的销量高达五百万册,还被改编成电影,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和出版现象。


《你好,忧愁》:我知道,夏天结束了

“这‘狂乱’一词是从何而来的呢?”年轻的英国人从桌子的另一头问道。
“根据利特尔词典的解释,那是一阵为宣告失败而敲出的隆隆滚动的鼓声。”一个博学的人说。
——《狂乱》

一个单词,一些声音,以及一种心情,当被命名为“狂乱”,是从一种语言学意义进行的解读,年轻的英国人不懂法语,博学的法国人教授了词典的解释,他们在一种翻译中对话,当然他们也一定是面对面的。但是,听到这个词的解释时,安托万和吕茜尔却保持着一米左右的距离,一米是拉开的长度,是左右的位置,更是不再走近的隔阂,对于他们来说,一米让他们不像年轻的英国人和博学的法国人那样面对同一个词语,甚至不再听到词语眼神的隆隆鼓声,一个已经嫁给了夏尔,一个已经是出版集团的经理,在克莱尔家中的这次见面,他们如同陌生人一样,而和他们故事有关的人,也让狂乱变成了一个无声的词,“就像狂乱并不能让他们回想起任何东西那样,克莱尔的宣称也没有引起他们一丝的狂笑。”

保持一米的距离,两年之后的重聚,他们的内心是不是平静的?但是在那个夏天,当他们赤裸着身子坐在床上的时候,他们也听到了“狂乱”的声音,安托万的肩膀很宽,骨架子顶着皮肤,吕茜尔挣脱了他的手,把脸颊靠在他的胸脯上,这时,“她听到他的心跳得很猛烈,跟她的心一样猛烈。”“敲出的隆隆滚动的鼓声”就是两个人很猛烈的心跳,他们面对面,彼此呼应,彼此狂乱,那时候安托万就告诉她这就是狂乱,但是吕茜尔却问他:“狂乱,它到底是什么?”安托万没有像博学的人那样翻开利特尔辞典,没有说出这个词的解释,而是说:“你自己去查字典好了。现在我没有时间对你解释。”没时间解释,安托万是故意留下了悬念?还是他要让吕茜尔自己去翻阅词典?甚至是让她自己去现实中找到答案?

安托万也许是随意的,但更多有着一种隐含的意义。两年前和两年后,自己查字典的狂乱和做出了解释的狂乱,以及以前的面对面和现在的一米距离,这就是变化,而生活似乎自始至终都在两种狂乱的交替中,从“心跳得很猛烈”到“宣告失败而敲出的隆隆滚动的鼓声”,激情会变成距离,爱欲会变成责任,以及爱情的胜利者会变成被鼓声伴随的失败者。在安托万和吕茜尔赤裸着面对彼此之前,他们的生活似乎还没有交集,五十岁的吕茜尔是和同样年龄的夏尔共同生活了两年,“假如人们可以把居住在同一套房子里,看见相同的人们,有时候还分享同一张床叫做共同生活的话。”两年的共同生活是不是没有了最初的狂乱?当春天的气息被闻到的时候,欲望和爱开始成长起来:“突然,她的脸颊碰到了安托万的上衣。他一把抓住她,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脑袋埋进她的头发中,他什么都没说。她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宁静落在他们的身上。”

从夏尔到安托万,吕茜尔一定是从平静跃向了狂乱,这一跃是对于两年“共同生活”的背叛,而背叛似乎也是夏尔的选择。一个富有的男人,一个帅气的男人,“平时沉默寡言,但开口时又恰到好处”,夏尔起初是克莱尔的情人,但是两年后他摆脱了她,他爱上了吕茜尔,爱上的理由是:“她快乐,有礼貌,有时却很古怪,但是她固执地拒绝谈论她自己,谈论夏尔,谈论她的打算。”不谈论自己,不谈论夏尔,不谈论自己的打算,吕茜尔本身就做好了要从这个夏尔背叛之后的共同生活中跃出来,随时地——当她看到安托万,“一股欲望、怀恋的风顿时拂过餐桌。”随时准备跃出来,也终于跃出来,这就是吕茜尔固执中的挣脱,就像她曾经说过的那样:“他们害怕衰老,他们害怕失去他们原有的东西,他们害怕得不到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他们害怕烦恼,他们害怕无聊,他们终日生活在永远的恐惧和永远的渴望之中。”所以她不是“他们”,不是被原有的东西禁锢的“他们”,不是害怕衰老害怕无聊的“他们”,她不被任何人、任何东西和任何恳求阻止她去找安托万的女人,她是渴望得到安托万的肉体、气息和嗓音的女人,她是了解他也了解他的欲望的女人,夏尔,难道必须真正地去爱,就是说,要有一种不幸的激情吗?难道为了生活你就必须辛勤地工作,去谋生,去做一些事情吗?”

吕茜尔无疑建立了一种对立关系,两年的共同生活之外还有什么?还有随时跃出来的激情,还有赤裸着面对面的狂乱。在肉体构筑的欲望中,在身体组成的爱恋中,她和他甚至撇除了精神的共谋,“安托万的精神可以显得对她很敌视,他的肉体却依然是她肉体的朋友,它需要她的肉体以便体验自身的完备,它会懊悔的。”夏尔对此的解读是:安托万爱着吕茜尔是“跟你在一起得到幸福”,而自己爱着吕茜尔是为了“你幸福”并“独立于我的幸福”,两种爱,两种幸福是不同的,吕茜尔面对安托万,也需要这样一种在一起得到的幸福,“有时候,他们感到那么的幸福,以致他们似乎觉得他们已经不再相爱。”因为随时跃出来,所以随时可能消失,而充满了激情和狂乱的幸福似乎只维持了一个夏天,“他知道,夏天结束了,那是他们一生中最美丽的夏天。”夏天是充满激情的,夏天却是短暂的——只有短短的一章故事,最美丽的爱欲便结束了。

吕茜尔开始面对工作,面对生活,面对夏天结束后的秋天,她对安托万说:“因为你希望我去工作。你希望我对‘生活’感兴趣。我当然可以假装它一下了。”但是后来却不再只是假装一下,她怀孕了,她只剩四万法郎,她被生活击倒陷于困境,“在这个世界中,不负责任是要被惩罚的。”被惩罚的吕茜尔一定听到了“为宣告失败而敲出的隆隆滚动的鼓声”,一定感受到了当初和安托万赤裸着面对面时不一样的狂乱,她把孩子打掉了,她找到了夏尔说:“我不想拥有任何东西,这你知道。我憎恶占有。”不占有也是随时可以跃出来,从安托万在一起的幸福中跃出来,从被生活惩罚的现实中跃出来,跃出来而保持一米的距离,而当她和夏尔结婚的时候,她也再没有回到过那个夏天,那个永远结束了只有激情和狂乱的季节。

但是,吕西安也没有走到过冬天,它就这样结束了,它就这样自然延伸到了明天。从狂乱到狂乱,从幸福到幸福,从在一起到宣告失败,其实吕茜尔并没有失去了什么,“我对幸福做了神奇的研究,没有任何人能逃避它。”蓝波的那句诗写在这个故事的题辞上,幸福是一种不能逃避的存在,就像狂乱,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结束的那个夏天也还一直存在。同样保存着夏天的还有《你好,忧愁》中17岁的少女塞茜尔,“只有在清晨,当我躺卧床上,听着从窗外传来的巴黎惟一的车水马龙之声时,我的记忆才偶尔背弃我:夏天和它的所有回忆重现了。”那时在巴黎,那时安娜已经死去,那时的她和父亲“像一个鳏夫,还有一个孤女”,整整一个月足不出户,一起吃晚饭,一起吃午饭。但是当夏天的回忆重现的时候,当“安娜”的名字成为内心的一种呼唤,它变成了另一个词:忧愁——“我的心中倏然涌上了什么,我闭紧眼睛,呼唤着它的名字来迎接它:你好,忧愁。”

引用保尔·艾吕雅《直接的生活》这首诗,忧愁刻在爱人的眼底,忧愁会被吐露,忧愁是爱的组成部分,所以塞茜尔说:“在这种陌生的感情面前,在这种以其温柔和烦恼搅得我不得安宁的感情面前,我踌躇良久,想为它安上一个名字,一个美丽而庄重的名字,忧愁。”即使所经历的那段感情是自私的,让人感到羞耻,但是忧愁却是一种高尚的存在。在抵达忧愁的路上,必然要经历一些东西,或者是“温馨玉体的爱”,或者是“喷涌而出的温馨”,或者是“沮丧的面孔”。那个夏天之前,有无忧无虑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我”,有善良、慷慨、快活和对我满怀爱恋的父亲西蒙,有待人和气、头脑简单、从不装摸做样的爱尔莎,当然还有父亲和爱尔莎之间没有约束、轻松自在、混合着情欲的爱——一开场,每个人的性格都被定义了,他们之间的关系都被明确了,似乎故事就是简单而直接的。但是,这一平静被打破了,魁梧而漂亮的希里尔出现了,美丽而冷漠的安娜出现了,他们引发了“我”和父亲各自的爱情。

萨冈:狂乱是爱的心跳,是失败的鼓声

“我相信,她肯定有些瞧不起父亲和我,瞧不起我们醉心于寻欢作乐,沉湎于琐碎细事,因为她瞧不起一切过度的放荡行为。”这就是我眼中的安娜,当然安娜总是被定位在秩序的破坏者行列,而父女所崇尚的爱情是随意而定的,是毫无生命力可言的,“在他看来,这样做与温柔、爱慕并不相悖,他越是希望温柔和爱慕仅像昙花一现;越是知道它们来去匆匆,这些感情在他身上来得也就越容易。”但是安娜却是一个习惯于给事物规定一个范围,给言词规定一个意义,“她以高尚的情趣和优雅的温情作为规范,人们也不难在她突然的退缩中,在她不悦的沉默中,在她的言谈话语中领悟出这些规范。”也就是说,她在秩序之外,却总是制造秩序,命名事物,甚至破坏自由。所以“我”反对这样的命名和规定,我害怕安娜解构一直以来的简单生活,害怕她参与到父亲的爱情中,害怕破坏我理想中“卑鄙无耻”的生活——“罪恶是在现代世界中延续着的惟一带有新鲜色彩的记号。”就是我的座右铭,就是我付诸实践的信条:在投入希里尔的怀抱时,我就完全沉浸在肉体的幸福中,“我们具备了一出戏中所有的因素:一个男性诱惑者,一个半上流社会的女人,一个有头脑的女子。”

所以,“我”的这种害怕终于慢慢变成了矛盾,在戛纳的那个晚会上,安娜和父亲一起,竟然丢下了爱尔莎,我气愤地质问父亲:“我去……我去对她说,我父亲找到了另一个和他睡觉的女士,请她识相乖乖地让开,是吗?”父亲在咆哮,而安娜竟打了我一个耳光,这是我对安娜不满的真正开始,而这种不满并不全在安娜的规定上,父亲对爱尔莎的背叛,对他生活的背叛,以及对我的背叛,才是安娜建立秩序的原因。而之后安娜在我面前宣布她和父亲要结婚了,父亲也期待着新的开始;之后安娜看见我亲了希里尔就开始用责任来驯话,“不要抗辩,你十七岁了,现在我要对你负责,我不能让你轻易毁了自己。再说,你还有功课要做,这够你每天下午忙的了。”被改变的生活,被改变的秩序,安娜主宰了一切,而这就是一种解构,“我,生来就是为了享受幸福、亲切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由于她,我陷入了一个充满责备、疚悔的世界,我这个不善自省吾身的少女,在其中丧失了自我。”

“她给我带来了什么?”这是“我”面对被改变的生活发出的疑问,她依然是安娜,但是父亲会成为安娜的丈夫,“我”会成为她的“女儿”,所以“我”不再是自己,而我从来就是活在“卑鄙无耻”的生活中,感受到世界中“罪恶”这一新鲜的符号,“自由自在地思想,自由自在地瞎想,自由自在地少想,自由自在地选择我自己的生活,选择我自身。”“选择我自身”是“我”对于那个问题的回答,而选择最后变成了一个计划:让爱尔莎重新勾引父亲,“帮帮我的忙吧,爱尔莎。我恳求你了,为了你自己,为了我父亲,也为了你们俩的爱情。”我对爱尔莎的祈求被爱尔莎一语中的:“你捍卫的是你自己的命运,爱尔莎。”捍卫自己的命运,就是“选择我自身”,就是回到原有的秩序中,但是回归或者阴谋论中的“捍卫”是掺杂了太多的私利,甚至纯粹变成了肉体上的快感:我和希里尔做爱,感受身体最大的诱惑,父亲被爱尔莎着迷,重新回到了欲望世界——“我们——父亲和我——需要外界的骚乱。”

但是这一切又被安娜规定了:“你就这样自甘堕落下去?”而“我”和父亲依然选择放荡的生活,尤其是父亲,要将安娜从生活中驱逐出去,需要父亲沉浸在美好的快感中,沉浸在不贞的情爱中,“我希望父亲心中的欲望骚扰起来,动荡起来,让他犯错误。”利用了爱尔莎,利用了父亲,“我”还荒诞地让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希里尔依偎在爱尔莎的怀抱中……这一景象蹂躏着我的心,我和他,还有爱尔莎,三人一起把这一景象调整得那么恰当,却没有想到它竟会产生出那么大的力量。”我自己也痛心,而安娜看到这一幕便选择了离开,“你也好,他也好,你们谁都不需要别人。”不被需要的安娜留下了这最后一句话,当她愤然离开,三个人成为同谋的计划其实已经超过了对安娜的惩罚,甚至演变成了一种闹剧,于是在不安中想要给安娜写信,但是噩耗传来,安娜死于一场交通事故。

安娜以死亡的方式最终被驱逐,甚至在我看来,安娜的死也和“我们”的截然不同,“假如我们想自杀,我父亲和我一不妨设想我们具备这股勇气——那也只是往脑袋上开一枪,留下一份扰得当事者永远心绪不宁,睡不稳妥的遗书。然而,安娜却留给我们一份豪华的礼物,使我有极大的可能性相信这是一出事故:恰在一处险地,她的车技又不高超。我们将迅速变得软弱无力,而不得不接受这一礼物。”安娜不是自杀?在交通事故制造的结局中,安娜的死变成了一种悲剧,而面对悲剧,“我”第一次得到了成长,对于希里尔也不是纯粹的爱,“我凝视着他:我从来不爱他。我觉得他心地好,吸引人;我喜爱他给我带来的快乐;但我并不需要他。”安娜死了,希里尔走了,那个夏天也结束了,从自由的生活到被规定的秩序,再到“选择我自身”的反击,最后是一切的逝去,而这便组成了一种叫做“忧愁”的东西。

夏天结束了,属于四十岁的吕茜尔和安托万面对面狂乱的夏天结束了,属于十七岁的塞茜尔“选择我自身”的夏天结束了,它们都是短暂的,却也是长久的,它们结束了,却也是另一种开始——夏天之存在,是作为一种生活的标本而被保存下来,它可以猝然而至,它会随时发生。《某种微笑》里,“我”和男朋友贝特朗一起去见了他的舅舅,在认识的那一刻,夏天就来了,“他有一对灰色的眼睛,神色疲倦,几乎显得忧郁,透出一种独特的美。”于是在吕克抓住我手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喜欢他。他有点老了,可我喜欢他。”两个人年龄相差那么大,两个人还有着伦理的束缚——吕克甚至和妻子弗朗索瓦丝过着幸福的生活,为什么这突然而至的激情会是一种爱情?引用罗杰·瓦扬的那句诗:“爱情,就是/发生在两个相爱者/之间的事”。爱情属于相爱者,和年龄无关,和家庭无关,就像肆无忌惮的巴黎,它是一个“属于对它毫无奉献的人”的城市。

发生着,正在发生必将会变成已经发生,因为爱情不只是属于两个相爱者的事,爱情也不是永远相爱的事,最后一个夜晚,最后一次做爱,“吕克并不爱我。”这是爱情最后的样子,于是在离开之后,我又成为了一个人,茕茕孑立,但是就像夏天一样,“我是个爱过男人的女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没什么大惊小怪,是因为起初是不可阻挡的,是因为后来发生了,是因为最后结束了。《你喜欢勃拉姆斯吗……》几乎一样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一样是跨越了年轻的两个相爱者的爱情,只不过和“我”爱上舅舅吕克不同,在这里是二十五岁的律师西蒙爱上了比自己大十四岁的宝珥,而且宝珥还有爱着的罗捷,但是西蒙的说法是:“星期天,您独自一人,吃晚饭,您独自一人,恐怕就连……就连睡觉,您也常常独自一人。要是我,我就会紧挨着您睡觉,整夜搂着您,在您睡梦中吻您。”这是一种在一起的感觉,只有两个人,只有爱,但是对于宝珥来说,“我已经三十九岁了”成为她无法释然的存在,而问题或许不再年龄上,当西蒙说“如果你愿意,明天我就同你结婚”,当西蒙承诺“你比我大十四岁,可我爱你,而且会爱得久长”,是不是就是一种属于夏天但会转瞬即逝的感觉?

还是离开了,西蒙“顾不得拿行李就往外跑”,宝珥趴在楼梯上叫着他的名字,又感叹了一句“西蒙,现在我老了,老了……”而之后她接到罗捷的电话,罗捷说自己有一顿业务晚餐。三十九岁的宝珥在两手空空中过完了那个夏天,最后都是回到了生活的轨道上来,简单的故事,偶尔的忧愁,最后的离开,有时是心跳得猛烈的狂乱,有时是失败而敲出隆隆滚动鼓声的狂乱,但最后,它待在利特尔词典的某一页上,和前后左右的词都隔着一米的距离。

毛泽东自传

编号:Z24·2091017·0767
作者:毛泽东 埃德加·斯诺 笔录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版本:2009年1月第一版
定价:32.00元
页数:291页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2009年的这个称号对于一半骨灰安葬在北大未名湖畔的埃德加·斯诺来说,无疑又一次找到了归宿,是对中国革命的独特贡献的褒扬,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这个称呼才是对斯诺的真实写照。他用自己的眼睛和笔记录了中国革命的艰难进程,同时,他也见证了中国在革命中逐渐建立起的毛政权。他的《西行漫记》记录了一个1937年之前的毛泽东,根据此书内容整理的《毛泽东自传》更是被称为“中国第一自传”,1936年斯诺说:“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


《毛泽东自传》:斯诺印象记

“仁者无敌”是我高中同学,大学是学历史的,在看了老家将被拆迁变成科创基地的博客后问我,是不是把那边的照片都拍下来了?其实他的这个疑问我曾经考虑过,而且几乎想付诸实施,但最后我还是放弃了,选择了几张能代表我在场心情的照片,以资纪念。我对他说,可是我不是历史记录者,没有办法把所有田地、房舍、山峦以及村人的形象用影像的方法保存下来,既不全面也非专业,我的纪念仅仅只能停留在个人的心情上。

意思大致是对于历史的真实记录需要丰富的史料,包括图片、文字、音视频,而基本上需要删除个人的主观意愿,因为我知道,史料所排除的是非法的主观,历史记录者应该全力摒除私人的刻板印象与史观。所以我只是纪念,而非留存。

这样的身份界定使我在阅读《毛泽东自传》这样一本“中国第一自传”时充满了尴尬,在这位老人家诞辰116周年的前18天(即2009年12月8日),我终于把这本典藏的图书看完了,我所说的“看完”,仅仅是顽完整阅读了前面四个部分的内容,即毛泽东向斯诺讲述从1893出生至1936年间的主要成长战斗经历。应该说,这四个部分的内容显得单薄,我其实看不到一个丰满、日渐成长的革命家、思想家的轨迹,大量的年代列表和简单回忆使这本书更像是“毛泽东自述”,而非毛泽东自传,而且,以1936年为界,也不能很好反映中年毛泽东在面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立共和国之后的心路历程。甚至对于毛泽东多舛的婚姻经历,也只是片言只字。

所谓“典藏”其实指的就是后半部分,作为附录,在《毛泽东论中日战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的基础上增补了《毛泽东印象记》一文。同时,收录了最早的《毛泽东自传》英文原刊(1937年美国ASIA月刊七月号至十月号)、最早的《毛泽东自传》中译本原刊(1937年8月至11月的《文摘》和《文摘战时旬刊》)和最早的《毛泽东自传》中文单行本(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黎明书局经售的1937年11月1日初版本)的影印版。这个篇幅占了整本书的三分之二,虽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不研究历史、具有“非法的主观”的人来说,实在有点本末倒置的感觉。

自传部分对于心灵轨迹的弱化,当然和这本书的诞生背景有关: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与帮助下,斯诺冒着生命危险,经西安前往陕北苏区采访。在延安,斯诺和毛泽东进行了长谈,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又长途跋涉,到边区各地采访,次年写成驰名中外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书中部分内容后来单独出版,这就是曾经风行全国的《毛泽东自传》。

虽然不可以忽略这样的背景,但问题在于,斯诺笔下的毛泽东是不是就是那个真实的毛泽东?是不是这样的自述可以冠以“自传”的说法?斯诺承认这个书名是参考了妻子的想法,改用第一人称,把毛泽东这个形象通过“我”凸显出来,但是仅凭这些生平材料,当然无法还原一个真实的战争中的毛泽东,也不能成为斯诺著作的“心脏和脊梁”,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用《毛泽东自传》作为书名实在是一个伟大的策划,“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看看这份成绩单就可以为斯诺竖起大拇指:1937年11月1日,《毛泽东自传》顺利出版,首印1万册,后再版时印刷6万册,发往当时的北平、南京、开封、安庆、成都等15个分发行所和全国各大书局代售。

这是一个西方记者冒大不韪而诞生的著作,它的史料价值大大超过了文本的价值,虽然斯诺自己也承认,毛泽东在谈话中总是“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某些事件中的作用”,只是谈长征、谈革命、谈党、谈普通的红军战士和英雄的故事。但是显然斯诺的作用作为一个历史记录者发挥了在那个时代特殊的作用,正像书写《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的法国史家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宣称的那样:“我并没有说话,是历史通过我来说话。”

对我来说,不管是毛泽东还是斯诺,或者这本《毛泽东自传》都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它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历史景观,虽然那段历史离我很远,但我们没必要一定要使自己融入历史,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异地叫到:历史原本如此。正如海尔(Pieter Geyl, 1877-1966)认为的那样:

“历史是无穷尽的,也是不确定的。我们虽然尽力以确定的方式说明过去的事实,但是我们能做的其实只是陈述我们对历史的印象而已。”

河岸

编号:C28·2090713·0766
作者:苏童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9年4月第一版
定价:29.00元
页数:291页

《河岸》是苏童自三年前完成重述神话作品《碧奴》之后的首部长篇小说。该书呈现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残酷青春,故事展现了库文轩、库东亮父子的荒诞命运,展现了生命的卑微与顽强,青春成长的烦恼与历史的荒诞不经。苏童这部新作率先赢得了评论家的好评。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认为:“苏童的世界令人感到不能承受之轻,那样工整精妙,却是从骨子里就掏空了的。在这样的版图上,苏童架构或虚构了一种民族志学。苏童再度证明他是当代小说家中最有魅力的说故事者之一。”


鱼图腾

苏童“三年三易其稿”的《河岸》被我不到三天时间读完,这是我今年看得最没有阻力的小说,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公平的,在作者看来的重量可能对于阅读者来说,仅仅被一次疏通文字的努力所化解。

当然,我还是要向苏童道歉,在购买这本书的第一印象中,我把“河岸”当成是一个偏义词,一直朝着“岸”的意义来理解,所以有了“河对岸有什么”的疑问,其实,看完才知道,河与岸是组合在一起,是矛盾的两个面,是小说中有疆界的两个世界,苏童说:“岸上是油坊镇人们的家园,也是未获罪者的乡土,河上则是向阳船队船民们的家园,是被放逐者的乐园,河与岸不是世界的两极,却是一组参照物。”

我从岸上开始,逐渐进入苏童的河,苏童的河是内敛的,是凝重的,甚至是悲剧的。而这种悲剧在那样的背景下,我们似乎可以把一切都归咎于那个时代,但是如果仅仅是对历史的讨伐和谴责,那可能不是苏童,或者说不是我们曾经阅读过的苏童,不管是《米》,还是《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苏童几乎从来没有把小说背景定位在文革这个敏感的时间段,我觉得这是苏童的计谋,是苏童的逃跑,而在这部小说中,苏童切入到这个荒诞的历史,并不是为了追求人的虚无和渺小而期望引起读者对于那个时代的谴责与反思,而是希望破解关于历史、关于记忆中后面那个“最嚣张,最狂暴的潜在的大人物”。

所有的命运改变无非是一种秩序的颠覆,“我父亲曾经是邓少香烈士的儿子”,但当历史被重新描述父亲不再“担任”烈士儿子时,他成了发誓永不上岸的“河上”人、鱼人,“我”则成了“空屁”,这显然是对那段非正常年代的隐喻,“河上”与“岸上”的对立是时代的顽疾。而作为这个对立最直接的标记便是屁股上的鱼形胎记,这是一切命运的直接掌控者,不管是谁,包括傻子,只要有鱼形胎记,就可能会造就一段个人新的历史,这样的盲目崇拜掀起了探究亲朋好友胎记的狂潮,而盲众的暴民心态和对权力的渴求恶化了历史和现实的混乱。

其实,父亲库文轩不仅不能还原历史,反而被历史戏弄,当烈士的光环消失,烈士牺牲的标志性地点棋亭被拆掉,纪念碑被遗弃。最终,谁也无法确知历史的真面目,人们的探究行动早已变成窥私欲望的发泄渠道。而曾经引以自豪的鱼形胎记被逐渐淡化,最后父亲用一种几乎悲壮的行动,绑着石碑沉河自尽。但是历史还是没有真相,个人仍然被异化。

真正的异化是一条河,而“我”无非是一个参照物,参照历史,参照命运,“父亲从被放逐,到拒绝上岸,获罪,救赎,似乎是一条必由之路,他其实没有逃,是在承受,儿子则在不停地逃跑和奔突,他在精神上也是个孤儿,始终在恐慌中,也始终在成长的煎熬中,他们父子一静一动,但都被困在河流中了,只是父亲已经做出永不上岸的决定,儿子却不知道他的未来在哪里。”

“我”一直在父亲的命令下逃跑,这个动作让我想起了以前苏童的小说“香椿树街”系列,而且我一直迷恋于“小孩,快跑!”这样的叙述带来的快感中,那是一种少年的狂放被监视的无奈,仿佛一句箴言,逃往的另一个意义就是救渎。“我”的背后不仅是迷乱的历史,更有找不到归宿却盲目崇拜权利的父亲,他们像一只巨大的黑手控制和虐待着青春期的少年。

“由于父亲的出身成了悬案,我们也成了来历不明的人,父亲需要赎罪,他带我到向阳船队,也许不是下放,不是贬逐,是被归类了。”
——《河岸》第三部分《天堂》

而在这样不停的逃跑中,我始终没有突围,我一直被挟持着:“从此以后,岸上的每一条道路,不是我的左舷板,就是我的右舷板,我要小心地走,从此以后,油坊镇就是一片伪装过的水面,我要小心,我要格外小心地走。”

格外小心地走,“走”是岸上人的生活形态,而对于不肯上岸的父亲来说,区别于岸上现实世界的标记就是“鱼形胎记”。在我个人有限的认知中,鱼的隐喻多半来自生殖崇拜,而在这部小说中,虽然在特殊历史时期作为权力的象征,但是它的母题仍然是关于性的,父亲被放逐的很大原因也是性的放逐,而他的自残行为除了政治赎罪,更多是性惩罚,而“我”在父亲的监视下,则萌生了反叛的性张力,这种性张力是伴随着性压抑开始的,这是两极必反,当红慧仙的出现,在短暂的意淫中满足了我的欲望,但是这种欲望的唯一后果就是精神的被绑架。

“我父亲从岸上消失很久了,他以一种草率而固执的姿态,一步一步地逃离岸上的世界,他的逃逸相当成功,河流隐匿了父亲,也改变了父亲,十三年以后,我从父亲未老先衰的身体上发现了鱼类的某些特征。”看完小说,我还是先入为主地喜欢苏童的开头,这里保持了苏童原先的世界格局,残酷青春与灰色记忆,仍是那个来自香椿树上的少年漂泊,只不过苏童在适应时代和自己的努力下改变了少年的最后命运,松散和看似不再悲剧的的结尾虽然不那么压抑,但是也彻底消解了历史与现实、个人与集体的迷障。

王干说,《河岸》宣告了先锋文学的终结,也是一份先锋文学的总结文本。是的,苏童已经上岸,而我似乎,还在鱼形胎记的隐喻中,随波逐流,不时冒出一两个气泡。

一句顶一万句

编号:C28·2090625·0765
作者:刘震云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9年3月第一版
定价:29.80元
页数:302页

《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农民杨百顺,杀过猪,种过菜,在失去唯一能够“说的上话”的养女后,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后半部写他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的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乃至于性欲爱情,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灵、提供温暖、缓解仇恨、化解矛盾、激发情欲有关。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


一句话的孤单

我基本上是害怕回到老家的,这与长期在外漂泊的禾子不同,他对故乡的感情是间隔的、怀念的,甚至是在“心随月色回故乡”的虚拟中,但毕竟是温热的。我时常担心我是作为一个外来者回到故乡,与那些原本不太熟悉的人走在两条田埂上,过去仅仅是过去,我只是停留,在孤独中一次一次地出走。

因为离得太近,因为回得太勤,这种心态也和刘震云不同,“除了在北京写作,还是回河南延津比较多”,刘震云每次听闻延津人从孤单变为孤独,他就觉得自己“有责任替他们说出来”,于是有了《一句顶一万句》,说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在虚拟延津的历史和社会中,“说”变成了一场异常艰难的寻找过程,变成了人类内心秘密的历史延宕。变成了“出延津记+回延津记”几代人的历史循环。

“中国人的千年孤独”,这个说明更像是一次不成功的策划,说实话,这样的策划反而掩盖了作品内在的张力,让读者沿着马尔克斯魔幻般的“羊皮纸”前进,但却是背道而驰,刘震云小说中的孤独是贴近现实的失语,是寻找中发现小人物的位置,孤独应该是一个主动适应的过程,而延津那些底层手艺人的生活,却是被生活所迫的离开,这是一种行而下的孤单,是无法理解牧师老詹“到哪里去”的无奈和尴尬。

寻找话语权,寻找历史的真实定位似乎是小说中要表现的母体,《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70年的历史在几代人的寻找中,但是刘震云的计谋在于,历史永远是一条暗线,看似相似和巧合,但是结果却永远不会是你想要的,在最后,牛爱国历经辛苦所获得线索一条一条断了,那句吴摩西临终前的话永远像是一个虚拟的符号,令你触摸不到。

不管是吴摩西还是牛爱国,还是宋解放,他们几乎都不善言辞,都在命运的颠沛流离中生活,也曾有过那样的反抗和自主,但是在个人无力的年代,小人物往往是被命运捉弄,他们的朋友几乎就是有着孩童智慧的小辈,从吴摩西和巧玲无话不谈,到牛爱国、宋解放因为百慧“变得会说话了”,他们唤醒了心中那种孤单,被释放出来就会感到有活着的力量。而相对于曾经的朋友,因为各种利益关系而最终一刀两断,“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

因为寻找,杨百顺改为吴摩西,又改为罗常礼,“顶着另一个人的名字,活着剩下的人生”;因为寻找,牛爱国甚至远赴广州寻找当年和自己一夜说不完话的情妇,这和道德无关,和伦理无关,在他们心中,唯一终极的目标就是摆脱孤单,说话和“被说话”。

在我从媒体获得的印象中,刘震云在公共场合里总是穿着一件对襟的黑色夹袄,说是妈妈亲手做的,这让他看起来很像个乡下来的手艺人。而刘震云的写作更像是他寻找话语权的一个手段,替延津乡亲说话实质是替自己说话,他用文字寻找“一句顶一万句”的快感,寻找击破小人物心中不说话壁垒的武器。海子说:“孤独不可言说。”其实到最后,不管是吴摩西还是牛爱国,并没有真正寻找到摆脱孤独的话语权,相反,反而在寻找的过程中逐渐消解了言说的可能,也许,那不过是人类臆想中的“巴别塔”: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巴别塔,上帝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

在我的这本书封面上,小五用拙劣的笔写下了一个汉字“马”,在素洁的封面上显得很不协调,我不知道这个马字的具体意义,所以没有询问,把这个仅有三笔的字还原为一个汉字的时候,我想,它没有劫持我的想象,而对于小五来说,他写下“马”字的那一刻,也是在寻找他内心的话语权吧。

私人藏书

编号:E63·2090527·0764
作者:【阿】豪·路·博尔赫斯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8年2月第一版
定价:19.00元
页数:140页

“博尔赫斯是否曾经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命运感到过不满呢?我们猜想他会的。他已经不再相信自由意志,而是喜欢重复卡莱尔德这句名言:‘世界历史是我们被迫阅读和不断撰写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面我们自己也在被人描写着。’”在一个独有的迷宫式小说世界里,我们看到的是博尔赫斯把自己置身于故事之外的冷静,向下看,再向下看,私人的空间里是被迫阅读和不断撰写的文章,阐释比想象容易。


博尔赫斯迷宫

有些东西是宿命的,永远都是。当我用一个多小时完成《博尔赫斯迷宫》的时候,关闭网页正准备保存时,忽然找不到刚才写下的文字,它们起先躲在了我的背后,它们后来走进了黑暗之中,什么都没有留下,连死亡都那么悄无声息。

我想,它们也许真是迷宫里的精灵,在一个有关博尔赫斯的夜晚,所有时间都被模糊,所有空间都变成了虚构。

对于博尔赫斯这个名字,我一向小心翼翼地提及,他会让我恐惧,我的意思是,“Jorge Luis Borges”这个阿根廷名字像一个符咒“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而在这一块红布下面,是我看见的幸福。

其实,这样说很矫情,博尔赫斯不是我的偶像,他是一个活在上世纪的盲老头,拄着拐杖,曾经来过中国,长期独身,1986年死在日内瓦,终年86岁。但是你读到“博尔赫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是在称呼一个阿根廷老头,而是一个令你有无限想象和可能的存在,它是一个符号,英雄般地出生,又永不磨灭,死亡在时间之外。

大概在博尔赫斯逝世10年之后,我翻阅了他的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我们的相遇在沉闷的90年代显得太平常,以致我忘了准确的时间、地点和场景。这是一次很严重的疏忽,我为遇到博尔赫斯而感到恐惧,他像一个魔鬼攫住了我,让我靠近,让我挣脱不得地跟随。语言是一所牢笼,或者正如博尔赫斯自己所言:“写小说和造迷宫是一回事”,是的,我进入了迷宫,找不到方向,除了影子,我很少对话,很少环顾四周,这也直接导致了有博尔赫斯的90年代是充满虚构的压抑,它改变了少年如我对于外面天空晴朗的向往。

有谁能阻挡恐惧?有谁能消灭虚构?我说过,博尔赫斯绝不是一个人,他是另一个被叙述者,是“他者”:他已经不再相信自由意志,而是喜欢重复卡莱尔德这句名言:‘世界历史是我们被迫阅读和不断撰写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面我们自己也在被人描写着。’”他逃离出来,逃离名字,逃离现实,逃离时间,却又在远处观望,或者还偷偷发笑,但是博尔赫斯已经完全不属于他。这是一个多么致命的谋杀者,你所能做的就是保持足够的沉默。

博尔赫斯创造了没有秩序的秩序,他把虚构当成是真实的现实。《小径分岔的花园》之后,我一直没有再看博尔赫斯的作品,他被我驱逐了,而我的内心稍微平静一些。但是当我放弃很多东西期望再次遇见博尔赫斯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年,我的背后总有一双眼睛在暗处观察你,让你坐立不安。即使这本小册子《私人藏书》也会惊动你内心的波澜,又一次恐惧地跌进虚空之中。

“让别人去夸耀写出的书好了,我则要为我读过的书而自诩。”博尔赫斯绝不仅仅是向你推荐几本图书,其实这些书很难有参考价值,几乎一半的图书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它们存在于博尔赫斯的内心,不被人翻阅,或许,“私人”的背后其实是一本沙之书: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无始无终。

卡夫卡:“他用清澈的风格来写污浊的梦魇”。
纪德:“纪德也像歌德那样,并不只存在于一本书中,而是存在于所有著作的总和及其对照之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书就像走进一座从未到过的城市或置身于一场搏斗的阴影之中”。
萧伯纳:“本世纪的作家们陶醉于人性的弱点,唯一能想象英雄的是萧伯纳”。
克尔凯郭尔:“说他是个哲学家,不如说他是神学家,更不如说他是一个雄辩的、敏感的人”。
笛福:“描写环境特征乃是丹尼尔·笛福的带根本性的发明”。
惠特曼和爱伦·坡:“没有惠特曼和爱伦·坡的当代文学是难以想象的。这两位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唯一的共同点是两人都有多重性”。

但是这个世界的有趣在于,你以为结束的时候,它却刚刚开始:我完成博客写作正要关闭电脑的时候,最先的《博尔赫斯的迷宫》又像幽灵一般跳了出来,它回来了,带着我几乎全部的遗忘和自此开始的恐惧。保存如下,对比阅读,它会让我神经错乱的:

我一直不敢提及博尔赫斯,他像一个巨大的符号阻挡我的视线,我这样说的意思只有一个,他是文字的启蒙者,他改变了我对这个世界之外某些东西的认识,让我看不见其他,在近乎疯狂的迷恋中,我仿佛被一块红布蒙蔽,“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而在这个符号下面,是一种沉溺的幸福。

90年代,我看到了他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小说集,被翻译的语言也许是偏执和不安的,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了最强烈的冲击,这是关于虚构的美,这是关于叙述者的死亡和复活,原来文字可以这样控制,故事可以这样书写,那一年,我未满20岁,而盲眼的博尔赫斯10年前在日内瓦逝世,86岁。我和博尔赫斯的相遇在那个波澜不惊、死气沉沉的90年代是可以完全被忽略的,但是在苦闷的日子,我却奇迹般发现了博尔赫斯建造的迷宫,而且几乎不想再走出这迷宫,“写小说和造迷宫是一回事”,博尔赫斯这样对我说,我便记住了,甚至把自己也慢慢砌进迷宫里,10多年了,一直放弃走出。

往往是对话,两个人,在一间屋子里,时空可能交错,我喜欢这样看上去静止的场景,但是在这个相对稳定的时空中,一切的危机正在酝酿,仿佛顷刻之间会把这个世界弄得支离破碎。重逢、含混、焦虑、惊喜,杂夹在一起,这很类似于钱锺书的那篇《魔鬼夜访钱锺书》,但是太少了,往往有一种让你缺席的感觉。博尔赫斯的伟大在于,他把否定秩序当成一种秩序,把虚构当成最真实的现实。

《私人藏书》基本上可以很例外地看成是真实存在的现实,但是奇怪的是,在阅读这样一本对图书和作者评价的小册子,你都会有一种跌入虚空的恐惧感,“让别人去夸耀写出的书好了,我则要为我读过的书而自诩。”请注意这句话及其书名中的“私人”两字,很明显带有博尔赫斯的个人影子,65册私人藏书,大约2/3是陌生的,至少还没有中译本,所以在阅读这些陌生的藏书,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甚至恐惧,好像在偷窥这个盲老头的个人藏书馆,身后是一双你并不见的神秘眼睛。

“博尔赫斯是否曾经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命运感到过不满呢?我们猜想他会的。他已经不再相信自由意志,而是喜欢重复卡莱尔德这句名言:‘世界历史是我们被迫阅读和不断撰写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面我们自己也在被人描写着。’”在这里,博尔赫斯被一个叫赫尔赫斯的人书写和记叙着,他逃离了文字,逃离了历史,逃离了生存,也逃离了时间,如沙之书一般,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卡夫卡:他用清澈的风格来写污浊的梦魇。
纪德:纪德也像歌德那样,并不只存在于一本书中,而是存在于所有著作的总和及其对照之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书就像走进一座从未到过的城市或置身于一场搏斗的阴影之中。
克尔凯郭尔:说他是个哲学家,不如说他是神学家,更不如说他是一个雄辩的、敏感的人。
惠特曼和爱伦·坡:没有惠特曼和爱伦·坡的当代文学是难以想象的。这两位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唯一的共同点是两人都有多重性。
笛福:描写环境特征乃是丹尼尔·笛福的带根本性的发明。
萧伯纳:本世纪的作家们陶醉于人性的弱点,唯一能想象英雄的是萧伯纳。

凶年纪事

编号:C73·2090527·0763
作者:【南非】J·M·库切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9年1月第一版
定价:32.00元
页数:187页

结构致胜,视觉的精巧,宛如赋格。书的每页都分作三栏,三种声部同时各自发音而又彼此缠绕、相互呼应,以复调形式在文本中、故事里荡展开来,对位谨致,和声恢宏。库切提供了不断更新的解码,时间慢慢流逝,而我们即使掌握了答案,也无法把一生串成完美的一条线。“我也总觉得自己的心已经归隐了,而肉身还要在混沌现实里搏击好多年。”库切如是说。


《凶年纪事》:分割线后面的迷宫

我一直希望探究《凶年纪事》在分割线后面的故事,或者希望给分割线后面的世界下一个定义:羞辱、恐怖、创新、无聊……这条黑色的线条曾经很明白地躺在我的博客里,size=1,修饰的颜色为默认,以下内容可以和上面截然分开,但在一篇Diary里可以成为上半身和下半身的界线,宛如一条花花公子的皮带。

我不知道库切是不是系皮带领了诺贝尔文学奖,也不知道是不是系皮带写下了《危言》和《随札》,但是从文本中一个年过七旬老头孤独的写作状态来看,基本上是睡袍加身的,否则不会出现安雅似的幻觉:

他从烘衣架上偷了我一条短裤,这我可以肯定。我猜他在我离开后就解开扣子用我的内衣裹住自己那玩意儿,闭上眼睛把我美艳的形象召唤回来,让自己达到高潮。然后系上扣子回到约翰·霍华德和乔治·布什那儿,那都是恶棍。

这样的意淫对于JC来说,是有点羞辱的,洗衣房偶遇,招为打字员,然后灌输那些时论,在讨论中把一个女孩和同居男友硬是分开了,而且在最后的最后竟让女孩生出了这样奇怪的感觉:“我不在乎他对我的那些绮念,但乐想他孤单单一个人,你知道,不想让他临终时没人照料,他没有孩子,没有家,我知道他不是这儿的人,没有人会为他做什么安排,这样不好,不合适,不知道你听没听懂我的意思。”

是的,我几乎没有听懂,30岁的她竟然希望72他在弥留之际,能够和他在一起,那种互相猜测的游戏而最终衍生出爱情,真真匪夷所思,直到最后,我回过头来看到《危言》里的国家主义、国家的耻辱、恐怖主义、关塔那摩湾以及恋童癖、身体和《随札》的色欲人生等论述,我才略为懂得,一个只系皮带的绅士男人是如何不会让自己蒙上羞辱,继而在精神上把一个艳丽的女孩占为己有。

所以,从25页开始,前23页被分割线分为上下两栏的格局被打破,而出现了三栏,也从此把安雅的心思袒露在中间,这种结构上的变化把我刚刚适应的阅读习惯又完全颠覆,我只好装作单纯的把书翻阅了三遍:第一次阅读72岁老头的臆想,第二遍进入安雅的矛盾,第三遍则正襟危坐记录一个西方作家对于时事的议论。

时间跨度:半年。从5月27日购来到昨晚读完,其间的6个月时间我把情节故意模糊了,所以在掩卷之后我才发现库切设置了迷宫,在强大的分割线后面,我看不到一个具体的人,肉体只是形式,精神无非空虚,关于梦的意境被发掘出来,难怪安雅也在惊呼,为什么要给我讲一个从梦开始的故事?

三条分割线,很自然想到从系皮带变为既系皮带又系领带,而且几乎掐出血丝,令人窒息,只有这样,你才能严格区分三段论,掌握库切所说的遭遇:“我也总觉得自己的心已经归隐了,而肉身还要在混沌现实里搏击好多年。”

“混沌现实”这四个字似乎是对“凶年”的一种概括,可以肯定,小说的重点应该是那一篇一篇应约而为的檄文。这些政论是库切对世界的看法,里面充斥了西方左翼的怪论与偏见,并将其发挥到了极端的地步。但是这些文字的调性与整个调情故事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显得突兀。这样的文字无疑成为了“书中之书”。但是,库切的矛盾也在于此,《Diary of A Bad Yeay》的英文题目的主题应该是对于“A Bad Yeay”的叙述,故事是第一的,而不是思辨的檄文,所以,对于阅读着而言,应该把《危言》、《随札》部分颠倒在分割线以下,或者像一个人,把他倒置过来,头痛医脚。

不妨把库切的矛盾看作是他的写作策略,库切苦心经营的结构和故事无非是一种诱惑,在“凶年”的沉沦中,我们大体可以把那种我们期求的故事一一淡忘:美艳的打字员安雅也好、她那个白手起家生命力超级旺盛的男友艾伦也罢、甚至是全书的统帅者老作家JC都将随时光消隐。剩下的亦只有结构迷障下的思绪了。这样的结果或许倒正是库切私心欲求的呢。

小团圆

编号:C28·2090411·0762
作者:张爱玲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9年4月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283页

这本书的噱头很多,据说早在上世纪70年代,张爱玲就已经完成了“自传”长篇小说《小团圆》,然而,这部融合了她家史和情史的小说当时却没有得以出版。而后,张爱玲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也提到,要销毁《小团圆》手稿,这部倾注了张爱玲毕生心血的小说差点就永“不见天日”。直到今年2月23日台湾皇冠出版社率先出版发行繁体版《小团圆》,4月8日大陆发行简体版。两者都宣称“直接发表当时原稿,不作任何删改”,还被冠上“浓缩张爱玲毕生心血的巅峰杰作”的头衔。


《小团圆》:因为完全是等待

她不过陪他多走一段路。在金色梦的河上划船,随时可以上岸。
——《五》

她说:“你像六朝的佛像。”她说:“我好像只喜欢你某一个角度。”她说:“只有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的。”她对着他说,言语中都是充满了未知,都在一种模糊的状态中接近,在没有目的的河上,在跨不过去的时间里,“随时可以上岸”就是随时可以离开,而在金色梦的河上划船,他一定想把她带向对岸,带向确定的码头。

这是九莉和邵之雍之间的距离,后来邵之雍真的走了,九莉从来不想起他,也从来不想要孩子,这两个“从来”就是把自己永远搁在了岸边,以确定的方式看着那一只船远远而去。但又不是真的决然,有时候无缘无故的痛苦又会回来,有时候感觉肚子里有了孩子,而且后来还真的见到了邵之雍,他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她开始羞涩起来,“两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是一场梦,金色的梦,当最后从梦中醒来,“二十年前的影片,十年前的人。她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梦带来了一些快乐,是因为又进入了二十年前的影片里,是因为又遇到了十年前的人,一切都是过去的复原和演绎,而在梦结束后的现在,以及未来,是不是一定不会走向他确定的码头?

所以时间变得悠长,不如说时间就在她上岸的时候停滞了,无穷无尽是个金色的沙漠,“浩浩荡荡一无所有,只有嘹亮的音乐,过去未来重门洞开,永生大概只能是这样。”但是只有二十年的影片,只有十年前的人,只有金色梦里一起划过的船,真的像是没有到达过最后的码头,随时上岸的九莉站在原地,看不见未来,她得到的是一场战争最恐怖的一幕:“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

“因为完全是等待”,出现在第一章的第一句,也出现在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闭合在整个故事里,九莉就这样在“完全是等待”中关闭了未来的门,而在时间这个金色的沙漠中,“从来不想”的世界是如何以这样的方式让她上岸?这一种情绪,这一种态度,是她在香港时对比比说的一句一句话:“我怕未来。”怕未来,是因为未来不确定,是因为未来达到的码头是他的码头,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不再是那个小孩,所以九莉不想要孩子的原因是:“觉得她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这是一种情结?这是一个阴影?那个叫“乃德”的男人只有一张名片留在九莉的记忆中,这是她母亲背后对父亲的称呼,听到母亲总是亲昵的声口,“她非常诧异”,诧异是因为这一段感情存在着太多隐秘的东西,甚至伤害,乃德进过戒烟医院戒掉了吗啡针,两个人后来离了婚,九莉对于离婚似乎是赞成的,甚至“替母亲高兴”,因为觉得对自己有利,“同时也得意,家里有人离婚,跟家里出了个科学家一样现代化。”

那一场离婚是隐秘的存在,之前的故事就是三姑楚娣口中的“逃婚”,不管是逃婚还是离婚,总之就像父亲戒掉了吗啡,所以九莉之后画小人总是画成母亲蕊秋的样子,“纤瘦,尖脸,铅笔画的八字眉,眼睛像地平线上的太阳,射出的光芒是睫毛。”但是蕊秋和九莉之间的母女之情也处隐秘中,伯父没有女儿,于是九莉过继给大房,母亲便成为了“二婶”,而对于伯父母,也不叫爸爸妈妈,而是叫“大爷大妈”——一次过继似乎双向取消了九莉的归宿感,既不叫生父生母,也不对养鱼养母叫爸爸妈妈,在缺失了一种秩序感的命名中,童年似乎正沿着某种断裂的方向发展。但是,于九莉而言,当蕊秋说要找一个归宿的时候,她忽然又看到了一个希望,穿过幽暗的穿堂,旧式黑色帽架两翼有一面镜子,下面可以插伞,一切都是秩序的体现,“像她小时候住过的不知哪个房子,但是她自己是小客人,有点惴惴的站在过道里,但是有童年的安全感,永远回到了小客人的地位。”

童年的安全感是九莉对于过去唯一记住的东西,即使父母离婚,即使自己被过继,她依然可以不害怕那种变化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随着局势的变化,已经越来越成为了一种奢望,表大爷被两个穿白衬衫黄卡其袴的男子暗杀了,绪哥哥离开上海去了北边准备找个落脚的地方,九莉想和三姑一样到国外去,考上了,护照办好了,后来去了香港修女学校,但是日本人又开始进攻香港,剑桥出身的安竹斯被炸死,学校里乱成一团,“死啰死啰”嚷成一片,那时候九莉在考试试卷上写着:“死囚吃了最后一餐。绑赴刑场总赶上大晴天,看热闹的特别多。”大晴天要上刑场,死囚之外是看热闹的看客,这一种战争状态当然是去除了安全感,而对九莉来说,经历了两次沪战,并不是对战争本身的害怕,而是对一种时局的不满,“昨天枪林弹雨中大难不死,今天照样若无其事的炸死你。”这样的背景下,所谓的“国家主义”看起来也是谎言,不信教的九莉把国家主义看成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但却是一种遮羞,“在国际间你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也没用,非要能打,肯打,才看得起你。”

“壕洞里没有无神论者。”宗教式的国家主义也解救不了有神论者,所以对于九莉来说,回到上海似乎变成了一种逃避,又像是回归,童年的安全感在哪里?过去小客人的地位在哪里?她需要保护,需要力量,当邵之雍进入她的生活,她的确是看到了通向未来的那条路。第一次和邵之雍遇见,是去了战前的文人向璟的家里,邵之雍坐在沙发上和两个人说话,九莉有一种震动的感觉,因为“她第一次看见他眼睛里轻藐的神气”,就像编辑文姬在邵之雍写了批评文章被关进监牢后所说:“邵君失去自由了。他倒是个硬汉,也不要钱。”那时候的九莉没有见过邵之雍,却只是从文姬的这句话里想到自己要救他出来,后来日军顾问荒木拿着手枪冲进了看守所,作为汪精卫政府的官员的邵之雍才被放出来,才和九莉有了第一次见面。

“眼睛里轻藐的神气”震动了九莉,那一刻九莉就开始崇拜他,甚至她还将邵之雍走后留在烟灰盘的烟蒂收集在一只旧信封里,但是她没有告诉邵之雍自己的崇敬之情,“她一直觉得只有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的。”保留在心里,也是一种安全感。但是后来邵之雍吻了她,“一阵强有力的痉挛在他胳膊上流下去,可以感觉到他袖子里的手臂很粗。”又是一种力量的外化;之后看了她的手相,邵之雍直接问她:“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九莉反问道:“你太太呢?”邵之雍又是明确地说:“我可以离婚。”他吻她,他想和她永远在一起,他答应离婚,一切都是肯定的,都是明确的,但是九莉却对他说:“我现在不想结婚。过几年我会去找你。”

她崇拜他,她震动于他眼中轻藐的神气,她收集他吸剩的烟蒂,当他用明确的方式表达爱意的时候,为什么九莉“不想结婚”?是的,她曾对比比说过:“我怕未来。”未来是不清晰的战局,是出不出的去的疑问,是生与死的可能,但更多是不确定的等待,没有目的地只有随时上岸的终点站。而更为关键的是,九莉对于邵之雍那种刹那间的震动和崇拜,就是“随时可以上岸”的冲动,他顾自划船独自远行完全是一种个人主义。他讲起许广平和鲁迅的故事,讲起汪精卫和陈璧君的关系,男人似乎都在等待女人投入怀抱,和九莉“因为完全是等待”不同,邵之雍的等待是一种站在自己轨道上的自信甚至自负,“我是像个孩子哭了半天要苹果,苹果拿到手里还在抽噎。”是听从自己的意愿的占有,“我不喜欢恋爱,我喜欢结婚。”而九莉的等待是茫然无期甚至充满恐惧的不安,当她知道他最怀念的是第一个妻子,她说:“我好像只喜欢你某一个角度。”后来她写了一首诗,里面说,“他的过去里没有我”,但是她还是要跑进去,喊着:“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呀!”邵之雍大约是没有听见,“他的过去有声有色,不是那么空虚,在等着她来。”只不过是要让等待变成一个位置。

只是喜欢他的一个角度,她也欣喜于邵之雍说要离婚;他说:“我是像开车的人一只手臂抱着爱人,有点心不在焉。”她只是感到一丝凉意;战争爆发后他对想要跟他在一起的她说:“还是爱人,不是太太。”她却像是听到了赞美的话。他终于还是那个苹果拿在手上还在抽噎的人,她终于也成了只喜爱一面却劝说自己喜欢全部的人,但是未来还是没有真正等来,等来的是他要离开上海逃避到一个边远的小城,那张写着“邵之雍盛九莉签定终身,结为夫妇。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婚书终于成了她等来的唯一依靠——这是确定的未来?这是最好的归宿?这是最终的承诺?

可是在离开之前他为什么还问比比:“一个人能同时爱两个人吗?”为什么逃亡的前夜她有种茫茫无依的感觉他却睡着了还背对着她?后来千山万水去找他在昏黄的油灯里重逢,他却只说是感激?问了比比那个“同时爱两个人”的问题,后来他的生活中又有了小康小姐,甚至当她说:“你决定怎么样,要是不能放弃小康小姐,我可以走开。”他的回答是:“好的牙齿为什么要拔掉?要选择就是不好……”不要选择只要拥有,两个人的爱,三个人的爱,他总是在等待并空出新的位置,而于她来说,痛苦就像火车“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她感觉他所说的“四年”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了,她甚至还有自杀的念头,“她只听信痛苦的语言,她的乡音。”即使痛苦不再是金色梦里的船只,而是日夜没有一点空隙的火车,随时上岸的是他,那一句“也很好”就是他的人生态度——“你这样痛苦也是好的。”她这样说。

终于在那天早晨她用双臂围住了他的颈项,叫了他的名字,“他们的过去像长城一样,在地平线上绵延起伏。但是长城在现代没有用了。”还是在过去,也像是她对自己的安慰,“他们至少生活过。她喜欢人生。”也像是始终不想走到真正的未来,于是她在笔记本上写道:“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因为下雨,才会有理由不来,因为下雨,才不是处决囚犯的大晴天,也因为下雨,河上的船一直在金色梦中划动,但是对于她来说,是故意取消了未来,在自我安慰的等待中,仿佛死了,“九莉尽量的使自己麻木。也许太澈底了,不光是对她母亲,整个的进入冬眠状态。”

所以那些后来发生的事,那些和未来的等待有关的事,都慢慢在时间的河流中沉没:从此之后到二战结束,她保持着表面上的平静,“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总当作是上一年或是下一年的,除非从别方面证明不可能是上一年还是下一年。这一年内一件事也不记得,可以称为失落的一年。”多年以后他在华盛顿的僻静街道上看到一个淡棕色童化头发的女孩,攀着小铁门爬上爬下,“她突然憬然,觉得就是她自己。老是以为她是外国人—一在中国的外国人——因为隔离。”十几年后她在纽约,完成了打胎,抽水马桶里是一个男胎,“凹处凝聚的鲜血勾划出它的轮廓来,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睛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模糊了时间,看见了死亡,感受到了隔离,未来对于九莉来说,是不是雨永远不停时那种找不到岸的茫然?是不是随时想上岸又无法登陆的幻觉?这一种茫然和茫然中的幻觉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发生着,“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我现在的感觉不属于这故事。”张爱玲在一九七六年的信中这样说,《小团圆》终于未能在她能够确定的未来出版,当然也没有被销毁,这也是一种万转千回之后、完全幻灭之后,“还有点什么东西在。”

万有引力之虹(上、下)

编号:C55·2081121·0761
作者:【美】托马斯·品钦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08年8月第一版
定价:88.00元
页数:999页

品钦对“熵”的探索在1973的这本《万有引力之虹》中达到顶点,《万有引力之虹》引用了大量的物理和数学公式,常常随意运用某种学说对事物进行评说。“万有引力之虹”是指导弹发射后形成的弧线,仿佛是死亡的象征和现代世界的象征。它被认为是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典型文本之一。书中出现了包括阳否阴述、偏执狂、种族主义、殖民主义、阴谋、共时性和熵在内的主题。


《万有引力之虹》:火箭的上升将会被出卖

每条道路都一样畅通,整个占领区不再有占领军、不再分裂,在它废墟里的某个地方存在着唯一的坐标集合,人们可以从这里向前走,没有选民,没有弃民,甚至远离国家民族的分别……
——《第三部 在占领区》

通畅的道路是没有任何阻碍,没有任何对立,甚至没有任何的敌人,它是唯一的,是固定的,甚至是设想中的,是不存在的,可是它却在占领区里,在敌对状态中,在分裂的现实里,“时间的宽带”指向的现世,指向的“现在的宽度”一定是在消解这种畅通的道路,沉迷于过去和未来,都使得对现在的感觉变得狭隘而且单薄,变得迷醉而不能自拔,变成了我们自己无法逃脱的黑暗,“即使离西南非这么远,我们也免不了丢失信息,这是个亘古有之的悲剧,是一道永远无法摆脱的咒语……”所以当悲剧和咒语降临在找不到唯一坐标集合的现在,意味着“没有选民,没有弃民,甚至远离国家民族的分别”也变成了一个二重积分式的悖论。

不是《圣经》,在占领区的文本是火箭,甚至是唯一的文本,就像某个地方存在着的唯一坐标集合,它是对称的,向上的发射和向下的重力,向上的目标和向下的推力,甚至是向上的勃起和向下的疲软,还有时间,被定义在向上的未来和向下的过去。当斯洛索普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确找到了和自己的先人有关的历史,1634年或者1635年的威廉·斯洛索普,以一种特行独立的方式从美国波士顿出发,像一个国王来到欧洲,不仅最先进入欧洲的堡垒,而且以一本《弃民论》的小册子寻找一个远离国家和民族的“某个地方”,像是一种开拓,却也像是一种殖民,但是这唯一的坐标集合只是存在于被修改的历史里,威廉·斯洛索普最后却死在了英格兰,而他在死之前思念的是那些在青山碧野中的印第安人,以及和他们一起抽大麻,一起聚会。

一个家族的历史和某种看上去像征服的疯狂有关,杀害树木,剁成小块,碾成木浆,漂白成纸张,然后出卖赚钱,更多的树木变成纸张,更多的纸张获取财富,这样一种“横渡大西洋”的行动变成和斯洛索普有关的历史,到底存在多少杜撰和虚构的成分,而世界被阻止在通畅道路的另一侧,并非是历史的实证主义,而是无法逃离的现在,“这三年来,到处都是大西洋,而且横渡起来比真正的大西洋还要艰险。”在欧洲,在占领区,泰荣·斯洛索普作为一名盟军的美国士兵,也是横渡大西洋,也是像殖民一样,也是无法遏制甚至无法解释的疯狂,将他带入到一个唯一坐标集合的现在。

现在是不是可以逃避历史,是不是可以取消未来?是不是可以没有选民,可以没有弃民?“没有”是一个否定词,它必定是依赖于对立而存在,也就是说,“没有”的意义必定是存在于对于“有”的否定,否定之为肯定,肯定之为否定,就像历史之为未来,未来之为历史一样,它是矛盾的两面,是对立的两侧,在这个最终成为集合之后,就是进攻和防守,就是上升和下降,就是白色幽灵和黑翼行动,就是苏联或者美国和德国纳粹,就是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就是相对和绝对。无数的肯定,无数的否定,无数的历史,无数的未来,无数的生命,无数的死亡,无数的勃起,无数的阳痿,在占领和被占领的现在,斯洛索普更像是一个标本,被定义在那一个叫做火箭的文本里。而这个文本被神圣化的始作俑者便是那个叫雅夫的研究博士:“他要的是绝对。要么生,要么死。要么赢,要么输。没有缓和,没有协商。只有跳跃、吼叫、血腥给他带来的快乐。”

像一只狮子。占有的狮子,血腥的狮子,统治者的狮子,这个在最后三分之一的生命中,对共价键产生敌意的博士,为什么会对离子键抱有亲切感,因为离子键代表着强健和永久的状态,代表着没有共有电子而获得电子的力量,代表着俘获和占有,就像狮子,“这些原子会出现正负极,没有模棱两可的东西……他越来越喜爱那种明确性:这样的物质是多么顽强、多么稳定啊!”所以当威廉存在于雅夫的历史研究文本里的时候,横渡大西洋的他就是一头跳跃、吼叫和血腥的狮子,而在被定义的历史之后,在斯洛索普的身上,也无可逃避那种“要么生,要么是,要么赢,要么输”的对立思想,这样的对立思想在现在时来说,就是占领,就是发射,就是毁灭,就是死亡:“大都市里的发明家罗特旺、国王阿提拉、赌徒马布思、博士教授拉兹洛·雅夫都如出一辙地渴望一种死亡形式,以此来证实死亡可以长久地留住快乐和敌意。”

火箭文本带来的死亡,却在斯洛索普身上变成了生命力的象征,下身的伙计在内裤里头会悄悄地变硬、动荡,甚至随时会一柱擎天,这仅仅欲望的展现?斯洛索普和塞达拉皮兹的妙龄少女诺玛、玛乔莉,以及和温迪米尔夜总会的合唱队员在一起的做爱的时候,欲望在世俗意义上表明了男性的征服和占有,可是为什么这些地方会被火箭袭击?斯洛索普将地点在地图上用红色圆圈标注,而这些被标注的地方总是引来火箭的袭击,帕松方程式可以从随机数量计算出一种整体,而这种整体将斯洛索普带向了一种对应论的可怕状态,在斯洛索普的“阴茎陡然挺起,硬得发疼”的时间发生之后,那火箭便“从头上趾高气扬地冲来,高架快车般下落、消失,寂静中嗡嗡声仍不绝于耳”,时间的先后顺序却导致了一种对应:红色的星星总是在火箭袭击之前,“最快晚两天,最慢晚十天。平均滞后期为41/2天。”

明天的火箭对应于昨天的星星,明天的坠落对应于昨天的勃起,明天的爆炸对应于昨天的发射。像一只光芒四射的巨手从云层中伸出来,也像灵媒所说,“把控制嵌入内部就是认可已经发生的事实,也就是说你早就脱离上帝而存在了。只是你已经陷人了一种更深、更有害的幻觉。”星星是什么?火箭是什么?他们的对应如何建立?刺激物在哪里?当勃起“不是有,就是没有”的二元对立变成一个公式,那么它一定会指向有条件的反应和无条件的刺激,一定会有原因的X和结果的勃起,也就是说,在中间会省略一切关于欲望、色情的生理原因,也就是在不需要摩擦的情况下,X的出现就会导致勃起,“那x是什么呢?”未知数,却是一个必定存在的未知数,某种先行的鬼魂?某种历史的宿缘?而火箭爆炸和勃起之间的未知数甚至让斯洛索普产生了死亡的感觉,“斯洛索普的心得是:伦敦这座凡间城市教会了他一个道理:随便转过一个街角,就会走入某个寓言故事。”

寓言故事总是有故事和寓意,根据特瑞克尔博士的理论,“潜意识中,他需要消除性爱另一方的一切痕迹。他在地图上用星来代表对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星’是对优秀学生进行肛门虐待的标志,它渗透于整个美国的初等教育中……”横渡大西洋,对于斯洛索普来说,是不是一种对美国教育的逃避和蔑视?或者这种逃避又恰好又进入到了一个和战争中的占领有关的故事里?“火箭的四翼组成一个十字,也是一个曼茶罗。一号翼控制飞行方向。二号控制摇晃。三号,偏航、滚翻。四号,摇晃。每一对翼协同工作,却又意义相反。对立面的统一。”对立统一,火箭像是十字架的一种隐喻,是不是指向的是人灵魂的救赎?可是它反而变成了另一个本体,那就是现在是战争状态,灵魂的救赎是因为战争的摧残,也就是在有着对立的战时,灵魂的救赎意味着灵魂的堕落,也就是说,火箭像一个十字架发射,却意味着一种坠落。

从伦敦的寓言故事,转移到占领区,斯洛索普变成了一个对应的符号,变成了条件反射的实验品,在那个称为“白色幽灵”的行动中,他反而变成了刺激物,变成了未知的X。而这个实验的目的就变成了一种交易:“别忘了,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就是做买卖。”杀戮和暴力的好处是“可以制造场面,转移视线,掩盖战争的实质”,可以“提供载入史册的原材料,让孩子们学到的历史成为一系列暴力事件、一连串血战,为他们进入成人世界做好准备”。世界的口子被打开,是让孩子们进入成人世界,是让孩子们在暴力和血腥中成为狮子。

从埃尔曼·戈林赌场到海滩,从没有消息的苏黎世,到有着信仰冰圣徒的北豪森,斯洛索普总是听到爆炸声,而这样的爆炸声指向的死亡未来,却让他感觉到自己活着:“如果你听到了爆炸声,就说明你一定是活着。”所以在隧道,在基地,在占领区,在G型仿聚合物的知识里,在厄德士温洞穴传说中,斯洛索普进入了一个二元的世界,一个对立的状态,一个在“他们”之外“我们”的现实,性爱样品事件的调查反而让他进入了隐秘的中心,那个被嵌入的内部,那个和现在有关的寓言。

改名叫伊恩·斯加佛林,斯洛索普变成一个战地记者,他收集到了什么?是发现和自己家族有关的历史?还是揭露和战争有关的情报?被雅夫定义的先人,在父亲那里却变成了“黑父亲”,密码是B.S.?那本德语技术辞典上写着雅夫的词条,定义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黑色字体?为什么是德语?是一个梦而已,却将斯洛索普带入到一种一个黑色的对立中。“白色幽灵”的对立面就是黑翼行动,黑翼行动相关的黑色支队呢?曾经是纳粹为建立黑人军事集团和影子政府组成的军队,“按照德国为马格里布设计的方式,最终取代黑人非洲的英法殖民地。”而现在它变成了普通人,是占领区的赫雷罗人,从非洲西南部流放,却在占领区生存下来,但是在这里,他们却选择了不育和死亡。

因为黑人的对立面是白人,那个厄德士温洞穴仿佛就是这个无法逃避的对立世界,年轻人只知道白色的欧洲,他们遗忘了祖先,遗忘了属于自己的颜色,而白色带来的是另一种邪恶,所以当百分之六十的赫雷罗人灭绝之后,那些活着的人便成为奴隶,“抓捕、突然死亡、死而不返,这些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被消除的颜色体系,辩证体成为陷阱,肉身不再说话,而以齐切林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就是要消灭黑人支队,进而消灭一种历史,一种种族,以及一种对应,而在白人占领的世界里长大恩赞甚至也在消灭者之列。

斯洛索普在这白色幽灵和黑翼行动中,会看见什么?当齐切林将一切的对应物消灭的时候,“深处,更深处——比政治,比性或婴儿的恐惧更有甚之……一头栽进了核的无边黑暗中……”而在被隔绝的斯洛索普的世界里,黑人支队、恩赞似乎都是一个X,在他看来,黑色和“黑女人、黑火箭、黑色梦魇”有关。但是当他和玛格丽塔·埃德曼遇见之后,在寻找女儿卞卡的过程中,那种情欲之下的勃起,反而发现了和宇宙有关的突破口,那就是一个奇点:“这儿有一整套的宇宙理论:有波节,有波峰,还有密切点,数学之吻。”恋物癖,欲望,像是重建了一个系统,一个条件反射的系统,一个巴甫洛夫的反射理论:“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行为过程中不是产生单一的反应,而是复合的反应,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老年人身上,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只专注于一个刺激,通过负诱导排除其他间接的、同时的刺激,因为这些刺激常常与周围的情况不符,并非给定环境下的补充式反应。”

复合反应,刺激带来的负诱导,补充式反应,它不是雅夫的“要么生,要么是,要么赢,要么输”的对立,不是“我们”之外必须建立的“他们”,不是白色幽灵和黑色支队,当然也不是向上发射之后必然的向下坠落。雅夫的所为只是将对立消除在零点:即婴儿在刺激x出现时表现出零勃起,就停手了,而是有意忽略了“零界点以下的、隐性的灭除”,也就是在威廉1634或1635年横渡大西洋之后,在死亡之后,斯洛索普的家族并非一定和黑父亲有关,也并非和红色的星星有关,它在零度状态下又开启了一个隐性的世界。正如罗杰所说:”炸弹不是狗。没有联系。没有记忆。没有条件反射。”G聚合物不是一个寓言,像十字架的火箭也不是寓言,产生勃起的X也是寓言,它们都是被技术控制的一切,“一旦技术控制达到一定的规模、一种互相联系的程度,自由就一去不复返了。词语不再有意义。”那么,真正的、唯一的性交则是在纸上进行的。

零之下的世界在哪里?只有你还没失去知觉,才能听到爆炸的声音,所以对于斯洛索普来说,勃起是“极其接近于高尚,极其接近于‘那根他觉得属于自己的阴茎’”。是的,那些占领,那些敌对,那些乱伦,那些情报,那些技术,那些爆炸,以及那些死亡,都在零之上,那就是整个战争。罗杰·摩西哥称战争为自己的“妈妈”,“一起在战争状态中相依偎”,无论是“战争是岔道的集合”,还是“战争赋予一切生命”,在战争中,所有人都是多疑症患者,而这就是雅夫所称的“珀克勒特性”:“该药物作用下常常会出现多疑症,这毫不稀奇。和其他类型的多一样,就是初步或首先发现万物皆有联系,神造万物皆为镜中虚影,不至于完全虚不见物,至少还是有关联的,而对于齐切林这种被安置于边缘的人,也许还是一条可以进入其中的路径呢……”多疑症产生药物性链接,多疑症导致镜中虚影,而在占领区,在火箭基地,多疑症就是那个G型仿聚合物,它是“第一种可以真正勃起的塑料”:“在适当的刺激下,分子链发生交联,使分子变硬,增加分子间引力,从而导致这种特异的聚合体远远偏离现有的相图,从疲软的橡胶非结晶体变成神奇完美的棋盘格局,坚硬、清亮、透明、对天气变化、真空环境和所有震动都具有极好的自我防护性能。”

G型仿聚合物产生勃起,勃起绘制出红色的星星,星星预示着火箭的爆炸地点,这是零之上的世界,而斯洛索普在零之下看见了自己的勃起,自己的阴茎,自己的身体,以及自己的欲望,零之上和零之下,历史和现在,技术和身体,寒冷和热熵,戈特弗里德:“万有引力辖制着整个行程,直到抵达这个寒冷的星球,掉落的危险性一直存在。在殖民地内部,那五六个人有寒霜般的外表,很坚硬,僵死如回忆,触摸不到……”而在这个掉落的寒冷里,在万有引力的对面,一定是有一个复合反应的存在,当雅夫变成一个虚构,实际上那种“荒诞地死去”之前,在听到爆炸声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活着的,每一块石头都有灵魂,每一座山顶都有脸庞,每一个万有引力引出的死亡弧线里,也注定会有另一种对抗的力量,“火箭的上升将会被出卖给万有引力。但是火箭引擎以及将那个灵魂其中的燃烧过程所发出的嘶喊却给了他逃生的希望。下落前,受难者一直不能动,他的上升依赖于一个逃生的承诺和预言……”

火箭、虹、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塔罗牌、烤箱、黑色、性变态、另一个世界、白衣女人、吉尔吉思之光、马桶下面的世界、卡祖笛、腺样增殖体、王座、金刚,所有的肉身和词语都复活了,它们远离战争,它们讲述逃生的承诺和预言,而在零之下,它们也永远不发出声音,永远不会像十字架的火箭一样爆炸。

V.

编号:C55·2081121·0760
作者:【美】托马斯·品钦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08年5月第一版
定价:45.00元
页数:543页

1963年品钦在墨西哥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V.》,作为当年最优秀的小说赢得了威廉·福克纳基金的奖励。1941年,博尔赫斯写了一个印度斯坦学生追寻并不断接近阿尔莫塔辛的故事。托马斯·品钦经过物理化的“改装”和“加工”写进了《V.》。像《接近阿尔莫塔辛》一样,随着斯坦西尔对V.的追寻,V.的面目逐渐暴露,她的历史慢慢凸现。不同的是,V.不是基于神学想象的显现为众生面貌的上帝(或柏拉图的范型),而是一个人造的机器人。从阿尔莫塔辛到V.的进程表明,新小说已由神学和哲学提供的可能性转入科学话语所带来的新境域。


《V.》:我是二十世纪

V.是一个充满巧合的国度,由一个神秘的部门治理。他们的间谍经常在这个世纪的街道上出没。波尔塞比克、蒙多根、斯坦西尔父亲、这一个马伊斯特罗尔、斯坦西尔儿子。他们中哪一个能创造一个巧合?只有上帝在创造。如果那些巧合是真实的,那么斯坦西尔根本没有遭遇过历史,他遇见的是一些远为骇人的事情。
——《第十六章 瓦莱塔》

谁遭遇过了历史?谁进入了国度?谁又在一个大写首字母的重复和一些死物品的怀疑中看见了整个故事?时间如果不是线性的勇往直前?那1942年至1943年被炸的房子“为什么不是1913年”?时间如果是无法更改的序列,那1922年蒙多根的故事某一处为什么“又是一个1904年”?如果历史从来没有循环,1956年的特工人员斯坦西尔在老斯坦西尔的日志里读到1899年4月的佛罗伦萨和1919年6月的马耳他?当一个关于V.的全部历史被勾画出来的时候,它指向的是胜利,是情欲,是征服,是偶然,还是堕落?

不妨把创造巧合的上帝请出来,那时间的轴线上一定留下过许多印记和证明,关于生与死,关于合与离,关于爱和恨,关于母性与父性,关于欧洲和殖民,关于征服与反抗,关于堕落与上升,关于覆灭和消失,都在上帝俯视的目光里。1884年的探险考察队差不多被全部消灭之后,那个关于戈多尔芬的档案里却有一个叫维苏的名字,如果1884年是一个时间暂时的起点,那个维苏则是故事最初的线索。维苏是什么?是维苏威火山,还是维纳斯?档案中只出现了一次,只在由戈多尔芬证词浓缩而成的国防大臣的秘密外交事物备忘录里,当一支考察队被消灭,维苏其实也只是一个被消灭的代号,“英国人认为它很重要”,而它被认为是为委内瑞拉的代号,那么当鼓吹建立委内瑞拉合法政府的加乌乔牧人在被审讯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无论是地理意义上代表着灾难的维苏威火山,还是神话意义的维纳斯都可能是一个虚构,“我能说什么?这次我确实一无所知。”

那么戈多尔芬的儿子埃文呢?他完全从父亲的讲述中,使得维苏变成了另一种虚构,“关于蛛猴,关于那一次他目睹的活人献祭,关于河中的有时候是乳白色有时候是火红色的鱼。当你跳到河中去沐浴时,它们围绕着你,在你四周跳着一种复杂的仪式舞来保护伤你不受邪恶侵袭。还有内中有着城市的火山群,它们每数百年一次喷发出梧熊熊的地狱之火,然而人们不管怎样仍然居住在它们当中。山中的男子长着蓝脸,谷中的妇女只生三胞胎,乞丐都参加行会,在整个夏季举行欢快祝和娱乐活动。”入睡之前讲述的种种诡异,就如一个时间的梦,轻易就将某一个特定的词变成了遥远的假象,蛛猴、献祭、河流、仪式、邪恶,以及火焰——为什么城市的火山群会每隔百年喷发出熊熊的大火?每隔百年是不是也是时间的一种循环?是不是也是维苏这个词语具有的魔力?而那幅《维纳斯的诞生》的画,挂在乌菲齐美术馆里,却突然被割下来,像是被掏空的传说。词语维苏,永远只是在诡异的叙述中,在入睡之前的梦中,以及在1884年的档案里。

或者戈多尔芬,也早已变成了一个词语,而埃文在梦里醒来之后,已经找不到了父亲,也找不到维苏了,在1899年4月的这个春季,狂热的埃文似乎在佛罗伦萨遇见的雷恩小姐,也像是遇见了时间的一个轮回,上帝在看着他们,看着他们如何憎恶无政府主义,五河憎恶费边社,如何说起早已经变成词语的维苏,“那么你是个间谍?”间谍是能够进入梦中?进入献祭的仪式上,进入喷发的火焰里?还是能没有阻碍地进入到历史的档案中。但是憎恶无政府主义、憎恶费边社的雷恩,却在做一个忏悔的短祷,一个就在一个小时前,她在某条街上因为观看一个英国胖青年在马车上的嬉戏,而产生了不洁的念头,而就在她十九岁的时候,就因为在开罗引诱一个英国外交官,而留下了一段风流韵事,留下严重的记录。又是英国人,又是欲望,为什么从十九岁到现在,还是无法摆脱时间的循环,为什么不能像一个间谍一样深入内心?雷恩对于埃文来说,似乎只是得到了关于那一份失败的报告,“这是一个邪恶的国家。我们进差了十三人,只出来三人。我自己、我的副手和一个我忘了姓名的平民,他就我所知已从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名三十五岁的联络员,一名侦察飞行的英雄,却原来在一个邪恶的国家里看见了消失的命运,就像维苏以及维苏地图一样,如何在入睡之前就能看见它的真面目。

消失的队伍,却和那支1884年被消灭的探险考察队一样,是一种和政府、和反抗有关的覆灭。加乌乔牧人将“马基雅维利子弟兵”整编成统一的团队,而审讯加乌乔牧人英国人叫斯坦西尔。所以当舍恩梅克的英雄和斯坦西尔相识的时候,他似乎也开始编织一个关于时间的档案,斯坦西尔对埃文的历史感兴趣,“他追踪那历史远至默兹省阿戈纳地区。他最后在美国远征军的记录上查获舍恩梅克的化名,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追寻到德国城和荡漾着米尔扎克背景音乐的面部整形医院。”戈多尔芬的鼻子被打掉了,整形医院似乎意味着一种再造,和档案、历史,以及那个传说一样,是不是也可以再造?而对于斯坦西尔来说,被不信英国国教的姑母带大,天生具有了某种叛逆性,“倾向于把北方的/新教的/理性的东西集结起来反对地中海的/罗马天主教的/非理性的东西。”于是,他怀着根深蒂固的对一切意大利事物大半是潜意识的敌意来到佛罗伦萨,但是,斯塔西尔来到佛罗伦萨更像是寻找老斯坦西尔留下的那本日志:““隐藏在V.的背后与内里的东西超出我们任何人的猜想。不是谁,而是什么:她是什么。但愿上帝保佑永远不会有人要求我在这里或任何官方报告中写出答案。”

戈多尔芬关于维苏的档案,斯坦西尔关于V.的记录,老戈多尔芬,老斯坦西尔,到底是什么东西会让时间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牵连在一起?斯坦西尔早就断定,任何时局都不具有客观的现实性:“时局只存在于那些碰巧在任一特定时刻在场的人们的头脑中。”那么1884年的覆灭,1899年的邪恶,就像维苏这个词语的多义性一样,当V.成为一个隐秘的符号,也必将走向一种多歧义的道路,V.是指胜利?像孤独一样,或许它只需要维持它,“他只有去追寻V.;但要是他找到了她,他除了回到半清醒状态之外还有什么去处?因此他努力不去考虑搜索的任何结果。接近和避开。”追寻V.不会得到最后的答案,还是就只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就如时间一样,它从来不设置一个固定的终点,总是在交叉中导向另外的维度。

而的确是斯坦西尔勾画了关于V.的历史轴线,它向前延伸到1913年,“今年是哪一年?”斯坦西尔说是1913年,“为什么不是!”回答的是普鲁费恩,暂且把1955年圣诞节前看见V字形的街灯“向着再无什么酒吧的一片漆黑的东方延伸而去”的这个退伍军人放置在时间的另一边,暂且把全病帮普鲁费恩、葆拉和斯坦西尔前往马耳他的旅行忽略不计,只是说到小斯坦西尔在父亲的日志中发现了V.,在所有待过的城市里寻找V.,不是为了一种按照情节发生的故事,不是为了从词语里找到所有的线索,“她似乎甚至于不是任何起因,任何行为者。她只是在场。但是在,哪怕只是个征兆,也已足够了。”所以回到1913年,回到马耳他的瓦莱塔,就是让V.回到时间的现场。这是恋爱中的V.,1913年7月24日报纸首页,那一个关于贞洁的女子如何被入侵者折磨致死,历史无非就如一出戏剧一般,有悬念,却只是一个现实的镜子,而梅勒尼呢,当父亲离弃,当母亲冷漠,对于她来说,也像是一个被入侵的故事,“那种乱伦性的着魔状态表明她的偏爱只不过是处于1913年那种通常的异族异性的婚姻模式之外。”镜子的意义是映照出自我,也是以虚构的方式逃避时间,还有谁能抵达自己的历史?谁能够在自由的国度里驾驭时间?梅勒尼用一面镜子制造了的自我存在的意义,而V.似乎也在恋物的状态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属性,而这个自我又是以上帝的方式被命名的,“V.需要她的恋物,梅勒尼需要一面镜子、暂时的安宁和另一个人看着她享受快乐。因为青年人的自爱就是如此,以至成了社会的一个方面:自己的存在是如此鲜明生动的少女观察着自己在镜子里的映像;那映像变成了一个偷窥者。”

梅勒尼和V.,镜子和恋物,对应着自我的时间,但是这种对应越来越趋向于无生命化,就像符号,已经慢慢在消耗中成为一个空洞的词,即使映照和制造,即使是虚构的命名,似乎也难以逃避1913年的消亡,所以爱自己、爱物的爱到最周却也是和死的行动合二为一,“他们死了,将会与无生命的宇宙、与对方融为一体。于是在那时以前的爱的游戏就成了无生命的一种演出,它不是男女性之间的而是生与死之间的易装癖;人与所恋物。”合二为一,已经消除了自我的属性,V.是一个被入侵的处女,还是一个贵妇人?一直追寻的斯坦西尔只不过描述了一种爱的极端行为,蒲团上的V.在观看着床上的吗梅勒尼,而梅勒尼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凝视,或者摩挲,在想象中为一个古老的爱的悖论寻找解答:“同时既独立自主又融为一体。支配和服从在此不适用;三者的模式是共生的和相互的。”

1913年的镜子和V.,最后也都以一种自我寻找而自我消失的方式成为时间里的一个谜,大约一星期后贵妇人V.和一个疯狂的民族统一主义者从巴黎消失了,“从巴黎消失了,并且据布特地区的任何人说,从地球的表面上消失了。”消失而成为永远的悬念,不仅是V.,而且是恋爱中的V.,不仅是恋爱中的V.,而且是那个在镜子中的恋物,而当1913年之后的蕾切尔在美容手术的非议中,从镜子里,以四十五度角,看镜子的时候,才发现里面还有房间的钟面,真实的钟面、反射的钟面,将时间一而分成现实的时间和反时间,“它们彼此共存,面又完全抵消。”到底那种时间是真实的参照点?而当真实时间加上虚拟的镜子时间的时候,很可能意味时间变成了零,零度的时间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抵消,是一种互文,也是一个寓言,没有道德目的,没有政治诉求,只是关于时间永恒性的一种颠覆,关于历史循环的一次变形。

但是当恋爱中的贵妇人从1913年消失的时候,时间已经回到了镜子,而V.也像是一个谜重新回到了未知的起点。马耳他,瓦莱塔,其实都在那里,活生生地存在,像生命一样存在,所以斯坦西尔在老教士阿瓦兰西神父交谈的时候,那个只存有日志的父亲,就在1919年的回忆中变成了和V.有关的线索:1919年以来一直在这儿。“一直”就是一个恒久的状态,它不是为了改变,而是为了不改变,就像上帝,制造着巧合,也俯视着人类。1919年的回忆里有紧张的局势,有政治的道德,有抵抗和镇压,有暴力和和平,而在这场名为“六月骚乱”的行动,就像她突然开始一样,突然结束了。马耳他政局无非是一种政治的双重影像,左派和右派,而在这个像是战争一样的行动中,双重影像最后也如梦境一般,失去了最后革命的意义。提到了维苏,提到了间谍,提到了墨索里尼,提到了邓南遮,但是这明显带有殖民和统治风格的名字如何又在1919年的巨变中成为一种象征?

“她是永不安宁的。她会想出办法从瓦莱塔——一个以男人的姓为名的城市,但却是阴性的,一个如维内里斯山阜一样的半岛,你明白?———向外走。这是一条贞操带。但是通往圆满结局的道路不止一,就像她向苏丹王所证明的那样。”阴性的马耳他,母性的岛屿,是不是也构成了一个没有父性的历史?英国、意大利,殖民、纳粹,对于这样一个地方来说,谁能主宰自己?真实时间和镜子时间里的零和博弈一样也是马耳他的命运,所以V.的存在和不存在,就是两种不同的时间,“它去何方?我年轻时相信社会在进步,因为我见到有自己个人发展会。今天,六十岁,在走过了我要走的历程后,我别无所见,只看到面前一条死路,而且要是你正确的话,我的社会也是一样。”这是老斯坦西尔发出的声音,在1919年的叙述中,他其实早就听到了老船长穆罕默德为他讲述的那段历史,1565年土耳其入侵马耳他,在一个地方上演了梅勒尼的故事,所以他提到的白色女神,就如海中的维纳斯一样,成为一个隐喻。当斯坦西尔最后乘坐穆罕默德的船离开马耳他的时候,在离海岸几英星远的海面上刮起了一股白色的海龙卷,它吞没了船只,使斯坦西尔葬身海底。然后大海复归平静,“丝毫没有显示出6月那宁静的一天有什么东西躺在了那表面之下。”

就像一场骚乱的突然结束,六月的也是历史的一次循环,而在这场骚乱中,那个V.有关的是费尔林,双重间谍,却最后变成了神父,在下水道里对布道,劝诱它们皈依宗教。这已经是1934年的事了,在他的日志中写到:“我是正统的老神父——从不特别强壮,从不富裕——在我大部分的生活中,或许(日志至此终止了。)”在那里,他和老鼠交流,让动物像人一样皈依,“以圣人的名义向一群老鼠教众传道,一切都是为了和平。”但是在突然终止的日志里,他说道了维罗妮卡,一个V字打头的女人,她每晚会来到他的身边,不是作为娼妇,而是寻求教诲,而V.也渴望当一个修女,告别那些堕落的往事,回到救赎的道路上。所以在1934年的时候,教会的丑闻被遮掩了,娼妇的不贞被改写了,但是和老鼠一样,教诲无非也是一种逃避。V.是维纳斯,是贵妇人?是娼妇,还是修女?在一个神秘的符号里,在历史的演变中,V.从来不具有唯一性,甚至当时间不断在循环中变成历史的时候,它也是一个不完整的词,一个没有父性的阴性词。

V.需要的是恋物,需要的是救赎,需要的是遮掩,所以在时间的不同纬度里,在历史的不同记载中,V.永远是在别人的叙述中,在日志里,在回忆中,而其实,没有循环的历史,真正需要的是独立、自由的自我,马耳他、委内瑞拉、瓦莱塔,英国、意大利,一战、二战、六月骚乱,“如果历史是循环的,我们现在将是处于一个堕落阶段,是不是?而你所计划的革命只是它另一种征兆。”而堕落意味着从人类的层面向下掉:“我们越往下掉,我就变得越不像人。因为我们少了人性,我们就采取欺骗手段把我们已人性强加于无生命的物体和抽象的理论上。”而V.的虚构无非是在无人性、无生命的堕落中寻找大一种虚假的激情,像欲望一样,点燃某种火焰。

可是只是一个虚构,消失而覆灭,“无论V.是谁,她有可能已被吞没在该城的文艺复兴时期轻盈的空间中,被接纳进那一千幅油画巨作内任何一幅的结构与肌理之中。”而当时间从1934年的皈依,走到1942年的轰炸,走到1943年的毁灭,走到1956年的病态,其中还有1904年德国把西南非殖民地化和1922年当地的邦德尔起义和被镇压,甚至从马耳他到欧洲,再到纽约,还有谁能够从这样的时间轴线中脱身出来?退伍的普鲁费恩一直在修筑马路,而他无聊的时候则街上像一个溜溜球,在东海岸一带上上下下地游荡。他或许喜欢马耳他姑娘、水手长帕皮·霍德的妻子葆拉,而葆拉对普鲁费恩几乎—见钟情,但他却中意娇小的红发女郎蕾切尔,而蕾切尔也喜欢他,他依旧不愿受到羁绊。他和那些纽约全病帮人一样,喜爱饮酒和聚会,或者在街面之下捕杀鳄鱼,所以在纽约,在1956年,在普鲁费恩的生活里,V.只是一个象形的符号,“头顶上方是使人的脸变得丑陋发青的水银街灯,它们呈不对称的V字形向着再无什么酒吧的一片漆黑的东方延伸而去。”

消失在日志和传说中,隐退在宗教的冥思中,生活在溜溜球的无聊中,“V.作为一头模糊不清的狩猎对象,像公鹿、雌马鹿或兔子一样被迫捕,又像一种老式的、古怪的或禁忌的性享乐形式一样被迫逐。”而在没有循环的历史中追寻V.,无疑是一个现代人生存的寓言,上帝创造了巧合,人类制造了镜子,而这就是我们的二十世纪,在一个名叫布兰达·威格尔斯沃思的歌声里:

我是拉格泰姆和探戈舞曲;无衬线的字体,纯几何学。我是处女头发的鞭子,腐朽激情的精致灵巧的镣铐。我是欧洲每一个首都的每一个孤零零的火车站。我是街道,是平淡无奇的政府大楼;咖啡舞厅,发条机械人,爵士乐萨克斯管;旅游女子的装饰小假发,仙女的橡胶乳房,总是报错时间、用不同的乐音奏鸣的旅行钟。我是死去的棕榈树,黑人的无带轻软舞鞋,旅游节之后的干涸的喷泉。我是黑夜的一切配件。

香水

编号:C39·2081121·0759
作者:【德】帕·聚斯金德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05年5月第一版
定价:17.00元
页数:235

副标题:一个杀人犯的故事。马原认为这是“在臭味年代里发生的一个传奇”,并用“伟大”这个词形容该书作者帕·聚斯金德:“在人类被金钱淹没的20世纪,还有一个这么了不起的幻想作家诞生,他应该诞生在格雷诺耶那个时代,他真的不应该是个20世纪末叶的人,真是个伟大的幻想作家。”


悦·读:《香水》:一种致命的毒

一滴香水里,包含着一个生命的消逝和溶解,包含着一个天才的灰色人生,包含着对于爱的疯狂迷恋。最后的最后,都死了。

18世纪一个杀人犯的故事,在21世纪的某个冬日,依然杀机四伏,坐在暖气围绕的房间,我依然能闻到飘散了几个世纪的怪异味道,混合着对于生命的变态谋杀和对于理想的温热呵护,你会感到极度不安全,生命仿佛只幻化为纯净奇香的一滴,掉落下来,便是全部的黑暗,便是全部的死。

血、脐带、鱼腥味、暗灰色的调子,给足了一个天才的宿命。在臭的环境里出生,死亡擦肩而过,他身上没有任何气味,而他的鼻子却能寻找到世界最美妙的香,地狱般的臭和天堂里的香,把这个世界支撑出完全不同的领地,天才是无法复制的,他的每一次对死亡的逃离总是用其他人的死来换取,母亲、皮革制造商格里马、香水制造商巴尔迪尼,当然,还有26个散发着体香的少女。

从少女身上他发现了生命的意义,对于他而言,少女身上的香味意味着纯洁的美,不占用它,他的生命就毫无意义。这是一个黑暗的灵魂,一个千疮百孔的躯体,一个猥琐卑微的生命,他对于理想的尊重和呵护超过了肉体,超过了所有物质,尼采借查拉斯图拉之口说,上帝死了,但是对于格雷诺耶来说,上帝从来就没有活过。查拉斯图拉内心充满了无人倾听的痛苦,但格雷诺耶从来没有过这种痛苦,他下山之后,更纯粹地成为了他自己,他对这个世界既没有爱,也没有恨,既不想超度别人,也不想超度他自己,他的一生都只是在为自己活着,或者为自己痴迷的香味活着。

他熟悉这种气味,它给予他一种安全的感觉。
──[德]聚斯金德《香水》第三章

这是一个永远的悖论,他的生命意义只建立在他人生命的丧失之上,而最后,所谓理想的香味则断送了他的身体,他的理想和他所有的爱:巴黎的一片墓地,身上洒满了用少女的体香制造的香水,那些离他不远的人立刻疯狂了起来,扑向他,把他撕成了碎片,并且迫不急待在吃进了肚子。

他这一生充满着对嗅觉无能为力的屈从、盲从、追寻、执迷乃至疯狂,从巴黎出发最后死在巴黎,起点回到了终点,他完成了一个圆,这是生与死的圆,是得与失的圆。《香水》的故事因此飞起来,自由无度。它是无解的。它是一个庸才抵抗世界的故事,可又何尝不是一个天才坠入深渊的故事?

马原在盛赞聚斯金德的《香水》时说:“虽然我最近经常唱小说死亡论,但是事实上有象聚斯金德这么也不起的小说救世主诞生,小说应该还有回光返照的机会。” 小说《香水》惊世骇俗的一面是用最通俗的故事表现出来的,缓慢递进,却让你窒息,追寻少女洛戈是最精彩的,而结尾突兀的死更像是短促的梦,其实,空间很大,但是聚斯金德说,我已经不能再想象了,我要死了,搁笔的时候他体内一定散发出了邪恶的香水味。

这一点短促的结尾在小说出版40年之后得以有限地展开,一直关注偶然的机遇与宿命式的爱情的德国导演汤姆·提克威(Tom Tykwer)用影像开始叙述一个关于欲望的象征故事。可惜,电影只在香港和台湾作了短暂停留。

香水这个词,从拉丁文“per fumum”衍生而来,意思是“穿透烟雾”。但是当我们阅读完这篇小说之后,我们便把它叫作格雷诺耶。

边疆

编号:C28·2081027·0758
作者:残雪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8年1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
页数:336页

残雪是中国当代最独树一帜的女作家,也是中国唯一位有作品入选日本河出书房新社出版的“世界文学经典文库”的作家。 本书讲述边疆某小石城里几个异乡客的诡异生活。多年以前、主人公六瑾的父母为了追求爱情来到边疆的小石城;在那里,他们发现小石城是一个一切事物都处于无形胜有形状态的地方。六瑾成人后,决心重走父母在小石城走过的道路。通过与有着不同寻常的感觉功能的形形色色边疆人物的交往,她对边疆的事物也产生了荒诞不经的认识和想象。边疆小石城成了一方让人进入异常事物内部的净土。


悦·读:《边疆》:一部残废的先锋

我承认,我对残雪一直没有过份关注,我以前对她的阅读也仅限90年代的《黄泥街》,而用两个月读完她所谓最高峰的小说《边疆》,内心还是没有什么冲动,文字,还是那个习惯用文字装点精神虚无的残雪。

边疆地区的一个最大特征是,屋外的景色总是对人的情绪有巨大的压迫。虽然有这些受难之处,整体上来说她还是喜欢这里的风景。

《边疆》从头至尾都给人设置了这样的阅读障碍,我每天晚上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读完一章,然后安然入睡,那些障碍在睡梦中自然消解,我甚至第二天记不起昨天阅读的内容,但是晚上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延续阅读,那种断层又会重新构建,而我仍然不再依靠思考和回忆来消解。这种阅读的方式一直带给我很平静的感觉,我觉得阅读残雪的作品,首先要抛弃情节,走进去可能是危险的,我曾这样告诫自己,所以,她在文字内部独自舞蹈,而我在文字外部独自休憩,两个世界是平等的,互不侵犯。

“我潜意识里就是一个边缘人,既不能脱离人群,又对人群厌恶。我不写外部,只关心人的内心和精神的规律。”这是残雪对《边疆》精神内核的自我评价,所以你不能指望用理性的阅读来阐释这个怪异而自负女人的内心,她是孤独的,你不能破坏她的孤独和她共鸣。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她的文字,“一定要找到一个混沌的暗示性的东西,向语言的原始性靠近。”任何言说都不能还原混沌和原始,所以残雪的呓语是只建立在个人基础之上的,她不会影响一个深夜瞌睡者的状态,更不应该用这样的逃避方式把小说上升到人类精神的内核。

还是要有限谈谈这部小说。

《边疆》和90年代的《黄泥街》一样,都是以某一个地理作为小说的自足封闭的空间,是另一重意义上的城堡。在人性、自然诡异现象面前,所有的人都在时间的迷宫里走失,六瑾、蕊、阿依似乎都是时间安排的替代品,他们找不到归宿,在每一个可能面前找不到出路。小石城存在他们的恐惧中,存在于时间的建构和破坏之中。残雪在怪异、琐碎、深入、渗透的讲述中,让人在荒诞面前不认识自己,脆弱地生和死。

可以说,残雪在这部小说中运用的言说方式没什么创意,现代派的典型手法——分裂贯穿始终,梦魇、自语、神异、死亡,这些手法一一呈现,她依靠这个系统写作,拥有惟一的解释权,并将他人隔绝在外,独自一人在黑暗中舞蹈。

尽管作品贴上标签去阐释就会陷入经验主义的误区,但我还是想把她叫作中国先锋文学最后一个舞者,尽管她自己不承认“先锋”这个词。中国先锋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有过冷清的开场和热闹的纷争,但是到了21世纪,许多曾经坚守的作家都消失了,格非、北村、马原、余华 ,这些曾经建筑起中国先锋文学大厦的作家,仿佛都在转身蜕变:北村开始接触影视,马原离开了西藏就只能上台演讲,余华在《兄弟》的回归中抛弃了诗性,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先锋作家纷纷改变了自己的探索姿态,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他们或长时间搁笔,或采取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所接受的叙述风格,或与商业文化相结合。而似乎只剩下残雪这个西方现代派的“传教士”,在中国文学舞台上独自起舞。

残雪是孤独的,更是寂寞的。她所做的努力就是要在自我实践中把西方“后什么现代,还主义”的东西,以君王的方式统治她的读者,在这一点上,她表现出独一无二的自负,甚至用身体的坚持来贩卖这样的信仰:“我觉得我任重道远啊。在这个国家推行我的文学理念,还要有很长时间,所以我拼命锻炼身体啊,搞到底啊……我锻炼了有25年了,每天长跑,现在半个小时,年轻的时候一个小时。”“我创造性的东西已得到世界的公认了。”

在对西方的顶礼膜拜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一个更多创造性的残雪,过去西方试验过的一切叙事样式都能在她的作品中找到影子,就像她最初的职业一样,只能拼凑、粘贴布料,她不是设计师,她只是一个裁缝。

其实,我无意亵渎这样一个被所谓的西方承认的作家,我应该像对这本书的阅读一样,和她的文字互不侵犯,所以我更愿意把残雪还原为一个叫邓小华的裁缝。

记忆的红皮书

编号:E29·2081027·0757
作者:朱大可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2008年1月第一版
定价:34.00元
页数:301页

虽然朱大可在日渐“口水垃圾化”的中国文坛却自嘲此作为“盲肠”之作,但更多人认同《记忆的红皮书》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书,又是一本读过不可不哭笑的书。本书是作者二十多年来感性文字的集合体,它就像一个年代久远的箱笼,收藏了作者的大部分话语细软。其中包含有散文、随笔、书评、文化分析以及实验小说等各种文体。书中,作者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邃见解,被编织在绚丽而坚硬的语体里,形成独特的叙事一阐释风格。


悦·读:朱大可:一段红色的“盲肠”

对于朱大可,我是先见到他,然后再读他的文章。

2年前,我和他的相遇是一个小事件,是关于文化的一次小城之旅,当时我们邀请了网络文学的一些青年,朱大可因为时尚略带前卫的批评文风而受邀,当时同来的还有和他在同济大学的张闳。年纪略大点的朱大可显然在这批以网络为阵地的青年作家眼中是被尊重的,他也和大家一起探讨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与网络传播以及网络文学的发展趋势与特点等议题。而那天晚上“对话作家”中,他对“网络文学现状”、“传统文学与网络的碰撞”、“严肃文学批评的困境”、“人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关系”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观点阐释。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朱大可,在这次文化活动中,我还获得了朱大可亲笔签字的《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一书,那书后来一直不曾细读,而在今年,我从书店里购得了他刚出版的新书:《记忆的红皮书》,才真正从文字上认识了朱大可,认识了他那感性和理性交织的隐喻式书写。

我最早的记忆起源于两岁时的一场噩梦:几架黑色的飞机追击着我,而我则在大地上逃亡。事后才知道,当时我开始沿着大床的床沿奔跑。黑暗中没有摔下去,真是一个奇迹。外出做客的父母进屋开灯,见我正在梦游,赶紧把我叫醒。我清晰地记得从恐怖的梦境转向温暖的现实的那个过渡的意识片段:我看见了昏黄的灯光和受惊的父母,但噩梦的图像还没有消褪,它与现实的场景发生了融合。

这是朱大可“迷津里的少年行旅”,而在半个世纪后的回忆中,这些片断呈现出童年少有的那种红色,迷乱而遗世独立,在国家宏大叙事面前,少年红显出对那个时代特有的粘稠感──无法背离,只有观望。

物质的贫穷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而思想的失忆是最大的悲剧,朱大可在饥饿的青春里寻找乐趣,寻找大革命时代的个人记忆,而这种寻找,对朱大可来说是批判意识的成长,是书架、音乐以及上海这个现代化城市里的隐喻主题,病态的美无时无刻不在朱大可的记忆中留下烙印,而他的反抗不仅在那个时代具有鲜明的反叛,而在现今这个迷茫的时代仍有战斗的激励作用。

在我的记忆中,朱大可是儒雅的,却不古板。在他的个人叙事里,一定有着为大众启蒙的精英意识。“上海太原路二十五弄十号”是他精英道路的起点,旧法租界的中心,“四周的邻居除了少数平民,大都是大资本家、高级医生、大学教授、电影导演、少数共产党高级干部和外国侨民”,这些特定的环境是大革命时代的斗争重点,也构成了童年朱大可对精英的潜意识膜拜,音乐、图书、戏剧,这些属于精英的文化因素也是朱大可童年的记忆中心。而当童年的一切推翻之后,对于朱大可来说,那不仅是记忆的沦陷,更是对精英被边缘化的不甘心,所以,在朱大可的个人叙事上,一种凌驾于历史和现实之上的精英拯救话语开始弥漫,而他所对抗的就是当今网络哄客为代表的流氓话语。

《记忆的红皮书》,被朱大可自嘲为“盲肠”之作,是他面对“口水化垃圾化”的文学时代的愤怒和愤怒之后的无奈。走出记忆的红皮书,对于朱大可的使命,当然是继续知识分子还没有完成的启蒙教育,而他的启蒙多少显得犹豫,甚至有些自我矛盾。“大众鄙视精英成为时尚。”朱大可认为知识分子逐渐被大众抛弃,不过所谓“大众”,比起如今仍旧在沉默的大多数,仍旧是一种少数,“除了网络大众之外,目前中国的最大群体,仍旧是沉默的大多数,很少有人为他们代言,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朱大可不无忧郁地认为,“沉默的大多数”一旦上网发言,最大可能是重蹈网络哄客的覆辙。

对于所谓的大众及“沉默的大多数”的模糊界定,使朱大可容易站在自己的对面,他曾经是文化思潮的参与者与主导者;如今,他害怕自己话语亦淹没于民众口水的汪洋之中。对此,他无奈地叹道:“个人话语的螳臂,又何以能阻止汉语衰变的历史巨轮?”所以1993年远赴悉尼,朱大可在地球那端彻底与文学隔绝;直到2001年回国,与文学毅然“离婚”,转向文化批评研究。

既然不能阻止大众反讽的潮流,为何还要如此辛苦固守自己的那套知识分子话语,而我从对他的阅读中,隐隐感到,朱大可陷入的二元悖论是关于话语主体和话语媒介的,却并不关乎话语内容,所以,在他越来越融入到互联网推广他的文化批评的时候,自己又无意识地借助大众话语还原知识分子身份。

当然,我对朱大可的阅读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可能又是一种误读,但是,从阐释学的角度来说,批评是无限可能的,尤其是面对这些主题远远躲在背后的隐喻。

活着的象形文字

编号:W75·2081005·0756
作者:
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8年1月第一版
定价:19.00元
页数:139页

思维的乐趣不仅来自于文字本身,还来自于隐藏于文字背后的生活、文化、历史。书稿收录了详实的字典,可供查讯、参考、对照书写;用不拘一格的形式全面解读了东巴文及东巴文化,收藏它便是收藏丽江。

纳西纸书

编号:W75·2081005·0755
作者:布鲁斯·里
出版:云南美术出版社
版本:2003年9月第一版
定价:80.00元
页数:82页

《纳西纸书》从生产生活、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多方面探讨了纳西族发展的历史过程,研究了丽江古城深厚的多元文化,在形式上集中展示了纳西族传统手工艺的精华,全书采用80页纯手工加厚东巴纸,是一件纳西族传统文化与传统工艺完美的结合的创举,给人以一种纯粹的手工体验,更是一件值得永久珍藏的艺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