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五行缺水

	编号：C28·2090411·0762
	作者：张爱玲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9年4月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283页

这本书的噱头很多，据说早在上世纪70年代，张爱玲就已经完成了“自传”长篇小说《小团圆》，然而，这部融合了她家史和情史的小说当时却没有得以出版。而后，张爱玲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也提到，要销毁《小团圆》手稿，这部倾注了张爱玲毕生心血的小说差点就永“不见天日”。直到今年2月23日台湾皇冠出版社率先出版发行繁体版《小团圆》，4月8日大陆发行简体版。两者都宣称“直接发表当时原稿，不作任何删改”，还被冠上“浓缩张爱玲毕生心血的巅峰杰作”的头衔。

《小团圆》：因为完全是等待

她不过陪他多走一段路。在金色梦的河上划船，随时可以上岸。
——《五》

她说：“你像六朝的佛像。”她说：“我好像只喜欢你某一个角度。”她说：“只有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的。”她对着他说，言语中都是充满了未知，都在一种模糊的状态中接近，在没有目的的河上，在跨不过去的时间里，“随时可以上岸”就是随时可以离开，而在金色梦的河上划船，他一定想把她带向对岸，带向确定的码头。

这是九莉和邵之雍之间的距离，后来邵之雍真的走了，九莉从来不想起他，也从来不想要孩子，这两个“从来”就是把自己永远搁在了岸边，以确定的方式看着那一只船远远而去。但又不是真的决然，有时候无缘无故的痛苦又会回来，有时候感觉肚子里有了孩子，而且后来还真的见到了邵之雍，他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她开始羞涩起来，“两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是一场梦，金色的梦，当最后从梦中醒来，“二十年前的影片，十年前的人。她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梦带来了一些快乐，是因为又进入了二十年前的影片里，是因为又遇到了十年前的人，一切都是过去的复原和演绎，而在梦结束后的现在，以及未来，是不是一定不会走向他确定的码头？

所以时间变得悠长，不如说时间就在她上岸的时候停滞了，无穷无尽是个金色的沙漠，“浩浩荡荡一无所有，只有嘹亮的音乐，过去未来重门洞开，永生大概只能是这样。”但是只有二十年的影片，只有十年前的人，只有金色梦里一起划过的船，真的像是没有到达过最后的码头，随时上岸的九莉站在原地，看不见未来，她得到的是一场战争最恐怖的一幕：“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

“因为完全是等待”，出现在第一章的第一句，也出现在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闭合在整个故事里，九莉就这样在“完全是等待”中关闭了未来的门，而在时间这个金色的沙漠中，“从来不想”的世界是如何以这样的方式让她上岸？这一种情绪，这一种态度，是她在香港时对比比说的一句一句话：“我怕未来。”怕未来，是因为未来不确定，是因为未来达到的码头是他的码头，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不再是那个小孩，所以九莉不想要孩子的原因是：“觉得她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这是一种情结？这是一个阴影？那个叫“乃德”的男人只有一张名片留在九莉的记忆中，这是她母亲背后对父亲的称呼，听到母亲总是亲昵的声口，“她非常诧异”，诧异是因为这一段感情存在着太多隐秘的东西，甚至伤害，乃德进过戒烟医院戒掉了吗啡针，两个人后来离了婚，九莉对于离婚似乎是赞成的，甚至“替母亲高兴”，因为觉得对自己有利，“同时也得意，家里有人离婚，跟家里出了个科学家一样现代化。”

那一场离婚是隐秘的存在，之前的故事就是三姑楚娣口中的“逃婚”，不管是逃婚还是离婚，总之就像父亲戒掉了吗啡，所以九莉之后画小人总是画成母亲蕊秋的样子，“纤瘦，尖脸，铅笔画的八字眉，眼睛像地平线上的太阳，射出的光芒是睫毛。”但是蕊秋和九莉之间的母女之情也处隐秘中，伯父没有女儿，于是九莉过继给大房，母亲便成为了“二婶”，而对于伯父母，也不叫爸爸妈妈，而是叫“大爷大妈”——一次过继似乎双向取消了九莉的归宿感，既不叫生父生母，也不对养鱼养母叫爸爸妈妈，在缺失了一种秩序感的命名中，童年似乎正沿着某种断裂的方向发展。但是，于九莉而言，当蕊秋说要找一个归宿的时候，她忽然又看到了一个希望，穿过幽暗的穿堂，旧式黑色帽架两翼有一面镜子，下面可以插伞，一切都是秩序的体现，“像她小时候住过的不知哪个房子，但是她自己是小客人，有点惴惴的站在过道里，但是有童年的安全感，永远回到了小客人的地位。”

童年的安全感是九莉对于过去唯一记住的东西，即使父母离婚，即使自己被过继，她依然可以不害怕那种变化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随着局势的变化，已经越来越成为了一种奢望，表大爷被两个穿白衬衫黄卡其袴的男子暗杀了，绪哥哥离开上海去了北边准备找个落脚的地方，九莉想和三姑一样到国外去，考上了，护照办好了，后来去了香港修女学校，但是日本人又开始进攻香港，剑桥出身的安竹斯被炸死，学校里乱成一团，“死啰死啰”嚷成一片，那时候九莉在考试试卷上写着：“死囚吃了最后一餐。绑赴刑场总赶上大晴天，看热闹的特别多。”大晴天要上刑场，死囚之外是看热闹的看客，这一种战争状态当然是去除了安全感，而对九莉来说，经历了两次沪战，并不是对战争本身的害怕，而是对一种时局的不满，“昨天枪林弹雨中大难不死，今天照样若无其事的炸死你。”这样的背景下，所谓的“国家主义”看起来也是谎言，不信教的九莉把国家主义看成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但却是一种遮羞，“在国际间你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也没用，非要能打，肯打，才看得起你。”

“壕洞里没有无神论者。”宗教式的国家主义也解救不了有神论者，所以对于九莉来说，回到上海似乎变成了一种逃避，又像是回归，童年的安全感在哪里？过去小客人的地位在哪里？她需要保护，需要力量，当邵之雍进入她的生活，她的确是看到了通向未来的那条路。第一次和邵之雍遇见，是去了战前的文人向璟的家里，邵之雍坐在沙发上和两个人说话，九莉有一种震动的感觉，因为“她第一次看见他眼睛里轻藐的神气”，就像编辑文姬在邵之雍写了批评文章被关进监牢后所说：“邵君失去自由了。他倒是个硬汉，也不要钱。”那时候的九莉没有见过邵之雍，却只是从文姬的这句话里想到自己要救他出来，后来日军顾问荒木拿着手枪冲进了看守所，作为汪精卫政府的官员的邵之雍才被放出来，才和九莉有了第一次见面。

“眼睛里轻藐的神气”震动了九莉，那一刻九莉就开始崇拜他，甚至她还将邵之雍走后留在烟灰盘的烟蒂收集在一只旧信封里，但是她没有告诉邵之雍自己的崇敬之情，“她一直觉得只有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的。”保留在心里，也是一种安全感。但是后来邵之雍吻了她，“一阵强有力的痉挛在他胳膊上流下去，可以感觉到他袖子里的手臂很粗。”又是一种力量的外化；之后看了她的手相，邵之雍直接问她：“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九莉反问道：“你太太呢？”邵之雍又是明确地说：“我可以离婚。”他吻她，他想和她永远在一起，他答应离婚，一切都是肯定的，都是明确的，但是九莉却对他说：“我现在不想结婚。过几年我会去找你。”

她崇拜他，她震动于他眼中轻藐的神气，她收集他吸剩的烟蒂，当他用明确的方式表达爱意的时候，为什么九莉“不想结婚”？是的，她曾对比比说过：“我怕未来。”未来是不清晰的战局，是出不出的去的疑问，是生与死的可能，但更多是不确定的等待，没有目的地只有随时上岸的终点站。而更为关键的是，九莉对于邵之雍那种刹那间的震动和崇拜，就是“随时可以上岸”的冲动，他顾自划船独自远行完全是一种个人主义。他讲起许广平和鲁迅的故事，讲起汪精卫和陈璧君的关系，男人似乎都在等待女人投入怀抱，和九莉“因为完全是等待”不同，邵之雍的等待是一种站在自己轨道上的自信甚至自负，“我是像个孩子哭了半天要苹果，苹果拿到手里还在抽噎。”是听从自己的意愿的占有，“我不喜欢恋爱，我喜欢结婚。”而九莉的等待是茫然无期甚至充满恐惧的不安，当她知道他最怀念的是第一个妻子，她说：“我好像只喜欢你某一个角度。”后来她写了一首诗，里面说，“他的过去里没有我”，但是她还是要跑进去，喊着：“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呀！”邵之雍大约是没有听见，“他的过去有声有色，不是那么空虚，在等着她来。”只不过是要让等待变成一个位置。

只是喜欢他的一个角度，她也欣喜于邵之雍说要离婚；他说：“我是像开车的人一只手臂抱着爱人，有点心不在焉。”她只是感到一丝凉意；战争爆发后他对想要跟他在一起的她说：“还是爱人，不是太太。”她却像是听到了赞美的话。他终于还是那个苹果拿在手上还在抽噎的人，她终于也成了只喜爱一面却劝说自己喜欢全部的人，但是未来还是没有真正等来，等来的是他要离开上海逃避到一个边远的小城，那张写着“邵之雍盛九莉签定终身，结为夫妇。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婚书终于成了她等来的唯一依靠——这是确定的未来？这是最好的归宿？这是最终的承诺？

可是在离开之前他为什么还问比比：“一个人能同时爱两个人吗？”为什么逃亡的前夜她有种茫茫无依的感觉他却睡着了还背对着她？后来千山万水去找他在昏黄的油灯里重逢，他却只说是感激？问了比比那个“同时爱两个人”的问题，后来他的生活中又有了小康小姐，甚至当她说：“你决定怎么样，要是不能放弃小康小姐，我可以走开。”他的回答是：“好的牙齿为什么要拔掉？要选择就是不好……”不要选择只要拥有，两个人的爱，三个人的爱，他总是在等待并空出新的位置，而于她来说，痛苦就像火车“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她感觉他所说的“四年”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了，她甚至还有自杀的念头，“她只听信痛苦的语言，她的乡音。”即使痛苦不再是金色梦里的船只，而是日夜没有一点空隙的火车，随时上岸的是他，那一句“也很好”就是他的人生态度——“你这样痛苦也是好的。”她这样说。

终于在那天早晨她用双臂围住了他的颈项，叫了他的名字，“他们的过去像长城一样，在地平线上绵延起伏。但是长城在现代没有用了。”还是在过去，也像是她对自己的安慰，“他们至少生活过。她喜欢人生。”也像是始终不想走到真正的未来，于是她在笔记本上写道：“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因为下雨，才会有理由不来，因为下雨，才不是处决囚犯的大晴天，也因为下雨，河上的船一直在金色梦中划动，但是对于她来说，是故意取消了未来，在自我安慰的等待中，仿佛死了，“九莉尽量的使自己麻木。也许太澈底了，不光是对她母亲，整个的进入冬眠状态。”

所以那些后来发生的事，那些和未来的等待有关的事，都慢慢在时间的河流中沉没：从此之后到二战结束，她保持着表面上的平静，“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总当作是上一年或是下一年的，除非从别方面证明不可能是上一年还是下一年。这一年内一件事也不记得，可以称为失落的一年。”多年以后他在华盛顿的僻静街道上看到一个淡棕色童化头发的女孩，攀着小铁门爬上爬下，“她突然憬然，觉得就是她自己。老是以为她是外国人—一在中国的外国人——因为隔离。”十几年后她在纽约，完成了打胎，抽水马桶里是一个男胎，“凹处凝聚的鲜血勾划出它的轮廓来，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睛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模糊了时间，看见了死亡，感受到了隔离，未来对于九莉来说，是不是雨永远不停时那种找不到岸的茫然？是不是随时想上岸又无法登陆的幻觉？这一种茫然和茫然中的幻觉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发生着，“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我现在的感觉不属于这故事。”张爱玲在一九七六年的信中这样说，《小团圆》终于未能在她能够确定的未来出版，当然也没有被销毁，这也是一种万转千回之后、完全幻灭之后，“还有点什么东西在。”

	编号：C55·2081121·0761
	作者：【美】托马斯·品钦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08年8月第一版
	定价：88.00元
	页数：999页

品钦对“熵”的探索在1973的这本《万有引力之虹》中达到顶点，《万有引力之虹》引用了大量的物理和数学公式，常常随意运用某种学说对事物进行评说。“万有引力之虹”是指导弹发射后形成的弧线，仿佛是死亡的象征和现代世界的象征。它被认为是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典型文本之一。书中出现了包括阳否阴述、偏执狂、种族主义、殖民主义、阴谋、共时性和熵在内的主题。

《万有引力之虹》：火箭的上升将会被出卖

每条道路都一样畅通，整个占领区不再有占领军、不再分裂，在它废墟里的某个地方存在着唯一的坐标集合，人们可以从这里向前走，没有选民，没有弃民，甚至远离国家民族的分别……
——《第三部 在占领区》

通畅的道路是没有任何阻碍，没有任何对立，甚至没有任何的敌人，它是唯一的，是固定的，甚至是设想中的，是不存在的，可是它却在占领区里，在敌对状态中，在分裂的现实里，“时间的宽带”指向的现世，指向的“现在的宽度”一定是在消解这种畅通的道路，沉迷于过去和未来，都使得对现在的感觉变得狭隘而且单薄，变得迷醉而不能自拔，变成了我们自己无法逃脱的黑暗，“即使离西南非这么远，我们也免不了丢失信息，这是个亘古有之的悲剧，是一道永远无法摆脱的咒语……”所以当悲剧和咒语降临在找不到唯一坐标集合的现在，意味着“没有选民，没有弃民，甚至远离国家民族的分别”也变成了一个二重积分式的悖论。

不是《圣经》，在占领区的文本是火箭，甚至是唯一的文本，就像某个地方存在着的唯一坐标集合，它是对称的，向上的发射和向下的重力，向上的目标和向下的推力，甚至是向上的勃起和向下的疲软，还有时间，被定义在向上的未来和向下的过去。当斯洛索普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确找到了和自己的先人有关的历史，1634年或者1635年的威廉·斯洛索普，以一种特行独立的方式从美国波士顿出发，像一个国王来到欧洲，不仅最先进入欧洲的堡垒，而且以一本《弃民论》的小册子寻找一个远离国家和民族的“某个地方”，像是一种开拓，却也像是一种殖民，但是这唯一的坐标集合只是存在于被修改的历史里，威廉·斯洛索普最后却死在了英格兰，而他在死之前思念的是那些在青山碧野中的印第安人，以及和他们一起抽大麻，一起聚会。

一个家族的历史和某种看上去像征服的疯狂有关，杀害树木，剁成小块，碾成木浆，漂白成纸张，然后出卖赚钱，更多的树木变成纸张，更多的纸张获取财富，这样一种“横渡大西洋”的行动变成和斯洛索普有关的历史，到底存在多少杜撰和虚构的成分，而世界被阻止在通畅道路的另一侧，并非是历史的实证主义，而是无法逃离的现在，“这三年来，到处都是大西洋，而且横渡起来比真正的大西洋还要艰险。”在欧洲，在占领区，泰荣·斯洛索普作为一名盟军的美国士兵，也是横渡大西洋，也是像殖民一样，也是无法遏制甚至无法解释的疯狂，将他带入到一个唯一坐标集合的现在。

现在是不是可以逃避历史，是不是可以取消未来？是不是可以没有选民，可以没有弃民？“没有”是一个否定词，它必定是依赖于对立而存在，也就是说，“没有”的意义必定是存在于对于“有”的否定，否定之为肯定，肯定之为否定，就像历史之为未来，未来之为历史一样，它是矛盾的两面，是对立的两侧，在这个最终成为集合之后，就是进攻和防守，就是上升和下降，就是白色幽灵和黑翼行动，就是苏联或者美国和德国纳粹，就是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就是相对和绝对。无数的肯定，无数的否定，无数的历史，无数的未来，无数的生命，无数的死亡，无数的勃起，无数的阳痿，在占领和被占领的现在，斯洛索普更像是一个标本，被定义在那一个叫做火箭的文本里。而这个文本被神圣化的始作俑者便是那个叫雅夫的研究博士：“他要的是绝对。要么生，要么死。要么赢，要么输。没有缓和，没有协商。只有跳跃、吼叫、血腥给他带来的快乐。”

像一只狮子。占有的狮子，血腥的狮子，统治者的狮子，这个在最后三分之一的生命中，对共价键产生敌意的博士，为什么会对离子键抱有亲切感，因为离子键代表着强健和永久的状态，代表着没有共有电子而获得电子的力量，代表着俘获和占有，就像狮子，“这些原子会出现正负极，没有模棱两可的东西……他越来越喜爱那种明确性：这样的物质是多么顽强、多么稳定啊！”所以当威廉存在于雅夫的历史研究文本里的时候，横渡大西洋的他就是一头跳跃、吼叫和血腥的狮子，而在被定义的历史之后，在斯洛索普的身上，也无可逃避那种“要么生，要么是，要么赢，要么输”的对立思想，这样的对立思想在现在时来说，就是占领，就是发射，就是毁灭，就是死亡：“大都市里的发明家罗特旺、国王阿提拉、赌徒马布思、博士教授拉兹洛·雅夫都如出一辙地渴望一种死亡形式，以此来证实死亡可以长久地留住快乐和敌意。”

火箭文本带来的死亡，却在斯洛索普身上变成了生命力的象征，下身的伙计在内裤里头会悄悄地变硬、动荡，甚至随时会一柱擎天，这仅仅欲望的展现？斯洛索普和塞达拉皮兹的妙龄少女诺玛、玛乔莉，以及和温迪米尔夜总会的合唱队员在一起的做爱的时候，欲望在世俗意义上表明了男性的征服和占有，可是为什么这些地方会被火箭袭击？斯洛索普将地点在地图上用红色圆圈标注，而这些被标注的地方总是引来火箭的袭击，帕松方程式可以从随机数量计算出一种整体，而这种整体将斯洛索普带向了一种对应论的可怕状态，在斯洛索普的“阴茎陡然挺起，硬得发疼”的时间发生之后，那火箭便“从头上趾高气扬地冲来，高架快车般下落、消失，寂静中嗡嗡声仍不绝于耳”，时间的先后顺序却导致了一种对应：红色的星星总是在火箭袭击之前，“最快晚两天，最慢晚十天。平均滞后期为41/2天。”

明天的火箭对应于昨天的星星，明天的坠落对应于昨天的勃起，明天的爆炸对应于昨天的发射。像一只光芒四射的巨手从云层中伸出来，也像灵媒所说，“把控制嵌入内部就是认可已经发生的事实，也就是说你早就脱离上帝而存在了。只是你已经陷人了一种更深、更有害的幻觉。”星星是什么？火箭是什么？他们的对应如何建立？刺激物在哪里？当勃起“不是有，就是没有”的二元对立变成一个公式，那么它一定会指向有条件的反应和无条件的刺激，一定会有原因的X和结果的勃起，也就是说，在中间会省略一切关于欲望、色情的生理原因，也就是在不需要摩擦的情况下，X的出现就会导致勃起，“那x是什么呢？”未知数，却是一个必定存在的未知数，某种先行的鬼魂？某种历史的宿缘？而火箭爆炸和勃起之间的未知数甚至让斯洛索普产生了死亡的感觉，“斯洛索普的心得是：伦敦这座凡间城市教会了他一个道理：随便转过一个街角，就会走入某个寓言故事。”

寓言故事总是有故事和寓意，根据特瑞克尔博士的理论，“潜意识中，他需要消除性爱另一方的一切痕迹。他在地图上用星来代表对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星’是对优秀学生进行肛门虐待的标志，它渗透于整个美国的初等教育中……”横渡大西洋，对于斯洛索普来说，是不是一种对美国教育的逃避和蔑视？或者这种逃避又恰好又进入到了一个和战争中的占领有关的故事里？“火箭的四翼组成一个十字，也是一个曼茶罗。一号翼控制飞行方向。二号控制摇晃。三号，偏航、滚翻。四号，摇晃。每一对翼协同工作，却又意义相反。对立面的统一。”对立统一，火箭像是十字架的一种隐喻，是不是指向的是人灵魂的救赎？可是它反而变成了另一个本体，那就是现在是战争状态，灵魂的救赎是因为战争的摧残，也就是在有着对立的战时，灵魂的救赎意味着灵魂的堕落，也就是说，火箭像一个十字架发射，却意味着一种坠落。

从伦敦的寓言故事，转移到占领区，斯洛索普变成了一个对应的符号，变成了条件反射的实验品，在那个称为“白色幽灵”的行动中，他反而变成了刺激物，变成了未知的X。而这个实验的目的就变成了一种交易：“别忘了，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就是做买卖。”杀戮和暴力的好处是“可以制造场面，转移视线，掩盖战争的实质”，可以“提供载入史册的原材料，让孩子们学到的历史成为一系列暴力事件、一连串血战，为他们进入成人世界做好准备”。世界的口子被打开，是让孩子们进入成人世界，是让孩子们在暴力和血腥中成为狮子。

从埃尔曼·戈林赌场到海滩，从没有消息的苏黎世，到有着信仰冰圣徒的北豪森，斯洛索普总是听到爆炸声，而这样的爆炸声指向的死亡未来，却让他感觉到自己活着：“如果你听到了爆炸声，就说明你一定是活着。”所以在隧道，在基地，在占领区，在G型仿聚合物的知识里，在厄德士温洞穴传说中，斯洛索普进入了一个二元的世界，一个对立的状态，一个在“他们”之外“我们”的现实，性爱样品事件的调查反而让他进入了隐秘的中心，那个被嵌入的内部，那个和现在有关的寓言。

改名叫伊恩·斯加佛林，斯洛索普变成一个战地记者，他收集到了什么？是发现和自己家族有关的历史？还是揭露和战争有关的情报？被雅夫定义的先人，在父亲那里却变成了“黑父亲”，密码是B.S.？那本德语技术辞典上写着雅夫的词条，定义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黑色字体？为什么是德语？是一个梦而已，却将斯洛索普带入到一种一个黑色的对立中。“白色幽灵”的对立面就是黑翼行动，黑翼行动相关的黑色支队呢？曾经是纳粹为建立黑人军事集团和影子政府组成的军队，“按照德国为马格里布设计的方式，最终取代黑人非洲的英法殖民地。”而现在它变成了普通人，是占领区的赫雷罗人，从非洲西南部流放，却在占领区生存下来，但是在这里，他们却选择了不育和死亡。

因为黑人的对立面是白人，那个厄德士温洞穴仿佛就是这个无法逃避的对立世界，年轻人只知道白色的欧洲，他们遗忘了祖先，遗忘了属于自己的颜色，而白色带来的是另一种邪恶，所以当百分之六十的赫雷罗人灭绝之后，那些活着的人便成为奴隶，“抓捕、突然死亡、死而不返，这些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被消除的颜色体系，辩证体成为陷阱，肉身不再说话，而以齐切林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就是要消灭黑人支队，进而消灭一种历史，一种种族，以及一种对应，而在白人占领的世界里长大恩赞甚至也在消灭者之列。

斯洛索普在这白色幽灵和黑翼行动中，会看见什么？当齐切林将一切的对应物消灭的时候，“深处，更深处——比政治，比性或婴儿的恐惧更有甚之……一头栽进了核的无边黑暗中……”而在被隔绝的斯洛索普的世界里，黑人支队、恩赞似乎都是一个X，在他看来，黑色和“黑女人、黑火箭、黑色梦魇”有关。但是当他和玛格丽塔·埃德曼遇见之后，在寻找女儿卞卡的过程中，那种情欲之下的勃起，反而发现了和宇宙有关的突破口，那就是一个奇点：“这儿有一整套的宇宙理论：有波节，有波峰，还有密切点，数学之吻。”恋物癖，欲望，像是重建了一个系统，一个条件反射的系统，一个巴甫洛夫的反射理论：“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行为过程中不是产生单一的反应，而是复合的反应，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老年人身上，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只专注于一个刺激，通过负诱导排除其他间接的、同时的刺激，因为这些刺激常常与周围的情况不符，并非给定环境下的补充式反应。”

复合反应，刺激带来的负诱导，补充式反应，它不是雅夫的“要么生，要么是，要么赢，要么输”的对立，不是“我们”之外必须建立的“他们”，不是白色幽灵和黑色支队，当然也不是向上发射之后必然的向下坠落。雅夫的所为只是将对立消除在零点：即婴儿在刺激x出现时表现出零勃起，就停手了，而是有意忽略了“零界点以下的、隐性的灭除”，也就是在威廉1634或1635年横渡大西洋之后，在死亡之后，斯洛索普的家族并非一定和黑父亲有关，也并非和红色的星星有关，它在零度状态下又开启了一个隐性的世界。正如罗杰所说：”炸弹不是狗。没有联系。没有记忆。没有条件反射。”G聚合物不是一个寓言，像十字架的火箭也不是寓言，产生勃起的X也是寓言，它们都是被技术控制的一切，“一旦技术控制达到一定的规模、一种互相联系的程度，自由就一去不复返了。词语不再有意义。”那么，真正的、唯一的性交则是在纸上进行的。

零之下的世界在哪里？只有你还没失去知觉，才能听到爆炸的声音，所以对于斯洛索普来说，勃起是“极其接近于高尚，极其接近于‘那根他觉得属于自己的阴茎’”。是的，那些占领，那些敌对，那些乱伦，那些情报，那些技术，那些爆炸，以及那些死亡，都在零之上，那就是整个战争。罗杰·摩西哥称战争为自己的“妈妈”，“一起在战争状态中相依偎”，无论是“战争是岔道的集合”，还是“战争赋予一切生命”，在战争中，所有人都是多疑症患者，而这就是雅夫所称的“珀克勒特性”：“该药物作用下常常会出现多疑症，这毫不稀奇。和其他类型的多一样，就是初步或首先发现万物皆有联系，神造万物皆为镜中虚影，不至于完全虚不见物，至少还是有关联的，而对于齐切林这种被安置于边缘的人，也许还是一条可以进入其中的路径呢……”多疑症产生药物性链接，多疑症导致镜中虚影，而在占领区，在火箭基地，多疑症就是那个G型仿聚合物，它是“第一种可以真正勃起的塑料”：“在适当的刺激下，分子链发生交联，使分子变硬，增加分子间引力，从而导致这种特异的聚合体远远偏离现有的相图，从疲软的橡胶非结晶体变成神奇完美的棋盘格局，坚硬、清亮、透明、对天气变化、真空环境和所有震动都具有极好的自我防护性能。”

G型仿聚合物产生勃起，勃起绘制出红色的星星，星星预示着火箭的爆炸地点，这是零之上的世界，而斯洛索普在零之下看见了自己的勃起，自己的阴茎，自己的身体，以及自己的欲望，零之上和零之下，历史和现在，技术和身体，寒冷和热熵，戈特弗里德：“万有引力辖制着整个行程，直到抵达这个寒冷的星球，掉落的危险性一直存在。在殖民地内部，那五六个人有寒霜般的外表，很坚硬，僵死如回忆，触摸不到……”而在这个掉落的寒冷里，在万有引力的对面，一定是有一个复合反应的存在，当雅夫变成一个虚构，实际上那种“荒诞地死去”之前，在听到爆炸声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活着的，每一块石头都有灵魂，每一座山顶都有脸庞，每一个万有引力引出的死亡弧线里，也注定会有另一种对抗的力量，“火箭的上升将会被出卖给万有引力。但是火箭引擎以及将那个灵魂其中的燃烧过程所发出的嘶喊却给了他逃生的希望。下落前，受难者一直不能动，他的上升依赖于一个逃生的承诺和预言……”

火箭、虹、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塔罗牌、烤箱、黑色、性变态、另一个世界、白衣女人、吉尔吉思之光、马桶下面的世界、卡祖笛、腺样增殖体、王座、金刚，所有的肉身和词语都复活了，它们远离战争，它们讲述逃生的承诺和预言，而在零之下，它们也永远不发出声音，永远不会像十字架的火箭一样爆炸。

	编号：C39·2081121·0759
	作者：【德】帕·聚斯金德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05年5月第一版
	定价：17.00元
	页数：235

副标题：一个杀人犯的故事。马原认为这是“在臭味年代里发生的一个传奇”，并用“伟大”这个词形容该书作者帕·聚斯金德：“在人类被金钱淹没的20世纪，还有一个这么了不起的幻想作家诞生，他应该诞生在格雷诺耶那个时代，他真的不应该是个20世纪末叶的人，真是个伟大的幻想作家。”

悦·读：《香水》：一种致命的毒

一滴香水里，包含着一个生命的消逝和溶解，包含着一个天才的灰色人生，包含着对于爱的疯狂迷恋。最后的最后，都死了。

18世纪一个杀人犯的故事，在21世纪的某个冬日，依然杀机四伏，坐在暖气围绕的房间，我依然能闻到飘散了几个世纪的怪异味道，混合着对于生命的变态谋杀和对于理想的温热呵护，你会感到极度不安全，生命仿佛只幻化为纯净奇香的一滴，掉落下来，便是全部的黑暗，便是全部的死。

血、脐带、鱼腥味、暗灰色的调子，给足了一个天才的宿命。在臭的环境里出生，死亡擦肩而过，他身上没有任何气味，而他的鼻子却能寻找到世界最美妙的香，地狱般的臭和天堂里的香，把这个世界支撑出完全不同的领地，天才是无法复制的，他的每一次对死亡的逃离总是用其他人的死来换取，母亲、皮革制造商格里马、香水制造商巴尔迪尼，当然，还有26个散发着体香的少女。

从少女身上他发现了生命的意义，对于他而言，少女身上的香味意味着纯洁的美，不占用它，他的生命就毫无意义。这是一个黑暗的灵魂，一个千疮百孔的躯体，一个猥琐卑微的生命，他对于理想的尊重和呵护超过了肉体，超过了所有物质，尼采借查拉斯图拉之口说，上帝死了，但是对于格雷诺耶来说，上帝从来就没有活过。查拉斯图拉内心充满了无人倾听的痛苦，但格雷诺耶从来没有过这种痛苦，他下山之后，更纯粹地成为了他自己，他对这个世界既没有爱，也没有恨，既不想超度别人，也不想超度他自己，他的一生都只是在为自己活着，或者为自己痴迷的香味活着。

他熟悉这种气味，它给予他一种安全的感觉。
──[德]聚斯金德《香水》第三章

这是一个永远的悖论，他的生命意义只建立在他人生命的丧失之上，而最后，所谓理想的香味则断送了他的身体，他的理想和他所有的爱：巴黎的一片墓地，身上洒满了用少女的体香制造的香水，那些离他不远的人立刻疯狂了起来，扑向他，把他撕成了碎片，并且迫不急待在吃进了肚子。

他这一生充满着对嗅觉无能为力的屈从、盲从、追寻、执迷乃至疯狂，从巴黎出发最后死在巴黎，起点回到了终点，他完成了一个圆，这是生与死的圆，是得与失的圆。《香水》的故事因此飞起来，自由无度。它是无解的。它是一个庸才抵抗世界的故事，可又何尝不是一个天才坠入深渊的故事？

马原在盛赞聚斯金德的《香水》时说：“虽然我最近经常唱小说死亡论，但是事实上有象聚斯金德这么也不起的小说救世主诞生，小说应该还有回光返照的机会。” 小说《香水》惊世骇俗的一面是用最通俗的故事表现出来的，缓慢递进，却让你窒息，追寻少女洛戈是最精彩的，而结尾突兀的死更像是短促的梦，其实，空间很大，但是聚斯金德说，我已经不能再想象了，我要死了，搁笔的时候他体内一定散发出了邪恶的香水味。

这一点短促的结尾在小说出版40年之后得以有限地展开，一直关注偶然的机遇与宿命式的爱情的德国导演汤姆·提克威（Tom Tykwer）用影像开始叙述一个关于欲望的象征故事。可惜，电影只在香港和台湾作了短暂停留。

香水这个词，从拉丁文“per fumum”衍生而来，意思是“穿透烟雾”。但是当我们阅读完这篇小说之后，我们便把它叫作格雷诺耶。

	编号：C28·2081027·0758
	作者：残雪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8年1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
	页数：336页

残雪是中国当代最独树一帜的女作家，也是中国唯一位有作品入选日本河出书房新社出版的“世界文学经典文库”的作家。 本书讲述边疆某小石城里几个异乡客的诡异生活。多年以前、主人公六瑾的父母为了追求爱情来到边疆的小石城；在那里，他们发现小石城是一个一切事物都处于无形胜有形状态的地方。六瑾成人后，决心重走父母在小石城走过的道路。通过与有着不同寻常的感觉功能的形形色色边疆人物的交往，她对边疆的事物也产生了荒诞不经的认识和想象。边疆小石城成了一方让人进入异常事物内部的净土。

悦·读：《边疆》：一部残废的先锋

我承认，我对残雪一直没有过份关注，我以前对她的阅读也仅限90年代的《黄泥街》，而用两个月读完她所谓最高峰的小说《边疆》，内心还是没有什么冲动，文字，还是那个习惯用文字装点精神虚无的残雪。

边疆地区的一个最大特征是，屋外的景色总是对人的情绪有巨大的压迫。虽然有这些受难之处，整体上来说她还是喜欢这里的风景。

《边疆》从头至尾都给人设置了这样的阅读障碍，我每天晚上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读完一章，然后安然入睡，那些障碍在睡梦中自然消解，我甚至第二天记不起昨天阅读的内容，但是晚上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延续阅读，那种断层又会重新构建，而我仍然不再依靠思考和回忆来消解。这种阅读的方式一直带给我很平静的感觉，我觉得阅读残雪的作品，首先要抛弃情节，走进去可能是危险的，我曾这样告诫自己，所以，她在文字内部独自舞蹈，而我在文字外部独自休憩，两个世界是平等的，互不侵犯。

“我潜意识里就是一个边缘人，既不能脱离人群，又对人群厌恶。我不写外部，只关心人的内心和精神的规律。”这是残雪对《边疆》精神内核的自我评价，所以你不能指望用理性的阅读来阐释这个怪异而自负女人的内心，她是孤独的，你不能破坏她的孤独和她共鸣。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她的文字，“一定要找到一个混沌的暗示性的东西，向语言的原始性靠近。”任何言说都不能还原混沌和原始，所以残雪的呓语是只建立在个人基础之上的，她不会影响一个深夜瞌睡者的状态，更不应该用这样的逃避方式把小说上升到人类精神的内核。

还是要有限谈谈这部小说。

《边疆》和90年代的《黄泥街》一样，都是以某一个地理作为小说的自足封闭的空间，是另一重意义上的城堡。在人性、自然诡异现象面前，所有的人都在时间的迷宫里走失，六瑾、蕊、阿依似乎都是时间安排的替代品，他们找不到归宿，在每一个可能面前找不到出路。小石城存在他们的恐惧中，存在于时间的建构和破坏之中。残雪在怪异、琐碎、深入、渗透的讲述中，让人在荒诞面前不认识自己，脆弱地生和死。

可以说，残雪在这部小说中运用的言说方式没什么创意，现代派的典型手法——分裂贯穿始终，梦魇、自语、神异、死亡，这些手法一一呈现，她依靠这个系统写作，拥有惟一的解释权，并将他人隔绝在外，独自一人在黑暗中舞蹈。

尽管作品贴上标签去阐释就会陷入经验主义的误区，但我还是想把她叫作中国先锋文学最后一个舞者，尽管她自己不承认“先锋”这个词。中国先锋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有过冷清的开场和热闹的纷争，但是到了21世纪，许多曾经坚守的作家都消失了，格非、北村、马原、余华 ，这些曾经建筑起中国先锋文学大厦的作家，仿佛都在转身蜕变：北村开始接触影视，马原离开了西藏就只能上台演讲，余华在《兄弟》的回归中抛弃了诗性，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先锋作家纷纷改变了自己的探索姿态，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他们或长时间搁笔，或采取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所接受的叙述风格，或与商业文化相结合。而似乎只剩下残雪这个西方现代派的“传教士”，在中国文学舞台上独自起舞。

残雪是孤独的，更是寂寞的。她所做的努力就是要在自我实践中把西方“后什么现代，还主义”的东西，以君王的方式统治她的读者，在这一点上，她表现出独一无二的自负，甚至用身体的坚持来贩卖这样的信仰：“我觉得我任重道远啊。在这个国家推行我的文学理念，还要有很长时间，所以我拼命锻炼身体啊，搞到底啊……我锻炼了有25年了，每天长跑，现在半个小时，年轻的时候一个小时。”“我创造性的东西已得到世界的公认了。”

在对西方的顶礼膜拜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一个更多创造性的残雪，过去西方试验过的一切叙事样式都能在她的作品中找到影子，就像她最初的职业一样，只能拼凑、粘贴布料，她不是设计师，她只是一个裁缝。

其实，我无意亵渎这样一个被所谓的西方承认的作家，我应该像对这本书的阅读一样，和她的文字互不侵犯，所以我更愿意把残雪还原为一个叫邓小华的裁缝。

	编号：C28·2080104·0754
	作者：伊沙
	出版：远方出版社
	版本：2007年7月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283页

本书是一部带有“自叙传”意味的长篇小说，通过童年-少年视角的目击，展现出上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和重大转型以及时代变迁对于人民生活和心灵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一部真实有力的“个人编年史”暗含着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和一个国家的断代史。同时，这又是一部不同一般的“成长小说”，见证着大时代里也有个人的成长秘密，也有青梅竹马、青春萌动和性的困惑、迷茫与觉醒……

《中国往事》：世界开始了

刚会写我的大名时，我还老是有点儿纳闷：这“武文革”和“索索”有什么关系呢？我怎么突然就从“索索”变成了“武文革”了呢？我到底是“索索”还是“武文革”啊？
——《第六章 1975》

武文革是一种命名，索索是另一种命名，两种命名以相异的方式指向了两个不同的世界：“武文革”是正规的姓名，是开始上学之后的大名，是被书写被点名的符号，它指向的是一种正式叙事；“索索”是小名，是上学之前的昵称，是属于童年纪事的记忆之名，它指向的是一种童趣叙事。当“我”被动完成了新一轮的命名，正式拥有了“武文革”这一大名，心中的疑惑更指向一种并不接受的现实，而这种疑惑甚至反抗，正是1975年这个时代的某种转向。

从“索索”变成“武文革”是一种突然发生的事件，突然的背后便是以“武文革”为代表的命名体系对以“索索”为代表的童年记忆的压制和篡改，两种命名、两个世界变成了一种对立，而充满了时代特色的“中国往事”正是在对立中展开的。书名叫《中国往事》，题辞是如下这句话：“以下是我最早认识的一组汉字（我相信你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伊沙用这样的方式赋予了时代一种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武文革”这一名字甚至也成为一个被打上烙印的名字。在这样一种环境里生存，到底会遭遇何种“成长的烦恼”？从1970年“世界开始了”，“我”无疑就是这个宏大叙事的一部分：父亲在西安的地质勘探队里，常年在外面工作，母亲则在上海，她所从事的是研制坦克上的激光瞄准镜，父母分居两地，而且都在为这个国家工作，无疑，“我”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是缺少完整性的。

之后母亲因为事故而逝世，“我”甚至连最后一眼也没有看见，整个70年代，“我”像是被抛到了一个陌生世界，而在这个陌生世界里，具有时代特色的国家事件构成了“我”记忆中的宏大叙事：1972年，我开始识字，所认识的三组汉字就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我第一次参加足球比赛是因为这一年举办了“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这是新中国体育史上特殊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从1966年“文革”爆发开始陷于瘫痪的体育行业开始恢复正常，这届运动会的举办正是一个重新起步的信号。”1974年我看到学校的宣传栏上写着大标题：“将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后来在路边看到群众打出的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周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我市！”1975年，“勇交白卷”的习小羊变成了学习的榜样，他成为了学校里涌现的“时代英雄”；1976年听闻了“敬爱的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学校操场上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誓师大会，之后毛主席逝世，老师“苏太太”向班里同学发出了“给毛主席守夜”的倡议，肩负起“严防阶级敌人盗窃遗像花圈破坏灵堂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后来的消息是：“四人帮”被粉碎了；1978年，这个属于父亲的春天，传来了在首都召开全国科技大会的消息，父亲作为代表受邀参加；1979年，开年就有了“大事”，这既是“国家大事”，又是“世界大事”：元旦《上海公告》发表，中美两国建交，接着邓小平访美，中美关系正常化，而父亲第二次结婚，我的继母生下了一个弟弟，他被取名叫“武开放”——一个和“武文革”一样具有时代感的名字，一个折射出国家宏大叙事的命名。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时间轴上，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的举办、批林批孔斗争、西哈努克亲王芳华、勇交白卷成为时代英雄、周恩来逝世、毛泽东逝世、批邓反击右倾运动、“四人帮”被粉碎、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中美邦交正常化，这些事件构成了国家层面叙事，当这些事件发生，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无疑会产生复杂的情感，一种是被动状态下的体验感。对于“我”来说，1970年是“世界开始了”的起点，这一年对于我的第一次就是“狠狠摔在泥水里的惨痛一跤”，在被“三八式的老干部”刘书记的儿子刘虎子、习小羊等人的欺负下，这一跤开启了“我对周围世界的记忆之门”，而导致这一跤的便是“暴力”，而我也是用“以暴制暴”的方式赢得了第一个朋友习小羊，“我的第一个朋友是通过暴力的方式获得的，这让我对暴力有了初步的好感。”之后我通过钻入裤裆的“收编仪式”加入了刘虎子领导的“革命队伍”，开始了文革一样的革命体验。

这是一种主动融入，但是更多的体验却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远在上海的母亲因为“激光的辐射毁坏了他们的血液”而死去，祖母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叫我吃饭而踩滑，最后突发脑溢血告别人世，常奶奶在一个雨夜因为房子倒塌而被砸死，以及之后舅婆的去世，这些死亡构成了我的一种体验，它们如此直接，又如此猝然；死亡之外，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我总是寄宿在别人家里，从常奶奶到舅婆，从刑阿姨到“娘娘”，从“六号坑”里的斗争到成为捡垃圾的孩子，以及从西安到成都，从成都返回西安，以及去往上海等生活空间的转变，都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个人体验，它是一种缺少归宿、缺少爱的存在，而这也正是这个时代带来的某种苦难，它在“我”的成长中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在这样一种体验中，“我”对之的反应有“以暴制暴”式的适应，有第一次参加足球比赛、第一次听《红色娘子军》、第一次看见彩色电视机、第一次独自出门旅行的惊喜，更有一种保存个体意义的对抗，于是，这种私人性的经历就具有了对于时代的某种破坏性。第一次的惨痛摔跤留下的是痛苦的记忆，“到了三十五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那泥的滋味是一种怪怪的苦，叫人恶心欲吐！”之后的1974年，终于不再被“囚禁”在邢阿姨的禁闭室，和陈晓洁一起跑进了盛大的夏天，在阳光灿烂和麦浪滔天中感受自由；1975年，因为策划了“复仇之战”，当了一个学期的班长之职被撸掉了，还被勒令在全年级做检查，“我是一个灾星——这个巨大的阴影投进了我的内心！”而苏老太太对我的批评是：你到底对像你妈这样为国捐躯为党为人民牺牲了自己生命的革命烈士们有没有思想感情？有没有阶级觉悟？在浸透着他们鲜血的土地上，你怎么连饭都吃不下了？你这样下去还怎么得了？怎么成长为共产主义接班人？怎么对得起生你的妈？！有你这样的儿子，你妈在天之灵怎么放心得下呀？！”1976年当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我却没有感觉变回旧社会，“这种心理让我觉得必然会有大的灾难发生，不发生就不像话。”终于后来公开的消息是：“四人帮”被粉碎了。

在处处是国家宏大叙事的世界里，个体的生活都处在影子里，就像我对于“武文革”和“索索”名字的质疑，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个体的体验、个体的命名、个体的生活，都无法逃离“武文革”背后的那个强大体系？所以要破坏，所以要自由，而对于“我”来说，真正具有意义的是成长性世界的开启，它是个体对私人生活的争取，而这种争取突出表现在我的性启蒙上。1974年，我住在了“六号坑”的常奶奶家，常红成为我性启蒙的第一个女人，五岁的我和常红睡在同一张床上，当我见证了常红被“八一”侵占，“活生生的最冰冷最残酷最丑陋的现实在我身边发生了”，而常红在受辱之后对我说的话是：“索索，你还想……摸小姨的奶奶不了？小姨现在已经……不干净了，也不金贵了，想摸你就来摸吧。”1974年，父亲又把我交给了邢阿姨，邢阿姨和大李叔叔要好，他们住在我的隔壁，当晚上传来“女人的呻吟和男人的喘息”，当那张大床在摇晃中变成摇篮，“我便在这富有节奏的摇晃之中甜然睡去了……”后来我还亲见了换衣服的邢阿姨，看见了她自制的花布裤衩和白色胸罩，当然更看见了身上雪白的赤裸部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目击一个女人的裸体，“心里的感觉怪怪的：有一种从很深的深处所发出来的痒，像是跳进去了一两只蟋蟀似的。”

后来还和阿姨有了“共浴”的经历，阿姨的手似乎在为我做一次中国式的“割礼”，“是把我从一个小男孩朝着男人的方向上狠推了一步！”也正是一种仪式的进行，我朝着男人的方向上继续前进，甚至变成了一种主动的成长，1975年我发现了“百草园”，爬到那棵香气四溢的香椿树上可以看到女厕所里的友人风景；后来和冯红军妈在一起，被她脖子以下丰腴的身体所着迷，“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正是在这一个女人身上，我的目光开始变得不再纯洁，开始有了‘贼意’……”到了1978年，在和父亲洗澡时，看到了父亲的男人身体，而自己那部位也“高高地硬了起来”，所谓发育，便是成为像父亲那样的男人的准备；后来在自己的家中发现了抽屉里的蕾丝花边胸罩，“捧到面前，用鼻子嗅着上面的味道，用嘴唇轻轻地与之发生接触，像得到一块骨头的小狗一般万分陶醉……”那是和父亲要好的“小谢阿姨”的物品；而到了1979年，习小羊通过私下里弄到了一本医学书，这本医学书成为了“性书”，我和他完成了“不可或缺的自我教育”……

在国家宏大叙事面前，个体的私生活是处在一种禁闭状态中，就像“我”成长所缺失的家和爱一样，就像我被改名叫“武文革”一样，当成长所需要的性教育也处在缺失的状态下，“我”便在一种争取中开始了成长，它既是私密的，也是合理的，它既是禁止的，也是自由的——伊沙正是用这样的方式让“我”完成了个体意义上的命名，让“我”的成长趋向完整，所以这个“世界开始了”，既是一个时代畸形世界的开始，也是自我成长的私人世界的开始。但是伊沙在书写性教育的完整性、成长的合理诉求上，却又表现得太过了，常红、邢阿姨、“白骨精”白晓莹、冯红军妈、陈晓洁、小谢阿姨构成了“我”的性启蒙样本，他们用身体以及肉体打开了禁闭的门，但是“我”另一方面也主动打开了这扇门，甚至以“猎取”的方式窥视着女性身体，这似乎超出了某种道德约束，甚至在“我”十三岁的时候，从大部头的“黄宝书”里知道了一条逻辑：“人一发育成熟，就需要性交，性交得以存在，光明正大的理由是：繁殖。”于是十三岁的我和十四岁的习小羊一起学会了“干搓”；甚而至于一个名叫王梅的女人收我为“学生”，开始让我打开“女人之门”，“她在夜里在床上教会我的那些本事全是真的！令我早早从一个男孩变成了一名男人，让我一次学会受用终生……”不仅超越了道德，而且也违背了法律，这样一门男人的必修课怎么可能堂而皇之存在？

世界开始了，世界以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被打开，其实也缺少了所谓的批判意义，而伊沙似乎也沉浸其中，就像最后“今生今世的头一个女人”对我说的那样：“你……你要守住自己的秘密，不要对别人去说，等你长大了你就会发现……这些都是人生中最美好最珍贵最难忘的回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汉字中，在“中国往事”的叙事中，在压抑的时代中，当道德和法律之外的性行为成为秘密，成为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它在寻求补偿意义之外更是变成了一种畸形的成长，如那个时代，如那些孩子。

	编号：C28·2071112·0752
	作者：余华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4年1月第一版
	定价：17.00元
	页数：259页

故事发生于解放初的五六十年代，那时主人公许三观还是一个青年，他被周围生活不断地压迫，为了生活，不得不拼命地工作，但是依然无法保证生活，他只能用卖血来维持，每当无奈时，就会想到用卖血来解决。随着岁月的流逝，许三观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他为了给儿子治病，坚持15天卖一次血，以还清欠债，最后导致大病不起。小说围绕着卖血的经历，展开许三观生活中的琐琐事事，体现出一个男人所应当承担的某些责任，或许这也正是一种人生的无奈。小说饱含辛酸的经历，但也不乏幽默之处。

	编号：C39·2071010·0751
	作者：【土】奥尔罕·帕慕克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6年8月第一版
	定价：29.00元
	页数：500页

1590年末的伊斯坦布尔，国王苏丹秘密委托制作一本伟大的书籍，颂扬他的生活与帝国。四位当朝最优秀的细密画家齐聚京城，分工合作，精心绘制这本旷世之作。此时离家12年的青年黑终于回到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迎接他归来的除了爱情，还有接踵而来的谋杀案……《我的名字叫红》有三个层面：它是一个谋杀推理故事，一本哲思小说，也是一则爱情诗篇。

《我的名字叫红》：最先说我的人是撒旦

“红”的情况也一样：有一张纸被溅上了几滴红墨水，小气的说书人问我们能不能借此发挥。我们朝纸上多洒了几滴红墨水，接着各自在一角勾勒出了某样红色的物品，再轮流告诉说书人自己的图画有何故事，让他能讲述给大家听。
——《人们都叫我“鹳鸟”》

轮流说故事，必须在一种被勾勒出的红色里，说书人其实看到的是一张被画好的画，上面有树，有狗，有马，还有女人，蝴蝶、橄榄和鹳鸟，他们只是其中的画师之一，他们不讲述有关的故事，他们只负责用颜色来渲染情节，而那些故事里必定出现一些其他的人，区别于树、狗和马的人，或者还有那个女人，但是他们不是全部的人，只有头饰，教长、骑兵、法官、刽子手、财务官员和秘书，只有他们的称呼写在背面，像一个游戏，寻找能够凑成正确的一对。那么这个游戏最后一定会交给说书人，交给那个大家听到的故事，但是，当红墨水还没有浸透那些物品的时候，那个说书人就已经被杀害了。

还是一个游戏，在蝴蝶、橄榄和鹳鸟之外，没有了高雅，他也被杀害了，在枯井里有着他的尸体，上面有着一幅不知道是谁画的画，画里有一匹马，有着古怪鼻子的马，栗色的马，马会是唯一的线索，就像红墨水之于说书人的故事？“猜头巾”的游戏里隐藏着一个色彩的寓意，可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谁都不会站出来告诉我们故事会向那个方向发展。那么轮流告诉说书人变成了一种死亡的威胁，故事的背面也写着可能的谋杀，而那血也是红色的，像勾勒那些物品的颜色一样。

但是，画作不会那么明白地告诉背后的名字和可能隐藏的谋杀。比如一只狗，在高雅的“我是一个死人”和“我的名字叫黑”的自述之后，“我是一条狗”变成了另一个说书人，只不过和死人的自述一样，“狗会说话，不过它们只对听得懂的人讲。”是的，起初狗和说书人有关，“说书人扮演狗的角色说起了故事，不时地伸手指向图画。”狗的名字写在画作的背后，还是说书人的名字写在背面？说书人和狗都是游戏的一个部分，那么那个没有什么见识、呆头、很笨、但口才却很好、厚颜无耻的“胡斯莱特教长”就是一个隐喻，或者是黑眼中的那个在“贝亚泽特清真寺传道、并宣称是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传道士努斯莱特”，作为埃尔祖鲁姆传道士，他扬名于世，但是他的出现是在“这段道德沦丧、物价飞涨、谋杀和抢劫盛行的时期”，在伊斯坦布尔的信教者眼中和狗眼中，完全成为不一样的人，像游戏一样必须在背面写上称呼才能让人看见。所以当把饮咖啡当成是亵渎宗教的严重罪行，说书人的悲剧命运就开始了，就像狗：“伊斯兰降临之前，十二个月中有一个被称为“狗月”。然而如今，狗却被视为恶兆。”而在《古兰经》里，那七个年轻人正是因为厌倦了居住在异教徒之中，才对劲了一个洞穴里睡觉，而真主安拉封住了他们的耳朵，使他们忘掉了异教徒的那个世界，整整三百零九天。而那个山洞口休息的正是一条狗，它是守卫还是象征？而据说在异教徒法兰克人居住的地区，每条狗都有一个主人。是的，狗只是《古兰经》里的一个游戏，只是异教徒的符号，但是当说书人以狗的名义指着画说出那个故事时，灾难就已经开始了：“对狗来说，成为敌人和成为异教徒是同一回事。”

那么树呢？“我是一棵树”的自述里也有一个关于异教徒的故事，坚持咖啡是魔鬼的产物，喝咖啡的人全都要下地狱明明写在“锡瓦斯的斗鸡眼奈德莱特教长与树”的故事里，而当一群土匪杀死了信差将一部叙事诗《七宝座》变成精致手抄本的时候，树其实已经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像秋天落叶飘零的故事还隐含着一个关于叶子的去向问题，或者其中的紫色隐含着某种毫无理由的归宿，当然这全是画师的作为，作为树，作为一种寂寞，最根本的原因是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故事，是帖木儿统治时期赫拉特城最伟大诗人贾米的七部叙事诗《七宝座》，还是细密画家的手抄本，而这只是某种材质上的区别，真正让树具有某种永恒意义的却是画着那幅画，一个关于爱情和弑君的画，菲尔多西《列王记》和内扎米的《霍斯陆与席琳》里都有记载，霍斯陆含泪潜入杀死自己的父亲就是为了和席琳的爱情，而当初，挂在美丽花园里的那幅画上，就是霍斯陆的画像，当席琳看见画像而坠入情网的时候，树变成了最后的见证者，而那些细密画家就在那里描绘了这有关爱情的“场景”：“刻画出了席琳仰头凝望霍斯陆的相貌时，脸上惊喜与爱慕的神情。”但那只是有关树的一个故事，只是说书人轮流讲的故事之一，所以即使有着爱情，也有无法赦免的杀父之罪，所以在树看来，那只不过是另一个游戏：“这么说不是害怕如果我是如此被画出来的话，伊斯坦布尔所有的狗都会以为我是一棵真的树，跑来往我身上撒尿，而是因为：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

意义何来？不是挂着画像的爱情，也不是说书人的故事，意义只是它本身。而在马的身上，意义就转变成为一个谋杀的线索。起初也是和狗、树一样，在“我是一匹马”的自述中开始一个游戏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天底下没有长得和我一模一样的马。我只不过是一位细密画家想像中的马，被画在了纸上而已。”只是画上的一个物件而已，但是当高雅被人从井底打捞上来的时候，才发现上面有一幅绘有马的画，这幅画高雅从未说起过，他的妻子卡比叶也发誓说“没有任何人曾委托她已故的丈夫画任何马匹”，而这匹马的特殊在于鼻子，这是奥斯曼大师的判断，如果只是一匹骏马，它象征着苏丹陛下的财富与疆土，但是有特殊鼻子的马则是一件谋杀案的线索。为了在三天之内找出杀害高雅和姨夫的凶手，在奥斯曼的策划下，给画师橄榄、蝴蝶和鹳鸟布置了一个任务：各自画一匹马。橄榄变成了那匹骏马：“最后，再热情、慎重、毫不含糊地画出了它的睾丸与阴茎”；而蝴蝶则变成了画它的伟大的前辈绘画大师：“从这个角度，也就是侧面扬蹄的姿势，应该会看得见马的生殖器，不过我空下它们没有画，避免让妇女们过于分心。”而鹳鸟呢？“当我画一匹骏马时，我就是我，仅此而已。”这不是三种境界，这是三种习惯，而对于马的鼻子的线索其实一个陷阱，奥斯曼大师根本不是要从画师的技法中找到突破口，在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他把认为马的鼻孔“绝不仅仅是一位画家无意义的荒谬错误，而是一个记号，其根源可追溯至年代久远的其他图画、技法、风格或甚至其他马匹”。也就是马是一匹历史的马，是与画作的风格、技法有关，从而顺利进入了苏丹陛下的皇家宝库：安德伦沦禁宫，在杰兹米老爷管理书籍里寻找历史的线索，“尽可能地想看遍所有长年沉睡于宝库、远离觊觎的艺术杰作”，从而在这样的找寻中发现有关文明的冲突和裂变，有关帝国的战争和罪恶，以及那些财富背后的阴谋。正像同行的黑所思索的：“这里的所有财富，不知是打了多少仗、洒了多少血、劫掠了多少城市及宝库才累积起来的。”

这是不是打开了世界的演变？栗色的马只是一个线索，不是关于谋杀，是关于文明冲突，关于帝国的信仰，关于不为人知的那些战争和死亡，其实奥斯曼并非是要在这扇门里发现那个隐秘的世界，更重要的是重新建立一个充满异教和杀戮的独裁统治，正像苏丹陛下的那段历史一样。狗、树和马，在对应着宗教异教徒、被亵渎的爱情和一统的“文明”，所以奥斯曼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了原有的秩序：“我注意到一条狗，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张狗的画像更为意味深长。我见到一匹马，比我的细密画师笔下的随便一匹都还要糟糕。我瞥见竞技场里有一棵梧桐树，不久前我才用紫色调加强了它的叶子。”他们都被颠覆了，至少在画作的世界里，他们呈现了不同的符号体系，他们用虚假和被篡改的意义完成了对世界的命名。所以，从一开始就弥漫着的死亡气息，就是一出计谋：

或者甚至更有可够惹麻烦时，脾气同样火暴的咖啡馆老板和橄榄，便共谋做掉了这位倒霉的镀金师。高雅被谋杀点燃了埃尔祖鲁姆教徒的怒火，而或许因为高雅先生曾向他们提及姨父的书，因此他们视姨父为凶杀的主谋，把他给杀了。接着着，为了再次报仇，他们对咖啡馆发动了袭击。

说书人之死，高雅之死，以及姨夫之死，都成为“凶手”所干的事，而作为其中一个画师的凶手只是一个傀儡，他所承担的就是消灭现实中的这些意义。是的，在关于宗教、爱情和文明的阴谋之中，现实世界从来没有平静过，因为苏丹陛下的那本书的编写，高雅和姨夫被杀死，凶手说：“是我们杀了他，因为他见到了完整的那所谓的最后一幅画，确信它诽谤我们的信仰。”那本书最初是为了苏丹陛下的荣耀，为了帝国的那些财富和伟大统治，“内容正是苏丹陛下所要求的：他要一本描绘伊斯兰历第一千年的书。通过书中呈现的力量和伊斯兰的骄傲，加上崇高奥斯曼王朝的力量与富庶，让阅读此书的威尼斯总督心寒胆战。而且里面有苏丹的肖像：“这张肖像，必须隐藏在一本书的书页中。究竟它是什么样的一本书，由你负责告诉我。”而在另一个方面，这本书成为推翻苏丹陛下的王位的人的中伤借口，甚至在最后一幅画里，有着那种“厚颜无耻”的欧洲透视法，这种透视法被认为是根据肉眼来变现的形态，是法兰克人的画法，这也就意味着违背了真主安拉“心中的位置”，这是赤裸裸对于宗教的亵渎，而在《古兰经》里，“创造者”是安拉的属性之一。也就是说，“只有安拉才能创造，只有他才能无中生有，只有他才能给无生命者赋予生命。谁都别妄想与他比试。画家们试图做出他所做的事，妄想像他一样成为一个创造者，这是最大的罪孽。”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

在安拉的创造中，是不会允许另类的透视法另类的创造者和另类的宗教文明存在，所以在关于绘画的三个问题中，其实都指向了某种被改变的悲剧，风格和签名代表着丑恶的贪婪，因为追求自己的风格，而在画作上写上自己的名字，那么这种掩盖画作真正含义的做法就是去掉安拉的创造性和完美性；绘画与时间的问题，则是关于永恒性的问题，当离开了完美的生活和信仰，当时间结束的时候，一切就会死亡；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失明和记忆的，”缺乏记忆的艺术家们非但不记得安拉，也不记得他的黑暗。”也就是在传统的阿拉伯书法大师们看来，书本是永恒的，正像永恒的失明，因为“失明是幸福的境界，那里不受魔鬼与罪恶的侵扰。”。所以在很多画师看来，失明成了安拉恩赐，是至高无上的美德，“甚至到今天，因为害怕别人认为这证明他们缺乏才华和技巧，他们会假装失明”。

黑暗里的真主，是唯一的创造者，正像那些画作一样是不容许被改写被颠覆被融入另外的风格，而在那个关于弑君而产生的爱情里，也一样是玷污美德的，所以黑和谢库瑞的爱情更多是一种欲望的阴谋，或者在十二年前有着纯真的爱情，但是在谢库瑞的父亲、黑的姨夫看来，黑离开伊斯坦布尔而去东方，“有一段时间曾为奥斯曼的帕夏们、地方官员及伊斯坦布尔的客户们制作书本”，也是玷污了恒久的风格，所以当回到这个城市的时候，谢库瑞已经嫁给了一个土耳其士兵，但是战争又让谢库瑞的丈夫失踪，但没有死亡的确切消息，所以谢库瑞尽管爱着黑，但是他们无法结婚，只有通过纸条的递送传达彼此的想念。姨夫想回来的黑完成那部书，但是没有想到在十二年之后的爱情，所以关于记忆和时间，一样陷入了某种无知之中，当然，他们的爱情必须得到丈夫的死亡证明，但是谋杀去降临在姨夫身上，凶手打死了姨夫，并且偷走了那幅画，所以在一个被隐瞒的场景里，他们完成了结婚的仪式，但是这种仪式本身就是一种颠覆，像那个霍斯陆和席琳的爱情一样，更直接的反映着社会的成见，而爱情中的欲望又在某种程度上覆盖了时间和记忆，所以在最后黑被凶手所伤的时候，他对谢库瑞说：“你可以告诉他们，你正在给他们父亲的伤口抹药。”。“给伤口抹药”不是治愈疾病，而是欲望的一个注解：“这句话不仅象征了我们情欲的色彩一处于生与死、禁忌与乐园、绝望与羞耻的临界点——日后也成为了我们情欲的借口。”

“给伤口抹药”的结局也是挣脱死亡的一个象征，所以在关于爱情、欲望和宗教的“失明”中，红便在黑的一旁，开始了它具有象征意义的自述，“我的名字叫红”贯穿在那些说书人的故事里，贯穿在霍斯陆和席琳的爱情里，贯穿在三位画师的技艺中，也贯穿在狗、树和马的那些画作中，它是鲜血是画中勾勒物品的红墨水它是作画的红色颜料粉末，它是蝴蝶妻子掉落在一旁的红腰，它是谢库瑞穿着的红色细棉背心，它是凶手杀死姨夫时的墨水，它是哈桑杀死凶手的红宝剑……红便是一切，“真的，我无处不在：在围城军队的旗帜上，在举行盛宴的餐桌桌布上，在亲吻着苏丹脚背的使者的长衫上，以及任何描绘着宝剑的场景中，它们的故事深受孩童喜爱。”就像姨夫在死去被下葬的时候所感知的：“我感觉到四周涌人一股无以匹敌的红。”红色染透了一切，抚平了一切，而这红色也是生命的一种颜色，“相信我：生命从我开始，又回归于我。”只不过在更多的现实面前，红色是暴力，红色是死亡，红色是亵渎，红色是失明。

“颜色的意义在于它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看到了。”看到和不看到，这不是都是真主安拉的创造，而可悲的是：“我们无法向一个看不见的人解释红色。”解释是终点，而那些“不信神、不信教的人为了否定真主的存在，坚持说我们无法看见真主。”这是画马的一个瞎眼大师说的，异教也是在安拉的创造中失明，所以撒旦出现了，在失明者的眼里，在死亡者的眼里，在异教徒的眼里，在生命不能回归的红色里。这个在《古兰经》里被提及五士二次的名字其实并不只是罪恶，“我们的世界，邪恶与美德同等必要，罪行与正直更是缺一不可。”其实，撒旦才是“我”，才是每一个人，正像凶手橄榄说过的那样：“最先说‘我’的人是撒旦！拥有独特风格的人是撒旦。分隔东方与西方的人也是撤旦。”

每一个标题里的“我”是不是就是那个撒旦？是内心的邪恶和美德，是罪行与正直，是生命和死亡，是爱情和欲望，撒旦不是要带我们走向罪恶，是认识自己，“当时，你们杀了一个人，你们互相抵赖。”《古兰经》里说，而其实在这样一种“黑暗与光明不相等”、“背阴和当阳也不相等”、“活人和死人也不相等”的世界里，任何人都是创造者任何人也都是撒旦，任何人都活着任何人也死去，任何人在东方也在西方，就像那个横跨东西方文明的城市——伊斯坦布尔。

	编号：C28·2070825·0750
	作者：北村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6年6月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291页

本书故事以一个城市的凶杀案为背景，将这个城市的市长、教授、商人、记者、农民、凶手和各色男女拉到读者的面前，并抽丝剥茧般剥去他们的伪装，一寸一寸地逼近这些人爱恨情仇的心理成因：曾经的过错隐秘在心中，久而久之成为心理恐惧。进而影响到性格、命运、交往和身体的健康。为了拯救和自救，小说的主人公们采取了说出心中的真相，与社会、父母、情人和妻子达成了和解和原谅，从而摆脱了心中的不安、焦虑和恐惧，使生命从灰暗扭曲中矫正过来，呈现出和谐平安的健康状态。

悦·读：北村的背叛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北村1993年出版的小说《施洗的河》中的引用自《新约·马太福音》，这一年距离北村接受基督教只有一年，而13年后的2006年，北村在《我和上帝有个约》中，依然用这句福音来展示当代人虚无的生命状态以及整个时代的精神危机，并试图为人们指出精神救赎的道路。

我承认，自称为“社会改良主义者”的北村一直在坚守他的信仰，坚守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在关注心灵、人性和终极价值的探索上的努力，同时我也相信，在他变得通俗的文字背后，是指向大众的阅读期待，这是一个曾经先锋作家的蜕变，更是对精神以外那些文字外表的背叛，被大众接受的义才是上帝的义，北村说，先锋死亡一定要比文字快。

1992年3月10日，北村在厦门“一个破旧的小阁楼”的一个基督徒聚会中，通过北村评论是“一些活在上界的人”，接受了基督信仰，从《《施洗的河》到《最后的艺术家》，再到被改编成电影的《周渔的喊叫》和这部被改编成《如果还有明天》的电视剧，北村的文学创作转型是惊人的，他用“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的创作理念在《我和上帝有个约》有了更彻底的阐释。

一个父亲无论孩子犯了多大的错，他仍然视他如自己眼中的瞳仁，惩罚是必须的，也是迫不得已的，爱却永远是第一位的。

“爱永远是第一位的”，这种爱当然是抵达上帝之义的爱，是感化和救赎那些迷路人的爱，是一种超越法律和道德的至高境界，这种爱包括自爱和爱人。自小丧失家庭之爱的陈步森在樟板合伙杀死了曾经的市长，沦落为一个杀人犯，而他却在这之后发现了自己丧失的那种人性，慢慢恢复了爱，接近受害者的儿子，继而帮助受害者妻子冷薇恢复记忆，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爱，也付出了爱，但是这样的爱却只能使自己的罪大白于天下，到最后被法律推上了断头台，爱在法律面前泯灭了，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还原了上帝之义。

陈步森实现了北村对人类自身爱的解放理想，也同时悲观地批判了社会道德和法律的无发超越，一个“堕落的世界”仍然存在。陈步森的道路分成两步：一是自我良心的发现，按照北村的观点，恢复和上帝中断的关系，但是这不是全部，如何使社会宽恕一个犯过罪并且发现爱的人才是当下的难题，显然，社会还不能用理论和法律来证明悔改，所以在社会审判层面，陈步森是失败的，而北村其实就是想用陈步森个体的判处死刑来挽救社会大众罪恶的心，丧失的爱。

北村苦心经营的“爱至上”原则是“牺牲”陈步森为代价的，感化和救赎那些迷路的人，使社会实现真正的和谐是他的终极目标，而通过这部小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急功近利，想要拯救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北村，先锋语言的溃败甚至使北村在基督教义下丧失了对黑暗、绝望和救赎的探索，还原通俗对北村来说不是努力，而是妥协，宗教情绪充满整部小说，使人有一种压抑的悲伤，不是我们看不到希望，而是希望离我们太远，在神的天空中，我们甚至永远不能用自己的翅膀飞行。

	编号：C28·2070825·0749
	作者：余华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6年3月第一版
	定价：27.00元
	页数：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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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28·2070825·0748
	作者：余华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5年8月
	定价：16.00元
	页数：247页

《兄弟》是余华最长的一部作品，《兄弟》分上、下两部，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重新组合成的家庭在文革劫难中的崩溃过程。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连接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

《兄弟》：窄门处的迷乱和荒诞

李光头喊叫了三次以后，决定送林红去上海的大医院做处女膜修复术。当林红重新是个处女以后，他要和她真正做爱一次，而且要把这次做爱当成是二十年前发生的。

处女膜修复术只是一个虚假且病态的存在，它是一道门，跨越二十年，从“不胖不瘦圆得卷起来的屁股”的处女到爱情走失到最后冰冷的铁轨，那扇门忽然砰的一声关住，欲望变成了象征的符号，悲剧变成了荒诞的演出，在爱与恨的纠结，生与死的痛苦中，走投无路和“引得永生”都是因为选错了方向，都是因为走入了迷乱。

“写作就是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人生一模一样，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那是一道窄门？那个声音出现在被压制和覆盖的“后记”里，先听到的是活着的余华的，“起初我的构思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可是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篇幅超过了四十万字。”这是对“五年前”写作计划的一次整理，但是那“望不到尽头的小说”只是逃避先锋之后的茫然，没有河边的错误，没有哑巴，没有谋杀，一切都是那么具体而现实，照片一样的封面就是真实的影像，《兄弟》横在中间，是一个时代的全部写意符号，向上的目光总是越过书页的边界，那两个红鼻子的“兄弟”是不是面带微笑却无助无力？笑不是存在的理由，也不是活着的方式，就如李光头在二十年的等待中真正做爱了一次，也只是在虚假而病态的处女膜修复中寻找到了自身男性话语的表达，但仅仅是表达，不是20年前想入非非的屁股，也没有了20年前生死与共的兄弟。“兄弟-Brothers”是一道划在两个人、两个时代之间的分界线，不可逾越。

所以，向上与向下，兄与弟、生与死，男与女，以及先锋的余华和现实的余华，都在那一条分界线的两边，甚至是出版、阅读，都被隔离在那个“五年前”开始叙说的《后记》里。当活着的余华说完那句话，便传来从羊肠小道出发的耶稣的声音：“你们要走窄门。”门是宽的，路是大的，所以也是最后的永生。这永生不是李光头最后的命运，也不是卧轨自杀的宋钢的救赎，只是因为走错了之后的幡然悔悟。如果再次回到余华，再次从救赎的路出发，那么最后一定是会看见那些修复后的处女膜，随时出现却隐藏在最隐秘处、虚假且病态的那道门，“我想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

迷惑是不是站在门外的人才能看见？是不是用四十年的时代跨度才能找到？四十万字，四十年，它们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中相遇，上册和下册，被人为划分为两种迷乱，“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是社会秩序的颠覆和迷乱？而“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是人性的荒诞和可怕？247页和475页是两个时代的数字厚度，但是他们同样以具象的的照片、向上的目光和不能逾越到门外的茫然找寻着那个窄门，但是在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迷乱和不同的厚度人生中，一样有着李光头、宋钢的兄弟情，一样有着饥饿、性欲、金钱的压抑和荒诞，一样有着五年前望不到头的叙说，所以当它们最后被叠放在一起的时候，同样在没有救赎中看见“引到灭亡”的现实。

兄弟，李光头和宋钢的兄弟情从来没有血缘关系，要在没有血缘的关系中，他们被维系在一起在同一个封面上，甚至用同一种目光，一定是隐含着某种超越伦理的交集。这交集是对于食物、性欲、金钱的迷狂，是对于三鲜面、林红、火车站的现实追求。李光头和宋钢，没有相同的母亲和父亲，却在同一个家庭里结下誓言一般的兄弟情谊，这情谊跨越血缘跨越家庭，在社会和时代的底层成为一种裂变的象征。李光头没有见过父亲，作为缺失父爱的孩子，他却继承了父亲对于性欲的某种变态膜拜，“李光头没有见过他的亲生父亲，在他出生的那一天，他的父亲臭气熏天地离开了人世。”因为在厕所偷看女人的屁股，父亲掉进粪池里淹死了，这是对于父亲变态性欲的惩罚，但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复制行为并没有让李光头也“重蹈覆辙”，相反在十四岁时的偷看女人屁股，让李光头解决了两大人生难题：一是对食物的需求，二是对女性的需求。虽然偷看女人屁股被抓，而且还游街，但是李光头从这一次变太的经历中获得了一种稀缺资源，那就是对于全镇渴慕的林红屁股的唯一窥视，“他十四岁的时候就拿着林红的屁股跟人做起了生意，而且还知道讨价还。”这种对父辈命运的颠覆也是一种迷乱，这迷乱映射着那个时代对于欲望的压抑，而对于李光头的直接意义便是以三鲜面为代表的食物，这是对于处在饥饿时代的一种物质救赎，“李光头耳朵里还在嗡嗡响着的半年里，吃了五十六碗三鲜面，从十四岁吃到了十五岁，把面黄肌瘦的李光头吃成了红光满面的李光头。”而在那个时代，一碗面当然代表着对饥饿的反抗，李光头和宋钢拿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就一起吃了一碗阳春面，而理光头当了福利厂厂长之后的第一个愿望是吃三鲜面，在落魄的时候，李光头吞着口水遗憾地说：“要是再有二角六分就好了，我就能吃两碗三鲜面了。”而当第一笔生意失败后，李光头对着那些“入股”的人说：“我以后有钱了，每天请你们吃一碗三鲜面。”

“三鲜面情结”是一个本能压抑时代的写照，在李光头和宋钢组合的家庭里，他们的童年始终在对食物的渴求中，37颗白兔奶糖成为他们最甜蜜的回忆，宋钢的父亲、李光头的后爸宋凡平被批斗而关进仓库里被拷打的时候，李光头和宋钢也是用一碗黄酒、一碗煎虾作为对父亲最好的生活照顾。所以在普遍缺乏食物活在饥饿时代的他们来说，这实际上是对人性的一种尊重。而对于李光头来说，偷看女人屁股的道德沦丧不仅换来了食物，而且也成为他揭开自身欲望的一个起点，“李光头从此明码实价，一碗三鲜面交换林红屁股的秘密。”屁股的秘密对于全镇的男人来说，都是欲望的直白呈现，对于李光头更甚。从偷看母亲李兰和宋凡平在床上“干活”到发现家里的凳子可以“擦几下”，性欲的激活总是在一种懵懂状态下，李光头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性欲”，只是听说的一个名词：“你们不懂，我小属擦得硬邦邦的时候，不是发育，是性欲来啦。”而在他之后对林红的追求中，那些“求爱使者”也将求爱说成了“性交”，如此赤裸裸的表白其实是压抑的人性的一次变态命名，而对于林红的追求也从来没有摆脱性的迷乱。

从十四岁厕所偷窥开始，林红在李光头的生活里就成为了一个意淫的对象，这是青春期少年的征服欲望，这也是一个缺少社会关怀的少年对自我的一次最底层的关照，一方面他赚取社会资本获得某种经济上的成功，从而开始追求林红，另一方面他则以兄弟的名义让林红喜欢的宋钢“让道”，而宋钢从一开始也遵照死去的母亲的遗愿主动退出这一场竞争，作为大李光头一岁的哥哥，宋钢“最后想到的是李兰临终前拉住他的手，要他好好照光头。”所以在痛苦的抉择中，宋钢“泪水涟涟，浸湿了枕头，这时他痛下决心，他一辈子会做出对不起李光头的事。”不仅退出，还主动作为“军师”，为李光头提供追求林红的决策。而在这种痛苦中，宋钢渐渐明白了所谓的爱情意义，林红只喜欢宋钢，而宋钢也喜欢林红，在兄弟情和爱情面前，宋钢最后听从了自己心底的呼唤，和林红好上了，并且最终结婚。

林红的婚姻宣告了李光头爱情的终结，作为一种惩罚，李光头不仅和宋钢一刀两断，而且主动做了输精管结扎手术，“我既然不能和你生儿育女，我也绝不会和别的女人生儿育女。”这是李光头的誓言，而这个誓言一方面泯灭了自己作为男性传宗接代的欲望，另一方面对于和宋钢的兄弟情也宣告结束，而这种欲望的泯灭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他亲生父亲的人生轨迹，“有其父必有其子”也是一种宿命。但是作为兄弟的宋钢，在结婚之后去却也遭遇到了“性迷乱”，他是性无能，在和林红的婚姻生活中，却也在扮演着一个悲剧角色，二十多年没有孩子，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和李光头的命运走向了殊途同归的结局。但是在生存的压力下，宋钢不仅失去了与林红的爱情，也丧失了作为一个男性的所有话语权，当林红再一次投入李光头的怀抱，便成为了李光头不折不扣的报复，“她和宋钢结婚二十年，她的性欲沉睡了二十年，如今年过四十了，突然被李光头唤醒，她的性欲开始汹涌澎湃了，她终于发现了自己，终于知道自己有着多么强烈的性欲。”而李光头的身体插入林红的时候，也只是具备了某种形式，这不是爱情这只是赤裸裸的性欲，甚至是对于二十年无性婚姻的悲剧阐述，“林红手脚并用地抵挡赤裸裸的李光头，她哀求她叫起了自己丈夫的名字：‘宋钢，宋钢……’”

在这悲剧性的喊叫中，林红作为一个泄欲和李光头弥补创伤的工具，只是完成了肉体上的回归，但是宋钢身上具有的丈夫和兄弟的属性让这一场完全意义上的三角关系彻底走上了物欲的之路。宋钢的出走不仅是兄弟情终结的象征，也是在那个特殊时代在生存压力下产生的一次金钱迷乱。刘镇作为一个小城镇，是时代的一个缩影，不管是文革时的宋平凡、刘兰，还是文革之后的李光头、宋钢，就一直希望能走出刘镇，到更远的地方。而在这种出走的努力中，那个长途汽车站具备了符号意义。刘兰是从车站去往上海看自己的长年烙下的病，而宋凡平为了去上海接自己的妻子，逃离了关押他的仓库，而这种“越狱”的直接后果是没有出汽车站就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而对于李光头和宋钢来说，长途汽车站不仅是宋凡平被打死的伤心之地，更是通向外面世界的出口，这样的出口对于人性伦理慢慢丧失的时代来说，到底是宽广的门还是窄门？“李光头惋惜地点点头，转过身去，雄赳赳地走向了我们刘镇的长途汽车站。”两代人的长途汽车站，是两代人的命运写照，宋凡平之死和李光头的财富梦在这里交集，是两个时代的象征。李光头从这里到上海，到日本，在金钱迷乱中找到了一条路，她不仅发了财，还赚取了更多的政治资本：“李光头成了我们县领导眼中的红人，他当上了县人大代表。半年以后，县长换成“竹下”西装的陶青后，李光头更上一层楼，当上了县人大常委。”甚至他成了刘镇的形象和代表，也就是说，在这场金钱迷乱的游戏中，李光头是主动参与者，所以他慢慢变成了人性伦理颠覆的制造者，举办处美人大赛、发展处女膜经济，他不断地解构那种爱和性，不断扭曲欲望，最终以林红的身体作为二十年的梦想完成了征服。

而作为林红真正付出过感情的宋钢，却在金钱的迷乱中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自我。他从刘镇长途汽车站出发，走向的却是一个泯灭自我的不归路，“长途汽车的行驶，让宋钢眼中的刘镇越来越远，消失在了广阔田野之后。”这是离开。在江湖骗子周游的怂恿带动甚至欺骗下，他推销增强丸，推销丰乳霜，并且用身体做实验，将自己变成了一个丰胸的男人，这种扭曲和变态的身体叙事让宋钢丧失了一个正常人的基本伦理，在林红和李光头以最彻底的肉体形式释放性欲的时候，宋钢却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所以最后回到刘镇的宋钢选择以最极端的方式卧轨自杀，“他向前走了四步，然后伸开双臂卧在铁轨上了，他感到两侧的腋下搁在铁轨上十分疼痛，他往前爬了过去，让腹部搁在铁轨上，他觉得舒服了很多。”死亡成为宋钢最后的仪式，而结扎的李光头和做了处女修复术的林红，也在某种仪式中完成了身体的最后命名，“这一刻李光头觉得自己回到二十年前了，久经肉体沙场的李光头也是从未有过这样强烈的刺激，两具身体激动地互相推波助澜，林红夹紧李光头的时候，李光头抱紧林红，林红身体开始抖动时，李光头的身体也抖动了。”

最后的仪式之后，必然是悲剧的最后落幕。“我是害死了自己的丈夫，”林红尖利地喊叫了，“你害死了自己的兄弟！”丈夫和兄弟甚至到最后也只是一种仪式而已。对于李光头来说，和宋钢的兄弟情一直伴随着庄重的仪式感，起先他追求林红要叫宋钢离开，就是打着兄弟之情的名义，当李光头落魄的时候，宋钢给予李光头的帮助，也是兄弟情的最生动阐释，但是他们的兄弟情总是伴随着人生的困境，伴随着人性的迷惘，他们既相互帮助又相互排斥，而这种矛盾就是因为在没有血缘的情感中为了母亲冤死的遗愿，所以最后宋刚之死反而使这种兄弟情超越了仪式，宋钢在死之前写给李光头的信的最后一句话是：“李光头，你以前对我说过：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我们还是兄弟；现在我要对你说：就是生离死别了，我们还是兄弟。”而李光头在这种“感情”面前，最后剩下的也只是人性的最后迷乱：“宋钢的死讯让李光头炸开似的从林红身上跳了起来，瞬间的惊吓和后来的悔恨让李光头一蹶不振，从此阳痿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武功全废了。’”

食物、性欲和金钱的迷乱，在兄弟情的对应之下，是三鲜面，是林红，是长途汽车站。在社会伦理和人性伦理不断被颠覆中，不管是时代对本能的压抑还是伦理的颠覆，只有一样东西在裂变中保持着象征意义，那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情，看起来很坚固牢不可破，但其实脆弱、互相伤害，甚至自食其果。宽阔的门和窄门都在那里，通向未知的领域，而迷乱的或许并不只是在四十年生死之路上的兄弟，还有用四十万字的“世纪叙述”来消除迷惑实现救赎的余华。先锋已死，当回到现实的路上，余华用一种夸张、荒诞的浮世绘风格来展现那个迷乱和迷狂，李光头福利厂的两个瘸子、四个瞎子和两个会喊叫的聋子，以及三个傻子和三个不会喊叫的聋子组成的阵列；雇用的一百四十个农民、十个临时工和自己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搬运县政府门口的废品；法庭上三十多个女人带着三十多个孩子控诉李光头的风流韵事，诸如此类的数字迷狂，也将余华的叙述带有浓重的解构意义，但是这一切的解构都指向了更加不合理的叙事逻辑，而最后的出口到底在哪里，或许连余华自己也迷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