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编号:B82·1970502·0370
作者:(德)马克斯·韦伯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87年12月第一版
定价:9.80元
页数:252页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科学家,他对民族经济的研究超越了经济学家的理论素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为《宗教社会学论集》的第一部,主要研究了西方的宗教改革与近代资本主义的联系,其中充满了西方式的自豪感。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中强调了理性主义的劳动组织,而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精神”即“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它与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区别在于获利的方式不再是置任何伦理道德于不顾。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唯一的确定性

现在,它走出修道院,将修道院的大门“呼”地关上,大步跨入生活的集市,开始把自己的规矩条理渗透到生活的常规之中,把它塑造成一种尘世中的生活,但这种生活既不是属于尘世的,也不是为尘世的。
       ——《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

禁欲主义是在上帝的绝对超验性中保持宗教虔诚,是在对于“一切和肉体有关的都是堕落”的严酷教义中进行苦修来世,是将追求财富的欲望斥为卑鄙无耻中恪守无欲的信仰,但是当宗教改革打开了那扇修道院的大门,当新教徒告别了天主教传统的禁欲主义,他们如何在生活的集市中保持虔诚的信仰,取得上帝的恩宠,甚至在俗世中产生个人推动力,有理性地监督自己?宗教改革扩大了修行的领域,当新教徒走进尘世的时候,他如何把禁欲主义注入其行为之中?

或者表面看起来,禁欲主义和理性主义有着悖反的一面,甚至新教徒的世俗化信仰和传统天主教徒拒绝尘世的苦修有着矛盾而对立的一面,但是当韦伯说这样的禁欲主义是“既不是属于尘世的,也不是为尘世的”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在寻找一种“理想类型”,以自然科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理想模式”方法,进行超经验的、纯观念的研究,然后再以“理性类型”作为参照系来解释经验的现实的对象和关系,禁欲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紧密关系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它既不属于尘世也不为尘世,实际上就是把宗教改革的世俗化努力仅仅看成是一种表象,而其内在的本质是禁欲主义所具有的的宗教永恒内在特征,这种内在特征产生了最本质的伦理基础,而正是具有宗教意义的伦理延伸出的劳动观念、职业精神和道德伦理,组成了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从而在近代以来的经济生活中变成了一种普遍意义的价值观。

“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本文力图论证的观点。”但是这样的理想类型如何建立?要建立这样的理想类型,要阐述这样的理想模式,就必须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什么是新教伦理。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生活中最决定命运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其表现形式上则是一种理性的、系统的、专门化的科学职业,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在音乐、艺术、建筑以及其它文化地域中都发挥了其重要作用。但是并非有资本主义就有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明确表示,尽管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但是他们都不是科学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或者说它们并不具备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他看来,只有像西方那样,具有理性的、系统的、专门化的科学职业,只有在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只有具备依赖于利用交换的机会来谋取利润的经济行为,只有“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才能形成资本主义精神。

但是这也并非是资本主义精神真正内在的本质,那些经济行为、组织方式和职业特点,仅仅是表现形式而已,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必须从历史概念的方法论上进行阐述,也就是在时间序列中首先要建立“理想类型”:“这些概念并不是要以抽象的普遍公式来把握历史实在,而是要以具体发生着的各组关系来把握,而这些关系必然地具有一种特别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特征。”将历史个体联合成一种复合体,才能形成一个概念整体。那么这样的历史整体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呢?当本杰明·富兰克林提出“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的时候,它们内在的要求是不是具有资本主义精神?富兰克林也是关于资本主义的伦理,他提出的是从商的精明,提出的是“要在人身上赚钱”,是一种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甚至引用圣经中的那句话:“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它是一种美德和能力,但是在韦伯看来,这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但是这只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精神,甚至是一种功利主义,但并不是宗教改革之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真正实质。

“钱,只要能赚,他就想赚。”这是十五、十六世纪的意志著名工商业和高利贷家族福格家族的创始人福格的一句话,他和富兰克林财富观的不同在于,富兰克林所要求的的是商人的大胆和在道德上的个人嗜好,而福格所说的是一种更具伦理色彩的劝世格言,而这两种资本主义精神的区别并不在于在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上,而是是否在伦理许可的范围内确定生活准则,“能赚就想赚”其实是一种能动性,是一种自我约束下的创造,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精神的意义就在于“它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在韦伯看来,推动这种能动性的不是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的投机商,不是经济冒险家,不是大金融家,而是相反,“是那些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他们的品质是节制有度,是讲究信用,是精明强干,是“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并且固守着严格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

马克斯·韦伯:禁欲主义是一种理性的天职

再通俗一点讲,获利仅仅作为一种职业,而每个人都感到对这种职业具有一种伦理义务,他们不是为了往上爬的企业家,不是拥有权力而沾沾自喜的人,相反,他们对于自己带有社会声誉的那种外在标记而感到窘迫的人,在他们看来,财富带来的仅仅是一种让自己感觉到做好了本职工作而已,所以这样一种职业观和财富观才是科学的,理性的——在很多人看来,资本主义表现的是一种活力的欲望,一种对于金钱的追求,但是韦伯认为,对财富的欲望,是一种非理性,而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对于这种非理性欲望的抑制,是一种理性下的缓解,甚至用一种既冷酷无情又精打细算的方式来积累财富。所以,资本主义精神的最重要特点就是这种理性主义:“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

而理性主义所包含的就是科学的职业观,但是这种职业是如何在宗教永恒乃在特征上进行体现的?作为宗教改革的重要人物,路德在翻译圣经时用刀了这个词,职业其宗教意义就是“上帝安排的任务”,是个人道德的最高形式,是对履行世俗事物的一种标准,也正是使得世俗活动有了宗教意义,所以职业思想在新教徒里变成了一种理性需求。上帝安排的任务,就是上帝应许的生存方式,就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一种“天职”,而在之后的加尔文主义中,这种宗教特征和世俗生活的关系越来越一体,最后变成了一种具有宗教基础的禁欲主义。

韦伯考察了历史上的四种禁欲主义的新教形式: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派和从浸礼运动中分裂出来的一些宗派。加尔文宗宣称《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源泉,他们所主张的就是上帝预定论,“按照上帝的旨意,为了体现上帝的荣耀,一部分人与天使被预先赐予永恒的生命,另—部分则预先注定了永恒的死亡。”这是上帝的恩宠,一部分永生,一部分人死亡,都是上帝体现它的荣耀,也就是说,不管是生还是死,都是上帝的恩宠,也就是上帝的意志决定了一切,“其全部意义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在这样的教义下,他们所要探寻的是“唯一的确定性”,也就是说,上帝在何种绝对标准中让人成为“上帝的选民”,得到上帝的恩宠,其意义在于,当教徒把自己看成是选民的时候,他就要和一切魔鬼作斗争,这是对上帝忠诚的绝对责任,另外一方面,他们在世俗生活中寻找自信,驱散宗教里的疑虑,从而给自己带来恩宠的确定性。

所以,自我控制就会变得非常重要,行善不是个别的,不是一时的,而是一辈子的,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在俗世生活中,一切都具有了宗教意义,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说,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了“恩宠状态”。而在虔信派里,上帝预定论最后就发展成了禁欲主义,“它的成员力图在这个团体内过一种摆脱了尘世的种种诱惑、在一切细节上都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的生活,从而得以通过他们日常生活中显示出来的外在标记确信自己的重生。”进入俗世是一种重生,而这种重生是隔开了选民和世人,只有在忏悔中才能看见上帝的恩宠,所以忏悔导向的是禁欲,不仅仅是行为当时上,也在情感上。而循道宗的信徒在条理性、系统化的行为中,寻求一种“唯一的确定性”,以一种禁欲主义的伦理观保持恒久的理性;浸礼宗各派也是在追求“唯一的确定性”,他们甚至以最极端的形式完成了对尘世的宗教理性化。

四种教派都向往一种上帝的恩宠,都在寻找“唯一的确定性”,都在世俗生活中强调禁欲主义,那么禁欲主义如何体现资本主义精神?职业是上帝赐予的天职,是获得恩宠的唯一方式,而职业的表现形式就是用来禁欲的劳动,“他(指有专门技艺的劳动者)会井然有序地进行工作,反之其他人却陷入长期的,迷乱状态中,他们的事业既无适宜的时间也无恰当的处所。”韦伯引用巴克斯特的这句话,所要揭示的是两个仪式,劳动是不至于陷入迷乱的解脱方式,而劳动又是虔诚的表现,“虔诚的表征便是他从事职业一丝不苟,颇有条理。”也就是说,一种职业的成功标准不是它提供了多少财富,而是具有的道德标准是否得到了上帝的青睐,所以韦伯认为,“强调固定职业的禁欲意义为近代的专业性劳动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同样,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也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

禁欲就是痛恨一切沾染有迷信的事物,禁欲就是对于感性的东西的厌恶,禁欲就是对私有财产的谴责,而禁欲主义的节俭却能增加财富,却能积累资本,所以禁欲主义在一种理性之下影响和哺育了近代经济人。这样的内在逻辑就是: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上帝的恩宠,得到了上帝的祝福,所以他们听从自己对于金钱利益的支配,并把它作为一种责任,在有节制的生活中,在认真的工作中,“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般”。

这是禁欲主义带来的“唯一的确定性”,也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唯一的确定性”,但是当宗教改革带来了世俗化的生活,这种唯一的确定性却并遭遇了危机,特别是现代社会发展之后,禁欲主义逃出了铁笼,在机器生产中,越来越远离了禁欲主义,甚至又变成了对于财富欲望的追逐,“在其获得最高发展的地方——美国,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事实上这正是使其常常具有体育竞争之特征的原因所在。”所以韦伯强调的禁欲主义,强调的理性作用,强调的道德伦理,其目的更是在经济社会中重新发掘资本主义精神,揭示历史发展的真理:“但我们也应当而且有必要去探究新教的禁欲主义在其发展中及其特征上又怎样反过来受到整个社会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影响。”

艺术哲学

编号:B37·1970502·0369
作者:(法)丹纳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63年1月第一版
定价:28.85元
页数:430页

“艺术哲学”的另一个名称就是“美学”,丹纳将自己讲课的内容辑录成册,表达了对艺术的看法,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观点是艺术受到种族、环境、时代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哲学》其实就是一部艺术史。《艺术哲学》这部著作的最大引人之处并不在于丹纳所建立的艺术观,而是书中珍贵的插图以及傅雷优美的译文,这种舍本逐末式的阅读也许正是《艺术哲学》的另一种价值。


《艺术哲学》:生长在“精神”气候的总体中

我的方法的出发点是在于认定一件艺术品不是孤立的,在于找出艺术品所从属的,并且能解释艺术品的总体。
        ——《第一章 艺术品的本质》

不是孤立的艺术品分列在不同的页码上,标注在不同的编号里,当然,也属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甚至不同的主题,站在那里的利达带着含羞的神气,低垂的目光,美丽的身体和曲折的线条,露出的是典雅和细腻的神态,旁边的是一只洁白的天鹅,“俨然以配偶的姿势用翅膀盖着利达”;而那醒来的利达却露出困倦的表情,她是严肃的,是阴沉的,但没有松懈的神情,对于她来说,醒来就意味着投入新的战斗;而在潺潺流水旁的利达,则坐在柔和的绿荫里,在一群少女编织的像是梦境的世界里,她有着妩媚的风韵,有着丰满的肉感,似乎整个心灵都变得透彻。

她们是站着的利达,是醒来的利达,是坐着的利达;她们是和天鹅在一起的利达,是在战斗中的利达,是休憩的利达,第102号作品,第103号作品,以及第104号作品,呈现着不同的神情和风貌,展现着不同的状态和动作,也表达着不同的主题。这是三幅不同的作品,作者分别是雷奥那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高雷琪奥,当分属于不同作者,表达不同主题的利达放置在一起的时候,丹纳的问题是:哪一个作品更高级呢?“是无边的幸福所产生的诗意呢,还是刚强悲壮的气魄,还是体贴入微的深刻的同情?”更高级似乎指向作品的最高级,指向一种唯一性,而其实分列在不同的页码上,标注在不同的编号里,分属于不同的作者,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这种唯一性的更高级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它们作为优秀的作品,所展示的快乐与悲哀,健康和阴沉,活跃和细腻,精神和肉体,都在一个关键词里变得有价值。

这个关键词就是人性。三个利达,三种作品,都符合人性,都表达人性,或者说,是不同的作者对于人性的不同理解而已,而人性这个关键词在丹纳那里,被扩展成了另一种更普遍和基础的说法:符合人类发展的主要阶段。人性的某个主要部分,人类发展的某个主要阶段,是丹纳认为判断一件作品是不是具有“主要特征”的标准,“艺术家改变各个部分的关系,一定是向同一方向改变,而且是有意改变的,目的在于使对象的某一个‘主要特征’,也就是艺术家对那个对象所抱的主要观念,显得特别清楚。”在丹纳看来,艺术家所表现的“主要特征”其实就是哲学家所说的事物的“本质”,而艺术的目的就是表现事物的本质,那么,雷奥那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高雷琪奥在处理同一个叫“利达”的题材时,如何发现它们的主要特征?如何符合事物的本质?

但实际上,事物的本质体现的是一种客观性,而当艺术品具有某种本质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体现了它的客观性?那么在客观性和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协调?丹纳在阐述艺术品的本质时,都把作品放在一种创作的模型里,也就是说,艺术品的存在是和艺术家在一起的,它不是纯粹客观的事物,不是自然界的产物,但是当艺术品和艺术家有关,甚至只在艺术家手中被创造了之后,艺术品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它的时代性、种族性和社会性。

时代性、种族性和社会性所构建的环境应该是客观的,而且还是一种整体,“我的方法的出发点是在于认定一件艺术品不是孤立的,在于找出艺术品所从属的,并且能解释艺术品的总体。”这个总体在丹纳看来,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单一的作品从属于作者的全部作品,也就是说,它是数量总体性的一部分;第二个层次是艺术家有关的总体性,一个艺术家是隶属于它“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也就是说,当数量的总体性包含了单一作品而具有总体性之后,艺术家去除了他的孤立性,而成为宗派总体性的一部分。第三个层次是艺术家宗派和家族的单一性在更广大的总体之内,“就是在它周围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会。”

丹纳:是否具有不被时代所淘汰的杰作

作为作品的集合,作为艺术家的集合,作为社会的集合,一件孤立的作品在范围意义上完成了它的总体性构建,但是这种总体性并非是艺术品的本质,其归属性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反映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特点,所以丹纳对于艺术品的本质是这样界定的:“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把作品、艺术家放置在时代背景之下,这才是艺术品本质的要求,而这也正是丹纳吸取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运用到艺术哲学中的一个开创之举,而这个本质要求就是他认为的规律:“我们的美学是现代的,和旧美学不同的地方是从历史出发而不从主义出发,不提出一套法则叫人接受,只是证明一些规律。”

达尔文研究了自然科学的进化论,而丹纳则提出了“精神科学”的进步论:“精神科学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原则,方向与谨严的态度,就能有同样稳固的基础,同样的进步。”艺术哲学而为精神科学,实际上就是为了在体现主要特征的本质属性时,强化它的客观性。所以在《序》中,丹纳认为,艺术品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不是随意的,它“像风一样有许多确切的条件和固定的规律”,而认识规律就是认识本质,就是认识主要特征,就是认识人性,就是认识人类。

什么是艺术?艺术的本质是什么?丹纳似乎可以轻易给艺术下定义,首先他认为诗歌、雕塑和绘画,其共同特征是“模仿”的艺术,艺术模仿的就是它的现实,它的时代,但是这只是比较肤浅的认识,并非所有逼真的模仿都是艺术,关键是如何模仿,或者说应该如何模仿事物的主要特征,模仿事物的本质?“需要复制的不是別的,而是连接各个部分的关系;需要表达的不是肉体的单纯的外表,而是肉体的逻辑。”逻辑就是总体性,就是事物内部的解构、组织和配合,就是能展现时代性、种族性、社会性的本质,而这种本质就将诗歌、雕塑和绘画之外的音乐和建筑也包含在里面,““艺术品的目的是表现某个主要的或凸出的特征,也就是某个重要的观念,比实际事物表现得更清楚更完全;为了做到这一点,艺术品必须是由许多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的一个总体,而各个部分的关系是经过有计划的改变的。”

这种为了达到总体性的“改动”就凸显了艺术家的意义,而艺术家的改动其目的是为了达到总体性,是为了和主要特征相符合,作为一个生活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社会、代表某一个种族的人物,艺术家的创作就必然是时代的一部分,而在这样的总体性艺术家手上产生的作品,就具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与自然界一样,可以产生符合这个时代的艺术产物,欧洲文化的四大高峰就是包含在时代的总体性里: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代产生了希腊文化与古代雕塑;封建与基督教的中古时代产生了中世纪文化与哥持式建筑;正规的贵族君主政体产生了十七世纪的法国文化与古典悲剧;而十七世纪是受科学支配的工业化的民主政体产生的是现代文化与音乐。“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所以丹纳对于艺术品产生就总结为这样一种模式:

首先是总的形势;其次是总的形势产生特殊倾向与特殊才能;其次是这些倾向与才能占了优势以后造成一个中心人物;最后是声音,形式,色彩或语言,把中心人物变成形象,或者肯定中心人物的倾向与才能:这是一个体系的四个阶段。

总形势、特殊倾向和才能、中心人物、形象,这是艺术品产生的四个阶段,“不论你们的头脑和心灵多么广阔,都应当装满你们的时代的思想感情。”引用歌德的这句话,丹纳就把艺术品的本质和环境融合在一起。他分析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尼德兰绘画和古希腊雕塑,更深入阐述了时代、环境、种族的总体性对于艺术品创作的重要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基本形势是它具有承前启后的时代性,“文艺复兴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时期,介乎中世纪与现代之间,介乎文化幼稚与文化过度发展之间,介乎赤裸裸的本能世界和成熟的观念世界之间。人已经不是一个粗野的肉食兽的动物,只想活动筋骨了,但还没有成为书房和客厅里的纯粹的头脑,只会运用推理和语言。”所以一方面它对风景瞧不起,仅仅把风景看成是一种自然状态,但是它却开启了人性,故而在完美形体的要求上达到了艺术的高峰,“健康,活泼,强壮的人体,角力竞技的本领,动物的禀赋,无不具备”,而这也是他们所认为的理想人体,“这种千载一时的形势和民族天赋汇合起来,在意大利产生了第一流的完美的人体画。”

而对于尼德兰绘画的考察,更注重它的民族性,“产生大量杰作而在所有的作品上印着一个共同特征的艺术,是整个民族的出品,所以与民族的生活相连,生根在民族性里面。这一片茂盛的花,按照植物的本性和后天的结构,经过树液的长期与深刻的酝酿,才开放出来。”尼德兰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他们拥有冷静的气质,拥有反抗的本性,喜欢享受,喜欢安静,所以和欧洲拉丁族相比,他们爱内容,爱真实,爱复杂,从而产生了尼德兰的宗教和艺术;而尼德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遭遇,使得绘画作品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就如自然科学发生的变化一样,“地质发生一次深刻的突变,必然有新的动植物出现,社会和时代精神发生一次大的变化,也必然有新的理想形象出现。”
 
而对于希腊雕塑的解读,丹纳认为古希腊的民族具有精明,巧妙和机智的头脑,他们拥有精细的感觉,懂得节制,对现世生活充满了欲望,力求恬静和愉快,所以希腊人的思想单纯,趣味单纯,而在艺术创造中,那些雕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单纯面对自己的体现:“他们所要欣赏的是和器官与处境完全配合的人,在肉体所许可的范围以内完美无缺;他们不要求别的,也不要求更多;否则他们就觉得过火,畸形或病态。”但是这种单纯性在丹纳看来,还有一个保证就是完美的人体制度,无论是舞蹈、体育,还是宗教,希腊人就是在追求身体制度的意义上,以一种和谐、完美、纯粹的方式创造着艺术品,“这是他们简单的文化使他们遵守的限度,我们的复杂的文化却使我们越出这个限度。”
 
考察三种各具特色、具有时代总体性的艺术,其实是为了解释丹纳所说的艺术品不是孤立的,它是总体世界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仅仅是普遍意义上的艺术品,也就是它的客观意义,但是为什么在利达的作品中,和达芬·奇同时代的人没有创作出和他一样优秀的作品?也就是当总体性一致的情况下,艺术品的主要特征并不是一样展现出来的,这就涉及到艺术品的价值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建立一种艺术创作的理想范式?

要达到艺术中的理想,这就需要艺术家的能力,丹纳认为,艺术家就是把一个基本特征构成观念,然后按照观念改变实物的一个人,从把基本特征变成观念,再把观念变成艺术品,这中间有一个“相符”的标准,也就说说,要让艺术品和艺术家的观念相符,就意味着艺术品变成“理想的”——从现实到理想,完全是艺术家的功劳,完全是艺术家观念的作用。所以丹纳在理想范式里建立了一个目的:“艺术品的目的是使一个显著的特征居于支配一切的地位。”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特征的重要程度、特征的有益程度、效果集中程度上达到理想状态。

特征重要的程度就是最大可能展现它的本质,本质在这里是一种“原素”,原素是深刻的,内在的,先天的,基本的,而原素之外是配合,配合是浮表的,是外部的,是派生的,“一个特征本身越不容易变化越重要,带来和带走的也是越不容易变化而越重要的特征。”只有充分展示原素的特征,让特征的重要程度发挥的最好,便能使作品的价值达到最好;第二是特征的有益程度,就是用作品本质性的力量达到高尚和完美,“一种力量和别的力量的关系来看,能抵抗别的力量,消灭别的力量,就更强。从它对本身的关系来看,作用不是使自己消亡而使自己发展,就更强。”而在效果集中的程度上,就是像文学作品一样,表现心灵,表现人物,表现风格,最理想的状态则是效果完全集中,“人物,风格,情节,三者保持平衡,非常和谐。”在造型艺术上,则是肉体、线条、色彩等原素的最充分集中。

可以看出,在丹纳所说的理想作品的三个尺度中,特征是否重要指向的是事物本身的稳定性,而特征的有益性指向的是它的外延力量,“重要的或有益的特征不过是对同一力量的两种估计,一种着眼于它对别的东西的作用,一种着眼于它对自身的作用。”而效果集中所反映的则是艺术品本身的价值属性:“凡是优秀作品所表现的特征,不但在现实世界中具有最高的价值,并且又从艺术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更多的价值。”而这三种尺度对于一件艺术品来说,就是一种目的论的意义,它是理想的状态,它是最优秀的杰作,它是不被时代所淘汰具有最高价值的作品,而在这个意义上,作品的总体性也是可以超越具体的种族、具体的时代、具体的环境,成为一种属于艺术品自身总体的代表。 

悲剧的诞生

编号:B82·1970502·0368
作者:(德)尼采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86年12月第一版
定价:4.45元
页数:387页

对“悲剧”情有独钟的尼采将他的美学体系命名为“悲剧的诞生”,在这里,尼采发现了艺术的起源以及艺术的分类,日神与月神、醉与强力意志……尼采以希腊悲剧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载体加以系统地论述,包含着尼采式的放纵与痛苦思想。本书选译了尼采代表性的美学著作,包括《悲剧的诞生》、《瓦格纳在拜洛伊特》、《偶像的黄昏》、《出自艺术家和作家的灵魂》、《曙光》等。


《悲剧的诞生》:艺术是生命的形而上活动

是的,我的朋友,和我一起信仰酒神生活,信仰悲剧的再生吧。苏格拉底式人物的时代已经过去,请你们戴上常春籐花冠,手持酒神节杖,倘若虎豹讨好地躺到你们的膝下,也请你们不要惊讶。、
       ——《悲剧的诞生》

日神与酒神,外观的幻觉和世界的复归,自我肯定的冲动和自我否定的激情,而当哲学开始苏醒,开始在悲剧的身体里再生,常春籐花冠和酒神节杖组成的仪式面前,艺术便开始演绎生命的本真意义,是的,一切都是舞蹈,一切都是梦幻想,一切都是醉态,而此时,德国精神也开始返回自身,“幸运地重新发现自身”。

返回自身,便是返回源头,在希腊神话中,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在二元对立中创造了希腊世界艺术的高峰,而实际上,艺术便成为“希腊意志”的一个形而上的奇迹行为,也正是在二元的对立结合中,艺术才从“听天由命”的希腊乐天变成生命的意志,由盲目挣扎的消极力量变成了生生不息的创造力量。不论是在阿提卡的悲剧中,还是在汉斯·萨克斯的诗歌中,尼采都看到了两种本能和两个艺术世界,一个是梦,一个是醉。首先是截然分开,梦代表着一种美丽外观的造型艺术,是一种内心的愉悦,“事实清楚地证明,我们最内在的本质,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深层基础,带着深刻的喜悦和愉快的必要性,亲身经验着梦。”所以在日神世界里,出现的是一个个体化原理的神圣形象,它的表情和目光表达了一种趋向“外观”的全部喜悦、智慧及美丽。而这种日神的冲动在某种意义上,是消除了原始的泰坦诸神的恐怖,用一种美的方式推翻泰坦王国,杀死巨怪,“然后凭借有力的幻觉和快乐的幻想战胜世界静观的可怕探渊和多愁善感的脆弱天性。”也就是将泰坦的恐怖秩序变成了奥林匹斯诸神的快乐秩序,而这种美的冲动就像是“玫瑰花从有刺的灌木丛里生长开放一样”。

从恐怖秩序到快乐秩序,日神用美构筑了一个生命的意志,“归根到底分娩出了整个奥林匹斯世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把日神看作奥林匹斯之父。而在日神身上,尼采还看到了生命世界原本就有的那种苦恼,“它以崇高的姿态向我们指出,整个苦恼世界是多么必要,个人借之而产生有解脱作用的幻觉,并且潜心静观这幻觉,以便安坐于颠簸小舟,渡过苦海。”为什么能够渡过苦海,为什么能解脱烦恼,就是因为日神用美的外观解救了生命中的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日神象征着一种适度,一种自知之明的适度,也就是在生命的遭遇中看见身上的苦和美,而这种适度在审美意义上则变成了“认识你自己”和“勿过度”的要求,“反之,自负和过度则被视为非日神领域的势不两立的恶魔”。在尼采看来,用这样的美的映照来对抗痛苦而产生的艺术才能和智慧,他称之为“素朴”,而素朴的代表便是荷马,“而作为它获胜的纪念碑,我们面前巍然矗立着素朴艺术家荷马。”所以做梦的希腊人可以看成是许多荷马,而荷马又可以看成是一个做梦的希腊人。

愉悦,美和快乐秩序,这是梦的世界,而在梦之外,则是另一个醉的世界,而当酒神登场,是唤醒还是沉醉?是自我的苏醒还是自我的否定?是的,在素朴的荷马旁边总是站在一个阿尔基洛科斯,他用愤恨讥讽的呼喊,用如痴如醉的情欲,“让我们心惊肉跳”,而在这所谓的主观艺术家身上,他的一切表现是不是一种非艺术?阿尔基洛科斯作为希腊的第一个抒情诗人,他的心惊肉跳的行为是向吕甘伯斯的女儿们表示他的痴恋,但同时也表达了他的蔑视,所以当这两样东西同时出现的时候,“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并不是他的如痴如狂颤动着的热情。”还有那种恶作剧,当醉卧者在酒神和音乐的魔力下迸发出生命的火焰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首抒情诗,而慢慢发展下去,便出现了恶作剧和喜剧酒神颂。而正是这样的酒神之醉,和荷马所代表的日神之梦形成了对立,尼采说:“由阿尔基洛科斯开始了一个新的诗歌世界,它同荷马的世界是根本对立的。我们以此说明了诗与音乐、词与声音之间唯一可能的关系:词,形象,概念寻求一种同音乐相似的表达方式,终于折服于音乐的威力。”

对立其实并非是日神和酒神的意义,而是要在这样的对立中找到两种形态的结合点,而这种结合点便是希腊的悲剧。“在日神的美的冲动支配下,怎样发展出了荷马的世界;这‘素朴’的壮丽又怎样被酒神的激流淹没;最后,与这种新势力相对抗,日神冲动怎样导致多立克艺术和多立克世界观的刻板威严。”而酒神在激情苏醒之后,就将主观化入到浑然忘我之境,也就是说,日神激活了我们的梦的形象世界,而酒神的醉的现实,则是将个人的东西蓄意毁掉,这种毁掉在真正意义上是激发生命中最原始本能的那种力量,也只有在梦的激活和个体的毁掉之后,才能从新的起点出发,才能让悲剧再生。

“希腊人替歌队制造了一座虚构的自然状态的空中楼阁,又在其中安置了虚构的自然生灵。悲剧是在这一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因而,当然一开始就使痛苦的写照免丢了现实性。”酒神洪流刺激着民歌多产,和日神创造的史诗相比,歌队成为了悲剧的核心,它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理想观众的角色,实际上,抛开群众的道德悟性和观众的审美意义,歌队代表的悲剧意义,是回归到原始,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在酒神颂里,萨提儿歌队是希腊艺术的救世之举;在这些酒神护送者的缓冲世界中,那些突发的激情渲泄殆尽。所以,“希腊人在萨提儿身上所看到的,是知识尚未制作、文化之闩尚未开启的自然。”对希腊人来说,萨提儿是人的本真形象,人的最高最强冲动的表达,“是因为靠近神灵而兴高采烈的醉心者,是与神灵共患难的难友,是宣告自然至深胸怀中的智慧的先知,是自然界中性的万能力量的象征”。所以歌队艺术实际上就是“酒神气质的人的自我反映”。

但是这种自我反映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戏剧艺术的魔变中,“酒神的醉心者把自己看成萨提儿,而作为萨提儿他又看见了神,也就是说,他在他的变化中看到一个身外的新幻象,它是他的状况的日神式的完成。戏剧随着这一幻象而产生了。”幻象产生,所以酒神也并非只是舞台的主角和中心,而是变成了被想象的“在场”,或者说,悲剧从歌队的“合唱”变成了“戏剧”,也就产生了两种截然对立的风格,一方面进入了酒神的合唱抒情,另一方面则进入了日神的梦幻舞台,不管是语言,情调、灵活性、说话的原动力,都有了不同的表达领域和方式。

但是,就如俄狄浦斯的神话一样,酒神智慧被看成是反自然的噩梦,潜在的弑父娶母情结是威胁着最神圣的自然秩序,所以在欧里庇得斯看来,要将酒神因素从悲剧中排除,而把悲剧完全重建在非酒神的艺术、风俗和世界观之上,这种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意图实际上就产生了苏格拉底的学说,“欧里庇得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面具,借他之口说话的神祗不是酒神;也不是日神,而是一个崭新的灵物,名叫苏格拉底。”欧里庇得斯说“理解然后美”,苏格拉底说“知识即美德”,他们呼应着一个理性主义的早期实践,所以,在知识的世界里,酒神必然是和苏格拉底相对立,直觉从事批判,或者知觉从事创造,“真是一件赤裸裸的大怪事”,在他看来,悲剧艺术从来没有“说明真理”,且不说诉诸“不具备多大智力的人”,甚至不能诉诸哲学家:这是拒斥悲剧的双重理由。所以他和柏拉图一样,认为悲剧只是一种谄媚艺术,娱乐的特性掩盖了“有用”的意义,所以他要求他的信徒们戒除和严格禁绝这种非哲学的诱惑。

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甚至欧里庇得斯,在知识的理解中,在美德的追寻中,将悲剧剔除出去,实际上,他们对于悲剧的反对就是反对一种生命的本真状态,所以在你才看来,苏格拉底是“第一个不仅能遵循科学本能而生活,更有甚者,而且能循之而死的人”。所以赴死的苏格拉底在和生命本真对抗,在他们的世界里,把具备最高知识能力、为科学效劳的理论家视为理想,所以作为其原型和始祖的苏格拉底毁坏了我们社会的病菌,是想入非非的乐观主义者,而他的这种“希腊乐天”取代了酒神精神,也和代表美好的“素朴相对立,和荷马相对立。

而真正的悲剧是什么?尼采说:“悲剧文化最重要的标志是,智慧取代科学成为最高目的,它不受科学的引诱干扰,以坚定的目光凝视世界的完整图景,以亲切的爱意努力把世界的永恒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来把握。”也就是悲剧文化抛弃了苏格拉底的科学,抛弃了希腊乐天,在永恒痛苦中把握生命的意义,而这种永恒痛苦便是形而上的快感,是“本能的无意识的酒神智慧向形象世界的一种移置”。酒神智慧和日神的形象世界,这便是对立的结合,“在我看来,日神是美化个体化原理的守护神,唯有通过它才能真正在外观中获得解脱;相反,在酒神神秘的欢呼下,个体化的魅力烟消云散,通向存在之母、方物核心的道路敞开了。”也就是说,日神和酒神的对立体现的不是世界的任何物理性质,而是其形而上性质,不是任何现象而是自在之物。

这种自在之物便是生命的力,尼采就是通过对苏格拉底主义、乐观主义辩证法的批判,击破这些理论家的自满和乐观,从希腊悲剧的源头恢复生命的强力,从而在日神与酒神的对立结合中达到艺术的形而上学意义,在1888年《偶像的黄昏》“我感谢古人什么”中,尼采说:“肯定生命,哪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作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所以《悲剧的诞生》实际上就是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起点,这部尼采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成为他高声呐喊的声音:“我借此又回到了我的愿望和我的能力由之生长的土地上——我,哲学家狄奥尼索斯的最后一个弟子,——我,永恒轮回的教师……”

但是这大声地呐喊并非是针对知识体系,绝非是针对理性主义,而是指向那些毁灭生命本真的颓废形式,在《强力意志》中尼采就把宗教、道德和哲学看成是人的颓废形式,而与之相反的则是“艺术”,和美一样,艺术的渴望就是“对性欲颠狂的间接渴望”,然后这样的快感传导给大脑,从而通过“爱”而变得完美,所以“艺术是生命的本来使命,艺术是生命的形而上活动……”而在希腊悲剧时代之后,艺术的这种形而上意义被道德、宗教和科学所代替,这是谎言的不同形式,人们似乎借助他们而相信了生命,所以艺术的道德化,艺术的宗教意义,以及艺术在现代科学中的生存都变成了对于生命的扼杀,而其中最恶劣而卑鄙的是基督教对于人性的摧残,
对希腊人来说,性的象征本身是可敬的象征,“是全部古代虔敬所包含的真正深刻意义”,这里有生殖,有怀孕,而在生育行为中,“每个细节都唤起最崇高、最庄严的情感”。但是在基督教的世界里,它们“怀着根本反对生命的怨恨,把性视为某种不洁之物:它把污秽泼在源头上,泼在我们生命的前提上……”所以代表道德的基督教义“把艺术、每种艺术逐入谎言领域,——也就是将其否定、谴责、判决了”。

所以,在尼采看来,真正要让悲剧再生,就是肯定生命:“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作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而在这种恢复和寻找生命意志的过程中,艺术成为唯一的救赎,“艺术,除了艺术别无他物!它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伟大手段,是求生的伟大诱因,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所以尼采的目标是在德国问题中找到突围的希望,找到艺术博兴的力量。他说:“酒神智慧。德国音乐和德国哲学的统一。”在他看来,外来入侵势力迫使德国精神长期在一种绝望的野蛮形式中生存,经受他们的形式的奴役之后,“悲剧时代的诞生似乎仅意味着德国精神返回自身,幸运地重新发现自身。”所以,“今日我们正经历着悲剧的再生”,而在这种再生中,尼采在瓦格纳的身上看到了某种希望,但同时也发现了和悲剧精神相悖的东西。

瓦格纳,曾经被尼采看成是“高贵的先驱者”,看成是艺术忠诚的代表,看成是德国精神的伟大变革者,但是在瓦格纳身上,尼采同样看到了他对政治的狂热,对知识的迷恋,以及不断滋长的英雄主义,实际上,瓦格纳代表着一种“无时代的人”,有着颓废和蜕化的生命,有着求毁灭的意志,有着极度的疲惫,所以“瓦格纳是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他的痉挛的激情,他的过度亢奋的敏感,他那要求愈来愈刺激的佐料的趣味,被他美化原则的反复无常,以及他的男女主人公的选择,都在说明他的艺术在追求着一种说谎的才能,所以在音乐的幻觉中,在德国趣味中,尼采和瓦格纳决裂——“瓦格纳的舞台只要一样东西——日耳曼人!……日耳曼人的定义;服从加长腿……瓦格纳热和“帝国热”同时消退,这是意味深长的,两者证实同一个道理:服从加长腿。”

撇除道德和谎言,撇除宗教和科学,作为一个“不合时宜的漫游者”,尼采在希腊悲剧中看到了艺术和生命的真正归宿,同时也看到了那些宗教、道德和科学隐藏的巨大灾难,所以在重估一切价值的悲剧里,尼采发出了最震人发聩的声音:“我期待着一个悲剧时代:一旦人类具备一种觉悟,进行最艰苦却必要的战争,并不因此痛苦,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即悲剧,就要复活了……”

哲学研究

编号:B87·1970502·0367
作者:(奥)维特根斯坦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6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8.00元
页数:358页

作为分析哲学的代表,维特根斯坦始终致力于对语言本质的探究,与他的《逻辑哲学论》一样,维特根斯坦以片言只语的形式深入到语言的内部:如何使用语言、如何发挥语言的意义……当然,这并不是说《哲学研究》只是一部西方语言学的著作,它在更深层意义上探讨了语言的哲学意义,一种充满游戏式的形式主义。”


《哲学研究》:本质对我们是隐藏着的

假定每个人都有一个装着某种东西的盒子:我们把这种东西称之为“甲虫”。谁也不能窥视其他任何一个人的盒子,而且每个人都说他只是通过看到他的甲虫才知道甲虫是什么。

盒子一定是封闭的,它属于每一个拥有的人,在不被打开的时候,在无法窥视的时候,和每个人有关的盒子当然呈现出一种私人性,但是关键是,这样一种设定是不是为了公共性上被说出?维特根斯坦显然已经表明了这个游戏的用意:让大家知道甲虫是什么?在每个人可能侵入私人化的盒子的过程中,所需要的是“说”:“每个人都说他是通过看到他的甲虫才知道甲虫是什么。”说是关键的行为,在他看到甲虫并知道甲虫是什么的时候,他才能说,而说的对象便是他们——从他看到并知道并说出,到他们知道他人的甲虫是什么,似乎这个游戏才会终结。

但是私人性和公共性在这里是矛盾的,当他们不是通过自己的窥视看见别人盒子里的甲虫,当自由通过每个人的说知道甲虫是什么,这种公共性依然可能只存在于甲虫的私人性中,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出了一个可能:“盒子甚至是空的。”也就是被他们知道的甲虫在说的过程中可能是一种阙如,因为盒子里的东西可以完全被“约简”了,无法它是什么,在说的过程中都在可能性里变成了没有的“甲虫”,所以维特根斯坦说:“盒子里的东西在该语言游戏中根本没有位置。”甲虫在语言游戏中没有位置,恰恰就在于它是私人经验,恰恰在于它是一种指称,也恰恰在于它是以“对象和名称”的模式来解释感觉表达式的语法,因为,“关于私人经验的根本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每个人拥有他自己的范本,而是没有人知道究竟其他人有的也是这个还是另外的某种东西。”

它是经验意义上的感觉表达式,就像说“红”的时候,只是指称一种私人的东西,它无法帮助我们把握它的功用,一部分人对红有一种感觉,意味着另一部分人则有另一种感觉,在这里没有判断,没有判断上的认同,也没有逻辑,没有逻辑里的命题,它只是一种经验,一种对经验的描述,所以它是有特定用途的工具,而无法成为事实的“词语图像”,它是“看上去是怎样的”一种表达。所以当盒子属于每一个人,当“甲虫”是被每个人描述的,其中导致“致人迷误的因素”就在于那个“说”,那个称之为以“对象和名称”模式来揭示感觉表达式的语法,因为,在这个“说”的语法中,“对象就会由于不相干而不被考虑。”

语言到底是什么,说的过程意味着什么?维特根斯坦从儿童学说话时使用原始形式的语言这一例子开始,指出语言的教学是一种训练,它是一种“实指教词”,也就是说,它是在指向实体的过程中训练成一种原始语言,在这里没有“说明”,这种“实指教词”的语法是“……表示……”,比如工具箱中的工具,锤子、钳子、锯子、起子、尺子、熬胶的锅、胶、钉子和螺钉,它们首先是可以被指出的实体,然后变成了训练中的词,但是在词和实体的对应关系里,“表示”的训练只是一种标出,一种把被表示的对象用该指号标出,在这个过程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当我们说:‘语言中每个词都表示某种东西’时,我们还没有说出任何东西;除非我们已经确切地说明了我们希望作出的是什么区别。”

但是,当对象被标出,语言中的词表示了该对象,有人通过标记把工具拿出来了,这其中是不是有变成了行动的断定?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叙说是一种活动,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甚至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和动物一样,“命令、提问、叙述、聊天如同走路、吃、喝、游玩一样,是我们的自然史的一部分。”甚至这种实指也可以指向颜色,指向种族,指向方位,“在每一个场合中,对实指定义都可能作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在这个行动的断定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一个人若要能问及一个东西的名称,他必须知道某种事情,那么这个“知道”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命名,而且是对东西的命名,是在名字和被命名的东西之间建立一个关系,“这关系很可能就存在于下面这些事实中:我们在听到该名称时便在心中唤起被命名的东西的图象;把名称书写在被命名的东西上;或者是在指着那个东西时发出那个名称的读音来。”

命名一个东西名称,在名字和被命名的东西之间建立关系,这似乎就是“对象和名字”模式的建立,但是这个模式在唤起了东西的图像,在指出了名称的读音之外,其实也使用了意义,而意义之出现,不是作为名称的承担者,而是名称的意义,就像“X存在”,X在这个句子里,X是作为名称的承担者出现的,当X不存在,只是名称的承担者不存在,而不是意义的不存在,意义还在,它就是这个句子的使用状态中,不是随着名称承担者的消失而消失,所以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它是一种“只在自为地”存在,由此,这个对象和名称的模式就超出了感觉表达式的语法,而具有了哲学性,“当语言休假时,哲学问题就产生了。在这里,我们可能真的会幻想命名是心灵的某种奇异的活动,好像是对一个对象施行的洗礼。”“X存在”也从名称承担者的存在描述变成了有关“X”这个词的使用命题,由此,维特根斯坦引出了语言的本质这一问题,那就是要寻找语言游戏的共同点。

要找出语言游戏的共同点,必须对各种各样的东西找出相似之处,类比于人的体形、相貌、眼睛、步姿、性情,只有在家族成员之间找出这些东西相互重叠和交叉的东西,那么相似性便凸显出来,所以维特根斯坦从“家族相似性”出发将语言游戏纳入到一个家族中,它需要研究的是功能和结构,研究的是命题和思想,而且是要把本质看成是“某种处于表面之下的东西”,因为,“本质对我们是隐藏着的。”当我们问什么是语言,什么是命题,它们都不是一劳永逸地给出了答案的问题,也不是依赖于任何未来经验可以从中得出答案的问题,只有从内部透过去才能看到,只有将被分析所挖掘出来的东西找出来,那么语言的本质才会显露出来,而这也正是维特根斯坦语言分析哲学的意义所在。

如何从内部透过去,如何分析而挖掘?语言哲学涉及的不是“对象和名称”的感觉表达式,也不是经验主义的图像模式,而是命题,是思想:命题不是一般的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思想的本质是逻辑,是一种先天秩序,这种秩序到底如何产生?维特根斯坦说“本质对我们是隐藏着的”,但是只要存在意思的地方,就一定有完美的秩序,即使意思是通过含糊的语句表达出来的,也有完美的秩序,这种秩序的存在就在于有逻辑,在于是一个命题,“逻辑所处理的命题和词被认为是纯粹而又明确的东西。”所以在分析哲学中就没有假设性的东西,就必须抛弃说明,就必须解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哲学是处在“我不知道出路何在”的疑惑中,但是正是这种疑惑而将思想带入到光明之处,所以,“哲学的成果是使我们发现了这个或那个明显的胡说,发现了理智把头撞到语言的界限上所撞出的肿块。”也就是说,这个隐藏着的本质,这个疑惑中的光明,是通过哲学发现“胡说”、撞出了肿块中获得的,“哲学的任务并不是通过数学或逻辑-数学的发现去解决矛盾,而是使我们有可能看清楚给我们造成麻烦的数学的现状:在矛盾解决之前的事态。”

哲学依赖的逻辑所处理的是纯粹而明确的东西,那么关乎的命题和词就指向了“事情是这样”的形式,命题不管是真是假,它都是一种真值函项演算应用,都是和真概念相吻合,我们可以不说“事情是……”而说“这是真的”。而在语言意义上,从这个命题出发,我们在真概念里就能做这样的事:“好像我们在一刹那就能掌握一个词的全部使用。”所以维特根斯坦说,理解一个语句意味着理解一种语言,理解一种语言意味着掌握一门技术。要理解一门语言,要掌握一门技术,就必须要有一种规则,那么,规则又是什么?维特根斯坦认为,规则是一种代替,是一种表达形式代替另一种表达方式,这种代替不是建立在“遵守规则”的私人性意义上的,因为私人地遵守规则意味着它的不可替代性,而是建立在人类的共同行为方式上,就如一个人来到了陌生的国度,他听不懂那里的语言,无法理解和服从规则,所以必须有一种基于可代替的规则,必须有共同的行为方式,“人类共同的行为方式乃是我们据以解释陌生语言的参考系。”

共同的行为方式指向一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不是两个事物像一个事物的同一性,而是把一个事物显示给我的东西应用到两个事物中去,“我们有一种正确无误的同一的范例即事物自身的同一。”所以同一性是事物与其自身的同一。在这里,同一是一致,是相同,但是所谓的一致和相同只是同一性的权宜手段,其本质则是事物的自明性,“只有在一个规则的所有结果于我而言都是自明的情况下,就像我把这种颜色称为“蓝色”是自明的一样,在我看来它才能预先就产生了它的全部结果。”所以通过语言的沟通,不仅要用定义的一致而且还有有判断上的一致,自明性才能指向内在经验,才能从内在中透出其本质,才能超越我的私人性而成为一种逻辑规则,而这才是语言游戏的开端。

在这里,维特根斯坦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感到痛”这个被使用的语言,当他说到痛的时候,如果只是在描述个人的感受,就会变成盒子里的“甲虫”,它可能在语言中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因为痛在这里仅仅是一种对痛这一名称的“指称”。痛必须成为一种痛的范型,必须传递思想,必须表达一个命题,“在‘他感到痛’这句话的语言游戏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是行为的图画,而且也有痛的图画。”行为之外的语言,语言建立的范型,范型带来的图画,这就是在命题中表达了思想的哲学,它在语言的基础上,所以,“本质就表达在语法之中。”由此,维特根斯坦说,“当你学会语言时你就学会了‘痛’这个概念。”

但是不管是概念还是命题,不管是规则还是逻辑,不管是自明性存在还是思想中的范型,当语言不再是死的记号,即意味着它被赋予了生命,而语言的生命就在于“它的使用”,而这也是让哲学从形而上学意义回到日常生活的一种必然。但是记号被被赋予生命而成为语言,是因为它本身就含有生命之源,还是使用才是它的生命之源?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使用意味着和现实发生接触,意味着实现尚未满足的东西,“期待是尚未满足的,因为它是对某种东西的期待;信念,意见是尚未满足的,因为它是这样的一种意见:某种实际的、仅在于意指过程之外的东西是事实。”所以意指就是“向某个人走去”,“它们表达我们的兴趣并且指引我们的兴趣。”这种表现为愿望、期待和疑虑的语言生命,就能改变“哲学之病”,“哲学之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偏食:人们只用一种类型的例子来滋养他们的思想。”

让哲学回到日常生活,让语言在使用中被赋予生命,当我们说:“这书是我的书吗?”“这只脚是我的脚吗?”“这个身体是我的身体吗?”“这个感觉是我的感觉吗?”每个问题不仅都是实际上的应用,而且在自我意识产生的疑惑中,在日常生活忽视而产生的晕眩中,其实已经具有了改变“偏食”的意义,它在你心中发生,却使人懂得了我们所使用的表述,就会成为被使用的图画范式,“我们感到好像我们已用思想把实在捕捉到我们的网中了。”在这个捕捉的过程中,它不再是那个盒子里的“甲虫”,它从盒子的内部爬了出来,它变成了有意义的存在,在说出而成为了实在的一部分,由此思想便和实在建立了同一性:“如果我错误地说某物是红的,那么不管怎么说,它就不是红的。”

实用主义

编号:B86·1970315·0359
作者:(美)威廉·詹姆斯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79年8月第一版
定价:13.80元
页数:224页

威廉·詹姆士对“实用主义”作过如下定义:“即经验主义的态度……实用主义者坚决地、断然地抛弃了职业哲学家的许多积习。它避开了抽象与不适当之处,避开了字面上解决问题,不好的验前理由、固定的原则和封闭的体系,以及妄想出来的绝对与元诗等等。”这是威廉·詹姆士试图对哲学的难题进行解答,试图以实践的方法认识世界,认识“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


《实用主义》:只不过是确定方向的态度

真理这个以大写T开头而又是单数的词,既然是抽象名词,当然要求抽象地为人所承认,但是各种具体的真理就只有在被认为是方便的时候才需要承认。
       ——《第六讲 实用主义的真理概念》

真理如何命名一种存在?它是一种观念还是一个事实?它是在一个已经确定的永恒世界里,还是在不断确认的认识过程中?它指向的是经验主义的实在,还是指向理性主义的纯粹?而当真理只是一个以大写T开头的词,一个单数的词,一个抽象的词,是不是会永远陷入到形而上学的不可知论中?

形而上学的争论,是关于“这个人是否绕着松鼠走”,一只树上的松鼠,一个树下的人,他们在相互对立而不可见的两面,这个两面制造了这样一种争论:人是绕着树看那松鼠,但是松鼠总是以同样的速度跑到他的反面去,也就是说,人和松鼠总是隔着不可见的那棵树,所以最后被争论的形而上学问题是:人是否绕着松鼠走?或者说当人绕着树在走,松鼠绕着树在跑,是因为人绕着树而追着松鼠,还是松鼠绕着树追着人的反面?

对于这争论的问题,威廉·詹姆斯给出的方法是:找出它们之间的差别,也就是所谓的“绕着”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如果说松鼠在从北面到东面再到南面再到北面,在一种循环中人就是绕着它跑的,因为人也完成了这个过程;但是,如果人先在松鼠的前面,然后再到右边,再到前面再到左面,当回到前面完成一个循环的时候,就不是绕着松鼠跑了,相反,而是松鼠绕着人在跑。所以在这两种差别的解释里,詹姆斯很明确表示:松鼠和人都是在相对运动,那个这个所谓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也就具有了相对性,“你们两边都又对又不对,就看你们对‘绕着跑’这个动词实际上是怎么理解的。”

“又对又不对”的解释是缓和了争辩,但是缓和是不是消除?詹姆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这个人是否绕着松鼠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种折中,或者是一种妥协,找出矛盾中的差别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实践,但似乎并没有真正从所谓的真理上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成为形而上学的问题,因为是被一棵树挡住而对立成了两面,因为对立面就可能建立起了不同的原因体系,是先有人跑这个原因而导致了松鼠绕着跑的结果,还是先有松鼠跑的结果才导致了人绕着跑的结果?

也就是说这个争论的产生就是把人和松鼠放在了不同原因下,当一个问题被放置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认识中,它永远是被争论的,而詹姆斯的态度很明确,这种争论需要的是调和,需要的找出差别,而实用主义首先作为一种方法论,其最本质的意义就是给出方法:“实用主义的方法主要是一个解决形而上学争论的方法,否则,争论就无尽无休。世界是一还是多?是宿命的还是自由的?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些概念的任何一对中的任何一个都既可能适用于又可能不适用于这个世界;对于这些概念的争论是无止境的。”很明显,实用主义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争论的终结者,就是把无止境不同原因的现象放置在一个必然要终结的体系里,当终结的时候,一还是多,宿命还是自由,物质还是精神,就没有了形而上学的意义。

的确,在詹姆斯的观念体系里,哲学就是遭遇了“两难”,哲学是什么,他认为是“我们对人生真谛的一种多少有些说不出来的感悟”,感悟是建立在个体意义上的,而个体具有不同的气质,它是崇高的,也是平凡的,它鼓舞我们的灵魂,它又制造疑惑和劫难,它能照亮世界的前景,但是它有时又常常让我们讨厌。而在这种气质主义下,哲学就呈现为两难,詹姆斯把相似的对比用两个名词来概括: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是对于信仰抽象和永远原则的态度,经验主义是对于各种各样原始事实的观点;理性主义者赞成所谓的意志自由,经验主义者是一个宿命论者;理性主义具有宗教性质,但它不解释具体的世界,“同具体的事实和快乐与痛苦,毫无实际接触”,经验主义是和具体事实的经验有关,但是又带有非人本主义和非宗教色彩;理性主义具有高尚纯洁的特色,却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指向的完善变成了一件遥远的事情;经验主义者常常关注单独的、实际的特殊的事物,甚至是那些可怕的纷乱、惊奇、暴虐和它所表现出来的粗野……

威廉·詹姆斯:人其实是绕着实用主义在跑

一种是柔性的,一种是刚性的;一种是唯心主义的,一种是唯物主义的;一种是乐观主义的,一种是悲观主义的;一种是宗教信仰的,一种是无宗教信仰的;一种是意志自由论的,一种是宿命论的;一种是一元论的,一种是多元论的;一种是武断论的,一种是怀疑论的……而把这哲学上的两难区分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不是就是一种简单甚至粗暴的划分?詹姆斯也说到了这种区分方法,“哲学是充满了种种精微的推理、剖析和审慎,哲学领域里有各种结合与转变,现在却把它的冲突场所说成是两种敌对气质的横冲直撞的混战,这是多么无情的讽刺,竟把最高级的事物用最低级的表达方式说出来:这是多么幼稚的皮相之见!”但这是所谓哲学专业人士的批判观点,而把哲学“粗鲁”地分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詹姆斯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把完全对立的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调解——似乎越是粗浅,越是粗鲁,越是“难以饶恕”,就越能体现实用主义的意义,因为,他说:“我提出这个名称古怪的实用主义作为可以满足两种要求的哲学。它既能象理性主义一样,含有宗教性,但同时又象经验主义一样,能保持和事实最密切的关系。”

“我所描绘的图画不管如何粗俗简略,却完全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实用主义才是真正具有真理性质的观点,才能认识世界的本真,才能在所谓的形而上学争论中刹车而走向终结。实用主义从希腊词派生而来,意思是行动,是实践,引用德国莱比锡著名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的话说,就是:“所有实在都影响实践;对我们说来,那影响就是实在的意义。”实践而实在,就是把一切的理论都变活,在詹姆斯看来,实用主义本质上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在注重特殊事物上,它和唯名主义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它和功利主义是一致的,而在抛弃形而上学抽象问题上,它和实证主义是一致的,就如副标题,实用主义是“一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

但是,让旧思想穿上新外衣,并不仅仅是名称上的置换,而是给所谓的哲学难题找到活起来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就是“差别论”,就如“这个人是否绕着松鼠走”的这个形而上学争论,其真正的差别就是每种说法背后的原因,而差别最后的作用是消除无休止的争论,找到最后的终点:“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它走在最后,所以它是目的论的,而这个目的就是真理,就是那个以大写T开头而又是单数的词,并把它从抽象名词变成一种具体的存在,“因此实用主义的范围是这样的——首先是一种方法,其次是关于真理是什么的发生论。”

实用主义为什么会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实用主义是关于实践、实在的方法论,在詹姆斯看来,不论是具体的物质实体,还是与思想、感觉、灵魂有关的“精神”实体,都是实用主义的对象,也是实用主义的主体,而且用实用主义考虑形而上学问题,其最终目标是一致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实用主义者看见的是一个通向无限的上帝。“我个人相信要证明有上帝,主要乃在于自己的内在经验。当这些经验使你相信你有上帝以后,上帝这个名称最少会给你一种精神上休假日的好处。”在这里个人经验主义中的上帝取代了那个宗教意义上的上帝,不仅是一种“有神论”的现实实践,“如果我们的信仰把它具体化起来,变成一个有神论的东西,它便成为一个有希望的名词了。”而且,也取消了唯物主义的意义,在詹姆斯看来,世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的世界已经完成,另一部分的世界没有完成,完成的世界里,不论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还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都没有了任何意义,因为世界已经发生而且完成了,寻找原因就没有了意义,重要的是未完成的世界,而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世界是会毁灭的,也就是说最遥远的那个宇宙的终点注定是走向毁灭的,这种毁灭无法保证我们理想的利益,无法实现遥远的希望,所以,“这种完全的最后破裂和悲剧就是现在所理解的科学唯物主义的实质。”

也就是否定了世界的唯物性,而只有上帝,可以“保证一个理想的秩序可以永久存在”,也就是说,只有有神论才能保证永恒性,而实用主义在自己内在经验中树立的那个上帝就是把希望带进经验中,“对于将来便有一个更可相信的看法。”所以,实用主义的本质是向后看的,看到在事实之上永久存在的“庄严高尚的东西”: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生命本身会变成什么样子?实际上,詹姆斯建立这样一个体系,其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让实用主义成为一种统一体,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无论是高尚还是低微,无论是抽象还是具体,只有用实用主义的这种折中、功利、甚至妥协,才能最终抵达真理。

这种调和在《一与多》里有了进一步的阐述,一元论和多元论,也是一种争论,但是其实在詹姆斯看来,一与多只不过是不同的立场而已,就像人和松鼠的争论一样,“世界是一”其实不是起源论,实际上它的意义是“目的的统一性”,也就是说,世界只有一个目的,在这个目的下有多元的可能,但是这一切的多只是系统的组成方式,它是相互依附、相互连接的宇宙,而当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整体,就是一个系统,就在一个目的中“为他讲一个故事”,而这个统一成整体的目的论就是实用主义:“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借着人类不断的努力而组成的联络系统,世界正日益统一起来。”

这种统一性,对于具体事物而言,它吸纳了常识,在“永远是不完整的,时有增损的”情况下,实用主义把新事物加进去,从而形成新的经验,与就真理结合之后、互相修改之后,就变成了趋向最终结果的新真理;实用主义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又是一种人本主义,因为,“既然真理并不就是实在,而只是我们关于实在的信念,那就必然含有‘人的因素’;但这些人的因素,只有在任何东西都是可以认识的这一意义上才能认识那非人的因素。”在以内在经验形成上帝的过程中,实用主义又具有了宗教特色,因为是趋向于最后的结果,是为了把不完整变成完整的整体,所以它是改善主义的,和宗教一样,它最终是为了终极的善,“只要你承认宗教可以是多元的或仅仅属于改善性质的,实用主义就可以说是宗教性的了。”

实用主义是对于常识的统一,但是一种人本主义,是具有宗教特色的,所以实用主义必然是一种真理,“真理是善的一种”,这种善也是真的,“凡在信仰上证明本身是善的东西,并且因为某些明确的和可指定的理由也是善的东西,我们就管它叫做真的。”实用主义的真理性在詹姆斯看来,更重要的意义是观念和实在的“相符”,只有相符,它就是在临摹实在的——具有经验主义的特色,而且,实用主义的真观念是一种“能使之生效,能确定,能核实的”观念,也就是说,实用主义永远面向将来,这就超越了面向过去的那个理性主义。

取代经验主义,超越理性主义,变成上帝,变成真理,这不仅是作为一种方法的实用主义的目的,也是作为一种主体的实用主义的意义,以大写T开头、单数、抽象名词的真理,在统一了逻辑与崇高、事实和经验,统一了神秘和实用、物质和精神,统一的一和多、宿命和自由,也统一了绕着松鼠跑的人和绕着人跑的松鼠,最终在世界的最末端找到了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甚至找到了不再引起争论的那个上帝:“实用主义愿意承认那生活在污浊的私人事务里的上帝——如果在这样的地方能找到上帝的话。” 

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

编号:B83·1970315·0358
作者:(法)罗兰·巴特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1997年1月第一版
定价:13.80元
页数:260页

罗兰·巴特为《少年维特的烦恼》建立了另一种文本,那种对原文和原语言进行解构正是罗兰·巴特舍之不去的情结。巴特的目的正是通过一种文本创造一个情境:有人正面对缄默不语的对方在温情脉脉中喃喃自语,这种恋人絮语就是巴特的超人之处:他手拿一把手术刀在不知疼痛地解剖语言,并按某种秩序进行重新组合,257个辞条便是257块骨头,然后巴特向着自己之外的人们叫喊:作者死了。


《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我说出口是为了让你回答起身子

正是由于我将你指定为什么,才使你逃脱了分类的死亡,使你摆脱了他人,使你脱离了言语,我愿你永远不朽。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是一个被陈述的结论,它的前语言是“他的什么”,他的什么是形容词,是被包括的定语,是寻找的范围,可以指向恋人,可以指向朋友,但是,“什么”的死敌却是“饶舌”,是“邪恶的炮制形容词的作坊”,也就是说,历数其特点的什么是一个含混不定的词,是摇摆不定的评价,是令人难受的印象——我行我素、执拗的结局是碰壁,“在恋爱中,这个什么对我来说是痛苦的,因为正是它是我们分离,因为我再一次拒绝认可我们的形象被分割开来,拒绝对方的变形”。而对于恋人来说,对于“什么”,会用一个回答:“你就是这样,恰恰就是这样。”

“他的什么”是别人的定义,而“就是这样”是消除了任何意义的选择,“不论来自自我的,还是来自他自己的系统;他只是一个没有上下文的文本”,甚至,他的什么,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替代,也无法在文本中插入任何形容词,但是,这就是被解构的文本,这就是恋爱中摆脱了他人的定义,摆脱了言语,“我愿你永远不朽”的意义就在于:“我从中得到快感,但毋需去辨识它。”这是无形容词的言语,这是自在的状态,这是逃离了死亡的存在:“我爱对方,并非因为他的(被历数的)优点特征,而是因为他的自然存在;由于某种你可以称为神秘的意念作用,我爱,但并不是爱他这个人怎样,而是爱他存在着。”

就是这样的“不朽”在罗兰·巴特看来,就是一个关于恋人絮语的讲坛——“有人正面对缄默不语的对方(情偶)在温情脉脉地喃喃自语。”一个是“他的什么”,一个是“就是这样”,一个是缄默不语,一个是喃喃自语,在言语结构中,这是不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在罗兰·巴特给出的原则中,恋人不是“一个单纯的带有某种特殊症状的主体”,而是有着非现实的、难以捉摸的定西的存在,所以用一种“元语言”来编织自己的恋人絮语,在方式上,通过模拟演示代替表述,通过陈述代替分析,通过肖像代替心理描绘,而且将原有的人称“我”复活,让我制造喃喃自语,让我面对缄默不语的对方,以此,便有着这样的情境:“恋人的脑子也在转个不停,不断想出新花招,又不断跟自己过不去。他的话语总是呈万千语絮,一有风吹草动便纷至沓来。”也就是在情境中吗,恋人用对身体姿势的瞬间捕捉,来取代对静止对象的凝神关照,从而在一种“跟自己过不去”的状态中完成“就是这样”的不朽命名。

 

只有一个人,只有“我”,喃喃自语的我编制了这样一个系统,这是孤独的系统,包括表白爱情、袒露心迹以及谈恋爱,都不是人的孤独,而是系统的孤独:“我独自一人把它变成了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的真正表述是:“也许我不断地被迫接受我自己表述中的唯我主义”。唯我主义,就是喃喃自语的系统,就是“我”制造故事,就是我沉浸其中,就是我享受孤独,就是我追寻死亡。所以一切都是单向的,只有起点,却没有投射的目标。比如“相思”的絮语里,“思念远离的情人是单向的,总是通过呆在原地的那一方显示出来,而不是离开的那一方;无时不在的我只有通过与总是不在的你的对峙才显出意义。”也就是说,思念远方的情人“从根本上就意味着恋人的位置与他情人的位置无法相互取代”,这就是说:我爱对方要甚于对方爱我。这样的单向性很可能使我异化成一种女子,也就是在所处位置的颠倒关系中形成恋爱中男子的女性化,也就是自我的衍化中达到一种相思的平衡,本来恋爱中的双方都在寻求与对方的交融,“一个相互拥抱的意象,两个形象在此融为一体。”但是在远方情人的思念中,那个形象却只是一个干枯、泛黄和萎缩的东西。思念之苦包含着两种形式,一种是欲望,一种是需要,但是当欲望被需要所挤压,痛苦的絮语就出现了两个文本:“一是欲望,高举双手;另一是需要,张开双臂。”

不管是高举双手,还是张开双臂,其实都是一个人的喃喃自语,都是空空如也。单一的我在思念中,也在等待中,“我在恋爱着?——是的,因为我在等待着。”而对方从不等待。所以恋人注定的角色是:我是等待的一方。而这样的等待却提供了另一个文本:“某风流名士迷上了一个妓女,而她却对他说:‘只要你在我的花园里坐在我窗下的一张凳子上等我一百个通宵,我便属于你了。’到了第九十九个夜晚,那位雅客站了起来,挟着凳子走开了。”一百天的等待,在第九十九天的时候却取消了等待,当搬着凳子走开的那一刻,恋爱的对等结构取消了,并不是表述自己的主体地位不容取代,而是要恢复那种单一的“我”的状态,因为不取消离开,就意味着第一百天的到来,就意味着属于自己的恋人到来,而这种“属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对于恋爱中自我主义的亵渎。

而喃喃自语还需要继续,缄默不语也无法代替,一个唯我主义的系统里还有“怎么办”:“你爱夏洛蒂:要么是你有些希望,并由此而行动;要么你毫无希望,因此你得死了这条心。”这是“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的选择,而在这“心智健全”的人的语言之外,维特却回答道:“我偏要居于两极选择之间:也就是说,我不抱希望,但我仍然要——或者:我偏要选择不做选择;我情愿吊着:但我是在继续下去。”其实放弃选择,回到自我状态,回到喃喃自语的系统中,“情愿吊着”也还要在这个单一指向的系统中表达恋爱的絮语。

但其实,在喃喃自语之外,在“我”之外,另一个对象是存在的,这就是“你”,维特之于夏洛蒂,便是一种我和你的对等关系,在恋人絮语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像“我为对方感到痛苦”表达的同情,“在你温柔宁静的怀抱中”的搂抱,以及“我爱你”的呼唤,都建立了一种“我”-“你”的关系,所以在“闲话”中,“第三人称代词是个令人不快的人称代词:它是非人格化的代词,总意味着空缺、取消。人们的议论掠劫了我的心上人,还给我的仅是没有血肉的一个通用的替代,适用于不在场的一切东西。”也就是要取消那个非人格化的第三人称“她”,而要还一个有血肉的“你”——“在我看来,对方不应该是一个被指:你就是你,我可不想让人家对你评头论足。”这个你复活了,也就意味着成为一个不被评头论足不被别人定义的人,也就纳入到了自己的系统里,在这个有“你”的系统里,鼻子上的疵点成为肉体相关的符号,交谈成为反反复复议论的形式,献辞成了一种礼物的接触和感觉,即使“我要竭尽全力赠予你那会使你窒息的东西”,那个“你”也是站在我的前面,活在我的系统里,成为一个人格化的代词。在慵倦的状态下,甚至情欲也在等待中变成了一种行动:“我无休止地渴望着得到你。”仿佛看见一张沉睡的脸,微启的双唇,松软下垂的手的时候,“我就想扑上去”。

但是在这出现“你”的结构关系中,我其实并非改变对方缄默不语的状态,而这种未被改变的状态对于我来说,则开始了一种自设的情境,“比方说,如果我发现对方竟然在思考,我便不再会想。爱欲重又变得很飘逸,我又重新回到了一个意念,一个整体上:我又恋爱了。”重回其实是重建,以自我的方式折射出一个完整的恋人系统。这里有自我沉浸,在“我沉醉了,我屈从了……”的絮语中,麻木的状态却是若有所悟,“身心沉浸的妙处全在这里:我可以随心所欲,(死的)举动全由我决定:我信得过自己,我将自己托付给了谁?上帝,大自然,或是随便什么,除了对方)。”这里有自我惩罚,“恋人对自己情人感到负疚时,或者:想试图让对方看到自己受的罪时,总要(通过生活方式或服饰等)摆出一副自我惩罚的苦行相。”这里也有自我疯狂,维特在山里碰到的疯子却用寒冬腊月的鲜花献给夏洛蒂,“当他被关进疯人院时,是幸福的:他对自己一无所知。”但是这种疯狂却体会不到痛苦,疯子并不是在恋爱,而是在疯狂中体验人格解体,而“我”的自我疯狂是用“我在故我疯”的状态摆脱一种权欲:“我的疯狂并不意味着我很独特,而是因为我与一切社会性绝缘。如果说别人或多或少总是在为争得某种东西而奋斗,我可不想仿效,我不想捍卫任何东西,哪怕是我的疯狂:我绝不社会化(正像人们在提某某时说“他并不象征着”一样)。”这里也有自我打扮,那件蓝外套和黄背心的服饰实际上是一个将要被欲望毁了的生命:“蓝外套整个地将他包容了起来,周围的世界隐去了,除了我们俩以外什么都不存在;借这套衣服,维特为自己构造了一个孩童的身体,将男性和女性融为一体,外面一切都消失殆尽。”而在维特自杀的时候,人们发现他身上穿的正是这一套衣服。

而在这样一种自我编织系统的状态下,罗兰·巴特更关注的是写作和那句“我爱你”的絮语情境和意义。维特的絮语其实完全是一种和回忆有关的写作,是一种难以言传的爱的表达,当诱惑和内心冲突,当绝境和自我表达变成词语的时候,写作便成为一种自在状态:“不是什么都表达不了,就是表达得过了头:没法做到恰如其份。”写作不是因为自己太软弱,也不是自己太强大,而是在写作的旁边必须要进行写作,“一旦明白写作不会给你任何报答,任何升华,它仅仅在你不在的地方——这就是写作的开始。”所以那些和恋爱有关的絮语其实就是写作的自我表达,就是寻找一种安身的位置。而那句“我爱你”是不是也是一种写作的符号?一端是我,一端是你,本来是一个完满的恋爱系统,“我爱你”甚至在匈牙利语中结合成单独的一个字,所以在这个用爱栖身的句式里,我爱你这一具体情境“不是指爱情表白或海誓山盟,而是指爱的反复呼唤本身”。当说出“我爱你”的时候,它是一句话,是一个发音,“它的信息就包含在脱口而出本身,没有其他任何信息;没有蕴藉,没有丰富的内涵。所有内容都被包容在说出一这个动作本身”,这个动作是肉身和嘴唇紧密相连——张开你的双唇,咬住那个字眼,然后说出了。所以在这样一种动作中,“我爱你”的呼唤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个反符号:痛苦没有被否定,甚至连怨艾、厌恶、愠怒都没有被否定。正是通过呼唤,痛苦不再郁结胸中,不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不再转弯抹角和暗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陷入“一种无法排遣胸中愁结的不能自拔的状态”,也就是说,“我爱你”这一个词取消了符号意义,变成了一种爱情的原始冲动和自然表达,摆脱了爱情在花哨的表象上大做文章。

也就是说,我爱你从出发这一端抵达另一端,是为了寻找这样一种真实:“我也爱你”,所以巴特说:“我说出口是为了让你回答。”我爱你是属于所有人可付出的词,不管是抒情诗人,也不管事说谎者,还是流浪者,只要成为付出的主体,只要支出了这个词,那个他们就已经完成了自我的定义,“语言本身意识到自己无牵无挂,便孤注一掷了。”这便是“就是这样”的最终归宿,我爱对方就是因为他的自然存在,“由于某种你可以称为神秘的意念作用,我爱,但并不是爱他这个人怎样,而是爱他存在着。”爱着,永远爱着,这一切抵达的是永恒的终点,所以即使是最后的死亡,也并非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悲剧,而是永远爱着的满足。而这样的终极状态在罗兰·巴特看来,却是一种肯定,也是恋人絮语的意义所在,所以在这一解构主义的文本后面,罗兰·巴特实际上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反对社会化和现实化的表达。在恋人絮语的周围,其实是另外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嘲讽、遗弃、贬斥和忽略着恋人絮语,“而当某种道白放任自流,游离于现实土壤之外,独往独来时,它就只能成为一种肯定之载体,不管这一载体是多么的微弱。这一肯定便是本书将揭示的母题。”但是那现实之中的道白呢?那在社会土壤上结出来的恋爱结构呢?

社会化的恋爱是电视上不断重复的“我爱你”,是爱情小说中用绝对投射性的材料构成的主人公,没有那个系统,没有喃喃自语,没有爱着永远爱着的孤独,有的只是被命名的真实:“人们视为‘客观’的东西,在我看来却是造作,而人们视为疯狂、幻想、谬误的东西,我却看作真实。”甚至是那种污秽的爱,罗兰·巴特说:“一切不合时宜(落后于时代)的东西都是淫秽的。作为(现代的)神明,历史是专制的,不允许我们不合时宜。”所以在这样一个以理性的名义接受现代性和大众化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对激情的蔑视,而“爱情之所以是淫秽的(不合时宜的),恰恰在于它用情感代替了性欲”。而恋人的文本也被看成是没有任何崇高性可言,也就没有了社会意义,但在罗兰·巴特看来,那种微不足道的顾影自怜和平庸的心理活动构成的文本并非是真正恋爱的文本,而必须进行“回收”(recuperer),回收是回到传统的立场,是打消其破坏性。当恋人的情绪、感受与社会的习俗、规约格格不人,也就只能用这样的“回收”来意会,也就是说,在罗兰·巴特看来,一旦用社会所认可的、约定俗成的语言来表示它,那么借以界定恋人的特殊性——他的情感也就受到了侵犯,恋人也就不再成其为恋人了。

所以“我”要保持一个完整的系统,最后选择是是一种自杀,一种永远爱着的自杀,而这种自杀就是一种“清心寡欲”:“一方面,我并不反对声色世界,一任欲望在周身流动;一方面,我又将我的欲望附着在‘我的真实’上;我的真实就是绝对地去爱”。所以在清心寡欲的既是“我”的永恒,也是“你”的不朽,而那个我说出又希望让你回答的“我爱你”便成为一切的意义:“‘我爱你’萦系在我的心头,但我守口如瓶。”

袖珍神学

编号:B55·1970301·0353
作者:(法)保尔·霍尔巴赫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72年4月第一版
定价:1.00元
页数:130页

其实,在霍尔巴赫的著作中很容易找到无神论的痕迹,尽管他是一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者,但他所作的一切都在净化宗教,还宗教最本质地理解,甚至在最大程度上努力把神学划归于真理。霍尔巴赫的这本“简明基督教辞典”就是向人们表达自己的宗教观以及宗教理想。所释条目中深含霍尔巴赫最直接的目的与丰富的文学性,比如“僧侣–是每个文明国家里的第一等级。”、“基督教—要是反对它,就得成为罪人,要是怀疑它的真实性,就得成为疯子。”


《袖珍神学》:上帝不能创造自身

【信仰】这是至高无上的基督教道德:人们称之为神学道德,因为他对圣仆有利。没有信仰就没有宗教,因而也就不能获救。它具有使人们浸沉于神圣的愚钝之中的力量,与这种愚钝同时产生的是信神的顽固性和对不信神的理性的深恶痛绝。

词条“信仰”,便是解释什么是“信仰”:信仰是一种基督教道德,也被称为神学道德,在信仰的作用下产生了宗教,宗教的意义在于获得拯救。无论是神学还是道德,无论是宗教还是拯救,似乎都在阐释信仰的积极意义,但是当句号结束,信仰便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是“使人们浸沉于神圣的愚钝之中的力量”,并且和愚钝同时产生的还有一种顽固性和对“不信神的理性的深恶痛绝”。

一个条目,似乎就是用句号分开了两部分,而且是截然相反的两部分:一个是神学道德,一个是愚钝的力量,一种是产生了用以获救的宗教,而另一种则是对理性的深恶痛绝–一种对立就在同一词条下产生了,这是悖理还是同一?或者说,信仰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当保尔·霍尔巴赫这两句看似矛盾和对立的阐述,指向的却是同一个概念,或者是同一种信仰:把信仰说成是一种神学道德,一种至高无上的基督教道德,它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对圣仆有利”,这是条件,甚至是唯一的条件,也正是在此条件下,信仰才会变成使人获救的宗教,而另一方面来说,因为对圣仆有利,信仰也便成为了人化的信仰,它在让人浸沉于神圣之中的时候,就可能成为一种愚钝的力量–既是神圣的又是愚钝的,最后就会既产生一种信神的顽固性,又变成对于不信神理性的深恶痛绝。

不管是顽固性还是深恶痛绝,关键取决于圣仆这个条件,也就是说,神圣和愚钝相结合的信仰,就会趋向于“信神的顽固性和对不信神的理性的深恶痛绝”的结果。从对立和矛盾趋向于一致和同一,霍尔巴赫建立条目就是为了阐述他的神学思想,而其实,当霍尔巴赫以“神甫贝尔尼埃神学硕土”这一作者的名义,以“袖珍神学”的书名编辑有关的条目,她本身就成为对立统一的象征物。作者和文本构筑了神学意义的世界,在“原序”中,这位化身神学硕士的作者对于这本辞典的定位是:“用了我们这本小辞典,都有可能就许多一直为大雾所笼罩的问题勇敢发言。”因为神学问题被“大雾”所笼罩,所以需要勇敢者来击破笼罩其上的大雾,而真正的目的是为神学正名,但是这个神学却又像“信仰”的条目一样是有条件的:“神学的真理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每个人都会看到:神学的真理的来龙去脉都是以僧侣为中心的。”神学的真理是以僧侣为中心的,也就是信仰里所说的“对圣仆有利”,所以当宗教的各部分相互支持,最后一系列的宗教真理结合在一起,最后宗教就是一种人化的宗教:“宗教为神学家们所创造,它仅仅注意到他们的利益。宗教是一个具有真正神圣性的体系,其巩固性是世界上什么东西也不能加以动摇的。”

而做出这样的“原序”,写出这本辞典的作者并不是所谓的“神甫贝尔尼埃神学硕土”,而只是霍尔巴赫假借的一个名字,作为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主要人物,霍尔巴赫的真正身份是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他认为,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是永恒的,不是自然界以外的造物主所创造的,所以上帝创造世界,只是一种神话;正是因为人和自然一样是客观存在,所以人都会死去,而神学所倡导的人死后灵魂还继续活着,在他看来则是一种极端荒谬的说法。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中阐明了他的无神论思想,在他看来,宗教是道德堕落的根源,教会只是为了麻痹在痛苦中呻吟的人民,才编造了许多谎言。《自然的体系》的作者或者才是霍尔巴赫的真实身份,而当他以无神论者的身份,假借“神甫贝尔尼埃神学硕土”来编辑这一本“神学辞典”,很明显就是用一种讽刺的手法,揭露宗教的虚伪性,而这种虚伪性的真正主体便是教会。

如果回到“信仰”这个条目,从那句阐释的话里找出其中的关键词,霍尔巴赫这种冒名式的讽刺和攻击风格更为具体和丰富。为什么信仰必须对圣仆有利?在《绪论》中,神甫贝尔尼埃神学硕土说:“圣仆享有崇高的地位,普遍的崇拜,和不受惩罚的权利。他们常常以神的意志来为自己的个体行为辩解,神的意志似乎是从属于他们的。”因为圣仆具有崇高的地位,具有普遍的崇拜,具有不受惩罚的权利,所以他们常常代替神的意志,或者说就是神的意志;和圣仆一样的是僧侣,《绪论》中说,“没有宗教和僧侣,人民将会怎样呢?毫无疑问,他们会注定灭亡–他们会失去献祭、寺院、赎罪、忏悔、圣餐、所有重要的仪式和有意义的礼节。”所以只要拥有信仰的头巾,只要戴上爱的斗篷,一般的基督徒就“不会发现圣仆有什么可指责的行为”,因为信仰的头巾可以看不见僧侣的恶心,爱的斗篷可以掩盖他们的行为。和圣仆和僧侣一样,和教会相关的神职人员和具有这样的权力和能力:教父是什么?教父是神圣的幻想家,是给信徒做了许多伟大推论、奇异教条和渊博解释的人;教士则是:“在在世上所有宗教里,这就是上帝的选民。”由此,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妻子”,用比喻的说法是:“她把年轻老实的丈夫管得服服贴贴。丈夫只求家庭和睦,什么也不过问,而且百依百顺。实际上,妻子不是一个温柔妇人。她有时对自己的孩子极端严厉,如果爸爸敢开口,那他是决不同意这样严厉的。”

当霍尔巴赫把虚伪性指向教会,实际上在教会名义下的宗教、信仰和神学都具有了虚伪性。什么是上帝?上帝“是僧侣的同义语”,是“神学事务的经理”,是“僧侣的老管家”,是“供应圣罩的全权代办”,所以上帝的话就是教士的话,上帝的意志就是圣仆的意志,“一旦用教士一词来代替上帝,神学就会变成最简单的一门科学了。由此可见,世界上没有真正的不信神者;因为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否定僧侣的存在吗?僧侣们给人的感觉太好了。”正是这种等同化,宗教便成为一种神圣的力量,而基督教道德便是“做一个信神的人”,每天就是祷告、信仰和买年聚会,它和世俗道德形成了差别,世俗道德要求“正直,积极,与人为善和善良的人”,所以基督教之外,任何道德在世界上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在这样的宗教和上帝基础上,这个世界的真正意义便是人化的世界,“创造世界”的条目如此阐述:“是万能的上帝的不可思议的举动。”既然上帝的话就是教士的话,上帝的意志便是圣仆的意志,那么“教会像最高主宰一样具有创造能力”–是人创造了神,而这样的人不是普通的人,不是普通的教徒,而是圣仆、僧侣、教士在内的神学家,神学家创造了神,“因此,我们坚信,神的理性变成了人,以便把知识之光带给人们,主要的是,告诉他们:神的理性把他们制成非理性的生物;他们的僧侣永远是正确的。”

因为神学家就是上帝,所以神学家才是真正的造物主,他们的创造一方面的目标是神,所以神学家的神圣力量就成为了神的理性,另一方面又创造了人,而在神的理性中,人的理性被取消了,因为他们会导致愚钝,会产生不信神的理性,所以在神学家“神的理性”中,人就变成非理性的生物。正是这种将神学等同于神学家神学的逻辑,所以辞典里的宗教就成为和“欺骗性的伪宗教”进行斗争的真宗教,“欺骗性的伪宗教与来自上帝的宗教,分享着生动深刻地感化人们头脑的权利。”当人们在敬畏和希望之间踌躇,信教的人需要的就是圣仆的精神救助,也就是用圣仆的神圣力量化为的宗教去救赎他们,于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僧侣便成为了“国家中的第一等级”,“获得了支配其他人的权利,博得了最大的荣誉,取得了巨大的财富,使自己的权力甚至凌驾于国王的权力之上。”

这是一个相互转化的关系,其根源在于上帝的僧侣化,在于信仰的圣仆化,在于宗教的教会化,而“神甫贝尔尼埃神学硕土”为整个世界建立了一个体系,在“万能”条目中,他说,上帝具有独有的、不管自然规律而随心所欲的本领,但是上帝的万能性也能制造恶魔,制造恶魔的意义是希望恶魔扰乱他的意愿,“因为担心他那时将无事可做,而主要是害伯那时僧侣将成为世上所不需要的。”上帝制造了一个对立面,是因为“上帝不能创造自身”,是因为“天主教教士们比上帝更有能力”,由此成为一个万能者,它在为僧侣保留一个位置的时候制造了魔鬼,从而在僧侣创造世界的时候将那些伪宗教排除在外,使人们不至于产生愚钝,不至于被魔鬼所劫持。

保尔·霍尔巴赫:建构便是解构

所以在这个逻辑里,上帝对面的魔鬼是为了证明其愚钝,是为了产生信教的顽固性,当然是为了对不信教的理性“深恶痛绝”。所以在这样一种宗教体系里,就不会有人的理性,就不会有科学,就不会有情欲,就不会有感觉,甚至就不会有真正的人。科学是什么?按照辞典的条目解释便是:“这个有害的东西最好从每个基督教国家中除掉。被科学充满的人爬不进天堂的窄门。只有关于救度的科学是必要的;它很容易掌握,只要听僧侣摆布就行了。”理性是什么?条目的解释是:“理性 在世界上对于理性的生物来说没有比理性再有害的东西了。上帝注定谁要受来世惩罚,就给他理性;上帝要想拯救谁或使之有利于教会,就仁慈地剥夺他的理性。打倒理性!这是宗教的基础。如果宗教合乎理性,如果它有说服力,那末,信仰将会怎样呢?此外,理性的呼声也是应该倾听的,如果它偶尔与教会的利益没有分歧的话。”什么是自然界?自然界的条目说:“是贤明的、全能的、完美的上帝的绝妙创造物。但是它败坏了。上帝容许它败坏以便借以解闷和发泄怒气,因为他需要消遣。况且,如果在这个建筑里不需要经常整顿整顿,那末,神学家和他本人就无事可做了。”什么是人?人的条目是这样解释的:“按通常的定义,人是有血有肉的动物,用两足行走,能感觉、思想和判断。但是,在福昔书和让,雅克·卢梭看来,人不应该感觉、思想和判断;甚至应该匍伏而行,好让教士轻快地骑在他身上。”

科学、理性、人,这些都在这样一种神学体系里,变成了神圣、道德的对立面,所以当霍尔巴赫用“神甫贝尔尼埃神学硕土”的名义阐释这些词条的时候,就是用讽刺的方式揭露了宗教的虚伪性,揭露了信仰的欺骗性,揭露了教会的丑陋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神学、上帝、宗教和信仰都变成了一种谎言,而这种谎言则是霍尔巴赫对于哲学的全面批判。他在“绪论”中指出了编辑这本书的真正目的:“我亲爱的同胞们,你们只要使你们的思想如此地明确和简化一下,你们就会清楚地意识到:宗教体系是什么。”这个体系是什么?从部分此条里可以看到它的面目:“基督教”里,他说,这是一个宗教体系,它是由“柏拉图和圣保罗发明的”,后来经过神甫、宗教会议、注释者使之不断完善的,也就是说,柏拉图和圣保罗发明的,圣保罗指向的是教会,而柏拉图则指向哲学,但他的哲学是教会意义的哲学:“柏拉图是雅典的哲学家和基督教会之父。”因为教会一句话没有说,就把他列入自己的教历,所以教会的许多教条、信条,不算伟大的圣礼,都应归功于他,比如“三位一体”,它是一种不可言传的奥秘,“这是基督徒从柏拉图那里弄来的,并且成了我们神圣宗教的信条。”而“创造世界”就是柏拉图的逻各斯,“也是我们的神学家用以制造神,如果愿意的话,制造人的东西。”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是“忠于智慧和健全理智的人”,但是正因为柏拉图制造了这个体系,所以哲学家变成了坏蛋、贼和骗子–在“不信神的理性”中被上帝唾弃。

上帝不能创造自身,所以神学家创造了上帝创造了宗教创造了神的理性,所以与之相对的科学、理性、情欲、人和哲学家,都变成了堕落的根源,都变成了需要拯救的东西,而拯救唯有一条路,那就是拥有信教的顽固性,就是要相信教会,相信僧侣、圣仆、教士,因为,“他们是天国的主人,他们有开天门的钥匙,只有他们认识通往天国的道路。”正是在这样的嬉笑怒骂之中,建构便是解构,神圣便是愚钝,信教便是怀疑和否定,“我们唯一所需要的,这就是获救。”

爱  从它蒙上不洁之时起,就成了一种在天性支配下一性对另一性的万恶欲念。基督教的上帝是严以律己的,他不容许在爱的问题上开玩笑。如果不发生原罪,人们也许会没有爱而生殖,妇女也许会用耳朵生产。

安息日 是献给主的日子。在这一天,我们应当聆听教士们的明哲说教,参加他们主持的仪式,同他们一道歌唱圣诗,从而使他们心满意足,然后再到酒馆里畅饮。

暴君 用普通人的语言来说,这是压迫社会而不是治理社会的国王。用宗教的语言来说,这是不按照僧侣的指示思考,不满足他们的一切要求,大胆抗拒与国家福利相矛盾的神圣意志的国王。僧侣的神圣权利高于国家的利益。

鞭挞 是最完美的基督徒为了禁绝自己的肉欲,为了使自己的精神愉快,使仁慈的上帝开心而采取的神圣的救度手段。每当把鞭痕纵横的背脊或者屁股给上帝看时,他总是莞尔而笑的。

不变性 上帝是不变的,尽管我们在他留下的公文中发现他不止一次改变自己的意图,背叛朋友,甚至宗教。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破坏他的不变性,就象一切不能破坏他的教土们的不变性一样。他们从来没有改变自己愚弄俗人的坚决意图。

不谬性  是神赐给教会的唯一特权。

不死 是我们的灵魂的固有特性。

不朽性  上帝亲自向教会许下诺言:将使教会永葆魅力,永不衰老,不颠三倒四,地狱的大门不能制服它。

大洪水  是上帝对人类的慈父般的感化。上帝当时没有预见到人的凶残,后悔造出的人如此之坏,并且为了使他们改邪归正,决定把他们淹死。大家知道,这有了很好的后果。

大脑  要成为一个好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完全没有大脑,不然就是有个发育不良的大脑。

道成肉身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相信:充满整个宇宙的神,会经缩成一团,装进一个犹太人的躯壳里。然而这种变化使他不很愉快;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会再回到这个容器里去了。如果谁愿意弄清楚这个说不出的奥秘,那么请看—一看我们在下面所引的圣歌。

犯罪 宗教认为有害社会的行为不是犯罪,而有害僧侣的行为是犯罪。最大的罪是缺乏信仰,即不信僧侣,力求穷根究底。

风 是神圣的巫师为了让基督徒有机会来坐圣彼得的船,而以高价卖给他们的珍贵货物。僧侣出售的风常常引起风暴,这是为了验证《圣经》上的一句话:种风者必得风暴。

感官 好基督徒不应该信赖自己的感官,因为它们会使他误入迷途。他只应该信任僧侣的感官,因为僧侣的感官比凡人的感官细致得多,特别是当谈到俗人丝毫不懂的宗教秩序问题时。

公墓 是一块圣洁的土地。那里,直到死人复活为止,教会准许自己刚死的孩子在露天之下腐烂,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金钱买得在庙堂里腐烂和传染活人的权利。由于富人进不了天国,所以在等待最后审判时,他们花钱买一块好的安葬之地,是公平合理的。

故事 世上一切宗教所讲的东西不外是儿童故事。只有《圣经》的故事从头到尾真实不虚。谁不想永远陷入火坑,就让他对此深信不疑吧!

好色 是一种大恶。上帝对此连听也是不愿的。教土和僧侣由于恃殊恩宠不受限制,在需要的时候,神恩降临于他们。淫荡的僧侣是自然界没有的、无法想象的生物。大家知道,教土过淫佚生活是不受禁止的。

基督徒 是上帝的羔羊,头脑简单的人,他们心悦诚服地坚信僧侣提示给他们的那些不可置信的东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永远不去思考它们。

教父 是神圣的幻想家,会给信徒作了许多伟大的推论,奇异的教条和渊博的解释。关于这些东西,是禁止诉诸健全理智的。

教会 是耶稣基督的妻子。她把年轻老实的丈夫管得服服贴贴。丈夫只求家庭和睦,什么也不过问,而且百依百顺。实际上,妻子不是一个温柔妇人。她有时对自己的孩子极端严厉,如果爸爸敢开口,那他是决不同意这样严厉的。、

教士 在世上所有宗教里,这就是上帝的选民。

结婚 是不完美的状态,但教会认为它是一种圣礼。结婚只有一个好的方面:它是僧侣的一个很肥的收入项目。因此,巧妙地想出各种办法为结婚设置障碍,直至捞到一笔钱,才加以撤除。

禁绝肉欲 达有一整套狡猾的办法。虔诚的基督徒用这套办法慢慢折磨自己,或使自己的生活难以忍受。显然,善良的上帝赐给我们生命和健康,不过是为了让我们慢慢毁灭它们。一下子杀死自己,是严格禁止的;否则,就剥夺了上帝饱看我们受难的乐趣。

科学 这个有害的东西最好从每个基督教国家中除掉。被科学充满的人爬不进天堂的窄门。只有关于救度的科学是必要的;它很容易掌握,只要听僧侣摆布就行了。

恐惧 是一切超智慧的开端。–当理智被恐惧所笼罩,它就永远不起作用了。懦夫对教会最为有用。如果人类变得勇敢坚强,僧侣就会陷于完全绝望的境地。

理性 在世界上对于理性的生物来说没有比理性再有害的东西了。上帝注定谁要受来世惩罚,就给他理性;上帝要想拯救谁或使之有利于教会,就仁慈地剥夺他的理性。打倒理性!这是宗教的基础。

立誓 是一种隆重的礼节。在立誓时,十五岁的男孩或女孩向上帝许愿:终生做无益于社会的人;坚决执行折磨自己的决定,至死不移。

良心 是我们内心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普通人的良心是由理性支配的,基督徒的良心则是由信仰、热忱和对神甫的恭顺支配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虔信者的良心常常驱使他成为笨蛋,甚至使社会混乱不堪。

灵魂 是以神秘不解的方式来影响我们肉体的神秘不解的实体。我们对于它只有一个淡薄的概念。由此我们应该得出结论:这种实体是精神的。

盲目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总是盲目的;它与头脑简单的人的信仰是一致的。它要求:天主教徒蒙着眼睛跟神甫老爷走,新教徒跟新教牧师走,伊斯兰教徒则跟穆斯林走。

梦 基督教禁止我们相信梦,虽然《旧约》中赋予梦以很大意义。可是它允许我们相信幻想,如果我们不信教土的幻想,神圣的教会就要大发雷霆。

弥撒 是一套有魔力的仪式,用漂亮的拉丁语做的祷告和用高脚杯玩的把戏。只有教士才有权玩这些把戏。弥撒的任务就是使上帝回忆他儿子的死:就是景仰上帝的善良和他的神圣公义。

魔鬼 是天庭的首相,教会借以进行工作的杠杆。上帝一句话就能使他化为乌有,然而他禁忌这样做:上帝非常需要魔鬼,因为他可以把一切只能归咎于他自己的蠢事记在魔鬼的账上。

女人 基督敌对于漂亮女人们是非常厌恶的;必须是难看的和渐入老境的,才能博得它的青睐。凡不能诱惑社会的妇女都是上帝所喜爱的,也是合乎僧侣的心意的;虔诚的傻女人忠诚老实地以其神圣的谤语,神圣的倾轧,神圣的唠叨,而主要是以其对一点也不懂得的事情的愚忠,来为宗教,为接受忏悔的神甫,为低级教区教士服务。

譬喻 是不愿对听众过分明显说话的圣灵所采用的暗示方式。大概他是存心让神学家有机会显示其深谋远虑和聪明机智。

贫穷 在基督教中我们处处都可以遇到赤贫的现象。耶稣基督是一位穷神,甚至是一位赤贫的神;他的使徒是赤贫的一伙;主教们是赤贫的圣者;修道士们许下甘贫的宏愿;僧侣们用贫乏的谎书来维持会众;赤贫的小人们相信僧侣,给予丰富的捐献。

奇迹 是超自然的现象,也就是与不变之神加给自然界的英明规律相矛盾的现象。如果有信仰,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奇迹。

启蒙 教会不需要启蒙,因为它的神圣奠基者就是无知之徒。

启示 是神的意志的表示。全能的神亲自对那些不会向我们泄密的人作启示。

情欲 这个词也许在非礼勿听的耳朵里是个不十分体面的词,但由于它是一个神学术语,因而就十分体面了。这个词表达人类对于可以使它得到快乐的一切的爱好,这种爱好是在亚当陷于罪恶之后,为人类所获得的。

确实性 在宗教上,确实性建筑于这样的信念:受过登极涂油零的圣人自己既不可能犯错误,也不会使我们走入迷途。

人 按通常的定义,人是有血有肉的动物,用两足行走,能感觉、思想和判断。但是,在福昔书和让,雅克·卢梭看来,人不应该感觉、思想和判断;甚至应该匍伏而行,好让教士轻快地骑在他身上。

人道 是一种世俗美德。如果你希望做一个好基督徒,就必须在自身中消灭它。

忍耐 是全人类和基督徒的美德。这就是忍受我们不能和不敢预先防止的灾难。上帝给了僧侣一个任务,即考验那些通常表现得专横和易于失去耐性的国王的耐性。

肉体 它永远是与精神相对的。禁绝肉欲,这是保持精神愉快的可靠办法。肉体的享乐就是淫佚。

三位一体 是一种不可言传的奥秘。这是基督徒从柏拉图那里弄来的,并且成了我们神圣宗教的信条。

上帝 是僧侣的同义语,或者是神学事务的经理,僧侣的老管家,供应圣罩的全权代办(如果乐意这样称呼的话)。上帝的话就是教士的话;上帝的王国就是僧侣的停尸室;上帝的意志就是圣仆的意志。侮辱上帝就是侮辱僧侣。当人们说上帝震怒的时候,这意味着教士的肝脏出了毛病。一旦用教士一词来代替上帝,神学就会变成最简单的一门科学了。由此可见,世界上没有真正的不信神者;因为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否定僧侣的存在吗?僧侣们给人的感觉太好了。

蛇 过去蛇会说人话。蛇会经诱惑人类的老祖母。现在许多蛇勾引和诱惑她的小孙女,不过现在它们已经不能讲话了。上帝的仆役必须灵巧象蛇,而俗人对他们则必须驯良象鸽子,温驯象羔羊。

神学 是意义深奥和神圣的科学。它使我们习惯于议论我们不懂的东西,使我们失去关于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的东西的明确观念。

圣餐 是教会的午饭,备有几块相当薄的肉片,达给基督徒吃正合适,但对于那些信仰薄弱的人来说,是难以消化的。

《圣经》 是一部天启圣书,其中包括全部基督教徒须知及其行为准则。禁止俗人阅读该书是非常合理的;上帝的话也许会损害他们,最好让教士念给他们听;只有僧侣生有健强的胃来消化该书的内容;而俗人应当满足经教土消化以后而得的产品。

圣母 是圣子的母亲,教会的婆婆。她在精神上受上帝—父亲的保祐。因为上帝是纯粹的灵魂,他不和她结婚。很清楚,结婚是需要肉体的。

十字架 是得救的信号和旗帜。达就是两根交叉着的棍儿,象一个绞架,上面悬着上帝。主的仆役,如让·德桑托缪尔,成功利用十字架屠杀了前来抢劫他们的葡萄园的流氓。背十字架意味着陷在圣忧之中,意味着使自己忍受苦难;在别人碰不到好运时,就建议他们忍受苦难,以便帮助他们进入天堂。

世界秩序 是世界上的完善制度。凡戴着信仰的眼镜去看大自然的人,都有幸见到它。这种眼镜掩盖了宇宙的所有缺点。

弑神 是犹太人所犯的罪。他们把上帝处死,并没有认出他就是那个诱他们入围套、随后又责罚他们落入圈套的棕黄头发的犹太人。

说不出的东西 神的所有特性是说不出的,即超出了人类所能理解的界限。既然教土只从事考究神的特性的工作,那末,善良的基督徒就该认为,教士的确知其所以然;对于教士来说是最简单的东西,对于凡人来说就是说不出的东西。

探究  对于善良的天主教徒来说,最大的罪就是想探究自称不犯错误的僧侣所说的话。新教徒是允许作这种探究的,因为他的僧侣不认为自己不犯错误,不过有个条件,即要他在探究之后得出结论:新教僧侣是永远不犯错误的。

天父 是圣家庭的家主。如果《圣书》的确是他口违的&–达可能是有问题的–,那末,他一定非常年老了。

天堂 是神的住所,有人说在南半球某处,有人说在九霄之上。

涂圣油 是一种圣礼,对于引起垂死者的恐怖极为有用。这种圣礼就是在准备出发到彼岸世界的人的脚跟上涂油。

完美 在基督教中这就是:诚心祈祷,持戒苦修,沉溺于无聊的幻想过神鹰的生活。完美的基督徒认定自己有义务成为这个世界上毫无用处的人,因为这个世界不过是到那个世界的过道而已。俗人生存,只是为了咬紧牙关眼看着僧侣靠他们吃得饱饱的。

无 一般认为,无就是我们无法确定的东西,它没有任何我们所能判断的性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精神存在物是什么?没有容量、颜色、形状的非物质实体是什么?天使是什么?魔鬼是什么?的确,我们的问题无法解释。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奥秘。

无限性 凡是没有止境的,或者不知其止境的事物都是无限的。上帝是无限的,即神学家并不确知他的特性的界限。僧侣跟上帝共同具有无限性;前者跟后者一样,无限英明,无限强大,受到无限纯朴的基督徒的无限崇拜。

无知 是信仰的第一个前提,因此教会非常重视。从俗人不显出无知时起,信仰就逐渐淡薄,对邻人的爱就逐渐失去热气,而僧侣的声价也就一落千丈了。

先见之明 是神的属性。这种属性使他能如愿地预知人所做的蠢事。但是,他不想也不可能防止这些蠢事。

显灵 是奇怪的幻象。凡获得上帝所恩赐的不健全头脑、多疑和说谎的本领的人,能看到显灵。

新教徒  在这一品种中花色很多。一般说来,这些人有好使的头脑,有勇气反对教皇和他的那些不为新教僧侣所赞同的意见。但是,归根到底,这些基督教的两栖动物是不会伤人的儿童。……对于罗马来说,新教徒是异教徒,应受火刑;但他们能够得到安慰的是:他们在家中是最正统的,甚至可以焚烧别人,只要他们的僧侣垂青的话。如果说,新教徒不合上帝的心意,毫无疑问,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向其僧侣慷慨捐这是与异端相似的罪恶。

信徒 这就是舍己忘身,忠于上帝(即僧侣)而敌视世上一切其他人的基督徒。只有在国王自己忠于教会,即国王绝对服从僧侣的情况下,才能要求他们对国王忠诚。

信仰 这是至高无上的基督教道德:人们称之为神学道德,因为他对圣仆有利。没有信仰就没有宗教,因而也就不能获救。它具有使人们浸沉于神圣的愚钝之中的力量,与这种愚钝同时产生的是信神的顽固性和对不信神的理性的深恶痛绝。

形而上学 是非常重要和崇高的科学。它可以使任何人详尽知道感官不能理解的所有奇异事物。所有基督徒都是高深的形而上学者。没有一个织袜女工,不确凿知道什么是圣洁的灵、非物质的灵魂、天使,没有一个不清楚了解需要冥想真实的神恩。

亚当  是第一个人。上帝造了他这个十足的流氓。他为讨好老婆而尝了果子。他的后裔至今还不能消化这种果子。

耶稣复活  耶稣基督复活;此事有几个蒙启迪的使徒和几个神圣的长舌妇作证,–至于整个耶路撒冶就不谈了,因为那里什么也没有看见。基督徒坚决相信,有朝一日他们将复活,即他们的非物质的灵魂和他们的肉体结合起来;每个人将在乱七八糟的自然界中找到自己的腐尸的碎块。

耶稣基督 过去上帝化此名周游犹太,在那里因拒绝道出自己的真名而被当作间谍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不发生这幸福的事,人类就永远堕落,就没有神学,没有僧侣,而且法国也永远听不到Unigenitus(唯一诏书)。

异教徒  是与正统教徒想法不同,或者没有强大到足以使别人承认共信仰是正统的那些教徒。

犹太  是一个笃信宗教和不毛的国家,大小和伊弗托王国相仿。它以惊人的奇迹为自己的统治者提供进款,达笔款项除去利未族的生活费,还相当于全欧洲的收入。

犹太人  是一个愉快的民族。上帝由于重视其高贵品质,会经对共发生由衷的爱慕,因而使共说了不少蠢话,做了不少蠢事。后来他的想法改变了:自从犹太人把他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他只渴求烧烤过的犹太人;而宗教裁判所经常注意以这种材料作的肴馔来供奉他。

灾难 一切上天降给人类的灾难都是助长僧侣的声势的。当人们感到恐怖或者遭遇不幸的时候,他们变得特别虔信。

葬礼 是一种仪式。圣仆用自己的号啕之声使仪式具有悲悼的情调,这种情调之浓淡决定于他们所得劳动报酬之多少。

哲学家  是忠于智慧和健全理智的,因而是坏蛋、贼、骗子。

真理  有两个真理,一个是人的,另一个是神学的或神的,前者对僧侣毫无用处,因为它不是真实的。后者对他们有利,因为它是唯一正确的。

主教 象某些昆虫一样,没有雌性的帮助,就能再生自己,井繁殖共族类的神职人员,称为主教。

自然界 是贤明的、全能的、完美的上帝的绝妙创造物。但是它败坏了。上帝容许它败坏以便借以解闷和发泄怒气,因为他需要消遣。况且,如果在这个建筑里不需要经常整顿整顿,那末,神学家和他本人就无事可做了。

自杀  基督徒是不许侵害自己的生命,不准一下子杀死自己的。可是,丝毫也不禁止他慢性自杀。相反地,这种行为能得到大大的夸奖,而且逝世时还能散发着圣洁的香气;如果再能同时创造一、二十个奇迹,那末,甚至在教历上也可得到位置。

宗教  是上帝为了自己的教士有福,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而发明的世界观和行为的学说。世界上有许多宗教,但是唯一真正的宗教是我们神甫的宗教。我们的神甫聪明绝顶,从来没有错误。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荒唐的迷信,如果有力量的话,最好把它们消灭。

荣格心理学与西藏佛教

编号:B86·1970213·0350
作者:(美)拉·莫阿卡宁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4年1月第一版
定价:7.80元
页数:164页

拉·莫阿卡宁煞费苦心地寻找“东西方精神的对话”,而他找到的对话物是荣格的心理学与西藏佛教,两种不论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极其遥远的哲学形式,而莫阿卡宁在痛苦地寻找中仍然保持着自信:“将当代西方心理学体系与古代东方的精神修炼融合在一起是可能的,且受益匪浅,意义重大。”比如“治疗灵魂”,与从痛苦中解脱,比如神祈与原型。而最终莫阿卡宁得出的是一个带有更大普遍性的结论:“智慧是普遍的。”

符号帝国

编号:B83·1970213·0349
作者:(法)罗兰·巴尔特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4年2月第一版
定价:8.20元
页数:164页

就像罗兰·巴尔特的死亡结局一样,他的哲学一直充满着争议与对立。1980年的那辆卡车突然撞倒了这位法兰西学院教授,这种象征性的意外其实就事巴尔特自己潜心研究的符号学说的一种偶然实践,他生长在强大的符号帝国之中,并试图解释破译诸多的符号。此书是罗兰·巴尔特对日本式的东方智慧进行解构,目的只是“运用一线思想之光去探索那种符号上的歧义,而不是探究其他符号。”。


《符号帝国》:它创造出一种无言之境

正如在男扮女装的演员那里,不可能有任何形容词,谓语也被取消,那不是由于死亡逼近的那种庄严性所致;恰恰相反,那是由于死的意义的空无、作为一种意义的死亡变得空无意义所致。
《写出来的面孔》

图片之呈现是具体的:一个站着的男人穿着军装戴着法国军帽,胸前佩戴着日俄战争在旅顺击败俄国人时获得的勋章,左手握着诶地面支撑着直立的军刀,右手拿着一双白手套;一个女人穿着日本传统服装,站立在台阶前,脸上没有一点笑容……具体的图片,原载于《日本画册》,现在分列在书的第136页和137页之间。当图片成为具体的物,它指向的是真实的事件:1912年9月,日本明治天皇去世,作为日本将军的乃木和妻子决定以自杀的方式为天皇殉葬,这是他们在自杀前一天在同一个地方的留影。

当图片是具体的存在,当具体的物指向真实的历史,甚至当《日本画册》和一本书的第136页和137页以必然的方式呈现这一切,它所面向的是一个对象:它被谁看见?被看见而看见,变成了两种叙事,也就是说,物呈现在那里的时候是不是必须有一个观察者?物主动呈现在那里,它可能会是记录历史的一部分,也可能会被历史湮没;当主动呈现而被人看见的时候,这种主动性却变成了被动性,一个观看的主体介入进来了,然后开始描述,开始思考,开始提出疑问,甚至最后形成了关于这两张照片可能具有的意义–主动和被动,主体和客体,看见和被看见,在何种层面上必须选择前者,在何种情况下又必然会成为后者?

实际上,图片在一本画册里,在一本书的夹页里,甚至被拍摄下来,本身就趋向于第二种可能,那就是物需要被看见。在被看见的层面上,又具有了两种含义:一个是看见了照片并将其写入《符号帝国》之《写出来的面孔》的罗兰·巴特,另一个则是购买了这本书并在一个还有些寒意的初春世界打开来看见图片和罗兰·巴特描述、思考的阅读者。这里就会产生另一个疑问:书写的目的是不是为了阅读?如果是,那么这样的阅读是不是在寻找意义?如果不是,书写的目的又在何处?在是和否之间,物又如何返回自身而具有不受书写和阅读等被看见者所定义的呈现?

罗兰·巴特的描述和思考,似乎已经带入了人所定义的呈现中,第136页和137页之间,是罗兰·巴特对于图片所做的一句注解:“他们将要死了,这一点他们都知道,这里却看不出来。”他们将要死了,是自然的呈现,是历史的一部分,是不被看见而会发生的事件,这里是取消了观者的位置,是将物呈现在自我状态中,是“这一点他们都知道”的现实。但是后面一句却指向了一种主体性的思考中,“这里却看不出来。”为什么自然呈现的物不被看出来?对于这一句话,罗兰·巴特其实在文章中有过具体的阐述,他认为,乃木将军被自己花白的胡子、法国军帽和那副打扮掩盖着,“几乎一点也看不出面容”;但是,他的妻子的那张脸却一览无余–一览无余是应该没有任何疑问地被看见,但是正是一览无余取消了被掩盖着的语义:她是冷漠使然?是愚蠢而已?是尊严的写照?还是一种农妇之态?在连续发问之后,他反而找到了一种答案,那就是她像男扮女装的演员一样,使用一种一览无余取消了应该有的意义,没有形容词,没有谓语,没有庄严感,没有死亡的逼近,而是死亡以死亡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是以无意义的方式成为意义,或者说,男性/女性、死亡/未死、意义/无意义之间的对立被取消了,她就是历史之物本身,就是瞬间定格的图本身,就是死亡本身,“死亡就是意义;她将和死亡同时消失;因此,如果这表现在她的面容上,那就无需再’提到’它了。”–这种无需“提到”的意义就是巴特注解中的“这里却看不出来”。

正是在这一章节里,巴特谈到了日本的戏剧脸谱,谈到了舞台演员,在他看来,日本的戏剧脸谱不是一种绘制出来的化装,而是书写,而演员的面部也不是在扮演女人或模仿女人,而是指代女人,正如马拉美所说,书写由“观念的姿态”构成,男扮女装就是一种姿态的呈现,在姿态的呈现中进行的书写成为指代,“它们把身体上的一切表现力加以清除:人们会说,由于成为符号,因而减弱了意义。”符号已经符号本身,所以乃木将军妻子的那种状态就是死亡的姿态,就是死亡的书写&–没有欣喜和恐惧的表情,没有冷漠、愚蠢、尊严或被定义的农妇之态,它抵达了和死亡一同存在的意义本身。当这种意义靠自身姿态而被书写,在巴特那里,就是没有了意义。在这里,巴特的用意很明显,作为物呈现自身姿态的书写是独立的,它和被描述被阅读的状态是分开的,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巴特本身作为一个看见的主体,也像符号一样需要从书写中被清除,让物进入一种不可转译的境地,要让它成为“偶然事件”,要让它扬弃意义,要让它不被逻辑外加,要让它在不描写、不定义中成为事件本身,或者说,是让语言进入未知状态,让语言休止,让语言终结。

“它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在日本,人体存在着,行动着,显示自己,坦裎自己,毫无歇斯底里症,毫无自恋癖,而是遵照着一种纯粹的性爱机能,尽管这种性爱机能有着一种微妙的间断性。”在巴特看来,在日本这个符号帝国里,能指符号超出了言语的范畴,使得符号能表现出它的丰富性、流动性和微妙性,“尽管这种语言晦涩难懂,这些迷人的性质有时甚至就象是那种晦涩的结果。”日本的食物体现着活鲜鲜的特性,“呵,以佳肴美馔,庆贺春天的到来……”在这样的吟咏中,菜肴本身就是在一种书写状态中:做熟的米饭既是聚合在一起的,又是可以分开的,它体现着自然固有的矛盾性;日本的汤像一脉清泉,令人想到具有深厚生命力的东西;日本人使用的筷子是用夹住食物的方式表现其工具性意义,一方面夹取本身是指明了选中的东西,它是“把一种随意性、把某种程度的散漫而不是一种秩序引入食物的摄取过程中来”,另一方面,筷子的质料是木头和竹子,它里面有一种母性的气质,“这种准确、细致、十分小心的动作正是用来抱孩子的那种细心劲儿”,在一方面,筷子不蹂躏食物,而是将其慢慢挑开,在这一过程中重现发现质料本身具有的天然缝隙,所以比刀子更接近手指的作用。

食物,是对于自然、母性、身体的书写,而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书写形式就是展现了日本符号中的无意义,食物是通过仅有的视觉像我们呈现,“吃的物质没有一颗宝贵的心,没有一种隐藏着的力,没有一种重要的秘密。”也正是因为这种无意义,所以它成为“没有中心的菜肴”,它是一种“空洞”的书写:当厨师将鳗鱼裹上一层油,然后弄成中空而且有孔的小块,食物便进入到了带有悖论意义的境界中:它是纯粹中空的东西,他的空隙是为了提供营养品,而这反而更激起了食欲–至在这个过程中,制作者的厨师就是在书写,他不是将其看成一种完成了的商品,而是作为一种创作来看的,“因为它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可以这样说,当这种创作结束的时候,它就枯竭了:是你在吃,但是,是他做的,是他写的,是他创造出的。”正是因为日本菜肴是一种书写,“这种动作刻写在一种将人、桌子和宇宙等级化的深广的空间中。”

日本的市中心形成的是一种环形领地,它是一种空洞的中心,保持着“迫使车辆交通永远要绕道而行”的持续性;它的街道没有标注的地址,只能通过一种“人种学”的实践活动来解释:“必须确定自己的位置,位置是通过书本、地址确定的”,从第一次参观开始就是在书写,而且这种书写就是地址为了建立自己的书写;花束、物品、树木、脸孔、花园,以及本文,都是一种包装物,它是一种框子的存在,在里面是每一个物品、每一个姿态,是最自由、最活动的东西,而它的四周,空无一物,这个过程就是在包装艺术、捆扎艺术中将包装弄空了,“它抛弃这件物品或受指内容”;文具店里提供的服务是“具有表意符号性质的书写形式”,在书写的持续自然状态中,不需要涂抹或重复,所以没有橡皮或涂改用具,没有受指内容的象征;日本的房子没有围墙,家具具有移动的特性,身处其中的人在这样一种解构状态中柑橘到自己无拘无束,“不管是我们从这里经过,从这里穿过去,还是坐在地板上(如果你把这副景象颠倒一下,那就是坐在天花板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你抓住。”

日本文化的这种书写方式在木偶剧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每个木偶由身边的三个看得见的人围着、扶着、陪着,在表演的情境中出现了三种书写,一种是木偶本身,它是姿态的表现,就像舞台上的戏剧,“那是一出为自己感到害羞的戏”,就像位于京都二条城的志木台画廊,“不会找到更多的东西,不会有别的东西,一点儿也没有”;另外则是操纵者和配音者,他们施控的是动作和声音,他们将动作和声音诉诸视觉,在没有即兴表演中成为一种引文。木偶、操纵者和配音者,完成的是受制的动作、施控的动作和声音的动作三种书写,这三种书写既是独立的,也是交织的,“这种交织增加了书写内容,这不是凭借某种形而上的力量,而是依靠一种结合体(combi-natoire)的交互作用,这种结合体朝向戏剧的整个空间敞开:一个开头,另一个紧接在后面,毫不中断。”从而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书写,而这种整体性的书写是一种解构了生命/无生命的背反,它是将崇拜物的身体转变为令人喜爱的身体,抛开对立,甚至建立了一种生命之物背后的概念:灵魂。

书写交织在一起,书写呈现整体性,它不隐藏什么,也不渲染表现手法,“它清除了演员表演中的一切神圣气味,并且摒弃了那种形而上的联系”,所以木偶没有操纵线,也没有隐喻,没有命运之神,“所以人也就不再是神灵手掌里的木偶,内心不再命令外表。”没有形而上学,没有隐喻,没有意义,在一种呈现自身的书写中,它就是回到了不描写、不定义、纯粹中空的自身之中,而这种符号学的运用充分体现在日本的俳句里。“春天的软风:/舟子嚼草梗。”“满月/在草席上/一棵松的树影。”“渔夫的屋里/干鱼的气味/和热。”几个词语,几个意象,一些情愫,像木偶戏的三种书写一样,既是独立的,也是交织的:独立中取消了描写和定义,“它是那个,它是如此,它是这样。说得更确切些,就是:这样!”它是词语的“偶然事件”,“我们从中认出一个没有来源的复制品,一个没有原因的事件,一个没有主体的回忆,一种没有凭借物的语言。”但是它们又是交织在那里,把事物迅速地、顽强地、成功地转变为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表现出来,在反描写中具有对事物的醒悟。

一个是偶然事件的书写,一个是交织于其中的醒悟,而这正是符号帝国真正的符号能指:空。“词语之石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来:既没有波纹,也没有意义的流动。”它扬弃了意义,它架空了词语,它制止了语言,但是空不是空无一物,而是取消了主体,取消了神圣,取消了形而上学,它在语言被终止的时候抵达的是另一种状态:语言的前岸,即一种无言之境,这种无言之境不是不说,也不是说,而是取消了说与不说、支配事物本身的呈现,这便是禅宗里的“悟”。“当你走路时,要心满意足地走路。当你坐下来时,要心满意足地坐下来。切记一句话:不要摆脱现状!”在走路即为走路、坐下即为坐下中,不摆脱现状,也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展开–是为了解决问题,也不是发现荒谬,而是反对思考。于是,在这样一种空而悟的状态中,日本人自然的鞠躬,玩弹球戏的协调手势,喝可口可乐时随意打开的动作,都成为一种偶然事件,也都成为俳句的素材,成为“悟”的日常呈现。

空而悟,或者说空就是悟,是巴特所说的那种无需“提到”的意义,就是巴特注解于图片中的“这里却看不出来”,他认为,禅宗反对意义,俳句捕捉偶然,都是在解构逻辑,都是在破除执,都是在制止语言,“悟,不过是语言的一种没来由的中止,这种语言的空白推倒了符码对我们的统治,这是构成我们人格的那种内心吟诵的破毁”,在这里,对于禅宗和俳句的这种解读,其实是有一种西方式的背景存在,巴特认为,完美结构语言范式有四种,A、非A、既不是A也不是非A、A与非A,范式的一种制约就是需要建立一种意义,或者肯定,或者否定,而这些范式似乎都指向了真理,而禅宗破解了肯定和否定,就是制止语言的阐述意义,从而建立语言的无限性可能–俳句大师芭蕉写出了青蛙的鼓噪声,他不是希望我们从中沉浸于这样一种被描写的情境里,而是在语言终止中返身到一瞬间,从而无声的断裂处建立简洁和空灵,在流动中保持着永恒的书写。

很明显,在结构主义甚至解构主义的解读来说,巴特就是在寻找“书写与差异”,他对于日本这个符号帝国的解读完全是站在西方背景之下,“在思考东方的时候,能够讲出来的不是其他符号,不是另一种形而上学,也不是另一种智慧(尽管后者看起来会让人十分满意),而是符号系统的正常规范中可能出现的一种差异,一种变革,一种革命。”而差异性之呈现,却也是对于西方文化的批判基础上的:东方的筷子体现着和谐,而西方的刀叉完全是对于食物的蹂躏;西方的城市体现着中心性,是一种呈现真理的场所;西方的戏剧用一种模仿构建了道德假象,它是将舞台变成神学场所中制造深度意义;西方诗歌中的隐喻和寓意成为一种语言的修辞学……真理、道德、神学、修辞、深度、意义,组成了具有中心和核心意义的西方语境,而这种语境在巴特看来就是一种语言的父权系统,它是自我迷恋的,是形而上学的,所以巴特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就我们自己的愚陋寡闻写一部历史,揭示出我们那种自我迷恋的愚昧性。”

而在日本这个符号帝国的启悟中,这个愚陋寡闻的历史似乎正被片段地书写,但是在东西方文化和符号的差异性关照中,巴特是不是在观者的身份中误读了符号帝国的书写?一方面,日本作为一个符号帝国充满了巴特式的想象,他是在对于西方的“自我迷恋的愚昧性”批判中发现了那个遥远的国度,这个国度是一个成为“日本”的系统,“我不是恋恋不舍地把目光盯在东方的一种美质上,在我看来,东方是无关紧要的,只不过提供出一套特征,这套特征的操作活动–那种被创造出来的相互作用–我沉酣于一种前所未闻的符号系统的意念之中,这种符号系统与我们自己的符号系统截然不同。”所以在这样一个遥远的国度里,巴特是受到了保护,“免受愚蠢、粗鄙、虚荣、世俗、民族性、规范性等的骚扰”,他在这里得到了解脱。而且正如解构主义所说,差异性书写的意义是在于从一种裂隙中透过那道光,而且光就在那里,它呼唤着读者,呼唤着阅读者,日本这个遥远的国度,其存在的意义在巴特看来,就是这一种存在,“不管怎么说,作者从未拍摄过日本,情况相反:日本发出光华万道,耀目逼人;更甚的是,日本为他提供了一种写作的情境。”

巴特在遥远的国度里,摆脱了骚扰,得到了解脱,但是在语言终止的时候,他是不是创造了一种语言,在扬弃了意义的时候,他是不是阐述了意义?或者说,在让光华万道照进裂隙的时候,是不是他人为地安排了阅读者?回到乃木和妻子自杀的照片,回到“这里却看不出来”的疑问,其实巴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看见–自己的书写来看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某种悖论,一方面日本的书写过程是让符号出现,然后让符号撤退,在这个书写中,主体只是符号自身,但是一旦进入到阅读体系里,这个过程却呈现出相反的过程:符号撤退而被看见,于是符号出现而具有意义,而这个相反过程之形成,其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阅读者的人已经成为了书写者。

它不是还原,而是重新回到意义,回到中心,回到修辞,回到语言,回到意义,这一切都是因为巴特安排了另一个阅读者:如我的存在,只有阅读者存在,他的书写才有意义,所以他会在误读式的书写中说,日本人的身体与种类相联,体现着“从身体折射到身体”的秩序感,所以他认为日本人的眼神中没有道德层级属性,它不具有深层次的阅读体验,所以他把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暴乱看成是一个个平淡无奇的句子,根除了推翻、根除、根除、拉曳、打桩等的句法组合,也就是说,它根本不具有暴力性意义,所以他认为日本人弹球戏中,从来不具有指向性明确的性意味……用语言来说出“无语言”,用隐喻的书写来书写无隐喻的符号,用意义来解构无意义,在悖论的世界里,巴特不是在呈现自身的书写里,他是在为自己、为读者提供另一种父权体系。

遥远的国度,其实就是巴特书写的符号帝国,而巴特的符号帝国,又成为被阅读的文本,当书写和阅读重新制造了差异,巴特说:“在这种情境中,作者的心灵出现某种迷乱,从前读过的东西顷刻倾覆,意义遭到撕碎,渐渐导致一种不可替代的空虚,造成震动,而客观物依然是有意味的,依然悦人心意。”于是,为了让客观之物依然悦人心意,合上第136页和137页的图片,关闭1912年的历史和死亡,让一本书成为一本书,“那就无需再’提到’它了……”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编号:B82·1970213·0348
作者:(德) 尼采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4年7月第一版
定价:8.20元
页数:173页

尼采,德国伟大的哲学家,他以完整的哲学体系和极端的哲学观念树立了其感性的哲辩风格,而这册对古希腊哲学的微观介绍却是尼采最富理性的贡献之一,他对这个民族以及那个时代的哲学的把握用了一个“健康”的词来概括,并且指出:“并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更为明确地演示了,必须怎样开始从事哲学。”尼采为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确立了一个真正的定位:“他们后代正值桀骜不驯的青春年华,不得不被那巧工编织而成地网詈缠住。”而这些人中包括尼采本人。

西方哲学史(上、下)

编号:B62·1961207·0343
作者:(英)罗素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76年6月第一版
定价:32.00元
页数:1081页

罗素把哲学简单定义为“某种介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某种神秘的思考以理性的思考都成为哲学的一部分,这种简单处理是罗素对哲学所提出的一个矛盾性的观点,却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哲学的本质。在这里,罗素把“西方哲学史”认定为唯一成系统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对西方中心说加上了一个更大的砝码,当然,作为对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的研究,罗素的这部著作是无人比肩的,它的系统性与集中性成为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研究最权威的教科书。


《西方哲学史》: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

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
《绪论》

哲学是知识还是教条?或者说哲学更趋向于科学一面而接近“确切的知识”,还是更趋向于神学的一边成为一种形而上的学科?当然,罗素将其列入到科学和神学杂夹的中间状态,甚至是双方攻击的“无人领域”,既不是确切的知识,也不是超乎之外的教条,但却带有知识和神学的某种特点,而这种科学、哲学和神学的模糊性,使得哲学无论在界定,还是在主题的探究上,都具有某种多元性,模糊性和多元性,实际上取决于那个认识哲学的人,而当罗素站在近代哲学的终点,回望从古希腊开始的哲学发展史的时候,他的历史系统论更是在科学和神学的摇摆中建立起来的多元社会发展的产物。

正如副标题所言,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联系”两个字标注在时间内部,就是构建起古代到现代的一种历史脉络,它是连接的,它是发展的,它是交叉的,甚至它是“相互攻击”的–这种攻击不仅仅是哲学和科学、神学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排斥,其实也是在其中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神学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矛盾,而某一个哲学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非只是个人在那个时代的功过,它指向的是更远的历史。

在《英国版序言》中罗素说:“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他的意思很明确,哲学家不是孤立的人,包括他的学说,他的观点,都不只是自我时代的产物和见证者,而是贯穿在整个政治、社会发展史中,也就是他,无法逃出环境的影响和约束,甚至他就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是一个“笼统而广泛的形式”,是具体的,却也是整体的,是“他作为其中一个成员的社会所共有的思想与感情”的代表,在《美国版序言》中表达的几乎是同一个意思:“我的目的是要揭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

这是罗素的哲学史观,哲学家地位的高低,并不是仅仅取决于他在哲学上取得的成就的高低,也就是他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作为一个历史的人,他在个体上的哲学意义并不是割裂的,而且他在学派之间,学者之间争论的问题,也并不是属于纯粹的自我学说的一部分,而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认为,斯宾诺莎在哲学的成就上比洛克更伟大,但是因为影响要小得多,所以叙述比较简略,卢梭和拜伦,并不是纯粹的哲学家,但是因为影响了哲学思潮的气质,所以他们是重要的,甚至亚力山大大帝、查理曼或者拿破仑,在行动上影响了之后社会的发展,罗素也给了他们相当的篇幅。

这样的哲学史结构,当然和罗素对于哲学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和所起到的影响分不开的,所以回到“哲学”的界定,罗素说,哲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观念,另一种则是“科学的”研究,也就是说,哲学是介乎科学和神学之间的产物–“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象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科学、神学和哲学,是三种相互影响的学科,也相互渗透到历史细节中,罗素将西方哲学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古代哲学、天主教哲学和近代哲学,似乎也在寻找这三种相互渗透学科的时间分野,寻找他们之间若即若离的观点交汇。

罗素:哲学就是教导人们在不能确定时怎样生活下去

古代哲学,从米利都学派到毕达哥拉斯,从赫拉克利特到巴门尼德,从德谟克里特到普罗泰戈拉,乃至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的这些哲学家身上,就体现着两种倾向:一种是热情的、宗教的,神秘的、出世的,另一种则是欢愉的、经验的、理性的,前一种具有宗教情怀,更像是神学的起源,而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的探寻,更具有科学的理念,而这两种倾向都对以后的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古希腊文明会产生这样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罗素在叙述古希腊文明的兴起时用了一个词:“突然”,他认为,当时构成文明的大部分东西已经在其他地方出现了,但是无论是埃及还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始终缺少了“某些因素”,而希腊人的真正意义就是把“某些因素”提供出来,他们首创了数学、科学和哲学,他们写出了纯粹年表的历史书,他们自由思考世界的性质和生活的目的,他们构建了神和道德之间的关系,继而有了法典的雏形……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则是在神话意义上创造了一个从天上带来了火的普罗米修斯,他是光明的使者,却也是苦难的象征,所以从原始典型上来看,真正的神并不是宙斯,而是普罗米修斯,这是一种带有原始力量、宗教苦难、神秘意义的典型,他和狄奥尼索斯的原始崇拜、巴库斯的酒神文化,组成了古希腊文明在知识之外的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发展成了神秘主义,继而在本能的、热烈的生活方式中鄙视道德和理性,甚至在感情上引向一种反动,这是一种矛盾的精神体验,“没有这种巴库斯的成份,生活便会没有趣味;有了巴库斯的成份,生活便是危险的。”而哲学在科学之外变成了更多的想象,想象一方面在理性和知识的追求中变成实证式的科学,而另一方面则发展成了宗教,“这特别适用于柏拉图,并且通过他而适用于后来终于体现为基督教神学的那些发展。”

当泰勒斯说出“水是最好的”,这个被称为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到底是把哲学建立在科学之前的想象上,还是站在宗教之前的灵魂意义上?他认为水是原质,大地漂浮在水之上,却又认为磁石体内具有灵魂,万物都充满了神,而在泰勒斯之后的米利都学派,阿那克西曼德提出了万物都出于一种无限而永恒的元质,“万物所由之而生的东西,万物消灭后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按照时间的秩序,为它们彼此间的不正义而互相偿补”。而阿那克西美尼更具体地说到了气,他认为灵魂是气,火是稀薄化了的气,当凝聚的时候,气就变成了水,在凝聚的时候变成了土,最后变成了石头。可以看出,米利都学派所认为的水、元质和气,都在思考宇宙的本质起源,他们是某种科学的假说,而且在罗素看来,“很少表现出来夹杂有任何不恰当的神人同体的愿望和道德的观念。”

而毕达哥拉斯,这个被罗素称为“自有生民以来在思想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的哲学家,他一方面提出了“万物都是数”的论断,启示了数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他所说的数并不具有逻辑上的意义,它是一种自明的东西,完全带有神秘主义的特点,“毕达哥拉斯代表着我们所认为与科学倾向相对立的那种神秘传统的主潮。”而这种神秘主义和他建立的宗教有着某种相关性,房里不许有燕子、东西落下了不要拣起来、不要去碰白公鸡、不要吃心……所有这些诫命其实都属于原始的禁忌观念,而当毕达哥拉斯将“万物都是数”的观念和神秘主义的宗教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罗素认为,他开启了数学和神学相结合的时代,“它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的宗教哲学的特征”,这是一种宗教与推理的密切交织,是道德追求和“对于不具时间性的事物之逻辑的崇拜”的密切交织。

古希腊对于宇宙、本体、神的探寻,本身就闪烁着想象的光彩,而这种想象一方面趋向与毕达哥拉斯一样的某种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赫拉克利特提出的火是万物的根本,巴门尼德提出不可分割的“一”,而另一方面则像米利都学派一样,在想象中趋向于对于知识体系的最原始构建,赫拉克利特的“万物都在流变着”的观点,恩培多克勒提出空气是一种独立的实体,德谟克里特提出的万物由原子构成,都具有某种唯物主义特点。所以罗素认为,“一切支配着近代哲学的各种假说,差不多最初都是希腊人想到的;我们对于希腊人在抽象事物方面的想象创造力,几乎是无法称赞过分的。”虽然幼稚,虽然片面,但是却“创造了种种具有独立生命与发展的理论“,而这也正是在科学和神学之间的哲学丰富性的一个表现。

而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古希腊哲学在渐渐成型中,对以后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苏格拉底的德行和知识、对于死亡的淡然、内心的纯洁,更像是一个和基督教里的殉道者一样,是为了更高标准的伦理,但是这种伦理是用知识来构建的;而在柏拉图那里,他构建的理想国,他提出的理念论,他主张的灵魂不朽以及宇宙起源论,都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哲学理论和体系:他的理想国是最早的乌托邦,把哲学家作为统治者其实提出了智慧的统治里;关于理念的学说是“强调共相这一问题的最早的理论”,从此之后共相问题便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一直流传到今天;灵魂不朽最后发展成了基督教的学说,“如果忽略了柏拉图,他们的神学就差不多是不能理解的了。”而到了亚里士多德,他是第一个著书立说形成系统的人,他的形而上学解放了柏拉图的理念陷阱,确定了理念的实体化,他在逻辑学说中创立的“三段论”影响了之后的逻辑学,而他在物理学提出的“第五种本质”、“月球以下”这些概念,“一直统治着科学直到伽利略的时代为止”。所以罗素说:“在这里面最为重要的,在早期基督教时代是柏拉图,在中世纪教会时期是亚里士多德;但是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当人们开始重视自由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转向普鲁塔克。”

哲学家是因,也是国,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之后,普罗提诺作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更具有这样的因果互相渗透的作用,罗素说他是“古代伟大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个人”,他提出的永恒理念世界,是与虚幻的现象世界相对立的真实世界,是一个善与美的永恒世界,实际上塑造了中世纪基督教以及天主教学说的重要影响,他提出的形而上学是从一种神圣的三位一体:太一、精神与灵魂,灵魂不朽是因为理念不朽,灵魂既不是物质也不是某种物体的形式,而是“本质”。所以在古代哲学和天主教哲学的分界点上,罗素说:“普罗提诺既是一个终结又是一个开端,–就希腊人而言是一个终结,就基督教世界而言则是一个开端。”

而这种开端,实际上让哲学更多具有了神学的特点,从犹太教的发展,到基督教的革新,从教父时代到经院哲学家,在中世纪期间,其实没有真正的哲学,哲学就是一种神学,无论是关于上帝还是公义,无论是关于律法还是天国,都在探讨灵魂的归宿问题,甚至在罗素的《天主教哲学》部分,也并没有专注于哲学的演变和理论的发展这些历史,几乎只是一部基督教在中世纪的进程历史。而在这个哲学等同与神学的历史阶段,最大的贡献倒是圣奥古斯丁的主观主义,“你这求知的人!你知道你存在吗?我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不知道。你觉得你自己是单一的呢还是复合的呢?我不知道。你觉得你自己移动吗?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在思惟吗?我知道。”我不知道自己的存在,不知道自己是单一还是复合,不知道是静止还是移动,但是只要思维,我就知道了,所以他实际上具有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哲学的影子,甚至在罗素看来是“笛卡尔的“我思想”(cogito)的先驱”。

而从对于上帝和灵魂的探讨到“我知道”的确立,实际上哲学已经走到了近代的发展阶段,而近代的“我”这一主体从笛卡尔得到了确认,“我认识到‘我思故我在’这条真理十分牢靠、十分确实,怀疑论者的所有最狂妄的假定都无法把它推翻,于是我断定我能够毫不犹疑地承认它是我所探求的哲学中的第一原理。”虽然具有形而上学的影子,我甚至也只是一个上帝的人化,但是“笛卡尔式的怀疑”让人类的理性开始登上了舞台,而实际上,理性和知识作为哲学的第一原理,在时代背景上就是科学世界的到来,罗素认为,近代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最重要的两点便是教会的威信衰落,而科学的威信上升。科学虽然在一种意义上会变成实用主义,甚至是技术主义,割裂了理论的构建,但是毫无疑问,科学威信上升之后,理性主义下的我取代了神学中的上帝,继而在思考,存在中变成近代哲学的一个关键词。

但是这种“我”在近代哲学中所呈现的是一种多元甚至矛盾的发展历史,笛卡尔从主体的存在建立全部知识,莱布尼茨从“无窗单子”中明确了真理判断的标准,而洛克的经验主义强调的依然是一种客观主义,而到了休谟那里,当经验主义哲学登峰造极的时候,一种谁也无法反驳、谁也无法相信的怀疑主义成了主流,而康德和费希特论学说是主观的,黑格尔又借斯宾诺莎的影响拯救自己,而卢梭的浪漫主义运动则将主观主义从认识论扩张到了伦理学和政治学里面,最后必然的结局就是巴枯宁式的彻底无政府主义。“我”这一主体最后导致的是一种主观主义,“主观主义的这个极端是一种病狂。”但是另一方面,却带来了理性的发展,培根提出哲学应当只依靠理性,他的哲学的基础是实用性的,希望借助科学的力量使人类驾驭自然;而在洛克那里,“众人遵循理性一起生活,在人世间无有共同的长上秉威权在他们之间裁决,这真正是自然状态。”他的分权学说在政治意义上也开启了新的时代,而到了卡尔·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

天主教哲学时代对于灵魂、上帝的探寻,使哲学更具有神学的面貌,到了到近代哲学阶段,科学威信的上升,又使得哲学在理性和唯物上不断发展,而从古希腊文化去寻找哲学的源头,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气质,所以这种相互连接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相互排斥的“联系”也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历史脉络,而对于罗素来说,真正的哲学所具有的的意义也许并不是方法论的,也不是目的论的,而是对于时代对于自我的改造:“教导人们在不能确定时怎样生活下去而又不致为犹疑所困扰,也许这就是哲学在我们的时代仍然能为学哲学的人所做出的主要事情了。”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

编号:B52·1961102·0339
作者:
出版:福建莆田广化寺佛经流通处
版本:
定价:赠送
页数:229页

此经包括无量清静平等觉经、佛说诸佛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德经、无量寿经、无量寿如来会、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等5部,由恽城夏莲居译注并分章为48章。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编号:B52·1961102·0338
作者:
出版:上海佛学书局
版本:1991年版
定价:赠送
页数:50页

金刚经,被称为“般若心要,大乘法宝,受持读诵,功德无量”。这部佛教“圣经”虽然只是关于佛的传说的一个版本,但却是佛经中最经典而又最简单的一个版本,并进入了汉语言世界的言说习惯。那种“如是我闻”的讲经句式以及“般若”式的智慧让教外人士的入定成为难懂的观望,就像佛所说的那样,只能使人越离越远。

知性改进论

编号:B34·1961005·0334
作者:(荷兰)斯宾诺莎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60年2月第一版
定价:3.80元
页数:60页

作为对培根《新工具》和笛卡尔《方法论》进行批评的论著,斯宾诺莎带着理性主义的光环,重新提出了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正像题目所言,“知性”一词在斯宾诺莎眼里成为“制造理智的工具”,从而“获得新的工具或新的力量”,直至“达到智慧的顶峰”。本书共五章110节。


《知性改进论》:人能够达到最高的完善

最后我就决意探究是否有一个人人都可以分享的真正的善,它可以排除其他的东西,单独地支配心灵。这就是说,我要探究究竟有没有一种东西,一经发现和获得之后,我就可以永远享有连续的、无上的快乐。
《导言:论哲学的目的》

当讨论了哲学的目的,当言说了知识的种类,当定义了知性的本质,当区别了虚构的危害,当分析了界说的条件,第60页,却是“余缺”。放在括号里的“余缺”,是注释的词语,是最后的终点,两个字,却似乎制造了关于文本的最后事件,余缺是没有完成的论述,是再无继续的断裂,是悬置在那里的阙失,在“论最足以指导人达到对事物的真知识的途径”中,它是不是在走向一条路径的断裂处,留下了关于知识的最后命运?

《论界说》的部分,在明晰了知性的性质之后,似乎已经看到了斯宾诺莎摊开更大的一张纸,思考了更为明确的观念、本质,甚至天赋的力量,准备走向一种更为宽阔的哲学大道,却戛然而止于一个悬念众生的“余缺”,那么在这个断裂和阙失之后,知识会去往哪里?知性会在哪里被认识?真理会在哪里显现?甚至,是不是这一个“余缺”的事件会将所有关于真知识的论述都变成无功而返的遗憾?被写在括号的“余缺”之前,斯宾诺莎说出的那句话是:“我们已经充分说明,错误的与虚构的观念并不是由于具有什么肯定的东西,因而被称为错误或虚构。其所以被认为错误与虚构,完全由于知识的缺陷。”知识的缺陷,是一种结果,也是一种原因,就如这论述的缺陷,在最后余缺的结果面前,是不是也一定有一个“错误与虚构”的原因?当面对第60页的余缺,我们的错误与虚构又从而何产生?

错误或者是对于文本戛然而止而导致论述最终走向终结的错误,虚构或者是对于知性被悬置而有一种否定式存在的虚构,那么这最后一句的“知识的缺陷”当成为文本的一部分的时候,斯宾诺莎似乎设置了一个隐喻:就是因为对于知识的缺陷,才使得我们产生了对于知性的“错误和虚构”,才使得我们认为“余缺”断裂了以前的一切论述,才使得我们在通往事物的真知识的途径中茫然无措。这是一种感官的体验,这是一种表象的存在,这是一种可疑的观念,而在《论想象》里,斯宾诺莎早就以预言的方式说过:“我们可以看出,虚构的观念是关于可能的事物的,而不是关于必然或不可能的事物的。”因为余缺是一种可能,所以我们从虚构的观念出发,所以我们内心有了某种想象,而其实,不管是放在括号里的“余缺”,还是第60页的断裂,都无关于真知识、真观念,无关于知性,甚至无关于天赋的力量,1661年冬天到1662年春天所写的《知性改进论》已经指明了那一条通向事物真知识的途径。

因为知性是必然性,是永恒性,是确定性,是无限性,是本质性,“知性形成肯定的观念较先于形成否定的观念。”斯宾诺莎已经在否定的“余缺”之前,形成了一个肯定的观念,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知性是自然之光,本身没有带有被否定、可能性的病症,只要被真正的认识,那就一直通向真理的终点。所以不如从“余缺”的现象返回,重新回到从“导言”开始的肯定状态:“论哲学的目的”。

哲学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斯宾诺莎说是善,是一种单独支配心灵的善,它是唯一的,它是肯定的,它是永恒的,“这就是说,我要探究究竟有没有一种东西,一经发现和获得之后,我就可以永远享有连续的、无上的快乐。 ”但是,在斯宾诺莎看来,日常生活中被当做幸福的东西,却并不都是善,人们把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当成终极目标,这些东西的确能够让拥有者有一种幸福的感觉,甚至是一种可以享用的美好,但是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却容易让人产生贪欲,而在贪欲支配下,所谓的快乐就会变成痛苦,而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最后都会变成一种恶。

斯宾诺莎:“余缺”不影响知性的确定性

这是一种俗世中的目的论,而如果避开这些恶,或者将恶转化成善,是不是就是一种幸福,是不是可以支配心灵?斯宾诺莎却说,恶转化成善,即使是一种善,也是一种不确定的善,善同样可以变成恶,同样可以被否定,所以真正的善是持久的善,是没有可能性的善,也就是说,是必然的善,是唯一的善,是肯定的善,是永恒的善,而这种善,斯宾诺莎把它命名为“真善”、“至善”,“它是人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的知识。”

善是知识,是唯一的知识,是永恒的知识,是“可以永远享有连续的、无上的快乐”的知识。斯宾诺莎认为人对于事物的认识有不同的途径,不同的途径造成了不同的知识,一种是由传闻而得来的知识,一种是由“泛泛的经验”获得的知识,一种是从并不必然正确的推论推出的知识,在他看来,这三种知识因为不确定、偶然性和非本质性,并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而他所设想的真正的知识是“纯从认识到一件事物的本质,或者纯从认识到它的最近因而得来的知识。”只有它“才可直接认识一物的正确本质而不致陷于错误”,所以要获得这种知识,斯宾诺莎认为要从否定和肯定两方面去行动,否定就是要去除不正确的方法,所谓“医治知性”就是要区别什么是真知识,什么是虚构和错误的知识,然后才能用肯定的方式“纯化知性”,从而“可以成功地、无误地、并尽可能完善地认识事物”。

这种认识事物本性的能力就是“知性”,知性是为哲学的目的论而准备的,在他看来,这种追求哲学目的地过程是这样的:人由于自己“天赋的力量”,可以自己制造理智的工具,当工具被制造出来之后,可以获得新的力量,这种新的力量用来制造更新、更全、更完善的理智作品,而新的理智作品又获得新的工具,新的工具又产生新的力量,“如此一步一步地进展,直至达到智慧的顶峰为止。”在这个过程链条里,其起点是人的天赋力量,终点则是智慧,天赋力量是“指非由外因所支配的力量”,也就是说,人的天赋力量是自我本性的一部分,也就是有这种来自本性的力量,才会有产生“真观念”的知性,才会在工具的制造、力量的产生中一步步前行,最终走向“我爱智慧”的哲学终点。

所以很明确,要确定一种真正的知性,就必须界定真观念,在斯宾诺莎看来,在真观念之外,还有一种叫做对象的东西,这两种观念指向两种本质,一种是形式本质,一种是客观本质,观念可以拥有他的本质,但是也可以拥有它的对象,而真观念只是真理的确定性符号,也就是说,它就是一种指向本质的观念,“要达到真理的确定性,除了我们具有真观念外,更无须别的标记。”只有在这个真观念之下,才能找到抵达心灵的方法,才能在“最完善的方法”中达到至善。

这是一种肯定式的认识,“所以真的方法不在于寻求真理的标记于真观念既已获得之后,而真的方法乃是教人依适当次序去寻求真理本身、事物的客观本质或事物的真观念的一种途径。”而在肯定的过程中,一定要相辅相成一种否定的方法,“正确的方法就在于认识什么是真观念,将真观念从其余的表象中区别出来,又在于研究真观念的性质使人知道自己的知性的力量,从而指导心灵,使依一定的规范来认识一切必须认识的东西,并且在于建立一些规则以作求知的补助,以免枉费心思于无益的东西。”不管是否定和肯定,在论述完哲学的目的这个目的论之后,斯宾诺莎就站在了方法论的上面,他指出要达到目的,必须用正确的手段来认识,要确切地认识“事物的本性”;要正确推究出事物相异、相同和相反的地方;要正确地认识到“什么是事物做得到的,什么是事物做不到的。”要将对事物本性的知识和人的本性与能力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从事物到人,才能达到最高的完善。

否定就是去除表象的迷惑,就是医治,就是纯化,“真观念与别的表象加以区别或分开,保持心灵使不致将错误的、虚构的、和可疑的观念与真观念混淆起来。”在斯宾诺莎看来,心灵不受真观念控制,就是因为我们虚构了一些事物,“虚构”当然是远离本质,远离真理,他给虚构的定义是:“虚构的观念是关于可能的事物的,而不是关于必然或不可能的事物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对于事物还有不知道的原因,我们才会使它成为可能的事物,才会用一种虚构的方式认识他,所以从本质上说,虚构不涉及永恒的真理,它只是在头脑中或想象中把记忆中的东西回想起来,然后当成是一种存在,而这种存在只是一种可能,所以虚构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就会产生错误的知识。

“凡涉及存在的错误观念,可用与改正虚构观念相同的方法去加以改正。”对错误观念的否定,就是对虚构的否定,而这种否定的意义不仅仅是远离错误,而是要确定一物的存在并不是可能发生的,而是要在本质意义上成为一个“永恒的真理”,永恒的真理需要真观念,在斯宾诺莎看来,真观念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它是简单的或由简单的观念构成的;它能表示一物怎样和为什么存在或产生;它的客观效果在心灵中,与其对象的形式本身相符合。

那么,如何获得寻求纯粹出于心灵的真观念,如何单纯从事物的本质去认识它?斯宾诺莎提出了“界说论”:“所以研究的正当途径即在于依一定的界说而形成思想。对于一物的界说愈好,则思想的进展愈容易有成果。”界说的方式和步骤当然也是方法论的,它的建立基础则是事物的内在本质,则是必然性,“一个界说要可以称为完善,必须解释一物的最内在的本质(essentia),而且必须注意,不要拿一物的某种特质(propria)去代替那物的本身。”内在的本质不是某种特质,他举例说,圆形的界说可以说成是“一个由中心到周边所作的一切直线都是等长的图形”,但是他认为这只是圆形的一个特质,而非本质,本质的圆形应该是“任何一根一端固定的另一端转动的直线所作成的图形”。圆形是被创造之物,他认为被创造之物的界说必须包含的是“最近因”,最近因就是只有唯一原因而产生的特定结果,也就是说,后一个事实的发生,必须要基于前一个事实,若无前事实,则无后事实,则没有最近因果关系。

最近因具有的是创造的唯一性,而对于非创造之物,斯宾诺莎认为它的界说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它是排除任何原因的,也就是说,非创造之物是独立存在的;它既然已经存在,就不会再有不存在的疑问;而对于心灵来说,“界说必不可包含可以转变成虚字的实字”,也就是说,不可用抽象的概念来解释;所有的特质都能够“从它的界说推出”。如果心灵可以按照这样的原则去考察产生的思想,并能够依照次序推出结论,那么由于它是确定的、唯一的、本质的,所以自然而然不会有错误的思想。

否定是为了肯定,肯定是为了至善,在这样一种正反方法论之后,斯宾诺莎就指出了知性的特质:

一、知性自身具有确定性,换言之,它知道事物形式地存在于实在界中,正如事物客观地包含在知性中。
二、知性认识许多东西或绝对地构成某些观念,而又从别的观念以形成另外一些观念,譬如,知性无需别的观念即绝对地形成量的观念;反之,知性形成运动的观念时,必须先思考到量的观念。
三、知性绝对地形成的观念表示无限性;而有限的观念则是知性从别的东西推论出来的。
四、知性形成肯定的观念较先于形成否定的观念。
五、知性观察事物并不怎样从时间的观点,而是在某种限度内从永恒的和无限数量的观点。
六、我们所形成的明晰清楚的观念,好象只是从我们本性的必然性里推出来似的,所以这些观念,似乎只是绝对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混淆的观念,则恰好与此相反;混淆的观念的形成,每每违反我们的意志。
七、知性从别的观念所形成的事物的观念,可以在许多方式下为心灵所规定。
八、那些愈能表示一物的完善性的观念就愈为完善。

知性具有确定性、绝对性、无限性、永恒性、本质性和完善性,去除了传闻、泛泛的经验、感觉来推断出的知识,去除了错误和虚构的观念,在“知性改进”中,凭借着求知的天赋工具,永远享有连续的、无上的快乐,达到至善的哲学目的。 

权力意志

编号:B82·1961005·0333
作者:(德)尼采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1年5月第一版
定价:22.80元
页数:712页

尼采的经历证明敢于藐视权威的伟大,同时也证明否定权威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权力意志”这个引起巨大争议的“中心概念”使尼采的思想达到了一个不能超越的高度,同时也使自己成为这一伟大尝试的牺牲品,尼采高呼“上帝死了”,却在另一处为自己树碑立传,力图“重估一切价值”,尽管那碑只是一个墓碑。尼采毕竟只有一个,在一个“偶像的黄昏”, 尼采死在连自己都说不出痛苦的19世纪末,手里握着的是一根自负的稻草。


《权力意志》:用强力抵达善与恶的彼岸

我不是人,我是炸药–尽管如此,我的骨子里却没有了任何教主的意味–宗教是庸众的事。同信教人接触以后,我必须洗手…我不要任何“信徒”。
–《为什么我是命运》

命运是兴衰,命运是敏感,1879年,36岁的尼采已经看到了生命力降到低点的颓废,仿佛36岁父亲的重影,文弱可亲而又多病的父亲在命运还未抵达意义的时候就已经从衰老走向了死亡,而同样36岁的尼采已经看不见三步以外的东西,辞去了巴塞尔教授职务的他看见了生命中“最最黯淡无光的日子”–“整个夏天象幽灵一样住在圣摩里茨,象幽灵一样在瑙姆堡度过了下一个冬天”。把自己看成幽灵,是身上极度的心理衰弱,是三天三夜的头痛和痰阻,以及神经病的治疗,像是苏格拉底因发烧而进入的半昏迷状态。但是在这只有后果而没有原因的颓废中,命运也在生命阶梯上创造了仍然活着时的没落和新生,那是敏感的触觉,那是对健全人的观察,那是独到的经验,“丰富生命的充盈和自信”对于尼采来说,是可以俯视颓废本能的银币活动,从而在得心应手中获得那一双“颠倒乾坤的手”,获得“重估一切价值”的动力。

“总而言之,我既是个颓废者,也是其对立物。明证之一就是,我对逆境总是本能地择优而适,而本来的颓废者却总是采取于己不利的办法。就总体而言我是健全的,就局部而言,我才是颓废者。”在看得见的过去,尼采已经开始了对于生命意义的探索,在《人性的,太人性的》里他抛弃了理想主义、美好的情操和女性化的艺术;在《朝霞》里他开始了反对道德的进军,也“为人类准备一个最高自决的时刻,一个伟大的日午”;在《善与恶的彼岸》中,他发现了高等人具有的任性背叛的本能,在《偶像的黄昏》中,他用锤子开始了哲学阐述,将陈旧的真理埋入历史……而这一切的悲剧激情,这一切重估价值,这一切的颠覆和放肆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达到了作为文本最完美的展现,酒神狄俄尼索斯站在人类的制高点俯视生命,在悲剧激情中发现了“永恒轮回思想”,作为人类所能够达到的最高肯定形式,它写在1881年的那张纸上,这是宣言,这是命令,“距人和时间的彼岸6000呎”,而当经历了1879年36岁时如遗传一样的没落之后,6000呎的彼岸终于在生命阶梯的“新生”中开始了。这“一本写给所有人的书,也是无人能读的书”里,尼采找到了酒神,找到了悲剧,找到了“伟大的肯定”,但是查拉图斯特拉不是偶像,不是上帝,“现在我请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身;而只有当你们大家都否定了我的时候,我才愿意来到你们身边……”查拉图斯特拉寻找真理,其实就是毁灭那种顶礼膜拜的仪式,让人丢开偶像,去发现自身,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启示,这样的启示在1888年的时候就是那句“看哪这人!”取自《圣经》的这句话是耶稣被钉死时马帝国驻巴勒斯坦总督彼拉多说的话,那是死亡的蔑视,那是生命的毁灭,但是当这句话在1888年的时候再次成为尼采文本的标题时,它已经从宗教的典籍和仪式中挣脱出来了,返回自身,就是返回人性,就是在“看哪这人!”中找到另一个耶稣,受苦受难却是伟大的灵魂和思想的缔造者,这是打碎那个偶像之后的新生:“我冒然允诺的最后一件大事也许就是‘改良’人类了。我没有塑造任何新的偶像;但愿老的偶像会认清,用泥土塑造的双腿究竟意味着什么。把偶像(这是我以前称谓“理想”的用语)打翻在地–这样说更切近我的工作。”打翻偶像,变成被钉死的新生者,意味着新的轮回和救赎,意味着重估一切价值的真正开始,“重估一切价值:这就是我给人类最高自我觉悟活动的公式,这一活动在我身上已成为血肉和精神了。”这是尼采的宣言,“从我开始,世界将会有伟大的政治出现。”而这个开始也就意味着将高高在上的那个“上帝”打碎–“’上帝’的概念包含一切有害的、有毒的、诽谤性的东西,它把生命的一切不共戴天的仇敌纳入了一个可怕的统一体!”而在这个“上帝”的对面,是那个人,是苦难者和新生者的耶稣,“我是哲学家狄俄倪索斯的弟子。看来我宁愿做萨蹄尔,也不愿做圣徒。”尼采从来不想进入上帝的系统,从来不想成为宗教的庸众,“我不是人,我是炸药–尽管如此,我的骨子里却没有了任何教主的意味–教是庸众的事。同信教人接触以后,我必须洗手……我不要任何’信徒’。”就像查拉图斯特拉一样,必须让那些人丢开他,否定它,而去发现自身,发现生命–“重估一切价值:这就是我给人类最高自我觉悟活动的公式,这一活动在我身上已成为血肉和精神了。”

为什么要重估?如何进行重估?当我站立起来,在颓废中新生的时候,必然要打碎那和上帝、偶像有关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必须重建和生命、力量和自身有关的体系。世界在尼采的面前,是未知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也是另一个世界,即使有那个X世界,对于存在的这个无聊世界来说,它也不具备另外的意义,所以世界其实被划分为“表面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也即是是哲学家虚构的理性世界、宗教家的“神性”世界以及道德家的自由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也是一个“非存在、非生命,非生命意愿的象征”,也是一种厌世本能的创造而非生命本能使然。而在这个世界里,物变成了幻想的组成部分,也解释了因果性,而这种物实际上最后走向一种腐败状态,这种腐败在基督教上表现为巴斯噶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共产主义,而在现实意义上,便成为腐败的彼岸。凡此种种,在这一个世界里,“一事物的本质不过是关于’此物’的见解而已。或甚至可以说:这个所谓’它关系到’本来就是’它是’,这个唯一的’这是’。”但是自在之物并不存在,对于自在之物,只不过是一种认识上的空谈,而在这种居于高位的“自在之物”也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构想,一种等级制度下的产物,“现代社会不是什么’社会’,不是’身体’,而是一种由首陀罗组成的病态胶合物–这是一个连排泄力都不具备的社会。”

所以,在世界呈现的这种腐败状态和空谈状态中,对于生命,对于知识,对于道德,必定成为一种合目的论的观点,而这种观点破坏了真正永恒的轮回,破坏了一切人自身存在的价值。世界的认识对应着哲学和宗教,在尼采看来,对于18世纪的哲学而言,完全走向了一种颓败,少有成见的哲学家却在毁灭他人,他们缺乏历史意义,缺乏生理学只是,缺乏对于未来的目的,而在“对表面、变更、痛楚、死亡、肉体、感官、命运、束缚和一切无目的的东西,都抱有成见。”的状态下,哲学家需要成为一个立法者,“即新的种类”。德国古典主义的叔本华深化了悲观主义,“并通过发现悲观主义的最高对立物才使悲观主义完全进入我的感觉”,然后才是伟大政治的先驱,然后才是希腊人及其起源。但是对于德国哲学来说,尼采看到的更多的是虚无主义,“意味着最高价值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回答”,虚无主义导致了荒谬性,在因果论、机械论中使规律成为过场,成为剩余物,而在政治上却“缺乏对自身权利的信仰”而“风行欺诈,不时的奴颜婢膝”,在社会发展中成为无政府主义,再加上宿命论、艺术上的悲观主义,哲学只剩下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和乡愁。所以在尼采看来,哲学体系的重建就需要哲学家的塑造,“我恳切希望:‘哲学家’这个纯真的概念不致全盘毁在德国人手里。”而在尼采看来,虚无主义除了精神权力下降和没落的消极虚无主义,也还有一种对精神权力提高的积极虚无主义,积极虚无主义并不指向颓废、欺诈和无政府主义,而是发现其中的新生,在毁灭中再生,就像剁成碎块的狄俄倪索斯,完全是对生命的许诺,和受难的基督一样,指点人们从生命中拯救自身。

但是,“自柏拉图以来,哲学一直处在道德的统治之下。”而且演化成了对于宗教至善的皈依。“上帝乃是最高的权力–这样说就足够了!一切都来源于这个权力,由此产生了–‘世界’!”上帝创造了世界,是原因还是结果,在教会的教导中,神圣的上帝就是一个谎言,它们“捏造了一个赏与罚的上帝”,并且不折不扣地承认《圣经》,并把教士们作为他的喉舌和全权代表派到世上来;然后设置了一个生命的彼岸,“在那里,伟大的惩罚机器被认为是有效的:为此目的,就要有一个灵魂的不死性;”再者,就要求要有一颗“良心”:“充当确立善恶的意识&–即意识到在这里说话的是上帝本身,假如良心在劝说接受与教土法典等值的东西的话”;然后,便是要拥有作为否定一切自然过程的道德,“道德把一切现象都贬低为受道德决定的东西”,道德变成了唯一的力,变成“一切变幻的造物精神”;最后,形成了真理-—是“现成的、受了启示得出的、与教士学说一致”的真理。而这一系列的神圣的谎言中,宗教成为一种专制统治,而那些基督徒们则在“主们”的教导下走向虚无主义,而这种虚无主义在尼采看来,却是完全反基督教的–“因为,那些东西纯属人的私事,而非象征;纯属故事,而非永恒的事实;纯属公式、规范、教条,而非生命的实践。”也就是说,在禁欲主义、斋戒、“寺院”、宗教节日、以及用道德来装扮自己天性,走向了生命的反面,甚至在使人屈服于基督教中,使之变成了群畜宗教,而且在教诲人们服从中被统治:“基督教试图以此‘克服’世界,也就是否定世界。其实,这疯狂的谋杀–即人在世界面前疯狂的自戕–的结局就是人的阴沉化、渺小化、贫困化。”而这种“疯狂的谋杀”归根结底是让宗教成为道德劝善的工具:

取消了理性,把一切行动都简化为恐惧和希望(赏和罚);依赖于教士的监护,即一丝不苟的仪式,它要求表达神性意志;植入良心,以虚假的知识取代研究和和试验,就象已经确定了行为准则似的–这是对探索和奋斗精神的的阉割;–总而言之:这里人们所能设想的乃是对人的最恶毒的残害,即所谓要当“善良的人”。

善良的人,就是道德的训诫,而种种训诫就是取消了生命的意义,成为“敌视生命的惯用语”。其实不光是宗教道德,尼采把一切敌视生命的道德都看成是对永恒价值的背叛,是一种伪善,逆来顺受、贞洁,忘我和绝对服从,就如奴隶道德一样,在被统治的世界里成为敌视科学,敌视理性的工具,“从本质上说,道德乃是超越个别人,或者甚至通过奴役他人而长久保存某种东西的手段。”所以在这样的道德矫饰下,现代精神也变得无药可治,所谓的宽容,是对肯定和否定的无能,所谓的同情,只是病态的敏感,所谓的客观性,只是没有人格,没有意志以及爱的无能,所谓真理便陷入了自然主义,所谓科学性,就是在“人的文献”变成无聊小说和加法运算–代替了乱无章和过渡性的“激情”;“深邃”代替了混乱,代替了芜杂的特征。道德是一种有用处的错误,道德是兽栏,道德是我们最大的误解,道德是生命的对立,而道德最大的标签就是非道德:“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低贱的种类,因为他不是‘有个性的人’,而是按照一劳永逸的人的模式获得自身价值的。他不具备独立的价值:他可以用来比较,他有自己的同类,他不应单独存在。”

道德世界意味着防卫,意味着防御,也意味着训育,意味着奴役,而这种对生命的背叛会将人带向无意志的世界里,而善与恶的彼岸并不是道德的最终目的,它只是使人们屈从于恶:“全部道德的、宗教的解释只不过是对恶的屈从形式。”因为声称恶中有善的信仰,也就等于放弃同恶的斗争,也就是说,单靠道德本身,无法建起道德统治的大厦,单靠道德本身,就会放弃权力,丧失权力意志。那么尼采在否定道德的论述中,也就开始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努力,而这种努力的一个关键词便是:权力意志。

权力意志从何而来?如果再从宗教和道德批判入手,宗教容易产生驯育,道德会放弃权力,实际上就是在一种平等观和自由意志下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抹杀了等级。在尼采看来,等级制意味着决定价值,“指导千年意志的人是最高级的人,他的方法是引导人的最高本性。”最高本性的人站在等级制的最高点,于是在俯视劣等的、低三下四的和精神空虚中,让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成为一种“登峰造极的荒唐”,因为“平等”的可怕结果,最终每个人都认为有权过问一切问题,也就等于完全抛弃等级制。法国的普选制就是因为卢梭这个骗子的平等思想造成了劣等人的统治,任何人有权批评任何人,在尼采看来,并不能产生真正的哲学家,不能产生伟人,也不能产生真正的统治者,所以只有对立的存在,才能产生对立的情感,才能产生伟人,而对立表现的等级制“就是权力制”–“因为战争和危险仍旧是某个等级坚持其条件的前提。光辉的榜样:自然之人–;最弱、最聪明的人使自己成为主人,较愚蠢的权势倒成了自身的奴隶。”

因为有对立,有等级制,才会有那个在等级最上面的强者,“最强者,即具有创造性的人,必定是极恶的人,因为他反对别人的一切理想,他在所有人身上贯彻自己的理想,并且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他们。在这里,恶就是:强硬、痛楚,强制。”当然,尼采的强者是去除劣等精神,去除群畜的软弱,去除“美德带来幸福”的谎言,而是要在“每个有生命的有机体都在自己力量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远地蔓延开去,并且征服一切弱小者”。所以在人自身的设置上,要从“你应”这一个等级变成有英雄人物的“我要”,再从“我要”变成有着古希腊诸神的“我是”,强化强者,就是麻痹和摧毁厌世思想,就是成为“地球的主人”,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力,而提高人力的最终目标就是创造超人–“’人类’不是目的,超人才是目的!”

所谓强者,所谓超人,就是拥有权力意志的人,“所有力的组合中的权力意志都是拒强而欺弱,”权力意志就是“贪得无厌地要求显示权力,或者,作为创造性的本能来运用、行使权力”,就是“划定界限,确定法度,明确权力的差别”,就是把“将要出现新的野蛮人的精神的优越同安逸和充沛的精力”达成统一。“一切意义都是权力意志”,这是一种崭新的、巨大的、建筑在严酷的自我立法基础上的贵族政体,在这里,哲学强人和艺术家的暴君将意志变成高等的人类,“他们靠了自己的意愿、知识、财富和影响等方面的优势,为了掌握地球的命运,为了按照人本身来塑造艺术家而把民主主义的欧洲当成他们最驯服、最灵活的工具。无须多说,重新学习政治的时代到了。”这个时代是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权力到来的时代,是“解释”用于主宰和手段的时代,是对于人格、日常生活、社会、现实超越的狄俄倪索斯的时代。而这样一个时代,真正的意义是将生命置于最高的顶端,“什么叫生命?这就必须给生命的概念下一个新的、确切的定义了。我给它开列的公式如下:生命就是权力意志。”

当人成为最高的权力,人就是上帝,就是永恒的轮回,“要一个力的怪物,无始无终,一个坚实固定的力,它不变大,也不变小,它不消耗自身,而只是改变面目……就是我所说的永恒的自我创造,自我毁灭的狄俄索斯的世界,这个双料淫欲的神秘世界,它就是我的’善与恶的彼岸’……这是权力意志的世界–此外一切皆无!你们自身也是权力意志–此外一切皆无!”在尼采的德意志精神里,权力意志表现了拿破仑的夺权斗争,表现了歌德构想的欧洲中心。但是这“善与恶的彼岸”使用强力去抵达,尼采不树立偶像却设置了标准,尼采摧毁宗教的上帝,“必须洗手”,但是却成为自己颓废者对立面的上帝,他是孤独的,他是敏感的,而这样没落之后的心生却也终于敌不过那一个虚弱的身体,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毕竟只是一种努力,散乱的片段最后终于成为了一份遗稿–1889年1月的未竟之书却提前让尼采看见了另一个无法超越的彼岸–不仅,尼采神经崩溃,一年后,逝世于魏玛。“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好书”里的那句话“因为我的时代也还没有到来,有几篇东西会作为遗著出版”不幸一语成谶。

思想录

编号:B34·1961005·0332
作者:(法)帕斯卡尔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85年11月第一版
定价:14.90元
页数:549页

帕斯卡尔在一次事故幸免于难之后的第四年,开始写作《思想录》,时间是1658年。这次写作可以让人联想到帕斯卡尔所认为的“人的脆弱性”,所以他只能在自己无助的“第二次皈依”中靠近上帝,从这个意义上说,帕斯卡尔作为近代数理科学家是不彻底的。《思想录》包含着虔诚与怀疑,理性与唯心等诸多矛盾。本书副标题为:“论宗教和其他主题的思想”,全书共分十四编。


《思想录》:每个人都为自己制造一个上帝

能思想的苇草–我应该追求自己的尊严,绝不是求之于空间,而是求之于自己思想的规定。我占有多少土地都不会有用;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
《第六编 哲学家》

空间是无限,而人是有限的,在有限的个体中人如何能认识上帝?而在对上帝的证明中人又如何实现人心的信仰?在人的比例所凸显的脆弱性里,返观自己是不是一个虚无而无穷的存在?当帕斯卡尔提出“论宗教和其他主题的思想”的时候,他的面前一定是站着一个有着天性腐化的人,而这个腐化的天性必定对应着无所不能、无限的上帝和宇宙,当人面对没有了上帝时的可悲于有了上帝时的幸福,一切的指向并非只是那个虚无的宇宙,并非是膜拜的上帝,而是要在对自己的理解中将灵魂和肉体合二为一,在人性的可悲认识中引向真正宗教的东西,那东西是正义,是人心,是信仰,也是伟大的、有尊严的思想。

为什么天性是腐败的?是科学的虚妄还是自身的脆弱?是无限的虚无还是自己的无知?在这个由地球、王国、城市以及所有自然组合成的宇宙世界里,人有时候就是居住在狭隘的牢笼里,而这种认识无非是理性的一种,在笛卡尔的世界里明明写着对科学穿凿过分的观点,“我不能原谅笛卡尔;他在其全部的哲学之中都想能撇开上帝;然而他又不能不要上帝来轻轻碰一下,以便使世界运动起来;除此之外,他就再也用不着上帝了。”而其实并非是笛卡尔用那种“我思故我在”的观点来骗取真相,实在是以“无用而又不可靠”的精神来背叛真正的科学精神,背叛自然的规律,所以当“自然畏惧真空”被帕斯卡尔以1646年的那个气压试验而击碎了的时候,理性业务费是一种更浅薄和可笑的教条,“精神自然而然要信仰,意志自然而然要爱慕;从而在缺少真实的对象时,它们就非附着于虚妄不可。”

但是如何使精神和意志摆脱虚妄?人的变化无常只是因为“感到目前快乐的虚妄而又不知道不存在的快乐的虚幻”,那时暂时的快乐,却可以支撑起虚无的人生,所以在被忽视的真正生存世界里,人们“只想着跳舞、吹笛、唱歌、作诗、赌赛等等,想着打仗,当国王,而并不想什么是作国王,什么是作人”的欲望,是“游戏,打猎,拜访,喜剧,虚妄的名垂不朽”的虚荣,是屈服于想象中生存的快乐,这就是消遣的人生,当人类无法治疗死亡、悲惨、物质,也就在某种意义上认定了使自己幸福就必须把这些东西忘记。而在帕斯卡尔那里,这样的消遣就是一种“可悲之中最大的可悲”:“因为正是它才极大地防碍了我们想到自己,并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消灭自己。若是没有它,我们就会陷于无聊,而这种无聊就会推动我们去寻找一种更牢靠的解脱办法了。可是消遣却使得我们开心,并使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到死亡。”因为疾病、死亡、无知的害怕和恐惧,人才会想尽办法去消灭它,才会让自己感觉到脆弱和天性的腐化,但是在消遣的生活里,却是短暂的开心,却是不知不觉走向死亡,所以“人屈服于忧伤并不可耻,但是屈服于欢乐就可耻了”。忧伤不是诱惑吸引我们,而是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去选择忧伤,并最终主宰我们,也就是说,人是因为成了这件事的主人,才能屈服于自己,而当欢乐到来的时候,人却屈服于快乐,所以最后,“造成光荣的就仅仅是主宰和统治,而造成耻辱的则是奴役。”

那种屈服于快乐的奴役有时候却是背叛着想像,“当我们在自己眼前放一些东西妨碍我们看见悬崖时,我们就会无忧无虑地在悬崖上面奔跑了。”这样的奔跑看起来是盲目,却也是在对抗着处处阻碍想象的理智,理智告诉你该做什么,告诉你人生的困难、死亡和无知,告诉你有限的虚无,但是在想象的世界里,却能使人拥有一种幸福,“这是理智所企羡莫及的,因为理智只能使它自己的朋友不幸;想像力使人蒙受光荣,而理智则使人蒙受羞耻。”当人在悬崖上面奔跑的时候,他是不害怕死亡,没有生存的恐惧,而这也正是哲学的启示:“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假如是站在一块刚好稍微大于所必需的板子上面而下面就是悬崖;那么不管他的理智怎么样在向他肯定他的安全,但他的想像必然要占上风。大多数人绝不会接受这种想法而不面色苍白、汗出如浆的。”在这样的想象世界里,安排好了的一切就造就了美、正义和幸福,甚至成为真相永远可靠的尺度。

但是抛弃消遣而选择忧伤,抛弃理智而发挥想象,并不是人消除腐化的天性的最好方式。在帕斯卡尔看来,人的比例造就了人的脆弱性,在合比例的自然面前,看见的是无限,也看见了自己迷失的那个偏僻的角落,“万事万物都出自虚无而归于无穷。”所以在这种脆弱性面前,帕斯卡尔看到的却是人性的意义,它是自然和自身的连接物,“因为,人在自然界中到底是个什么呢?对于无穷而言就是光,对于虚无而言就是全体,是无和全之间的一个中项。”也就是大自然吧自己的影子和造物主的影子投射到人的身上的时候,人也就成为了自然的一种投影,“一切事物几乎全都带有它那双重的无穷性”,而这种双重性就是人的灵魂和身体,“人对于自己,就是自然界中最奇妙的对象;因为他不能思议什么是肉体,更不能思议什么是精神,而最为不能思议的则莫过于一个肉体居然能和一个精神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他那困难的极峰,然而这就正是他自身的生存:精神与肉体相结合的方式乃是人所不能理解的,然而这就正是人生。”当事物是单一是,我们的认识便是无力的,而面对相反的品质,面对灵魂和身体的双重性的时候,也就理解了人的脆弱性背后是一个意义的存在。

帕斯卡尔:思想使自己成为上帝

所以在自然面前,就必须要思考如何返现自己,如何在迷失的偏僻角落里发现自身的价值。同样,在信仰的世界里,人也面对着无限世界里的那个上帝,我们是有限的肉体,所以当我们的灵魂投入到肉体之后,“在这里它发见了数目、时间、度量。它就据此进行推论,并称之为自然、必然,而不能再相信别的东西”,所以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正义在上帝面前也像我们的人在自然面前,是不成比例的,“还不如一与无限之间那么巨大”,当个体的一加在无线上,并没有给无限增加任何东西,它不过是在无限的尺度上再加上了一尺,也就是说,当有限消失在无限的面前的时候,也就变成了纯粹的虚无。所以按照上帝存在的假设,他是无限而不可思议的,个体的一也就和上帝没有了任何关系,“我们就既不可能认识他是什么,也不可能认识他是否存在。”而这种虚无的感觉并非是最后的结论,当上帝的存在和不存在都是不可思议的事,那么这样的双重性也就合一了–灵魂和肉体同在,世界被创造又不被创造,以及有原罪和没有原罪。

矛盾趋向统一,是我们取消了对立,是我们拥抱了纯粹的虚无,所以在“上帝存在,或者是不存在”的论题面前,我们的选择其实根本没有阻力,“让我们估价这两种情况:假如你赢了,你就赢得了一切;假如你输了,你却一无所失。因此,你就不必迟疑去赌上帝存在吧。”也就是说,不管是赢了,还是输了,一样是在上帝的无限世界里,也就一样找到了最后的出路,“宗教存在并不是确定的;可是谁又敢说宗教不存在乃是确实可能的呢?因而,当我们为着明天与为着不确定的东西而努力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就是有道理的;因为根据以上所证明的机遇规则,我们就应该为着不定的东西而努力。”所以为上帝存在不存在打赌的无意义也就走向了最终目的–信仰。

在信仰的各种手段中,有理智的,又习俗的,也有灵感的,人对上帝的信仰当然不是一种证明,不是一种工具,而是在人心之中把握之中信仰,“然而这种信仰就在人心之中,它使人不说scio,而是说credo。”不是“我知道”,而是“我信仰”,不是从“听道”而来的信道,而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当然也不是经书上被引用的上帝,不是在仪式上的上帝,“唯有由外表和内心合成的基督宗教,才能适合于一切人。”而当天性腐败带来了信仰的失落之后,那个上帝有时候隐蔽起来,而使人处在一种盲目之中,“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上帝隐蔽,而在耶稣基督的思考中,也找不到那种信仰上帝的幸福感,所以迷信与欲念、顾虑、坏的愿望、坏的恐惧中,人并不是不信仰上帝,而是怀疑上帝是否存在,“好的恐惧出自信仰,假的恐惧出自怀疑。”而在怀疑论中,上帝不是被隐蔽了,而是自己在脆弱性中没有返观自己,没有理解自己的身体和肉体的双重性,没有察觉到自己的人性:“感受到上帝的乃是人心,而非理智。而这就是信仰:上帝是人心可感受的,而非理智可感受的。”

所以认识上帝实际上就是认识自己,寻找对上帝的信仰就是寻找对自我的信仰,“每个人都为自己制造一个上帝”,那么这个上帝如何制造,如何使自己成为人性中永远而无限的上帝?帕斯卡尔在这种寻找中,提出了思想的概念,“我很能想像一个人没有手、没有脚、没有头。然而,我不能想像人没有思想:那就成了一块顽石或者一头畜牲了。”没有头,没有脚,没有手,那时人的脆弱性,但是如果没有思想,那就是人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芦苇是脆弱的,但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却是伟大的,有思想才有尊严,有思想才能形成自己的宇宙,才能在无限中成为自己的主人,“我占有多少土地都不会有用;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囊括了宇宙,也就消灭了脆弱性,也就消灭了虚无,也就走向了返观自己的那条信仰之路。所以在返观之中,人也认识了自己的可悲,“因此,认识(自己)可悲乃是可悲的;然而认识我们之所以为可悲,却是伟大的。”

人性的信仰拯救天性的腐化,人的思想拯救着盲目的信仰,而在自由思想者看来,人性的信仰在正义面前,却成为了一种强力的牢笼。“他住在河水的那一边”是一句生存状态的暗语,那对岸的君主和我我的君主有着争执,所以有人就可能有权杀我,君主,法律代表着正义的保护,还是一位着非正义的杀戮?当有人对孩子说:“这条狗是我的;这儿是我的太阳地”,也就意味着”整个大地上篡夺的起源和缩影”。所以在强力的正义中,它的作用就是在不变中保持着权威,“正义就是已经确立的东西;因而我们全部已经确立的法律就必然要被认为是正义的而无须检验,因为它们是已经确立的。”所以人要认识自己的信仰,就必须认识正义,认识真正的美好,而上帝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谛听上帝的教义,“高傲的人们啊,就请你们认识你们自己对于自己是怎样矛盾的一种悖论吧,无能的理智啊,让自己谦卑吧;愚蠢的天性啊,让自己沉默吧;要懂得人是无限地超出于自己的,从你的主人那儿去鲤解你自己所茫然无知的你那真实情况吧。谛听上帝吧。”

人类的脆弱和无力总是距离着美好很远,那些星辰、大地、天空、原素、植物、白菜、韭菜、动物、昆虫,以及热病、战争、罪行、浪荡、乱伦都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却只有在对上帝的信仰中才能回归人性,才能发现美好,“为了使人幸福,它就必须向人们揭示:上帝是存在的;我们有爱上帝的义务;我们真正的福祉就存在于上帝之中,而我们惟一的罪过就是脱离上帝;它应该承认我们是被黑暗所充满着的,黑暗妨碍了我们去认识上帝和热爱上帝;这样我们的义务就迫使我们要爱上帝,而我们的欲念却使我们背弃上帝,我们被不正义所充满着。”而那个上帝,取代了无力的人类的位置,却把一个有人性的人,把一个有思想的人推上了自己的宝座,使自己成为了那个上帝。“因为人性是这样的,它处处都标志着一个被失去了的上帝和一个腐化了的天性,既在人身之内、也在人身之外。”人身之内,人身之外,灵魂之内,身体之外,上帝统筹了一切,一切又复归于上帝,所以爱上帝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爱自己,而爱自己的过程就是恨自己,“凡是不恨自己身上的自爱,不恨引得自己以上帝自命的那种本能的人,都确乎是盲目的。”

爱自己是爱我们的上帝,恨自己就是恨受苦受难而救赎的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只能由于耶稣基督才认识上帝,而且我们也只能由于耶稣基督才认识我们自己”。所以在耶稣基督这个象征着苦痛的意象中,凝结着人对于自身的返观目的。基督耶稣结合着人性与神性,“他挽救人类免于罪恶的腐蚀,好让他们在他的神身之中与上帝调谐。”所以在这个中间项里,既代表着人生存中的脆弱,也代表着信仰的意义,所以在肉欲的民族具有的象征故事里,弥赛亚的复活就是为了找到一种救赎,而这个在预言里的救赎却需要一种宗教的“永存性”来证明。那个新约的故事里,“犹太人的宗教看来似乎本质上就在于亚伯拉罕的父亲,在于割礼,在于牺牲,在于仪式;在于方舟,在于神殿,在于耶路撒冷,后还在于法律以及摩西的立约。”所以当上帝不接受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时候,永存性就变成了“相信人是从一种光荣的并与上帝相通的状态堕落到一种忧伤、忏悔并远离上帝的状态”中寻找一种始终存在于大地的宗教的证明,这种证明有时候却是一种死亡:“为了证明耶稣基督,无论是他们一直生存着以便证明他,还是他们因为曾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沦于悲惨,这两者都是必要的。”

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是复活,而这种复活就具有了象征意义,就像上帝曾经毁灭整个人类一样,完全趋向于真理的双重意义:“当见过亚当的人们已经不复在世的时候,上帝就差遣来了挪亚,上帝以奇迹拯救了他而又淹没了整个的大地,这一奇迹就充分标志了上帝具有拯救全世界的那种权力以及上帝一定要这样做并使上帝所允诺的救主要从女人的种而诞生的那种意志。这一奇迹就足以坚定(人们)的希望。”毁灭与拯救,沦落与复兴,在对立的世界里,上帝和基督,基督和人类,在是信仰意义的证明,都是双重性的预言:“相反性的根源–一个被屈辱的上帝,竟至死在十字架上;一个以自己的死而战胜了死亡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两重性质,两次降临,人性的两种状态。”

当一切回归到人性,即使有着神恩的光荣象征,即使有着事物来临时的预言,即使有着辨别异教徒、异端、与诽谤者的奇迹,在我们身上就是一个返回自身的我,一个脆弱却有着思想的个体,一个用灵魂和肉体理解人性的自己,像耶稣一样,负起爱上帝的义务:“因为他既是上帝,便由于他的光荣而成为一切伟大的东西,又由于他那凡人的生命而成为一切卑微下贱的东西。” 

第一哲学沉思集

编号:B36·1960912·0322
作者:(法)笛卡尔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86年6月第一版
定价:15.40元
页数:434页

因为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论点,笛卡尔毫无疑问成为近代欧洲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对神学的否定和对人类学的重新发现改变了欧洲哲学的母题。1639年11月至1640年3月写就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副标题即为“论证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灭”,把神学命题转变为普通的哲学命题,这是笛卡尔的伟大贡献,他用沉思命题向过去的经院学派提出了挑战,并成为我们反对权威,正确认识自我的一次大解放。


《第一哲学沉思集》:有我,我存在 

既然我们在心里有上帝的观念,在这个观念里含有人们所能领会到的全部完满性,那么人们就可以由之而非常明显地得出结论说这个观念取决于并产生于什么原因,这个原因本身真正地含有全部的这种完满性,即上帝实际存在的这种完满性。
–《著者对第一组反驳的答辩》

“我们”是我的集合?而我就是那个“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是“我自己是我的存在的作者”?是在思维的东西?还是只是一个生性孤僻、身体孱弱的笛卡尔?那么上帝的观念如何进入我们的心里,如何让我们得出结论上帝的完满性早就在那里存在并且成为第一原因?又如何在上帝的存在中让灵魂在和肉体的分离后不死?对于1641年的笛卡尔来说,在“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命题提出之后,不是更清楚地看见了上帝,而是更坚定地证明了上帝。

“我一向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是应该用哲学的理由而不应该用神学的理由去论证的主要问题。”这是笛卡尔在“致神圣的巴黎神学院院长和圣师们”中提出的观点,而这也形成了《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内容重点,也就是在1637《谈谈方法》之后,笛卡尔将目光关注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上帝的存在,第二个是灵魂的意义,“上帝和人类心灵这两个主题,我已经在我的《谈正确引导理性和在科学中探究真理的方法》一书中简要地谈到,这本书于1637年用法文发表。当时我的目的不是提供一个详尽的讨论,而仅是简单的探讨,并从读者的意见中了解到我今后应该如何处理这些主题。”从简单的探讨到详尽的论证,“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实在区别”,《第一哲学沉思集》的副标题很明确地将笛卡尔的中心从思维的独立性转向对上帝和灵魂的论证上,而这种证明方式便是笛卡尔通过怀疑而求证的认识论,确定我和上帝存在的本体论,也从此开始详尽展示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系统。

抛弃神学的理由,转向哲学,对于笛卡尔来说,就是提出的“六个沉思”,这六个沉思构筑了一种哲学证明的整体性,而对于笛卡尔来说,要证明什么,就必须开始怀疑,而他的方式是提出怀疑性的假设,即方法怀疑。怀疑自己疯了,或者在睡梦中,或者被邪恶的妖魔欺骗:“若果我在做梦,受欺骗,那么我的认知即是不可靠的。”不可靠的认知是因为是感官中获得的,所以笛卡尔认为,“凡是我当做最真实、最可靠而接受过来的东西,都是从感官或通过感官得来的。”而对着这些从感官中得到的东西,必须予以清除,就是把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在从根本上重新开始。这种对感官见解的“清零”处理是为了在科学上建立起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而在笛卡尔看来,只有算学、几何学以及类似的其他学科,由于对象是一些非常简单、非常一般的东西,所以他们都是确定无疑的,“不管我醒着还是睡着,二和三加在一起总是形成五的数目,正方形总不会有四个以上的边;像这样明显的一些真理,看来不会让人怀疑有什么错误或者不可靠的可能。”而真正可疑的、靠不住的东西,是那些物理学、天文学、医学以及其他“研究各种复合事物”的学科,所以一方面是清理感官存在的见解,另一方面则对这些学科关注的对象进行怀疑,“我今后就必须对这些思想不去下判断,跟我对一眼就看出是错误的东西一样,不对它们加以更多的信任。”

在方法怀疑之后,笛卡尔的第二个沉思便转向了自我的认识论,在他看来,人的精神的本性和精神一样,比物体更容易认识,而这种认识就是将精神和物体区别开来,笛卡尔认为,对于“我”的这个对象,也存在着精神性和物体性的两种区别,“那么我以前认为我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我想过我是一个人。可是一个人是什么?我是说一个有理性的动物吗?当然不;因为在这以后,我必须追问什么是动物,什么是有理性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将要从仅仅一个问题上不知不觉地陷人无穷无尽的别的一些更困难、更麻烦的问题了,而我不愿意把我剩有的很少时间和闲暇浪费在纠缠像这样的一些细节上。”不管是我什么,“有理性的动物”这个定义其实就是一种表象主义的概念定义,这种定义的思考模式是通过五个步骤来完成的: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观念来认知世界;事物只能被非直接的认知;而这些观念能由精神的内容所理解,包括理智,心智,记忆,概念,意向等等;所以观念和它们所代表的事物是相互分开的;而这些被观念所代表的事物对于精神来说是“外在的”;所以,这些观念所构造的认知可以是正确也可以是错误的。如何在正确和错误中做出选择,笛卡尔说:“同时对一切事物仔细地加以检查之后,最后必须做出这样的结论,而且必须把他当成确定无疑的,即有我,我存在这个命题,每次当我说出它来,或者在我心里想到它的时候,这个命题必然是真的。”

笛卡尔:用“我”来证明上帝的存在

当说出来,或者在心里想到的时候,这个命题就是真的,从表象返回到内心,从物理世界转向心灵世界,是“我有,我存在”(ego sum, ego existo),而这个我便是那个“在思维”的东西:“那就是说,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像,在感觉的东西。”这是对于自身的定义,我是一种思维:“真正来说,我们只是通过在我们心里的理智功能,而不是通过想象,也不是通过感官来领会物体,而且我们不是由于看见了它,或者我们摸到了它才认识它,而只是我们用思维领会它,那么显然我认识了没有什么对我来说比我的精神更容易认识的东西了。”什么是思维领会,什么是感官领会?一块蜂蜡不是因为颜色、纹理和形状的改变而被领会,而是因为在热力炙烤下,或是在移动中所产生的广延,而使人开始了“清楚、分明”的领会。

 

当我在“有”思维的时候才会存在,那么推及而去,上帝是如何存在的?上帝的“有”又是什么。从观念的产生中,笛卡尔从原因论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无中不能生有,所以观念的原因含有和观念本身的客观实在性一样多的形式实在性,因为我有对上帝的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包含着无限的客观实在性,“我由之而体会到一个至高无上的、永恒的、无限的、变的、全知的、全能的、他自己以外的一切事物的普遍创造者那个观念,我说,无疑在他本身里比给我表象有限的实体些观念要有更多的客观实在性。”是因为有这个客观实在性在我心里,而我本身并不是完满的,所以,“由此可见,不仅无中不能生有,而且比较完满的东西,也就是说,本身包含更多的实在性的东西,也不能是比较不完满的东西的结果和依据。”也就是说,我不是无限且完满的事物,所以上帝这个客观实在性并不会因为我而产生,当然更不会无中生有,所以上帝的存在是一种清楚,分明的观念,“用上帝这个名称,我是指一个无限的、永恒的、常住不变的、不依存于别的东西的、至上明智的、无所不能的、以及我自己和其他一切东西(假如真有东西存在的话)由之而被创造和产生的实体说的。”而且是不言自证的事实,就像我的存在一样,因为我有,所以我存在,也因为上帝完满,所以上帝是自己给自己的存在:

我在这里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论据,它的全部效果就在于我认识到,假如上帝真不存在,我的本性就不可能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我不可能在我心里有一个上帝的观念;我再说一遍,恰恰是这个上帝,我在我的心里有其观念,也就是说,他具有所有这些高尚的完满性,对于这些完满性我们心里尽管有什么轻微的观念,却不能全部理解。他不可能有任何缺点;凡是标志着什么不完满性的东西,他都没有。

因为上帝的完满,因为上帝的自证,因为上帝的不依存于别人,也因为我不是上帝,所以我是不完满的,我是依存于别人的,而这种为了完满的依存就是上帝,“因此我觉得我已经发现了一条道路,顺着这条道路我们就能从深思真实的上帝(在上帝里边包含着科学和智慧的全部宝藏)走到认识宇宙间的其他事物。”所以不完满而导致的错误,在笛卡尔看来,有两种原因,一个是自己的认识能力和选择能力,另一个则是自由意志。在上帝的完满和虚无之间,在善与恶之间,在真与假之间,有一个“存在之链”,它维系着两端,而处在两端之间的人必须克服缺陷,“错误,就其作为错误而言,并不取决于上帝的什么实在的东西,而仅仅是一种缺陷”,所以要改变这种错误的认识,就必须有一种强大的意志,而在笛卡尔看来,这种意志就是上帝,“自然的光明告诉我们,理智的认识永远必须先于意志的决定。构成错误的形式就在于不正确地使用自由意志上的这种缺陷上。”所以要理解那些真理,就必须在理智之前获得上帝的意志,获得克服缺陷的意志,获得完满的意志,获得认识得清楚、分明的意志。

“我前面已经充份证明过,凡是我认识得清楚、分明的东西都是真的。”那么上帝也就是一个认识得清楚、分明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本体论出发,笛卡尔认为所有的事物的本质都有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也就是上帝给予的:“不是因为我把事物想成怎么样事物就怎么样,并且把什么必然性强加给事物;而是反过来,是因为事物本身的必然性,即上帝的存在性,决定我的思维去这样领会它。”事物的必然性,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性,而上帝的存在性又决定了我思维的意义,思维的意义也就证明了“我有我存在”的命题,“因此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切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都取决于对于真实的上帝这个唯一的认识,因而在我认识上帝以前,我是不能完满知道其他任何事物的。”而在我存在之后,我也可以通过上帝的意志而使我获得完满的知识:“而现在我既然认识了上帝,我就有办法取得关于无穷无尽的事物的完满知识,不仅取得上帝之内的那些东西的知识,同时也取得属于物体性质的那些东西的知识,因为物体性质可以用做几何学家们推证的对象。”
 
上帝能够产生清楚、分明的事物,而这些事物又可以被我的思维所领会,那么同样,在精神领域,精神意象的普遍性也可以得到证明。在笛卡尔看来,想象和纯粹智力活动或构思之间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图像,一种是理解,一种来自于外部世界,一种来自于心灵世界,所以在两种活动中笛卡尔开始证明肉体和灵魂的区别,他认为上帝可以产生任何我能清楚、分明认识的事物,而一个事物和另一事物之间可以是独立的,他们就是有区别的,所以上帝可以将一个在思考的东西创造的独立于肉体,也可以把一个有广延的身体创造的独立于灵魂,他们可以彼此独立,所以可以没有肉体而存在灵魂,“这个我,也就是说我之所以为我的那个东西,是完全、真正跟我的肉体有分别的,灵魂可以没有肉体而存在。”而且灵魂和肉体是有差别的:“我首先看出精神和肉体有很大差别,这个差别在于,就其性质来说,肉体永远是可分的,而精神完全是不可分的。”

实际上,笛卡尔在完成对灵魂与肉体有所分别的证明后,就已经将实在定义了三部分:上帝,灵魂,以及物质性事物,而在这六个沉思里,笛卡尔驳斥了唯我论与怀疑论后,建立了自己的上帝存在说和灵魂的意义,也构建了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而这些沉思集自然遭到了当时一些神学家、哲学家的反驳,这些反驳来自荷兰神学家约翰内斯·卡特鲁斯、由多方面神学家与哲学家、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法国神学家与逻辑学家安托万·阿尔诺、哲学家皮埃尔·伽桑狄、耶稣会修士皮埃尔·布尔丹以及由梅森收集的其他反驳,而这些反驳的重点也在于对上帝和灵魂的存在的证明。

荷兰神学家反驳说:“我请问:一个观念要求什么原因?或者告诉我,观念是什么东西。”多方面神学家和哲学家反驳说:“既然你还不确实知道上帝的存在,而你却说,如果你不首先肯定地、清楚地认识上帝存在,你就不能确实知道任何东西,或者你就不能清楚、分明地认识任何东西,那么这就等于你还不知道你是一个在思维着的东西。”神学家神学圣师阿尔诺反驳说:“在我看来事情将更为明显,即上帝不能是正面地由他自己而存在,而只能是反面地由他自己而存在,也就是说,不能由别的东西而存在。”六组反驳,基本上集中在关于上帝存在证明、关于认识论、关于精神哲学等,我们如何对无限的存在体有一个清楚的改变?我们是不是不需要上帝也可以获得有关上帝的感念?我们如何知道我们以为是认识得清楚、分明的概念确实是清楚、分明的?我们怎么知道灵魂的一切都是非物质的东西?

针对这些反驳,笛卡尔也进行了答辩,有时候是认真、反复阐述自己在六个沉思里提出的观点,有时候将自己的证明再进行细化和详述,但有时候笛卡尔也认为有些反驳是因为完全没有读懂自己的原文,所以在回复中他甚至开始轻蔑无礼,“那些人,他们的精神陷入感官里边如此之深,以致除了用想象而外,什么也体会不而不适于做形而上学思考。因此,不要以为我在这里对你做辩是向一个十全十美、精明强干的哲学家(我知道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哲学家)的答辩,而是把你算在那些行尸走肉的行列里,因你就就是借用了他们的面貌的;我对你做的答辩不过是我想要对他们做的答辩。”而这种蔑视的背后则是更加的自信:“这样,我认为我不无理由做出这样的结论,即:我所写的那些东西并没有被那些有学问的人们(他们在认真读了多次之后还没有被那些东西说服)的权威所削弱,反而被他们的权威本身所加强,因为,在那么仔细认真的检查之后,他们却没有在我的论证里指出任何错误和谬论来。”

但是,笛卡尔在用哲学的方式进行六个沉思之后,也试图用几何学的综合法论证上帝的存在和精神与人的肉体之间区别,而这种几何学的论证通过定义、要求和公理和命题证明,更接近于一种科学。在给思维、观念、实体下了定义之后,笛卡尔这样解释上帝:“我们理解为至上完满的、我们不能领会其中有任何包含着什么缺点或对完满性有限制的东西的那种实体就叫做上帝。”。所以他要求,“假如他们由于感官的某些成见,或者由于高兴做出的以及建筑在什么模糊不清的东西上的什么假定而怀疑理智所领会得清楚、分明的东西,那是毫无道理的。”而在命题的证明里,他的步骤是:首先单考虑上帝的本性就能认识他的存在性;其次用目的,即仅从上帝的观念是在我们心中,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性。然后再用具有上帝观念的我们自己的存在来明上帝的存在性,最后是精神和肉体实际上是有区别的。从而他得出结论:“上帝创造了天和地以及在那里包含的一切东西;除此以外,他能够按照我们所领会的那样做出我们所清楚领会的一切东西。”

上帝是一切原因,上帝也创造了一切结果,而这样的上帝当然是被我所领会的上帝,是可以将我带向完满目的的上帝,是可以建立自由意志认识灵魂的上帝,所以笛卡尔的上帝是我证明的上帝,这也就回到了《方法论》上的哲学命题:“换句话说,因为我存在,所以必须有一个使我存在的‘存在者’,而那个使我存在的‘存在者’,也必定是使万物存在的‘存在者’。因此,能够使万物存在的‘存在者’,就必然只有上帝才有可能了。”

原始思维

编号:B83·1960703·0305
作者:(法)列维-布留尔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81年1月第一版
定价:13.80元
页数:501页

列维·布留尔(1857–1939),法国哲学家,他对“原始”的定义除说明他存在着较为强烈的欧洲中心说之外,也证明了他是一个十足的社会学家。“原始思维”即是对“集体表象”进行原逻辑的研究,以发现与自己那些欧洲人不同的思维,其中渗透某种种族歧视与文化歧视,但列维·布留尔的论述的哲学命题却有其独到之处,尤其是他提出了“互渗律”以及在此影响下的制度。


《原始思维》:“地中海文明”之外的原逻辑

既然生命、成功,健康以至自然界的整个结构,一切的一切,事实上永远都决定于神秘的力量,那又何必劳神去推理呢?
第十章 神秘的和看不见的力量》

为什么巫师给死去的人插上翅膀和尾巴上的羽毛,“使他能够看到和听到地上地下发生的一切”?为什么有人在梦中看见了死人和离别的人而和他们交谈、和他们厮杀,也被梦中的这些幻想弄得心慌意乱?为什么有些民族要销毁死者生前用过的武器、物品,甚至毁坏他的故居?这是对灵魂的幻觉,还是对习俗的遵守,或者是对图腾的崇拜?当一切的一切在那里发生的时候,是不是靠“万物有灵论”就可以完满地解释?而当“解释”变成唯理论和实证科学的唯一指向时,那些不同的现象在公设中却成为一个悖论,从偶然性的个体出发而追求一种集体性的必然性和原因,却隐藏了可能性,隐藏了神圣性和神秘性,也隐藏了千变万化的“原始思维”。

泰勒、弗雷节尔、恩德鲁·兰,这些“万物有灵论”的人类学派就站在这样的研究维度上,而在列维-布留尔的视野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风俗,不同的现象却把这样的解释带向更混乱的终点,在他看来,英国人类学派的“解释”永远只是或然的,“永远包含着随偶然事件而转移的某种可疑因素”中,也就是说,在人类学家设定的道路上,信仰和风俗指向的是一个冒险的可能,“在一百个例子当中,能却证实它的可能只有五个”。五个之于一百个,当然是或然性的,而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类学家往往从个体的研究出发,运用“个体的人的意识的智力过程”,而忽视了“集体表象”,忽视了“社会事实具有自己的规律”。而不止于此,“万物有灵论”的弊端在于用我们自己的逻辑分析方法,强硬把一切原始民族的现象纳入理性分析和实证科学的范畴,从而走上一条其实是进化论的推理道路。“正是这个定理妨碍了关于高级智力机能的实证科学的出现,而比较方法又似乎一定会把研究家们引向这门科学。”

而这样的研究,实际上走的是孔德的实证主义之路,奥占斯特·孔德就说过:“不应当从人出发来给人类下定义,相反的,应当从人类出发来给人下定义。”从人类到人,实际上就是从集体表象出发细究个别,而按照孔德的人类发展的三阶段普遍定律出发,社会发展经历了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之后,必然要进入到实证阶段,而这种实证实际上是一种科学思维胜利后的必然产物,而这种唯心主义的观念,对于原始思维的研究来说,却是有害的。所以,列维-布留尔很明显是在对实证科学的高级机能的比较研究和人类学派的“万物有灵论”的否定和超越中建立自己对于“原始思维”的研究体系,“是否存在着足够稳固的、与我们的思维有相当明确区分的‘原始思维’,以至我们有权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东西来单独加以研究呢?”足够稳固是对于原始思维的稳定性而言,而列维-布留尔的目的就在于将它作为一种“独立”的东西加以研究,所谓独立,其实就是撇除泰勒等人“万物有灵论”的个体智力机能的分析体系,否定从表象的联想、因果性原则的运用等方面,追求集体表象的“解释”,而为了这样的独立,列维-布留尔指出,“必须先要摆脱这样一种偏见,即相信一切集体表象,低等民族的集体表象也在内,似乎都服从于以个体主体的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学规律。”也就是说,个体的主体分析并不一定集合为一种真正的集体表象,在各种民族的世代相传中,集体的表象已经作为一种固有的心想,在每个成员中留下了深刻烙印,也就是说,集体表象本身就有它自己的规律,而这个规律“引起该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感情”。

如何独立地寻找这样的普遍规律?列维-布留尔依然从现象入手,但似乎从整体上发现规律,那种对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的感情实际上就是神秘性,不管是动物、植物、人体的各部分,还是客体、土地、手工制品的形状,在原始人的世界里,永远都是神秘的,在他们看来,作为主体的自己并不把自己面前的一切看成是客体,也就是世界一切存在的东西都不是和主体有关的对象物,而是在一种和客体神秘联系的另外东西,也就是说,在原始人的集体表象里,主体和客体不是一种对应的关系,而是主体在客体和客体的神秘属性之外,“不管在他们的意识中呈现出的是什么客体,它必定包含着一些与它分不开的神秘属性;当原始人感知这个或那个客体时,他是从来不把这客体与这些神秘属分开来的。”而从这种神秘性出发,原始人的知觉里就没有需要解释的东西,也就是说,对原始人来说,“纯物理”的想象是没有的。

列维-布留尔:“地中海文明”的代表

包括中国人的偶像崇拜和灵物崇拜,北美曼丹人认为肖像是活的存在物,以及中非的照相灵魂带来的疾病等等的现象,都说明,在原始人那里,“存在物的图像自然是我们叫做客观特征的那些特征与神秘属性的混合”,甚至包括自己的名字,也是一种实在的、具体的和常常是神圣的东西,也就是说,一切的一切都是具体指向一种存在,而不是某种符号和象征,包括图像、名字以及影子、梦,都建立了一种神秘的属性。所以在他们看来,没有经验,“原始人不需要这种经验来确证存在物和客体的神秘属性:由于同一个原因,他们对待经验的反证也是完全不加考虑的。”没有解释,不存在经验,这就是原始人的集体表象,而在这样的思维里,“只存在一个世界。如同任何作用一样,任何实在都是神秘的,因而任何知觉也是神秘的。”

神秘的世界,也就没有逻辑,没有因果,没有矛盾,也没有Post hcc,crgo propter hcc(在这个之后,所以因为这个)的逻辑谬误,对于他们来说,只有那种和神秘世界的关联性,“关联是包含在原始人所想象的和他一旦想象到了就相信的前件和后件的神秘联系中:前件拥有引起后件的出现和使之显而易见的能力。”这种关联性抛弃了我们叫做经验的东西,也抛弃了“连续性的那种东西”,“相反的,原始人的意识已经预先充满了大量的集体表象,靠了这些集体表象,一切客体、存在物或者人制作的物品总是被想象成拥有大量神秘属性的。”而这样的神秘属性,列维-布留尔在自己的体系中给它命名为“互渗性”:“由于没有更好的术语,我把这个为“原始”思维所特有的支配这些表象的关联和前关联的原则叫做’互渗律’。”互渗律就是在原始人的集体表象里,既呈现为客体、存在物、现象自身,又指向另一种东西,包括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和作用在内,这种指向带有一种想象,如接触、转移、感应、远距离作用等在内,也就是在存在物和现象之外,在一定的神秘性质条件下“由一个存在物火客体传给另一个的神秘作用的结果”,也就是建立了一种“同一”关系,在巴西北部的特鲁玛伊人,说自己是水生动物,而邻近的波罗罗人自夸是红金钢鹦哥,红金钢鹦哥不是他们给自己起的名字,而是他们宣布与红金钢鹦哥有亲族关系,也就是说,金钢鹦哥对于自己的命名是一种实在、具体的存在,是“要表示他们与金钢鹦哥的实际上的同一”。

这种同一性就是一种互渗,原型就是肖像,现象就是本质,而这样的集体表象就“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复杂得多而且大不容易’解释’的东西”,也就推翻了泰勒万物有灵论关于灵魂的表象,因为在泰勒看来,灵魂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习俗,而在很多原始民族中,灵魂却表现为一种复数性质,北美的部族甚至说灵魂有四个,在卡拉巴尔的黑人看来,四个灵魂分别指向死后还活着的灵魂、路上的影子、梦魂和丛林灵魂,而那个叫“丛林灵魂”的东西永远具有丛林动物的模样,而不具备植物的模样,而且当丛林灵魂死了的时候,与它联系的那个人也要死去,相反,当那个属于某丛林灵魂的人死去的时候,这个丛林灵魂的动物也必须死去。“丛林灵魂”去除了人类学家的灵魂唯一论,难以归入逻辑概念,而这正是原始思维中的互渗–“那个支配着集体表象的形成的互律也支配着集体表象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在这种联系中汇合了实在的个体、在个体中体现出的祖先、作为该个体的图腾的植物或动物种。按照列维-布留尔的研究,“互渗律通过转移、接触、远距离作用、传染、亵渎、占据,一句话,通过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行动的属性转移,而这种属性则拥有在什么仪式的开始和结束时进行神格化(使人或物变成神圣的)或非神格化(使他或它失去这种性质)的能力。”只有关联性才有互渗律,所以当阿比朋人将平原上的老虎打死而害怕关联着的假老虎的时候,互渗就变成了一种和信仰有关的仪式。

这是原始人的思维,而在这样互渗的思维下,原始人的思维在列维-布留尔体系中便成为了“原逻辑”的思维,原逻辑的另一个意义就是神秘,“这与叫它神秘的思维有同等权利”。但是这样的原逻辑并非是在时间上是先于逻辑思维,而是和原始人生活相关的一种持续性的思维,而且,这样的逻辑并不是反逻辑,也不是非逻辑,而是和逻辑的东西相互渗透在一起,结果形成了一种难以分辨的混合物,但是不管如何,原逻辑的最主要特点和服从的最高标准就是“互渗律”,也就是去除了逻辑思维中的矛盾性,“但它也不尽力去避免矛盾。它往往是以完全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矛盾的”,这种对经验和矛盾的不关心,列维-布留尔为他设置了新的指向:“它们永远是与前知觉、前表象、前关联紧密联系着,差不多也可说是与前判断紧密联系着。”这些前知觉,前表象,前关联和前判断不是考逻辑来维系的,而是靠记忆,“记忆首先在原逻辑思维中起着比在我们的智力生活中大得多的作用”,所以集体表象差不多只是通过记忆来遗传的。而在记忆之外,也有抽象的神秘逻辑,而这也表现在对于神秘所有权的互渗,这种所有权是不能让与、窃取、强夺,只能在同一中被赋予神秘属性。所以在回乔尔人的集体表象里,“玉蜀黍、鹿和‘希库里’(神圣的植物)在某种意义上对回乔尔来说都是同一个东西。”因为,“玉蜀黍是鹿(作为一种食物),希库里是鹿(作为一种食物),最后,玉蜀黍是希库里……就它们是食物而言,所以它们被看成是同一的东西。”正是因为希库里、鹿和玉蜀黍和与那些对部族有最重要意义的神秘属性互渗了,所以,它们也就被看成是“同一个东西”。

不能解释的互渗性,没有矛盾的原逻辑,那么在原始人的思维中,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形式?列维-布留尔对原始人思维表现出的语言、计数和制度进行了考察。不论是克拉马特语用配分重叠法表示复数,还是澳大利亚的土语中都有四个数,不管恩鸠蒙巴族的语言用繁多的形式来竭力表现由动词各种动作样式,还是一些民族用手势语言表达禁忌,在列维-布留尔看来,都是一种“心象-概念”的运用,“心象-概念的表现和传达,只能是或者借助于某种画面,或者借助于真正的手势,或者借助于作为一种声音手势的口头表现。”也就是说,词语对于原始人来说抽掉了其中的符号意义和抽象色彩,而像人身体中的部位一样,变成了一种“心象-概念”,而这些使得语言变成一种指向具体、实在的东西,甚至在巫师没有解释中成为一种互渗的神秘物。而计数也一样,在原始人的思维中,数不是一种抽象的逻辑推理工具,而是一种具体实在的东西,在墨累群岛、托列斯海峡,“土人们只有netat(1)和neis (2)两个单数数词”,在计算的时候,他们或者使用重复法,如neis netat = 2,1=3; neis neis=2,2=4,等等;或者是借助于身体的什么部位,“用后一种方法可以数到31”–数时从左手小指开始,接着转到各手指、腕,肘,腋,肩,上锁骨窝、胸廓,接下去又按相反的方向顺着右手到右手小指结束。这可以数到21。然后,用脚趾数,再得10。在很多部落中,数词只有1和2,在安达曼群岛,3的意思是“多一个”,而4是“多几个”,5是“全部”,也就是说,在原逻辑思维中,数并不是单独而抽象的,而是和所数的物关联在一起,这样的计算和逻辑在列维-布留尔看来,就是一种“数-总和”的逻辑,“它想象的是实体或客体的总和,这些总和是它按其性质及其数而得知的,数则是被感觉到和感知到的,而不是被抽象地想象的。”

语言中“心象-概念”,计数中的“数-总和”逻辑,都表现为原逻辑的互渗性,而在原始人的集体表象形成的制度中,这种互渗性就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在谋取食物的狩猎制度中,最重要的不是获得食物,而是行动的神秘性,在狩猎中,第一个最重要的行动是对猎物施加巫术的影响,迫使它出现,“而不管它是否愿意,如果它在远处,就强迫它来到。”而猎人自己施行的巫术行动,“目的是在保证他对猎物的神秘权力”。当野兽出现了,这时仍然是一切取决于巫术的仪式,最后,当野兽被打死,“新的巫术行动来完成狩猎之初开始的那些巫术行动的整个循环”。包括战争风俗,包括婴儿与父母,包括死亡,也包括各种活人和死人的练习方式,都有着一种互渗性的规律支配,“社会集体把它周围的实在感觉成神秘的实在:在这种实在中的一切不是受规律的支配,而是受神秘的联系和互渗的支配。”特别是在死亡仪式上,原始人并不认为活人和死人被分开了,而是经常要进行接触,因为,“这个‘彼世’和现世只是构成了同时被他们想象到、感觉到和体验到的同一个实在”,这便是互渗,死亡指向的是另一个神秘的东西,而出生也一样,“出生也只是由一种生命形态变成另一种生命形态。”所以在很多部落中,新生儿也只是在行了成年礼最后一套仪式以后并只是由于这套仪式才成为“完全的”生。那些杀婴风俗、孩子的命名、成年礼仪式的神秘意义,以及假死与新生,巫医、巫师等人及秘密社团的成员的成年礼等都使得生变成一种神秘的形式,在互渗中被想象。

从制度的考察中,列维-布留尔看到,原始人表现了对自然原因的不关心,或者说,对于我们看到的那个理性化的世界、那种逻辑性的秩序不关心,实际上也就是对于因果律的不关心,他们最关心的还是神秘力量,“如果说原始人没有想到要去查明因果联系,如果说他们发现了或者别人给他们指出了这些因果联系,但他们仍然不予重视,那么,这是那个可靠地证实了的事实的自然后果,即他们的集体表象引起了关于神秘力量的干预的观念。”原因会干预神秘力量,会终结互渗性的关联,所以原始人不想去解释神秘性,不想去关注偶然事件,“由于神秘力量永远被感到无处不有,所以,我们越觉得偶然的事件,在原始人看来则越重要。这不需要对事件的解释;事件自己解释了自己,它是启示。”没有解释,一切都在一种神秘的和看不见的力量支配下,在原始人看来,他被神灵包围,所以一切的存在都是神灵的启示,而在这种力量支配下,“既然生命、成功,健康以至自然界的整个结构,一切的一切,事实上永远都决定于神秘的力量,那又何必劳神去推理呢?”

但是这种原逻辑的思维,在列维-布留尔看来,并不是要推翻泰勒的“万物有灵论”,也并不是要在孔德的实证主义中突围,而是“向更高的思维类型过渡”,这种思维类型便是个人意识的逐渐确立,从而形成一种慢慢脱离互渗性的思维的形成,也就慢慢培育了经验,慢慢具有了逻辑思维。为什么要用这样一条曲线来解构原始人的原逻辑思维,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中的互渗是灵魂人格化之前的表现形式,而人格化的灵则是原始社会进化中的一个必然阶段,没有人格化,自然是没有个人意识和集体意识的分离,当然也没有矛盾。而随着集体成员的个人意识逐步确定,社会集体和周围存在物以及客体之间的神秘互渗就开始“变得不太安全、不太直接、不太经常”,那些神话意义的特殊人,便成为媒介、被选定的工具的,集体在他们身上完成的互渗,也使它们成为意识形态的东西,而另一方面,“该社会集体的其他家族、其他个人以及相邻的社会集体则对这个互渗不感兴趣,他们对它就不那么关心,不大有切身之感,他们是以不大神秘因而更为客观的方式来看待它的”,也就是说,集体出现了分离,一部分是作为集体意识形态的工具,而更多的人则在客观意义上建立起了自己的经验世界。而随着互渗开始较少被直接感到,集体表象中的智力、认识因素开始占着越来越大的地位了。而当知觉具有越来越少的神秘性时,当关联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时,“人们就会以较少成见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自然界,而进化着的集体表象就会开始感到经验的影响了。”当经验取代了神秘,那种思维也便对矛盾律变得敏感,而这种进化的思维当然是一种逐步走向理性和科学的思维,而在列维-布留尔看来,“真正的智力倾向于逻辑统一,它宣告这种统一的必然性;然而实际上,我们的智力活动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在它里面,原逻辑的和神秘的因素与逻辑的因素共存。”

原逻辑和逻辑共存,理性与非理性同存,这种混合思维或许正是列维-布留尔想要的理想状态,是一种“更高的思维类型”:“人类中间,不存在为铜墙铁壁所隔开的两种思维形式–一种是原逻辑的思维,另一种是逻辑思维。但是,在同一社会中,常常(也可能是始终)在同一意识中存在着不同的思维结构。”不同思维结构的共存其实在列维-布留尔看来,其实是在向着一种“我们”的思维靠近,在绪论中,列维-布留尔就曾说过,考察那些原始思维的参考系就是发展了唯理论哲学和实证科学的“地中海”文明,看起来是作比较,实际上是一种目的性的导向。列维-布留尔一开始对原始人的定义就是“地中海文明”之外的存在,德语中的Naturvolker便是列维-布留尔的原始人,便是“自然民族”,那些近代亚洲、非洲、大洋洲和南北美洲的有色人种民族。实际上,“原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有关时间的序列,时间的序列当然有着更高和更原始的对比,所以不论是原逻辑,还是互渗性,对于列维-布留尔来说,都在开启着一扇“低级社会”的窗户,所以在神圣性之外,对于这种思维的解救就是要在“其余时间里则只有微弱的和派生的神秘特征”中带来一种更高级的文化,更先进的逻辑,以及更科学的生活,从而在不冒“不完整的危险”中成为新的、具有列维-布留尔特点的文明。

形而上学

编号:B31·1960615·0302
作者:(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59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0.70元
页数:378页

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研究了哲学、逻辑学、心理学、历史、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领域,《形而上学》系亚里斯多德哲学的系统介绍。“形而上学”与“智慧’有其共同之处,并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亚里斯多德对哲学主题、哲学研究范围都进行了开创性的归纳总结,并提出了“本体”、“是”“关系”等专有名词,是了解古希腊哲学以及亚氏学说最完整的著作之一。


《形而上学》:本体只属于自己

我们必须向他们证明,要他们认识:宇宙间必有全无动变性质的事物存在。实际那些主张事物同时“既是而又不是”的人,如欲由此而有所引伸,则与其说一切均在动变,毋宁说一切皆归安定;因为一切属性均已备于一切主题,天地万物,各如位育,殊已无所需于动变了。
《卷四》

一本书,可以是一本名为“Metaphysic”、意为“物理学之后”的书,也可以是取自《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命名的书;一本书,可以是记载亚里士多德系统总结、讲解和传播自己哲学思想的书,也可以是吕克昂学园第十一代继承人安得洛尼可编辑而成流传的书;一本书,当然可以是被列入九品书库编号为B31·1960615·0302的书,也可以是在某一个网站搜索而阅读的书。被不同命名的书、被不同编辑的书、被不同阅读的书,那一个才是它自己?“既是而又不是”的对反到底指向本体的不同现象,还是在一种悖反中解构了“怎是”本身?

其实,不管是何种形式,何种名字,何种打开的方式,在陈述和表达中一定有一个指向的词:是,是什么?是从来都是多义的,是是是,是不是是,但是亚里士多德说:“所有’正是’就关涉到一个中心点,一个确定的事物,这所谓’是’全不模糊。”不含糊,并不只是意义上的确定,甚至也是形式上的一体,便是所谓的不变动,就是“一切归于安定”,而只有不含糊的意义和不变动的形式,才是是的归属,才是是必在的位置,才能是天地万物“各如位育”。

这里便显现出问题,如何确定“是”就是“是”,不同的“是”为何会产生?不是是不是“是”的另一种否定形式?亚里士多德的确看到了“是”的多义性,但这是一种表达上的,甚至是修辞上的:有的是它们的本体,有的是本体的演变,有的是完成本体的过程,有的是本体的坏灭或阙失或只是质的多少的不同,或者还是本体的制造或创造,但是不管是本体相关的事物,或者是对事物的否定,甚至是对本体自身的否定,都是“是”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在他看来,那些“非是”也是是的一个“非是”,是属于是的本质部分。但是在“既是而又不是”的事物,显然是违反逻辑的,“同一事物既是而又不是,除了同义异词而外,必不可能”,在他看来,一个人同时又是非人,这种表述和命题的本质是一种偶然属性,也就是说,当偶然代替了必然,“他就违反了辩论的规矩。”

不仅违反了辩论的规矩,而且在他看来,“实际上将本体与其怎是都取消了”,因为事物的怎是就是成其为事物者的原因,也就是指向的事物的本体,而在本体之外,又会有一个偶然的属性,那么,“其命意已有所专指,不能再妄指其它的事物。”也就是它在偶然和必然中还彻底取消了本体,所以成其为一个人者,所以成其为一个非人者,所以成其为一个不是人者,三者在本质意义上都是一样的,那么这种消解的本身就只能让我们去别处寻找“怎么”了。

不仅是必然的本体和偶然的属性,会让“怎是”被消解,而且诸如先于和后于、科属、品种、全体部分都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变动也会打破“天地万物,各如位育”的状态,所以当亚里士多德提出最确实的原理是“同样属性在同一情况下不能同时属于又不属于同一主题”的时候,在三段论的逻辑中,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什么是本体,什么是怎是,什么是“是”?是指向是本身,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一种理性,是一种知识,所以在《形而上学》中,第一句话便是“求知是人类的本性。”

亚里士多德:“善”亦即“终极”

但是,当在求知的路上视觉成为我们最重要的感觉,那么人的知识也容易变成一种感觉,继而这种感觉上的知识就变成一种经验,但实际上,从经验而来的知识是个别知识,是偶然知识,是“知事物之所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是一种欺骗式的知识,所以他认为,知识应该属于技术,而与经验相比,技术才是真知识,所以有经验的人较之自由感官的人富有智慧,而技术家又比经验家有智慧,大匠师比工匠富于智慧,理论部门的知识又比生产部门更应有较高的智慧。从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而作为爱智慧的哲学家就是“应该施为,不应被施为”的人,他不听从别人,却让智慧较少的人听从他。

智慧是关于原理和原因的知识,那么就需要一门研究原理和原因的学术,在他看来,这门学术就应该是神圣的,而讨论神圣学术的学术就是哲学,“所有其它学术,较之哲学确为更切实用,但任何学术均不比哲学为更佳。”那么事物的原因如何去获得?亚里士多德认为所谓的原因可以有四种,一种是事物的本体,就是“怎是”,这是本因;第二种是和物质有关的,称之为“物因”,第三种是动变产生的原因,他称之为“动因”,第四种则是和动变相反,是关于目的的原因,也就是“一切创生与动变的终极”,他称之为“极因”。

关于对事物原因的探究,亚里士多德列举了在他之前的各派学说,无论是恩培多克勒提出的四种元素产生物质,还是德谟克利特的“空”与“实”的元素理论,无论是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之源,还是柏拉图的“意式”说或“通式”说,在他看来,都没有将万物之源说清楚,特别是柏拉图的“意式”说,亚里士多德采取的是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他们使通式只一次创成,而许多事物可由物质制出,然而我们所见到的则是一桌由一物质制成,那制桌的虽只一人,却于每桌各应用了桌式而制出许多桌来。”在他看来,柏拉图的通式就是和那些古代哲人一样,只是把一部分物资当成了世间的第一原理,有些是实体,有些是实体的一部分,或者他们都是找到了物因而已,而对于变化中的动因却并没有过多关注,“木材与青铜都不能自变,木材不能自成床,青铜不能自造象,这演变的原因只能求之于另一事物。找寻这个,就是找寻我们所说的第二原因–动因。”所以他认为,那些主张宇宙唯一,而物质又专指具有度量的实体,显然是走上了歧途——实体之外还有非实体,物质现象有生成灭坏的原因,也有动变的动因。

所以他批判这些观点的同时,提出了寻找世上第一原理的目标,“第一原因既是永恒的,就不该被毁灭;因为创变过程向上行时不是无尽的〈必然得有一个最初原因〉,后继的事物须由这第一原因的毁灭而次第生成,那么这第一原因将不是永恒的。”要寻找第一原理,就需要明白物质的本体,因为从“原因”来分析,他认为“原”就是事物的所成,是事物的本性,是事物的元素,是事物的思想与旨意,是“怎是”和极因,它可以是原始,可以是原本,可以是愿意,可以是原由,可以是原理;而“因”便是那四种成为事物的原因:本因、物因、动因和极因。寻找原因,就是要探讨本体,什么是本体?有人说物质就是本体,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本体应该具有独立性和个别性,那些人所谓的物质,。只不过是通式和物质的组合,也就是自己意念里形成了物质,才把物质当成是本体,这是一种偶然属性,而本体的性质则是“每一事物的本身与其怎是并非偶然相同而是实际合一的”,也就是说它只有一个怎是,一个本体,它不是制品,不是创生,不是形式,不具普遍性,没有共通云谓,就如人的灵魂,不是物质,但却是人的原始本体。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本体“不能由若干完全实现的本体来组合”,一个本体也不能有任何的公式,在这里他再次否认了意式是一种本体,因为意式的组合要素可以成为许多个体的云谓,比如动物和两脚,如其不然,它们如何能被认识?但它们都不是本体。真正的本体“只属于自己”,它不属于任何其它事物,“只属于它的所有者,而这所有者原来就是本体。”

有些本体是可以感觉到的,可以感觉到的本体都是物质,但是本体还有潜在本体,那就是作为底层与物质而存在,除此之外,还有形式本体,比如门槛就是通过位置确认的,“位置不是门槛造成的,门槛却正是位置造成的。”所以在本体世界里,有一个问题是,潜在本体如何在物质和形式的结合中,把潜能变成现实?亚里士多德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一种动因的作用,“凡潜能之符合于这同一类型者,总是指某些动变渊源,若说某一物成为另一物,或成为它自身(将自身当作另一物)的动能,这总关涉到某一种原始潜能。”不管是无理知,还是有理知,在动变作用下,都能从潜能变成现实,“事物之所以称为潜能,其本义就为是它能实行,在认识潜能之前必先已认识实现的公式。”也就是潜能的本质是一种本体“先于”的存在,而实现就是让本体获取潜能达到终极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本体有三类,一类是永恒的可感觉本体,一类是可灭坏的可感觉本体,而第三类本体则属于另一门学问。前两种本体中除了可感觉的永恒之外,存在着可灭坏的本体,可灭坏,就是可变动,变动可以是质吗,也可以是量,变动是运动,而其原因就在于那个动因,潜能到实现是动因作用,但是这动因的作用是实现,所以虽然是变动的,但是它必须有一个原动者存在,只有原动者为必需,然后变动实现是为了善,那么这样的命题也是第一原理。亚里士多德认为至善是全体事物的终极,是一种神思的结果,“生命本为理性之实现,而为此实现者唯神;神之自性实现即至善而永恒之生命。因此,我们说神是一个至善而永生的实是,所以生命与无尽延续以至于永恒的时空悉属于神;这就是神。”所以它在指向永恒意义上就是一种不可变的本体。

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这两类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类的本体,那就是在可感觉之外一种不变动而永恒的本体,有人认为是数理对象,有人认为是通式,亚里士多德再次批判认为,不管是数理对象还是意式,都不是一种永恒本体,因为数理对象不能独立存在于可感觉事物之中,而在所谓的通式里,其它事物是参与其中的,所以通式只是一种比喻,它并不能制造什么,“没有意式作蓝本让事物照抄,事物也会有,也会生成,不管有无苏格拉底其人,象苏格拉底那样的一个人总会出现。”

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的世界里,本体没有对反,原因没有对反,它们就是其自身,自身的物质,自身的感觉,自身的形式,自身的一切,它是必然的,所以它一定是永恒的,所以真正的事物之因就是关于自身的本因,“事物之自足而不灭坏者,除由于其本性之善而外,实在找不到其它缘由。”不灭坏而永恒,不灭坏而为善,“所以,说善是第一原理”,在被明确的本体和终极原因里,所谓的形而上学就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而存在的一切原因和目的就变成了一个关于善的永恒知识:“于是,宇宙自然与诸天就依存于这样一个原理。而我们俯仰于这样的宇宙之间,乐此最好的生命,虽其为欢愉也甚促,然其为实现者既所同然,则其为乐也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