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品 – 第 23 页

巴黎永无止境

2015-08-22 由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38·2150822·1206
	作者：【西】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3年08月第1版
	定价：29.00元亚马逊21.80元
	ISBN：9787533937959
	页数：256页

巴黎，一种象征：幻想与现实，在寻找、探索，困惑、绝望中，“我就要重演《流动的盛宴》第一章开头的那个场景了。”《巴黎永无止境》是一部后现代版《流动的盛宴》，讲述了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离开故乡西班牙，为追寻成为新一代海明威的美丽梦想而蛰居巴黎，专心从事第一部小说创作的艰辛历程，以及他在巴黎与许多著名作家、知识分子、演艺圈名人、艺术家和普通老百姓接触交往的种种逸事和生活经历。在这场美味而有趣的宴会上，你会遇见杜拉斯、罗兰·巴尔特、海明威、贝克特，当然，还有马塔斯自己，本书形式新颖，以举办讲座的形式，利用闪回跳跃的手法，妙趣横生，并加入了大量对生活和文学艺术创作的点滴思考与入微分析，引人思索。

《巴黎永无止境》：讽刺就是离开自我 

流放者，你将离去，没有眼泪，没有坟墓。
你将在消失的时光附近漫游，从那儿
到更远，奔向天涯。
双目注视着从未见过的东西，
方向朝着喀耳刻，死亡的美女。
你就在那儿静静地超越
没有太阳的城市，你会见到我。
我将是那艘失事的破船，
搁浅在徒有虚名的
朋友的海滩上。

双目注视着从未见过的东西，对于恩里克·比拉-马塔斯来说，是一个“没有眼泪，没有坟墓”的地方，是没有太阳的城市，甚至只是在一首诗歌的某个诗行里，可是当巴黎在某一个夜晚被激活的时候，那些眼泪便成为痛苦的象征，那些坟墓成为暴力的符号。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一个黑色星期五的夜晚，那罪恶的枪声和爆炸声响起在塞纳河畔，响起在球场、剧场里，100多个生命似乎就在狂欢和愉悦中，被冰冷的子弹穿透了无辜的身体，整个巴黎宛如“一艘失事的破船”，搁浅在死亡的海滩上。

一个巴黎，另一个巴黎，小说中的巴黎，新闻中的巴黎，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书写的巴黎，我看见的巴黎，他们仿佛都在一种书写和传说中成为现实，但是在没有在场的情况下，如何对那些流放者和遇难者说起绝望，如何对那些暴力的实施者说起谴责，如何在小说和诗歌里遗忘悲剧？当巴黎的那个暴力夜晚被打开的时候，我其实完全从现实走向了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小说中，甚至把这一首关于告别的诗歌当成巴黎最后的文本，“我认为我写整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放进一首诗，就一首诗；那是我一生写的最后一首诗，也是出版的唯一的一首诗。”但是那不是最后的巴黎，不是关于巴黎最后的文本，当我读到“整整六天，我一直在分析形势，到了第七天，我就回到了巴塞罗那”的时候，巴黎还是陌生的，当我继续读到“当父亲问起我为什么回到故乡的时候，我对他说是因为我爱上了胡利塔·格劳，另外还因为巴黎总在下雨，天气寒冷，晴天太少，雾天太多”的时候，巴黎还是一个传说，当我最后读到“而且那么平庸灰暗，母亲这时插嘴道，我猜她是在说我”的时候，巴黎在最后的句子里被合拢。

一本小说无法虚构一个陌生的巴黎，一条新闻无法还原一个暴力世界中的巴黎，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告别巴黎，而我则打开了真实的巴黎，从文本到现实，从流浪到死亡，从绝望到恐怖，巴黎如此接近我们的生存，就像在身边，有眼泪，有坟墓，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说：“书中隐藏的情节就是一出无声的悲剧：年轻人告别了诗歌，向粗俗的叙事低头。”但是当诗歌淹没在枪声中的时候，谁真正看见了死亡，真正看见了悲剧？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为什么要把诗歌作为向美好的想象告别的符号，为什么会在《知识女杀手》中寻找到让读者死亡的方法，为什么在苦苦寻觅之后又返回到当初离开时的巴塞罗那？巴黎永无止境，巴黎就在不断地创造和解构中，巴黎永远在流亡者的想象中，“我离开这儿是为了消解、分离、崩溃，把一切未遂的人格或意识和任何对巴黎的怀念都变成碎屑。归根结底，讽刺就是离开自我。”可是离开自我，只是另一个不真实的巴黎，《知识女杀手》其实是无数个杀手，是文本里的杀手，是现实中的杀手，是新闻中的杀手。

合拢一部小说，打开一个世界，巴黎其实只是一个代名词，关于人类的悲剧，关于宗教信仰，关于种族和战争，即使不在巴黎，也会在历史的另一个时间点发生，在没有杀死知识女杀手之前，一切的解救都只是一种文本的游戏，所以当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要用一首诗歌解构对巴黎的怀念时，枪声响了，当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要用一部小说重建一个被书写的巴黎时，玛格丽特·杜拉斯说：“我写作是为了不自杀。”那些高级法语，那些文化和知识，那些写作风格，那些和巴黎有关的作家、作品，到底会虚构一个怎样的巴黎？而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似乎也并不是那个西班牙作家，他是我，是躲到巴黎的一个流浪者，“我知道得不多，有时候只知道自己是个有两副假眼镜和一个烟斗的西班牙人，一个不懂得如何对待自己生活的加泰罗尼亚青年，一个如果阅读路易斯·塞努达就变成共和派的作家，一个随遇而安、远离故乡、没有欲望的年轻人，这个人居住在一个恰恰不是流动的盛宴的巴黎。”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作者，也是读者

为什么要寻找巴黎，为什么要抵达巴黎？寻找是为了告别，抵达是为了离开，西班牙，和弗朗哥有关的西班牙，和独裁有关的西班牙，而我来到巴黎，就是为了在文本的世界里制造另一个谜语，制造一个流浪的虚构故事，从而让自己成为一个连自己都否定的人，“多年来，我一直力图成为一个最神秘、最不可预见、最深不可测的人。这些年我一直力图成为所有人眼中的一个谜。”自己编织一个谜，谜面写在小说里，而谜底永远不是为了告诉生活的真正出路，而是在绝望中讽刺自己，“我就是这类人之一，因为我不清楚生活之路在何方。”

不清楚路在何方，却选择了巴黎，这就是一个存在的悖论。我期待自己成为海明威，参加“谁最像海明烕”竞赛，不是向自己的偶像致敬，而是在偶像开启的巴黎“流动的盛宴”中解构巴黎，“结果得了个倒数第一名，说得更确切些，是被取消了资格。”这是悖论的开始，而巴黎只不过是一个贫困和不幸的地方，和妻子在巴黎呆了八个月，对于我来说，就是在永无止境的巴黎中找到一个终点，一个想象的终点，一个虚构的终点，一个流亡的终点。
 
“一切都会结束，唯独巴黎不会，现在我这样想。一切都会结束，唯独巴黎不会，巴黎永远不会结束，她始终在陪伴着我，追随着我，她就是我的青春。”巴黎是海明威的巴黎，是普鲁斯特的巴黎，是珍妮·还布特的巴黎，是佩雷克的巴黎，是马格利特·杜拉斯的巴黎，我或者见过他们，或者读过他们的著作，所以在那个阁楼里，在那条街上，在那个酒吧里，我似乎在还原那些作家和作品有关的巴黎，而我也慢慢进入到他们已经完成却永远有读者阅读的作品中。我是文本里的一个人，一个符号，一段文字，一个讽刺，是的，进入文本中的巴黎，和进入现实中的巴黎，到底有何区别？珍妮·海布特自杀字那条米奥特大街8号，而我在重读她的故事之后，去寻找那条大街，才发现，“这座城市到处都挂满了纪念性的金属牌，但是，在珍妮·海布特失去生命的地方却没有任何金属牌。”

只是在故事里，没有金属牌，没有标识，当然也被取消了意义，讽刺之一种，寻找只不过是一个瞬间，“过去不仅仅是一个瞬间，它其实根本不会离开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会觉得巴黎也是这样，“它从未外出旅行过，而且总是永无止境，永无终结。”不停留在某条街上，不停留在某个故事里，我对于巴黎仿佛陷入在虚无之中。而唯有这样一种悖论，这样一种讽刺，才让我更觉到保持一个没有谜底的谜面是一种极大的诱惑，是抵达神话的另一个高度。对于讽刺，里尔克说：“你要占据最深处，那儿讽刺不会再往下。”勒纳尔说：“讽刺是人类之廉耻。”而我则说：“讽刺乃真诚之最高形式。”

似乎只有自我讽刺，才可以看见真诚，也似乎只有自我讽刺，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永久的谜。所以从文本到文本，我开始写作，像一个作家那样，写作有关巴黎的书，写作一个讽刺的文本。从乌纳穆诺的一本书中找到了故事情节，在圣贝努瓦街5号六层的阁楼里开始创作，《知识女杀手》是一部可以用小说杀死读者的书，曾经我是他们的读者，我是巴黎的读者，而现在当我在没有任何金属牌的现实里接近讽刺的中心时，我要把更多的人当成读者，让更多的人被折磨，最后在“读完它后的几秒钟内死去”。

离开弗朗哥统治的西班牙，来到流动盛宴的巴黎，离开家乡的巴塞罗那，来到文本里的巴黎，“是过定居生活还是过移徙生活，是做个陈腐的民族主义者还是做一个灵魂流浪人物”，而这样的选择根本不是生活的目的，甚至这样的选择也不是现实：“现实真的存在吗？真的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真实的东西吗？”就像曾经到达纽约的那个唯一的夜晚，当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饭店的房间里的时候，箱子还没有打开，窗外的摩天大楼就变成了现实，而这样的现实无非是一个梦境，我是在这样一种梦境之中抓住了所谓的真实。而这无非是另一种讽刺，一种对于现实的讽刺，对于梦境的讽刺，甚至可以说，我写作了小说，可是还只是一个读者，一个把巴黎之外观望的读者。

《知识女杀手》里的两个作家，或者正是和我有关的两个身份，一个是有社会地位的作家胡安·埃雷拉，另一个是非常糟糕的作家韦达·埃斯卡比亚，胡安·埃雷拉像是极权主义者，对于混乱无序的秩序进行着冲击，而韦达·埃斯卡比亚却生活在这样的混乱中，所以两个作家，一个是另一个的读者，一个是另一个的讽刺对象，“对于说真话而言，我看不出还有什么方法比讽刺我们自身更可靠。”我感觉自己和韦达·埃斯卡比亚是同类，却必须接受胡安·埃雷拉的极权秩序，所以在这样一个本身就带着讽刺和悖论的文本里，那些读后死去的读者就是我自己，我创造小说，我也毁灭小说。当韦达·埃斯卡比亚在小说中，死在女杀手发现的666号房间，而我从马拉加飞往巴塞罗那的时候，乘坐的飞机航班就是JKK666航班，666是一个咒语，也是一个讽刺，“他们怎么敢给飞机编一魔鬼的号码？里面有一个魔鬼相仿的年轻人”，我就在小说中被置入自己的命运中，“那我肯定以为自己是个死人了”。

绝望，迷局，小说和现实，不是巧合，而在故事的女杀手之外，我更是遇到了真正的女杀手，那个身材肥胖、酗酒成性、放弃了信仰的基姬曾经是我的最爱，但后来却变成了我的无形负担，就如塞万提斯的那句话一样：“没有一种比轻佻的女人更沉重的负担了。”把一个现实中的“女杀手”移植到小说中，成为小说的讲述者，对于我来说，当然是一种无法逃避的讽刺，所以对于这巨大的现实，我只能以一种搁笔的方式拒绝讽刺。搁笔是把文本抛向虚无，是把读者带向流亡，海明威用他那把双通猎枪结束了自己的创作，死前最后一部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中有一段祈祷说：“我们的虚无存在于虚无中，虚无是你的名字，你的王国也是虚无，你是虚无中的虚无，因为虚无原本就是虚无。”而阁楼上的杜拉斯，也选择以自我封闭的方式拒绝写作，据说，在弥留之际，她说死亡之后一切都变成虚无缥缈，“唯有活着的人在微笑，在互相支持。”

而对于我，剩下的是什么？是一个没有金属牌的街道，是被诅咒般的666航班，是被取消了资格的海明威模仿大赛？似乎还残留着某一个关于巴黎的梦，据说梦境是真实的，可是梦里最后是一本把我载入史册的书，而这本书本身就是一大片目的，“大多数墓碑上，那些被五花八门的方式冷嘲热讽的名字已经模糊得无法辨认了。”还有另一个梦，“我梦见我的母亲是我非常年轻的姐姐，我跟她发生了乱伦之事。”巴黎脱离文本，成为一个梦，现实带来讽刺，却走向一种死亡，我是那些文本的读者，我也是现实的读者，巴黎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废话，巴黎是母亲“可你在巴黎到底找到什么了”的疑问，巴黎是佩特拉给我秘而不宣的刺激，巴黎是我写的那封“和阿尔蒂尔·兰波在1870年4月29日写给泰奥多尔·德邦维尔的一模一样的信”，巴黎是我和妻子以激情的方式“解放里茨饭店的酒窖”。

而《知识女杀手》呢，在那八页描写一个诗人之死之后就已经走向了结局，我放弃诗歌，走向罪恶的散文，就如我放弃讽刺，走向真实自我一样，“酒从他的双耳中流出来，他的双腿拖在地上，仿佛两根不会打弯的直挺挺的桅杆……”第八页的死亡是小说的死亡，新的文本的第一句话是：“我爱阳光、沙滩和带着咸味的海水。”死亡和暴力被终止，阳光和海水被扩散到现实里，而那些读者会重新聚集，会重新阅读。而这个被改变的文本无非是一个我早就安排好的计划，就像《巴黎永无止境》是一部小说，也是一个讲座，只是在巴黎的那个航班上，我把这一个讲座看成了别人的东西，“在我的座位第七排B座上发现了几页被人遗忘的笔记。”是的，在小说之外，那个持续三天、分三场、每场两个小时的讲座中，我只是一个在座位上看见了讲稿，骂别人是傻瓜的读者。

“我是讲座还是小说？上帝呀，这是什么问题呀！”讲座和小说，都在读者的世界里成为一个讽刺，而读者当初就是应该在文本里死去的人，建构是为了解构，巴黎从来就是一个无限接近又必须离开的地方，它在那些作家和作品中，在我八个月和两年的游历中，在我成为一个作家的文本里，但如此种种，都是一种充满讽刺的“如果”：

我心想，如果我是个真正的作家，就不会有那么多棘手的问题。
我心想，如果我成为真正的作家，非洲将是我的。
如果我真的成为作家，我将像兰波一样尝试创办所有的聚会，取得所有的成功，编写所有的剧本，试图发明新的鲜花，发现新的星球，创造新的肉类、新的语言。
如果我真的成为作家，我将绝对是现代人；沐浴着曙光，带着火热的耐心，我将走进富丽华美的城市。
如果我真的成为作家，我的日子将会变成完全不同的样子。
如果我真的成为作家……

巴黎在消解，巴黎被分离，巴黎在崩溃，当我“把一切未遂的人格或意识和任何对巴黎的怀念都变成碎屑”的时候，真正的讽刺就变成了离开自我，离开自我是杜拉斯的封闭，是海明威的自杀，是我回到巴塞罗那被母亲笑话，可是毕竟是离开，没有如果，没有梦境，没有读者，没有讲座，甚至没有666航班，没有警察，没有金属牌，没有阁楼，“双目注视着从未见过的东西”。

可是，这一切还只是一个文本意义上的告别和离开，夜晚的小说在最后一句话之后让读者活着，可是那遥远的、从未抵达的巴黎，谁扣动了罪恶的扳机，射出了冰冷的子弹，“一切都会结束，唯独巴黎不会，巴黎永远不会结束”，流动的盛宴其实是流动的罪恶，流动的讽刺，流动的堕落。

太阳照常升起

2015-08-22 由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55·2150822·1205
	作者：【美】海明威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3年04月第1版
	定价：22.00元亚马逊16.10元
	ISBN：9787020095209
	页数：246页

美国青年巴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英国人阿什利夫人相爱，相处了一段日子以后，由于双方年龄实在悬殊，而阿什利夫人又不忍心毁掉纯洁青年的前程，这段恋情黯然告终。“从来没有人充分燃烧生命，除了斗牛士。”但是在战争之下，既没有持久的婚姻，也没有永远的胜利，只有享乐和酗酒带来的痛苦，而夫人迷上的斗牛士成为解构激情的一种象征，所以当海明威在小说中开创了简约犀利的独特文风，小说也为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开创了“迷惘的一代”作为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使其成为在一战中受到永久性创伤而颓废、堕落的“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人性中的爱、死亡、重生等深刻主题，在这个时代里，注定无法逃脱“迷惘”的命运，注定会在“惟有大地永存，太阳照常升起”的世界里泯灭。

《太阳照常升起》：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就是这样，先送一个姑娘同男人出走，再把她介绍给另一个男人，与他一道出走，现在又去把她接回来，并在电报上署名“爱你的”，就这么回事。

他和她，男人和女人，一道出走，一起接回，对于无限接近情爱的故事来说，似乎从来不缺少主角，但是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行动到底指向何种结局？在他和她第三人称之外，谁又是第一人称？“我”就在这样的故事里，“就是这样”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讥讽，而当我站在这个故事边缘的时候，我既从来不是这场爱情的主导者，出走或者接回，其实都是在一种旁观的世界里，甚至电报里那个“爱你的”称呼，也变成了一种空洞的象征，“就这么回事”，故事从来没有“爱你的”，也从来没有“不爱你的”。

我是看见了和布莱特有关的种种相遇，和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以及和其他男人的故事，但是那个“爱你的”似乎把一切有关的男人都撇向了和爱情无关的境地，这似乎是对于时代的讥诮，却也是一种自我的嘲讽，我或者也并不是我，一个叫杰克的男人，一个叫巴恩斯的记者，一个生活在欧洲的美国人，一个因为战争受伤而失去了性爱能力的人，所以在爱情故事里，我永远不是主角，在布莱特“爱你的”称谓里，永远无法走向实质。所以当我一个人从圣塞巴斯蒂安赶往布莱特需要帮忙的马德里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更是那种讥诮和嘲讽的见证，也把我推向了自我怜悯的地步。

“能否来马德里蒙大拿旅馆我处境不佳布莱特”，布莱特两封相同的电报发给我，这是一种求助，这是一种呼唤，而我以“爱你的”作为回应，似乎又走进了一个无法挣脱的尴尬中，但是我必须从圣塞巴斯蒂安一个人的世界里走进去，不是为了重获那种虚幻的爱情，也不是对于功能缺失的身体的唤醒，而只是回到故事的起点，回到爱情的原初，回到没有主语的现实。对于三十四岁的布莱特来说，爱情擦肩而过，却也是自己主动放弃那种美好的向往，“你知道，我三十四岁了，我不愿当那种糟蹋年轻人的坏女人。”只是因为那个让她动心的小伙子罗梅罗是个斗牛士？是个爱她的孩子，是个只有十九岁的健全男人？布莱特把爱情叫做“糟蹋”，对于她来说，似乎并不愿意获得一种世俗之外的真正爱情，她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她把自己置于“坏女人”的角色定位中，是不愿意打破已经被嘲讽和尴尬的现实。

一个有过婚姻经历的女人，似乎所有的期望都在战争中破灭，最先的真爱在战争中死于痢疾，后来嫁给了阿什利，“你们知道，给她头衔的那个叫阿什利家伙是个海军，第九代男爵。回到家他从不肯睡床，总让布莱特睡地板。最后他变得坏透了，老对布莱特说要杀她，总揣把荷弹的军用左轮手枪睡觉。那会儿布莱特总等他睡着以后拿出子弹。布莱特她的日子一向不大快活。真是不幸，她那么喜欢生活。”当她拥有阿什利妇人这个头衔的时候，其实也意味着某种爱情的死亡，而对于阿什利之后的迈克，似乎更多也只是一种形式意义，战争让女人走开，战争也让男人失去了自己。迈克记忆中的那个王储晚宴，无非也是一个逢场作戏的故事，那裁缝缝制的军功章，不是荣耀，也是嘲讽，而当他把那些勋章扯下来分给每个姑娘的时候，就是在解构战争，“姑娘们认为我是厉害得要命的勇士，在夜总会分发勋章，多威风的家伙。”

所以在布莱特面前，他无非以这样一种解构的方式延续一个爱情的虚幻感觉，而当科恩死命追求布莱特的时候，他又充当布莱特的保护者，骂他，揍他，叫他滚蛋，戳穿他们同居的事实，迈克永远在布莱特面前像一个男人，而这样一个男人并不是给了她作为女人的爱，而仅仅是保护，仅仅是婚姻形式的满足，所以即使在被保护的现实里，布莱特还是跟着斗牛士罗梅罗走了。罗梅罗的身上迸发出的是一种力量，一种征服的力量，他用这种力量战胜里嗜血的牛，用这种力量杀死了顶死别人的那头牛，用这种力量割下了牛耳朵，也用这种力量获得了布莱特的好感，但似乎仅仅是力量，甚至仅仅是男人的身体，对于他来说，斗牛场就是一个战场，但是在这个战场中，他依然是一个暴力的实施者。他说那些公牛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却又不惜代价杀死他们，“这样它们就杀不了我。”朋友和敌人，有时候就是一个悖反的两面，而在战争中，无非也是在非此即彼的境况中，不是你一定要胜利，而是对于那种生死的抉择中，你无法成为一个失败者。

”我爱斗牛，也爱布莱特“，这是罗梅罗的承诺，也是一个作为男人的宣言，在满足了布莱特对于男性力量和身体的渴望之后，她却也看见了那种不安，这种不安把她也放置到没完没了的战争中，甚至在她看见自己作为一个“坏女人”的那些发生的故事之后，她似乎也没有勇气接受这样一种爱，她想从战争中走出来，却又跌进了另一场战争，所以在结婚的目的面前，她只有逃避，只有舍弃，只有回到一个失去了身体功能的男人身边，似乎在我这里，她才能感觉到安全，感觉到拥有，感觉到完整。

“我们在一起，本可以拥有多么好的时光。”布莱特对于我和她故事的那种回忆，何尝不是一种巨大的嘲讽？无论是战争中的阿什利，还是虚幻荣耀的麦客，无论是斗牛士罗梅罗，对于布莱特来说，看起来都有着完整的男性身体，身体似乎是保全性爱的唯一途径，但是身体带来的惶恐却又在某种程度上扼杀爱情的完整性，这是现实对于布莱特的嘲讽，而其实也是对于那个犹太拳击手科恩的嘲讽。这个和我同样来自美国的作家，似乎一生都在寻找自己那一个身体，父母的犹太身份使得他在普林斯顿大学遭受非议，这种种族偏见对他的压制，所以即使他对拳击没有一点爱好，甚至他讨厌拳击，但是他还是一丝不苟地痛苦学习拳击，他的目的就是“对抗因在普林斯顿遭受犹太人待遇而产生的羞臊和自卑感”，也就是他用身体的力量去除自卑，去除鄙视，去除不公，这是身体的政治学，似乎只有拳头的力量，只有征服的暴力才能完成对自己的定义，“他用拳击发泄。他带着痛苦的自我意识和扁平的鼻子从普林斯顿毕了业，遇到第一个待他好的姑娘便结了婚，五年婚姻，生了三个孩子，将父亲留给他的五万美元花去大半，遗产的其余部分归了他母亲。”

在痛苦的自我意识里，拳击手像是对自己的一种虚设身份，因为拳头的力量，他顺利毕业，和女人结婚，生下孩子，种种都在表明他已经从种族的歧视中走出来，但是那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妻子抛下了用他和另一个男人走了，而在遇到杂志社的弗朗西丝之后，他又无法主宰自己，“这位女士非常强势，科恩根本没有机会脱离她的掌控。”甚至从欧洲回到美国完成小说出版，在数年的时间里，也无法挣脱一个女人的控制，“我确信，他有生以来从未爱过。”爱变得虚幻，变得恐惧，所以科恩以一种拳击的发泄寻找自己的出路，“一想到生命流逝得那么迅速，而我却没有真正地活过，我就受不了。”他想要去南美，在空间的变幻中挣脱那一种束缚，而其实，不管是拳击手，还是南美梦，对于科恩来说，都是一种自我认同的想象，“我同情他，但这事你帮不上任何忙，因为你一上手就要碰到他两个固执的念头：一是去南美能解决问题；二是他不喜欢巴黎。他的第一个念头从一本书里得来，那第二个念头我估计也来自书中。”而对于爱情的想象，只是那一本写着浪漫故事的《紫色国度》，一个完美的英国绅士在浪漫的土地上经历了种种虚幻美妙的爱情冒险，所以科恩也希望自己在另一个紫色国度里遇见美丽的爱情。

布莱特似乎是他把现实小说化遇见的那一种爱情，“她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这是科恩对于布莱特的评价，他给布莱特写信倾诉，他约布莱特在圣塞巴斯蒂安，但是布莱特似乎并不能从他身上找到所谓的归宿感，也无法感受到浪漫，科恩自始至终也只是一个拳击手，一个用道具安慰自己展示力量的男人，一个用拳头揍人却又想得到别人原谅的犹太人，或者他像极了那一头莽撞的犍牛，“哼，少站起来做出一副要揍我的样子，对我没用。告诉我，罗伯特，你干吗老跟着布莱特打转，像头该死的劣等犍牛？难道你不知道人家不需要你？人家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可知道。“迈克对他的嘲讽让他无地自容，是的，在斗牛场上，没有平等，没有浪漫，只有你死我活，所以对于布莱特来说，科恩无非让自己进入另一场战争，一场关于种族和宗教，关于爱情和尊严的战争，而最后除了两败俱伤，除了身体和心理的伤害，什么也没有。

战争中失去了亲人的布莱特似乎更愿意寻找一种平和的爱情，没有身体的征服，没有虚幻的身份，而我似乎就在这样的生活里，“也许随着岁月流逝，真能够学到一点东西。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在乎，我只想知道如何在其中生活。说不定懂得了如何在世上生活，就会从中领悟到世界的究竟。”所谓领悟，就是不再谈论那场战争，所谓生活，就是会把“野鸡”乔杰特当成自己的未婚妻，所谓世界，就是喝酒钓鱼，所以在西班牙的旅行中，我发现了那种快乐，那种单纯，“处在一个如此简单就能令人快活的国度里，心情很舒畅。在西班牙你可说不准侍者是否会谢你。而在法国，一切都建筑在这种明白的金钱基础上。在这样的国家里生活最简单不过，谁也不会出于暧昧的原因同你交朋友，从而使事情复杂化。”而其实，这或者是失去身体功能的男人喟叹而已，在异国，在他乡，在战争创伤永远无法治愈的游历生活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就是放弃崇高，放弃执着，甚至放弃爱情。

“见鬼去吧，布莱特。见鬼去吧，阿什利夫人。”我内心的愤怒只是放在最隐秘的地方，那种愤怒是对于战争的无奈，是对于自我的迷失，是讥诮和怜悯，比尔对我说：“你是个流亡者。你已经失去了和土地的联系，变得矫揉造作。伪劣的欧洲道德标准把你毁了，你醉生梦死，变得执迷于性爱，整天消磨在高谈阔论中，不务实事。你是个流亡者，明白吗？在各家咖啡馆间流连。”流亡是我的一种永恒状态，从美国到欧洲，从巴黎到马德里，人生无非是一个狂欢节，几场斗牛表演，外加能钓到的鱼，“跪下开始祈祷，为想到的所有的人祈祷——布莱特、迈克尔、比尔、罗伯特·科恩、我自己，以及所有的斗牛士。”而只有对自己祈祷的时候，“我感到昏昏欲睡”，所以在这样一种迷惘的状态中，似乎只有在一种物欲的享用中才能抵达内心：“让我们为上帝的赐福欢欣。让我们享用空中的飞禽。让我们享用葡萄的果实。你要享用些吗，兄弟？”

用享用抵抗流浪，用快乐驱赶迷惘，似乎是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所以我对于布莱特相关的那些爱情都像是在看一场场的游戏，他们成长，他们毁灭，他们争斗，他们失去，我就站在身边，我无法进入其中，也无法独善其身，那无非是一个没有终结的循环，无非是我们应该生活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感慨里已经容不下一个真正的爱情，所以太阳照常升起，太阳也照常落下，“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世界已经安排好了秩序，世界已经定义了起点和终点，“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

所以在这样的循环中，在这样的轮回里，那一种闪现的爱情又有什么意义？布莱特是阿什利夫人，或者会嫁给迈克，科恩也许会真的去往南美，却无法根除犹太的自卑感，罗梅罗会杀死更多的牛，杀死更多的朋友，而我呢，在茴香酒的迷醉里，在西班牙的风情中，在狂欢节的疯狂里，在“爱你的”电报中，依旧无法成为第一人称，依旧只是一个流亡者，依旧在自我祈祷中昏昏欲睡，而布莱特依偎在我的身上，也只是车子减速之后的一个习惯性动作，“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所有的浪漫，所有的爱情，所有的自我，也只是想想而已。

没有个性的人（上、下）

2015-08-22 由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38·2150822·1203
	作者：【奥】罗伯特·穆齐尔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5年05月第1版
	定价：140.00元亚马逊108.80元
	ISBN：9787532766819
	页数：975页

“也许我们有理由害怕：如果不把自己的个性塞进某个公共认可的口袋里，那我们的个性就会像粉末一样四散而开。”32岁的平行行动委员会秘书乌尔里希认识到，可能性比中庸死板的现实性更重要，他觉得自己是个没有个性的人，因为他不再把人，而是把物质看作现代现实的中心：“今天……已经产生了一个无人的个性的世界，一个无经历者的经历的世界。”他看到自己被迫面对时代的种种问题，面对理性和心灵、科学信仰和文化悲观主义之间的种种矛盾。这是1914年前的奥匈帝国，人们成立委员会筹备1918年庆祝奥皇在位70周年的活动，而在这同一年，德国将庆祝德皇威廉二世在位30周年，这个充满着仪式的“平行行动”却是将两个王国推向覆灭的年份。《没有个性的人》是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未完成的一部“精神长篇小说”。

《没有个性的人》：上帝最喜欢用虚拟语气 

“现在你必须想象，这座大海是一片静止和孤独，充斥着连绵不断的、水晶般纯净的事件。古代人曾试图设想人间就有这样一种生活：这就是千年王国，由我们自己所塑造，但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种王国！我们将这样生活！我们大家都将丢弃自私心理，我们将既不积聚财富，也不积聚知识、情人、朋友、原则、我们自己的思想：根据这一情况，我们的意识将张开，对人和动物解开并以这样一种方式展现自己，致使我们根本就再也不能依然是我们，我们将只纠缠于全世界，维护住我们自己的本色！”
       ——《第三部进入千年王国（罪犯们）》

如大海般的静止而孤独，如水晶般的纯净，却并不是我们知道的世界，它是无限，无限的想象，无限的吞没，无限的存在，无限地设想在古代人的世界里，而这种无限却由我们自己塑造，由我们自己生活，由我们自己拒绝——拒绝自死，杜绝财富，拒绝知识，拒绝情人，拒绝原则，以及拒绝我们的思想，在所有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和行为主义被剔除的存在中，无限扩展成一个整体，把“我们”带向终点，带向没有我们的世界。

一段引语，也是一段隐喻，当自己塑造自己追求，最终是为了消除自我为了分开人和动物，那个“维护”我们的本色的千年王国是不是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而我们是不是就在里面成为括号里的“罪犯们”——罪犯是对于道德的舍弃，是对于信仰的背叛，是对于美好的否定，是对于国家的解构，但这却恰恰就是我们的本色，就是为了“展现自己”。而在这千年王国的理想世界里，乌尔里希是不是其中的引领者，是不是王国的命名者，是不是成为自己的“罪犯们”？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似乎从来不是在”我“的意义上，而是我们，是罪犯们，是从古代的理想到现代的现实而凝结的种种“要素”。

没有和有，否定和肯定，拒绝和接受，人和动物，在对立、矛盾中，千年王国其实不是在1913年8月那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被打开的，也不是在所有人都成为“罪犯们”而被纳入到第三部的括号里才发生的。它是在一种被书写的文本里确定了分开的基调，上下册，可以完全合二为一，但是当抽离出其中一本的时候，无论是叠加，还是分开，无论是继续，还是背离，它们都独立于自己的叙述，并且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成为两种“个性”。所以即使千年王国在那最后的半部里，即使以有限的页码打开无限的可能，即使在未完待续中走向永远的未知，世界已经无法归类为一个整体，无法被认知为一种事件，无法被合成为一些“我们”——在没有终结的结局里，可能性已经不是一种虚幻，而变成了现实，它是1913年的历史，是1918年的事件，是1942年的文本，是2015年的阅读。

只是这“精神的无实体”，是不是需要沉醉其中，是不是要当成经典，是不是必须窥探那一个千年王国？也是引语，也是隐喻，当“它竟唤起对放荡不羁的想象的兴致来”的时候，世界出现的是一种虚拟语气，“告知你我已经逝世。”一份奇特的电报，一个被预言的死亡，父亲从来不在千年王国里，所以作为一个实体，它是精神意义之外的，却以一种反讽和寓言的意义进入到这个世界的入口处。他是有个性的人，富有的人，为儿子指路的人，甚至给他安排好工作，在他看来，那扇门里必须有一个结实的门框，必须从这个门框里进来，“老教授过日子一直遵循着的这个原则，简简单单是一个现实感要求。”这是一种不可逃避的现实，这是触摸得到的现实，这也是从父权意义上打开的现实。可是在乌尔里希那里，那扇门是市侩的门，是物质的门，他也从那里成了家庭教师，成了大学生，成了律师，在六十九岁的父亲的生活中，他就是一个儿子，但是这种种的存在，对于他来说，不是拥有，而是废弃，甚至是背叛，在他看来，“和所有的大城市一样，它也由规则、更替、预先滑动、跟不上步伐、事物和事件的碰撞、穿插于其间的不可测的寂静点，由道路和没有被开出的道路，由一种大的有节奏的搏动全部节奏的永远的不和谐和相互位移组成，并且总的说来像一个个存放在容里的沸腾的水泡，那容器由房屋、法律、规定和历史沉积的经久的材料组成。”城市都是一体的，就像某种人生，在规则、更替、预先滑动、跟不上步伐、事物和事物的碰撞、穿插其间的不可测的寂静点，与其说是个性，不如说是一种普遍性和共同性，是泯灭的个体，是无法独立的自我。

所以，在父亲之外的乌尔里希看见了崭新的、集体的、似蚁类的英雄主义，看见了“人们想干啥就能干啥”的自由，看见了像狗一样“出于依恋和忠诚”寻找自己的位置，看见了游牧时代的饲料厂，看见了现实感之外的虚拟感，“但是如果有现实感，那么就没有人会怀疑它有其存在的理由，而且一定也会有某种人们可以称之为虚拟感的东西。”现实感是父亲，虚拟感是自我——不仅是独立的自我，而且是精神的自我，是神化的自我，爱父亲是一种尊敬，是对于权力的服从，就像爱祖国一样，并非是在祖国的十全十美中成为一个膜拜的影子，而是要在后面加上第二句话：“也许上帝也最喜欢用虚拟语气谈论自己的世界。”那个自己的世界，上帝创造的世界，里面有太多的可能性，有太多的虚拟性，所以，“上帝创造世界并暗想：这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嘛。”

为什么乌尔里希要变成一个著名人物进行三次尝试？为什么他会喜欢奇思妙想的奇异算术？为什么他喜欢用体育代替神学？为什么他周旋在不同的女人之间却从来不会想到结婚和生孩子？三次尝试是接近虚幻的英雄，喜欢算数是要在确定中偏离生活的本题，用体育而不是神学是因为上帝写下了第二句话，爱上女人是因为在美貌中获得了征服的快感和抛弃的准备，“乌尔里希感觉到自己心中怀着某种敌意，一种想激怒这个笑眯眯的女人的欲望，但是他不能完全无视狄奥蒂玛的美貌。”勾引而且调戏，他释放着天才的光芒，却总是不理睬道德的约束，他埋没着自己的个性，却建立了活生生的现实，“人们不能自己没遭损失就生自己时代的气。”所以在虚拟、自由和独立的生活里，乌尔里希变成了一种“难以领会的东西”——“一种预兆。一种幻想。就像一块磁铁放开铁屑、铁屑又陷入一片混乱。”
 
父亲原本就存在的，就像关于国家的存在一样，是在现实里成为一个无法绕开和逃避的主题，所以在那个“平行行动”中，爱国就像爱父亲一样，成为一个现实感的存在，莱恩斯多夫伯爵把平行行动说成是与“和平皇帝、欧洲里程碑、真正奥地利以及产业和教育”四样东西一起的爱国行动，目的是要让“奥地利的光辉的生命公告”成为全世界的“一个里程碑”，并且和“拥有一位八十八岁的和平皇帝联结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和政治、经济、文化有关的“祖国的和谐的幻象”，就像“卓越的表妹”狄奥蒂玛所说，“平行行动简直是一个实现人们认为是最重要、最伟大的东西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乌尔里希成为委员会的秘书，而这个行动到底如何实施，如何成为象征，在沙龙聚会中，在会议讨论中，平行行动被赋予了思想，被赋予了精神领袖，被赋予了伟大目标，被赋予了固定组织“社交和才智”交相辉映的“沙龙”里的狄奥蒂玛，父亲是“铁的德国”的最强有力统治者的保罗·阿恩海姆博士，希望生活将会重新找到回归基督教原则的简单、自然、超自然、健康和必然的道路的莱恩斯多夫伯爵，追寻什么是真正的爱祖国、真正的奥地利和真正的进步的奥·菲舍尔经理，无论是狂热的爱国主义者，无论是知识渊博的理性主义者，无论是呼唤目标产生于人民的人本主义者，也无论是欲罢不能的权力主义者，实施平行行动的群像都在那个现实感的世界里建立一种秩序，建立一种道德，甚至建立一种信仰，而这种种的秩序、道德和信仰，在乌尔里希那里无非和父亲一样，是一种象征，而经验、科学事业、经济，以及思想、目标、组织所建立的伟大奥地利精神，其实就是一种去除了虚拟性的假象，“所有像她这儿的这种强制的社交聚会——如果它并不完全单纯和粗糙——也确实来源于这样一种需要：佯装人性的统一，这种统一该包括人们极不相同的活动并且是永远也不会存在的。”
 
古老的文化，在前面加上修饰语而成为古老的奥地利文化，“只是为了使自己在古老奥地利文化的巴罗克魔力熏陶下从一个今天正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文明人的计算、实利主义、荒凉的理性中稍稍恢复一些元气。”可是在恢复古老的奥地利文化的元气之前，是有那一个叫做德国的国家存在，所以行动嫉妒的锋芒指向普鲁士-德国，目标是呼唤一个弥赛亚，拯救或者重振，在国家强盛的理念里，平行行动却只是一个乌托邦，父亲是“铁的德国”的最强有力统治者，保尔·阿恩海姆以一种统治者的方式进入和平行动委员会，以知识、文学、理想来构建一种文化，所以就是一种背叛的现实感，他提出的“他们会自动来的”格言像是为自己寻找一种理由，“这期间，这句格言已经上升至一个在爱国行动中为人所信赖的政治预言的等级，它大致有如下内容：人们必须首先争取‘其他的奥地利各民族’支持爱国主义，而一旦做到了这一点，所有德国圈里的人就也得不参与进来，因为不参加大家都在做的事，这显然要比拒绝开这个头艰难得多。”

其他的奥利地各民族，其他的背叛者，其他的爱国者，保尔·阿恩海姆将他们命名为“私生子”，就是要将这些私生子中建立一种废除强制的秩序，“这就是娇惯秩序；使人有能力成就大事”，而其实，这无非是一种概念，一种爱国主义的概念，一种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一种弥撒亚解救的概念，那上帝明明在虚拟语气里写下了第二句话。所以身为平行行动委员会的秘书，没有个性的人乌尔里希就是看见了野心家的幼稚和可笑，“长时间来一直把人类当作宇宙中心的、但自几个世纪以来就已经在渐渐消失的人本主义态度的瓦解大概终于已经波及自我本身，因为在经历上最重要的是人们正经历这件事，在行动上最重要的是人们正在做这件事，这种信念开始让大多数人觉得是一种幼稚。”在他看来，只有正在经历这件事才是重要的，也就是只有“看得见”的原则下，才能回归到平行行动的本质意义，就像他看见女人的美貌，经历欲望的满足，就像在数学的迷恋中确定存在，即使是恶，也绝非只是精神意义的道德，而是建立在身体之上的物质性，“出于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上帝似乎正在开创一个保养身体的时代；因为唯一还可以撑住思想的，是身体，思想从属于身体，你作为军官在这方面本来就有一段领先的距离。”

身体的恶，是看得见的恶，就像那个杀死妓女的莫斯布鲁格尔，是以病态的暴力来释放生命中的恶，但是那个死去的妓女又何尝是一种必须活着的理由？“他的整个一生就是是一场令人发笑和惊愕的笨拙的战斗，目的是为了强求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如尼采一般，在精神的癫狂中完成了自我的定义，而在杀人之后，他自认为神经错乱，却又像是一个悖论，这是一种自我解脱的合理性，还是将自己推向了恶的深渊？“在他为一种阴森森的嗜杀狂罪行打断的诚实的一生中，人们常常在精神病院里抑制或释放出他的情感。”所以在乌尔里希看来，没有恶和物质的帮助，精神和善是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的，而在这个平行行动中，如果没有虚拟语气，没有消亡和熄灭的世界，没有“精神的无实体”东西，何来重生，何来释放，何来看得见，何来现实感？

而被作为标本的卡卡尼本来就是一个虚拟的国家，取自奥匈帝国正式名称Kaiserliche und Konigliche Monarchie的缩写字母，在这里，人们刮胡子，人们吃饭，人们相爱，人们读书，人们从事自己的职业，“好像四堵墙壁静静地站住了似的”，而这一切都是“墙壁在行驶”中发生的，“人们却没觉察，而且它们的路轨向前投抛，宛如长长的、摸索着的弯曲的线，人们却不声知道它们伸向何方。”一种虚拟而现实感的存在，这是天才认为是粗人的国家，这是的居民有着第十种性格：“这个性格允许人做一切事，唯独不允许做这一件事”，而在卡卡尼的民族政策中，德意志“民族”成为一个特殊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人们在卡卡尼可以从当叛逆犯开始和以当部长告终，但也可以反过来又以叛逆犯的身份继继续其部长生涯，它才也开始觉得自已是受压迫的民族。”
 
虚构的卡卡尼，虚拟的民族和居民，建立一种秩序，赋予一种思想，只不过是佯装人性的统一，只不过设计出一种现实，所以在上帝也喜欢用虚拟语气的世界里，伟大行动无非是一种讽刺，“平行行动只有唯一一项任务：为一次精神总盘点开一个头！我们必须大致去了解倘若世界末日降临在一九一八年，旧的精神将结束、一种更崇高的将开始而不可避免要做的事。”末日般降临在一九一八年，现实感的一九一八年，而那个具有伟大目标的平行行动“却在一九一八真的走向了解体，不论是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在位七十周年，还是德皇威廉二世在位三十周年，平行地走向覆灭，“现在他们在谈论战争！”看起来是战争的原因，将一切的恢复和解救都化作了一种末日般的存在，而实际上这是”另一种状态“的开始，“今天……已经产生了一个无人的个性的世界，一个无经历者的经历的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千年王国，就是乌尔里希的父亲发出“告知你我已经逝世”电报之后的世界，在这里，他和妹妹走向一种“向可能性边缘之旅”的爱，在这里，命运变成一种统计学的内容，在这里，道德自相矛盾，在这里，只有“一种好方式做坏人的人与一个以一种坏方式做好人的人”。矛盾和统一，悖论和和谐，物质和精神，伦理与背叛，道德和欲望，都变成了一个整体，或者说，这些对立的东西变成了“平行行动”的主要内容，矛盾是平行的，却是不被覆灭的，而这些平行的矛盾才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才能从“精神的无实体”中解脱出来，才能在无个性的人中找到意义，这就是真正的道德，“所有创造性的时代都是严肃的。没有一种强烈的幸福是不伴随着强烈的道德的。如果道德不可以从某种强劲有力的东西中派生出来，那就不会有道德。没有一种幸福不建立在一种信念的基础上。”所以当千年王国打开，罪犯们进入其中，是为了一种永恒的幸福，“乌尔里希预言这命运，却对此毫无所知。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他也毫不在意，他在为永恒的幸福而斗争。”

虚拟语气的上帝，虚拟存在的可可尼，虚幻打开的千年王国，带着身体的罪恶进入其中，带着父权的死亡进入其中，带着矛盾的平行进入其中，带着被分列成上下两册的文本进入其中，却是一个无限而悬置的世界，没有完整的出口，没有最终的命运，没有大写的句号，“然后乌尔里希才得知，阿加特已突然告辞并在没有他陪同的情况下离开了这所府邸；人们向他转告，说是她不想他来扰乱她的决断。”谁也不知道“另一种状态”里，妹妹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乌尔里希自己会去向哪里，谁也不知道上帝会说出哪一句话——在添加的第二句之后，是一个再也没有合拢的省略号，在“静止和孤独，充斥着连绵不断的、水晶般纯净”中走向未知。

四世同堂

2015-07-25 由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27·2150725·1201
	作者：老舍著丁聪插图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2年08月第1版
	定价：原价68.00元现价41.00元
	ISBN：9787020091676
	页数：1049页

“太平年月，他有花草，有诗歌，有茶酒；亡了国，他有牺牲与死亡。”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在这样的背景下，花草和诗歌，牺牲和死亡，个人生活会如何选择？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死存亡，小羊圈胡同住户的荣辱浮沉，都在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里，广大平民陷入战争和动荡的悲惨遭遇中，那一派古老、宁静生活被打破后的不安、惶惑与震撼，也有面对强敌愤而反抗的英勇无畏，不管是爱国主义精神，还是民族气节，都将整个中华民族的那段灰色记忆，浓缩在了一个大杂院十几户居民的悲惨遭遇与忍辱负重之中，但，也有信心：“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

《四世同堂》：没有反抗精神自然会堕落

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
       ——《第二部偷生》

从卢沟桥事变到八一三抗战，从保定、太原、南京陷落到台儿庄大捷，其中有中华大地上的屈辱和奴役，也有拿起枪的奋战与抵抗，在被改变了生活的现实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可能意味着亡国的危险，意味着失去自由，却也是一次审视民族自身的机会，一次全面解剖劣根的需要，被称为帝国主义的日本人打开了那个缺口，大地上也第一次有了巨大的震动，几千年积淀的文化和道德，规则和观念，也在这一次长达八年的受辱和抗争中，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所以在钱默吟呐喊、愤怒和杀戮的声音里，分明是看见了另个不同的敌人，一个是用枪炮涂炭生灵的侵略者，一个则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苟且偷生的民族败类，所以在这双重的危机面前，他唯一选择的方式便是“杀人”——杀人而消灭侵略者，杀人而清除自己的垃圾，杀人而在英雄主义式的自救和解救中“成仁”。

曾经是个士大夫，曾经是个诗人，曾经活在自己的诗歌、礼仪、图画和道德的国度，曾经是不肯杀害蚂蚁的懦弱知识分子，甚至曾经就是躲在小羊圈胡同里不和现实发生交错的人，“他的诗不给别人看，而只供他自己吟味。”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哲学，但是这种明哲保身的处事哲学在七七事变的炮火中却完全被推到，那个叫做家的地方成为悲痛的世界，小儿子因为袭击日本人而被杀，大儿子患病死去，钱太太也因为家仇而自戕而死，而钱默吟，却在莫名的告发中被捕，在经受肉体和精神的残害中几乎丧失了一切理智，而当他被释放爬回到小羊圈胡同，爬回到自己曾经的家的时候，一切的曾经都已不复存在，甚至一切的自己都已经被毁灭了。

这是外来者的入侵造成的破坏，也是内部的谄媚带来的悲痛，所以在钱默吟的身上，其实折射出每一个中国人在那个战争年代所经历的双重伤害，而在个体的身体和精神之外，最大的破坏却是关于传统的文化、道德和伦理，关于几千年来一直维系的观念和思想。从个人、家族到民族、国家，似乎正像四世同堂的祁家一样，承载着过多的传统，过多的文化，过多的道德，过多的伦理，而每一次的破坏，都是对于传统的挑战，也是对于秩序的重建。从祖父祁老爷到第二代的祁天佑，再到第三代的祁家三兄弟，最后到小顺儿和妞子为代表最新一代，四世，是一个纵向的历史坐标，但是居于一堂，却也将历史变成活着的现实，其中的伦理道德，其中的长幼有序，都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家族图景，所以英国人富善用一种旁观者的眼光总结这个四世同堂的意义就是：这是一部激变中的中国近代史——“祁老人是代表着清朝人的，也就是富善先生所最愿看到的中国人。天佑太太是代表着清朝与民国之间的人的，她还保留着一些老的规矩，可是也拦不住新的事情的兴起。瑞宣纯粹的是个民国的人，他与祖父在年纪上虽只差四十年，而在思想上却相隔有一两世纪。小顺儿与妞子是将来的人。将来的中国人须是什么样子呢？”

对于祁老爷来说，身为四世同堂最上层的尊者，经历了旧王朝的覆灭，他最希望的是自己能够平安地善终，“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八十大寿并非只是个体生命的理想，而是在家族承续上具有传统意义，这意味着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一个在小羊圈胡同里生活里四五十年的老人来说，他的生命是一种固定状态，“他只希望能在自己的长条院子里搭起喜棚，庆祝八十整寿。八十岁以后的事，他不愿去想。”所以在这个四世同堂里，他需要的是维护传统，需要的是维护权威，需要以喜庆的方式完成八十大寿的家族意义，但是当卢沟桥的炮声响起的时候，对于祁老爷来说，则开始了一种变数，而在这种种变数里，他似乎并不能舍弃传统和规则，依旧在四世同堂的家族中维护秩序。

老舍：我听到了最后的风声

他说，只要有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就不太用担心天会塌下来；他不能容忍孙子瑞丰和胖菊子离婚，因为“那样一来，他的四世同堂的柱子就拆去一大根”，在不得不离婚的时候，他想到的也是“不是她要离婚，是咱们休了她！”而当瑞丰在那一次敢骂嫂子、瞪祖父的时候，他要求瑞丰下跪”难道他是日本人？日本人欺侮到我头上来，我照样会拚命！”浑身哆嗦的祁老爷就是要维护这样一种伦理和权威。但是这四世同堂的结构却并一直如此稳定，儿子老实，媳妇多病，所以为了不破坏家规，他和长孙长孙媳妇来商议家中的大事，而这仿佛也是一个隐喻，在四世同堂这个看起来牢固的序列里，其实隐藏着病患，隐藏着不安，甚至隐藏着矛盾，实际上，祁天佑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已经不具备承担家族事业的重担，开设一家店铺是为了生计，而在整个激变的过程中，祁天佑或者正像他的名字一样，依靠的是一种非人力的安排，是传统却虚幻的“天”，所以和患病的妻子组成的第二代明显缺少权威，也面临着脆弱的死亡危险。

在偷生的年代，点心铺没有面粉，茶叶铺运不来货，猪肉铺连一块肉也没有，当自己的店铺里已经没有了可以买卖的货物时，对于天佑来说，那个“天”已经面临着崩坍的危险，而日本人让他们填的那张表，其实就是“奉旨抄家”。因为没有实行日本人所谓的“平价”，所以最后被他们拖了出去，一块白布坎肩上写着的大红“奸商”对于祁天佑来说，是一种对伦理的颠覆，是一种道德的耻辱，所以在这种已经幻灭的现实里，他选择了自死，他看见了一个世界的灭亡，而这个世界就是四世同堂应有的稳定：“活着，他只是耻辱的本身；他刚刚穿过的那件白布红字的坎肩永远挂在他身上，粘在身上，印在身上，他将永远是祁家与铺子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黑点子，那黑点子会永远使阳光变黑，使鲜花变臭，使公正变成狡诈，使温和变成暴厉。”

祁天佑之死，对于祁老爷来说，“四世同堂中最要紧，离他最近，最老成可靠的一层居然先被拆毁了”，而这种中间式的破坏也是关于中国传统失衡的一种象征。当日本侵略者杀入中国的时候，就像四世同堂一样的秩序和文化，必定遭受一种破坏。日本人要求中国人办理良民证，“良民证就是亡国奴的烙印”，这是人格的丧失；常二爷在城门洞里被日本人打了一顿，而且在瓮圈儿里罚跪，这是一种气节的沦陷，“我明白了，这真是改朝换代了，咱们的钱不准用，还教我在街上跪着！”而对于四世同堂的家族来说，这种人格和气节的丧失，最大的痛苦却落在了祁瑞宣身上。

瑞宣是长孙，祁天佑的老实，使得家族的重担压在了他的身上，瑞宣本身的性格是软弱的，是不争强好胜的，他甚至宁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换来家族的安稳，而这一代人又受到了新时代的影响，有限地接受了新思想，所以在新旧交替中，在长幼秩序中，瑞宣的矛盾体现在多重上，在自我生活里，他为了替家里人着想，甘愿放弃恋爱神圣和结婚自由的思想，娶了父亲给他定下的女人，“他知道不该把一辈子拴在个他所不爱的女人身上，但是他又不忍看祖父，父母的泪眼与愁容。他替他们想，也替他的未婚妻想。想过以后，他明白了大家的难处，而想得到全盘的体谅。”这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所成全的是大家的“满意”。而当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的观念受到最猛烈的冲击，当弟弟瑞全提出要出去抗争的时候，他是鼓励他的，因为在弟弟身上，他看到了一种精神，那就是“被压迫百多年的中国产生了这批青年，他们要从家庭与社会的压迫中冲出去，成个自由的人”。但是在成全弟弟出去不做亡国奴的同时，却把自己放在了自我痛苦的中心，“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尽孝是一种关于家族的传统美德，其实却是一种妥协，和他接受婚姻一样，是一种自我牺牲。

但是这种自我牺牲并不是瑞宣的常态，当战事不断发生变化，当小羊圈发生变故，当整个形势发生扭转，在瑞宣那里，也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见证了钱默吟的被捕，见证了小崔的冤杀，见证了冠晓荷的谄媚，见证了弟弟瑞丰的羞耻，瑞宣也开始成长起来，他不想中国人变成亡国奴，不想自己身边的人出卖国家，不想学生为日本人卖命，所以在钱默吟的斗争论的影响下，他也开始从自我世界里走出来，“在太平的年月，瑞宣是反对战争的。他不但反对国与国的武力冲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动武，他也认为是人类的野性未退的证据。现在，他可看清楚了：在他的反战思想的下面实在有个像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作基础。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灭亡。”

因为活在传统里，所以更容易看见传统的危害，看见自身所带的那种错误的基因，所以在自己被捕、在父亲被害之后，作为四世同堂顶梁柱的瑞宣彻底的决裂，“假若他不敢去用自己的血去雪耻报仇，他自己的子孙将也永远沉沦在地狱中。日本人会杀他的父亲，也会杀他的子孙。今天他若想偷生，他只给儿孙留下耻辱。耻辱的延续还不如一齐死亡。”这是一种觉醒，这是一种抗争，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是为了另一个四世同堂，所以正像钱默吟所说：“这才是斗争！只有死，死，才能产生仇恨；知道恨才会报仇！”

所以在四世同堂的第三代身上，其实隐射这整个民族的三种方向，瑞宣代表着维护传统却最后觉醒的群体，瑞全代表着一开始就抗争的青年群体，而瑞丰则是那种出卖利益换取自身安危的耻辱群体，瑞宣的矛盾和仇恨，瑞全的出走和抵抗，对应着瑞丰的软弱的死亡，就如钱默吟所说，是需要在赶走敌人的同时清除自己的垃圾。那些垃圾是冠晓荷，是大赤包，是蓝东阳，是李空山，是高亦陀，甚至是庆祝中国各地沦陷的游行者，是不敢反抗的学生，是不知羞耻的野求。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如何自保，如何获得权力，如何欺压百姓，如何为日本人卖命，如何做一个汉奸，冠晓荷的告密，大赤包的勾结，蓝东阳的粉饰，李空山的钻营，高亦陀的奴性，绘制出一幅卖国的群像图，“三十年的军阀混战，‘教育’成像晓荷的一大伙苍蝇。他们无聊，无知，无心肝，无廉耻，因为军阀们不懂得用人，而只知道豢养奴才。在没有外患的时候，他们使社会腐烂。当外患来到，他们使国家亡得快一点。”在外患到来的时候，真正可耻的除了这些垃圾，还有曾经封闭在自我世界里没有骨气的人，“不论谁和谁打仗，他只求没有人来麻烦他，也别来践踏他的花草，弄乱了他的图书与试验室。”当这样人生观的牛教授最后会被日本人培养成新汉奸的时候，他的不抵抗也是人格的沦陷，“这—个态度，假若搁在一个和平世界里，也未为不可。不幸，他却生在个乱世。在乱世里，花草是长不牢固的，假若你不去保护自己的庭园；书籍仪器是不会按秩序摆得四平八稳的，假若你不会拦阻强盗们闯进来。”

而这些人的存在，在某重种程度上也是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诗画可以变成买通官职的商品，报刊文章可以成为粉饰侵略野心的工具，而冠晓荷制作的那本记录日本人、伪组织的高官、声望高的汉奸和地方有头脸的人的信息的名册，就分为甲乙丙丁四个部分，“他管这个名册叫做四部全书，仿佛堪作四库全书的姐妹著作似的。”是一种讽刺，一种隐喻，而其实，与对文化的亵渎相反，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也有反抗的基因，甚至也变成了争取自由的武器，小文夫妇、尤桐芳就是利用游艺会而刺杀日本军官，虽然最后被击毙，但是也点燃了反抗的怒火，而一心要复仇的钱默吟，在告别了士大夫的习气之后，终于写出了一首新诗：

走吧，我向你们央告！
多走一个便少一个奴隶，
多走一个便多添一个战士！
走吧，国家在呼唤你，
国——家——在——呼——唤——你！

一种是奴隶，一种是战士，而当冠晓荷被活埋，大赤包被捕而处死，蓝东阳逃离日本而尸首全无，这些奴隶也在“伴君如伴虎”的乱世中品尝到了覆灭的滋味，而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属于人吃人，狗咬狗的蛮荒时代”，正因为如此，所谓的生有时只是一种苟活，所谓的死，却可能是一种救赎，“这才是斗争！只有死，死，才能产生仇恨；知道恨才会报仇！”死亡埋下的是仇恨，仇恨带来的是斗争，而斗争的意义是为了更好的活着，所以在经历了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南京陷落、太平洋战争、日军投降之后，乱世带来的死是一种悲痛，生却是一种希望，四世同堂的最新一代妞子最后因为饥饿，死在了日军投降前，这是黎明前的悲痛，而当迎来最后曙光的时候，瑞全也最终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了这个家族，“老三是中国青年的代表——象征着勇敢，强有力的新中国。”而祁老爷最后的那句“到底回来了”是一种欣喜，也是一种悲痛，是一种团聚，也是一种失落，最后却归于无语，这杂陈的感受也是一个国家在经历了乱世之后所表现出的复杂感情——“小羊圈里，槐树叶儿拂拂的在摇曳，起风了。”

大都会

2015-07-25 由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55·2150725·1196
	作者：【美】唐·德里罗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06月第1版
	定价：原价22.00元现价13.00元
	ISBN：9787020081783
	页数：191页

不是译林版的“德里罗作品集”，所以封面不再是获得2012年英国设计界“奥斯卡”黄铅笔奖的设计师Noma Bar的封面，简洁线条和丰富的寓意被一种杂乱和过于饱满的画面所取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的单行本。像乔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一样，唐·德里罗描写发生在一天之内的故事。主人公埃里克?帕克是一个28岁的亿万富翁，生活在纽约。他的天性就是要在世界上不断攫取新的东西。2000年4月的一天，他打算乘车穿过纽约市去理发。路上，他不停和相关人员开会，商讨日币的涨跌情况；他遇到一场反对全球化的游行示威——后来这场示威变成了一场骚乱；他的车子穿过一支送葬的队伍；安全主管向他报告：有个精神错乱的前雇员正伺机杀他；他造访了一家电影院；他还设法发生了三次性行为……

《大都会》：我的前列腺不对称

然而，如果他不死，我怎么活呢？
       ——《本诺·列文的自白》

那个时候，他是不死的，“我”也是活着的，活着和死去在《本诺·列文的自白》里变成一种现实和想象，变成一个早晨和晚上，它仿佛就是一天24小时这个闭合系统的起点和终点，可是，死去的反面是活着，而活着的反面并不一定是死去，它可能是另一种活着，一种行尸走肉的活着，一种财富崩溃的活着，以及一种等待枪响的活着——那把枪是本诺征购的而手枪，活着是那个晚上两个人对立着的房间里放着的Mk.23军用手枪。枪和枪是不同的，就像活着和另一种活着一样是不同的，但是每一把枪都指向实在的身体，指向命运的死亡，指向最后夜晚的呻吟。

“我最终决心动手。只有暴力行动才能改变历史，改变过去的一切。”在本诺早晨的自白里，一个人只有面对自己才会产生意义，而在“我”之外的他，那个叫埃里克的富豪似乎还没有拿着那把枪闯进“我”的现实，一切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他和我永远不是对立的，永远在数千页之多的精神自传里成为一种虚构的力量，一个曾经为他服务的“我”需要的是一种尊严，还是一种财富？是获得一种存在还是破坏一种规则？“我”遭受伤害，被辞退，跌入贫穷，是产生暴力的一种必然条件，所以“我”要用那个叫本诺的假名，用征购的二手枪，用数千页的自传，为自己的暴力世界寻找一个进入的进口，以及一个逃避的出口，就像早晨和晚上一样，在一个闭合的世界里才能将自己置身在整个故事之外，也只有他的死，才能在自我的活着的状态中找到存在感。“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可以帮助我。”

早晨是“我最终决定动手”，夜晚是“他死了”，早晨是“我内心想伤害某个人”，夜晚是“我用这些钞票蹭我的脸，好提醒我为什么要杀他”，早晨是“我将用铅笔书写这一切”，夜晚是“这样我的自白才能尽情表达”。所有的东西都闭合了，包括活着和死亡。可是当夜晚真的降临，当枪声真的响起，当文章真的完成，当他真的死去当“我”真的活着，那个叫本诺的假名背后真的能找到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叫理查德·希茨的“我”？“在我的内心，我从不对自己说的话当真。每个不必要的谎言都是锻造一个人的另一种方式。”所以“我”叫本诺，“我研究我自己。它使我感到厌倦。但是这对我来说就是一切。除此我什么也不是。”所以“我”要以别人的死来让自己活着，但这只是一个自我虚构的谎言，“我”不是我，我只是一个自白里的人，我只是精神自传里的我，我只是扣动扳机消灭一个神话的我，我只是在写作中衍生的我，在被连接的早晨和夜晚里，我以时间闭合的方式“溅入到光年之中”——“我不知道这个人还是不是我。”

在自白里，“我”只能是一个虚设的自己，一个没有背景没有对立没有对话的我，“有一些死去的星星依然闪耀，因为它们的光被时间困住了。在这种严格来说并不存在的光照下，我又身在何处呢？”而在死亡里，那个活着也是一种虚设的状态，只是在用钞票蹭着脸的时候，只有在他被反过来的时候，才是真切的，“我”只是将活着和死亡两种状态，将早晨和夜晚两个时间，以自白的方式，以本诺的名义，将它们联系起来。但是就像是在死亡之前埃里克嗓子里的最后声音和希望讲出的话，就像那面镜子和最后的形象，就像与不同女人之间的性和结婚只有22天却不在一起的妻子埃莉斯的爱一样，“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系统，我们却糟糕地试图将它们联系起来。”

强制联系起来本身就是一种虚构，早晨和夜晚的故事或者就像没有发生一样，死去和活着的情节就像没有展开一样，结局可能只是悬置在那里：“他在手表的水晶屏幕上已经死去，但在原来的空间里还活着，只是静静地等待着枪响。”等待是无限延长的时间，是无限可能的机会，在两个人最后的房间里，在最后只剩下一颗子弹的对峙中，“如果他不死，我怎么活呢？”完全变成了一种不在自白里的声音：“如果我不杀你，我就没法活下去。”变换的场景，变换的人称，变换的故事，以及变换的自我，只有在一个允许两个人你死我活的状态下，每一个人都会触摸到真实的自己，所以本诺或者就是埃里克，二手枪或者就是Mk.23军用手枪，而埃里克用子弹击穿自己手掌也是体验到了像本诺一样的痛苦——“埃里克通过疼痛开始了解自己，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失去或者破坏，对于本诺和埃里克来说，都在这样一种折磨和暴力中，感受到了真正的“我”。

埃里克就是在用子弹书写自己的自白，用疼痛书写一份数千页的精神自传，甚至两个人也都是拥有不对称的前列腺，在病态中选择谎言，却又在痛苦中虚设自我。只不过在自白之外，埃里克用自己的金钱和地位构筑了一个被保护的财富帝国，安保主管托沃尔、技术主管希纳、锡克教徒司机、货币分析师迈克尔·钦、财务主管简·梅尔曼、理论顾问维娅·金斯基以及检查后给他前列腺不对称结论的英格拉姆医生，他们组成了埃里克的财富王国，在一个高级桥车、高档别墅、89层最高住宅楼的世界里活着，他的生活里是数字和图标，是对于时间超越的庞大金钱等级，是一天损失好几千万的投机生意，是存在于外部世界的巨大贪欲，是在充满物欲的城市里依靠自我狂热、工业主张、商业和人群创造出每个时刻的奇闻逸事活着的现实。

这是一个和早晨、夜晚闭合有关的整体，那些数字和图表制造着冷酷的力量，但是却总是用渴望和汗水换算成金融市场清晰的货币单位，甚至那些数据本身就是热情的、强烈的，构成了生命进程中生机勃勃的一面，“完全了解在电子表格和由0和1构成的电脑世界中数字指令决定每一行星上亿万生命体的呼吸，就是对字母和数字系统强有力的辩护。这就是生物圈的起伏。我们的身体和海洋，都是可知的，是整体的。”是整体，是世界，是宇宙，是生命，是自白。所以对于埃里克代表的财富人士来说，在数据里可以发现美丽和精确，可以感受特定货币波动中潜在的节奏，可以用金钱创造的时间里加速资本主义的崛起。

但是，数据并不能支撑起真正的高度，就如屏幕上的曲线，它可以摸高，也可以探底，它制造神话，也破灭神话。埃里克站在九百英尺的高楼，感受到的是一种“人和摩天大厦共享着”的边缘边界，最高的住宅楼却永远不是通向无限，而是指向一种空，“它们是最后的高层建筑，是空的，是用来加快未来的脚步的。”它们是外部世界的镜头，指向的未来却是一个超越地理、超越可触及的金钱以及把这些金钱摞起来的人们的那个时代。埃里克似乎只有在感到小心翼翼、昏昏欲睡、虚虚幻幻的时候，才能依靠这样的高度，这样的空，这样的边界，来感受自己存在的意义。

甚至，对于埃里克来说，金钱也制造了一场婚姻。结婚二十二天的妻子埃莉斯·希夫林，是拥有欧洲以及世界巨大银行财富的希夫林家族的血亲成员，她的身价总数是七亿三干五百万美元，“相当于十七个邮政员工分享一个彩票大奖。”而这场婚姻也是在金钱帝国之上的联姻而已，两大富豪的结合，只不过是旧欧洲包办婚姻一样，“她富有，他也富有；她是财产继承人，他白手起家；她有教养，他很严酷；她纤弱，他强壮；她有天赋，他十分聪明；她长得漂亮。”他虚构了她的美丽，他们共同策划了让双方都满意和快乐的神话，也在婚姻里隐藏着这种约定。

但是，婚姻不仅对于埃里克，还是埃莉斯来说，都是一种虚幻的神话而已，“但我是个拥有一对纽约睾丸的世界公民。”埃里克的婚姻里没有荷尔蒙的味道，没有性激素的刺激，对于埃莉斯来说，她热爱诗歌，在一半地下的书店里感觉被隐藏的乐趣，在出租车里了解国家和城市的混乱。而埃里克，在偶然的碰面中，只是有些可笑地说一句：“我们已经有段时间没做爱了。”虚构的美丽只是一个摆设，对于爱情来说，永远是一个破败的躯壳，所以埃里克在不同的女人之间寻找乐趣，在不同的性体验中抚慰那一对纽约的睾丸，“性揭穿了我们。性看透了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性如此厉害。它剥光了我们的外表。我看到了一个几乎全裸的女人，疲倦而又充满需求，抚摸着夹在双腿之间的塑料瓶。”想象却是虚空，裤子落到脚踝，屁股向后撅着，性却是一个行为艺术，甚至连疼痛都是虚假的，在埃里克那里，婚姻带来的只有“他想把她带出去，带到小巷里与她发生性关系”，只有身上“被他自己的睾丸和精囊以及其他各种腺体所产生的分泌物弄馊了”的那块手帕。

而且，性变成了另一种工具。当那种盲目的投机最后带给埃里克最后的失败的时候，他想到的是用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妻子制造另一个神话，伪造埃莉斯的国外投资账户，伪造她的名义然后转账，“几乎是同时，他在围绕他手表底座的一圈微型键盘上按下一些数字，为她在自己的公司开了一个新账户。”然后，他开始损失钱，开始在市场的硝烟中系统地展开他的计划，而这样的做法对于埃里克来说，只是在拒绝一种财富的救赎，“她的姿态感动了他，但拒绝当然是必要的。”他不是拒绝重新崛起的机会，不是拒绝财富神话的诱惑，而是以一种相反的方向制造另一个神话，一个比失败更大的破坏神话。

“毁灭的欲望就是一种创造的欲望。”镜子和形象之间没有联系，性和爱之间没有联系，而强硬将它们拖入到一种关系之中，对于埃里克来说，意味着一种概念，就像他喜欢汽车彼此没有什么差别，对于他来说，所有的车都是柏拉图式的复制品，所有车的规格无关紧要，“与亏其说它是一件物品，还不如说是一种概念。”市场不是全部，婚姻不是全部，性爱不是全部，他们都是概念，都是生活本身，“我们创造了自己的疯狂和混乱，而我们无法掌控的思想机器又不断推波助澜。这种疯狂状态通常善很难发现。它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对于埃里克来说，富可敌国的财富是概念，不对称的前列腺是概念，老鼠变成货币单位是概念，他只是在不断毁灭中不断创造，“他可以制造历史，但那都是在股票市场马变得平庸和疲软之前的事了。现在他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寻找新的发展动向。”

残酷的不是图表，冷漠的不是数据，失败的不是投资，当“金钱只对自己说话”的时候，埃里克却要制造另一个有自己存在的历史，“生意的延伸就是谋杀。这是符合逻辑的。”当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总裁阿瑟·推普被人刺杀在耐克北朝鲜公司的时候，他感到的是振作，当俄罗斯最大的传媒企业巨头卡冈诺维奇死在莫斯科郊外他的别墅前的时候，他感到的是兴奋，当那些示威者在街上制造混乱甚至有人在广场自焚的时候，他感到一种新生的力量，破坏或者死亡，对于他来说，不是自己为代表的财富的损失和毁灭，而是一种更刺激的疯狂，一种失去理性的理性报复，“殴打、毒气、爆炸、袭击、泡沫塑料老鼠、电子显示屏上股票行情和诗句、卡尔·马克思的语录，这一切都让埃里克感到这次的抗议活动具有戏剧性。”这样的戏剧性就如维娅·金斯基所说“你的天才和你的敌意总是息息相关”，也只有在敌意的死亡中，他才能获得力量，获得机会，获得自我的认同。

是的，他们死了，而他活着，就如本诺所说的那样：“他死了，你就可以活着了。”活着就是在自己破产的愉悦里得到尊重和认可，活着就是在看见自己的葬礼时可以发出嘲笑声，活着就是用一句别人的密码杀死保护自己的托沃尔：“托沃尔是他的敌人，对的自尊是个威胁。当你付钱给别人让你能活下去，他就获得了一种心理优势。这是一个具有确实威胁的职务。埃里克失去了自已的公司、自己的财富，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发泄。托沃尔的死消除了今夜进一步对抗的可能性。”失败是财富世界里的一种法则，而埃里克既是受害者，也是实施者，他以同样的方式制造破坏的规则，也只有在这种规则里他才能够活着，才能够看见自我，才能够认可和自我尊重。
 
但是已经再没有走回来的可能了，再没有真正的平静和淡泊了，从早晨开始的一天，从理头发开始的一天，毕竟会走向那个黑暗的夜晚，毕竟会留下只理了一半的发型，丢掉那把有声音识别装置的枪，在大街上和电影演员一样裸体装死，甚至回到父亲曾经生活过的怀旧地方，对于埃里克来说，都没有了安全，都没有了真实，都没有了自我。在赤裸的人群中和栗色头发的女人性爱，就是在自己妻子身上获得最后的满足，“顿时，他明白自己深爱着她，但就在这个时候她却悄悄从他身体上滑下来，挣脱了他的双臂。”最后的世界只剩下一把Mk.23军用手枪，只剩下从早晨决定杀人的自白中走出来的本诺，就只有用子弹射穿手掌带来的真正的疼痛，就只有那不对称的前列腺。

一个带着假名的本诺，一个带着虚构的埃里克，一个要活着，另一个似乎也要活着，“甚至当你在自我毁灭的时候，你想要更多的失败，失去更多的东西，比别人死更多次，发出的臭味比别人更强。在古老的部落里，如果哪个首领损失的个人财富比别的首领多，那么他就是最强大的。”这是本诺对于对面的埃里克的解读，也是对于自己的解读，不对称的前列腺，不对称的地位，不对称的金钱，不对称的社会，“那就是不对称的重要性，或者说偏斜的重要性。”试图寻找平衡，却变成了轻微的扭曲，“或者说畸形。”前列腺是畸形，疼痛的手是畸形，从早晨到夜晚的一天是畸形，“一个幽灵在全世界游荡。”不是关于资本主义的肮脏，而是每一种活着的可悲，而这种可悲并非可以用一个虚构的自白来消除，也并非用一声枪响带来的死亡来救赎，世界其实远没有闭合，“他再一次闭上了眼睛。这并没有结束。”

飞狐外传（上、下）

2015-07-21 由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28·2150721·1194
	作者：金庸著
	出版：花城出版社、广州出版社
	版本：2008年03月第3版
	定价：41.00元亚马逊30.40元
	ISBN：9787806553343
	页数：664页

《飞狐外传》是《雪山飞狐》的“前传”，叙述胡斐过去的事迹。金庸借用他早期作品《雪山飞狐》的情节，将在那本小说中退居次位的胡斐形象补充得更丰满而完整。金庸说：“然而这是两部小说，互相有联系，却并不是全然的统一。在《飞狐外传》中，胡斐不止一次和苗人凤相会，胡斐有过别的意中人。这些情节，没有在修改《雪山飞狐》时强求协调。”少年游侠胡斐为素不相识的一家三口打抱不平，不为所爱之人的求恳所动，成为金庸“锄强扶弱”的理想的化身。《飞孤外传》写于一九六○、六一年间，原在《武侠与历史》小说杂志连载。

《飞狐外传》：终不能两只凤凰都给了他

程灵素道：“对，你是大哥。咱们怎么不立下盟誓，说什么有福共享、有难同当？”胡斐道：“结义贵在心盟，说不说都是一样。”
       ——《十二古怪的盗党》

那时，她的耳根子红了，那时，她的半边脸颊也红了，当她面对一个自己喜欢的他，面对他说“有一事相求”的邀约，一个女人是希望能够听到最想听到的话，可是，他却是提出要结拜兄妹，他是大哥，她是二妹，大哥和二妹，不是称呼上的距离，实在是一种不能成为夫妻的暗示，于是她的脸颊变得苍白，于是她的话语充满狼狈，于是真心和假意都变成了和男女无关的兄弟，都变成了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的义气。

多磕了两个头，便成了“八拜之交”，那种爽快，那种狂态，程灵素在完成这个仪式之后，似乎应该端起酒杯，像兄弟一般豪饮一杯，只是面对“绝情”的胡斐，她的面前只有那生死的盟约，只有那兄弟的情谊，无论如何她都无法住在这个男人的心里。可是，这兄妹的结拜对于胡斐来说，却也是在坚守另一种私情，玉凤凰仿佛是一生的信物，拿到手上就再无丢失的可能，即使袁紫衣出没无常，即使她的身份不太正常，但是一种念想却把胡斐带向了唯一的世界，唯一的世界也是“贵在心萌”，也是“说不说都是一样”。

“这位袁姑娘是个美人儿，是不是？”这是程灵素当初问过胡斐的问题，关于佛山镇凤天南杀死钟阿四全家，关于庙中避雨相遇，关于连夺三派掌门之位，这些故事是初闯江湖的胡斐遇见的武林故事，但是在讲述这些遭遇的时候，那些打打杀杀的恩怨都变成了背景，而中心却只有唯一的一个，唯一的玉凤凰，唯一的袁紫衣。这唯一的世界可以被遇见，可以被打开，可以被倾诉，但是在程灵素的尴尬和失望中，当它终有一天被关闭的时候，心盟如何变成深埋着那一份真情的传说。

其实，对于胡斐来说，闯入这个世界分明只是为了一种寻找，不管是遇见袁紫衣，还是结义程灵素，对于他来说，都不曾忘记当初进入的理由，他在和程灵素结拜的时候，寻找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你我都无父母亲的人”，无父无母，是少了一种完整性，也多了一种复仇性，在缺失的人生起点中，他们或许需要这一种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的遇见。被平阿四收养，练习缺了两页的刀谱，这便是胡斐的江湖记忆，所以对他来说，寻找杀父仇人是江湖人生的目标，而缺了两页的刀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缺乏成长完整性的隐喻。

但是在这寻找过程中，胡斐看见的不只是自己的缺失，也还有他人提供的那些背叛的故事。南兰为什么要离开苗人凤？马春花为什么会对福康安一见钟情？感情的事看起来是复杂的，而这复杂的悲剧里，其实少了那种从内心出发的感情，少了“贵在义盟”的承诺。当南兰用自己的嘴巴为苗人凤吸毒的时候，她的选择仅仅是身体意义的，或者是礼俗意义的，“两人的肌肤这么一接触，自己就是他的人了。他是大盗也好，是剧贼也好，再也没第二条路，她已决心跟着他。”这是不是只是一种身体叙事？她敬佩他是顶天立地的男人，是重情重义的英雄，但是瞧不起武功甚至厌憎武功，就是一种心里上的隔离，而且她几乎跌入了一个悖论：“父亲是给武人害死的，起因是在于一把刀；又因为，她嫁了一个不理会自己心事的男人，起因是在于这男人用武功救了自己。”

终于她遇见了田归农，一个和丈夫不一样的男人，一个比拿刀的丈夫更细腻的人，于是在那个雨夜，她离开了他，离开了自己的女儿，离开了一把刀的世界，离开了被身体束缚的生活。但是这一种带着女儿永远哭泣而离开的背叛，对于她来说，是一次正确的选择？除了道义上背负的不忠，她实际上进入而获得的不是一种真感情，对于田归农来说，他需要的只是将梦想变成现实的生活：“只要苗人凤不死，自己一切图谋终归是一场春梦，什么富可敌国的财宝，什么气盖江湖的权势，终究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罢了！”苗人凤在十年前和胡一刀比武，不是了解江湖恩怨，而是切磋武艺，正是在这场比武中，他知道了什么叫朋友，什么叫兄弟，什么叫“贵在心盟”，但是当换了武器胡一刀被毒药害死的时候，他在一场阴谋的背负下却变成了胡斐的杀父仇人，但是恩怨背后却还是不能改变的情谊，那厢门的背后，那桌上的灵牌上，写着的是“义兄辽东大侠胡公一刀之灵位”和“义嫂胡夫人之灵位”。

胡一刀的死，让他在十年里被人误解，也备受煎熬，但是这一种义气却变成了可贵的江湖精神，南兰的背叛无疑为这种江湖精神提供了一个反面的教材。而马春花和福康安呢？在商家堡夜雨的相遇，似乎成为她一生无法跨越的劫，“百胜神拳马行空的女儿，在父亲将她终身许配给她师哥的第二天，做了别人的情妇。”这也是一种道义上的背叛，当雨夜的刀剑声传来，当江湖的恩怨再起，他和她，却在那一个角落里卿卿我我，大杨树下偎倚蜜语，黑夜里的男欢女爱，马春花把这一切叫做“一见钟情”，但是这托付终生的选择却让自己走上了不归路。她嫁给徐峥，肚子里的孩子却不是他的，她是他的妻子，却在他危难甚至死亡之时，却袖手旁观，而等到她来到福康安的府邸，才知道悲剧无可避免——因为他是当今乾隆皇帝驾前第一红人福康安，他是皇恩隆厚、群臣莫及的公子，他是平金川大帅，是曾为正白旗满洲都统、盛京将军、云贵总督、四川总督，是现任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福公子荣华富贵，说权势，除了皇上便是他；说豪富，他要多少皇上便给多少。”这样一个权势之人，唯一的遗憾是膝下无儿。马春花为他怀孕，为他赴京，或者在那个雨夜却有过一瞬间的情感，但是当她真正走进他的世界的时候，才发现那只不过是水中之月，所谓‘一见锺情’，总是前生的孽缘……”当福康安的母亲终于下了剧毒，欲出掉了马春花的时候，那种所谓的爱情，所谓的一见钟情，终敌不过权势，终会死在想自己的悔恨里。“让这种毒蛇一般的女子处在肘腋之间，咱们都要寝食不安。”

但是，南兰为苗人凤吸毒的时候，她一定也曾爱过他，当马春兰在雨夜闻到福康安的男人气息时，她也一定看见了幸福，但是背叛终究是背叛，而这种背叛却并不是女人的盲从，女人的狂热，更多的是男人的心计，男人的阴险。田归农对于财富的觊觎，福康安对于权力的控制，甚至成为了江湖上的败类，成为统治集团的黑手——正是福康安召开的天下掌门人大会，要对付反清的红花会群雄，为的是剪除异己的力量。而在胡斐寻找杀父仇人的江湖闯荡中，用两页刀谱苦练的阎基，杀死了钟嫂一家的凤天南，毒害苗大侠双目的刘鹤真，也都是那种卑鄙之人，破坏了江湖的义气。所以对于胡斐来说，当他闯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遇见却是为了看见并感受这一种肝胆相照的义气，是倾心相许的感情，而程灵素和袁紫衣，恰恰就是这两个“贵在心盟”的人。

作为药王的徒弟，一个没有父母的人，需要的是一种关心，一种保护，一开始，胡斐遇见她完全是为了从她那里得到解药，但是相同的命运让他们走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更像兄妹，可以相互扶持相符帮助，但是对于程灵素来说，她爱上的是一个英雄。灵枢，素问，是她名字的组成部分，也正是这取自中医两大医经的名字，让她成为机智聪明，心思细密的女人，当她爱上他的时候，胡斐其实已经喜欢上了神秘的袁紫衣，那藏在身上的玉凤凰就是一种信物。所以当袁紫衣担心程灵素会害了胡斐的时候，程灵素目中含泪，愤然道：“我虽是毒手药王的弟子，但生平从未杀过一个人。难道我就能随随便便的害你么？何况……何况你是他的心上人，他整天除了吃饭睡觉，念念不忘，便是在想着你。我怎会当真害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是一次让自己痛苦的表露，而在之后，程灵素尽管对胡斐一片真心，但是她还是在成为二妹之后掩藏了那种感情，在她看来，或者为他而死才是真正懂的爱。

在胡斐以为自己将要中毒身亡的时候，对程灵素：“二妹，生死有命，你也不必难过。只可惜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做大哥的再也不能照料你了。”但其实这最后的遗憾对于程灵素来说已经足够了，这是义气重于感情的告白，而程灵素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将义气和感情合二为一，她救的是自己的大哥，也是自己的心上人，当以死亡的方式完成这最后的命名，也终于实践了当初“贵在心盟”的盟约，碧蚕毒蛊、鹤顶红、孔雀胆三大剧毒的毒性侵入了身体，却在程灵素的吸毒之后挽救了他，这个和南兰当初一样的举动，在程灵素那里从来没有背叛，而完全的牺牲。

而袁紫衣呢？他爱上她，她也爱上了他，但是她注定担负着复仇的使命，无论是打败高手自己成为十三派的掌门，还是三次挽救凤天南的性命，对于她来说，江湖的存在就是为了完成背负的使命。凤天南是她的生父，却害了袁紫衣的母女，所以依照师父的话：“你父亲作恶多端，此生必遭横祸。你可救他三次性命，以了父女之情。自此你是你，他是他，不再相干。”三次相救，而第四次，则是完全和道义无关，“我先要杀了他，给我死了的苦命妈妈报仇雪恨。”而报仇之后呢？是不是又该回归？“袁姑娘，我对你的一片真心，你也决非不知。你又何必枉然自苦？我跟你一同去禀告尊师，还俗回家，不做这尼姑了。你我天长地久，永相厮守，岂不是好？”但是，袁紫衣终于告诉她自己早已出家，早已选择了和青灯古佛为伴，“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八句佛偈的绝情，换来的是那离去的背影，是白马的嘶鸣，是英雄的寂然。

程灵素为他而死，袁紫衣皈依佛门，两只玉凤凰都成了一段传说，但是那种“贵在心盟”的约定，却终变成了江湖精神，在胡斐的成长道路上，他所看见的是一幕幕的背叛，但是他也见证了苗人凤、程灵素、袁紫衣的江湖义气，而这样的江湖义气在某种程度上却也成为背叛者自我救赎的力量，当胡斐被为福康安卖命的田归农围攻时，是南兰告诉了那个秘密，当地底下三尺的宝刀被挖出来，对于胡斐来说，是一种致命的武器，“胡斐一见手中单刀不怕田归农的宝刀，登时如虎添翼，展开胡家刀法，霎时间又伤了三名武士。”却也是行侠仗义的符号，“众人直到数年之后，苦苦思索，纷纷议论，还是没丝毫头绪，不知胡斐这柄宝刀从何而来。总觉此人行事神出鬼没，人所难测，‘飞狐’这外号便由此而传开了。”胡斐的成长是对于背叛者的救赎，也让自己在宝刀重见天日之后成为了“雪山飞狐”。

好学校

2015-07-21 由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55·2150721·1192
	作者：【美】理查德·耶茨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4年04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21.60元
	ISBN：9787532764099
	页数：190页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在某些时候觉得，也有权利觉得自己是个有用之人吗？哪怕是在一个孤独的、被人忽略的人生的尾声阶段？哦，等我过世了他们会想念我的，麦拉·斯通如是想，但最糟糕的是就连这一点她也无法确定。”人生被谁想念，又被谁遗忘？或者在人生里，哪里会有一所好学校？虚构的康涅狄格州预备中学似乎是一所“好学校”，“好学校”中的男孩毕业后就要立刻参军作战，老师们对于自身职业和所在学校的情感五味杂陈。尽管这是一所学校，可正如书中一名老师所说，这里“蕴藏了巨大的性能量”，学生如此，老师亦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本书还延续了《革命之路》中探讨的主题：婚姻的脆弱不堪。丈夫残疾，妻子出轨，丈夫意欲自杀，却连自杀都无能为力。

《好学校》：就像我从没喝醉过一样 

在这里，几乎每个人的身上都似乎裹着一层虚幻东西——教师和学生都是——你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出来。
        ——《第二章》

他们是每个人，是教师和学生，是多塞特中学这所“好学校”的群像，仅仅从脸上看出的是痛苦，是悲哀，是无奈，是受辱，但是作为身体局部的脸上，作为人性局部的表情，如何能反映一个真实的现实？如何能体察他们身上的虚幻？脸上或许是一种掩盖，身体或许是一种表象，在战争笼罩的时代里，就像被命名为“好学校”一样，在内心深处却是一个正在和即将坍塌的世界。

外面的一切似乎都是一句无法触及内心的引用，所以关于坍塌世界的引用是从化学老师杰克·德雷伯的口中开始的，“你想象一下，如果宿舍的大石墙坍下来我们会看见什么：一百二十五个孩子都在手淫。”坍塌下来的世界里不全都是毁坏的废墟，还有一个掩藏着的真实状态，“一百二十五个孩子都在手淫”是一种群像的行为，集体消解了个人，直接的欲望满足取代了甜蜜的爱情，众目睽睽之下，世界的坍塌比废墟甚至死亡还让人感受到一种畸形的痛，但是德雷伯说出的这句话，并不是在痛击现实，引用的前半句是：“说真的，鲍勃，你从来没有想到过吗，在我们体内蕴藏着一股多么强大而且纯粹的性能量？尤其是上的这个时候。”对着学校英语助理教师和学校里的纪律监督员罗伯特·德里斯科尔说出身体内的欲望，并不是可耻的行径，而是一种向往，一种展示男性力量的希望，但是“强大而纯粹”的性能量在哪里？就在一百二十五个孩子的集体手淫里？就在坍塌的石墙后面？

坍塌也是虚幻世界的一种呈现方式，直接而具体，可见而满足，就像每个人脸上的表情一样，以局部反映整体，以群像揭露虚幻。欲望是男性的一种力量象征，是对于女人和世界的征服方式，但是在“好学校”里，却成为石墙坍塌后面的真实写照，这种虚幻消解的是多塞特作为“为绅士阶层的孩子们”造的一所学校的崇高意义，从高处跌落到低处，从荣耀变成毁灭，这样的象征意义不仅对于德雷伯，对于鲍勃，对于每一个教师和学生，都会是一场可笑的闹剧和绝佳的嘲讽。

为什么要建造“好学校”？作为创始人，富婆胡铂太太的说法是：“我一直都想做个男孩，男人才是这个世界上做事的。男人操控着这个世界。而且，在我前夫去世后不久，我做了个梦。我梦见了一所男子学校，就是如果我是个男孩我就想去那里上学的那种。”希望做一个男人，因为男人操纵着这个世界，因为男人征服着女人，因为男人将欲望变成力量，所以身为女人的胡铂太太，要用一种性别转换的方式成全自己的梦想，而这所男子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满足自己的理想，在这里招收的是男学生，男人组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组成了一个发扬个性的世界，梦想成真是幸福的，但是也是可怕的，因为这样的梦想也是一种虚幻，最后在胡铂太太面前的是倒闭的学校，是最后一届毕业班，是各奔东西的男人，是战争带走的希望，“你们明白吗？呃，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不是吗？”

虚幻的东西最终必定是以泡影的方式出现，最后一个毕业班，是理想走向终结的标志，而其实不管是谁，在进入这所“好学校”的时候，命运其实都已经写好了，结局都已经被注定了。就像德雷伯，说出那句关于一百二十五个孩子手淫的故事，不仅是关于“好学校”男人命运的预言，更是对自身的一种痛苦式的无奈。这个二十九岁就得了脊髓灰质炎的男人，拥有一个漂亮的老婆艾丽丝，但是疾病给他带来的是身体的残疾，虽然已经过去了九年，还生下了孩子，“这证明他这毛病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殖系统”，但是对于他来说，身体的残疾变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痛苦，这是对于欲望的打击，甚至当他可怜兮兮地光着身子爬上他婚床，他都知道他的老婆不会过来陪他。“怀着一个残疾人的听天由命和一个酒鬼的要命的冷静，他甚至知道也许这辈子她都不会在这儿与他相伴了。”

所以在残缺的身体和被嘲讽的欲望面前，他无法真正成为一个征服的男人，无法让艾丽丝感受到男人的力量，所以那在坍塌世界里手淫的一百二十五个人，仿佛自己就在其中。所以三十六岁的艾丽丝会成为“拉普拉德的美妙情人”，让-保罗·拉普拉德这个在“好学校”教法语的老师成为德雷伯欲望的取代者，也仅仅成为德雷伯这个男人身体的代替品。但和艾丽丝也仅仅只是床笫之合，甚至只是赤裸裸的欲望，“到今年夏天你就会忘了我的，”艾丽丝在六月里这么预言过。而得到的回答是：“那会再次激起我想要拥有你的欲望。”在他身边有着更多的女人，在这些女人身上他有着更多的欲望，性爱取代了情爱，对于艾丽丝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对于男性征服的空洞等待。

而拉普拉斯的归宿似乎不在这里，这个“更愿意回纽约去”的法语老师就像他执教的语言一样，象征着某种无根的飘荡。战争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恐惧的存在，而对于拉普拉德来说，却是实现另一种可能的机会，当他了解到他或许有资格进入O.S.S.的时候，他便渴望能争取到那份工作，抛弃艾丽丝，离开多塞特，走向另一个和征服有关的权力体系。后来真的被任命为上尉之后，却并没有给他带来荣耀和幸福，在时隔多年之后给艾丽丝的那封信上，他说纽约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城市，“这里只有斯帕姆午餐肉、奶粉、开得慢吞吞挤得吓死人的出租车……”而这封信并非是为了向艾丽丝倾诉离开之后的落魄，反而想再次回到艾丽丝的身边，“艾丽丝，那我们怎么还能做朋友呢？”在他看来，“除非包含了友谊，否则爱毫无意义”，这像是一种回归，但其实是男性对于欲望的可怜觊觎，是对于自我的可怜乞讨。

艾丽丝把信撕成碎片，对于她来说，像是她对于和拉普拉德畸形欲望的一种彻底舍弃，是将自己重新拉回到家庭中，拉回到丈夫身边，而身体残疾的德雷伯似乎一生都无法恢复关于男人的自信，他只能对着空空如也的房间大声说道：“好吧，宝贝，我爱你。”但是即使他想在愤怒的时候踢掉桌子，也无能为力，在艾丽丝的讥笑和讽刺中，更加深了一个男人的痛苦，虽然最后艾丽丝鼓励他是一个勇敢的男人，“哦，我知道你讨厌这么说——你以前常说残疾人讨厌别人说他‘勇敢’——但我的意思不仅仅指那个。你那种一顽强地生活下去的态度；你每天面对着这个糟糕的、糟糕的小地方时所表现出来的真正的勇气——一哦，杰克，你知道孩子们有多爱你吗？”这是站在家庭立场，站在孩子角度的鼓励，更是对于自己的救赎。

身体残疾，欲望受阻，妻子出轨，权力虚幻，这就是一个“好学校”在表面制造和谐却在内心几近崩溃的可笑故事，男人在哪里？征服在哪里？梦想在哪里？而那些招收进来的学生呢？在这个“好学校”里，有着一张天使的脸和运动员身材的“肌肉男”特里·弗林，有英俊的英国男生理查德·爱德华·托马斯·里尔，有整洁的孩子吉姆·波莫罗伊，但也有肥胖、精瘦，以及自卑的孩子，而在这些孩子中，威廉·格罗夫是是拉普拉德四年级法语班里最笨的孩子。他穿着土气，性格内向，学业平庸，常常被拉普拉德批评，而在老师之外，他也被同学看不起，盖恩斯叫他“吉普赛人”，有人讥笑他肚子里有老蛔虫，甚至他被一群人围起来，用安全剃刀挂掉了阴毛，“可是，他没有想到剃毛只是第一步行动。——随后就开始了有节奏的手淫。”

被刮掉阴毛，被手淫，对于格罗夫来说，他的男人特性几乎是被阉割了，这是一种羞辱，不仅在生理意义，也在人格上，让他在示众中丧失了男人的尊严，所以对于受到伤害的格罗夫来说，男性的复活是他对自己的拯救，在躺在黑暗中思索着一辈子的方向时，他想到了要扭转乾坤，“他也许在学校里仍旧能做个声誉良好的人”，就像战争，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争斗，是一种要么被阉割要么有声誉的选择。但是对于这场战争，格罗夫并非用身体来抗击，他在“战时的美国”作文比赛中获得一等奖，继而进入了学校《多塞特纪事报》，用自己的笔获取那一份声誉，而且他学会抽烟，像一个成熟的男人进入了学长俱乐部，十七岁的他让自己过早地成为男人，成为战争的胜利者，而这样一种战争对于他来说，更是消除被手淫带来的心里阴影。

这个喜欢马克斯和弗洛伊德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极强的革命意识，有着对于新事物的接受欲望，但是在这样一个存在着以阉割作为闹剧的学校里，弗洛伊德变成了一种心理问题，“而且最糟糕的是，根据他读过的那么一点可怜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它们的根源都来自性焦虑。”性焦虑无非也是张开了欲望的毛孔，对于格罗夫来说，更像是受辱过去的一种弥补，甚至是报复。认识的巴基告诉他不要把性爱当成是爱情，而可怜的巴基将女友波莉·克拉克介绍给格罗夫之后，格罗夫却取代了巴基成为克拉克的男友，这是一种置换，却也是对于性爱欲望的讽刺，“我很喜欢巴基，但我并不属于他。我希望你能明白我想要告诉你的……”巴基的女友给格罗夫的信不仅让巴基失去了所谓的爱情，也让格罗夫意外收获了关于一个男人的尊严。

但是正如巴基所说，性爱不能当成是爱情，而所谓的爱情在这个时代，也变成了一种充满嘲讽的故事。布莱克女子学校的伊迪丝仅仅在和多塞特男生的舞会上认识了拉里·盖恩斯，便开始疯狂地爱上了她，这种爱是她对于单调乏味学校生活的反抗，更是对于死气沉沉的学校秩序的颠覆，“每天晚上，她都要把头发两边各梳一百下，而那时候她往往会用无奈的眼神瞪着镜子里的自己。”在这样的生活里，她需要有一只手，将她从里面解救出来，所以当看到更成熟更有男子气的盖恩斯的时候，她的内心是狂喜：“我恋爱了，她想。哦，上帝；哦，上帝；我爱上了拉里·盖恩斯。”疯狂的爱恋让她品尝到了兴奋，让她献出了自己的初吻和初夜。爱情在这个时代会存放多久？艾丽丝和德雷伯的婚姻里有长久的爱情？格罗夫和克拉克之间的信件里有永远的爱情？在树林里表达一生一世誓言的盖恩斯和伊迪丝又有怎样的爱情让他们品尝幸福的滋味？“这是一段真正的浪漫，两个真正的恋人，他们的出现是对发生在这里的其他该死故事的绝佳嘲讽。”

像是一种完美的爱情，像是对于现实的拯救，但是这样一种幸福却并非可以长久，拉里·盖恩斯离开学校，“奔赴他自己选择的命运，穿上水手服去纽约就职。”他被战争带向了另一个现实，虽然是自我选择，但是却意味着永远的别离，拉里·盖恩斯被塞上一艘开往北非的油轮之后，在离纽约港十英里的地方，凌晨时分油轮突然起火爆炸，“船员无一生还”的结局是一场悲剧，对于伊迪丝来说，不仅意味着爱情的消逝，也意味着自己走向疯狂，嘴里的“哦！……哦！……哦！……哦！”甚至不是对于命运的抗议，不是对于战争的谴责，如此柔弱，如此可怜。

爱情死去，是源于像盖恩斯这样一个男性主体的消失，而在“好学校”里，聚集着来自不同地方的男人，但以不同的方式上演着男性被阉割的故事，身体残疾而遭受婚姻危机的德雷伯，被当众刮掉阴毛被手淫的格罗夫，因为战争失去生命的盖恩斯，这是一种嘲讽，也是一种悲剧。就像在《序》里，当“我”被和父亲离婚的母亲送到多塞特学校的时候，父亲叹息地说：“事实上我也从来没听说过，不过——你知道——据说那是一所好学校。”“为绅士阶层的孩子们所造的学校，却满是那些来自问题家庭的孩子，所以父亲说到的这所好学校，其实就是对于命运的无奈——”父亲，那年夏天他并不老——他五十五岁——不过再过十八个月，他就去世了。”

父亲去世，就是一种象征力量的男性主体的缺失，所以多塞特学校就是一个隐喻，一个因为男人的梦想而建造的学校，却因为男人力量的不断被消灭而最后走向没落，拉普拉德当上了上尉，盖恩斯在游轮爆炸中死去，理查德，爱德华·托玛斯·里尔加入了加拿大皇家空军，皮特·吉鲁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战争带走了男人，对于一个“好学校”来说，也在战争中陷入了巨大的财政危机，校长W.奥尔科特·克内德勒在职工大会上提议，“学校里每个职工都自愿同意减薪百分之二十五”一，以渡过这次财务危机。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都拒绝了这个建议。实际上，在看不见的战场上，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战争的危机，也无法躲避这打破了他们美好向往，甚至破坏了虚幻理想的现实，而这种现实在更大意义上就是关于男人这一臆想的可怜终结。

“如果我们失败了呢？一我们失败。只要你鼓足勇气坚持下去，我们就不会失败。”格罗夫修改戴夫为校长写的演讲，引用的是《麦克白》的剧本，但是勇气在哪里？“好学校”变成了一个无法逃避的梦魇，就像战争。当多塞特学校宣布倒闭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逃出了学校去派对，去喝酒，而当英语助理教师和学校里的纪律监督员德里斯科尔找到他们的时候，他看见的其实就是一群失去了信仰的孩子，“这辆卡车上的孩子们还没有做好服兵役的思想准备，他们坚定的意志，没有骄傲的感觉，也没有挑战的精神。他们的声音听上去——哦，圣母马利亚啊——他们的歌声听上去还像小孩子。”似的小孩子，在没有父亲的庇护之下，他们的命运就只能自我沉浮，所以他们也无法成为一个男人，而这种小孩子的悲剧却也是德里斯科尔自己身上发生的故事，他的儿子鲍比像格罗夫一样，被学校里的孩子“被手淫”，他受辱地躲在暗处，躲在被子里，却不敢告诉父母，实际上这种阉割只是孩子们对于德里斯科尔所代表的制度的反抗和报复，德里斯科尔是一个父亲，是一个监督员，他代表的就是秩序，就是规则，就是对于个性的约束和抹杀，他的心里总是装满了这样的希望，“希望能有一个最终的权威、一个裁判官、一个上帝”，所以孩子们对于他的儿子鲍比的戏弄，就是一种反父、反权威的抗争，只是这样的抗争，并没有获利的一方，并没有取胜的一方。

就像战争，没有输赢，没有胜败，只有失去，失去爱情，失去力量，失去幸福，失去个性。对于“好学校”的孩子们来说，派对喝酒之后，他们的歌声不是“昨晚我喝醉了/前晚我也醉了/今晚我还要喝醉/就像我从没喝醉过一样”，而是“我们开开心心地唱歌，开-开-心-心地，来一桶啤酒啊，我们四个分着喝……”喝醉是成年男人的故事，而开开心心是孩子们的向往，战争无辜地把他们变成了大人，变成了男人，却注定是被阉割、被想象的男人，所以最后作为父亲权威的德里斯科尔，“他把头趴在了方向盘上，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他睁着一只眼睛盯住路面，然而其余的一切都在他的心里炸开了花，他哭呀哭呀哭个不停。”

为自己哭泣，为儿子哭泣，为学校哭泣，为时代哭泣，却“像我从没喝醉过一样”，在未知的路上行驶，最后通向下一个未知的出口。

恋爱中的骗子

2015-07-20 由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55·2150720·1189
	作者：【美】理查德·耶茨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1年06月第1版
	定价：22.00元亚马逊16.30元
	ISBN：9787532754168
	页数：256页

“她太聪明了，绝不可能成为一个漫无目标的人，就像她过于诚实，不能跟她不再爱的人继续生活在一起一样。”恋爱和骗子，在矛盾的组合里窥见着一种背离，躺在怀里喃喃地说“我爱你”，而背后则是松开手掉落在垃圾堆的音乐盒。对于耶茨来说，这矛盾，这背离无非是另一种孤独，是另一种“失败人生”。作为继《十一种孤独》之后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七个短篇依然如拼贴般将美国“小人物”及其生活片断立体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失败的艺术家、生活艰难的单身母亲、疏离的亲情、劳燕分飞的婚姻、叛逆的女儿、转瞬即逝的情事、不可靠的梦想……耶茨在另一条“革命之路”上，发出人际的纠缠、现实与期望的反差和人性之弱点的哀歌。

《恋爱中的骗子》：如果说自欺是一种病 

我爱那个只想告诉我“戏剧”事情的女孩，爱那个表演完《梦幻女孩》中的一幕后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平静而羞涩地站在那儿的女孩，而不怎么喜欢博特尼工厂那个可靠的打字员，不喜欢那个不情愿削土豆的人，不喜欢在熨衣板前皱着眉头证明我们有多么贫穷的那个动作缓慢、疲劳的女人。我绝对不想娶任何一个会说“哦，你能负责什么？”的人。
       ——《问家人好》

只想告诉我“戏剧”事情的女孩是一个假如，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平静而羞涩地站在那儿的女孩也是一个假如，戏剧或者爱情，以这样一种假如的方式出现，充满了梦幻色彩，也变成了对于现实的一声叹息，假如之外，艾琳是一个工厂的打字员，是不情愿削土豆的女人，是一个在熨衣板面前皱着眉头的妻子，是一个质疑”你能负责什么”的爱人，从戏剧的世界里被拖出来，当爱变成了“不喜欢”，理由被简单地说成是“我们不是理想得一对”。

是那个叫比尔·格罗夫的“我”说的，一个父母离婚的男人说的，一个错过了“大兵权利法案”机会的退伍士兵说的，一个在雷明顿·兰德公司工作的小职员说的，一个认为“结婚时太年轻”而生活在假如里的爱人说的，其实，男人和女人，艾琳和我，也几乎在一种同病相怜中“谈情说爱”，一样的父母离婚，一样的没上过大学，一样的在艰难谋生，可是为什么分手而结婚，结婚而隔阂会成为两个人共同的命运？这是一九四九年春天，这是纽约，这是迷宫般的十一楼，这是大萧条时期的生活，在这个从爱到不喜欢转变的世界里，永远不是两个人简单的爱与不爱是的矛盾，不是简单的现实与梦幻的冲突，还有我靠离婚赡养费生活的母亲，还有和我一样在玻璃格子间工作的丹。

母亲一直对艺术有着不懈的追求，在童年阶段，在我看来是一种鄙视金钱的勇气，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独立，但是在家庭的变故，婚姻的解体，以及现实生活的压力下，艺术变成了一种遥遥无期的梦想，在喝酒的醉态中，在牙痛的折磨中，她变成了“艺术游民”，用艾琳讽刺的话来说就是：“一辈子都在瞎折腾艺术，试图用并非真正有才气而且从很难真正有才气的东西来给别人留下印象”，这就是艺术的尴尬，也是梦想的尴尬，但是说出这些嘲讽的是自己的媳妇，对于一个叫母亲的人来说，也只有无奈的喟叹，虽然之后开始自力更生，开始以打零工方式给百货商店做人体模型的头部，但是这样一种尴尬似乎从来没有可以真正解决的办法。而对于我来说，在母亲那种尴尬之外，也有着婚姻的无奈，爱变成了不喜欢，艺术变成了争吵，甚至艾琳开始对于自己最好的朋友“丹”有了那么一种暧昧，那么生活在游民状态的就不止母亲一个人，失去了“美国大兵权利法案”的机会，是一种战争游民，在婚姻中只看到假如是一种爱情游民。那么那个和气的丹呢，他生活在怎样一种游民状态中？“我有运气、时间、机会，妻子是个年轻的女孩，还有自己的孩子。”但似乎什么也没有，即使有过那么一种暧昧，也只是另一种虚幻，而且丹似乎也不会知道，所以在我决定去巴黎的时候，和丹分开走向不同的路口，也是走向不同的人生，“我只是看着他在被挡开的人群中越走越远，走进码头上的重重阴影中，直到看不见。”

重重阴影并不是只投射到丹的身上，当然也投射到我的身上，投射到母亲、艾琳身上，投射到大萧条时期每一个人身上——他们是艺术游民，是战争游民，是爱情游民，是政治游民，总是在现实的底层，总是在尴尬的生活里，看见微弱的梦想和爱，最后却总是被阴影覆盖。在《哦，约瑟夫，我很累》中，艺术游民的母亲形象更具体呈现出来，“她并不是位很出色的雕塑家。她才从事了三年，是在跟我爸爸离婚后开始的，她的作品仍然有生硬和业余之处。”母亲海伦从何我父亲离婚之后从事雕塑，对于她来说，艺术代表着高贵，代表着神圣，代表着不同流合污，但是这仅仅是她自己可怜的想法，他希望自己的雕塑作品能够装点别人的园林式花园，希望和那些品位高雅有贵族气的人做朋友，甚至她想给刚当上侯任总统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塑像。但是她只是一个从俄亥俄州铺主的女儿，只是听说“忠诚的共和党员”这个短语的女人，只是遭受了婚姻失败而贫穷生活的女人，住的房子天花板很低，厨房里蟑螂肆虐，离婚的丈夫也拒绝了支付子女上私立学校的费用，所以现实对她来说，不是艺术，不是贵族气，“我崇尚贵族！”，崇尚上帝，崇尚长相英俊的埃里克 ·尼科尔森并自称是自己的情人的海伦只能在这样一种自欺欺人中生活。

自欺的生活总会遇到谎言破灭的那一刻，四十一岁的她青春已经逝去，“她崇尚贵族，可是没理由认为贵族有一天也会崇尚她。”所以那个为总统制作雕像的伟大计划变成了一个笑话，通过邻居和教师，她将头像送进了白宫，可是没有记者采访，没有高贵地接见，“陌生人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是怎样从一个俄亥俄州小镇走出来，也不会知道她独自一个女人，勇敢而艰难地走过来，为了吸引世界的注意，一路上，她始终呵护着自己的才能。不公平啊。”而且在白宫的查理·海因斯说来，那个“又笨又蠢的有钱女人”甚至就是自己，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致命的打击，“我不笨，也不蠢。在忘恩负义、背叛、恶劣之极的不怀好意、谎话摔到我脸上时，我还是能够看出来的。”可是看出来又如何？反抗又如何？在艺术游民的状态中，被定义的身份已经无法摆脱，就像她的好友斯隆·卡伯特一样，始终生活在一种假如的生活里，一个私人秘书，一个离婚的女人，却取了一个男人的名字——“‘斯隆’，是因为听着有男人味，她作为一个独身女人在世界上闯荡时也许用得着，‘卡伯特’则是因为——嗯，因为它有种格调。那有什么问题吗？”这样的命名是为了自救，却也是一种自欺，那些金鱼不是被重新命名，拥有和我们一样的名字，可是最后不是也死了？尴尬的现实总是可以找到隐喻的源头，斯隆将的那个耶稣出生的故事，不是一种命名的开始，而是一种结束，玛利亚知道孩子快要生了，但却感觉到极度的疲劳，那头驴子一颠一颠地走，把她磨伤了，她浑身到处都疼，对于她来说，未来无期，“她觉得他们永远、永远都到不了那儿”，她能说的只是：“哦，约瑟夫，我很累。”

“我很累”就是游民的生活写照，这样一句喟叹从宗教故事里走出来，一定会走进现实里，《本色女孩》的苏珊就在和曾经离了婚又和她结婚的戴维争吵之后说了这一句话：“我真的很累。现在我们可以上床睡觉吗？”一个曾经把《爱丽丝漫游奇境》说成是发烧时做的梦的女孩，曾经在照片面前问“我知道我是谁”的女孩，一个“从来不容易让人逗得哈哈大笑”的女孩，是观点鲜明、独立思考的本色女孩，甚至会在父亲面前告诉他她不再爱他的女孩，却找不到自己，爱上离过婚的历史老师，离开自己爱自己的家人，对于苏珊来说，这种种的选择似乎是义无反顾的，可是她依然成为一个爱情游民，一个恳求着“上床睡觉”的女人，而造成这一切的是，丈夫戴维在现实中成为了一个政治游民。“如果不是跟麦卡锡本人，那就至少是跟和我们立场相同的什么人，他知道世界将要瓦解，除非我们能够把人们叫醒，让他们一帮助他们看到自己的——”不是完整的句子，是一个破折号，也是政治生活无法完整的注解，他想从政，却没有机会，而在不如意的政治生活中，戴维只有愤怒：“这个世界差不多好得像屎一样。这个世界是争斗、强奸、屈辱和死亡。”而这种愤怒最终成为婚姻死亡的导火索，“这个世界他妈的极不适合一个从圣路易来的爱做梦的富家小女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回家吧，岂有此理。如果你想找到‘挺好’，你就得离开这儿，回家，回到你操蛋的爸爸那儿。’”苏珊说她累了，也就把婚姻拉向了终结，离开戴维时，她说的一句话是：“跟爱比起来，不爱也没有更多的为什么。大多数聪明的人不是都能明白吗？”

爱上有时候并不一定有原因，而不爱一定有诸多的理由，这就是在爱情游民状态中的无奈，而他们，不论是政治游民，艺术游民，其实最后都变成了“恋爱中的骗子”，都在自欺中构筑一个虚幻的梦。离开了妻子和女儿的沃伦·马修斯似乎在离开美国来到英国的生活中摆脱那一种游民状态，但是最终得到结果是妻子卡罗尔在忍无可忍中离开了他回到了纽约。对于沃伦来说，英国是一个避风港，但是酒吧女人对他身为美国人的鄙视，似乎又让他回到了游民的尴尬状态中，“当时作为一个美国人在伦敦，并不是个好时候。那段时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罗森伯格夫妇被处死；约瑟夫·麦卡锡正在崛起，朝鲜战争——英国也不情愿地派出部队参战——变得似乎也许永无结束之日。”所以到皮卡迪利广场去寻找妓女，成为他宣泄的一个出口，也是游民的克里斯汀似乎爱上了沃伦，但是这种爱渗透着欺骗和自欺，渗透着调情甚至欲望，格雷丝和丈夫阿尔弗雷德那种忠贞不渝的爱情似乎是一个反面的背景，但是在慢慢趋向于这样一种“伟大的爱情”中，沃伦最后发现这也是一个谎言，不管是克里斯汀，还是艾米，似乎都在这样一种寻找爱情的自欺生活中，而对于沃伦来说，不管是想占有艾米的欲望，还是和克里斯汀的缠绵，所抵达的终点依然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异乡，不拒绝求婚，他变成了恋爱中的骗子，而阿尔弗雷德对他说的一句话是：“千万别太相信女人的话。”

无论怎样的爱，肉体还是灵魂，对于游民来说，永远不是归宿，甚至在沃伦的世界里，克里斯汀永远无法摆脱妓女的身份，“毕竟，她只是个愚蠢的的伦敦街头小妓女而已。”再重新打算回到纽约，回到妻子身边的时候，艾伦听到了克里斯汀那个小音乐盒的声音，它唤起的情景是：克丽斯汀躺在他怀里喃喃地说：“哦，我爱你”。我爱你是动听还是刺耳，对于一个要离开的男人来说，对于一个恋爱中的骗子来说，记住其实就是遗忘，“然后他松开手，让音乐盒掉进垃圾堆。”

美妙的音乐响在垃圾堆里，这是一种抛弃还是自救？离开而抵达，是一种告别还是回归？到至少沃伦是放弃了自欺的生活，而在《探亲假》里，19岁的一等兵保罗·科尔比在巴黎街头就完全是一种战争游民的游离状态，因为战争而离开美国，因为战争似乎也在讨厌美国，就像科尔比的父亲曾经对他说过的那样：“这个国家的美好承诺呢？幸福快乐在哪里呢？黄金在哪儿呢？”战争没有结束，他只是在申请探亲假的时候在巴黎街头生活了四天，这四天里他遇见了俄罗斯姑娘，在缠绵中他只是以一种姿势和她保持着身体的接触，“他们以那个姿势待了又待时，他想到他们也许能成为一部名为‘战胜纳粹’的苏美合拍大片中最后淡出部分精彩的一幕。”但仅仅限于此，既不是爱情，也不是情欲，六个避孕套，5分钟20元钱的费用，似乎都发生在皮嘉尔广场一带，发生在灯红酒绿的世界深处，对于科尔比来说，只有那一张宿舍的床铺，“似乎那是世界上的最后一张床。”

最后一张床，也是在唯一的一张床，当全欧洲只剩下他一个“在巴黎待了三天却没有跟女人睡觉”的男人，对于科尔比来说，是一种自我保护，而其实也像是一个自欺的故事，在探亲回来之后，他看见了离婚的母亲又有了自己的丈夫，有了另外的孩子，而曾经的妹妹玛西娅向他展示了追她的军人照片，却跟他说自己还是一个处女，“我现在就爱着一个人”，一个二十三岁的轰炸机腰部机枪手，一个执行过十三次飞行任务的男人，却是一个神经出了点毛病的人，所以这样的说法自然只是一种谎言，而在谎言面前，科尔比的想法是：“在这样一个复杂而说英语的大地方，在剩下的七天时间里，绝对有理由期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女孩。”

对爱情充满了遐想，却也是在自欺中生活，在大萧条的现实里，在隔阂的生活中，在各种艺术游民、战争游民、政治游民、爱情游民的世界里，谁能够把假如变成希望，谁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切？悲观或者讽喻，叹息或者无奈，在这“我很累”非圣经故事里，他们似乎都活在重重的阴影里。可是，这自欺之外，还是能看见一些温情，我和丹分手的时候，他腼腆地对我说“嗯，问家人好。”只是当我管住了自己的嘴巴没有向他回应得时候，其实对于来说是充满自责的，而在《哦，约瑟夫，我很累》里，海伦被嘲讽之后，至少我们还能把妈妈当成是“我们的妈妈”，而“我们也是她的”：“当我们躺在那儿聆听上百万种微弱而又微弱的声音时，就带着这样的认识而生活。”而苏珊的父亲在苏珊失败的婚姻面前，只说了一句话：“听着，保持联系，好吗？”苏珊说，“跟爱比起来，不爱也没有更多为什么。”而其实，在不爱面前，爱有更多的为什么——爱可以抵达梦境，爱可以结束游离，爱可以问家人好，爱可以说出“保重，宝贝”。

笑傲江湖（1-4册）

2015-06-23 由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28·2150623·1187
	作者：金庸著
	出版：花城出版社、广州出版社
	版本：2008年03月第3版
	定价：86.00元亚马逊54.20元
	ISBN：9787806553398
	页数：1454页

《笑傲江湖》是金庸的后期作品，其叙事状物，已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所谓文有余思，笔无滞得，信笔所至，皆成妙谛。《笑傲江湖》时所涉及的场景、人物以及各类武林人物交手搏斗的场在不可胜数，但历历写来，景随情转，变化无穷而皆能贴合生活，让你如同身历其境。例如第五回仪琳抱着重伤的令狐冲从群玉院逃出来到荒山里，为令狐冲摘瓜，双为令狐冲讲《百喻经》故事一段，简直如读第一流的回忆童年的散文。到第七回捉萤火虫的一段，更是文如秋水，情如童梦。《笑傲江湖》的中心是武林争霸夺权，为了达到目的，又夺取《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最后两派都政在《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上。

《笑傲江湖》：世上再无此琴箫之音

冲虚道：“权势这一关，古来多少英雄豪杰，却都难以凿开。别说做皇帝了，今日武林中所以风波迭起，纷争不已，还不是为了那‘权势’二字。”
        ——《三十密议》

五百里山道有人凿开，悬空寺有人建成，这是不是一种对自然造化的人为征服？翠屏山之飞阁耸立峰顶，现于云端，是孤独于高端的俯视；磁窑口双峰夹峙，一水中流，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峻，“世上之事，不论多么难办，总是有人要去试上一试。”当有心人以这样一种极端之力实现“壮举”，是不是反而会陷入悬空寺那种孤悬的状态？

对于第一次站在悬空寺上的令狐冲来说，身为衡山派掌门似乎仅仅将此理解为“巧夺天工”的一种实践，但是这四周皆空，云生足底的胜景却也是江湖的一种写照，当初在于松不能生、猿不能攀之处，凭空建寺就是北魏皇帝所为，“无怪乎有这许多人想做皇帝。他只消开一句口，数万兵卒便将阻路的山岭给他凿了开来。”这对于自然的改造当然是一种征服，可是征服之后，不仅仅是自然胜景的取消，而是在人为意义上变成了一种破坏秩序的欲望。旧秩序之破坏，是为了一种新秩序的建立，但是如果新秩序只是呈现为一种悬空状态，其危险性和孤立性也就使得江湖变成一种冒险的世界。

破坏是一种权势的运用，那些假扮的日月教教众劫掳恒山弟子，围攻定静师太，那些嵩山派火烧铸剑谷，烧死定闲、定逸师太，以及左冷禅以五岳剑派之名义收拾武当、吞并少林，无非都是从破坏秩序开始的，那些阴谋，那些生死，全部变成了权势的一部分，正如冲虚道长对令狐冲说所说：“少林派向为武林领袖，数百年来众所公认。少林之次，便是武当。更其次是昆仑、峨嵋、崆峒诸派。令狐贤弟，一个门派创建成名，那是数百年来无数英雄豪杰，花了无数心血累积而成，一套套的武功家数，都是一点一滴、千锤百练地积聚起来，决非一朝一夕之功。五岳剑派在武林崛起，不过是近六七十年的事，虽然兴旺得快，家底总还不及昆仑、峨嵋，更不用说和少林派博大精深的七十二绝艺相比了。”但是在阴谋论中，在权势的破坏之后，是更大的权势，是更大的欲望：“左冷禅当上五岳剑派盟主，那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将五派归一，由他自任掌门。五派归一之后，实力雄厚，便可隐然与少林、武当成为鼎足而三之势。那时他会进一步蚕食昆仑、峨嵋、崆峒、青城诸派，一一将之合并，那是第三步。然后他向魔教启衅，率领少林、武当诸派，一举将魔教挑了，这是第四步。”

四步而成为武林盟主，在这风波迭起的纷争里，隐含着多少政治权势，但是最后的孤绝状态则是权位带来的人性的泯灭，“那时候只怕他想做皇帝了，做了皇帝之后，又想长生不老，万寿无疆！这叫做‘人心不足蛇吞象’，自古以来，皆是如此。”悬空寺所论的并不只是武林恩怨，更是一种人生哲理，而对于令狐冲来说，不仅见证了权势的无耻，也将他彻底卷入了那个充满阴谋的江湖。曾经作为华山派最得力的弟子，令狐冲似乎一直成为华山派掌门岳不群的青睐，而这种青睐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岳不群对之教育的正统理论。二十五年前，华山派出现了门派之争，最后按照岳不群的说法，是气宗战胜了剑宗，这不仅仅是两派技术上的较量，实际上是正邪的对立，“华山一派功夫，要点是在一个‘气’字，气功一成，不论使拳脚也好，动刀剑也好，便都无往而不利，这是本门练功正途。可是本门前辈之中另有一派人物，却认为本门武功要点在‘剑’，剑术一成，纵然内功平平，也能克敌致胜。正邪之间的分歧，主要便在于此。”

气宗为正，剑宗为邪，看上去就是性灵论和工具论之间的较量，而实际上对于岳不群来说，这种人为化的正邪观隐含着更深的阴谋论，他曾经教育令狐冲：“冲儿倘若沿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不出三年，那便是‘剑重于气’的局面，委实危险万分，不但毁了你自己，毁了当年无数前辈用性命换来的本宗武学，连华山派也给你毁了。”毁坏一个人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破坏了整个门派，气宗而胜，就是一种风度而胜，是一种忠义之胜，在岳不群看来，这是君子所为。但是在君子的名义下，岳不群维护门派的利益，却又变成了一种权势的计谋。

为什么他要收辟邪剑法集大成者的林远图的曾孙林平之为徒？为什么华山派的山崖石洞里会有魔教十长老的遗骸？为什么令狐冲初入江湖见证镖局血案却被岳不群所疑甚至将他赶出华山派？口口声声以华山派名誉为重最后却为何要成为五岳剑派的领首？“弟子岳不群，今日收录福州林平之为徒，愿列代祖宗在天之灵庇佑，叫林平之向学，洁身自爱，恪守本派门规，不堕了华山派的声誉。”收林平之为华山派弟子，最后却将令狐冲开除，这中间的转变在五岳剑派聚会时，便成为无名少女的一声骂喊：“伪君子”。

一开始是左冷禅邀集五岳剑派聚会，为的是推举五岳派掌门，而这个聚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左冷禅野心勃勃实施自己的权势的第一步，但是在嵩山之会上，意图实现自己美梦的左冷禅反而被岳不群刺瞎双眼，最后掌门之外也无奈让给了岳不群。这是一个比阴谋更阴谋的权势，那部一直在追寻的《辟邪剑法》其实早就成了岳不群爬上高位的致命武器，当林平之最后杀死了自己的仇人之后，才真正道出了其中的秘密，“武林称雄，挥剑白宫。”为什么林平之在娶了岳不群之女岳灵珊之后却不行房事？为什么岳不群的被窝里总是掉落那些头发？挥剑自宫，这个和《葵花宝典》系出一源的绝世武功需要的是一种“自宫”之举，也就是阉割其作为男人的正常生理，林平之的声音在改变，岳不群的举止在变化，他们都在这种欲望中走向了极致。

而这种权势的阴谋，对于林平之来说，是报了杀父杀母的仇恨，对于岳不群来说，则是成为五岳剑派的掌门，他们都用这样的绝门武功走向了成功，走向了巅峰，但是正如悬空寺一样，这成功无非是一种孤绝状态，“挥剑自宫”就是阉割了一个人的正常属性，在逐渐丧失男性特点的道路上，他们其实以一种残缺来换取高高在上的地位，所以在令狐冲看来，所谓的辟邪剑法根本不是辟邪，而是邪恶之一种，“辟邪，辟邪！辟什么邪？这功夫本身便邪得紧。”而华山派，最终在伪君子岳不群的手上，也变成了一种邪恶门派。

而在这个权势阴谋中，东方不败更是走向了极致。身为日月神教的教徒，他本来会成为新的教主，任我行也早已做好准备将教主之位传给了他，但是在任我行修习吸星大法的过程中，东方不败竟然以篡权的方式成为魔教新的教主，这种急于求成对于东方不败来说，虽然在《葵花宝典》的修习中成为武林中最强者，但是在被阉割的世界里，他却失去了正常的伦理。在黑木崖，一代英雄豪杰却变成了在闺房中刺绣之人，甚至他的感情世界，只有那个叫杨莲亭的娈童相伴，“莲弟喜欢干什么，我便得给他办到。当世就只他一人真正待我好，我也只待他一个好。”

这是真正的残缺性，孤绝而变态，何来完整？而当任我行带领令狐冲、任盈盈、向问天等四人在黑木崖上杀死了天下无敌的东方不败，重新坐上魔教教主之位的时候，任我行也用权势完成了回归，“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任教主中兴圣教，寿与天齐！”无数声音齐声汇聚成的这一句口号就是权势鼎盛的象征，但是无论是东方不败用《葵花宝典》练就天下第一的武功，还是任我行用吸星大法而重回权力之巅，对于他们来说，都无法改变阴谋的属性，“原来任教主以《葵花宝典》传他，当初便就没怀善意。两人尔虞我诈，各怀机心。”当令狐冲看到得胜的任我行右目中流出鲜血，张嘴狂笑，他看到的是狰狞的面孔，他感受到的是惊怖的反应。而“寿与天齐”的呼喊何尝不是一种帝王式的统治，甚至还在教主之前加上“圣”字，“只怕文武百宫见了当今皇上，高呼‘我皇万岁万万岁’，也不会如此卑躬屈膝。我辈学武之人，向以英雄豪杰自居，如此见辱于人，还算是什么顶天立地的好男儿、大丈夫？”

左冷禅为了成为五岳剑派掌门而使出阴谋诡计，最后在华山派的山洞里被杀死；岳不群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势梦想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最后变成了被人唾骂的“伪君子”，东方不败为了连成天下第一的武功却挥剑自宫，最后变成丧失性别的可怜人，任我行为了实现一统江湖的美梦，最后让魔教和天下武林为敌，也终究逃不过孤绝而亡的命运。而对于见证了这一切的令狐冲来说，被卷入的现实反而让他看清了种种阴谋，而人在江湖的无奈也最终变成了自己对于自由的追求，“百川汇海，是百川自行流入大海，并不是大海去强抢百川之水，这话再对也没有了。”那本遗书上说的这句话，恰好标注了权势之人和自由之人的不同人生走向，左冷禅、岳不群、东方不败和任我行，是要让百川之水强行流入大海，那一种强行是改变了流向，当力量汇聚的时候是一种气势，但是这气势一方面具有一时的欺骗性，更重要的是反过来会集聚更大的破坏力冲毁自己，而真正的江湖需要的是百川归海的自然状态，“不论好人坏人，学武功便是伤人杀人。武功本身无所谓善恶，用之为善即善，用之为恶即恶，拳脚兵刃都是一般。”

卷入而分辨，这正是令狐冲追求自由的一种努力。当被岳不群处罚而在山崖上面壁的时候，他发现了玉女峰中石壁上的字，发现了山洞里的图形，发现了魔教十长老的遗骸，也发现了五岳剑派的阴谋，而在亲见风清扬之后，他见识了什么叫“无招”，“根本无招，如何可破？根本无招，如何可破？”在他之前的一切武功都是有招，即使华山派的气宗和剑宗之争也是有招的较量，但是在风清扬的独孤九剑里，一切都是无招i，而无招却胜有招：““独孤九剑，有进无退！招招都是进攻，攻敌之不得不守，自己当然不用守了。”这是一个新天地，也是一种新境界，对于令狐冲来说，无招是没有敌我之分，没有正邪之分，无分而完整，无招而自由，所以他在卷入江湖之后，在危难之际也会承担起衡山派的重任，也会和任我行一起去黑木崖杀死篡权的东方不败，也会在嵩山大会上阻止左冷禅的阴谋，但是他是无欲的，就像他最初对风清扬所说：“就算他真是正人君子，倘若想要杀我，我也不能甘心就戮，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卑鄙无耻的手段，也只好用上这么一点半点了。”

这便是将自己定位为归海的百川，而不是为满足欲望而强行拉入百川的大海，所以风清扬对他的评价是：“大丈夫行事，爱怎样便怎样，行云流水，任意所之，什么武林规矩，门派教条，全都是放他妈的狗臭屁！”这是无招的人生，这是自由的百川。风清扬的指点或许只是打开了令狐冲关于招式的全新世界，那么刘正风和魔教曲洋的《笑傲江湖》则让他看见了另一种自由与和谐。衡山派的刘正风以公开的名义退出江湖，退出时另一种进入，他所要找寻的是能够一起演奏《笑傲江湖》曲子的知音，而这个知音正是魔教的曲洋，衡山派和魔教，是正与邪的对立，但是在《笑傲江湖》中，却合奏为一种境界：“但你我却也因此而得再合奏一曲，从今而后，世上再也无此琴箫之音了。你我今晚合奏，将这一曲《笑傲江湖》发挥得淋漓尽致。世上已有过了这一曲，你我已奏过了这一曲，人生于世，夫复何恨？”

一种追求，一种理想，而他们在合奏之后被杀，也是权势对于自由的破坏，而在令狐冲手里，这《笑傲江湖》曲虽然都是奇怪的文字，但是却在声音的世界里阐述了无招胜有招的境界，“萧声清丽，忽高忽低，忽轻忽响，低到极处之际，几个盘旋之后，又再低沉下去，虽极低极细，每个音节仍清晰可闻。渐渐低音中偶有珠玉跳跃，清脆短促，此伏彼起，繁音渐增，先如鸣泉飞溅，继而如群卉争艳，花团锦簇，更夹着间关鸟语，彼鸣我和，渐渐的百鸟离去，春残花落，但闻雨声萧萧，一片凄凉肃杀之象，细雨绵绵，若有若无，终于万籁俱寂。”这是名为“绿竹翁的婆婆”弹奏出时的感受，对于令狐冲来说，参透的正是这样一种人生：“刘正风师叔和曲长老，一是正派高手，一是魔教长老，两人正邪殊途，势如水火，但论到音韵，却心意相通，结成知交，合创了这曲神妙绝伦的《笑傲江湖》。”

心意相通，结成至交，没有恩怨，没有正邪，人生便是如此，所以，“侠士虽死，豪气长存，花开花落，年年有侠士侠女笑傲江湖。”对于令狐冲来说，这种境界不仅对于他理解江湖恩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在他追求自身的幸福中变成一种寄托。在令狐冲身边，出现了三个女子，一个是仪琳，出家为尼，在某种程度上已抛却了俗世的儿女情长，但是对于仪琳来说，却化为内心的一种关爱，一种善，而对于令狐冲来说，仪琳的存在就是一种精神意义的象征，“令狐冲不由得胸口热血上涌，眼中望出来，这小尼姑似乎全身隐隐发出圣洁的光辉。”当仪琳念出《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经文的时候，令狐冲仿佛看到了一个手持杨枝、遍洒甘露、救苦救难的白衣大士。而令狐冲一直倾心于自己的师妹岳灵珊，作为和自己一起长大、一起练武的师妹，岳灵珊的存在就是俗世中纯洁的象征，“冲灵剑法”的合一性就是令狐冲追求自己幸福的写照，但是当林平之成为华山派弟子，当岳不群为了辟邪剑法实现自己目的，岳灵珊实际上最后变成了一个牺牲品，她嫁给林平之也只是岳不群和林平之各自实现自我欲望的砝码，所以岳灵珊最后死去时，是带着一种悲悯。

而对于令狐冲来说，任盈盈的存在却正好阐释他关于正邪不对立的观点，作为任我行的女儿，任盈盈无疑具有魔教的身份，“圣姑”便是她在江湖中的名号，但是她给了令狐冲不一样的感受，在出生入死中，令狐冲把她当成是红颜知己，虽然最后在岳灵珊死去之后，令狐冲和任盈盈结婚，但是那依然是一种知己的感觉，三年之中合奏的《笑傲江湖》就是心意相通的写照，神韵已在，就如当初刘正风和曲洋一样，再无正邪之分，“刘曲二人合撰此曲，原有弥教派之别、消积年之仇的深意，此刻夫妇合奏，终于完偿了刘曲两位前辈的心愿。”但是对于令狐冲来说，他所追求的是真正的自由，“我奏这曲子，要高便高，要低便低，只有自己一个人奏琴，才可自由自在，然如和盈盈合奏，便须依照谱子奏曲，不能任意放纵，她高我也高，她低我也低，这才说得上和谐合拍。”

自由自在是无欲无求，是无拘无束，而婚姻却以另一种方式束缚了自己，穿衣吃饭，照顾别人，也还是一种有为境界，但是真正的自由到底在何处？或许也是一个理想，在没有权势之争，没有地位之别，没有恩怨没有阴谋的世界里，有为而无为便是另一种自我追寻的境界，“在有为境界中，只要没有不当的欲求，就不会受不当的束缚，那便是逍遥自在了。”

书剑恩仇录（上、下）

2015-06-23 由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28·2150623·1186
	作者：金庸著
	出版：花城出版社、广州出版社
	版本：2008年03月第3版
	定价：42.00元亚马逊29.40元
	ISBN：9787806553299
	页数：750页

清乾隆年间，江南武林帮会红花会总舵主于万亭带同四当家文泰来夜闯清廷禁宫。总舵主于万亭见过乾隆后，遭清兵毒手，死前立下遗命，由年轻义子陈家洛接任总舵主之位，并要帮众誓必护卫拥戴这位翩翩风度的世家公子，红花会上下马上准备最隆重的接任大礼。而隐身于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李可秀家为西宾的武当派名宿陆菲青，随主人新迁浙江水陆提督前往江南的途中，遇上参加仪式，却被朝廷鹰爪困在三道沟客栈的红花会四当家文泰来与其妻骆冰，陆菲青出手相救，将他们荐至西北武林英雄铁胆周仲英处避难。为救文泰来，众英雄堵截镖行车队与为抢回圣物《可兰经》的回族人相遇，陈家洛出手相救，与人称翠羽黄衫的族长之女霍青桐彼此惺惺相惜，并肩作战，几经波折，终于为霍青桐取回圣典《可兰经》。

《书剑恩仇录》：郁郁佳城，中有碧血

听得陈家洛道：“哥哥，你到今日还不认我么？”这句话语音柔和，声调恳切，钻入乾隆耳中，却如晴空打了个霹雳，他忽地跳起，颤声道：“你……你……你说甚么？”
       ——《第十一回　高塔入云盟九鼎快招如电显双鹰》

晴空霹雳，是当今的中国皇帝变成了哥哥，江湖第一反清帮会的首领却成了弟弟，对立的民族仇恨，转而被一种不被公开的兄弟秘密所取代。这种背负着民族情感的对立应该逾越亲情，还是如兄弟一般在亲情血液中结为一体？不仅是矛盾，而且成为了历史进程的一次极大考验，而这种解构并不只是在乾隆和陈家洛之间成为一个难题，更是对所谓的“正史”形成了颠覆式的影响。

“历史学家孟森作过考据，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香妃为皇太后害死的传说也是假的。”金庸在《后记》中如此写道，在他看来，否定乾隆成为海宁陈家后人是因为“与正史不符”，而且，“对皇室不利的任何传说，决计不会写入‘正史’。”就如乾隆在听到陈家洛叫自己一声哥哥时的反应一样，是不相信，也是排斥和否定的，但是这一种流传在金庸记忆中的传说，却成为这第一部武侠小说中的主线，“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

用传说来发展线索，对于金庸来说，当然不是为了解构历史，更不是故意为正史带来别样的视角，而是完全从小说的戏剧性效果出发，在虚构和历史之间寻找一种虚实相映的写法，当清朝皇帝流着了汉人的血脉，当烦请帮会首领面对着亲情和民族仇恨的矛盾，似乎江湖已不再是那个江湖，而江山似乎也不再是原有的江山。江湖和江山，在“清乾隆十八年六月”开场的小说中，似乎就画地为牢地圈定了一种对立，作为反清的红花会，从它一出场就带有了反清的历史使命，其帮会的教义中就规定，鞑子满奴是该帮会要杀的第一类人，而四条戒条中的第一条也是：投降清廷者杀。

红花会要杀的是四等人：一是鞑子满奴，二是贪官污吏，三是土豪恶霸，四是凶徒恶棍。这四类人中，最后两类可以视作是仇恨社会的一种表现，“任何人对他们有恩，总要千方百计答谢才罢，若是结下了怨仇，也必大仇大报，小仇小报，决不放过。”这其实是红花会在小江湖上的原则，而前两类人则是和民族的仇恨有关，把小江湖的恩怨扩大到整个民族立场，比如红花会的余鱼同为什么会加入红花会，就是因为和豪门争夺坟地时因为官司不公，致使一家倾家荡产，而且还被陷害，余鱼同弃文习武，回来刺死了土豪，最后亡命江湖成了反清义士。所谓官逼民反，其实只是从一种家族利益出发，余鱼同本来也是江南望族，也是投身到体制中去，只不过社会的某种不公平让他开始成为反抗者。反抗而加入红花会，绝不是为自己的生存找到一种江湖依存，更重要的是红花会反的是整个满清统治，而且是统一把鞑子和贪官视作敌人，那个张召重原先也是江湖中人，但是后来因为热衷功名利禄，所以投身朝廷，青云直上中成为御林军骁骁骑营佐领，变成了“六扇门的鹰爪”。

所以很清楚，红花会的帮派性质决定了他们对于敌人的一元性和排他性，也正是从小江湖到大江山的利益矛盾，使得作为红花会总舵主的陈家洛，面对和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乾隆时，有一种难以取舍的纠葛，当他终于和乾隆兄弟相认，其实并非只是为了揭开自己的身世，而是为了把反清的事业建立在这样一种特殊的亲情关系中。从灵隐三竺初次邂逅相逢，到湖上泛舟时的明争暗斗，再到海宁老家父母坟前的再次见面，一个中国皇帝和红花会总舵主的三次见面，其实是廓清相互关系的三次递进，一开始的相互猜疑，到后来的势成敌对，再到最后的亲近之心油然而生，他们成了彼此血脉相连的兄弟，但是兄弟之情并不仅在于揭露家事的一段秘密，更在于附加在上面的国家和民族道义。

乾隆认为陈家洛是个文武全才，所以他作为哥哥，作为一代君王，希望陈家洛告别自己的小江湖，而居庙堂之高，“将来做到令尊的职位，也非难事，这比混迹江湖要高上万倍了。”但是这样一种安排，却并非是陈家洛的理想，他的回答是：“你一番好意，我十分感谢，但如我贪恋富贵，也不会身离阁老之家，孤身流落江湖了。”而且并不仅仅是拒绝，相反，陈家洛倒是利用兄弟之间的亲情，对乾隆述以为政之道：“唐太宗道：‘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很明显，陈家洛提出的道，也并非是从历史教训中找到治理的良策，而是在一元化思想中，把清朝统治都视为一种叛逆。

金庸：“与正史不合”的传说世界里逍遥

“你明明是汉人，却降了胡虏，这是忠吗？父母在世之日，你没好好侍奉，父亲在朝廷之日，反而日日向你跪拜，你于心何安，这是孝么？”在陈家洛的眼里，身为自己哥哥的乾隆，虽然是汉人，但是只要是鞑子的皇帝，就是不忠不孝的人，就是大义灭亲，所以他提出的想法是：把满人赶出关外：“不错，你一样做皇帝，与其认贼作父，为后世唾骂，何不奋发鹰扬，建立万代不易之基？”这里很明显有一种民粹主义思想，乾隆既为汉人，就应该和红花会一样，恢复汉族统治，而他身为清朝皇帝，实现这一目标却又易如反掌，只要把满人赶出关外，他还是受人敬仰的皇帝，还可以建立万代不易的基业。

这当然只是一个乌托邦的设想，而好大喜功的乾隆竟然答应了这个条件，甚至将秘密公开化，在红花会众人面前歃血为盟，“等你回来，你先来御林军办事，我把你升作御林军总管，统率护军、骁骑、前锋三营，过些时候，再兼京师九门提督。天下各省兵权也慢慢交在咱们亲信的汉人手里。等到我命你做兵部尚书，把八旗精兵分散得七零八落之后，咱们就可举事了。”一个清朝皇帝竟然在兄弟情面前“归化”，甚至叛变国家，“以后咱们辅佐皇上，共图大事，如有异心，泄露机密，天诛地灭。”这像是一个童话，在立誓为盟中似乎简单地完成了反清的伟业。

并非是乾隆好大喜功，也并非是被亲情绑架，其实虽然已知自己的身世，虽然和陈家洛兄弟相认，甚至已经歃血为盟，但是在乾隆内心来说，却是为了另一种利益，那就是被一种感情所俘获，在回人所送的那对玉瓶上，那个美貌女子的肖像深深进入了乾隆的内心，一种虚无的感情最后成为满清和回疆之间的民族矛盾，甚至最后演化成“黑水营之围”，四月之久，死伤无数，也成为一种巨大的牺牲，而乾隆对于这种乌托邦式感情的无代价付出，似乎也像陈家洛一样，在纠葛中完全押下了致命的赌注。

陈家洛先是和“三分剑术”的霍青桐相遇，对她的美貌所折服，但是横亘在面前的也是民族之间的不相容：“汉回不通婚，他们回人自来教规极严，霍青桐姑娘对我虽好，但除非我皈依回教，做他们的族人，否则多惹情丝，终究没有结果，徒然自误误人，各寻烦恼而已。”但是之后随着红花会加入黑水营之围，陈家洛不仅和霍青桐再次相见，而且又认识了霍青桐的妹妹香香公主，而香香公主正是那玉瓶上肖像的真身。

在和回人共同抗击清兵过程中，在图为狼群的战斗中，在进入古城的经历中，陈家洛渐渐喜欢上了香香公主，而香香公主也以身相许：“和你在一起，我甚么也不怕。我俩死了之后，在天国里仍是快快活活的永不分离。”这里就呈现了两种矛盾，一是陈家洛和霍青桐之间的关系，“我心中真正爱的到底是谁？”这是陷入矛盾的陈家洛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要是我和霍青桐好了，喀丝丽会伤心死的。她这么心地纯良，难道我能不爱惜她？”矛盾中似乎有偏重，但是对于陈家洛而言，不管是对霍青桐，还是对香香公主，毕竟只是小我的痴爱，当他在生死之际闯入古城，看见那些为抗击暴政、维护国家和民族而死去的人，才终于开始抛弃自己的小爱，“比起这位古代的姑娘来，我实是可耻极矣。我身系汉家光复大业的成败，心中所想的却只是一己的情欲爱恋。我不去筹划如何驱逐胡虏，还我河山，却在为爱姊姊还是爱妹妹而纠缠不清……我死不足惜，可是怎对得起红花会数万弟兄，怎对得起天下在鞑子铁蹄下受苦受难的父老姊妹？”

民族情取代双姝情，似乎也是一次超越，但是这种超越也明显带着一元论的观点，似乎在复兴计划中必须抛弃个人感情，而这也将另一种矛盾凸显出来，那就是乾隆对香香公主想象式的爱和身为清朝皇帝的责任担当，他对于陈家洛以及红花会的承诺，最后只是为了满足自我欲望的一次虚假谎言，一方面在雍正、太后建立的国家机器面前，使他不可能轻易将江山改弦易辙，另一方面，他对于陈家洛也从兄弟变成了情敌，“这回族女子一心一意都放在他身上，好，咱们两件事一并算帐。”

所以最后，不管是乾隆还是陈家洛，都陷入了一种交易的闹剧中，乾隆提出的条件是，让陈家洛将香香公主从他，然后再起兵将鞑子赶出关外，而且乾隆对于失约的的承诺是：“要是这样，就算我生前荣华无比，我死后陵墓给人发掘，尸骨为后人碎裂。”帝皇万世不拔之基业，却在乾隆口中变成了儿戏，或者他对于香香公主的情已进入了被迷惑的状态中，或者是他对于自己身后的一切都已不在乎，为了一个女子而立下毒誓，确违背了作为天子的担当。而在这样一种承诺面前，习惯了非此即彼思维的陈家洛也是为了民族大义，牺牲自己的情感，让香香公主离开自己，投入到乾隆的怀里，而这一切也正是磁山古城古代坚贞不屈精神的一种实践。

政治交易，看起来像是一一种牺牲和超越，实际上是一种妥协，甚至是一种虚无的构建，在乾隆的失言中，在太后的阴谋中，这个交易计划最后以失败而告终，香香公主终于将短剑刺进了自己的身体，留下那一句“不可相信皇帝”，这是美好身体的覆灭，也是理想光环的破灭，而那最后的一往情深却也像是一种讽刺：“至神至圣的阿拉，我不是不信你会怜悯我，但是除了用我身上的鲜血之外，没有别的法子可以教他逃避危难。”在香消玉殒的那一刻，道义在哪里？情感在哪里？理想又在哪里？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这是陈家洛对于这一悲剧的感叹，而在这“浩浩愁”的情感纠结中，在“茫茫劫”的民族冲突中，在“佳城”和“碧血”的理想构建中，一切都灰飞烟灭，而对于这一“书剑恩仇录”来说，陈家洛和乾隆的兄弟之缘，霍青桐和香香公主的双姝情，似乎都在一种身体的置换中寻找属于个人的最后归宿，而当这种归宿披上了民族复兴的外衣，变成了大义的牺牲品，所折射的无非是以传说僭越历史的空无感，在矛盾中无论取舍都陷入了一种怪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构建不如学余鱼同曾经在宝相寺里所见的那幅题词：“你既无心我便休”：“你既无心，我应便休，然而岂能便休？岂能割舍？”无心而苦恼，应休而沉迷，最后也无非是“一缕香魂无断绝”，挣不脱的乌托邦，只能把自己困在最后的悲剧里。

侠客行（上、下）

2015-06-23 由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28·2150623·1185
	作者：金庸著
	出版：花城出版社、广州出版社
	版本：2008年03月第3版
	定价：42.00元亚马逊24.80元
	ISBN：9787806553381
	页数：748页

《侠客行》的真正奇妙之处，在于它没有像一般的武侠小说那样纯粹的为奇而奇，乃至常常荒唐无稽而且漏洞百出，不少作品要靠迷魂药和易容术这两大“法宝”来维持。《侠客行》的故事情节之奇巧，时时处处出人意料，可以说无人不奇，无事不奇，让我们大开眼界，尽得读书奇快；然而，真正读完全书，再回过头来一想，又会为作者的严谨的艺术构想而惊叹。作者在这里并没有神化什么，当然也没有魔化什么，所有的传奇都指向人间的种种表象深处。金庸的创作法则是奇而致真，巧而后深，在新奇怪绝的表象背后，另有一个完整深邃的寓言世界。书中另收入短篇小说《越女剑》。

《侠客行》：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我是狗杂种，狗杂种便是狗杂种。这名字虽然难听，可是，我的的确确是狗杂种。
        ——《第六回腿上的伤疤》

一直把故事当成是一个寓言，每年拿到那一份腊八粥，总是会想起金庸的《侠客行》，武林各派盟主会接到侠客岛使者送来的“赏善罚恶令”，邀请他们去侠客岛喝腊八粥，邀请似乎是诚意的，但是三十年来，去往侠客岛的武林中人，却再也没有回来。再也没有回来的隐意是明显的，那就是指向死亡，只有死去的人才无法完成回来的愿望。于是江湖笼罩在一种恐惧之中，没有人会希望这样的厄运降临到自己头上。但是当真正上了侠客岛之后，才发现那根本不是一个噩梦，只是因为在侠客岛上可以研习武功，让那些去的人再不想回来。

于是，再也没有回来变成了再也不想回来。一种是被动接受未知的命运，一种是主动选择已知的生活，未知和已知在一个被隔绝的侠客岛上成为两个世界，无论如何，再也没有回来是一种他者想象的世界，是站在侠客岛之外的人对未知的猜想，和江湖的未知一样，似乎谁也无法阻止自己的命运，而再也不想回来是自我的真实世界，只有身临侠客岛，才会以一种享有的方式主宰自己的命运。所以寓言意义很明显，那就是他者的世界无论如何就是一种虚构，它在自我之外，在真实之外，在发生之外，在已知之外，而当虚构发生之后，那些死亡，那些恐惧，那些噩梦变成了无法摆脱的自我暗示。

自我暗示有时就是一种灾祸，它无法接近真实。但是当在拿起腊八粥想起这个寓言的时候，我本身也成了寓言的一部分，因为只是听说，金庸的小说根本没有读过，对于那个所谓的侠客岛只是另一种想象的存在，在远离文本构筑的虚构世界里，不进侠客岛，不仅腊八粥，还有金庸，也都成了想象的一部分。而想象的另一个可怕之处，是要把未知的一切强行拉入到已知的世界里，用已知的方式去解读，到后来，所有的已知也变成了未知，所有的自己也都变成了他者。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当终于开卷，从李白的《侠客行》开始读这一个寓言的时候，这样的虚构，这样的想象，才在文本的世界里寻找它行走的轨道。一首诗其实和一种江湖的故事无关，当传说从一个小叫花儿开始，从一块扔到水沟里的烧饼开始，这是不是另一种虚构？另一个想象？小叫花儿自称叫“狗杂种”，其实是一种真实的命名，它就在这种命名里成为自己，而在自己的世界里，住在山里，和自己的妈妈、小黄狗“阿黄”在一起，几乎就是全部。

但是这种平衡本身就是用来打破的，而在这打破的过程中，小叫花儿的人生经历便被卷入到一个未知世界里。首先是命名的更改，妈妈和小黄狗的无故消失，让他走上了一个未知的世界，这是被动卷入的开始，接着是成为一名无忧无靠的小叫花儿，而当那一个小镇上发生命案之后，他的命运就发生了改变，而自己“狗杂种”的名字也不断被命名。在被扔的烧饼里发现了谢烟客和玄素庄庄主夫妇，以及雪山派所要找寻的“玄铁令”，所以对于小叫花儿的第一次命名和玄铁令有关，摩天崖的谢烟客曾经许下诺言，只要谁能持此令来，就可以让谢烟客做一件事，无论如何艰难凶险，都必须得到满足。所以狗杂种被动地进入到了这个规则里，而只有进入其中，他就再也无法离开，再也无法成为那个一直在自己世界里的狗杂种。

“小叫化儿，你跟我去，有什么事求我，可不与旁人相干。”谢烟客把他叫做小叫儿，虽然不是正式的名字，却也是一次命名，它抹除了狗杂种这个绰号，给了一个求助者的身份定位。而当他不由自主地卷入到江湖恩怨的时候，他又变成了他们中的“石破天”，一模一样的面貌，身上的伤疤是最有力的证据，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左腿和肩上会有别人知道的那六点伤疤，“肩头、腿上都有伤疤，怎么别人知道，我……我自己都不知道？难道……我把从前的事都忘了？”正是因为别人强加给他的“自己”，他实际上变成了他者，一个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人，活在自己身上，除了患了某种疾病之外，还应该有什么样的可能？

于是他变成了石破天，变成了长乐帮的帮主，这是再一次的身份转变，再一次被卷入了更深的恩怨中。在他者的世界里，他成为帮主，他成为“天哥”，他和丁珰拜堂，尽管他极力证明自己不是石破天，“我不是什么帮主，不是丁丁当当的‘天哥’。我是狗杂种，狗杂种便是狗杂种。这名字虽然难听，可是，我的的确确是狗杂种。”但是用什么来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得到了帮派的地位，得到了天降的婚姻，对于狗杂种来说，的确是一个虚构的神话。而这似乎还没有终结，在偶遇史婆婆和阿绣之后，他变成了史亿刀和“大粽子”。“大粽子”是史婆婆根据他被绑时的神态进行的命名，也成为阿绣口中的昵称，这是他获得另一个帮主身份和爱情的命名。和狗杂种一样，“大粽子”也并非是一个在江湖上叫得响的名字，于是他又变成了史亿刀，而这个史亿刀就成为史婆婆传给他武功，并成为金乌派第二代大弟子的身份符号，“当下欢欢喜喜堪地向史婆婆跪下，磕了八个头。这八个头磕得咚咚有声，着实不轻。”

卷入，再卷入，命名，再命名，狗杂种成为小叫花儿，成为“大粽子”，成为石破天，成为史亿刀。他其实变成了诸多的他者，一切的命运，一切的遭遇，一切的生活，都因为这些命名而发生了改变，而当他在石庄主夫妇面前变成石中玉的时候，似乎慢慢找到了自我的那条线索。石中玉是石庄主夫妇的第二个儿子，前一个儿子在武林恩怨中死去，他则被送到雪山派学武，不想变成了一个荒唐无耻，穷凶极恶的人，尽管石庄主夫妇极力维护，但是他还是变成了一个武林败类，但是他至少在恍惚中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父母，似乎对于患病身世的一种补充。

回归父母怀抱，这是狗杂种的一种愿望，也是对于自我认识的一种归宿，但是这个自我却也是不真实的，当那个真实的石中玉出现的时候，才让他有了证明自己真实身份的机会，“妈妈、爹爹、丁丁当当、贝先生，我……我早说你们认错了人，我不是他，他……他才是真的。”而且他也不再是石破天。但是当他被卷入其中的时候，这样自证清白的做法显然已经无法让他返回，贝海石对他说：“不瞒帮主说，你力战司徒帮主，武功之强，众目所睹，大家本已心服，其实即使你武功平平，只要答允为本帮挡灾解难，大家出于私心，也都必拥你为主。”也就是说，当他不是石庄主的儿子石中玉，却还必须是长乐帮的帮主，而这个帮主身份并不是对他的一种臣服，反而是要让他为帮派挡在解难，因为传说中的侠客岛“赏善罚恶令”已经送到了长乐帮。

这是一个武林阴谋，一个名字，一种身份的意义就在于永远进入“他者”的世界，再无脱身的可能。而他却也在这被卷入的过程中有了江湖侠义，于是主动承担了帮派的使命：“贝先生，众位一直待我不错，原本盼我能为长乐帮消此大难，真的石帮主既不肯接，就由我来接吧！”他以长乐帮帮主的身份踏上侠客岛，实际上是用自我关照的方法去破解这个寓言，三十年来没有人再回来，侠客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即使死，这么多武林高手又如何被集体屠杀？

乘船而行，踏上小岛，喝腊八粥，却原来发现这里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武林屠杀这样的死亡事件，正如岛主所说，“我们依着图中所示，在岛上寻找了十八天，终于找到了武功秘诀的所在。原来那是一首古诗的图解，含义极是深奥繁复。我二人大喜之下，便即按图解修习。”所有人被邀请而来，就是为了演习当初偶然发现在岛上的那些诗文、图示的含义。武林各盟派几乎以“乐不思蜀”的方式在这里修习，为的是破解武林秘诀，而当这些人最初以被动的方式卷入进来之后，这里何尝不是变成了“他者”的世界？

而习武本身，也变成了一种虚构，尽管岛主认为，他们死心塌地地留下来，是因为学武的巨大热情，而这种热情让“学武练功远胜于读书做官”，这种价值观看上去是一种超越，但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虚构。在侠客岛的24座石室内，均刻有各种对于诗文的注释，大家按照自己的理解解读注释，并研习武功，其中的争论让那些文字具有了歧义性，而这种歧义和诗文本身到底有多少距离，或者和文字所这身的秘诀有多少距离？“学武练功远胜于读书做官”，却依然用读书的方式来学武练功，到后来，这样的方法论又变成了一种对于“他者”的虚构，走火入魔也免不了。

但是对于狗杂种、史亿刀、石破天等被命名的他来说，却在不识字的情况下轻易读懂了这些符号，那最后石室的太玄经没有任何注释，而那些所谓的“蝌蚪文”其实才是最直观的图画，也就是说，它将虚构的文字解构了只剩下和身体、和经络，和穴道，和姿势有关的图示，“这图形中却是自下而上、自右向左的直笔甚多，与书画笔意往往截然相反，拗拙非凡。他可丝毫不以为怪，照样习练。换作一个学写过几十天字的蒙童，便决计不会顺着如此的笔路存想了。”这是“反文本”的文本，秘诀就是自己，不识字却接通图谱，无意中变成了打破“他者”世界的一种努力。

龙岛主说：“到底是什么居心，那就难说得很了。这位武林前辈或许不愿后人得之太易，又或者这些注释是后来另外有人加上去的。这往昔之事，谁也不知道的了。”木岛主说：“或许这位武林前辈不喜读书人，故意布下圈套，好令像石帮主这样不识字的忠厚老实之人得益。”赏善罚恶令是一种虚构，侠客岛是一种虚构，太玄经是一种虚构，和石破天，史亿刀一样，都是虚构之一种，都是“他者”的命名，所以打破虚构，解构他者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到真正的自己，所以在被石破天参透图谱没有了秘密之后，侠客岛便开始坍塌，“各室俱已震坍，石壁已毁，便是地震不起，火山不喷，留在此间也无事可为了。”这是对于虚构的再一次解构，而龙岛主、木岛主最后自杀而亡，也是破解“他者”神话的一种努力。

一个寓言，就是这样被书写了，所以李白的“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和秘诀无关，甚至和侠客无关，它只是文本本身，当我们破解他者的迷信返回自身，或许才能发现隐藏在寓言深处的意义。但是当石破天返回之后，他却遇到了“我是谁”这个最难解的哲学命题，我是小叫花儿，我是石破天，我是“天哥”，我是大粽子，我是史亿刀，我是石中玉，最后即使我是“狗杂种”，却原来也是一个虚构。当妈妈和阿黄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另一个武林秘密被解开，原来乡野的妈妈是武功高强的梅芳姑，而自己的爸爸就是石清，就如阿绣的爷爷白自在所说：“石老弟，你也不用赖了，当然是你跟她生的儿子，否则天下哪有一个女子，会把自己的儿子叫作‘狗杂种’？这位梅姑娘心中好恨你啊。”但是梅芳姑手臂上的记号却清清楚楚，原来她还是处女之身，也就是说，她根本不是狗杂种曾经生活在一起的妈妈。

“我爹爹是谁？我妈妈是谁？我自己又是谁？”当梅芳姑最后自尽之后，这便成为他最大的谜团，而这个谜团重新又把他推向了“他者”的世界，不知道谁是父亲，不知道谁是母亲，更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以一种呐喊的方式提出了最终极的命题：我为什么是他？我到底是谁？“这许许多多疑问，那就谁也无法回答了。”一个“他者”的悬案，变成了永远活在虚构里的悬案，又以想象的方式回到了“他者”的寓言世界里。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2015-06-21 由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28·2150621·1184
	作者：阿乙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2年02月第1版
	定价：23.80元亚马逊4.50元
	ISBN：9787533932527
	页数：182页

“我今天不是作为上帝来告诉你或者的真相，我只是告诉你，我作为一个身体年轻和心灵衰竭的人，所遭遇的现实。”现实是没有诗意而飞行的天鹅，是寻找食物、躲避寒冷的猪，也是抢夺领地、算计资源、受原始的性欲左右的人，所以十九岁的我，朝肉身刺去的三十七刀也组成了一个有关“意义”的现实。一场被舆论定义为“无由杀人案”的文学演算，其实是一个关于“我”的刻意在场，从作案的筹划、实施，交代到逃亡、被捕、受审，直至最后接受死刑，第一人称完全知道真相，也希望把真相通过虚构的方式还原给现实，但是这样的意义注定是无意义，“我在逃亡时一路留好痕迹，就像猎物在路上不停地遗留带有体味的粪便，让你们来追……但最终，在这场游戏中，我执行得很好，而你们有愧于我。”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我决定跑得粉碎 

我们发明了意义，就像发明内裤一样。而这些意义在我们参透之后，并无意义，就连意义这个词本身也无意义。
        ——《告白》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书名在红色得有些像谋杀后鲜血颜色的封面上，被分列成两行，“下面”的短语后面是逗号，停顿在极短的时间里，不是犹豫，是喘息，之后则必然是一个疑问句：我该干些什么。只是没有问号，没有问号的句子总是指向确定的目标，指向确定的方向，指向确定的结局，而这种确定必定与疑问句的表达形成对比，对比是消解，也是悖论，不是我该干些什么，是我应该干了什么，我应该干了什么，却不知道我该干些什么——意义是无意义，而无意义也是意义。

从悖论开始，意义就是阿乙所命名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喻示的是互动关系中的位置与使命，一个穷凶极恶地追，一个没日没夜地逃。小说的主人公在被无聊完全侵占后，再也找不到自振的方法，因此杀人，试图赢得被追捕所带来的充实。”因为无聊，所以寻找意义，因为无意义，所以游戏，但是这“如何充实”的动机最后以悖论的方式回到文本，是不是一个无法逃避的圈套？阿乙在里面，我在外面，阿乙写作，我阅读，在这个自然形成的互动关系里，是不是也必然要带有使命？打开一本书是进入游戏，合拢一本书也是进入游戏，前者是书页编织的游戏，后者是翻阅带来的游戏。是的，一本折价之后仅售4.20元的小说，一本我几乎不会去买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它也像一条被发明而且被消费的内裤一样，以明显的逗号和省略的问号对比的方式，赋予我一种意义。我是听到阿乙在里面回想小说的写作历程，有如梦魇，却也有失望，当“恐惧像大风不停地刮进空洞”的时候，阿乙完成了这部小说，他说他应该嚎啕大哭，应该在悲伤中感受死气沉沉，应该像小说中的“我”一样感受到充实，而不管是嚎啕大哭、悲伤，还是充实，对于阿乙来说，都是他的意义，而在旁观的我，如何感受那种悲伤和充实，如何像发明内裤一样发明意义？一个晚上的翻阅，这是被消费的意义，它无法抵达阿乙四年半有些痛苦的写作，或者在里面和外面、写作和阅读的世界里，从来没有同步，没有共鸣，就像书名里那凸显的逗号和省略的问号一样，用一种人为赋予的意义联结成一个杀人的游戏。

并非是一种不敬，在里面的阿乙似乎也急于逃脱那一个“如何充实”的意义，急于要成为一个旁观者在外面看见“猫捉老鼠”的游戏，所以当无意义变成意义，当意义又被消解为无意义的时候，阿乙就陷在内外夹击的悖论中，他谋杀了一个人，又想进行有限的拯救，他不想看见自己，却又必须看见另一个人，他拼命逃跑，却又束手就擒，他拒绝忏悔，却又指向社会的不公，到最后他把杀人变成了救赎，把游戏变成了启示录，把一个可以埋没在底端的人变成了站在高处的上帝。

戏谑、破坏，这是阿乙写下的那个我对于世界的态度，父亲生病去世，远离见钱眼开的母亲，寄宿在势利的婶子家里，总是遇见与狗为伴的何老头，对于我来说，生活圈里的各色人种都有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而我只是被夹在里面的一个“局外人”，所以我盗窃婶子的保险柜，我在漆黑的屋子里手淫，我恶作剧那个服装店的女店员，在空虚的生活里，寻找一种意义便成为我当下的目标。其实，寻找意义对于我来说，看起来是一种人生的突围，但却完全是一种畸形的欲望，这种畸形的欲望让我兴奋，让我有存在感，甚至让我有一种活着的仪式感，但是这样的存在是脆弱的，甚至是危险的，而谋杀孔洁是这个畸形欲望的极端计划，但是我对于这个计划的执行，却充满着一种随机性。

我给孔洁发去的短信是：“我实在受不了，真想杀掉我的婶子。”这是对于谋杀欲望的最直接叙述，看起来其谋杀的目标是自己感受到不平和压抑的”城里土著“婶子，这是一种明确的报复，“在爸爸和叔叔还年轻时，成绩更好的爸爸作出让步，为供叔叔读大学，在煤窑里埋下肺癌的根。但是原本只是一名公交售票员的婶子，仅仅因为自己是省城土著，便觉得我们全都是欠她的。”但是在真正付诸行动的时候，我却以随机的方式慈刺出了那一把弹簧刀，“我想只能随便找个人，时间不多了。”对我关心的孔洁成了我刀下冤鬼，在“院落像空坟”的军校家属院房子里，我几乎在没有反抗中杀死了同学孔洁，在她没有了呼吸之后，我甚至还在她身上补上了三十七刀，然后头朝下将她按在洗衣机里。

无辜的孔洁变成随机而被杀的人，当最后在审讯时，当被问及我和孔洁到底有什么仇恨时，我的回答是“没有仇恨”，为什么残忍杀害他？只是因为“不为什么”。这是随机的谋杀，对于我来说，是带来一种游戏的快感，当然也满足了解构的欲望。而在谋杀的随机之外，对于我来说，还有一种逃跑的随机，当我构筑起那个谋杀行为之后，我想象公安局长对于逃犯进行了必要的推论：“而局长必须拿起奥卡姆剃刀，将目标削为两处：一、逃犯在那里有着重要的利益或情感约定：二、逃犯在那里有认识的人。”利益诉求和情感约定，以及那些认识的人，是破案的线索，这是一种必然性，但实际上，我只是在走向一条连自己都不知道的逃亡之路，它的魅力就在于“充满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就必然会出现“猫和老鼠”的互动游戏。我在逃亡之路使用了火车、摩托车和轮船等交通工具，经历了警察的追捕，瞎跑到T市向表姐讨口水喝，洗浴中心和小姐的肉体交易，以及用三张钱抓阄决定是继续逃亡、自首还是自杀，似乎都是没有目的，而只有在这样的无目的的逃跑中才能找到充实的感觉，所以逃亡从来不是我的目的，我的意义，当最后在上吊不成而被警察围捕的时候，我愤恨地说：“要跑我早跑了。”

归案只是因为不想再跑了，就像谋杀一样，完全不是为了报复，我只是在这样的随机中找到一种解构的办法，满足“充实”的欲望，而当一切变成一种意义的时候，我又亲手摧毁了意义。而当我被审讯的时候，这种无意义又变成了嘲弄，变成了另一个游戏。“关于我为什么杀人，像困扰法老的谜语，引起人们的兴趣。”律师是他们为我安排的，64岁的市教育学会副会长、省家庭教育研究会研究员用道德的方式让我交代儿童时期的变故，而那个像表姐的女记者向我朗诵了一首悲情的诗歌，“我听到听到妈妈带血的哭泣。”这是关于道德的救赎，而我似乎并不想就此忏悔，当我被宣告因犯故意杀人罪、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故意伤害罪、犯强奸罪判处死刑的时候，律师希望我提起上诉，理由包括医院开具的诊断书，“上边称我颅脑外伤，伴有阵头痛，有癔症、神经官能症表现”，包括妈妈一被打的代价向孔洁母亲求得原谅，包括改变年龄变成不满十八周岁，包括有逃跑中自首
情节，包括将部分责任分摊至社会，但是这五条突围路线却都被我否定了，我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病，不想孔洁的母亲原谅，不承认有自首情节，也否定自己年龄作假，而对于自己放弃淘跑的理由，也仅仅是：“因为我感觉他们的追捕不行。”

我背叛了律师，当然也背叛了“合理”的理由，背叛了自我解救的努力，因为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个游戏，一个为了充实的游戏，一个随机开展的行动，而目的也只有一个，将一个活生生的自己从现实中抹除，在传统的规则之外，在合理的推断之外，在必然性之外，或者说，我就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他者”，站在外面看另一个的演出，看另一个人的游戏，看另一个人的恶作剧。所以这是一种“去自我化”的游戏，杀死随机的孔洁，选择随机的逃跑，以及完全坦白真相，就是让一切变得无意义。而对于自我的逃逸也是我抵达无意义的另一条途径。

我在离火车站很远的机票代售点，用身份证花几百元买折扣火车票，然后将机票塞进排水口；我在蓄须之前花一百元找办证广告办了一张假身份证，我变成了北京人李明。在行动之前，我还剃掉了我的胡子，看起来变成了另一个人，然后也买来了衬衣、西裤、皮鞋和公文包，如此等等，对于我来说，就是要通过这一系列的方法使自己不再是自己，使自己成为另一个人，所以作为一个“他者”，我只有在逃亡途中的通缉布告里、镜子中、被关押时的梦中，以及我写作的小说里，我才以自己的身份出现，我是“逃走时穿人字拖和裤衩”的我，我是“眼神冷漠，无所依附，嘴角下拉，胡子拉碴”的我，我是“我梦见你死的，我也可以梦见你不死”的我，我是“在白纸上写下我的名字，然后以此为中心，添加衣着、居所、学校、街道、熟人、性格、事件、命运，编织出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的我，这是虚构的我，其实也是真实的我，只有在被解构而虚构的地方，我才能以旁观的方式看见另一个自己，一个充实的自己。

但是随机的谋杀，游戏的逃亡，虚构的自我并不总是以游戏的方式远离存在，那个在外面的我其实一直有一种走进去的冲动，即使这个游戏看起来是我占据了上风，甚至赢得了胜利，但是我还是急于给这种无意义赋予一种意义，急于从“局外人”的角色定位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或者说，我所有无意义的欲望都是为了寻找一种意义，在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甚至悖论的处理中，我的所有谋杀计划都变成了预谋，我的所有游戏都是为了答案，我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赋予意义。

“如果我谋杀的不是这样一个不允许谋杀的人，谋杀又有何意义？”这是谋杀孔洁的意义，必须杀一个人的随机变成了必须杀孔洁的必然，“我选择孔洁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她既轻信别人，又不懂得反抗，最重要的是，她活在你们内心的最高处。我当着你们的面将瓷器一般的她摔碎了，你们便会涌现出空前巨大的同情及仇恨。你们咬牙切齿，恨不能将我五马分尸、凌迟处死。”不是因为她无辜，而是因为她值得杀。而我没有在现场强奸孔洁，也是一种目的论，“为了一种纯粹。”当关在监狱里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关于人生存的宏大意义，这个从父亲病逝而引发社会问题的思考有着太多的沉重感，“人世间所有的事情，行路、劳动、战争、求欢，都是阻挡肉身与时间直接接触的屏障，但在我这里，在这间无所事事即使有点事也会很快办完的狭小牢房里，我总是清晰地看着时间张大手臂走过来。”而当律师希望将个人的罪恶归结为社会时，我以否定和嘲笑的方式保全了自己的游戏态度，但是在最后的时候，我却以几乎相同的方式对社会现象给予了批判：“我今天不是作为上帝来告诉你活着的真相，我只是告诉你，我作为一个身体年轻而心灵衰竭的人，所遭遇的现实。我早已不相信一切。很早时我就知道天鹅和诗意没有关系，天鹅为什么总是在飞？因为它和猪一样，要躲避寒冷、寻找食物。我们人也一样，我们之所以高级于动物，不是我们不干和它们一样恶心的事情，而是我们有意识。”

律师所说的高考压力，所说的地域歧视，所说的外乡人身份，所说的农业户口待遇，所说的奴隶般的命运，都是一种浅层次的社会问题，而其实，我所说的没有诗意的天鹅，和猪一样的生存，也都是关于人的生存挣扎，律师和我只不过站在社会的不同面，而指向的其实是一个目标，所以我制造这样一个游戏，看起来是无意义，实际上是普遍意义，看起来是解构，实际上是建构：“我依靠这样的互搏游戏，打发走不少时间。有时我想在我们人类背后，在那看不见的另一维度，存在一个久睡的人，他生产我们。我试图用性来否定这种繁殖程序，很快发觉性也是梦出来的，他说要有性，于是人类便有了性。”

而当无意义变成重大意义，当游戏变成启示录，我其实在这一个悖论里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出来是为了想进入，进入却被赶出来，“而我早想终止这场游戏，我感觉法庭上的我己不是我，他只是供大家维护自己谎言的工具而已。”所以在真正的谎言面前，我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人，或者枪决，或者注射，死刑是在消灭一个人，“他们会找到合适的一条向社会宣布。他们不想让人知道，一个人仅仅因为无聊想玩猫和老鼠的游戏，便杀了另一个人。”而我彻底变成了另一个人，那个只有四句话的计划，只有“目的：充实；方式：逃亡：手段：杀人：资金：一万”的游戏真正变成了无法逃脱的牢笼，“我想说，在你们的历史上存在过这样一个人。再见。”

另一个人成为自己，自己成为另一个人，这是我的计划，也是阿乙的目的，而一个纯粹的恶棍最终被阿乙抹去名字的时候，他不是虚无，而是变成了所有人，变成无法逃避的主人公，“我既想你们看见作品，又想你们忘记它。”看见作品不是完全的意义，忘记作品也不是无意义，就像念出那个书名一样，“下面”后面的逗号不代表犹豫，“我该干些什么”不必重设一种问号一样，它只在写作的过程里成为阿乙的表达，我站在外面，最后什么也没有干。

神雕侠侣（1-4册）

2015-06-21 由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28·2150621·1183
	作者：金庸著
	出版：花城出版社、广州出版社
	版本：2008年03月第3版
	定价：86.00元亚马逊63.50元
	ISBN：9787806553329
	页数：1437页

《神雕侠侣》是关于乱世的爱情。全真教教规森严，天性叛逆的杨过在教中吃尽苦头，终于逃出全真教。被活死人墓中的小龙女收留为徒。师徒二人在墓中一起练武、一起长大，渐生情愫。但师徒通婚违背宋朝礼教，二人爱情不能为世俗所容，其间尝尽聚合离散之苦，杨过更得知了父亲身死的真相，但在国仇家恨的权衡中明白了更多。杨龙二人的感情一再波折，最终分离十六年。二人十六年后重逢，无限欣喜……杨过带着小龙女离开深渊，前往襄阳。杨过以高强武功，于万军之中杀死蒙古皇帝，蒙古大军顿时崩溃，在襄阳就要失守时解了襄阳十六年的围困。经此一役，神雕侠侣天下扬名，杨过却带着小龙女悄然隐退……小龙女白衣胜雪，清丽处几不食人间烟火；杨过独臂行侠，倨傲时浑不畏世俗陈套。品英雄美人，论武功气慨，问情为何物。

《神雕侠侣》：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黄蓉点头道：“这样的少年本原本是十分难得，但他心中有两个死结难解，一是他父亲的死因，一是跟他师父的私情。”
        ——《第二十一回襄阳鏖兵》

父亲之死，滋生出一种恨，与师父的私情，是一种无法替代的爱，当这一些爱恨情仇变成一个死结，对于杨过来说，却是个体的人性如何寻找到一种解救的办法。但是，黄蓉如此定义杨过，一方面把杨过当成是杨康这个罪人的延伸，寄希望于在改邪归正中完成一种救赎，最后在“十分难得”的基础上像自己的丈夫一样成为一代大侠。而另一方面，则以礼法习俗对他进行约束，在去除与小龙女的私情中也走向爱的光明正途。

死结之存在，是一种偏见，是一种束缚，是对于人性的一种违背，更是对于杨过宿命式人生的一种定义。当初郭靖遇到穆念慈的时候，给杨康的遗腹子取名叫“杨过”，本身就是对于这个生命的一种不公平待遇，杨康的爱慕虚荣，狡黠残忍，以及认贼作父，本身就是他自己的过错，而这个过错以人为的方式刻在杨过的身上，成为他的一种身份标记，使得他几乎终身都背负着“父债子还”的宿命，所以从杨过出身到成长，他其实一直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而旁人对他的定义，几乎抹杀了他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意义。

从小失去父亲，母亲年幼离去，这是杨过的人生开始，“杨过遵奉母亲遗命办理，从此流落嘉兴，住在这破窑之中，偷鸡摸狗的混日子。”童年生活对于杨过来说，是凄惨的，是困苦的，到处遭人白眼，受人欺辱，这就是“父过”的一种延续，所以当他遇见肯教他武功的欧阳锋，竟感动地叫他“爸爸”，从小失去父爱，对于杨过来说，“父亲”这个位置是一个空白，正是这种父亲的缺席，他需要一个替代者，“那怪人与他素不相识，居然对他这等好法，眼见他对自己真情流露，心中极是感动。”所以欧阳锋作为他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好人”，自然取代了他心中那个父亲的角色。

这是对父爱的渴望，更是对自我的确认，但是欧阳锋之存在，对于杨过来说，只是一种单纯意义上武艺上的“师父”，因为在当时来说，有一身好武功似乎才有某种存在感，因练《九阴真经》走火入魔、在华山论剑中连自己都不知道是谁的欧阳锋，教给杨过蛤蟆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成为“父子”，却都是对自我的另一种茫然，我是谁？这是欧阳锋练武出现幻觉的疑问，而这也是从小失去父母的杨过的最大疑点。也正是沿着这一种疑问之路，杨过走上了那两个死结难解的人生之路。

他被郭靖、黄蓉夫妇收养，并不是从此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从此可以像武家兄弟、郭芙一样练功，黄蓉教他的是《论语》，是《孟子》，这些儒家的文章其实就是道德意义上的学问，它们指向的是如何成为一个对社会又用的人，而郭靖的出发点也一样，当他把他带到全真派，对他说的一句话是：“全真派武功是武学正宗，你好好在重阳宫中用功，修心养性，盼你日后做个正人君子。”全真派是武学正宗，练武的意义是做个正人君子，很明显，和黄蓉期待他接受儒家学说一样，郭靖也认为他就是一个身上存在着“过错”的人，是一个容易走上邪途的人，或者说，他就是杨康的投影，正如丘处机所说：“自来严师出高弟，棒头出孝子。这次对过儿须得严加管教，方不致重蹈他父覆辙。”

这种“教书育人”的成长观带有明显的歧视性，练武学艺也带有功利性，而所有人都成为杨过的救赎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过需要的是自己解开死结，自己寻找自我，自己定义人生。把欧阳修当成父亲，是对于那个空白父亲的替代，而对小龙女产生爱恋，则是对于缺失母爱的一种弥补。他是在挣脱重阳宫对他身心处罚的过程中而误入古墓的，对于他来说，这一个神秘之所是他人生的一次奇遇，也是他在反抗中回归自我的一种努力。

古墓与世隔绝，这是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尽管冰冷，尽管神秘，尽管充满了死亡气息，但是当小龙女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却是一种世俗之外的发现，“这是水晶做的，还是个雪人儿？到底是人是鬼，还是神道仙女。”而其实在这个古墓里，杨过遇到的小龙女也完全在现实之外，这种现实打开的是一个没有功利的纯净世界，“祖师婆婆传下的遗训，既在这墓中住，就得修心养性，绝了与旁人争竞之念。”修心养性，是基于人性的修炼，和外面世界的歧视性、功利性生活不同，杨过第一次有了被尊重的感觉，里面的老婆婆对他的关爱让他有了一种温暖的感觉，而小龙女起初的冷漠，到后来也成为杨过最大的感动。

其实，杨过作为一个闯入者，对于小龙女来说，也慢慢打开了她封闭已久的心门，“她此时已年过二十，突遭危难，却有一个少年男子甘心为她而死，自不免激动真情，有如堤防溃决，诸般念头纷至沓来。”当初祖师婆婆立下的遗训，是断绝男女之情，所以从来没有遇到过别人的小龙女在古墓之中也幽闭了自己，“我一生在黑暗中长大，自然不用光亮。”但是当杨过出现，杨过甘愿为她而死，对于一个封闭自己的人来说，也发现了真正的自我。所以小龙女从古墓开始，对于那些断七情、绝六欲的上乘功夫，开始了否定，而否定之后的肯定，则是让她逐渐萌生了少女之心，逐渐感受到了真诚的爱。

这一种过程当然是相互的，杨过是逃避俗世，小龙女是告别封闭，两扇心门被打开，也终于在他们的感情世界里合一。但是这种合一的感情在他们离开古墓之后，却经受了更大的考验。第一种考验当然是私情意义上的，风流倜傥的杨过也是大受女性欢迎的情种，与陆无双形影不离，与完颜萍耳鬓厮磨，以及与程英、公孙绿萼的相处，似乎都产生了特殊的感情，陆无双的刁钻活泼，郭芙的骄肆自恣，耶律燕的豪爽不羁，完颜萍的楚楚可怜，在杨过身边展示了不同的女性魅力，也考验了杨过对小龙女的真心，而这种考验在绝情谷的遭遇中变成了身心的磨难，“此人遍身为情花所伤，每过一个时辰，疼痛便增一分，三十六日后全身剧痛而死。在十二个时辰之内，我有秘制妙药可给他医治，一天之后却是神仙难救。”绝情谷公孙谷主的话，其实又回到了在古墓里的状态，用情而夺命，绝情而保命，这就是一种感情的逻辑哲学，而正是这种死生考验，让杨过找到了自己的归属：“要我绝了对姑姑情意，又何必活在世上？还不如让我毒发而死的干净。”

对于杨过来说，第二重考验，则是徒弟对师父的私情，触动的是礼俗这个底线。杨过叫小龙女“姑姑”，这是他最初寻找到的一种母爱式的感情，而他拜小龙女为师，本意也是为了自己自身的武功，但是却在礼法上将两人隔开，无论是“姑姑”，还是师父，他们就进入了道德体系中，在这样的体系里，侄儿当然不能爱姑姑，徒弟也不能和师父成亲。但是无论是叫姑姑，还是拜师，对于小龙女和杨过来说，从来没有考虑过所谓的礼法和道德，所以当他们踏出古墓的时候，就必然为这种忤逆行为作为自己的牺牲。“这法儿倒好。可是师徒不许结为夫妻，却是谁定下的规矩？我偏要她既做我师父，又做我妻子。”这是杨过对黄药师说的话，他蔑视礼法，蔑视道德，他要的只是一种终身相守的感情。当他们经历了许多的分离，杨过才发现自己无法离开小龙女，他可以将一切的名分都抛弃：“甚么师待名分，甚么名节清白，咱们通通当是放屁！通通滚他妈的蛋！死也罢，活也罢，咱俩谁也没命苦，谁也不会孤苦伶仃。从今而后，你不是我师父，不是我姑姑，是我妻子！”

不再是师父，不再是姑姑，而是妻子，即使小龙女的身体被玷污，即使他们被分离而经历了十六年的等待，但是当他们重新走在一起的时候，便是结拜为夫妻的时候，“弟子杨过和龙氏真心相爱，始终不渝，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妇。”这是对礼法的抗拒，这是对自我的定义，而他们的理想是：“现今咱们什么也不用怕啦。过得几个月，等你身子大好了，咱俩一齐到南方去。听说岭南终年温暖如春，花开不谢，叶绿常春，咱们再也别抡剑使拳啦，种一块田，养些小鸡小鸭，在南方晒一辈子太阳，生一大群儿子，你说好不好呢？”

可以抛弃一切的功名，一切的礼法，这种理想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所谓的人性，所以对于杨过来说，真正的救赎者是爱情，是小龙女，是自我。这是杨过解开的第一个死结，师徒的名分变成了爱人的私情，但是对于背负着父亲罪名的杨过来说，他需要解开的是第二个死结，如何从杀父的仇恨中找到另一个自我。当杨过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被黄蓉害死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单纯意义上的复仇，甚至包括对郭靖的怨恨。这本无可厚非，但是对于杨过来说，当父亲的真面目被逐渐揭开的时候，他所遇到的是私仇和狭义的矛盾，是个人和国家的冲突。

当郭靖和黄蓉成为襄阳的坚守者的时候，他们存在身份是英雄，是侠之大者，“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然我才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这是郭靖对他的教诲，但是对于杨过来说，这种侠之大者还是模糊的，当初冯默风问他为何不抵御外侮，杨过的回答是：“蒙古军声势如此浩大，以我一人之力，有甚么用？”而且他从自身的出生经历来看，“他自幼流落江湖，深受小官小吏之苦，觉得蒙古人固然残暴，宋朝皇帝也未必就是好人，犯不着为他出力。”在他眼里，不管是蒙古人还是汉人，不管是什么政权，似乎都和个人无关，他所关心的是要找到小龙女，和她在一起不分离，所以在这种私情之下，他甚至和金轮法王结盟，以换取寻找小龙女有用的信息。即使他亲见了蒙古人用枪挑死了可怜的婴儿，而有了这样的想法：“我此刻刺杀郭靖，原是举手之事。但他一死，襄阳难守，这城中成千成万婴儿，岂非尽被蒙古兵卒残杀为乐？我为了报一己之仇，却害了无数百姓姓命，岂非大大不该？”但是最后还是把一切目的回归到自我意义：“罢了，罢了，管他甚么襄阳城的百姓，甚么大宋的江山？我受苦之时，除了姑姑之外，有谁真心怜我？世人从不爱我，我又何必去爱世人？”

所以那时郭靖和黄蓉依然是杀父仇人，所以杨过还是走不出个人的情感羁绊，所以他依然不是侠之大者，但是在寻找小龙女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十八年等待中，在见证了郭靖坚守襄阳、抗击蒙古人的斗争中，以及在之后遇到郭襄之后，才对于“大侠”有了自己的认识。奋不顾身、力抗蒙古的郭靖是大英雄，辅佐夫君、智计无双的黄蓉是大英雄，率领丐帮，锄奸杀敌的鲁有脚是大英雄，而郭襄把解困济急，锄强扶弱的神雕大侠杨过也称之为大英雄，虽然只是从郭襄的口中说出，却也是对杨过的全新定义，而杨过也逐渐从为父报仇的恩怨中解脱出来，打开了那个死结。

但是，即使杨过在襄阳有过诛杀奸臣的举动，为郭襄的生日所送的三件礼物都是针对蒙古人，但是在杨过的世界里，他还是要寻找自己，寻找一种人性意义上的自己，他身上的亲情、友谊、正义、仁善、勇于助人都基于一个人的所作所为，甚至一身的武功也深深浸透着个人主义的私性，十七招的“黯然销魂掌”就是在和小龙女绝情谷断肠崖前分手之后苦练所得，而这一派自创的武功取名“黯然销魂掌”，就是得自江淹《别赋》中的第一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别而已”对于杨过来说，就是一种相思，是一种伤情，是被礼法破坏而苦觅的真情，是抛弃功名而不舍的坚守。

而当杨过终于在十六年后与小龙女相聚，这一场“神雕侠侣”的故事才在两个死结的解开中变成千古传奇，但是黯然销魂如何去除那心底最醇厚的相思之情，“说着袍袖一拂，携着小龙女之手，与神雕并肩下山。”当那一场恩怨化解，当那一种感情成为永远，对于那个立在明月和清风之中的郭襄来说，却是另一个死结的开始，“秋风清，秋风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白河夜船

2015-06-21 由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41·2150621·1182
	作者：【日】吉本芭娜娜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2年01月第1版
	定价：23.00元亚马逊8.10元
	ISBN：9787532756186
	页数：199页

三个关于睡眠的故事。《白河夜船》里，“我一直深知一点，这份恋情是用寂寞支撑着的。”两个人静悄悄地待在孤独的黑暗中，无法摆脱已经麻木的心情。《夜和夜的旅人》说：“那时，夜晚也散发着光芒，似乎可以长长久久到永远。”总感觉像是有人恶作剧，目光闪烁的哥哥对面，一片深远的景色。《一种体验》到来的时候，又是清晨，一切归零，如果映出无限的夜景渗透出来的感觉能让人尽享美丽的事物，就算无可奈何的心情只有这种颜色，也不会在意。这是和“夜”有关的三部曲，并非是独守和享受，而是期待从笼罩心灵的阴霾和封闭静止的时间中脱离出来，是一个小小的重生物语。从脱离到重生，吉本芭娜娜认为，人，总是坚强的。沪上知名插画家格子左左亲手包办封面和10幅彩色插图。

《白河夜船》：一次小小的苏醒故事 

“所以，他会感到不安。他要是考虑到你已经属于他了，他的处境就会相当不利了吧？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暂且是一个无，是一个保留物，是一个处于暂停阶段的存在，是一个买了来备用的物品，是人生的附加品。”
——《白河夜船》

梦境的边界是醒来，还是继续睡去？爱情是活在现实里，还是存在于浪漫中？当我委身于睡眠的时候，看起来是停止抵抗，是回归到只有我一个人的世界，是整个地拥抱不曾失去的夜，可是那并不是真正的得到，不仅是让曾经的朝气蓬勃和心神清爽的日子迷失在贪睡的状态中，连爱情也在睡眠的阻隔中成为一种不现实的东西。而且本来在睡着的状态中只有男友的电话能够完全听见，但是在渐渐沉入巨大的黑夜之后，似乎也找不到被叫醒的理由。

睡眠长驱直入，梦境蔓延而吞噬，到底什么时候应该醒来？可是像诗织一样，把睡眠当成是一种工作，是不是可以脱身而出不至于沉湎？陪睡在客人身边，对于诗织来说，其实是拒绝进入一种自我的状态，不发生性关系，陪睡其实只是自醒，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旁观者，看着别人沉沉进入梦乡，而自己在旁边，只能叮咛自己无论如何不能睡着。这是现实的工作，也是将自己强行与自睡隔开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这项工作就是她的天职，只有她能胜任这份工作。”可是，那个噩梦还是以侵扰的方式进入了诗织的世界，那里有一条正在下沉的船，有自己丢失而收集起来的硬币，有从窗外弥漫进来的黑暗，以及嗓子被堵住的窒息感。可是即使噩梦，也无法脱离工作而让它占去了自己的身体，这或许是诗织难以摆脱的苦恼，也是自我难以回归的状态。

诗织的醒和我的梦，似乎正在朝着两种极端迈进，作为我最好的朋友甚至住在一起有点类似同性恋的情感，诗织终于还是离开了我这个房间，完全进入到陪睡的工作状态中，但是离开之后回来，有时候却是一种对于既存状态的冲击，诗织死了，是因为无法保存自己的梦境而死？所以在诗织之死的反面，贪睡的我似乎在找回一种只有我自己的梦，可是这个本来就和那个男人有关的睡眠，是应该在诗织的死之后醒来，还是继续保持贪睡的状态？其实，对于我来说，贪睡无非是一种假象，在我的身边似乎也有着一个我不能睡着的人，我需要像诗织那样，“再递给他一杯冰水。有时也会给他送上一杯咖啡。”

他是我的男友岩永，一个有着妻子的男人，一个认识了一年半的男友，我和他，看起来是一段复杂的爱情，却似乎必然会慢慢走近。相互喜欢，或者是唯一的理由，可是这看起来“对两人的诸事皆觉得欢喜”的爱情为什么会让我感到孤寂落寞，为什么始终以贪睡的状态和他以及他的电话保持一段距离？因为他有一个还活着的妻子，一个没有意识昏睡在医院的妻子，死去和活着，有时候并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就像诗织的醒着和睡去。所以在妻子面前，他是一个还没有离开的丈夫，在我面前，他是一个还没有进来的男友，所以在我的世界里，这是一种无法排遣的寂寞，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困境，这是一种想醒却又睡去的状态，像是见到了“夜的尽头”，像是和诗织一样，梦见一条正在下沉的船，梦见自己收集起来那些丢失的硬币，梦见黑暗从窗外弥漫进来。

必须醒来吗？死去的诗织仿佛是我看见的另一个梦，她陪睡在别人身边，似乎只能听见别人的喘息声，似乎只能感受别人梦境，似乎永远没有自睡的状态，而于我来说，在这复杂的爱情面前，也是如此，我感觉自己被睡眠缚住了，睡眠侵蚀了人生，到最后沉睡到连他打来电话也听不见的地步，“甚至我每次醒过来都觉得仿佛是死过去后又重新活过来似的。”因为爱着他，拥抱着他，却又想起他在医院的妻子，“也许他觉得在妻子去世之前不与她分手是一种体现自己绅士做派的行为。而且我的事情他无法向任何人诉说。”而设身处地为那个还没醒来的妻子考虑，她才是一个一直沉睡的人，沉睡在已经过去的时光里，沉睡在“何等深沉的夜色的底端”，而这种沉睡，是如何再也不会醒来了，是永远在自我的世界里。

吉本芭娜娜：就仿佛一觉醒过来似的

所以，陪睡的诗织，沉睡的妻子，都是一种再不会苏醒的故事，那么我和他，是不是也要走向这样一种不再醒来的贪睡中？死去的诗织在希望回到自己真实生活中的时候，曾对我说过的那句话看起来变成了一种启示录：“所以，他会感到不安。他要是考虑到你已经属于他了，他的处境就会相当不利了吧？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暂且是一个无，是一个保留物，是一个处于暂停阶段的存在，是一个买了来备用的物品，是人生的附加品。”一个无，一个保留物，一个暂停阶段的存在，一个买来备用的物品，一个人生的附加品，其实是隔离在真实的爱情之外的，爱情依然是复杂的，依然看见了夜的尽头，所以他会慢慢变老，而我则在贪睡中拒绝变成爱情中的女人。

而这也像诗织所说，“当你的呼吸和着这种睡眠中轻轻的鼾声时，说不定就把那个人心中的黑暗吸到自己的身上来了。”而这时，梦便不是一个人的梦，成了两个人的梦，甚至变成了许多人的梦，我的梦，他的梦，妻子的梦，甚至诗织的梦，在影子般吸取过来的梦里，只有沉重，只有寂寞，只有复杂，只有苍老，甚至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从相反的方向走的话，如果梦不再吸取他人的影子，如果梦只有单纯的在一起，甚至只有真实的自己，那是不是就是一种自我，一种苏醒？

我终于醒来，在睡了足足一个晚上之后，终于发现梦中的钟听了，发现屋内的电灯亮了，发现自己冲下楼梯，打开报纸，看见了真实而具体的时间，醒来，不求贪睡地醒来，不求沉沉睡去地醒来，也不求死去地醒来，那一场两个人去看的烟花终于照亮了夜空，“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不是烟花，而是在这样的夜晚，在这样的地方，相聚在一起同时仰望天空。重要的是我们互相挽着胳膊，与在这里的人们一起仰望着同一个方向，倾听响亮的烟花的声音。”

夜之于夜是不一样的，睡眠之于睡眠也是不一样的，在盛开的烟花中，在享受的爱情中，“真的就好像在刚才这一刻才醒过来一样，一切的一切都显得惊人的清澈、美丽。真的很美。”所以真正的睡去不是和无法逃离工作的诗织一样只能陪睡在另一个身边，不是和没有意识的妻子一样跌落在夜的底端，“祈愿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睡眠都能同样的甜美舒心。”相互挽着胳膊，相互等待烟花的下一次升起，相互去除梦中的影子，爱情或者人生，就是在这样一种苏醒的状态中看见自己。

但或者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烟花之外，总是有照不见的黑暗，总会有无法入睡的困顿，总会有下沉的船只，那些黑暗中的影子是容易进入人的内心的，即使在手挽手的烟花之后，岩永的心里的影子肯定还会存在，肯定还会吸取别人内心的孤独落寞，而《夜和夜的旅人》里，哥哥芳裕似乎就在这样一种黑影里看不见自己内心的那一个甜美舒心的梦。他爱上了美国来日本的留学生莎拉，而在莎拉回去之后，芳裕又赶去了波士顿，这像是对于爱情的执着，但是对于芳裕来说，这何尝不是一场陪睡的梦，何尝不是一场跌落在夜的底端的梦？莎拉怀孕了，最终芳裕和她分手，之后只能回到日本。关系破裂，像是搅乱了别人的生活才回来，也像是沉浸在一个虚幻的梦里最后才惊醒。可是，球绘却是爱着芳裕，那也成了一场复杂的爱情，而对于球绘来说，在她心中巨大能量块的芳裕是不是也会吸取别人的梦？

一场爱情，只是因为没有坚守，只是因为父母的反对，而改变了轨迹，“对，哥哥和球绘之间，即使不去有意撮合，也自小就存在着某种相互吸引的东西。像是一种什么时候会坠人情网的因素。年龄越是增长，恋爱的经历越是丰富，就越对对方感到痴迷。”与莎拉的爱情之前，还是与球绘的爱情之后？或者并不能苛求一种至死不渝的牵手，退出或者进入，其实就如那梦境一样，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以陪睡的状态存在的。所以在父母的反对中，在秘密的约会里，哥哥芳裕遭遇了一场交通事故，随后在球绘的等待中死去。而在芳裕死去的一年中，球绘似乎只能在夜色中，在一个人的独处中，“蹑手蹑脚地悄悄折入哥哥死后一直保持着原样的房间。”或者在梦中遇见了芳裕。所以说，陪睡的是芳裕，陪睡的也是球绘，在爱情的梦境中，他们似乎都在自己的世界里编织，而在最后，当莎拉又重回日本，而不敢见我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愧疚，一种对爱情舍弃的愧疚，“胜者到底是莎拉呢，还是球绘？”在爱情或者人生中，不是谁赢谁输的问题，也不是谁醒着谁做梦的问题，“两个人都是因为他而走到了自己也没料到的地步”。

终究是应该苏醒过来，当我和莎拉擦肩而过的时候，才发现那个先前怀孕而生下来的孩子是“褐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睛”，是莎拉和芳裕的孩子，所以莎拉才不愿和我们见面，才要小心翼翼问及芳裕死的时候有没有女朋友陪着，“夜和夜的旅人”其实是一种人生的过程，不在乎目的，也不在乎结果，只在自己的那个真实的梦境中。所以最后我和球绘的对话其实就如那在夜空中升起而开放的烟花，是可以激活一个沉睡而不愿醒来的梦，是可以照亮夜的底端的黑暗。

这是“一种体验”。在第三个故事里，同样有着不想醒来的梦，同样有着陪睡的人，同样有着沉入夜的底端的死，我为什么总是喝得晕晕乎乎迷迷醉醉地倒在床上的时候，才能听到那令人荡气回肠的歌声？歌声宛如一个打破梦境的声音，总是让我返回到夜的虚空里，返回到面对现实的窘迫中，“这是一种比天使的声音更官能性的、更加真实的、声音缥缈的歌声。”它唤醒的是喝了一杯啤酒、一杯琴东尼、杜松子酒，吃了带有白脱酱油味的爆米花的我，在酒醉的状态中我是应该遗忘一段三角恋爱，遗忘我曾经的男友，遗忘曾经一起爱上男友的女友阿春，“一切全都失去了也不在乎”，可是酒还是无法忘记一切，不在乎只是在睡梦中说的呓语，那歌声就在耳边，是谁回来了？

阿春已经死了，为什么会有她的歌声？她到底会告诉我什么？曾经同时爱上一个男人，而那个男人却总是彻夜不归，实际上在我和阿春之间既有惺惺相惜的怜爱，也有心有灵犀的感觉，这更是一种复杂的感情，甚至违背了某种伦理，“事实上，三个人混睡在一起的时有时他们两个人就开始做起来了，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要是换了别的女人的话，说不定当场就会把她杀死。”但是，对于阿春似乎从来没有过怨恨，“至少在阿春的身上，我好像慢慢懂得了男人的喜好。”阿春带给我的是一种“意象整体的不安定的跃动的感觉”，所以实际上是我通过阿春了解了男人，或者说是以阿春的魅力才使得三角恋走向一种共存状态。

但是男友最后离开了，阿春也死了，陪伴我的只有新的男友，只有可以喝醉的酒，只有那神秘的歌声。所以对我来说，如何能从这酒醉的状态中回来，如何能读懂飘渺的歌声，如何看见升起的烟花？在那个侏儒田中君的安排中，我在神秘的屋子里看见了死去的阿春回来，多少是一种超验，“不知道。因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曾感到孤寂。虽然其他时候也不曾感到孤寂，但跟你在一起时，好像最没有孤寂感。那时候，那个狂风大时候，我好像想要亲吻你。”阿春对我说，而这仿佛是对过去两个人误解的一种消融，是让那种睡梦在真实的情感中醒来，所以当阿春又从屋子里消失，我重新回来再次看见了一种美丽的夜，“不过，水男的笑脸还是与这寒冷而美丽的夜晚一模一样，笔直地抵达人的心头。”在眼前的男友，似乎就是打开了一个醒来后的世界，那美丽的歌声已远，那复杂的爱情已远，那醉酒的梦境已远，而剩下的也依然是一种挽着胳膊的浪漫，是一种独特色彩的人生，“水男搂着我的肩膀行走时，我明白了这一切。”

曾经经历的爱情，曾经走过的人生，在现在的某一时刻，总是会变成一种梦境，一种不愿醒来的状态，所以梦的边界有时候是需要自己去找寻，去体验的，诗织、芳裕和阿春，都是以死的方式写下了一段启示录，对于生者来说，是简便了一条本来复杂的路，所以会看见烟花，会听见歌声，会找到爱情，醒来是另一种回归，就像吉本芭娜娜在后记中所说：“人生只有一次。我已经睡了很长一阵子了，除了休息之外，我可以不必再睡了。”

纽约三部曲

2015-05-17 由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55·2150517·1180
	作者：【美】保罗·奥斯特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2年05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4.10元
	ISBN：9787533934002
	页数：334页

深夜突然而至的电话，一年而一无所获的跟踪，还活着的失踪者，在纽约这座“玻璃之城”里，到处是游荡的“幽灵”，总是闯入“紧锁的房间”，无论是电话、监视，还是书信，总是不期而遇，却又制造新的悬念，它们是现实的一部分，却又跌入到无限的虚构中，奥斯特正是抛弃了传统的侦探小说的路子，通过营造哥特式的紧张气氛，设置一个又一个悬念来诱使读者与之一起踏上追寻身份和存在意义的心灵之旅。而这种悬念，或者就叫孤独：“孤独包围着他，把他关在里面，随之而来的是他从未体验过的比恐怖更可怕的感觉。这使他非常迷惑，他总想尽快地从这种状态转入另一种，于是长时间来，他就在这两种极端的状态中来回折腾，不知道哪一种是真实的，哪一种是虚假的。”

《纽约三部曲》：这不是我的真实姓名 

这不是一个对事情有所觉悔的人写下的文字。他借着提出问题来回答问题，所以，每一个问题都是悬而未决，言而未尽，再又从头开始。从读到第一个字开始我就迷失在里面了，随后我只是摸索着往下读，在黑暗中踉跄而行，这本来是为我写的东西却让我两眼抹黑。
        ——《锁闭的房间》

锈迹斑斑的金属铃锤，鼓凸的手柄，没有锁的门，这是不设防的现场，这是可以直入的房间，但是这只是一个外面的空间，甚至只是一个引诱人进入的地方，而在那楼梯上，在那双开门的后面，却是一扇锁闭的房间，轻叩、叹息、呼吸，其实在里面也是确定的一个人，只不过在被禁止进入的命令中，这锁闭的房间永远是一个谜，一个无法进入也无法退出的谜，谜底在里面，属于那个叫范肖的人，而谜面在外面，属于我的世界，但是当一切被隔绝的时候，谜底和谜面其实永远无法走到一起，永远无法解读一个被设计的悬案。

提出问题是用来回答问题，当谜面就是谜底的时候，意味着必须消灭其中一项，是范肖还是我？“我站在这儿拿着枪。”这是范肖对我的警告，但是却不是为了自杀，“你要是破门而入，我就开枪。”看起来范肖只是为了让我不闯入这个锁闭的房间，也就意味着不想让我进入他的世界，进入他的生活，甚至进入他的过去，但是不想让别人进入，在一个谜面和谜底高度趋同的选择面前，其实没有选择，对于范肖来说，唯一的处理方式就是让自己彻底消失，“别叫范肖”是取消自己的名字，“都结束了”是取消自己的过去和现在，“那些书全是垃圾”是取消了自己的文本，而这种取消却必须保留一个没有谜底的谜面，“拿上笔记本回纽约去吧。这是我对你所有的要求了。”范肖取消了自己，却以死亡的方式完成了最后的命名，而门外的我呢，作为谜面的我呢？回到纽约？继续创作范肖的自传？继续和范肖的太太苏菲维持婚姻？甚至继续做着操范肖的母亲以攻击范肖？对于即将满足死亡的范肖来说，保留一个替身已经不是最后的目标了，让我离开这里回到纽约，其实是为了让我真正从谜面中返回，从锁闭的房间里返回，回到“我”的真正自我世界里。

“似乎到头来他唯一想要的就是失败——及至到了丢弃自我的地步。”但是这会让范肖如愿以偿吗？我在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前面，已经不再有自己了，从读到第一个字母开始就迷失在那里，而且还在往下读，一直读到最后一个字，而最后一个字却依然是第一个字母，一种轮回，一种循环，即使我将笔记本上的纸页一张一张撕去，将故事一个一个抹去，将字母一个一个销毁，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那趟火车是不是驶向纽约。

像是一个寓言，我是一步步成为范肖的替身，也一步步失去了自我。作为曾经的朋友，我其实早就进入了范肖的生活，但是直到范肖的太太打电话给我需要一种帮助之前，我都是范肖生活的一个旁观者。我只是替他分忧，或者只是替这个失踪了丈夫和父亲的家庭分忧，但是当我走了进去，我便再没有返回的可能。范肖失踪之后，我全权处理范肖的稿件，诗歌、小说、剧本，在这些不属于我的文本中，我完成了范肖太太的任务，但是这样的介入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爱上范肖太太苏菲，甚至和她结婚照顾那个年幼的孩子，看起来都是一种解救，而通过编辑出版范肖的书稿，也是完成一种心愿，但是就像那本出版的图书名字一样，《乌有之乡》并非是一个不存在的乌托邦，而是成为一个我必须进入的中心：“我在这世上的真实位置，结果就是超越自身的所在，如果那儿就在我的内心，却也无法定位。这是自我和非自我之间一个小小的通道，我生命中第一次看见这乌有之境就是世界真正的中心。”乌有之境成为真正的中心，就是遗忘现实和自我的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关于对好友帮助的故事可以到此该结束：年轻的天才作家去世了，而他的著作却流传于世，他的名字将在今后的岁月里被人记住。他童时的朋友搭救了那年轻美丽的遗孀，从今以后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这只是一个冒险的开始，范肖没有署名的那封信上也提出他和苏菲离婚，然后，让我跟她结婚。“我会为你祝福。孩子需要一个父亲，而你是我唯一期待的人选。”如果说结婚、照顾孩子、出版书稿只是完成朋友的嘱托，那么接下来写一本范肖的自传，则完全走向了一种替身生活，替身意味着那个叫范肖的人真正死去，替身意味着所有的历史和过往都被消除。但这无疑是一个悖论，我要做范肖，必须让范肖消失，而当范肖消失，也就意味着我也不复存在。范肖为什么要失踪继而成为一个不存在的人？这或者是最大的谜，十三四岁时与世界的隔绝和鄙视让他开始自我放逐，十六岁父亲得了癌症又让他和母亲的关系趋于紧张，实际上，范肖在一种极端中抵达自我，父亲死后他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完成了进入墓地的死亡葬礼，便表达了对于一个真实自我的真正毁灭欲望。而我介入他的生活，也几乎用一种行为艺术的方式让他死去，“我要来编造一个活生生的人再把他送进坟墓。”死去是为了抵达现实之外的自我，失踪当然也是。而我作为范肖的存在，开始了真正的替身角色，真正进入了一个再无脱身的悖论世界。

来到范肖的家乡，我开始了对范肖母亲的报复，而这种报复却以一种身体的毁灭方式展开，“跟我发生性关系就像是占有范肖一样——占有她自己的儿子——而在这黑暗的罪愆中，她再次拥有了他——而这只是为了毁灭他。”范肖母亲曾经赤身裸体在我面前，我在暴力中“碾压着这个女人，好像要把她碾成粉末似的”，因为只有用这样方式才能“通过她来攻击范肖”。攻击范肖，甚至杀死范肖，就是一种替身的完全替代。但是这种暴力却最后丧失我自己，苏菲的离去只是一个开始，我流落到巴黎街头，在一种羞愧中寻找已经不属于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其实也像是一种死，“也许是有那么几个瞬间，我体验到死亡的意味，目睹自己的死亡。”

悖论便是寓言，锁闭的房间里其实并不只有拿着枪的范肖，还有一个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我，我和范肖其实属于一种同体的命运中，相同的笔记本，相同的妻子，相同的文稿，甚至相同的存在方式，谜面就是谜底，提出问题就用来回答问题，我变成了一个空洞的符号，变成了一个没有意义的替身，变成了一个随时可以消除的字母。但是如果说“我”在《锁闭的房间》里是一次冒险的命名，那么那些第三人称的名字是不是可以走向一个真实的客体？不管是《玻璃城》还是《幽灵》，在漫长的悬疑中，我一直是隐匿在故事背后的，呈现在谜面里的是具体的名字，不同的颜色，甚至是复杂得没有答案的案件。

第三人称组成的链条，是不是就是现实的？是不是就没有了替身？《玻璃城》里是他，一个叫奎恩的人，这是一个三十五岁、结过婚、妻子和儿子都死去的男人，属于他的还有用威廉姆·威尔逊笔名写的图书，而这些图书里都有一个叙述者——私家侦探马克斯·沃克，本人、作者和叙述者，组成了一个三重自我的三重奏：“威廉姆·威尔逊似乎担当的是某个口技表演者的角色，而奎恩自己则越来越像个傀儡和假人，沃克呢，则是那个最后表明意图的生动活泼的声音。如果烕尔逊是一个幻觉，他便是为了证明其他二者的存在而存在。如果威尔逊是不存在的，他便是奎恩把自己渡向沃克的一座实实在在的桥梁。而且，沃克正一点一点地成了奎恩生命的一个呈现形式，成了他精神上的兄弟，孤境中的同伴。”三重自我，三重奏，其实是一个更大冒险的开始，像纽约这个城市一样，变成了无穷无尽的迷宫，在里面只有迷失。

但是三重奏似乎并不是全部，当奎恩接到一个求助电话之后，他又变成了侦探保罗·奥斯特，一个观察和聆听的角色，一个希望找出真相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被命名的最冒险之处在于他的虚构，当奎恩在电话中承认自己就是他们要找的保罗·奥斯特的时候，正是奎恩私下里庆祝的生日，这是一次重生，他甚至抛弃了奎恩的本名，抛弃了威廉姆·威尔逊的作者，抛弃了私家侦探马克斯·沃克的叙述者，而成为另一个他者，三重奏变成了四重奏，在复杂的关系和命名里，奎恩又会迷失在何处？

一个案子似乎很简单，一名叫彼得·斯蒂尔曼的人可能受到出狱父亲的谋害，所以被命名的保罗·奥斯特必须跟踪明天出狱的父亲。如果没有任何的岔口，这个任务可能会完成得十分顺利，但是危险在于这是一个充满了诸多可能的迷宫，每一个方向都通向不同的出口。而更重要的是，彼得·斯蒂尔曼是完全以逃避者的方式存在的，也就意味着跟踪那个可怕的父亲会成为一个冒险的行动。年幼时被父亲关在一个锁闭的房间里，整整九年，这是黑暗的童年，这是隔绝的童年，这是丧失语言的童年，所以彼得·斯蒂尔曼是作为一个实验品而存在的，而打电话的妻子是作为语言疗养师给了他重新说话的能力。名字和语言，成为一个形而上的哲学命题，在锁闭的世界里，其实像是一个巴别塔的寓言。父亲关了它整整九年，似乎就是在一种隔绝状态中让他重新寻找语言，重新建立自己的乌托邦，重新开始巴别塔的建造。

在父亲那本对于《花园与塔楼：新大陆的早期图景》的解读论文中，同样名字叫彼得·斯蒂尔曼的作者对于人类的巴别塔寓言进行了细致地论述，人类因为伊甸园的堕落而丧失了语言，而巴别塔作为对上帝的挑战，希望建立的是一个象征新的力量和语言的圣地，但是作为上帝对人类处罚的诫命，巴别塔最终倒塌，“至于塔本身，故事中说它的三分一沉到地底下去了，三分之一被火烧毁了，还有三分之一留在地上。”这似乎又是一个三重奏的命名，沉到地下、被火烧毁以及留在地上，三种不同的命运，似乎对应着三种不同的人格，但是当重建巴别塔成为一种预言的时候，实际上这三重奏的三种人格必将遭遇毁灭。

“巴别塔的建造成为一种障碍——因为人必须遍布全地——就必须被毁灭。当那一刻再次到来——即整个大地上的人都说一种语言发一种语音。如果这一刻到来，天堂也就不会太远了。”而彼得·斯蒂尔曼似乎坚信在语言的恢复之后，巴别塔就一定能重建，所以儿子被关闭九年丧失了语言能力就是为了新建语言的秩序，但是那一场大火却让儿子从锁闭的房间里逃了出来，这是对寓言的破坏，也是对于巴别塔这种虚构的彻底抛弃，所以在出狱之后，对于儿子来说，一定存在着一种被毁灭的危险。

但是无法重建巴别塔的语言，也无法寻找到真正的自我，被命名本身就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就像奎恩，当被拆解为Q-U-I-N-N字母排列的时候，一种必须抵达的解构就开始了：

“和TWIN（双子座）押韵，是“也和SIN（罪恶）押韵。这个QUINN，这……作为事物本质的……QUINTESSENCE（精华）。比方说，QUICK（快）。还有QUILL（羽茎），还有QUIRK（怪癖）。唔。还和GRIN（露齿而笑）押韵。更别提KIN（亲属）了，唔。非常有意思。还有WIN（赢得），还有FIN（鳍），还有DIN（喧嚣），还有PIN（大买针），还有还有BIN（箱柜）。唔，甚至还跟DJINN（神灵）押韵。唔，如果你说得没错，还有BEEN（BE的过去分词／存在）押韵。是的，非常有意思。我非常喜欢你的名字，奎恩先生。它一不留神同时拐向好几个不同的方向。

无数的可能，无数的命名，无数的自我，哪一个才是本质，哪一个才是意义？预言巴别塔将重建的亨利·达克的名字首字母是H和D，而这个首字母来自汉普蒂·邓普蒂，一个旧时童谣里一个从墙上摔下来跌得粉碎的蛋形矮胖子。蛋是什么，是还未出生时的状态，也还是孕育生命的起源，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悖论？在悖论里，一切的语言，一切的自我，一切的命名，其实都没有了意义，那么对于彼得·斯蒂尔曼的跟踪呢？无非是一个游戏，彼得·斯蒂尔曼结账走人了，彼得·斯蒂尔曼跳桥自杀了，当奎恩最后掌控着唯一的线索去找那个真正的私家侦探保罗·奥斯塔的时候，才知道跟踪趋向于一种失败。

自己是被命名的保罗·奥斯特，而眼前是真正叫保罗·奥斯特的人，谁是必须出现在这个谜案里的人？保罗·奥斯特说自己是个作家的时候，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他又变成了奎恩，那个以威廉姆·威尔逊的名字写作了作为私家侦探叙述者的马克斯·沃克的人，三重奏，三重人格，三种命名，最后却又走回到了没有终点的起点。当最后的五百美元支票失效，当最后的恶案子结束，当彼得·斯蒂尔曼从布鲁克林大桥上跳下，是不是这一个游戏就走向了终结？

但是，奎恩为什么自己懒得去查阅一下刊登斯蒂尔曼一九六九年被捕消息的报纸？为什么要相信奥斯特所说斯蒂尔曼已经死了？甚至如果他当时跟踪第二个斯蒂尔曼，而不是跟第一个走的话，结果会怎样？依然是诸多可能，依然是一个迷宫，依然是无法建立统一的巴别塔。而在这个语言的寓言归于失败的时候，在《幽灵》里却是一个另一个关于无限可能的故事，“最先出现的是布鲁。再是怀特、布莱克相继登场，事情开始之前还有个布朗。”布鲁是Blue、怀特是White、布莱克是Black、布朗是Brown，他们分别是蓝、白、黑、棕四种颜色的命名，再加上酒吧的侍者瑞德Red、妓女范雷特Violet，完全组成了一个多彩的颜色世界，“我们所目睹的每样事情，我们所接触的每样事情——这世上每样事情都有自己的颜色。”每一种颜色都是一个可能，就像语言一样，是无法找到最终一统的巴别塔。

所以布鲁接受怀特的任务去跟踪布莱克，最后也变成了一个无法退出的寓言。跟踪他，和他买一样的书，记录他的行踪，然后交给一千零一号邮箱，看见戴着面具的人取走监视报告，但是布莱克是不是就是眼前被监视的人？那个戴面具的人是不是怀特？在无休止的跟踪中，布鲁失去了自己的女友，甚至最后失去了自己，他装扮成乞丐杰米·罗斯，被跟踪的布莱克说成“很像沃尔特·惠特曼”，而这新的身份看起来是接近布莱克，实际上却把眼前的布莱克打进了“幽灵”的行列，“是啊，我们四周环绕着鬼魂。”而监视的意义最后变成了对于活着的一种见证，而布鲁在监视布莱克的同时，也被布莱克监视。这是双重的监视，当布鲁在布莱克的房间里发现了自己写就的监视报告的时候，所有的意义都被取消了，不仅取消，还被关在了逃不出的锁闭的房间里，“布莱克在里边，坐在床上，又戴上了面具，就是布鲁在邮局见过的那个面具，他右手举着一把枪，一把点三八的左轮手枪，足以在近距离内把一个人打开了花，这把枪正对着布鲁。”

命名和被消灭其实是同一个道理，不管是奎恩、威廉姆·威尔逊、马克斯·沃克，甚至是保罗·奥斯特组成的语言链条，还是布鲁、怀特、布莱克和布朗组成的颜色链条，一端不是起点，另一端也不是终点，无数的可能，无数的意外，无数的迷局，无数的房间，最终都不是那个真实的我。我去了哪里？我不是范肖的替身，我其实在另一个文本里，《幽灵》里，我出现了：“在我隐秘的梦境里，我喜欢想象布鲁登上了一艘邮轮去了中国。就让他去中国吧，或者，我们就别管他去了哪儿了。而现在布鲁从椅子上站起来，戴上帽子，走出房门。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而在《玻璃城》里，我也出现了，“我尽可能仔细地着这红色笔记本来叙述，如果这个故事有任何走样的地方，责任自然在我。有几处地方文本解读尤为困难，我只能尽最大努力去还原其意，并避免去做任何强作解人的阐释。”只有当第一人称的我出现之后，故事才真正走向了终点，一个不可知的终点，“什么都不知道了”的终点，“避免去做任何强做解人的阐述”的终点。

苦妓回忆录

2015-05-17 由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65·2150517·1179
	作者：【哥】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出版：南海出版社
	版本：2015年03月第1版
	定价：25.00元亚马逊12.60元
	ISBN：9787544275590
	页数：114页

“我唯一的解释是，就像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事会被忘记一样，有些未曾发生过的事也可能留在记忆里，彷佛真实发生过一般。”作为马尔克斯小说的封笔之作，首印130万册、一周内加印50万册的西班牙语出版奇迹只是写在腰封上的数字，《苦妓回忆录》像是对于马尔克斯叙事的一次真正告别，一封情书带来的是爱的渴望，还是一种虚无？一个老记者为了庆祝自己的九十岁生日，给妓院老鸨打电话，要找一个处女过夜，重温旧年激情，真正面对少女时无动于衷更像是一个寓言，而这种疯狂的爱给他带来的仅仅只是回忆，是自己一生的风流与荒唐，是历历在目的情欲与混乱之爱的轨迹，是一生的堕落而孤独。这或者正像七十岁的马尔克斯一样，在老去的记忆中找寻一种极端、纯洁、不可能的爱的价值。

《苦妓回忆录》：弥留之际死于美好的爱情 

那晚，我为一切都做好了准备，我躺了下去，等待着最终的疼痛在我九十一岁的第一时刻降临。我听见了远处的钟声，闻到了侧身睡着的黛尔加迪娜灵魂的芳香，听到了地平线上的一声呼喊，以及也许一个世纪前便死在了这卧室中的人的啜泣。

一晚是一生，或者，一生便是一晚，浓缩的一晚，仪式的一晚，救赎的一晚。九十岁的最后一天，九十一岁的第一天，在白天和白天之间，在人生和人生之中，躺下去等待只是一个仪式的一部分，爬上楼梯是拖着沉重的双腿，还有冷漠的那个世纪的“巨大重量”，但是一张母亲芙萝莉娜·德迪奥斯·卡尔加曼托斯的床，仿佛重生了一些记忆，一些爱，以及一些祝福，看见曾经的死亡放在面前，对于我来说，却变成了一个求生的欲望，所以给卡瓦尔卡斯的那个电话，交给她的那些信，可怕结局之后的安排，都变成了人生的另一个延续，只有在死亡的重量里，我才能感觉到一种生的荣耀。

无非是弥留之际的安慰，那远处已经敲响的钟声，那黛尔加迪娜发出的灵魂的芳香，以及地平线上的一生呼喊，一个世纪前的死其实已经变成了想象中的记忆，而现实的黑暗里，也变成了覆盖前世的遮羞布，拉起黛尔加迪娜的手指，十二滴眼泪、十二次钟声，像是对于仪式的一次完满皈依，“荣耀的钟声和圣日的爆竹响起，它们都在庆祝我健康平安地活到了九十一岁。”没有死亡的威胁，只有重生的祝福，对于我来说，从九十岁而过，从黑夜而过，便是新的黎明，新的清晨，新的白天，新的人生，“清晨六点十五分，我的家沉默而有序，正要披上幸福霞光的色彩。达米亚娜在厨房放声歌，而那只起死回生的猫在我的脚踝旁卷起了尾巴，跟着我走到书桌前。”生命的活力只在于一种被唤醒的爱情，就如卡瓦尔卡斯所说：“这孩子正疯狂爱着你呢。”爱着延续生命，爱着洗涤寂寞和冷漠，爱着看见幸福的色彩，“真正的生活开始了，我的心安然无恙，注定会在百岁之后的某日，在幸福的弥留之际死于美好的爱情。”

弥留之际是死亡的逼近，却也是美好爱情的开始，这是不是一种悖论？而走过九十岁人生的我经历了堕落生命力的不幸，经历了充满谣言的婚姻，经历了疯狂爱欲带来的道德负罪感之后，仿佛在钟声敲响的时候清除了所有的过往，以一种“无爱之爱”的方式找到了人生的最后注解。新的开始，真正的开始，就像曾经十四岁的黛尔加迪娜在那张租来的巨大的床上熟睡一样，赤裸而无助，“宛如初生”。但是这样一种赤裸的“初生”在曾经的故事里，却充满了兽性，充满了肉欲，一种安睡的状态其实是不设防的，甚至没有衣服的遮蔽，只要十四岁的黛尔加迪娜完全作为一个妓女而进入我的视野，所以对于我来说，她唤醒的是我的肉欲，是我对九十岁人生的一次总结，“活到九十岁这年，我想找个年少的处女，送自己一个充满疯狂爱欲的夜晚。”而且必须是处女，必须在今晚，在肉体和肉体的媾和中，在金钱和金钱的交易中，或许永远不存在道德，永远没有罪恶感和羞耻感。

“到五十岁时，我已经分别和五百一十四个女人至少睡过一次了。”这便是我的对于欲望的数字化经历，从二十岁左右开始做记录，将每一个上床女人的名字、年龄、地点以及对情境和风格的简要提示都记录下来，对于我来说，五十岁的人生之中只有这样的肉体，这样的数字，这样的交易，记录下来的意义并非是炫耀，也并非是报复，而是用这些素材讲述“我堕落生命中的不幸”。我命名为“不幸”，是因为受伤，是因为被骗，是因为无法逃脱某种宿命。母亲作为富商的千金，是引人瞩目的莫扎特演奏者，是通晓多种语言的加里波第拥护者，是这座城市里拥有无双天资的绝代美人，可是最后的死亡却只留下那一张床，一张没有有爱的床。而对于我自己，我就是一个没优点没光彩最没用的人，一个只是为报纸写专栏的人，一个“没有狗没有鸟也没有用人”的人，甚至“只有忠诚的、把我从那些意想不到的困境中拖出来的达米亚娜”，每周过来做她需要做的家务。仅此而已，所以，不管是五十岁之前的堕落，五十岁之后的寂寞，都是对内心之爱的抹杀和压抑。

而那个有着某种仪式的婚姻呢？赤身裸体的希梅娜·奥蒂斯是被撞见的，却变成了“从未交谈便疯狂地爱上了彼此”的爱人，求婚，交换戒指，发布婚礼公告，以及那个在“上帝的权能”酒馆开的舞会，所有的仪式最后都变成了一种对爱情的亵渎，我许下了“直至我入士之日的幸福和供养”最后也变成了谣言：希梅娜当晚就出国了。不是逃避，像是一种游戏，疯狂地爱上彼此就是疯狂地游戏对方，到最后都为某种无爱的生活注入了新的耻辱。所以对于我来说，也许在那无休止的肉欲生活中才能获得某种安慰，获得解脱。

可是，即使引用西塞罗的句子“没有老人会忘记自己的宝贝藏在哪里”，对于一个垂垂老矣的男人来说，最无力抵抗的就是记忆，那些女人，那些欲望，那些肉体组成了生命的物主义，被包围，被覆盖，被困扰，而对于我来说，人生的缺失并非只是来自爱情，还有社会，还有制度，还有人性。那靠祖父靠贩卖妇女发财做了半路出家记者的马可·图里奥，那用“托尔克马达”之笔审查的可恶的九点先生，那些连猫也不放过的街上巡逻队，都组成了一个个像爱情一样的谎言，无处逃避的现实即使写了抗议信又有何用？
 
而只有十四岁的黛尔加迪娜会是拯救者吗？她是年轻的处女，她是出生的婴儿，但是她一样无法逃脱这样的现实，她要先哄弟弟妹妹吃饭睡觉，还要照顾因风湿病而瘫痪的母亲上床休息，之后才能接客，而在我的床上之前，地下妓院老鸨罗莎·卡瓦尔卡斯又给她服用了熟睡的药，实际上，黛尔加迪娜是一个和我一样被伤害的人，是一个被推向死亡边缘的人，赤裸而无助，就是她最生动的注解。而在这无助面前，我对于她的“看见”其实是对于自我境遇的一种认同，“于是我在她耳边唱道：黛尔加迪娜的床被天使围绕。她放松了些。”妓女被天使围绕，这也是一种悖论，道德的恶被解救，全都在于我的想象，而面对一个“年轻的处女”，“一股热流从我的血管里蹿涌上来，我迟缓的兽性从漫长的睡梦中苏醒了。”苏醒是回到从前，还是新生的开始？她熟睡，其实是一种受害者，而我在旁边，即使有着被唤醒的兽性，也即刻被消灭在无爱之爱的崇高和愉悦中，“那一晚，令发现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愉悦，便是在没有欲望相催、没有羞怯阻碍的情形下欣赏一个熟睡女人的身体。”

没有进入她的身体，没有破坏的处女，肉欲甚至已经让位于灵魂，那个房间，那张床，那个夜晚，都像是留给两个人的城堡，隔绝着社会，隔绝着记忆，隔绝着那不幸的家庭生活，我用口红在镜子上写道：“我的小姑娘，在这世上我们两个孤单做伴。”我在浴室的镜子上写下：“黛尔加迪娜，我的生命，圣诞节的微风已经来了。”用充满挑逗的口红写出了灵魂深处的呼喊，这像是一个象征，超越肉体和欲望，而归于一种神圣的救赎。而这种救赎看起来是对黛尔加迪娜的，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我给她读《圣经》、《小王子》、《圣经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将所有有关的肉欲都剔除干净，而且在她十五岁生日的时候送了她自行车，还亲吻她全身。

十五岁生日，九十岁生日，不管是黛尔加迪娜，还是我自己，都希望有这样的一种仪式，寻找身体的归宿，寻找灵魂的救赎，“在夜里，我感觉她离我是那么近，甚至能察觉到卧房里她呼吸的声响，我枕头上她面颊的轻轻颤动。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我们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做那么多事。”但是这样一种爱，一种灵魂，却完全是一种投影，黛尔加迪娜始终以熟睡的方式出现，始终以赤裸的初生样子展示，所以在这个“无言”的象征面前，我其实是脆弱的，敏感的，甚至那一个“苦妓”的身份，让无爱之爱变得有些畸形，“我梦中的姑娘”其实在一种隆重的仪式面前变成了恐惧，而离开夜晚之后，离开房间之后，离开熟睡的大床之后，一切又以相同甚至加剧的方式伤害于她，最后也伤害于我。

“性是一个人在不能得到爱时给自己的安慰。”问我为什么不和她结婚，我的回答是把性有关的肉欲当成了一种无爱的安慰剂，但是当无爱之爱以想象的方式降临的时候，性又该安置在何处？当我的身体逐渐走向死亡的时候，爱如何存在？在压抑的现实里，想象也是脆弱的，“她还没有和人发生过关系，但是会结婚，最终在很老时死去。现在她身边有个深色皮肤的男人，但他并不是她此生的归宿。她本可以有八个孩子，但会决定只要三个。三十五岁时，如果她能依照心意而不是理性行事便能赚得大钱，四十岁时还会得到一笔遗产。她会去很多地方。会有双重生活也会有双重运气，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对于她的未来的另一种想象，和床无关，和熟睡无关，和初生无关，这是解构的开始，而更为无奈的是，在解构她的爱的同时，我也在解构自己。
 
黛尔加迪娜仿佛失踪，我疯狂地寻找某种想象的爱，“从前，我一向觉得为爱而死不过是诗歌的特权。那个下午，当我在没有了猫也没有了她的境况下回到家里时，我证实了人不但可能为爱而死，而且我，老迈的、不拥有任何人的我正在为爱死去。”还是关于身体，黛尔加迪娜不在床上的身体，我老迈的身体，共同的身体寓言使得寻找变成了一种可笑而伤害自己的行为，失踪是关于爱的失去，也是关于贞洁和灵魂的再次堕落，当床上再次出现黛尔加迪娜的时候，我才发现“她长到了些”，而这种长大对我来说已经完全变成了陌生人，“但是我不可能认错了人，因为她的乳房已经长到我不能一手握住的大小，腰身也已成形，骨骼亦更加结实匀称。我喜爱这些自然而健康的生长，但那些人为的矫饰让我晕眩：假睫毛、涂上珠光甲油的手指甲脚指甲，还有与爱情毫不相关的廉价香水。然而使我失去理智的却是她戴在身上的财富：镶绿宝石的金耳环、天然珍珠项链、缀满璀璨钻石的金手镯，以及套在每根手指上的宝石戒指。”一切外在的属性装点着她，一切外在的东西破坏了她，她似乎不再属于我，也不再属于她自己，她重新回到了她自身的起点：婊子。

九十岁发现了自己的本性，九十岁又在这样一种歇斯底里中丧失了自己，“一个人最终一定会变成他人心目中的那个他。”引用凯撒那句阴险的话，其实是把黛尔加迪娜推向了一种自我命名的深渊，也把自己放在了生命的对立面，肉欲死去，爱情死去，而最后是不是就是身体的最后死去？那么即使有堕落的不幸，即使有强烈的羞耻感，即使有无爱之爱，对于生命来说，死亡看起来也像是最后的仪式，最后的解脱。“只有死亡是确定的”，但是当我站在年轻的医生面前，听到的却是四十二年前被他祖父同样说出的话，时间仿佛没有改变，“您总会处在某一个年龄”，这个年龄里没有必然的死亡，只有对死亡式追求的欲望摆脱，但是医生的回答是：“以您这么好的状态，还真不容易走到那儿。真的非常抱歉，我不能让您满意。”

“从小我的羞耻意识就比死亡意识更强烈。”但是当经历了无爱之爱，和像诗歌一样“为爱而死”的美好之后，死亡意识才被凸显出来，而这种死亡意识更是生命意识，由肉欲而灵魂，由自灭而自救，对于最后的黛尔加迪娜来说，完全被符号化了，度过了十五岁生日的她已经走在了另一条路上，那被叫做“婊子”的自我属性似乎再我被改写的可能，所以即使在我九十一岁到来的夜晚，在十二滴眼泪中，在十二次钟声里，在双手交叉的共眠中，在平安健康的祝福中，生命到底会走向哪一个天明的日子？符号化的爱情变成了永恒，这也许是对于死亡最大的认同，九十一岁而新生，而延伸，而到了百岁之后的某日，我的生命之路，会“在幸福的弥留之际死于美好的爱情”。

爱情而美好，或者是我最后的希望，弥留之际看见美好和幸福，必然是消除了一生的羞耻，必然涂抹了一生的罪恶，必然磨灭了一生的记忆，现在而未来，只是保留在一面用口红书写希望的镜子里，镜子里有熟睡的黛尔加迪娜，宛如初生的黛尔加迪娜，永远不足十五岁的黛尔加迪娜。

局外人

2015-05-17 由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38·2150517·1176
	作者：【法】加缪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0年01月第1版
	定价：19.00元亚马逊9.60元
	ISBN：9787533929671
	页数：138页

“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有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依然是幸福的。”冷漠的世界里或者有爱和幸福，但是最终指向的却只是荒诞和虚无，而在这样荒诞和虚无的世界里，加缪却敞开心扉进行着反思和对抗，萨特评价说：“加缪在本世纪顶住了历史潮流，独自继承着源远流长的警世文学。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主义，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胜负未卜的宣战。但是反过来，他以自己始终如一的拒绝，在我们的时代，再次重申反对摈弃道德的马基雅弗利主义，反对趋炎附势的现实主义，证实道德的存在。”在这条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上，优雅的无聊也是一种态度。

《局外人》：偶然性对良知毁坏已经很多了 

我全身紧绷，手里紧握着那枪。扳机扣动了，我手触光滑的枪托，那一瞬间，猛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切从这时开始了。我把汗水与阳光全都抖掉了。我意识到我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上不常的寂静，在这种平衡与寂静中，我原本是幸福自在的。接着，我又对准那具尸体开了四枪，子弹打进去，没有显露出什么，就像我在苦难之门上急促地叩了四下。
      ——《第一部》

拿起枪的是自己的那只手，扣动扳机的也是自己的那只手，之前的致命一枪，之后的补射四枪，之前滑过而扣动，之后用力而射击，之前的无意识，之后的有意识，也都是自己的那只手，对于我来说，之前和之后被完全分割成两只手，两种状态，以及两个世界。在那个阿拉伯人倒下之前，我是平衡和寂静的，是幸福而自在的，而在他人的死亡突然到来之后，我是震惊和恐惧的，是苦难而罪恶的。

是因为有人把我的手拿去了，是因为有人把刀子对准了我。雷蒙让我写的那封恶意诋毁而惩罚情妇的信，我只是写得有点随便，就像自己的手不属于自己，只为了尽可能让雷蒙满意，而在那只手被拿去之前，我也是对于雷蒙和情妇的故事缺乏兴趣，雷蒙问我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我说没什么看法，只是有趣，而在没什么看法之前，雷蒙表示要成为我的朋友，我也说“做不做都可以”，仅此而已，却进入了雷蒙的故事，不是闯入，是被拖入。和生活的所有状态一样，我是一个由着别人拖入故事的人，甚至当那个跟踪的阿拉伯人将明晃晃的刀对准我的时候，我也是完全不知道自己会用曾被别人拿去写信的手扣动扳机，而且，阿拉伯人和雷蒙打架的时候，被割伤的那只手也不是我的，是雷蒙的，在躲到大岩石之后，阿拉伯人终于用手抽出了刀子，“在阳光下对准了我。”

似乎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第一个可以做出判断的人，第一个可以采取行动的人，没有伤害，只有威胁，所以当扣动扳机，在一枪之后又补射了四枪，对于我来说，那只手第一次回到了我的身上，这是对于主体意识的第一次体验，而这第一次却把自己推向了罪恶的深渊。

“生活仍是老样子，没有任何变化。”这是我对于生活的态度，似乎无所事事，似乎事不关己，所以在生活的局里，我就是一个游离状态的人，就是一个看不见变化的人。在马朗戈养老院住了三年的妈妈死了，对于我来说，应该是一件人生最悲痛的事，可是我似乎不记得妈妈的年纪，连妈妈死去的日子也模糊了，“今天，妈妈死了”的叙述之外是，“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妈妈活着的时候因为没有能力赡养，而进了养老院，三年的时间，对于我来说，似乎是一种遗忘，甚至到了妈妈死去的时候，面对遗体，也只是觉得是一个死者，“什么意义也没有”，而唯一的意义是，当妈妈下葬之后，当死亡定论归档之后，才会有一种“正式悼念的色彩”。

我把妈妈送进养老院，我在妈妈死之后守灵时吸了一支烟，还喝过一杯牛奶，没有过度的悲伤，没有痛苦的感觉，这是我第一次见识的死亡，像是在我之外发生的故事，所以在妈妈葬后的第二天，我去会了女友玛丽，一起游了泳，抽了烟，看了一场电影，但是这也并非是爱情，我只是在看电影的时候抱吻了她，只是在游泳的时候碰了她的乳房，对于我来说，玛丽是以一个情欲化的女人而出现的，“我见了她就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因为她穿了一件漂亮的红色条纹连衣裙，脚上是一双皮凉鞋，乳房丰满坚挺，皮肤被阳光晒成了棕色，整个人就像一朵花。”所以在妈妈时候，我的生活恢复常态，我要做的事情仅仅是“急于搭上公共汽车，急于回我的家，急于上床做爱”。

而等到玛丽问我时候愿意跟她结婚，我的回答是：“结不结婚都行，如果她要，我们就结。”因为在我看来，我肯定不爱她，只是玛丽需要，我就可以结婚。不记得妈妈的年龄，不记得她的死亡日期，在下葬后又和女友推调情，对于我来说，“人们永远也无法改变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所以当玛丽问我是否结婚时，我说结不结都行；所以当老板问我是否去巴黎办事处的时候，我说我不愿意改变生活；所以当雷蒙问我可不可以做朋友时，我说做不做都可以；当雷蒙交给我那把枪对付跟踪的阿拉伯人时，我想着“既可以开枪，也可以不开枪”。结不结婚、做不做朋友、去不去巴黎、开不开枪，像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对于我来说，都是随机，都是可能，也都是在我之外的“局”——一切和我无关，一切都不是我愿意，一切都是被拖入其中。

但是当一声和四声枪响之后，当子弹射进了别人的身体，当我制造了死亡的时候，一切也都改变了，我已经无法躲避，我成为一个罪犯——被自己也被别人命名为“罪犯”。从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不会无法改变的局外人，一下子进入到了被审讯被质问的罪人，我似乎第一次有了强烈的自主意识，而在司法机构里，我也再也无法从这个“局”里变成局外人。偶然写信，偶然杀人，都无法成为理由，所以当雷蒙向庭长陈述，说我写那封恶意诋毁的信是一种偶然，说到海滩面对阿拉伯人是一种偶然，但是检察长却反驳说：“在这个事件中，偶然性对人类良知的毁坏已经很多了。”

不仅仅是道德的谴责，也变成了法律的制裁，去除了偶然，也必定是进入了必然，去除了无辜者，也必定被架空成杀人犯。被安排的律师提醒我说，可以把妈妈的死作为当时开枪时悲伤心情的注解，也就是说，因为失去妈妈的悲伤，而使自己情绪失控，所以叩动了扳机，这是设置好的情绪表达，但是我却提醒他，安葬那天的事与犯案毫无关系，“不，因为这是假话。”违背了被设计的理由，错失了自己寻找的合理理由，律师认为我从未与司法打过交道。所以对我来说，那是一个陌生的司法体系，是在我之外的存在，是把我强化为杀人犯的机器，所以预审法官对于我这样一个从未与司法打过交道的人的质问便是：“你到底爱不爱妈妈？”““您为什么在第一枪之后，停了一停才开第二枪？”“为什么，为什么您还向一个死人身上开枪呢？”

偶然变成了必然，为什么记不得妈妈的年龄，为什么不想见妈妈的遗容？为什么在守灵时抽烟，为什么在妈妈下葬的第二天去游泳？去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去看滑稽电影、放声大笑？这所有的为什么就是一个司法制度下必然的局，“是的，我控告这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所以这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杀人案，“不是一个未经思考、不是一个当时的条件情有可原、不是一个值得诸位考虑不妨减刑的罪行。”预审法官、陪审员、庭长，组合成的司法体系对于我来说是咄咄逼人的，而在被不断强化不断说出必然性的理由之后，我再一次被拖入其中，在一个被设置好的故事里成为主角，“这时，我感到有某种东西激起全大厅的愤怒，我第一次觉得我真正有罪。”

从偶然到必然，从无辜者到罪犯，故事在“应该”的情境下这样发生：我先是与雷蒙合谋写信，把他的情妇诱骗出来，让这个“道德有问题”的男人去作践她。后来我又在海滩上向雷蒙的仇人进行挑衅。雷蒙受了伤后，我向他要来了手枪。我为了使用武器又独自回到海滩。我按自己的预谋打死了阿拉伯人。完成这样的命名，并非是全部，接着预审法官从人性角度出发，有把我拖入到另一个局里，对妈妈的死没有悲伤之情，对杀人充满了偶然的借口，那么我就是一个灵魂空虚的人，是毫无人性的人，是需要被救赎的人。甚至将我的案子和之后的弑父案件联系起来，法官认为，“一个在精神心理上杀死了自己母亲的人，与一个谋害了自己父亲的人，都是以同样的罪名自绝于人类社会。”在他看来，前一种罪行是后一种罪行的准备，它以某种方式预示着后一种罪行的发生，并使之合法化。

从现实意义变成宗教意义，所以在这个局里，我就应该忏悔，就应该得到上帝的宽恕，预审法官的信念是：“任何人的罪孽再深重，也不至于得不到上帝的宽恕。”他们给我安排了律师，也给我请来了神甫，为了灵魂的救赎，为了罪孽被宽恕，“我，我是基督徒，我祈求基督宽恕你的过错，你怎么能不相信他是为你而上十字架的？”但是在这个道德法庭里，我似乎在这些被预设的局里成为另一个自己，一个不认识的罪犯，一个没有信仰的罪人。我和非我，同样在命名中奇怪地组合在了一起。但是实际上，对于我来说，不想改变现实，不想改变生活，并非是一种空虚，而是一种无奈，不能赡养妈妈，没有更好地准备结婚，没有真正的朋友，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我”，一个无法脱离现实的“局”的小人物。

其实，在那种无所事事的表面，在那种心灵空虚的生活里，我还是有着自己的态度，我从来不喜欢警察，从来不喜欢巴黎，从来不相信上帝，“从来不”反而是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因为不论是警察，是巴黎，是上帝，都在现实里被扭曲了，被异化了，而在这些“从来不”的反对中，我也有着肯定的态度，在监狱里，我产生了强烈的自由意识，在玛丽无法来看望我时，我产生了强烈的情欲，在不允许抽烟的情况下，我“从床板撕下几块木片来吮咂”，而到神甫要我皈依上帝的时候，“我扯着嗓子直嚷，我叫他不要为我祈祷，我抓住他长袍的领子，把我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猛地一股脑儿倾倒在他头上。”

我有强烈的渴望，也有强烈的不满，肯定和否定，其实在我的世界里从来都没有缺席，只是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局里，偶然和必然，肯定和否定，却没有任何区别，“这么说来，被指控杀了人，只因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而被处决，这又有什么重要呢？沙拉玛诺的狗与他的妻子没有什么区别，那个自动机械式的小女人与马松所娶的那个巴黎女人或者希望嫁给我的玛丽，也都没有区别，个个有罪。”在被判定的有罪世界里，“断头机毁灭了一切，一个人被处死，无声无息，真有点丢脸，但准确无误，快捷了当。”

所以不管是杀人而被判处死刑，还是年老而走向死亡，也不管是阿拉伯人在枪声中被毙命，还是自己在断头台上被处死，“总而言之，没有比这更一目了然的了。反正，是我去死，不论现在也好，还是二十年以后也好。”没有了偶然，一定要走向必然，之前和之后，自由和关押，抽烟和吮咂木板，又有什么区别？所有人都是局外人，所有人也必须被拖入这个怪圈里，所以对于这个和自己一样的世界，我最后可以做的，也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像所有灵魂空虚的人，所有恶行缠身的人，所有苦难无望的人一样，“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

巴卡卡伊大街

2015-05-17 由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38·2150517·1175
	作者：【波兰】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5月第1版
	定价：27.00元亚马逊13.60元
	ISBN：9787532152353
	页数：230页

“今天，当我重读这些相距遥远的短篇小说，我对自己说：嘿！挺丰盈的啊，它颤动着让人惊奇的‘短路’，以及出乎意外的景象，仿佛噼里啪啦串响着诙谐和游戏！……这是为了使诗意显出高贵，为了在荒诞中抵达神圣的无知。”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如此评价创作生涯中唯一一部短篇小说集里的作品。1933年首次出版时名为《未成年时期的记忆》，1957年再版时增加了五篇，作者将集子改为现名，巴卡卡伊大街是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住过的一条街道的名字，贡布罗维奇在多年之后重读自己这些早期作品，依然为之赞叹，而不是悔其少作。这是贡布罗维奇创作生涯的开端，也是打开其长篇小说的一把钥匙。收录了《一件臆想杀人案》、《老鼠》、《宴会》等十篇短篇小说。

《巴卡卡伊大街》：味觉来自母亲的奶水 

但是，每一个女仆都是有丈夫的，而这个丈夫如果爱她，就是激情地爱她作为美与丑的整体，所以，虽然可以谈论丑陋，但是她也是有人爱的。既然有人爱，为什么还要强制她呢？
        ——《在厨房楼梯上》

不是因为爱而可以谈论美丑，而是没有爱而被强制，对于女仆玛蕾霞来说，她的双手不是只为挎篮子，不是只为干杂活莫不是围绕着猪、油炸技术和可可油，她的双手被一个在外交部工作的男人摸着，并且说着“我很喜欢您。从元帅大街上我就跟在您身后的”，像是偷偷摸摸，却以一种“清洁”的名义要挟和占有，而当这样一种要挟和占有变成对“最甜蜜的怯懦”的反抗理由，整个事件就变成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暴力。外交部官员与“和大萝卜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的女仆，构成了一个美与丑的整体，构成了对于所谓欲望的合理关系。

但是外交部官员的妻子呢？沉默寡言、和气安顺，“她的腿像亚麻一样柔软，很长，脚背十分纤细，这一切都最雄辩地证明了我的优雅趣味，而且她的侧影也是灵活又雅致的”，雅致的妻子是女仆的“解毒剂”，但是一个“当然也是欧洲人”的官员，在外观的整齐和清洁中，并不是和雅致组成一个高贵的整体，而是用手中的权力破坏如果有人爱的女仆。欲望的满足变成了合理的理由，“清洁，当然，首先是清洁。清洁就大胆！”所以可以拉着手，可以说着喜欢，可以在厨房楼梯上胡作非为，但是女仆的反抗并不能争取到自己的清白，“天下第一号恶棍”的背后是一个无法动摇的体系，即使最后变成了宛如一场梦境的占有，那雅致的妻子仍然会马女仆偷了一枚戒指，无法被更改的身份，无法被释然的举动，对一个没有丈夫所爱的底层女人来说，美与丑是被截然分开的，甚至最后还是变成了最正面的一种冲突，“这个女仆抓住我妻子的头发使劲拽、拽，我还像在一团浓雾当中听见妻的求救声：‘菲利普！’”

两个女人的争斗，其实是两种身份的交锋，其实没有谁胜谁负，而我只是在如梦幻的浓雾中听见求救，听见厮打，听见强制。雅致的清洁只不过是一种借口，那龌龊而卑鄙的手段只是破坏一种规则。而在《科特乌巴伊伯爵夫人府上的会饮》里，伯爵夫人只是在每周五的素餐参会上“为自己保留一点乐趣”，这是一种家族式的高贵，“似乎科特乌巴伊伯爵夫人隐蔽的思想就是神圣三位一体的某种新的防御城堡，用以对付现代的野蛮风气”，但是在这种防御面前，美与丑也并非作为一个整体，那汤里的头发，我打出的喷嚏，仿佛都是对于神圣思想的一种破坏，源自家族的高贵并非是永恒不变的，甚至它只是这一些破坏行为的证明，侯爵夫人说：“年轻人，味觉是来自母亲的奶水的。”

可是已故母亲出身于德鲁贝克家族只不过是一种空泛的符号，就像周五的素餐一样，只是一个自封的借口，那些被邀的客人说着高等的语言，也骂出脏话，“她彻底疯狂”、“不可思议”、“难以相信”、“十分怪异”和“狗血”、“瘟疫”其实组成的是同一个体系，而在这个体系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高人一等，都认为自己延续着家族的优良传统，“我不否认，他们的高贵、细腻、礼仪、文雅依然是高贵的、细腻的、礼仪的、文雅的，毫无疑问，都是臻于完美的——但是同时不知为什么又是这么令人窒息，所以我倾向于假设，全部这些光辉的、人性的优点，都暴露起来，好像被牛虻蜇了一下似的！”母亲的奶水是藏着毒的，所谓的高贵、细腻、礼仪和文雅其实推翻了关于美的理念、人性和摇曳芦苇的全部话题，而最后关于上帝便成为一个“溜进维斯瓦河”的可悲存在，那一句八岁男孩的尸体象征着真正完美世界的死亡，而“亚麻色的头发，圆鼻子，赤脚，瘦到极点”的尸体甚至成为一种消费的目标，那个素餐参会上的厨师菲利普把一只鸡炖好，对我说：“希望老爷觉得这素菜味道还凑合吧！”像是一个巨大的象征，鸡从来不是素菜，男孩当然也不是“溜进维斯瓦河”的上帝，野蛮风气不是来自于底层社会，而是那些装作高贵的食客，那些会饮着看见上帝的人。

还有《清纯少女》里的阿丽霞，一个十七岁订婚的少女，一个用清纯构成灵魂原则的少女，却变成了一个像妓女的无神论者，“我应该把某种东西提高到我理想的高度，热爱它，盲目地信仰它，准备为它献出生命。”但是这样的理想注定会变成特殊类别的造物，被封闭，被隔绝，而成为一个空泛的象征，“为什么男人往少女身上扔石头？”阿丽霞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其实泛着红辉，仿佛是一种解救，仿佛是一种信仰，实际上却是一种渎神，一种破坏，一个男人在空荡荡的街上，趁着没人看见的时候，扔下石头，对于一个清纯的女人来说，对于一个订婚的少女来说，何止破坏一种爱情和婚姻，实际上是推向了一种幻灭，“石头悄悄告诉了我，从后背告诉我，在那墙外面有一点东西——只要我吃了它，啃光了这块骨头，就是说，和你一起把它啃光，帕维尔，你和我，我和你，我必须，必须，”“必须”呼喊的背后是绝望：“不然我年纪轻轻就得死！”

一块石头的宿命，毁灭了所有关于生活的理想，破坏了所有灵魂的信仰，清纯无非和厨房楼梯上对女仆的占有，在素餐参会上汤里的头发一样，变成权威下的一种堕落，变成体制中的一种牺牲。那么那个庞大的权威体制又在哪里？《斯特凡·恰尔涅茨基的回忆》里似乎就要从宿命中寻找那种与本能无关的出生，父亲和母亲，其实是属于敌对民族，而身为犹太人的我，又如何在这样的敌对中看见希望，父亲讨厌母亲最后变成了仇恨，而母亲则在一种近乎贪婪的虔诚中寻找自己的仆人，“鼻子？……灵魂！灵魂没有鼻子，也没有秃顶。”而我的出生就像是一个笑话，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懂事的年龄“，也不知道什么是“大屠杀”，甚至在学校里，也被人咒骂为“生性懒惰，缺乏责任感”的波兰人。“我看出，所谓爱情实际上和打斗有诸多相似之处。两个人打斗不也是又捏又掐，或者抱在一起撕扯。”这是我对父母所谓爱情的解构，而实际上在我像那个女孩求爱的时候，也变成我实践着的一处爱情笑话，那个女孩被我捏了一下，竟然吃吃地笑了起来，爱情的崇高和欢愉完全不存在了，只有撕扯，只有捏掐，只有吃吃地笑，所以我把自己叫做一只没有颜色的老鼠，一个在爱情中无关本能而撒播的生命种子。这是荒唐的生命，这是怪诞的人生，而最后我冲入到战争去的时候，看起来是一种抵抗，一种关于民族和国家的拯救，但实际上长枪骑兵卡茨佩尔斯基被炸开了肚子的一幕成为我永远无法摆脱的噩梦，而这个噩梦像那个求爱的女孩一样，竟然充满了“极具感染力的笑声”——“在战场上，你无法想象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笑声意味着什么。”死亡而笑，解构了牺牲的意义，甚至这样的生命就是一种宿命，而我从从未停止的战争中看见了带着笑声的恶，以及畸形的取胜欲望，“我要求而且坚持，一切的一切——为人父者，为人母者，种族，信仰，贞洁，未婚妻……总而言之一切都实现国有化，而且凭配给卡，平均分配，满足供应。”无论是爱情还是战争，都只是为了一种“国有化”的分配，没有高低，没有优劣，没有波兰和犹太人的歧视，没有一只中立老鼠的自保，而如此种种的“平均化”，歧视对于我来说，就是维持那一种被破坏的宿命规则，“我无法心平气和地从一对幸福的夫妇，从一对快乐的母子，从一位值得敬重的老人身边走过。可是有时候，我的心里充满悲伤，为你，母亲和亲爱的父亲，为你，哦，我那圣徒似的童年。”

圣徒似的童年早已经死亡，在民族的对立中变成了一个可笑的故事，世界只有被炸开的肚子，只有吃吃的笑声，只有没有颜色的老鼠，只有平均分配的欲望，解构幸福，就是解构崇高，解构爱情，就是解构欲望，解构死亡，就是解构宿命，但是这样的解构看起来更是一种破坏，在个人而家族，家族而种族，种族而民族，民族而国家的奇异转换过程中，里面有如仆人、青春少女、八岁男孩的底层受害者，当然也有这个庞大体系和体制的实施者和破坏者，他们是外交官，是家族的贵族，是看起来拥有信仰的文雅女士，是掌握着权力的检察官、法官。

《一件臆想杀人案》里我是预审法官H，为了处理财产归属问题而前去拜访K地主，但是很不幸K地主已经死了，但是这可能平常而普通的死亡，却在我的心里硬生生制造出一个杀人案，“死于非命是一回事；死得其所，也就是说受人敬重、礼仪周全、庄重显赫的死是另一回事。”为什么要将一个人的死变成一件谋杀案，变成一出排练好的戏，作为法官，我需要的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展示自己的演绎推理能力，为什么在丈夫死之前妻子要搬出房间，为什么那晚的门被锁上了，为什么有心脏病的地主会没有人照顾？而这种种的疑问除了预审法官自己的预设之外，那个仆人似乎也推波助澜，“我要告诉大人，那天晚上，傍晚时分，少东家锁上了从餐厅到餐具室的门。”当所有人都变成了嫌疑人，当所有人都有了作案动机，犯罪也从肉体变成了“超凡的心里气质”，所以在“臆想杀人案”里，我设置了所有不存在的细节，搜集了所有没有发生的证据，已晒得发白的黄色窗帘、手工刺绣的枕套、许多张艺术摄影和人物肖像、椅子上一代又一代家族成员的臀部留下的印记、一张白色格纸上只写了一半便丟弃的信、摆放在客厅窗台的餐刀上残留的一小块黄油、小柜上的一瓶药、炉子后面的一根蓝丝带、蜘蛛网、众多的衣柜，甚至那只死去的蟑螂，都成为犯罪现场的物证，“大人，他的家人，妻子和子女，尤其是他的儿子，举止可疑，表现得就像是他们杀害了他似的。这是一件不须再争辩的事情。”作为预审法官，我已经完成了对于这一个现场的虚构，而其实当我把手放在门把手上的时候，我其实也完全进入了虚构现场，尸体上没有留下被人勒死的痕迹，所以为了将这个臆想的杀人案推向最后的合理结局，“我冲出半开的房门，飞快地跑过大厅，闯进停放死者遗体的房间，藏身于衣橱之中。”

我推论出杀人案件，我也实施了杀人过程，那个房间里只有我和那一具尸体，所以当死者的脖子上最后留下可见的十个手指印时，我就已经完成了一件杀人案的命名，“有了这些指印，再加上罪犯明白无误的供词，审判时我便可宣称已掌握充分的证据。”荒诞而可笑，作为法官，只有将普通没有嫌犯的死亡事件变成杀人案，才算完成了使命，而这样的设计完全是罪恶的重构。而在《检察官克拉伊科夫斯基的舞伴》里，作为事件的重构者并非是检察官，而是一个最多活不过半年的受害者，一个被排挤到底层的跟踪者，检察官身边的女人，似乎成了我的一种呼应，“拯救一个人，而且只拯救跳舞的那个人——舞蹈病患者——我既不懂跳舞又不了解女人。”所以在疯狂的跟踪中，我体会到了一种破坏的快感，一种“不用承担什么责任”的自由。虽然检察官象征着体制，象征着掌控，象征着权力，“想象一下他所迈出的每一步，他的人生际遇，大都带着英雄崇拜的烙印，盲目敬畏，奴颜婢膝，赤胆忠心，兢兢业业，热情似火。”而我的所作所为就是要破坏这一种权力，给医生太太写匿名信，在寓所外面画箭头和大写的K字，而在最后公园里发现检察官的邪恶勾当之后，我像找到了发泄的出口，“检察官克拉伊科夫斯基正在……（干）她，检察官克拉伊科夫斯基正在……（干）她！检察官克拉伊科夫斯基正在……（干）她！”我身嘶力竭地大叫，就是为了让整个公园听见，甚至让整个世界听见，恶之为恶，就在于被看见，而被看见之后的恶，其实也变成了对于自身的另一种冒险，“我也可能会突然暴毙街头，身子倚靠在栅栏边，即使是这样——你也会看到一张便条上一定会写着：让他们把我的尸首抬到检察官克拉伊科夫斯基家里。”

像是一个报复的故事，破坏只是为了殉葬，而这无非是“幻化为另一出白日梦”，这就是那些没有品尝到“味觉来自母亲的奶水”的每一个人的悲剧，挑战权威，最后却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完成了破坏式的救赎。所以，这样的悖论其实完全变成了一个裂变的寓言，“而我与所有人一样——外在是一面镜子，而内心在里面审视着！”在《班伯里号双桅船上的奇异事件》里，我进行海上旅行只不过是为了健康和疗养等个人原因，但是当离开欧洲登上班伯里号之后，怪异的事情变接踵而至，为什么水手会把桅杆上的细缆绳头儿吞进嘴里？为什么平底锅放进水里会被贪婪的无底洞吞噬？而在一个如梦的世界里，我也吞掉了被子、枕头和卷帘，吞下了床单和内衣，吞掉了四分之三桶青鱼和半桶鲱鱼，“是对自动症的迷恋，一句话，近似于自动症，源于使用大量的万有引力，责备和对捉迷藏游戏的饥渴。”幻想？却完全变成了对于大海的一种解构，巨大的海，巨大的浪，巨大的吞噬，而只有“水和乏味是船员的力量”，所以自动症的迷恋中，那些总是蹭不到船舵边缘的海豚，那些咬自己尾巴的耗子，那些盯着自己脚看和努力伸直躬背的海员，那些用嘴戳鲸鱼背的鹈鹕，那个与大副用大头针互戳的船长，那些跳不出水面的鲸鱼，还有吸气吸到海水承受不住压力、吓得将其抛到空中的飞鱼，都是对于单调的一种破坏，而这种诡异的破坏最后却以一双眼睛的阴谋而终结。

“可是我像女人，我的嗓音很细，像女人。”一个船上的实习生变成了男人世界里的女人，变成了巨大的海中的破坏里，男人可以保护女人，可是在本来雌雄同体乏味的世界里，女人是不能存在的，她只能象征着平衡的破坏，小动作、交配，当最后海上的微风细雨变成了暴风雨，船便失去了平衡，雌雄同体的诡异规则变成了灾难，在暴风雨中，生命失去了所有的迹象，而我提出了那些设想，提出了对于雌雄同体解构的人，却变成了最后的幸存者：“我宁愿不走上甲板，因为我担心会看到些迄今为止混乱的，被遮蔽的和没有被说透的东西，我会在彻底的无耻中失控，在孔雀羽毛和温暖的光线里失控，因为从一开始，一切就都是由我而起。”

外面是镜子，内心却在审视，世界是风暴，自己却是幸存者，这梦幻和现实，被隔绝成两个世界，所以当美与丑、权力和压制，清纯和欲望向着不同方向行进的时候，对于这个世界既是一种解构，也是一次破坏，而在《宴会》里，那个贪得无厌、卑鄙堕落、不择手段的国王，何以从江湖骗子变成王国的掌舵人，何以从讨伐的目标变成了率领军队进攻的指挥者，仿佛就是一个游戏的不同视角，捏死公主的举动在无数面镜子里变成了一个集体的事件，外面的镜子最后都印照出和内心相反的镜像，所以当国王逃跑，当众人追逐，最后却变成了率领众宾客向前重逢，“这位超越一切的国王，正率领着他超越一切的军队，在做一次超越一切的冲锋，他奔驰进了茫茫的黑夜！”

前进是逃跑，逃跑是进攻，任何一个整体都允许美与丑，清纯与罪恶，生命与死亡的共存，而这种共存是强制，是破坏，是阴谋，只是甲板上没有那一只眼睛的荒诞和诡异中，一切看起来就是一个可笑的玩笑，“政治舞台的地平线阴云密布，我的恋人显露出一种非同寻常的兴奋与激动。”所以看上去，每时每刻，“战争压根儿就没有停止。”

棉被

2015-05-17 由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41·2150517·1174
	作者：【日】田山花袋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1年10月第1版
	定价：20.00元亚马逊10.10元
	ISBN：9787532755318
	页数：130页

1902年田山花袋的中篇小说《重右卫门的末日》是自然主义的标志，而五年之后的《棉被》则被称为“私小说”的第一作，其摒弃理想，不要技巧，只作客观、露骨的描写在这部作品中表现突出，并以赤裸裸的情欲描写引起广泛注意。男主人公时雄厌倦与妻子的生活，对女弟子芳子产生了爱恋之情，并在想象中将其作为自己真实的情人。芳子的发香、笑容、眼神充斥着时雄的生活，一次次产生性欲冲动，“看似美丽的眼神、让人倍感温柔的态度，或许都是无意识和无意义的，就像自然绽放的花朵给人带来慰藉一样。”但又囿于传统，只好强压自己心头的爱欲。当芳子有了年龄相当的男友时，他无法占有芳子，所以当芳子离开后，时雄盖上芳子的棉被，埋头闻着芳子棉被上的余香，肆意地哭泣发泄……

《棉被》：自溺的“温情保护者” 

他总觉得自己与芳子有未尽的缘分。若是没有妻子，毫无疑问自己一定会得到芳子。芳子也一定很高兴成为自己的妻子。两人一起过着理想的生活、文学的生活，芳子一定会抚慰自己创作中难耐的烦闷，一定能够拯救自己业已荒芜的心灵。

“若是”是一种假设，假设没有妻子，假设没有家庭，假设没有舆论，甚至假设他们不是有道德约束的师生关系，那么一切都可能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他爱着她，得到她，她也爱着他，成为他的妻子，然后一起在温馨的生活里，在文学的世界里，感受那种美好。但是，“若是”还是无法变成理想，那依稀的缘分却正在分离的世界里越拉越远——芳子和他父亲回到乡下，后面还跟着那个芳子的恋人田中，而时雄眼看着他们坐上火车，离开自己，变成一种虚幻。

即使有芳子父亲的痛苦，即使有芳子的眼泪，对于时雄来说，也都是一种远离“若是”的现实。但是那一床的棉被却成为时雄暂时的理想之所，甚至成为他逃避现实的可怜“伊甸园”，抽屉里的旧丝带沾着芳子的发油，从绿色蔓藤花纹的褥子里有芳子的香味，在这些物件里，时雄似乎能找到一点心里的安慰，仿佛她没有远去，仿佛“若是”变成了真实，仿佛里面有着让人满足的理想，“一股女人的令人眷恋的油脂和香汗气味使他怦然心跳，无以言传。”所以铺上褥子，所以盖上棉被，所以感觉就在自己建造的理想国里。但是这必将是一个失乐园，一个更让人空虚的失乐园，一个更逼近现实的失乐园，一个随时坍塌的失乐园，性欲伴着悲哀，满足伴着绝望，一个人，“在冰凉的带着污渍的天鹅绒被子里埋头哭泣。”

哭泣为谁？是和父亲必须离开、必须嫁人的芳子？还是无法从现实的困境中找到理想的自己？那种暧昧式的恋情真的发生过，还是都属于时雄一个人的臆想？作为老师应该是一个道德的“温情保护者”，还是对于美好新女性的直接占有者？三年，对于时雄来说，恍如一场还没伸手就破灭的梦，却以更残酷的方式让他陷入在自己的封闭世界里，他期望逃跑，但又无能为力，他希望拯救，却再一次跌进深渊。三年前和三年后，对于时雄来说，并非只是一个时间的段落，而是在现状的苦恼，婚姻的无聊中感受美好的开始，它来得那么顺理成章，却也去得那么无助无情，最后的一床棉被是一个祭奠，压住他让他无法呼吸，让他看见更多的荒芜。

荒芜其实早就存在。一个有着才华的年轻人却陷在生活的苦恼里，“就这样，他每天机械地走过同一条路，进入同一扇门，穿过混杂着印刷机的震耳噪音和职工汗臭的狭长房间，与办公室的人随意地打着招呼，咯瞪咯噔地踏上又长又窄的台阶，最后进入那个房间。”机械式的生活让他感觉到一种虚无，为杂志社写的是和文学无关的文章。而另一方面，婚姻生活也让他感觉到无聊，“在这样的时代，妻子仍然梳着旧式的椭圆形发髻，迈着鸭子一样的细碎步子，除了温顺与贞洁之外一无所有，忍受这样的妻子在时雄看来无比可悲。”这个曾经爱着的女人，曾经许下诺言“如果得不到这个姑娘，我宁愿到南洋的殖民地去流浪！”的爱人，这个和他一起养育了三个孩子的妻子，在他眼里却完全变成了荒凉生活的象征，仅仅八年时间，当妻子从桃式发髻变成椭圆形发髻之后，幸福生活仿佛早已经不存在了。那些火热的激情去了哪里，那些炽热的爱情去了哪里？

工作和婚姻，对于时雄的压抑其实并非只是个人的一种厌倦和无聊，实际上在那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时雄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主将，用自己的笔，自己的作品为这个新时代呐喊，所以岁月的磨砺，婚姻的改变，工作的机械式存在，都让时雄寻找一种突围的办法。但是对于他来说，与其说是在寻找和创造机会，不如说是在等待，他认为自己的文学经验已经落伍，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发挥全力的机遇，但是内心却自负地认为日后将大获成功。对于他来说，这种自负实际上就是自卑，只是消极地等待时代的标准发生改变。而芳子，就是他等待而出现的一个希望。

田山花袋：“私小说”里看见赤裸的人性

这是一个爱好文学的女性，一个渴望新生活的女性，更重要的是，是完全符合时雄对于理想爱情的女性，“对他来说，芳子既是平凡生活的花朵又是精神的食粮。芳子那优美的力量，使他荒野般的内心绽开了花朵，使锈蚀的洪钟再度鸣响。因为芳子，复苏的朝气才得以重新焕然而现在，他竟然不得不回到往昔那寂寞荒凉的平凡生活……”芳子来信说要到时雄生活的东京，要到这里念女子学校，跟着他学习文学，一个陌生女性闯入了他的生活，对于时雄来说，正好是对于苦闷生活的解救。而实际上，芳子在没有到达之前，时雄就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突围现实生活的符号，他从书柜里找到芳子生活地方的地图，查看周边地形、山脉、河流，“一想到在这样的山沟里竟有如此时髦的女子，不由得令人心生眷恋。”

而芳子真正到来，仿佛也是对于他生活的一种解救，芳子正式进入时雄的家，寄宿在这里的那天，正好是时雄的第三个孩子出生第七天，第七天仿佛是宗教意义上的一种轮回，新的开始，新的世界，新的生活降临了。而芳子在学校附属教会里，也体会到了祈祷的神圣，体会到了圣诞夜的乐趣，体会到了树立理想的美妙，她也加入到了抑恶扬善的群体当中。所以这也是芳子的一次新生，“向往美好、树立理想、爱慕虚荣——芳子在不知不觉中耳濡目染了这些风气，兼具了明治时代女学生的所有长处和短处。”

而且，芳子注定要让时雄看见内心那种被埋葬的欲望，那眼神，那动作，那身影，在时雄的想象中变成了一种暗示，他给她讲文学，教他如何寻找自己，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在霍普特曼的《孤独的人》、屠格涅夫的《浮士德》中，他即让芳子看见追逐美好生活和感情的强烈欲望，又让她体会到了道德的压力甚至爱情的悲剧。实际上，对于时雄来说，他希芳子能从这些悲剧中找到另一种力量，那就是冲破旧的束缚和藩篱，做一个现代的女性：“女人从父亲手里直接转到丈夫手里，这么没有主见是不行的。作为日本的新女性，必须自觉地思考，自主地行动。”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屠格涅夫笔下的叶莲娜，都是拥有意志又富于感情的人物，而他希望芳子也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看见属于自己的爱情。

这是时雄设置的一个理想国，不仅让自己毫无设防地进入，也要让渴望新事物的芳子进入其中，而两个人如果都能成为构筑的那个理想世界的人物，那就必定是时雄想要的“若是”的生活。但是，这不是小说，不是虚构，一方面对于自己，他有着妻子孩子、社会舆论以及师生关系的约束，所以他无法陷入到炽烈的恋情中，在芳子面前，他必须为人师表，告诉她做人的道理，告诉她创作的方法，即使关心爱护，也是从一个老师的角度出发，保持着足够的距离，这种身份，被时雄命名为“温情保护者”。而对于芳子来说，她也有着难以摆脱的束缚，一个正在学习的学生如何是不能陷入和别人的热恋的，更不能谈论所谓的爱情和婚姻。

但是，这个看似和谐的世界却并不平静，时雄对于芳子的暗恋早就超出了自己的老师身份，“聊天时内心的悸动、对视时眼中的闪光，那背后真真切切地潜藏着强烈的风暴。”甚至他相信，如果机会来临，那最深处的风暴会乘势兴起，而且会把妻儿、舆论、道德和师生关系等一举击碎。而芳子，也并非固守着道德的约束，她恋爱了，与二十一岁的田中陷入了热恋，这对于时雄来说，是一种打击，他本来想和芳子在条件成熟时发展成为情人，却不想被别人夺去了，“他如何能够忍受心爱的女学生——那个为他的寂寞生活增添了美丽色彩，给予他无穷力量的芳子，突然被人夺走呢？”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时雄的苦闷更加走向极端，一种失去让他没有了再突围的机会，就像他已经埋没的文学创作一样，其实已经将他拖入了一个死胡同。

但是他无法变成行动，他是一个老师，是一个温情保护者，他只有自我苦恼，只有自我醉酒，另一方面，他想要解救，把芳子拉回到纯洁的理想国里，他将搬出去的芳子再次接回来，“时雄完全控制了芳子，总算放心和满足了。”他给她讲屠格涅夫的小说《前夜》，让芳子把叶莲娜的爱情故事比附在自己身上，将自己置身于小说之中。他又针对精神的恋爱、肉体的恋爱、恋爱与人生的关系、有教养的新女性应该恪守的原则等等，条分缕析地进行了殷切而真诚的训导。一个“温情保护者”，其实是伪道德者，因为在时雄的内心深处，她是自己欲望的延伸，也是自己理想的目标。

但是那封信却把时雄打入了深渊，“他们总是说我们堕落、堕落，总说不与我们为伍，但是我们的爱情难道就那么不正经吗？而且他们还总说门第、门第的，我不是那种按照父母的愿望来安排自己爱情的旧式女孩，这一点，老师也是同意的吧？”这仅仅是芳子想要追逐属于自己爱情的宣言，这其中有着一个新女性可贵的精神，而田中也离开了学校，来到了东京找芳子。这一切对于时雄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面对芳子的恋人，时雄甚至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敌人，为了让两个人分开，时雄写信给芳子的父亲，告诉芳子和田中恋爱的事实，“爱情这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沉溺进去了。”沉溺于爱情，意味着学习，文学，宗教，都变成了摆设，所以这是另一种不道德，只有父亲的出现，才会使芳子回到原有的生活中，才能回到自己的身边。

而实际上，芳子最后不得不告知，自己和田中已经发生了关系，这在父亲看来是一种背叛，而在时雄看来，则是对自己的扼杀，曾经或者只是对于精神依恋的苦痛，而现在，当肉体都离自己而去，那意味着一种绝望，“不，芳子的灵魂和肉体—一她的一切都被一个读书郎夺走了，而自己竟然还认认真真地为他们的爱情尽心尽力，一想到这点他就怒火中烧。”这种愤怒甚至变成了一种亵渎，“既然如此——既然她已经委身于那个男子，那么她的处女的贞操就根本不值得尊重。自己也大胆出手，满足性欲多好。这样一想，一直被自己视为美若天仙的芳子，就像变成了卖淫女之流，她的身体也变得蠢笨，优雅的举止和表情也变得下贱了。”一下子崩坍了，一下子变成了赤裸裸的欲望，一下子将理想推进了堕落的地方。而芳子，似乎也背负起道德的十字架，在那最后一封信里，她说：“我是一个堕落的女学生。我利用了老师的好意，欺骗了老师。我知道自己犯下了严重的过错，无论怎样赔罪都不可原谅。老师，请可怜可怜我这个弱者吧。我没有尽到老师所教诲的明治新女性的义务。”

芳子完全是一个被虚构的新女性，一个在时雄的理想国里成为空洞符号的女性，一个背负着道德压力而无法看见自我的女性，而对于时雄来说，种种的新思想，种种的温情保护，种种的解放自我，也都是一种虚幻的理想，他想要从文学里找到现实苦闷的突破口，却陷在自我的牢笼里，他希望通过芳子找到美好感情的归宿，却变成了另一种不道德。他感觉自己是个多余人，无法走进社会，无法走进芳子，也无法走近自我，实际上，他从来不曾看见一个真实的现实，看见真实的自我，看见真实的芳子，他只想逃离，而当逃离变成一种行为主义的时候，他的世界里也就只剩下那一床有着“令人眷恋的油脂和香汗气味”的棉被，包裹着他，使整个世界都听到了一个“多余人”的哭泣。

圣洁百合

2015-05-17 由五行缺水没有评论

	编号：C54·2150517·1172
	作者：【美】厄普代克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2年03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22.70元
	ISBN：9787532756100
	页数：228页

“让我把女人的事说完。她们只要两种东西，特迪，你的钱和你的睾丸。要你的钱是为了花，要你的睾丸就只有天知道是为什么。什么也不为，我猜，她们就是不想让你有那玩意儿。”在“兔子四部曲”问世5年后，厄普代克推出了《圣洁百合》，小说以克拉伦斯一家四代人为载体，写出了美国科技的发展，尤其以电影为代表的技术变革与宗教观念的变化所引起的道德观的堕落。作为其晚期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圣洁百合》对美国本世纪的宗教和社会道德沉沦这一社会现象作了全景式的记录、报道与剖析，堪称一部美国20世纪道德的沉沦史。《纽约时报》评论说：“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估所谓的美国梦以及信仰（以及对于信仰的渴望）对于民族精神的形成所具有的决定性的作用。”

《圣洁百合》：她所说的上帝实际上是撒旦 

最后，一个总结性的特写镜头：四五个妇女惊慌地在浓烟与烈火中从掩体里跑出来，她们惟恐被枪弹击中。当她们怀里抱着孩子、手里牵着孩子来到开阔地时，不停地眨着眼睛，好像刚刚睡醒似的。孩子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孩子们啊。
       ——《克拉克／以扫／斯利克》

孩子太多了，母亲也太多了，从一场火灾中被救出，对于他们来说，仿佛是一个睡梦，终于看见了那个真实的世界。看见是一种真正进入现实的状态，而这个一九九〇年的特写镜头在电视上播出，坐在屏幕前面的却是对电影极其反感甚至抵抗的特迪，一个年迈的老人也是看见真实的世界，也是进入现实的状态，而在被看见的镜头里，除了太多的孩子，除了太多的母亲，还有那个改名叫以扫、加入“真理与真正信仰的圣殿”之后叫做斯利克的克拉克，太多的名字组成了特迪外孙的唯一镜像，不管是宗教意义、异教名义，还是家族意义，克拉克都在用一种超越的方式定义自己，是的，看见这一幕的还有自己的母亲，改名叫阿尔玛的埃茜祷告着说：“感谢你，上帝，使我的儿子最终成了一位英雄。”

从堕落者到英雄，是一场火的救赎，对于克拉克来说，仿佛经历了两次死亡，进入圣殿是他在现实的第二次死亡，那个“下河——圣殿入口”的世界给他打开了一扇门，他看见了宛如上帝的荣光，“我们不是天使，克拉克，我们是等待被拯救的人。”当从越战战场回来的耶瑟告诉他需要拯救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已经脱离了那个充满着金钱和娱乐意义的现实，这个以娱乐为中心的世界早晚有一天会垮掉，那么进入了圣殿，就是远离亵渎，远离迷失，甚至远离母亲，那里有一个上帝就叫耶瑟，“上帝和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关系，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而对于电影演员的母亲，耶瑟的定义是：“上帝让她在淫荡的娱乐圈里占有一席之地，她为了不破坏他们的合同，连一个宇也不肯吐露。她所说的上帝实际上是撒旦，对你说，她甚至不愿意跟撒旦分享她那不体面的幸福，包括她与人的性关系和对上帝的亵渎。”

不是天使，等待被拯救，对于克拉克来说，这是一种重生，是死亡之后的重生，但是当取名以扫的时候，却陷入了另一种死亡，《创世纪》里的以扫就是以撒和利百加的头生儿子，父亲宠爱这个全身通红、后来成为猎手的孩子，但是孪生兄弟雅各却欺骗了他，使他失去了长子的地位，“雅各是抓着以扫的脚出生的，他是妈妈的宠儿。”父权和长子，以扫失去的是一种地位和身份，是妈妈的宠儿看起来也是一场骗局，所以实际上克拉克正是在这个名字里找到了死亡的感觉，也找到了重生的信心。

那么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呢？羔羊必将战胜，可是谁是那只待宰的羔羊，谁又是那群跟随着上帝的羔羊？母亲阿尔玛31岁结婚，却和克雷斯维持到1970年再分手，对于克拉克来说，似乎雷克斯只是自己一个虚拟的父亲，“一桩失败的婚姻导致了另一桩的产生”，这是阿尔玛婚姻的写照，在那么多婚姻面前，降生的克拉克一定找不到真正的父亲，甚至阿尔玛在回答他的提问时，也以一句“雷克斯就是一个鸡巴”作为答案，只有鸡巴的父亲，无数段婚姻的母亲，克拉克就是在这样一种毫无存在感的现实里认出自己，只有自己认出自己，也只有自己能够确认自己的死亡。

以扫，或者叫斯利克，克拉克需要的是一种在赎罪中的重生，两次死亡他一直在寻找上帝，而在他面前的上帝就是耶瑟，这个在越战中负伤的人继承了基督复临论，“基督复临论”在遭遇了第一次失望和更大的失望之后，终于在耶瑟的秃头精神中寻找上帝的复临，只有消灭政府才能找到上帝存在的意义，“没有上帝的政府”，三个字头GOG拼合而成便成了Gog——歌革，歌革是上帝，歌革是救赎者，歌革就是耶瑟，“我们的宗旨是爱，爱是我们所能互相感受到的。我们并不是总不实施惩罚。”歌革的爱是什么，是对于政府的痛恨，是对于秩序的颠覆，是对于娱乐的否定，而作为电影演员的阿尔玛自然成了他们摒弃甚至攻击的目标，娱乐化、肉欲化，甚至无父化，都成为克拉克新的向往，所以他才会死心塌地成为圣殿组织的成员，在两次死亡中迎接他的重生。

厄普代克：乌托邦只是一个沉沦的漩涡

但是这是不是新的亵渎，那个上帝是不是也是撒旦？当以扫穿上圣殿里姐妹们用白床单做成的长袍时，他感觉到死亡之手在轻轻抚摸他；当圣殿成员和州警察交战的时候，他感觉到了一种神圣的使命，“圣殿里那个朝校车开枪的成员已在枪战中死亡。他是烈士。我们是受害者，不是侵犯者。”而当耶瑟将这块土地视作天国，视作宝藏的时候，却是最后被剿灭的现实，一场新的战争光凭这复临论的观点，光凭歌革的教义，光凭对于所谓真理和真正信仰的信心，会得到永恒的拯救？那曾经的爱又在哪里？依然是痛苦，依然是死亡，依然是惩罚，甚至伤害的是另一些无辜的人。所以圣殿里的上帝只是一个虚设的符号，就像克拉克曾经在妈妈的游泳池边面对陌生的克雷斯一样，玩的只是那个空心棒球，父爱的缺失不仅仅只是亲情上的遗憾，也是信仰上的空白和欺骗，所以当克拉克最后向耶瑟连开两枪的时候，他打倒的是一个假先知，也把自己的人生推向了另一种死亡。

第三种死亡，羔羊必将战胜。“他没什么好担心的；那位活人上帝曾经控制过他，而那位永恒的上帝能否带给他理想的白局又超出了他押宝的能力。”活人上帝死去，永恒的上帝在寻找，克拉克用英雄般的壮举将太多的孩子、太多的母亲从火场上救出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完成了救赎和自救，他甚至也成为一个活着的上帝。堕落而重生，对于克拉克来说，曲折的信仰之路其实推翻了种种的信仰，缺失的父亲，亵渎的母亲，假冒的上帝，甚至他用这样的壮举完成了一个家族四代人对于信仰的找寻。

电视新闻上的特写，母亲口中的赞叹，其实就像是一个讽刺，克拉克讨厌娱乐化的电影，讨厌以肉欲为手段的演绎生活，那么这样的上帝是不是就是一种解构，对于现实的解构，对于暴力的解构，对于金钱的解构，甚至对于信仰的解构？解构对于这个家族来说，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成为一个矛盾和多元的行为方式，第一代的克拉伦斯是牧师，二十年的生涯给他的不是对现实的超越，而是对上帝的怀疑，“摩西五经里的上帝是个荒唐的恶棍，野蛮地叱咤于一个完全被曲解了的宇宙之中。这也是他长久以来的想法。没有这样的上帝，也不应该有这样的上帝。”从一开始，上帝就以恶棍的形式出现，战争、物欲、金钱和失业，在这个现实里，为什么没有真正解救的上帝？“除去残酷与死亡，所有抽象的事物都不复存在，因为，没有了上帝这个前提，一切抽象事物都不再是抽象的了；一切都变得十分具体，而这一切又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忘却。”其实抽象的上帝是无法在具体的物质世界里让人们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堕落，这是迷失，信心丧失的克拉伦斯把责任归罪于自己，而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他坚持的上帝之道是一种机械式的教义，面对物质化的现实，他无力而无奈。

现实是什么？是报纸上登载的社会新闻，高温天气，欧洲的洪水和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一九三一年开始的纺织工人大罢工，是两万五千名工人与三百个业主对峙不休的斗争，“在意大利，爸爸常说有三个暴君——神父、绅士和il tempo，就是天气。在这里只有一个暴君，金钱。”卡拉威罗的小女儿的这句话让卡拉伦斯彻底从牧师的座位上走下来，辞去牧师之物，他推销二十四册的《通俗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是物质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书里全是事实，没有幻想。”而丧失了信心对于克拉伦斯来说，却是一种再无回来可能的驱逐：“是我的上帝决定把我驱逐出去。”

而在家族的第二代特迪身上，具体、物质的现实并非让他得到适应，他反而用一种病态的爱来拯救自己。克拉伦斯推销百科全书以失败而告终，最后结核夺去了他的生命，死亡变得平静，变成早晚的事，“父亲去世以后，他们就像内疚的密探，越过敌人防线，潜入那个真实的、喧嚣而又冷漠的另一个世界，然后又偷偷回到被寂静摧垮了的家中。”对于特迪来说，他既不会成为牧师，也不会寻找新的上帝，收租员、药店服务员，在社会的底层，特迪构筑自己的人生，而当1926年春天见到艾米丽的时候，他才在这个跛脚姑娘身上发现了爱的温度，“我有一只严重残废的脚，但是没有黑色的血液。”她说。离开纽约，回到贝辛斯托，他们完成了不被家人赞成的婚姻，健全的特迪，富有的艾米丽，他们似乎在一种互补中找寻心中的那个上帝，相信上帝有手，当然相信上帝有爱，“一份工作，一个妻子：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不管是卡拉伦斯的逃避，还是特迪的发现，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现实已经动摇了信仰的根基，动摇了上帝的定义，和这个家族的变迁轨迹相对应的，还有另一条变化的轨迹，那就是娱乐化的电影的发展。一九一〇年春天，在新泽西州帕特森市郊贝尔维斯塔城堡的开阔高地上，人们正忙着拍电影。电影作为一种新技术的革命，“掩盖了人类诸多苦难，以它迷人的轮廓博取人们的信赖。”这种掩盖是一种现实的物化，是一种生活的戏剧化，
“电影把观众带往各地：荒蛮的西部、曼哈顿的贫民窟、加拿大北部的木星区、中国的鸦片馆、英国的城堡、圣地的沙漠以及公元头几世纪的罗马斗技场，惟独带不到像帕特森这样普普通通的城市。”所以当电影打开一个世界的时候，很多旧有的秩序都在改变，甚至在审美、道德、信仰之上变成了新的威胁，“电影撩开了所谓的安全可靠、高洁正派和平静和谐的世界的裙裾，暴露出肉体的欲望与残酷的不公。”

但是，卡拉伦斯似乎是迷幻在这样的电影世界里，光斑闪烁、画面晃动、忽明忽暗的效果把克拉伦斯从已坠人的漆黑之中推向了光明，但这似乎只是一种回光返照，而在特迪看来，现实在电影中被放大，也在电影中被美化，“电影把一切该隐蔽的事物赤裸裸地搬上了银幕，除此以外还有痛苦、拳斗、爆炸、暴力、甚至还有死尸以及龙·钱尼扮演的妖怪。”所以面对电影发展的潮流，特迪选择的是与父亲相反的道路：躲避和反抗。相反的道路，总是会在后代的生活中呈现另一种的逆行方式，在特迪和艾米丽健康的女儿阿尔玛身上，而完全变成了人生最重要一部分。“世界好硬好硬，如一块大石头，无论是梦还是思想只能从它表面一溜而过。她又朝相反的方向把四个角落看了个遍。”

相反的方向总是一次冒险，对于阿尔玛这个生活在最美好的城市最幸福家里的女孩来说，电影带给了她一种幻想，“电影中有许多非常穷和非常阔的人，可是像威尔莫特和西福德这样在两者中间的人不多。像这样生活在中间，这是让埃茜感到幸福的又一个原因。”而其实电影生活已经渗透到当时的现实社会中，现实甚至已经变成了电影化的现实，而拥有完美身体的阿尔玛似乎注定无法走出电影世界的那种幻影，渴望成功的本性和充沛的精力，使得阿尔玛一步步走进电影世界那扇光怪陆离的门。欲望或者是天生的，而用身体直接表达欲望或者是内心真正走向“相反方向”，十三岁被人拽了裙子边的带子，十九岁时开始向男人展示自己的身体，二十八岁时被编剧弄大了肚子，在阿尔玛的身体叙事里，电影带她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而她也渐渐成为欲望的牺牲品，“羞耻可不属于她的宗教信仰范畴。”其实是走向了宗教的反面，以一种邪恶的方式表现自我。

相反的道路永远有着无法弥补的缺憾，“在她扮演过的诸多角色中，扮演母亲是她演得最不成功的少数几个角色之一。”克拉克出生，对于她来说，完成了关于母亲的使命，但这个使命从来不是伟大的，甚至是将他带入到另一个堕落的深渊，为什么“她更希望她的家人假装以为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电影”？在这个电影世界里，她像是天使，像是主宰男人的上帝，但是这种上帝的另一个意义是撒旦，实际上，阿尔玛从特迪和艾米丽的女儿埃茜更名之后，她就住在了电影这个乌托邦里，在这个只属于自己的乌托邦里，只有本性和欲望，没有信仰，没有爱情，当然，也没有母性。

“大海彼岸基督诞生圣洁百合丛中，/以他荣耀胸怀净化你我心灵；/如他以死换得我等神圣，/当主继续前行，/我等亦应以死换取自由人生。”引用朱莉亚·瓦尔德·豪的《共和国战歌》来表现对于“圣洁百合”的向往和追求，看起来上帝之救赎只意味着牺牲，实际上，在物质化、娱乐化、战争化的现实里，四代人对于上帝的找寻中，都叉入了一个虚幻的乌托邦，克拉伦斯的《百科全书》，特迪和艾米丽缺陷的婚姻，阿尔玛的电影，以及克拉克的圣殿，都以一种拒绝的方式回归到自我，但这种回归并非是真正的信仰，并非是心灵的归宿，死亡和痛苦，暴力和欲望，甚至堕落和邪恶缠绕着他们，而当那一场大火让最后的故事走向英雄般的救赎，真正的上帝是不是正在出现？太多的孩子，太多的母亲，但是那个唯一的父亲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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