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物之神

编号:C42·2160121·1254
作者:【印度】阿兰达蒂·洛伊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33.50元
ISBN:9787532152377
页数:342页

“如果爱她,他就不能离开;如果吻她,他就不能和她说话;如果说话,他就不能聆听;如果战斗——他就不能赢。”一对孪生兄妹牵引出一个家族、甚至一个民族的卑微与愚昧,但是在那个“应该爱谁,怎样去爱,以及爱到什么程度”的律法里,重新感知了自以为熟悉、不必多加观照的本我,再一次探测心灵的深度。印度作家阿兰达蒂透过女性敏锐的心灵和孩童清澈的眼光,观察南印度一个小村庄的宗教、社会和历史,处处流露着深沉、古老的悲伤,但悲中却不见一滴眼泪,因为喀拉拉的女人和孩子早已流干了眼泪,生命中只剩下些许的苍凉,无可奈何的嘲谑、嘲笑沉溺在种姓阶级制度黑暗之心中妄自尊大的男人,但也嘲谑她们自己,因为除了自我嘲谑,她们实不在能做什么。出版于1997年的《微物之神》,获得英国布克奖、全美图书奖,全球销售超过600万册的作品。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


《微物之神》:鱼以破碎的玻璃为食

或许阿慕、艾斯沙和她都是最糟糕的逾越者。但不只是他们,其他人也是如此。他们都打破了规则,都闯入禁区,都擅改了那些规定谁应该被爱、如何被爱,以及得到多少爱的律法,那些使祖母成为祖母、舅舅成为舅舅、母亲成为母亲、表姐成为表姐、果酱成为果酱、果冻成为果冻的律法。
——《1 天堂果菜腌制厂》

在打破规则之前,在闯入禁区之前,谁成为谁是一种必须的状态,是一种不容逾越的律法:谁应该命名那一只蛾?谁会在白人面前摇尾乞怜?谁是资产阶级阴谋的爪牙?谁应该没有“法律地位”?谁的名字写在那萨勒修院的黑名单上?谁拿着橘子饮料和柠檬饮料而呕吐?谁又注定是旧世界的帕拉凡?谁从来不允许进入“黑暗之心”?甚至,谁应该拥有宏大的梦想而成为大人物,谁必须只有渺小的梦想而成为小人物?大人物是拉尔田,小人物是蒙巴提,大人物是灯笼,小人物是油烛,大人物是闪光灯,小人物是地铁站,可是当大人物和小人物都从母亲的阴道里游出来的时候,那相差18分钟的时间意味着“他们”不再是他们,意味着他们必须害羞,必须躲避,必须堕落,就像米那夏尔河在三分之一的熟悉和三分之二的陌生里,只出现一艘被禁止的船。

“双胞胎不许上船。”和那个谁成为谁的必须一样,否定状态的“不许”也是一种禁忌,即使搅拌浓稠的果酱,即使有最妥当的准备,即使想要自由的划船,那禁令的后面也是漆黑的夜晚,也是怪异的丛林,也是暴雨风欲来的恐怖,也是动物成双成对排成一行的警告,也是历史之屋不再被打开的历史,那条河不是曾经的河,不是未来的河,只是现在的河,所以一切的有用,一切的钓鱼,一切的沉默,一切的等待,一切的观察,以及敬意和顺从,都变成了三分之二的寓言,在18分钟的间隔里,仿佛历史就只剩下谁应该被爱的规则,就只剩下母亲成为母亲的律法,就只剩下“双胞胎不许上船”的禁令。

隔开了时间,隔开了性别,也隔开了必须和不许,异卵双胞胎艾斯沙瑞海儿仿佛就是关于命运的一种隐喻,起初他们认为在一起时,他们是“我”,分开时,他们是“我们”,“仿佛他们是罕见的一对暹罗双胞胎,身体分开,但本性却相连。”相连是一种开始,而分开是一种结束,也就是说,从我开始,从我们结束,从个体开始,从集合结束,但是当苏菲默尔在9岁时的那个葬礼之后,分开的他们却依旧是“我”,那藏在更深入、更隐秘地方的混淆剥夺了他们称作“我们”的集合,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流浪和逃离,艾斯沙的控告和抗议变成了沉默,变成了夏眠或冬眠,变成了永远不变的干季,变成了连续几个小时的漫步,而瑞海尔却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从那萨勒修院的黑名单到因堕落而开除,到就读建筑学院时走入和赖瑞的婚姻。一切的流浪都是以“我”的名义开始的,他们不再是从一个母亲的阴道里游出,他们不再是结合为一体的“我们”,他们不再是可以爱和被爱的大人物或小人物,即使在23年后被送回来,他们站在米那夏尔河的那条船上,也只是接受了一种“不许”的生活。

是的,当河流缩小,他们长大,当稻米更多,河流却不断牺牲:“河流曾经具有唤起恐惧和改变生命的力量。但是现在,它的牙齿被拔去了,它的精神耗尽了,它只是一条将恶臭的垃圾送往大海的迟钝、多泥的绿色带状草地。”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其实没有根本的界线,就像他们的命运一起推向23年后的隔离,也依然会看见一个鬼魅的骷髅——没有牙齿,只剩了窟窿,以一只从医院病床举起的瘫软的手迎接她。异卵双胞胎,男人和女人,在“我们”之外是不是必须有一个“我”?就像被世界抛弃的卡那,只有大麻才能让他兴奋,就像由男人扮演的康蒂,“一个因经年累月扮演女人而长出乳房的男人”,在相异的世界里,他们提供了一种标本,却也制造了一种寓言,就像玛格丽特克加玛听到的那样:“彼特和史都华。彼特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史都华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大人物和小人物,疯狂的行走和永远的漂流,扮演女人的男人,以及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们都是“我们”的一部分,却注定最后变成一个无法逃脱命运的“我”,“他们一起走回家,他和她,我们。”其实是一种理想形态,是关于母亲之爱的延伸,可是在那个煎蛋饼的共产党员皮莱看来,发疯和离婚,甚至不孕,都是因为祖先的资产阶级的堕落。这是对于母亲阿慕的惩罚?还是因为外祖父帕帕奇的专断?或者是恰克对于英式生活的追逐?当大英帝国昆虫学家帕帕奇发现自己的蛾没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时候,他的女儿阿慕就成了一个异类,男性沙文主义在帕帕奇身上的体现就是面对白人的摇尾乞怜,就是对于儿子送到英国深造的私心,那一只蛾其实从来没有名字,它不是飞翔在荣誉的殿堂里,它只是一只随时可以被取消名分的昆虫。当阿慕嫁给了那个男人,当阿慕和丈夫离婚,一切的诅咒和惩罚就降临到她身上,恰克说,她没有法律地位,玛玛奇说,她制造了罪孽,姑姑宝宝克加玛说,他们注定是“没有父亲的流浪儿”——“更糟的是,他们是半个印度教徒,是杂种,没有一个有自尊的叙利亚正教教徒愿意和他们结婚。”异卵双胞胎,就变成了一种堕落的象征,而艾斯沙的流浪,海瑞尔的离婚就是这种堕落的体现。

阿兰达蒂·洛伊:向三分之一的河流致敬

甚至疯狂,都是这个堕落家族必须受到的惩罚,帕蒂儿姑姑曾经在六十五岁时开始脱掉衣服,光着身子在河边奔跑,还对着鱼儿歌唱;桑比舅舅曾经每天早上用一根钩针在他的粪便里,搜寻他几年前吞下肚子的一颗金牙;而慕沙全医生必须让人将他装在袋子里,带他离开他自己的婚礼……“阿慕一阿慕·伊培——嫁给一个孟加拉人,发疯了。年纪轻轻就死了,死在某处的一个便宜的旅馆里。”这也成为对于阿慕命运的一种解读。可是疯狂当作为一种家族的遗传的时候,那种惩罚就缺少了悲剧性,仿佛就是上天的安排,就是命运的归宿,就是“使祖母成为祖母、舅舅成为舅舅、母亲成为母亲、表姐成为表姐、果酱成为果酱、果冻成为果冻的律法”,自然而然,不容篡改。

可是在阿慕这个女人之外呢?身为大英帝国昆虫学家的外祖父帕帕奇开着普利茅斯,“像蜘蛛一样地织他那张可憎的网”,他在访客面前,迷人而彬彬有礼,如果访客是白人,他几乎要向他们摇尾乞怜。宝宝克加玛在卫星电视节目中实现统辖世界的梦想,那里有金发女郎,有战争,有饥荒,有橄榄球,有性,有音乐,有军事政变,“它们都搭着同一列车到来,一起解开行李,待在同一家旅馆里。”世界以这样一种开放的方式存在,也允许以另一种自由的方式发展,渴望和有着权势的慕利冈神父在一起,她总是夜复一夜年复一年地在日记中写道:“我爱你我爱你。”

恰克呢?从印度到英国,对于他来说,是父亲沙文主义的继承,也是在寻找另一只被命名的蛾,玛格丽特克加玛嫁给恰克,是不是也是在寻找一只蛾?父亲拒绝参加他们的婚礼,只是因为恰克是印度人,是狡猾而不可靠的人,他们结婚,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双重世界里,编织的并不是爱情,而是一种逃离的方法,恰克的逃离是对于身为印度人身份的逃离,而玛格丽特克加玛则是要从狭窄的到过寻找一个“广大、夸张的空间”——“对于恰克的爱,事实上只是她在试探性地、胆怯地接受自己。”而当她再次遇见那个稳重、没有负债和瘦削的乔的时候,她又一次找到了逃离的机会,而恰克变成了那一只从不命名的蛾。

不命名的蛾,却有着属于自己的生命,遇见乔的时候玛格丽特克加玛已经怀孕,所以生下来的苏菲默尔就像抹除不掉的记忆,不仅将过去融进生命里,也将未来带了进来,即使在苏菲默尔来到陌生的印度阿耶门连,当被问及“这世上你最爱谁”的时候,苏菲默尔仍然回答是“乔”——“我的爸爸。他在两个月前死了,我们来这儿是想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这是自由的印度?这是多元的印度?这是像皮莱一样从煎蛋卷的人变成共产主义者迎来解放的印度?当印刷厂的旗帜变得老旧,当革命变成一种口号,当以共产党的名义开始对帕拉凡进行侮辱的时候,那个流着三分之一熟悉和三分之二陌生的河流,到底应该接纳谁,应该拒绝谁?应该惩罚谁,应该维护谁?

河流总是呈现出一种归向大海的欲望,那是它最后的归宿,即使河流变小,即使河岸有垃圾,即使不允许有双胞胎上船,河流总是向着大海的方向,而在河流之上的阿慕、异卵双胞胎、苏菲默尔、帕拉凡维鲁沙呢?他们是不是必须表现出敬意和顺从?可是苏菲默尔却死在水里,小小的拳头握住一个银色的顶针,她成了一个忘了如何游泳的海绵状美人鱼,正是从苏菲默尔的死,阿慕才感觉到了被改变河流具有恐惧和改变生命的力量,“我杀死了他。”这是阿慕的悲伤,或者那一个背叛的故事,那一个追求自由的故事不曾发生,或者那一间黑暗之心的屋子他们不曾经过,那么一切是不是都不会发生?而苏菲默尔走进不熟悉的印度,走进不熟悉的河流,仿佛就是被自己的葬礼杀死,“尘归于尘归于尘归于尘归于尘。”也像是被祖先的某种堕落埋葬,“赐给我们的一道稍纵即逝的阳光。”这是她墓碑上的名字,可是那道阳光曾经照耀过阿慕,照耀过艾斯沙和海瑞尔,照耀过帕拉凡维鲁沙?

他们不是我们,他们永远是处在被遗弃世界里的“我”,就像维鲁沙,也是在被命名的祖先故事里成为那一个“我”,成为被“不许”的禁忌命令的人,他们是旧世界的帕拉凡,“在玛玛奇的那个时代,帕拉凡和其他贱民一样,被禁止走在公共道路上,被禁止用衣物遮盖上半身,被禁止携带雨伞。说话时,他们必须用手遮住嘴,不让他们被污染的气息喷向与他们说话的人。”这是“倒着爬”的日子,即使维鲁沙成为共产党员,即使成为纳萨尔派分子,也会被玛玛奇所鄙视,也会被皮莱所诅咒,也会被社会所抛弃,就如维鲁沙的父亲维里亚巴本所说,白人的恶魔已进入他们的灵魂里,黑暗之心已经开始对他们报复。

但是报复之前,阿慕真的看见了从维鲁沙身上折射出的那一道稍纵即逝的阳光,一个被诅咒的离婚女人,一个没有法律地位的女人,一个生下了杂种的女人,在她面前的不是被惩罚的男人,不是丧失名誉的男人,而是一个失落之神,一个微物之神,“那个快活的独臂人,那个皮肤有咸味、一边的肩膀像悬崖般突然终止的男人,从参差不齐的海滩阴影中出现,并向她走来。”是的,在这个海水是黑色的时代,在这个蛾点燃了天空却没有月亮的时代,在这个被爱弄得疼痛的时代,他曾经出现在阿慕的梦中,他没有在沙滩上留下足印,没有在水中留下涟漪,没有在镜中留下映像。却在她的身体里留下了那一种河流的味道,母体的味道,父亲的味道,爱的味道,所以当他们在河流之侧拥抱的时候,“阿慕伸出舌头,尝那味道,舔他喉咙的凹处,舔他的耳垂。”身体和身体,合在了一起,阿慕“以她整个生物机能渴望他”。

返回到身体本身,返回到生物机能,男人和女人,是不是也是异卵双胞胎的一种隐喻,他们是在偶然的机会中邂逅的陌生人,他们就是在生命开始之前,他们就相识了,他们是“我们”,他们在三十一岁的时候亲历了葬礼,却也在死亡中开始了新生。阿慕在几项罪名中死去,维鲁沙被果塔延的警察打死,在河流中,他们没有抵达大海,他们在不许的双胞胎船只中结合成一个“我”,而死亡对于这一个时代来说,无非是一章被改写的历史,它在黑暗之心那里变成关于白与黑,关于男人和女人,关于权力和奴役的一个隐性历史:“在那儿,在以后几年,即将到来的“恐怖”将被埋在浅浅的坟墓里,隐藏在旅馆厨子的快乐哼唱声下,隐藏在老共产党员的低声下气之下,隐藏在舞台的缓慢死亡之下,隐藏在富有的观光客来此玩赏的历史之下。”

但是被他们看见了,被艾斯沙和海瑞尔看见了,他们是他们,他们是我们,他们是相差18分钟的生命,他们是躺在一起的结合,他们也揭开了那个夜晚关于死亡和罪恶的历史:“组织、秩序、完全的独占。那是伪装成上帝旨意的人类历史,向未成年的观众揭露的人类历史。”终于成为逾越者,终于打破了规则和律法,终于在河流之外成为一条鱼,“鱼以破碎的玻璃为食。”它不是在祈求自由,不是在追求公平,不是在寻找地位,它只是在那个叫做明天的地方,希望看见那一道稍纵即逝的阳光——“那是在她内心与她战斗的东西,一种不能混合的混合——母性的无限温柔和人体炸弹式的不顾一切的愤怒。”

所罗门之歌

编号:C55·2160121·1253
作者:【美】托妮·莫里森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3年06月第1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31.10元
ISBN:9787544263870
页数:380页

“他不仅解开了蓝色的缎结,还把缎带从衣服的折边上硬扯下来,以致她事后只好用一根别针把它重新穿上。”似乎就是一种矛盾,所谓的解开和穿上,在一种他和她的矛盾体系中变成生活的隐喻。奶娃幸运地成为白人医院首个黑人婴儿,但他出生时恰逢一个黑人想借一对丝绸翅膀飞翔而摔死,生与死构成的矛盾注解了一种宿命。在奶娃整个成长过程中就是充满了这样一种矛盾、纠结和意外:身在富裕之家却不能自立;与父亲格格不入,母亲的关爱实际成为桎梏,在姐姐那里只得到仇视;爱上的,却是外甥女……而当奶娃离家出走,去寻找传说中父辈遗失的金子的时候,他历尽千辛万苦,除了先辈留下的传说与歌谣,最后等待他的只是儿时伙伴瞄准他的枪口。而无论是出生还是离开,无论是飞翔还是坠落,最后依然是一个无法解开的缎结。


《独角兽》:负罪的灵魂无处可逃

生命在地下隐藏着,在地面奔跑着,但又如此悄然不动,使人觉察不到它就附在枝藤上。出生、生存和死亡,全在叶子的背后隐蔽地发生着。
——《第二部》

从土地长出来,在地上蔓延,当生命的形态以隐藏和奔跑的方式出现的时候,却总是忽略另一种存在,当只在《格林童话》里的汉塞尔和格莱特在饥饿的惩罚中寻找姜饼或软糖的时候,当只在地面之上奔跑而几乎忘记了自己名字的奶娃离开父母的时候,开始的是一种叫做飞行的抵达方式,沉重的机体、闪闪发光的金属机件、巡航的速度,以及眼前的空中景色、机上食品、飞行小姐,都在远离地下和地面的世界里,带来一种振奋的力量,那种不会受伤的幻觉,使得在飞行中的每一个生命都远离了现实。

是不是逃避?是不是超越?是不是梦想?莉娜的愤慨,科林西安丝的蓬松头发,露丝的监视,父亲的贪得无厌,哈格尔的空虚目光,曾经都在地面的生活里攫住了奶娃,那是巨大的梦魇,而在飞机上,似乎一切都已不存在了,自由自在的出发,自由自在地飞翔,自由自在地离开,对于奶娃来说,仿佛是实现了四岁时那个失败的梦想,当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八日下午三点的保险代理人史密斯用一种假象的翅膀从高楼上起飞的时候,飞向远方的梦想就已经出现在现实的生命中,可是那坠落在地上的最后结局绝不是胜利,而变成了悲剧。翅膀似乎从来只在想象中,当那空中的梦想逃离地下隐藏的生命,逃离地面奔跑的生命,而成为一种关于出生、生存和死亡的人生寓言的时候,奶娃却出生了,非医生街、非慈善医院,一个只允许白人生产的地方,却诞生了第一个黑人婴儿。

飞翔的结局是坠落,死亡的后面是出生,每一个生命之后是另一个生命,而每一个寓言背后也是另一个寓言,而对于奶娃来说,第一个黑种婴儿,一个本不该出生的孩子,仿佛是那一场飞翔的悲剧延续的结果,史密斯的蓝色丝质翅膀留下的深刻影响,直到奶娃四岁的时候,才变成了对于飞行的一个宿命:“只有飞禽和飞机才能飞”,而宿命的唯一结果是:他对自己失去了全部兴趣。不能飞行,就像是和身上黑人的身份一样,其实不应该在非慈善医院里出生,甚至不应该取一个叫“奶娃”的名字。

一个肮脏、暧昧、淫秽的名字,对于奶娃的父亲麦肯来说,无疑是另一个宿命的开始,为什么取名叫“奶娃”,那个自己身上已经具有的“戴德”的姓去了哪里?从戴德到奶娃,仿佛是一次戏谑,戴德指向的是死亡,指向的是祖辈,指向的是一段超越种族和肤色的历史,而奶娃却指向一种和母系没有断裂的情感,一种和肉体有关的感情,一种僭越的命名。而实际上,戴德和奶娃,从命名意义上,仿佛就是关于生命是应该在地下隐藏,还是应该在地面奔跑的选择。

祖父原名叫杰克,一个南方的黑奴,在杰克的履历上,似乎只有压迫,只有奴役,但是在那个叫做自由办公室里,当白人士兵喝醉的时候,杰克却把个人的信息填错了栏目,从此他变成了“麦肯·戴德”,从此他有了自由身,甚至从此他可以去往北方奔跑在地面之上。醉酒的白人,似乎是一种隐喻,只有在错误的情况下,一个被压在历史深处的黑人才可能拥有自由的名字和身份,而到了第二代的“麦肯·戴德”,也就是奶娃的父亲一代,凭着投机式经营,却成为更超越父辈的身份,1936年的“柏加”轿车,可以租给白人的房子,以及家人每周日下午出游的生活,都让麦肯一家拥有了富裕的生活。

一次错误的命名,开始了家族命运的逆转,而对于麦肯来说,仿佛自己就已经告别了黑人世界,就已经成为受人尊敬的白人,错误的命名,错误的肤色,错误的生活,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奶娃应该开创另一种奔跑的生命形态。可是这错误的背后绝不是幸运,绝不是真正的自由,当北上的第一代麦肯·戴德分得那一块荒地之后,苦心经营的农场取名叫“林肯天堂”,但是这种命名又成为一个错误的开始,新生活的开始伴随的是一种暴行和死亡,蒸蒸日上的生活在白人世界里变成了一种嫉妒,那一颗子弹最终从白人的枪膛里射出,戴德就是在自己“林肯天堂”的篱笆上死去,这是见证白人暴行的地方,也成为自由黑奴的地狱。

托妮·莫里森:即便从未离开地面,她也可以飞翔

一种历史的循环,却跳过了第二代戴德的生活,或者说,在戴德和妹妹派拉特的逃亡中开始了一种逆转,派拉特将自己的名字放在耳坠里,是为了让名字永远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一个没有肚脐的女孩仿佛是告别了历史循环,脱离了自然的生命体系,以非正常的渠道来到人间,“她从来没有在由结缔组织细管连上人类营养可靠源泉的那个温暖而有液体的地方躺着、浮动或生长过。”而戴德却在自我异化的过程中,似乎变成了一个黑人式的白人,他对于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女儿,都有着强烈摆脱黑人命运的欲望,从圣经上盲目地选名字,无论是莉娜还是科林西安丝,都在“指到什么就叫什么”的命名中完成了生命的定义。而对于妻子露丝,一个医生的女儿,一个有着黑人血统的女人,戴德几乎以白人的暴行统治她,在他的世界里,她只不过是一个欲望的象征,甚至是一个黑色的物体,“这是最后一件美差,因为他一旦剥光她的双脚,把长袜从膝头直拉到脚趾,他就进入她的身体并迅速射精。”20年来,他几乎没有对她的赤脚看上一眼,“他只思念她的内衣”,而当她再次怀孕的时候,戴德才发觉自己的征服和物化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对于他来说,十五年后再生下来的孩子仍然是一个黑人,家族的延续将永远无法摆脱父辈出生的宿命。

他禁止她怀孕,让她吃药,但是露丝却在没有肚脐的派拉特的帮助下,把那灰绿色、像草一样的东西放进了麦肯的食物里,两个月后,露丝怀孕了。而当麦肯从性催眠的狂热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怀孕的事实已经无法改变,即使他给她半盎司的蓖麻油,让她坐到刚倒出滚水的热锅上,给她用肥皂水灌肠,甚至将一根毛线针的针尖插进了她,用拳猛捣她的肚子,也最终没有改变结局,派拉特是为了改变自己没有肚脐的非正常降生而让露丝怀孕,而露丝却也是为了报复麦肯对她的那种白人式的暴行,而当奶娃降生,并且取了这一个让麦肯厌恶的名字的时候,对于戴德家族来说,“结果却造成了在最令人反感的环境中终于有了儿子的痛苦”。

可是,当生命变成一种报复,对于奶娃来说,却是另一个宿命的开始,出生第一天颠覆的是关于飞翔的梦想,四年之后是丧失自我的兴趣,十四岁时注意到自己的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二十二岁的时候有了性生活却和同一个女人几次同床共眠,加上目睹父亲对母亲的暴行,跟踪母亲去每月去公墓寻找家族的温暖,对于奶娃来说,都让他深深感到无法摆脱的宿命,都让他看见了自身无法逃避的身份,和父亲不同,也无法在父亲的模板上开始自己的生活。

对于奶娃来说,十二岁遇上另一个黑人男孩吉他,似乎是突破宿命的一个开始,他带他认识了自己的姑妈派拉特,知道如何切断和家族的联系,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吉他看来,改变命运的最快捷方式,就是对白人的报复。“你真傻,伙计。真傻。根本就没有给黑人保障的法律,送他坐电椅除外。”去南方旅游的黑人梯尔因为曾对白种女人吹口哨,因为和白人女人睡过觉,最后被肢解身死,身在北方,似乎他的一生命运都应该在北方,都应该和黑人有关,所以北方和南方,白人和黑人组成的对立关系,是每一场悲剧的根源,奶娃祖父被枪杀在“林肯天堂”的篱笆上,父亲戴德对母亲实施的暴行,以及梯尔之死,都在宿命的世界里无法超脱,所以奶娃那个“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恰当的方法得到我们的东西?”的问题在吉他那里就变成了唯一的答案:“没有无辜的白人,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谋杀黑鬼的罪犯,即使不是一个实际的杀人犯。”

“不是杀人。是杀白人。”在吉他的世界里,黑人对面的永远是白人,黑人的敌人永远是白人,所以只有白人的死才能换来白人的活,这就是他所谓的“平衡理论”:“这块地皮浸透了黑人的鲜血。在我们之前,是印第安人的鲜血。他们已不可救药,要是让他们照这样干下去,就不会有我们的人留下来了,也不会有任何土地给那些留下来的人了。所以就得让数字保持平衡。”当四个黑人小女孩在教堂外被炸死的时候,吉他和他的组织的使命就是在星期天找四个白人的小女孩,然后用类似的方法处死他们。

用死亡消除对立,用暴力反抗暴力,这就是吉他的哲学,而其实这样的平衡理论一样代表着宿命,一样制造着悲剧,一样无法真正找到自己,其实和祖父在林肯天堂被枪杀在篱笆上一样,无非又是一个循环。所以对于奶娃来说,他对于世界的逃离变成了一种寻找,而穿过那些河流、那些农庄、那些山坡,那些树林,对于他来说,似乎是为了寻找那一个藏着和家族有关的金子,但是在体验了和现实无关的飞行之后,在看见了地下和地上生命之外的形态之外,奶娃其实进入了寻根之旅,“为什么我父亲,一个长得挺黑的黑人,在我出生之前就要杀死我呢?”奶娃的所有疑问其实和种族有关,和身份有关,和暴力有关,父亲的标签意义已经是一个在白人世界异化的黑人,而吉他的报复行动也把死亡变成了没有意义的屠杀,“人人都想要一个黑人的命”到底指向的是对立式的循环,还是破解式的超越?

一个人的旅途,本身就是面对自己的开始,而当寻找洞穴里的金子失去了最后意义的时候,奶娃却在那个叫沙理玛的地方发现了重新组合的生命符码,那里的农庄,那里的黑人,那里的歌声,那里的名字,仿佛让奶娃有了一种归宿感,

吉是所罗门的独子
来卜巴耶勒,来卜巴瞠哔
扶摇直上,飞抵太阳
来卜巴耶勒,来卜巴瞠哔

孩子们在唱歌,歌声里是关于一段被埋没的历史,是一些被隐藏的符号,是一组被忽略的名字,从第一代的麦肯·戴德开始,那个叫兴·戴德的女人,那个叫勃德的家族,那个叫海迪的老人,一条条线索,慢慢出现在奶娃的眼前,而寻根的意义在于寻找自我,而自我的新生就是要让关于暴力的古老寓言死去,让飞翔的传说长出翅膀,“我叫麦肯;我已经死了。他已经想到,这块地方,这个沙理玛,就要成为他的家了。他的老家。他的家人来自这里,他的祖父和祖母来自这里。”戴德是死,一种错误命名的死,而死之后是唤醒,唤醒生命,唤醒传说,唤醒名字,镇上所有的人都姓所罗门,所罗门杂货店、路德·所罗门、“所罗门跳台”、“所罗门不要把我丢在这里”的歌曲——连这镇的名字听起来都像所罗门:沙理玛,而所罗门先生和别人一概读作“沙利蒙”。

当名字从错误的历史中被发现,真实的含义也就会从灰尘掩盖的传说里长出翅膀,所以“人人都想要一个黑人的命”,实际上就是人人都要一个黑人活下来,死了才能复活,就像那些循环的历史,在暴力、异化、错误之后,才能获得生命的意义,而这种生命的意义在派拉特将骨骸埋在小小的墓穴之中,当自己以死亡的方式告别的时候,就变成了真正的飞翔——抵达祖辈没有被灰尘掩盖的传说:“他们弄到这一带的非洲人中间有些人会飞。有好多人飞回非洲去了。从这地方飞走的那人就是那个所罗门,或者叫沙理玛……”

奶娃从所罗门跳台开始飞翔的时候,不是那一只飞机,不是那一只飞鸟,而是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在出生的前一天,当保险代理人史密斯从大楼上跳下而坠落的时候,在奶娃的生命里已经写下了关于飞翔的寓言,一个是自杀性的跳楼,指向的是死亡,另一个则是朝危险勇敢的一跃,是对于生命意义“神秘而有争议的跳跃和飞翔”,而在新生的寓言面前,大地也是天空,地下隐藏的生命,地上奔跑的生命,都在找到自己的意义里开始了回归祖先、回归自我的飞翔,“因为如今他悟出了沙理玛所懂得的道理:如果你把自己交给空气,你就能驾驭它。”

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

编号:C38·2151223·1251
作者:【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11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34.40元
ISBN:9787208108448
页数:316页

“当安装工约瑟夫?布洛赫——他以前是个著名的守门员——上午去报到上班时,他得知被解雇了。”第一句话的平静却隐藏着混乱,他毫无目的地在维也纳游荡,和电影售票员发生了关系,随后无缘无故地掐死了她。他乘车来到边界上一个偏僻的地方隐匿起来,他在报纸上看到了通缉令,最后驻足在一个守门员前,注视着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扑住点球。对于他来说,是失去自我,还是重新找到自我?“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或者早已经逃脱了荒诞的游戏意义。《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为小说集,由四篇小说组成,包括《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监事会的欢迎词》、《推销员》和《一个农家保龄球道上有球瓶倒下时》。《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是维姆·文德斯同名电影原著小说。


《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2是美妙的偶数

你不看足球,而是看着那个守门员,看他双手放在大腿上,又是往前跑,又是往后退,左右晃来晃去,冲着后卫大声叫喊。“通常情况下,只有足球朝球门射出时,你才会注意到他。”

足球是一个物体,小说也是一个物体,物体需要被移动,需要被描述,需要被寻找,最后需要被命名,当《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出现在书桌上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它必然经过了一次购买,一次运输,一次交换,以及一次摆放,而最后成为一个最终的物体而具有叙述的意义时,它一定是进入了此时此刻的现场,小区某一幢楼,楼里的某一个房间,房间里的晚上七八点钟。而这还不够,现场被打开,小说被打开,物体被打开,接着便是有人进入现场,从第一页开始阅读,看见那里发生的故事,听到出场的人物,思考可能的主题,再接着,便是读到最后一页——或者从最后一页开始读,从后面翻到前面,从发生的情节转到未发生的情节,或者从后出场的人物推断出前面出场的人物,不是关于顺序的倒置,不是关于人物的重新安排,而是用另一种方式进入故事,用另一种手段命名物体。

似乎还不是最后的终结,在进入现场之后,甚至在退出故事之后,它还只是一个小说的物体,也就是说,它和那个叫“彼得·汉德克”的名字有关,甚至和被最后一页标注的开本、印章、插页、字数、版次、定价有关,也就是说,即使被阅读,被合上,最后还是一个四方的物体,在作者和一切的版权信息之外,它必须重新被叙述,也就是说,当一个物体脱离它固有的秩序,从文本的世界中成为另一个物体的时候,它必须被重新命名,必须重新被讲述,一个故事,一个人物,一种虚构,一场游戏,一次谋杀,只有在重新命名、重新讲述之后,它才会真正活在现场,才会真正具有焦虑,才会真正获得意义。

小说是一个物体,足球也是一个物体,曾经的足球守门员变成了安装工,曾经的妻子离开而被别的女人依次取代,曾经的房间被重新安排,曾经的比赛被重新布置,就如一本小说,早就离开了它作为原始物体的意义,所以如果从比赛的现场开始一种叙述,那么在面对比赛时,守门员的焦虑并不是有人会从不同角度罚点球,而是罚点球的那个人只有此时才注意到他——足球、罚点球,前锋,或者都不是关系守门员焦虑与否的因素,而是在现场,谁来关注,谁来叙述,谁来制造悬念,谁来完成游戏?

谁是一个人称代词,是判罚点球的裁判?是射门的射手?是最后扑救的守门员?一种现场是自成一体的,是一气呵成的,当裁判吹响哨声,当射手助跑射门,当守门员做出扑救,所有的动作都被组合成现场的一个动作,不管是射手变幻左右的角度,还是守门员做出方向一致的动作,可能被射进,可能被扑出,而在可能里,有时是射手面对守门员时的焦虑,有时是守门员面对射手的焦虑,但最后都无法逃离足球场判罚点球的现场,也就是说,他们组合成了一种秩序,即使是没有结果地在“不停地继续”,即使最后无计可施地宣布结果,但终究是一种现场的焦虑。但是谁这样的人称代词缺少的是最重要的命名,那就是观众。

“那射手突然起跑了。穿着鲜黄色球衣的守门员站在那里,根本没有动,罚球手将球踢到守门员的手里。”这一系列的动作,这一系列的结果,最后具有什么样的意义,那就是被看见的意义,被叙述的意义,而这种看见和叙述就是另一种命名,就如一本小说,当它脱离文本的物体意义的时候,才可能获得意义,才可能活在现场,才可能具有焦虑,所以守门员和射手的最后意义,都在叙述者那里,叙述者是我,是第一人称,而他命名的守门员和射手就是他,他是一个人物,他是一个名字,他是约瑟夫·布洛赫。

被看见和被叙述的布洛赫,在被解雇的时候,第一次进入了故事的现场,那个故事被展开的时候,始终是在一个明确的舞台里,他上了出租车到了纳什市场,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把自己灌醉,他想给朋友打电话却没有了零钱,他坐电车出了城去了体育场,他坐在一张没有扔掉的报纸上,他在一个房间的淋浴间冲了个澡……他被解雇是一个“物体”的移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无所事事,他无聊之极,他茫然寂寞,所以他必须寻找一种秩序,一种确定自己的秩序,一种把自己叫做布洛赫的秩序。

秩序有关的是两个“物体”,一个是和离婚的妻子有关的女人,一个是和曾经职业有关的球场。他看见身上穿着外套的女人,他给前妻打了电话,他等待电影院的女售票员,他发现汽车角落里提醒他掉了硬币的女人,他遇见了说起了那个孩子失踪的农妇,他问起在旅馆里的女人是否有了男朋友,甚至他用力掐住了一个女人的脖子——那是一种恐惧,在女人出入他生活现场的时候,大都只是偶遇,只是擦肩而过,都没有发生故事,但是那个女人被掐死的时候,那种“一个什么东西断裂一样的声音”让他感到恐惧,恐惧是一种心理反应,也就意味着他开始被叙述,被命名:他是一个杀人犯。所以有了警察的到来,所以有了离开的冲动,所以有了对现场的背叛,所以有了命名一切的恐惧:“他透过打开的窗户往邻居家里看去。他看到一个棺材架上有一个死人,旁边已经放好棺材。墙角里有个女人坐在一条小凳上,她正在用面包蘸着果子酒。桌子后面的凳子上躺着一个年轻小伙子,他正在睡觉,他的肚子上趴着一只猫。”

而对于足球赛事,也经历了这一个重建秩序的过程,他从报纸上读到某一场赛事,他看见体育馆里球员的照片和签名,他注视自己房间里的比赛奖杯,他回忆起在南美举行的一场巡回赛,而这些或者也是片段的,就像他遇见的许多女人一样,直到进入了那个操场,看见了运动员在训练,那个活着的现场也进入了他的世界,他成为其中的一个观众,成为一个叙述者,或者是“他对那个射门根本没有准备,他让足球从两腿之间滚了过去”的回想,或者是“他抬头看去,看到原来是又湿又重的足球砸在一个球员脑袋上”的事件,或者是“那些前锋正带着球冲向他的球门”的动作,都开始复活,而这种复活就是建立了属于他自己的秩序,属于观众和叙述者的秩序。

女人和足球,是重新被命名的物体,是重新被叙述的物体,是活在现场活在舞台上的物体,就像当他说到自己曾经是守门员时遭受到几次肋骨骨折之后,有人说那天锯木厂的锯木工从木板堆上摔下来的时候,也是肋骨骨折。女人建立了秩序,足球建立了秩序,死亡建立了秩序,曾经经过他面前的时候,布洛赫认为他们都是自称一体的,都属于他们自己,都表现的很自然,但是从此之后,“他觉得一切都很相似;所有的物件都让他想起它们的相互关联来。”女人联系着情欲,情欲联系着身体,身体联系着孩子,孩子联系着失踪,失踪联系着死亡;足球联系着过去,过去联系着工作,工作联系着时间,时间联系着记忆,记忆联系着活着,活着联系着死亡……

而一切的联系在布洛赫那里变成新的秩序的时候,命名就变成了一组组被拆开的词语,“然后”、“一张”、“小”、“桌子”、“然后”、“一个”、“纸篓”、“然后”、“一块”、“窗帘”……句子断裂,甚至还以图像的方式逃离词语原来的意义,那个房间里的一切都变成了直接而具体的符号,甚至关于“布洛赫”也变成了一个词语,一个符号——自己解构了自己,自己重建了秩序。所以当以观众的身份看见那场比赛,看见守门员的时候,他也最终把守门员从自己那里脱离开来,不自然的秩序,指向的是真正的焦虑,往前跑,往后退,左右晃来晃去,而最后即使足球留在了自己的手上,解除了一切联系的物体也只在分解的词语里变成毫无意义的物体。

所以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当有观众和叙述者接触彼此关系的时候,它其实就变成了“守门员”“罚点球”“时”“的”“焦虑”,没有了现场,没有了秩序,没有了句子,当然也没有了布洛赫。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无序取代了秩序,叙述者取代了人物,词语取代了句子,那么还有什么是真相?其实命名为“布洛赫”的那个人,或者命名女人和足球断裂联系的那个人,就是那个谋杀犯,他制造了事故,他扼杀了秩序,他逃离了现场。

“谋杀故事的开场就像其他故事一样,无非另外一个故事的延续。”另一个故事被延续的时候,其实谋杀早就发生了,谋杀指向一个已经发生的事件,指向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指向一个已经破坏的现场,都是在秩序建立之前就已经展开了,所以谋杀在真相之前,就是一种无序,而那个谋杀犯就是一个陌生人,他被叫做推销员:“他的行为举止像一个推销员。也许他就是一个推销员。”推销员是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是为了强硬介入秩序,是为了改变生活的规则,是一个堕落的陌生人,所以像极了谋杀犯。但是在谋杀犯成为谋杀犯的时候,他一定要破坏秩序,所谓“无序”,这是逃离自己秩序的一种举动,“推销员用眼角的余光注意到别人怎样用眼角的余光在打量他。”是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互动的情景中,只有这样他才能找到现场,找到人物,找到对象,而在这个被别人的眼角余光看见的时候,秩序被改变了,所以原先的物体也便发生了改变。

“人们发现,刚才还在原来位置上的一个东西现不在那里了。”物体被移动了,被拿走了,被“突然”这个词使用了,所以无序的状态下,就是打破规则,打破时间,就是建立联系,就是命名物体,所以,谋杀是必须发生的,谋杀犯是必须命名的,而当一个谋杀事件发生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彻底改变时间,而是时间停滞了,那里有死去的人——不是已经死去,不是正在死去,而是停滞在那里的死亡,也就是它是静止的,它是孤立的,它是没有秩序的,它是取消时间的:“那个死者或者还没有死的人在注视着他。”就像他用眼睛的余光看别人的时候,别人也用眼睛的余光看见他。

此时此地,是现场的唯一时空,是无序里的秩序,子弹上刻着十字花,死者的衣服上有盐粒,这些都在现场,但是作为一个谋杀事件,在返回真相的时候,必须寻找谋杀犯,必须还原谋杀时间,必须揭露现场的秩序,这是过去的时间,从停滞的时间里穿过去,这是发生的事件,必须从无序中寻找新的秩序,所以开始追踪,开始探寻,开始认识死者是谁,但是谁是唯一的跟踪者,谁是必然的被跟踪者?当物体发生改变被拿走,当秩序变成无序,跟踪者或者就是被跟踪者,而死者可能就是目击者。

返回现场,其实是一次重构,而这个重构过程中,时间返回了过去的时间,现场变成了发生的现场,秩序的回归只是表面的回归,而无序又变成了第二个的无序,重构是一次冒险,重构是一次命名,重构其实是一次破坏,寻找真相,是为了进入日常生活,而一旦进入日常生活,进入日常秩序,进入日常时间,那么停滞在那里的时间、现场、人物和时间都被取消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或者事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些关系能够表明谋杀故事所涉及的那一个关系,即谋杀犯与其被害人之间的关系时,它们才有描述的价值。那些日常关系已经不再属于这个故事了。”

而这种关系的破坏,就是因为有了描述者,跟踪者?询问者?都在接近事件,都在揭开真相,却进入了新的无序,“谋杀仿佛不是发生的,它是被发现的。”于是,错误的揭示开始了,他被人看见和被害人在一起,他逃跑了,他带上了有罪的证据,“作为一个无辜的人,他却最像有罪。”这便是新的秩序,这便是新的现场,这便是新的真相,其实重构就是一种二次过程,“‘2’是一个美妙的偶数!”偶数改变了唯一,突出了偶然,在二次构建的过程里,秩序的回归已经远离了真相,“真相大白通常都发生在密闭的空间里。”它只是因为被说漏了嘴,所以便有了和谋杀有关的秩序,而这样的秩序本身就是无序,就是在描述过程中的无意义。

“我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呢?”这是推销员最后的疑问,2是个美妙的偶数,2是个分裂的物体,2是个无序的秩序,那时水落石出,那时真相大白,而在台下,只有描述者,只有追踪者,只有询问者,只有取消了联系而被命名的观众,“当他死的时候,对于观众来说他早就死了。”死早就失去了意义,早就不在真实,所以在谋杀进入最后的时间的时候,宛如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出现的焦虑,那个球只是一个取消意义的物体,在观众看见的球场上,在被描述的现场,在无序之后的秩序里,“孩子们已经在玩杀人游戏了。”

独角兽

编号:C38·2151223·1249
作者:【英】艾丽丝·默多克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5年11月第1版
定价:46.00元亚马逊34.90元
ISBN:9787532770199
页数:336页

“全英国最聪明的女人”艾丽丝·默多克在《独角兽》里是寻找的自我惩罚?或者是想在惩罚中自我救赎?表面看来是一部复杂纯熟、充满神秘色彩的哥特式罗曼司。一个名叫汉娜的女人,是个与他人通奸、将丈夫推下悬崖的恶毒淫妇,然后又变身成为承载着无数人的想象、无欲无求、甘心承担一切罪恶并甘愿为世人献身赎罪的耶稣基督。而当这个救世主因为自己丈夫即将归来,突然变成真实的个体,一个与人通奸又试图谋害亲夫的邪恶女人时,无论是她还是众人经由对她的想象所创建的那个精神上的空中楼阁均瞬间崩塌……全书既有曲折生动甚至浪漫神秘的故事,又笼罩着一种世事无常、一位皆为荒诞的宗教-哲学氛围,既引人入胜又耐人寻味。


《独角兽》:负罪的灵魂无处可逃

麦克斯说过,他们大家都往她身上去寻找他们各自痛苦的意义,把自己的罪恶卸下,放到她那儿去燃烧,他这么说也许是对的。这是一个精神生活的幻想,一个故事,一出悲剧。
         ——《第三十五章》

独角兽就在那牢笼里,就在封闭、囚禁的牢笼里,那看上去挣扎着要逃离的冲动,是它向世界发出的呐喊,是它结束自己永恒罪孽的开始?当自我的力量无法完成罪恶的救赎,谁又会在背后给它力量?独角而存在的美丽,独角而制造的传说,其实是将所有背后的力量都变成了一种自我驾驭的方式,但是最后,它却不是为了离开,不是为了逃脱,甚至不是为了自由,那笼子其实是一个诱惑的陷阱,而当四面的人创造着解救的机会,向着所谓的自由世界进发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被关进了笼子里,再无新的世界以一种救赎的方式出现,“也许她只是一个妖妇,一个女巫喀耳刻,一个精神上的珀涅罗珀,不停地迷惑、奴役她的追求者。”

可是为什么会有追求者?为什么他们迷恋那一只美丽的独角兽?像对待一个天使一样让她发出自由的呼唤?当解救变成了束缚,当救赎变成了罪恶,上帝在哪里?独角兽变成了异化的上帝,变成了恶魔,变成了制造牢笼的罪人,可是那些痛苦从何而来,罪恶从何而来?是什么必须消灭,是什么必须拯救?在“必须”的命题里,无论是爱还是被爱,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当混淆了真实与幻想、现实与想象的时候,那个不存在的东西反而变成了一种寄托,那种悲剧反而看上去更具有了信仰的意义,“独角兽也是耶稣的形象,但是我们讲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罪人。”所以最后当一个故事变成一个悲剧,当上帝被命名而离去,爱就变成了一种毁灭。

笼子本来就存在,只是在七年的魔咒里,它被隔离在现实之外,看上去虚无,实际上是无法解脱的陷阱,就像那个在地图上被重点标注的“盖兹”一样,是一个神秘的地方,甚至在玛丽安看来,是一个文明开化的地方,“会有一些店铺和一间酒馆。”文明开化代表着消费,代表着人群,代表着一种整体,对于一个很快就三十岁、渴望真正爱情的玛丽安来说,盖兹提供了一种想象的可能,让她可以告别频频更换序幕的舞台,让她获得一个完整的爱情。所以离开男友,离开城市,而去想象另一种生活,几乎是所有人遇到的一个人生寓言,她是急切地投奔而去,急切地要融入其中,急切地要把痛苦和罪恶消灭。

艾丽丝·默多克:爱与被爱都是囚禁的牢笼

以及那个美丽的汉娜出现在面前,玛丽安的世界里从来没有看见那只笼子,当然,她也没有一开始就把汉娜当成是一只独角兽,她想来到一个自己必须面对的世界一样,怀着渴望和新鲜,如她的家庭教师职业一样,希望能创造一种改变曾经生活的新秩序。精神生活的幻想,总是以一种神秘而不安的方式降临,荒无人烟的地方,没有土壤只有沼泽,没有店铺酒馆只有冷清的渔村,而在那座汉娜居住的房子附近,甚至只有岩石、悬崖、石碑和神秘的东西,陌生和邪恶是她对于这个世界的定义,其实不管是最初的想象,还是之后的感觉,都让她错误地把不存在的东西当成了一种存在,以致每晚总会怀疑背后有人监视着自己,或者会突然伸出一只手来,将她抓住而推向一个恐怖的地方。

不是因为原先和男友的爱情太现实主义而改变了生活,也不是因为喜欢冒险而闯入一个陌生的封闭世界,对于玛丽安来说,她或者只想寻找一种真实的存在,一种自己可以感知和把握的现实,一个再不把自己从整体上分割开来的生活,所以当她知道自己要教的不是学生,而是漂亮的汉娜的时候,她也以为自己是可以独善其身而安全退出的,甚至以为汉娜如果是一个病人,“这个人是与人无害的。”一个生活的起点,是为了急冲冲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那个“此端向上,小心轻放”的人生纸盒,在一种规则面前已经遮蔽了自己,“才到五天,我就开始忘记自己是谁了。”

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词,就像模糊的“盖兹”,模糊的家庭教师职业,模糊的大海和悬崖,模糊的地点,而当自己看不到应该看见的影子,呈现在眼前的世界就是一个错乱的囚笼,汉娜就是关在囚笼里的那头独角兽。因为和列殊先生发生关系,被丈夫彼特发现,最终她像一个犯人一样被囚禁。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监狱,包括司各特、伊夫克里奇、杰姆西、诺兰都成为了看守,而新来的玛丽安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在五年时间里,汉娜没有走出过花园一步。

囚禁是不是一种缓慢死亡的方式?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仿佛人的生命总是脆弱的趋向与死亡,车翻到小河里车上的人死了,沼泽里掉下一个人,最后也死了,而在七年之前,当汉娜的事情东窗事发的时候,丈夫彼特差点在和汉娜的争吵中掉下悬崖摔死。如此接近死,如此弥漫着死,所以在希望能有一个完整起点的玛丽安来说,她想变成一个解救者,想把囚禁在牢笼里的汉娜救出去,离开这个阴暗、神秘和恐怖的世界。看上去,汉娜像一个病人,五年没有走出花园的监狱生活对于她来说,就可能只剩下一个躯壳,而背负着罪恶的她似乎也只有一个需要救赎的灵魂,“精神上的东西就是反常的。负罪的灵魂无处可逃。”似乎在寻找上帝,在寻找精神的力量,但是当汉娜问想把她从这个囚笼里解救出去的玛丽安是否相信上帝的时候,玛丽安的回答竟然是:不信。

不信是不是缺失爱的力量,缺失救赎的信仰,缺失人生的归宿?“你以为人们不爱上帝吗?啊,他们爱的。真的,我们大家都在种种掩饰下爱他。我们得爱他。他渴望我们的爱,对爱的强烈渴望会孕育爱。”在汉娜面前,玛丽安的那种虚幻感觉被一层层剥下,哪里有完整?哪里是起点,无非是一个把自己推向没有爱的虚空,甚至当她提出和艾菲汉一起实施解救计划的时候,得到汉娜的回答是:“可是究竟为什么走呢?我属于这里,完全属于这里。如今再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它会让我变得面目全非。”为什么背负着罪恶的汉娜,被囚禁的汉娜,五年没有离开花园的汉娜,不肯离开这个地方,不肯告别这种囚禁生活,不肯寻找另一种自由?她说“完全属于这里”看起来像是对于玛丽安的讽刺,曾经她也以为自己在告别了爱情之后会在这里开始一个完整的生活,完全而完整,其实是一种说法,一个是为了逃离而拒绝留下,一个却是为了留下而拒绝离开,两个女人,各自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开启了一个秘密。

都是因为爱?玛丽安离开是为了寻找现实主义的爱,汉娜被囚禁是为了得到真切的爱,但是为什么她不要在玛丽安的解救中寻找新的爱?在之前,汉娜是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爱,而在七年钱的变故之后,在五年的囚禁之后,她的爱却变成了一种幻想,一种囚禁别人的幻想,一种自我命名为上帝的幻想。是的,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有爱着她的艾菲汉,有曾经缠绵过的列殊先生,甚至玛丽安在遇到这个美貌夫人之后,也触动了她心中的那一种投影,仿佛爱无处不在,仿佛爱触手可及。

艾菲汉时刻准备着和汉娜相爱,甚至想成为汉娜的仆人,在这样的一种爱面前,他甚至舍弃了爱丽丝,甚至拒绝了伊丽莎白,这是一种简单的爱,想象的爱,甚至是违背了诸多伦理的爱,但是在这个地方,几乎没有有什么障碍,没有谁来阻碍,甚至爱丽丝也完全没有打闹,没有争抢,没有报复,甚至最后以一种自死的牺牲方式让自己受罪。这种爱不合情理,不合逻辑,但是在这个囚笼般的世界里,一切都像变成了一个游戏。还有司各托,这个汉娜丈夫彼特最好的朋友,也是最严厉的囚禁者,却原来是和彼特有着同性恋关系,所以当汉娜犯了罪恶的勾当之后,一方面去往纽约的彼特让他看管汉娜以示惩罚,在这个意义上,司各托变成了彼特的一个影子,一个替身,而另一方面,在汉娜和司各托之间,又演绎着另一种罪恶,他到处追求异性之爱,却最后把汉娜当成了一种性幻想,而汉娜在汉娜也有点封建意识,完全视他为家奴,几乎会当着他的面脱衣服。噢,还有,他很管用,送信、安排约会……到最后把我们出卖给彼特。”在司各托面前当面脱衣服,按照艾菲汉的说法,是把司各托当成了家奴,实际上包括送信、安排约会,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一种欲望,而他把十九岁的杰姆西当成欲望的一个对象,也正好反映了一种双性的幻想症。所以司各托之于汉娜,一方面是丈夫作为囚禁者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成为被囚禁的象征,前一种代表着对于罪恶的惩罚,后一种则是诱惑的陷阱。

她实际上是一个被欲望异化的自己,而这个自己又成为众人的上帝,就像麦克斯所说:“独角兽也是耶稣的形象,但是我们讲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罪人。”她和邻居相互勾引,这是一种道德之罪,但是她却从来不需要逃离这个囚笼,因为她在这七年时间里,在爱上帝的漫长时间里已经成为另一个上帝,她是一条勇敢的鱼,“我记得汉娜提到过一次,她说它们逆流而上的举动就像灵魂在奋力接近上帝一样。”而这种逆流的方式让囚禁变成了自由,每个人在她身后,都变成了被囚禁着,她反而站在外面,看到伦理的崩溃,看不到罪恶的降临,看到爱欲的死灭。

“柏拉图告诉我们在所有属于精神世界的物体中,美是最显而易见的。我们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智慧,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不管是谁,用不着训练就会爱上美。因为美是精神物质,它需要崇拜,而并不唤起欲望。这就是精神恋爱的真谛。汉娜是美丽的,她的故事如你所说‘不知怎的很美’。当然,除非有其他美德、其他价值,不然这种崇拜会变成堕落。”麦克斯说的那种崇拜的美,在汉娜身上就是一种引诱,而当这种崇拜变成了堕落,自由也将不复存在。

但是,汉娜对于美的诱惑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人人崇拜的上帝,她是要把这一切的秩序解构,是要把这一切的规则破坏,七年之后,当彼得回来的电报收到的时候,她却开枪打死了司各托,是对于丈夫镜像的毁灭,也是为了让自己引诱者的形象破灭,我是个空心人。我靠你们对我的苦难的看法生活,但我没有真的苦难,苦难……现在……才刚刚开始。”那个上帝只是一个伪上帝,只是汉娜报复那些堕落者的手段,“你知道我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吗?是上帝。你知道事实上一直以来我是什么吗?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一个传说故事。从现实世界伸过来的手从我身上穿过,就像穿过一张纸一样。”

彼特永远不会回来了,除了司各托以一种镜像的方式被汉娜打死之后,她也以一种死亡的方式毁灭了自己,“汉娜境遇的变动开始影响到他个人的解放,它将暴力释放出来,因为死亡会带来与想像截然不同的情况”,这是一种对于真实的抵达,七年的魔咒最后以死亡的方式返归到救赎的意义,对于玛丽安来说,一种幻想的破灭,对于艾菲汉来说,是一种虚构的死去,对于丹尼斯来说,是那些勇敢的鱼变成了自我的囚禁者,“是我们大家把她给杀了。我是罪魁祸首。”而最后列殊先生的离去,则代表着一个负罪的灵魂真正消失,当初为爱欲而来,最后在爱欲中堕落,爱欲和上帝没有关系,爱欲是一种不存在的幻想,是一个想象的独角兽:“世上没有哪个声音不会慢慢沉寂,没有哪个名字———不管里面曾经蕴涵了多么惊心动魄的爱情——呼唤它的声音不会最终渐渐消逝。” 

遥远的星辰

编号:C64·2151223·1248
作者:【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6年01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25.20元
ISBN:9787208125520
页数:260页

“小说《美洲纳粹文学》的最后一章讲述了智利空军中尉拉米雷斯·霍夫曼的故事,但也许讲述的方式过于笼统(不超过20页)。这个故事是我的同胞阿图罗·B. 给我讲的。他是一名老兵,经历过那场恢宏的革命战争,在非洲自杀了。他对最后的结局并不满意。”《序言》里讲述了某一个故事的起源,三周时间,借用故事和词汇,对于波拉尼奥来说,“从一本书里又展露出另一本”是一种可能的叙事,就像作为母本的《美洲纳粹文学》里的那个世界,就像《遥远的星辰》里的那个冒名者:一个有很多名字的男人,一个除了美学毫无道德的人,一个恐怖的花花公子、凶手和摄影师,一个野蛮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创作的艺术家……在历史、神话和文学的旅程中,遇见别人或者就是看见自己——我们所有的人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不都曾是冒名者吗?


《遥远的星辰》:幻觉,从来都不少见

在康塞普西翁的天空留下了如下的字句:上帝看到……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

必须是上帝先看到光,必须是上帝把光和暗分开,可是,上帝在哪里?在那孤独的天空上?在那疯狂的的诗句里?上帝从来都需要一种俯视的目光,只有俯视再能看见众生,才能全知全能,才能把光和暗分开,才能创造奇迹,而一架飞机,一个飞行员,变成和上帝一样,在天空中写下诗句的时候,那些字是会变幻而消失的,那些抬头的人会低下头而沉思的,所以对于这一种天空叙事来说,只有一个飞翔的时间,只有一种创造的高度是远远不够的,它甚至只是关于1974年那场混乱军事政变之后的一个幻觉。

而且为什么要把光和暗分开?谁在光明里,睡被打入黑暗中?上帝是为了拯救信仰他的众生,不是为了制造新的矛盾和斗争,所以在1974年的智力,在1974年的天空,一切就如诗歌本身一样,带着梦呓、疯狂,带着暴力和征服,带着混乱和分裂,所以在天空之下有仰头观望而失去自由的我,有笑着叫喊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到智力的诺韦尔托,有给诗歌秀投去赞赏目光的好事者,有用狂风和红唇虚构的“孪生姐妹”,有虔诚的天主教徒卡西奥·伊瓦卡切,他们在地上,他们抬头,他们被写进诗歌里,他们仿佛看见了上帝的光,他们像死去的女诗人一样在暗处,所以,在他们的世界之外,是只有一个人的上帝,是只有一个人的疯子,是只有一个人的天空,他的名字叫卡洛斯·维德尔。

“维德尔”如上帝一样,是关于词语的重新命名:

Wider,在古德语中写成Widar和Widari,是“反对”、“面对”的意思,有时候也有“对于”的意思。他随便举了几个例子:Widerchrist,“反基督”;Widerhaken,“钩子”,“铁钩”;Widerraten,“劝阻”;Widerlegung,“辩护”,“反驳”;Widerlage ,“堤岸”;Widerklage,“反诉”,“反检举”;Widernaturlichkeit,“怪异”,“离谱”。

反对、面对、怪异和离谱,都是某一种本体的对立面,都是对于可能存在的相反,它是一个前缀,是一种注解,是一次反叛,反基督站在上帝的对面,钩子站在直线的对面,劝阻站在顺意的对立面,反驳站在观点的对立面,堤岸站在流水的对立面,反诉站在罪恶的对立面,而怪异和离谱站在现实的对立面,而对于这个自我命名为维德尔的人,是不是站在大地的对立面,是不是站在1971年记忆的对立面?所以翻开对立面的那片天空的时候,维德尔其实不叫维德尔,他叫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

1971年的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还没有反对的意思,那时候他是一个学校里的自学者,那种不像其他穷人的自学者;那时候他说着西班牙语,“那种智利某些地方(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地方,更是主观概念上的地方)——那些时间似乎停止了的地方——特有的西班牙语。”那时候他独自一人生活,那种赤裸裸、血淋淋的房子;那时候他也写诗,那种不被别人认可的诗歌;那时候他也征服女人,学校里最美丽的加门迪亚姐妹被他征服,迭戈·索托诗社里的两位女性被他征服,“总而言之,他是比维亚诺·奥赖恩嫉妒的对象,也是我自己嫉妒的对象。”

1971年的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是被我和比维亚诺看见的人,也是被我和比维亚诺嫉妒的对象,这和诗歌无关,却和隐藏在那里的怪异有关,当比维亚诺敲响了他住处的那扇门的时候,他分明感觉到有另外一个人一动不动地躲在门后,而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似乎把那个人永远隐藏在怪异的屋子里,即使这样一种怪异变成比维亚诺在信里说到的苍白如纸的脸,对于那个还叫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的人来说,怪异也永远不会写在天空中,永远不会把自己当成上帝,永远不会把光和暗分开。

但是1974年还是到来了,政变开始了,总统被赶下了台,当传说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终究变成疯子口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其实一切都被颠覆了。有人被捕,有人转入地下,有人正被搜捕,而当加门迪亚姐妹终于离开“现实生活”而躲避到父母老家的时候,世界最终在被命名中变成了和残酷的现实对立的生活。从来没有追求成功的加门迪亚姐妹把我留在了他们的公寓里,这是我幸福时刻的到来,永远留在我的心中,但是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短暂和永恒的幸福,其实是带着一种虚幻的色彩,它甚至吞噬了被看见的1971年,所以,“从这儿开始我的故事基本上都是猜测了。”

猜测的生活是那次去父亲图书馆找那本书的是加门迪亚姐妹,还是其中的贝洛尼卡?是提到过重新编辑出版的卡塞雷斯全集的是加门迪亚姐妹,还是其中的安赫利卡?是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出现的时间是两个星期之后还是一个月之后?或者,可能,也许,都是虚拟语气,它不指向现实,它带入一种虚幻,所以当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被自己命名为维德尔,1974年的混乱里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上帝?当加门迪亚姐妹的姨妈脖子被刀划开,当女仆的床最终空空如也,以及当若干年后在公共墓地发现的那一具安赫利卡·加门迪亚的尸体,1974年是就是一个被猜测的时间,维德尔就是一个被命名的词语,而反基督也是一个赶走了上帝的罪恶。

所以在上帝看到光之前,在天空写下诗句之前,那带有猜测的现实是:“大地混沌……还没有成形……深渊一片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深渊里一片黑暗,所以在那一个晚宴中发生了水手事件,所以文学社社长胡安·斯泰因这个“布尔什维克犹太混蛋”在红色革命的疯狂中失踪,所以致力于智利尚无人了解的法国诗歌翻译的迭戈·索托迷失在“像教堂亦如巨大电台的佩皮尼昂火车站”,所以同性恋兼艺术家的洛伦索在买了假肢参加巴塞罗那残奥会之后死于艾滋病。他们或者被一句骂人的话,被一篇关于杀死妓女的小说,被一把纳粹的刀,被不被允许的感情,带入到那无尽的黑暗中,他们看不见上帝,甚至看不见疯子,看不见诗人,甚至在流浪欧洲的广阔而孤独的世界里,也回不了自己的祖国智利。

这一切仿佛都变成了比维亚诺关于美洲纳粹那本书里的人物,“它将涵盖我们这个大陆上纳粹文学的所有表现形式,从加拿大(在那儿魁北克人引起了很大反响)到智利——在这个国度他肯定能找到不同风格的各种潮流。”而他们是牺牲品,或者他们就是小说中的每一个人,而在这虚构的小说之外,是不是还有另外的暴力,还有另外的谋杀,还有另外的纳粹?还是维德尔,当从1971年的自学者、西班牙语演说者、住在赤裸裸血淋淋房间里的青年,从阿尔韦托·鲁伊斯—塔格莱变成维德尔的时候,其实并非是对立,是反对,是怪异,“Wieder这个词,据比维亚诺和我们讲,是‘再一次’、‘重新’、‘第二次’的意思,在某些上下文背景中有‘一次又一次’的意思,在指将来的句子中有‘下一次’的意思。”

再一次是重复,第二次是重新,一次又一次是反复,所以从1971年到1974年,从革命之前到革命之后,从寂静得像共产主义到混乱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来了,实际上,只不过从现实走到虚拟,又从虚拟回到现实,“让我们回到最初,回到卡洛斯·维德尔和1974年。”这个起点里终究会出现一个上帝,而在天空中,维德尔以上帝的名义开始写下另外的句子:死亡是友谊。死亡是智利。死亡是责任。死亡是爱情和死亡是成长。死亡是圣餐。死亡是复活。“死亡是洁净,但死亡是我心。”他继续写道:“拿走我的心吧。”之后是他的名字:卡洛斯·维德尔。一切的死亡是不是都是被和光分开的暗里,是不是都在上帝的对立面,是不是都在混乱的现实之外?而其实,一个诗人,一个而空军军官,一个飞行员,一个杀人的恶魔,对于维德尔来说,都不是命名的全部,都不是1974年混乱的全部,实际上,维德尔的“再一次”,“第二次”“一次又一次”的命名里,仿佛是为了寻找一种不被遗忘的信仰,仿佛是为了留住天空之下的那些生命。

因为,“智利遗忘了他。”因为不想遗忘,所以发生了恐怖的故事,因为不想遗忘,所以制造了疯狂的举动,因为不想遗忘,所以举办了摄影展,在一个精确有限的空间里,那些关于死亡的照片到底是现实还是艺术?其实,当现实和幻觉连接成一体的时候,就像奥克塔维奥·帕切科的小小独幕剧里的那个连体人世界,死亡并不能提供最后的答案,“它的论断也许过于简单:只有痛苦才能拴住生命,只有痛苦才能够彰显生命。”制造死亡的那一个夜晚,“西班牙曲子”里注解的意义是:“纯粹的愤怒,先生,纯粹的无能为力。”

所以关于死亡的答案,只不过在警察罗梅罗那里,变成了关于二十万比塞塔的“一门生意”,这是秩序的维护者,这是制度的执行者,这是暴力的消灭者,而其实那些推荐杂志里的种族主义、仇犹太人倾向,那些电影里的色情成分,都是在制造另一个维德尔,一个和杀人犯、凶手、疯子相关的维德尔,一个和空军飞行员连体的维德尔,而在遗忘的现实里,任何的虚构都是一种毁灭,一种亵渎,一种站在上帝对立面的反基督,就像那个叫“野蛮作家”的文学流派的主张一样:

根据德洛姆的想法,必须与伟大作品融合起来。这种融合通过相当奇怪的方式来获得:在司汤达的作品上拉屎,用维克多·雨果的书页擤鼻涕,通过手淫让精液流淌在戈蒂埃或班维尔的作品上,在都德的作品上呕吐,在拉马丁的作品上撒尿,用剃须刀的刀锋切割身体让血溅到巴尔扎克或莫泊桑的作品上,总之,是把所有这些经典作品亵渎一遍,德洛姆将之称为赋予人性的过程。经过一周的“野蛮”仪式后,结果是公寓或房间里到处是破碎的书、充斥着污秽和恶臭,文艺学徒悠闲自在地苟延残喘着,赤身裸体或仅着短衫,肮脏不堪,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或者更确切地说,像第一条跳出来想去水外面生活的鱼那样抽搐着。

所以色情电影中的摄影师,看门人,杂志上的评论家,以及酒吧里和我隔着三张桌子的那个人,是真的就是被自己命名的维德尔?“他看起来不像一个诗人,不像一个前智利空军军官,不像一个传奇杀手,也不像那个曾经飞到南极在空中写诗的人。远远不像。”一切都是幻觉,1974年开启的纳粹文学其实就是幻觉的文学,就是毁灭现实的文学,就是扼杀上帝的文学,就是恐怖的文学,“当然,他说,怎么会不恐怖呢。我不想笑,但我还是笑了。”在恐怖中发笑,在虚幻中离开,告别智利,前往欧洲,那些在天空下的人都从暗处看见了光,看见了上帝的诗歌:“比如时间,地球变暖,越来越遥远的星辰。”

爱情与夏天

编号:C38·2151117·1244
作者:【爱尔兰】威廉·特雷弗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2年10月第1版
定价:20.00元 现12.00元
ISBN:9787020091430
页数:196页

拉思莫伊的夏天总是很平静,所以当那个深色头发的陌生人和他的自行车出现在科奈尔蒂夫人的葬礼上时,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弗洛里安·基尔德里不知道科奈尔蒂夫人拥有半个拉思莫伊镇,他只是想来拍点被焚毁的电影院的照片,可是科奈尔蒂夫人的女儿却将视线聚焦在了他的身上。《爱情与夏天》中几英里外的村庄里,德拉汉,一个失手撞死自己妻儿的男子,在迎娶了修道院的弃婴埃莉后一直过着平淡的生活。埃莉偶遇弗洛里安,两人双双坠入爱河,而弗洛里安打算离开爱尔兰到斯堪的纳维亚去,永远不再回来。一段危险而又诱人的关系打破了这个夏天的平静,也唤起了镇上人们压抑已久的激情与记忆……“她所向往的心心相印就在那里,她知道那就是;然而,她在抗拒。”


《爱情与夏天》:直到陆地消失

多年以前一个修女的悲惨遭遇和这段平淡地始于这个夏天、而眼下必须终结的感情之间,真的存有共鸣吗?难不成绝望,连同那一切的痛苦,并非完全是不幸的结果,而是更受制于某种置于其上的陈规习俗?

一个关于修女的遭遇在夏天的激情中,是不是仅仅只是一个故事?修女对应于一种虔诚,一种皈依,一种信仰,可是为什么偏偏抛弃了誓言,为什么过着悲惨的生活,为什么最后找不到归宿?甚至,为什么最后以一具漂浮在水面之上的尸体最后最后的终结?一个寒心的故事,在夏天的讲述中转向一种命运的无依无靠,那么,置于其上的陈规习俗到底是为了保护,还是破坏?是应该遵守,还是对抗?而那守着煎熬的感情是不是也是对于虔诚和诡异的背叛?

背叛趋向死亡,趋向悲惨的死亡,当这个修女的故事从曾经从弃儿变为修女的埃莉口中说出的时候,也像是对于自我命运的担忧,埃莉的对面是一个男人,一个她深爱着的男人,一个即将离开的男人,他和她,在这一个转瞬即逝的夏天,共同面对一个修女的悲惨故事的时候,其实想到了自己的最后归宿,共鸣是一种恐惧,恐惧于受着感情的煎熬,恐惧于抛弃了誓言,恐惧于没有归宿的结局,恐惧于走向绝望和痛苦的结果,也恐惧于“受制于某种置于其上的陈规习俗”。两个人似乎没有力量相拥着从这个修女的故事中走出来,尽管他们已经在这个夏天已经发生了关系。

拉斯莫伊小镇,是平静生活的写照,是怀有虔诚信仰的地方,对于埃莉来说,每天听到的拖拉机声,每天送去的鸡蛋,每天的菜园子和羊群,似乎和曾经的修女生活一样,再无波澜。而且,她作为迪拉汉的妻子,是应该遵守着婚姻的戒律,是应该恪守着应有的道德。这样的平静生活是谁赋予的?对于埃莉来说,似乎应该感恩,“我是到农场来帮佣的。”捡来的弃婴,生活在孤儿院,继而在神父的安排下,变成迪拉汉的妻子,她拥有了一场有人高歌的婚礼,拥有了在农舍里劳作的生活,拥有了丈夫,“之前,她还从末见过海呢。”而现在这一切都变成了现实,海是一种生活的改变,但是海却还是无限延伸的,它会突破边界,却也会吞噬一切。

“但是在这间农舍里、院子里,在奶牛场、苹果园和田间,埃莉虽然散发着这份岁月积淀下来的优雅,却仍然保留着当初她作为普通女仆初来乍到时的一丝与众不同的气质。”埃莉似乎不应该属于农场,属于拉斯莫伊小镇,属于平静的生活,因为在这里,她只是和一个失去了妻子和孩子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只是和拖拉机、鸡蛋和菜园生活在一起。爱情呢?“但是在她嫁作人妇之前,当她还是个佣人的时候,她什么都能习惯,除了与人同床。”在这个夏天,她终于看见了另一个男人,一个拉斯莫伊小镇之外的男人,一个喜欢流浪的男人,一个带她看见真正的海的男人。

是不是因为叫弗洛里安的男人的到来,让她看见了爱情,还是因为有了这个夏天,她开始第一次感觉到曾经的婚姻生活里从来没有过爱情?前者是一种找寻,后者是一次唤醒,“爱情不曾有过,也从来没有以某种方式发生过,它不同于被克卢恩山的修女们挂在嘴边的那种爱,它那明亮可见的标记永远在燃烧,在农舍的厨房门口燃烧,为那个女人燃烧,那个曾经擦拭过现在已属于她的那些煎锅的女人,还有之前一些别的女人。”像修女对上帝的爱,是一种普遍的大爱,是奉献自己所有的皈依之爱,而真正的爱情,应该是自我的,是快乐的,是愉悦的,是手拉拉面对面的对话,是相拥的守护,是一句话的安慰,是一种忘不掉的影子。

但是这样的爱情对于拉斯莫伊来说,只能意味着丑闻。在拉斯莫伊小镇上,科奈尔蒂家族代表着某种权力,煤场、石料厂、农舍,这是财富的象征,而这样的财富和地位也变成了一种“置于其上的陈规习俗”,当老科奈尔蒂死去,科奈尔蒂夫人也最终走向生命的终点的时候,科奈尔蒂家族实际上已经走向了某种没落,而科奈尔蒂小姐的存在,似乎又在维持一种秩序,这个曾被母亲咒骂过的女人,当自己错过了太多的东西之后,当爱情和婚姻变成一种回忆的时候,她在仇恨和嫉妒中变成了新秩序的执行者。

所以对于埃莉来说,科奈尔蒂小姐看起来是一种保护,实际上是一种报复式的破坏,“既然她相信埃莉·迪拉汉与那个卡斯尔德鲁蒙德来的家伙之间有什么,她的仇恨与嫉妒的情绪就有可能被激起。”而在科奈尔蒂小姐的保护之外,从妻子和孩子死亡中走出来的迪拉汉也成为拉斯莫伊小镇的一种“陈规习俗”:“一个失手撞死了老婆和孩子的人自然会畏惧别的猜忌。一个备受折磨的人思维混乱也是自然的事。”较之科奈尔蒂小姐的阴险,迪拉汉无疑是一种生活悲剧的制造者,所以在这个没有爱情的婚姻里,只是一枚戒指将埃莉固定在农舍的世界里,她是对于迪拉汉生活的一种弥补,甚至只是为了填补他的空虚,所以,“较之爱情的拒绝,这个把她娶进门的男人所经历的悲剧至少要可怕得多,她在静静的厨房里想到这一点,不禁不寒而栗。”

在平静的拉斯莫伊小镇,在阴险的科奈尔蒂小姐和可怕的迪拉汉面前,为什么埃莉会遇见爱情?年轻的弗洛里安无疑是一个闯入者,怀着某种流浪的个性,他在寻找那座被焚毁的电影院时,在用摄像机拍摄到科奈尔蒂太太葬礼中,闯入了平静而陌生的拉斯莫伊小镇。在他的生活里,有继承下来的房子,有父亲离世后留下的债务和法律纠纷,所以他选择以一种逃避的方式去寻找自我流浪的生活,所以这种对生活的态度似乎就是打破陈规陋习的勇气,在闯入拉斯莫伊的时候,就是在埃莉眼中,成为另一种风景。

他们相遇在街上,埃莉径直穿过马路的时候只是简单的搭话,便让她看见了平静生活之外的激情,起初认为是愚蠢,后来是难忘,最后是爱上,对于埃莉来说,一个男人进入了她的脑海,却再也无法抹去,但是她需要的是拒绝,提议一起喝咖啡,她的回答是“不”,她有那一筐送到科奈尔蒂家族的鸡蛋,有手上戴着的戒指,有旁人异样的目光,她只能说:“我结婚很久了。”可是有些东西是无法阻挡的,她开始感到压抑,“要是跟他一起去马尔咖啡馆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同一个人聊些大不了的事情会有什么危害呢?”在回家之后听见院子里的拖拉机声,她开始畏惧接下来的漫漫长夜;但是后来她开始说服自己,她默默地对自己说,我爱弗洛里安·基尔德里;再后来,在那条林荫道上,在倒下的树边,他们第一次相拥。

夏天却是转瞬即逝的,对于闯入者弗洛里安来说,拉斯莫伊不是归宿,他流浪的个性不是为了寻找另一片大陆,而是为了逃避这一个世界。因为自己没有勇气去独自面对因为穷困而被人另眼相看的痛苦,他要卖掉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房子,而卖房子无疑是一种背叛,因为父亲临终前几天,反复的告诉他,实在万不得已,这十八间房子可以出租掉几间,“连同那迷人的湖景和四周的宁静,无论弗洛里安喜欢怎样的生活,他的头上至少还有谢尔哈纳这片屋顶。”但是以自我流浪为借口的弗洛里安是无法承受这样的痛苦的。而他的背叛除了父亲的遗言,还有和表妹伊莎贝拉的爱情,“她的微笑,她的声音,她无所不在的身影——占据了他的脑海”,但是这一种已经失去了的爱情对于弗洛里安来说,却成为一种惩罚,他似乎无法忘记那样的爱情,却也无法接受埃莉的爱。

一个朴实无华的乡村女孩却让他心神荡漾,但是在背叛的遗言和背叛的爱情里,弗洛里安依然选择了逃避,“再度陷人情网……”无非是唱片里的一首歌,在他的生活里,即使是现实,他知道也无法变成夏天里的爱情,他继续在自己的流浪欲望中前进,他卖掉了房子,他拿到了护照,他即将离开爱尔兰,“是不愿打发那支配他沉默的痛苦?还是不愿唐突地了断这段有着异乎寻常的开头、如今又变得令人愉悦的私通?或者仅仅是因为他过去常有的盲目痴情又发作了?他不知道。他拖延着,感觉似乎应该这样做,但他明白,他所要阻止的东西并不属于他,而且终究会置他于不顾而径自发生。”迷惘而困惑,而最后的结局依然是离开,“我想我是不得不走。现在,在爱尔兰,一切对我来说都结束了。”即使在埃莉“但愿你不要走”的哀求中,他还是选择了离开。

当初埃莉是因为勇气而爱上他,而现在他却因为没有勇气而离开她,所以对于埃莉来说,似乎走进了一个悖论,但是相对于弗洛里安的逃避不同,已经结婚的埃莉却在追寻着属于自己的爱情,她不顾旁人面对面和他聊天,她用自己的身体表达释放着自己的欲望和爱,而当他坚决要离开的时候,她甚至说出了“我要跟你一起走。随便去哪里”的誓言。可是,“他们所经历的这个夏天以及余下的日子永远属于他们”,也仅仅只是一种记忆里的拥有,对于埃莉来说,“置于其上的陈规习俗”包括科奈尔蒂小姐的嫉妒和阴险,包括迪拉汉的占有和可怕,包括道德和宗教的束缚,也包括弗洛里安没有勇气的放弃——即便如此,在她内心来说,相遇在夏天的爱情也绝不会有恨。
 
“那个令她备受折磨的闯入者最后离开了拉思莫伊,绝尘而去。”弗洛里安离开了爱尔兰,是离开了“它的岩石,它的荆豆,它的一个个小小的港湾,还有遥远的灯塔”,他的面前是一片海,无垠的大海,埃莉想要看的大海,而他只是一个人看见陆地的消失,“唯见阳光在海面上闪烁起舞。”而当爱情的陆地最终消失的时候,海面之上却只有吞噬人的波浪,像那个传说中的修女的故事一样,埃莉“受着感情的煎熬而抛弃了誓言”,于她来说,她就是那个修女,“肩负着完美信仰的重担,承诺了她做不到的东西;一个运木柴的男人,就因为喜欢她的长相而引诱了她。”

她没能走出这个令人忧烦的夏天,没能走出拉思莫伊小镇,没能走出拖拉机和戒指的生活,“忏悔时,她声称自己丧失了德行,她没有责怪那个粗心又随性的情人。她继续种菜,收鸡蛋。”而最后,在修女们的歌声里,她成为自己讲述的那个故事的主人,而她们也成为永远活在故事里的人:

虽然很害怕,姑娘们还是替她合上了空洞的眼睛。她们掸去她修道服和鞋上的灰。她们诉着她们的发现,接着擦拭漆成白色的窗子,捡拾柴火。她们私底下哼唱着一首不好公开的歌,想知道那些遗弃她们的人都是谁。

神谕之夜

编号:C55·2151117·1243
作者:【美】保罗·奥斯特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06月第1版
定价:20.00元 现12.00元
ISBN:9787020085484
页数:205页

“我们都想象过放任自己的生活,好是因为总有某个时刻我们希望自己是另一个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有兴趣深入下去。”不深入下去是不是就会揭穿自己的妄想,是不是不应该为生命的偶然负责?作家、笔记本,似乎都在为这种放任自己成为另一个人的假设提供可能,所以作家西德尼在买到的蓝色笔记本发现一连串的怪事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置入另一个想象的维度,而当西德尼灵感突发,在这本魔幻笔记本的引领下重新投入写作的时候,那种被创造的虚幻又变成了现实,不仅身边同时发生了一个接一个的事件,而且他那神秘的妻子与老朋友约翰,又在一种盘根错节中解构自己的生活。生命的偶然,像不定时发作的病毒,而人生又有几层世界,你究竟生活在哪里——“解开的方法,如果有,那就是现实之本质。”


《神谕之夜》:上帝都掉头不看我们了

人人都把事情记下来。孩子们在学校用我的本子做功课;老师们用我的本子批分数;情书装在我的信封里寄出去。我这里的每样东西对生活都很重要,这使我高兴,让我的生活有价值。

记下来就是进入到一种故事里,孩子们在本子里写下功课,他们收获的是成长;老师用本子批改作业,他们面对的是对错;情人写下情书,他们向往的是爱情——生活以一种记下的方式被展开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永远?是不是表达着永恒?是不是决定着价值?文具店老板张生对于“记下来”的意义或者只是在生活层面,而那些被创作的故事,是不是在写下来的时候会变成一种经典?西尔维娅·马克斯威尔笔下的《神谕之夜》,希德笔下尼克·葆恩的故事,或者是保罗·奥斯特写成的另一部命名为《神谕之夜》的小说,这些文本在何种意义上让生活更有价值?而当所有的想法、构思变成文字,变成小说,是对于世界的虚构还是对于现实的逃避?

所有记下来的人都是作者,所有阅读的人都是读者,那么当保罗·奥斯特写完关于希德的故事,希德写完葆恩的故事,葆恩读完勒缪尔·弗拉格的故事,文本的意义是在作者层面上还是在读者层面上?或者说,有价值的是那一个虚构的故事还是虚构之外的现实?作者,读者,小说中的人物,在一个层层套进的故事里,在一个无法挣脱的现实里,他们面对的其实只有一个问题:我是谁?

如果从最里层的故事开始,我是谁就是一个关于存在的寓言,一流小说家西尔维娅·马克斯威尔的《神谕之夜》里构筑的是一个哲理故事,主角勒缪尔·弗拉格是一名英军中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迫击炮炸瞎了双眼,战争带来了失明,失明意味着对现实的拒绝,而当现实向他关闭大门的时候,他的世界里却又打开了另一扇门,他有了某种预言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对于他来说,却重新建立起了和现实的那一种联系,预言不是完全和现实的隔离,反而成为被现实伤害的一种疾病,婚礼前一天夜里,他看到未来的妻子贝缇娜不出今年将会背叛他,他知道婚姻劫数难逃,而无辜贝缇娜没有一点过失,甚至根本没有遇到她可以背叛婚姻而投入怀抱的另一个男人,预言让弗拉格痛苦不已,最后他用一把刀刺进了自己的胸膛结束了生命。

战争的伤害是失明,超越失明的是预言能力,但是这样的超现实能力却最终逃不过现实的命运,不是因为贝缇娜真的在现实里背叛了他,而是他已经被自己的预言能力控制了,他无法活在自己的虚构里,或者他自己的虚构就是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所以那一把刀将他杀死,自杀也是他杀,他终结了自己的虚构,也终结了自己的现实。小说《神谕之夜》仿佛就是一个关于现实和虚构的母本,它被放在作者和读者以及小说人物的最底层,而这个故事从来不是独立在文本里,当它被死去的作者孙女罗莎·莱曼保存下来,当它转交给代理人,当它出现在纽约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葆恩的手中的时候,文本又进入了另一个故事里,看起来不管是罗莎·莱曼还是代理人,还是葆恩,他们都是文本的读者,但是这一个关于现实和虚构的母本在另一个时空维度激活的时候,意味着在它之上又将建立一个新的文本。

如果罗莎和葆恩游离于小说文本之外,也就意味着他们游离于那个失明的寓言故事,但是作为读者,最不可控的是以进入的状态打开小说的那扇门,甚至不仅仅是小说文本本身,连同小说有关的一切,都变成了另一部小说的组成元素。“可是尼克发现她的脸庞是那么可爱,那种叫人心疼的年轻和不设防,简直就是(他突然觉得)希望和生命力的化身,以至于他有片刻屏住了呼吸。”这是一个进入的扣子,不是进入小说本身,是进入罗莎·莱曼有关的生活里:“他心里闪过一个念头,不期而至,像一道欲望霹雳:他愿不惜一切代价和这个女人上床,哪怕牺牲自己的婚姻。”

又仿佛是一个失明的故事,又仿佛是一种关于婚姻的寓言,母体的文本不是躲藏在暗处,而是被激活而成为现实的一部分,所以当读者的葆恩进入故事之后,他就自然变成了小说中的人物,自然从现实中脱离出来进入到另一个寓言里。在他心里,和妻子的婚姻便崩塌了,而面对自己命名的失败婚姻,他以出去寄信的方式,永远离开了纽约,离开了妻子,离开了生活,小说和罗莎,以随机的方式揭开了他必然的逃避之路,那个夜晚他乘坐拉瓜迪尔机场的飞机穿越黑夜来到了陌生的堪萨斯城,就像那个随机掉落的石质兽形滴水檐的兽头一样,他没有被砸死,却暗示了自己的复活,“他原来那条命已经完了,他过去的一切属于另一个人。”
 
属于另一个人的生活就此打开,实际上葆恩只不过是希德笔下的一个人物,他的现实被打开只不过是希德在那本葡萄牙蓝色笔记本里记下的一个虚构故事,那么当葆恩既是读者又是小说中人物的时候,他实际上陷入到两种命运的纠葛中,而这两种命运又在文本意义和文本之外指向虚构和现实,接下去的问题是,对于文本到底是进入虚构还是进入现实?“首先,尼克的故事;其次,葆恩的故事;最后,尼克读的这本书,在他们各自故事展开的同时他一直在读的这本书:故事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事当然还应该加上另外的人物:作者希德、希德的好友约翰、希德的妻子格蕾丝。

实际上,希德笔下关于尼克·葆恩的虚构故事和自己现实是同步发展的,也就是说,希德既是笔记本里那个故事的作者,又是保罗·奥斯特《神谕之夜》小说中的人物——《神谕之夜》的再次出现,只不过是一个预言的附体,它激活了那个关于失明而赋予的预言能力,也激活了关于婚姻背叛之后的痛苦,而面对这样一种痛苦生活,其解决方式也早就被文本化了,就像弗拉格最后的那把刀,以自杀也是他杀的方式结束了一个失明的自己,一个有预言能力的自己,一个活在婚姻背叛现实里的自己。

失明仿佛是对于过去生活的告别,弗拉格离开了战争,而希德因为一场疾病而成为一个几乎忘了怎么走路的老人,“每次出门做小小的远路感觉就像迷失在一座异域的城市里。”这是生理意义上的疾病,却也是社会意义上的困境,而在这样的疾病和困境面前,身为作家的希德是需要找寻一种自我存在的方式,弗拉格是被赋予了预言功能,而希德拥有的是写作能力,言和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同一种对待世界的方式——虚构地进入故事。希德创造了葆恩,就是自己写作的延续,所以实际上葆恩的故事里一定有着希德自己的影子,他和阅读《神谕之夜》故事的葆恩一样,是以进入甚至取代的方式打开了文本。

葆恩在文本之外爱上了罗莎,而在希德的现实里,罗莎就是自己的妻子格蕾丝,葆恩第一次看见罗莎,“这正是我第一次见到格蕾丝的情形,血往上涌使我瘫痪,无法继续呼吸,因此我不难在这个故事的发展中想象到这些感觉,并把它移植到尼克·葆恩身上。”移植其实是一次冒险,“我决定把格蕾丝的身体赋予罗莎·莱曼,哪怕最细微、最特异的体征,包括她膝盖上小时候留下的疤痕,她稍微有点歪的左门牙,和她下巴右侧的美人痣。”虽然希德声称他要的不只是格蕾丝的身体,不只是他身体的自然属性,而是真正的爱上对方。
 
这是一种现实和虚构完美的结合,但实际上这种结合的冒险意义就是把作者变成了小说中的人物,小说中的人物又反过来影响甚至预言了现实中的命运。葆恩去了堪萨斯城,看起来是告别了和伊娃失败的婚姻,但是在陌生的地方他遭遇的是银行卡的冻结,是身无分文的困境,最后只能求助于从飞机场坐上出租车而相遇的出租车司机爱德·胜利。而爱德向他打开的是更远离现实的那个虚构世界,名义上是让葆恩拥有一份在历史遗产办的差事,实际上那是一个秘密的封闭世界,50×30英尺见方的堡垒,没有窗户的地下室,无人知道的防空掩体,里面只有几千几万本电话号码本,“先按照城市的字母顺序分类,接着又按年代顺序排列。”不管是城市还是年代,其实都在那个叫堪萨斯的现代城市之外,那些电话号码对应着每一个活着而死去的人,“活着的死去的人的名字。历史遗产办是一所记忆之宅,是现在的圣墓。把这两样东西汇集在一个地方,我就能向自己证明,人类没有结束。”爱德曾经参加过战斗,在战场上他看见过太多的死亡,所以在离开战争之后,他希望用这种物证保留着那些记忆,死去的记忆,历史的记忆,战争的记忆,“上帝都掉头不看我们了,他永远丢弃了这个世界。这是我在那里亲眼看到的。”在战争中的死亡如此触目惊心,对于曾经是目击者的爱德来说,他感受到的不光是生命的逝去,更是信仰的泯灭,因为没有救赎,上帝掉头不看我们了,这个世界只不过被丢弃的世界,所以他用那些电话号码保留世界的最后意义。

却是一个防空掩体,“掩体”是对现实的拒绝,是自我建造的虚构世界,而这正符合逃避现实婚姻之困的葆恩的心愿,甚至当他穿着里面死人曾经留下的衣服而感觉到现实里的自己已经停止存在了,“而穿上一个同样不存在的人的衣服就显得很相宜——似乎这种双重否定能让他更加彻底、更持久地抹掉自己的过去。”抹点过去无非也是一种虚构,而且和他带着的那本《神谕之夜》一样,他也在寻找预言的能力,寻找自杀的方法,而当爱德因为心绞痛而被送往圣安塞尔姆的加急病房的时候,这样的寻找就慢慢变成了无可逃避的死亡之路,爱德最后死在医院里,而以为爱德还活着的葆恩因为疏忽将自己永远关在了这个秘密图书馆里,“这是一个防氢弹的地洞,不是一个平常的房间。双面绝缘墙有四英尺厚,水泥地在他下面延伸有三十六英寸,即便连是天花板,尼克以为最脆弱的部位,也是灰泥和混凝土的混合结构,牢固而不可摧。”虚构和现实隔着坚不可摧的一堵墙,再无钥匙打开那扇门,对于葆恩来说,他陷在一种虚构的现实里,“他通过读《神谕之夜》的手稿和仔细翻阅华沙电话簿来打发时间。他思考,做梦,一天做一千个俯卧撑。他制订未来的计划。他挣扎着不去想过去。虽然他不相信上帝,但他告诉自己上帝在考验他——而他一定不能不优雅而沉着地面对厄运。”
 
而伊娃即使同样飞往堪萨斯也无法再找到葆恩,即使罗莎知道了他的遭遇也再也无法打开那扇门,也就是不管是婚姻的现实,还是想象的艳遇,都关在了那个秘密掩体之外,关在了葆恩以《神谕之夜》读者身份进入的故事里,而更为可悲的是,他在希德的故事里,也永远没有出来的机会,“我已经把葆恩放进房间,锁上门关掉灯,现在我一点都不知道如何把他弄出来。”人物被作者杀死,这是一种无奈的绝望,还是文本的另一个陷阱?而其实,希德自己无法远离葆恩的故事,无法远离那本蓝色笔记本,但是被写下来的故事从来不指向一种虚无,它以更现实的方式变成作者希德无法躲避的困境。

格蕾丝和罗莎相像,爱德讲述的那个战争中死婴和母亲的故事也在现实里发生,刊登在《新闻日报》那篇文章《生于马桶,婴儿弃尸垃圾箱》无非是人类末日的另一个寓言,上帝掉过头去不管我们了,难道就像爱德一样寻找一个秘密掩体?真的,秘密掩体就在身旁,“我想我怀孕了,希德。”当格蕾丝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希德感受到的不是欣喜,而是一种不安,格蕾丝是在失踪二十四小时之后向希德说出这个消息的,“人们这么说,就意味着在遮掩。总是。就像算术法则一样。格蕾丝,是什么?你在向我遮掩什么?”

格蕾丝仿佛已经变成了那个秘密掩体,在它里面有无数的电话本,有无数的记忆,有无数的死亡,但是就像葆恩的冒险故事一样,当失去了那把钥匙,又如何能打开?希德自身的疾病已经让他很难找到自己,而出院后他选择自我确认的方式是写作,新的钢笔和铅笔、新的笔记本、新的墨胆和橡皮、新的便笺和活页夹,新的一切,“如果我将要讲述的故事有什么意义的话,我相信这就是开始。那几秒钟的时间,铅笔是唯一残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声音。”但是这个关于写作的虚构故事,本身就会像葆恩一样陷入到冒险的现实里。希德在好友约翰那里发现了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葡萄牙蓝色笔记本,这是一个预言?是疾病而失明之后的“神谕之夜”?

是的,神谕之夜正在悄悄降临,为什么希德第一次用笔记本的时候,格蕾丝却始终没有发现他的存在?为什么希德在写作的时候,没有听到电话铃响,却在起身去厨房的时候,答录机上有两条留言?完全在写作状态中,完全在虚构世界里,格蕾丝却进入了另一种生活,忧郁或者逃避,怀孕或者掩饰,对于希德来说,仿佛是文本隔绝了现实,隔绝了婚姻,“你在里面飞,感觉到自己充满了力量,像一个精神超人在蓝天驭风而行,斗篷在身后劈啪作响。接着,没有任何警示,你掉了下来砸在地上。”而那本葡萄牙的蓝色笔记本和约翰的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出现的是多重意义的复合文本,“我发现约翰和我有同样的偏爱。”蓝色代表希望,代表忧愁,代表忠诚,而格蕾丝就是在他们两个男人周围最亲近的女人,也就是说,和蓝色笔记本一样,格蕾丝也成为希德和约翰有同样偏爱的一个现实文本。

其实,现实的故事完全没有悬念,格蕾丝令人惊诧的情绪变化、谜一样的言语、星期三晚上的失踪和关于胎儿弃留的斗争,后面其实就是一个关于婚姻背叛的故事,约翰和格蕾丝的私情,其实早于希德和格蕾丝的爱情,所以当这个故事变成道德有关的背叛故事的时候,那个肚子里的孩子似乎成了一个寓言里的谜,“当格蕾丝去看医生,发现自己怀孕时,故事仍在继续。这本该是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可如果你都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的时候,就不是了。”孩子,就如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是凝结着作者的感情,但是当小说中的人物自己成为作者之后,谁是那个无关的读者?悬疑的孩子,其实就是一种文本的冒险,而摧毁这个冒险的文本的极端做法,便是约翰吸毒的儿子雅各布那愤怒的一脚,格蕾丝流产了,“一出血,小胚胎便从子宫壁上脱落,随着悲惨的血流被冲了出来。自发流产,一个医学术语,一次堕胎,一条永远不能出生的生命。”

不能出生的小生命,就像没有写完的虚构故事,葆恩在无法被打开的那个秘密图书馆里,手拿《神谕之夜》迎来另一个自己的死亡,但是希德却终止了这个故事,没有最后的解救,在永无结局的文本里死去。所以在葡萄牙蓝色笔记本构筑的虚构和现实里,摆脱预言的唯一办法就是毁掉那个作者,毁掉那个读者,甚至毁掉所有可能出现的小说中的人物,于是,密密麻麻的电话本永远在不被打开的秘密图书馆里,于是,蓝色笔记本被一张一张撕开扔进了垃圾桶,于是,希德收藏的有价值的书被雅各布破门而入盗走,于是,象征格蕾丝成长和感情寄托的布拉姆·凡德·威尔德的平版画从墙上消失,甚至,开文具店的张生的父亲那些毛泽东著作也都在火中被烧毁而去除了最后的污蔑证据,

“我们生活在当下,可未来也时刻包含于我们体内。也许这就是写作的本质,希德。不是记录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促成事情在将来发生。”这是约翰在死之前说出的话,而他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关于痛苦记忆和背叛现实的终结,文本无法承受现实之重,文本也无法定义一个活着的自己,无法预言一个被毁灭的未来,促成事情在将来发生,是从死胎、集中营暴行、总统遇刺、失踪的配偶、不可能的穿梭时空的旅程中回到真实的现实,回到没有上帝掉头的现实,回到活着的现实——约翰死之前寄给我的那张支票,也许是通往现实之路最后的文本:“我也是高兴的,从未有过的高兴,高兴自己还活着。那是一种幸福,超越慰藉,超越痛苦,超越世上一切美和丑。终于,泪水收干,我进卧室换了套衣服。十分钟后,我又来到大街上,向医院走去,去看格蕾丝。”

西尔维娅·马克斯威尔笔下的《神谕之夜》是一个失明的寓言,希德笔下的葆恩永远被关在了没有钥匙的秘密掩体里,而当保罗·奥斯特重新将故事命名为《神谕之夜》的时候,其实不是回到那个寓言的母体,而是在一种互文中打开通往现实的那条路,借用希德话说:“我记得我相当坚定地认为作家的选择是个错误,是一种对世界的不合理误读。想象和现实之间没有联系,我说,诗里的词句和我们生活里的事件没有因果关系。”

死屋手记

编号:C37·2151113·1242
作者:【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1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15.60元
ISBN:9787532154838
页数:360页

“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这种劳动之所被称作繁重的苦役,与其说它的艰苦程度和永无休止,毋宁说是在于这是一种被迫进行的,不可逃避的强制性劳动。 在苦役生活中,除了失掉自由,除了强迫劳动以外,还有一种痛苦要比其他一切痛苦都更加强烈,这就是:被迫过集体生活。”《死屋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农奴制改革时期发表的一部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品,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在书中以冷静、客观的笔调记述了他在苦役期间的见闻。全书由回忆、随笔、特写、故事等独立成篇的章节组成,由于结构巧妙,交织成一幅沙俄牢狱生活的鲜明图画,勾画出各种人物的独特个性。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而是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


《死屋手记》:每个人都是很苦的梦想家

“囚犯”这个词的全部意义是指一个被剥夺了个人意志的人,但是只要他能够花自己的钱,他也就拥有自己的意志了。
         ——《第五章  第一个月》

四周是无法逃离的高高围墙,戴着沉重的镣铐,接受各种肉体的惩罚,对于每一个被关在荒芜辽阔的西伯利亚偏远地区监狱里的犯人来说,他们失去的是人身的自由,他们遭受的是身心的戕害,他们面临的是徒劳的抗争,可是如何去寻找那一点可怜的“意志”?意志是活下去并且期望走出监狱?意志是接受鞭笞却寻找逃跑的机会?其实,在一个被隔绝的世界里,在一个充满死亡阴影的地方,意志无非是一个个梦,它在虚无中变成希望,它在迷乱中成为安慰,而这个梦终究要破灭,而带着这个噩梦回到自由世界,所谓的意志也早就变成了一种非人的疯狂。

“是啊,人是顽强的!人是能适应一切的动物。”这是我在进入监狱,以致最后获得自由,对于所谓的“人”下的最好的定义。而对于一个有着贵族身份的人来说,这个定义的意义就在于自我认同里编织一种自由意志。在这个处在城堡边缘的城墙后面的监狱里,不管是一般的罪犯,还是终身在监狱里的“特科犯”,每个人起先都是一种绝望。这里有杀了营长格里戈利·彼得洛维奇的最大的军事囚犯希洛特金,有打死了自称“我是你们的沙皇,我是你们的上帝”少校的卢卡·库兹米奇,有得了肺病已经奄奄一息米哈伊洛夫,有杀死怀疑是不贞洁妻子阿库立卡的希什科夫,无论犯了什么罪,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命运都被终结在这样一个没有自由的世界里,在这里,每个人看到的都是同一道围栏的缝隙,在同一个时间都看到同一堵土墙,同样的守卫,以及同一片小小的天空,而在年复一年相同的环境里,磨灭的正是一种生存的欲望:“有一次我在想,如果想要完全粉碎、摧毁一个人,对他处以最严厉的惩罚,使最冷血的凶手也会不寒而栗的惩罚,就是逼迫他去做全然无用、甚至荒谬的工作。”

隔绝的世界,在那些囚犯最初进来的时候,是陌生的,但是陌生并不是可以让你拒绝,相反,你必须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些特殊的规定,那些自己的服装,那些特有的礼义和习俗,都让这里变成“一间活死人的屋子”,活着,想失去了一样,尤其是那些终身被监禁在那里的特科犯,对于他们来说,从来不曾有过走出去的期盼,从来不曾有过自由的希望,“你们有期限,我们是终身在监狱里的。”所谓绝望,就是在看见了结局的世界里行尸走肉。当然,失去自由并不是最悲哀的事,最痛苦的是不断地有人受到鞭笞,五百,一千,甚至两千,有人甚至只想一死了之,也不愿接受这样的刑罚,那个叫亚历山大的囚犯,为什么固执得不配合治疗“不肯痊愈”,因为在他看来,不管治疗如何痛苦如何折磨人,也终究比不上鞭笞,而如果他的脖子康复之后,返回牢房就意味着要接受一千下的鞭笞。

鞭笞或者只是肉体的惩罚,而死亡阴影更是弥漫在其中,让人无从逃脱。“凡是判了刑的囚犯不管生什么病,都得一直戴着这副脚镣。”奥尔洛夫,这个已从棍棒下存活下来的囚犯,本来已经开始梦想逃跑、自由、田野和森林,但是在得了肺病之后,他终于没能让梦想成真,最后戴着脚镣在囚犯眼前死去。而另一个囚犯,终究无法承受下半身的刑罚,在出院两天后却又被送到了医院,最终在同一医院的同一张旧床上去世。因惩罚而死去,因折磨而死去,监狱无非是一个专制社会的缩影,“总而言之,对他人的肉体施行暴力的权力是我们社会的毒疮之一,是尝试湮灭民主的最强暴手段。是社会必将无可救药地腐败下去的根源。”

实际上,在这个荒谬的围墙内,在被惩罚的监狱中,在弥漫着死亡的世界里,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着“意志”,这是心灵的慰藉,也是对于专制的一种反抗。意志是犹太囚犯伊萨·弗米奇·蒲姆斯泰喜爱洗澡洗到浑身麻木、失去知觉的程度;意志是“最可笑的天真、愚蠢、狡猾、大胆、直率、胆法、自吹自擂和傲慢混合于他一身”的囚犯想着服完刑期后娶个新娘;意志是彼得罗夫“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挡住他”的那种疯狂激励;意志是达格司坦的鞑靼人阿雷和兄弟一起“从不与人吵架,大家也都爱他”的泰然;意志是在悲伤而沉重的日子里喝酒、哭泣、争吵和打架——监狱里走私酒,似乎能让更多人体会到一种乐趣。

为什么在监狱里能够走私酒?这其实也隐射了一种社会问题,很多人因为走私罪入狱,但是在监狱里,这种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走私行为却并没有杜绝,甚至发展成一种产业,有人卖酒,有人买酒,“走私,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犯罪。”在特殊世界里的特殊行为,反而变得正常,“有很多人是因为犯了走私罪入狱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这样严密的监视下,酒还能被带进监狱里来。”这无非是另一种讽刺,而其实,走私的意义就是隐秘的犯罪,也就是说,在监狱这个惩罚犯人的地方,却成为另一个滋生犯罪的地方。

而在意志世界里,更大的安慰便是宗教,莱慈根人努拉就非常虔诚于真主的信徒,在监狱里他神圣地作着祈祷。在他们心中,信仰变成支撑自己的一种力量,也变成丰富世界的一种表情,如果哭泣,就意味着失去了耶路撒冷,而在呜咽声达到最盛的时候,就意味着犹太人返回了耶路撒冷,所以就需要转为患了、歌唱和笑声,而在朗读祷辞的时候,“大部分的声音应该尽可能地表达幸福,而且要在脸上表现出严肃和尊严。”依靠宗教的信仰和力量来抵抗监狱的生活,实际上也无非是一种悲哀,犯罪或者是一种善的泯灭,而通过宗教救赎来获得那种意志,陷入的是另一种茫然。

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意志,而作为曾经的贵族,我的意志当然是一种身份上的强烈认同感,虽然在监狱里每个人都同样失去自由,都同样面临刑罚,但是贵族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却也延伸到这个封闭世界,在我进入监狱的“最初印象”中,对于前贵族,囚犯们都抱着一种阴暗、无情的心理,因为他们的快乐是建筑在我们的痛苦之上,监狱里起先是四个贵族,一个是卑鄙下流的家伙,一个是弑父者,一个是怪人,贵族群像似乎也都符合我的最初印象,所以我在进入监狱之后,作为一个新贵族,似乎需要融合,“我自己都希望能尽快地去做工,只是为了快点弄清楚,我所有这些痛苦和不幸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以便开始这里所有的人一样地生活,尽快走上和大家一样的生活轨道。”走入“贵族”的生活,就是需要凸显一种身份,而在这个可以用钱买到走私的酒的世界里,钱也照样成为贵族的身份象征。

所以在监狱生活里,自然形成了一种“贵族意志”,当卖酒的囚犯格辛完成了交易,对于我来说,则是一种身份的回归,“在监狱里喝醉酒有着一种特别的贵族气质。”而除此之外,贵族可以花钱雇人演奏音乐,可以让苏士洛夫我洗衣服,可以梦想着漂亮的女人,可以成功地贿赂卫兵,“假如我吃不惯官方的伙食,又有钱支付自己的伙食的话,每个月付三十戈比,约瑟夫就会每天为我做一道特殊的菜。”甚至在有钱的情况下,犯人也可以“交换”,苏士洛夫就是为了一个银卢布和一件红衬衫而被送进了“特科”。这是一种交易,体现的无非是社会意义上的等级制,而对于贵族囚犯来说,正是因为可以花自己的钱,所以也就拥有了自己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作用就是减轻惩罚:“囚犯在监狱里,哪怕只要有稍微一点钱,也比没有钱的囚犯所受的痛苦要轻上至少十倍。”

贵族可以得到特殊的照顾,而其实在这个没有自由的世界里,真正的意志或者是逃跑,两名囚犯冒险逃跑,他们的方式就是串通好卫兵科勒,实际上他们的确逃离了这个监狱,连同卫兵,但是最后依然在离监狱七十俄里的村子被抓获,而抓获回监狱,对于他们来说,就从一般囚犯变成重犯,而肉体惩罚是免不了的,五百下和一千五百下,是一种对于好人的宽容惩罚,但是在囚犯被抓获的同时,卫兵也成为了囚犯,甚至更可怜,他被挨打两千下,并接受了审判,而之后被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从此再也没有见过。

逃跑被抓获,甚至变成重犯,这是现实中的逃往,而正像奥尔洛夫一样,他每天都生活在逃跑的梦想中,那里有自由的空气,有广阔的田野,有茂密的森林,但是梦想的意义就像贵族身份,就像宗教信仰,就像圣诞聚会一样,是空泛的,是虚幻的,就像囚犯的演出一样,为的是让监狱减少一些混乱,为的是更好地维持秩序,“从这些即兴演员身上,不禁会联想到在俄罗斯有多少这样的天赋和精力被扼杀了,有多少处于失去自由的痛苦命运中!”

意志而成为梦想,梦想而成为演出,在这间“死亡之屋”里,不可逃避的绝望和死亡,无可避免的惩罚和酷刑,看上去一切的秩序制造者是那些典狱长、卫兵,他们会像艺术家一样咒骂、侮辱你,“他们会试图把一句恶毒话的意义和精神表达得不大令你反感,但其实却是更微妙、更恶毒。”他们会在鞭打和棒打凡人的时候享受一种乐趣,他们像“细腻的烹调专家”热爱执刑的表演艺术,所以在失去自由和享受惩罚之间,罪犯和当局的对立就无可避免,有人杀了少校,有人威胁典狱长,有人串通卫兵,对于他们来说,无非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体现自我意志,就像M-斯基所说:“他什么都能做,假如他一时兴起,没有什么可以阻拦他的。如果他想杀你,他会杀掉你,不会皱眉,也不会忏悔。我常常认为他精神上有些不正常。”

但其实,杀掉那些像是机器的管理人员又有什么用?在这个谁也无法逃脱的地方,对于那些控制着监狱的人,何尝不是和囚犯一样看到同样的围墙,同样的缝隙,同样的天空,以及同样的死亡?何曾不是靠所谓的艺术、乐趣来寻找自己的意志?那个穿着制服的少校曾经是一个风暴之神,但是当他没有了制服,“看起来像一个奴才”,也就是说,他们靠的是这一身制服,才变成一种机器,而他们的内心世界也是一种折磨,他们的自由也无法真正实现,他们的精神也被压抑着。

这是另一种囚犯,所以在这个荒芜辽阔的地方,在这个封闭压抑的世界,每个人都无法逃脱制度的禁锢,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工作,一样的脚镣,一样的监禁”,这是监狱制度的最大荒谬,“我相信,这个著名的蜂窝系统给出的结果似是而非,是欺骗人的。它吸干了人的生命泉源,它削弱了人的灵魂,使灵魂受到惊吓,最后展现了一个悔过自新的典范——一具精神枯槁的木乃伊,成了半个疯子的人。”所以即使在关押了十年之后,获得了所谓的自由,对于曾经的贵族来说,却依然无法逃脱这样的荒谬,而在遭受了十年的压抑之后,却被通知其实是无罪的,因为真正的罪犯已经找到并自承不讳,“在如此可怕的控告之下,他从小就被葬送了一生。事实是太清晰、太不可思议了。”

而重新获得自由,也并非是一种意志的最终实现,在回到故乡之后,他多疑,他疯狂,他断绝了所有关系,“是的,上帝!自由!新生活!死而复生!”这个曾经出狱时喊出的话到最后却换来了另一种囚禁生活,“他是在孤独中去世的,甚至不曾被送去给医生诊疗过。甚至现在镇上的人几乎都已遗忘他了。”被别人遗忘,也被自己遗忘,而这种遗忘的悲剧让所有的意志都变成了一种梦想,它没有起点,没有终点,它不是希望,也不是绝望,它只是一个丧失人性的习惯,“我们在监狱里意想中的自由,似乎比真正的、实际上的自由还要更自由些。”

洪堡的礼物

编号:C55·2151113·1241
作者:【美】索尔·贝娄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11月第1版
定价:55.00元亚马逊19.20元
ISBN:9787532155033
页数:276页

《洪堡的礼物》是贝娄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两代作家命运的描写,揭露了物质世界对精神文明的压迫和摧残以及当代社会的精神危机。曾两获普利策奖并获封法国骑士勋章的中年作家查理·西特林一切都在走下坡路,前妻要刮尽他的财产、流氓砸烂了他的奔驰车、现有的情妇是个敛财娘,最重要的是他什么创造性的东西都写不出来了。他对潦倒而死的前辈诗人兼导师和挚友的洪堡一直心怀歉疚,洪堡曾教他认识艺术的力量,要他忠于自己的创造性精神,而他在洪堡贫病交加时却并未伸出援手。最后在面临物质和精神双重破产的情况下,西特林终于借助洪堡留给他的一个剧本提纲摆脱了物质危机,同时也深深体会到洪堡当年的精神苦痛。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


《洪堡的礼物》:肚皮以下是粗野的裸体

我的领会是,没有教养的死者必将在愚昧中摔打受苦。尤其是在最初的阶段,灵魂还执著地依附在它沾满泥土的肉体上。因为它突然被分开,便感到茫然若失,就像截了肢的人对他那失去的腿的感觉一样。

最初阶段其实充满了诱惑,充满了诗意,充满了向往,可是它被分离而出灵魂和肉体的时候,哪一种力量会改变最初阶段的种种执著?而且肉体还沾满了泥土,泥土还带着腥味,当突然被分开的时候,宛如现实和艺术分开,在运气、才智和声誉的虚幻中,那一截肉体已经不成为人体的一部分,它会腐烂,最后终归为泥土的一部分。

只是,对于洪堡来说,却是另一种死亡。棺材被封上,是为了不让泥土直接落到棺木上,而那截了肢的肉体却在棺材里,是肉体和泥土分离罢了,但是在洪堡的世界里,他却和母亲葬在一起,“可是,这样一来,人又怎么出来呢?那就出不来了,出不来了,出不来了!”为什么要出来,只有泥土不进入棺木,不沾在肉体上,灵魂就以另一种方式依附在那里,那是和母亲在一起的归宿,也是和艺术和人生的母题在一起的归宿。死去的洪堡,或者并没有死去的洪堡精神,但是对于见证了这一种回归母题的死亡的我来说,“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日子里,万物看起来却更是十倍的死气沉沉。”

为什么会死气沉沉?是触目的分离,是落魄的腐烂,是被沦落的人性?萨克斯特文章中的那句话看起来像是一部小说的虚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街上,热闹的餐馆门口,“有三个人拿枪对准了我的脑袋”,似乎是危险迫近,似乎是死亡降临,可是三个人的枪指向肉体的一部分的时候,即使死去,是不是也只是一个不再思考的脑袋,一个不被艺术武装的脑袋?“此刻,除了我们自己,他们都已经离开人世了。”是的,死亡是多种形式的,洪堡之死是回归最后的母题,而凯瑟琳远嫁西西里岛,也是一种肉体在世界的灭迹,还有报纸上的各种关于犯罪、丑行、凶杀、失常、恐怖,是不是也在让人性死去?还有那一部洪堡留下草稿和写作计划的小说,最后当被搁置在那里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种运气、才智和声誉的死亡?

灵魂在何处,每一种死亡是不是都在消灭肉体,消灭泥土,消灭权力,消灭金钱?而洪堡本来的计划就是:“他自己挂号给自己寄了一本电影剧本,可从来没有把它打开过。”当那部电影变成《考多夫雷多久》的时候,被埋没的也是艺术的一种肉体呈现,有人剽窃,有人处理,有人把它变成了赚钱的工具,或者洪堡早就在给我的“礼物”里预言了这一切,那个名叫科科伦的作家,是荒疏了好多年的创作,是遇到了美丽的女人然后坠入情网,是写出了一本不能出版的小说,是不允许经纪人更改一个字,是最后在旅行结束之后看到了出版的书,是最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是迎来了他孑然一身的命运。

科科伦是写在洪堡的写作提纲里,但是他没有完成,他把这个故事交给了我,交给了另外的写作者,或者说,洪堡和我之间构建起了一种预言和实践的关系,“这样一部电影将会捞来几百万,三号马路上将在整整一年之内挤满排队的人群。一定要坚持票房利润。”这是洪堡对我说出的计划,那时,他把“我们”当成是超自然的生物,预见了最后的结局,预见了摆脱束缚的方式,那里清清楚楚地写着:“不,我已经虚构了另外一个故事。我相信它能值一大笔钱。这个小作品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原来的写作提供其实已经找不到了,但是留下了副本,而副本的真实命运是,他根本没有再打开过,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洪堡摆脱“最初阶段”的一种计谋,当柏拉图的美丽诗句在无法让人承受,当一个人被金钱击垮,当撒谎取消人的现实感,他就已经把六千块钱取光了,但是金钱是什么,有时候是一种生计的需要,有时候却变成了支柱:“当然,这种疯狂的纠缠是不必要的。反正你要受苦的,因为你已经被金钱和荣耀所击中。”

索尔·贝娄:“该剧作者是个叛徒”

洪堡似乎要摆脱的也是这样一种击中身体的金钱和荣耀,一个先锋派作家,一个新一代的奠基者,一个博学的人,一个充满着运气、才智和声誉的人,一个以写作为生鄙视权力大谈艺术的人,为何会追逐金钱和荣耀?文学带来的“感应性”或者就是一种危险,为什么热衷于养猫?为什么迷上《芬尼根守灵夜》?为什么会大谈“机械、豪华、控制、资本主义、技术、财神、俄耳甫斯和诗歌,以至人心的复杂、美国的状况和世界的文明”?为什么要怀疑自己的妻子凯瑟琳?甚至在凯瑟琳从汤普森街上的罗科餐厅里失踪了之后,发狂的洪堡“用枪托猛砸马格纳斯科的门,把木头都砸碎了”?关于现实,关于权力,关于肉体,关于资本主义,洪堡或者是在反抗一种秩序,但是反抗秩序的时候,他却把自己当成了另一种秩序,那个故国旧土是不是一种虚幻的理想,而当他站在今天的世界的时候,靠诗歌能否躲避?靠小说能否自救?靠电影能否解困?当乘船遇难的旅客成为人类的一种比喻,怪癖的洪堡或者只能接受尴尬的命运。

那些诗歌在诗集里被砍去了大半,就像他的身体被现实砍去了一部分,他把凯瑟琳关在深闺里让她与世隔绝,就像他自己不想进入这个现实,可是,他依旧带来一种暴力,依旧是一种偏执。1952年,他被邀请去柏林自由大学讲学,但他却不愿意去,因为他怕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和人民内务委部劫持去,作为一个积极的反斯大林分子,他怕暴力会让自己失去生命。实际上,洪堡的灵魂和肉体从来就是分离的,他反对集权是灵魂意义上的柏拉图主义,但是却要极力维护肉体的某种完整性,但是在美国式的自由生活里,他又陷在“美国艺术家之烦恼”里,就像在那一部剧作,“美国同胞们听着,如果你抛弃了功利主义和人生的正当追求,那你将会像这个可怜虫一样被关进贝莱坞。”

其实是矛盾,甚至是悖论,而在我这样一个从学生时代就喜欢洪堡诗歌的人,似乎正在走进洪堡的世界,体验洪堡精神,可是,这样一种学徒式的身份却再一次造成悖论,我在灵魂和而身体的分离中,在才学和金钱的矛盾中,是走向了自我的人生之路,但这条路绝不是对洪堡精神的实践,它在慢慢的自我否定中却让泥土依附在肉体上,让肉体里长出灵魂。“我自己对城市的丑恶也深有感慨。在现代的这种赎回平凡的潮流之中,一切卑劣的东西,统统通过艺术与诗,被灵魂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赎回了。”艺术和诗歌所做的是将卑劣的东西变成灵魂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么城市的丑恶,那种带有自尊的欺骗和带有关荣的奸诈,是不是也被吗,美化和虚构成一种美国精神?对于洪堡来说,美国伟大的狂郁症患者就是林肯,而丘吉尔其所谓的沮丧情绪则是狂郁症的典型病例。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精力之乐,富足之美,只不过是因为狂郁症患者比别人更懂得乐与美,“因为有谁还能比他拥有更多的精力和富足呢?”

所以那种歇斯底里,那种偏执和狂躁,在另一种艺术世界里构成了乐与美,而我似乎也在这样的世界里开始了自我的反叛,芝加哥凶杀集团的人物里纳尔多·坎特拜尔、有名的阿飞维托·兰戈巴迪都进入了我的生活,他们代表着暴力,代表着金钱,在我的内心是希望把他们通通干掉,但是却有装作和他们友好的样子,行走在和他们一样的世界里,乔治说,血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物质,而我也把金钱看成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物质,这种物质的诗意化,恰恰是自我美化的一种方式,恰恰把洪堡精神变成了抵抗现实的武器。

还有女人,和洪堡对妻子的暴力统治不一样,我却在一种放荡的世界里体会肉体的美与残忍,我有妻子和两个女儿,但是在家庭之外,我的世界似乎充满了色欲的诱惑,勾搭上“大奶头娼妇”莱娜达在我看来是因为遇到了“文明史中的最大危机”,所以我一直认为莱娜达只是一个妓女,而且是“整个身心陶醉在美国文明的喜悦之中”的妓女,一起去米兰,抛弃妻子和女儿,对于我来说,是一次错误,但其实也是一种对与肉体的惩罚,“莱娜达、丹妮丝、孩子孩子、法庭、律师、华尔街、睡眠、死亡、形而上学、因果报应、宇宙存在于我们身上、我们存在于宇宙之中。”在这些词语构筑的肉体和现实世界里,我无非是看见了洪堡式的存在:“一位曾经存在过的、受人爱戴的、但是已经死了的同志。”

死去的是肉体,也是精神,所以在肉体和精神世界里,其实本无所谓死亡和活着,他们只是一种状态,或者有时候活着就是死亡,在被删除了诗歌、被改变了艺术、被制造了权力的世界里,还有什么可以让人成为一个孤独的柏拉图主义者?我爱上了最美丽、最纯洁的少女内奥米·卢茨,而她的丈夫却是一个寻花问柳之徒,却是一个被高利贷追踪者敲断了腿的人;我爱上了黛米·冯格尔,在她赤身裸体中,在她神情恍如情欲达到高潮的阶段,却总是有一种犯罪的因素,“而我身上也总是有一种狼狈为奸的成分”。而朵丽丝·谢尔特小姐,是一个小姑娘,唯恐自己怀孕,但是她的外表却显示出她身上隐藏着的一个殉道者,甚至她将变身为一个专横的少妇。

“我从来不是一个彻底的柏拉图主义者。我绝对不相信谁能转生为一只鸟或一条鱼。”人的灵魂不会被关进蜘蛛的躯体,而在肉体世界里是不是也不存在真正的灵魂?在花花公子俱乐部里,我的周围充斥着美女、醇酒、时装,以及戴着珠宝、洒着香水的男子,一片财富与权势的阿谀奉承。而这一切也几乎是“洪堡精神”的一种反讽式的翻版,“他洪堡费尽了心机,只不过才装饰到肚皮上,而肚皮以下,还是众所周的粗野的裸体而已。”这便是一个诗人,一个先锋艺术家,一个藐视集权主义者,在现实中最尴尬的处境,肚皮之下,是下半身的生存,却是粗野的,却是裸体的。而我在美色、肉欲的世界里,解构了家庭、规则、道德和信任,而这是基于对洪堡的继承和模仿,但是最后却走向了相反方向,或者在影子之后找到了另一种肉体,它反过来变成了对于洪堡的解构,“而当我也成了别人的善于表现的一代时,到头来这就成了纯粹的苦难。”

我是洪堡的苦难,受折磨的生活,尴尬的现实,以及穷困潦倒,让洪堡几乎失去了一切灵魂意义上的东西,他成了疯子,他被关进了疯人院,他得了心脏病,她变成了狂郁症患者,而他最终死在破败的伊尔斯贡旅馆的走廊里。而在他出现在那条街上的时候,我却没有和他搭腔,因为我正在同参议院参加政治午餐,我那时气色挺好、口袋里有钱、保持着体型的优美,和洪堡讲话在我看来“太失身份”了,因为洪堡过时了,而这种境况对于我来说何尝不是一次讽刺,当艺术和诗歌被抛弃,实际上不是被下流胚、文学的葬送者、政客们抛弃,而实实在在被自己抛弃,洪堡的命运如此,我的作为也如此。

“回到直接的体验中去,走进广阔的天地里去吧,艺术不再能代替现实生活,而诉讼和精神分析才是现实的。”这是美国的现实,这是一代人的现实,无论是洪堡还是我,在最后的灵魂里,是放弃了对于母题的寻找,而那个洪堡的礼物,那部可以改编成电影的提纲,甚至是那个副本,都像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是它指向的依旧是一个被矛盾中和的零,当一切都离开,一切都死去,活着或许只是一种没有意义甚至是讽刺的行动,灵魂脱离了肉体,肉体早就是一个被摆放的物体,正如施太内尔的说法,“在主观与客观的武断的分野中,世界已经消失了。零本身在寻求转移。它变成了一个行动者。”

流浪的星星

编号:C38·2151113·1240
作者:【法】勒克莱齐奥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14.90元
ISBN:9787532152384
页数:270页

一九四三年夏,法国尼斯后方的一个小村庄成了意大利人管辖下的犹太人聚居区,艾斯苔尔宁静的少年时代被打破了,接下来便是恐惧,耻辱,逃亡,还有父亲的离去。战争结束后,艾斯苔尔和母亲一起出发去寻找传说中的家园:刚成立不久的以色列圣地。在风雨飘摇的旅途中,她发现了祈祷和宗教的力量,学会了等待。在到达那个梦想中到处是橄榄树、和平鸽、教堂和清真寺的穹顶尖顶在闪闪发光的圣地时,她遇到了前往难民营的萘玛。一个犹太女孩和一个阿拉伯女孩,交换的只是彼此的眼神和姓名,自此再未相遇……《流浪的星星》是勒克莱齐奥最杰出的代表作,表现出一种笔酣墨饱的成熟,以美轮美奂的文字书写隐隐的忧患、伤痕、无奈和绝望,让人无从拒绝。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


《流浪的星星》:我的父亲被大地覆盖了

他的骨头将是卡麦尔山上的白色石头,是吉拉斯的岩石,他的肌肉是伽利略山的红色土壤,他的血是万水之源,是圣马丁的激流,是图拉的浊河,是撒玛利亚的女人给耶稣喝的那不勒斯的井水。在他的身体里,将会有牧羊人的那份灵巧,他的眼睛将会发出耶路撒冷的光辉。
           ——《蒙特利尔,圣母街,一九六六年冬》

这是一九六六年冬天的蒙特利尔,这是没有牧羊人雅克的蒙特利尔,这是远离故乡的蒙特利尔,这一条街,这一个城市,这一个冬天,似乎都在等待命名,以及艾斯苔尔肚子里的孩子,疼痛、眩晕、空茫和呕吐,一个生命在体内,仿佛就是挖掘出一个洞,等待另一种东西填满,等待另一个世界展开,等待另一个梦回来,是的,在艾斯苔尔的生产中,有约伯·约埃尔的那些话,有雅克仿佛握住的手,有像风一样的词语,有流过身体的句子,“这些句子流过去,就像风在水面上滑过前行的痕迹。”

是一片水,是一片海,是一片沙滩,穿越阿隆港前往以色列圣地,暗哑的声音哼唱起布鲁斯舞曲,或者是海浪拍打的声音,这些声音会覆盖在蒙特利尔圣母街那家医院里传出的阵痛,会吞没一路流浪而来的叫喊,会去除在战争中死亡的求救,“我的眼里盈满了泪水,浪一波一波地经过我的肚腹”,而终于艾斯苔尔自己成了那一片海,成了那一片沙滩,终于到达平整的海滩上。没有起伏,没有汹涌,没有波折,一切的平整和平静是为了迎接太阳的孩子,在母亲的体内,他是一种寄托,是一种理想,是一种生命,是一片光明。是的,骨头和肌肉、血液和眼睛里,都是关于生命之水,静静地流淌,从母亲的世界里流出,从死亡的过去流出,流向明天,流向和平,流向故乡,流向心中的那个不死的父。

蒙特利尔本来就是牧羊人雅克的归宿之地,这是属于他们的故事,艾斯苔尔和雅克,母亲和父亲,肉体和精神,必须在一个远离战争的地方看见太阳的儿子,他是流浪的终点,他是爱情的结晶,他是达到的目标,“他将永远在我的体内,用我的血和肉,我的天和地做成。”一种孕育,一种信仰,从来都是为了完成命名,如果是男孩,就以父亲的名字命名,这是艾斯苔尔的决定,父亲?谁的父亲,艾斯苔尔说是自己的父亲,那是一种命运,却也像宿命一样让她感到害怕,因为,在那个遥远的一九四三年,同样命名了艾斯苔尔的父亲却消失在草丛中,“就像一个人消弭在死亡中。”

“她十三岁,她叫艾莲娜·格莱芙,但是她的父亲总是叫她艾斯苔尔。”这是一次命名,当母亲说她疯狂地像个茨冈人的时候,父亲却喜欢他这样,并用西班牙语叫着她的名字:“艾斯苔利塔,小星星。”不是艾莲娜·格莱芙,是艾斯苔利塔,是艾斯苔尔,是小星星——照亮夜晚的小星星,照亮青春的小星星,照亮爱的小星星。被命名的十三岁,属于父亲的十三岁,对于艾斯苔尔来说,仿佛永远没有破坏秩序的战争,仿佛永远没有带走生命的战争,但是他们远离了故乡,来到了圣马丁,在一九四三的恐惧中开始了流浪,就像那个站在广场边缘和犹太人在一起的特里斯当听到的那首曲子题目一样,叫《被淹没的教堂》,好像教堂的钟声在海底回响,那是“另一段时光,另一个世界”。

父亲只留下走向山中的高高影子,“这是第一次,她明白过来她已经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的爸爸再也不能叫她艾斯苔利塔了,也不会有人叫她艾莲娜了。往后看是无济于事的,这一切都停止了存在。”十三岁是一片阴影,十三岁是一种死亡,甚至艾莲娜也死在路上,唯一剩下的是叫做艾斯苔尔的女孩,是永远流浪的小星星。意大利人,德国人,犹太人,似乎在一九四三年的夏天,他们都想从这个世界中绕过去,只想听听水声叮咚,只想在山间度过一生。可是,不想为意大利人演奏钢琴的费恩先生,妻子却被投进了监狱;可是奥鲁克夫人却像宪兵的探子,是隐藏起来的罪犯;可是拉歇尔总是不参加宗教庆典,却经常跟意大利宪兵说话。十三岁的少女,或者在流浪中,需要寻找的是另一个父亲,一个保护自己的父亲,一个命名自己的父亲。

在狭小的山谷里,她第一次吻一个男人,希望在捕捉他的呼吸,截住他的话语的窒息里消除恐惧;在安静的山间,她第一次喜欢一个男人,甜美炽热的感觉可以让在此之前在此之后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可是他却死了,死在德国人的袭击里,死在第一个被命名的夏天里,男人的死亡和父亲的消失一样,使得她成为另一个人,是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就像母亲伊丽莎白所说:“现在,德国人要来了:我们得走。所有的人都得走。”因为战争而离开,因为离开而流浪,一九四四年的费西奥那,一九四七年的阿隆港,夏天,冬天,德国人,犹太人,在此后的时间里,总是混杂着太多的分离,总是见证太多的死亡,总是发现自己若即若离。

但是当生命意义上的父亲消失在草丛中,另一个父亲却在艾斯苔尔的寻找中,那是一九四七年的雅克,牧羊人雅克,如宗教救赎一样的名字和经历,在艾斯苔尔的生命中盛开出一种光亮,而和这个光亮有关的城市叫耶路撒冷。“妈妈经常说起这个名字,她也是的。在巴黎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她几乎只为耶路撒冷这个名字活着。”一种从不知道的信仰,从母亲伊丽莎白的生命中开始徐徐荡漾开来,而艾斯苔尔的名字其实就是关于缺失和寻找、迷惘和安静的,“她也叫阿达萨,她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他跟我说了她嫁给阿絮埃罗斯国王的经过,因为她敢走进大殿,请求国王宽恕他的臣民。”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却嫁给了一个国王,在国王的权力中她希望臣民能够得到宽恕。仿佛重负一般,把现实的艾斯苔尔变成了象征的艾斯苔尔,“我相信这是个像大海一般的名字,一个巨大的、无法全然了解的名字。”而终于在流浪中她知道耶路撒冷的传说,知道了关于阴影和光明的隐喻。

逃跑失败,流浪继续,从海滩到大海,从大海到监狱,起初是一种身体的解脱,“我废除了时间和距离,我到达了世界的另一头,在那里的世界,土地和人类都是那么自由,所有的一切都是簇新的,真正的全新。”但是当重新被投入监狱之后,耶路撒冷变成了一个无法抵达的词,却也在内心变成一种归宿:“真正做了一切的是我们的父亲,我们都是他生的。以色列圣地就是我们的出生地,在那里光明第一次闪耀,那里诞生了第一批阴影。”约伯·约埃尔说到的是阴影,阴影是光明制造的阴影,是耶路撒冷之外的阴影,是关于人类的阴影——当人类的伟大和奇迹变成一种阴影,也唯有宗教能够带来光明。所以对于人类来说,寻找一种光明就是寻找一种宗教,就是寻找一种被照耀的时间,被运转的世界,那就是星星的明亮,“恒星,还有流星,就像是滴落在夜面上的水珠。所以他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星星,小星星……”父亲命名了小星星,就是为了在阴影的世界里找到那一片光明,在人类的流浪中回到耶路撒冷的故乡。那些死亡的人,被抛弃的人,被遗忘的人,都是人类世界的另一种阴影,所以当雅克说:“这应该是最后一场战争了,从此再也不会有别的战争。所以书上的话会实现的,我们可以待在上帝赐给我们的土地上了。”已经在艾斯苔尔生命中开始了另一个命名。

他们订婚,他们双手交握着,他们走在城市的街衢,像走向那一个耶路撒冷。父亲给了艾斯苔尔生命的意义,也完成了对她的最初命名,而不论是特里斯当的喜欢、马利奥的爱,都是她打开自身世界寻找父亲的一种途径,而雅克和她走向结婚殿堂,是另一个父亲的意义。可是,光明在哪?耶路撒冷在哪?父亲在哪?当战争使得人们流浪,当战争让人消失在草丛里,当战争制造了生命的死亡,“我的父亲被大地覆盖了”。父亲的死,马利奥的死,似乎都在继续这一个被覆盖的悲剧。还有一九四八年的奴尚难民营,萘玛经常问的一句话是:“太阳不是照耀在每个人身上吗?”可是她的父亲艾哈迈德去了北方,再也没有回来,她的丈夫萨迪离开了再不能回去的村庄,最后也离开了萘玛,还有疯了的鲁米亚,六个月的身孕却没有父亲,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喊之后,母亲挤出孩子之后,那个来到世界的生命,“包裹在鲜血和胎盘之中,身体周围还有着这生命的脐带”,以第一声啼哭来回应世界,而在萨迪离开之后,萘玛开始用奶粉喂养他,仿佛是为了生命的延续,也是为了在阴影里寻找那一片光,给予那一种父。

太阳照耀在每个人身上,而父亲却被大地覆盖了,没有父亲的母亲,没有父亲的孩子,没有父亲的艾斯苔尔,而艾斯苔尔想要制造一片光明的时候,雅克,这个给与孩子生命的父亲却也最终死在了前线,“她的眼泪已经流于了。她只是想:这下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他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就是在那一天,她体会到了身体中央有一个小小的麻烦,小小的重压,她在等待一个孩子,孩子却再也没有父亲。

但是在这种只有阴影的世界里,在父亲被大地覆盖的现实里,却总是有一种星星的光芒在另一个地方亮起,那是萘玛的笔记和对鲁米亚孩子的照料,那是诺拉像姐姐一样的照顾,那是伊丽莎白的陪伴,甚至那还有特里斯当温和的脸,圣马丁的山谷,阿隆港的海滩,以及那在蒙特利尔到来的新生命,“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遥远,简直无法碰触,是在时间的另一个尽头,必须经过那段如死亡般痛苦的漫长旅途。我想我必须付出一生的时间才能到达。”漫长的旅途是从圣马丁到费西奥那,从阿隆港到蒙特利尔,是从父亲的消失到母亲的死亡,从海滩上的守望到山洞里的逃亡,而当一九八二年的夏天,回到尼斯之后,艾斯苔尔看见了父亲曾经任教的中学,找寻父母住过的大楼,而在圣马丁村,却也终于找到了父亲:“伊丽莎白写下了我父亲的名字,米歇尔·格莱芙,还有所有那些与他一起死的男男女女的名字,他们都死在草丛里,在贝特蒙的上方:现在,她也是的,她与他在同一块土地上死去了,而她的身体就被关在我随身带着的这个铁皮盒子里。”

被命名的生命,被命名的时间,被命名的父亲,以及被命名的光明,在流浪的世界里,他们都没有消失,他们都以另一种方式进入到身体里,都以父亲缺失却又以回归的方式阐释生命和信仰,看见光明和阴影:“她父亲的声音在呼唤着她的名字,就这样,说,艾斯苔利塔,小星星,还有费恩先生的声音,那些在圣马丁广场上叫喊着的孩子的声音,特里斯当的声音,拉歇尔的声音,牧羊人雅克的声音在翻译着约伯,约埃尔在土伦监狱里说的那些话。还有诺拉的声音,罗拉的声音。”

二十一个故事

编号:C38·2151109·1235
作者:【英】格雷厄姆·格林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6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0.50元
ISBN:9787532156818
页数:237页

“他们犯下原罪,但上帝的宽恕是无限的,这一点很重要。也正因此,那些事实上没有告解的人,与做了告解但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那些自大的、敬神的人,是有区别的。”《二十一个故事》收录了格雷厄姆·格林自1929至1954年的短篇小说12篇。《地下室》中的男孩在小时候目睹了一场偷情与意外,导致他悔恨、疑虑一生,这篇故事是通向本书其他故事的钥匙——恐惧、遗憾、暴力、对恋情的追求和背叛是全书的基调。少数故事有着喜剧的讽刺乖张——《可怜的马林》中,马林先生的腹鸣能模拟任何声音;其他则带有冷漠怪异的悲剧感:《情色电影》里一对夫妇撞见了丈夫年轻时的失检行为;《毁灭者》中少年帮伙无目的的毁灭行为让人震惊;《散场》中一对双胞胎兄弟的心灵感应在捉迷藏游戏到达到了恐怖的高潮。每篇小说均带有格林标志性的道德拷问意味,也是了解战时和战后英国心灵图景的杰作。


《二十一个故事》:仿佛肉身消亡得太快

你瞧,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品位,可怜的马林的肚子卓有成效地学会了空袭警报的声调,但是不知怎的,这肚子从没学会警报解除信号。
       ——《唉,可怜的马林》

身体里的腹鸣,是一种声音,却不是自我控制的声音,它会无缘无故地出现,会在静默中制造哀鸣,悲悲戚戚取代其乐融融,这当然是一种破坏。可是,这种破坏对于身体之主人的马林来说,让他变得可怜。可怜是因为面对无奈的病态,他会“在印刷商从狼藉的茶点前直起身体,舒坦地靠上椅背的时候,传来了一首勃拉姆斯协奏曲开始的几个小节”,不是设置好的音乐,不是烘托现场的气氛,却在若有若无中带向某个遥远落魄的角落。

而真正的可怜或者并不是面对身体无奈的病症,而是在他人世界里,变成一个嘲笑的目标,马林找医生的时候,医生笑他,在舞曲播放的时候,晚会现场的人笑他,甚至在两个新闻纸业公司合并的关键场合里,即使合并耽搁了二十四个消失,他们也还是在笑他——一九四〇年九月三日,在这个具有某种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马林发作的腹鸣更像是对于胜利的破坏,而这种破坏似乎能找到真正的根源:“我小的时候,喜欢听德国乐队……”德国乐队代表德国文化?德国文化象征德国情感?一九四〇年九月三日对于德国的意义,也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和破坏,马林在这个特殊日子以一种病态的方式破坏合并,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隐喻,腹鸣就像是身体里再也无法根除的德国情结,成为制造病态之后再也无法解除的警报,把肉体的象征意义推向一种逆构:马林是Maling,对应于装病以逃避工作者的malinger,却也是装病逃避历史的一次逆构。

肉体是可怜的,是可笑的,是逆构的,它指向的是背叛,是无法解除警报的逃避。《艾奇韦尔路附近的小地方》里克雷文在向海德公园行走中,却看见了整个世界的庞大和黑暗,像墓穴,连接着每一个人,“为了死人,地球被弄成了蜂巢的结构。”这是一种肉体死亡的归宿,在一个没有一身好衣裳,没有一辆好轿车,没有一套公寓,没有一家不错的旅馆的生活里,肉体必然会指向死亡,但是即使你在梦中发现尸身不腐这个惊悚的细节,即使你在醒来成为乐观主义者,即使你有一丝宗教信仰的庇护,但是肉身之死必然要发生,无法阻挡。克雷文也是无法摆脱一九三九年这个时间,而在“默片之家”的地方,他拼命赚钱相信爱情可以在肉体以外生长出来,也无非是一种自我安慰,库伦马厩弄里发生的惨案,就是覆灭了人之生存的唯一肉体,一个男人的脖子被人用切面包的刀从左耳根切到了右耳根,在这桩恐怖的凶案面前,克雷文或者只是听说,但是那个电话分明把他带向了恐惧的起点,带向了肉体的终点。

“这种事为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在我身上?”我完全变成了一个物体,“身上”就是肉体唯一位置,那不是梦,是另一个自己无法逃避的陷害,“他向前倾着身子,看见电话上方镜子里自己的脸,脸上星星点点的是细细的血滴,像香水喷雾器喷出的水珠。”没有传说,没有梦境,没有信仰,血如水珠一样滴落下来,滴进一九三九年的恐怖之中。克雷文是想要逃避的,他用梦,用赚钱的方式,是想要有一个身体之外的爱情,但是当爱情真正远离肉体之外,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情色电影》里是有着看上去像爱情的东西,卡特和卡特太太在某个夜晚走进情色电影院,似乎是无聊,也似乎是寻找刺激,但是这只过不过是对于“某种腺体功能缺陷”的弥补,是对于种种冷淡表现的唤醒,但是徒劳,甚至陷入更深的肉体背叛中,那部情色电影却原来是三十年前的老片,而卡特就是主角,那个女人是个妓女。“他们付她钱了。五十英镑。她非常需要那个钱。”这是三十年前的理由,而三十年前的理由下,卡特所展露的无非是和金钱有关的肉体,所以在三十年后他还是在回归的肉体中,和卡特太太保持着某种刺激。

这像是一种拯救,情色电影无非是利用了肉体赚钱,它应该和爱情无关,和忠诚无关,但是三十年的肉体一样陷入到沦陷的尴尬中,人到中年,只留下一个颓败的肉体,进入卡特太太的身体也仿佛是对于肉体蔑视的报复,“上帝啊,我希望她死了。”在“别停,别停。”的呼喊声中,肉体承载的意义是救赎,是满足,还是另一种亵渎?“卡特静静地躺在黑暗里,有一点孤独和内疚。对他而言,在那里,他背叛了他唯一爱恋的女人。”肉体是无法转向的,即使三十年的遗忘,即使“别停别停”的呼喊,在已经寂灭的肉体世界里,在沦陷的现在时态里,生活只能指向背叛。

这是迷失的肉体必然要行走的道路,从生到死,从忠诚到背叛,从过去到现在。而在拯救肉体的努力中,总会有一种叫做精神的力量。《铁证如山》里那个为社团专门作集会的菲利普·韦弗,似乎就是一个拯救的神话,印度军团退休少校,对于菲利普·韦弗来说,这是一个属于过去的身份,过去的身份对应于过去的身体,但是在他看来,过去没有死去,相反,它在“铁证如山”中又走向了现在,走向了精神的绝对不死,即使现在患上了癌症,菲利普·韦弗也还要证明自己的不死甚至永恒。“真可悲,卡拉肖想,这个病人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放。如同生命是个濒临死亡的独子,而他仍希冀与之保持某种交流……”这是真的可悲,还是同为军官的卡拉肖上校对于历史的选择性遗忘?

但终于是变成了在场的死亡,变成了集会上众目睽睽的死亡,变成了布朗医生口中匪夷所思的死亡,“这个人死了肯定有一个礼拜了。”见证过战争期间有人开枪自杀,有人丧命于野地,却从未看见过如菲利普·韦弗一样的死亡,“面部的肌肉好似熟过头的水果,一碰便会掉下来。”但是却在“铁证如山”中维持了精神的不死,“或许他所说的铁证是指精神比肉体更长久,精神经久不衰。”精神超越肉体,精神维持活着,像一个传奇,也像是对于灵异社团的一次证明,但是这个证明最后却取得了反证的效果,菲利普·韦弗的确死了,而且精神也死了,“然而他实际上所展示的却是,在没有肉体的协助之下,精神如何在七天内腐烂为喃喃的胡言乱语。”

精神不是拯救肉体而带向永恒,却是制造了胡言乱语,不是改变了和物质相对的价值观,却一同和肉体走向死亡,“铁证如山”证明的不是不死,而是必死。必死的爱情,必死的婚姻,必死的肉体,必死的时间。就像《纯真》里,我在三十年之后想要的是找回纯真的味道,是要从“带着柴火的烟味儿,带着黑暗中潮湿的铺路石沁出的凉意”的现实重返童年,那个八岁的女孩,那种懵懂的爱,看起来就是一种永恒,“我相信,从她之后,我再也没有体验过。至少我再也没犯过对孩子的爱恋大加嘲笑的错误了。”即使回忆还在,那张洞里的纸片还在,却以完全隐喻的方式颠覆了纯真——纸片上画着的不是童年纯真的爱恋,而是赤裸裸的色情图,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对应着一个身体和另一个身体,而首字母的缩写就属于我,所以这个幼稚的色情图是我关于童年无法抹去的记忆,却只和身体有关,但是当纯真变成了色情,寻找只是徒劳,“只是当我觉得这幅画不堪入目时,三十年的光阴已然逝去了。”

三十年光阴逝去,最重要的逝去当然是身体,所以指向肉体的色情图作为一种记忆,完全变成了关于身体的沦陷。无论是马林的腹鸣,还是克雷文的恐惧,无论是韦弗的胡言乱语,还是那张幼稚的色情图,都在肉体世界里成为一种象征,但是在这陷落的身体之上,需要的是一种拯救,解除警报是解救,“铁证如山”是解救,重新定义纯真是解救,而在肉体世界里,最后的拯救或者是找到上帝,找到信仰。但是上帝在哪里?《里弗先生的机会》其实没有机会,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只有随时叮咬的蚊子,只有肿胀的黑人尸体,只有帐篷和脚踝,“或许你会相信上帝,那个体恤人性脆弱的仁慈的上帝,会乐意给里弗先生三天幸福的时光,从咬噬的齿轮上解脱的三天,而他正穿越丛林开始返乡,带着外行的伪造签字,还有被感染的黄热病血毒。”所以在这生死考验里,在这肉体威胁中,上帝无非是一个空洞的符号,“当你深陷丛林,满目枯草,被死亡重重包围,无人生还,不会抱有坚定的精神信念。”那一个带着肉体不死精神不灭的上帝,其实抵不上他对远方的妻子说的那一句话:“照顾好自己。别忘了喝啤酒和牛奶。”

上帝在哪里?这是只有深陷在困境中才会变成一种无奈,这仅仅和拯救有关,却是对于信仰的背叛。“我有一种直觉,神是存在的,我的人生路上有种种非比寻常的巧合,它们像丛林里为豹子设下的陷阱,拦住了我们去路,于是偶尔,我也会惊诧喟叹,几乎就此产了信仰,然而,神就可以将他的创造物弃于‘自由意志’的滔天罪恶之下吗,我在理智上厌弃这样的神。”《剖白之暗示》里那个火车旅行中的旅伴,似乎就将这种背叛抛向了关于造物主和自由意志之下罪恶的矛盾,上帝像是因父亲,而旅人的天主教徒父亲就是将他抛向了深渊,“他的手段就是腐蚀我,让我堕落。他制定了一个精巧的可怕计划。”计划或者会改变,意志或者会动摇,但是身体呢?如何逃脱死亡的威胁,如何避免堕落的痛苦?上帝在别处,对于每一个无法拯救的人,或许只有背叛。

背叛的爱情,背叛的纯真,背叛的上帝,似乎这个时代总是响起马林那悲哀的腹鸣声,一九三九年,或者一九四〇年,其实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事件:战争。战争制造了恐怖,战争带来了死亡,战争动摇了信仰,战争的世界里只有而“尔虞我诈”。“牛津圣安布鲁斯学院”,这个在战争中出现的学校,其实没有真正的学校,没有真正的教师,没有真正的秩序和仪式,有的只是骗子和谎言,“普利斯盖特在这儿就是科学课程导师了。我管历史和文学。我想你嘛,亲爱的,可以搞定——经济学吧?”文学士芬尼克、药剂师普利斯盖特组建的函授学院无非是一个没有实体的空壳,所以在芬尼克外甥女伊丽莎白看来,这就是一个骗子学校。不仅“学校”里充满了欺骗,生活里似乎到处是谎言,骗子学校看见德莱弗爵爷,便录取其儿子,一方面骗子学校需要这样一种有地位的人的加入,另一方面,德莱弗爵爷接受儿子被录取,实际上也只是一个谎言,没有权势,没有地位,儿子身子还在监狱里,但是他把监狱说成是教养学院,让儿子说是在那里服役。谎言里套着另一个谎言,这一个谎言对应着别人的谎言,所以不管是授学位的仪式,还是最后爵爷的儿子和伊丽莎白之间相亲,也都是欺骗事件的继续:“他们没来由地相爱了,就在公园里,为了省几个两便士铜币就坐在长椅上计划着如何去骗那两个老骗子,他们知道自己可以青出于蓝。”

战争带来了“尔虞我诈”的现实,所以在这种欺骗中,所谓的婚姻和爱情也都只是一个游戏而已,在这样一个没有人能摆脱的游戏世界里,肉体的意义在不断地被消解,而在肉体消亡中,精神即使作为一个象征也没有了救赎意义。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背叛,一切都是死亡,一切也都是毁灭。“我的房子哪里去啦?”在托马斯先生从厕所里出来,逃离沃姆斯利公地帮孩子的恶作剧之后发出的这一声疑问,不是针对孩子,而是针对这个充满着“毁灭者”的世界,孩子们拆掉的只是“小气鬼”的房子,却在深层意义上是对于这个到处是爆炸的世界的模仿。房子就像人的肉体,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放置自己的地方,房子去了哪里?肉体去了哪里?信仰去了哪里?只有破坏,只有消亡,只有毁灭,“片刻之前,那房子像个戴高顶黑色大礼帽的男人一样庄严地矗立在轰炸废墟当中,然后,砰,哗啦啦,什么都不剩了——一件不留。”

约婚夫妇的故事

编号:C38·2151109·1234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1月第1版
定价:59.00元亚马逊26.50元
ISBN:9787208124431
页数:126页

《约婚夫妇》的故事是意大利十八世纪最负盛名的作家曼佐尼的代表作,据说在一堆距今至少有四百年的烂纸里发现,而这部小说也奠定了现代意大利语言的基础。故事讲述的是胆小如鼠的神父堂·安保迪奥被两个打手劫住了!他们威胁要给他好看,除非他拒绝给伦佐和露琪亚主持婚礼。伦佐和露琪亚是一对快乐的情侣,沉浸在幸福中的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并且,即将被卷入时代的洪流,去经历一场巨大的灾难……作为中小学生的必读书目,《约婚夫妇》是所有意大利人童年时代的噩梦,这本卷帙浩繁、人物繁多,没有几个人能耐心读完的作品,却让埃科爱不释手,以至于他情愿把这个千头万绪的故事用自己的方式从头为我们讲述一遍。


《约婚夫妇的故事》:就这样,上帝开恩

如果你们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或许你们有问题要问我这个讲故事的人,其实我也很想问那个给我讲了这个故事的人——小说作者曼佐尼先生,其实他也应该关注一下你们,因为你们读了我的故事,而且还没有厌烦。

问题是存在的。世纪文景出版,软精装封面,59.00元定价,而且文字作者是翁贝托·埃科,在被塑膜包裹的封面上,这一切以一种豪华而且经典的方式凸显出来,不是“只见其表”的外观式判断,诸多因素结合起来,这个世界就应该指向这一条没有岔道的路,所以在小心翼翼撕掉塑膜,认认真真读完腰封,仔仔细细打开书本的时候,是分明带着一种致敬的态度来阅读这个故事。但是在一个以“在很久以前……”为开端,以“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为终结的故事里,其实没有了欣喜,没有了致敬,包含着马可·罗兰采蒂大量插图也只能撑到126页的故事,以翁贝托·埃科的大名却缩写到33000字数的小说,也在我不到一个小时的翻阅中合拢。

作为“留住故事”系列的一部,意大利的霍尔顿学院和“共和国图书馆-艾斯布雷索出版社”创意推出的这个系列是为了留住经典,“专门拯救那些近千年来即将被历史长河淹没的文学故事。”带有那个“留住故事”的标志,说明这个故事已面临被遗忘的危机。包括《唐·璜的故事》、《罪与罚的故事》、《大鼻子情圣的故事》、《李尔王的故事》在内的“留住故事”系列,很明显面对的是孩子,也就是埃科所说的“你们”,而在这个被塑膜包裹起来的豪华而“经典”的世界里,是看不见“你们”的,看见的只是“致敬”,只是软精装,只是59.00的定价,只是像标签一样的“翁贝托·埃科”。

而所谓的致敬只是“那个给我讲了这个故事的人”,翁贝托·埃科把他称作是“长着一张漂亮的马脸”的人,“因为写这个故事的人,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先生,是二百多年前米兰的一位显赫人物,他长着一张漂亮的马脸,看上去有些忧郁,就是这个人,执着地在一堆距今至少有四百的烂纸里发现了这个故事,也就是说,这个事大约发生在一六几几年。”一六几几年隔着翁贝托·埃科两百多年的时间,而隔着我则是完全未知的距离。据说,《约婚夫妇》是一部“卷帙浩繁、人物繁多,没有几个人能耐心读完的作品”,却是意大利文学的奠基之作,是和《神曲》并称意大利文学双璧。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地位,所以在意大利,它成为中小学生的必读书目,但是却也成为意大利人童年时代的噩梦。

这里似乎就有一种谁是读者的问题,翁贝托·埃科在《这个故事从何而来》里也说到:“有些成年人看见你们在读这个故事,就会让你们别再读下去,因为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写的这本《约婚夫妇》实在无聊,既没意思又不好读。”曼佐尼用20年的时间写成这部小说,并成为意大利的文学经典,当然是意大利文学的骄傲,所以埃科就把它提升到一种国家意义,“《约婚夫妇》这本小说在意大利读者心目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在以往的二百年中,意大利的长篇小说乏善可陈,而在法国、英国和德国却涌现出了传世佳作。由此看来,曼佐尼的《约婚夫妇》的确是意大利首屈一指的小说,它对所有后世作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便是那些认为它没意思的人。”二百年的时间影响了许多作家,当然包括埃科,但是这似乎并不适合学生阅读,所有小说必然会遇到读者的偏差问题,也就是说,在学生读者和曼佐尼的经典之间有着某种隔阂,而埃科似乎就是为了化解这种隔阂,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于是曼佐尼的经典,在埃科那里变成了这个故事,埃科讲述的这个故事,又会变成“留住故事”——他和你们之间,埃科既是一个读者,也是一个作者,他阅读故事,他也书写故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埃科起到了一种“读者创造”的意义,而这种创造是微弱的,完全改变的语言习惯和叙事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一种探索,而是一种功利。

没有读过曼佐尼的小说,于是便把自己放进了一个陌生、未知的埃科世界,这是一种普及,一种留住,仅此而已。所以在这个简单的近似童话的故事里,读到了从杀人者而出家做修士的克里司多福罗,读到了专横跋扈的堂罗德里戈,读到了被拆散的约婚夫妇伦佐和露琪亚,读到了被救赎而皈依的无名氏,读到了暴力和宗教,读到了集会和抗议,读到了阴谋和瘟疫,读到了善良和拯救。而种种经历,种种遭遇,目的便是在弘扬一种美德,“好像曼佐尼先生是为穷人撑腰的,穷人总是成为不公正待遇的牺牲品;此外,他对坏人也绝不心慈手软。”
 
露琪亚·蒙德拉和伦佐·特拉马利诺,是两个相爱的人,在他们本应该享受爱情和幸福的过程中,却遭遇到了坏人,堂罗德里戈老爷拥有权势,也欺男霸女,雇佣打手把两个人分开,而在露琪亚和伦佐被拆散之后,他们无法在一起逃亡,于是各奔东西,一个进了修道院,一个流浪遭遇了抗议和革命。而在这个过程中,似乎还有着不同的坏人,专横跋扈的贵族青年埃吉迪奥,被引诱而变坏的吉特罗黛,肆无忌惮的浪子无名氏,打手尼比奥等等,在这些坏人面前,露琪亚被抓被打。而另一边的伦佐,则在“三十年战争”的前沿,遇到了抗议的人群,最后却认为他是在煽动民众反封政府而被逮捕,最后又在混乱中跑出了城,但是他似乎一直没能越过米兰打工的地盘,前往威尼斯共和国。

实际上,没有去往威尼斯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是抛弃了政治救赎的理想,而转向道德和宗教救赎。曾经一起见证了露琪亚和伦佐的爱情,并让他们成为约婚夫妇的修士克里司多福罗本来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甚至还把仇人杀了,但是他最后做了修士,“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逃避仇家的追杀,而是因为他内心饱受煎熬,真心渴望悔过。”悔过是因为找到了灵魂的归宿,曼佐尼这样安排是因为,在他看来,“忏悔和原谅比报仇雪恨需要更大的勇气。”而在露琪亚逃亡过程中,她遇到的那个恶霸无名氏,也是在一种忏悔中起了善心,露琪亚跪倒在他面前,央求他放过自己,并说出了一句他从未听过的话:“上帝会因为一个仁慈之举而宽恕你很多罪恶!”

为什么铁石心肠的无名氏产生了怜悯之情和悔恨之意?是因为他看到了上帝,而看到上帝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犯了许多罪恶,所以实际上在无名氏的内心里,善恶是分明的,只不过露琪亚的哀求刚好打开了他内心向善的那道门,“人性本善”似乎是曼佐尼的一个信条,“人当然会因为其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状况变得卑劣或邪恶:堂安保迪奥当神父并非出于本心,因为对于穷人来讲,他们没有更多的机会来摆脱生活的困境;吉特罗黛走入歧途是由于那个时代不公平的继承法所造成的,她的家人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孝子贤孙”;堂罗德里戈是个流氓无赖,这是当时那个建立在特权基础上的社会所造成的;也许那些助纣为虐的打手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苦衷。”在这样一种社会性的恶面前,人只要不丧失良心,只要自己主导行为,就可以像无名氏一样。
 
“就这样,上帝开恩”,杀人的卢道维柯成了神父克里司多福罗,作恶的无名氏变成了“开明士”,上帝成为他们皈依的目标,而在约婚夫妇的流浪过程中,使得他们最终走在一起的似乎并不是上帝的力量,或者说并不是完满的拯救,而这也正是曼佐尼小说存在争议的地方。本来露琪亚已向圣母发愿,“所以就再也不能嫁给伦佐了,还要彻底将他忘掉。”但是在露琪亚万念俱灰中,在伦佐颠沛流离中,一场大瘟疫,让他们阴差阳错地走到了一起。一场瘟疫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很多人染上瘟疫死去,而伦佐也染上了瘟疫,但是最终死亡却没有降临在他身上,而在他回去之后奇迹发生了,感染过瘟疫的露琪亚也痊愈照顾者一个恢复中的女人。他们在瘟疫中团聚,最后的结局当然是皆大欢喜:“最后,伦佐、露琪亚和安妮丝夫人一起搬到了贝加莫,在那里伦佐慢慢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小缫丝厂,他和露琪亚也没有忘记为这个世界添上一群孩子,安妮丝的小外孙们每天都要在爸爸的面颊上留下亲吻的痕迹。”

用制造瘟疫的办法让伦佐逃离坏人的追逐,从而顺利回家,最后和露琪亚团聚,重新开启新的生活,在曼佐尼那里,不管是坏人变坏,还是降临的灾难,似乎都看成是一种天意,“正是由于他本人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天主教徒,人们才会说,他心中的道德标准就是一切要顺应天意,上帝自有安排。”埃科这样说,也就是说,曼佐尼设定了一种天意,无论是好人的庇护,还是坏人的从善,都是在天意之下转变过来,“由于他本人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天主教徒,人们才会说,他心中的道德标准就是一切要顺应天意,上帝自有安排。”这自然符合曼佐尼的世界观,但是当瘟疫也成为一种天意的时候,却存在着某种争议,瘟疫的确清除了很多污秽,“它让堂罗德里戈和格里佐一命呜呼,让堂安保迪奥复归平静,让人们忘记暴动的事,这样就不会有人再为难伦佐,它还让伦佐与露琪亚劫后重逢。”用瘟疫去除污秽,用瘟疫让爱人重逢,但是瘟疫毕竟是灾难,露琪亚和伦佐经历了瘟疫不死,只能说是一种幸运和偶然,要将此归因于天意,似乎有一些勉强,甚至是对灾难的消费,而在瘟疫下,天意也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力量,“从来不给任何人面子,通常把好人和坏人一起打击,让他们葬在同一片墓地中。”米兰三分之一的人丢掉性命,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难以逃脱天意,所以在这样一种灾难中,曼佐尼的选择性设置看起来主观味道太浓,也把整个故事当成了一种道德说教。

“曼佐尼先生告诫我们要笃信天意,其实是想鼓励我们要有扶危济困的善良意愿,就像他小说里写的那些帮助弱者的人一样。”虽然埃科还是给曼佐尼一种正名的解读,但是在这个“上帝开恩”的故事里,道德和宗教也完全贴上了标签,甚至成为一种空洞的符号。曼佐尼的原著没有阅读,实际上在埃科“留住名著”的缩写中,曼佐尼本身也成为一个标签,一个空洞的符号。“留住故事”是为了留住读者,而当读者的对面从作者曼佐尼变成作者埃科,或许留住的只是一个标签,一个符号,“因为你们读了我的故事,而且还没有厌烦。”

老虎!老虎!

编号:C38·2151109·1233
作者:【英】吉卜林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15.50元
ISBN:9787532152476
页数:383页

“你捕捉的猎物在哪里?”“兄弟,他仍然潜伏在丛林里。”丛林世界里是不是一定有丛林法则?丛林法则是不是一定指向残暴?对于吉卜林来说,“以观察入微、想象独特、气概雄浑、叙述卓越见长”的作品变成了对于大自然的一种颂歌,动物之间温暖的友谊和他们充满生趣的冒险,使这些动物故事充满了活力和生趣,所以“潜伏在丛林里”的动物故事反而成为了关于自然,关于生命的寓言,成为在冷酷复仇中表达生命意义的童话。而其实,一种充满童趣的美妙幻想,在受到青少年的喜爱,并给成年人以智慧的启迪的同时,也贴上了关于帝国主义、种族政治的标签。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


《老虎!老虎!》:人终归要到人类那里去

这条规定的真正原因在于:杀了人就意味着迟早会招来骑着大象、带着枪支的白人,以及数百个手持铜锣、投掷式烟花和火把的褐色皮肤的人。到时候住在从林里的兽类全得遭殃。而兽类自己对这条规定是这样解释的:因为人是所有生物中最软弱和最缺乏自卫能力的,所以去碰他是不符合狩猎精神的。
        ——《莫格里的兄弟们》

“老虎!老虎!”那一声声的呼喊,凝聚在所有感叹号里面,但是这不是对老虎领袖谢尔汗的尊敬,不是对于动物族群的礼赞,当莫格里用人类的刀杀死谢尔汗,当他在会议岩唱起这首歌,表达的却是一种恐惧——人类对丛林的恐惧,对群兽的恐惧,对威胁生存的恐惧,《莫格里之歌》不是为了盛赞人类的力量,不是为了展现人类娃娃的勇气,却在人和丛林之间建立的对立中无法逃脱宿命,“丛林对我关闭了大门,村庄也对我关闭了大门。为什么?”不是两个莫格里,却必须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是成为在丛林里生活遵守《丛林法则》的狩猎者,还是回到村庄重新变成人类的孩子?适应了丛林法则却无法成为他们一员的莫格里“内心沉重,里面装满了我不明白的事情”。

丛林和村庄,狼爸狼妈和妇女梅丝瓦,这是莫格里必须面对的两种生存现实,他是人类生下的娃娃,却被动物世界的兄弟们接受,他被梅丝瓦叫做儿子“纳索”,却必须适应丛林法则,所以“老虎!老虎!”的恐惧来自于莫格里被关闭的两个世界,当布尔迪欧告诉说叼走梅丝瓦的儿子的那头老虎是被去世的邪恶放债人附体的鬼虎,当孤狼阿凯拉被赶下台而使狼群没有了首领从而陷入随心所欲打猎和打架的地步,莫格里却必须做出一种选择,是回到丛林成为另一种领袖,还是在射杀谢尔汗的成功中消除人类的恐惧?莫格里终于是走出了村子,终于是告别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终于是和四只狼崽一起狩猎,终于把“老虎!老虎!”的恐惧变成了对于丛林法则的捍卫。

在人类之外的不仅仅是丛林世界,所以在丛林法则之外还有“海滩法则”,还有“水泽法则”,这些都是动物们自己建立的生存法则,在这些法则里,他们都是自己的主人,都维持着一种平衡。不管是海滩上有可怕的啸叫声、咆哮声、怒吼声还是打架声,不管海豹被追逐,也不管是生出来的是黑海豹还是白海豹,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地里延续着生命。而猫鼬里基-蒂基和大黑眼镜蛇纳格的争斗,最终将他们杀死,也无非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对于丛林来说,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狩猎,“斑点是花豹的乐事;犄角是水牛的骄傲。”所以在狩猎生活里,有攻击,有输赢,有复仇,但都遵守《丛林法则》,丛林法则是“跟天空一样古老而真实”的法则,丛林法则要求“自己去狩猎,去获取猎物”,丛林法则规定”别惊扰和平的主宰哈蒂,莫要嘲笑窝里的野兽”丛林法则需要狼把巢穴当成自己的家”……也就是说,丛林法则是丛林世界唯一的法则,而丛林法则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服从:“法则的头和脚,法则的腰和背,就是——服从!”

服从丛林法则的是那些狼群,为什么要服从?就是一种皈依感,当莫格里加入狼群的时候,棕熊巴卢作为他的老师,教他如何遵守丛林法则,如何在自己的领地里练习“狩猎口号”:“请允许我在这里打猎,因我饿了”,而对于这一口号的回答是:“那么,为了食物打猎吧,但不要为了好玩而狩猎”。狩猎是为了食物,食物是去除饥饿,这是动物的本能,所以丛林法则所建立的目的就是展现他们的动物性,但是一个人类娃娃如何具有动物性?或者说如何在丛林法则之下激活他的动物性?全身赤裸、棕色皮肤、刚会走路的莫格里,似乎更多带着人类的特性,对于丛林世界来说,他是一个异类,甚至是一个破坏规则的闯入者,“从来还没有一个这么柔嫩而面带笑靥的小东西在夜晚的时候来到狼窝。”棕熊巴卢为什么要以一头公牛的代价留下莫格里,而谢尔汗为什么要夺取莫格里而使人类保持“老虎!老虎!”的恐惧?“自由的狼民要一个人类娃娃干什么?”这其实是所有动物对待这个人类娃娃的质疑,但是莫格里并不是天生具有人类的特性,或者说天生是和丛林世界相抗衡的,在人类的童年时代,那种动物性是与生俱来的,所以狼群接纳了他,并且使之成为“丛林法则”的遵守者。

吉卜林:我是“帝国主义吟游诗人”

“整个丛林都是你的,”当巴吉拉告诉莫格里他已经是丛林中的一员,莫格里的世界已经向着丛林开启,“只要你本领足够大,猎杀什么都可以;不过看在那头赎买过你的公牛份上,你千万不能杀死或吃掉任何一头牛,不管是小牛还是老牛。这是丛林法则。”唯一的条件就是莫格里必须遵守法则,必须服从法则。而当他进入丛林成被狼群所接纳,当他服从丛林法则狩猎,当他保留动物性而成为自由狼民的时候,他其实无法避免的问题是:如何对待人类。

丛林法则最重要的一点其实不是针对丛林的狩猎者,而是针对和人类的关系,“禁止每一个野兽吃人”,这是法则的底线,对于这个法则的解释就在于,人类会破坏丛林世界,“这条规定的真正原因在于:杀了人就意味着迟早会招来骑着大象、带着枪支的白人,以及数百个手持铜锣、投掷式烟花和火把的褐色皮肤的人。到时候住在从林里的兽类全得遭殃。”其实并不是对于人类的恐惧,而是在兽类看来,人类根本无法和兽类相提并论:“因为人是所有生物中最软弱和最缺乏自卫能力的,所以去碰他是不符合狩猎精神的。”也就是说,在丛林兽类看来,人类缺乏的是“服从意识”,他们软弱,他们破坏狩猎精神,当然他们也泯灭动物性。

所以人类几乎就是丛林的最大敌人,当已经学会了丛林法则的莫格里被猴群带到那个猴子城的时候,兽群为什么要去追赶?因为在他们看来,猴群是丛林里的无赖,没有自己的语言,也没有自己的领袖,而且没有记性,实际上,和人类相近的族群就是隐喻了人类的弱点,而更为可怕的是,猴群把莫格里带走的目的是学会“通过挥舞一捆木棍或者藤条来抵御暴雨和寒冷”,这本身就在去除那种动物性,用人类的工具意识来抵抗自然,把自然当成征服的对象。

征服自然,必然是破坏丛林法则,也必然让最软弱和最缺乏自卫能力的人类夺取兽类的领地,而这也慢慢变成了丛林里的“恐惧”——恐惧就是对规则的破坏,就是用人类的神话来取代必须服从的法则,谢尔汗为什么在韦恩根格河畔杀死了一个人,因为在缺水的环境下,谢尔汗通过杀人取得了饮水权,而他的这种举动就是破坏了丛林法则,“人!人!他竟然杀了人!”杀了人正如首领塔所说:“你们的第一位头领给丛林带来了死亡,第二位让丛林蒙羞。到了该制定一个法则的时候了,一旦制定,你们就不能违反这个法则。”制定法则是为了消除恐惧,所以制定的《饮水休战协定》就是规定,在饮水的地方狩猎就是死罪。

这是丛林世界对人类的屈服?人类需要遵守《饮水休战协定》吗?看起来不管是“恐惧”,还是法则,都是动物性比人类性更懂规则的表现,而在这个不平等甚至妥协意义的协定下,丛林法则以及那些兽类遭受的却是人类的侵害。那条名叫“鳄鱼渡”的泽鳄是浅滩上的恶魔,他集杀人犯、吃人者和当地神物为一身,但是人类的铁路桥修建却破坏了他的生活,甚至对他的生存造成了威胁:“河水进入了我的眼睛,而且我也因饥饿而变得没了力气。自打铁路桥建成之后,我村子里的村民已经不再敬爱我,那可真叫我伤心啊。”当白人终于进入丛林,对于鳄鱼来说,则是一场灾难:“一条受了致命伤的鳄鱼都会拼命爬回深水里逃走,但是这条鳄鱼渡的泽鳄完全断成了三截。送命之前他都没机会抬抬头,然后就像一条豺狗一样平躺在那里了。”而那头大象,为印度政府尽职尽责地服务了四十七年,“自己曾用前额铺着皮垫子的地方,去推深陷在泥浆里的大炮。那还是在一八四二年阿富汗战争之前发生的事情,当时他还没到壮年。”

铁路、战争、白人,对于那些动物来说,他们成为人类的工具,骡子是“第一山炮连二号炮的炮尾骡子”,马是“第九骑兵团英军骑兵连第十五号”的马,骆驼是“第三十九土著步兵团”的一头驮辎重的骆驼,他们都“听从缰绳的指挥”,他们必须接受人类的命令,“只让我们服从带领我们的人指挥:他让前进,我们就前进,他让后退,我们就后退。我猜不管怎样教,结果都一样。”也是服从,但是完全变成了对于人类法则的服从,一切的动物都变成了“女王陛下的仆人们”:

它们跟人一样服从命令。骡子、马、大象、阉牛,都服从他们的驱赶者或骑手的命令,驱赶者或骑手服从他的士官的命令,士官服从他的陆军中尉的命令,陆军中尉服从他的陆军上尉的命令,陆军上尉服从他的陆军少校的命令,陆军少校服从他那指挥三个团的陆军准将的命令,陆军准将服从他的陆军上将的命令,陆军上将服从总督的命令,总督是女王的仆人。事情就是这样完成的。

人类的法则建立的是阶层,是命令,是服从,但已经取消了动物性,取消了狩猎,所以在这样的人类法则面前,丛林法则濒临崩溃和解构,而作为人类娃娃的莫格里,似乎必须承担起一种职责,这种职责是捍卫丛林世界的法则对抗人类,还是让人类和丛林走向融合?莫格里身上的动物性,使得他捍卫自己的丛林世界,所以当那些红毛狗成为丛林世界的敌人侵占他们的地盘的时候,他勇敢地向他们抗争,发出“所有的丛林都是我们的丛林”的宣言,与丛林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实际上捍卫丛林的利益,用一种战斗的方式驱逐敌人,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具有了人类性,复仇思想为他赢得了尊重,却也破坏了丛林法则。

“不是,不是,我是一只狼。我跟自由狼民一条心。”当战争胜利的时候,莫格里希望自己像兽类的英雄一样,迎接丛林的另一次辉煌,但是孤狼阿凯拉却告诉他,真正的归宿是人类,“你是一个人类,要不是你,狼群会在跟野狗的大战中灭亡。”也就是说,是人类的这种征服和复仇的勇气赢得了胜利,阿凯拉对他说:“莫格里会驱逐莫格里。回到你的族群中去。回到人群中去。”人类的力量是超越动物的,正是莫格里从村子里学来的人类的知识,养育的文明观念,才使得他超越丛林,成为新的领袖,所以当这一次狩猎行动结束后,孤狼阿凯拉对他的告诫是:“回到你自己的族群中去吧。”

对于那些兽群来说,丛林是他们的世界,他们在丛林里生活,他们服从丛林法则,而他们也抵抗着对人类的“恐惧”,但是人类从某种意义上却并非是丛林的敌人,虽然他们征服,他们占有,他们破坏,但是丛林世界却也需要这样一种超越狩猎的知识和文明体系,所以从对抗走向融合,才是丛林故事最后的归宿,而莫格里作为一个人类的娃娃,作为一个接受了人类文明的孩子,作为丛林狼群的闯入者和接纳者,其实他是一座桥梁,一种纽带,甚至是一个使者。这是一个关于种族政治的寓言,人类象征着文明,丛林象征着原始,但是人类也带来了破坏,丛林也意味着封闭,所以对于莫格里来说,他的意义就在于打通这两个世界,建立一种更和谐、更文明的法则。

所以在春天,十七岁的莫格里便以“春季奔跑”的方式,迎来一种新生,“春天是最奇妙的季节,因为她在用新生叶子和花朵遮盖完全裸露的旷野之前,已经提前发动,把那些经受住温和的冬季、坚持不懈地活下来的半绿色杂物整理好,还让部分覆盖着植被的陈腐泥土再次感受到新生和年轻的气息。”新生是为了埋葬旧秩序,是为了告别旧时代,也是为了告别旧自我,当梅丝瓦以人类之母名义打开了那扇门,当莫格里离开了属于丛林的身体,他开始了一种新的生命,正如卡阿所说:“人终归要到人类那里去,尽管丛林并没有将他驱逐出去。”这是回归,而这种回归正如“苦行者普伦”创造的奇迹一样,带着对人类道德的救赎。普伦是一个拥有婆罗门高级种姓的人,他的成长完全和人类的文明有关,而这种文明带来的还有和征服有关的荣誉:大学学位、“印度之星”勋章、“爵级司令普伦·达斯爵土”的身份,以及高贵的礼仪,“他是自打使用餐巾以来,在餐桌上能碰到的最有魅力的人。”但是在拥有高位、拥有权力,拥有声誉的世界里,他却在一个小村庄里甘愿成为一个苦行僧,“这里应该是我获得安宁的地方。”也就是说,那些人类赋予他的权力、地位和荣誉让他失去了自我,而他所想要的安宁必须舍弃这些人类的法则。

但是普伦并不是逃避,当自然灾害即将降临这个村庄的时候,他成为一个解救者,把村里的人叫出来,是为了挽救他们的生命,是为了延续人类的文明,而这种救赎就是他回归灵魂深处的力量,而最后盘膝而坐的死亡,让他的灵魂再度升华,“他不再是一位苦行者,一位圣人,而是重新变回了爵级司令普伦·达斯爵士,一个大土邦的宰相,一个习惯下命令的人,正在前去挽救他人的生命。”抛弃命令,抛弃征服,回归自身,回归人类,就是和世界忧戚与共,所以普伦的意义就是为人类带来一种新生,而这种新生也同样成为超越丛林法则,超越人类征服寓言的最生动阐释,所以在莫格里自我牺牲的奔跑中,他也成为了新的“丛林之神”,成为现代意义的新神话——当人类为他打开了通往知识和文明的大门,那些动物们,也在他奔跑的身后唱起了永远和谐的赞歌:“丛林的宠爱永远追随你!”

世界末日之战

编号:C66·2151109·1232
作者:【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11月第1版
定价:59.00元亚马逊20.10元
ISBN:9787532154999
页数:332页

十九世纪末期,在巴西东北地区的腹地,贫困的农民大众被恶劣的自然环境所困,被封建的统治阶级剥削,唯有宗教信仰是他们唯一的精神寄托。在这样的背景下,神秘的传教士“劝世者”来到卡奴杜斯,宣扬末日的考验和天国的来临,很快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戴,越来越多的人响应了“劝世者”的号召,纷纷投奔卡奴杜斯建立理想中的乐园。加利雷奥的冒险故事、胡莱玛与近视记者的奇遇与爱情、卡尼亚市拉沃的糜烂生活、起义者的精神领袖安东尼奥·贡赛也罗的乖癖,都成为末日的一种写照。《世界末日之战》是略萨第一部写秘鲁之外国家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丰富多彩、热情激荡的一八九〇年的巴西形象—一个从君主制向共和制过渡的形象。”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


《世界末日之战》:魔鬼的名字就叫共和国

“卡努杜斯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棵故事之树。”
           ——《第四部》

故事里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终结,一个故事只是一个枝条,一个主题,甚至一个结局,可是当一八九〇年的巴西经历了暴力和反抗,经历了革命和共和,经历了战争和救赎,一个故事如何走向一种共同的结局,它不是只有一种高度,一个方向,而是在枝桠岔开的空间里,伸展出不同的枝干,长出不同的叶子,甚至结下不同的果子,而当故事之树变成一段被时间书写的历史,却也成为“一部误解者的历史”。

“劝世者”死去的时候,像是一个故事走向了终结,像是一种拯救走向了终点,留下的腐烂的肉体,身长一米七八,牙齿没有,不是死于枪弹,只有左腿上的瘀斑,因为碎弹片或石头擦伤,不是直接射中身体,所以“劝世者”更像是战争之外的一个存在,更像是暴力中心之外的一个符号,但是那在颅相学意义上,却呈现着肉体具有的疯癫特性,典型的圆脑袋,属于智力贫乏和心理倔强的类型,“那头颅的弯曲程度正好符合贝内迪克特学者指出的癫痫患者的特征”,劝世者成为疯狂的患者,意味着当他手不离弥撒经典,当他口不离上帝名字,“可心上却打着罪恶和匪性的烙印”。活着和死亡,其实是肉体和肉体的分离,是肉体和精神的分离,是信仰和暴力的分离,当一种救赎者的死亡变成暴力的代名词,变成罪恶的典型,到底那棵树上会有怎样的历史书写?

颅相学和自然科学家,指向的是信仰的反面,所以故事也一定会岔开而成为一株故事之树,当男爵把疯癫的病理学变成“狂人”的历史,把卡努杜斯说成是让世界疯狂的中心,其实是关于历史的一次误解,“比如他们对人口普查的仇视。我曾绞尽脑汁,力图弄清此事,现在明白了。种族、肤色、宗教。共和国为什么要调查人们的种族和肤色呢?还不是为了将黑人再变成奴隶吗?调查宗教还不是为了先查清信徒然后进行屠杀吗?”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卡努杜斯的误解”?这难道就是一棵写有不同符号的故事之树?当劝世者死去,那一种疯癫也成为了历史,而在没有劝世者的救赎和反抗的世界里,是不是还有种族问题,还有肤色的其实,还有黑人变成奴隶,还有对于宗教信仰者的清洗?

误解是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看见不同的枝桠,误解是因为书写不同的历史,传说不同的战争,误解是打开不同的出口,是注解不同的方向,所以当劝世者变成疯癫者,当身体里流出的神赐神物变成不停排泄的大便,世界必须以另外一种方式进入自己的历史,必须以另外的方式书写信仰,那遗嘱上明明白白写着:“安东尼奥,你以见证人的身份去周游世界吧,别再回到这个包围圈里来了。我和羊群留在这里。你到那里去吧。你是见过世面的人,走,去教那些忘记学习的人做加法吧!愿圣灵引导你,天主保佑你。”那一个上帝还在,那一种救赎还在,而不管是上帝还是救赎,需要的是一个见证人,需要的是一种传承的力量,或者需要不断去除误解的历史,那个老太太却在这一种死亡里说:“我看见他了。有几位天使把他接到天上去了。”

死亡是一次被接上天的过程,疯狂是一次不与体制合流的态度,救赎是一种宗教意义的皈依,还是一种政治意义的自由?他们说政治是肮脏的东西,那里有政权的交替,有特权的统治,有武力的镇压,但是当劝世者说“政治是纯洁”的时候,只不过希望把那些暴力、特权、子弹都从这个世界清除出去,只不过要把来到人间的敌基督赶出去,只不过是要把劳苦大众解放出来,而在这种“劝世”的过程中,误解从来没有停止,镇压从来没有停止,死亡也从来没有停止,而那个卡努杜斯的地方,也在这变幻的历史中成为革命、起义、暴力和理想主义的代名词。

“劝世者”并非只是一个单个的人,他是一种信仰,一个理想,一段历史,一棵故事之树。但是在成为劝世者之前,他必定是树上的单独一个故事。“一片悲伤的阴云笼罩了他的脸庞,他难过得像逃荒的人一样。干旱夺走了他们的儿女、牲畜和家产,现在只好离乡背井,拋下亲人的尸骨去逃荒,逃荒,而不晓得究竟奔向何方。”这是他的个人历史,在其中都是苦难,都是灾害,都是无法逃避的死亡,所以他寻找到的一种信仰是将自己从俗世的苦难中找到救赎的方法,所谓皈依,就是把自己从苦难中解脱出来,用信仰的力量来救赎更多和自己一样的人。“虔诚的小信徒”成为信徒是因为父亲因干旱而死,因为养父有着暴躁的脾气,因为自己悲观看待世界;加利雷奥·加尔加入他们,是因为他曾经是自由战士,却被判处死刑,四十六年岁月里有五年是在狱中度过;玛丽亚·瓜德拉多,在旅途中被强奸四次,所以她从萨尔瓦多城步行去圣多山,在三个月零一天始终拖着十字架;他们有穷人,有奴隶,有失去土地的人,有没有了家庭的人,有患病无钱医治的人,“在随后的几星期甚至几个月中,成群结队的病人、流浪汉、赎罪的人、逃犯和好奇的人,从四方向卡努杜斯涌来,怀着预感或者希望,想在那里得到医治、住所、宽恕、保护和幸福。”

或者还有远大抱负的人,加利雷奥投身一个伟大的目标,是因为在他看来,“革命将把人类社会从灾难中解救出来,科学则将个人从自身中解放出来。”但是革命和科技如何变成一种宗教式的信仰,“假若理智代替信仰成了生活的中枢,即魔鬼(第一个造反者)代替了上帝成为真正的自由君王,那么各种道德观念便可以同时共存了”,而这种观念无非是一种秩序的重建,“一旦旧秩序被革命行动所摧毁,自由和正义的新社会就会自发地产生。”魔鬼是苦难的制造者,所以在卡努杜斯,“劝世者”的意义就是从自身的解放开始,告别魔鬼,告别苦难,如诺言方舟一样救赎这许多的教徒。

而在皈依之前,世界需要一种审判,“他讲的那些事是当前存在的,可以感知的,每日发生的,无法回避的,比如像世界的末日和最后的审判,也许在村民尚未修复倾斜的教堂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审判的时间已经写在那里,一八九六年,会有成千上万的畜群从沿海向腹地移动;大海将变成洼地,洼地将变成大海。一八九七年,沙漠将被牧草所覆盖,牧人与畜群将混成一体,以后就只有一群羔羊和一位牧人。一八九八年,帽子增加,头颅减少。一八九九年,河水将变成红色;一颗新星将运行在天空。而到了一九〇〇年,大地的光将熄灭,群星将陨落,罕见的事情将发生。审判走进了时间的轴线,其实也走进了现实生活,当一八七七年的大旱灾发生的时候,预言仿佛开始成真,但是当一八八九爆发的革命改变了历史,对于劝世者来说,却看见了另一种末日审判,因为祖国从帝制变成了共和制,世界的秩序重新跌入到混乱中。

这是另一种魔鬼,“劝世者”说这些变化带来的是大逆不道,“魔鬼已经当道,它的名字就叫共和国。”因为他们从来不主张共和,不同意驱逐皇帝,不赞成政教分离,不接受世俗婚姻,不使用新的度量单位,也不接受人口普查。实际上这是一种对于本能与想象的坚持,对于不变世界的恪守,上帝在那里,不是为了颠覆式的改变,而是为了解救。把共和制看成是敌基督,也是源于卡努杜斯的一种宗教式的偏执,那些信徒是为了脱离苦难的生活,而实际上在这种过程里也杂夹着暴力,若安·格兰德是黑人是奴隶,为了反抗他曾经杀掉了女东家阿黛林哈小姐,看起来是自我救赎,实际上也是被魔鬼所支配,他成为心地狠毒的人,成为杀人越货的人,而在卡努杜斯,那些信徒起来反对共和制,起来打破枷锁,却用了唯一的方式,那就是暴力。

用暴力建设理想社会,用暴力驱赶外来力量,用暴力建立一个废除婚姻、货币,用集体所有制代替私有制的社会,十字架、耶稣圣堂、“劝世者”,就是在建造另一个神话中心,“卡努杜斯将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不要为恐惧所吓倒,慈悲的耶稣一定会帮助诚心的信徒。”而实际上,共和制取代帝制,并非只是改变那些规则,并非是颠覆制度,而是共和制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专制。“统一的巴西”是为了建立强大的国家的目的,但是实际上不仅其中有妄图复辟的旧秩序的阴谋,也有清剿狂人叛乱分子的武装,“莫莱拉·西塞定会把埃巴米农达捧上台,让埃巴米农达当巴伊亚州的州长,随后西塞及其同伙就会来对付我们。到那时,我们就只好廉价出售庄园,或者拱手交出,然后一走之。”拉乌上校对于形势的判断,其实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解读,所谓共和,其实更像是一个阴谋,它是专制的,是特权的,甚至是走向黑暗的。

所以共和和保皇之争是一场关于政治的斗争,而在政治之外的“劝世”行为,在魔鬼式定义中,其实也走向了政治,所以对于西塞上校来说,对于卡努杜斯来说,就必须进行镇压,打着“巴西万岁”的旗号,派驻军队,连续四次的围剿,便制造了新的苦难,“这片土地将被大火烧成焦土。”当盖伊马达斯全城已变成了一座兵营,对于卡努杜斯来说,又重新走向了暴力的反抗。一种是信奉救赎的上帝,信奉诺亚方舟式的解放,信奉理想主义,但是却变成了宗教的狂热:“好耶稣将要封锁卡努杜斯,卡努杜斯之外的草木、禽兽,最后还有人,都将从地球上消失。”而另一种信奉的是武力镇压,信奉的是政治变革,信奉的是军队的战争,但是正如男爵评价西塞那样:“他信奉的是些抽象的东西。他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病态的民族主义,他崇拜技术进步,他认为只有军队能够治理这个国家,只有军队才能把这个国家从混乱和腐败中拯救出来。他是个罗伯斯庇尔式的理想主义者……”
 
“万事都是上帝决定的呀!”其实每一派都有自己的上帝,也都给他人定义为魔鬼,对于他们来说,迷途是偏见和幻想,而真正的信仰在哪里?当卡努杜斯充斥了阴谋、叛乱、颠覆,当信仰和政治变得错综复杂,哪里去寻找神圣的事业,哪里却获得救赎的意义?而那个世界末日,到底是谁审判谁?当起义者被镇压,当“劝世者”死去,当西塞上校遭遇变故,对于巴西腹地的这场世界末日之战,似乎并没有胜利者,而这部注解为疯狂、被误解的历史,似乎需要的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救赎,从愚昧到文明,从专制到民主,从暴力到和平,路漫漫,而这没有审判却到处是审判的末日,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治,都在书写者启示录,启示录的一面写着“共和国万岁!”“弗洛里亚诺元帅万岁!”“打倒英国!”而另一边则写着“打倒反耶稣者!”“‘劝世者’万岁!”“贝罗山万岁!”

而实际上这末日的启示录也是关于南美世界的救赎主题,当略萨的目光聚焦在巴西“这个世界的王国”,达·库尼亚的《腹地》在一九七二年进入略萨的视野的时候,卡努杜斯之战就变成了略萨关于革命、民主、战争、宗教和政治的中心词语,“我走遍了‘劝世者’曾经布道的全部村庄;在那些村子里,我听到居民们热烈讨论关于卡努杜斯事件的意见,好像政府军的炮声依然回响在起义军阵地上空,仿佛世界末日随时会降临在长满枯树和荆棘的荒原上。”当历史已经变成现实,起义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人工湖,而岸边是那些激战留下的弹壳和炮弹,其实历史没有走远,却可能已经走向了误区,所以重新进入历史现场的时候,略萨开始以一种世界目光诠释历史的走向,“卡奴杜斯的悲剧就是拉丁美洲国家现实的总结”,无论是独裁专制,还是宗教偏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真正的救赎就是看见自由,“劝世者”不是别人,是自己,每一个劝世者对于历史的意义就是“把我们解放出来”。

玻璃球游戏

编号:C38·2151109·1231
作者:【德】赫尔曼·黑塞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52.00元亚马逊17.30元
ISBN:9787532152414
页数:498页

在未来世界里,玻璃球游戏成了音乐和数学演变而成的符号系统,是人类所有的知识和精神财富。孤儿克乃西特在宗教团体里凭借自己出众的才华和优越的组织才能,在这个精英群体里不断上升,直至团体的最高顶端,成为玻璃球游戏大师。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不满足这个与世隔绝的精神王国,觉得在这种象牙塔里是不可能为民众做出贡献的。于是他来到现实世界,试图用教育来改善整个世界。然而他事业未竟,却在一次游泳中不幸溺水身亡。作为黑塞回溯其一生的精神体验的结晶,在这部作品中,“一是构筑抗拒毒化以卫护我得以生存的精神空间,二是表达悖逆野蛮势力的精神思想”,几乎动用了一切诗歌、格言、书信、传记、理论等等文学手段,以一系列象征和譬喻编织起一种哲学上的乌托邦设想,虚构了一个发生在二十世纪后未来世界的寓言。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


《玻璃球游戏》:每一种开端都含有魔力

老人歇息在废墟上,手握玻璃球,
象形符号啊,曾经光辉夺目,
如今却只是彩色的玻璃碎片。
玻璃球从衰老的双手滚落,
无声无息在沙中消失不见……
    ——《最后一个玻璃球游戏者》

玻璃球游戏者,修饰语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是终结,是归宿,是死亡,是老人,这是生命的尽头,这是游戏的尽头,当手上握着的那个玻璃球最终成为一个象形符号,它只可能映射出和“最后一个”相反的命运,那是光彩夺目的过去,它是伟大的胜利者,学过多种艺术,掌握多钟语言,他走遍世界、熟悉世界,他声名远扬,“直到地球两极”,而身边是簇拥着的学生和同事,一种标记,一种辉煌,一种圆满,而当光彩夺目成为符号唯一的注解,它必然走向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只剩下彩色的玻璃碎片,像人生一样,最后终于“从衰老的双手滚落,无声无息地在沙中消失不见”。

游戏和生命的“最后一个”,看起来是凄凉,是绝望,但是当老人只是在诗歌里,在句子中,在文字的内部成为一个人物,他必定是被别人看见的,必定是作者书写的,必定有一个旁观者,甚至这“最后一个”无非是他者对于命运的喟叹,无非是作者对于结局的预言。所以“最后一个”并不是最后的终结,它延伸的是诗歌,是叙事,是历史,甚至是另一个无限的读者。这是一首名为《最后一个玻璃球游戏者》的诗,在诗歌的文本之外,它带出的是一个名叫“约瑟夫·克内希特”的作者,而诗歌书写也必定在历史中成为一个已经发生的动作而具有永恒意义。但是这种作者和书写的永恒性被解构,并不是“最后一个”这种“消失不见”的状态引起的,而是那一个叫做“约瑟夫·克内希特的遗稿”的标注,也就是说,诗歌的作者和历史的人物之间构成了一种悖反,《最后一个玻璃球游戏者》的诗歌被不断地阅读和阐释而成为永恒,却早已经是一部被终结的遗稿,而这样的命运和玻璃球这个象形符号一样,光彩夺目却是彩色玻璃碎片。

遗稿的坐标是正在发生的时间概念,即使是“学生时代”,也难以逃脱时间流逝的宿命,在克内希特的“遗稿”里还有“时刻准备在肃静中聆听/宇宙之声和大师的乐音”的状态,还有“我们在春节文雅的庆典中/召唤天才时代的伟大心灵”的激励,这些都构成了历史里正在发生的时间,但是当历史变成遗稿,当时间有了“最后一个”,悖论或者只能通过预言的方式才能发出声音,“……一般而言,对于浅薄者来说,对不存在的事物也许较之于具体事物容易叙述,因为他可以不负责任地付诸语言,然而,对于虔诚而严谨的历史学家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但是,向人们叙述某些既无法证实其存在,又无法推测其未来的事物,尽管难如登天,但却更为必要。”《试释玻璃球游戏及其历史》的译文里这样写道,而这段译文的书写者正是克内希特,不存在事物和具体事物,或者说虚构和历史之间,存在的就是一种书写的悖论,而这种书写的可能性于必要性,在虚无的历史中其实变成了一个圈套,就如“最后一个”,你明明看见了消失不见的沙子,却最后变成了关于时间的一种祭奠:

克内希特觉得湖水冰冷刺骨,像对待敌人似地迎向他。然而,他又觉得包围着他的似乎不是可怕的严寒,而是熊熊的烈火;片刻后,这种猛烈的火焰便迅速穿透了他的全身。

水与火,或者和死亡,敌人和朋友,严寒和酷热,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分明都有着矛盾,而最后当矛盾变成统一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悖论也成为了一种永恒,“最后一个”亦是以永恒的方式返回到了原初的那一个,就像克内希特在卡斯塔利亚在演奏中被感召到一种力量的时候,音乐大师对他说的那样:“我们的目标是正确认识矛盾对立,首先当然是看作矛盾,然而接着要视为一个统一体的相对极。这也就是玻璃球游戏的特点。”认识到矛盾对立,然后把它们视为统一体的相对极,从对立到和谐,这是一种转化。

玻璃球游戏从发明者巴斯蒂安·佩罗特开始,就在音乐中建立了一种和谐的关系,即使后来用玻璃球代替字母、数字和其他图解符号,也一样有一种对应关系,当佩罗特用儿童计数玩具制作了框架,用铁丝穿上形形色色大小不等、色彩不等的玻璃小球,实际上就完成了一种游戏化的对位方式,“用玻璃球营造自己发明的音乐语言或者音乐主题,还能够随意变换,调整,发展,让它们不断迁移,不断互相对照比较。”这是最初级的对位法,而热爱数学的瑞土音乐家巴昔连西士则拓展了玻璃球游戏的潜在可能性,把游戏带向几近包容万有边缘的游戏中,“他赋予游戏一种全新的转机,最终得以向最高的可能性发展。”

这是玻璃球游戏的历史叙事,在被书写的历史中,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游戏,矛盾而对位,对位而赋格,赋格而和谐,这就是玻璃球游戏的伟大意义,它延伸到更广大的区域便是将所有对立的主题或者概念得到和谐结合,比如法律与自由,比如个人与团体——但是,包括最后一个的毁灭和永恒吗?包括水与火吗?或者包括生与死吗?“我们在虚空中旋转,无灾无难,/我们自在生活,时刻准备游戏,/但我们暗暗地渴望现实,/渴望生育、繁殖,渴望受苦、死亡。”再次回到遗稿,回到“学生时代”,克内希特在这首《让步》的诗歌里写下了在虚空中旋转的渴望,游戏和现实,生育和死亡,繁殖和苦难,渴望一种对立世界,就是渴望进入玻璃球的游戏世界,但是当诗歌变成遗稿,这种渴望就只是一种历史不负责任,就像虚空中的旋转,无非是历史的虚无主义。

而在另一首《阶段》的诗歌中,克内希特却说到了“告别”,“来吧,我的心,让我们快活告别!”在呼唤那个“它”来“保护我们,帮助我们生存”之后,却在最后说除了一种告别的渴望,又是最后一行,对应于“最后一个”,已经变成了克内希特无法逃脱的宿命,即使这首诗最初叫做“超越”,它也在无法超越的个体历史中成为最后一个“阶段”。但是当历史虚无主义变成个体宿命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了那一句“蓦地浮现在他的脑际”的诗歌:“每一种开端都含有自己的魔力……”当时他正换不走向静静的大师花园,于是这一句话就以灵感的方式出现,它是活的,对应于那些“遗稿”的死亡,但它却又在曾经以《超越》为题回来变成《阶段》的诗里,也就是说,在活的现实和死去的遗稿之间,并不是单纯像玻璃球游戏那样是一个对位的关系,并不是从对立转变为统一,而是岔开了两条路。

“每一种开端都含有自己的魔力……”开端在哪里?在玻璃球游戏发明的时候?在克内希特见到音乐大师开启心灵的时候?还是他来到现实成为一个活着的生命体的时候?“约瑟夫·克内希特的出身情况已无从查考。”这是一个“含有自己的魔力”的开端?出身无从查考,意味着关于个人生命的历史缺席,他的父母是谁,他在白天还是晚上降生?当一切成谜,对于克内希特来说,“早年丧亲,被救出来培养教育”的记叙也只是一个被别人书写的传奇,而被取消了历史永恒性的意义,而这也就预示着这位玻璃球游戏大师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象形符号,生和死的对立统一都变成了一个虚无:“但是我们绝无半点理由假定他的死亡可能是一场纯粹的意外。”

但是我们赋予了他变成一个具体的人,一个有过自己历史的人,一个参与了玻璃球游戏的人,如此,可以暂时把这种缺席的矛盾重新在书写中建立起来,从而画出一个相对完整的个人历史。克内希特从卡斯塔利亚出发,从音乐的启蒙中开始,那一种感召力让他接近玻璃球游戏,而一旦进入游戏,那种矛盾性便天生存在,“希望我们以后永远是朋友,你和我。你也能学会创作赋格曲的。”这是音乐大师对他说的话,而在这个具有宗教性的圣礼中,克内希特也拥有了某种“罪责”,因为正是音乐大师对他的偏重,让老师和同学对他嫉妒起来,有人躲避和猜疑他,甚至有人站在了敌对立场憎恨和嘲笑他。敌对立场像是对于玻璃球游戏的一种现实反映,因为它建立的就是矛盾,所以圣礼和罪恶构成了克内希特的第一对矛盾。

之后的华尔采尔,他真正进入到玻璃球游戏的行列中,这时候的矛盾可以看做是热情和孤独的对立,他倾注了全部热情投入到学习玻璃球游戏中,而这种状态使得他不和任何人结交,甚至变成了“执拗的自我退缩”,而在这里,他和特西格诺利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对立式的关系,只不过以辩论的方式展现出来,多少看上去是一种具有统一性的生活状态,“克内希特和特西格诺利是两个世界、两种原则的具体化身,他们互相促进对方的提高,每一次辩论都变成了又庄严又富代表性色彩的论争,与全校人人都密切关联。”而在和现实相关的问题上,克内希特却在一种隔绝的状态里,他认为自己属于卡斯塔利亚,卡斯塔利亚的生活就是“没有家室之累,没有奢侈娱乐,没有报纸杂志,但也不忍饥受寒”——从未忍饥受寒,也不曾自食其力,这是真正的现实?像是误入歧途,而音乐大师对于这一种虚无的宗教生活的阐释是:“一个人倘若有一次误入歧途,才会懂得什么是无情的现实。”

现实是无情的,而且必须误入歧途,这让克内希特醍醐灌顶,在阐述玻璃球游戏意义的笔记里写道:“由精神和肉体两者组成的生命整体是一种动力学现象,玻璃球游戏基本上仅能把握其美学的一面,而且主要是在韵律运转过程产生的意象中才得以把握。”笔记的书写或者还是一种理论阶段,当进入到“研究阶段”的时候,尽管克内希特知道玻璃球所赋予的万物意义是超越,是从符号体系导入到实证体系,是从边缘进入中心,“它们全都是直接抵达宇宙内部奥秘的道路,在呼与吸、天与地、阴与阳的持续不断交替变化,完成着它们自己的永恒神性。”也就是把玻璃球游戏变成了一种“神圣的语言”,它指向的是终极,是宇宙的内心。为什么需要去读《庄子》,去读易经,就是在变化的世界里找到神谕,找到宇宙的法则。而这其实是克内希特对于东方神秘主义的转变,这一条“觉醒之路”抵达的是内在的心灵和谐,“信仰与怀疑是相互关联的,就像吸气与呼气一样互相制约”,当所有的东西被关联,就是玻璃球游戏所遵循的一种法则,而这种法则的通俗表达就是:“玻璃球游戏必须包容一切,譬如一棵植物也会用拉丁语同植物学家林纳聊天。”

但是,这种抵达宇宙中心的东方神秘主义,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宗教中达到顺从,“像金鱼一样保持缄默么?”卡斯塔利亚作为一种开端,其魔力就已经施展到了克内希特的身上,那就是要投身在宗教之中:“宗教团体而生的,是注定要替教育组织当局服务的。”而在玛丽亚费尔修道院,克内希特所遇到的也是关于信仰与现实的矛盾,作为一种使命,他必须担任官职,这是一种责任,而这种责任和使命对他来说,却形成了束缚:“他在这种自我省察中醒悟到,自己已不可思议地进入并参与了等级森严的宗教秩序之中,这就是自己责任感的由来,他已是较高层范畴的组成部分,这会让一些青年人变得老成,而让一些老年人保持青春,也就是说,这个宗教组织会支持你,加强你,却也同时剥夺了你的自由,就像衍生在大树桩上的一棵稚嫩小树一样。它夺去人们天真烂漫的自由,尽管恰恰是为了要求这个人日益更为心地纯真。”即使克内希特将经历投入到玻璃球游戏本身之中,但是游戏被区分为两种类型,也一样形成了彼此难以融合的矛盾体,也就是说,对于克内希特最大的困惑是,建立了矛盾对立的系统,却难以达到统一,更难以和谐,它们在各自的轨道上滑行,永无触碰的可能。

在梵蒂冈建立宗教代表处的计划、托马斯大师逝世被推选为下任玻璃球游戏大师,以及最后就任游戏大师的职务,对于克内希特来说,甚至不是关于宗教的信仰问题,变成了一种工作,“工作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精力,吞噬了他全部私人生活,一切爱好和习惯也不得不置之度外,以致心里只剩下一片寂寞,头脑里好似过度劳累后一阵阵眩晕不止。”在他看来卡斯塔利亚的圣迹就是玻璃球游戏,而当这些所谓的工作吞噬了个人的激情,他看见了玻璃球游戏里隐藏的魔鬼,“总是引诱人们趋向空虚的技巧,艺术虚荣心,往上爬,追求辖治别人的权力,随后又滥用这种权力。”

对立和矛盾,却无法和谐和统一,克内希特的选择却又把自己带向了另一种含有魔力的开端,他需要摆脱官职的束缚,需要逃离工作的烦扰,这是一种勇敢,还是一种叛徒的行为?“对我们人类而言,繁星闪耀的太空庄严地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光明与秩序。宇宙的深邃和神秘不存在于云层和黑暗之处,唯有那一片洁莹澄澈才是宇宙最深处。”这是克内希特对于自身的关照,而这种自身性当缺失了所谓历史的注解,到最后却变成了逃避,玻璃球游戏的三大原则是科学、美和静修,所以克内希特希望回到卡斯塔利亚,“渴望获得精神治疗,渴望心灵光明,渴望卡斯塔利亚式的快乐。”所以他向当局提交了辞职信,退出了教会组织,为的是在心灵的世界里走进世俗世界——在他看来,世俗就是“尽快奔跑到冒烟的地方,设法扑灭火焰”,就是“维护我们自己这个干净美好学园以外世界的精神纯洁和正直”,当把世俗视作一种最高理想和最大目标的时候,实际上也颠覆了玻璃球游戏本身的意义,“我把玻璃球游戏视作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一旦发生政治动乱和战争。届时,它必将一落千丈,迅速荒圮,不论有多少人对它依依难舍,也无法修复它往日的容颜。”

否定游戏本身,那么所有的矛盾和对立,也就没有了意义,退回到内心的坚守,知识的维护,是不是取消了所有的可能。“我们不应当从行动的生活逃向静修的生活,也不应当反过来从静修转向行动,而应当介乎两者之间,使其相辅相成,和谐共存。”这是精神的本质,而当一切以极端的方式被否定的时候,克内希特从来没有成为一个行动者,他是沉思者,实际上也把自己带向了那个腐朽的“副刊时代”。圣礼和罪责、热情和孤独、变化和永恒,约束和义务,形式和心理,以及权力和职责,战士和叛徒,静修和行动,都是矛盾对立的关系,它们不是被隔绝在不同的世界,而是需要用一种游戏的原则和精神去统一起来,而当把一切都否定了之后,卡内希特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旁观者——即使跳入那湖水中,冰水和烈火也无法在身体里变成永恒的力量,抵达宇宙的内心。

他是最后一个玻璃球游戏者,“最后一个”不仅取消了终极意义,也在这个关于历史的链条里取消了最初的来源,所以关于出生记载的缺席,本身就是一个“含有魔力的”预言,就如克内希特在《试释玻璃球游戏及其历史》中所说:“我们毫不赞同那类受欲望和贪心驱使而破坏秩序的叛徒,我们只怀念那些献身者,他们才是真正悲剧性的人物。”

炼金术士及其他鬼故事

编号:C38·2151109·1230
作者:【英】蒙塔古·罗德斯·詹姆士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5月第1版
定价:26.20元亚马逊12.10元
ISBN:9787532152407
页数:197页

著名恐怖小说家H.P.洛夫克拉夫特说:“老派的鬼怪惨白庄严,主要通过视觉进行展现,而詹姆斯笔下的鬼怪一般都是消瘦、矮小,而且毛茸茸的——一种迟缓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夜间怪物,处于野兽与人的中间地带——而且常常在被看到之前,就会被触碰到。”消瘦、矮小、毛茸茸,蒙塔古·罗德斯·詹姆士笔下的鬼故事多与宗教及历史结合,给人一种极强的真实感,而主角一般是考古学者,他们往往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所以在这样一种错乱的氛围里,鬼怪故事更具有一种颠覆性。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收录《埃尔伯力克教士的剪贴册》、《失去的心脏》、《铜版画》、《白蜡树》、《第十三号房间》、《马格纳斯伯爵》等故事。


《炼金术士及其他鬼故事》:来的到底是谁

十四号房间旁边的是十二号房,也就是他自己的房间。根本没有什么十三号房间。
       ——《第十三号房间》

十二、十三和十四,是一个完整的序列,是一个系统的秩序,可是当十四号房间的旁边却只是十二号房间的时候,当十三号房间变成一个虚幻的数字的时候,序列和秩序就开始混乱,而这种混乱并非是宗教意义上的避讳,也并非是顾客拒绝而进行的调整,而并非是关于数字的消失,它一直存在,它偶尔出现,最后变成了神秘,变成了恐怖,变成了现实之外的一种可怕现象——甚至它以必然的方式闯入和改变那个完整的序列。

十三号成为避讳的数字,这是一种非常常见、“普遍且强烈”的现象,它甚至成为了在宗教以外,却和生活紧密联系的一种现象,但是在我的表弟安德森那里,却变成了好奇,“他打算问问老板,是否他以及他的同行们真的遇到过很多拒绝住在十三号房间里的顾客。”因为好奇,便以闯入的方式进入了神秘的数字世界,对于安德森来说,十三号房间却是被看见的,以及被听见的,白天那房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个令人联想的数字,而且靠近房门的时候,却听见了里面的脚步声、说话声,一种存在的正常声音。但是令人恐惧的却是,这种声音只是听到,那个房间上的数字只是白天看见。而当夜晚来临,当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十三号却完全变成了诡异事件。

安德森居住的十二号房间长度缩短了,高度增加了,以前一直忽视的旅行箱现身了,这一系列的变化或者可以归因于安德森自己的某种主观感受,是一种“似乎”发生的故事,但是当他在睡觉前将烟头熄灭在三扇窗户的最右那扇,却在第二天发现烟头在中间那扇——两扇窗户变成了三扇,烟头移动了位置,而且这完全是确定的事,“他可以发十次誓,保证自己睡觉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在右手边的窗户旁抽烟。”因为太确定,所以会很恐怖。夜晚抽烟时看到旁边的住着的是女士,但是第二天却发现变成了男士,而那个男士的惊奇在于,安德森以为房间里发出的噪音是男士所为,而实际上,男士没有发出过声音,他以为声音来自隔壁房间,也就是安德森居住的房间。

是男士而非女士,中间的烟头而非右边的烟头,那声音来自何处,那窗户为何神秘增加?甚至在他们一起看见的时候,十二号的旁边是十四号,十四号的旁边是十二号——消失的十三号去了哪里?神秘之物的最恐怖指出不是因为消失,而是因为出现,“此刻詹森正背对着房门。这时门开了,一条手臂伸了出来,抓向他的肩膀。那手臂包裹在一层破烂发黄的亚麻布里,显露出来的皮肤上长着长长的灰毛。”十三号房间了的门开了,十三号房间突然出现,十三号房间伸出一只手,被包裹在亚麻布里,长着长长的灰猫,不是安德森的手臂,也不是詹森的手臂,当避开了那只手用工具敲开十二号和十四号中间的那堵灰墙的时候,十三号的世界才被真正打开,“他们在支撑木板的横档之间发现的是一个小铜盒。里面有一份折叠端正的羊皮纸文书,上面写着大概二十行字。”

不认识的文字,不知道的意义,不设防的秘密,就像十三号这个数字一样,把所有人都推向了神秘的想象中,却并不完全在想象中,它变成了一堵墙,一只手,一份羊皮纸,一段文字,想象终于变成了真实存在,而这个不被破解的故事最后却以档案收藏的方式进入了博物馆。这是一种对于神秘的压制,或者对于未知的封闭,它看起来是以消失的方式远离了现实,可是十三号房间的神秘意义是存在的,甚至在某一天,它又会以诡异的方式再次被唤醒。

蒙塔古·罗兹·詹姆斯:对超自然天生的热爱

唤醒是打开,是看见,是亲历,而那十三号房间也会变成剪贴册,变成铜版画,变成白蜡树,变成金属哨子,而所有的唤醒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现实以有限的方式打开了封尘在博物馆、教堂以及古老羊皮纸上的那些文字,那些故事,那些手,那些想象。在《埃尔伯力克教士的剪贴册》里,英国人丹尼斯通就是在“一本奇书”里看见了神秘和恐怖。那个负责责照看教堂建筑及内部、承担敲钟及挖掘坟墓的人作为教堂管理员,似乎就在这个神秘世界里,他以两百五十法郎卖给丹尼斯通,是要逃避那本书中的诡异图画,而丹尼斯通购入这本图册的目的是研究。研究是需要深入其中的,最后页码里的那张照片,照片草图里的拉丁文,都是作为历史的一种见证,是被封存在那里,但是当被打开,这个神秘的世界或者再不能被合拢了。照片里那个可怕的躯体终于在丹尼斯通放下十字架的时候,变成了现实的一部分,“在极短的一瞬间,他已经看清了那只手。惨白,毫无光泽的皮肤,瘦骨嶙峋,肌腱极其有力;粗糙的黑毛,比任何人类手上的毛都要长;手指顶端长着尖锐的指甲,指甲朝前屈伸,灰色、粗硬并且弯曲。”和画中的一模一样,它出现便是复活。而在《铜版画》里,这种复活是被看见。那一张第九百七十八号的画作描绘的是本世纪早起的宅邸景观,但是当以收集艺术品的名义看见这个惊险故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见证者。

一开始,画面上有一个小黑点,有一个男人,以及衣服包裹着的头,但是后来无名宅邸前面出现了一个人,一个用四肢爬行的人,“全身裹在一件奇怪的黑色衣服里,背上则有一道白色十字架。”再后来,画面中有了月光,大门左边的一扇窗户也被打破了;再后来,月亮底下,出现的是一个孩子……一张本来处于静止状态、已经被定格的铜版画,却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见证者面前,却变幻出种种不同的内容,甚至这种内容本身也变成了运动状态。运动意味着即时性,而在这种现在时的复活却指向了历史的一个谜团,而在追溯那一段历史的时候,复活的就不仅仅是想象,而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家族的最后一名继承人失踪,他的父亲在彻底隐居之后,最终也在三年之后被人发现死在画室中,铜版画里的那个神秘的人是抱着一个婴儿一样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则是这个历史悲剧的密语,而这个谜团带来的不仅是隐居的父亲的死亡,也在一种阴谋中将另一个可怜的人变成了牺牲品,“可怜人啊!他是家族的最后一支血脉啊,有种家族最后的希望的那种感觉。”

现实是为了复活历史,看见是为了揭开谜团,在《白蜡树》里,一个历经三代的谜案最后浮出水面,也是被看见,当那个神秘的树洞被破开,当干枯树叶以及垃圾焚烧之后,当白蜡树最后着火而化为灰烬的时候,谜底揭开了:“在这蜘蛛巢穴靠近宅邸墙壁的那一边,蜷缩着一具人类尸体,或者说是骷髅,尸身的皮肤已干枯,紧贴着骨头,依稀还有些黑发残留。”这是一具女尸,而且已经死了五十多年的女尸,而五十多年刚好是距离第一代的马修爵士把怀疑的马瑟索尔夫人送上断头台的时间,因为白蜡树里跳出一个野兔一样的怪物,继而钻入马瑟索尔夫人家的那个洞里,马瑟索尔夫人便被审判并施以绞刑。“宅邸将有宾客至。”这是马瑟索尔夫人临死前说出的话,而这也印证了这个家族之后的莫名死亡,小马修爵士时代的家畜纷纷死去,理查德爵士本人全身发黑而死去,似乎都是马修爵士时代那次不公正审判的结果。而最后在树洞里挖出的五十年的女尸,以一种恐怖的状态将历史的谜团完整揭露出来。

这似乎就是一种事关道德的报应。鬼之为鬼,是在人世之外的,也是在现实之外的,甚至是在复活之外的,他们的出现只是为了从现实又返回到那个现场,所以蒙塔古·罗兹·詹姆斯笔下的鬼怪是联系着历史和现在,它以一种神秘的力量对于历史的谜案做出回应。《埃尔伯力克教士的剪贴册》里的那句拉丁铭文里写道:“圣贝特朗如何解救一个被恶魔追杀的人。”圣贝特朗是教堂,在古老的教堂里发现这些历史的文本,发现这些历史的谜团,就是希望用宗教的某种力量来实现道德的平衡,所以在鬼怪的报复中,那些像恶魔一样的人也遭到了必然的报应。那个令人恐惧的骷髅只是埃尔伯力克·德·穆雷昂教士承受煎熬的一种写照,“所罗门王与夜魔之争。埃尔伯力克,德·穆雷昂绘制。《短歌》。耶和华啊,求你速速帮助我。《诗篇》。无论谁居住( 91)。圣贝特朗放出恶魔,望我厄运当头。1694年12月12日首次见到此物:很快我将最后一次见到它。我有罪,也已为此承受痛苦,还有很多痛苦等着我。1701年12月29日。”有罪,痛苦,最后是在这样的恐惧中“安睡时突然暴毙”。

而在《失去的心脏》里,这样的因果报应更加直接,作为蒙塔古·罗兹·詹姆斯第一篇以浮土德式人物为主角的作品,很明显指向的是对罪恶的惩罚,林肯郡中心的奥斯沃比大宅里,有过一个小男孩的失踪,也有过一个小女孩的失踪,而当孤儿斯蒂芬·艾略特来到这里寄养在表兄阿布内先生的大宅里的时候,他其实也面临着和曾经失踪的小孩同样的命运,而他的到来在另一方面却见证了真相。池塘彼岸传来的古怪叫声,路边走过来的男孩与女孩,都让斯蒂芬·艾略特感受到了危险的临近,但是最后却反而是阿布内先生的死去,“他双手举起站在那儿,显露出了一片可怕的景象:他的左胸上有一个黑漆漆、大开着的口子。”一个开着的口子,是心脏失去的地方,而两个孩子的失踪就是被掏出了心脏,甚至斯蒂芬·艾略特也面临着这样的死亡,所以最后的报应揭开了这个被隐藏的罪恶——因为阿布内相信只要食用不少于三个二十一岁以下之人的心脏,就可以超越控制我们的神力等级,“能够飞翔、可以隐身,还能变成任何他希望的形状。”这种为了精神释放和升华,为了摆脱人类正义约束的力量,为了能超越生死大限的本领,阿布内先生采用了这种罪恶的实验手段,并且最终按照计划将魔爪伸向斯蒂芬·艾略特。

“阿布内先生被发现坐在椅子里,头后仰着,脸上笼罩着一层愤怒、惊恐以及凡人的痛苦表情。他左胸上有个可怕的撕裂伤口,心脏暴露在外。他双手无血,桌上的一把长刀也光净如新。”但最后,罪恶的阿布内先生却以相同的方式被杀死,这是一种因果报应,和铜版画里的那个神秘人物一样,和白蜡树下的尸体一样,无非在循环中建立起一种轮回的宿命,无非是解救被恶魔追杀的人。而《施展如尼魔咒》里,这种因果报应似乎更为明显,气量极小、从不宽恕他人的卡斯维尔先生,仅仅因为约翰·哈灵顿批评他的作品就“施展如尼魔咒”将人置于死地,而这次邓宁又将他的稿件退回去,所以他开始制造“允许他三个月时间”的阴谋,但是邓宁和约翰·哈灵顿的弟弟识破了他的阴谋,最后趁他不被又将那张魔咒的纸条放进了卡尔维尔的卡片夹里,“必须有一种方法,由他将纸条送出去,而且对方接受了才行。”这是一个从恶到恶的循环,当指定的时间到来的时候,被魔咒束缚的不是邓宁,而是他自己,“二十三日下午,一个英国游客在查看阿布维尔的圣伍尔夫拉姆教堂的正面时,被一块从教堂西北塔楼周围竖起的脚手架上滚落的石块砸中头部,当场死亡。”

如尼魔咒和《失去心脏》里的那把刀一样,成为一个报应的工具,但是阿布内先生为什么会死,谁握着那把刀挖走了他的心脏?“伤口可能是一头凶残的野猫造成的。”不是复仇的人,是更神秘的动物,就像《白蜡树》里一样,是那一只野兔还是那一只蜘蛛?而这些无非都是蒙塔古·罗兹·詹姆斯命名的鬼,那些几乎都长着长长的毛发的东西,构成了蒙塔古·罗兹·詹姆斯比较单一的鬼形象。而其实,对于蒙塔古·罗兹·詹姆斯来说,鬼的神秘、可怕并不是要承担道德的力量,他们惩处恶人只是更可以营造一种恐怖的氛围,古老的大宅和教堂、寂静而黑色的夜晚,一个人的房间,都为鬼的出现和复活创造了条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蒙塔古·罗兹·詹姆斯想要达到的效果,“依我看来,另一个必要元素是,其中的鬼怪必须是可怕而充满恶意的:可爱的或者助人为乐的鬼怪很适合童话以及民间传说,但对于一个虚构的鬼故事而言却毫无用处。”可怕而充满恶意,是为了更好地在故事里进行虚构,而这种效果并不是为了道德、宗教意义,“这些故事本身没有什么高尚的追求。如果其中任何一篇让读者夜晚走在孤寂的路上时,或者后半夜坐在行将熄灭的炉火边时,感受到一丝愉悦的不舒适,那我写作它们的目的便已达到了。”

“一丝愉悦的不舒适”,看上去像是一个悖论,而这种悖论或者就是鬼故事的一种巨大魅力,这是人对于神秘的超现实力量的一种虚构,他越是害怕越是要走进,“我认为每个人对超自然话题都有种天生的热爱。”所以在蒙塔古·罗兹·詹姆斯鬼故事里,这种感官的愉悦和不舒适才是最重要的。《埃尔伯力克教士的剪贴册》里那只“惨白,毫无光泽的皮肤,瘦骨嶙峋,肌腱极其有力”的手,《铜版画》里那个“只有一个惨白的、如穹顶般的额头,以及几根散乱的头发”的人,《白蜡树》里“通身长满灰色的毛发”的无数蜘蛛残骸,《第十三号房间》里“显露出来的皮肤上长着长长的灰毛”的手臂,都给人“一丝愉悦的不舒适”,而那个《“哦,吹哨吧,我会来找你的,朋友”》里那个在圣殿骑士分堂的遗址上发现的哨子其实和宗教没有一点关系,只是它被发现而复活,复活而带来恐惧,“他看到原以为是空床的地方坐起了一个人形的东西。他一下子就跳出了自己的床,奔到了窗户前,那里躺着他唯一的武器——那根这是他采取的最糟糕的行动,因为床上的那东西,突然以柔滑的动作,从床上滑了下来,伸张着双臂,占据了两张床之间的位置,正好对着门。”没有道德上的罪恶,没有宗教里的亵渎,只是一个中世纪的哨子,却变幻出一个恐怖的形象,而当上校将哨子扔进大海深处,旅馆里只不过升起了一股浓烟而已。

“来的到底是谁?”这是在哨子上刻着的字,在封尘的历史中,在被记载的文本里,在传说的故事里,复活意味着闯入,闯入就是到来,但是“来的到底是谁”的疑问指向的是一种超自然的未知,无论是恶人还是后人,无论是见证者还是发现者,其实并不是为了要揭开埋藏的谜团,不是为了抵达真相,只是为了带来“一丝愉悦的不舒适”,而这种“愉悦的不舒适”甚至在蒙塔古·罗兹·詹姆斯看来,不是在一次性的揭秘和阅读中体验到的,他期待更多的人在更长的时间里获得这样的感觉,所以那些剪贴册,那些铜版画就像自己的这些鬼故事文本一样,被保存起来,无论是送到博物馆,还是拍摄成照片,似乎就是为了重复阅读,为了永恒保存,因为不管来的是谁,不管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打开,看见,就是复活,就能获得“一丝愉悦的不舒适”,就能在超自然话题里找到“天生的热爱”。

呼兰河传

编号:C27·2151022·1223
作者:萧红 著
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3月第1版
定价:29.00元亚马逊16.70元
ISBN:9787201091747
页数:273页

为“1940年初刊还原版”,收录了萧红最重要的长篇代表作《呼兰河传》及两部短篇《后花园》、《小城三月》。呼兰河畔有萧红儿时最纯真的快乐和最宏大苍凉的人生感悟。多年的漂泊之后,她在人生的末端回顾童年,写下《呼兰河传》这样一部充满童心、诗趣和灵感的“回忆式”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后花园》里,伴随着花园里花草的热闹,不经意地讲起寂寞的磨倌冯二成子,以及他灰暗沉闷的生活。萧红在淡淡的叙述中融入了她深沉的历史悲剧感。《小城三月》是萧红最后一部作品,写一个少女在春天的心事,温润的笔调载满了她对幸福不为人知的期待。翠姨将自己的情感隐藏起来,独自承担生命的孤独和悲伤。萧红在对翠姨爱情悲剧的描述中,也寄托着自己无奈的人生感慨。


《呼兰河传》: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的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
       ——《呼兰河传》

似乎这一年只有春夏秋冬四季,似乎这人生只有受得住和受不住两种,可是,受得住的只是自然的结果,那么也无关毅力和运气,而受不住的在“自然的结果不大好”的世界里,到底是谁拉着他离开?一种外力,巨大的外力,无法躲避的外力,从何而来?又如何以“离开这人间的世界”的方式告别人生?受得住的是自然的结果,受不住的是外力的结果,实际上,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活着和死亡的人生,大约都是在自古的循环里,大约也是无法改变的规律。

所以,当时间的坐标定格在“小城三月”的时候,那个春天果然就只有很短的命运了,冬天过去了,夏天还没有到来,这是自然的结果,看起来也应该是“受得住”的,而且,“春来了,人人像久久等待着一个大暴动,今天夜里就要举行,人人带着犯罪的心情,想参加到解放的尝试……”春风吹到了每个人的心里,是带着一种呼唤的,我的翠姨爱上了绒绳鞋,而且看到了妹妹出嫁,那是一种心灵的萌动,但是这种萌动像春风一样吹到了心坎里,带着呼唤,却也带着蛊惑,她爱上了堂哥哥,秘密的恋爱,是无论如何不能大声说出来的,无论如何是要带进坟墓里去的。

不是因为春天太短了,而是春风的蛊惑里带着一种宿命,如果是要自然的结果,她是会和一个未来的丈夫结婚,“人长得又低又小,穿一身蓝布棉袍子,黑马褂,头上戴一顶赶大车的人所戴的五耳帽子。”这是确定的婚姻,也是确定的人生,或者就会是确定的“自然的结果”——订婚三年,就要出嫁了,嫁妆里会有长穗的耳坠子和高跟鞋,但是翠姨却不肯回去,她的理由是要读书,“她说她要念书,她想不到出嫁。”这是一种拒绝,实际上是在春天里听到了呼唤,呼唤即为蛊惑,那个堂哥哥其实不在那里,不在春天里,不在自然的结果里,所以,读书的理由最后变成了那一个“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的力量,念了书,不久开始咳嗽,咳嗽,不久开始闷闷不乐,而在这个这种病态的春天里,翠姨是无法躲开约定和礼仪的,因为婆家说,娶过去之后,“病新娘娶过来一冲,就冲好了。”

读书的人是把这种说法叫做迷信,可是在他们看来,这还是自然的结果,所以最后根本无法躲避根本故无法拒绝,所以翠姨的世界里就期盼着一种死:“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只想死得快一点就好,多活一天也是多余的……”她说是因为自己任性,是因为自己有不从心的脾气,那时她是对堂哥哥说的,而这样的自我折磨,这样的求死,是没有一点办法可以逃离那一声不响的力量,春天来了,又去了,最后直到翠姨的坟头再长出了草,春天就又回来了:“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一掀一掀的和土粘成了一片,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

小城三月里,“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而在“后花园”的五月,似乎更短,当花开过了,就在六月结了果子,黄瓜、茄子、玉蜀季、大芸豆、冬瓜、西瓜、西红柿,以及爬着蔓子的倭瓜。开花结果,对于在后花园磨房里的磨官冯二成子来说,那萌动的感觉只是一瞬间的感觉,站在他面前的是赵老太太的女儿,晒着那双湿得透透的鞋子,只是偶尔抬头,便看见了她,而看见之后,也是赶快低下了头。赵老太太的女儿是否看见了他,是否有过一瞬的感觉,冯二成子是不知道的,他们只知道这个六月很快就会过去,因为赵老太太的女儿后来出嫁了。

萧红:呼兰河之后,我也不见了

那看见的一瞬在冯二成子心里是如春风带来了呼唤,他在梦里羞怯怯地红着脸,在夜里想着她没有熄灭的灯,但是身份太低,一切都只是在自己的心里听到呼唤,后来她出嫁了,他娶了王寡妇,再后来,王寡妇生了孩子死了,孩子也死了,再后来,“以后两年三年,不知多少年,他仍旧在那磨房里平平静静的活着。”——只是在后来的后来,那春天是不是又回来过,那六月是不是又结了果,冯二成子不会知道,所有人也不想去知道。和三月里死去的翠姨不一样,冯二成子的呼唤最后似乎没有成为蛊惑,他也没有最终被带离这人间的世界,一年四季在那里循环,人生的生死在那里循环,没有悲伤,只有平静,没有求死,只有自然。

但是,三月的翠姨和后花园的冯二成子,却都看见过希望,都听到过呼唤,都在春天里有过一种惊喜,这不是自然的结果,那种萌动其实是可贵的,是积极的,尽管是在轮回的春天里,有人在坟里,有人离开,但是这短暂的命运还是属于自己的。但是在呼兰河这个小镇上,却并没有真正的春天到来,并没有呼唤,甚至没有蛊惑,只有飞着清雪的冬天,只有混沌的天空,只有冷寂,“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这是只有两条大街的小镇,这是只有冬天的小镇,对于他们来说,这里的一天是“乌鸦一飞过,这一天才真正的过去了”;这里的一年是“人们四季里,风、霜、雨、雪的过着,霜打了,雨淋了”。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春天甚至也没有看见,而在严冬裂着口子的大地上,发生的一切却都和那种“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的力量有关。比如那个泥坑,就在街上,有人掉下去,有人陷进去,有人来帮忙,有人不肯伸出手,泥坑仿佛就是那个裂口,“这泥坑子里边淹死过小猪,用泥浆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这泥坑里边。”所以有人最后死在那里的时候,仿佛也是如小猫小狗小猪一样,王寡妇家的孩子掉到河里死了,王寡妇发疯了,可是后来却又平静地活着,“虽然偶尔她的疯性发了,在大街上或是在庙台上狂哭一场,但一哭过了之后,她还是平平静静的活着。”

死亡变得麻木,而死亡像是呼兰河这个小镇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东二街上的扎彩铺,是和死人有关的,而且就是为是人预备的,“人死了就完了。”生活在这里的人都这样说,所以当死亡发生的时候,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不管是像看客一样,还是和自己有关,都是冷漠的,而这种冷漠,在呼兰河小镇上,竟也成了一种风俗,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些习俗是热闹的,但是热闹的背后却都是和死亡有关,家里有人病了,跳大神驱邪,唱秧歌避祸,或者七月十五放河灯让冤鬼脱生,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为鬼祭奠,“跳大神有鬼,唱大戏是唱给龙王爷看的,七月十五放河灯,是把灯放给鬼,让他顶着个灯去脱生。四月十八也是烧香磕头的祭襄鬼”,一切和鬼有关,但当然,便和活生生的人无关。

这是一种荒凉,一种内容空虚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在这之前或者都是听说一些习俗,听说一些死亡而已,在呼兰河镇之外的世界里,我是在祖父身边,在大花园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我拉着祖父就到后同里去了,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决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祖父、院子和我,是不可缺少的三样东西,像是春天里的希望,像是在内心呼唤的春风,像是在翠姨和冯二成子世界里出现过短暂的美好,但是春天之后,那园子里便只有凋零的花,只有衰败的生命,“一切花朵都灭了”,像是那种把人拉走的力量赶走了一切的美好。

团圆媳妇,十四岁的女子,是应该像春天的花儿一样的,但是那么早就嫁了人,后来还听说被公婆打,几乎整个呼兰河镇都听得见,大娘婆婆说:“我也是不愿意狠打她的,打得连喊带叫的,我是为她着想,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有几回,我是把她吊在大梁上,让她叔公公用皮鞭子狠狠的抽了她几回,打得是着点狠了,打昏过去了。可是只昏了一袋烟的工夫,就用冷水把她浇过来了。”婆婆说她有病,需要跳神给她赶鬼,需要请大神,需要“抽帖儿的”——“画完了,把钱一算,抽了两帖二十吊。写了四个红纸贴在脚心手心上,每帖五吊是半价出售的,一共是四五等于二十吊。”而这吊钱都要团圆媳妇自己出,五十吊钱要在黄豆地里爬二十几天。而在这迷信的世界里,团圆媳妇也终于慢慢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夜里说话白天发烧,嘴里说着的“回家”被理解成“回阴间地狱的意思”,于是在跳大神的时候,把她的衣服撕了,大众洗澡,大神打着鼓,团圆媳妇便昏倒在大缸里昏迷。

水是太热了,一个晚上就烫了三次,而且烫一次就昏一次,而在这昏迷的折磨中,又想到给她扎纸人赶鬼——“穿布衣裳为的是绝对的像真人一擦脂抹粉,手里提着花手巾,很是好看,穿了满身花洋布的衣裳,打扮成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但团圆媳妇并没有好转,她的辫子整个掉了下来,她被人说成是妖怪,而在这愚昧的世界里,在被仪式化的迷信中,团圆媳妇终于死了,终于“回去”了。

而对于有二伯来说,似乎并没有像团圆媳妇那样,遭受非人的折磨和痛苦,六十多岁的有二伯没有地位,他只是和天空的雀子、院子里的大黄狗聊天,“他一和人在一起,他就一句话没有了,就是有话也是很古怪的,使人听了常常不得要领。”所以有二伯是在人之外的,这似乎是一种幸运,而且是在我家,所以即使偷了东西,也只是被父亲打了一顿,即使自己跳井,最后也是有人救了。还有住在磨房里的冯歪嘴子,竟也看不上了隔壁的王大姑娘,祖父说,她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一个磨房的磨官和一个坏女人在一起,是不被人所接受的,甚至有二伯也说:“好好的—个姑娘,看上了—个磨房的磨官,介个年头是啥年头!”所以在呼兰河镇的世界里,他们被人瞧不起,也瞧不起别人,他们自己在荒凉而空虚的世界里,也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荒凉空虚的世界。

后来有二伯死了,大约也是无声无息地去了,后来,冯歪嘴子死了,是在他的女人产后死了之后死的,带着两个病歪歪不长大的孩子告别了,再后来祖父也死了,后花园的主人也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团圆媳妇是受不住的人,在各种愚昧的迷信里,她是被带着寻求“自然的结果”,而那些离开的人,却像是受得住的人,和那些小黄瓜,大倭瓜一样,在循环的世界里,来了又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蜒,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那些来过的看见了春天希望的人,那些死去的经受了严冬的人,那些离开了像春风一样被蛊惑的人,那些消失了永远沉默的人,都在这受得住受不住的呼兰河镇里成为循环世界的一部分,荒凉也罢,空虚也罢,悲哀也好,冷漠也好,当一切都变成了似真似幻的记忆,“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四季循环,人生轮回,终究是没有人去改变、去反抗那背后“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的巨大力量。

蛇结

编号:C38·2151022·1222
作者:【法】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定价:37.00元亚马逊21.20元
ISBN:9787532145768
页数:281页

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写给妻子的控诉信逐渐转化成日记、忏悔录,犹如没完没了的长篇内心独白,直到他突然死亡才中止。主人公路易出身卑微,是个有名无姓的人。到波尔多后,由于母亲强大的经营能力而发家致富。小说描述这个心肠冷酷的老守财奴生活在他自己造成的可憎的“蛇窟”中,渴望着向他家里人进行报复,直到死亡来临才觉悟到一生的错误,通过对他不幸的外孙女的同情,找到了爱和信仰。“生活的艺术就在于舍弃一种低下的欲望去追求一种更为高尚的欲望。”但是在《蛇结》里,这样高尚的欲望在哪里?那宗教气息的蛇只不过是一种最邪恶的东西,是撒旦的化身,没有救赎,只有罪恶。


《蛇结》:“那个人”将为我作证

我感觉到,我看到,我触摸到自己的罪孽。我的罪孽并不全部都在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蛇结里;这是我对亲生骨肉的仇恨,我的报复欲望,对金钱的嗜爱;我的罪孽在于拒绝在这团相互纠缠的毒蛇之外去寻找别的东西。
——《第二部》

可是,却死了。死了如何感觉,如何看到?如何宽恕缠绕在蛇结里的罪孽?如何摆脱欲念和报复?如何寻找那一种爱?仿佛就是一种悖论,罪孽永远在生命之中,永远束缚人的心智,等到感觉到和看到的时候,生命却走向了最后的尽头,那唯一的人生之路上,是那个收获的秋天,是葡萄园里的烟雾,是夕阳中昏昏欲睡的生活,却不是唤醒——“我应该爱的人都死了,本来会爱我的人也都死了。对于还活着的人,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靠拢他们,重新发现他们。”

只有死去之前才知道应该爱的人,而爱的人却又全部死去,包括玛丽内特,包括吕克,包括私生子罗倍尔,甚至包括结婚40年的妻子伊莎。那一本笔记本里本来也应该记载曾经活着的这些爱人,可是这临终前私密的笔记本却不是忏悔罪孽,而是报复——一个贯穿了一生的报复行为,甚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还是以毁灭和背离的方式被唤醒,直到最后一刻,完全变成了沉默的阴谋。一种家族式的阴谋,一种自小成长起来的报复,是源于爱的覆灭,是源于对金钱的占有,是源于对宗教的憎恶,“我明白,我将永远站在有产者这一边。”

“我要报复的是另一种沉默,在涉及我们的家务,我们深刻的矛盾是你一味保持的沉默。”68年的人生,40年的婚姻,对于我来说,像是一个早就写好了结局的故事,而这一切却源于家庭、身体和现实。我是一个寡妇的独生子,我是患有咯血疾病的人,我是拥有巨大财富的继承人,孤独而变得富有,富有却变得空虚,所以从小我便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我讨厌‘感情’。”——当身体垮掉的时候,我考入大学的雄心壮志破灭了;被逐年增长的财富所包围,我的青春成了慢性自杀;我锻炼口才仅仅是想在学习小组中憎恨宗教。为什么会无情,为什么会冷酷?就是因为我对于财产的畸形占有,甚至将感情也变成了交易的砝码。

和伊莎结婚,应该是对于青春和爱的一种尝试,可是当一个被母亲“用围巾包过头”的独生子,娶的是“出生在一个人多势众、组织完善、等级森严、因循守旧的家庭”的丰都台日家的小姐,起初的种种惊喜最后却变成了了对立,在我看来那原本没有感情的婚姻就是对财产的争夺,“妈妈不愿讨论年金;她坚持给你的嫁资要付现款。”所以在我看来,“在耶稣受难日啃块牛排,这就意味着你们休想在我有生之年掠夺我的财富。”多我来说,财富或者是我唯一的象征,唯一可以成为在我的生命中征服和占有的条件,所以当婚姻掺入了太多的物质欲求,我便把一切的所谓爱都看成了虚伪。

而且,“你在叫我的名字之前会叫过另外一个未婚男子的名字。”伊莎曾经承认,在那一个夏天,在埃克斯度假期间,她曾和素味平生的青年男子订婚,这更加剧了对于这场婚姻的不信任,“我们在爱河中沉溺,浮到水面上时却多了一个人:那个陌生的鲁道夫突然出现。我刚用双臂搂住你,就把他从你心中唤醒了。”唤醒的不是爱,而是怀疑,与男子热恋之后不满一年,她怎么又会爱上我呢?这种对婚姻的怀疑继而变成了对于爱的怀疑:“全都是假的,她对我撒了谎,我并没有得救。我怎么能相信一个少女会爱慕我!我是个没人爱的男子!”所以生活在一个寡妇的家庭里,我始终在缺失的世界里,而终于把眼前的一切都叫做虚伪。

而伊莎所谓的宗教呢?在我看来,只是每星期陪着去做弥撒的一种形式,“这是一个阶级的礼拜,一种为资产阶级专用的祖传宗教,一套除了社会意义之外已失去任何其他含义的礼仪。”而对于和伊莎生下的儿女,在我看来,他们只是想继承我的财产,“热纳维埃芙这个已是四十岁的胖女人,刚才为了她的无赖女婿竭力想从我手中诈取四十万法郎,我还记得她小时候坐在我膝上的模样。”所谓救自己的孩子,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在我的世界里只有那种“你们竞相瓜分财产的幻象——这一争夺将使你们彼此扑向对方:围绕我的地产,围绕我的证券,你们会像狗一样撕咬。地产将落到你们手里,可是证券不再存在”。

对婚姻的怀疑,对宗教的怀疑,甚至对于子女的怀疑,在我的人生之中,处处充满了虚伪,处处是复仇。我告发了儿子,我躲避了妻子,我只在自己一切的心里话都写在笔记本里,然后锁进保险柜,只有沉默,只有报复,只有怀疑,“到六十八岁,我才清晰地看到,我之所以拒绝一切艳遇,并非出于什么美德,而是出于猜疑和吝啬。”爱在哪里,爱只不过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恶心勾当。

从小缺失父爱,也让孩子缺失父爱,从小生长在财富世界,也让整个家庭陷在财富的争夺中,从小体弱多病,对于人生的一切都变得病态。68岁的人生是不是就是这样被写好了最后的结局——孤独地死去,恐惧地死去,像一件物品一样死去?人生变成了一个虚无,“对死亡的畏惧,就是怕肉体痛苦,最后咽气时的痛苦?不,那是因为死亡意味着再存在,意味着只能用负号表示的虚无。”但是在这虚无的现实里,在这负号的人生中,我曾经却看见过那一丝的微光,一种爱的温暖和纯洁。妻子的姐姐玛丽内特的丈夫在死亡之前曾留下遗嘱,可以继承一大笔财产,却不能再嫁,否则绝大部分遗产就得归他的侄子们所有。但是三十岁的玛丽内特却选择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她宁肯不要七百万的遗产而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是对财产的蔑视,也是对爱的追寻,而我曾经就牺牲了一切,让她成为我的女友:“在这万籁俱寂的世界里,只有她的呼吸透出一丝生机。”这是爱的回归?或许是我想要的那种纯真,那种不受财产羁绊的生活,“我记得你夜间身上的芳香。要相信肉体的复活,也许先得克制肉欲。纵欲过度的人甚至不能想象肉体还会复活,这便是他们受到的惩罚。”而这也恰恰是我最缺失的,物质主义的生活是糜烂的,是纵欲的,是腐朽的,是不道德的,但是玛丽内特却打开了一扇窗,她允许我进入,而在这进入的世界里,我甚至从玛丽内特的儿子小吕可身上看到了更多的那种叫爱的东西:“随着他逐渐长大,他的天性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纯洁,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我们的儿女都是好孩子,但愿如此。”而这一种纯洁也是玛丽内特的某种复活,“那股曾经在她身上涌出而又随她返回地下的清泉,再一次在我跟前喷涌。”

也是一个悖论,我为什么会爱上玛丽内特?无非是在财富的无尽占有中需要一股清泉的气息来唤醒沉睡的爱,但是在金钱的世界里太久,玛丽内特和小吕可仿佛又成为浮光掠影,甚至反过来又使我陷入到更深的物质主义的窠臼中,所以矛盾,所以痛苦,就像被毒蛇压得窒息的生活,已经浸透了毒液,再也无法挣脱出来,“这个蛇结是无法解开的,必须用快刀、利剑一下子斩断:我给你们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利剑。”快刀在哪里?利剑在哪里?爱又在哪里?“伊莎,缆绳已断;我在漂流。是什么力量把我席卷而去?一股盲目的力量?一种爱的力量?也许是一种爱……”

其实没有泯灭那一份爱,没有泯灭那一种信仰,只是被财富的尘土覆盖得太厚,被贪欲的心遮蔽太久,既然那小小的窗口被打开了一个口子,外面一定会有某种微弱的光芒,是的,对于私生子罗倍儿似乎就是一种拯救的机会,“若干年来,对这个没有见过面的儿子,我一直萦怀于心。在我可怜的生涯中,我始终感到有这个儿子存在。”在名正言顺的家庭之外,在占有和被占有的规则之外,罗倍尔的存在也是一种爱的唤醒,秉性纯朴,眷恋亲故正好是对于自己亲生子女那种贪婪的对立,所以在剥夺他们的继承权的同时,却又给他每月一千五百法郎。金钱和物质,曾经在我的生命中占据而变成一切的衡量标准,而随着报复行动的开展,财产的意义其实变成了一种羁绊,我反而讨厌一切的羁绊,“我曾设法把它送人或是丧失它,我甚至不能随心所欲支配它”,但是在爱的问题被唤醒之后,丧失和支配也变成了另一种束缚,“忽然间,我觉得自己对于它已十分超脱,它已提不起我的兴趣,已与我无关。”

放下是为了另一种寻找,爱人之死,孩子之死,纯真之死,还有什么是存在的?死亡不是失去,而是醒悟。当伊莎在我之前死去的时候,我曾经靠得最近的死亡仿佛变得遥远,甚至死亡的报复意义荡然无存,“我每念及我妻子,总要想象她成了我的遗孀,热孝在身就去开启保险柜,必定心里有愧。”看不到保险柜,看不到笔记本,也看不到我邪恶的内心,看不到他们的贪欲,“她死了,死之前不了解我,不知道我并非一个怪物,一个刽子手,我身上还有另外一个人。”所以阴谋最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虚无,一个负号,而她在笔记本上写下的话又仿佛是一次救赎:心灵的花束,“我非罚人堕地狱者,我名耶稣。”这是引用圣弗朗索瓦·德·沙尔的一句话,心灵上盛开的花束,是不是需要底下的清流?不是贪求而入地狱,而是如耶稣一样在受难中复活。

结婚前的另一个男人的名字,结婚后和子女对财产的觊觎,伊莎在我内心来说,从来不代表爱,但是在她死亡之前却以一种对爱呼唤的方式表达内心,那种被遮蔽,被误解的爱何时会被看见,何处被感觉到?就如我的罪孽,我的仇恨,我的欲望,也都在死亡降临之前,变成一种救赎。“我想必须有一种力量。什么力量?需要某个人。是的,需要那个人,在他身边我们大家都能携起手来,他将对我家里人担保我内心斗争的胜利;需要那个人,他将为我作证,将从我肩上卸下那个不堪忍受的重负,把它背到自己身上。”那个人是存在的,在我对玛丽内特的爱中,在对小吕可的照顾中,在对罗倍尔的赡养中,它不曾完全泯灭,而现在一切的爱人都走向死亡的时候,我却需要“那一个人”走进内心,“我在寻找那个唯一能完成这个业绩的人,那个人必须本身就是所有心脏的心脏,是一切爱恋之情的火热中心。”

收养雅妮娜或许是我死亡之前做的最后一件和爱有关的事,“雅妮娜逃出疗养院,我把她收留下来,已有一个月了。”一个被嗜酒的丈夫拖累的女人,一个在爱情中劳作和负担的妻子,一个被父母误解甚至抛弃的女儿,是需要那一种爱的拯救,而对于我来说,是在“那个人”的指引下的真正回归:“我在临死之前但凡能接触到一个人的内心,也感到很幸福了。”死在写字台上,脸贴着打开的笔记本,我死得并不痛苦,甚至笔记本以打开的方式出现,也意味着彻底放弃了报复的阴谋。“他曾是一个可怕的人——有时甚至令人不寒而栗。尽管如此,一道奇妙的光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照亮了他。”

这是雅妮娜写给我的儿子于倍尔的信里说的话,作为死之前唯一感受到那道奇妙之光的见证人,雅妮娜也是这个充满斗争和占有欲望家族最后一个希望,从我的寡妇母亲开始,到我对于金钱、物质的疯狂而变态的占有,到我的子女对于财富的争夺,所有人都是看不清真理的罪人,所有人都像死去的人,但是,正是这一种肉体的死,才能最后发现那道奇妙的光,“外公是我见过的唯一信教的人。”——这是爱之光,这是信仰之光,”如果我对您直说,哪儿有他的财产,哪儿就没有他的心,您会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在最后的救赎中,“那个人”会为所有的生者和死者作证。

给麻风病人的吻

编号:C38·2151022·1221
作者:【法】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定价:33.00元亚马逊18.90元
ISBN:9787532145744
页数:111页

“他抬头看着他年轻的妻子,那眼神活像一条挨了揍的狗似的。”病态的感官带来病态的爱情,而这种病态却也是时代的一声叹息,主人公让·佩罗埃尔丑陋的长相和身体的孱弱就是一种生理的病态,而他在极端自私的父亲驱使下,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孩诺埃米为妻。诺埃米非常讨厌让,只是由于父母贪图地主的财产,不得不从命出嫁。婚后不久,让发现诺埃米对他就如同给“麻风病人”的吻一样,纯粹是出自妻子的义务和怜悯。于是,让每天娶看望身患肺痨的朋友,希望染上重症,尽早离开人世,结束妻子的痛苦。但当他即将达到目的,奄奄一息的时候,却又因为发觉年轻、帅气的医生深爱这诺埃米而万分嫉恨。让死后,诺埃米在命运的逼迫下,拒绝了意中人的求婚。《给麻风病人的吻》揭开了莫里亚克进入创作成熟期的序幕。


《给麻风病人的吻》:她重新塑造了丈夫

她直视着她的丈夫,好似一个相信天国的生命垂危的女人凝视着死亡一般,她的嘴边露出微笑,仿佛人们在欺骗一个行将死亡的人时所表现出的那样。

望见丈夫,却像凝视死亡,露出微笑,却是一种欺骗的表情。在诺埃米面前的是让·佩罗埃尔,他是丈夫,她是妻子,在一种合法的婚姻里,谁在不停地拒绝,谁在制造着假象,谁得到了满足,谁又品尝了痛苦?他和她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微笑和死亡之间,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总有一个巨大的存在,将他们隔开,将他们分离,“分离是罪中之罪”,让的父亲热罗姆先生的这句引用,就是把他们之间的阻隔带向罪恶的边缘。

在这场婚姻里,热罗姆似乎就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朗德平原上的豪门地主,无论如何都代表着土地、财富和权力,但是妻子的逝世,本来就是一个缺席的寓言,所以他以一种近乎封闭的状态中行驶着自己的权力,“他在午休时,整个屋子都处于一片麻木状态之中:既不得开门,也不得关门;既不许吭声,也不许打喷嚏来扰乱这不可思议的寂静。”世界仿佛就是他一个人的世界,不开门也不关门,不吭声也不扰乱寂静,在无和有之间,是不存在一种绝对的和谐,实际上更是变成了无法弥合的矛盾,如死亡一样,将这个世界推向了“永无尽头的安息”,而那个女仆加黛尔,“对于革命、战争以及那么多的历史事件竟然一无所知;而每年过圣诞节宰杀的猪却使她那已近干涸的泪水浸湿了沾有眼屎的双眼。”在这个绝对安静的死亡里,也分明只是一个和自己饲养的猪一样,在封闭的世界里寂灭。

而对于儿子让·佩罗埃尔的婚姻,他也以自己的权威将他封闭起来,因为财富,因为权力,年轻貌美的十七岁少女诺埃米根本没有否定的理由,就完全变成了儿子的妻子,变成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寂静”里的爱。爱是一种结合,但实际上无论是对于让·佩罗埃尔还是对于诺埃米,都是一种分离。但是这种分离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得像“罪中之罪”,甚至,它在结合过程中还走向了对于人性和欲望的满足。让·佩罗埃尔从来都有着男人的欲望,缺少母爱,包围在父亲“永无尽头的安息”里,在让·佩罗埃尔身上是萌生出一种反抗的,他痛恨自己的丑态,他挑战自己的孤独,甚至他追求自己的所爱,那把二十四毫米口径猎枪是他想要打破这种束缚的努力,“这枪是本地区所有的喜鹊都熟悉的;让·佩罗埃尔是喜鹊的死敌。”

是的,一把枪可以制造对抗,在让·佩罗埃尔的世界里,还有另一把枪,那就是尼采,他阅读《尼采文选》,《善与恶的彼岸》里的那句箴言是:“它阐述了两种道德:主子的道德和奴才的道德。”主子和奴才组成的二元关系,恰恰也是自己家族存在而无法打破的结构,父亲或者权力,是主子的道德,而自己的丑陋和孤独,或者只能有奴才的道德。尼采对于让·佩罗埃尔来说,是一把猎枪,可是他没有太多的能力握紧这把猎枪,或者在制造的反抗中,他更多的是妥协,忍让,所以在尼采之外,他读到的是宗教,是上帝,“什么比世上任何一种邪恶更为有害呢?那就是对卑贱者和弱者所表现出的恻隐之心。”这是一种拯救,不是对于卑贱者的恻隐之心,而是在忍让和禁欲中感受上帝的荣光,这是另一个父,一个庇护者,所以宗教对于他来说,成为一个避难所,“它为这丑八怪的孤儿拉开了安慰的帷幕。”

但是这样去理解救赎,这样去信仰上帝,其实是空洞的。当诺埃米终于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欲望和人性世界里成为了一个男人,一个想要的男人,一个有追求的男人,一个不受束缚的男人。“宛如一株玉兰花绽开在花瓶外面”的连衣裙,“像狗屁股一样向两边摆动”的臀部,“宛若一株向前捧出果子的树”的“沉甸甸而柔软的胸脯”,在让·佩罗埃尔面前的诺埃米完全是身体意义的,这身体意义带来的是刺激,带来的是欲望,对于可怜、丑陋、孤独的让·佩罗埃尔来说,对于从没生活在没“不可思议的寂静”里的让·佩罗埃尔来说,对于信奉禁欲主义和忍让精神的让·佩罗埃尔来说,这无疑是打开了另一个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他不仅看见了诺埃米的身体,也看见了属于自己的肉身。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如何让爱不变成荒漠

“在教堂做大弥撒的过程中,当诺埃米穿越正厅而轻轻碰到让·佩罗埃尔的椅子时,他几乎不敢吸入被她的高级薄纱裙拂动的空气,她身上的香皂气息和干净内衣的气味。”身体却在大弥撒的教堂里,这是矛盾,而这样的矛盾带来的一定是冲突,他开始变得向另一个人,扮着鬼脸,手舞足蹈,引用诗句,在诺埃米面前,他像一个活着的人,展现自我,表达欲望,“这是个怪人,有点疯疯癫癫。”这是人们对他的评价,而在这个世俗世界里,让·佩罗埃尔的欲望是无法得到认可的,但是他无法阻挡自己,甚至想着那一个“她将属于他的”夜晚。

在父亲的权力之下,让·佩罗埃尔似乎轻易就抵达了那个夜晚,他娶诺埃米为妻,在那个持续了六小时的战斗之后,他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却也终于把自己又推向了矛盾的两端,“佩罗埃尔浑身汗水淋淋,一动也不敢动,他待在一个终究要被抛弃的僵尸身边,真比一条蛆虫还要令人厌恶。”他知道这终于爆发的欲望里,“有人要送命;大地要颤抖……”这不仅在自己身上,有着违背禁欲和忍让的罪恶感,因为在他看来,美丽的诺埃米从来没有喜欢过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答应过这场婚姻,这是一种违背,在信仰上帝的路上,他是犯了错的。而对于诺埃米来说,这样一场婚姻也是违背自己的本性,她曾对父母说,自己害怕结婚,“她希望进卡尔泰修道院。”在让·佩罗埃尔释放欲望的时候,她是用“退了色的圣衣和祝过福的圣牌”来保护自己,实际上,她一直希望摆脱这样一种婚姻,但是在父母的安排下,她又无法拒绝,“她是那种在婚姻中毫不追求肉体快乐的女人,安分守己,一切听从上帝和丈夫的安排。”

在让·佩罗埃尔那里,婚姻是一种罪过,在诺埃米那里,婚姻只有顺从,所以即使有那个汗水淋淋的夜晚,即使诺埃米怀孕了,但是他们得到的不是人性和欲望的满足,不是幸福与和谐,而是背负着罪恶感的痛苦,“让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罪人;而她则痛恨自己没有能按照上帝的意志做一个妻子。”于是他找借口出去打斑尾林鸽,从而远远离开她;而她也像凝视着死亡一样看见丈夫。但是这样的分离依然是“罪中之罪”,在逃离和欺骗中,对于谁来说,都无法浇灭内心的欲望。

让·佩罗埃尔出去找妓女,“他一一清点着这群消瘦的母狼的数目。”而对于诺埃米来说,除了有一种没有按照上帝的意志做一个好妻子的负罪感之外,她也有一种欲望难以抑制的痛苦感。皮厄雄医生是出现在她眼前的陌生人,“她不知不觉隐隐约约地想象着在她脑子里留下了印象的那个陌生人的面孔。”陌生的面孔打开了她的世界,她寻找,她想象,甚至,“心中漾起了一阵极其甜蜜的感情波涛,以致耽搁了上床就寝的时辰。”是的,这是一种本能,和让·佩罗埃尔当初对于她的欲望一样,是无法从道德意义上加以否定的,但是这种欲望却在萌芽状态下,也就面临着扼杀的危险,她反思,她为自己敲响警钟,“她不得不重新开始背诵各种祈祷经文,这使她心头出现了第一次恐慌:在上帝和她之间有一张棕褐色的面容在微笑。”

棕褐色面容,微笑的面容,是上帝在看她,还是她在看上帝?是上帝制造了隔离,还是她自己制造了隔离?上帝或者是她所设想的上帝,甚至她也成为里主宰自己的上帝,“她重新塑造了丈夫,使他不再令人厌恶,因此,丈夫在她的脑海里留下的只是一副狡黠的、经过整容的形象。”这是去除世俗的一种努力,她在让·佩罗埃尔的欲望里看见了自己的欲望,她在让·佩罗埃尔的离开中看见了自己的忍让,所以重新塑造丈夫,就是重新塑造自己。但是在让·佩罗埃尔那里,这一种“罪中之罪”甚至变成了自我牺牲的救赎,他去看望身患疾病的朋友,为的是自己染上重症,为的是脱离世界,为的是结束诺埃米的痛苦。

让自己患上疾病,在让·佩罗埃尔看来,自己曾经违背诺埃米的欲望就是一种疾病,所以他以一种殉道者的身份为自己也为诺埃米救赎,当他真的患上了疾病,真的病入膏肓的时候,对于诺埃米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痛苦的开始。完成了对于丈夫的塑造,他已经是一个去除了世俗评价的人,而在疾病面前,她也终于为他带来了“给麻风病人的吻”——这个来自耶稣的圣迹,是仁慈带来的新生,是自我修炼带来的救赎。“他是多么高尚,多么伟大啊!倘若他能恢复健康,她会多么爱他!”这样一种爱是建立在让·佩罗埃尔自我牺牲之上的,是建立在诺埃米仁慈和感动之上的,当然也建立在她拒绝医生的贪欲之上的。

同样是欲望,对于医生来说,完全是一种羞耻的征服,“他不相信她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年轻的医生认为自己对这类女人是熟稔的:他大概已经跟神甫为争夺这只母羊而在进行角逐了。”在他看来,让的疾病会让她投入自己的怀抱,这是一种自私的爱,甚至是一种堕落的爱,所以在让·佩罗埃尔死亡而重生的救赎里,诺埃米看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一切,她拒绝了医生,她第一次把丈夫叫做“漂亮的”,而且她为他的死守丧三年。让·佩罗埃尔在疾病和死亡中获得了心灵的慰藉,那不是禁欲主义,也不是忍让,而是一种超越欲望的牺牲,而诺埃米在丈夫的自我牺牲中感受到了虔诚,似乎上帝在她之间只有笑容。

这是爱的回归?让的欲望,诺埃米的欲望,医生的欲望,或者是三种不同的人性写照,而在欲望的世界里,总有道德和宗教的力量,无形地改变一切,让·佩罗埃尔的自我牺牲让自己成为一个麻风病人,而正是这样的疾病,才能得到上帝的吻,得到上帝的救赎,而在高过自己的植物丛中划破了手的诺埃米,也在这经历中学会了自我牺牲,那一种对于陌生面孔的暧昧向往无法承担起对于自我的救赎,她的吻献给了让·佩罗埃尔,也献给了自己——她也成了另一个需要获得新生的麻风病人:“沉重的鞋子里满是沙子,她不得不紧紧抱住一株枯萎的橡树,树枝上焦黄的枯叶,在火焰的冲击下簌簌地响着——一株与让·佩罗埃尔相似的忧伤的橡树。”

反抗者

编号:C38·2151022·1219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3年08月第1版
定价:38.00元亚马逊22.60元
ISBN:9787532761845
页数:336页

“人们为焚尸炉拨火,犹如献身于照料麻风病人一样。恶意与美德不过是偶然的或任意而为之。”不相信才会让任何东西无意义,无意义才会让一切都变成可以为之的行为,“既无所谓赞成,也无所谓反对,杀人者既不错,也不对。”在这种几乎荒诞的存在中,加缪提出了反抗的主题。笛卡尔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把思想提高到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唯一标志、唯一条件,而加缪在《反抗者》中,则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我反抗故我在”,将反抗视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标志与条件。但是,有时候反抗却还是一种荒谬,“说来难以理解,最普通的造反行为竟然表现出渴求秩序。”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悖论?


《反抗者》:应当舍弃幼年时代的疯狂

让我们仅仅指出,反抗在与历史斗争时,在形而上的反抗里,在“故我们存在”与“我们是孤独的”之外又增添了新命题:我们不会为了生产不属于我们的存在而杀人与死亡,相反要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
       ——《历史上的反抗》

因为荒诞而矛盾,因为矛盾而反抗,因为反抗而死亡——不管是自杀还是杀人,当反抗彻底变成一种行动意义上的革命的时候,“故我们存在”变成了合目的性的要求,而“我们是孤独的”命题又把反抗拉回到虚无主义的世界,虚无主义不是制造,不是存在,虚无主义的反抗就是一种否定自己的行为,在革命的旗子下最终变成专制,变成恐怖,变成暴力,“虚无主义在今天已登上王位。声称以革命的旗帜引导我们的那些思想实际上已变成随声附和的而非反抗的意识形态。”虚无主义本来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反抗,革命本来是一种制造新存在的行动,但是在反抗历史的标本中,这样的形而上学和革命,反而变成了一种恶,架设了断头台,树立了敌人。

“我公开地把心灵献给严酷痛苦的大地,往往在神圣的夜晚许诺要忠贞地爱它,至死不渝,承受其命定的沉重负担,一无所惧,决不蔑视它的任何一个谜。这样一种致死的纽带把我和它联结在一起。”引用荷尔德林在《恩培多克勒之死》中的句子,加缪其实不是为了为妥协寻找一种借口,而是“忠贞地爱它”,是“承受其命定的沉重负担”,是“绝不蔑视”,是为了“把我和它联结在一起”,积极乐观,是面对“严酷痛苦的大地”采取的一种精神上的解放,但是这样的解放无论如何还有着某种神圣性,甚至有时候脱离了反抗的内在需求。在加缪看来,以神性的力量来化解悲痛,是一种精神的至上主义者,但是在现存的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回到反抗的自我意识这个主题上来,“反抗必须自我审视,以便学会驾驭自己的行动。”自我审视之后才能驾驭自己的行动,才能找到“神圣的夜晚”,才能保持忠贞,才能面带微笑,才能一无所惧。

如何审视自我?加缪把罪恶放在这个链条的开端,罪恶变成信仰,罪恶取代理智,罪恶制定法律,罪恶控制哲学,“罪恶以清白无辜乔装打扮,颠倒是非很适合我们时代的性质,此时,清白无辜却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加缪把我们时代具有的罪恶归结为逻辑罪恶,“自从人们信仰一种学说,自从罪恶受理性控制,它便如同理智本身一样繁衍增多,有了三段论一样无可争辩的性质。它如同呼喊一样是孤独的,同科学一样是普遍的。它昨天受到审讯,今天却制定法律。”这是奇怪的逻辑,这是荒诞的罪恶,实际上乔装打扮的罪恶成为我们时代的特征,就是因为我们生存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荒诞推理而衍伸为逻辑罪恶,所以当荒诞变成这个时代的普遍意义,罪恶也就无孔不入地实施着自杀和杀人的事情,而要消除荒诞,在加缪看来,就是要进行反抗:“我大喊我什么都不相信,一切都是荒诞的,但我不能怀疑我的呼喊,至少应该相信我的抗议。我这样便在荒诞经验之内得到了最早的惟一明显事实,即反抗。”

一切都是荒诞的,一切都需要反抗,反抗诞生在无理性的场景中,反抗面对的不公正的生活,反抗是为了在混乱中建立秩序,反抗是寻找一切消逝事物那个统一性,也就是说,反抗的最终目的不是拒绝,不是死亡,而是发现合理性,所以在加缪看来,反抗的反抗者是说“不”的人,但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他也是一个说“是”的人,“他突然意识到人身上有某种东西应该是属于自己的,哪怕这种情况为时短暂。”这就是反抗者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在更大意义上是为了超越个体,也就是说,我的反抗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我身上的某种东西是所有人共同享有的,也就是人有互助性的天性,“这种互助性是在镣铐中产生的。”它是一种集体意识的觉醒,是一个群体相信有某种正当的权利,“反抗表现出人类在其生存活动中对自身的意识越来越广阔。”

“在荒谬的经历中,痛苦是个人的。一进入反抗行动,痛苦则成为集体的,成为众人的遭遇。”尊重人,符合人性,这是反抗所要建立的世界的意义,而这个世界也是超越了圣宠的感恩世界,所以加缪把反抗作为生存权利的一种“类行为”,包含着人类性和社会性。而这种“人挺身而起反对其生存状态与全部创造”,在加缪看来,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反抗,因为“它否定人与创造的目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过程,是一种行动,不是为了目的的反抗,而其要脱离神圣的恩宠世界,就是要摆脱神性而恢复人性。所以形而上反抗精神从起源上来说,是和宗教有关,从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反抗,到杀死其弟亚伯的该隐,再到伊壁鸠鲁及卢克莱修所说的人化的神,加缪认为,在十八世纪末才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反抗,其标志人物是戴着镣铐的哲学家萨德。27年的监狱生涯似乎是将萨德推向了一种饱尝罪恶的深渊,所以他怀疑神性,否定上帝,“上帝若存在的话,怎么会是冷漠无情、邪恶残忍的呢?”萨德否定上帝,是为了得到本性,而本性在萨德那里就成为一种自由,自由是毁灭罪恶的力量,自由是创造王国的手段,自由是本能的自由,自由是权力意志,所以萨德的自由主义到最后“必须使自己成为本性的刽子手”,这就是那个“唯一的人”,是终结世界也是成为上帝的人,“‘唯一的人’转身走向那个囚徒,正是这个徒无穷尽的想像力创造了他,二人交融在一起。”

而萨德的“唯一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浪漫主义,他和囚徒站在一起,其自身也有了恶的特点,“它仅仅热衷于塑造不法之徒、善良的苦役犯、豪爽的强盗之类的形象,借以阐述要求自由的深沉的运动。”所以当浪漫主义以花花公子的形象开创自己的反抗世界的时候,他创造的是一种奇特的“否定美学”,就如波德莱尔的罪恶花园,罪恶在其中是一种比其他东西更为稀罕的品种,而恐怖自身变成了细腻的感觉。浪漫主义的反抗是对于上帝的反抗,所以它以恶来回答恶,以高傲来回答高傲,甚至用沉默来回答沉默,所以说,浪漫主义者把自己当成了另一个上帝。但是这种对于上帝的回答是建立在一种“好意”基础之上的,甚至它自己成为另一个上帝也是为了创造秩序,所以这样的反抗无法走向更远,它最后被虚无主义“一切皆被允许”而走向了其反面。

“我们否定上帝,我们否定上帝的责任,惟其如此,我们方能解救世界。”尼采的那一声宣言是虚无主义对于反抗的阐释,否定上帝,而且上帝已死,在本质上是否定上帝的道德性,所以击垮一个圣殿,建立一个新圣殿,其最终的指向是单一的“不”,或者单一的“是”,在尼采那里,不管是否定上帝,而是自己成为上帝,都是一种单向的目的论,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只有放弃一切反抗,甚至放弃想要产生神明以纠正世界的反抗,反抗者才能成为上帝。“若果真有个上帝,如何能忍受自己不是上帝呢?”所以这样的反抗只是虚无主义,“用完全投入这个世界来代替一切价值判断,这样,便从绝对的失望中进发出无限的欢乐,从盲目的奴役发出极大的自由。”

而在超现实主义那里,反抗变成了另一种绝对的理论,完全不屈从,破坏规则,幽默与崇拜荒诞,它对一切挑战,“永远在重新开始的挑战”,超现实主义的启发者洛特雷阿蒙与兰波告诉我们,表象的不合理的欲望通过何种道路可以把反抗者引到最为破坏自由的行动形式。所以有了兰波诗歌之外那腰带里带着的八公斤黄金,有了安德烈·布勒东“无情的权力”与专制带来的政治狂热,有了破坏的混乱,有了必需的死刑,也就是说,超现实主义害怕的是承担责任,它想到的是破坏,不管是诗歌的诅咒,还是物质的锤子,他捍卫的就是不合理性,而这种不合理只有一个主人:“我反抗,故我存在”。

从自由主义到浪漫主义,从虚无主义到超现实主义,形而上的反抗的核心是对恶的抗议,但是这种抗议最后变成了”过度的绝对“,也就是反抗精神也变成了虚无主义,最后吞没了创造的力量。而其实在加缪对于反抗的阐述中,除了形而上的反抗之外,历史上的种种反抗行动,似乎都在这一个“过度的绝对”中走向了反抗精神的反面,不管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变成了一种虚无主义。历史上反抗的实践似乎都指向一个词:革命,“革命是形而上的反抗的合乎逻辑的继续。”革命是因为向往自由,革命是为了抗议压迫,革命是为了获得正义,而革命却必须拿起武器,所以革命当为了建造一个新政府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变成了断头台为标志的时代。

“一个被法庭判处死刑的骗子竟说他要反抗压迫,因为他要反抗断头台!”本来,断头台是压迫的最明显的象征之一,但是在怀疑一切的革命时代,断头台已经变成了革命的标志,已经变成一个绝对的符号,甚至变成了自由,所以在革命式的反抗中,这种断头台的象征意义一直存在着,而在非道德主义、科学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等理论的补充之下,破坏一切的革命甚至走向了恐怖主义,建立政府的革命则走向了专制主义。1878年俄罗斯女子维拉·查苏利奇开的那一枪引发了一连串的镇压与谋杀;同一年,“人民意志”一个成员克拉夫琴斯基在其《以死还死》的小册子中把恐怖活动定为原则,其后果接踵而至;仍是在1878年,亚历山大二世创造了国家恐怖主义最有效的武器。一方面是镇压与革命的对峙,另一方面则导致国家的加强,“1789年革命引来了拿破伦,1848年革命产生了拿破仑三世,1917年革命使斯大林掌权,二十年代意大利的动乱使墨索里尼上台,魏玛共和国招致希特勒的统治。”

不管是国家权力的加强,还是革命力量的破坏,多于反抗精神格格不入,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加缪看来,都变成了一种暴力,变成了另一个帝国,“原则的革命杀死了上帝在人世的代表。二十世纪的革命杀死了上帝在原则本身中的残留之物,并使历史上的虚无主义神圣化。不论这种虚无主义以后借用了什么道路,从它想摆脱一切道德规则而在本世纪进行创造之时起,便建造了恺撒圣殿。”这不是合理的革命,当然这也不是最可贵的反抗,甚至这样的犬儒主义都变成了虚无主义,反抗甚至也开始否定自己,“从而陷入最极端的矛盾”。

而加缪一开始就认为,反抗者不仅是那个说“不”的人,也是一个说“是”的人,他否定荒诞和不公平,却也应该创造秩序,寻找自由,“我们不存在,但应当通过一切手段来存在。我们的革命就是通过制造,在一切道德规则之外获得一种新存在。”所以反抗在更大意义上是“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也就是说,反抗不是为了我们的存在而杀人与死亡,而是“把心灵献给严酷痛苦的大地”,是“想到他人而超越了自己”。所以加缪在艺术创造中找到了反抗精神,“反抗是世界的制造者。这也确定了艺术的性质。”加缪把艺术中的创造视为反抗的精神,特别是小说,是对于世界的修正,是对于死亡的超越,在小说描绘的世界里能感受到巨大的反抗力量,“艺术中,反抗通过真正的创造来完成与永远存在,而非通过批评与诠释。而革命这一方面惟有通过文明来得到肯定,而非通过恐怖与暴政。”

艺术或者才是形而上的反抗,也是实践意义上的反抗,“在这个地狱中,艺术的地位与被战胜的反抗的地位是一样的,在空虚绝望的岁月中空怀着盲目渺茫的希望。”但是在艺术世界里,体察反抗精神的时代意义或者并不完整,所以加缪在《南方思想》中发出了疑问:“我们处于当代悲剧的顶峰,会变得对罪恶熟视无睹。生命与创造的源泉似乎枯竭。恐惧笼罩着布满幽灵与机器的欧洲。在两次大屠杀之间,在地下搭起断头台。施刑者在那里默默地庆祝他们的新信仰。是什么呼喊扰乱了他们?”在他看来,这种呼唤就是反抗,就是生命运动的反抗,就是生命站立起来的反抗,不是虚无主义,不是革命暴力,而是一种尊重个体生命,建立公正世界,符合人性需求,超越自己而共同享有的力量:“我们每人要拉开弓经受考验,在历史中与反对历史中征服他已经拥有的一切,收获他的田地中贫瘠的庄稼与这片大地上短暂的爱,在这个时刻,在一个人终于诞生的时刻,应当舍弃幼年时代的疯狂。弓张开了,木头吱吱地响,在弓张开得最满的时候,一支箭疾射而出,一支最刚劲的自由之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