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传说品

	编号：C27·2151022·1223
	作者：萧红 著
	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3月第1版
	定价：29.00元亚马逊16.70元
	ISBN：9787201091747
	页数：273页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的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
       ——《呼兰河传》

似乎这一年只有春夏秋冬四季，似乎这人生只有受得住和受不住两种，可是，受得住的只是自然的结果，那么也无关毅力和运气，而受不住的在“自然的结果不大好”的世界里，到底是谁拉着他离开？一种外力，巨大的外力，无法躲避的外力，从何而来？又如何以“离开这人间的世界”的方式告别人生？受得住的是自然的结果，受不住的是外力的结果，实际上，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活着和死亡的人生，大约都是在自古的循环里，大约也是无法改变的规律。

所以，当时间的坐标定格在“小城三月”的时候，那个春天果然就只有很短的命运了，冬天过去了，夏天还没有到来，这是自然的结果，看起来也应该是“受得住”的，而且，“春来了，人人像久久等待着一个大暴动，今天夜里就要举行，人人带着犯罪的心情，想参加到解放的尝试……”春风吹到了每个人的心里，是带着一种呼唤的，我的翠姨爱上了绒绳鞋，而且看到了妹妹出嫁，那是一种心灵的萌动，但是这种萌动像春风一样吹到了心坎里，带着呼唤，却也带着蛊惑，她爱上了堂哥哥，秘密的恋爱，是无论如何不能大声说出来的，无论如何是要带进坟墓里去的。

不是因为春天太短了，而是春风的蛊惑里带着一种宿命，如果是要自然的结果，她是会和一个未来的丈夫结婚，“人长得又低又小，穿一身蓝布棉袍子，黑马褂，头上戴一顶赶大车的人所戴的五耳帽子。”这是确定的婚姻，也是确定的人生，或者就会是确定的“自然的结果”——订婚三年，就要出嫁了，嫁妆里会有长穗的耳坠子和高跟鞋，但是翠姨却不肯回去，她的理由是要读书，“她说她要念书，她想不到出嫁。”这是一种拒绝，实际上是在春天里听到了呼唤，呼唤即为蛊惑，那个堂哥哥其实不在那里，不在春天里，不在自然的结果里，所以，读书的理由最后变成了那一个“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的力量，念了书，不久开始咳嗽，咳嗽，不久开始闷闷不乐，而在这个这种病态的春天里，翠姨是无法躲开约定和礼仪的，因为婆家说，娶过去之后，“病新娘娶过来一冲，就冲好了。”

读书的人是把这种说法叫做迷信，可是在他们看来，这还是自然的结果，所以最后根本无法躲避根本故无法拒绝，所以翠姨的世界里就期盼着一种死：“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只想死得快一点就好，多活一天也是多余的……”她说是因为自己任性，是因为自己有不从心的脾气，那时她是对堂哥哥说的，而这样的自我折磨，这样的求死，是没有一点办法可以逃离那一声不响的力量，春天来了，又去了，最后直到翠姨的坟头再长出了草，春天就又回来了：“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一掀一掀的和土粘成了一片，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

小城三月里，“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而在“后花园”的五月，似乎更短，当花开过了，就在六月结了果子，黄瓜、茄子、玉蜀季、大芸豆、冬瓜、西瓜、西红柿，以及爬着蔓子的倭瓜。开花结果，对于在后花园磨房里的磨官冯二成子来说，那萌动的感觉只是一瞬间的感觉，站在他面前的是赵老太太的女儿，晒着那双湿得透透的鞋子，只是偶尔抬头，便看见了她，而看见之后，也是赶快低下了头。赵老太太的女儿是否看见了他，是否有过一瞬的感觉，冯二成子是不知道的，他们只知道这个六月很快就会过去，因为赵老太太的女儿后来出嫁了。

萧红：呼兰河之后，我也不见了

那看见的一瞬在冯二成子心里是如春风带来了呼唤，他在梦里羞怯怯地红着脸，在夜里想着她没有熄灭的灯，但是身份太低，一切都只是在自己的心里听到呼唤，后来她出嫁了，他娶了王寡妇，再后来，王寡妇生了孩子死了，孩子也死了，再后来，“以后两年三年，不知多少年，他仍旧在那磨房里平平静静的活着。”——只是在后来的后来，那春天是不是又回来过，那六月是不是又结了果，冯二成子不会知道，所有人也不想去知道。和三月里死去的翠姨不一样，冯二成子的呼唤最后似乎没有成为蛊惑，他也没有最终被带离这人间的世界，一年四季在那里循环，人生的生死在那里循环，没有悲伤，只有平静，没有求死，只有自然。

但是，三月的翠姨和后花园的冯二成子，却都看见过希望，都听到过呼唤，都在春天里有过一种惊喜，这不是自然的结果，那种萌动其实是可贵的，是积极的，尽管是在轮回的春天里，有人在坟里，有人离开，但是这短暂的命运还是属于自己的。但是在呼兰河这个小镇上，却并没有真正的春天到来，并没有呼唤，甚至没有蛊惑，只有飞着清雪的冬天，只有混沌的天空，只有冷寂，“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这是只有两条大街的小镇，这是只有冬天的小镇，对于他们来说，这里的一天是“乌鸦一飞过，这一天才真正的过去了”；这里的一年是“人们四季里，风、霜、雨、雪的过着，霜打了，雨淋了”。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春天甚至也没有看见，而在严冬裂着口子的大地上，发生的一切却都和那种“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的力量有关。比如那个泥坑，就在街上，有人掉下去，有人陷进去，有人来帮忙，有人不肯伸出手，泥坑仿佛就是那个裂口，“这泥坑子里边淹死过小猪，用泥浆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这泥坑里边。”所以有人最后死在那里的时候，仿佛也是如小猫小狗小猪一样，王寡妇家的孩子掉到河里死了，王寡妇发疯了，可是后来却又平静地活着，“虽然偶尔她的疯性发了，在大街上或是在庙台上狂哭一场，但一哭过了之后，她还是平平静静的活着。”

死亡变得麻木，而死亡像是呼兰河这个小镇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东二街上的扎彩铺，是和死人有关的，而且就是为是人预备的，“人死了就完了。”生活在这里的人都这样说，所以当死亡发生的时候，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不管是像看客一样，还是和自己有关，都是冷漠的，而这种冷漠，在呼兰河小镇上，竟也成了一种风俗，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些习俗是热闹的，但是热闹的背后却都是和死亡有关，家里有人病了，跳大神驱邪，唱秧歌避祸，或者七月十五放河灯让冤鬼脱生，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为鬼祭奠，“跳大神有鬼，唱大戏是唱给龙王爷看的，七月十五放河灯，是把灯放给鬼，让他顶着个灯去脱生。四月十八也是烧香磕头的祭襄鬼”，一切和鬼有关，但当然，便和活生生的人无关。

这是一种荒凉，一种内容空虚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在这之前或者都是听说一些习俗，听说一些死亡而已，在呼兰河镇之外的世界里，我是在祖父身边，在大花园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我拉着祖父就到后同里去了，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决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祖父、院子和我，是不可缺少的三样东西，像是春天里的希望，像是在内心呼唤的春风，像是在翠姨和冯二成子世界里出现过短暂的美好，但是春天之后，那园子里便只有凋零的花，只有衰败的生命，“一切花朵都灭了”，像是那种把人拉走的力量赶走了一切的美好。

团圆媳妇，十四岁的女子，是应该像春天的花儿一样的，但是那么早就嫁了人，后来还听说被公婆打，几乎整个呼兰河镇都听得见，大娘婆婆说：“我也是不愿意狠打她的，打得连喊带叫的，我是为她着想，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有几回，我是把她吊在大梁上，让她叔公公用皮鞭子狠狠的抽了她几回，打得是着点狠了，打昏过去了。可是只昏了一袋烟的工夫，就用冷水把她浇过来了。”婆婆说她有病，需要跳神给她赶鬼，需要请大神，需要“抽帖儿的”——“画完了，把钱一算，抽了两帖二十吊。写了四个红纸贴在脚心手心上，每帖五吊是半价出售的，一共是四五等于二十吊。”而这吊钱都要团圆媳妇自己出，五十吊钱要在黄豆地里爬二十几天。而在这迷信的世界里，团圆媳妇也终于慢慢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夜里说话白天发烧，嘴里说着的“回家”被理解成“回阴间地狱的意思”，于是在跳大神的时候，把她的衣服撕了，大众洗澡，大神打着鼓，团圆媳妇便昏倒在大缸里昏迷。

水是太热了，一个晚上就烫了三次，而且烫一次就昏一次，而在这昏迷的折磨中，又想到给她扎纸人赶鬼——“穿布衣裳为的是绝对的像真人一擦脂抹粉，手里提着花手巾，很是好看，穿了满身花洋布的衣裳，打扮成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但团圆媳妇并没有好转，她的辫子整个掉了下来，她被人说成是妖怪，而在这愚昧的世界里，在被仪式化的迷信中，团圆媳妇终于死了，终于“回去”了。

而对于有二伯来说，似乎并没有像团圆媳妇那样，遭受非人的折磨和痛苦，六十多岁的有二伯没有地位，他只是和天空的雀子、院子里的大黄狗聊天，“他一和人在一起，他就一句话没有了，就是有话也是很古怪的，使人听了常常不得要领。”所以有二伯是在人之外的，这似乎是一种幸运，而且是在我家，所以即使偷了东西，也只是被父亲打了一顿，即使自己跳井，最后也是有人救了。还有住在磨房里的冯歪嘴子，竟也看不上了隔壁的王大姑娘，祖父说，她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一个磨房的磨官和一个坏女人在一起，是不被人所接受的，甚至有二伯也说：“好好的—个姑娘，看上了—个磨房的磨官，介个年头是啥年头！”所以在呼兰河镇的世界里，他们被人瞧不起，也瞧不起别人，他们自己在荒凉而空虚的世界里，也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荒凉空虚的世界。

后来有二伯死了，大约也是无声无息地去了，后来，冯歪嘴子死了，是在他的女人产后死了之后死的，带着两个病歪歪不长大的孩子告别了，再后来祖父也死了，后花园的主人也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团圆媳妇是受不住的人，在各种愚昧的迷信里，她是被带着寻求“自然的结果”，而那些离开的人，却像是受得住的人，和那些小黄瓜，大倭瓜一样，在循环的世界里，来了又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蜒，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那些来过的看见了春天希望的人，那些死去的经受了严冬的人，那些离开了像春风一样被蛊惑的人，那些消失了永远沉默的人，都在这受得住受不住的呼兰河镇里成为循环世界的一部分，荒凉也罢，空虚也罢，悲哀也好，冷漠也好，当一切都变成了似真似幻的记忆，“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四季循环，人生轮回，终究是没有人去改变、去反抗那背后“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的巨大力量。

	编号：C38·2151022·1222
	作者：【法】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定价：37.00元亚马逊21.20元
	ISBN：9787532145768
	页数：281页

我感觉到，我看到，我触摸到自己的罪孽。我的罪孽并不全部都在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蛇结里；这是我对亲生骨肉的仇恨，我的报复欲望，对金钱的嗜爱；我的罪孽在于拒绝在这团相互纠缠的毒蛇之外去寻找别的东西。
——《第二部》

可是，却死了。死了如何感觉，如何看到？如何宽恕缠绕在蛇结里的罪孽？如何摆脱欲念和报复？如何寻找那一种爱？仿佛就是一种悖论，罪孽永远在生命之中，永远束缚人的心智，等到感觉到和看到的时候，生命却走向了最后的尽头，那唯一的人生之路上，是那个收获的秋天，是葡萄园里的烟雾，是夕阳中昏昏欲睡的生活，却不是唤醒——“我应该爱的人都死了，本来会爱我的人也都死了。对于还活着的人，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靠拢他们，重新发现他们。”

只有死去之前才知道应该爱的人，而爱的人却又全部死去，包括玛丽内特，包括吕克，包括私生子罗倍尔，甚至包括结婚40年的妻子伊莎。那一本笔记本里本来也应该记载曾经活着的这些爱人，可是这临终前私密的笔记本却不是忏悔罪孽，而是报复——一个贯穿了一生的报复行为，甚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还是以毁灭和背离的方式被唤醒，直到最后一刻，完全变成了沉默的阴谋。一种家族式的阴谋，一种自小成长起来的报复，是源于爱的覆灭，是源于对金钱的占有，是源于对宗教的憎恶，“我明白，我将永远站在有产者这一边。”

“我要报复的是另一种沉默，在涉及我们的家务，我们深刻的矛盾是你一味保持的沉默。”68年的人生，40年的婚姻，对于我来说，像是一个早就写好了结局的故事，而这一切却源于家庭、身体和现实。我是一个寡妇的独生子，我是患有咯血疾病的人，我是拥有巨大财富的继承人，孤独而变得富有，富有却变得空虚，所以从小我便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我讨厌‘感情’。”——当身体垮掉的时候，我考入大学的雄心壮志破灭了；被逐年增长的财富所包围，我的青春成了慢性自杀；我锻炼口才仅仅是想在学习小组中憎恨宗教。为什么会无情，为什么会冷酷？就是因为我对于财产的畸形占有，甚至将感情也变成了交易的砝码。

和伊莎结婚，应该是对于青春和爱的一种尝试，可是当一个被母亲“用围巾包过头”的独生子，娶的是“出生在一个人多势众、组织完善、等级森严、因循守旧的家庭”的丰都台日家的小姐，起初的种种惊喜最后却变成了了对立，在我看来那原本没有感情的婚姻就是对财产的争夺，“妈妈不愿讨论年金；她坚持给你的嫁资要付现款。”所以在我看来，“在耶稣受难日啃块牛排，这就意味着你们休想在我有生之年掠夺我的财富。”多我来说，财富或者是我唯一的象征，唯一可以成为在我的生命中征服和占有的条件，所以当婚姻掺入了太多的物质欲求，我便把一切的所谓爱都看成了虚伪。

而且，“你在叫我的名字之前会叫过另外一个未婚男子的名字。”伊莎曾经承认，在那一个夏天，在埃克斯度假期间，她曾和素味平生的青年男子订婚，这更加剧了对于这场婚姻的不信任，“我们在爱河中沉溺，浮到水面上时却多了一个人：那个陌生的鲁道夫突然出现。我刚用双臂搂住你，就把他从你心中唤醒了。”唤醒的不是爱，而是怀疑，与男子热恋之后不满一年，她怎么又会爱上我呢？这种对婚姻的怀疑继而变成了对于爱的怀疑：“全都是假的，她对我撒了谎，我并没有得救。我怎么能相信一个少女会爱慕我！我是个没人爱的男子！”所以生活在一个寡妇的家庭里，我始终在缺失的世界里，而终于把眼前的一切都叫做虚伪。

而伊莎所谓的宗教呢？在我看来，只是每星期陪着去做弥撒的一种形式，“这是一个阶级的礼拜，一种为资产阶级专用的祖传宗教，一套除了社会意义之外已失去任何其他含义的礼仪。”而对于和伊莎生下的儿女，在我看来，他们只是想继承我的财产，“热纳维埃芙这个已是四十岁的胖女人，刚才为了她的无赖女婿竭力想从我手中诈取四十万法郎，我还记得她小时候坐在我膝上的模样。”所谓救自己的孩子，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在我的世界里只有那种“你们竞相瓜分财产的幻象——这一争夺将使你们彼此扑向对方：围绕我的地产，围绕我的证券，你们会像狗一样撕咬。地产将落到你们手里，可是证券不再存在”。

对婚姻的怀疑，对宗教的怀疑，甚至对于子女的怀疑，在我的人生之中，处处充满了虚伪，处处是复仇。我告发了儿子，我躲避了妻子，我只在自己一切的心里话都写在笔记本里，然后锁进保险柜，只有沉默，只有报复，只有怀疑，“到六十八岁，我才清晰地看到，我之所以拒绝一切艳遇，并非出于什么美德，而是出于猜疑和吝啬。”爱在哪里，爱只不过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恶心勾当。

从小缺失父爱，也让孩子缺失父爱，从小生长在财富世界，也让整个家庭陷在财富的争夺中，从小体弱多病，对于人生的一切都变得病态。68岁的人生是不是就是这样被写好了最后的结局——孤独地死去，恐惧地死去，像一件物品一样死去？人生变成了一个虚无，“对死亡的畏惧，就是怕肉体痛苦，最后咽气时的痛苦？不，那是因为死亡意味着再存在，意味着只能用负号表示的虚无。”但是在这虚无的现实里，在这负号的人生中，我曾经却看见过那一丝的微光，一种爱的温暖和纯洁。妻子的姐姐玛丽内特的丈夫在死亡之前曾留下遗嘱，可以继承一大笔财产，却不能再嫁，否则绝大部分遗产就得归他的侄子们所有。但是三十岁的玛丽内特却选择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她宁肯不要七百万的遗产而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是对财产的蔑视，也是对爱的追寻，而我曾经就牺牲了一切，让她成为我的女友：“在这万籁俱寂的世界里，只有她的呼吸透出一丝生机。”这是爱的回归？或许是我想要的那种纯真，那种不受财产羁绊的生活，“我记得你夜间身上的芳香。要相信肉体的复活，也许先得克制肉欲。纵欲过度的人甚至不能想象肉体还会复活，这便是他们受到的惩罚。”而这也恰恰是我最缺失的，物质主义的生活是糜烂的，是纵欲的，是腐朽的，是不道德的，但是玛丽内特却打开了一扇窗，她允许我进入，而在这进入的世界里，我甚至从玛丽内特的儿子小吕可身上看到了更多的那种叫爱的东西：“随着他逐渐长大，他的天性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纯洁，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我们的儿女都是好孩子，但愿如此。”而这一种纯洁也是玛丽内特的某种复活，“那股曾经在她身上涌出而又随她返回地下的清泉，再一次在我跟前喷涌。”

也是一个悖论，我为什么会爱上玛丽内特？无非是在财富的无尽占有中需要一股清泉的气息来唤醒沉睡的爱，但是在金钱的世界里太久，玛丽内特和小吕可仿佛又成为浮光掠影，甚至反过来又使我陷入到更深的物质主义的窠臼中，所以矛盾，所以痛苦，就像被毒蛇压得窒息的生活，已经浸透了毒液，再也无法挣脱出来，“这个蛇结是无法解开的，必须用快刀、利剑一下子斩断：我给你们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利剑。”快刀在哪里？利剑在哪里？爱又在哪里？“伊莎，缆绳已断；我在漂流。是什么力量把我席卷而去？一股盲目的力量？一种爱的力量？也许是一种爱……”

其实没有泯灭那一份爱，没有泯灭那一种信仰，只是被财富的尘土覆盖得太厚，被贪欲的心遮蔽太久，既然那小小的窗口被打开了一个口子，外面一定会有某种微弱的光芒，是的，对于私生子罗倍儿似乎就是一种拯救的机会，“若干年来，对这个没有见过面的儿子，我一直萦怀于心。在我可怜的生涯中，我始终感到有这个儿子存在。”在名正言顺的家庭之外，在占有和被占有的规则之外，罗倍尔的存在也是一种爱的唤醒，秉性纯朴，眷恋亲故正好是对于自己亲生子女那种贪婪的对立，所以在剥夺他们的继承权的同时，却又给他每月一千五百法郎。金钱和物质，曾经在我的生命中占据而变成一切的衡量标准，而随着报复行动的开展，财产的意义其实变成了一种羁绊，我反而讨厌一切的羁绊，“我曾设法把它送人或是丧失它，我甚至不能随心所欲支配它”，但是在爱的问题被唤醒之后，丧失和支配也变成了另一种束缚，“忽然间，我觉得自己对于它已十分超脱，它已提不起我的兴趣，已与我无关。”

放下是为了另一种寻找，爱人之死，孩子之死，纯真之死，还有什么是存在的？死亡不是失去，而是醒悟。当伊莎在我之前死去的时候，我曾经靠得最近的死亡仿佛变得遥远，甚至死亡的报复意义荡然无存，“我每念及我妻子，总要想象她成了我的遗孀，热孝在身就去开启保险柜，必定心里有愧。”看不到保险柜，看不到笔记本，也看不到我邪恶的内心，看不到他们的贪欲，“她死了，死之前不了解我，不知道我并非一个怪物，一个刽子手，我身上还有另外一个人。”所以阴谋最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虚无，一个负号，而她在笔记本上写下的话又仿佛是一次救赎：心灵的花束，“我非罚人堕地狱者，我名耶稣。”这是引用圣弗朗索瓦·德·沙尔的一句话，心灵上盛开的花束，是不是需要底下的清流？不是贪求而入地狱，而是如耶稣一样在受难中复活。

结婚前的另一个男人的名字，结婚后和子女对财产的觊觎，伊莎在我内心来说，从来不代表爱，但是在她死亡之前却以一种对爱呼唤的方式表达内心，那种被遮蔽，被误解的爱何时会被看见，何处被感觉到？就如我的罪孽，我的仇恨，我的欲望，也都在死亡降临之前，变成一种救赎。“我想必须有一种力量。什么力量？需要某个人。是的，需要那个人，在他身边我们大家都能携起手来，他将对我家里人担保我内心斗争的胜利；需要那个人，他将为我作证，将从我肩上卸下那个不堪忍受的重负，把它背到自己身上。”那个人是存在的，在我对玛丽内特的爱中，在对小吕可的照顾中，在对罗倍尔的赡养中，它不曾完全泯灭，而现在一切的爱人都走向死亡的时候，我却需要“那一个人”走进内心，“我在寻找那个唯一能完成这个业绩的人，那个人必须本身就是所有心脏的心脏，是一切爱恋之情的火热中心。”

收养雅妮娜或许是我死亡之前做的最后一件和爱有关的事，“雅妮娜逃出疗养院，我把她收留下来，已有一个月了。”一个被嗜酒的丈夫拖累的女人，一个在爱情中劳作和负担的妻子，一个被父母误解甚至抛弃的女儿，是需要那一种爱的拯救，而对于我来说，是在“那个人”的指引下的真正回归：“我在临死之前但凡能接触到一个人的内心，也感到很幸福了。”死在写字台上，脸贴着打开的笔记本，我死得并不痛苦，甚至笔记本以打开的方式出现，也意味着彻底放弃了报复的阴谋。“他曾是一个可怕的人——有时甚至令人不寒而栗。尽管如此，一道奇妙的光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照亮了他。”

这是雅妮娜写给我的儿子于倍尔的信里说的话，作为死之前唯一感受到那道奇妙之光的见证人，雅妮娜也是这个充满斗争和占有欲望家族最后一个希望，从我的寡妇母亲开始，到我对于金钱、物质的疯狂而变态的占有，到我的子女对于财富的争夺，所有人都是看不清真理的罪人，所有人都像死去的人，但是，正是这一种肉体的死，才能最后发现那道奇妙的光，“外公是我见过的唯一信教的人。”——这是爱之光，这是信仰之光，”如果我对您直说，哪儿有他的财产，哪儿就没有他的心，您会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在最后的救赎中，“那个人”会为所有的生者和死者作证。

	编号：C38·2151022·1221
	作者：【法】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定价：33.00元亚马逊18.90元
	ISBN：9787532145744
	页数：111页

她直视着她的丈夫，好似一个相信天国的生命垂危的女人凝视着死亡一般，她的嘴边露出微笑，仿佛人们在欺骗一个行将死亡的人时所表现出的那样。

望见丈夫，却像凝视死亡，露出微笑，却是一种欺骗的表情。在诺埃米面前的是让·佩罗埃尔，他是丈夫，她是妻子，在一种合法的婚姻里，谁在不停地拒绝，谁在制造着假象，谁得到了满足，谁又品尝了痛苦？他和她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微笑和死亡之间，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总有一个巨大的存在，将他们隔开，将他们分离，“分离是罪中之罪”，让的父亲热罗姆先生的这句引用，就是把他们之间的阻隔带向罪恶的边缘。

在这场婚姻里，热罗姆似乎就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朗德平原上的豪门地主，无论如何都代表着土地、财富和权力，但是妻子的逝世，本来就是一个缺席的寓言，所以他以一种近乎封闭的状态中行驶着自己的权力，“他在午休时，整个屋子都处于一片麻木状态之中：既不得开门，也不得关门；既不许吭声，也不许打喷嚏来扰乱这不可思议的寂静。”世界仿佛就是他一个人的世界，不开门也不关门，不吭声也不扰乱寂静，在无和有之间，是不存在一种绝对的和谐，实际上更是变成了无法弥合的矛盾，如死亡一样，将这个世界推向了“永无尽头的安息”，而那个女仆加黛尔，“对于革命、战争以及那么多的历史事件竟然一无所知；而每年过圣诞节宰杀的猪却使她那已近干涸的泪水浸湿了沾有眼屎的双眼。”在这个绝对安静的死亡里，也分明只是一个和自己饲养的猪一样，在封闭的世界里寂灭。

而对于儿子让·佩罗埃尔的婚姻，他也以自己的权威将他封闭起来，因为财富，因为权力，年轻貌美的十七岁少女诺埃米根本没有否定的理由，就完全变成了儿子的妻子，变成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寂静”里的爱。爱是一种结合，但实际上无论是对于让·佩罗埃尔还是对于诺埃米，都是一种分离。但是这种分离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得像“罪中之罪”，甚至，它在结合过程中还走向了对于人性和欲望的满足。让·佩罗埃尔从来都有着男人的欲望，缺少母爱，包围在父亲“永无尽头的安息”里，在让·佩罗埃尔身上是萌生出一种反抗的，他痛恨自己的丑态，他挑战自己的孤独，甚至他追求自己的所爱，那把二十四毫米口径猎枪是他想要打破这种束缚的努力，“这枪是本地区所有的喜鹊都熟悉的；让·佩罗埃尔是喜鹊的死敌。”

是的，一把枪可以制造对抗，在让·佩罗埃尔的世界里，还有另一把枪，那就是尼采，他阅读《尼采文选》，《善与恶的彼岸》里的那句箴言是：“它阐述了两种道德：主子的道德和奴才的道德。”主子和奴才组成的二元关系，恰恰也是自己家族存在而无法打破的结构，父亲或者权力，是主子的道德，而自己的丑陋和孤独，或者只能有奴才的道德。尼采对于让·佩罗埃尔来说，是一把猎枪，可是他没有太多的能力握紧这把猎枪，或者在制造的反抗中，他更多的是妥协，忍让，所以在尼采之外，他读到的是宗教，是上帝，“什么比世上任何一种邪恶更为有害呢？那就是对卑贱者和弱者所表现出的恻隐之心。”这是一种拯救，不是对于卑贱者的恻隐之心，而是在忍让和禁欲中感受上帝的荣光，这是另一个父，一个庇护者，所以宗教对于他来说，成为一个避难所，“它为这丑八怪的孤儿拉开了安慰的帷幕。”

但是这样去理解救赎，这样去信仰上帝，其实是空洞的。当诺埃米终于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欲望和人性世界里成为了一个男人，一个想要的男人，一个有追求的男人，一个不受束缚的男人。“宛如一株玉兰花绽开在花瓶外面”的连衣裙，“像狗屁股一样向两边摆动”的臀部，“宛若一株向前捧出果子的树”的“沉甸甸而柔软的胸脯”，在让·佩罗埃尔面前的诺埃米完全是身体意义的，这身体意义带来的是刺激，带来的是欲望，对于可怜、丑陋、孤独的让·佩罗埃尔来说，对于从没生活在没“不可思议的寂静”里的让·佩罗埃尔来说，对于信奉禁欲主义和忍让精神的让·佩罗埃尔来说，这无疑是打开了另一个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他不仅看见了诺埃米的身体，也看见了属于自己的肉身。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如何让爱不变成荒漠

“在教堂做大弥撒的过程中，当诺埃米穿越正厅而轻轻碰到让·佩罗埃尔的椅子时，他几乎不敢吸入被她的高级薄纱裙拂动的空气，她身上的香皂气息和干净内衣的气味。”身体却在大弥撒的教堂里，这是矛盾，而这样的矛盾带来的一定是冲突，他开始变得向另一个人，扮着鬼脸，手舞足蹈，引用诗句，在诺埃米面前，他像一个活着的人，展现自我，表达欲望，“这是个怪人，有点疯疯癫癫。”这是人们对他的评价，而在这个世俗世界里，让·佩罗埃尔的欲望是无法得到认可的，但是他无法阻挡自己，甚至想着那一个“她将属于他的”夜晚。

在父亲的权力之下，让·佩罗埃尔似乎轻易就抵达了那个夜晚，他娶诺埃米为妻，在那个持续了六小时的战斗之后，他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却也终于把自己又推向了矛盾的两端，“佩罗埃尔浑身汗水淋淋，一动也不敢动，他待在一个终究要被抛弃的僵尸身边，真比一条蛆虫还要令人厌恶。”他知道这终于爆发的欲望里，“有人要送命；大地要颤抖……”这不仅在自己身上，有着违背禁欲和忍让的罪恶感，因为在他看来，美丽的诺埃米从来没有喜欢过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答应过这场婚姻，这是一种违背，在信仰上帝的路上，他是犯了错的。而对于诺埃米来说，这样一场婚姻也是违背自己的本性，她曾对父母说，自己害怕结婚，“她希望进卡尔泰修道院。”在让·佩罗埃尔释放欲望的时候，她是用“退了色的圣衣和祝过福的圣牌”来保护自己，实际上，她一直希望摆脱这样一种婚姻，但是在父母的安排下，她又无法拒绝，“她是那种在婚姻中毫不追求肉体快乐的女人，安分守己，一切听从上帝和丈夫的安排。”

在让·佩罗埃尔那里，婚姻是一种罪过，在诺埃米那里，婚姻只有顺从，所以即使有那个汗水淋淋的夜晚，即使诺埃米怀孕了，但是他们得到的不是人性和欲望的满足，不是幸福与和谐，而是背负着罪恶感的痛苦，“让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罪人；而她则痛恨自己没有能按照上帝的意志做一个妻子。”于是他找借口出去打斑尾林鸽，从而远远离开她；而她也像凝视着死亡一样看见丈夫。但是这样的分离依然是“罪中之罪”，在逃离和欺骗中，对于谁来说，都无法浇灭内心的欲望。

让·佩罗埃尔出去找妓女，“他一一清点着这群消瘦的母狼的数目。”而对于诺埃米来说，除了有一种没有按照上帝的意志做一个好妻子的负罪感之外，她也有一种欲望难以抑制的痛苦感。皮厄雄医生是出现在她眼前的陌生人，“她不知不觉隐隐约约地想象着在她脑子里留下了印象的那个陌生人的面孔。”陌生的面孔打开了她的世界，她寻找，她想象，甚至，“心中漾起了一阵极其甜蜜的感情波涛，以致耽搁了上床就寝的时辰。”是的，这是一种本能，和让·佩罗埃尔当初对于她的欲望一样，是无法从道德意义上加以否定的，但是这种欲望却在萌芽状态下，也就面临着扼杀的危险，她反思，她为自己敲响警钟，“她不得不重新开始背诵各种祈祷经文，这使她心头出现了第一次恐慌：在上帝和她之间有一张棕褐色的面容在微笑。”

棕褐色面容，微笑的面容，是上帝在看她，还是她在看上帝？是上帝制造了隔离，还是她自己制造了隔离？上帝或者是她所设想的上帝，甚至她也成为里主宰自己的上帝，“她重新塑造了丈夫，使他不再令人厌恶，因此，丈夫在她的脑海里留下的只是一副狡黠的、经过整容的形象。”这是去除世俗的一种努力，她在让·佩罗埃尔的欲望里看见了自己的欲望，她在让·佩罗埃尔的离开中看见了自己的忍让，所以重新塑造丈夫，就是重新塑造自己。但是在让·佩罗埃尔那里，这一种“罪中之罪”甚至变成了自我牺牲的救赎，他去看望身患疾病的朋友，为的是自己染上重症，为的是脱离世界，为的是结束诺埃米的痛苦。

让自己患上疾病，在让·佩罗埃尔看来，自己曾经违背诺埃米的欲望就是一种疾病，所以他以一种殉道者的身份为自己也为诺埃米救赎，当他真的患上了疾病，真的病入膏肓的时候，对于诺埃米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痛苦的开始。完成了对于丈夫的塑造，他已经是一个去除了世俗评价的人，而在疾病面前，她也终于为他带来了“给麻风病人的吻”——这个来自耶稣的圣迹，是仁慈带来的新生，是自我修炼带来的救赎。“他是多么高尚，多么伟大啊！倘若他能恢复健康，她会多么爱他！”这样一种爱是建立在让·佩罗埃尔自我牺牲之上的，是建立在诺埃米仁慈和感动之上的，当然也建立在她拒绝医生的贪欲之上的。

同样是欲望，对于医生来说，完全是一种羞耻的征服，“他不相信她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年轻的医生认为自己对这类女人是熟稔的：他大概已经跟神甫为争夺这只母羊而在进行角逐了。”在他看来，让的疾病会让她投入自己的怀抱，这是一种自私的爱，甚至是一种堕落的爱，所以在让·佩罗埃尔死亡而重生的救赎里，诺埃米看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一切，她拒绝了医生，她第一次把丈夫叫做“漂亮的”，而且她为他的死守丧三年。让·佩罗埃尔在疾病和死亡中获得了心灵的慰藉，那不是禁欲主义，也不是忍让，而是一种超越欲望的牺牲，而诺埃米在丈夫的自我牺牲中感受到了虔诚，似乎上帝在她之间只有笑容。

这是爱的回归？让的欲望，诺埃米的欲望，医生的欲望，或者是三种不同的人性写照，而在欲望的世界里，总有道德和宗教的力量，无形地改变一切，让·佩罗埃尔的自我牺牲让自己成为一个麻风病人，而正是这样的疾病，才能得到上帝的吻，得到上帝的救赎，而在高过自己的植物丛中划破了手的诺埃米，也在这经历中学会了自我牺牲，那一种对于陌生面孔的暧昧向往无法承担起对于自我的救赎，她的吻献给了让·佩罗埃尔，也献给了自己——她也成了另一个需要获得新生的麻风病人：“沉重的鞋子里满是沙子，她不得不紧紧抱住一株枯萎的橡树，树枝上焦黄的枯叶，在火焰的冲击下簌簌地响着——一株与让·佩罗埃尔相似的忧伤的橡树。”

	编号：C38·2151022·1219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3年08月第1版
	定价：38.00元亚马逊22.60元
	ISBN：9787532761845
	页数：336页

让我们仅仅指出，反抗在与历史斗争时，在形而上的反抗里，在“故我们存在”与“我们是孤独的”之外又增添了新命题：我们不会为了生产不属于我们的存在而杀人与死亡，相反要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
       ——《历史上的反抗》

因为荒诞而矛盾，因为矛盾而反抗，因为反抗而死亡——不管是自杀还是杀人，当反抗彻底变成一种行动意义上的革命的时候，“故我们存在”变成了合目的性的要求，而“我们是孤独的”命题又把反抗拉回到虚无主义的世界，虚无主义不是制造，不是存在，虚无主义的反抗就是一种否定自己的行为，在革命的旗子下最终变成专制，变成恐怖，变成暴力，“虚无主义在今天已登上王位。声称以革命的旗帜引导我们的那些思想实际上已变成随声附和的而非反抗的意识形态。”虚无主义本来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反抗，革命本来是一种制造新存在的行动，但是在反抗历史的标本中，这样的形而上学和革命，反而变成了一种恶，架设了断头台，树立了敌人。

“我公开地把心灵献给严酷痛苦的大地，往往在神圣的夜晚许诺要忠贞地爱它，至死不渝，承受其命定的沉重负担，一无所惧，决不蔑视它的任何一个谜。这样一种致死的纽带把我和它联结在一起。”引用荷尔德林在《恩培多克勒之死》中的句子，加缪其实不是为了为妥协寻找一种借口，而是“忠贞地爱它”，是“承受其命定的沉重负担”，是“绝不蔑视”，是为了“把我和它联结在一起”，积极乐观，是面对“严酷痛苦的大地”采取的一种精神上的解放，但是这样的解放无论如何还有着某种神圣性，甚至有时候脱离了反抗的内在需求。在加缪看来，以神性的力量来化解悲痛，是一种精神的至上主义者，但是在现存的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回到反抗的自我意识这个主题上来，“反抗必须自我审视，以便学会驾驭自己的行动。”自我审视之后才能驾驭自己的行动，才能找到“神圣的夜晚”，才能保持忠贞，才能面带微笑，才能一无所惧。

如何审视自我？加缪把罪恶放在这个链条的开端，罪恶变成信仰，罪恶取代理智，罪恶制定法律，罪恶控制哲学，“罪恶以清白无辜乔装打扮，颠倒是非很适合我们时代的性质，此时，清白无辜却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加缪把我们时代具有的罪恶归结为逻辑罪恶，“自从人们信仰一种学说，自从罪恶受理性控制，它便如同理智本身一样繁衍增多，有了三段论一样无可争辩的性质。它如同呼喊一样是孤独的，同科学一样是普遍的。它昨天受到审讯，今天却制定法律。”这是奇怪的逻辑，这是荒诞的罪恶，实际上乔装打扮的罪恶成为我们时代的特征，就是因为我们生存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荒诞推理而衍伸为逻辑罪恶，所以当荒诞变成这个时代的普遍意义，罪恶也就无孔不入地实施着自杀和杀人的事情，而要消除荒诞，在加缪看来，就是要进行反抗：“我大喊我什么都不相信，一切都是荒诞的，但我不能怀疑我的呼喊，至少应该相信我的抗议。我这样便在荒诞经验之内得到了最早的惟一明显事实，即反抗。”

一切都是荒诞的，一切都需要反抗，反抗诞生在无理性的场景中，反抗面对的不公正的生活，反抗是为了在混乱中建立秩序，反抗是寻找一切消逝事物那个统一性，也就是说，反抗的最终目的不是拒绝，不是死亡，而是发现合理性，所以在加缪看来，反抗的反抗者是说“不”的人，但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他也是一个说“是”的人，“他突然意识到人身上有某种东西应该是属于自己的，哪怕这种情况为时短暂。”这就是反抗者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在更大意义上是为了超越个体，也就是说，我的反抗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我身上的某种东西是所有人共同享有的，也就是人有互助性的天性，“这种互助性是在镣铐中产生的。”它是一种集体意识的觉醒，是一个群体相信有某种正当的权利，“反抗表现出人类在其生存活动中对自身的意识越来越广阔。”

“在荒谬的经历中，痛苦是个人的。一进入反抗行动，痛苦则成为集体的，成为众人的遭遇。”尊重人，符合人性，这是反抗所要建立的世界的意义，而这个世界也是超越了圣宠的感恩世界，所以加缪把反抗作为生存权利的一种“类行为”，包含着人类性和社会性。而这种“人挺身而起反对其生存状态与全部创造”，在加缪看来，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反抗，因为“它否定人与创造的目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过程，是一种行动，不是为了目的的反抗，而其要脱离神圣的恩宠世界，就是要摆脱神性而恢复人性。所以形而上反抗精神从起源上来说，是和宗教有关，从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反抗，到杀死其弟亚伯的该隐，再到伊壁鸠鲁及卢克莱修所说的人化的神，加缪认为，在十八世纪末才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反抗，其标志人物是戴着镣铐的哲学家萨德。27年的监狱生涯似乎是将萨德推向了一种饱尝罪恶的深渊，所以他怀疑神性，否定上帝，“上帝若存在的话，怎么会是冷漠无情、邪恶残忍的呢？”萨德否定上帝，是为了得到本性，而本性在萨德那里就成为一种自由，自由是毁灭罪恶的力量，自由是创造王国的手段，自由是本能的自由，自由是权力意志，所以萨德的自由主义到最后“必须使自己成为本性的刽子手”，这就是那个“唯一的人”，是终结世界也是成为上帝的人，“‘唯一的人’转身走向那个囚徒，正是这个徒无穷尽的想像力创造了他，二人交融在一起。”

而萨德的“唯一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浪漫主义，他和囚徒站在一起，其自身也有了恶的特点，“它仅仅热衷于塑造不法之徒、善良的苦役犯、豪爽的强盗之类的形象，借以阐述要求自由的深沉的运动。”所以当浪漫主义以花花公子的形象开创自己的反抗世界的时候，他创造的是一种奇特的“否定美学”，就如波德莱尔的罪恶花园，罪恶在其中是一种比其他东西更为稀罕的品种，而恐怖自身变成了细腻的感觉。浪漫主义的反抗是对于上帝的反抗，所以它以恶来回答恶，以高傲来回答高傲，甚至用沉默来回答沉默，所以说，浪漫主义者把自己当成了另一个上帝。但是这种对于上帝的回答是建立在一种“好意”基础之上的，甚至它自己成为另一个上帝也是为了创造秩序，所以这样的反抗无法走向更远，它最后被虚无主义“一切皆被允许”而走向了其反面。

“我们否定上帝，我们否定上帝的责任，惟其如此，我们方能解救世界。”尼采的那一声宣言是虚无主义对于反抗的阐释，否定上帝，而且上帝已死，在本质上是否定上帝的道德性，所以击垮一个圣殿，建立一个新圣殿，其最终的指向是单一的“不”，或者单一的“是”，在尼采那里，不管是否定上帝，而是自己成为上帝，都是一种单向的目的论，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只有放弃一切反抗，甚至放弃想要产生神明以纠正世界的反抗，反抗者才能成为上帝。“若果真有个上帝，如何能忍受自己不是上帝呢？”所以这样的反抗只是虚无主义，“用完全投入这个世界来代替一切价值判断，这样，便从绝对的失望中进发出无限的欢乐，从盲目的奴役发出极大的自由。”

而在超现实主义那里，反抗变成了另一种绝对的理论，完全不屈从，破坏规则，幽默与崇拜荒诞，它对一切挑战，“永远在重新开始的挑战”，超现实主义的启发者洛特雷阿蒙与兰波告诉我们，表象的不合理的欲望通过何种道路可以把反抗者引到最为破坏自由的行动形式。所以有了兰波诗歌之外那腰带里带着的八公斤黄金，有了安德烈·布勒东“无情的权力”与专制带来的政治狂热，有了破坏的混乱，有了必需的死刑，也就是说，超现实主义害怕的是承担责任，它想到的是破坏，不管是诗歌的诅咒，还是物质的锤子，他捍卫的就是不合理性，而这种不合理只有一个主人：“我反抗，故我存在”。

从自由主义到浪漫主义，从虚无主义到超现实主义，形而上的反抗的核心是对恶的抗议，但是这种抗议最后变成了”过度的绝对“，也就是反抗精神也变成了虚无主义，最后吞没了创造的力量。而其实在加缪对于反抗的阐述中，除了形而上的反抗之外，历史上的种种反抗行动，似乎都在这一个“过度的绝对”中走向了反抗精神的反面，不管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变成了一种虚无主义。历史上反抗的实践似乎都指向一个词：革命，“革命是形而上的反抗的合乎逻辑的继续。”革命是因为向往自由，革命是为了抗议压迫，革命是为了获得正义，而革命却必须拿起武器，所以革命当为了建造一个新政府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变成了断头台为标志的时代。

“一个被法庭判处死刑的骗子竟说他要反抗压迫，因为他要反抗断头台！”本来，断头台是压迫的最明显的象征之一，但是在怀疑一切的革命时代，断头台已经变成了革命的标志，已经变成一个绝对的符号，甚至变成了自由，所以在革命式的反抗中，这种断头台的象征意义一直存在着，而在非道德主义、科学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等理论的补充之下，破坏一切的革命甚至走向了恐怖主义，建立政府的革命则走向了专制主义。1878年俄罗斯女子维拉·查苏利奇开的那一枪引发了一连串的镇压与谋杀；同一年，“人民意志”一个成员克拉夫琴斯基在其《以死还死》的小册子中把恐怖活动定为原则，其后果接踵而至；仍是在1878年，亚历山大二世创造了国家恐怖主义最有效的武器。一方面是镇压与革命的对峙，另一方面则导致国家的加强，“1789年革命引来了拿破伦，1848年革命产生了拿破仑三世，1917年革命使斯大林掌权，二十年代意大利的动乱使墨索里尼上台，魏玛共和国招致希特勒的统治。”

不管是国家权力的加强，还是革命力量的破坏，多于反抗精神格格不入，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加缪看来，都变成了一种暴力，变成了另一个帝国，“原则的革命杀死了上帝在人世的代表。二十世纪的革命杀死了上帝在原则本身中的残留之物，并使历史上的虚无主义神圣化。不论这种虚无主义以后借用了什么道路，从它想摆脱一切道德规则而在本世纪进行创造之时起，便建造了恺撒圣殿。”这不是合理的革命，当然这也不是最可贵的反抗，甚至这样的犬儒主义都变成了虚无主义，反抗甚至也开始否定自己，“从而陷入最极端的矛盾”。

而加缪一开始就认为，反抗者不仅是那个说“不”的人，也是一个说“是”的人，他否定荒诞和不公平，却也应该创造秩序，寻找自由，“我们不存在，但应当通过一切手段来存在。我们的革命就是通过制造，在一切道德规则之外获得一种新存在。”所以反抗在更大意义上是“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也就是说，反抗不是为了我们的存在而杀人与死亡，而是“把心灵献给严酷痛苦的大地”，是“想到他人而超越了自己”。所以加缪在艺术创造中找到了反抗精神，“反抗是世界的制造者。这也确定了艺术的性质。”加缪把艺术中的创造视为反抗的精神，特别是小说，是对于世界的修正，是对于死亡的超越，在小说描绘的世界里能感受到巨大的反抗力量，“艺术中，反抗通过真正的创造来完成与永远存在，而非通过批评与诠释。而革命这一方面惟有通过文明来得到肯定，而非通过恐怖与暴政。”

艺术或者才是形而上的反抗，也是实践意义上的反抗，“在这个地狱中，艺术的地位与被战胜的反抗的地位是一样的，在空虚绝望的岁月中空怀着盲目渺茫的希望。”但是在艺术世界里，体察反抗精神的时代意义或者并不完整，所以加缪在《南方思想》中发出了疑问：“我们处于当代悲剧的顶峰，会变得对罪恶熟视无睹。生命与创造的源泉似乎枯竭。恐惧笼罩着布满幽灵与机器的欧洲。在两次大屠杀之间，在地下搭起断头台。施刑者在那里默默地庆祝他们的新信仰。是什么呼喊扰乱了他们？”在他看来，这种呼唤就是反抗，就是生命运动的反抗，就是生命站立起来的反抗，不是虚无主义，不是革命暴力，而是一种尊重个体生命，建立公正世界，符合人性需求，超越自己而共同享有的力量：“我们每人要拉开弓经受考验，在历史中与反对历史中征服他已经拥有的一切，收获他的田地中贫瘠的庄稼与这片大地上短暂的爱，在这个时刻，在一个人终于诞生的时刻，应当舍弃幼年时代的疯狂。弓张开了，木头吱吱地响，在弓张开得最满的时候，一支箭疾射而出，一支最刚劲的自由之箭。”

	编号：C25·2151022·1217
	作者：[清]石玉昆 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定价：24.00元亚马逊13.80元
	ISBN：9787101093766
	页数：586页

宁老先生乃给包公起了官印一个“拯”字，取意将来可拯民于水火之中；起字“文正”，取其意“文”与“正”，岂不是“政”字么？言其将来理国政，必为治世良臣之意。
        ——《第三回 金龙寺英雄初救难  隐逸村狐狸三报恩》

九岁的包公在私塾，只要宁老先生一点《大学》的句断，就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知“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背诵如流，使得宁老先生大喜，留下一句“不想我宁某教读半世，今在此子身上成名。这正是孟子有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老师之乐，并不在于包公能将圣贤之书背得滚瓜烂熟，而是看见了读书的意义，那就是包公显露了“天下英才”的潜质，甚至可以说，是在启蒙中开启了一种“明德”、“至善”的风范。大学之道虽然在九岁包公那里更多呈现的只是字词而已，“教上句便会下句，有如温熟书的一般”，但是他已经具备了以后为国家栋梁的素质，所以宁老先生给包公起的官印是一个“拯”字，起的字便是“文正”。

“拯”为拯救，文正而为“政”，这种命名方式，其实已经将包公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治世良臣理国政便也成为老师的期望，自我的目标。这并非仅仅是启蒙，一种命名的开始，其实包公之后的人生之路已经走向了“大学”，而这种预言和启示性的命运在某种方面却是对于自身多舛幼年的一种超越。母亲是四旬开外怀孕，已有二子的包员外终日忧愁，而那独坐书斋的梦差点将包公带向人生的厄运，“朦胧之际，只见半空中祥云缭绕，瑞气氤氲。猛然红光一闪，面前落下个怪物来，头生双角，青面红发，巨口獠牙，左手拿一银锭，右手执一朱笔，跳舞着奔落前来。”梦中的怪物，是打破了本来的秩序，对于父亲来说，此种征兆也是大凶，所以有了后来包海将他抛尸野外，差点落入虎口，而包山的解救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兄弟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善与恶，宽容和私狭，渗透在包公的幼年生活里，而到了七岁的时候，包公将救下他的兄嫂呼为父母，这是一种乱伦的称呼，对于伦理秩序的颠覆，其实是对于员外及兄长扼杀生命的否定；而且，包公从小到七岁从未哭过，也从未笑过，“每日里哭丧着小脸儿不言不语；就是人家逗他，他也不理。”

奇异的出生，奇异的性格，奇异的家庭，对于包公来说，的确是人生的变数，也是通向“大学之道”的坎坷，而这种自离娘胎而“天降大任”的考验其实是回应着朝廷的悲欢离合，小说一开始就以八月中秋的天象开始，西台御史兼钦天监文彦博出班奏道：“臣夜观天象，见天狗星犯阙，恐于储君不利。恭绘形图一张，谨呈御览。”那时的宋真宗还未有储君，所以这天象的吉凶自是一个未知数，而真宗那句“二妃子如有生太子者，立为正宫”，却将刘妃和李妃的命运，以及太子的命运也推向了变数，“狸猫换太子”宫廷争斗衍伸出的是关于君主的坎坷和折磨，也正是这种包公和仁宗波折中的共同点，让他们的命运契合在一起，也为后来仁宗重仁重义的明君形象奠定了基础。

这是一种呼应，呼应的目的就是为狭义文化的建立提供了一种大背景。而包公在个人成长中，也逐渐开始了从江湖到庙堂的人生之路，从读书到中试，再到成为定远县知县，也是一种儒家式的成才之路，而“乌盆诉苦别古鸣冤”虽然带有一种神话色彩，但是却是包公进入圣上视线的一种捷径，正直无私，断事如神，却越过了上司之嫉，直接呈现在皇帝面前，终于升任为封府府尹、阴阳学士。“阴阳”二字的意义是善于“白日断阳，夜间断阴”，是对于他判案神奇的一种说话，而在小说中也慢慢神化了包公。如果按照史书记载来看，《宋史·包拯传》只记载了他的一件断案故事：“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立来诉，拯曰：第归，杀而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如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但是，在小说中，包公不但能审民间各种民事、刑事案件, 而且能断阴阳，审冤魂怨鬼，“包公一生，不独能破前朝之案，且能破及清之案，其平反之功，宜累牍书之不尽矣”，包公被塑造成了一个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神人、法师。

这种神通广大其实是一个铺垫，一来符合自己那个“拯”字的含义，拯民于水火之中，而来，也是为了进入最高统治者的视野，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治国理政的理想，才能完成宁老先生当初对于他人生之路的一种命名。而第18回《奏沉疴仁宗认国母  宣密诏良相审郭槐》就是将那一段“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最后大白天下，余忠替死、送往陈州、开封府净室居住、李氏诰命叩天求露等沉疴细节一一展露，而包公在其中不光是历史的揭露者，也成为亲历者，包公认假母就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最后利用虚设的森罗殿，终于导致郭槐招供，当初刘后图谋正宫、用剥皮狸猫换太子、陷害李妃，等等，都变成了呈堂证供，也终于将历史冤案昭雪，而随着将郭槐立剐，圣上也最后宣召包公：“刘后惊惧而亡，就着包丑卿代朕草诏颁行天下，匡正国典。”

包公将沉冤多年的宫廷争斗大白于天下，就是真正走进了庙堂之上，将个人命运维系在皇权至上，这是一条典型的自下而上的道路，对于包公来说，是成为治世良臣的开始，是行使治理国政的起点，也正是仁宗是仁义之宗，才使得包公能够在超越自己出生多舛命运之后，能够施展自己的能力，在“在明明德”中行侠仗义。奉皇命到陈州放粮赈灾、公孙策设计要来御赐刑具三口铜铡，都是把宣扬忠义、维护社会秩序和弘扬人间正气、除暴安良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完美的结合其实走过了两个过程，一个是从江湖到庙堂，而另一个则是从庙堂到江湖。

除了包公的命运和皇权联系在一起，三侠五义的狭义思想也是在仁宗的认可下得到展现，而他们也从一般的江湖义士变成了朝廷命官。南侠展昭曾在金龙寺凶僧手中救包拯，又在土龙岗退劫匪，天昌镇捉刺客，功绩累累，当初他的侠义观其实是个人随机式的遭遇，“真是行侠作义之人，到处随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只是将别人的悲喜当成是自己的安危，这是纯江湖的侠义，但是后来经过包公举荐，被皇上御封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在开封府供职，绰号“御猫”，才成为和国家命运有关的侠士。

在三侠五义里，锦毛鼠白玉堂应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当初经过包公的举荐，仁宗金殿试艺的时候，只给了“三鼠封官”，卢方等三人授予的是六品校尉之职，都安排在开封供职，实际上都成为了朝廷命官，仁宗而又传旨，“务必访查白玉堂、韩彰二人，不拘时日”。也就是说，在仁宗眼里，充满的是一种宽容心，是一种招贤若渴的仁义。白玉堂，因少年华美，气宇不凡，行侠作义、文武双全，但是白玉堂的性格，具有多个侧面，也是五义中最为复杂的。他少年气盛，性情高傲，闻听展昭受封“御猫”，便觉“五鼠”减色，遂专程赶赴京师与展昭一比高低，先于皇宫内苑中杀了意欲谋害忠良的总管太监郭安，又于忠烈祠内狠狠地戏耍并整治了奸太师庞吉；他与有志有德的贫寒书生颜查散结为兄弟，并为其鸣冤，多方救助；最后，为探谋反朝廷的襄阳王的虚实，三闯冲霄楼，疑似命丧铜网阵。

正所谓以英雄侠义始，以英雄侠义终，所做之事，均系无法无天的惊人之举，又都不离“侠义”二字。但是从一开始的经历来看，他的侠义是完全建立在自我基础之上的，不喜欢展昭受封为“御猫”，一个“御”字仿佛是将那种侠义的个性抹杀了，所以他极不服气，内心的渴望是自由，但是蒋平对白玉堂的一番话可以看出五义的一种转变，“你说你到过皇宫内院，忠义祠题诗，万寿山前杀命，奏折内夹带字条，大闹庞府杀了侍妾。你说这都是是人所不能的。这原算不了奇特，这不过是你仗着有飞檐走壁之能，黑夜里无人看见，就遇见了皆是没本领之人。这如何算的是大能干呢？如何算得见过大世面呢？”也就是说，蒋平所认为的那种江湖行为只是小打小闹，不是大能干，不是大世面，只是凭着飞檐走壁之能，血气方刚之勇，实际上是不懂规矩，甚至破坏规矩，所以“算不了行侠尚义英雄好汉”，充其量只是一个浑小子，甚至没有资格上开封府。

什么是大世面，“若是见过世面，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中，瞻仰过天子升殿。……慢说天子升殿，就是包相爷升堂问事，那一番的威严，令人可畏。”天子升殿是大世面的标准，而这种标准直接否定了白玉堂的个人侠义，直接否定了鲁莽江湖，最终从江湖之远而转为庙堂之高，所以少年英雄最后得到了仁宗迟来的赏识，传旨：“加封展昭实受四品护卫之职。其所遗四品护卫之衔，即着白玉兰堂补授，与展昭同在开封府供职，以为辅弼。”而这也就意味这三侠五义都已经完成了一种庙堂式的命名，也和包公一样，可以真正拯救人民，可以治国理政，可以成为治世良臣。

而当居庙堂之高之后，这些侠义之士进入的另一个江湖就是自上而下的江湖，所以他们面前的任务也变得更为重大，那就是要清除最大反派襄阳王的势力。襄阳王，是真宗幼弟，宋仁宗的叔叔，他意图勾结江湖人士邓车、张华、马刚、马强、雷英等人，朝中的庞太师及其党羽，还有蓝骁、钟雄、邬泽，立下盟单兰谱放在冲霄楼中，意图谋反，颜查散上任襄阳，带领三侠五义众位英雄剿灭叛乱，为大宋的安危、人民免于战乱做出卓越贡献。在小说中，为了拿到襄阳王造反的证据，锦毛鼠白玉堂三探冲霄楼，命丧铜网阵，用自己的鲜血捍卫了大宋的安定，而这便是侠义的体现。在小说中，群雄战襄阳其实并未真正展开，在第一百二十回中说：

这便是《忠烈侠义传》收缘。要知群雄战襄阳，众虎遭魔难，小侠到陷空岛、茉花村、柳家庄三处飞报信，柳家五虎奔襄阳，艾虎过山收服三寇，柳龙赶路结拜双雄，卢珍单刀独闯阵，丁蛟、丁凤双探山，小弟兄襄阳大聚会，设计救群雄；直至众虎豪杰脱难，大家共议破襄阳，设圈套捉拿奸王，施妙计扫除众寇，押解奸王，夜赶开封府，肃清襄阳郡；又叙铡斩襄阳王，包公保众虎，小英雄金殿同封官，紫髯伯辞官出家，白玉堂灵魂救按堂，颜查散奏事封五鼠，包太师闻报哭双侠，众英雄开封大聚首，群侠义公厅同结拜：多少热闹节目，不能一一尽述。也有不足百回，俱在《小五义》书上，便见分明。

“活捉了襄阳王”成了续集，但是在小说中，从江湖到庙堂，再从庙堂到江湖的侠义世界已经建立，所以作为一种铺垫，那种大场面等待展开，而随着大场面的展开，拯民于水火之中建立的“在止于至善”和治理国政的“大明明德”也便成为侠义文化的最好阐释。

	编号：C38·2150920·1214
	作者：【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3年08月第3版
	定价：49.00元亚马逊37.90元
	ISBN：9787208113695
	页数：357页

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变成另外一个人，而是成为一类人：从战前的变为战后的，从乡下土包子变成城里人，对这类人完全可以这样来描述：高个儿，苗条，深色头发。
    ——《无欲的悲歌》

谁是那一类人？是克思滕州《人民报》周日版的“综合新闻”消息里那个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的家庭主妇，A地G县是她的出生地和死亡地，51岁是她离开世界的年龄，当这些个人信息在一张报纸上被公众阅读的时候，对谁来说都可能只是一个可以完全忽略的事件，唯独对于我来说，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而这样特殊的意义并非是极度的悲伤，而是关于死和亡故带来的玩笑，是玩笑变成的愉悦，就像是007电影里表现的那样，充满了某种戏谑和味道。

可是，她是我的母亲。母亲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是一个象征着爱与保护的角色，一个有过爱情和婚姻的女人，可是最后却成了她，成了生活之外的另一个人，甚至成为了必须取消个体意义的“一类人”，这一类人从战前到战后，从乡下到城里，从出生到死亡，从孤独到遗忘，当51岁的人生最后以非个性化的葬礼仪式完成死亡的归属之后，她作为母亲之间似乎也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高个儿，苗条和深色头发，这些外部特征只是这一类人的描写，它无法深入一种叫做母亲的孤独和对爱的渴望，在临时的意义上成为他们，她们，甚至它们。

似乎从家族传统来说，就在一种被取消了个体意义的生存中开始的，外祖父的前面数代都是一无所有的长工，他们寄人篱下，他们没有遗产，“惟一的财产就是要跟进坟墓里去的节日礼服。”所以，在这样的生活中，“积攒”成为他们生活的唯一方式，积攒是为了生存，积攒是为了死亡，积攒压抑个人的欲望，积攒变成无法改变的命运，甚至希望子女也能继承这种“骇人的无欲无求”。看起来，积攒意味着对于财产的保存，是对于自我生存的最低要求，是为了满足某种欲望，但是在形成了传统的积攒体系中，个人已经慢慢变成了一种工具，所以即使后来他活下来的儿子成了木工师傅，可以雇佣工人，也获得了财产，甚至可以喝酒、娱乐，但是，积攒的习惯已经无法改变，一生似乎都要在这样的体系中被命名。就像当地女孩们常玩的一个游戏一样，人生的过程就浓缩成这样一条轨迹：累了／倦了／病了／病重了／死了。

积攒而累，积攒而倦，积攒而病，以及积攒而死。可是，母亲似乎要打破这如游戏一样的人生轨迹，她的童年想上学，因为只有上学才会让她感到自我的存在，“我自觉了”是一种追求，在积攒的世界里，变得另类。于是离家出走，于是寻找释放自我，于是寻找爱情。“约会，跳舞，聊天，打趣——对性的恐惧就这样被掩饰过去，‘没有我喜欢的’。工作，娱乐，心情沉重，心情轻松，收音机里的希特勒声音很好听。”没有我喜欢的，却是一种喜欢，一种自我。但是“收音机里的希特勒声音很好听”，这不是娱乐，也无关工作，而是一个错乱的时代，一场彻底消灭自我的战争。

1938年4月，注解成“德国人说赞成…！”而在十年之后的1948年初夏，则和“没有合法证件”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起先她是兴奋和激动，而后来是被迫离开东部管制区。这是战争的起伏，是战争的改变，远比“积攒”的生活方式更压抑和毁灭个性。1938年兴奋是关于集体主义的狂欢，那个世界是神奇的世界，“一个之前只在广告里看见过的世界。”虚幻变成现实，远远没有接纳一个个体的人，所以在那第一次的爱情里，母亲爱上了德国党员同志，唯一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没有另一个的一个，“生活教会她的爱情只能固定在一个不能更换、无法替代的对象身上。”可是在集体狂热的岁月里，爱情真的是一种无法替代的感情，是一种释放自我欲望的满足？战争带走了母亲的爱情，带走了母亲的婚姻，带走了母亲的“自觉”，也带走了母亲的个体。

彼得·汉德克：被重新命名的叙述者

先是德国党员的离开，接着是她去柏林找到了他，接着是他又嫁给了德国防卫军的士官，接着就是战争结束，以及婚姻结束，“那个男人也忘了自己曾经因为打赌追求过她，和一个女朋友生活在一起。”创伤似乎是隐匿的，对于母亲来说，她以针刺的方式流掉了孩子，或者偷偷打掉了孩子，尽管在1948年回到出生的地方时，她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但是这些孩子和爱有关吗？母亲又会回到自己追求理想和自觉的出发地吗？战争无形之中改变了一个人，甚至比积攒更为压抑，更为骇人，无欲无求的生活让母亲成为一类人，一类从战前到战后的人，一类从乡下到城里的人，一类有过集体狂欢虚幻的人，一类再也找不到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的人。

“一个小人物通过成为某一类人摆脱了自己那丢人的孤独和孤立无援，失去了自我，却成了某个人，即便只是临时的。”是的，母亲曾有过寻找自己的反抗，从童年要上学而离家出走来说，她的骨子里是抗拒压抑的，甚至当战争之后她学会抽烟，开始酗酒，甚至数次堕胎，无非是对于现实的不满，但是这种不满是盲目的，甚至是自我牺牲的。自我牺牲对于那个自我来说，当然是一种毁灭，最后的意义依然是回到了一个类。类是“不再需要人，有物就够了”，类是“对于贫穷却只剩下象征而已”，类书写了一种“当时——后来”，“因为——尽警”，“是——变成——一无所成”的人生秩序，类甚至是在最后追求人生尊严而无望的时候变成了“用人作道具的大自然剧”，当极端的表达欲望与极端的无语碰到一起，即使阅读、看报，也只是在寻找一个类的模式，“她把每一本书都当做对自己生活的记录来读，在阅读中苏醒，通过阅读生平第一次袒露自我，学会谈论自己。”

这种寻找和谈论，是一种反讽，因为没有自我才寻找自我，因为寻找自我才发现更没有自我，在恶性循环中，她没有爱好，没有偏爱的东西；她不再做填字游戏，不贴照片；她不参与社会活动，害怕冬天；她的头剧烈地疼痛，吃不下药……“我根本就不是人了。”一种是自我存在的逐步消解，另一种是身体戕害带来的自我毁灭感，“我自言自语，因为没法跟任何一个人说些什么。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部机器。我很想坐车去个什么地方，但是天一黑，我就害怕自己找不回来。”迷路而迷失，而在身体彻底走向死亡之前，那唯一能感到自我存在的则是在平静中享受死亡的幸福，“终于能够安安稳稳地睡去了。”

“也许有别的绝望类型，我们对此依然一无所知，人们也没有意识到。”连绝望都找不到别样的意义，连死亡的仪式都没完成个性化，母亲在死前寄的挂号信里是遗嘱，但是从432号到442号的序列中，不是标注着不同，而是制造了混淆，“这和我脑海中的那个数字如此相像，猛看上去竟让我产生了混乱，一时间以为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所以对于“无语的悲歌”来说，死亡是自己最后的确认，“她把自己的秘密带进了坟墓！”那些秘密里有压抑，有孤独，有恐惧，有苍老，但是在无欲的世界里，仿佛和积攒的生活一样，如战争的岁月一样，最后只留下“A地（G县）一名51岁的家庭主妇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的消息，而那些真正的秘密只在坟墓里，在自我的最后归宿里。但是关于母亲的一切到底有多少是现实的存在，到底多少是虚构的焦虑？无欲是不是母亲一直以来的常态，秘密是不是真的被送进了坟墓？在我曾经邂逅自己父亲的那种经历来看，我并没不是在母亲的意义上成为我自己，实际上说，我只不过是另一个符号，另一种类别——叙述者：“由于我只是描述者，无法扮演被描述者的角色，所以也就不能产生那样的距离感。我只能和自己保持距离，母亲却无论怎样也不能像我平常对待自己那样，变成一个使人振奋同时内心激昂、越来越快乐的艺术人物。”

叙述者把她变成了一个51岁自杀的家庭主妇，把她写成在集体狂欢的战争年代品尝了苦涩和恐惧的母亲，把她描述成一个只在类别意义上具有符号特性的人，叙述者是虚构者，是闯入者，是梦境制造者，也是“我看见一个女人走进公墓”的旁观者。女人，死亡，叙述，在《大黄蜂》里，完全变成了一种类别化的书写，那里有我，有弟弟，有妹妹，有父亲和母亲——可是，为什么她自始至终都被叫做“那个女人”？那是一个十一月的日子，下雪的日子，寒冷的日子，坐在火炉边取暖的日子，或者是夜里有轰炸机飞过的日子，这是确定的时间；那里有一个弟弟，拽藤条道的弟弟，用指甲刮玻璃的弟弟，星期六回到家里的弟弟，以及在河里淹死的弟弟；那里有一个妹妹，念叨着大衣、熨斗、飞蛾和灰尘的妹妹，照见镜子中自己的妹妹，拍摄了哥哥照片的妹妹，模仿淹死的哥哥的妹妹；那里有一个父亲，驶向池塘的父亲，拔出刀剁碎水蛭的父亲，喝醉酒的父亲，以及有一个母亲的父亲。

可是我呢？只不过是一个叙述者，叙述者是一种类别，“我”就是“他们”，他们是我：“我妹妹说，十一月那一天，我的眼睛瞎了。两个当兵的开了一辆军车，穿过深深的积雪，不知从哪儿把我拉了回来。”他们是他：“关于上学的路，有三句话成了口头禅：我去修道院。我去易伯塞。我去下面爬一座山。”他们是叙述者：“当叙事者妹妹从热锅里拿出一个土豆扔给叙事者时，父亲在船上拔出了刀。当叙事者把热土豆从一只手滚到另一只手还不断吹着手指时，父亲在船甲板上把水蛭剁碎了。”叙述者是一种命名，关于声音的命名，“声音的名字”里有窗帘的飘动，有哗啦啦，有嚓嚓声，有嘎吱声，有当啷声，有嘶嘶声，有簌簌响，有啪嗒声；有关于动物的命名，是马眼睛上的虫子，是一只瘦骨嶙峋的猫，是这些都长翅膀的蚂蚁。可是，关于叙述者，关于声音，关于动物，关于自行车，关于柴棚，关于火炉，其实所有的命名只不过是走向“名字的丢失”，“他的名字被写在一堵墙上。有人骂他犯了法，做了不光彩的事，或者说，身体有缺陷。”“他的名字会出现在电影院的墙上。不过，—个否定事情的人并不一定是撒谎：他只是不认可别人强加给他的东西而已。”

名字的丢失，只不过是再次取消命名，它和当初的命名一样，是一种虚构，所以看上去是盲人，最后就是盲人，“谁也没有从镜子里看见过盲人的脸。”而关于那个不被命名的女人呢？她却像在真实中存在的个体，在无名中自我命名。“女人的出现”时，她问起了这个人的父亲，以及问儿子是否已经吃饱；她被我看见走进了公墓，然后被人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她在房间里睡觉，“她挡住了别人的路。”她得了严重的恐水症，她问为什么要现在去镇上，而那两个真实的名字马蒂亚斯·贝尼迪克特和格里高尔·贝内迪克特也总是出现在她的故事里。是的，对于她来说，连死亡也都有了最后的意义。而所有这一切的无名化的命名，也都是在抹除叙述者的虚构，“因此，他说起自己的遭遇时，就像在说别人的遭遇一样：即使别人在考虑朝哪个方向迈起步子时，思想也会矛盾的。特别是因为他失明了更是如此，这也许只是编造出来的。”所以用“人”代替我，用我代替人，用他代替我，而无论是何种代替，也都是要把真实的自己藏起来，就像把母亲藏在“这个女人”的类别之后。

为什么隐藏？为什么无名？因为像战争一样的死亡，像盲人一样的虚构，“战争并不是消磨时间。它是为了一个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严肃手段。它让一切事态更难以把握，并且干扰事件的进程。战争是偶发事件的领地。”所以关于存在和死亡，关于睡去和苏醒，关于命名和丢失，都在一种真实之外的时间里：“他说道，是明白事理的时间，头脑清醒的时间，冰期的时间，战争的时间，他说道，不合适的时间。”把时间藏起来，把自己藏起来，把母亲藏起来，只留下叙述者，只留下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以描写一条小路开始的，一个人领着儿子走在路上，正在寻找一位失踪的兄弟”；那个故事“并没有完全讲清楚这位少年是怎么失明的，只是多次提到当时处于战争状态”；那个故事“的细节都来源于他的记忆。他独自构思了这个简单的框架，并且还信以为真。幸好他只保留了结尾”。是的，盲人是叙事者，盲人虚构了命名的方式，盲人在回忆中讲述战争，但是对于盲人来说，叙述就像是面对一面镜子，“瞎子不可能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如果瞎子在照镜子，那就等于没有人在照镜子。”

不是象征，而是一种反讽，盲人的叙述只是要将一个类的故事写出来，用镜子，用虚构，用无用的隐藏，而其实，即使“这本书出人意料地以描写晚餐而结束”，最后的一页并非真的是那种“无法得到描述的”黑夜，而是在记忆中断中，盲人看见了新的故事，弟弟走在结冰的雪地上：“我呼喊他时，他滑倒了。他抬起左脚时，右脚滑倒了。他抬起右脚时，左脚也明显滑倒了。他跑动时，双脚都滑倒了。冰层下面的雪里夹杂着厚厚的泥土。”看见冰层，看见泥土，以及看见没有淹死的弟弟，在独自找到的出行动作的规则里，一个人走向远方。于是，不被命名为类别的故事真正产生了，“你不是走进来，你不是进人现场，更确切地说，你是穿过那些目光。没有人在场。”

	编号：C28·2150919·1210
	作者：金庸 著
	出版：花城出版社、广州出版社
	版本：2008年03月第3版
	定价：86.00元新华书店68.80元
	ISBN：9787806553312
	页数：1383页

如题，是关于英雄主义的一次文本追寻。大约是初中时代，以《金箫玄剑》为标志的阅读，就是闯入了一个玄妙的武侠世界，偶然之中得到的一册《谁是大英雄》，封面赫然写着“射雕英雄前传”的注解，其实那时大约也知道作者金童无非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命名，和向金庸致敬一类的理由好不沾边，但是“射雕英雄”却是实实在在成为打开这其中一册的全部理由。从大理国“”老皇爷段盛开始，追溯了南帝的渊源和发展脉络，及至最后形成“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武林格局，最后到众英雄第一次华山论剑终结。

只是片段阅读，那书自然是从某处偶得，金童是某人，图书是偶得，这一种阅读的境况大约就是对“射雕英雄”的迷恋而造成的迷失，现在网上搜索，还能找到1989年华文出版社出版的书影。但是对那一个文本缺失的时代来说，《谁是大英雄》的确让我无限接近射雕的故事，而其实，“谁是大英雄”的疑问却是很准确地传递出“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据说，1976年香港佳视曾经拍过《射雕英雄传》，当时由黄沾作词、作曲、编曲，林穆演唱的主题曲就叫“谁是大英雄”，而之后佳视拍摄了《射雕侠侣》，仍是沿用了该歌曲的旋律，只是刘杰把歌词和歌名进行了改动；之后的1993年，电影《东成西就》再次把该歌曲作为主题曲，而到了2011年，刘镇伟拍摄的《东成西就2011》，“谁是大英雄”还是被用作主题曲，只不过加入了摇滚、Hip-Hop等元素。

从1976年的电视剧主题曲，到1989年的小说，再到1993年、2011年的电影旋律，射雕故事似乎一直在追问“谁是大英雄”这个问题，而对于个人来说，偶得开始的文本，也经历了种种的迷失和迷恋。1989年出版的图书拿在我的手上接近射雕小说，显然是有些迟了，但这种浓烈的兴趣却是在电视剧文本里获得的，那时的电视节目单一，却无意之中在邻家的黑白电视中看到了19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这无疑对于当时只有两个频道的收视节目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也是童年英雄情结的一次成型。不稳定的电视信号，时断时续的观看体验，和那一册偶得的《谁是大英雄》一样，其实就是一种断裂造成的迷失，而迷失更加深了迷恋。而真正完整地一次观看，则是在几乎已经成年的高中时代，那一次90年代初期的重播，是第一次真正接近电视文本，第一次展现英雄主义，即使当时是趁着晚自习翻墙而出去追寻这一个英雄梦，最后导致了全班批评的后果，但至少，现在只要听到那熟悉的旋律，便会很怀旧地进入到那一个经典的场景中。

“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的铁血丹心，“人海之中找到了你，一切变了有情意”的东邪西毒，“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的华山论剑，记忆中的种种复活，就是为了保全一种永恒的文本，就是缅怀那一种英雄情结，就是在若干年后还是能回到“谁是大英雄”的恒久式疑问中。从前的阅读是迷恋一种现实之外的英雄传奇，无论是降龙十八掌、九阴白骨抓、打狗棒法、蛤蟆功，还是全真七子、江南七怪、丐帮、铁掌帮，无论是东西吸毒南帝北丐，还是是荒漠、大海、孤岛、高山，在纵横捭阖、出神入化的武侠世界中，武功高强就是一种英雄的标配，而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像是给了英雄一个更奇幻的空间，也给了读者更自由的想象世界。

但显然，英雄并不只是传统的侠客，当郭啸天和杨铁心未出生的孩子被丘处机取名为郭靖和杨康的时候，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被打上了和国家利益有关的“靖康之耻”这一烙印的时候，其实也在某一种意义上开启了英雄主义的成长之路，相约十八年后比武，丘处机对江南七怪说：“今日是三月廿四，十八年后的今日正午，大伙儿在醉仙楼相会，让普天下英雄见见，谁是真正的好汉子！”这里就设置了两种身份，一种是“普天下的英雄”，另一种则是“真正的汉子”，真正的汉子是指十八年后长大成人的郭靖和杨康，即使他们身怀武功，但也是一个汉子，汉子的意义是个人层面的，他甚至和门派无关，只不过是身体和意识延伸之下的一种技艺而已。但是见证这一场比武输赢的却是“普天下的英雄”，天下之大，英雄之多，当他们都成为见证者的时候，是不是反倒变成了一种多元的标准？

英雄或者就是一种多元的身份属性，可以是出类拔萃的汉子，可以是武功高强的能人，可以有出神入化的武功，当十八年后终于在烟雨楼相遇的时候，各自经历了人生转变的郭靖和杨康，也都开始在这种多元论中寻找自我，但是最后为什么武功更高的杨康却输了这一场比赛，判决者当然是丘处机，他的意思很明确，因为杨康并不是杨康，那个和国耻相关的名字早已经被更改，杨康而为完颜康，不是简单的更名改姓，金国小王爷的身份实际上更是一种背叛，更是对于武德的背叛，“我这孽徒人品如此恶劣，更是万万不及令贤徒。咱们学武之人，品行心术居首，武功乃是末节。贫道收徒如此，汗颜无地。嘉兴醉仙楼比武之约，今日已然了结，贫道甘拜下风，自当传言江湖，说道丘处机在江南七侠手下一败涂地，心悦诚服。”所以由名字开始，到名字结束，杨康甚至连一个“真正的汉子”也没有资格，更物无从谈起所谓的英雄。

作为一种衬托，郭靖似乎是一种理想的英雄主义化身，从父亲被杀，到母亲颠沛，从雪地出生到大漠成长，郭靖似乎一生的注解都没有离开过自己被定义的名字，母亲李萍是个标准的家庭妇女，没有文化，没有地位，当她遭逢家庭巨变的时候，没有像包惜弱一样有着一些的妥协和屈服，也不枉自菲薄，而是以自己的坚韧养育了郭靖，并且培养了郭靖很多优点。当郭靖慢慢成长，母亲给他的一个人生启示就是为父亲报仇，这是一种道德责任，其目的就是为了履行一种社会义务。但是报仇这个人生主题需要确立的是：仇人是谁？仇人是完颜洪烈，而当这个名字从个人意义变成民族符号的时候，报仇的道德责任也从家庭扩展到了国家。

这是一个渐次成长的过程，就像郭靖身上的武功一样，是从简单到复杂，再到高深，“这孩子学话甚慢，有点儿呆头呆脑，直到四岁时才会说话，好在筋骨强壮，已能在草原上放牧牛羊。”这是愚笨的起点，也正是这个低层次的人生开头，才有更多可能获得关于英雄的技艺和精神的填充，从江南七怪的武功，到悬崖上到人马钰的指点，再从梁子翁的蝮蛇血，到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再到周伯通的左右互搏和九阴真经，他不断向上，不断修炼，终于在功夫层面上慢慢走向了极致，在最初级意义上接近了所谓的英雄。

当然，在郭靖成长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女性除了自己的母亲李萍，便是一生所爱的黄蓉，从张家口和身为乞丐的黄蓉相遇，到最后现身女儿身，郭靖对于黄蓉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见倾心的感觉，而冰雪聪明的黄蓉在更多意义上却是对于郭靖个性的一种补充，这个多才多艺，博古通今，精通琴棋书画，厨艺了得的女子，与郭靖不离不弃患难与共，不仅阐释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爱情，而且更是为英雄主义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础，“两人不自禁的伸出手去，握住了对方的手，两颗心勃勃跳动，感到全身温暖，当听到别人伤心欲绝的不幸之时，不自禁想到自己的幸福，因为亲爱的人就在自己身旁坐着，因为她的伤势已经好了，不会再死。是的，不会再死，在这两个少年人的心中，对方是永远不会死的。”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这无疑是一种爱情的满足，比起梅超风和陈玄风逐出师门的背叛，比起瑛姑和周伯通不被承认的情感，郭靖和黄蓉当然是一种完美。

而其实这种完美主义也经历了诸多的坎坷，郭靖在蒙古的时候已经成为了“金刀驸马”，所以他在黄蓉和华筝之间有过艰难抉择，这种抉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道德责任使然，郭靖一开始是一种尊长的行为，所以他必须娶华筝，因为，“答应了人的事决不能反悔”，所以答应娶华筝就是一种实践诺言的体现。但是当他遇到黄蓉之后，当他和黄蓉经历各种磨难再次回到蒙古的时候，这个难题看起来变成了郭靖的一次毁约，“我再也不理甚么成吉思汗、甚么华筝公主，这一生一世，我只陪着你。”一生一世在桃花岛，一生一世陪着黄蓉，这是郭靖构筑的理想，而为了这个理想，他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但其实，这却是郭靖的一个转折点，他由服从尊长的被动道德层次，进展到自己承担自己言行的后果的主动层次。

这个主动层次当然对于郭靖的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正式开启了他从小我到大我，从个人到国家的“侠之大者”的成长之路。曾经是个追求武艺的人，曾经只把在桃花岛上卿卿我我度过一生作为理想的人，却必然走向一种自我成长的英雄传奇。追求武艺，似乎是每一个习武之人的毕生追求，所以有了华山论剑，所以有了对于《九阴真经》的争抢，也所以有了为了成为武功最高强的人而不惜滥杀无辜，黄药师的妻子因此而逝，欧阳锋为此而疯，“欧阳锋是谁？”第二次华山论剑上，登上巅峰的西毒欧阳锋，用这一个“我是谁”的疑问，提出了关于习武本质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能拥有绝世武功是人生一大快事，就如周伯通所说：“钻研武功自有无穷乐趣，一个人生在世上，若不钻研武功，又有甚么更有趣的事好干？天下玩意儿虽多，可是玩得久了，终究没味。只有武功，才越玩越有趣。兄弟，你说是不是？”入迷而入魔，成为人生唯一的乐趣，但是这种乐趣却制造了太多的灾祸，所以在这样一种层面上，郭靖的不解在于：“这样说来，这部经书倒是天下第一害人的东西了。陈玄风如不得经书，那么与梅超风在乡间隐姓埋名，快快乐乐的过一世，黄岛主也未必能找到他。梅超风若是不得经书，也不致弄到今日的地步。”

武功自然是一把双刃剑，而郭靖提出的这个疑问更在于武学的根本意义，而其实，对于郭靖来说，他在武学的疑问之外，更有着关于自身定位的一个疑问，身为汉人，金国王爷是自己的杀父仇人，而自己却生长在蒙古大漠，这是奇特的人生经历，这种人生经历也为郭靖成长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提供了条件，他是蒙古的大将军、大元帅和金刀驸马，在离开蒙古寻找杀父仇人的过程中，认识到了国家的危难，所以完颜洪烈与其说说自己个人意义上的仇人，不如说是国家意义上的敌人，而很有象征含义的是，《九阴真经》上的武功，几乎都是郭靖被动接受的，而他主动寻找的一本兵书秘籍却是《武穆遗书》，这一本金国人四处寻找的兵书，其意义就在于能够能“直捣黄龙，灭了我大金”，所以得到它既是为了能让它助力金国的扩张，更在于使汉人失去了谋略上的智慧，所以郭靖当听说欧阳锋和完颜洪烈要进洞盗书的时候，便心想：“武穆遗书若是被他得去，金兵即能以岳武穆的遗法南下侵犯，这件事牵涉非小，明知欧阳锋在此，决然敌他不过，但若不挺身而出，岂忍令天下苍生遭劫？”

不再追求自我的功夫，而是为了天下苍生不遭劫，《九阴真经》和《武穆遗书》两本秘籍所延伸的是不同的世界，而同样在黄蓉的爱情中，他也找到了另一种自我的目标，黄蓉对他说：“不错，这叫做‘国有道，不变塞焉，强者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者矫。’”黄蓉向郭靖阐述说：“国家政局清明，你做了大官，但不变从前的操守；国家朝政腐败，你宁可杀身成仁，也不肯亏了气节，这才是响当当的好男儿大丈夫。”这也为他们的爱情注入了一种爱国情怀，也正是这种为国为民的追求，最终使得他从为父报仇变成了为国成仁，也在个人和民族的纠葛中找到了关于英雄的定义，当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展望蒙古的威力时，郭靖却说：“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这便是郭靖真正对于英雄的阐释，而在成吉思汗临死之前“英雄，英雄……”的悲叹中，郭靖也最终选择了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与黄蓉共同死守襄阳重镇，协力击退蒙古的围攻。

	编号：C28·2150915·1209
	作者：金庸 著
	出版：花城出版社、广州出版社
	版本：2008年03月第3版
	定价：20.00元淘宝20.00元
	ISBN：9787806553336
	页数：359页

忽然旁边一个嘶哑声音道：“两位说的经过不同，只因为有一个人是在故意说谎。”

说法不一，为什么必然有一人在说谎？也就是说，在排除说谎者之后，必然有人讲的是真话？这似乎是一种逻辑上的常识，但是当这一段往事尘封在历史之中的时候，说与不说，说谎与不说谎到底有何意义？或者说，知道真相或者隐瞒真相，会改变多少历史的曲折？这样的逻辑其实可能遗漏了一个更大的前提：两个人说出了不同的经过，但是如果他们都是在说谎呢？

真相的唯一性到底在哪？而在雪山飞狐还没出现的玉笔峰山庄上，说出经过的并不是两个人，而是更多。起先是那个叫宝树的和尚，拿出一把刀，当把刀鞘反过来之后，众人看见了“奉天倡义”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和百年前的一个人有关，那就是李自成李闯王，因为他当年的称号就是“奉天倡义大元帅”，也就是从这把刀开始，宝树讲述了闯王起义失败之后兵困九宫山的经历，当时的四名卫士“胡苗范田”对他赤胆忠心，但是在突围之中却产生了误解，当时李闯王派苗范田三人去求救援，胡则护卫闯王。但是在救援未到、敌兵先至的情况下，胡以一死卒充闯王献于清兵，然后将闯王安置一隐秘庙中为僧。胡因得清兵信任升官，而他的这一行为被苗范田以为是一种“出卖”，于是定计报仇。三人在行刺吴三桂时巧遇胡，不及胡陈明原委即将胡杀死。之后，胡之子以实情告知三人，三人当众自刎。三人后代未知内情，苗范田遂与胡世代为仇。百余年来，四家子孙冤冤相报，无一代能得善终。

这一段旧事当然谁都不是在场者，而在几代之后，到了胡一刀、苗人凤一代，这样的冤冤相报似乎并没有终结。胡一刀护妻去南方生产，至唐官屯突然临产，此时恰与来此寻仇之苗人凤、田归农等人相逢。胡一刀似乎要把真相说出，但是却因田归农从中做梗而未达，胡一刀和苗人凤的一场苦战变成了“雪山飞狐”的关键事件。在交战中，胡一刀和苗人凤因仗义豪气而消解了仇恨，最后甚至变成了知己，但是田归农却在二人比武之兵器上暗涂毒药，胡一刀只是因为小伤而殒命，胡夫人将幼子胡斐托于苗人凤，随夫自尽。

但是在宝树的讲述中，苗人凤杀死了胡一刀，虽然两人成为知己，胡一刀在死之前也认为自己无愧于天地，还把一只铁盒交给苗人凤，让他在孩子十六岁之后交给他，而苗人凤也感慨：“唉，天下虽大，除了胡一刀，苗人凤再无可交之人。”但是这并不能抹杀之后胡苗两家结仇的结果。而在苗人凤的女人苗若兰的口中，这一场比武决斗其实是为了化解百余年的恩怨，就像苗人凤所说：“任他武艺如何高强，一生不是忙着去杀人报仇，就是防人前来报仇。”所以他历下家训，苗门子孙不得学武，也不再收一个弟子。

两个人的叙说，其实各自都成了恩怨的书写者，当众人听说之后也就有了必有一个说谎者的推论，而在这之后，当时那名仆人却说自己亲见，也参与到叙述中来。他就是当时抱走胡斐的平阿四，他的一句话更是语惊四座：“害死胡大爷的不是金面佛，是从前叫做跌打医生阎基、现下出了家做和尚、叫做宝树的那人。”之后加上“镇关东”陶百岁的证明，“胡一刀夫妇临死的情景，我也是在场亲眼目睹，正如苗姑娘与那平阿四所说，宝树这和尚说的却是谎话。”也就把宝树定为了说谎者，一个真正的杀人凶手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为了混淆视听，当然会以谎言的方式讲述那一段渐渐模糊的历史。而之后刘元鹤的叙述又引出田归农相关的轶事：“各位，田大哥是自尽死的，并非旁人用箭射死。害死他的既不是陶子安，更不是胡斐，那是他自己。”

其实在这一日的玉笔峰山庄里，众人分明讲述故事，像是对于一个封闭环境的突围，各人怀着心事，各人都有目的，其实关于胡一刀的仇死，关于苗人凤的誓言，关于田归农的自尽，都成为已经发生的故事，它一定是在必然性之上，而在那一段历史的纠葛中，各人的猜疑，各人的谎言，改变不了什么，就像李闯王的最后结局，也存在着诸多的说法：一种说话是他在九宫山被村民击毙，第二种说法是他无法脱身最后自缢而死，第三种说法是他在罗公山军中病死，第四种说法是他逃到夹山出家为曾，直到七十岁坐化，而第五种说法则是被牛金星所杀。李闯王最后结局的四种说法在金庸的《后记》里被提及，而对于这些说法，他的观点是：“历史小说有想像的自由，可以不必讨论。其他各种说法经后人考证，似乎都有疑点。”

各种说法都有疑点，到时对于历史多元论的另一种说法，而金庸列出这五种说法，却又以历史小说的名义，为自己的想象找到了合理解释，也就是说，这只是和历史有关的小说，其中的虚构是必需的，它不是需要考证的历史，只是一种合理的想象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在宝树、苗若兰、平阿四及陶百岁之外，他作为一个作者，又变成了第五个叙述者，而这样的叙述者更是在自由的想象中把一段往事变成了更多元的可能，变成了另一种对于封闭世界的突围。

本身，胡一刀和苗人凤因为交战而成为知己，是化敌为友式的突围，是对于代代相报的突围；而苗人凤的妻子抛下丈夫和女儿跟了田归农，却是对于从一而终感情的突围，其意义当然是制造更多的悬念，更多的恩怨，以及更多的可能性，而当苗若兰终于说出“我一定学你妈妈，不学我妈”的时候，却又像是一种否定之后的回归，面对胡一刀的儿子胡斐，苗若兰把他的母亲当成是自己的榜样，就是学那种对丈夫衷心的妻子，甚至是夫死妇随，“她这两句话说得天真，可是语意之中，充满了决心，那是把自己一生的命运，全盘交托给了他，不管是好是坏，不管将来是祸是福，总之是与他共同担当。”

但这并不是一种必然性，当从玉笔锋突围出来，她和胡斐却又先于藏宝洞之中，“这小小山洞就是整个世界，登忘身外天地。”这也是一个封闭世界，当只剩下出不去的两个人的时候，他们的世界仿佛就剩下一元，也就是一个必然性的世界，爱情变成了这唯一世界的唯一故事。但是唯一性总是用来破坏的，历史需要小说来想象，山洞需要机遇来突围，当那一帮人为了寻找宝藏而陷身于山洞之中的时候，他们俩人却走出了封闭世界，那么豁然开朗的外部世界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又走向必然的爱情归宿？胡斐的面前却站在苗人凤，一个杀父害母的仇人，却也是自己所爱女子的父亲，爱和恨，似乎就在那里变成了一个永恒的难题：“他是我杀父仇人，可是他又是若兰的父亲。”

所以最后和苗人凤决斗，当胡斐有机会最后杀死他的时候，他内心的挣扎便是这个永恒的难题：“这人曾害死自己父母，教自己一生孤苦，可是他豪气干云，是个大大的英雄豪杰，又是自己意中人的生父，按理这一刀不该劈将下去；但若不劈，自己决无活命之望，自己甫当壮年，岂肯便死？倘若杀了他吧，回头怎能有脸去见苗若兰？要是终生避开她不再相见，这一生活在世上，心中痛苦，生不如死。”这千百个念头，其实在生死一瞬间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在金庸的想象之中，却变成了无法破解的难题，而当“他这一刀到底劈下去还是不劈？”成为最后的结局时，他其实把这个悬疑又留给了读者。

“到底胡斐这一刀劈下去呢还是不劈，让读者自行构想。”戛然而止，留下这个悬疑的意义是，作者从这里退场，而读者却又成了作者，在自己的阅读想象中开始了另一种自由。这是金庸的一种叙事技巧，虽然劈下去还是不劈，是两种选择，但是劈和不劈的意义其实被消解了，劈下去是死，不劈也是死，在共同的死亡面前，即使将选择权交给读者，也并没有多少意义。但是设置这样的结局，设置了爱恨情仇的选择题，其意义却是为了另一种必然，无论是苗人凤所说：“除了胡一刀，苗人凤再无可交之人。”还是当初裹在胡斐身上的包袱上写着的“打遍天下无敌手”七个字，其意义就是在消除无数可能之后找到一种唯一性，就像苗若兰和胡斐的爱情。

“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去除无数的可能性，而归位于一种唯一性，在玉峰山山庄众人在听说不同版本的武林旧事之后是要找到一个真相，在藏宝洞中胡斐和苗若兰暗生情愫，是为了找到像父亲母亲一样的爱情，苗人凤致死不将武功传于弟子，是为了去除各种恩怨对友谊、对忠诚的破坏。所以在同样的《鸳鸯刀》中，那一短一长的“鸳鸯刀”，武林人都在寻觅，都在争夺，而“得知者无敌于天下”，无非也是在证明一种唯一性，林任夫妇新婚不久被传刀法，就是要让两人阴阳开合，要让两人共同应敌，“一个进，另一个便退，一个攻，另一个便守。”而萧半和为了刺死满清皇帝给先父报仇，而在十六岁净身入宫，以自戕的方式寻找唯一的机会，而当后来得出“替死人报仇，实不如救活人要紧”的结论，继而救出陷于囹圄的袁杨两位夫人，也是一种必然性的选择。所以那把“污泥不染”鸳鸯刀其意义就是在阐述这样一种思想，众人揭开刀上的秘密：鸯刀的刀刃上刻着的两个字是“仁者”，鸯刀上刻着“无敌”。

“仁者无敌”，成为真正是无敌于天下的大秘密。而在《白马啸西风》中，这样的“仁者”又变成了化解民族矛盾的一种必然性选择，一张高昌迷宫的地图让汉人李文秀失去了父母，却在颠破流离中来到哈萨克人的领地，她最初被叫做“真主降罚的汉人”，但是年幼时和苏普的纯洁友情就是一种没有隔阂的仁义之举，快活唱歌的天铃鸟是一种隐喻，打死的那一头恶狼也是象征，所以在四年之后当众人迷失在高昌迷宫里的时候，李文秀用自己的力量解救在其中的哈萨克人，她说出的那句话是：“汉人中有坏人，也有好人。我……我不是坏人。”

那一刻所有的爱恨情仇都化解了，那一刻民族的恩怨都消失了，仁者无敌，仁者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如可兰经所说：“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安拉看来，你们之中最尊贵的，便是你们之中最善良的。”所以没有你强还是我强的争论，没有劈还是不劈的可能，悬念无解却早已注解了一种儒家的期望。

	编号：C28·2150906·1208
	作者：金庸 著
	出版：花城出版社、广州出版社
	版本：2008年03月第3版
	定价：20.00元亚马逊17.80元
	ISBN：9787806553367
	页数：356页

她满脸欢笑，向他飞奔过来，又笑又叫：“我等了你这么久！我知道你终于会回来的。你如不来，我要在这里等你十年，你十年不来，我到江湖上找你一百年！”
        ——《十二 连城宝藏》

四卷本的《倚天屠龙记》已经掩卷而息，五卷本的《天龙八部》尚未开封；一套书凌乱地躺在书桌上，另一套书竖立在书柜里——这是已阅和未阅的世界，这是开放和封闭的世界，而在两个世界之间，一本“全本”的《连城诀》正被慢慢地除去塑封，正被慢慢地打开，正被那开篇的“托！托托托！托！托托！”叫醒。一种阅读的过渡状态，或者也如那年的金庸创作时的中间状态，之前是《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构筑的一个广阔、丰富的武侠世界，侠之大者背负的是国家重任，而在自后的《天空八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里却更多是充满人性弱点的主角。1963年，当金庸在《明报》和新加坡《南洋商报》合办的《东南亚周刊》上刊载这一部单线索的小说时，他或者正在构筑另一个江湖。

是为转型的开始。在还未打开《天龙八部》之前，这种转型对于阅读来说，似乎更多进入到一种“无侠”的世界里，还是有对于武林秘籍的追查和抢夺，还有对于功名和财富的觊觎，还有奇遇中的奇迹发生，甚至还有江湖世界里存在的儿女情长，但是这样的世界人心险恶也罢，人世无常也好，当人的命运被推向一种无奈的境地，当所有的努力只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其实，这是一种狭义的丧失，倪匡说“《连城诀》是金庸作品中最独特的一部”，这种独特似乎去除了金庸武侠世界里固有的元素，“徒弑师、父杀女、为夺连城诀，师兄弟反目成仇；夺人妻、害友命、满个人私欲，大侠们暴露狰狞。悲乎，天良丧尽，大悲无声，问世间，情为何物？”

情为何物的疑问，是因为真情、亲情、感情已经被物欲所裹夹，已被利益所吞噬，是人性泯灭世界里的呼唤，正如狄云在最后看见站立在远处的水笙，那种突然看见的等待却是恒久的，它甚至超越时间而成为江湖世界的绝响，十年不来，就要找你一百年，而这百年的约定背后，却是利欲熏心的那些人对于所谓的“连城宝藏”的抢夺，“凌退思的部属又怎会不抢？兵丁先俯身捡拾，于是官长也抢了起来。谁都不肯落后。威长发在抢、万圭在抢、连堂堂知府大人凌退思，也忍不住将一把把珠宝揣入怀中。”习武者在抢，为官者在抢，那些道德在哪？那些规矩在哪？在宝藏面前谁都没有了尊严，谁都丧失了情感，谁都跌入了恶的深渊，而最后的结局时，“这些人中毒之后，人人都难活命，凌退思、万圭、鲁坤、卜坦、沈城等人作了不少恶，终于发了大财，但不必去杀他们，他们都已活不成了。”

背后是欲念，是恶毒，也是死亡，而狄云终于挣脱了这一切，在他面前的是在雪谷中邂逅的水笙，是在奇遇中萌发情感的女人，是一生等待只为永恒的爱人，如此鲜明的两幅图像，生生地被隔开了，而其实水笙的出现，等待中的相思，以及永恒的爱情，对于狄云和水笙来说，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一次缺失的弥补，和狄云最后将丁典的骨灰撒在凌小姐尸身上一样，是在遭受了人性摧残之后重新找寻到一种善，这种善在恶的背面，它是隐蔽的，也是需要坚持的，而这个世界的残酷意义就在于没有真正的“侠”来拯救自己，把自己带离痛苦和冤屈的只有自己。

“你们这些恶人，天下的恶人都来打啊，我狄云不怕你们。你们把我关在牢里，穿我琵琶骨，斩了我手指，抢了我师妹，踩断我大腿，我都不怕，把我斩成肉酱，我也不怕！”狄云在雪谷中的呼唤，就是自己找寻的一种明证，对于一个受尽折磨的人来说，他内心不灭的还是这样的信念。人生对于狄云来说，其实是阴暗的，他跟随着师父戚长发学艺，却是故意被期满，当他被万圭陷害后，又遭受身体的摧残，手指被斩断，琵琶骨被反穿，越狱之后，又遭遇了和丁典的生死离别；当逃离苦海，却又被血刀老祖要挟，最后被困于雪谷之中；而在雪谷中，又被水笙误解；终于出了雪谷，又亲见了自己的师妹被仇人所杀……

狄云的种种经历，其实隐含着一种社会现实，那就是在这个恶的世界里，一个纯粹、善良的人如何生存？那个世界是一个去除了伦理道德的世界，梅念笙是一代高手，他的《连城诀》代表着一种武学的境界，但是他所收的三个徒弟却为了这一本秘籍而将师父杀害，这是一种弑师的背叛，是一种忤逆的行为。而在三个徒弟身上，这种伦理道德继续在败坏，不仅三个人之间勾心斗角，为了这一本秘籍尔虞我诈，万震山以祝寿为名让戚长发进城，进而对他痛下杀手，而戚长发明知是圈套，却禁不住“连城剑法”的诱惑而进城，当被师兄暗算之后依然不思悔改，对外佯称已故，却潜伏多年，甚至不和自己的女儿戚芳相见，等待时机。而二师兄言达平为了得到剑谱，乔装成乞丐，在万震山家附近观察，后来又在戚长发的住处盖起豪宅，以寻聚宝盆为名雇佣工人在屋内深挖大坑，欲探究竟。这种明争暗斗将所谓的武学丧失殆尽，师父和徒弟，师兄和师弟，都变成了敌人，而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为了得到一本秘籍，而在下一代的徒弟身上，这种丧失了基本伦理的行为又得到了恶的延续，万震山的所谓徒弟无非是心狠手辣的大手，他们见利忘义，设计陷阱，让狄云遭受折磨。

同样在花铁干身上，这样的行为更是令人发指，“中平无敌”花铁干和陆天抒、水岱、刘乘风义结金兰，被武林合称为“落花流水”，但是在追逐血刀老祖和狄云的过程中，却上演了禽兽的行为，当花铁干也见自己的兄弟战死，又无力挣脱自我毁灭的厄运，竟然让水笙跟着自己投降：“这两位师父武功高强，咱们是打不过的，还不如顺从降服，跟随着他们，服从他们的号令为是！”这种丧失尊严的祈求如果只是生的本能需求，那么，当他被坠落在雪谷之中时，为了生存竟然像动物一样开始吞噬自己兄弟的尸体，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使得水笙发出了这样的质问：“陆伯伯，刘伯伯，他……他二人是你的结义兄弟……”

师徒之间、兄弟之间的争斗，是一种丧失武学的表现，那么对于儿女痛下杀手，则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观，丁典认识了知府凌退思的女儿凌霜华，两人一见倾心，不想凌退思却为了自己的名利，设下陷阱，“她父亲所以不做清贵的翰林，又使了数万两银子，千方百计地谋干来做荆州府知府，乃是有个重大图谋。原来他从史书之中，探索到荆州城中某地，一定埋藏有一批数量巨大无比的财宝。”他竟然以女儿为要挟逼他交出来，甚至将女儿活埋，引丁典上钩，还把他打入大牢达七年之久，当丁典和狄云越狱之后，才知道凌霜华已经死去，而丁典抚棺痛哭时中了无药可治的“金波旬花”，正如这如恶魔的毒药一样，不仅凌霜华和丁典的爱情之花被摧残，而且凌退思利用女儿的真情设计陷害丁典，也是丧失了作为一名父亲的基本伦理。而戚长发为了那本秘籍，也是隐匿江湖，明知女儿被万震山的儿子万圭掠去，却置之不理，抛下了自己的女儿戚芳，让戚芳一个人面对人生的种种遭遇，最后被万震山害死，留下了“师哥，你答允我，好好照顾空心菜，当是你……你自己的女儿一般。”的悲苦遗言。

在师徒之间，在父女之间，这样的伦理、感情和信任在人心之恶中荡然无存，但是这恶的世界却只是一种虚幻的图像，它无法真正带来成功，就如天下武林争夺的《连城诀》其实是在一本不起眼的《唐诗选辑》中，它藏在山洞中，它沉默在日常生活中，即使被打湿而显出字迹，即使让人最终找到宝藏，也只是虚幻之一种，梅念笙因识破三个徒弟心术不正，传授剑法时故意将招式变得更加花哨无用，不将独门绝密“连城诀”剑谱传给徒弟，戚长天在传授戚芳和狄云武功的时候，那些“唐诗剑法”也变成了“躺尸剑法”，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变成“大母哥盐失，长鹅卤翼圆”，被篡改的句子里传递的何尝不是心术不正的虚幻秘诀？

不管是“四、四十一、三十三、五十三……”组成的数字密码，还是“江陵城南”中隐含的藏宝地点，最后也无非是“西天宁寺大殿怫像向之虔诚膜拜通灵祝告如来赐福往生极乐”的戒告，正如言达平所说：“哈哈，叫我向如来佛虔诚膜拜，通灵祝告，这泥塑木雕的他妈的臭菩萨便会赐福于我，哈哈，他奶奶的，叫老子往生极乐。我们合力杀了师父，师兄弟三人你争我夺，原来是大家要争个‘往生极乐’。江陵城中这几百条英雄好汉、乌龟贼强盗，争来争去，为的都是要‘往生极乐’，哈哈，哈哈！”

往生极乐其实指出了江湖中真正需要的那个世界，那是《唐诗选辑》中戚芳夹着的那一双鞋样，那是雪谷之中水笙缝制的羽衣，那是寄托感情所命名的“空心菜”，那是内心中“世上信得过的，原来就只有他一个……”的表白，所以丁典为爱情之死让狄云得到了《神经照》，血刀老祖被杀死在雪谷中让狄云练就了《血刀经》，“他这时身集正邪两派最上乘武功之所长，虽经验阅历极为欠缺，而正邪两门功夫的精华亦未融会贯通，但单以武功而论，比之当年丁典，亦已有胜过。”亦正亦邪的武功在狄云身上却变成了另一种用途，那就是不为恶所侵袭的自我保护，是寻找一种善的自我发现，而当他在水笙的等待中看见爱情之光芒的时候，也是对于死去的戚芳临终时所期盼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祝愿的一种实现。

恶在背面，恶在死去，而狄云和水笙面对的是另一个世界，这里或许没有仇恨，没有屈辱，当重新回到人迹罕至的雪谷时，也是回归到人性最原始最单纯的那个世界，他不是拥有世界最厉害武功的侠士，他仅仅是自己的主宰，或者说，在永恒百年的期待中，他早已是那个水笙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编号：C28·2150906·1207
	作者：金庸 著
	出版：花城出版社、广州出版社
	版本：2008年03月第3版
	定价：43.00元亚马逊38.20元
	ISBN：9787806553305
	页数：787页

袁承志展开轻功，早去得远了，但见他疾冲入阵，金蛇剑挥动，削去了两名清兵的脑袋。孙仲寿长叹一声，泪如雨下，心想：“连盟主也是如此，岂能跟当年的袁督师相比。”
        ——《第十一回 慷慨同仇日　间关百战时》

只不过是半部《碧血剑》，它写在我九十年代的阅读档案里，也开启了我对于武侠小说的阅读兴趣，高中学业的间隙，时常去借的是姚雪垠的《李自成》，惶惶十几本的巨著是对于明末农民起义的一次浏览，不知是先看了《碧血剑》，还是继续了《李自成》，或者是先读了《李自成》，再点缀般地偶遇《碧血剑》，总之在历史和武侠的杂夹中，我被带进的是一个生疏的世界。当二十年尘封已过，偶然回首，却发现半部《碧血剑》只不过是管窥了一个英雄人物的成长，它似乎无法进入历史，无法完成使命，而半部《碧血剑》的阅读，或者就是一个象征事件，它在另半部的缺席中空出一个位置，永远等待书写，却永远无法让一个英雄成为“承志”式的传奇。

袁承志，“子承父志”的命名里是一种期待，作为连破清兵、击败清太祖努尔哈赤、使清人闻名丧胆的蓟辽督师袁崇焕的儿子，袁承志似乎天生就应该是一个和父亲一样“痛惜异族入侵，占我河山，伤我黎民”的仇视者，更应是奋勇杀敌、建立功名、去除鞑子的指挥者，这似乎是一种家族延续留给他的使命，所以袁承志似乎也就是那半部书的象征，但是缺席的上半部如何在他身上凸显这种国家意义上的使命，如何成为“以御外侮”的民族英雄？而空出，甚至缺席的父亲对于袁承志来说，或者仅仅是一种隐喻，那种复生的期盼在江湖世界里却只能成为一个唏嘘的梦想。

“《碧血剑》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其次是金蛇郎君，两个在书中没有正式出场的人物。”金庸在《后记》里这样说，很明显，这种有着《蝴蝶梦》写法的“不在场”其实就是为主角留下了位置，但是这个位置并不是真的空着，而是等待有人落座，有人“承志”，而被分列成上下两部的《碧血剑》，无疑就是用不在场而在场的“袁崇焕”和“金蛇郎君”构筑了两条线索，而这两条线索则成为两种生活面的主体：江湖恩怨和国家使命。

袁承志出场的时候，却是袁崇焕已经被害，这种父子之间的生死相隔自然把袁承志带向一个没有父亲的缺席状态，也使得国家使命暂时从袁承志的自我成长中抽离出去，所以当时只有七岁的袁承志走向的是一条江湖之路，崔秋山教他“伏虎掌”，开始以关门打豹的形式历练胆量，行侠仗义救出安小慧也是一种个体力量的体现，接着是成为华山派穆人清关门弟子，十段锦身法、“神剑仙猿”、“破玉拳”和“混元掌”等功夫被传授；之后是“千变万劫”的木桑道人对他的培养，“攀云乘龙”的轻身功夫使他能棋打巨猿。而在山洞中发现金蛇郎君的遗骸，以及那布满机关的“金蛇秘笈”使他渐渐成为武林中的少年英雄。

金蛇郎君已死，却在袁承志面前出场，甚至在武林恩怨中成为主角，这是金庸新派武侠小说区别与传统武侠小说的一个创新之处，而看似缺席的金蛇郎君在武林中掀起又一场血雨腥风的争斗，其代言人却是袁承志，那一本金蛇秘笈，那一张重宝之图，那一行“得宝之人，真乃我知己也。务请赴浙江衢州静岩，寻访女子温仪，赠以黄金十万两”的留言，以及那神秘的死亡，对于袁承志来说，是他进入武林世界的一个通道，而从金蛇秘笈中获得武功，也让袁承志成为一个继承者，“可是自从研习《金蛇秘笈》中的武功之后，对这位绝世的奇才不禁暗暗钦佩，在内心深处，不自觉地已把他当作了半位师父。”

这或者只是对于身体上的浅层次影响，而随着大闹温家堡，随着恶斗棋仙派温氏兄弟，随着温仪揭露那一段暗恨情仇，袁承志才真正进入江湖，也才以金蛇郎君代言人的身份处理这些恩怨，不仅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且是自我成长的一次历练，同时在暗处也倾慕金蛇郎君重情重义的品格。可以说，金蛇郎君伴随着袁承志而“在场”，而袁承志也在这江湖恩怨的处理中坐在了金蛇郎君那空出来的位置。

死亡而复活，是江湖的复杂，死江湖的多元，但无论如何，不管是在华山派积累武功，还是在温家堡处理恩怨，对于袁承志来说，都只是一个小小的江湖，甚至这些江湖的恩怨都只是事关个人利益、帮派利益，而这江湖传奇也构成了袁承志的“半部人生”。但是毕竟他是袁崇焕的儿子，毕竟开始显露江湖领袖的地位，毕竟牵连到更复杂的社会，而当这个小江湖的局面被打开，袁承志也开始了他“下半部”的人生。

袁承志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袁崇焕的儿子，只不过对于父亲他没有清晰的记忆，所以这个父亲也是缺席者，但是袁承志知道父亲是被害的，这在内心深处来说积聚起了仇恨的力量，它需要一次唤醒。当袁承志成为金蛇郎君的代言人而进入到江湖恩怨的时候，他其实也慢慢开始了“江湖社会化”的一种探寻，五毒派和温家堡的恩仇最后归结于那黄金万两，而这黄金财宝就是李自成李闯王的军饷，而那张神秘的“重宝之图”中标注的宝物在“魏国公赐第”里，而这些宝玉、珍珠、玛瑙、翡翠却曾是明太祖当年从百姓身上搜刮而来，并不仅仅是财富，都已经打上了社会的印记，当温青青说：“咱们说过，寻到财物，要助闯王谋干大事，自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袁承志则大喜，握住她手说道：“青弟，你真是我的知己。”

袁承志为何会大喜？大喜是因为财物将他推向了另一个武林，另一种恩怨，父亲袁崇焕是为了赶走清兵维护大明的江山，但是他却在反间计中被害死，所以仇人对他来说有两个，一是以皇太极为首的鞑子，一是以崇祯皇帝为首的腐朽朝廷，而李自成起义就是为了打破这种秩序，正如田见秀所说，李闯王起兵是为了有口饭吃，这是反对朝廷的最初级目的，而对于清兵，却也是恨之入骨，“至于打满州鞑子嘛，李将军的心意跟各位一模一样，平时说起，李将军对鞑子实是恨到骨头里去。”因为他们的行为的异族入侵，所以袁承志在这里找到了一种契合点，也为自己的“下半部”人生注入了复仇和反叛的血液。

个人恩怨和民族仇恨，夹杂在一起，对于袁承志来说，这是一种出场的方式，寻宝藏、劫漕运，率领山东群盗和青竹帮帮众伏击清兵，在袁承志看来，就是一种在场：“官逼民反，今日可叫我亲身遇上了。”而当打开囚车，见到的却是父亲的旧部，当时教导抚养自己的倪浩、朱安国、罗大千三人都在其中，但他邀请他们加盟“共图大事”的时候，看起来他的确已经开始了“承志”的伟大事业：泰山上聚齐结盟，并被推举为盟主，成为南北直隶、鲁、豫、浙、闽、赣七省草莽群豪的大首领，甚至在山东青州、泰安、锦阳关一战中，不但劫了朝廷的百余万粮饷，又歼灭满洲军阿巴泰麾下的一批精锐，使袁承志轰动鲁直河朔一带，最后江湖上被称为“金蛇王”营的这一支被称为“山宗营”，“以示志在承继父志。”

但是对于袁承志来说，在大势所趋中揭竿而起，也只是属于草莽英雄，正如在锦阳关设伏一战中，部下的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勇猛杀敌，但是由于缺乏组织和训练，被孙仲寿称之为“乌合之众”：“咱们这些英雄好汉，每个人武功都强，但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怎比得袁公当年在宁远所练的精兵？盟主你也是无法可施的。唉，黄旗还没竖起，大伙儿就乱糟糟地冲杀出去了，这哪里是打仗，简直是胡闹！”甚至袁承志自己也是冲入敌营自行杀敌，问他手拿着的那把金蛇剑也像是一种象征——他还没有从金蛇郎君的代言人转变为推翻旧秩序的起义者，他还是江湖上武功高强的英雄，而不是指挥部队的首领。

而袁承志混入满清皇宫刺杀皇太极，也无非是为了完成个人复仇，“他们使反间计，使反间计！我爹爹果然是他害的。这人是害死我爹爹的大仇人！”当皇太极告诉他，反间计死崇祯所为，袁崇焕却是自己的朋友，袁承志却说：“我爹爹是你敌人，怎会是你朋友？你使下反间计，骗信崇祯，害死我爹爹。崇祯要杀，你也要杀。”而皇太极报以回答是：“你年轻不懂事，什么也不明白。”而当皇太极说：“南朝所以流寇四起，说来说去，也只一个道理，就是老百姓没饭吃。咱们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让天下百姓人人有饭吃……”却让袁承志大为感动，似乎看到了一个明君的影子。

这是初出茅庐的袁承志，这是热血沸腾的袁承志，而当闯王力克昌平进入北京，明朝军队土崩瓦解之后，他又以报私仇的心态进入宫内，当看见惠王弑君篡位的时候，他又决定先救崇祯皇帝，“待闯王进京之后，再来手刃崇祯以报父仇，这是先国后家、先公后私的大义。”大义在先，个人恩怨在后，但是当亲见崇祯皇帝用剑砍了自己心仪的阿九时，袁承志的大义梦似乎又被破灭了，他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人被父亲砍断手臂，个人恩怨又成为内心的主宰。而在这不断的转变中，袁承志似乎也模糊了先国后家、先公后私的大义和个人恩怨，模糊了自己的定位。

李自成进入北京制造的烧杀掳掠悲剧，又将这种摇摆和模糊推向了彻底的否定。“当起事之初，声言吊民伐罪，伸张正义，但一旦声势既成，迫于形势，烧杀掳掠，往往在所不免。”袁承志是眼见为实，当他提出质疑时，刘宗敏却告诉他：“大王打江山的时候是百姓。今日得了天下，坐了龙廷，便是真命天子了，难道还是老百姓吗？你这小子胡说八道。”这是身份的转变，闯王不再是为口饭吃的百姓，而是坐上龙椅的皇帝，此皇帝和彼皇帝，又有何区别？当北京城的百姓在哭喊哀呼之际，却是军士呼喝嬉笑之时，也是抢夺，也是奸淫，也是乱杀，甚至也是沉溺于陈圆圆的美色，于是乱世王、革里眼被杀，于是老回回反逃，于是李岩被陷害。而面对如此种种，袁承志的疑问是：“我只听说‘人在江湖，身不由主’，做了皇帝，他要干什么就是什么，怎么会身不由主？”而未被陷害之前的李岩告诉他：“天下就只一个皇帝，他己做了，怕别人来抢他的，只好把能抢他宝座的人都杀了。”

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覆灭，而这只不过是一种轮回，当起义军最终退出北京，清兵入关，一个时代开始了，而对于袁承志来说，似乎“承志”的大业也画上了一个永远不圆满的句号，终于杀出重围的袁承志在告别了阿九之后，和青青、哑巴、焦宛儿、崔秋山、安大娘、安小慧、崔希敏等少数武功较高之人躲避雨山洞之中，最终在“空负安邦志”的惆怅中，决定神游海外：“咱们就去将红毛海盗驱走，暂且到这海岛上去做化外之民吧。”

海外异域，是以那个浡泥国为样板的，当时从浡泥国来到广东的张朝，就看见了两种世界的不同：“闻广东是富庶之地，但沿途所见，尽是饥民，心想中华地大物博，百姓人人生死系于一线，浡泥只是海外小邦，男女老幼却安居乐业，无忧无虑，不由得叹息。”所以离开改朝换代的中国，离开爱恨情仇的江湖，对于袁承志来说，似乎就是告别一种父亲的影子，走向一个乌托邦，“不降鞑子，不投朝廷，不跟闯王，不害良民”的十六字诀，无疑以全部否定的方式离开现实，离开历史，离开江湖。

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袁承志也根本无法和父亲一样，承担起这样一种大义，就如金庸所说：“《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在性格上只是个平凡人物。他没有抗艰难时世的勇气和大才，奋战一场而受了挫折后逃避海外，就像我们大多数在海外的人一样。”用《袁崇焕评传》来再现他的英雄事迹，无论如何都只是一种历史的书写，而这种旁离于小说的注解也只是让袁崇焕这个父亲始终处在空位子之上，始终是一个缺席的半部传奇，而袁承志作为一种虚构，根本不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正如开篇张浡泥国那督张氏传人张信回到中国，看到那一段关于袁崇焕的祭文：“并诛明帝清酋，以雪此千古奇冤，而慰我督师在天之灵。”站在祭文前，那报仇雪恨的一切对于异域而虚构的世界中的人来说，始终是一个旁观者。

英雄豪杰在别处，安邦之志在别处，江湖恩怨在别处，海外之国也在别处，只是半部《碧血剑》开启的世界，似乎永远不能治天下，尘封已久，江湖不再。

	编号：C38·2150822·1206
	作者：【西】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3年08月第1版
	定价：29.00元亚马逊21.80元
	ISBN：9787533937959
	页数：256页

流放者，你将离去，没有眼泪，没有坟墓。
你将在消失的时光附近漫游，从那儿
到更远，奔向天涯。
双目注视着从未见过的东西，
方向朝着喀耳刻，死亡的美女。
你就在那儿静静地超越
没有太阳的城市，你会见到我。
我将是那艘失事的破船，
搁浅在徒有虚名的
朋友的海滩上。

双目注视着从未见过的东西，对于恩里克·比拉-马塔斯来说，是一个“没有眼泪，没有坟墓”的地方，是没有太阳的城市，甚至只是在一首诗歌的某个诗行里，可是当巴黎在某一个夜晚被激活的时候，那些眼泪便成为痛苦的象征，那些坟墓成为暴力的符号。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一个黑色星期五的夜晚，那罪恶的枪声和爆炸声响起在塞纳河畔，响起在球场、剧场里，100多个生命似乎就在狂欢和愉悦中，被冰冷的子弹穿透了无辜的身体，整个巴黎宛如“一艘失事的破船”，搁浅在死亡的海滩上。

一个巴黎，另一个巴黎，小说中的巴黎，新闻中的巴黎，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书写的巴黎，我看见的巴黎，他们仿佛都在一种书写和传说中成为现实，但是在没有在场的情况下，如何对那些流放者和遇难者说起绝望，如何对那些暴力的实施者说起谴责，如何在小说和诗歌里遗忘悲剧？当巴黎的那个暴力夜晚被打开的时候，我其实完全从现实走向了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的小说中，甚至把这一首关于告别的诗歌当成巴黎最后的文本，“我认为我写整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放进一首诗，就一首诗；那是我一生写的最后一首诗，也是出版的唯一的一首诗。”但是那不是最后的巴黎，不是关于巴黎最后的文本，当我读到“整整六天，我一直在分析形势，到了第七天，我就回到了巴塞罗那”的时候，巴黎还是陌生的，当我继续读到“当父亲问起我为什么回到故乡的时候，我对他说是因为我爱上了胡利塔·格劳，另外还因为巴黎总在下雨，天气寒冷，晴天太少，雾天太多”的时候，巴黎还是一个传说，当我最后读到“而且那么平庸灰暗，母亲这时插嘴道，我猜她是在说我”的时候，巴黎在最后的句子里被合拢。

一本小说无法虚构一个陌生的巴黎，一条新闻无法还原一个暴力世界中的巴黎，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告别巴黎，而我则打开了真实的巴黎，从文本到现实，从流浪到死亡，从绝望到恐怖，巴黎如此接近我们的生存，就像在身边，有眼泪，有坟墓，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说：“书中隐藏的情节就是一出无声的悲剧：年轻人告别了诗歌，向粗俗的叙事低头。”但是当诗歌淹没在枪声中的时候，谁真正看见了死亡，真正看见了悲剧？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为什么要把诗歌作为向美好的想象告别的符号，为什么会在《知识女杀手》中寻找到让读者死亡的方法，为什么在苦苦寻觅之后又返回到当初离开时的巴塞罗那？巴黎永无止境，巴黎就在不断地创造和解构中，巴黎永远在流亡者的想象中，“我离开这儿是为了消解、分离、崩溃，把一切未遂的人格或意识和任何对巴黎的怀念都变成碎屑。归根结底，讽刺就是离开自我。”可是离开自我，只是另一个不真实的巴黎，《知识女杀手》其实是无数个杀手，是文本里的杀手，是现实中的杀手，是新闻中的杀手。

合拢一部小说，打开一个世界，巴黎其实只是一个代名词，关于人类的悲剧，关于宗教信仰，关于种族和战争，即使不在巴黎，也会在历史的另一个时间点发生，在没有杀死知识女杀手之前，一切的解救都只是一种文本的游戏，所以当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要用一首诗歌解构对巴黎的怀念时，枪声响了，当恩里克·比拉-马塔斯要用一部小说重建一个被书写的巴黎时，玛格丽特·杜拉斯说：“我写作是为了不自杀。”那些高级法语，那些文化和知识，那些写作风格，那些和巴黎有关的作家、作品，到底会虚构一个怎样的巴黎？而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似乎也并不是那个西班牙作家，他是我，是躲到巴黎的一个流浪者，“我知道得不多，有时候只知道自己是个有两副假眼镜和一个烟斗的西班牙人，一个不懂得如何对待自己生活的加泰罗尼亚青年，一个如果阅读路易斯·塞努达就变成共和派的作家，一个随遇而安、远离故乡、没有欲望的年轻人，这个人居住在一个恰恰不是流动的盛宴的巴黎。”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作者，也是读者

为什么要寻找巴黎，为什么要抵达巴黎？寻找是为了告别，抵达是为了离开，西班牙，和弗朗哥有关的西班牙，和独裁有关的西班牙，而我来到巴黎，就是为了在文本的世界里制造另一个谜语，制造一个流浪的虚构故事，从而让自己成为一个连自己都否定的人，“多年来，我一直力图成为一个最神秘、最不可预见、最深不可测的人。这些年我一直力图成为所有人眼中的一个谜。”自己编织一个谜，谜面写在小说里，而谜底永远不是为了告诉生活的真正出路，而是在绝望中讽刺自己，“我就是这类人之一，因为我不清楚生活之路在何方。”

不清楚路在何方，却选择了巴黎，这就是一个存在的悖论。我期待自己成为海明威，参加“谁最像海明烕”竞赛，不是向自己的偶像致敬，而是在偶像开启的巴黎“流动的盛宴”中解构巴黎，“结果得了个倒数第一名，说得更确切些，是被取消了资格。”这是悖论的开始，而巴黎只不过是一个贫困和不幸的地方，和妻子在巴黎呆了八个月，对于我来说，就是在永无止境的巴黎中找到一个终点，一个想象的终点，一个虚构的终点，一个流亡的终点。
 
“一切都会结束，唯独巴黎不会，现在我这样想。一切都会结束，唯独巴黎不会，巴黎永远不会结束，她始终在陪伴着我，追随着我，她就是我的青春。”巴黎是海明威的巴黎，是普鲁斯特的巴黎，是珍妮·还布特的巴黎，是佩雷克的巴黎，是马格利特·杜拉斯的巴黎，我或者见过他们，或者读过他们的著作，所以在那个阁楼里，在那条街上，在那个酒吧里，我似乎在还原那些作家和作品有关的巴黎，而我也慢慢进入到他们已经完成却永远有读者阅读的作品中。我是文本里的一个人，一个符号，一段文字，一个讽刺，是的，进入文本中的巴黎，和进入现实中的巴黎，到底有何区别？珍妮·海布特自杀字那条米奥特大街8号，而我在重读她的故事之后，去寻找那条大街，才发现，“这座城市到处都挂满了纪念性的金属牌，但是，在珍妮·海布特失去生命的地方却没有任何金属牌。”

只是在故事里，没有金属牌，没有标识，当然也被取消了意义，讽刺之一种，寻找只不过是一个瞬间，“过去不仅仅是一个瞬间，它其实根本不会离开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会觉得巴黎也是这样，“它从未外出旅行过，而且总是永无止境，永无终结。”不停留在某条街上，不停留在某个故事里，我对于巴黎仿佛陷入在虚无之中。而唯有这样一种悖论，这样一种讽刺，才让我更觉到保持一个没有谜底的谜面是一种极大的诱惑，是抵达神话的另一个高度。对于讽刺，里尔克说：“你要占据最深处，那儿讽刺不会再往下。”勒纳尔说：“讽刺是人类之廉耻。”而我则说：“讽刺乃真诚之最高形式。”

似乎只有自我讽刺，才可以看见真诚，也似乎只有自我讽刺，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永久的谜。所以从文本到文本，我开始写作，像一个作家那样，写作有关巴黎的书，写作一个讽刺的文本。从乌纳穆诺的一本书中找到了故事情节，在圣贝努瓦街5号六层的阁楼里开始创作，《知识女杀手》是一部可以用小说杀死读者的书，曾经我是他们的读者，我是巴黎的读者，而现在当我在没有任何金属牌的现实里接近讽刺的中心时，我要把更多的人当成读者，让更多的人被折磨，最后在“读完它后的几秒钟内死去”。

离开弗朗哥统治的西班牙，来到流动盛宴的巴黎，离开家乡的巴塞罗那，来到文本里的巴黎，“是过定居生活还是过移徙生活，是做个陈腐的民族主义者还是做一个灵魂流浪人物”，而这样的选择根本不是生活的目的，甚至这样的选择也不是现实：“现实真的存在吗？真的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真实的东西吗？”就像曾经到达纽约的那个唯一的夜晚，当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饭店的房间里的时候，箱子还没有打开，窗外的摩天大楼就变成了现实，而这样的现实无非是一个梦境，我是在这样一种梦境之中抓住了所谓的真实。而这无非是另一种讽刺，一种对于现实的讽刺，对于梦境的讽刺，甚至可以说，我写作了小说，可是还只是一个读者，一个把巴黎之外观望的读者。

《知识女杀手》里的两个作家，或者正是和我有关的两个身份，一个是有社会地位的作家胡安·埃雷拉，另一个是非常糟糕的作家韦达·埃斯卡比亚，胡安·埃雷拉像是极权主义者，对于混乱无序的秩序进行着冲击，而韦达·埃斯卡比亚却生活在这样的混乱中，所以两个作家，一个是另一个的读者，一个是另一个的讽刺对象，“对于说真话而言，我看不出还有什么方法比讽刺我们自身更可靠。”我感觉自己和韦达·埃斯卡比亚是同类，却必须接受胡安·埃雷拉的极权秩序，所以在这样一个本身就带着讽刺和悖论的文本里，那些读后死去的读者就是我自己，我创造小说，我也毁灭小说。当韦达·埃斯卡比亚在小说中，死在女杀手发现的666号房间，而我从马拉加飞往巴塞罗那的时候，乘坐的飞机航班就是JKK666航班，666是一个咒语，也是一个讽刺，“他们怎么敢给飞机编一魔鬼的号码？里面有一个魔鬼相仿的年轻人”，我就在小说中被置入自己的命运中，“那我肯定以为自己是个死人了”。

绝望，迷局，小说和现实，不是巧合，而在故事的女杀手之外，我更是遇到了真正的女杀手，那个身材肥胖、酗酒成性、放弃了信仰的基姬曾经是我的最爱，但后来却变成了我的无形负担，就如塞万提斯的那句话一样：“没有一种比轻佻的女人更沉重的负担了。”把一个现实中的“女杀手”移植到小说中，成为小说的讲述者，对于我来说，当然是一种无法逃避的讽刺，所以对于这巨大的现实，我只能以一种搁笔的方式拒绝讽刺。搁笔是把文本抛向虚无，是把读者带向流亡，海明威用他那把双通猎枪结束了自己的创作，死前最后一部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中有一段祈祷说：“我们的虚无存在于虚无中，虚无是你的名字，你的王国也是虚无，你是虚无中的虚无，因为虚无原本就是虚无。”而阁楼上的杜拉斯，也选择以自我封闭的方式拒绝写作，据说，在弥留之际，她说死亡之后一切都变成虚无缥缈，“唯有活着的人在微笑，在互相支持。”

而对于我，剩下的是什么？是一个没有金属牌的街道，是被诅咒般的666航班，是被取消了资格的海明威模仿大赛？似乎还残留着某一个关于巴黎的梦，据说梦境是真实的，可是梦里最后是一本把我载入史册的书，而这本书本身就是一大片目的，“大多数墓碑上，那些被五花八门的方式冷嘲热讽的名字已经模糊得无法辨认了。”还有另一个梦，“我梦见我的母亲是我非常年轻的姐姐，我跟她发生了乱伦之事。”巴黎脱离文本，成为一个梦，现实带来讽刺，却走向一种死亡，我是那些文本的读者，我也是现实的读者，巴黎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废话，巴黎是母亲“可你在巴黎到底找到什么了”的疑问，巴黎是佩特拉给我秘而不宣的刺激，巴黎是我写的那封“和阿尔蒂尔·兰波在1870年4月29日写给泰奥多尔·德邦维尔的一模一样的信”，巴黎是我和妻子以激情的方式“解放里茨饭店的酒窖”。

而《知识女杀手》呢，在那八页描写一个诗人之死之后就已经走向了结局，我放弃诗歌，走向罪恶的散文，就如我放弃讽刺，走向真实自我一样，“酒从他的双耳中流出来，他的双腿拖在地上，仿佛两根不会打弯的直挺挺的桅杆……”第八页的死亡是小说的死亡，新的文本的第一句话是：“我爱阳光、沙滩和带着咸味的海水。”死亡和暴力被终止，阳光和海水被扩散到现实里，而那些读者会重新聚集，会重新阅读。而这个被改变的文本无非是一个我早就安排好的计划，就像《巴黎永无止境》是一部小说，也是一个讲座，只是在巴黎的那个航班上，我把这一个讲座看成了别人的东西，“在我的座位第七排B座上发现了几页被人遗忘的笔记。”是的，在小说之外，那个持续三天、分三场、每场两个小时的讲座中，我只是一个在座位上看见了讲稿，骂别人是傻瓜的读者。

“我是讲座还是小说？上帝呀，这是什么问题呀！”讲座和小说，都在读者的世界里成为一个讽刺，而读者当初就是应该在文本里死去的人，建构是为了解构，巴黎从来就是一个无限接近又必须离开的地方，它在那些作家和作品中，在我八个月和两年的游历中，在我成为一个作家的文本里，但如此种种，都是一种充满讽刺的“如果”：

我心想，如果我是个真正的作家，就不会有那么多棘手的问题。
我心想，如果我成为真正的作家，非洲将是我的。
如果我真的成为作家，我将像兰波一样尝试创办所有的聚会，取得所有的成功，编写所有的剧本，试图发明新的鲜花，发现新的星球，创造新的肉类、新的语言。
如果我真的成为作家，我将绝对是现代人；沐浴着曙光，带着火热的耐心，我将走进富丽华美的城市。
如果我真的成为作家，我的日子将会变成完全不同的样子。
如果我真的成为作家……

巴黎在消解，巴黎被分离，巴黎在崩溃，当我“把一切未遂的人格或意识和任何对巴黎的怀念都变成碎屑”的时候，真正的讽刺就变成了离开自我，离开自我是杜拉斯的封闭，是海明威的自杀，是我回到巴塞罗那被母亲笑话，可是毕竟是离开，没有如果，没有梦境，没有读者，没有讲座，甚至没有666航班，没有警察，没有金属牌，没有阁楼，“双目注视着从未见过的东西”。

可是，这一切还只是一个文本意义上的告别和离开，夜晚的小说在最后一句话之后让读者活着，可是那遥远的、从未抵达的巴黎，谁扣动了罪恶的扳机，射出了冰冷的子弹，“一切都会结束，唯独巴黎不会，巴黎永远不会结束”，流动的盛宴其实是流动的罪恶，流动的讽刺，流动的堕落。

	编号：C55·2150822·1205
	作者：【美】海明威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3年04月第1版
	定价：22.00元亚马逊16.10元
	ISBN：9787020095209
	页数：246页

就是这样，先送一个姑娘同男人出走，再把她介绍给另一个男人，与他一道出走，现在又去把她接回来，并在电报上署名“爱你的”，就这么回事。

他和她，男人和女人，一道出走，一起接回，对于无限接近情爱的故事来说，似乎从来不缺少主角，但是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行动到底指向何种结局？在他和她第三人称之外，谁又是第一人称？“我”就在这样的故事里，“就是这样”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讥讽，而当我站在这个故事边缘的时候，我既从来不是这场爱情的主导者，出走或者接回，其实都是在一种旁观的世界里，甚至电报里那个“爱你的”称呼，也变成了一种空洞的象征，“就这么回事”，故事从来没有“爱你的”，也从来没有“不爱你的”。

我是看见了和布莱特有关的种种相遇，和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以及和其他男人的故事，但是那个“爱你的”似乎把一切有关的男人都撇向了和爱情无关的境地，这似乎是对于时代的讥诮，却也是一种自我的嘲讽，我或者也并不是我，一个叫杰克的男人，一个叫巴恩斯的记者，一个生活在欧洲的美国人，一个因为战争受伤而失去了性爱能力的人，所以在爱情故事里，我永远不是主角，在布莱特“爱你的”称谓里，永远无法走向实质。所以当我一个人从圣塞巴斯蒂安赶往布莱特需要帮忙的马德里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更是那种讥诮和嘲讽的见证，也把我推向了自我怜悯的地步。

“能否来马德里蒙大拿旅馆我处境不佳布莱特”，布莱特两封相同的电报发给我，这是一种求助，这是一种呼唤，而我以“爱你的”作为回应，似乎又走进了一个无法挣脱的尴尬中，但是我必须从圣塞巴斯蒂安一个人的世界里走进去，不是为了重获那种虚幻的爱情，也不是对于功能缺失的身体的唤醒，而只是回到故事的起点，回到爱情的原初，回到没有主语的现实。对于三十四岁的布莱特来说，爱情擦肩而过，却也是自己主动放弃那种美好的向往，“你知道，我三十四岁了，我不愿当那种糟蹋年轻人的坏女人。”只是因为那个让她动心的小伙子罗梅罗是个斗牛士？是个爱她的孩子，是个只有十九岁的健全男人？布莱特把爱情叫做“糟蹋”，对于她来说，似乎并不愿意获得一种世俗之外的真正爱情，她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她把自己置于“坏女人”的角色定位中，是不愿意打破已经被嘲讽和尴尬的现实。

一个有过婚姻经历的女人，似乎所有的期望都在战争中破灭，最先的真爱在战争中死于痢疾，后来嫁给了阿什利，“你们知道，给她头衔的那个叫阿什利家伙是个海军，第九代男爵。回到家他从不肯睡床，总让布莱特睡地板。最后他变得坏透了，老对布莱特说要杀她，总揣把荷弹的军用左轮手枪睡觉。那会儿布莱特总等他睡着以后拿出子弹。布莱特她的日子一向不大快活。真是不幸，她那么喜欢生活。”当她拥有阿什利妇人这个头衔的时候，其实也意味着某种爱情的死亡，而对于阿什利之后的迈克，似乎更多也只是一种形式意义，战争让女人走开，战争也让男人失去了自己。迈克记忆中的那个王储晚宴，无非也是一个逢场作戏的故事，那裁缝缝制的军功章，不是荣耀，也是嘲讽，而当他把那些勋章扯下来分给每个姑娘的时候，就是在解构战争，“姑娘们认为我是厉害得要命的勇士，在夜总会分发勋章，多威风的家伙。”

所以在布莱特面前，他无非以这样一种解构的方式延续一个爱情的虚幻感觉，而当科恩死命追求布莱特的时候，他又充当布莱特的保护者，骂他，揍他，叫他滚蛋，戳穿他们同居的事实，迈克永远在布莱特面前像一个男人，而这样一个男人并不是给了她作为女人的爱，而仅仅是保护，仅仅是婚姻形式的满足，所以即使在被保护的现实里，布莱特还是跟着斗牛士罗梅罗走了。罗梅罗的身上迸发出的是一种力量，一种征服的力量，他用这种力量战胜里嗜血的牛，用这种力量杀死了顶死别人的那头牛，用这种力量割下了牛耳朵，也用这种力量获得了布莱特的好感，但似乎仅仅是力量，甚至仅仅是男人的身体，对于他来说，斗牛场就是一个战场，但是在这个战场中，他依然是一个暴力的实施者。他说那些公牛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却又不惜代价杀死他们，“这样它们就杀不了我。”朋友和敌人，有时候就是一个悖反的两面，而在战争中，无非也是在非此即彼的境况中，不是你一定要胜利，而是对于那种生死的抉择中，你无法成为一个失败者。

”我爱斗牛，也爱布莱特“，这是罗梅罗的承诺，也是一个作为男人的宣言，在满足了布莱特对于男性力量和身体的渴望之后，她却也看见了那种不安，这种不安把她也放置到没完没了的战争中，甚至在她看见自己作为一个“坏女人”的那些发生的故事之后，她似乎也没有勇气接受这样一种爱，她想从战争中走出来，却又跌进了另一场战争，所以在结婚的目的面前，她只有逃避，只有舍弃，只有回到一个失去了身体功能的男人身边，似乎在我这里，她才能感觉到安全，感觉到拥有，感觉到完整。

“我们在一起，本可以拥有多么好的时光。”布莱特对于我和她故事的那种回忆，何尝不是一种巨大的嘲讽？无论是战争中的阿什利，还是虚幻荣耀的麦客，无论是斗牛士罗梅罗，对于布莱特来说，看起来都有着完整的男性身体，身体似乎是保全性爱的唯一途径，但是身体带来的惶恐却又在某种程度上扼杀爱情的完整性，这是现实对于布莱特的嘲讽，而其实也是对于那个犹太拳击手科恩的嘲讽。这个和我同样来自美国的作家，似乎一生都在寻找自己那一个身体，父母的犹太身份使得他在普林斯顿大学遭受非议，这种种族偏见对他的压制，所以即使他对拳击没有一点爱好，甚至他讨厌拳击，但是他还是一丝不苟地痛苦学习拳击，他的目的就是“对抗因在普林斯顿遭受犹太人待遇而产生的羞臊和自卑感”，也就是他用身体的力量去除自卑，去除鄙视，去除不公，这是身体的政治学，似乎只有拳头的力量，只有征服的暴力才能完成对自己的定义，“他用拳击发泄。他带着痛苦的自我意识和扁平的鼻子从普林斯顿毕了业，遇到第一个待他好的姑娘便结了婚，五年婚姻，生了三个孩子，将父亲留给他的五万美元花去大半，遗产的其余部分归了他母亲。”

在痛苦的自我意识里，拳击手像是对自己的一种虚设身份，因为拳头的力量，他顺利毕业，和女人结婚，生下孩子，种种都在表明他已经从种族的歧视中走出来，但是那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妻子抛下了用他和另一个男人走了，而在遇到杂志社的弗朗西丝之后，他又无法主宰自己，“这位女士非常强势，科恩根本没有机会脱离她的掌控。”甚至从欧洲回到美国完成小说出版，在数年的时间里，也无法挣脱一个女人的控制，“我确信，他有生以来从未爱过。”爱变得虚幻，变得恐惧，所以科恩以一种拳击的发泄寻找自己的出路，“一想到生命流逝得那么迅速，而我却没有真正地活过，我就受不了。”他想要去南美，在空间的变幻中挣脱那一种束缚，而其实，不管是拳击手，还是南美梦，对于科恩来说，都是一种自我认同的想象，“我同情他，但这事你帮不上任何忙，因为你一上手就要碰到他两个固执的念头：一是去南美能解决问题；二是他不喜欢巴黎。他的第一个念头从一本书里得来，那第二个念头我估计也来自书中。”而对于爱情的想象，只是那一本写着浪漫故事的《紫色国度》，一个完美的英国绅士在浪漫的土地上经历了种种虚幻美妙的爱情冒险，所以科恩也希望自己在另一个紫色国度里遇见美丽的爱情。

布莱特似乎是他把现实小说化遇见的那一种爱情，“她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这是科恩对于布莱特的评价，他给布莱特写信倾诉，他约布莱特在圣塞巴斯蒂安，但是布莱特似乎并不能从他身上找到所谓的归宿感，也无法感受到浪漫，科恩自始至终也只是一个拳击手，一个用道具安慰自己展示力量的男人，一个用拳头揍人却又想得到别人原谅的犹太人，或者他像极了那一头莽撞的犍牛，“哼，少站起来做出一副要揍我的样子，对我没用。告诉我，罗伯特，你干吗老跟着布莱特打转，像头该死的劣等犍牛？难道你不知道人家不需要你？人家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可知道。“迈克对他的嘲讽让他无地自容，是的，在斗牛场上，没有平等，没有浪漫，只有你死我活，所以对于布莱特来说，科恩无非让自己进入另一场战争，一场关于种族和宗教，关于爱情和尊严的战争，而最后除了两败俱伤，除了身体和心理的伤害，什么也没有。

战争中失去了亲人的布莱特似乎更愿意寻找一种平和的爱情，没有身体的征服，没有虚幻的身份，而我似乎就在这样的生活里，“也许随着岁月流逝，真能够学到一点东西。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在乎，我只想知道如何在其中生活。说不定懂得了如何在世上生活，就会从中领悟到世界的究竟。”所谓领悟，就是不再谈论那场战争，所谓生活，就是会把“野鸡”乔杰特当成自己的未婚妻，所谓世界，就是喝酒钓鱼，所以在西班牙的旅行中，我发现了那种快乐，那种单纯，“处在一个如此简单就能令人快活的国度里，心情很舒畅。在西班牙你可说不准侍者是否会谢你。而在法国，一切都建筑在这种明白的金钱基础上。在这样的国家里生活最简单不过，谁也不会出于暧昧的原因同你交朋友，从而使事情复杂化。”而其实，这或者是失去身体功能的男人喟叹而已，在异国，在他乡，在战争创伤永远无法治愈的游历生活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就是放弃崇高，放弃执着，甚至放弃爱情。

“见鬼去吧，布莱特。见鬼去吧，阿什利夫人。”我内心的愤怒只是放在最隐秘的地方，那种愤怒是对于战争的无奈，是对于自我的迷失，是讥诮和怜悯，比尔对我说：“你是个流亡者。你已经失去了和土地的联系，变得矫揉造作。伪劣的欧洲道德标准把你毁了，你醉生梦死，变得执迷于性爱，整天消磨在高谈阔论中，不务实事。你是个流亡者，明白吗？在各家咖啡馆间流连。”流亡是我的一种永恒状态，从美国到欧洲，从巴黎到马德里，人生无非是一个狂欢节，几场斗牛表演，外加能钓到的鱼，“跪下开始祈祷，为想到的所有的人祈祷——布莱特、迈克尔、比尔、罗伯特·科恩、我自己，以及所有的斗牛士。”而只有对自己祈祷的时候，“我感到昏昏欲睡”，所以在这样一种迷惘的状态中，似乎只有在一种物欲的享用中才能抵达内心：“让我们为上帝的赐福欢欣。让我们享用空中的飞禽。让我们享用葡萄的果实。你要享用些吗，兄弟？”

用享用抵抗流浪，用快乐驱赶迷惘，似乎是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所以我对于布莱特相关的那些爱情都像是在看一场场的游戏，他们成长，他们毁灭，他们争斗，他们失去，我就站在身边，我无法进入其中，也无法独善其身，那无非是一个没有终结的循环，无非是我们应该生活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感慨里已经容不下一个真正的爱情，所以太阳照常升起，太阳也照常落下，“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世界已经安排好了秩序，世界已经定义了起点和终点，“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

所以在这样的循环中，在这样的轮回里，那一种闪现的爱情又有什么意义？布莱特是阿什利夫人，或者会嫁给迈克，科恩也许会真的去往南美，却无法根除犹太的自卑感，罗梅罗会杀死更多的牛，杀死更多的朋友，而我呢，在茴香酒的迷醉里，在西班牙的风情中，在狂欢节的疯狂里，在“爱你的”电报中，依旧无法成为第一人称，依旧只是一个流亡者，依旧在自我祈祷中昏昏欲睡，而布莱特依偎在我的身上，也只是车子减速之后的一个习惯性动作，“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所有的浪漫，所有的爱情，所有的自我，也只是想想而已。

	编号：C38·2150822·1203
	作者：【奥】罗伯特·穆齐尔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5年05月第1版
	定价：140.00元亚马逊108.80元
	ISBN：9787532766819
	页数：975页

“现在你必须想象，这座大海是一片静止和孤独，充斥着连绵不断的、水晶般纯净的事件。古代人曾试图设想人间就有这样一种生活：这就是千年王国，由我们自己所塑造，但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种王国！我们将这样生活！我们大家都将丢弃自私心理，我们将既不积聚财富，也不积聚知识、情人、朋友、原则、我们自己的思想：根据这一情况，我们的意识将张开，对人和动物解开并以这样一种方式展现自己，致使我们根本就再也不能依然是我们，我们将只纠缠于全世界，维护住我们自己的本色！”
       ——《第三部 进入千年王国（罪犯们）》

如大海般的静止而孤独，如水晶般的纯净，却并不是我们知道的世界，它是无限，无限的想象，无限的吞没，无限的存在，无限地设想在古代人的世界里，而这种无限却由我们自己塑造，由我们自己生活，由我们自己拒绝——拒绝自死，杜绝财富，拒绝知识，拒绝情人，拒绝原则，以及拒绝我们的思想，在所有的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和行为主义被剔除的存在中，无限扩展成一个整体，把“我们”带向终点，带向没有我们的世界。

一段引语，也是一段隐喻，当自己塑造自己追求，最终是为了消除自我为了分开人和动物，那个“维护”我们的本色的千年王国是不是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而我们是不是就在里面成为括号里的“罪犯们”——罪犯是对于道德的舍弃，是对于信仰的背叛，是对于美好的否定，是对于国家的解构，但这却恰恰就是我们的本色，就是为了“展现自己”。而在这千年王国的理想世界里，乌尔里希是不是其中的引领者，是不是王国的命名者，是不是成为自己的“罪犯们”？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似乎从来不是在”我“的意义上，而是我们，是罪犯们，是从古代的理想到现代的现实而凝结的种种“要素”。

没有和有，否定和肯定，拒绝和接受，人和动物，在对立、矛盾中，千年王国其实不是在1913年8月那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被打开的，也不是在所有人都成为“罪犯们”而被纳入到第三部的括号里才发生的。它是在一种被书写的文本里确定了分开的基调，上下册，可以完全合二为一，但是当抽离出其中一本的时候，无论是叠加，还是分开，无论是继续，还是背离，它们都独立于自己的叙述，并且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成为两种“个性”。所以即使千年王国在那最后的半部里，即使以有限的页码打开无限的可能，即使在未完待续中走向永远的未知，世界已经无法归类为一个整体，无法被认知为一种事件，无法被合成为一些“我们”——在没有终结的结局里，可能性已经不是一种虚幻，而变成了现实，它是1913年的历史，是1918年的事件，是1942年的文本，是2015年的阅读。

只是这“精神的无实体”，是不是需要沉醉其中，是不是要当成经典，是不是必须窥探那一个千年王国？也是引语，也是隐喻，当“它竟唤起对放荡不羁的想象的兴致来”的时候，世界出现的是一种虚拟语气，“告知你我已经逝世。”一份奇特的电报，一个被预言的死亡，父亲从来不在千年王国里，所以作为一个实体，它是精神意义之外的，却以一种反讽和寓言的意义进入到这个世界的入口处。他是有个性的人，富有的人，为儿子指路的人，甚至给他安排好工作，在他看来，那扇门里必须有一个结实的门框，必须从这个门框里进来，“老教授过日子一直遵循着的这个原则，简简单单是一个现实感要求。”这是一种不可逃避的现实，这是触摸得到的现实，这也是从父权意义上打开的现实。可是在乌尔里希那里，那扇门是市侩的门，是物质的门，他也从那里成了家庭教师，成了大学生，成了律师，在六十九岁的父亲的生活中，他就是一个儿子，但是这种种的存在，对于他来说，不是拥有，而是废弃，甚至是背叛，在他看来，“和所有的大城市一样，它也由规则、更替、预先滑动、跟不上步伐、事物和事件的碰撞、穿插于其间的不可测的寂静点，由道路和没有被开出的道路，由一种大的有节奏的搏动全部节奏的永远的不和谐和相互位移组成，并且总的说来像一个个存放在容里的沸腾的水泡，那容器由房屋、法律、规定和历史沉积的经久的材料组成。”城市都是一体的，就像某种人生，在规则、更替、预先滑动、跟不上步伐、事物和事物的碰撞、穿插其间的不可测的寂静点，与其说是个性，不如说是一种普遍性和共同性，是泯灭的个体，是无法独立的自我。

所以，在父亲之外的乌尔里希看见了崭新的、集体的、似蚁类的英雄主义，看见了“人们想干啥就能干啥”的自由，看见了像狗一样“出于依恋和忠诚”寻找自己的位置，看见了游牧时代的饲料厂，看见了现实感之外的虚拟感，“但是如果有现实感，那么就没有人会怀疑它有其存在的理由，而且一定也会有某种人们可以称之为虚拟感的东西。”现实感是父亲，虚拟感是自我——不仅是独立的自我，而且是精神的自我，是神化的自我，爱父亲是一种尊敬，是对于权力的服从，就像爱祖国一样，并非是在祖国的十全十美中成为一个膜拜的影子，而是要在后面加上第二句话：“也许上帝也最喜欢用虚拟语气谈论自己的世界。”那个自己的世界，上帝创造的世界，里面有太多的可能性，有太多的虚拟性，所以，“上帝创造世界并暗想：这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嘛。”

为什么乌尔里希要变成一个著名人物进行三次尝试？为什么他会喜欢奇思妙想的奇异算术？为什么他喜欢用体育代替神学？为什么他周旋在不同的女人之间却从来不会想到结婚和生孩子？三次尝试是接近虚幻的英雄，喜欢算数是要在确定中偏离生活的本题，用体育而不是神学是因为上帝写下了第二句话，爱上女人是因为在美貌中获得了征服的快感和抛弃的准备，“乌尔里希感觉到自己心中怀着某种敌意，一种想激怒这个笑眯眯的女人的欲望，但是他不能完全无视狄奥蒂玛的美貌。”勾引而且调戏，他释放着天才的光芒，却总是不理睬道德的约束，他埋没着自己的个性，却建立了活生生的现实，“人们不能自己没遭损失就生自己时代的气。”所以在虚拟、自由和独立的生活里，乌尔里希变成了一种“难以领会的东西”——“一种预兆。一种幻想。就像一块磁铁放开铁屑、铁屑又陷入一片混乱。”
 
父亲原本就存在的，就像关于国家的存在一样，是在现实里成为一个无法绕开和逃避的主题，所以在那个“平行行动”中，爱国就像爱父亲一样，成为一个现实感的存在，莱恩斯多夫伯爵把平行行动说成是与“和平皇帝、欧洲里程碑、真正奥地利以及产业和教育”四样东西一起的爱国行动，目的是要让“奥地利的光辉的生命公告”成为全世界的“一个里程碑”，并且和“拥有一位八十八岁的和平皇帝联结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和政治、经济、文化有关的“祖国的和谐的幻象”，就像“卓越的表妹”狄奥蒂玛所说，“平行行动简直是一个实现人们认为是最重要、最伟大的东西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乌尔里希成为委员会的秘书，而这个行动到底如何实施，如何成为象征，在沙龙聚会中，在会议讨论中，平行行动被赋予了思想，被赋予了精神领袖，被赋予了伟大目标，被赋予了固定组织“社交和才智”交相辉映的“沙龙”里的狄奥蒂玛，父亲是“铁的德国”的最强有力统治者的保罗·阿恩海姆博士，希望生活将会重新找到回归基督教原则的简单、自然、超自然、健康和必然的道路的莱恩斯多夫伯爵，追寻什么是真正的爱祖国、真正的奥地利和真正的进步的奥·菲舍尔经理，无论是狂热的爱国主义者，无论是知识渊博的理性主义者，无论是呼唤目标产生于人民的人本主义者，也无论是欲罢不能的权力主义者，实施平行行动的群像都在那个现实感的世界里建立一种秩序，建立一种道德，甚至建立一种信仰，而这种种的秩序、道德和信仰，在乌尔里希那里无非和父亲一样，是一种象征，而经验、科学事业、经济，以及思想、目标、组织所建立的伟大奥地利精神，其实就是一种去除了虚拟性的假象，“所有像她这儿的这种强制的社交聚会——如果它并不完全单纯和粗糙——也确实来源于这样一种需要：佯装人性的统一，这种统一该包括人们极不相同的活动并且是永远也不会存在的。”
 
古老的文化，在前面加上修饰语而成为古老的奥地利文化，“只是为了使自己在古老奥地利文化的巴罗克魔力熏陶下从一个今天正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文明人的计算、实利主义、荒凉的理性中稍稍恢复一些元气。”可是在恢复古老的奥地利文化的元气之前，是有那一个叫做德国的国家存在，所以行动嫉妒的锋芒指向普鲁士-德国，目标是呼唤一个弥赛亚，拯救或者重振，在国家强盛的理念里，平行行动却只是一个乌托邦，父亲是“铁的德国”的最强有力统治者，保尔·阿恩海姆以一种统治者的方式进入和平行动委员会，以知识、文学、理想来构建一种文化，所以就是一种背叛的现实感，他提出的“他们会自动来的”格言像是为自己寻找一种理由，“这期间，这句格言已经上升至一个在爱国行动中为人所信赖的政治预言的等级，它大致有如下内容：人们必须首先争取‘其他的奥地利各民族’支持爱国主义，而一旦做到了这一点，所有德国圈里的人就也得不参与进来，因为不参加大家都在做的事，这显然要比拒绝开这个头艰难得多。”

其他的奥利地各民族，其他的背叛者，其他的爱国者，保尔·阿恩海姆将他们命名为“私生子”，就是要将这些私生子中建立一种废除强制的秩序，“这就是娇惯秩序；使人有能力成就大事”，而其实，这无非是一种概念，一种爱国主义的概念，一种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一种弥撒亚解救的概念，那上帝明明在虚拟语气里写下了第二句话。所以身为平行行动委员会的秘书，没有个性的人乌尔里希就是看见了野心家的幼稚和可笑，“长时间来一直把人类当作宇宙中心的、但自几个世纪以来就已经在渐渐消失的人本主义态度的瓦解大概终于已经波及自我本身，因为在经历上最重要的是人们正经历这件事，在行动上最重要的是人们正在做这件事，这种信念开始让大多数人觉得是一种幼稚。”在他看来，只有正在经历这件事才是重要的，也就是只有“看得见”的原则下，才能回归到平行行动的本质意义，就像他看见女人的美貌，经历欲望的满足，就像在数学的迷恋中确定存在，即使是恶，也绝非只是精神意义的道德，而是建立在身体之上的物质性，“出于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上帝似乎正在开创一个保养身体的时代；因为唯一还可以撑住思想的，是身体，思想从属于身体，你作为军官在这方面本来就有一段领先的距离。”

身体的恶，是看得见的恶，就像那个杀死妓女的莫斯布鲁格尔，是以病态的暴力来释放生命中的恶，但是那个死去的妓女又何尝是一种必须活着的理由？“他的整个一生就是是一场令人发笑和惊愕的笨拙的战斗，目的是为了强求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如尼采一般，在精神的癫狂中完成了自我的定义，而在杀人之后，他自认为神经错乱，却又像是一个悖论，这是一种自我解脱的合理性，还是将自己推向了恶的深渊？“在他为一种阴森森的嗜杀狂罪行打断的诚实的一生中，人们常常在精神病院里抑制或释放出他的情感。”所以在乌尔里希看来，没有恶和物质的帮助，精神和善是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的，而在这个平行行动中，如果没有虚拟语气，没有消亡和熄灭的世界，没有“精神的无实体”东西，何来重生，何来释放，何来看得见，何来现实感？

而被作为标本的卡卡尼本来就是一个虚拟的国家，取自奥匈帝国正式名称Kaiserliche und Konigliche Monarchie的缩写字母，在这里，人们刮胡子，人们吃饭，人们相爱，人们读书，人们从事自己的职业，“好像四堵墙壁静静地站住了似的”，而这一切都是“墙壁在行驶”中发生的，“人们却没觉察，而且它们的路轨向前投抛，宛如长长的、摸索着的弯曲的线，人们却不声知道它们伸向何方。”一种虚拟而现实感的存在，这是天才认为是粗人的国家，这是的居民有着第十种性格：“这个性格允许人做一切事，唯独不允许做这一件事”，而在卡卡尼的民族政策中，德意志“民族”成为一个特殊的角色，这个角色就是：“人们在卡卡尼可以从当叛逆犯开始和以当部长告终，但也可以反过来又以叛逆犯的身份继继续其部长生涯，它才也开始觉得自已是受压迫的民族。”
 
虚构的卡卡尼，虚拟的民族和居民，建立一种秩序，赋予一种思想，只不过是佯装人性的统一，只不过设计出一种现实，所以在上帝也喜欢用虚拟语气的世界里，伟大行动无非是一种讽刺，“平行行动只有唯一一项任务：为一次精神总盘点开一个头！我们必须大致去了解倘若世界末日降临在一九一八年，旧的精神将结束、一种更崇高的将开始而不可避免要做的事。”末日般降临在一九一八年，现实感的一九一八年，而那个具有伟大目标的平行行动“却在一九一八真的走向了解体，不论是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在位七十周年，还是德皇威廉二世在位三十周年，平行地走向覆灭，“现在他们在谈论战争！”看起来是战争的原因，将一切的恢复和解救都化作了一种末日般的存在，而实际上这是”另一种状态“的开始，“今天……已经产生了一个无人的个性的世界，一个无经历者的经历的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千年王国，就是乌尔里希的父亲发出“告知你我已经逝世”电报之后的世界，在这里，他和妹妹走向一种“向可能性边缘之旅”的爱，在这里，命运变成一种统计学的内容，在这里，道德自相矛盾，在这里，只有“一种好方式做坏人的人与一个以一种坏方式做好人的人”。矛盾和统一，悖论和和谐，物质和精神，伦理与背叛，道德和欲望，都变成了一个整体，或者说，这些对立的东西变成了“平行行动”的主要内容，矛盾是平行的，却是不被覆灭的，而这些平行的矛盾才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才能从“精神的无实体”中解脱出来，才能在无个性的人中找到意义，这就是真正的道德，“所有创造性的时代都是严肃的。没有一种强烈的幸福是不伴随着强烈的道德的。如果道德不可以从某种强劲有力的东西中派生出来，那就不会有道德。没有一种幸福不建立在一种信念的基础上。”所以当千年王国打开，罪犯们进入其中，是为了一种永恒的幸福，“乌尔里希预言这命运，却对此毫无所知。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他也毫不在意，他在为永恒的幸福而斗争。”

虚拟语气的上帝，虚拟存在的可可尼，虚幻打开的千年王国，带着身体的罪恶进入其中，带着父权的死亡进入其中，带着矛盾的平行进入其中，带着被分列成上下两册的文本进入其中，却是一个无限而悬置的世界，没有完整的出口，没有最终的命运，没有大写的句号，“然后乌尔里希才得知，阿加特已突然告辞并在没有他陪同的情况下离开了这所府邸；人们向他转告，说是她不想他来扰乱她的决断。”谁也不知道“另一种状态”里，妹妹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乌尔里希自己会去向哪里，谁也不知道上帝会说出哪一句话——在添加的第二句之后，是一个再也没有合拢的省略号，在“静止和孤独，充斥着连绵不断的、水晶般纯净”中走向未知。

	编号：C27·2150725·1201
	作者：老舍 著 丁聪 插图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2年08月第1版
	定价：原价68.00元现价41.00元
	ISBN：9787020091676
	页数：1049页

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
       ——《第二部 偷生》

从卢沟桥事变到八一三抗战，从保定、太原、南京陷落到台儿庄大捷，其中有中华大地上的屈辱和奴役，也有拿起枪的奋战与抵抗，在被改变了生活的现实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可能意味着亡国的危险，意味着失去自由，却也是一次审视民族自身的机会，一次全面解剖劣根的需要，被称为帝国主义的日本人打开了那个缺口，大地上也第一次有了巨大的震动，几千年积淀的文化和道德，规则和观念，也在这一次长达八年的受辱和抗争中，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所以在钱默吟呐喊、愤怒和杀戮的声音里，分明是看见了另个不同的敌人，一个是用枪炮涂炭生灵的侵略者，一个则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苟且偷生的民族败类，所以在这双重的危机面前，他唯一选择的方式便是“杀人”——杀人而消灭侵略者，杀人而清除自己的垃圾，杀人而在英雄主义式的自救和解救中“成仁”。

曾经是个士大夫，曾经是个诗人，曾经活在自己的诗歌、礼仪、图画和道德的国度，曾经是不肯杀害蚂蚁的懦弱知识分子，甚至曾经就是躲在小羊圈胡同里不和现实发生交错的人，“他的诗不给别人看，而只供他自己吟味。”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哲学，但是这种明哲保身的处事哲学在七七事变的炮火中却完全被推到，那个叫做家的地方成为悲痛的世界，小儿子因为袭击日本人而被杀，大儿子患病死去，钱太太也因为家仇而自戕而死，而钱默吟，却在莫名的告发中被捕，在经受肉体和精神的残害中几乎丧失了一切理智，而当他被释放爬回到小羊圈胡同，爬回到自己曾经的家的时候，一切的曾经都已不复存在，甚至一切的自己都已经被毁灭了。

这是外来者的入侵造成的破坏，也是内部的谄媚带来的悲痛，所以在钱默吟的身上，其实折射出每一个中国人在那个战争年代所经历的双重伤害，而在个体的身体和精神之外，最大的破坏却是关于传统的文化、道德和伦理，关于几千年来一直维系的观念和思想。从个人、家族到民族、国家，似乎正像四世同堂的祁家一样，承载着过多的传统，过多的文化，过多的道德，过多的伦理，而每一次的破坏，都是对于传统的挑战，也是对于秩序的重建。从祖父祁老爷到第二代的祁天佑，再到第三代的祁家三兄弟，最后到小顺儿和妞子为代表最新一代，四世，是一个纵向的历史坐标，但是居于一堂，却也将历史变成活着的现实，其中的伦理道德，其中的长幼有序，都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家族图景，所以英国人富善用一种旁观者的眼光总结这个四世同堂的意义就是：这是一部激变中的中国近代史——“祁老人是代表着清朝人的，也就是富善先生所最愿看到的中国人。天佑太太是代表着清朝与民国之间的人的，她还保留着一些老的规矩，可是也拦不住新的事情的兴起。瑞宣纯粹的是个民国的人，他与祖父在年纪上虽只差四十年，而在思想上却相隔有一两世纪。小顺儿与妞子是将来的人。将来的中国人须是什么样子呢？”

对于祁老爷来说，身为四世同堂最上层的尊者，经历了旧王朝的覆灭，他最希望的是自己能够平安地善终，“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八十大寿并非只是个体生命的理想，而是在家族承续上具有传统意义，这意味着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一个在小羊圈胡同里生活里四五十年的老人来说，他的生命是一种固定状态，“他只希望能在自己的长条院子里搭起喜棚，庆祝八十整寿。八十岁以后的事，他不愿去想。”所以在这个四世同堂里，他需要的是维护传统，需要的是维护权威，需要以喜庆的方式完成八十大寿的家族意义，但是当卢沟桥的炮声响起的时候，对于祁老爷来说，则开始了一种变数，而在这种种变数里，他似乎并不能舍弃传统和规则，依旧在四世同堂的家族中维护秩序。

他说，只要有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就不太用担心天会塌下来；他不能容忍孙子瑞丰和胖菊子离婚，因为“那样一来，他的四世同堂的柱子就拆去一大根”，在不得不离婚的时候，他想到的也是“不是她要离婚，是咱们休了她！”而当瑞丰在那一次敢骂嫂子、瞪祖父的时候，他要求瑞丰下跪”难道他是日本人？日本人欺侮到我头上来，我照样会拚命！”浑身哆嗦的祁老爷就是要维护这样一种伦理和权威。但是这四世同堂的结构却并一直如此稳定，儿子老实，媳妇多病，所以为了不破坏家规，他和长孙长孙媳妇来商议家中的大事，而这仿佛也是一个隐喻，在四世同堂这个看起来牢固的序列里，其实隐藏着病患，隐藏着不安，甚至隐藏着矛盾，实际上，祁天佑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已经不具备承担家族事业的重担，开设一家店铺是为了生计，而在整个激变的过程中，祁天佑或者正像他的名字一样，依靠的是一种非人力的安排，是传统却虚幻的“天”，所以和患病的妻子组成的第二代明显缺少权威，也面临着脆弱的死亡危险。

在偷生的年代，点心铺没有面粉，茶叶铺运不来货，猪肉铺连一块肉也没有，当自己的店铺里已经没有了可以买卖的货物时，对于天佑来说，那个“天”已经面临着崩坍的危险，而日本人让他们填的那张表，其实就是“奉旨抄家”。因为没有实行日本人所谓的“平价”，所以最后被他们拖了出去，一块白布坎肩上写着的大红“奸商”对于祁天佑来说，是一种对伦理的颠覆，是一种道德的耻辱，所以在这种已经幻灭的现实里，他选择了自死，他看见了一个世界的灭亡，而这个世界就是四世同堂应有的稳定：“活着，他只是耻辱的本身；他刚刚穿过的那件白布红字的坎肩永远挂在他身上，粘在身上，印在身上，他将永远是祁家与铺子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黑点子，那黑点子会永远使阳光变黑，使鲜花变臭，使公正变成狡诈，使温和变成暴厉。”

祁天佑之死，对于祁老爷来说，“四世同堂中最要紧，离他最近，最老成可靠的一层居然先被拆毁了”，而这种中间式的破坏也是关于中国传统失衡的一种象征。当日本侵略者杀入中国的时候，就像四世同堂一样的秩序和文化，必定遭受一种破坏。日本人要求中国人办理良民证，“良民证就是亡国奴的烙印”，这是人格的丧失；常二爷在城门洞里被日本人打了一顿，而且在瓮圈儿里罚跪，这是一种气节的沦陷，“我明白了，这真是改朝换代了，咱们的钱不准用，还教我在街上跪着！”而对于四世同堂的家族来说，这种人格和气节的丧失，最大的痛苦却落在了祁瑞宣身上。

瑞宣是长孙，祁天佑的老实，使得家族的重担压在了他的身上，瑞宣本身的性格是软弱的，是不争强好胜的，他甚至宁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换来家族的安稳，而这一代人又受到了新时代的影响，有限地接受了新思想，所以在新旧交替中，在长幼秩序中，瑞宣的矛盾体现在多重上，在自我生活里，他为了替家里人着想，甘愿放弃恋爱神圣和结婚自由的思想，娶了父亲给他定下的女人，“他知道不该把一辈子拴在个他所不爱的女人身上，但是他又不忍看祖父，父母的泪眼与愁容。他替他们想，也替他的未婚妻想。想过以后，他明白了大家的难处，而想得到全盘的体谅。”这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所成全的是大家的“满意”。而当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的观念受到最猛烈的冲击，当弟弟瑞全提出要出去抗争的时候，他是鼓励他的，因为在弟弟身上，他看到了一种精神，那就是“被压迫百多年的中国产生了这批青年，他们要从家庭与社会的压迫中冲出去，成个自由的人”。但是在成全弟弟出去不做亡国奴的同时，却把自己放在了自我痛苦的中心，“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尽孝是一种关于家族的传统美德，其实却是一种妥协，和他接受婚姻一样，是一种自我牺牲。

但是这种自我牺牲并不是瑞宣的常态，当战事不断发生变化，当小羊圈发生变故，当整个形势发生扭转，在瑞宣那里，也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见证了钱默吟的被捕，见证了小崔的冤杀，见证了冠晓荷的谄媚，见证了弟弟瑞丰的羞耻，瑞宣也开始成长起来，他不想中国人变成亡国奴，不想自己身边的人出卖国家，不想学生为日本人卖命，所以在钱默吟的斗争论的影响下，他也开始从自我世界里走出来，“在太平的年月，瑞宣是反对战争的。他不但反对国与国的武力冲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动武，他也认为是人类的野性未退的证据。现在，他可看清楚了：在他的反战思想的下面实在有个像田园诗歌一样安静老实的文化作基础。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它有个显然的缺陷，就是：它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灭亡。”

因为活在传统里，所以更容易看见传统的危害，看见自身所带的那种错误的基因，所以在自己被捕、在父亲被害之后，作为四世同堂顶梁柱的瑞宣彻底的决裂，“假若他不敢去用自己的血去雪耻报仇，他自己的子孙将也永远沉沦在地狱中。日本人会杀他的父亲，也会杀他的子孙。今天他若想偷生，他只给儿孙留下耻辱。耻辱的延续还不如一齐死亡。”这是一种觉醒，这是一种抗争，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是为了另一个四世同堂，所以正像钱默吟所说：“这才是斗争！只有死，死，才能产生仇恨；知道恨才会报仇！”

所以在四世同堂的第三代身上，其实隐射这整个民族的三种方向，瑞宣代表着维护传统却最后觉醒的群体，瑞全代表着一开始就抗争的青年群体，而瑞丰则是那种出卖利益换取自身安危的耻辱群体，瑞宣的矛盾和仇恨，瑞全的出走和抵抗，对应着瑞丰的软弱的死亡，就如钱默吟所说，是需要在赶走敌人的同时清除自己的垃圾。那些垃圾是冠晓荷，是大赤包，是蓝东阳，是李空山，是高亦陀，甚至是庆祝中国各地沦陷的游行者，是不敢反抗的学生，是不知羞耻的野求。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如何自保，如何获得权力，如何欺压百姓，如何为日本人卖命，如何做一个汉奸，冠晓荷的告密，大赤包的勾结，蓝东阳的粉饰，李空山的钻营，高亦陀的奴性，绘制出一幅卖国的群像图，“三十年的军阀混战，‘教育’成像晓荷的一大伙苍蝇。他们无聊，无知，无心肝，无廉耻，因为军阀们不懂得用人，而只知道豢养奴才。在没有外患的时候，他们使社会腐烂。当外患来到，他们使国家亡得快一点。”在外患到来的时候，真正可耻的除了这些垃圾，还有曾经封闭在自我世界里没有骨气的人，“不论谁和谁打仗，他只求没有人来麻烦他，也别来践踏他的花草，弄乱了他的图书与试验室。”当这样人生观的牛教授最后会被日本人培养成新汉奸的时候，他的不抵抗也是人格的沦陷，“这—个态度，假若搁在一个和平世界里，也未为不可。不幸，他却生在个乱世。在乱世里，花草是长不牢固的，假若你不去保护自己的庭园；书籍仪器是不会按秩序摆得四平八稳的，假若你不会拦阻强盗们闯进来。”

而这些人的存在，在某重种程度上也是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诗画可以变成买通官职的商品，报刊文章可以成为粉饰侵略野心的工具，而冠晓荷制作的那本记录日本人、伪组织的高官、声望高的汉奸和地方有头脸的人的信息的名册，就分为甲乙丙丁四个部分，“他管这个名册叫做四部全书，仿佛堪作四库全书的姐妹著作似的。”是一种讽刺，一种隐喻，而其实，与对文化的亵渎相反，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也有反抗的基因，甚至也变成了争取自由的武器，小文夫妇、尤桐芳就是利用游艺会而刺杀日本军官，虽然最后被击毙，但是也点燃了反抗的怒火，而一心要复仇的钱默吟，在告别了士大夫的习气之后，终于写出了一首新诗：

走吧，我向你们央告！
多走一个便少一个奴隶，
多走一个便多添一个战士！
走吧，国家在呼唤你，
国——家——在——呼——唤——你！

一种是奴隶，一种是战士，而当冠晓荷被活埋，大赤包被捕而处死，蓝东阳逃离日本而尸首全无，这些奴隶也在“伴君如伴虎”的乱世中品尝到了覆灭的滋味，而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属于人吃人，狗咬狗的蛮荒时代”，正因为如此，所谓的生有时只是一种苟活，所谓的死，却可能是一种救赎，“这才是斗争！只有死，死，才能产生仇恨；知道恨才会报仇！”死亡埋下的是仇恨，仇恨带来的是斗争，而斗争的意义是为了更好的活着，所以在经历了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事变、南京陷落、太平洋战争、日军投降之后，乱世带来的死是一种悲痛，生却是一种希望，四世同堂的最新一代妞子最后因为饥饿，死在了日军投降前，这是黎明前的悲痛，而当迎来最后曙光的时候，瑞全也最终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了这个家族，“老三是中国青年的代表——象征着勇敢，强有力的新中国。”而祁老爷最后的那句“到底回来了”是一种欣喜，也是一种悲痛，是一种团聚，也是一种失落，最后却归于无语，这杂陈的感受也是一个国家在经历了乱世之后所表现出的复杂感情——“小羊圈里，槐树叶儿拂拂的在摇曳，起风了。”

	编号：C55·2150725·1196
	作者：【美】唐·德里罗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06月第1版
	定价：原价22.00元现价13.00元
	ISBN：9787020081783
	页数：191页

然而，如果他不死，我怎么活呢？
       ——《本诺·列文的自白》

那个时候，他是不死的，“我”也是活着的，活着和死去在《本诺·列文的自白》里变成一种现实和想象，变成一个早晨和晚上，它仿佛就是一天24小时这个闭合系统的起点和终点，可是，死去的反面是活着，而活着的反面并不一定是死去，它可能是另一种活着，一种行尸走肉的活着，一种财富崩溃的活着，以及一种等待枪响的活着——那把枪是本诺征购的而手枪，活着是那个晚上两个人对立着的房间里放着的Mk.23军用手枪。枪和枪是不同的，就像活着和另一种活着一样是不同的，但是每一把枪都指向实在的身体，指向命运的死亡，指向最后夜晚的呻吟。

“我最终决心动手。只有暴力行动才能改变历史，改变过去的一切。”在本诺早晨的自白里，一个人只有面对自己才会产生意义，而在“我”之外的他，那个叫埃里克的富豪似乎还没有拿着那把枪闯进“我”的现实，一切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他和我永远不是对立的，永远在数千页之多的精神自传里成为一种虚构的力量，一个曾经为他服务的“我”需要的是一种尊严，还是一种财富？是获得一种存在还是破坏一种规则？“我”遭受伤害，被辞退，跌入贫穷，是产生暴力的一种必然条件，所以“我”要用那个叫本诺的假名，用征购的二手枪，用数千页的自传，为自己的暴力世界寻找一个进入的进口，以及一个逃避的出口，就像早晨和晚上一样，在一个闭合的世界里才能将自己置身在整个故事之外，也只有他的死，才能在自我的活着的状态中找到存在感。“除了我自己，没有人可以帮助我。”

早晨是“我最终决定动手”，夜晚是“他死了”，早晨是“我内心想伤害某个人”，夜晚是“我用这些钞票蹭我的脸，好提醒我为什么要杀他”，早晨是“我将用铅笔书写这一切”，夜晚是“这样我的自白才能尽情表达”。所有的东西都闭合了，包括活着和死亡。可是当夜晚真的降临，当枪声真的响起，当文章真的完成，当他真的死去当“我”真的活着，那个叫本诺的假名背后真的能找到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叫理查德·希茨的“我”？“在我的内心，我从不对自己说的话当真。每个不必要的谎言都是锻造一个人的另一种方式。”所以“我”叫本诺，“我研究我自己。它使我感到厌倦。但是这对我来说就是一切。除此我什么也不是。”所以“我”要以别人的死来让自己活着，但这只是一个自我虚构的谎言，“我”不是我，我只是一个自白里的人，我只是精神自传里的我，我只是扣动扳机消灭一个神话的我，我只是在写作中衍生的我，在被连接的早晨和夜晚里，我以时间闭合的方式“溅入到光年之中”——“我不知道这个人还是不是我。”

在自白里，“我”只能是一个虚设的自己，一个没有背景没有对立没有对话的我，“有一些死去的星星依然闪耀，因为它们的光被时间困住了。在这种严格来说并不存在的光照下，我又身在何处呢？”而在死亡里，那个活着也是一种虚设的状态，只是在用钞票蹭着脸的时候，只有在他被反过来的时候，才是真切的，“我”只是将活着和死亡两种状态，将早晨和夜晚两个时间，以自白的方式，以本诺的名义，将它们联系起来。但是就像是在死亡之前埃里克嗓子里的最后声音和希望讲出的话，就像那面镜子和最后的形象，就像与不同女人之间的性和结婚只有22天却不在一起的妻子埃莉斯的爱一样，“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系统，我们却糟糕地试图将它们联系起来。”

强制联系起来本身就是一种虚构，早晨和夜晚的故事或者就像没有发生一样，死去和活着的情节就像没有展开一样，结局可能只是悬置在那里：“他在手表的水晶屏幕上已经死去，但在原来的空间里还活着，只是静静地等待着枪响。”等待是无限延长的时间，是无限可能的机会，在两个人最后的房间里，在最后只剩下一颗子弹的对峙中，“如果他不死，我怎么活呢？”完全变成了一种不在自白里的声音：“如果我不杀你，我就没法活下去。”变换的场景，变换的人称，变换的故事，以及变换的自我，只有在一个允许两个人你死我活的状态下，每一个人都会触摸到真实的自己，所以本诺或者就是埃里克，二手枪或者就是Mk.23军用手枪，而埃里克用子弹击穿自己手掌也是体验到了像本诺一样的痛苦——“埃里克通过疼痛开始了解自己，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失去或者破坏，对于本诺和埃里克来说，都在这样一种折磨和暴力中，感受到了真正的“我”。

埃里克就是在用子弹书写自己的自白，用疼痛书写一份数千页的精神自传，甚至两个人也都是拥有不对称的前列腺，在病态中选择谎言，却又在痛苦中虚设自我。只不过在自白之外，埃里克用自己的金钱和地位构筑了一个被保护的财富帝国，安保主管托沃尔、技术主管希纳、锡克教徒司机、货币分析师迈克尔·钦、财务主管简·梅尔曼、理论顾问维娅·金斯基以及检查后给他前列腺不对称结论的英格拉姆医生，他们组成了埃里克的财富王国，在一个高级桥车、高档别墅、89层最高住宅楼的世界里活着，他的生活里是数字和图标，是对于时间超越的庞大金钱等级，是一天损失好几千万的投机生意，是存在于外部世界的巨大贪欲，是在充满物欲的城市里依靠自我狂热、工业主张、商业和人群创造出每个时刻的奇闻逸事活着的现实。

这是一个和早晨、夜晚闭合有关的整体，那些数字和图表制造着冷酷的力量，但是却总是用渴望和汗水换算成金融市场清晰的货币单位，甚至那些数据本身就是热情的、强烈的，构成了生命进程中生机勃勃的一面，“完全了解在电子表格和由0和1构成的电脑世界中数字指令决定每一行星上亿万生命体的呼吸，就是对字母和数字系统强有力的辩护。这就是生物圈的起伏。我们的身体和海洋，都是可知的，是整体的。”是整体，是世界，是宇宙，是生命，是自白。所以对于埃里克代表的财富人士来说，在数据里可以发现美丽和精确，可以感受特定货币波动中潜在的节奏，可以用金钱创造的时间里加速资本主义的崛起。

但是，数据并不能支撑起真正的高度，就如屏幕上的曲线，它可以摸高，也可以探底，它制造神话，也破灭神话。埃里克站在九百英尺的高楼，感受到的是一种“人和摩天大厦共享着”的边缘边界，最高的住宅楼却永远不是通向无限，而是指向一种空，“它们是最后的高层建筑，是空的，是用来加快未来的脚步的。”它们是外部世界的镜头，指向的未来却是一个超越地理、超越可触及的金钱以及把这些金钱摞起来的人们的那个时代。埃里克似乎只有在感到小心翼翼、昏昏欲睡、虚虚幻幻的时候，才能依靠这样的高度，这样的空，这样的边界，来感受自己存在的意义。

甚至，对于埃里克来说，金钱也制造了一场婚姻。结婚二十二天的妻子埃莉斯·希夫林，是拥有欧洲以及世界巨大银行财富的希夫林家族的血亲成员，她的身价总数是七亿三干五百万美元，“相当于十七个邮政员工分享一个彩票大奖。”而这场婚姻也是在金钱帝国之上的联姻而已，两大富豪的结合，只不过是旧欧洲包办婚姻一样，“她富有，他也富有；她是财产继承人，他白手起家；她有教养，他很严酷；她纤弱，他强壮；她有天赋，他十分聪明；她长得漂亮。”他虚构了她的美丽，他们共同策划了让双方都满意和快乐的神话，也在婚姻里隐藏着这种约定。

但是，婚姻不仅对于埃里克，还是埃莉斯来说，都是一种虚幻的神话而已，“但我是个拥有一对纽约睾丸的世界公民。”埃里克的婚姻里没有荷尔蒙的味道，没有性激素的刺激，对于埃莉斯来说，她热爱诗歌，在一半地下的书店里感觉被隐藏的乐趣，在出租车里了解国家和城市的混乱。而埃里克，在偶然的碰面中，只是有些可笑地说一句：“我们已经有段时间没做爱了。”虚构的美丽只是一个摆设，对于爱情来说，永远是一个破败的躯壳，所以埃里克在不同的女人之间寻找乐趣，在不同的性体验中抚慰那一对纽约的睾丸，“性揭穿了我们。性看透了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性如此厉害。它剥光了我们的外表。我看到了一个几乎全裸的女人，疲倦而又充满需求，抚摸着夹在双腿之间的塑料瓶。”想象却是虚空，裤子落到脚踝，屁股向后撅着，性却是一个行为艺术，甚至连疼痛都是虚假的，在埃里克那里，婚姻带来的只有“他想把她带出去，带到小巷里与她发生性关系”，只有身上“被他自己的睾丸和精囊以及其他各种腺体所产生的分泌物弄馊了”的那块手帕。

而且，性变成了另一种工具。当那种盲目的投机最后带给埃里克最后的失败的时候，他想到的是用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妻子制造另一个神话，伪造埃莉斯的国外投资账户，伪造她的名义然后转账，“几乎是同时，他在围绕他手表底座的一圈微型键盘上按下一些数字，为她在自己的公司开了一个新账户。”然后，他开始损失钱，开始在市场的硝烟中系统地展开他的计划，而这样的做法对于埃里克来说，只是在拒绝一种财富的救赎，“她的姿态感动了他，但拒绝当然是必要的。”他不是拒绝重新崛起的机会，不是拒绝财富神话的诱惑，而是以一种相反的方向制造另一个神话，一个比失败更大的破坏神话。

“毁灭的欲望就是一种创造的欲望。”镜子和形象之间没有联系，性和爱之间没有联系，而强硬将它们拖入到一种关系之中，对于埃里克来说，意味着一种概念，就像他喜欢汽车彼此没有什么差别，对于他来说，所有的车都是柏拉图式的复制品，所有车的规格无关紧要，“与亏其说它是一件物品，还不如说是一种概念。”市场不是全部，婚姻不是全部，性爱不是全部，他们都是概念，都是生活本身，“我们创造了自己的疯狂和混乱，而我们无法掌控的思想机器又不断推波助澜。这种疯狂状态通常善很难发现。它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对于埃里克来说，富可敌国的财富是概念，不对称的前列腺是概念，老鼠变成货币单位是概念，他只是在不断毁灭中不断创造，“他可以制造历史，但那都是在股票市场马变得平庸和疲软之前的事了。现在他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寻找新的发展动向。”

残酷的不是图表，冷漠的不是数据，失败的不是投资，当“金钱只对自己说话”的时候，埃里克却要制造另一个有自己存在的历史，“生意的延伸就是谋杀。这是符合逻辑的。”当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总裁阿瑟·推普被人刺杀在耐克北朝鲜公司的时候，他感到的是振作，当俄罗斯最大的传媒企业巨头卡冈诺维奇死在莫斯科郊外他的别墅前的时候，他感到的是兴奋，当那些示威者在街上制造混乱甚至有人在广场自焚的时候，他感到一种新生的力量，破坏或者死亡，对于他来说，不是自己为代表的财富的损失和毁灭，而是一种更刺激的疯狂，一种失去理性的理性报复，“殴打、毒气、爆炸、袭击、泡沫塑料老鼠、电子显示屏上股票行情和诗句、卡尔·马克思的语录，这一切都让埃里克感到这次的抗议活动具有戏剧性。”这样的戏剧性就如维娅·金斯基所说“你的天才和你的敌意总是息息相关”，也只有在敌意的死亡中，他才能获得力量，获得机会，获得自我的认同。

是的，他们死了，而他活着，就如本诺所说的那样：“他死了，你就可以活着了。”活着就是在自己破产的愉悦里得到尊重和认可，活着就是在看见自己的葬礼时可以发出嘲笑声，活着就是用一句别人的密码杀死保护自己的托沃尔：“托沃尔是他的敌人，对的自尊是个威胁。当你付钱给别人让你能活下去，他就获得了一种心理优势。这是一个具有确实威胁的职务。埃里克失去了自已的公司、自己的财富，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发泄。托沃尔的死消除了今夜进一步对抗的可能性。”失败是财富世界里的一种法则，而埃里克既是受害者，也是实施者，他以同样的方式制造破坏的规则，也只有在这种规则里他才能够活着，才能够看见自我，才能够认可和自我尊重。
 
但是已经再没有走回来的可能了，再没有真正的平静和淡泊了，从早晨开始的一天，从理头发开始的一天，毕竟会走向那个黑暗的夜晚，毕竟会留下只理了一半的发型，丢掉那把有声音识别装置的枪，在大街上和电影演员一样裸体装死，甚至回到父亲曾经生活过的怀旧地方，对于埃里克来说，都没有了安全，都没有了真实，都没有了自我。在赤裸的人群中和栗色头发的女人性爱，就是在自己妻子身上获得最后的满足，“顿时，他明白自己深爱着她，但就在这个时候她却悄悄从他身体上滑下来，挣脱了他的双臂。”最后的世界只剩下一把Mk.23军用手枪，只剩下从早晨决定杀人的自白中走出来的本诺，就只有用子弹射穿手掌带来的真正的疼痛，就只有那不对称的前列腺。

一个带着假名的本诺，一个带着虚构的埃里克，一个要活着，另一个似乎也要活着，“甚至当你在自我毁灭的时候，你想要更多的失败，失去更多的东西，比别人死更多次，发出的臭味比别人更强。在古老的部落里，如果哪个首领损失的个人财富比别的首领多，那么他就是最强大的。”这是本诺对于对面的埃里克的解读，也是对于自己的解读，不对称的前列腺，不对称的地位，不对称的金钱，不对称的社会，“那就是不对称的重要性，或者说偏斜的重要性。”试图寻找平衡，却变成了轻微的扭曲，“或者说畸形。”前列腺是畸形，疼痛的手是畸形，从早晨到夜晚的一天是畸形，“一个幽灵在全世界游荡。”不是关于资本主义的肮脏，而是每一种活着的可悲，而这种可悲并非可以用一个虚构的自白来消除，也并非用一声枪响带来的死亡来救赎，世界其实远没有闭合，“他再一次闭上了眼睛。这并没有结束。”

	编号：C28·2150721·1194
	作者：金庸 著
	出版：花城出版社、广州出版社
	版本：2008年03月第3版
	定价：41.00元亚马逊30.40元
	ISBN：9787806553343
	页数：664页

程灵素道：“对，你是大哥。咱们怎么不立下盟誓，说什么有福共享、有难同当？”胡斐道：“结义贵在心盟，说不说都是一样。”
       ——《十二 古怪的盗党》

那时，她的耳根子红了，那时，她的半边脸颊也红了，当她面对一个自己喜欢的他，面对他说“有一事相求”的邀约，一个女人是希望能够听到最想听到的话，可是，他却是提出要结拜兄妹，他是大哥，她是二妹，大哥和二妹，不是称呼上的距离，实在是一种不能成为夫妻的暗示，于是她的脸颊变得苍白，于是她的话语充满狼狈，于是真心和假意都变成了和男女无关的兄弟，都变成了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的义气。

多磕了两个头，便成了“八拜之交”，那种爽快，那种狂态，程灵素在完成这个仪式之后，似乎应该端起酒杯，像兄弟一般豪饮一杯，只是面对“绝情”的胡斐，她的面前只有那生死的盟约，只有那兄弟的情谊，无论如何她都无法住在这个男人的心里。可是，这兄妹的结拜对于胡斐来说，却也是在坚守另一种私情，玉凤凰仿佛是一生的信物，拿到手上就再无丢失的可能，即使袁紫衣出没无常，即使她的身份不太正常，但是一种念想却把胡斐带向了唯一的世界，唯一的世界也是“贵在心萌”，也是“说不说都是一样”。

“这位袁姑娘是个美人儿，是不是？”这是程灵素当初问过胡斐的问题，关于佛山镇凤天南杀死钟阿四全家，关于庙中避雨相遇，关于连夺三派掌门之位，这些故事是初闯江湖的胡斐遇见的武林故事，但是在讲述这些遭遇的时候，那些打打杀杀的恩怨都变成了背景，而中心却只有唯一的一个，唯一的玉凤凰，唯一的袁紫衣。这唯一的世界可以被遇见，可以被打开，可以被倾诉，但是在程灵素的尴尬和失望中，当它终有一天被关闭的时候，心盟如何变成深埋着那一份真情的传说。

其实，对于胡斐来说，闯入这个世界分明只是为了一种寻找，不管是遇见袁紫衣，还是结义程灵素，对于他来说，都不曾忘记当初进入的理由，他在和程灵素结拜的时候，寻找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你我都无父母亲的人”，无父无母，是少了一种完整性，也多了一种复仇性，在缺失的人生起点中，他们或许需要这一种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的遇见。被平阿四收养，练习缺了两页的刀谱，这便是胡斐的江湖记忆，所以对他来说，寻找杀父仇人是江湖人生的目标，而缺了两页的刀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缺乏成长完整性的隐喻。

但是在这寻找过程中，胡斐看见的不只是自己的缺失，也还有他人提供的那些背叛的故事。南兰为什么要离开苗人凤？马春花为什么会对福康安一见钟情？感情的事看起来是复杂的，而这复杂的悲剧里，其实少了那种从内心出发的感情，少了“贵在义盟”的承诺。当南兰用自己的嘴巴为苗人凤吸毒的时候，她的选择仅仅是身体意义的，或者是礼俗意义的，“两人的肌肤这么一接触，自己就是他的人了。他是大盗也好，是剧贼也好，再也没第二条路，她已决心跟着他。”这是不是只是一种身体叙事？她敬佩他是顶天立地的男人，是重情重义的英雄，但是瞧不起武功甚至厌憎武功，就是一种心里上的隔离，而且她几乎跌入了一个悖论：“父亲是给武人害死的，起因是在于一把刀；又因为，她嫁了一个不理会自己心事的男人，起因是在于这男人用武功救了自己。”

终于她遇见了田归农，一个和丈夫不一样的男人，一个比拿刀的丈夫更细腻的人，于是在那个雨夜，她离开了他，离开了自己的女儿，离开了一把刀的世界，离开了被身体束缚的生活。但是这一种带着女儿永远哭泣而离开的背叛，对于她来说，是一次正确的选择？除了道义上背负的不忠，她实际上进入而获得的不是一种真感情，对于田归农来说，他需要的只是将梦想变成现实的生活：“只要苗人凤不死，自己一切图谋终归是一场春梦，什么富可敌国的财宝，什么气盖江湖的权势，终究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罢了！”苗人凤在十年前和胡一刀比武，不是了解江湖恩怨，而是切磋武艺，正是在这场比武中，他知道了什么叫朋友，什么叫兄弟，什么叫“贵在心盟”，但是当换了武器胡一刀被毒药害死的时候，他在一场阴谋的背负下却变成了胡斐的杀父仇人，但是恩怨背后却还是不能改变的情谊，那厢门的背后，那桌上的灵牌上，写着的是“义兄辽东大侠胡公一刀之灵位”和“义嫂胡夫人之灵位”。

胡一刀的死，让他在十年里被人误解，也备受煎熬，但是这一种义气却变成了可贵的江湖精神，南兰的背叛无疑为这种江湖精神提供了一个反面的教材。而马春花和福康安呢？在商家堡夜雨的相遇，似乎成为她一生无法跨越的劫，“百胜神拳马行空的女儿，在父亲将她终身许配给她师哥的第二天，做了别人的情妇。”这也是一种道义上的背叛，当雨夜的刀剑声传来，当江湖的恩怨再起，他和她，却在那一个角落里卿卿我我，大杨树下偎倚蜜语，黑夜里的男欢女爱，马春花把这一切叫做“一见钟情”，但是这托付终生的选择却让自己走上了不归路。她嫁给徐峥，肚子里的孩子却不是他的，她是他的妻子，却在他危难甚至死亡之时，却袖手旁观，而等到她来到福康安的府邸，才知道悲剧无可避免——因为他是当今乾隆皇帝驾前第一红人福康安，他是皇恩隆厚、群臣莫及的公子，他是平金川大帅，是曾为正白旗满洲都统、盛京将军、云贵总督、四川总督，是现任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福公子荣华富贵，说权势，除了皇上便是他；说豪富，他要多少皇上便给多少。”这样一个权势之人，唯一的遗憾是膝下无儿。马春花为他怀孕，为他赴京，或者在那个雨夜却有过一瞬间的情感，但是当她真正走进他的世界的时候，才发现那只不过是水中之月，所谓‘一见锺情’，总是前生的孽缘……”当福康安的母亲终于下了剧毒，欲出掉了马春花的时候，那种所谓的爱情，所谓的一见钟情，终敌不过权势，终会死在想自己的悔恨里。“让这种毒蛇一般的女子处在肘腋之间，咱们都要寝食不安。”

但是，南兰为苗人凤吸毒的时候，她一定也曾爱过他，当马春兰在雨夜闻到福康安的男人气息时，她也一定看见了幸福，但是背叛终究是背叛，而这种背叛却并不是女人的盲从，女人的狂热，更多的是男人的心计，男人的阴险。田归农对于财富的觊觎，福康安对于权力的控制，甚至成为了江湖上的败类，成为统治集团的黑手——正是福康安召开的天下掌门人大会，要对付反清的红花会群雄，为的是剪除异己的力量。而在胡斐寻找杀父仇人的江湖闯荡中，用两页刀谱苦练的阎基，杀死了钟嫂一家的凤天南，毒害苗大侠双目的刘鹤真，也都是那种卑鄙之人，破坏了江湖的义气。所以对于胡斐来说，当他闯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遇见却是为了看见并感受这一种肝胆相照的义气，是倾心相许的感情，而程灵素和袁紫衣，恰恰就是这两个“贵在心盟”的人。

作为药王的徒弟，一个没有父母的人，需要的是一种关心，一种保护，一开始，胡斐遇见她完全是为了从她那里得到解药，但是相同的命运让他们走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更像兄妹，可以相互扶持相符帮助，但是对于程灵素来说，她爱上的是一个英雄。灵枢，素问，是她名字的组成部分，也正是这取自中医两大医经的名字，让她成为机智聪明，心思细密的女人，当她爱上他的时候，胡斐其实已经喜欢上了神秘的袁紫衣，那藏在身上的玉凤凰就是一种信物。所以当袁紫衣担心程灵素会害了胡斐的时候，程灵素目中含泪，愤然道：“我虽是毒手药王的弟子，但生平从未杀过一个人。难道我就能随随便便的害你么？何况……何况你是他的心上人，他整天除了吃饭睡觉，念念不忘，便是在想着你。我怎会当真害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这是一次让自己痛苦的表露，而在之后，程灵素尽管对胡斐一片真心，但是她还是在成为二妹之后掩藏了那种感情，在她看来，或者为他而死才是真正懂的爱。

在胡斐以为自己将要中毒身亡的时候，对程灵素：“二妹，生死有命，你也不必难过。只可惜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做大哥的再也不能照料你了。”但其实这最后的遗憾对于程灵素来说已经足够了，这是义气重于感情的告白，而程灵素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将义气和感情合二为一，她救的是自己的大哥，也是自己的心上人，当以死亡的方式完成这最后的命名，也终于实践了当初“贵在心盟”的盟约，碧蚕毒蛊、鹤顶红、孔雀胆三大剧毒的毒性侵入了身体，却在程灵素的吸毒之后挽救了他，这个和南兰当初一样的举动，在程灵素那里从来没有背叛，而完全的牺牲。

而袁紫衣呢？他爱上她，她也爱上了他，但是她注定担负着复仇的使命，无论是打败高手自己成为十三派的掌门，还是三次挽救凤天南的性命，对于她来说，江湖的存在就是为了完成背负的使命。凤天南是她的生父，却害了袁紫衣的母女，所以依照师父的话：“你父亲作恶多端，此生必遭横祸。你可救他三次性命，以了父女之情。自此你是你，他是他，不再相干。”三次相救，而第四次，则是完全和道义无关，“我先要杀了他，给我死了的苦命妈妈报仇雪恨。”而报仇之后呢？是不是又该回归？“袁姑娘，我对你的一片真心，你也决非不知。你又何必枉然自苦？我跟你一同去禀告尊师，还俗回家，不做这尼姑了。你我天长地久，永相厮守，岂不是好？”但是，袁紫衣终于告诉她自己早已出家，早已选择了和青灯古佛为伴，“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八句佛偈的绝情，换来的是那离去的背影，是白马的嘶鸣，是英雄的寂然。

程灵素为他而死，袁紫衣皈依佛门，两只玉凤凰都成了一段传说，但是那种“贵在心盟”的约定，却终变成了江湖精神，在胡斐的成长道路上，他所看见的是一幕幕的背叛，但是他也见证了苗人凤、程灵素、袁紫衣的江湖义气，而这样的江湖义气在某种程度上却也成为背叛者自我救赎的力量，当胡斐被为福康安卖命的田归农围攻时，是南兰告诉了那个秘密，当地底下三尺的宝刀被挖出来，对于胡斐来说，是一种致命的武器，“胡斐一见手中单刀不怕田归农的宝刀，登时如虎添翼，展开胡家刀法，霎时间又伤了三名武士。”却也是行侠仗义的符号，“众人直到数年之后，苦苦思索，纷纷议论，还是没丝毫头绪，不知胡斐这柄宝刀从何而来。总觉此人行事神出鬼没，人所难测，‘飞狐’这外号便由此而传开了。”胡斐的成长是对于背叛者的救赎，也让自己在宝刀重见天日之后成为了“雪山飞狐”。

	编号：C55·2150721·1192
	作者：【美】理查德·耶茨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4年04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21.60元
	ISBN：9787532764099
	页数：190页

在这里，几乎每个人的身上都似乎裹着一层虚幻东西——教师和学生都是——你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出来。
        ——《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