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史传品

	编号：Z42·2151022·1224
	作者：【奥地利】茨威格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1年07月第1版
	定价：16.80元
	ISBN：9787544717885
	页数：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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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群星闪耀时》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传记名作之一，共收入他的历史特写10篇，《人类群星闪耀时》分别展现了10个决定世界历史的瞬间：千年帝国拜占庭的陷落、巴尔沃亚眺望水天一色的太平洋、亨德尔奇迹的精神复活、老年歌德热恋的悲歌、滑铁卢的一分钟以及马赛曲神佑般的创作。而这10个历史瞬间神奇地降临到10位传主的身上，他们或是被命运高高举起，送入英雄们的殿堂；或是被狠狠嘲弄，抛入千秋遗恨的行列。当强烈的个人意志与历史宿命碰撞之际，火花闪烁，那样的时刻从此照耀着人类文明的天空。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绪，以历史与英雄的形式展现人类文明世界里的另一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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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群星闪耀时》：这一秒他成了另一个人

平素缓慢地先后或平行发生的事件，凝聚到决定一切的唯一的瞬间：唯一的一声“行”，唯一的一声“不”，太早或者太迟，使这一时刻长留史册，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于全人类的命运。

唯一的瞬间是1837年“电报机第一次使迄今相互隔绝的人们的经历成为同时性的”那一年？是1910年10月列夫·托尔斯泰“从那些与他最亲近的人那里逃得远远的”那一月？是1513年9月25日“人类知道地球上迄今不为人知的最后一个海洋”的这一天？是1848年1月约·奥·祖特尔·加利福尼亚将旧金山这一个贫穷的渔村变成黄金国度的那一夜？是1815年6月18日格鲁希“胆怯地死死抓住皇帝命他追击败退的普军的书面手令不放”的那一秒？或者是1513年巴尔博亚冒险站在那里看见太平洋的地峡？是1453年拜占庭最终陷落的那扇被遗忘的小门？是1917年列宁向人民作第一次讲演的那架坦克？没有太早或者太迟，没有别人，甚至没有按照计划行进的必然，就在那唯一的一声“行”和唯一的一声“不”里，把时间固定在那里，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而这一个时刻，这一个他人，便叫做历史。

此时此刻的是现实，它只有发生，只有进行，甚至当它回望过去的时候，它也无法准确地预言未来必然发生的大事，所以在现实的时间里做出的决定，在进行的时间里被凝聚的瞬间，它是唯一的，不可更改的。1917年4月，当列宁乘坐的那列火车从瑞士边境呼啸着穿越德国前往彼得堡的时候，或者是一种必然的革命行动，“他必须回俄国去，他必须取代其他人进行他的革命，在政治上进行真正的、诚实的革命。他必须回去，不久就回到俄国去；回去，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回国，在列宁眼前呈现的是一个固定的方向，可是在这之前，他是迷惘的，从这个国家开始逃亡，没有巨大的钱财，没有经营的贸易，他的方向逆着自己的革命报复，如果仅仅为了理想，他回去，只能和那在战争中牺牲的上百万人一样白白死去，即使如殉道者，即使为自由、正义和永久的和平而死，具有革命的意义，也无法打破最终的黑暗，所以逃亡之后的遭遇，迷惘之后的找寻，是为了将唯一的计划变成现实，将可能的行动变成必然。那一天三点十分的火车，“从这个时刻起世界的时钟有了另一样的走法。”也是因为他最终看见了火车驶向的终点，看见了旧时代秩序的破灭近在眼前，所以他要在坦克上做一次演讲，从此，属于他的是“震撼世界的十天”，从此，一枚炮弹发射出去，从此，一个帝国、一个世界被摧毁。

从此，这一个瞬间便成为唯一的时刻，唯一的历史。这种在偶然中坚持必然的追求也同样在居鲁士·弗·菲尔德身上，从1837年的第一次试验电报成功，到1858年跨越大洋的电缆完成信号传输，看起来都是对于世界的巨大意义，但是，对于菲尔德来说，两者之间其实有着根本不同的界定，电报使相隔绝的空间产生同时性，但是在隔离的大海中，最后的联合还是遇到了障碍，甚至在7月28日实施的计划中，“伟大的工作”最后却变成了一次失败，“唯一的一天创造了一切，唯一的一天毁灭了一切。”对于菲尔德来说，资金完蛋，信用丧失，“那根无用的电缆躺在大洋深不可测的海底，像传说中缠绕地球的巨蛇。”但是如果菲尔德就这样退出，那一唯一的瞬间就可能向后迟到数年甚至数十年。但是必然的追求就在于和列宁的那个决心一样，“突然，这个人出现了。看啊，还是原来那个人，依然怀着同样的信念、同样的信心，还是那个居鲁士·弗·菲尔德，他从沉默的流放中、从恶意的蔑视中复活了。”第三四次横渡大西洋，再次出现在伦敦，再次筹集的60万英镑，终于使得1853年7月28日定格为人类跨越海洋的一次胜利。

像是注定要有的胜利，无论是列宁逃亡中寻找机会，还是菲尔德不屈的精神，都为这个世界打开了另一扇大门。而在坚持的世界里，“亨德尔的复活”，“一夜天才”鲁日·德·利勒上尉都成为历史意义上的唯一，一个“从地狱归来的人”，在脑中风之后却依然在坚硬的躯壳中爆发出难以捉摸的活力，这是一种不被毁灭的意志，这是被唤醒的生命力，这是对“不朽的追求”，“雄健的词句传达的呼唤”是对自己的勉励，从此他变成了与上帝一起创作的人，那一部《弥赛亚》使他又成为宇宙的创造者，正如剧作名字一样，是一种真正的拯救：“他满怀感激之情爱这部作品，因为它把他从自身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因为他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解脱。”而在德法战争期间，在新自由和旧秩序之间，1792年的《马赛曲》也成为一种拯救，它是不朽，它是创造，它是伟大，“鲁日的这首圣歌很快被称为《马赛曲》，它的第一个伟大的胜利是在巴黎。”——从此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

茨威格：历史永远是一个唯一

“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于全人类的命运。”历史意义的一瞬有时候本来就站在人类的舞台上，列宁的政治革命、菲德尔的技术革命，亨德尔的意志胜利和《马赛曲》的精神激励，是一种宏大的叙事，但是在决定一个民族的存亡，决定全人类的命运的唯一瞬间，并不都是一种激励，一种胜利，一种不朽，在民族、国家以及人类之外，最直接的体验者是一个人，一个具体的人，一个真实的人，以及一个唯一的人。这个人是1910年10月末“逃向上帝”的列夫·托尔斯泰，他《在黑暗中发光》里没有预设一个结尾，而这个悬置的结局无非是他再也无法成为那一个决定自己命运的人，25年之后的犹豫最后变成行动，这不过是另一部戏剧的开始，出逃是不再回来，出逃是死亡。那两个学生问他：“您为什么不同我们站在一起？”那两个学生替他回答：“终归您必须从您的书桌旁挺身而起，公开地、明确地和不顾一切地站在革命的一边。”在他眼前的是黑暗还是光明？是逃亡还是革命？是和平还是暴力？“没有一个道德的秩序能通过暴力而强行建立起来，因为每一种暴力不可避免地又制造出暴力。一旦你们拿起武器，你们就制造出新的专制。你们不是去摧毁它，而是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这或者是托尔斯泰对于他们最可能的回答，所以不知道仇恨不制造仇恨的他，只能最后选择逃亡——在长久的等待中逃亡，在长久的犹豫之后逃亡，不是为了杀人的革命，是为了杀死自己，“这种死亡才充实了他的生命，才使他的生命变得神圣。”

一种灵魂的拷问，让托尔斯泰变成了另一个人，而这另一个人就是真实的自己，一个未完成的戏剧悲剧，一个家庭的隐秘故事，最后在“逃向上帝”中成为一个牺牲者，而正是这种牺牲成为他自己：“托尔斯泰经过一些充满戏剧性的冲突之后，出逃了，而且为了去寻找那种壮丽的、典范的死亡，他出逃得正是时候，这种死亡赋予他的生命以完美的形式和威严。”没有行李，没有告别，穿上靴子和皮衣，悄无声息地消失，所以有时候自己是一个消失的符号，他只留下他的名字，他的故事，他的剧本，以及他的历史，而对于他本人来说，那可能就不是真正的自己。所以，当1912年的斯科特在北极的冰冻中写下最后一篇日记的时候，他把“我的妻子”改成了“我的遗孀”，这是一个可怕的字眼，妻子是生前的称呼，而遗孀只能代表着另一个人的死亡，在生前看见自己的死亡，和北极一样的冷酷现实面前，这唯一的瞬间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是把自己变成了“他者”：“在壮烈的搏击中，英勇的死，死犹胜生，奋发向上直抵无穷的意志将会从失败中复活。”

复活是在历史意义上而言的，而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妻子永远变成了遗孀，而这个“可怕”的字眼，在唯一的一声“行”和唯一的一声“不”中，总是会不断地闪现。1513年9月25日之前的努涅斯·德·巴尔博亚是一个冒险者，是一个阴谋家，甚至是一个屠杀者，他躲在大木箱里“大胆地绕过迭戈·哥伦布的封锁线而没有被人识破诡计”，他在驶过巴拿马地峡之后对土著人进行血腥屠杀，他建立起自己的殖民地并把总督赶出去，他为了占领为了博取不朽的荣名，开始了向着穿越地峡进军。而在9月25日，当他站在那望见太平洋的山上，那个时间便属于全人类，属于不朽：“他要自己一个人、永远就他自己一个人，成为横渡我们这个宇宙的浩瀚的大西洋之后又看见另一个未知的大洋——太平洋——的第一个西班牙人，第一个欧洲人，第一个基督徒。”当人类知道地球上迄今不为人知的最后一个海洋，这一天的意义在一个人完成之后，便成为了历史，而在历史之中，他作为一个个人，又从历史中退出：“刽子手刀光一闪，人头落地，一秒钟后，看见环绕着我们这个地球的两个大洋的第一双眼睛便永远地闭上了。”

即使他被称为“不朽的逃亡者”，也是对于那一个发现太平洋的历史而言的，成为“他者”，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偶然，偶然的一天，偶然的行动，偶然的伟大，在历史上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在个人意义上，却注定是一种颠覆。而滑铁卢决定胜利的一瞬里，命运之神无非也是开了一个玩笑，那个叫格鲁希的元帅，只是拿破仑征服世界里极为平庸的一个人，一个从来只“死死抓住皇帝命他追击败退的普军的书面手令不放”的人，他不是英雄，不是战略家，在滑铁卢战役中，当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一个老实平庸的人，对于历史做出错误选择的时候，是一支军队的死亡，是一个皇帝的失败，是一个帝国的覆灭，而做出这个决定仅仅只有一秒：“格鲁希想了一秒钟，这一秒钟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决定了拿破仑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它，在滑铁卢附近的一家农舍里的这一秒钟，决定了整个19世纪，而这一秒钟却取决于一个相当勇敢却又相当平庸的人的嘴巴，掌握在一个神经质地揉着皇帝的一纸命令的人手中。”

对于巴尔博亚来说，一天而成为历史，对于格鲁希来说，一秒而成为历史，而在一天和一秒里，他们从冒险者变成伟大的发现者，从忠心的元帅变成帝国的毁灭者，就像在《玛里恩浴场哀歌》里失去感情激情的歌德创作了伟大的《浮士德》，就像在旧金山这个荒凉的地方，他变成加利福尼亚皇帝，每一瞬间都是唯一的，而当唯一的时间变成历史的时候，他们早就是那个没有计划的“他者”，没有人能改变，没有人能回头，历史的巨轮总是碾压着这些个体的命运而前进的。

像是一个悲剧，个体的悲剧充满了偶然性，而历史的悲剧有时候也只是一个偶然。1453年5月29日这个在东西方文化和宗教上最具历史意义的日子，就是在一扇被遗忘的小门里，决定了世界历史的走向。东西方信仰之间的矛盾在拜占庭这个城市里书写着古老的神学鸿沟，即使1451年12月的那一次和解，也只是将多年罪恶的争吵暂时平息了而已，东方和西方，一种信仰和另一种信仰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某种战争才能平衡。马霍梅特的进攻计划开启的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千年古城墙和新苏丹的新大炮之间的决战，他的天才计划是将舰队从外海经山岬角运到金角湾内港，只能在水中航行的船只一夜之间翻山越岭，穿过葡萄园，穿过田野和森林，从一个海域运到另一个海域，向着拜占庭最后的城墙进攻，旷古奇闻变成了兵临城下的威胁，即使有十二名勇士如阿耳戈船式的远游，但是威尼斯和教皇全都冷落了拜占庭，忘却了拜占庭，对于他们来说，像是一个必然。只不过，那个夜晚，东罗马的末代皇帝同他的帝国一起在这个日子同归于尽，而这种覆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凯卡波尔塔那个被遗忘的小门，打开了整个西方倒塌的出口，历史更增添了它的悲剧性。

革命和战争，科技和宗教，地理大发现，以及宗教斗争，它们都是一部厚厚的历史，而陷在这历史里面，是唯一发生的现实，是唯一经历的他们，是唯一不可改变的时间，偶然，必然，必然中的偶然，偶然中的必然，他们是更好的自己，还是从未预料的“他者”，唯一的瞬间里没有可能，没有虚构，没有下一次，“向来是：一个民族，千百万人里面才出一个天才；人世间数百万个闲暇的小时流逝过去，方始出现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人类星光璀璨的时辰。”而当他们成为闪耀的群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其实是带着苦难和沉重，带着死亡和壮丽，成为另一个人：

在这一秒钟里
他成了另一个人，
一千多年前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
他同他一样，
自从死神灼热的一吻
便须为苦难而热爱生活。

	编号：Z96·2150725·1200
	作者：师永刚 张凡 主编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09年10月第1版
	定价：原价59.80元现价25.00元
	ISBN：9787506348881
	页数：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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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作为上世纪60年代中国人的公共回忆以及中国国剧史上的某种文化遗迹与经典，深刻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文化。而且确实曾经成为一种全国性的娱乐消遣。这种全民性的普及始于一九六零年代的群体性京剧革命时代。八个样板戏主导了六十年代中国人的审美与价值观的重张，甚至生活的戏剧化形态，或者说彻底的“文娱京剧化”。而样板戏，也成为一个时代以京剧为形态的重要的悲喜剧。不仅仅是国家的，它甚至是私立生活的一部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一代人来说，样板戏正在成为一段历史的背景。这一部样板戏传记，首度披露了江青与样板戏历史上的一些事件的真实内幕，与当年参与样板戏的编创演人员的恩怨情史与结局，是官方审定的首本集中讲述样板戏历史的集体记忆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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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史记》：妖魔化的革命美学

 

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红灯记》

延续还是重生 改革还是嫁接？在栽树撒种的孕育中，在结果开花的收获里，时间分列出前传、正传、外传和后传，而当一个时代断裂在权力的统治里，就只剩下几乎封闭的舞台，没有咿咿呀呀的唱词，没有风花雪月的情调，没有才子佳人的故事，不管栽什么树撒什么种子，不管结什么果开什么花，所有的颜色都是红色，所有的人物都是英雄，这个时代叫“革命年代”，这个舞台叫“革命样板戏”。

而当时间翻过这一页，重新变成记忆里的“史记”的时候，记忆所要的是恢复那个时代，还是在反思那种过往？是要消弭那种鸿沟，还是要改变那些命运？“本书仅供40岁以上人士‘收藏记忆’”，可是那耀目的红色记忆真的可以收藏在每一个人的人生履历中？或者对于我这样一个处在“40岁以上”边缘的人，对于“样板戏史记”从来没有过记忆，它在我出生之前发生，在我懵懂之后终结，所以对于革命样板戏的史记，只有旁观，只有探寻，只有听说，10年前买过的盒带，书库里保存的唱词，以及隐约而不完整听过的京戏，似乎都将“革命样板戏”这个词组带向一个纯私人的记忆中，在不具备公共评判的片段解读中，它们其实远离我的生活，远离一种经历，远离好恶的感性判断，是揭秘也罢，是好奇也好，它只是开在别处的一种红色风景。

可是，它毕竟活跃于历史舞台，毕竟盛开于革命时代，毕竟普及于公共空间，“谁记得，红灯闪闪里的青春，谁忘了，茫茫雪原中的暗号。样板戏在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的远不止是戏，它如此深入地凝固了那时普通中国人的公共娱乐方式。”那段历史里提出过“审定旧剧目，分清好坏”的戏曲改革目标，写下过“艺术服从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坚持政治挂帅”、“配合当前的革命斗争”、“创造正面的英雄人物”的批示，也命名过被标注的“红灯年”，而当革命和样板，革命和京剧，革命和艺术联姻而成为这个舞台的主题的时候，它也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辉煌”：十年磨一戏的《红灯记》由一流的演员、一流的编导、一流的作曲而架构成一流的作品；八大样板戏在全国掀起了红色风暴，场场爆满，被看戏的人连连称道：“好戏，好戏！这是京剧化的一个出色样板。”十年之后，样板戏在数量上由8个增加到18个，其中京剧11个，“样板戏”变成了更具覆盖面的样板作品。

从1963年毛泽东批示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中国死人部”而开始改革，到1964年29个剧团、两千多人参加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从1965京剧《红灯记》在上海大剧场连演40天掀起第一个高潮，到1966年北京召开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会上最后定名“革命样板戏”，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戏改”将中国的文艺政治化带向了一个不能回头的终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所以那舞台上的声音是：“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哪怕是火海刀山也扑上前。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换人间”的期盼；是“红灯高举闪闪亮，照我爹爹打豺狼。祖祖孙孙打下去，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的激昂；是“莫以为码上无风无浪，上海港从来是激烈战场”的战斗；是“心潮汹涌如浪翻。春夏秋冬来复去，报仇雪恨志更坚，狼嚎虎啸何所惧”的革命。而舞台上的颜色则完全一抹革命的红色：《红灯记》中的红灯，杜鹃山上的红花，李铁梅身上的红花袄，江水英、吴清华的红衣，拥戴柯湘的自卫军扎的红腰带，在阶级教育展览会上，连码头工人用的杠棒也饰以红缎……

红色，是革命的颜色，英雄是革命的人物，此为“样板”。样板是凝固而为永恒的规则，样板，是定型而不变的秩序，样板，甚至是遵从而不能议论的风格。所以，杨子荣的形象必须年轻、机智、挺拔、庄重、高大、整洁，李玉和不能像原型一样好喝上两口、胡子拉碴、不修边幅，有时还挨母亲的训；所以，“只能让座山雕围着杨子荣转，不能让杨子荣围着座山雕转”，即便是在打斗中，杨子荣也要正面示人，而座山雕只能背对观众；所以，《红灯记》中李铁梅穿的上衣是什么颜色，打了几块补丁，补丁补在什么地方，有多大面积，各剧团、各剧种的李铁梅必须完全一样；所以《海港》全剧的演出便控制在1小时54分钟到58分钟之间，仅有4分钟的误差，《智取威虎山》更是把误差控制在两分钟以内，演出时间始终在1小时56分钟到58分钟之间。按照样板板严格统一复制，不许创新不许差异，否则就是“破坏样板戏”，而这样的脸谱化、模式化、样板化的戏剧在“八亿人民八大戏”的时代，才被冠上“经典”之名。

作为文艺形式，京剧在200多年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似乎也在走着一条样板化之路，和唐诗、宋词、元曲的格律一样，当徽班进京最终变成国剧之后，京剧似乎也一直在走着样板化之路，慈禧太后亲自改造编订的一百零五出本变成“御制品”，是京戏的第一次样板化，乃至后来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以及各大门派林立，似乎都在一种模式化之路上行进。样板戏似乎以这样一种方式演绎它的前传，而在正传发生时，对于样板的理解完全变成了一种艺术和政治联姻的产物，“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三突出”是京剧的革命标准，所以从电影到京剧，李玉和的形象高于生活，从普通铁路工人变成了高大、刚健、挺拔，没有一丝缺点的李玉和；从《芦荡火种》到《沙家浜》，阿庆嫂退居次席而郭建光成为主要英雄人物，结尾新四军乔装吹鼓手混入婚礼也改为直接用武力冲进去。英雄没有缺点，英雄是完美，而在这样的人物塑造上，样板戏甚至完成了一代人的好恶定义，在《红灯记》里，王连举是汉奸的代名词，表叔、李玉和则代称中共地下党员，“李奶奶或者铁梅，红灯与铁路，这些物象联合组成中国第一样板戏《红灯记》的地位与形象符号。”

样板戏，革命样板戏，革命和样板，在京戏前面的修饰语都变成了时代的标签，“戏之为戏，在其源头为狂欢时刻的表演；样板则望文而知其凝固于瞬间的机器味道。一为凭空而起的虚拟世界，一则为浇铸模型的现实世界，样板与戏，命名之初的冲突或已预示了其后的命运。”对于样板戏来说，在艺术成就上的确有代表着当时的一个高峰，《红灯记》没有咿咿呀呀的声音只有铿锵有力的“仇恨入心要发芽”，《智取威虎山》里“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的“经典绝唱”，《红色娘子军》里短裤可军装相结合对于“革命+艺术”的突破，《奇袭白虎团》里的“云漫”舞蹈，以及《白毛女》中芭蕾舞、《东方红》中的交响乐，都创造了一个时代音乐剧的高峰，“尽管样板戏充满了善与恶简单化了的表演，配乐也是为纯粹的艺术家所反对的柴可夫斯基式的，道具和灯光效果过于精致，但它还是产生了短暂的戏剧性的光彩，实现了真正的大众化，然而由于一再重复表演而削弱了它的影响。”《剑桥中国史》如此评价革命样板戏，其实，这些样板戏只是在一个特殊年代确定了一种艺术样式，固定了一种演出规则，而当其最终成为最高要求和唯一标准的时候，它扼杀的是另外的创新，缺席的是必需的改革，毁灭的是真正的艺术。

甚至，在这个光耀的舞台之下，在红色的戏剧之外，那些演员、编剧的命运，却并未像剧中人物一样，迎来喜悦、激动、胜利的红色岁月，最终走向光明的革命征途，戏里是一个世界，戏外是另一部人生，虽然同样有考验，有斗争，有诬陷，有反叛，却是在真实的生活中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1964年6月，江青对张春桥说：“与童芷苓在一个党内，我感到耻辱！”童芷苓正是杨子荣扮演者童祥苓的姐姐，因此，舞台上威风凛凛的“杨子荣”，下了台却接着受批判；沪剧李玉和的扮演者袁滨忠被打成“黑五类”，遭到造反派的严刑拷打，1967年12月被迫自尽时只有35岁；“阿庆嫂”赵燕侠因为顶撞江青，成为“路线斗争”的牺牲品……被诬陷为“破坏现代戏的反单命分子”的阿甲，被划为“封建文人”的翁偶虹，成为被批判活教材的刘长瑜，因“破坏革命样板戏”后来被《上海地方志》称为“破坏样板戏的三大冤案”……如此众多的人生，在这一个革命年代里沉浮，而其实，在“不走样”的艺术桎梏下，不光是排演“样板戏”的演职员人人自危，甚至在革命年代走向权力巅峰的那些人，在时代巨涛中也无法如戏里一样成为不变的样板，因接替李少春而出演李玉和的钱浩亮，在舞台上大放光芒，也迎来了人生的高峰，他出席了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在中国京剧院，他成立了一个“红灯记战斗兵团”，对中国京剧院的领导和老师进行批斗，但是，当“四人帮”被粉碎后，当了三个月文化部副部长的钱浩梁被认作“爪牙”投入监狱接受审查，最后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予起诉”。曾经公开称江青为样板戏“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设计”的于会泳，1975年1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走向了自己的权力巅峰，但是当时代翻开新的一页，在“十一大”会上被点名之后，于会泳感觉到自己的政治生活已被“终身判决”，那年8月底，他喝下了160毫升左右来苏水自杀身亡。

台上台下，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在这出与时代有关的人生之戏中，每个人都在曲折变化中走向不同的命运，“旗手”江青入狱多年后自杀身亡，“李铁梅”看破红尘，“李玉和”退居幕后，“洪常青”锒铛入狱，“阿庆嫂”遭遇车祸……似乎只有在戏外，他们才是具体的人，真实的人，才是有血有肉，有悲有喜的个体，而革命、样板对于个体生活来说，似乎永远是一扇不曾真正打开的门，或者就是在那个虚幻的舞台上失去了自我。所以人生的悲喜剧也映射着一个时代的悲喜剧，“我怕噩梦，因此我也怕“样板戏”。现在我才知道“样板戏”在我的心上烙下的火印是抹不掉的。从烙印上产生了一个一个的噩梦。”这是巴金对于样板戏的一种“恐惧”，而其实当历史翻过了那革命的一页，走向“后传”的时候，一部分是观望和“记忆的复苏”，有90年代《红灯记》复演时的满座，有《红色娘子军》全国巡演时的热闹，有“红色经典现代京剧之夜”的回顾和欣赏，但是更多的是怀疑、颠覆，甚至否定。薛荣的小说《沙家浜》里阿庆嫂“风流成性”，胡传魁、郭建光都是她的公开情人，胡传魁这个江湖人却“有一股义气在，有一股豪气在”，而2004年翻拍的《林海雪原》和《红色娘子军》纷纷走上了言情路线，甚至这里没有红色经典，只有历史的垃圾，这里没有英雄人物，只有被嘲讽的对象，“什么是现代？革命？样板？”丰江舟在《革命样板戏》的唱片里这样发问。

而这也成为革命时代之外，样板戏之外的一种群体性声音，当样板戏成为普波艺术的一个题材，实际上也变成了对于那个时代最大的嘲讽，而嘲讽或者还在反思，在红色记忆逐渐被商业浪潮吞没的时候，我们迎来的是一个消费的时代，1990年，是《红灯记》复演在北京的那一年，而在这一年，麦当劳大叔刚刚来到中国，青春无敌的少年们喜欢的是格言式的汪国真诗歌，大街小巷传唱的是中国第一部肥皂剧《渴望》，还有那些逐步走进卡拉OK的红色歌曲……

八大样板戏

·《红灯记》（京剧）
·《沙家浜》（京剧）
·《智取威虎山》（京剧）
·《海港》（京剧）
·《奇袭白虎团》（京剧）
·《白毛女》（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
·《沙家浜》（交响音乐）

 

	编号：Z58·2150725·1198
	作者：梁启超 著
	出版：东方出版社
	版本：2012年07月第1版
	定价：原价35.00元现价12.00元
	ISBN：9787506046985
	页数：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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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春天，梁启超欧游归来，在清华大学等校任教，开始集中精力和时间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当时蒋方震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约他作序，他看后很感兴趣，却把清朝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相比附，由于梁文史功底深厚，厚积薄发，完序后篇幅几与蒋书相等，限于序文体例，遂独立成书，起名《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写作此书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是当时鲜明的时代特色。书中提出“以复古为解放” 作为清代学术发展的总特征，不仅是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重新论列，更是其对五四新文化的呼应与引导。《清代学术概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著作。全书涉及哲学、经学、史学、考古学、地理学、金石学、文献学、佛学、美术、诗歌、历法、数学、水利等学术领域，而贯之以时代思潮兴盛转承的主线，可谓气势磅礴，思路明晰，有如一气呵成，被后世研究者称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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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旧有思想深蒂固，是现实，外来新思想来源浅觳，也是现实，站在“现在”的这一时间节点上，梁启超审视“梁启超之辈”，是一种客体化的过程，似乎是一种超脱，也是一种淡然，而自审的态度中也隐含着深深的遗憾，遗憾是“未尝参与此运动”，是保守性与进取性的矛盾，是建设之粗率浅薄，甚至是“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但最为遗憾的是环境使然的被排斥被异化，所以在梁启超的自审中，亦有批判，亦有怀疑，亦有求真，亦有创新，而对于中国学术的未来，需要的也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

看清了精神之意义，站在现实之上，才可以从时间轴线上分化出两种不同的审视方式，一种是回溯，一种是展望，一种是纵向，一种是横向，纵向回溯的视野中，梁启超肯定的是怀疑精神，“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而在横向对比的展望中，梁启超发现的则是一种创新意义：“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所以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启超将清代的学术价值放在极高的位置，“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

为什么在清代学术中会出现此种怀疑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为什么会在现实之后会有“无穷希望”？为什么会和欧洲文艺复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他看来，中国学术在清代走向的是一种“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的环境论，就是在一脉相承的发展中，体现了最可贵的进步思想，从顾炎武到黄宗羲，从戴震到段玉裁，从康有为到梁启超，越来越体现出一种“学者的人格”，这种人格以学问为目的，而不是以学问为手段，不仅接近学问的本质，也体现了学问的终极意义，“学问固不当求诸冥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所以在指向未来的发展中，能够克服浅显与功利，克服“好依傍”与“名实混淆”，在中国文艺复兴的道路上产生出真正的价值。

学术不是个体的研究，而是一种有思而成潮的运动，“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摆脱了个体精英主义的书斋式研究，梁启超将思潮的基础定义为一种“群众运动”，这种运动“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分“谁主动、谁被动”，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也只有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之上，才能体现其历史的内在需求，才能适合时代的发展，也才有“文化昂进”的动力。在中国历史上，形成思潮的有四种：汉代的经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和清朝的考证学，而对于清之考证，梁启超借用佛说的“生、住、异、灭”，将思潮之流转分为启蒙、全盛、蜕分和衰落四个时期。

清代思潮的启蒙人物，不管是颜元、李塨一派“于日常行事中求之”，还是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推之于当世之务”，还是王锡阐、梅文鼎一派“专治天算，开自然科学之端绪”，其最初的出发点就是反对宋明理学，就是以“复古”为职志，虽然梁启超将这种对宋明理学的反动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循环，“学派上之‘主智’与‘主意’，‘唯物’与‘唯心’，‘实验’与‘冥证’，每迭为循环。”实际上也指出了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性，正是因为晚明理学“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消蚀达于零度”，所以在清初，顾炎武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著名观点，什么是经学，什么是理学？虽然以经学代替理学有一种“推翻一偶像而别供另一种偶像”的嫌疑，但是顾炎武提出这个论断的意义在于建设一种研究方法，而这种研究方法主要在于“贵创”，在于“博证”，在于“致用”。

梁启超：审视“梁启超辈”

贵创、博证、致用，实际上就是一种不蹈古人的求实精神，“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而《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中也说：“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而在启蒙各派中，这种求实精神也一脉相承：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就是针对东晋的《古文尚书》十六篇和孔安国的《尚书传》，用考证的方法指出他们皆伪书；黄宗羲提出了”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的观点，并以《明儒学案》开创中国“学术史”的先河；王夫之的“天下之物理无穷，已精而又有其精者，随时以变，而皆不失于正。”开创了科学治学的方法；颜元的“人之认读者为学者，固非孔子之盖学；以读书之学解书，并非孔子之书”则提出了学问应当从日常行事中求得的观点；在启蒙期，还有以天文算法、地理学等著作，这些自然学科的发达也是体现了科学精神，“舟车所经，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谈论，考核异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就是一种实践论的体现。

所以，在反对宋明理学的过程中，清代学术在启蒙期已经取得了“极复杂而极绚烂”的成绩，而究其原因，梁启超着重提到了“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也就是在这种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学术思想在还没有规则建立之前，是有着极大的自由空间。但是这种自由空间在启蒙时期只是“一部分势力”，到了全盛期，则显示了其强大的动力，他们对准的矛头就是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的态度，其代表人物是戴震。据王昶《述庵文钞·戴东原墓志铭》记载，戴震在十岁的时候就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当问及关于《大学章句》里“右经一章”中，戴震问塾师，“周去宋几何时？”塾师说：“几二千年。”那么朱子在二千多年后“何以知其然？”这是一种怀疑论，而在戴震看来，种种学问最可怕的是“蔽”，蔽就是保守，就是闭塞，就是尊贵而不怀疑，所以他提出了“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观点，所以梁启超说：“盖学问之难也，粗涉其途，未有不为人蔽者；及其稍深入，力求自脱于人蔽，而己旋自蔽矣。非廓然卓然，鉴空衡平，不失于彼，必失于此。”戴震就是以这双重的标准来建设自己的“戴氏哲学”，而其集大成的著作便是《孟子字义疏证》。“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义。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绝情去智，充塞仁义。”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戴震提出的“情欲论”就是“情感哲学”的一种，而在梁启超看来，以情感哲学代替理性哲学，已经具有了欧洲文艺复兴思潮的本质，也就是唤醒人的欲望和本性，就是从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而当清代学术进入蜕分期之后，却有了某种分裂，这种分裂的导火线是“今古文之争”，而其争论的中心就是《公羊》，“‘今文学’之初期，则专言《公羊》而已，未及他经。然因此知汉代经师家法，今古两派，截然不同，知贾、马、许、郑，殊不足以尽汉学。”一种是尊古，一种是疑古，而不管是尊古还是疑古，都容易跌入专制的窠臼，而这种专制，无非是对于实学的误解：“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固其所矣。”在今文学的运动中心是康有为，其在所著的《新学伪经考》中，直指西汉末刘歆所注的“《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其实不管是之后的《孔子改制考》，还是《大同书》，康有为对于清代学术蜕分期的影响主要在于怀疑态度，梁启超说：“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而怀疑的目的是建设，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欲建立一种理想社会制度，“全书数十万言，于人生苦乐之根原，善恶之标准，言之极详辩，然后说明其立法之理由。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所以对于这样一种政治制度，身为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也同样有一种质疑：“有为始终谓当以小康义救今世，对于政治问题，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皆以维持旧状为职志。自发明一种新理想，自认为至善至美，然不愿其实现，且竭全力以抗之遏之，人类秉性之奇诡，度无以过是者。”

对于社会道德，对于政治问题，梁启超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在小康和大同的理想世界里欲建立一种规则，但是即使之后转向社会改良，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建构，甚至是极不彻底的，所以审视另一个梁启超，在自审中却也闪现了一种可贵的自我批评精神，他认为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虽然批评时政，虽然提出“废科举、兴学校”的观点，虽然发表“民权论”，但是总处在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阶段，“未敢昌言”的背后是一种保守和进取的矛盾。“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这是梁启超大胆质疑自我的精神，但是在真正的实践中，却走向一种妥协，“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然矣。”而之后甚至绝口不谈“伪经”，不谈“改制”，所以他认为，这是他在思想界的一种罪过：“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

敢于自我批评，敢于正视现实，也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精神，而他对谭嗣同的推崇，就在于他在“冲决罗网”中有一种可贵的探索和献身精神，甚至将这种精神和西方的“打破偶像”相提并论。实际上从蜕分期走向衰落期，清代学术也已经走到了世界的舞台上，也就是说在中西流转影响中何去何从的问题，而这也是中国思想的最终出路，梁启超看到了社会的变革，看到了西学的渐进，看到了新思想的欲求，但是现实来说，仍是一种“学问饥荒”，甚至走向一种“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的歧路中，而这正是中国学术可能遇到的最大失败。

其实无论是启蒙，还是全盛，无论是蜕变还是衰落，在梁启超看来，最可贵的是存在一种科学精神，一种怀疑品质，而这些精神和品质就是“学者的人格”，就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方法，对于构建真正的中国学术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站在“现在”的节点上，梁启超对于未来，其实是充满信心的，所以在乐观中，他预言：“用科学精神，将来必可成为全世界第一等之科学国民。”未来的中国，是“佛教哲学必复活”的中国，是经世致用观念对于“国计民生”最好体现的中国，是“文学美术必有多数之天才家出焉”的中国，“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

	编号：Z51·2150725·1197
	作者：蔡和森 著
	出版：东方出版社
	版本：2011年06月第1版
	定价：原价33.00元现价10.00元
	ISBN：9787506049245
	页数：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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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化史》是蔡和森在20世纪20年代初任上海大学教授讲授课程时的讲义，是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第一部社会发展史，是此类著作的奠基之作。全书3篇35章，约14万字，1924年5月,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该书以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蓝本，运用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联系当时的中国革命和社会实际，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了人类社会由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过程，考察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发展，在大量引证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分析、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通过对人类社会各种政治经济关系之剖析，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成功”的结论。此外，这本书还多次指出，各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分析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原始时代群婚和私有制下一夫一妻制婚姻的道德问题，阐明了阶级斗争、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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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化史》：人类演进程序的中国读本

照普遍的定律说，国家乃是在经济地位上极占优势的阶级的机械，这个阶级藉着国家的设立又成为政治上的支配阶级，并且由此又造成一些掠夺被压迫阶级的新工具。
        ——《氏族与国家之兴替》

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国家？国家如何产生？阶级会不会灭亡？站在20世纪20年代这个时间节点上，蔡和森似乎是用自己掌握的理论知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国家不是社会以外的强制权力，不是一种“道德理想的实践”，不是“理性的实现与想象”，而是社会进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保护有产阶级以对付无产阶级的机关，是随着阶级消灭而消亡的一种政治制度。这里有进化论，有唯物史观，有经济决定政治的思想，有阶级斗争观点，可以说，蔡和森已经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作为社会发展史的著作，在当时的中国具有开创意义。

但是很明显，在当时的时代，对于相关著作的译介显得比较单一，蔡和森提及的摩尔根的《太古社会》还没有中译本，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仅有主要章节的翻译稿件，所以对于人类演进之程序，他认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摩尔根的《太古社会》等三部著作，是19世纪学术界“空前的大杰作”，但是限于译介和研究所限，并没有真正进入中国的学术界，可以说，蔡和森对于这些著作观点的引用也只是一鳞半爪，而用这些观点写成的《社会进化史》在当时具有一种开创意义，但是实际上只是对于观点的简单梳理，甚至是罗列，而它对于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其意义也在于编订一本人类演进程序的中国读本。

蔡和森整本书的结构分为三部分，第一是关于家族的起源和演化，第二部分是关于财产的起源和进化，第三部分则是国家的起源和进化，从起源到进化，就是要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来看，就是体现了社会的进化，而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从群到家族到国家，也体现了一种进化，而这种进化在摩尔根的“太古社会”中得到了比较清晰的界定：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是野蛮时代、半开化时代和文明时代，人类在自然中获取物质，并进行简单生产的是野蛮时代，而开始用劳动的方式将自然生产变成“获得积极的创造方法”，这便是半开化的时代，最后，随着工业与技术的发展，随着人为生产的开展，人类进入到文明社会。

在社会形态的分野中可以明确看到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力量，从获取到劳动再到生产，人类慢慢脱离动物性，在进化过程中成为文明的人类，所以考察这种进化，其动因有两个，一是生产，二是生殖，生产是为了改造自然，是为了制造工具，是为了适应生活，而生殖则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产，前者造就了劳动的发达程序，而后者则演进了家和族的发展。原始家族是怎样形成的，它和生产程度的发达与否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借用摩尔根对于“伊洛葛的亲族体系”的研究提出的观点，家族是在生存和经济发展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也就是在动物进化到人类的过程中，随着生产程度的提高，次第形成了四种家庭形式：血统家族、伙伴家族、对偶家族和一夫一妻家族。

蔡和森：资本主义必然崩溃，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成功

和人类发展一样，家族也是能动的发展要素，是有低到高进行演进的，血统家族当然注重的是和血统有关的群体分配，这是告别乱伦式的原始交配方式的一种进步，从祖辈到父辈，到孙辈再到曾孙辈，家族形成了一个界线清楚的结构形式；而当旧家族在分裂之后，形成新的“共产家庭”，当一个或几个姊妹成为一个新家庭的中心，家族便进入了伙伴家族阶段，伙伴家族特点便是母权的统治力异常突出，而在相互间不通婚的母系血缘分子组成的家族便发展为氏族。在氏族社会里，随着“兄弟”和“姊妹”阶级增多。当这两者的通婚变得不可能，便发生了对偶婚姻，“对偶家族的出现，恰好划分野蛮时代和半开化时代的界限。对偶家族的发生，通常总在野蛮时代的高期。”而当女权颓废，男权确立之后，一夫一妻的家族便也慢慢产生。

考察一夫一妻，“它是母系制度覆灭而父系制度勃兴的新产物”，所以它的出现标志着宗法家族的出现，“宗法家族是个一定数目的自由人与非自由人的组织；全组织在家长式的父权统治之下。”而在父权之下，则必有奴隶的产生，必有共有的土地，而追究“一夫一妻之实质”，则是群体婚姻给文明带来的双重遗产的一个侧面，“正面为一夫一妻，反面为卖淫。”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夫一妻的特性，只是妇女过一个丈夫的生活，而男子并无所谓一妻，要以满足自己的权力，反而滋生出嫖妓这种行为，而妇女在丧失了母权之后，仿佛是对男权的报复，遂有了私通的行为，“夫的方面有娼妓，妻的方面有情人；妓女与奸夫，成为一夫一妻的补足品。这就是文明初启以来一夫一妻制存在的真相。”所以从这个真相出发，一夫一妻并非是自然条件之上产生的，而是和社会条件相关，特别是个人财产的出现，替代了原始的自然的共产制，一夫一妻制固然是历史上一个大进步，但同时她在奴隶制与私有财产制之旁，开始了一个维持到我们今日的时代——即文明时代；在这个大时代中，每一个进步同时必有一个相当的退步为伴侣，而一部分或一阶级的幸福，即以别部分或别阶级的痛苦和压迫为代价。”

一夫一妻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甚至是一种压迫，而这种模式也变成阶级的结构特点，所以对于阶级的产生，最重要的一点是财产的属性发生了变化，也就是私有财产出现，解构了共产制度。所以蔡和森对于社会进化的考察，便着眼于个人财产的起源和进化。按照一般经济学家的观点，财产似乎是自然界的演进规律，而且是和天地一样，是“永远不灭的存在物”。这是一种机械论，蔡和森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如果按照这样的观点，鸠胸前饵囊里的豆子是它的私有财产，牛类食道大囊里的牧草也是牛群的私有财产，“这样推论下去，即各种植物亦莫不有私有财产了！因为植物在地下的根茎莫不是吸收或贮藏养料的。”所以他结合摩尔根的观点，包括氏族共产社会里，都没有个人财产的概念，因为在氏族里，一切属于全体，而且获得物也是共同消费的。

私有财产的产生和土地的分配有关，只有到了农业文明时代，各种族之间由于猎地和牧场的分配，“又进而为农地的分配。”由于氏族之间产生分裂，是的集合财产解体，变成了个人的财产，继而有了动产，也就是说，私有财产是动产发达的标志，通过掠夺，通过战争，一些动产开始归个人所有，而随着农业文明的进步，劳动工具和改进，耕种方法的进步，都产生了孤立劳动者，而这些孤立劳动者慢慢有了贫富分化，便有了所谓的占有，所谓的抢掠，所谓的奴隶。而最后发展为商业，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交换出现，市场出现，城市出现，而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新大陆的发现、新市场的发展、大机器与蒸汽机发明，使得世界市场不断开拓，最终使生产发展到极点。

私有财产的出现，就为阶级的分化创造了条件，而从阶级的意义上来说，他必定需要一个用以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国家。蔡和森也从摩尔根的观点触犯，认为国家也并非是从天上掉落下来的，而是和社会发展进化有关，在摩尔根考察的“伊洛葛人”氏族社会中，他们已经有了一种“永久同盟”：一切内部的事务，充分独立平等的原则；永久同盟的机关有一个联合会议；联合会议的各萨响，同时又是相关各种族的萨响，在种族会议中有他的地位与表决权；联合会议的一切决议应一致通过才发生效力……这是伊洛葛建立的社会组织，而其实也是他们的政治组织，是“一切民族未建立国家以前的社会模型”。

在氏族废墟上建立国家，蔡和森考察了三种主要形式，一种是雅典的国家，直接由氏族社会产生，其中就有内部的阶级抵抗，所以这种国家形式是最完全、最古典的形式；而在罗马，氏族社会已经发展为贵族政体，而平民被排除于各种权利之外，所以当平民推翻这种制度，最终建立国家的时候，氏族的那些贵族与平民便开始混合；另外一种形式则出现在战胜罗马帝国的日尔曼民族里，“他们的国家是直接由于征服外国广大的领土而其原来的氏族制度不足以资统驭产生的。”这是由征服开始的国家形式，所以这种形式是并没有打破旧社会的经济基础，“并且在某几个时期，氏族的面目反觉返老回童。”

所以，从三种形式的国家来看，都不是社会以外的强制权力所为，它是社会进化到一定的产物，当社会分裂为阶级，当阶级在经济上发生利益冲突，而社会自身又不能医治这些冲突，不能回避这些抵抗，所以当“社会无穷的罹受这些无益的争斗”的时候，便自然而然要求一种力量来维持秩序，“这种势力是由社会产生的，但是建立在社会上面，并且渐渐与社会隔离。这种势力是什么呢？就是国家。”国家产生的条件，一是产生了不同利益的阶级，第二则是需要维护公共势力的组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阶级的出现，产生国家，而国家有反过来变成阶级压迫的工具。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阶级斗争则和私有财产的分配有关，所以这是一个经济决定政治的进化结构，按照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限观点，蔡和森提出经济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经历四个时期，在原始共产时代，经济具有连带性质，所以相应的政治组织也具有共同形态；到了奴隶制时代，自由人提出的政治连带，只限于富人阶级，而到了封建时代，政治组织“纯然以个人主义为其特征”；到了资本主义时代，“经济上纯为个人主义，政治情形也完全与之相适应”。所以在经济和政治的这种连带性质中，蔡和森提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又会指向什么方向？资本主义发展了社会生产，但是有限的资源使得他们走上了武力掠夺之路，但问题是，“新的征服事业愈多，即勃新的经济恐慌愈益严厉；而资本国家之间的战争，势非使资本主义根本破灭不止。”所以，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必然要求“人类的历史又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进行了”。也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为将来共产主义社会准备了各种必要的经济条件，“而且为它自己养成了最大多数的掘墓人——近世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掘墓，也是一种社会进化的产物，因为按照国家理论，只有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必将被消灭，而这种国家灭亡论自由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做到，“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国家演进之最高形式，亦即为国家消灭前之最终形式。”而从近世社会的种种现象来看，资本主义正陷入崩溃的边缘，蔡和森将这种崩溃的预兆归结为六点：地域上的推广阻止了并且缩小了；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回复到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状态去了；国际的分工破坏了，世界经济生活的单位摇动了；世界经济生活的统一破坏了；生产减低，财富的积聚也减低了；信用制度崩坏了。也就是说，政治上的演进完全和经济有关，因为经济埋葬了崩溃的隐患，所以经济决定政治，所以政治形态的改变也会成为必然，所以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蔡和森看见了未来将出现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也看见了人类演进程序的最终版本：“由此可知社会革命必然要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一天成熟：不仅在各大工业国内有农人阶级中等阶级及资产阶级的落伍分子和进步分子为之呼应，而且有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运动为之呼应。世界革命的成功，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编号：Z42·2150725·1195
	作者：【俄】克鲁泡特金 著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06年09月第1版
	定价：原价38.00元现价12.00元
	ISBN：756174727
	页数：5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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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流亡英国期间完成的，所以在书中，克鲁泡特金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观点出发剖析了法国大革命中的现象。法国大革命在整个历史上的地位，是和它以前的文艺复兴，以后的产业革命一样的重要；所以，倘然没有法国革命,我们的世界也要不同。本书旨在让我们认清楚法国革命，让我们不要忘却法国革命的两大个特点：一、法国革命是由真正的纯粹的民众热狂而生，他们有他们的要求，有他们的灵魂；他们不要领袖来宰制，不要凭着政客的阴谋来进行。他们是赤裸的，纯洁的革命份子。二、法国革命时的人物，固然各有弱点；但他们都是赤心以全生命来从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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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史》：革命应注意于全民幸福

一切都已结了果子，而且还结更好的果子，只要我们向着横陈我们面前的世界走去，在那里有像指示途经的大火炬，照耀着这些字——自由，平等，博爱。
        ——《结论》

“已结了果子”是法国大革命的现实意义，而“还结更好的果子”是它的历史意义，当1789年至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最终以拿破仑的政变而进入另一个历史阶段的时候，四年的革命不仅产生了一个新法国，而且对于世界各国的革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一个事件是确定的，在我们现代无论那一国走上革命之路，它便是我们的祖先在法国所做上的事业之承继人。”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革命，在克鲁泡特金那里，都具有了启示意义，而当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法国精神的时候，它的最积极意义便是“为未来指示了一个进行的方面”。

自由、平等、博爱，是一种目标，更是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人民是革命的出发点，也是其最终的落脚点，所以在克鲁泡特金那里，革命的人民化是法国大革命对于世界的一大贡献，不仅在于新法国的出现，使得“农民几百年来才第一次吃到他的丰收之物，才伸直他的腰而敢于说话”，更重要的是在对抗王权、废除封建体制，甚至建立巴黎公社上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站在了历史的舞台，而且人民的力量和资产阶级力量的结合，才使得革命逐渐走向彻底，才使得封建王权一步步解体，才使得“已结了果子”和“还结更好的果子”对于各国的革命提供了一种借鉴。

此为“革命之两大潮流”。克鲁泡特金在开篇就说到法国大革命的性质，就是“由两大潮流准备起来并完成起来的”，一股潮流是观念的潮流，来自于资产阶级，它的目的是改变国家的政治，而另一股潮流是行为的潮流，来自于人民，他们更侧重于经济的改良，政治革命和经济改良，观念潮流和行为潮流，共同目标，便是革命。而革命并不是最终的意义，革命是一种过程，它指向的是一个结果，那就是平等、自由和博爱：平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他们都必须服从代表国民意志的法律；自由，便是一种契约自由，就是废除封建的赋税和服役制度，得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而博爱的意义就是不要暴力，不要镇压，不要反抗，在全民的国家体制内创造和享有成果。

自由、平等、博爱，在克鲁泡特金看来，就是革命的一种彻底形式，“革命的意思，就是倾覆关于人群复杂制度及关系之已有的观念与既得的概念。”革命的目标是根深蒂固的制度，革命的形式是短期内将“社会的、宗教的、政治的及经济的生命要素之一切”，根本倾毁。也就是说，革命的全部意义在于摧毁旧的一切，建立新的：“总之，革命就是关于人民各方面完全新的观念之产生，——其口号，问题，科学及经济的政治的与道德的发展之线索遗于后世。”一切旧的东西根本倾毁，一切性的短期内建立，而且要留给后世“更好的果子”，这其实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理想主义，甚至有着乌托邦的影子，而克鲁泡特金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样本研究，也很明显看见了这种革命的局限性。

改良还是革命，这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两种选择，实际上是对于两种潮流是否合一的疑问，尽管克鲁泡特金认为，“发自人民的革命行为一定要与发自知识阶级的革命思想一致才行。”但是很明显，无论从大革命之前的现状，还是大革命进行的过程来看，“两者之间定要有个结合”更像是一种理论上的期望。在1789年之前，人民特别是农民所反对的是王权的压迫，无论是国家税收的征收，还是领主的地租及献物，以及僧侣的什一税，成为压在农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他们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以第三阶级为主的资产阶级，他们更想要的是在封建王权的废墟上建立政府的殿堂，这种“集中化的组织完善的国家观念”就是要把国王的权力压缩，就是要把地方的权力推翻，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工商业的自由，而这个自由的意义，在克鲁泡特金看来，“一方是要使工业从国家之烦累的压制的监督解放出来，他方是要使工业有充分的自由，去榨取工人，而这些工人仍是没有自由。一方面是任其自然，于他方面则横加限制，使其无由结合。”也就是说，这种自由一方面是为了推翻旧有制度，另一方面却对工人形成了新的压制，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甚至为了对人类劳动实行新的统治，而建立新的政治权力，就是为了获取这种压榨式的自由铺平道路。

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是“更好的果子”

但是，资产阶级和人民，似乎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封建王权。所以从1789年之前的骚动开始，一直到攻占巴士底狱，两者的力量有一次较好地结合，也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1789年的革命，和任何革命一样，是由于希望能达到确定的重要结果而激起的。”这一革命被称为“英雄时期”的革命，其中有人民在各地发动的骚乱，其中有资产阶级组成的三级会议，其中有“自由万岁”的呼声，当1789年4月28日，巴黎人民冲进勒维阳工厂，和军队发生激战，似乎拉开了革命的序幕，“接近王宫的地方，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焦点，郊外便是人民暴动的中心。此后巴黎便成了革命的焦点。”这是巴黎人民对于废除特权的第一步，随着第三级代表成立国民会议，对于王权的反抗也正式进入了实质阶段。

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和人民的民众运动，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结合，“在大革命伟大的时代中到了相当的时期，这两个运动要暂时携手，他们才能够征服旧统治，而得到大的胜利。”但是只是暂时的结合，当民众开始武力集合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反而开始了镇压，“在狡猾的资产阶级这一方面，是这样地开始了背叛革命的组织”，当7月14日人民喊着“到巴士底去”的时候，当王权的宫廷政变失败的时候，当人民得到了他们的第一次胜利的时候，革命却最终变成了斗争——一方面是宫廷寻找的外国援兵来抵抗国内的革命，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把“拿着武器的人民”镇压到贫民窟去，甚至国民会议在8月4日讨论是压迫农民的方法。

实际上，7月14日革命成果是被资产阶级所窃取，而特权阶级还保持着封建的权力，“这时的国民议会，既没有勇气把所有的封建权利废除，又不能订出一个赎回的方法，使农民可以接受；因之而造成暧昧的情状，以引起全国的内乱。”资产阶级通过的人权宣言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自由，但是当封建王权并没有被彻底推翻的时候，这样的自由甚至也只是一种理想，所以在这个阶段，只不过是“神意的国王”变成了“市民的国王”。所以很明显，在这个阶段，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凸显出来，使得革命带有很大的妥协性，所以在革命道路上，克鲁泡特金强调的是人民的力量，强调的民众的革命：“法国的运动不仅是要获得宗教自由，或个人之商务与产业自由的暴动，也不是争得自治权掌握在少数资产阶级手中的暴动。它是一个农民的暴动，是人民的运动，是要再来取得土地而脱离一切封建制度的束缚；其中固然有一个有力量的个人原素——各个人占有土地之欲望；同时也有一个共同的原素，要全人民领有土地权。”法国大革命的真正精神，就是要人民去行动，而不是研究国民会议的立法工作。

人权宣言的自由主义纲领被国王批准，是人民革命的推动而逼迫取得的成果；巴黎暴动再次闯入王国倾覆王权，是人民发动暴动高喊“面包！面包！”而建立的巴黎公社，也是民众的思想而建立的——当法国大革命从“英雄时期”走向“公社时期”的时候，人民在中间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也使得革命慢慢奠定了“社会的组织之基础”。但是革命并非是顺利进行的，从1790年夏季至1792年夏季足足有两年时间，整个的革命工作停顿了，人民在怀疑，“这是革命占胜利呢，这是反革命占胜利。”1792年6月人民终于又开始了暴乱，而资产阶级开始阻挠革命，“防止人民去攻击极神圣的财产原则”，甚至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所组反成的雅各宾俱乐部，宣言要维持一个立宪的君主制。

随着和国外的战争爆发，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随着人民对于王权扫荡的彻底，“在1792年，国家之全部情形，人民之整个的精神，语言，礼俗，观念，通因革命而改变了。一个新民族产生了，在它政治的及社会的概念看来，和将近十二个月以前的是完全不同。”通过暴乱的公社，随着山岳党对于革命的行动，法国封建王权才彻底倾毁，“革命现在可以在平等的方向开一条新路”，但是民众，只不过是革命中的一颗炮弹，当威胁资产阶级利益的时候，它仍然要被推向对立面，无论是山岳派还是吉伦特党，都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他们害怕革命，害怕人民，他们拥护自由，却反对平等。

克鲁泡特金对于在这样时期“何种政府之建立或打倒”的问题，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的看法，实际上他是借助于布里索的观点进行了阐述，布里索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包括着有各种不同的原质，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不相信革命业已完结，他们还要依旧进行。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无政府状态，而无政府状态不是一种过程，恰恰是一种理想，“法律不见诸实行，权威没有势力而被轻视，罪犯无处罚，财产受攻击，个人之安全受破坏，人民之道德腐败，无宪法，无政府，无司法，这就是无政府状态！”革命的继续进行，革命的不断递进，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理想化、平等化的自由世界，“无政府主义要使人人一切平等，无论智愚，贤不肖，以及官职，薪金，与服务。”而这远比推翻封建王朝获取自身利益的目标来说，更长远，更透彻，也更本质。

而在法国大革命的行进过程，当大众的力量不断被镇压，当自由变成资产阶级的自由，克鲁泡特金希望在这样一种模式中看见无政府主义的影子，那就是在1793年的共产主义思想，通过奢格·罗克斯、勒克勒、发尔勒、布瓦色、巴布这样一种思想的序列，经过法国各个时期革命的实践，克鲁泡特金认为当时的生存需要和土地问题上，已经具有了共产主义理想，也就是在土地共产主义、实业共产主义、商务及信用共产主义方面，提出了“土地被视为全国民之承继物，人人应有土地的权利，各人之生活要素要有保障，谁也不能因受冻饿之驱使被迫去作工”的目标，这样的目标就具有了无政府主义的雏形，而在这一系列革命过程中，卡鲁泡特金也认为有人可以将法国带向无政府主义状态，他就是马拉。

马拉，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在他身上有着不一样的革命精神，他反对封建王权，希望建立一个平等的政府，而最可贵的是马拉身上具有强烈的公众意识，和伴侣爱夫拉一样“只爱人民”，但是他却被人刺死，成为政治党派之间利益的牺牲者，而在他被刺之后，“人民之友”身上只有一张二十五利华的钞票，这也印证了他的无私性，克鲁泡特金说，：他们的爱“比任何特出的革命家所有有的还要深刻，而且他始终对于这个爱是忠实的。”而在共产主义理想上，马拉就是一个好的领导，“在当时的知识阶级中竟没有一个人能把共产主义的理想，形成完全而广大的形式，以资领导；这是很百可惋惜的。倘使马拉不死，他或者能担任；但是他在7月13日被刺了。”

共产主义理想的覆灭，无政府主义的失败，法国大革命在之后经历了吉伦特党的被逐、反赫伯尔派的争斗，以及罗伯斯庇尔以及山岳党议员派被处死和监禁，其实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和政治斗争，直到最后拿破仑实行政变，终于将议会完全推翻，法国历史又走向了另一个全新阶段。但是不管如何，对于这场持续四年的大革命来说，人民表达了自己的平等需求，也站上了历史舞台，而资产阶级潮流和民众行动之间的潮流也有了合作，使得革命不仅是一种国家革命，集团革命，甚至成为个人进化和人类进化的一种样本，而其中的共产主义原则，也在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中，展示了其“伟大的企图”，所以克鲁泡特金坚信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想终会成为“更好的果子”。 

	编号：Z21·2150420·1162
	作者：【法】安德烈·巴赞 著
	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11月第1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20.20元
	ISBN：9787301164709
	页数：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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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拍摄了《娜娜》、《游戏规则》、《查尔斯顿》、《玛尔基塔》、《卖火柴的小女孩》等诗意现实主义电影的导演，而他是二战后西方最重要的电影批评家、电影美学家、社会学家，也是法国《电影手册》创办人，法国“新浪潮电影之父”。用现实看穿世界，用评论表达思想，在这部“著名评论家评著名导演的书”里，两个人在同时代一起重新找到现实的方向，尽管巴赞对雷诺阿的美学观念进行了精心的考证，对制作技术细节作了准确的调查，对文章、演讲稿和采访进行整理，展现了雷诺阿特有的“安逸”的精神世界。但是巴赞最终却没有能完成这本书，折磨他的疾病战胜了他的勇气，而弗朗索瓦·特吕弗着手填补由他所敬重的人的逝世而遗留下来的空白。让·雷诺阿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无愧于这份殊荣，但是我却迫不及待地去享受它，不带有一丝克制。这一时刻是送给巴赞的美丽礼物。这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最后一个。伟大的人不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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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雷诺阿》：除了现实什么都没 

一部电影之所以成为好电影，它一定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比坏电影更加现实。但是这个条件还不充分，因为电影的趣味还在于更好地表现真实，是为了让真实自己产生更多的意义。
       ——《法国的雷诺阿》

什么是好电影，什么是坏电影？安德烈·巴赞给出的标准是电影是否现实，而“现实”这个词更准确的说法是“真实”，这种真实并非是局限在景框里画面的真实，并非是表现的客体和现实具有多少相似性，而是场景独立于摄影机、演员独立于场景，导演独立于表演的那种真实，“最直观而又最感性的导演能够将我们引向他人物内心中最隐秘的地方，因为他首先忠实地爱着他们的外在，再通过外在爱着他们的灵魂。”而在巴赞看来，让·雷诺阿就是一个让人看见灵魂的导演，就是一个而用上帝之眼观看世界的导演：“影机的视角再也不是以第三人称进行叙事的无所不知的小说家那种抽象的视角；也不是用慎重的脑子进行拍摄的主观而愚蠢的摄影机的视角；而是一种摆脱了一切偶然性的观看，而这种观看的方式仍保留了目光所受到的约束和其具体的品质，在时间上的持续以及在空间上的盲点。”

导演是一种引导，而这种引导一定带着很大的主观性，主观性摆脱了偶然性，而主观性也必定要创造了现实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巴赞对让·雷诺阿的现实性的定义一定是去除了客体性而存在的一种主观真实性，它指向灵魂，指向诗意。对于让·雷诺阿来说，用电影表现现实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一定会遭遇误解，遭遇误读，遭遇尴尬，甚至是攻击，而其实，作为电影导演，用一种影像来接近现实，无非是一种隐喻，就像用画面看见的同时，必将隐藏另一部分，他无法全知全能，却可以通过隐匿来展现更广阔的现实，而这种方式，巴赞引用波德莱尔的那个词来说，就是“通感”：“它是空间表现中现实主义的必要形式，这种现实主义要求人们要有一种持之以恒的敏感，但同时它又将自己面向一个类比和隐喻的世界。”

持之以恒的敏感，或许正是让·雷诺阿在电影世界里坚持的品质，无论是默片时代还是有声电影，无论是在法国时期，还是在好莱坞时期，无论是离开，还是回来，在让·雷诺阿的心里，总有一种对真实世界的探寻，这种真实去除了虚伪和煽情，去除了技术和掩饰，“妆扮在我们这个时代取得了胜利，不仅仅是对面容的妆扮，同时更是对精神的妆扮。”所以，让·雷诺阿就是要摆脱一个“妆扮”的时代，寻找世界里的真实，这种寻找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抗争，因为在让·雷诺阿看来，现代社会已经完全商业化了，“要么出售，要么死亡。”在没有选择的现实里，只有尴尬的结局：“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没有生成或消失，它们只是相互转化。”在这个只有相互转化的世界里，让·雷诺阿希望自己生活在中世纪：“我真正地热爱中世纪。我是怀疑文艺复兴的，这场运动所建立的社会必然走向工业，催生原子弹。”

恐惧原子弹带来的战争创伤，所以拒绝工业社会，拒绝工业社会，所以怀疑文艺复兴，怀疑文艺复兴，所以活在中世纪，这是让·雷诺阿的逻辑，“中世纪”对于让·雷诺阿来说，不是意味着专制，而是意味着自由，不是意味着技术主义和工业发展，而是意味着灵魂的忠实，所以对于他来说，电影就是这样一种自由和忠实的载体，“电影是一门手工行业，正是那些聚拢起来为自己抗争的手工艺者们让我们的电影业成为了世界一流的电影业。知道这一点我就感觉到自己在这样一个行业里还有很多很多要做，只要它是自由的，那么它就能帮助我们去认识人和事。”让·雷诺阿所要认识的是哪些人和事？其实在他和电影的关系来说，他所要认识的人是真实生活着的法国人，他要认识的事则是当时电影发展走在前列的美国电影。

电影进入雷诺阿的世界，是在他八岁的时候，1902年的雷诺阿在学校里见识了一个貌似“摄影师”的人，“他还带来了一套奇怪的设备。”那部《疯车历险记》在雷诺阿的眼中，出现了大量的烟雾，出现了反复的火焰和爆炸，而这种火焰和爆炸也点燃了雷诺阿渴望看见世界另一种呈现方式的欲望，这是雷诺阿对于电影认识的第一个阶段，而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的刺激物分别是美国电影《纽约之谜》和卓别林，它们带着浓浓的美国风情，但是对于想要从事电影工作的雷诺阿来说，却仿佛是一种奢望：“这些我如此喜欢的美国片，这些她把我带到另一个天地的杰出演员不还是被我们大部分的评论家所藐视甚至无视吗？”也就是他认为，在法国做出向美国电影一样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相互转化”的巴赞和雷诺阿

但是雷诺阿似乎要将这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甚至变成自己毕生的追求，所以这种追求其实是艰苦的，甚至带着理想化的盲目性，“我天真又勤奋地努力模仿那些美国大师们，却不明白和种族相比人更无法摆脱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塑造出他体认的生活环境，还有那些终日不离其视线的一景一物。我还并不懂得一个在法国生活的法国人，一个喝着红酒吃着布里干酪而满眼是巴黎灰暗景象的法国人，只能依靠和他有共同经历的人们的生活传统才能拍出精彩的作品。”这是一种机械的嫁接，这是一种简单的移植，在雷诺阿的电影道路上，这条路到底该如何走，其实并没有一个明晰的定位，所以以自由战士的身份使电影“法国化”，对于雷诺阿来说，就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现实主义”。在原载于1938年12月的《观点》杂志上，雷诺阿说：“于是我开始在身边寻找，惊奇地发现了大量纯正法国味道的内容，而且完全可以搬上荧幕。我开始意识到一个洗衣女工，或是一个正在镜前梳妆的妇女，或是一个推车叫卖的果蔬小贩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有着无可比拟的造型艺术价值。”

洗衣女工、梳妆妇女、果蔬小贩，这些都是有着纯正法国味道的内容，“也许可以在法国现实主义的传统中用真实的主题来感动观众”，而这样的实践在安德烈·巴赞看来，是雷诺阿将美国大众电影和法国社会的真实意义结合起来，“雷诺阿致力于通过演员将现实主义——也可以说那种美国的大众影片和斯特劳亨先后为他展示的真实性——挖掘出来”，而这也让雷诺阿开始了现实主义的电影创作，默片时代的《娜娜》、《卖火柴的小女孩》和《懒兵》是其最重要的三部电影，而在这三部默片里，似乎取材于安徒生童话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对于法国式现实主义的一种背离，这里没有洗衣女工，没有镜前梳妆的妇女，没有推车叫卖的果蔬小贩儿，一个北欧童话如何实现一种真实的现实主义，巴赞认为，“《卖火柴的小女孩》是雷诺阿以先锋派的主题和技巧对现实主义的入侵。”这种入侵使关于生死的主题上从童话的故事变成了现实的悲剧，“它既温柔又性感，就连死亡在其中也变成了我们的朋友和故交。”实际上，在另一个意义上，是雷诺阿关于电影技术的一次努力，安德烈·巴赞说：“《卖火柴的小女孩》第一次实现了在室内使用全色胶片拍摄电影。影片中的特技并不是用来制造童话般的幻觉，而是为了进行机械实发视觉材料。它们是第二级的玩具。”

从三部最主要的默片，到有声时代的最初电影，从人民阵线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雷诺阿不断在电影的现实主义真实上进行探索和实践，《给宝贝服药》中冲水的声音，《母狗》中的景深镜头，都是技术上的一种自由运用，它打开了现实主义的场景，打开了现实主义的美学，而不管是《布杜落水遇救记》中的淫乱场面，还是《托尼》中的男女关系的批判，使得雷诺阿的现实主义又站在来伦理的角度，伦理指向现实，所以“那些永远被人讨论的男女关系”，作为伦理意义的孕育，为10年后先现实主义的潮流铺下了基石，安德烈·巴赞甚至把雷诺阿称作是一位伦理学家，“社会的现实主义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感知并证明人类的永恒本质及其问题的方式。”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时拍摄的几部影片中，这种法国式的现实主义通过伦理通道指向了人类的永恒命题，“可以说在新现实主义之前，雷诺阿就已经将他的电影建立在通过语言而缔造的人类关系的真实上。”这一点在他的电影《大幻灭》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德国和法国军人似乎只有在一个战场上才能够站在一起，而他们其实代表着人性的不同方面，而在战争中，人性的意义仅仅是在那间小茅屋里发现暧昧的男女之情，仅仅在于越过边界时收好枪支避免背后的射杀？在安德烈·巴赞看来，《大幻灭》阐释的是一个关于人类共同信仰的问题，这种信仰是“对全人类平等和博爱的深深的信念”，“他给所有的人物，甚至所有的思想平等的机会。”实际上，这种思想的平等、行动的自由，以及基于战争而建立的博爱只是雷诺阿探索真实意义的一种范式，对于这一范式最直接的继承则是之后的《马赛曲》，“他给历史去掉了神性，而增添了人性。可以说它不再是‘小故事’，而是从人类的层面上来看的历史。”而这种人类的永恒性在弗朗索瓦·特吕弗看来，则是雷诺阿对于电影具有“真实文献”意义的探索：“他站在了一切政治斗争之上加以‘总结’，最终《马赛曲》在我们看来犹如一部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纪实片。即使是拍史前时代的人类也能拍出真实文献效果的导演，除雷诺阿以外恐怕再无他者。”而发展到后来的《游戏规则》，雷诺阿甚至抛弃了法国现实主义呈现的物化场景，“因为1940年他的视野里不再是巴黎的灰色天空，却满是加利福尼亚的阳光；品尝的不再是红酒和奶酪，而是美国的食品。”而这或者正是雷诺阿对于“真实”的真正起步，“我在拍摄《游戏规则》时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我了解那些折磨着同代人的疾苦。我的本能在指引着我，对危险的意识给我提供了素材和对白。”也就是说，雷诺阿从《大幻灭》到《马赛曲》再到《游戏规则》，建立的是一条站在人类之上的真实信仰，其中有苦涩而又先知的游戏，有破灭的友谊和梦想，而所有一切都必须遵守一种规则，而这种规则也超越了不同国界的电影叙述，更带有某种人类学的意义，所以，朗索瓦·特吕弗在评价《大幻灭》时也指出：“这部影片的伟大思想也是雷诺阿日后作品《马赛曲》，特别是《游戏规则》所宣扬的，那就是世界只有横向的划分，而没有纵向的划分；雷诺阿清楚地说明了尽管有些阶级正在消失，但是阶级的思想仍将存在。相反，应该打破国界，它才是一切的误解之源。”

这是不是法国时期雷诺阿思想的一种终结？或者说是最初设想的“大量纯正法国味道的内容”的一种舍弃，安德烈·巴赞把雷诺阿的电影区分为多种身份：法国雷诺阿、好莱坞的雷诺阿，以及“雷诺阿的归来”。在法国的雷诺阿，似乎也一直坚持发掘最具法国味道的内容，一直在法国的文化特别是父亲的油画中汲取营养，也一直让自己成为自由支配电影的那个真正的导演。他似乎把剧情和表演看得很随便，似乎把演员的标准永远放置在自己的标准上而不是观众的喜好上，似乎一直在追求细节的真实中改变整体“看似真实”的不合理。所以在选演员上不断犯“错误”，所以《卖火柴的小女孩》被人诟病的舞台剧痕迹，《布杜落水遇救记》中“剧情偏离了主题，演员偏离了角色，表演偏离情景”的错位美学，《游戏规则》中法国元素被取代，种种，都使得雷诺阿成为最争议的人物。而在巴赞看来，法国的雷诺阿其实是他自己审视自己的开始，“他的演员不是在面对观众表演，而是面对自己，好像自己喜欢怎样就怎样。他们俨然成为自己的观众。”使自己成为自己的观众，这就是巴赞所说的真实，现实主义的真实，细节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是最宝贵的，就像《布杜》雷诺阿如何建立一种“水”的真实，布杜的跳河是一个行为，但是雷诺阿很快就忘记了行为而转向事实，“画面真正的客体逐渐从探究布杜的意图转变为愉悦的表演，也就是说雷诺阿从主人公的愉悦中得到了自己的愉悦。”所以那种水也不再是“水”了，“准确地说那是八月马恩河的河水，是黄色和青绿色的。”

所以，法国的雷诺阿是在追寻自己的认同，追寻一种真实意义，“没有人比雷诺阿更好地抓住了电影最真实的本质，并把它从与绘画或戏剧模棱两可的类比中解放出来。”而这种追求一定会偏向灵魂意义的阐述的发掘，所以在“好莱坞的雷诺阿”似乎在异域的世界里重新开始关注法国现实主义的真实，《南方人》中法国元素，《女仆日记》中“试图在他的主人公周围重建一个他们生于此而死于此的法国”，看上去，这些都是在用美国电影的技术和材料寻找法国内容，看起来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法国，所以被非议，但是巴赞还是坚持雷诺阿在自己的现实主义上行走，因为“再现真实”所要达到的细致和准确是“使画面产生噩梦里的那种清晰”，真实的法国现实主义转向隐匿的灵魂，甚至变成噩梦，但是却成为一种清晰的画面，对于雷诺阿来说，其实是影片背后的自己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权威，也越来越迷失。

在美国居住12年后回来，对于雷诺阿来说并非是真正的回归，战争或者技术的破坏，似乎让雷诺阿缺少了对现实主义的坚持，“我认为我们又进入到一个新的中世纪，但不要因此满腹牢骚，中世纪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所以不要工业文明，所以怀疑文艺复兴，雷诺阿在中世纪里构筑自己的电影梦想，就如在《大河》里生活在孟加拉的两个英国家庭生活一样，生活富裕的他们就是在自己的中世纪，“对于这个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雷诺阿并没有透射出丝毫反感，也没有半点批评讽刺。”在《大河》中，没有大悲大喜的骚动，有的只是极致的纯净，巴赞说：“事实上，雷诺阿对视角的选择就已经显示了某种立场——它可不是那种可笑而狭隘的批评立场，即殖民主义立场——而是一种伦理的立场，与社会学相比，雷诺阿更关心的是伦理学。”其实，甚至连伦理学的立场也不存在了，在《大河》里，屏幕消失了，“除了现实什么都没。既非绘画的，又非戏剧的，更不是反表现主义的，屏幕终于通它所展现的世界而被人完全遗忘。”所以在雷诺阿归来而离开的电影世界里，在存在着灵魂和噩梦的清晰真实里，在放弃了传统的镜头装饰性和画框表现之外，巴赞看见雷诺阿正在走向另一种现实主义：“电影所做的只是越来越少地用技术强加给客观世界多余的内容，因为客观世界通过电影就可以将自己展现出来。电影的大成之日，它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种现实的艺术，而是成为艺术的现实。”

除了现实什么都没，而当现实完全进驻在雷诺阿的灵魂和噩梦中的时候，当现实的艺术变成艺术的现实的时候，雷诺阿的确像是在自己的中世纪里呼吸，的确在时代的边缘寻找深层的永恒，在被放逐和被移植的社会现实里思考，“雷诺阿却在这种具有偶然性的真实之外寻求着另外的目标，或者我们可以说固有的目标，但它自此却摆脱了社会的偶然。”摆脱了社会的偶然，就是一种普遍的人性，一种形而上的永恒思考，一种跨地域、跨媒介跨现实的创作好和表达，在巴赞看来，雷诺阿的作品经常受一种生活哲学的引导，这种生活哲学具有“通俗性”的意义：“正是由于这种‘通俗性’，雷诺阿才成功地拍摄了电影史上最生动的电影，这些电影在它们拍摄四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启发着我们。”

而四十年后的今天，启发对于巴赞来说，似乎只能和自己的时代一样，在看见一个雷诺阿的同时预示另一个雷诺阿，而在雷诺阿不断演绎自己的时候，巴赞却在自己的现实里提前走向了死亡，在这样一种人生清晰的噩梦中，似乎正印证着拉瓦锡的那个论断：“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没有生成或消失，它们只是相互转化。”巴赞看见了雷诺阿的电影，看见了法国的雷诺阿和好莱坞的雷诺阿，看见了回来走向《大水》的雷诺阿，但似乎无法看见最全面的雷诺阿，他以一种猝然的死告别了现实，却开始了关于真实的相互转化，宛如电影的双重结构，在巴赞之后，是雷诺阿看见他的背影，却又在巴赞的背影里看见自己：“乱世之中有时会出现这样一些男人或女人，他们把帮助同时代的人重新找到现实的方向作为己任。巴赞就是这样一个人。”

	编号：Z42·2150206·1148
	作者：【古罗马】凯撒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4年10月第1版
	定价：25.00元亚马逊20.90元
	ISBN：9787100011891
	页数：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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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卢战记》是凯撒战绩的平实记录，从公元前58年至52年，凯撒记述他在高卢作战的经过，每年的事迹写成一卷。在他死后，他的幕僚奥卢斯·伊尔久斯续写了第八卷，以补公元前51至52年的空缺。第一卷（公元前58年）介绍高卢概况，日耳曼人对高卢的进攻，恺撒的反击以及日耳曼人在维松提奥被战败；第二至六卷分别叙述恺撒同高卢诸部族的冲突和战争以及对不列颠的两次远征；第七卷（公元前52年）记述高卢人利用意大利的内乱发动大规模骚乱，恺撒自意大利重赴高卢，加以平定，最后攻克阿莱西亚并俘获其领袖维尔琴革托里克斯。《高卢战记》成为记述这些地区情况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它对高卢和日耳曼各地区的从氏族公社逐渐解体、到萌芽状态国家出现这段时间里的政治、社会、风俗和宗教等记述，成为我们研究原始社会和民族学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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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卢战记》：我们则凭仗着勇气

凯撒认为有必要今后在高卢人心目中造成一种印象，使他们觉得意大利的力量极为强大，即使在战争中遭到一些损失，不但能在短期内很快补上，而且还有更大的兵力来加以扩充。
——《卷六》

公元前53年，虽然在经历了卡西维隆弩斯的求和，经历了比尔及诸族叛乱和平定，经历了对英度鞠马勒斯的俘获，但是当厄隆尼斯人和纳尔维人将全部军队撤走之后，对于高卢来说，却并不平静，而凯撒也早已料到一场更加严重的动乱会重新在这里爆发。在这片征服、叛乱、在征服、再叛乱的高卢土地上，似乎那种不死的火焰一直在燃烧，而对于凯撒来说，除了要求副将征兵之外，他也急需要当时以行政执政官头衔留在附近的庞培的力量支援，实际上，凯撒在此时已经站在了一个关键节点上，他一方面需要在摧枯拉朽破坏旧的贵族共和体制中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而另一方面，他也需要废除旧罗马作为一个城邦霸国的种种特权，从而把意大利各城镇的地位到和罗马相等，把各行省的地位提高到华和意大利相等，以便把公民权陆续给予罗马的各个行省，而对高卢的征服就是这一步棋的关键部分，所以当高卢新的动乱可能发生的时候，凯撒以国家的名义希望庞培能够在山内高卢征召士兵，然后编到凯撒这边来。

而这样的意图其实对于庞培来说，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庞培答应凯撒的要求，也仅仅处于“国家的利益和友谊”。国家利益是两个人征战的理由，庞培也需要在这样的理由下稳固自己的地位，而凯撒则是在这样的理由下，在高卢人中树立起意大利不可消灭的力量，即使遭受损失，也可以在短期内补给，可以以更大的兵力加以补充，所以在这一年冬季过去之前，他已经组成了三个军团，这种迅捷的速度正显示了罗马人“无论从制度来说还是从资源来说，是何等不可轻侮”。然后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凯撒迅速出兵，进入纳尔维人境内，打败了叛乱者，而在春初的时候，又召集了全高卢人大会，然后又开始征讨缺席大会有着叛乱阴谋的伐森农内斯人，使得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像凯撒求和，当这些叛乱的人质交给爱杜依人之后，凯撒才觉得高卢这一带已经被平定下来，自己可以专心对德莱维里人和安皮奥列科斯作战了。

从冬天到春初，凯撒其实并没有经历什么大的战役，实际上从公元前58年第一次前往高卢，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五年，在这五年时间里，凯撒的确再向着他摧毁旧制度建立新的权力体系的目标迈进，但是，在数次征战中，凯撒也慢慢暴露了起残忍的一面，在对纳尔维人的战斗中，他俘获了大量的牲畜和人口，然后将战利品分给自己的士兵，还蹂躏了他们的田地，逼得他们向他投降，并交纳人质。而在这一年跟安皮奥列克斯作战的时候，他把从四邻各国家征集的大批人马派到各个方向去，而在战争中，“每一个村庄、每一座房屋，只要能看到的，就给纵火烧掉。牲口都给杀掉、战利品从各地带走，谷物不仅由于大批牲口和人员在消耗，而且因为时令和阴雨，倒伏下来。”虽然在这场战斗中，安皮奥列克斯逃脱了，但是对于凯撒来说，这种蹂躏性的征战并非是可以带来稳定，相反，对于高卢来说，那种叛乱的火焰根本不可能在暴力中完全熄灭。

罗马人为什么要去征服高卢，为什么在战争中蹂躏他们的村庄和田地，其实在凯撒看来，不管是以阿尔卑斯山为界的内高路还是外高卢，还是以柏度斯河为界的河南高卢还是河北高卢，不管是渡过莱茵河的日耳曼人，还是给高卢人提供支援的不列颠人，在罗马人看来，他们都是蛮族，都落后于罗马文明，都是凯撒潜在的敌人，所以他的征服在于消灭他们的习俗，归化他们的文明，使之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所以在凯撒的征战中，对高卢人、日耳曼人和大不列颠人的习俗进行了描述。高卢人的政治生活中似乎永远有着对立的派别，而在这些对立的派别中，有着极高权力的人：“在高卢，不仅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部落、每一个地区，并且几乎每一个家族，都分成党派，担任这些党派领袖的，照他们的看法，是一些具有极高权力、一切事情和措施都得根据他们的意见和判断才能决定的人。”所以整个高卢的国家分成两派，有地位和身份的人则分成两个阶层，而普通平民，“处境简直跟奴隶差不多，自己既不敢有所作为，也从来不和他们商议什么事情。”而在高卢人中还有更奇怪的习俗：“即自己的儿子，不到长大成人，可以在战争中服役时，不让他们公开接近自己，他们认为未成年的儿子，如果当着群众的面在父亲身边公开出现，是一种丟脸的事。”

仁慈和残暴的凯撒

而日耳曼人不管在宗教祭祀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有着野蛮的特性，他们没有祭司替他们主持宗教仪式，也对祭祀不热心，甚至只有他们能直接看到或者能够直接获得帮助的才被他们视作神灵，也就是在日神、火神、月神之外，“至于其余的，他们全不知道，甚至连名字都没听到过。”而他们在生活中只关心狩猎和追逐战争，对农耕不热心，在他们看来，只有在本国外围有一个愈大愈好的荒地包围，才是“一件最最光荣的事情”，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劫掠的欲望把他们越引越远，沼泽也好，森林也好，全挡不住这些在战争和掳掠生活中成长的人。”而不列颠人除了居住在滨海地区和高卢人习俗一样的肯几姆之外，都是不开化的，“大多数都不种田，只靠乳和肉生活，用毛皮当做衣服。所有不列颠人都用菘兰染身，使人看来带有天蓝颜色，因此在战斗中显得更为可怖。他们还蓄着长发，全身除了头部和上唇之外，到处都剃光。妻子们是由每一群十个或十二个男人共有的，特别是在兄弟们之间和父子们之间共有最为普通，如果这些妻子们中间有孩子出生，则被认为是当她在处女时第一个接近她的人的孩子。”

所以凯撒要使高卢变成罗马的一个行省，就必须阻止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就必须从海上登陆征服不列颠，也必须让高卢人在罗马人的征战中顺服。而对于这些民族的征讨，在凯撒看来，只有用自己的勇敢才能达到目的，才能破坏这些人的轨迹，才能归顺和同化。在厄尔维几战役中，凯撒就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办法发挥了罗马人的勇敢，他把自己的坐骑送到看不见的地方，也罢所有士兵的马都同样对待，“让大家都面对着同样的危险，不存逃脱的希望”，然后对士兵们鼓励了一番之后，遣他们投入战斗。而在对于日耳曼人阿里奥维司都斯的战斗中，他把阿里奥维司都斯击败高卢人的取胜关键归结于计谋，而不是勇敢，而在计谋面前，只有罗马军队的勇敢才可以真正起到作用，“这种计谋，捉弄一下没有经验的蛮族或许还行，如果想用它来对付我们的军队，就连他们自己也不敢梦想。”所以凯撒组建了最勇敢的第十军团作为自己最亲信的军队，投入战斗，而在阿里奥维司都斯的骑兵向罗马军队投射矢石，并把把凯撒派去的使者锁了起来等一系列阴谋面前，凯撒还是保持着他的耐心，他告诉士兵不要向敌人还击，“免得敌人被击败之后，会说他们是被他借谈判之名骗来加以包围的。”这是战争中恪守的“信用”——不靠阴谋只靠勇敢。在公元前57年的时候，当狄维契阿古斯和爱杜依人投降的时候，凯撒也放话来说，正是因为他尊重他们的愿望才接受他们的投降保全他们，但是粗野的纳尔维人，却不向罗马人屈膝投降，用他们惯用的计谋来袭击罗马军队，最后在凯撒的指挥下，“差不多就把纳尔维人这个民族连带他们的名字都消灭掉了”，在这之后，凯撒又消灭了阿杜亚都契人，而布勃留斯·克拉苏斯也征服连接大洋的沿海各邦，使得全高卢得以平定，甚至连“住在莱茵河以外的一些族也都派使者到凯撒这里来，答应交纳人质，并奉行他的命令”。

在公元前55年对日耳曼人的战争中，凯撒也对高卢人反复无常的脾气大为生气，“凯撒认为他不该再接待这些使者，也不该再接受这些一面玩弄阴谋、假作求和，一面却又发动攻击的人提出来的条件。”所以他选择那些归顺自己的高卢领袖，征集骑兵对日耳曼人作战，在这场战斗中，罗马人打败了四十三万人之多的敌人，但是却没有有渡过莱茵河去，因为在他看来，“认为坐着船过河，既不够安全，也跟自己和罗马人民的尊严不相称。”在公元前52年的阿凡历古姆围攻战中，罗马人其实陷于被动，一方面把高卢人说成是用层出不穷的诡计进行叛乱，另一方面则是拉拢另外的力量，凯撒“叮嘱爱杜依人忘掉纠纷和嫌怨，停止一切争执，全心全意投入目前的这场战争，只要等他征服了高卢，就会把他们那份应有的酬报给他们”。在高卢人的地势和人数优势中，罗马人的百夫长卢契乌斯·费庇乌斯在冲人敌丛杀死两人之后，却被围困。当他的部下企图救他时，他却说：“别浪费时间救我，我已经血枯力竭，不能再动了，趁还有机会，快走，回到军团去吧！”卢契乌斯·费庇乌斯战死在沙场，正是他的勇敢在牺牲自己的时候还把部下都救了出来。所以卢契乌斯·费庇乌斯的这种勇敢鼓舞了罗马士兵，凯撒也要求士兵“有纪律、能自制”，因为这样的话，“并不亚于要求他们勇往直前、热情奔放”。而对于凯撒本人来说，也需要这样一种信用，“凡是被兵士拒绝听从命令的人，不是因为措置失当，为命运所弃，就是因为被发现了某些罪行，贪污有据。而他凯撒的清白却可以从一生的行事中看出来，他的命运之好，也可以从厄尔维几之役中看出来。”

凯撒的清白，加上士兵的勇敢，使得罗马军队在高卢征战中不断挫败敌人的阴谋，不断平定判断，也不断将日耳曼人赶出高路地区，当然也在两次征战中登陆征服了不列颠。而在这些战役中，凯撒也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公元前57年，他制造了盾车进攻被苏威西翁内斯人占领的诺维奥洞纳姆；公元前57年，当克拉苏斯派人到邻近各邦去征养谷物和给养时而引发的高卢叛乱中，凯撒就利用高卢军舰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帆和索具的不利，用勇敢摧毁了他们的兵力平定了沿海地区；公元前55年，当第一次征服不列颠的时候，凯撒就以声东击西的战术，“离开运输舰一些，然后迅速地鼓桨划行，驶到敌人暴露着的侧翼去，就在那边用飞石、箭和机械，阻截和驱走敌人”；公元前52年，在对叛乱的爱杜依人战斗中，凯撒用壕沟、防堤、壁垒、胸墙、雉堞设计的先进工事。

但是这种勇敢，这种信用，这种正义，或者仅仅是凯撒征战的一种手段，在七卷本的《高卢战记》中，只有那个第三成人的“凯撒”，而没有我，使得这本“战记”看上去更为客观，更为接近历史，而这部书也被谦逊地称为“Commentarii”，即手记或者随记，表示不敢自诩为著作，只是直陈事实，供人参考而已。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高卢战记》是凯撒为自己辩护的需要，而其实在这些战争中，并非都是勇敢和正义，在和爱杜依人作战中，首领杜诺列克斯反抗罗马军队，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是个自由国家里的人，罗马人对于高卢的征战就是破灭他们的自由，所以凯撒将他杀死，并且将爱杜依人的贵族秘密处决，“目的是要把不敢当着高卢人的面杀死的人，统统带到不列颠去杀死。”而在公元前51-前50年奥卢斯·伊尔久斯补记的篇章中，提到在攻克乌克萨洛登纳姆的时候，凯撒就命令“把所有拿起武器作战过的人的手都砍掉，然后饶了他们的性命，作为作恶必受惩罚的铁证”，因为在“仁慈”的凯撒看来，“如果再有一些别的地方，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试行叛乱，他的计划就永无完成的一天，因而必须以一次示范性的处罚来禁止其他人效尤。”而其实在高卢征讨的九年时间里，据普鲁塔克说，凯撒的军队曾经屠杀了一百万人，俘虏了一百万人。

征战高卢，并非带去了取代野蛮习俗的文明，也并非摧毁了旧的体制，虽然有着自治市和殖民地对于凯撒的热爱和欢迎，但是叛乱的火焰依然没有熄灭，而且在罗马内部，也出现了对于凯撒力量的担忧，人民保民官该犹斯·居里阿就曾几次向元老院提出，有人害怕凯撒的武力，所以需要一种制衡的力量，而当时来说，唯一可以与凯撒相仿的只有庞培的权力和武装，所以他建议双方都放下兵权、解散部队，“这样，国家才能自由自主”。而罗马元老院也作出决议，庞培和凯撒各派一个军团去安息作战，但是最后的情形是，凯撒交回去的两个兵团中的其中一个原本应该去参加安息之战，却被交给了庞培留在了意大利，“这种行为，已经使任何人不会再怀疑他们在准备怎样对付凯撒。”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实际上已经转变成内部的战斗，而当凯撒希望用合法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时，奥卢斯·伊尔久斯补记只留下了最后的“他敦促……”几个字。

这是空缺，而其实是另一场内战的爆发，根据历史资料，最后的文字可以补充为这样一种结局：凯撒去信给元老院，敦促他们允许他可以不必亲身参加执政官竞选，就有资格当选；他又答应，只要庞培肯放下兵权，他也可以这样做，否则，他就不得不为共和国和他自己的安全着想。而这样的结局就是《内战记》的开头：“当凯撒的信送交执政官时，经过保民官们的激烈斗争，才十分困难地使他们答应在元老院宣读它……”对于凯撒来说，或者开头其实也是一种结束，奥卢斯·伊尔久斯在第八卷补记时就不免悲伤地写道：“而他的最后著作，从亚历山大里亚战争以后未写完，我也给它续到结束——这所谓结束，当然不是指内争，内争来是永远不会结束的，我说的只是凯撒生命的结束。”

	编号：Z42·2150120·1141
	作者：【古希腊】色诺芬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85年05月第1版
	定价：25.00元亚马逊21.10元
	ISBN：9787100017923
	页数：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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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00年左右，色诺芬带着自己的理想，怀着探索世界的志气，加入了由一万名来自希腊各个城邦的精锐战士组成的远征军。这支军队受雇于当时的波斯王子小居鲁士，当小居鲁士在战争中阵亡后，希腊雇佣军由波斯腹地穿过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进抵黑海南岸，最终撤回希腊。在这场冒险远征中，色诺芬讲述了亲身经历的事情，也揭示了波斯帝国的腐行性，对以后马其顿、希腊人的东侵起了巨大的启发和鼓舞的作用。所以，色诺芬的这一部著作常被人们用来作为西方优于东方的偏见的“根据”。作为色诺芬的著作中是名声最高、影响最大的一本，卡尔维诺说：“在今天来阅读色诺芬的《长征记》是件非常特殊的事，就好像我们观看电视或者电影中不断重播的古老战争记录片一样。当我们观看一部黑白的褪色老片，那刺眼的光影对比和加速的动作令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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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记》：我们自己必须做勇士

作为这些胜利的标志，我们如今仍可见到战利纪念物，但最为强有力的见证便是我们生于兹、教于兹的邦国的自由。你们从不屈从于人间任何人，而只敬仰天神。你们是从这样的祖先传下来、成长起来的。
——《长征记·第三卷》

不是远征，只是撤退，不是进攻，只是解救，不是崇高的事业，而是为了逃出威胁而顺利回家，当万人希腊大军在居鲁士被杀、将帅们被设计遇害之后，这一场争权夺利的“长征”其实最后变成了如何保全性命回家的故事，而对于被推上“统领”之位的色诺芬来说，不死在异乡、安全回到希腊成为唯一的目的，虽然在撤退途中显示了色诺芬对战局的判断能力，显示了战略的运筹能力，显示了战术的指挥能力，但是除了被拔高的勇气，被命名的自由，以及被神化的护佑，一年零三个月的征战和回乡之路被生生地切割成两个方向，两种命运。

一个方向是从萨尔迪斯到巴比伦门户，这是远征，是进攻，是夺权，而这也正是这一场“长征记”最初的目的。但是这一场聚集了希腊部队的长征却并非是充满了完全的正义，而是大流士两个儿子之间“兄弟阋于墙”的内斗，甚至小儿子居鲁士想要摆脱哥哥的权力控制，也完全是寻找了一个正义的借口。作为长期被派驻在外，任省区总督的居鲁士在大流士驾崩的时候，并不在身边，而老国王病逝的时候，自然将王位传给长子阿尔塔泽西斯，这无论如何也属于王室的正统传位法，但是居鲁士却敢于反抗，其真正的目的也就是在母后帕莉萨蒂斯的爱护下篡权夺位。“居鲁士这样遭难受辱，回去之后便开始盘算不再受他哥哥的权力控制，在可能时就取王位而代之。”居鲁士遭受了何种屈辱？无非是没有继承王位，无非是被曾经的好友蒂萨弗尼斯的谗言，而被诬告蓄意谋反或者也正是居鲁士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挑起兄弟之间真正矛盾的是蒂萨弗尼斯，是偏袒一方的母后帕莉萨蒂斯生，所以无论如何，居鲁士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发动远征行动，实在是挑起事端的借口而已。

不是为了完成春秋大业，而是为了个人的卑微利益，所以要将希腊部队集结起来为我所用，居鲁士完全是进行了一场钱钱交易。居鲁士是卡司特卢斯平原所有军队的司令官，但是似乎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强大兵力，他在阿尔卑斯对面的科尔索尼斯招募军队，是将流亡者克利尔库斯重新找来，并赏识他一万达利克的金币，而对于塞利人阿里司提鲁斯，居鲁士则以朋友的身份借给他四千名雇佣军的六个月饷银，远远超过阿里司提鲁斯两千人三个月军饷的要求，成功摆脱了被政敌围困攻击的窘境，还有包括朋友彼奥提亚人普罗克西努斯、司腾法利亚的索菲涅图斯和阿加亚的苏格拉底、阿卡狄人泽尼亚斯，居鲁士几乎都以这样的物质满足为前提，招募了这一些希腊军队为他征战。而他也把这一征战命名为对异邦的庇西狄亚人的讨伐，从而在萨尔迪斯集结，向着自己的被哥哥统治的波斯进发。

一万一千名重甲和大约二千名轻装，这一支庞大的希腊军队，在居鲁士的指挥下越过米安德河，穿过科洛萨克，经过赛莱尼，一路前行到达塔尔苏斯，而为了避免和塔尔苏斯的叙涅西斯进行交战，居鲁士和叙涅西斯也一拍即合，完成了另一场交易，叙涅西斯给了居鲁士军队一大笔钱，而居鲁土送给他一些在朝廷认为代表荣誉的礼物，包括配有镶金笼套的骏马，金项链和手镯，金匕首和波斯袍，甚至还答应他不再抢劫他的辖土，并可领回被抓走的奴隶。用金钱和贵重物品打通长征之路，居鲁士不仅对沿途的城市守进行买通，甚至对不满的希腊士兵也是如此，一名将士在行军途中说：“如果他的事业和从前雇军去干的相像，我认为我们也应当随从他，不应比以往和他出征的人表现更为怯懦。”实质上是对居鲁士提出了意见，所以居鲁士答应给他们全都再多发五成的军饷，从每人每月一个达利克增加到一个半。

色诺芬：“打酱油者”如何成为统帅

也许只有这样的“友好”才可以一路无阻，而实际上，在长征途中，居鲁士也在希腊将士面前表现出宽宏大量，表现出重情重义。当泽尼亚斯和帕西昂叛逃之后，居鲁士拒绝追击他们，他把将官们召集到一起，说：“我却对神发誓不去追他们，不能令任何人说，当人跟随我时，我用他；而一旦想离开我时，却把他抓起来加以虐待，并夺取其财物。不能那么做。让他们去吧，让他们知道他们对我们的所做不如我们对他们的所为。”这一段话让希腊人感觉到居鲁士的宽宏大量，所以热切地继续征程。当梅浓手下士兵和克利尔库斯士兵发生口角和冲突的时候，居鲁士对双方进行劝阻：“因为一旦我们自相残杀，眼前这些人将比支持国王一边的人对我们更为敌视。”正是这种将矛头一致对外的劝阻，才最后平息了争斗。所以在居鲁士心中，这一支希腊军队是他最后争夺王位的保证，所以他鼓励士兵：“你们要确实配得上你们所享有的自由，我为你们拥有这种自由表示祝贺。你们可以确信，我将选择自由，它百倍地胜过我所有的一切。”而在成功之后，他允诺将满足所有将士的需求：“因此，成功之后，恐怕不是我将无物足以予诸友，而是怕没有足够多的友人来分享。”

但是，居鲁士的目的也只是打着征讨的幌子为了自己的利益，克利尔库斯就曾对自己的将士说：“不要忘记，与居鲁士友好时他是一个可贵的朋友；若与他成仇，他便成为一个极危险的敌手。”在经过吕考尼亚的时候，正是居鲁士让希军随便劫掠，“因为它是异己之邦”；当自己率领的波斯人中有名叫奥戎塔斯的人谋反，居鲁士甚至在审讯之后秘密将他处决，“在把他带到居鲁士的最忠实侍官阿尔塔帕特斯营帐以后，是死是活，便没有人曾再看见奥戎塔斯。也没有人确实知道他是如何处死，都是些这样或那样的猜测；也没有人看到过他的坟墓。”足见其心狠手辣。居鲁士一路前行以速度的优势长驱直入巴比伦，但是在和波斯军队交战中，有人用投枪击中了他的眼睛下部，一个被称为“自大居鲁士以来他是最有王威、最有治世之才的波斯人”便战死在沙场，“居鲁士的头和他的右手被砍掉。国王追逐阿里柔斯，冲入居鲁士营地。”这个希望能取代哥哥王位的篡夺者最后终于以这样一种悲惨、血腥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那些希腊的将士们在波斯国王“友好”的休战中也在一场蒂萨弗尼斯安排的“鸿门宴”中全部被杀，其中包括“如果与国王友好，我们保有武器比交给别人更能成为可贵的朋友；如果和他交战，我们保有武器比交给别人能更好地交战”的克利尔库斯，这位爱好战争和冒险的将士在五十岁的时候被国王处决。虽然这些将士被杀主要原因是波斯国王和蒂萨弗尼斯的无信和阴险，但实际上也是他们自身的缺点所致，克利尔库斯无非是因为居鲁士的交易而参与了战争，所以这一个“声音暴厉，经常严于惩罚”的将官必将死于自己喜爱的战争暴力中；死时只有三十岁的彼奥提亚人普罗克西努斯，是一个领袖，也能够指挥君子，“但他不能使士兵对他起敬或畏惧。”而塞萨利人梅浓是一个贪图巨富的人，“急于获得指挥权力，以便得到更多的财富，急于获得荣誉，以便能增加所得。”

而其实，居鲁士和这些将士之死，才使得色诺芬能够登上舞台，能够展示其军事指挥能力，能够完成希腊大军的回归，这个曾经在居鲁士面前露过面的“征战者”，只不过说了句口令：“宙斯救主和胜利”，当然也没有给居鲁士留下深刻印象，或者也不会像克利尔库斯、梅浓一样成为将官，而其实，在这次长征中，色诺芬完全是一个“打酱油”的人，只是因为老友普罗克西努斯往他家中送去邀函请其同行才使得他成为其中一员，而她也只是在“按照阿波罗神谕向指定的神祭献之后便起航”，所以，对于色诺芬来说，长征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也不是为了自己的才华展露，而只有在居鲁士和那些将士们被杀害之后，才将他推向了历史舞台。

被推向历史舞台，其实也是一种形势所迫，而其实对于色诺芬来说，从来没有期望在这次长征中线路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只是一个被动者，一个旁观者，甚至在成为统领的时候，内心也渴望神的护佑。而色诺芬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有神论者，当初被好友邀请参加征战，也是按照阿波罗神谕，向指定的神祭献之后才踏上征程，可以说，色诺芬活在一个自我构建的神话体系中，在渴求神的护佑中，在不断出现的征兆中，他也变得更加自信，也更加坚持了胜利的决心。一开始他担心能否突出重围，那一晚他便得了一梦，“好像有一声雷鸣，击中了他父亲的房子，整个房子着了火。”他认为这是一个吉祥之梦，因为在危难痛苦之中他好像看到宙斯的神光。而在他发表言说鼓舞士气的时候，有个人打了个喷嚏，这喷嚏作为一种吉兆，使得在场的士兵“全都不约而同地对神俯身致敬”，而色诺芬将波斯的休战阴谋看成是对神的誓言的违背和破坏，必将受到惩罚，而希腊将士只要遵守神的指示，使自己成为“地道的勇士”，就可以依靠神的力量从“极端可怕的危厄中得救”。在撤回中遭遇肯特里特河的阻扰时，色诺芬又得了一梦：“他被上了枷锁，但是枷锁自动脱落了，于是他自由了，能够想走多大步子就走多大了。”从枷锁到自由，对于色诺芬来说，完全看见了方向，看见了希望，所以告诉客里索甫斯，并和他一起祭神供献。可以说，在返回希腊的过程中，在遇到各种艰难险阻的时候，色诺芬总是从神谕中找到方向，祭献中获得力量。

对于色诺芬来说，转身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自己和其他希腊人离开波斯国土，回到自己的家中。在当时情况下，个人命运其实受到了严峻的考验，色诺芬对将士说，“他的弟弟，而且还是已经死了的，他都要砍其头，断其手，并刺穿示惩。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无人给说求情的，对他进行讨伐、打算把他贬为奴隶的、能杀就杀掉他的人，我们能期待落个什么样的下场呢？”也就是在野蛮的波斯人面前，这些被集结的希腊士兵如果不转身逃出去，最后的命运一定会更加悲惨，所以在被推举为领头人的时候，色诺芬渐渐开始展示其不俗的军事领导能力。

一方面色诺芬表现出一种谦逊的态度：“让我们凭天地诸神，不等候别人来召唤去进行这番崇高的事业。让我们自己带这个头，唤起其余的人鼓起勇气。要表现为最高超的队长，做比将官本人们更称职的将官。至于我本人，如果你们决定这样干起来，我将跟随你们。如果派我领导，我将不以年轻为借口而拒绝。我认为我正年轻力壮，足以抵抗危险不受伤害。”而另一方面，他必须树立一种威信，以统领的方式使得希腊人团结一致，激发大家的战斗力，所以他激励士兵，发挥希腊士兵的优秀传统，他在动员的时候就指出，“在战争中决定胜利的不是兵员数目或力量，而是要看双方哪一方的部队，皇天在上，具有更坚强的心气。这一般说来是无敌不摧的。……我们自己必须做勇士，并使伙伴们也勇武起来。”而且他认为，希腊将士本身就具有勇敢和自由的传统，“作为这些胜利的标志，我们如今仍可见到战利纪念物，但最为强有力的见证便是我们生于兹、教于兹的邦国的自由。你们从不屈从于人间任何人，而只敬仰天神。你们是从这样的祖先传下来、成长起来的。”

只敬仰天神、不屈于任何人，这是色诺芬在心理上拥有的两个法宝，“在我看来，我总认为宁可带领一半多的人前去攻击，也不要着两倍多的人后退。”而在他看来，回到希腊虽然是一次改变方向的转身，但其实也是展示希腊军队不屈精神和自由意志的好机会，是另一个战场，所以在这一新的战场上，作为无名之辈的色诺芬完全显露了他的军事才华，除了在战略上有神的护佑，有希腊的传统美德，可以藐视波斯军队，而在战术上，色诺芬多管齐下，他将车辆和营帐烧毁，以减轻辎重，可以方便获得军队的给养；他通过一项决议：“如果任何人不服从，你随便哪一个当时在场的人，要协同军官对他进行惩罚。”在给养的过程中，他把重甲兵列成中空的方阵，保证辎重队和其他人员可以有更安全的地方；在遇到卡杜客亚人阻截的时候，他趁着雾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据山顶从而击溃了敌军；他以声东击西的方式迷惑追兵，是的希腊军队顺利渡过了肯特里特河；他在行军途中召集举行了运动会鼓舞士气，也展示了希腊人的优良传统；而当客里索甫斯去找海军指挥官安那克西部斯，准备渡海回希腊的时候，色诺芬又提出了两套方案，让士兵补充给养，同时去弄更多的船以备渡河，而如果船弄不来的情况下，则可以从陆路回家，所以他又让沿海各城去修路。

有备无患、声东击西、以快制胜……这些战术的运用使得希腊军队数次击退围追堵截的敌人，而另一方面，在鼓励士兵做勇士的同时，也整饬军队风纪，色诺芬对士兵说的理由是：“否则，以宙斯的名义，我们行违神纪，将何以欣诚供奉诸神呢？又将彼此残杀，何以与敌人战斗呢？看到我们肆无法纪又将有哪个友好城市肯接待我们呢？若是在至关重要的事情上我们犯有这这种错误，又将有谁敢给我们提供市场呢？而且若是我们行为如此不端，在那个我们想象得到众人赞美的国度里谁会称赞我们呢？我相信我们自己会称有这种行径的人为恶棍。”也就是在色诺芬看来，要完成使命，就必须不使自己成为恶棍，必须保持庄严敬神、友好对待城市的作风，所以斐十修斯和赞提克里斯由于疏于防守舱货，被处罚赔偿损失计二十迈那，索菲涅图斯由于疏于选任的职守，罚金十迈那。

但是，色诺芬所说的希腊传统，所说的自由和勇敢，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溢美之词，在希腊军队中也出现过多次的争斗、矛盾和分裂，甚至所有阿卡狄人和阿加亚人都离开色诺芬和客里索甫斯，自成一派，而色诺芬也只是通过神谕又将分裂的各派组合起来，但是这支雇佣军里并非永远是团结，而且在撤回过程中，为了实现回家的目的，也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军队外出给养，很多时候就是抢劫和占有，就是通过武力的征讨，而在受到抵抗的时候，色诺芬也是施展了贿赂的技能，他请一个村的头人吃饭，嘱咐他不要烦恼，告诉他说不会抓走他的儿女，只要对军队给予好好的向导，就答应在离开之前用房舍来报答他。而当军队进入拉西第蒙领地的时候，色诺芬则要求士兵听从他们的任何命令，因为拉西第蒙人在希腊称霸，海陆无敌，色诺芬对将士说：“若是我带头投石或有其他暴力行动，我应受最严厉的惩罚，我将受之无怨。”也就是说，在强大的拉西第蒙人面前，只有屈从，否则的话就无法完成回家的目的，而在拜占庭，当斯巴达海军司安那克西部斯不法军饷给士兵，士兵暴动的时候，色诺芬也将这种暴动看成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我劝你们身为希腊人要努力通过服从希腊人的领导获得你们的正当权利。如果你们不能做，无论如何我们即使受错待也不要被弄得不能回转希腊。”

对弱者的欺凌，对强权的服从，这或者就是所谓的自由精神，而这些被色诺芬称为勇士的人在顺利回到希腊之后，也结束了一年零三个月的长征记，但是当他们回到故土并非是战争的终结，“这时提布戎到来，接收了军队，把它和他的其他希腊队伍合并起来，前去对蒂萨弗尼斯和法尔那巴组斯交战。”新的战争开始了，而这些士兵在解散之后重新又成为雇佣军，重新面对蒂萨弗尼斯和法尔那巴组斯的波斯军队，也重新开始了“长征记”，但是在这新的战争面前，在这新的雇佣面前，却再也找不到色诺芬：公元前399年，色诺芬离开这一支希腊雇佣军队伍，同年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在雅典被判处死刑，随后雅典也宣布了对色诺芬的放逐令……

	编号：Z59·2141129·1132
	作者：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1955年05月第一版
	定价：原价1.10元 10.00元
	ISBN：统一书号11001·97
	页数：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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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采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到十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统稿，成仿吾、丁玲等参与编辑。至1937年2月22日整理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红军长证记》，共收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这本长征回忆录的文献价值非常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讫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仍然作为党内参考资料。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

	编号：Z32·2140519·1086
	作者：钱基博 著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2011年11月第1版
	定价：88.00元亚马逊67.70元
	ISBN：9787532560264
	页数：10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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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君遗著有独绝处。”这是钱钟书对父亲钱基博的评价，在这部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等几个部分构筑的中国文学史中，钱基博所终点叙述的是清末民初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他将当时的文学分为二类：一为古文学，以王闿运、章太炎、刘师培、陈衍、王国维、吴梅村等为代表；一为新文学，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张士钊、胡适为代表。断代文学史以这一时期文学作为内容的，本书是唯一的一部名著。作者对于这些代表人物的时代背景、思想根源等有深层次的挖掘。从上古、中古、近古到近代，下接现代文学，这正是为了通古今之变。书中所谈的，“起于王闿运，终于胡适之”，主要还是近代文学，及进入二十世纪后的所谓“旧文学”。此书还有两个可观之处：一是谈近代作家的创作时，十分注重他们与古典文学的传承关系，如谈王闿运，归在“魏晋文”的名目下；二是在艺术分析上，注重一己之感受，多有画龙点睛之笔；三是作者的文言，实在精粹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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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约为是编，观其会通

所贵于史者，贵能为忠实之记载，而非贵其有丰厚之情绪也；夫然后不偏不党而能持以中正。推而论之：文学史非文学。何也？盖文学者，文学也。文学史者，科学也。
——《第三章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五个字组成的书名是一个词组，而对于钱基博来说，却蕴含着不同的感情色彩，拆解这五个字的词组，分别是中国、文学和史，所以在《绪论》中，钱基博就以厘清的方式对于这个词组进行了解读。中国文学史，首先是文学的历史，而文学意义则重点在文，“治文学史，不可不知何谓文学；而欲知何谓文学，不可不先知何渭文。”什么是文，他认为，文之含义有三个，一个是指“复杂”，一个是指“组织”，最后一个是“美丽”，所以综合来看，文就是复杂而又组织，美丽而可以愉悦的东西，所以它是一种内容的呈现，这种内容要被称为文学，就必须言之有物，只有言之成文，才能行之而远。

所以从文而延伸的文学，则必须以这三个标准来衡量，钱基博在考察文学的体例演变和命名之不同后，认为，“所谓文学者，用以会通众心，互纳群想，而兼发智情；其中有重于发智者，如论辨、序跋、传记等是也，而智中含情；有重于抒情者，如诗歌、戏曲、小说等是也。”文学的感情色彩有两种，一种是重于“发智”，就是能启发智慧，比如论辩、序跋和传记，而另一种则是重于抒情，如诗歌、戏曲和小说，就属于这一种，所以文学并非只是文的述作的总称，也不是异于韵的文，而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会通众心，互纳群想，而兼发智情”。这一点其实就是钱基博提出的关键论点，也就是文学需要一种沟通，一种启迪，需要触发，这就建立了一种“运动”说，文学不是静止的，不是静态的，而这种文学观也是他史学观的一种阐述。

由文而文学，由文学则有文学史，而文学史的关键则不在于文学，而在于史，史是历史，历史需要记录，那么如何记录才能成为历史？刘知幾认为，“作史有三难：曰才，曰学，曰识。”而钱基博认为，作史最重要的是三个要点：“曰事，曰文，曰义”。事当然是发生的事，文是写作的文，而重点却又在义，什么是义？结合文学的动态变化和“会通众心，互纳群想，而兼发智情”的要求，他认为，文学史的义就是一种变通，就是一种革新，“而文学史者，则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者也。此文学史之所为取义也。”

而这样的文学史，如何取舍材料？如何凸显会通的特点？钱基博又提出了史学的“科学观”：“所贵于史者，贵能为忠实之记载，而非贵其有丰厚之情绪也；夫然后不偏不党而能持以中正。推而论之：文学史非文学。何也？盖文学者，文学也。文学史者，科学也。”历史是留存于后世的，它的基本要义就是不偏不倚，就是能不被情绪所左右的忠实记载，就是没有私心“持以中正”，也就是说，文学史，是记录文学的一种科学，“夫记实者，史之所为贵；而成见者，史之所大忌也。史之云者，持中正之道，记人之作业也。”所以推而言之，文学史，就是记录文学的作者，中国文学史，则是记录中国人的文学作业。

文学需要会通，这是对变革的肯定，但文学史有要求不偏不倚，不私不党，用科学的方法记录，所以在撰写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就需要剥离个人的偏好，从大局和宏观的角度，审视文学历史，从而达到会通众心，互纳群想的意义，而这也正是钱基博治学的目的，所以他在60岁的时候编写中国文学史，发出的感叹是：“不苟同于时贤，亦无矜其立异；树义必衷诸古，取材务考其信；约为是编，观其会通。治国闻者，倘有取焉。”“不苟同于时贤”是一种独立精神，而“取材务考其信”则是科学精神，而最后的目的则是在会通中达到现实的目的，“治国闻者，倘有取焉”。

梳理了文、文学的含义，解读了文学史的目的，钱基博把中国文学分为四期，从唐虞到战国乃至秦，为第一期，他称之为中国文学的“上古时期”，在他看来，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骈散未分，而文章孕育以渐成长之时期也。”也就是中国文学的萌芽期，而在这个萌芽期里，很多后代的文学体例开始孕育，最重要的代表则是《六经》，六经的体例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分别而说之，“则《易》统其旨；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书志六典，则《礼》总其端；纪传编年，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而这六义，借用佛学的三科来说，也是经、论、律的体现，“一曰文，藻绘成文，杂以韵偶，垂之不刊，以资讽诵，如《易》《书》《诗》是也，是即书之经科。一曰语，辞有论难，义贵畅发，多用单行之语，如《礼记》之属，是即佛书之论科也。一曰例，明法布令，语简事赅，义取共晓，以便遵行，如《周礼》《仪礼》及《春秋》，是即佛书之律科也。”文能宗经，六经所奠定的体例也成为“古今文体之全也”，“后世以降，排偶之文，皆经科也。单行之文，皆论科也。典制之文，皆律科也。”

而在上古文学中，除了六经之外，开创者还包括孔子、左丘明、战国诸子等，钱基博认为“集二帝三王文学之大成者”的孔子最突出贡献是会通的意义，他“造于中国文学者”有五件事，一是正文字，二是订诗韵，三是用虚字，四是作《文言》，五是编总集。而左丘明对于战事之记载，也开了先例，“纷纷错综，能令百世之下，颇见本末。”战国诸子的文章也实践着六经的体例，“大抵韵偶者谓之文，论难者谓之语，发凡者谓之例。《老子》及《荀子·成相》篇、《赋》篇，皆属于文者也。孙、庄、孟、荀、韩，皆属于语者也。《墨子·经上、下篇》，《韩非·内、外储说》，皆属于例者也。”另外，《楚辞》对于后世的诗文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上承三百篇之《诗》，下开汉人之赋，体纵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纵横之别子，而诗教之支流也。”当然，在秦代，由于“骨多少肉，气峻无韵”，钱基博只提及了李斯的疏文。

六经、孔子、诸子和《楚辞》，基本代表了上古时期文学的萌芽状态，这种萌芽以会通的意义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影响。而当文学进入到中古文学阶段的时候，它突出的特点也是体例的变革，“中古之文，渐趋词胜而辞赋昌，以次变排偶，驯至俪体独盛之一时期也。”这一时期是从两汉到南北朝，在钱基博看来，文章的变迁有四个特点：由歧趋一，由复趋简，由散趋整，由奥趋显。在西汉时期，最著名的代表是枚乘和司马迁，“诗之五言，亦始自乘，世传《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以为出于乘者八篇，姑系于此。”这是由歧趋一、由复趋简、由散趋整、由奥趋显的典型代表，他的《古诗十九首》中的八篇诗作“宛转附物，多美人香草之思，文温以丽”，而这些五言诗作由于“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而成为“五言之冠冕”。而司马迁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史学，而是文学，不管是记事记人的“该本末”，还是为文的“兼雅怨”，都成为“跌宕昭彰，独超众类”的代表。

西汉之后的东汉，其文学的会通之处在于由疏而密，由朴而丽：“前汉恢张扬厉，袭战国纵横捭阖之遗，而自出变化。东汉舂容整赡，得儒者俯仰揖让之态，而好为依仿。前汉张而不弛，东汉弛而不张。前汉为周秦纵横之余，东汉开齐梁骈偶之风。”所以这种变革带来了两晋以及南北朝的绮丽纤靡之风，而夹杂其中的三国时代，则以魏武帝“苍茫雄直”的诗文而独树一帜，“自是开国气象”。两晋有奇丽藻逸和清微淡远两种文风，其中最大的贡献者是陶潜，“独陶潜文章群，辞彩精拔，丽而不缛，淡而能旨，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故是一代风雅之宗矣。”钱基博认为，陶潜的文章对于唐宋的诗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此唐之王维、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白居易；宋之王安石、苏轼，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

文学的第三期是近古时期，从唐朝到元朝，这一时期是“律绝之盛而辞曲兴，骈文之敝而古文兴，于是俪体衰而诗文日趋于疏纵之又一时期也”。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文章变迁有三个特点，唐朝兴起，承袭的是江左遗风，“陷于雕章绘句之敝”，而随着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文章的大革新开始了。而在文体变革方面，从六朝的骈文变身为唐宋之古文，这是“文之破整为散”的变革，而另一方面则变身为宋词和元曲，这是“诗之破整为散”的标志。所以近古时期，文学“由骈趋散，由华反质”，“由情人理，由奥趋显”，“由辞尚气，由敛趋肆”。

唐朝天下三百年，在诗文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文学之所以异军突起，而陵驾魏晋，继述周秦者，以诗有李杜，继往开来以尽其变；而文有韩柳，错偶用奇以复于古。”而其变通的最主要人物则是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为文学之革新做出了重要贡献。诗歌是唐代的代表文学，“然唐代文学，最盛者莫如诗；由靡而健，积健为雄，有初、盛、中、晚之分。”从“不逐时趋”的魏征到“始可称律”的沈佺期、宋之问，从“力湔藻缛”的初唐四杰，到“运古于律”的张九龄，他们都为诗歌的创新做出了贡献，而其中最大者则是李白和杜甫。

钱基博对于李白的评价是：“才雄而气道，笔力变化，极于七言歌行。语短而情长，词意隽永，尤妙五七言绝。”对于杜甫，则认为“五七言古，同一跌宕昭彰”，两人的诗作“茹古涵今，独以浑道高亮，创开风气，结汉魏六朝之局，而开唐以后诗家之派”，但是钱基博却认为，“盛唐诗宗，骈称李杜；而继往开来，厥推杜甫。”也就是说，杜甫对后世，特别是唐代古文运动产生的影响要大于李白，“一传而为元和，得韩愈、自居易焉，皆学杜甫者也。”在某种意义上，杜甫的影响力主要在于其变，思想之变，文体之变，更符合“错偶用奇以复于古”的韩柳。

“于是韩愈以古文为天下倡；柳宗元、李翱、皇甫浞和之；经诰之指归，迁雄之体格，自以为文起八代之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抵轹晋魏，上轧汉周。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古文运动中的代表人物是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具体而言，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其文内竭而外侈；愈则易之以万怪惶惑，抑遏蔽掩，而指归本之六经，气格融蜕两汉，议论学贾谊董舒，序跋似刘氏向歆，传记模《国策》《史记》，碑志参班固蔡邕；而运以司马迁之逸气浩致，以上窥周秦诸子之宏肆，缀以扬子云之奇字瑰句，以下概班范二书之雅健；所以起八代之衰，只是集两汉之成。”而柳宗元“比事属辞，巧设两端以尽其理”，他的诗文“以排遣为悲凉，以雅润出秀爽”，有一种沉郁之美；而白居易则是“无不尽之情，无不达之辞，胸无挂碍，触手明通，涉笔游戏，得大自在；此所以异军突起，而成一家之言也。”

而唐朝的诗文历经变革，到了北宋，则“自宋初柳开、穆修以迄石介、尹洙、苏舜钦、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曾巩、苏洵及其子轼、辙兄弟、秦观、张未、黄庭坚、陈师道，气必疏快而力祛茂兴，此发宋文之机利，而以殊于唐格者也。”唐宋八大家，是文章的变革代表，而其中的欧阳修和苏轼则是最杰出的代表，“然则有宋文学之所以继往开来，而自成一代者，欧阳修、苏轼，或盛推之，或挽之，后先济美以有成功也。”欧阳修更多是在承前中变革，“韩愈之不可及者在雄快而发以重难；而修之不可及者，在俊迈亘而出之容易。韩愈雄其辞，沛其气，举重若轻；修则舒其气，暇其神，以重驭轻。韩愈风力高骞，修则风神骀荡；然备尽众体，变化开合，因物命意，各极其工，而不可以一格拘，此所以不可及也。”而苏轼则是在变革中启后，他的文章“不以奇字奥句为尚”，他的诗歌“抗首高歌，横放杰出”，“以歌行纵横之笔，盘屈而为词，跌宕排霁，一变晚唐五代之旧格，遂为辛弃疾一派开山。”

北宋之后，虽有南宋辛弃疾的豪放派，有“酒酣耳热，跌荡淋漓”的陆游，有“变捃摭以造语”的江西派，有“以居敬为入德，以读书为穷理”的朱熹，但是在钱基博看来，南宋只是北宋的附庸而已，所以南宋文学甚至只是“苏氏之支与流裔也”：“盖词为苏词，文为苏文；四六则苏四六，独诗渊源黄陈以为江西派复尔。”而到了元朝，南北文学并未随着疆域统一而统一，“北方之学，承朱熹以化于南；北方之文，沿元好问以殊于南。”甚至对于元朝将“凶人以为元勋”的做法表达了个人深深的不满，“哀莫大于心死，而丧心病狂以为盛德形容，斯诚民族之奇耻，斯文之败类已！”

这种夹杂着个人情感的愤怒表达是不是也会影响文学史的编写？而其实，当文学历史越接近现在，似乎曾经被钱基博诟病的“丰厚之情绪”越来越明显，而那种“忠实之记载”、“不偏不党而能持以中正”的科学精神似乎也开始模糊起来，近代文学从明朝开始，钱基博对于这一分期在《绪论》中说：“始以唐宋为不足学者，则明之何景明、李梦阳也。尔后治文章者，或宗秦汉，或持唐宋，门户各张；迄于清季，辞融今古，理通欧亚，集旧文学之大成而要其归，蜕新文学之化机而开其先。”重点还是在“蜕新文学之化机”，但是除了明文的何景明、李梦阳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是对于“矫唐宋八家之庸懦”“救汉、魏、六朝之缛靡”起到了积极影响，但是钱基博却认为，明朝文学相当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却掺杂了更多的个人情感，他在概述明朝文学的时候说：

明太祖开基江淮，以逐胡元，还我河山；用夏变夷，右文稽古，士大夫争自濯磨。而文则奥博排奡，力追秦汉，以矫欧、苏、曾、王之平熟；而宋濂、刘基骅骝开道，以著何、李、王、李之先鞭。诗则雄迈高亮，出入汉、魏、盛唐，以救宋诗之粗硬，革元风之纤浓；而高启、李东阳后先继轨，以为何、李、王、李开山。曲则明太祖导扬高则诚《琵琶》一记，尽洗胡元古鲁元刺之风，而易之以南词之缠绵顿挫。至八股文，则利禄之途，俗称时文者也。然唐顺之、归有光纵横轶荡，则以古文为时文，力求返虚人浑，积健为雄；虽与诗古文体气不同，而反本修古一也。

重点似乎是第一句，当明朝完成“以逐胡元，还我河山”的时候，曾经对于元朝的愤怒也慢慢平缓，而这种朝代的更迭对于文学来说，则是中世纪的结束和文艺复兴的到来，但是这种类比显然把明朝文学的地位拔高了，即使明文领域出现了其后七子，出现了“缘笔起趣，明白透快”的余姚王守仁，出现了“以洁适变奥古”的归有光，也只是其中一个侧面的复兴，而明诗，钱基博自己也认为，“自来文人好标榜，诗人为多，而明之诗人尤甚。以诗也者，易能难精，而门径多歧，又不能别黑白而定一尊；于是不求其实，相竞于名，树职志、立门户。”北郭十子、会稽二肃、南园五子、景泰十才子，前七子、后七子、嘉靖八才子、嘉定四先生……无非是一种门派之竞，而明曲，传奇和杂剧，成为变通者，“明代诗文与宋元异；而明曲亦与元曲异；扶抵由俗而文，用夏变夷。”但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钱基博甚至把八股文放于其中，单列一章，在他看来，“前人语句，多对而不对，参差洒落，虽颇近古，终不如鏊裁对整齐，机调熟圆，为举业正法眼藏。若乃手眼别出，我行我法，而以古文为时文，于熟圆出苍坚者，则自唐顺之倡之也。”这种“以古文为时文”的做法在他看来也变成了变通，“明贤抉发理奥，洞明世故，往往以古人为时文，借题发挥，三百年之人文系焉。”所以当八股文最终取消的时候，竟然发出了“科举废而八股成绝响，然亦文章得失之林也”的感叹。

从上古到中古、近古，再到近代，从诗文到词曲，再到八股文，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却始终不见小说之类，也未提及小说的演变，特别是对于成为一代文学之明清小说也未有单章列出。通篇下来，他在两处提及了小说，一个是说到了干宝的《搜神记》：“宝记怪怪奇奇，神仙鬼狐，不名一端；盖唐人小说之所本焉；特不刻意画其事，其辞坦迤，淡乎若无味，恬乎若无事。傥非后来之所能及乎？以稍矜张，便嫌诞妄。”另一个则是唐朝张说的《虬髯客传》；“事尽谬悠而情辞雄丽，写英雄美人，栩栩如生，刻意构画，以别岫于魏晋散记，异军突起，而开唐代小说之局，尤为伟观。”但是这种开创却没了变通的落脚点，大概觉得小说太过诞妄，不入主流，所以舍弃叙述，而这种省略也让文学史的科学性大打折扣。

	编号：Z96·2140111·1047
	作者：胡绳 著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1981年06月第一版
	定价：原价2.80元 15.00元
	ISBN：书号11001·409
	页数：9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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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9月到1979年，作者胡绳用了6年多时间断断续续写成，全书约70万字，1981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胡绳在序言中说：“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以前一段的历史。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的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人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义革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三十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这本书没有采用《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不但因为避免雷同，而且因为这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的历史。

	编号：Z21·2140111·1038
	作者：许广平 著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1961年05月第1版
	定价：原价0.50元 5.00元
	ISBN：书号1518
	页数：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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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面色灰暗，乍一看有似长期吸毒（鸦片烟）的瘾君子，更加以具有平常严峻的面孔，初看起来，不了解的会当他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不容易相处的人。”这是许广平最初眼中的鲁迅，而这本尘封50年的手稿完整记录了鲁迅的一生，以及鲁迅与党、与家、与文化界和友人，与黑暗势力斗争的经历。但是写于1959年8月的这本回忆录在第一手的史料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学者质疑。造成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作者对一些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另一方面应归结于当时的写作环境。正如许广平在《前言》中所述，此书是在“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下完成的，确切地说许广平只是初稿执笔者，“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是要经过集体讨论。

	编号：Z42·2131116·1025
	作者：【法】普·利沙加勒 著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1962年02月第1版
	定价：原价1.15元 5.00元
	ISBN：11001·219
	页数：5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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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普·利沙加勒是法国的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曾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团体“新雅各宾派”。巴黎公社失败后，利沙加勒逃到英国。他在伦敦住了九年。在这期间他搜集了巴黎公社的一些文件和巴黎公社参加者的回忆录，作为他写《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的基础。利沙加勒在这本书中叙述了巴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英雄业绩，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巴黎公社的英雄儿女摧毁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他把巴黎公社革命这一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伟大尝试，看作是“法国共和主义”的人民革命，是“1792年的公社复活”。这个中译本是根据1956年版的德译本翻译的，并参照了1947年出版的法文原著。德译本中附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巴黎公巴黎公社的一部分书信，还附加了大事年表、所引用的报刊目录、重要书籍的参考书目和人名索引。

	编号：Z42·2130917·1012
	作者：【古希腊】修昔底德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2年01月第1版
	定价：108.00元亚马逊64.60元
	ISBN：9787208101944
	页数：6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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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31—404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为了争夺在希腊的霸权，断断续续打了二十七年恶仗，这便是历史上所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大历史家修昔底德倾其毕生精力撰写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修昔底德，一个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撤人和雅典入爆发这场战争之时，便开始撰写这部战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相信这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比此前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值得记述……”战争开始了，这是具有史诗意义的战争，这也是让西方的“历史”第一次以命名的方式带来“伟大”的革命：陆战海战的恢宏场面、党派斗争的严酷惨烈，还有人们心理心态的微妙变化。狄奥尼修斯说：“修昔底德是历史学家中最为优秀者，而且他已被传统观念视为历史研究的标准。”大卫·休谟说：“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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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希望和贪欲到处都有

没有哪一支希腊军队曾遭遇过如此惨重的失败。他们原本是去奴役别人的，结果是害怕自己遭到奴役，而仓皇逃离；他们是在祈祷和凯歌声中启程的，而现在却带着截然不同的祈求和诅咒启程回国了；他们从海路而来，而今由陆路而退；他们原本所依靠的是他们的海军舰队，而今是依靠他们的重装步兵。
——第二十三章 战争的第十九年。大港战役。雅典军队的撤离和覆灭。

海上霸权的武装优势，祈祷和凯歌的启程仪式，众多同盟国加盟的力量，甚至加上雅典将军的智慧和“公民精神”，这些都是雅典在这场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希望，但是在“希望”的表象之下，是对于邻国和邦国的觊觎，是对于土地的贪欲，是奴役别人的野心，所以在一系列失败之后，将士们“想到巨大的危险正在逼近”，回国之后以失败者的身份被审判和处决也使他们以“容忍”的方式冒险，终于在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彻底失败而退出历史舞台。

“事实上，这是迄今为止历史上——不仅是希腊人的历史上，而且是大部分异族人世界的历史上，甚至可以说是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动荡。”对于修昔底德来说，记述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动荡”一方面在于用亲身见闻和史料来重现战争的无情和残酷，“修昔底德，一位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之间的战争爆发之时，就开始撰述这部战争史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相信这将是一场重大的战争，比此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值得记述。”所以他用一种纪年的方式，按照时间轴线严格按照每年夏季、冬季的交替之序展开史实，其目的是更多的还原历史，“我相信，我从上面所援引的证据得出的结论总体上看是可以相信的。可以肯定，这些结论比诗人的结论更可信，因为诗人常常夸大事实；也比散文编年史家的结论更可信，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吸引听众而不是说出事实真相；他们处理主题往往是缺乏证据的，悠悠岁月抹去了它们的历史价值，使其迷失于传说的雾境中。”在荷马诗歌开创的艺术化道路上另辟蹊径，是要拨开那些“迷失于传说的雾境”，用最确凿无疑的材料，“得到我们所期望得到的正确结论”，所以在这部历史著作中，修昔底德不仅是一个作者，更是一个活在历史文本里的“他”，在《第十四章》中，战争已经进入了第八年和第九年，修昔底德写到了自己：“他们与雅典派来防守这个地方的将军攸克利斯商定，派人到色雷斯的另一位将军，本书的著者、奥洛鲁斯之子修昔底德那里，请求援助。”修昔底德的父亲奥洛鲁斯(Olorus)，与马拉松战役中雅典军队的主要指挥者米太雅德(Miltiades)的后辈以及色雷斯的王族都有亲戚关系，而且他自己在色雷斯沿海拥有金矿开采权，所以他是雅典的一个实力派，在公元前424年就担任将军，所以从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到公元前424年他出任将军这7年间，修昔底德大概一直居住在雅典。他自己说，这时他已经开始搜集有关材料，以撰写这场战争的历史。但是虽然身为雅典的一名将军，但是他只是用很少的篇幅交代了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经历，除了拉栖代梦派人到他那里请求援助之外，他还写到了率领舰队进入爱昂港，以防止这个港口落入拉栖代梦的伯拉西达之手。

当然，除了修昔底德被自己写进历史，他更多的是用自己掌握的材料还原历史现场，所以在材料的选取上虽然有所侧重，但是基本上还是显得庞杂，甚至缺少主次。但是在搜集史料还原历史之外，修昔底德的目的还在与从这一重大历史中发现规律，“如果研究者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知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认为我的著作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在他看来，从自己的“现在”预知未来，从历史发现规律才是真正的目的，也就是历史不是为了迎合人们的一时兴趣，“而是要使之成为千秋万世的瑰宝”。那么这个千秋万世的瑰宝是什么？“从来没有这么多城市被攻陷，被蹂躏，有些是异族人所为，有些则是希腊人的党争所致（有时原有居民被迁走后，即有其他居民移住）；从来没有这么多流亡者，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被虐杀，他们有时因战争造成，有时是党争的结果。”

战争的直接后果是城市被攻陷，被蹂躏，生命被终止，在远征西西里的战役中，雅典前后共损失战舰200余艘，5万余战士丧命海外，成为整个战争的转折点。但是不光是雅典，拉栖代梦同盟，以及其他的邦国，甚至马其顿、波斯等，在卷入这场战争中也是损失惨重，甚至除了直接的战争伤害，还有那些伴随而来的自然灾害，“地震发生的范围和强度都是空前的；日食发生的频繁程度超过历史记录；各地普遍发生过严重的旱灾，继而是饥馑；惨绝人寰的瘟疫发生了，它所伤害的生命最多。”而这一切灾难，“难都伴随着战争一起降临到希腊来了。”这是希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而修昔底德对于这段历史的重述目的就在于从这些死亡和灾难中寻找到预知未来的知识，而在他看来，除了异族人的进攻，更重要的是内部的党争，或者说各集团、各邦国之间的利益之争。

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导致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有三：其一，科基拉(Corcyra)事件。其二，波提狄亚(Bottidaea)争端。其三，麦加拉(Megara)事件。而每一个战争导火线都有着党争，有着不同的集团利益。在《第一章》“从远古时代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前的希腊国家”中，修昔底德就指出：“土地的肥沃有助于特殊的个人扩大其权势，由此引发纷争，从而导致公社瓦解，还会造成外族入侵。”他认为在特洛伊战争中，“假如希腊军队携带有充足的给养，假如他们坚持全军共同作战，而不是分散兵力从事海上劫掠或耕种土地的话，他们会轻而易举地击败特洛伊人。”也就是团结的力量，也就是不贪欲的可能，而阿提卡因土地贫瘠，所以自古以来就没有内部纷争，这里的居民也从未发生改变。而对于希腊各城邦来说，随着势力的增长，追求财富成为日益重要的目标，而各邦几乎都建立了僭主政治，也就是寡头政治，君主的特权使他们开始装备舰队，“更加致力于向海上发展了。”由僭主们统治的希腊诸邦的主要利益出发点就是贪欲：“僭主们的习惯是考虑他们自己，只关注他们个人的安逸和家族势力的扩大。”所以在对波斯的战争结束之后，在伯罗奔尼撒上，就出现了两个实力强大的盟主，一个是雅典，一个是拉栖代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尽管中间有些和平时期，但就整个时期来说，这两个强国不是彼此发生战争，就是镇压他们的同盟者的暴动。”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雕像

而伯罗奔尼撒战争无疑是利益的重新调整，或者说是贪欲的再一次爆发，从而走向了极端的27年战争。在战争的起因的波提狄亚事件中，科基拉和科林斯从摩擦到战斗，从进攻到反攻，最终各自选择了自己的盟主，科基拉想加入雅典同盟：“现在科林斯力图首先征服我们，接下来再向你们进攻。科林斯不想让我们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成为它的共同敌人，科林斯为取得初步优势，想采取以下两个方法中的一个来对付你们：要么消灭我们的势力，要么吞并我们以增强其自身势力。”科基拉的加盟对于雅典来说是实力扩充的表现，但是对于还在和约有效期内的雅典和拉栖代梦来说，则是一种对整体和平的破坏，拉栖代梦当权者答复雅典的说法是：“一旦雅典人进攻波提狄亚，他们就入侵阿提卡。于是，波提狄亚人认为这是一个有利时对机，终于和卡尔基斯人、波提亚人结成同盟，发动暴动。”利益驱使结盟，而结盟的目的是为了更多的侵占，在拉栖代梦召开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上，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都控诉对方，科林斯人抱怨雅典人围攻它的殖民地波提狄亚，那里有科林斯和伯罗奔尼撒诸邦的公民，而雅典人则向伯罗奔尼撒人提出控诉，说他们鼓动雅典同盟的一个成员国，同时也是有义务向雅典纳贡的城市暴动。而科林斯人在发言时，一阵见血地指出了雅典的野心：“雅典人已经奴役了我们当中的某些城邦，对另外一些城邦特别是我们的同盟者也心怀叵测。雅典人很早就全面地作准备，只等待战争发生的那一刻。”“……一言以蔽之，雅典人的性格是自己生来就不享受和平安宁的生活，也不让别人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雅典人针锋相对：“无论如何，你们拉栖代梦人，你们在伯罗奔尼撒行使领导权之时，安排各邦的事务以符合你们的利益。”

一切都是利益的驱动，所以和约其实已经名存实亡，战争一触即发，“我们深信，那个在希腊已经建立起来的僭主式城邦，正日益对希腊构成威胁，他们力图建立一个世界邦国，部分已经完成，部分正在策划之中。让我们去攻击它、摧毁它，为我们自己赢得将来的安宁而战，为现在遭到奴役的那些希腊人获得自由而战！”拉栖代梦虽然表面上是害怕雅典的实力增长会威胁自己的盟主地位和利益，但实际上他们对于自由而战的口号也是一种推托，他们甚至以“对女神犯过罪的人”或“被女神诅咒的人”为由参与到了这一场战争中。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雅典和拉栖代梦各自组建了自己的同盟，相对来说，雅典的力量是有优势的，一方面是财政的力量，包括每年的贡金、储存的银币、私人和公家所捐献而未铸成货币的金银、神庙所储存的金钱在内，用于战争的开支应该是丰裕的，不仅如此，雅典也拥有当时最厉害的海上优势，1.3万名重装步兵，1.6万名士兵、300艘三列桨战舰组成了豪华阵容，甚至当时的色雷斯、马其顿也加入到雅典同盟中。如果雅典保持自己的声誉，如果雅典能真正发挥自己的民族精神和先进的国家制度，或者战争并非会有最后溃败的结局，正如军官伯里克利演说的那样“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人像雅典人这样，在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此独立自主，温文尔雅而又多才多艺。”他对军队说：“你们还要记住，你们的城邦之所以在全世界享有最伟大的声誉，是因为她从不在灾难面前低头，是因为她在战斗中比其他城邦牺牲了更多的生命，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因此使自己成为前所未有的军事强国，人们将永世不忘这样的强国；纵或现在我们被迫屈服的时候到了（因为任何事物都无永不衰败之理），人们仍将铭记的是，我们统治下的希腊人比其他任何一个希腊城邦都要多；我们独力支撑与他们诸邦联军或个别城邦的最重大的战役；我们居住在一个最富足、最伟大的城市中。”这是在雅典发生了大面积的瘟疫的时候，伯里克利发出了鼓舞士气的声音，虽然他被认为是战争的发动者而遭受批评，但是这些话正是指出了雅典的优势，也指出了雅典人的坚强和勇敢。同时，面对死神肆虐，惨遭蹂躏的灾难，面对雅典处于神谶的不利局面，他也指出了雅典的最大威胁：“如果雅典静待时机，关注自己的海军，不再去征服新的领土，并且在战争中不使雅典城发生危险的话，他预计雅典是会贏得这场战争的。但是，雅典人的行动却恰恰相反，在一些显然与战争毫不相干的事务上，个人野心和私人利益导致了一些对雅典人自己和他们的同盟者都頜不利的政策。这些政策如果获得成功，只会使个人得到荣誉和利益；而如果失败，就会给战争中的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伯罗奔尼撒战争局势图

这些警告或许正是雅典最致命的的一点，也就是修昔底德所提到的党争，面对雅典的那种贪欲，在伯罗奔尼撒人入侵阿提卡的同时，列斯堡全岛，除麦塞姆那外，都叛离雅典了。而对于雅典来说，小规模的胜利依然使他们孤注一掷，雅典人对米洛斯人说：“我们对神祇的信仰，对人们的的认识，使我们相信，自然界的必然法则就是将其统治扩展到任何可能的地方。”统治和征服变成了一种必然的法则，而且他们始终认为，“而且，可以肯定，不卑不亢地善待地地位平等者，卑躬屈膝地奉承地位优越者，温文尔雅地对待地位低贱者，这些全都是最成功的处世之道。”而当米洛斯人无条件向雅典投降之后，他们却把所俘虏的男子全部处死，把妇女、儿童卖为奴隶。

“希望和贪欲到处都有；贪欲在前，希望随后；贪欲产生计划，希望暗示计划可以成功——这两个因素虽然看不见，但是比我们眼前所能看见的危险要严重得多。”而对于雅典来说，最大的贪欲就是远征西西里岛，而这也为雅典的覆灭埋下了伏笔。这是战争的第十七年，“这支第一次起锚出征西西里的军队，是迄今为止由单个城邦派出的花钱最多、外观最华丽的希腊军队。”他们入侵这个巨大的岛屿，表面上是为了援助在西西里岛上的同组人和其他同盟者，但是真实的意图是野心勃勃想征服全岛。而在出征前夕，雅典城内几乎所有的赫尔美斯石像的面部在一夜之间都被毁坏了。这似乎是一种预兆，而这种有关神话的预兆也直接导致了雄心勃勃勃的阿尔基比阿德斯的叛逃，作为一名指挥官，他的演说是为了雅典的国家利益，是为了削弱拉栖代梦的势力：“要相信，我们这次出征海外，定将增强我们的国力，让我们出发远征吧！我们航往西西里，伯罗奔尼撒人看见我们是多么不在意我们现在所享有的和平生活，他们的傲慢气焰将受到遏制；同时，一旦我们征服西西里的希腊人，或者至少也可以打垮叙拉古人，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成为全希腊的主人，从而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盟者从中获得利益。”但实际上，他希望通过军事上的成功使个人赢得财富和荣誉。而当赫尔美斯石像的面部被毁坏之后，在僭主政治压迫愈加沉重的雅典，他被认为是元凶，为了逃避回国被审判和处死，他直接乘一条小船众从图里伊渡海前往伯罗奔尼撒，当了叛逃者，转而帮助拉栖代梦人。

虽然雅典在几次战役中获胜，但是这种间离的局面已经使雅典岌岌可危，更重要的是随着邦国的叛离，财政吃紧，军费开支增加，而且战败对于回国的将士来说，其实也意味着耻辱和死亡。所以在另一位军官尼基阿斯看来，与其失败而归受到不公正的审判，“并在一项令人耻辱的罪名下很快被处死”，不如碰碰运气，甚至“宁愿作为一个军人死在敌人手下。”所以在被叙拉古人围攻的时候，他坚守，没有撤离：“全军做好了一切准备，正要登船出发时，适值望月之夜，发生了月食。大多数雅典人被这一现象所震撼，他们力劝将军们等待。尼基阿斯有些过分迷信占卜以及这一类的习俗，他依预言家所说，要等待三个九天之后，才可以再讨论军队撤离的问题。这些雅典围攻者就这样不合时宜地滞留在那里。”在最危急的关头，他虽然提醒将士，在帝国的危难时刻，不要背叛帝国，但是局面已经不可挽回，拉栖代梦的将军们向士兵演说：“我们最大的敌人已经时运不济了。如我所说，他们将会陷人混乱，让我们同仇敌忾，痛击敌人。我们相信，对于敌人，尽情发泄心中的愤怒，惩罚侵略者，没有比这更合法的了。正如谚语所说，天下快乐的事，莫过于对敌人复仇雪耻。”

复仇雪耻成为拉栖代梦军队的目标，所以即使尼基阿斯最后投降，也终于没有换来阿尔基比阿德斯叛逃而被重用的命运，他被杀死，而西西里远征最终变成了雅典的一场噩梦：“这是这场战争中希腊人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照我看来，也是希腊历史上最大的军事行动一对于胜利者来说，是最大的光荣，对于失败者来说，是最大的灾难。雅典人被彻底打败，全军覆没，他们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们被毁灭了，正像谚语所说，一切都灰飞烟灭了。他们的舰队，他们的陆军，全部都被毁灭了，庞大的远征军中只有极少数人重返故土。”

西西里岛远征的失败，并不也是雅典最后的命运，战争带来的最直接后果便是雅典内部的政变，在内外夹击下，雅典发生了寡头派政变：“雅典政变：他们后来严重背离了民主制的管理方式，除了因为阿尔基比阿德斯的缘故没有召回流放者外，他们还以武力统治城邦；他们处死一些他们认为便于除掉的人，尽管人数不多，其他一些人则被囚禁起来，或者被放逐。”把“四百人”引入议事会大厅，接着便是民主制和寡头制的争斗，而最后随着波奥提亚人占领了奥诺，雅典的寡头制和内乱终结了。

雅典终结了国家制度，而修昔底德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述却也戛然而止，当写道“提萨佛涅斯获悉伯罗奔尼撒人除了在米利都和克尼多斯驱逐了他的驻军外，又在实施进一布的行动”的时候，当他“前往以弗所，并向阿尔特弥斯女神献祭”的时候，是一个没有结束的省略号，这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在的第二十一年。而在第十六章的时候，修昔底德曾经说过：“这段时期的历史也是由原来写历史的那个雅典人修昔底德撰写的，他将一年分为夏冬两季，采用编年体裁将历史事件按时间先后顺序记载下来，一直写到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摧毁雅典帝国，占领长城和比雷埃夫斯为止。那时整个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27年。”也就是说，目睹了整个战争的修昔底德，即使在流亡经历中也在叙述这场战争，特别提到了“我现在将叙述十年战争以后所发生的纷争、和约的破坏以及随后发生的战事”，但是这样的突然中止只能是历史文本的一次断裂，其实在第八卷的篇章中，整卷文字没有润色，许多史事的叙述采取提纲挈领的形式，所以就有人提出作者并不是修昔底德本人。而被中断的历史不论对于修昔底德本人，还是雅典最终的归宿都被蒙上了神秘色彩，而按照目前唯一流传下来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续的历史，只有色诺芬的《希腊史》，从公元前411年秋冬之时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在赫勒斯滂地区的交战，到公元前406年初冬雅典诸将军被处决，这段历史最后的结局是在吕山德的最后突袭中，雅典军队170 战舰被击沉，雅典军队几乎全军覆灭，3万俘虏中的3000名雅典公民被悉数处死。随着比雷埃夫斯港的长城拆毁，“三十寡头”政府的建立，雅典实际上已沦为拉栖代梦人的附属国。至此，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人的彻底失败告终。

历时27年，强大而贪欲的雅典最后沦为附属国，雅典的失败或者只是历史的一个必然结局，但是修昔底德所要表达的是如何预知未来，如何获得“千秋万世的瑰宝”，历史的重述和战争的还原之外，更重要的用雅典的覆灭来阐述他的人本意义，“我们所应当悲伤的不是房屋和土地的丧失，而是人民生命的丧失，因为房屋和土地不会使人有所增加，而人却能使它们有所增加。”这是伯里克利演说的一句话，而在这一场战争中，生命的丧失变得随处可见，他们成为战争的直接牺牲品，同时也使整个希腊世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恶行：“古代的淳朴之风，原是品性高尚的标志，那时却遭人耻笑，逐渐消失了；社会分化为若干阵营，在这些阵营中，没有人相信他的同伴。”这或许是最可悲的。

	编号：Z51·2130825·1008
	作者：黄仁宇 著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2007年02月第2版
	定价：19.00元亚马逊14.10元
	ISBN：9787108010360
	页数：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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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是新意，也泛创意”的“大历史”（macro-history）概念在《中国大历史》中成为打开边缘政治学的一扇窗户，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作者说：“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在浩如烟海中国历史典籍中寻找一条脉络，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这便是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梳理的方法。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他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所以，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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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历史》：走兽如何蜕化为飞禽

中国就像—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致，缺乏个别色彩。
——第十七章 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走兽要蜕化成为飞禽，是靠道德的力量，还是靠人为的区分设计，或者是插上翅膀的技术性改造？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中，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传统型社会并没有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没有符合数目字管理的诸条件，相反却形成为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在官僚阶级和农民的双层夹心中，无可避免的形成了牢固的地缘政治，不论是秦汉的第一帝国，唐宋的第二帝国，还是明清的第三帝国，甚至是现代中国“原始积累资本阶段”，都始终无法完成商业革命，无法形成货币管理模式，从而使走兽变为飞禽只能成为一个“摸石头过河”的历史寓言。

“macro-history”，这个被黄仁宇自称为“系模仿而非发明”的历史方法是一种技术的关照，区别于微观，也只是“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而已，而体现在宏观上，也就从中国的几千年历史演进中发现技术的困难和可能，所以，广泛的归纳法在黄仁宇的历史视野中，就变成了一种俯视状态，特别是在时间轴里寻找现代意义，从秦汉的第一帝国，到唐宋的第二帝国，再到明清的第三帝国，黄仁宇以压缩史料的方式，再建了历史的“路线图”，但是这种“路线图”也只是在回顾宏观视界。

对于历史进展当然用史料来分析，这种技术观是抛弃道德因素的，“这并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也就是说，道德支撑只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外在形式而已，特别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里，这样的道德观念尺度一直没有多少变化，甚至，在司马光的时代，道德观念已经等同于欧洲文艺复兴之前的标准，但是也没有进入韦伯的“新教伦理”之境界，也就是说，在中国恒古不变的道德观念，并不是主导中国能否产生现代型经济体制的决定因素，而唐宋帝国的扩展性和明清帝国的收敛性，也只是用技术的角度看历史的一种背景而已。

而这个背景必不是被虚化的，而是在逐渐演变中，以一种“人为的政治区分”形成了一个国家，形成了国家的制度。如果从确切的证明来看，公元前1600年的商代成为叙述中国历史的起点，但是商代除了青铜器和甲骨文在文化上的影响之外，并无在制度上形成农业社会的扩张形态，而武王伐纣建立的周朝，则开始影响中国历史，甚至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而在制度建设上，黄仁宇称之为“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开始出现，其代表当然是最具创造性的人物周公，作为中国初期各种制度的始创者，周公用“间架性的设计”弥补了当时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上的技术难题，从人为的政治区分上为国家进行了组织设计，封分制、宗法制以及井田制都成为“间架性的设计”的一个部分，从而开始影响中国的政治社会，“间架性设计是来自标准化的要求，这种方式影响此后三千年的中国政治。它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结构是可以人为地创造出的，同时也导致上层设计的形式远比下层运作的实质更为重要的统治习惯。”

而周代政治上的早熟，直接树立了中央集权的传统，最明显的标志便是秦的统一。中央集权的发展有自然灾害的威胁，有气候上的变化因素，也有和塞外游牧人的斗争记录，但是对于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来看，只有将官僚机构置身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体系之下，才能抵挡这诸多的自然和人为的威胁，而在秦朝，也种使境内的人民保持一种集体性格的中央集权变成了“极权主义”，在秦始皇即位前约一百年，贵族被废为平民，官吏按能力任职，井田制度一体取消，土地得以自由买卖，土地税按亩征收，士兵按征兵的程序入伍。提倡农桑而贬斥其他各业等政策已经付诸实施，而经过秦朝的中央集权的度量衡统一，甚至是焚书坑儒等极端政策的实施，而到了汉代初期，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从而“成为中国整个帝制时期的楷模”，特别是汉武帝刘彻，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下，公布了地址意识形态的立场，不论是儒术的统一，不论是太学开启的教育体制，还是李悝向农户抽税的补救之策，“自后流传于华夏之帝国几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2世纪便已存在。”

而在汉朝后期，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动荡的分裂时期，这一时期使第一帝国建立的政治制度逐渐瓦解，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再统一不仅是一个国家形象和百姓生活的问题，更重要的“需要重新制造出一种以纪律自重的官僚体制”，隋唐的统一似乎是为了完成这一使命，而唐宋的第二帝国“与汉代官制有一基本不同之处，即是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除少数地域例外，下达州县”。所以不管是带着世界主义色彩的唐朝，还是大胆试验的北宋，或者是具有“商业革命”的南宋，在政治的“间架性设计”中，依然是在中央集权的道路上行走，在唐朝，“李唐政府体制之内，没有任何构成的因素代表选区(constituency)的利益；因此一种独立的司法机关不可能在这样的根基上出现。不论唐太宗李世民如何的开明，他的政府无可避免为一种专制体制。”而专制政府并非是专制者自身选择，在极权产物的唐朝帝制中，它的基础是儒教的纪律，而这种纪律在斗争中败坏，当然影响了极权的维持，这也正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种悲剧：“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也就是历史的宿命往往是因为制度的不完善，而不管是统治者自身的需要还是百姓的愿望，都不能真正维持昌盛的局面。而在北宋，“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这些物质文化的发展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现代，同时，在政治上也出现了新气象，比如在组织上恢复了唐朝所有衙门职司，同时也创立了许多新机构；在经济上，宋朝面临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城市勃兴，内陆河流舟楫繁密，造船业也突飞猛进；特别是王安石的变法，成为中国历史上建立现代经济制度的一个“惊异之举”：“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由此，在宋朝的大胆试验中，财政上要实现的商业模式已经有了端倪，但是这或者也只是一种理想，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彻底失败，经济改革变成了政治上的打压，意识形态和人事关系变成了改革的主要阻力，这也使从唐开始的第二帝国实际上仍然无法突破这一瓶颈，即使有南宋物质生活领先世界的“商业革命”，但是，“宋朝亘三百一十九年的奋斗，只证明了中国的南方虽富庶，仍不能在组织上做到整体化，因此敌不过以简单与粗枝大叶精神所组成的北方国家。”

而从明朝开始的第三帝国，中央集权变成了一种乌托邦，“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虽然组织和结构都已经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而且在朱元璋的督导之下，“人力与物资可以互相交换的公式”也完全可以实施，但是明朝的税收制度在集权者的统治下成为一个阻碍：“明朝的第一个皇帝不顾世界潮流，制造出来的一种财政体系，过于简陋；第三个皇帝不顾其设计之目的，只拉过来将之滥用，第五个皇帝采收缩退后政策，使之不致全面崩溃。可是演变至此，要想改造这制度的机会业已一去而不复返，如果要构成经济上更为有效的组织，则必须采用一种不同的会计制度，如是则整个文官集团都要重新训练，更用不着说要银行培养带服务性质的事业了。”所以在最后，晚明变成了一个停滞的时代，更多的是内省，有商人成为巨富，但是数目极少，所以使农业的商品化缺乏继续经营的可能，而在清朝，尽管有初期帝王的励精图治，但是从世界整体来看，。中国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也依然在集权和极权的政治“间架性设计”中。

不管是唐宋的扩展还是明清的内敛，对于中国历史的演进历程来看，这些史料的背景依然可以说明中国在传统农业型社会里无法建立现代经济制度，无法完成数目字管理的架构。而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并不只是要在历史的时间轴上梳理脉络，而更要在横向的比较中，探讨中国历史的世界意义：“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而这个比较是从1800年这个“瞻前顾后的基点”开始的。

1800年的中国预示着将进入一个“失败和极端困难”的世纪，那时，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死去不过一年；那时，从家中没收以亿万计财产的和坤已被拘押而由御旨令他自裁；那时，白莲教徒的反叛已一发而不可收拾；那时，皇帝下诏禁止鸦片入口、不许白银输出也在一年之前奉旨施行。而从世界视野来看，“拿破仑在意大利向奥军进攻，杰弗逊和泊蒲尔在美国选举中相持不下，英国首相庇特好像已将不列颠和爱尔兰睦的合并构成事实。”而这两个体系的碰撞，在这个“失败和极端困难”的世纪变成了一种梦魇，鸦片战争、门户开放、不平等条约，以及太平天国等已经完全将几千年的封建体制瓦解，这种瓦解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停滞状态”：“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得最合法，最勤奋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

对于这种停滞，黄仁宇提出原因就在于中国一直以来存在的地缘政治因素：“这归并于亚洲大陆整体性所赋予历史的影响。既有两千英里容易被人侵犯的前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于是才能生存。战略上的需要不仅要顾及攻势的力量，能对沙漠地带有冲击力，尤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作战的持久性。更重要的则是，要有后勤的能力支持以上两种要求。”也就是说，不管是辉煌的帝制时代，还是西方入侵的现实，都源于地缘政治缺乏一体性，所有的战争开支到最后并没有完善的商业条理和组织，只有官僚和农民，也就是这两种阶层导致的分化和利益对抗，使中国成为—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致，缺乏个别色彩。”这也是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使其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即使在鸦片战争之后，有洋务运动，有百日维新，甚至有民国，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所要做的是“推翻一千年来之所作所为”：“及至公元1900年夏天，上端成了一种专制魔王，既愚昧无知，又缺乏自信，下端则成了无法管制的暴民。很显然，如此组织结构不能仅凭自由解放和纸面上的改革即渡过新世纪之难关。”

“中国的首要问题仍是新旧之间不能衔接：现代体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长久以来中国的组织形式就是间架性设计，是一种人为的政治制度，所以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不论是稳定期，还是分裂期，不论是游牧和外敌入侵，还是朝代自身的弊病，最后牵制出来的必定是一种道德的力量，从而在微妙的局面里保持表面的宁静，而现代中国最大的难题就是在数目字上实行管理，以货币管理的方式改变一直以来的传统农业社会格局，形成新的资本主义，所以对于目前现代的中国，黄仁宇以一种希望的目光看待改革：“中国领导人正在提倡’摸石头过河‘，这种趋势和征象与我私下想像中国历史和西洋文化汇合，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之体系，逐渐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诸条件符合。”

但或者只是一种希冀，对于这个“潜水艇夹心面包”的国家来说，黄仁宇并不想预言什么，他只是站在宏观历史的山头，俯视中国历史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历史家的眼光总是以回顾为主，在广大空间划出几条短线，并无预言的意义。”而那只走兽或者永远是走兽，而不会成为飞禽。

	编号：Z53·2130422·0976
	作者：[汉]刘向 编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2年06月第1版
	定价：69.00元亚马逊41.40元
	ISBN：9787101085686
	页数：10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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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又称《国策》，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约12万字。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公元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战国策》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常用寓言阐述道理，著名的寓言有“画蛇添足”“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并加以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三十三篇，姚宏、鲍彪、吴师道皆有注本。此本为缪文远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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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临天下诸侯，天下谋伐之

这是分裂对抗的时代，“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这是混战不休的时代，“今战国相攻，大伐有德。”从韩赵魏三家分晋到秦始皇一统天下，近两百年时间书写了中国最混乱的历史，而在这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的转折时代，涌现出为各国献计献策的辩士，他们纵横捭阖，有审时度势，提出奇策异谋的智谋之士，也有毁人以求利益的间谍，有提出合纵攻秦的苏秦，也有连横事秦的张仪，而他们奔走诸国，以谋略之策书写了一段可信或不可信的“舌尖上的战国”。

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战争二百三十次，在不息的征战中，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个诸侯国，逐渐强大，而战国七雄由于经济、地理和军事上的不平衡，所以在天下局势中相互制约又相互联合，各国之间既是敌人又是战友，既有唇亡齿寒的依存，也有蚌鹬相争的斗争，而在这一过程中，秦国的一枝独秀渐渐将战国局势带向合纵还是连横的矛盾之中。而在秦国不断强大的同时，周室式微，这是一种信号，周显王二年，在韩、赵两国的干预下，周的领地被分裂为东周、西周两小国。对于西周的这一“故天子之国”，秦国更多也是在攻与不攻之间，在秦欲攻周中，周最就对秦王说：“为王之国计者，不攻周。攻周，实不足以利国，而声畏天下。天下以声畏秦，必东合于齐。兵弊于周，而合天下于齐，则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罢秦，故劝王攻周。秦与天下罢，则令不横行于周矣。” 但是这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对于秦国的崛起，自然涉及到著名的商鞅变法，“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正是由于赏罚分明，在几年之后，出现了“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效益，从而使秦国强于天下。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国力日益强盛，不再甘心居于一隅之地，遂加快了领土扩张的步伐。马陵战后，齐国代替魏国成了中原地区的霸主。这样，秦、齐都以向中原地区扩张作为自己的主要发展方向，已有的混战局面更为错综复杂。处在东西二强夹击下的韩、赵、魏三国为了图谋自存，联合起来并且北连燕、南接楚，东抗齐或西抗秦，被称为“合纵”，也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如果弱国被齐国或秦国拉拢联合，进攻其他弱国，就被称为“连横”，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到战国晚期，乐毅破齐，齐国一蹶不振；长平之战，赵国严重削弱，秦国取得了对东方六国的绝对优势，合纵连横政策也就包含了新的含义：即东方六国并力抗秦，称为合纵；秦联合东方某一弱国对付其他弱国称为连横。于是，一批对当时的国家间的政治形势非常娴熟，善于辞令和权术，从中获取功名利禄的说客应时而生，史书上称他们为“纵横家”。而在纵横家中，苏秦和张仪作为代表，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纵横捭阖的大戏。

苏秦从鬼谷子学成之后，出游数载，一无所成，搞得“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感叹说：“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苏秦苦读太公《阴符》之时，每逢困乏欲睡，便用锥自刺其股。而正是这种励志，使得最后苏秦以雄辩之辞挂六国相印，游走诸侯各国：“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对于秦国，他曾经也提出过称帝而治的主张，在《卷三 秦策一》中，他对秦惠王说：“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而在后期六国游说中，苏秦以其三寸不烂之舌打动了很多诸侯，在合纵的说法上，苏秦提出：“臣窃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在他起草的洹水“白马会盟”中，他具体提出了合纵之盟约：“约曰：秦攻楚，齐、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食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以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成皋，魏塞午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关武，齐涉渤海，韩、魏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渤海，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先背约者，五国共伐之。”

在合纵过程中，苏秦也有反战思想，有次苏秦说服秦王，要解甲休兵，天下安定，使诸侯间二十九年没有战事发生：“于是秦王解兵不出于境，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攻。”诸侯二十九无战事，是战国时期从从来没有的事。但是从实质上来说，苏秦只是一名谋士，利益和名声是追求的目的，所以在合纵过程中也折射出他间谍的一面，在苏秦对赵王说的一段话中可以看车苏秦的私心：“臣故欲王之遍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劫天下的目的只是为了“私甘”而已，所以在《孙子兵法·用间》篇中就将苏秦说成是间谍：“燕之兴也，苏秦在齐。”苏秦在齐国心脏里的成功战斗，已成为间谍活动的范例，这也决定了最后被车裂而死的悲剧。

与苏秦的合纵之说相对立的是张仪的连横说，在秦惠王时，张仪就和司马错有过争议，张仪主张攻取中原心脏之地，以成就王业，司马错则认为秦还是地小民贫的国家，主张伐蜀。“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这是张仪的观点，而司马错则认为：“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仪似乎比苏秦更为专一，他曾两次为秦相，前后共11年，但是这种专一也无法逃脱游说之士狡猾的本质，公元前323年，张仪约集齐、楚、魏三国执政大臣在挈桑相会，试图为魏国调停，以讨好和拉拢魏国。魏惠王在此后果然放弃公孙衍的合纵政策，而接受了张仪的联合秦、韩以对付齐、楚的政策。次年，魏太子和韩太子入秦朝见，张仪也被魏王任命为相。

在《战国策》中，合纵连横总是交替出现，在《苏秦为赵合从》中，苏秦之对齐宣王说：“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天下不能当，今乃西面事秦，窃为大王羞之。”从而得出结论：“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猲，高跃而不敢进，则秦不能害齐，亦已明矣。”而《张仪为秦连横说齐王曰》中，则说：“大王览其说而不察其至实”，否定了苏秦关于齐国的优势，并指出：“国一日被攻，虽欲事秦，不可得也。”而在《卷二十六 韩策一》中，苏秦为了合纵对韩王列举了三点：第一点，“夫韩之劲与大王之贤，乃欲西面事秦，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过此者矣。”第二点，“且夫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夫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而买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结果，韩王便下定决心说：“寡人虽死，必不能事秦。”而张仪对韩王也列出了两点：第一点，“夫秦之卒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堕干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第二点，“夫攻楚而私其地，转祸而说秦，计无便于此者也。”结果则是韩王事秦：“客幸而教之，请比郡县，筑帝宫，祠春秋，称东藩，效宜阳。”

实际上，不管是苏秦还是张仪的说法，都只是一种拟托的作品，因为韩在昭侯、申不害之后，国势正强，不可能西向事秦，所以此章乃是晚出的拟托之作；而秦称帝在周赧王二十七，这时张仪已死去二十一年。其实在《战国策》里还有很多合纵连横的拟托作品，在《卷十七 楚策四》中甚至还有合纵派攻击连横派的言论：“无所寇艾，不足以横世。”并指出：“今夫横人嚂口利机，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举取利。是以国权轻于鸿毛，而积祸重于丘山。”直接将连横派谋士说成是夸夸其谈、只为利益的小人。

除了苏秦张仪合纵连横之外，也还有各种辩士，秦国范雎也是比较著名的，他对秦王说：“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韩、魏可虚也。”对当时的战局做出了正确的估计，同时他向秦昭王进说，论述太后、穰侯、泾阳、华阳“四贵”把持大权对国家的危害。昭王被深深打动，于是废除太后和穰侯的权力，让高陵君回到封邑，并赶走了泾阳君。铲除“四贵”，是秦国的重大事件，李斯说：“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另外，很多辩士也提出了一些有思想有见地的观点，在《杜赫欲重景翠于周》中就指出小国的处世之道：“君之国小，尽君之重珠玉以事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张罗者，张于无鸟之所，则终日无所得矣；张于多鸟处，则又骇鸟矣；必张于有鸟无鸟之际，然后能多得鸟矣。”苏厉对屡建奇功的秦将白起说：“夫柳叶者，百发百中而不已善息，少焉气力倦，弓拨矢钩，一发不中，前功尽矣。”这些都是在战局中如何适时保存自己的利益 今一攻而不得，前功尽灭，公不若称病也。”

当然，在复杂的战局中，也有很多小人之计，张仪为了讨好楚王，抓住他喜欢佳丽的心理，说韩国美女如云，他愿意为楚王访求。南后、郑袖听说后，怕美女会夺走她们的宠爱，就用重金贿赂张仪。张仪当着楚王的面，盛赞她们是绝色美人，南后、郑袖和楚王皆大欢喜，张仪则笑纳千金。而在《齐助楚攻秦》中，骗子张仪、昏君怀王、智士陈轸合演了一台好戏。张仪对楚怀王说：“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而陈轸则提出：“出地后绝齐，秦计必弗为；先绝齐后责地，且必受欺于张仪；受欺于张仪，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必至矣。”结局是，“楚王不听，遂举兵伐秦。秦与齐合，韩氏从之，楚兵大败于杜陵。”

同为美人之计，春申君却落得了惨死的下场。楚国的资深大臣春申君，为了给楚王留后，听从李园之计，将怀了春申君的孩子的李园之妹献给楚王，“楚王召人，幸之。遂生男，立为太子，以李园女弟立为王后。”看起来似乎美满，但是由于丧失警惕，不知不觉掉进“美人计”的圈套，李园欲杀春申君以灭口，当“春申君后入，止棘门，园死士夹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最后“于是使吏尽灭春申君之家。”丧身亡家，成为野心家李园夺取楚国大权的一枚棋子。

所以，对于游说，因为涉及自身利益，所以存在很大的风险性，不管是苏秦曾经的风光还是张仪的专一，到最后并没有好的结局，《卷十 齐策三》对于游说有这样的说法：“颠蹶之请，望拜之谒，虽得则薄矣。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岂用强力哉？”也就是说，游说之士辛辛苦苦地四处奔走请求，诚心诚意地去拜望，很多事倍功半。而要达到目的，就要认清形势，想出解决办法，当别人有急难时就如同自己处困境一样。所以周相吕仓对周君就说过：“客者，辩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毁人。”

毁人之辩士，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实干家，所以在战国纷繁复杂的战局面前，需要清醒作出判断的战略家，比如墨翟说服楚王，止楚攻宋，流为佳话，韩非也讲究谈话技巧，提出进说不要犯人主的“逆鳞”；至于纵横之士中的如公孙衍、陈轸、虞卿等人，审时度势，提出奇策异谋，化危为安，转亡为存。但是在谋略之外，更多的还是需要实干家，而改革无疑是通向强国的必经之路。除了秦国较早开始商鞅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则是最著名的改革实例，在改革初期，必然担心非议，肥义就对他说：“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这坚定了赵武灵王的决心，所以他指出：“古今异利，远近易用，阴阳不同道，四时不一宜。故贤人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也就是要在变化中壮大实力，不能拘泥于形式，穿胡服，学骑射，还在原阳设立训练骑兵的基地，使赵国的实力逐渐强大。与改革派不同，孟尝君则以个体行为感动自己的门客，在“士为知己者死”中逐渐壮大自己的封邑。齐人有冯谖，“贫乏不能自存，寄食孟尝君门下”，只要他唱“长铗归来乎”孟尝君便满足他的需求，而有鱼，有车，并且给老母吃的。而冯谖知恩图报，为孟尝君实施改革：“券遍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并对孟尝君说，家里缺什么，“窃以为君市义。”后来“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 正是因为孟尝君重视人才，而冯谖又善于了解民意，所以“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顿弱说：“天下未尝无事也，非从即横也。横成则秦帝，从成即楚王。”而不管是唇齿相依，还是蚌鹬相争，不管是连横还是合纵，也不管是“临天下诸侯，故天下谋伐之也”孤立之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实力：“因其强而强之，乃可折也；因其广而广之，乃可缺也。”所以在风云变幻的战国时代，生存还是灭亡，不仅仅属于国家战略，也是每一个个体的命运选择。

	编号：Z26·2130320·0968
	作者：钱基博 著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2012年05月第一版
	定价：10.00元亚马逊7.60元
	ISBN：9787532562053
	页数：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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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字，加上《导读》也只有93页，这样的篇幅对于构筑中国近代史，似乎显得单薄了点。“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完备，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我国秦始皇的废分封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在近代中国遭受屈辱之后，蒋廷黻依然有着浓郁的爱国情结，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蒋廷黻在这部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的近百年史事之书中，用小的篇幅构筑了一个不一样的史观。该书成于1938年，沈渭滨在导读中说：“《中国近代史》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蒋廷黻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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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志》：其文则史，以论其世

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的称号，他有“文以载道”和“文道结合”的主张，他有“辞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的论点，但这些都是文本的韩愈，而在这文本之外，则是“768～824”的生辰纪年，则是“字退之，河内修武人”的注解，但这并不足以构成其全部。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如何还原一个真实、具体的韩愈，如何从“文本韩愈”过渡到一个“时代韩愈”，古文学家、教育家钱基博则担负起这样的使命，用史志的方式还原历史叙述中的韩愈形象。

对于韩愈之文和历史贡献，最著名的莫过于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里的评价：“东汉以来，道丧文敝，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杜、姚、宋而不能捄。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历史地位也是在于东汉以来“道丧文敝，异端并起”的现实，不管是倡导和推进古文运动，还是尊儒反佛的主张，其诗文的历史意义已经被表标注，钱基博在《韩愈志》叙目也说：“昌黎韩愈崛起中唐，世称文宗，伯代所仰。”同时他也指出，韩愈的成就是一种开创性的意义：“盖独孤诸公之于愈，如陈涉、项羽之启汉高焉！而知文章之变，其渐有自。”这种启文章之变的历史贡献虽然有过争议，比如明代的何大复说：“古文之法亡于韩。”开启和终结，对于韩愈来说，“誉者不免溢量，诃者亦未为尤”的争论毕竟也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但是对于韩愈这样的文学标本，可能最缺少的是将其放置在一个历史的维度进行考察，所以，钱基博写《韩愈志》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在对韩愈诗文本体进行研读的基础上，寻找古文发展脉络、借此观照韩愈价值之关键所在。

这种寻找当然是要熔铸百书、别出机杼，而对于一生致力于国学研究的钱基博来说，并非是难事。他推崇章学诚“记诵者学问舟车”的观点，学而不厌，“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以至“生平读书无一字滑过”。他治学范围极广，博通四部之学，以治集部之学见称于世，有“集部之学，海内罕对”的美誉。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对于群经、诸子、古史地学、古典文学理论，无不淹贯，造诣深湛。鼎鼎大名的张謇赞叹他的文章“大江以北，未见其伦。”所以在《韩愈志》的书写中，恰好可以发挥他的治学优势。“余自十八岁读《昌黎集》，细诵而深思，长吟而反复，亦既三十年于兹。余发如此种种矣！会心不远，写之眉间。积久覆视，时有独到，怡然自得。”三十年对韩愈文集的阅读已经积累了许多，而要全面反映韩愈的时代，钱基博也是在博览群书中寻觅到诸多参考文本，这其中包括：“吕大防《文公集年谱》一卷，程俱《韩文公历官纪》一卷，洪兴祖《韩子年谱》五卷，金堂樊汝霖因之成《韩集谱注》四十五卷，又集碑志、祭文、序谱之属为一编，曰《韩文公志》五卷，莆田方崧卿增考洪兴祖《谱》，且撰《举正》以考其同异，凡十卷。”， 另有樊汝霖《志》及《年谱注》。

如此诸多文论选集，对于构筑一个全面丰满的韩愈似乎绰绰有余。但是钱基博也有选择的重点，“因就睹记所及，自新、旧《唐书》旁逮唐、宋、元、明、清诸家文集及稗官野记之属，其有片言只字及于愈者，靡所不毕采，互勘本集以验其信，旁涉诡闻以博其趣，成为是志。”也就是说，他的选择标准有两个，一是“互勘本集以验其信”，“验其信”当然是从“史”的角度来提炼，钱基博也在《叙目》中将自己的这本书定性为“史志”：“而吾志，则史之流也。”而史志的最基本标准便是“述而不造”，也就是要摒弃主观的说法，也就是“惟恐出之于己”，这也是韩愈倡导“词必己出”的文学创作有着巨大的差别，所以对于钱基博来说，难的并不是“惟恐出之于己”，而是在这些文献和著述中寻找适合的素材，“而吾是志，所自得意者，诚非己出之难，而镕裁之难。”所以在《韩愈志》里，钱基博似乎重点还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意义，也就是第二个选择标准：“旁涉诡闻以博其趣”。“博其趣”是为了弥补史家之文的一贯“述而不造”的标准，而是在其中寻找到真实而具体的韩愈，所以，一方面“验其信”，一方面“博其趣”，也便有了这独特的《韩愈志》：“而吾之志愈，美恶不掩，直道而行，其文则史，此所以别出诸家而自成一书。”“其文则史”是一种创新，既非“惟恐不自己出”的文，也非“惟恐出之于己”的史，两者结合，也就为韩愈的“还原”创造了可能。

“《古文渊源篇》第一，《韩愈行实录》第二，《韩愈佚事状》第三，《韩友四子传》第四，《韩门弟子记》第五，而殿以《韩文籀讨集》第六。”六篇“志”，从序列来看，也反映了“其文则史”的写作手法，也就是从古文运动的发源、形成入手，凸显韩愈的意义，继而归结到韩愈的个体行为，不管是“行实录”，还是“佚事状”，都是在“验其信”的基础上寻找“博其趣”的记载，而朋友和弟子的记录则是从全面性、时代性上勾勒一个“论其世”的为人，最后才在自己阅读的基础上，作为一种补充而对韩愈的文章进行“籀讨”。

对于韩愈来说，最大的标签当然是唐代古文运动，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自言：“约《六经》之旨而成文。”韩门弟子之一的皇甫湜在韩愈的《墓志》中有过极高的评价：“先生之作，无圆无方，至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政，邪觚异端。以扶孔子，存皇之极。”“存皇之极”在钱基博看来，则是一种集大成的历史贡献：“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嚅哜道真，涵咏圣涯。于是萧颖士、李华始奋起崇尚古文，贾至、独孤及、梁肃相与为之左右，而集其成于韩愈。”所以韩愈的贡献就在于“厌弃魏晋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从萧颖士、李华、贾至、独孤及、梁肃一脉而来，在韩愈身上就形成了新的风尚，而在韩愈同时代的李观、欧阳詹云、柳宗元、樊宗师，则形成了“韩友四子”，对于韩友四子，钱基博说：“於戏！文衰八代，韩愈继之。同声有应，莫如四子。曰观曰詹，虽明未融，至于宗师，乃僻益诡。规模未宏，而欲振靡。独有柳州竞爽于愈，不懈及古，而又妙造自然，足当两雄也！”而到了之后，则是韩门学子的崛起和继承，这其中包括“性诡激而能为古体诗”的张籍、史官记事“不要虚饰，但载事实”的李翱、“议论务为奇怪”的皇甫湜、诗文“神施鬼设，间见层出”的孟郊、体拗而意率的贾岛等，对于他们的成就，钱基博评价说：“韩门弟子众矣！尤著闻者：李翱、皇甫湜雄于文；孟郊、贾岛、李贺工为诗；独张籍兼能，而非其至。”同时也指出了正因为韩门遵守师道而“独盛”：“魏晋以下，人不事师。独韩愈奋不顾流俗，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国学大师钱基博（1887-1957）

这种古文运动的发源、发展、集成和流变，更多是用“验其信”的方法，而“博其趣”则将笔墨着眼于韩愈的“行实录”和“佚事状”，比如韩愈“父殁，养于兄会舍”的童年故事，比如迁监察御史遭遇关中大旱的谏书：“关中，天下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之敝。”又上章数干言，极论宫市之弊。以致最后“为幸臣所恶，贬连州阳山令。政有惠于下，及愈之去，百姓多称愈之姓以名其子。”也比如“愈素不喜佛”的生活习性，但却钻研于服食养生，而且还有一个故事：“用硫黄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云可以长气益精。愈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遂婴疾。”如果说这些记载还偏于处世之道，那么“佚事状”则记录了一个另类的韩愈，比如“丰肥喜睡，每来吴家，必命枕簟”‘比如“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能返，发狂恸哭，为遗书华阴令”；比如“与柳宗元辈三人，夜坐谈鬼神变化”；甚至是：“韩愈有二妾：一日绛桃，一日柳枝，皆能歌舞。”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是活生生的韩愈，是“博其趣”的韩愈，而这种趣味在寒门弟子的记叙中也有所涉：张籍取《杜甫诗》一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旰肠，从此改易。’”皇甫湜的故事则是：“又尝命其子松录诗数首，一字小误，诟骂且跃，呼杖不及，则擒啮其臂，血流及肘而止。”

“验其信”和“博其趣”，而最后一篇“籀讨集”则对韩愈诗文进行评析，这些诗文包括“赋四，古诗二百一十，联句十一，律诗一百六十，杂著六十五，书、启、序九十六，哀词、祭文三十九，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五十二”，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就是韩愈女婿陕西李汉辑录《昌黎先生集》，再加上其后“人搜其阙遗”而辑录的《昌黎先生外集》十卷、《昌黎先生集遗文》一卷和《论语解》十卷，在这些诗文里，钱基博也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文本韩愈”：“自余论之：韩愈议论学贾谊、董仲舒，序跋似刘氏向、歆，传记模《国策》、《史记》，碑表出班固、蔡邕。而运之以司马迁之灏气，泽之以扬子云之奇字。韩文起八代之衰，只是集两汉之成。”从韩愈的文论、诗歌、杂著中，提炼出韩愈文章胜在指归和气格：“韩愈之文，所以开八家之宗，而不为伧野者，在运气以驶辞，又铸辞以凝气，所以疏而能密，雄而不快！”就如刘熙载在《艺概》里的评价，是当时文坛的“补虚消肿良剂”。与前面的史志对典籍引文“仍其旧录，按而不断，其信其否，付之读者”不同，钱基博在这一篇评析里，尽书其对韩愈诗文的主观感受，是积累三十余年而“积久覆视，时有独到，怡然自得”。

比较同侪、穷讨其源、竟别其流，这样的写作手法，钱基博自评其“美恶不掩，直道而行，其文则史，此所以别出诸家而自成一书”。也正是将史和文结合在一起，而“别出诸家而自成一书”，这也符合钱锺书曾经对父亲著述的评论：“先君遗著有独绝处。”

	编号：Z59·2130320·0967
	作者：蒋廷黻 著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1999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0.00元亚马逊7.60元
	ISBN：9787532526611
	页数：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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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字，加上《导读》也只有93页，这样的篇幅对于构筑中国近代史，似乎显得单薄了点。“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完备，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我国秦始皇的废分封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在近代中国遭受屈辱之后，蒋廷黻依然有着浓郁的爱国情结，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蒋廷黻在这部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的近百年史事之书中，用小的篇幅构筑了一个不一样的史观。该书成于1938年，沈渭滨在导读中说：“《中国近代史》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蒋廷黻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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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帝国到民国的“初步报告”

我们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中国近代史·总论》

邦交在哪里？是东方世界里曾经的老大哥和小弟弟？还是中古状态下的清朝和已完成近代化革命的西洋诸国？是未开发的国家还是压迫人的帝国主义？这是十九世纪的社会图景，这是十九世纪的民族难关，这是十九世纪的国家机会，蒋廷黻说：“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所以当眼光从“这年春天”的孙中山北平逝世而看见“民族在建国过程中”的希望时，那块走向“近代的民族国家”的新大陆已经泛出了水面。

在邦交的大困难面前，蒋廷黻已经绘制出了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的现实，这种现实造成的全面落后是中国仍处在一个“中古状态”，一是，科学不及人；二是，西洋的现代机械已经用于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就是政治意义上的变革，“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而这种对比就是近代文化和中古状态的碰撞，已经不是正常的邦交了，而是一种侵略和欺压，所以蒋廷黻在“总论”中提出了一个假设：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也就是说，在蒋廷黻心中，从落后奋起追赶前进的人，才是中国的出路，而在这种追赶过程中，就要废除“家族和家乡观念”，利用科学和机械，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所谓“邦交”其实就是学习就是变革就是用西洋的近代化带着中国走出中国状态，像日本俄国和土耳其这些国家一样，实现民族和国家的富强。作为17岁就留学美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蒋廷黻深受卡尔顿·海斯等的“新史学”影响，那就是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实用价值，主张史学革命。而在《中国近代史》里，蒋廷黻就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经世致用”为主旨，提出了要在“中古”状态下的中国，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那么如何建立这样一个近代化的中国呢，蒋廷黻就是从近代史出发，寻找线索和可能，“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从“抵抗方案”寻找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新大陆，在蒋廷黻看来，历史就是为了“经世致用”，就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难题。

那么这些“抵抗方案”包括哪些呢？蒋廷黻分析了四套方案，一个是“由奕沂、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这个自强运动“就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在蒋廷黻看来，是被动的，也是不彻底的，甚至只是一种物质上的救国。为什么是自强运动？从历史发展来看，也是在“邦交”中陷入了被动。还是回到十九世纪，在清末的“天朝”，对外夷还是有一种体统问题，也就是通融与否的“仪式问题”，而这个仪式在蒋廷黻看来，是中西关系的拉锯战，而在那个全面落后的时代，这种拉锯只是象征意义上的，或者只是一种民族的痼疾，所谓平等待遇，到后来便成为了中西关系紧张的一种借口，“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那次战争”就是鸦片战争，而在英国则成为“通商战争”，不可避免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败的结局，所以蒋廷黻将这种失败归为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

这种“中古状态”并不是物质和技术上的落后，而是一种心理，那就是民族的心理：“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也就是在这种全面落后中还是看不到自己的差距看不到民族的近代化希望，所以蒋廷黻总结的三点是：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第二，我国文化是土大夫阶级的生命线；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所以不管是主战禁烟的林则徐还是割地签订条约的抚夷派，都有着士大夫阶层的弊端：“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以林则徐为例，蒋廷黻说，“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而以“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为剿匪要义的林则徐，实际上就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身上有着浓厚的旧国思想，“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所以他从来不是改革派，而这也是中国士大夫的集体写照：“在道咸时代，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势是可原谅的，但是战败以后而仍旧虚骄，如附和林则徐的剿夷派，或是服输不图振作，不图改革，如附和耆英的抚夷派，那就不可救药了。”

于是在鸦片战争的耻辱式结局后，在洪秀全宗教革命和宗族革命中，出现了也是旧文化代表，却已有理想和改革意图的曾国藩。在曾国藩身上有着许多的矛盾点，许多多元化的因素：“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兵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个有主义的军队。”所以对于有着“历史使命”的曾国藩来说，他实际上代表着一种革新守旧的中间力量：“在维持清朝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国藩的工作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在这种矛盾化的行进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自强运动开始了。“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这是李鸿章1864年给恭亲王和文祥的信，在信中他批评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民族自尊最后其实成了学习国外技艺最大的阻力，所以李鸿章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差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外国利器当然是一种技艺，但与技艺相关的则是制度，人才，所以这封信在蒋廷黻看来，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

“书生从政”的代表蒋廷黻

但是历史价值或许也只是停留在一种历史架构中，不管是从咸丰十一年“恭亲王及文祥聘请外国军官训练新军于天津”，还是到光绪十四年“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这其中的曲曲折折是自强运动走出的第一步，但是在革新的同时，他们依然在清廷的“中古状态”中，或者说守旧依然是不能摆脱的痼疾，他们的失败“在于他们的不彻底”，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呢？“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彻底，大部分因为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时代的不彻底才是真正悲哀的事，但毕竟是做出了努力，所以在这个物质化的救国方案失败之后，又有了第二个方案：“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第二个方案。”其实在时间上，不如说已经过了那个不彻底的时代，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不仅如此，在中法的越南，中俄的领土上，中国都处在落后中，“邦交”这个词其实已经真正成为一种瓜分的力量，即使当时中日海军力量对比中国也绝对有实力，但现实摆在面前，甲午战争是“划时代的战争”，因为从此之后，我们民族所走的是一条“战败以后而求和”的耻辱之路。康有为来了，他的维新当然也是学习日本的近代化之路：“康有为及其同志推行了不少的新政。其中最要紧的有二件事。第一，以后政府的考试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经济的策论。第二，调整行政机构。”变法其实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救国，根本未触及本质，所以“百日维新”看上去更像是一次政治“想象”，失败也是难免的。

而在蒋廷黻看来的第三种“方案”则是义和拳运动，这是清政府最后的一次自我解救，以慈禧为代表的宫廷派其实是利用义和拳的力量反抗西洋政治化，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匪拳运动是“反西洋化，近代化的”，所以在蒋廷黻看来，甚至还不能算是一种救国酒民族的“方案”，而在这个失败的方案面前，蒋廷黻也总结了原因：“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这种对于民众的排斥其实贯穿在蒋廷黻的史观中，“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的奋斗出来的。”而站在先知先觉的“少数派”对面的民众，其实是愚昧、守旧的代称，甚至在他的理想国中，就是要建立一个开明独裁的政府，他主张效法土耳其由凯末尔领导的革新运动，首先要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具有高度工作效率的中央政府，“换句话说，全国必须承认它是中央”。所以在“方案”的审视中，就有了最后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在蒋廷黻看来，这是“老古的帝国”走向民国的开始，这是“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这是“引国家上轨道”的正确途径，而在孙中山的救国救民的方案和实际行动中，蒋廷黻也看到了自己的那个“新大陆”，他将民国十五年七月九日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看成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大分水界”，因为“前此我们虽有革命志士，但没有健全的，有纪律的，笃信主义的政党；前此我们虽有军队参加革命，但没有革命军。此后就大不同了”。政党、军队都一一建立起来，北伐也就是彻底扫除中国的“中古状态”，从国家的革新意义上构建自己的未来，这也在慢慢靠近蒋廷黻心中的那个“中央政府”，所以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是一种不幸，但是对于革命事业来说，蒋廷黻还是充满着信心：“目前的困难是一切民族在建国的过程中所不能避免的。只要我们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这也是这本1938年《中国近代史》文本的最后一句话，国家的光明前途正在被书写，不管是对于物质意义上的救国，还是政治意义上的改良，甚至是去西方化的民间抗争，都是“中古状态”下中国的痛苦挣扎，这种“压迫和侵略”一方面是“邦交”带来的困难，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民族内心的痼疾，所以民族自强国家富有在蒋廷黻看来，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受到西方文化侵染的蒋廷黻在救国之路上或许有些急切，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蒋廷黻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时，主张史学改革，但是这并不是救国救民族的真正出路，所以蒋廷黻在内心的激烈斗争中投身政治，成为著名的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9年后又一度作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

作为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之一，蒋廷黻尽管一直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他主张开明独裁而不同意胡适对自由议会政府的天真想法。或许这也是一个书生的最大分裂，所以从这5万字的《中国近代史》中，我们所读到的也多是“经世致用”、直抵终点的诉求。其实这只是他的一部“初步报告”，近百年史编为四章二十二节可以看出是蒋廷黻只是对于近代史纲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构建，而在他的《回忆录》里，早就说过：“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写一部有权威性的中国近代史，是他一生最大的志愿。但是从政之后的生活现实已经无法满足这个愿望，直到1965年他的逝世。

	编号：Z15·2130316·0965
	作者：
	出版：世界知识出版社
	版本：1957年1月第1版
	定价：原0.90元 3.33元
	书号：3003·283
	页数：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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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1月11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铁托在普拉发表演说，铁托认为，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源是斯大林主义，不能简单地把匈牙利发生的危机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批评匈牙利领导人请外国军队来教训自己的人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普拉演说不仅批评了苏联处理匈牙利事件的方式，而且触及到社会主义的制度问题，因此立刻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强烈反响。从11月25日开始，毛泽东接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并通知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着重议论铁托的演说。会议认为，铁托提出反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分子，完全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诬蔑，是西方分裂共产党、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恶毒做法。本书为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1957年1月第一版，收集了当时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对这篇演说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