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噪音

编号:C55·2140120·1051
作者:【美】唐·德里罗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定价:42.00元亚马逊25.20元
ISBN:9787544738309
页数:358页

“对于许多人来说,世界上只有两块地方:他们生活的地方和电视机里给他们看的地方。”电视机里是否也有着被听见的“白噪音”?所谓白噪音是指一段声音中的频率分量的功率在整个可听范围(0~20KHZ)内都是均匀的。由于人耳对高频敏感一点这种声音听上去是很吵耳的沙沙声,而杰克·格拉迪尼教授在家庭生活、山上学院的校园生活,以及小镇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的白噪音是否会用那种沙沙声解构恐惧、死亡、科技以及喜剧?平凡典型的现代生活,固定的超市购物之旅和周五的电视晚餐是杰克·格拉迪尼一家“幸福”的基石。然而,一场化学品泄漏事故将致命毒雾送上天空,向他宣告“死亡已经到来,它就在你的体内”,恐惧已入侵心灵每个角落,它就像白噪音,始终如一,无处不在。《白噪音》为德里罗赢得了美国全国图书奖,出版以来始终被誉为文学经典,也是后现代文学的巅峰代表。它精确地描述了现代文明对人类心灵和身体的伤害,呈现了人在死亡、信仰、灾难和暴力面前的惊恐,对现代人的困境做了先知般的预言。


《白噪音》:一切阴谋都会走向死亡

“假如死亡只不过是声音,那会怎么样?”
“电噪音。”
“你一直听得见它。四周全是声音。多么可怕。”
“始终如一,白色的。”
——《“戴乐儿”闹剧》

始终如一,为什么是去除不掉的白色?为什么和死亡一样笼罩在生活里,而可怕不是因为不可逃避,而是在主动地接近,在主动地听见,以及主动的对话。我和妻子芭比特,不是享受着孩子们在一起的天伦之乐,不是在研究希特勒的学术中感受意义,也不是参加志愿小组给别人读书报的快乐,而是总在问“谁会先死?”——它几乎在一种忧愁和恐惧中不断地成型,不断地控制生活。但是面对芭比特,面对孩子,面对这个始终如一的白色世界,谁会先死仿佛已经逃离了性爱本质的一部分,变成了“颠倒过来的达尔文主义”。

颠倒,是活着而趋向于死亡欲望的一次行动?那段对话还可以延伸,还可以继续,或者还可以在谁会先死的疑问面前想到生日,想到生命的纪念形式。芭比特问:““快满五十一岁是什么感觉?”而我的回答是:“与五十岁时没有什么不一样。”是始终如一吗?是一直听得见吗?“但是,一个是偶数,一个是奇数。”芭比特说。这是答案?还是另一个问题?五十一岁和五十岁,奇数和偶数,也是过去和现在,当然也可能是死亡和活着,当然会在性爱的本质之外,在颠倒的达尔文主义中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忧愁和恐惧,而在黑暗中,在没有始终如一的白色的时间里,那些钟上的数字却都是奇数:早晨1:37,早晨3:59。“死亡都是奇数的,这是锡克人告诉我的——那个住在铁城的圣人。”死亡都是奇数的,却闯进了黑暗的钟表上,闯进了对话里,闯进了快满五十一岁的生活里。

圣人的启示,用一种奇数的覆盖方式表达着死亡的到来,而在这看起来不是抵抗黑暗的活着状态下,死亡只不过是一种预言,只不过是在头脑中形成的恐惧,而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的白色却以不可逃避的声音方式出现,它是一种存在状态,是一直听的见的生活。“大学生们滑稽地喊叫着互相招呼,情意绵绵地跌进对方的怀抱。他们总是言过其实地吹嘘自己在暑假中怎样无法无天寻欢作乐。”我在二十一年在山上学院的任教中,却看见的是一个个精彩的节目,情意绵绵,寻欢作乐,完全没有未亡人的那种忧愁和恐惧,希特勒学院的研究也让我获得了某种权威,而芭比特呢,也是一样,在成人教育计划里教授一门课程,还给盲人读报,充满着一丝阳光。还有那些正在成长的孩子,组成了我生活中看得见的一切,组成了现实中的爱:“爱情有助于我们开发出一种个性,它安全稳固得足以将自己置于另一个人的照料和保护之中。”

但这只不过是不被揭开的存在,我创建的希特勒研究系有一帮稀奇古怪的人,“教员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纽约来的外国流亡者,个个神气活现,像一群暴徒,疯了似的迷恋电影和琐屑小事。”他们像是创造了一种“泡泡糖纸和洗衣粉广告歌词里的亚里士多德学说”,被商品属性包围着,就像系主任阿尔丰斯一样,名字中还带着快餐食品,而在那个与生活紧密联系的超市里,到处都是噪音,购物车轮滚动时刺耳的吱吱声,扩音喇叭声和啡碾磨机的嘎嘎声,儿童们的哭叫声。“在一切声音之上,或在一切声音之下,还有一种无法判定来源的沉闷的吼声,好像出自人类感觉范围之外的某种形式的密集群居生物。”

种种杂乱的声响笼罩着一切,而每到晚上,当我们歇息的时候,就能听到稀稀拉拉的车辆飞驰而过,“遥远、平稳和低沉的声响萦绕在我们的睡眠中,好像死去的灵魂在梦际喋喋不休。”充斥着噪音,充斥着白色的声音,它们始终如一,它们侵占生活,而活着仿佛就是在一个被控制的系统里,在某个遥远城市中间上锁的房间里正有一台中央处理机,看不见,却印象深刻,网络、线路、光束、和声在和人打着交道,正如犹太人默里所说:“一切都隐藏在象征之中,被神秘的面纱和层层文化材料所遮蔽。但是,它绝对是精神数据。巨大的门户滑动开启,又自动关闭。能量波,入射的辐射。所有的字母和数字都在此,色谱中所有的颜色,所有的人声和声响,所有的代码词和礼典用语。”

所有就是一切,是看得见和看不见,是黑夜和白昼,是奇数和偶数,而在巨大的城市里,那些无处不在色白色声音像一切的热量,影响着生活:“你下了火车步出车站,就会被热浪所袭。空气、交通和熙来攘往的人群的热量。食物和性的热量。高楼大厦的热量。地铁和隧道里飘上来的热量。城市的气温总是高出十五度。”城市的意义就是难以逃脱的牢笼,他以超市、家庭、学院的形态包围着,甚至包括监狱,“我身不自由已啊,亲人们。”这是关在铁城监狱里的囚犯的呼喊,受害者是否是完全的陌生人?还是他泄愤杀人?是不是他被解雇了?此前他是否幻听到了说话声?对于对他们犯罪行为的一贯解读,但是在这一连串的疑问面前,最真实的声音确实“身不由己”,就像城市里的热量,就像超市里的噪音,就像各处的能量波、入射的辐射,就像字母和数字,就像代码词和典礼用语,就像名字和爱情。

“我要摆脱城市和性纠缠。”这是默里的想法,他生活在一个反讽的世界里,作为一个离婚的男人,他说他热爱女人,而他渴望的终极目标不是女人的身体,而是她们的头脑,而吸引他的是那些最复杂、最神经质、最难对付的女人。“我喜欢单纯的男人和复杂的女人。”这是默里性爱生活中的三个反讽主题,而这样的反讽只不过是作为犹太人在精神上的投降,因为这里的一切生活方式,一切生存活动,最后的意义都是宗教经验,都是要成为它的一部分,“我们身处此时此地。”所以反讽实际上的妥协,实际上是在一种悖离中得到快感,在开启和自动关闭的精神数据中寻找象征,寻找神秘面善后面的文化材料。

而我和芭比特呢?这是我的第五次婚姻,第一次婚姻和第四次是和达娜·布里德拉夫,其中有珍妮特·塞弗里和特薇迪·布朗纳的两次婚姻,而怀尔德、丹妮斯、斯泰菲、海因利希,这些同父不同母的孩子就在生活里,他们在不同的谱系里长大,面对世界的变化,家庭无疑变成错误信息的摇篮,“互相过分的亲近,生存的噪音和热量。或许某种甚至更深层的东西,譬如生存的需要。”这一切使家庭生活中总是有生成事实的各种差错,而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家庭生活之外,我却对希特勒的家庭故事感到一丝研究之外的安慰,“她的母亲和外甥女是两个最能控制他思想的女人。”希特勒给母亲写过一首诗,而在他营造的自我神话里,在深不可测的感觉支配下,却对母亲保持着尊敬和爱,“在奥伯索尔兹堡他的斯巴达式的简陋住处,挂了一幅他母亲的画像。”画像或许是一种寄托,是消除错误的解决办法,而在那一刻,“他的左耳开始听到嗡嗡声”。嗡嗡声似乎是已经从希特勒的研究中脱离出来,实际上闯入了我的生活里。

嗡嗡声从何而来?那是死亡的声音,还是无处不在的白色?其实是像噪音一样的生活和性爱,无处逃避,以及身不由己就在身边,“如果说我们有什么抱怨,那顶多是关于电视的,那里面总潜伏着一些外在的烦恼,引起恐惧和私下的欲望。”这是最集中的噪音,电视的噪音,新闻的噪音,生活的噪音,斯泰菲活动着自己的嘴唇,试图对上电视里说话的口形,这举动就像我学习德语练习口音,准备参加关于希特勒的研究讨论大会。口音是超脱的一种形式,是反抗现实的一次努力,可是却在模仿着电视,在噪音、波和辐射中完成一次自我命名。

而隐藏在生活、性爱和家庭背后的到底是什么?“真奇怪,我怎么总是卷进与情报有涉的人们的生活中去。”第一任何第四任妻子达娜是一个兼职的间谋,而第三人妻子特薇迪出生在一个显赫古老的家庭,他们具有当间谍和反间谍的悠久传统,现在她嫁给了一个高层的丛林特务马尔科姆,而马尔科姆从来没有露面,他正在极其隐蔽地发动一场新教主义的复活行动,“这是旨在推翻卡斯特罗的漂亮计划的一部分。”而珍妮特在她退职前往嬉皮士村之前,是一位外国货币分析员,为一个秘密团体做研究,这是某个有争议的智囊团属下的高级理论家们组成的团体。这种种和情报有关的妻子身份使真实的现实被隐藏起来,就像特薇迪说的那样:“当马尔科姆深深地隐蔽起来时,好像他从未存在过。他不仅是此时此地失踪了,而且他的过去也消失了。关于他这个人,没有一丝一毫的痕迹留下。我有时候纳闷,我嫁的那个男人是否真是马尔科姆·亨特,或者其本人是一个深深隐蔽起来活动的完全另外的人。”

另外的人,在我和芭比特的现在婚姻里,也像是成为了“另外的人”:“我遗忘人名、面孔、电话号码、通讯地址、约会、指示、方向。”“我忘了斯泰菲不喜欢被人叫做斯泰芬妮。有时候我还叫她丹妮斯。”这是芭比特的困惑,遗忘症已经渗透进了空气和水中,甚至已经进入了食物链。而在遗忘面前,解救的方法之一便是重新命名,她给我取名J.A.K.格拉迪尼,“对她来说,这几个缩写字母暗示着尊严、重要性和声誉。”其实在我看来,这个J.A.K.的缩写只不过是一个标签,“使我的名字好像穿了一件借来的外套”,所以在J.A.K.之后,就是一个虚构人物,就是“另一个人”。这种家庭的错乱,这种虚构的命名,就像失踪的马尔科姆一样,是在遗忘和逃避,是在构建另一种世界,而在这样的消解和构建中,我们都像是一个旁观者,走进铁匠村古墓看见埋葬在这里的死者,或者坐在电视机前,看那里的电视节目,“对于许多人来说,世界上只有两块地方:他们生活的地方和电视机里给他们看的地方。假如电视里有一件事发生了,不管它是什么,我们都有种种权利觉得它令人着迷。”这是系主任阿尔丰斯的话,实际上,就像他的名字里包含的快餐食物一样,已尽成为我们无法改变的现实。

而默里把电视文化,把“波与辐射”看成是媒体对美国家庭一股首要力量,“它是封闭、永恒、独立、自指的。它就好像是我们的起居室中降生的一个神话,就好像是我们在梦境和潜意识里所感知的某样东西。”看电视,特别是电视里的那些灾难,就能感觉到有一种被算计的感觉,就像在持续不断的信息轰炸中被灾难打破,而那种精神苦闷就变成了快感。怀尔德连续的哭泣七个小时停不下来不是病态的表现,相反就是一种灾难降临的快感
:“就好像他刚刚从某个遥远、神圣的地方,从大漠野里或成年积雪的大山中流浪归来——那里所说的话语、所见的景色、所攀登的高峰,我们这些生活在平凡艰辛中的人只能以敬慕和惊奇仰望。”打破苦闷,打破平凡,以及打破噪音,打破始终如一的白色。

而灾难真的来的,不是在电视里,不是在旁观中,在“空中毒雾事件”中。起先它是羽状烟雾,后来就做“一团滚动的黑色烟雾”,再后来便成为了空中毒物事件,尼奥丁衍生物或尼奥丁-D的泄漏,然后就是“撤离所有的居所。致命的化学物烟雾,致命的化学物烟雾。”的警告,仿佛世界末日降临,那手拿《关于世界末日的二十个常见错误》小册子的黑人说:“你们每个人,不是有罪的恶人,便是被上帝拯救的善人。”是在救赎还是在暗示?可是当灾难真正降临的时候,也不是恐惧,也不是害怕,而是在暗示中接近死亡。毒素进入身体,两分半钟的侵袭对于我来说一个现实是:“死亡已经到来,它就在你的体内。”死亡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缓慢的,医生说是十五年,“尼奥丁衍生物的寿命为三十年。那时你就熬过了它寿命的一半时间。”是不是生命会比毒素的寿命更长,或者说活着是不是会比死亡的时间更长?是上帝拯救的善人也是暗示,死亡也是暗示,只有当毒素进入身体,那个”谁会先死“的问题才会变成无处可逃、始终如一的东西,像白色的噪音。

这是秘密,死亡的秘密,白色的秘密,而我在灾难面前,却没有抵达释放,甚至没有了电视的报道,没有了白噪音里的“波和辐射”:“我们看见了那个雾团,它是死亡的幽灵,就在我们头顶的上方。怎么竟然没有一个人对于这样的事进行实实在在的报道呢?说个半分钟、二十秒钟,就不行吗?”那只有空白的电视屏幕,而有着噪音有着白色的电视上曾经有过芭比特的身影,那是她在上课的情景,被当地电视台拍摄成电视:“什么东西从电视机的网孔里泄漏出来。当电子光点集结时,她就发射出一道光线照在我们脸上;她正在生成;每当她脸上的肌肉为了微笑和说话而活动时,她就不断地成形和再成形。”从电视里播出来,在“波与辐射”中不断地成形和再成形,而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就像死亡。而我在两分钟被毒素侵袭的身体里,开始发现了芭比特正在从事的另一种死亡实验。

那是一瓶“戴乐儿”的药物,轻质塑料的琥珀色瓶子,用胶带粘在浴室里的暖气罩里面,而这种药物没有列入药品目录,它就像一个谜团出现在生活中,白色,始终如一,就像噪音。而芭比特最后的解释是,这是一种有关死亡的实验,那个叫格雷的联合体是实验的主要策划者,“他在人脑中找到了。‘戴乐儿’感受器,并且正为药片本身做最后的完善。可是,他也告诉我,在人身上进行连续试验是有危险的,我可能死亡。我可以活着,但是我的大脑可能死亡。我大脑的左半部可能死亡,但是右半部可以活着。这就说,我身体的左半部可以活着,但是右半部可能死亡。”关于死亡的实验,对于芭比特来说,是为了排除那种遗忘症的恐惧,但是当合体的格雷变成个体的格雷,当实验变成了性爱,那个汽车旅馆像是肮脏的交易场所,“肮脏,破旧不堪。我觉得沮丧,但是非常非常绝望。”而且,房间靠近天花板的地方竟然挂着一部电视机,“我只记得上面靠近天花板的电视机,屏幕冲着我们。”

电视机成为一个旁观者,不是接受噪音,是制造噪音,不是走向死亡,是逃避死亡,“我对于芭比特的一部分爱慕一定是纯粹的轻松感。她不是一个满腹秘密的人,至少在她的死亡恐惧使她陷入秘密研究的疯狂和性欺骗之前不是。”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关于死亡的阴谋,“戴乐儿”的瓶子只不过是一个闹剧,而死亡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凸显活着意义的行为,珍妮说,“但是我认为,人丧失了死亡的甚至死亡恐惧的意识是错误的。死亡难道不是我们需要的界限吗?难道不是它赋予生活以珍贵的实质、明确性的意识吗?你必须扪心白问,如果你失去了有关最后界线、界限或限度的认识,此生你做过的任何事情还会有美和意义吗?”

忘掉生活,还是忘掉瓶子?忘掉噪音还是忘掉汽车旅馆?忘掉身上的毒素带来的两分钟死亡,还是忘掉天花板上那只电视机?我似乎总是看见芭比特“永恒的等待着的裸体”,看见“死气沉沉的,尚未完全成形”的格雷,看见汽车旅馆里电视家下面的性爱,这是暗示,省去了流泪、激情、恐惧、恐怖、我在尼奥丁-D中的暴露的暗示,“我告诉丹妮斯,暗示的力量比副作用更至关紧要。”那和药片无关,和戴乐儿无关,和变成另一个人的死亡无关。我的世界里有了一把枪,“一把藏匿起来的能致人死命的枪。它就是一个秘密,它就是第二生活、第二自我、一场梦、一种魔法、一个阴谋、一场谵妄。”德国制造,以及三颗“楚姆瓦尔特”手枪子弹。

死亡变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仪式,具有了废墟遗迹法则:“废墟遗迹的创造,就是要显示隐匿在权力原则后面的某种怀旧情愫,或者想建构后人渴望的倾向。”而当你成为杀人者的时候,看到的死亡才会让人获得意义:“人的整部历史都是企图通过杀死他人来解除他们自己的死亡?”也就是说,从死亡的人变成杀人者,是为了在阴谋中活命,是为了在数字里找到具有象征的奇数,这是生活的本真状态,默里指出的:“恐惧才是不自然的。闪电和雷鸣是不自然的。痛苦、死亡、现实,这些统统是不自然的。我们不能按它们的现实模样去忍受这些东西。我们知道得太多。所以我们自我压抑、妥协和伪装。这是我们如何幸存于宇宙之中的方式。这就是人类的自然语言。”

自然语言,也是声音的形式,死亡变成了我的计划:“不通报姓名就进去;取得他的信任,等待他不加防备的时刻;取出“楚姆瓦尔特”自动手枪:向他的肚子开三枪,伤得他痛苦时间达到最长;将手枪放在他手里,以示其为一个孤独者的自杀;在镜子上涂几句半通不通的话;把斯托弗的汽车留在特雷德怀尔的车库里。”是的,四颗“戴乐儿”药片和三颗“楚姆瓦尔特”手枪子弹组成了心的声音,新的死亡,新的阴谋,最后的结局一定是这样的:“枪声加上了反射声波,在白色的房间里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响。我看着鲜血从受害人的腹部喷射而出,形成一个精美的弧形。”

人终归是要死的,这是自然的一种,“谁会先死”无疑是一个伪命题,不管是在毒气事件的灾难面前,还是在充满噪音的生活面前,死亡以最自然的方式,而那把自动手枪可以放在已死去的他的手上,就像他自己选择了自杀,而房间的电视里图像在跳动、摇晃,“到处是白噪音”,到处是无关罪恶的自然:“我向他开了枪,又使他相信是他向自己开的枪;然而此刻我感觉到,在把我俩的命运联在一起、实际地领着他迈向安全时,我就给我俩、给我们所有的人带来了荣誉。”

谁会先死?始终如一的白色在世界蔓延,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亡,不管是奇数还是偶数,不管是五十一岁还是五十岁,也不管是被杀还是自杀,都在一种自然状态中抵达,而超市的付款终端已经配备了全息扫描仪,它给毫无差错地给每件货物的二进位代码解密,“这是波与辐射的语言,或者是死者向生者说话的方式。”扫描,进入其中,所需要的一切应有尽有:“超自然和外星球的故事。神奇的维生素,治癌的特效药,减肥疗法。对于名人和死者的迷信和崇拜。”

当然,还有那台“始终如一,白色的”电视机。

美的历史

编号:Y92·2140120·1050
作者:【意】翁贝托·艾柯 著
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版本:2011年10月第1版
定价:98.00元亚马逊71.10元
ISBN:9787020066698
页数:440页

“美向来并非绝对、颠扑不破,而是随历史时期与国家之异而异,非仅身体之美如此,神,圣徒,观念之美亦然。” 美是和谐?美是魅力?美是平衡?美是节奏?从古希腊以降,直到今天,对于美的阐述一直没有停止,而作为艾柯第一本“有图为证”的著作,《美的历史》通过多层次布局,以主叙述带出源源不绝的绘画、雕刻作品,并长篇征引各时代的作家与哲学家,书前附上多页依时代顺序安排的图片对照表,使自古以来的对于“美”的观点之演变史一目了然。藉由本书,艾柯带我们一步步穿过许多历史时代,从古典以至当代,一路破除成见,打开新视角,来到今天的审美观:今天的审美世界是一个宽容、综纳百川的多神世界。《美的历史》是大师艾柯历时45年的巨献,已被译成28种语言,风靡全球。翁贝托·艾柯将美于时代洪流中抽丝剥茧,对美的发展历程做广博精辟的说明,广及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呈现方式具独特的质感、美感,随处展现着美学大师的真知灼见,俨然一部不可多得的收藏宝典。


《美的历史》:神庙西侧的戴奥尼索斯

人发现自己丧失宇宙中心的地位,为之沮丧,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所怀和平、和谐世界的乌托邦憧憬亦趋式微。政治危机、经济革命、“铁的世纪”的战争、疾疫重返:诸事并发,使人更加惊觉宇宙并不是特别为人类量身打造的,人既非造物,亦非造物之主。
——第九章 从优雅到不安的美

并不是只有人类在丧失宇宙中心地位的时候,才会沮丧,宙斯在与忒拜公主塞墨勒私密幽会而现出雷神的原形时,那一场印证爱欲的大火也成为毁灭的象征,塞墨勒被宙斯的雷电烧死的时候,宙斯的心中是不是也有过类似沮丧的东西?只是他救出了不足月的婴儿狄俄尼索斯,把他缝在自己的大腿中,此种新生的救赎像是对宙斯的某种宽恕,但是那“宙斯的腐腿”含义的名字在象征新生的时候,也成为古希腊悲剧的起源。

狄俄尼索斯,在《美的历史》里译成戴奥尼索斯,作为酒神,他的像就刻在德尔斐神庙的西侧,那远离缪斯群像的西侧,远离阿波罗像的西侧,不受羁绊、破坏一切的混沌之神也在《美的历史》第55页的页码里。在这个克莱奥弗拉德斯画家的“红色人像双耳陶瓶”上,戴奥尼索斯手拿着葡萄,以一种祭祀的方式酿造着葡萄酒。他握有葡萄酒醉人的力量,也以布施欢乐与慈爱成为极有感召力的神,但是这样的力量、感召对于戴奥尼索斯来说,却是从出生开始就戴上了惩罚的魔咒,天生嫉妒的天后赫拉即使在戴奥尼索斯成年之后也没有放过,使他疯癫,使他流浪,所以在戴奥尼索斯成为酒神的历程中,实际上充满着悲剧,而这种悲剧对于太阳神阿波罗为代表的秩序与和谐来说,则是黑暗中的破坏力量。

阿波罗是德尔斐神庙的守护神,神庙的墙上刻着四条准则:至善即至美、遵守界限、毋骄傲、毋过度。这是希腊人审美意识的规则,也是宇宙和谐世界观的代表。而阿波罗与戴奥尼索斯,却在德尔斐神庙的两侧,他们以一种对立的方式表达着秩序与颠覆、和谐与破坏,甚至喜剧和悲剧的对立。这种并非巧合的对立是永远都在的“混沌扰乱和谐之美的可能性”,是希腊人审美观念中始终未曾解决的内在对立,“这些内在对立,希腊人的审美观念远比古典传统偏重的那种简化要更复杂,更具问题意识。”那么这种对立的问题意识包含哪些方面?

一是美的感官和感觉之间的对立,美有时候是感官的体验,有时候却是表象之外的感觉,赫拉克利特认为感官和感觉之间的间隔超过了艺术家弥合的努力,“世界的和谐之美其实是一种漫无秩序的流动。”第二种对立是声音与视像之间的对立,希腊人认为美的“可见的形式”正是阿波罗代表的能度量和数字次序表现的东西。而混沌和音乐却在阿波罗之美的黑暗面,也就“归为戴奥尼索斯领域”。而最后一种对立则是“远/近”,远是可听可看的美,是保持距离的美,而近则是可闻可触可嗅。三种对立,直到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才被放置在一起,才被纳入现代研究范畴。“我们伸手捕捉幻景的时候,大自然用你的幻觉达成它的目标”,人类的意志造就的美是一种艺术家的“胜利”,也即是阿波罗式的美,而戴奥尼索斯的美则是另一种悲剧的疾呼:“要像我这样!在没有止息的现象之流里,我是永恒创造力的原母,永远推向存在,永远在现在的变动不局里寻得满足。”所以阿波罗代表的是“静穆的和谐”:“在古希腊作‘秩序与节制’解,是一种美,尼采称之为阿波罗式的美。”但这种美也是一道障幕,用以掩盖一种破坏宁静的戴奥尼索斯式的美:“此美并无明显形式,而是超越表象。这是一种欢喜而危险的美,为理性之反,每每以着魔与疯狂见于描述。”

这是晴和雅典天空的阴暗面,这是神秘的启蒙仪式和晦暗的牺牲仪式,这是受和谐之美压抑之后的扰乱,这也是被当代人“频频汲用的一个幽秘又重要的美源”。这两种对立,两条道路构筑的美在从古希腊时代一直到现代大众传媒时代,各自发展,又相互影响。而其实对于美来说,这种对立,这种互补就是为了呈现一个完整的发展脉络,所以在《美的历史》的导论中说:“所以,我们必须花些工夫,看看不同的美的模式如何并于同一时期,以及其他模式如何穿越不同的时期彼此呼应。”这种不同模式,不同历史阶段的呼应正是为了寻找到美的意义,为了解答什么是美的本质问题。缪斯说:“唯有美的才受人爱,不美的,没有人爱。”美其实是一种爱,一种激发爱的心灵的感触,而这种爱在一定程度上是善,是超脱事物的一种态度,“美丽的事物,如果是我们的,会使我们快乐,但即使属于他人,也仍然美丽。”也就是说,美不美和占有不占有并没有必然关系,我们谈论美,是因为事物本身的缘故而享受它,而那种嗜欲、妒羡、占有欲、贪婪,都与美的情操了无关涉,所以美是一种独立状态,是一种享受的感觉,在那些绘画、雕刻和诗作面前,我们只是感受,只是享受,只是刺激我们的欲望。所以那系列的对照图中,我们感受的是美的发展变化,感受相距遥远的哲学家、作家和艺术家“如何重拾并发展(或许加以变化)纷繁多样的美的观念”,从公元前3万年威伦多夫的维纳斯,到1863马奈的奥休匹亚,再到1997莫妮卡·贝鲁奇的裸体,这是美丽的象征;从公元前6世纪的青年雕像,到1985年阿诺德·施瓦辛格在电影《魔鬼司令》中的造型,这是力量的象征;从裸体的维纳斯到穿上衣服的维纳斯,再到维纳斯的脸与法;从裸体的阿多尼斯到穿上衣服的阿多尼斯,再到阿多尼斯的脸与发;从圣母、耶稣、君主和女王的形象演变,到各种比例有关的美的作品,这些纷繁多样的观念作品组成了“并非绝对、颠扑不破的”的美的历史。

但是,美并非是统一的意见集合,正像阿波罗和戴奥尼索斯的对立一样,美是一种观念的变化,正如色诺芬所讲的那样:“假使牛或马或狮子有手,能如人一般作画,假使禽兽画神,则马画之神将似马,牛画之神将似牛,神之状貌各如它们自己。”如果把古希腊作为美的历史的端点,他们的审美理想里并没有独立的地位,“一切令人愉快,引起悦慕或吸引眼神的人或事物,皆谓之美。”即使海伦造成了特洛伊战争,她的无法抗拒的美也免除了她造成生灵涂炭的罪恶。而在这些缺乏真正的美学理论的古希腊,却开始了对于理想之美的探寻:肉体与灵魂圆谐的美,这是形态之美与灵魂之善的结合,也是最高的理想,而在颂神歌里,这样的理想之美逐渐使美具有了艺术特色:“在颂神歌里,美是宇宙的和谐;在诗,美是使人欢悦的魅力:在雕刻,美是作品成分的适当配置与平衡;在修辞,美是恰当的音节奏。”

和谐、欢愉、平衡、恰当,这些标签在毕达哥拉斯那里最后变成了合比例的美:“美德是和谐、健康,一切美好的事,以及神性。因此,一切事物都是依照和谐而形成。”宇宙论、数学、自然科学以及美学结合在一起,成为毕达哥拉斯的贡献,而“美学/数学”宇宙观的诞生,则将“万物源于数学”的理论成型,四元体是完美的范例,奇数和偶数的对立体现着和谐,而“有限与无限、一与多、右与左、男与女、直与曲的对立”其实是导向一种“既善且美”的终点,而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和谐其实是一种对立物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也逐步发展成为宇宙论,而在这万物之上却有一个共同的主宰,这个主宰是“神圣原理即灵魂、神意、命运”,所以到了中世纪,阿奎那说,美要存在的话,不但必须比例恰当,还必须完整,也就是说,一切事物必须具备属于它们才对的部分,残缺的身体因此是丑的,同时还要有光辉——“颜色清晰之物才是美的”。

从“上帝是一种弥满全宇宙的光流的光辉”的颜色之美,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宏大理论”,从风格主义的优雅美,到新古典主义的理性之美,美其实都在这样一种和谐、秩序、规范中前行和演变,或者说这就是一种代表善的阿波罗式的美,但是正如德尔斐神庙的这种对立,阿波罗的背面永远是颠覆、破坏、着魔和疯狂的戴奥尼索斯,永远有着悲剧情怀的酒神,而美也在演变中走向了丑的一面。

康德说:“美的艺术,其优越性在于,它美丽地描写在自然里丑或令人不悦的东西。”美丽地描述丑的或不悦的东西,这是不是美的另一种阐释,这是艺术之美,“复仇女神、疾病、战争的蹂躏等等,虽是恶事,也能描述得非常美,甚至以图画表现。”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了对于魔鬼的美丽再现,这便是“怪物之美”,“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些怪物。解法有二。一是将怪物纳入普遍象征的大传统之中。(一切世上之物,无论动物、植物或矿物,都有道德意义),或者,凡物皆有其寓意,亦即透过它的形态或成分来象征超自然理念。”在康德那里,便成为一种审美快感的表达:“只有一种丑能依照自然的样子来表现而不破坏一切审美快感,因而也不破坏艺术美。”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美被质疑为没有灵魂、空洞的表现,所以风格主义消解古典美,消解和谐的比例,消解理性,“比例与不合比例的区辨不复成立,形式与无形式、有形与无形的分别不复成立:没有形式、无形、模糊的呈现超越了美与丑、真与伪的对立。美的再现日趋复杂,艺术家诉诸想象多于智思,自创新规。”这是一种破坏,也是一种重建,将自我定义为小宇宙的人类开始感受到了“沮丧”,那种和谐的乌托邦开始式微,人已经不是主宰,也从优雅变成了忧郁——丢勒的那幅《忧郁》之画,将忧郁与几何相连,变成了一个象征。曾经的几何就代表着数字宇宙,代表着和谐比例,而现在成为忧郁的方式,成为丧失中心地位的一个隐喻。

18世纪虽然有理性世纪之称,但是,“18世纪是卢梭、康德与萨德侯爵的世纪,甜美人生与断头台的世纪,活力爆发的巴洛克极盛期与洛可可、新古典主义美学蓬勃的世纪,思考并呈现这么一个世纪,自当如是,方近真实。”多元的观念造就了多元的美,而18世纪下半叶发展出来的废墟美学,则将新古典主义的美导向暖昧,在大卫《马拉之死》里,似乎是尊重史实的创作,但是它的意义“不在于冷眼复制自然,而在于其中糅合了各种彼此矛盾的情愫”,这种矛盾体现在:“这位遇刺身亡的革命家,其坚忍的美德使他的肢体之美成为一种媒介,用以重新肯定对理性与大革命的信仰;然而那没有了生命的身体,也透露生命无常的沉哀,凡百事物一旦为时间与死亡吞噬,即永难挽回。”

这看似一种悖论,但身体之美和死亡所展现的悲剧之美却融合在一起,美慢慢变成康德所说的“不涉利害的快感”:快感的物体,我们界定为美,从而在理性之上中发展出了崇高之美:崇峻、壮观的绝崖、电闪雷惊的乌云、火山、暴风雨、汪洋大海,以及其余所有显示自然无限的现象。这些现象让人类的理性独立于自然,也使精神超越感官经验,而崇高在18世纪的时候,也含有对不成形状之物、痛苦、恐惧的偏见。崇高的悲剧性是不是被戴奥尼索斯的酒神精神所照耀?柏克在《崇高与美的观念起源之哲学探讨》中说:“以任何方式激起痛苦与危险之念,亦即,任何恐怖、富于恐怖之事物,或以类似恐怖的方式运作的事物,都是崇高之源,亦即,能产生人类所能感觉的最强烈情绪。”

这种最强烈的的情绪甚至有着产生快感的恐怖:“恐怖如何产生快感?里面蕴含一种对恐惧肇因的超脱,以及对恐惧的漠然。痛苦与恐惧只要其实无害,即成崇高之因。同理,与崇高相连的恐怖,是对不能为我们所拥有,但也无法伤害我们之物的恐怖。”不能为我们所拥有当然是一种美,不管是哥特小说中情色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对死亡的吟咏,不管是惊奇于自己一时满足的丹蒂主义,还是弥漫着腐烂、昏晕、倦怠、恹恹之感颓废主义,都在走向一种“丑的美学”,一种戴奥尼索斯的着魔与疯狂。而这种着魔和疯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人丧失宇宙中心的一种沮丧,一种非主宰地位的悲剧。而到了新的时代,美甚至从精神、宗教层面而转向物质,玻璃、铁、铸铁的建筑革命带来的是机器之美,“美学体系重新重视物质,20世纪艺术家则每每独重物质,从新方向探索可能的形式。”而“碎形美学”的出现更将美带向物质化的工业时代。

从和谐之美到崇高之美,从宗教之美到物质之美,从抽象形式到物质的深度,这是美的发展,也是多元的体现,而在这个大众传媒时代,人的宇宙中心地位更加丧失,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工具,这也使人类陷入了真正的沮丧里:“我们的未来访客势将无从辨认大众媒体在20世纪与20世纪以降传播的审美理想是哪个理想。面对这全然的异同宽容、彻底的混合主义、绝对而莫之可遏的美的多神教,他也束手。”

新科学

编号:H41·2140120·1049
作者:【意】维科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8年10月第1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16.40元
ISBN:9787020066698
页数:631页

全名是《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质的新科学原则》,这本《新科学》所阐述的是古代文化史、诗歌和美学的理论。维柯依据自己对生活和未来的思索,在《新科学》中提出了历史循环论,认为人类首先经历了野蛮时期,然后进入众神时代,处于对自然现象恐惧的支配之下。后来,氏族首领为了避免内外的攻击而建立联盟,于是产生了“英雄时代”。这时出现了贵族和平民之分,由于平民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历史发展到“人的时期”,但这个时代又面临着腐朽、衰亡和返回野蛮状态的问题。三个时代各有相应的不同的心理、性格、宗教、语言、诗、政治和法律。他一方面认为“真理即事实”,“人类的真理是人在知的过程中所组合和造作出来的”,神和宗教都是由人凭想象创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又把神看作世界秩序的最终建立者,把人性作为历史进程中的本原,并把宗教看作文化发展的动力。如今,人们已把维柯看成人类科学的先驱,本书已成为那个时代的里程碑式著作之一。


《新科学》:真正的智慧将导向最高的善

本科学以对宗教虔敬的研究为它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一个对宗教不虔敬的人,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具有智慧的人。
——《新科学·本书的结论》

宗教虔诚对于晚年的维科来说,已经不单是通向智慧王国的信仰,而成为现实世界抵御厄运的方法,坏蛋儿子放荡怠惰的生活,宝贝女儿遭受病魔折磨的身体,都让一个父亲承受巨大的痛苦,“厄运会在我死后继续追捕我”的苦楚寓言却在他临死之前变成自身健康的巨大威胁,肺充血使他再也无法抵抗死神的到来,在玛里亚神父面前,他祷告上帝宽宥他的罪过,祈祷教会对儿女进行资助,并且默诵着达维的颂神诗,“他平安地死于一七四四年一月二十日.享年七十六岁。”

就像他的正直父母“身后留下了好名声”一样,维科以宗教虔诚的方式为自己的生命划上了句号,他似乎用自己的个体生命叙写了“把人和神的知识都结合在一条唯一的大原则之下”的思考,崇敬柏拉图、塔西佗、培根和格罗特这些哲学家的维科一生都在寻找这种智慧和宗教的结合,寻找神的知识和人的知识的结合,或者在思考如何在形而上学智慧之下用人实在的样子和人应有的样子,用玄奥的智慧和普通智慧去看人,最终用包罗全部哲学和语言学的“普遍的法律”给一切民族指明通向终极智慧的道路。这种“建立在天意或神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的哲学语言学是维科的理想,而这种永恒的理想在维科生命终结之前就已经用文本的方式完成,那便是这本在他逝世20年前就已经完成的《新科学》,“凭这部著作,在现代而且在真教的怀抱里把全部异教中关于人和神的智慧的原则都揭示出来了”,这是天主教的光荣,维柯也因此为意大利祖国赢得了一种优点,“即不用欣羡新教国家荷兰、英伦和日耳曼的上述三大法学权威。”

人和神的智慧结合对于维科来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继承,而是一种“否定方式”,也就是他站立的起点是以前那些错误的法学理论,至少在维科看来,廊下派和伊壁鸠鲁派的伦理哲学都不能指向宗教虔诚带来的智慧,“因为这两派所倡导的都是孤独汉们的伦理哲学”——伊壁鸠鲁派是些关在自家小花园里的懒汉,而廊下则是企图不动情感的默想者。“独孤汉们”的哲学映射着人的狭隘和偏执,“由于人类心灵的不确定性,每逢堕在无知的场合,人就把他自己当作权衡一切事物的标准。”人是世界的尺度,人是衡量的标准,而这种哲学论理带来的是无知和谣传,就像塔西佗所说:“凡是人所未知的东西他都把它夸大了。”而且人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到自己脚下的一切,对于辽远的未知的事物,都是“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从人类的起源来说,是微小的、粗陋的,而且是渺茫幽暗的,这是事物的自然本性,人夸大了未知的一切,实在是一种狭隘,而且在维科看来,人的尺度里还有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虚骄讹见:“认为自己比一切其他民族都较古老,早就已创造出人类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而他们自己所回忆到的历史要一直追溯到世界本身的起源。”另一种则是学者们的虚骄讹见:“他们认为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就和世界一样古老。”人对于世界认识的夸大和两种虚骄讹见,都远离了哲学本来的意义,远离了真正的智慧,而在维科看来,不仅哲学需要按照人应该有的样子看人,而且在政治立法上,也应该按照本来的样子看人,“以便使人能变成在人类社会中有很好的用处。”

人本来的样子到底是怎么样的?在维科“否定方式”的新科学体系中,人就是要在宗教虔诚之下寻找真正的智慧,而这种宗教虔诚当然指向天神意旨,指向那个一切起源的神,“新科学”实际上就是“论由天神意旨安排的每种政体都是一种最好的永恒的自然政体”,这种整体也就是柏拉图所构建的第四种政体,善良诚实的人都应该成为最高的主宰,这种政体“是从诸民族的最初起源时就由天神意旨安排出来的”。也就是说,人成为最高主宰就是在天神意旨安排之下的一种实现方式,或者说,善良诚实的人就是满怀着宗教虔诚的人,是具有智慧的人,也是另一种神。

那么维科如何建立这样一种充满天神意旨的“新科学”,置于卷首的图形成为全书的总纲,在这里既有人类各种活动和制度的要素,也有它们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在这张图里,有天体中的地球,有长着翅膀的妇人,有放着光辉的三角形,有狮子宫、室女宫的符号,有凸形宝石散发的光线,有象形符号的祭坛,有占卜的签,有装在瓶子里的水,有点燃的火炬,还有舵、罗马法棒、刀、钱袋、天平、节杖,而这些人物、符号、物品都具有象征意义。在维科看来,地球便是自然界,而登上天体地球的那位妇人就是玄学女神,三角形的光辉就是天神意旨,“玄学女神以狂欢极乐的神情观照那高出于自然界事物之上的天神。”天神意旨传递到玄学女神那里,就开始了对于人类精神界的重建,“照耀到装饰玄学女神胸部的凸形宝石上的那股天神意旨的光线表示玄学女神所应有的纯洁的心,既没有受到精神上的骄气,也没有受到身体上的恶劣嗜欲这两方面的污染。”精神上的骄气体现就是韧诺拿命运来代替天神意旨,而身体上的嗜欲就是伊壁鸠鲁拿偶然机会来代替天神意旨,这些就是那种“独孤汉们”的哲学论理,所以那一束代表天神意旨光线的就是纯洁的象征,就是一种虔诚,一种诗性智慧:“这种诗性智慧,即神学诗人们的认识,对于诸异教民族来说,无疑就是世界中最初的智慧。”而在这种诗性智慧之下,便有了象征宗教的祭坛,有了占卜和观察预兆的签,有了象征牺牲典礼的水,有了象征婚姻制度的火炬,有了象征埋葬制度的骨灰瓶,有了象征航海迁徙的舵,有了象征“凡俗的”语言文字起源的碑板,也有了象征统治的法棒、武力的刀、经济的钱袋、公正的天平和宣战的节杖。

维科:平安地死于一七四四年

登上地球,接受神光,玄学女神连接着神界和自然界,一方面通过以自然界的主宰身份关照天神意旨,而另一方面天神意旨通过自然界使人类获得生存和维持生存,玄学女神,拥有着头角和翅膀,也拥有着狂欢极乐的神情,而玄学女神其实就是维科自我的设计,所以玄学女神为代表连接神界和自然界的“新科学”便也成了玄学,“从天神意旨的角度去研究各异教民族的共同本性,发现的起源,从而建立了一套部落自然法体系。”而从这一套自然法体系为出发点,维科就以玄学女神的名义开始构建“新科学”,这其中包括时历、要素、原则和方法。维科建立时历表中,起点是世界大洪水,终点是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其中参照的民族包括希伯来人、迦勒底人、西徐亚人、腓尼基人、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在这“最不确凿可凭的”时历中,维科只是想在其中建立自己的体系,如入无人之境的结果就是可以摆脱那种民族的虚骄讹见和学者们的虚骄讹见设立的标准,“谁先占领,谁就取得占领权”对于维科来说,就是一种野心。

这种野心在“要素”的确立上,就表现出对于人那种狭隘和偶然随机性心灵的否定,“世界各民族到处都从宗教开始。这将是本科学的三大原则中的第一个。”这也是他对于塔西佗那句“凡是心灵一旦受到威胁,它就易于走向迷信”的响应,在他看来,宗教意义就是体现天神意旨,“天帝约夫挥动了他的雷电,击倒了巨人们,每一个异教民族各有他们的天帝约夫。”如果天帝约夫代表的是神的时代,那么天帝约夫的儿子赫库勒斯就代表英雄的时代,而在天帝约和夫赫库勒斯之后,便是人的时代,人如何响应神和英雄,如何影响宗教?维科提出回到人的原始野蛮状态,“所以我们必须和语言学家们一道回到杜卡良和庇娜的钓石头,回到安菲翁的岩石,回到从卡德茂斯的犁沟里生长出来的那些人,或是回到维吉尔的硬橡木去找这种开始。我们还要和哲学家们一道回到伊壁鸠鲁的蛙,霍布士的蝉,格罗特的傻子们,回到没有天神的照顾而投生到这个世界里的那些人。”在这种野蛮状态下,天神观念便出现了:“人堕落到对自然的一切救济都绝望了,就希望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救济他。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就是天神,而这个道理就是天神放射给全人类的光亮。共同的人类习俗可以证实这一点,那就是:浪子们到了老年,感到自己的各种自然力量都衰竭了,就自然地转向宗教。”也就是说,在人对自身力量绝望之后,便希望有超自然的力量来救赎他,这就是天神的公道,“其目的就在维持住凭天神意旨来行使公道的人类社会。”

而作为人的智慧表现,就是诗歌:“诗既然创建了异教人类,一切艺术都只能起于诗,最初的诗人们都凭自然本性才成为诗人[而不是凭技艺]。”也就是在真正的智慧中,找到教导人认识神的制度的方法,“以便把人的制度导向最高的善”,这便是诗歌智慧,而诗歌智慧就起源于玄学。“诗性智慧的起源追溯到一种粗糙的玄学。从这种粗糙的玄学,派生出逻辑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全是诗性的;从另一肢派生出物理学,这是宇宙学和天文学的母亲,天文学又向它的两个女儿,即时历学和地理学,提供确凿可凭的证据——这一切也全是诗性的。”所有学科都呈现出诗性,这便是维科提出的一个“不违反理性的假设”:“在世界大洪水之后,人类先住在高山上,稍迟就下到平原,最后在长时期定居居以后才敢走近海岸。”这也就完成了维科的诗性智慧对于天神意旨的连接:

我们将明白清楚地显示出异教人类的创建者们如何通过他们的自然神学(或玄学)想象出各种神来;如何通过逻辑功能去发明各种语言,如何通过伦理功能去创造出英雄们,通过经济功能去创建出家族;通过政治功能去创建出城市;通过他们的物理功能去确定出各种事物的起源全是神性的;通过专门研究人的物理功能,在某种意义上,创造出人们自己;通过宇宙功能,为他们自己制造出一个全住着神的世界;通过天文,把诸行星和星群从地面移升到天上;通过时历,使经过[测量的]时间有了一种起源;又如何通过地理,例如希腊人,把全世界都描绘为在他们的希腊本土范围之内。

诗性的玄学实际上就是一种想象,一种对于创造者的想象,“最初的神学诗人们就是以这样方式创造了第一个神的神话故事,他们所创造的最伟大的神话故事就是关于天帝约夫的。”从最初的诗性玄学出发,就有了诗性的逻辑,用来指明神的实体意义,从而有了语言和字母的起源,有了语言和字母,便有了诗体,有了艺术。另外,也产生了从虔诚开始的诗性伦理,而这种虔诚就是由天意安排来创建各民族的宗教,在宗教的虔诚下,也有了敬畏神的婚礼和葬礼。而诗性经济体现的在家庭经济中实现天神的意旨。当然,随着氏族和家人们的逐渐创建,归附在英雄们的信仰、权力和保护之下,便有了社团,有了首领,有了国家,这便是诗性的政治。诗性逻辑、诗性伦理、诗性经济和诗性政治都是诗性的形而上学方面,在另一个分支上,诗性智慧派生出诗性物理,从而又派生出诗性的天文、诗性时历、诗性地理。

“神学诗人们是人类智慧的感官,而哲学家们则是人类智慧的理智。”不管是感官还是理智,都是人类智慧的组成部分,神学诗人们对于诸异教民族来说,是世界最初的智慧,而在维科看来,这诗性智慧的最具代表性人物便是荷马。作为一个盲诗人,作为一个记叙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伟大史诗的诗人,荷马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荷马雕像安置在有裂缝的基石上就表明真正的荷马的发现”。有裂缝的基石,是不是表明着对于荷马的怀疑?甚至是对于史诗作者的怀疑,荷马到底是哪里人?生活在什么年代?为何两部史诗的风格如此迥异?这是维科设下的议题,而“发现荷马”最重要的不是寻找荷马的真实存在性,而是厘清荷马到底是不是一个哲学家。

“所以我们应承认荷马所叙述的:他是凭诸天神的力量来尊敬诸天神的。”在荷马的诗歌里,有着英雄们嗜酒贪杯的故事,有着精神上的苦恼和解脱,也有着“智意见称的攸里赛斯”,但是凭借天神的力量来尊敬诸天神的荷马并非是一个哲学家,“那种人心智薄弱像儿童,想象强烈像妇女,热情奔放像狂暴的年轻人,因此,我们否认荷马有任何[哲学家才有的]玄奥智慧。”荷马史诗中对于英雄的各种缺点的描写是一个矛盾:“荷马同时把他的英雄描绘为既有那么多的文明习俗,又有那么多的野蛮习俗,特别在《伊利亚特》里是如此。”野蛮行为和文明行为的混淆,甚至可能证明荷马是两个人,就像贺拉斯提出的观点:“我们就必须假设荷马的两部史诗是由先后不同的两个时代中两种不同的诗人创造出来和编在一起的。”《奥德赛》的作者荷马来自希腊西部偏南,而《伊利亚特》的作者荷马却来自希腊东部偏北,但是这对于“荷马”这个诗人的称谓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寻找真正的荷马其实是寻找那个诗人智慧,寻找传达天神意旨的神学诗人,所以维科认为,荷马史诗中的神话故事是起源于真实的历史,只是后来逐渐遭到修改和歪曲,“最后才以歪曲的形式传到荷马手里。因此荷马应该摆在英雄诗人的第三个时期。”

这第三个时期其实就是荷马时期,就是从英雄到人的时期,而“荷马”的真正意义在于是理想中的诗人,并不是自然界真实存在过的具体的人,因为从考据学的角度出发,不要说荷马,就是特洛伊战争都可能是不真实的,所以,“单就希腊人民在诗歌中叙述了他们的历史来说,荷马是希腊人民中的一个理想或英雄人物性格。”他是英雄时代高明无比的诗人,是生在“记忆力特强、想象力奔放而创造力高明”的时代,是想象中的诗人,具有超强的智慧和力量,所以,“荷马决不是一个哲学家”。而当“荷马”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符号:他是希腊政治体制或文化的创建人;他是一切其他诗人的祖宗;他是一切流派的希腊哲学的源泉。

诗性智慧响应着天神意旨,诗人们是连接天帝的玄学女神,从天神意旨角度去研究各异教民族的共同本性,从而建立一套部落的自然体系是维科“新科学”的目标,所以在阐述完整的诗性智慧体系之后,对于诸民族所经历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归纳,他认为,所有异教民族都是按照埃及人所说的神、英雄和人的先后三个时代次第前进,继而发展另外十个三位一体的整体:“三个时代有三种不同的自然本性,从这三种本性就产生出三种习俗;由于这三种习俗,他们就遵守三种部落自然法,作为这三种法的后果就创建出三种民事政权或政体。为着便于已进入人类社会的人们一方面互相交流上述三种主要制度,就形成了三种语言和三种字母;另一方面为着便于辩护,就产生了三种法律,佐以三种权威或所有制,三种理性和三种裁判。这三种法律流行于三阶段时间,这是诸民族在他们的生命过程中都遵守的。”

这是系统而完整的“新科学”,而对于从历史时期总结出的整体,在维科的现代观念中也依然适用,“凭本科学的一些原则的光照来瞭望古代和近代世界各民族”,从寒冷的莫斯科,到可汗统治的元朝帝国,从远东的日本天皇下的人道,到中国皇帝温和宗教下崇尚文艺,从欧洲基督教信仰,到美洲印第安人被欧洲人发现,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理想和永恒规律:“一些永恒规律的理想性的历史,这些永恒规律是由一切民族在他们兴起、进展、成熟、衰颓和灭亡中的事迹所例证出来的。”不管是历史意义的“三位一体”阶段,还是地理意义上的各民族和国家,都包含在维科新科学的“总的整体”中,“这个总的整体就是都信仰一种有预见的天神的宗教。这就是形成和赋予这个民族世界以生命的精神整体。”

“世界会是微不足道的,除非它能对全世界人提供探讨的资料。”对于维科来说,这些涉及全世界各民族共性、普遍性的完善理想的科学是不断发展的,正是这种向前发展的普遍规律才是新科学的。而维科在建构这样的“新科学”的同时,当然要将宗教的意义推向一个高度,在他看来,对于有预见的天神的敬畏便是宗教,而在这种宗教力量下各民族才会最终形成一种精神整体,一种诗性智慧,宗教打动各民族人民的情感,“它教导一种无限纯洁完善的上帝的理想,命令对全人类都要慈善。”维科以欧洲的基督教为理想信仰,却将其他有关宗教称为虚伪的宗教:“不过我们的基督教和一切其他宗教之间有一种本质区别,基督教才是真实的,而其他宗教却全是虚伪的。在我们的基督教里,神的恩惠推动合乎道德的行为来达到一种永恒无限的善。”这种虔诚实际上已经含有了偏执,含有了欧洲中心的狭隘论,实际上,维科建立新科学的目的是否定那种命运代替天神和偶然性代替天神意旨的观念和学说,否定民族的虚骄讹见和学者们的虚骄讹见,但是在这种在“否定方式”上的重建却是另一种虚骄讹见,“凡是人所未知的东西他都把它夸大了。”毕竟,维科也是一个人,一个七岁跌到楼底失去知觉的孩子,一个子女走向不同道路的父亲,一个身体一天坏似一天的病人,以及最后“平安地死于一七四四年一月二十日”的哲学家。

单行道

编号:B82·2140120·1048
作者:【德】瓦尔特·本雅明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2年10月第1版
定价:16.00元亚马逊11.00元
ISBN:9787544732260
页数:122页

“他的哲学兴趣针对的完全不是无历史的存在,而恰恰是在时间上最确定的、不可逆转的事物。因此题目叫做‘单行道’。”薄薄的120页,到底能将我们带向何种时间的“单行道”?格言、笔记和杂感等各种形式的文本,本雅明似乎并不是想告诉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是不是都如我们看见的那样是一种真实,加油站、邮票交易、中国古董甚至梦境,这些事物的本质到底在哪里,或者我们通过何种途径才能深入其中,所以与其说是事物,不如说是迷宫:“本雅明首次在1928年出版的《单行道》一书并不像人们粗粗翻阅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本断想集,而是一本意象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那些筑基于特定意义关联的实事,而是推翻了现有的概念思维,恰恰通过这样的思维短路,那实事间潜在的意义关联才跃然跟前,人面对实事的判断能力重又被激发了出来,哲学、文学、政治和社会,不是单行道,是交叉之路,甚至永远没有终点,这或许就是这位“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告诉我们的那条路。


《单行道》:我笑着从梦中醒来

今天,对物之实质最切实、最具商业性的审视是广告。它拆除了观察得以自由展开的领地,使物近得有点可怕并向我们直冲而来,就像电影屏幕中一辆变得巨大的汽车向我们冲来一样。
——《供出租用的墙面》

就像电影里那强行截取的近景引发轰动效果一样,那广告以巨幅的方式出现在墙面上,而且是供出租用的墙面上,巨大的冲击,带有可怕的动感,一下子打碎了那些“没有偏见的”、“自由的”的谎言,打破了批评家所沉溺的天真的“事实性”。牙膏、化妆品,就像电影里的那些感伤一样,恢复了人们哭泣的能力,消除了一直以来那种无能的感觉。但是当广告的效用优于批评,当对象的气息激起了感觉的源泉,是不是那些最具商业性的广告成为我们信念的所有,成为我们与物的真正接触,或者说,那面消灭了衰落和无能的批评的墙面,是不是我们真正所追求的艺术?“不是闪烁的霓虹灯广告牌上面的内容——而是沥青路面上反射出的那摊火光。”

火光,反射在墙上的火光,照亮广告的火光,以及去除了物世界可怕信念的火光,才是照亮感觉源泉的东西,才是从“事实性”的世界里挣脱出来的效应——像汽车一样向我们冲来,才是真正击溃我们在物世界的那种误解和依赖,才是没有偏见和自由的谎言和无能。供出租的墙面,到底谁是主人?是城市?是国家,还是自我?或者就是那照亮牙膏、化妆品的那摊火光。但是在那火光出现之前,那里是德国通货膨胀而展现的“全景幻灯”,在这里,德国市民的整体状态是对生命攸关的失落和疲软,是没有自信的智力衰退,“在德国大城市里,饥饿迫使最不幸的人靠钞票生活,而匆匆走过的人则试图用钞票掩盖住自己难堪境地的外露。”这是一种物世界的图景,各种生活的理论和世界观最后的意义仅仅是“用来支持某个完全没有意义的私人境遇”,住房短缺、控制交通,这些困境正在彻底消灭欧洲有关自由的基本意象,而这种意象便是“迁徙自由”,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全景幻灯”的世界里,“一幅厚重的帷幕就这样完全遮住了德国的天空,即便连最伟大人物的侧影我们也不再看得清。”

厚重的帷幕,遮住了德国的天空,遮住了迁徙自由的基本意象,当然,也遮住了那面巨大的墙上的广告,遮住了沥青路上反射出的那摊火光,看不清的迷惘也消灭了“事实性”,但是这种消灭对于本雅明来说,却看到了毁灭的力量,以及奋起反抗的道路。当“事情不会再这样继续下去”的承诺最后变成谎言的时候,它对于个人和集体遭受苦难的人来说就出现了一个边界,那就是:毁灭。而在贫困而起的通货膨胀现实中,人一定不会再安于贫困,“那时,他应该对蒙受的每一次耻辱十分警觉,并将其看管好,直到所蒙受的苦难不再将他引向悲痛沉沦的下坡路,而是引向奋起反抗之路为止。”

不安于贫困,走向奋起反抗之路,就像在电影里那强行截取的近景引发轰动效果一样,是从微弱的火光中找到力量,但是这种力量是反射型的,或者说是一种被动状态下的获取,“全景幻灯”像是一个迷失的梦幻,只有擦清那块帷幕才能找到自由,“上帝是全人类的供养者,而国家使他们营养不良。”那么在本雅明看来,国家是不是最大的物?“民众、毒气、电力被放人到了旷野之中,高压电流横穿大地,新的天体在空中开裂,空中与深海响彻各种螺旋推进器震天动地的声音,而在大地母亲的身上到处开挖了宛如献祭的竖井。”这是他对战争状态下那个可怕世界的描述,而在这“技术背离了人性,新婚的婚床变成了血池”的时代,需要的是一种救赎的“上帝”,而在上帝的仰望中,本雅明所提出的是“到天文馆”去的构想,这是现代人接近古人所谓“投入到一种宇宙体验中”去的出路,引用犹太原始王朝鼻祖希勒尔的话说,就是“这个世界只属于那些借宇宙之力生活的人”,宇宙不是开普勒、哥白尼和第谷·布拉赫所驱使的科学冲动,而是在体验中感受一种迷狂:“正是在这种体验中,我们才绝无仅有地既在所有离我们最近也在所有离我们最远的事物中——而不只是在前者或后者中——感受了自身。”而现代人在一味地与宇宙的视看关系中变成了一种技术的征服,变成了一种贪婪的追逐,而这也成为帝国主义驾驭自然的论说基础,技术改变了自然,但是在更大程度上应该改变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技术所做的最大事情是为人性发展提供一个物理空间,使“人与宇宙的交往呈现出一种全新的、不同于它在民族和家庭中所具有的的情形”。

宇宙体验并不是本雅明仰望天体所做的臆想,而是要摆脱物世界,摆脱国家的“全景幻灯”所做的努力,是发现那一滩火光的努力,“真正的宇宙体验并不与我们通常所称为自然的那微小的自然片段联系在一起”,而是一种毁灭之后的反抗,是感受自身的迷狂,是从身躯的控制下挣脱出来。而本雅明把这种力量有限地寄托在无产阶级之上,而关键一点就是要使它康复:“假如这个阶级力量不牢牢把握住这个标准,那么,任何和平主义的论说都无法挽救它。”康复就是有生机体的新生,“在创生的狂嘻中才能战胜毁灭的疯狂”。

无产阶级的力量当然是指向资本主义的国家,指向帝国主义,指向德国通货膨胀下的“全景幻灯”,而在营养不良的国家里。在金钱、财富构筑的资本主义世界里,本雅明从“有关钞票的描述性分析”中出发指出,因为有钞票的这样的文献,“资本主义才会严肃而认真地将自己乖乖展现出来。那是一个自为的世界,里面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拿数字作赌注,将律法诫碑当做女神举着,而威武健壮的英雄在货币前也将剑插入鞘内:那是地狱的入口。”天真无邪的孩子,举着律法诫碑的女神,以及将剑插在地狱入口的英雄,资本主义的世界里有一种毁灭的力量,而在对面的无产阶级,或者并不是消灭它的唯一力量,“有关阶级斗争的观念会具有误导性。它所指的并不是决定‘孰胜孰负’的力量抗衡,也不是指凭决斗的结果来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实际上本雅明抛弃了二元论,至少在国家这个物世界的层面上,他将阶级斗争看成是一种误导,一种非此即彼的信念误解,而在他心里,真正的解救的上帝在于自身,在于宇宙体验般的本真状态下,就像在“加油站”里一样,“观念对于社会生活这部庞大机器来说好比机油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人们并不是站在涡轮机前用机油浇它,而只需往看不见但必须知道的铆钉接口里注入一点点机油。”在铆钉接口加一点点机油,对于一部庞大机器来说,可能是决定性的,是关键作用的,而这种加油方式实际上对基于“没有成为过信念基础的事实”的否定,将生活还原。什么是信念?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有信念的事实?对于物世界来说,它们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雅明从国家物世界返回到事实的物世界,其实是在寻找真正能发出火光的那条“单行道”:“这条路/叫阿西娅·拉西斯街,/是她据此作为工程师/在作者心中打通了这条路。”这是在《单行道》上的题辞,对于阿西娅·拉西斯的献词就像是接近心中的爱与梦幻,让本雅明有一种返回自身的宇宙体验感觉,而这种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物的单行道里迸发出火光。那爱在“古玩”里,“扇子”是坠入爱河的人无时无刻看见的脸庞,是对于无限小的事物的用心体验:“由此可见,想像的能力就是进入到无限小的事物中去的能力,就是在每一程度的扩展上发见所凸现之新内容的能力。”而“浮雕”,则是抛弃与所爱的女人交谈俗套而没有深度的内容,让思想像浮雕一样“在所有褶皱和缝隙中存活”:“如果我们像现在这样只有两人孤自在一起,那么,思想就这样平躺在我们智慧的光照之中,没有任何慰藉和遮掩。”而在“内阳台”的那些植物上,本雅明也在构建他的爱情王国,“天竺葵”是“相爱的两个人在一切之中最眷恋的是他们的名字”;“卡尔特修会的康乃馨”,“对于爱着的人来说,被爱的人好像总是显得那么孤独”;而“常春花”则是:“谁要是被爱,性欲的深渊便会在他身后像家庭的深渊那样合上”;“仙人掌花”则是“被爱的人无理取闹时,真正爱着的人会感到高兴”;“勿忘我”的意义是“回忆往往会将爱过的人缩小了看”……

“唯有不抱希望爱着他的那个人才了解他。”这是本雅明对于“弧光灯”的解读,爱照亮的与物的真正接触,消除了谎言,而除了爱之外,本雅明还深入到梦幻中,捕捉那返回自身的光亮。“拥有意象的时辰,在那间做梦之屋逝去。”梦是易逝的,在“早餐室”里,本雅明就用流传至今的民间传说告诫说:“不要在第二天早晨空着肚子讲述昨晚的梦。”空着肚子表明梦的幽暗阴影还紧紧黏附在人刚醒来时的孤寂中,“与梦中世界依然处于若即若离状态的人通过叙说出卖了这个世界,他必然会遭到报复。用更现代的话说,他出卖了自己。”所以,这样“讲述梦的内容就很可能带来灾难”,“空肚子的人讲述梦时,仿佛在说梦话。”实际上,在本雅明看来,梦不能在物世界的那种役使状态中,必须摆脱“梦话”,必须成为自身的存在。在“前厅”里,造访的歌德宅邸:“当我上前伸手翻开登记簿的时候发现,我的名字已经写在上面了,字很大,歪歪扭扭,是一个孩子的笔迹。”已经写好的名字当然是逃离了出卖自己的那种报复,而且是孩子的笔记,是无邪的象征;而在“饭厅”词条中,他梦见的是歌德的书房:“饭后,歌德费力地站起身,我用手势恭请允许扶他。当我的手碰到他的胳膊肘时,我激动得开始流泪。”在“墨西哥使馆”里,梦里是“圣父的头从右向左一连摇了三下以示否定”的墨西哥神像;在“地下挖掘工程”里,梦中的是“一座远古时期的墨西哥教堂”,那种“前泛灵论时期的墨西哥神殿”使我“我笑着从梦中醒来”。

笑着从梦中醒来,是看见了现实,看见了物世界,看见了那条单行道,返回自身便是在“内部整修,关门歇业!”中重新启动自我世界,“梦中,我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枪响后,我并没有醒来,而是看着自己的尸体又躺了一会儿。然后,我才醒来。”死去的是那种没有信念基础的事实,而醒来的是带着微笑的另一个上帝,不管是对于神像的否定,还是对于神殿的挖掘,对于那一个个梦来说,毕竟还是要醒来,醒来是从废弃的“建筑工地”中,像孩子一样“看到了物世界直接向他们,而且唯独向他们展现的面孔”。那面孔是自身的,是无邪的,是新生,“由此,孩子们就创建出了他们自己的物质世界,一个在大物质世界中的小物质世界。”而这样一种小物质世界也是另一条单行道,在本雅明那里,便成为在行动和动作中交替产生的文学效应,因为“真正的文学活动便不可能指望在文学范围内发生”,这是文学庸常的表现,也是在那充满无能和谎言的批评世界里的“事实性”。而在本雅明看来,“写一篇好散文要经过三个台阶:一个是音乐的,这时它被构思;一个是建筑的,这时它被搭建起来;最后一个是纺织的,这时它被织成。”构思、搭建和织成,都是动态的,是行动意义上的,当然,那就是一摊火光,能照见广告的那面墙:“它必须在传单、宣传小册子、杂志文章和广告中培育出一些不显眼的形式。”培育也是一个动词,一种行动,所以在本雅明的观念里,所有发自行动的观念都具有文学性,在“标准时钟”的词条里,他说:“对于伟人来说,已完成作品的分量要轻于他们倾毕生精力但还未完成的作品,因为只有性格较有缺陷和精神比较涣散的人,才会对完成作品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快感,才会由此感到对自己生命的再次馈赠”,已完成作品是一种静态,而真正的快感来自于未完成的作品。在“中国货”的阐述中,他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抄写”是解开中国之谜的一把钥匙,“抄写的文本就这样单独指挥着抄写者的灵魂,而纯粹的读者绝不会发现文本内部的新视角,绝不会发现文本怎样穿过越来越稠密的内部原始丛林开辟出那条道路,因为纯粹的读者在他如梦般自由翱翔的领地依随的是那搏动着的自我,而誊抄文本者却任凭它发号施令。”

在抄写中指挥自己的灵魂,找到文本内部的新视角,从而在“内部原始丛林开辟出那条道路”,这是自我的单行道,这是文学的单行道,所以本雅明构筑了和文学有关的技巧,“十三这个数字——每当我碰到它,都有一种无以抵御的快感。”引用马赛尔·普鲁斯特的话说,在数字的世界里寻找一种快感,这“十三”包括“作家写作技巧十三则”,包括“用以抨击自以为懂艺术者的十三个命题”,包括“批评家技巧十三则”,而这些被构筑的技巧和命题里,本雅明指出:“写成的作品是构想死去时的面容。”所以实际上,写作是一种进行时态,而写成的书就像妓女一样:“书和妓女都能带上床。”“书和妓女都把时间搞乱。他们将夜晚当白天,将白天当夜晚。”“书和妓女之间自古以来就具有对对方的不幸爱恋。”“书和妓女都是对公众开放的,都是由学生去研读的。”“书和妓女都喜欢在展示的时候转过身去。”“书和妓女都那样喜欢用编造去讲述他们是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书和妓女都有无数后代。”“书和妓女都当众争吵。”……

“书籍中的脚注在妓女那里便是连裤袜里的钞票。”都是一种羞耻,一种带着“有关钞票的描述性分析”的存在,实际上又回到了那个和通货膨胀有关的“全景幻灯”中,所以对于文学,对于作品而言,这是一种庸常的表现,而真正的单行道就是行动:“永远不要因为你没有什么可写了而停止写作,这是文学荣耀的一条戒律。只有必须遵守的时辰(如进餐、约会)或者在作品完成之时,才可以中止写作。”在即时语言中,在传单、宣传小册子、广告的培育中,在未完成作品的行动中,在抄写中,文学完成了本雅明式的创作,完成了单行道的定义,而从爱情、梦幻和文学中发现自身,发现那火光,对于本雅明来说,就是找到了物世界最本真的状态,那种宇宙般的体验。

“《单行道》一书并不像人们粗粗翻阅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本断想集,而是一本意象集。”这是阿多尔诺对这本书的评价,意象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真实事物,本雅明就是在这条单向的通道中寻找那一面墙,那一些广告,那一摊火光,在梦幻的物世界里,其实不是消解物的直接形式,而是要在一种被鄙弃的知识中发现真正自我的东西,就像在梦中醒来之后,笑着走在自己的路上:“每天清晨,白天就像放在我们床头的一件新洗熨平的衬衣一样来到我们床前,这件无比纤细,无比稠密,用纯粹预言编织成的衬衣仿佛就像重新订做的那样合身,接下来二十四小时的幸福则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在醒来时知道抓住它。”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

编号:Z96·2140111·1047
作者:胡绳 著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1981年06月第一版
定价:原价2.80元 15.00元
ISBN:书号11001·409
页数:983页

1973年9月到1979年,作者胡绳用了6年多时间断断续续写成,全书约70万字,1981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胡绳在序言中说:“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以前一段的历史。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的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人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义革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三十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这本书没有采用《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不但因为避免雷同,而且因为这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的历史。

闪闪的红星

编号:Y73·2140111·1046
作者:
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版本:1975年02月第一版
定价:原价0.34元 5.00元
ISBN:统一书号10103·33
页数:172页

《闪闪的红星》是1974年李昂导演的电影,塑造了在30年代艰难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少年英雄潘冬子,这本电影文学剧本和评论集,收录《<闪闪的红星>(电影文学剧本)》、《在银幕上为无产阶级争光——影片<闪闪的红星>的一些创作体会》、《一个可爱的小英雄——评电影<闪闪的红星>》、《一部细致动人的好电影——谈影片<闪闪的红星>的艺术成就》、《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谈<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形象的塑造》等文章,还附有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

辯證唯物主義講課提綱

编号:B78·2140111·1045
作者:艾思奇 著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1957年03月第一版
定价:原价0.50元 5.00元
ISBN:统一书号2001·85
页数:232页

“辩证唯物主义在回答哲学的最基本问题——物质和精神或存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就解决了第一个问题”,这是艾思奇在“前言”中的话,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识普及读本,“这个提纲,是在去年从事辩证唯物主义的讲课过程中陆续写成的。为着供给全国各地哲学教学工作急迫的参考需要,把这个不成熟的初稿付印了。它在事实上是一个提纲性质的简单讲稿,内容着重扼要地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井在必要的地方引用少数实例来帮助说明原理。”

论艺术

编号:Y11·2140111·1044
作者:[俄]普列汉诺夫 著
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版本:1975年09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ISBN:
页数:190页

也称作《没有地址的信》,是普列汉诺夫以书信形式发表的论述艺术起源的著作。该著作最初以《没有地址的信》的总标题和《论艺术》、《原始民族的艺术》的分标题,连续发表在《科学评论》的1899年第11期和1900年第3期、第6期上。1924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4卷,在收入该作时编为《论艺术》、《论原始民族的艺术》和《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三封独立的信。用什么方法观察研究艺术是作者在《没有地址的信》中首先提出与论述的问题,而《没有地址的信》探讨的中心问题是艺术与审美的起源问题。《没有地址的信》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研究艺术起源的成功之作,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经典著作之一。

列宁論文学

编号:H47·2140111·1043
作者: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58年09月第一版
定价:原价0.49元 5.00元
ISBN:书号940
页数:141页

“十月革命之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在日程上提出了关于党的文学的问题。”这是列宁在1905年11月13日《新生活报》上的一句话。这本书所收录的就是列宁关于文学问题的部分重要论文、演讲和书信。全书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列宁的论文和演说;第二部分是列宁致高尔基和阿尔曼德的几封信;第三部分则是克鲁普斯卡娅等人所著回忆列宁中有关文学的几段文字。

斯大林論文学与艺术

编号:H47·2140111·1042
作者: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59年10月第一版
定价:原价0.43元 5.00元
ISBN:书号1379
页数:122页

1959年出版的本书是斯大林关于文学和艺术观点的汇集,主要根据人民出版社《斯大林全集》十三卷和斯大林的其它著作中有关文化与艺术的文章、或文章中有关的章节编选的。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及民族文化等问题,这一部分又根据内容分为三组,第二部分是关于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也按不同的内容分为三组;第三部分是关于报刊的问题。

政治常識讀本參考資料

编号:W53·2140111·1041
作者:学习初级版编辑部 编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1952年08月第一版
定价:原价4200元 5.00元
ISBN:书号 京1334
页数:177页

1952年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政治常识读本参考资料》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参考资料、“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参考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责任”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国家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参考资料、“我们的最终目的——共产主义”参考资料等读本内容。

整团资料

编号:H76·2140111·1040
作者:浙江省红代会 编
出版:
版本:1969年
定价:5.00元
ISBN:
页数:207页

“为了给金省广大工农兵,共青团员、红卫兵和革命青少年提供在整团工作中的大学习、大批判资料。我们编印了这本《整团资料》……”《编后记》上的这句话,是对于当时中央两报一列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中指出:“整团工作,也要着手进行。”的一次回应,作为“內部参考”,这本资料集由浙江省红代会编,“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资料集包括《毛主席论青年和青年工作》、《中央首长论青年工作》、《青年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在青年工作中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黑一百十三条》等内容。

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的进攻

编号:H76·2140111·1039
作者:
出版:上海市出版革命组
版本:1970年03月第1版
定价:原价0.22元 5.00元
ISBN:书号1-6
页数:107页

这是1970年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出版的“革命大批判文选”之一,引用毛主席语录说:“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全书包括《认真抓好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搞好农村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非抓不可》、《打退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铺张浪费是一种犯罪行为》等批判文章15篇。

鲁迅回忆录

编号:Z21·2140111·1038
作者:许广平 著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1961年05月第1版
定价:原价0.50元 5.00元
ISBN:书号1518
页数:168页

“而他的面色灰暗,乍一看有似长期吸毒(鸦片烟)的瘾君子,更加以具有平常严峻的面孔,初看起来,不了解的会当他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不容易相处的人。”这是许广平最初眼中的鲁迅,而这本尘封50年的手稿完整记录了鲁迅的一生,以及鲁迅与党、与家、与文化界和友人,与黑暗势力斗争的经历。但是写于1959年8月的这本回忆录在第一手的史料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学者质疑。造成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作者对一些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另一方面应归结于当时的写作环境。正如许广平在《前言》中所述,此书是在“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下完成的,确切地说许广平只是初稿执笔者,“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是要经过集体讨论。

爱的教育

编号:C37·2131231·1037
作者:【意】德•亚米契斯 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2年05月第1版
定价:25.00元亚马逊19.80元
ISBN:9787101086270
页数:395页

小主人公安利柯升入四年级,在这他认识了很多新朋友:高尚正直的卡隆、真诚热情的可莱谛、刻苦顽强的泼来可西、品学兼优的代洛西、不幸的耐利、虚荣的华悌尼、坏孩子勿兰谛……充满爱心的视角里,有大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我之爱,也有父母、师长、朋友的小我之爱,一百篇“爱的教育”是一个孩子的日记,也是一个人成长的“必读书”,而那些劝诫、启发、感人的故事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尊重,更重要的是传递着这样的理念: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对孩子进行情感与心灵的熏陶,培养孩子的一颗爱心。“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写作者的意大利亚米契斯,译者的开明书店创始人夏丏尊,制作插图和封面的丰子恺先生,他们用并不是将这本书当做儿童读物,而是当做对教育事业的一个脚注。


《爱的教育》:街路是应该尊敬的

安利柯!这是如此的:凡是一切的善行,如诚心的情爱,对于友人的亲切,以及其他的高尚行为,都是到那世界去的阶梯。

这街路是学校,是丘林,是意大利,是爱的世界,而站在艾利柯面前的是父亲,是给他书信教育的父亲,是教他人生之路的父亲,是带他成长的父亲,“总之,街路是应该尊敬的,一国国民的教育程度可以从街上行人的举动看出来。如果在街上有不好的样子,在家里也必定同样有不好的样子。”所以,街路是放大的家庭,是浓缩的社会,是盛满爱的容器,是“一国国民教育程度”的晴雨表。

一册《爱的教育》,也是“国民阅读经典”,“没有水,就不成其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腰封上明明写着“教育部指定学生课外阅读书”的字样,翻开来,里面也是一条应该尊敬的街路,而站在街路上的也是父亲。其实一开始就是为小五而买的,那“序”里也写着“特将此书奉献给九岁至十三岁的小学生们”,只不过是我先站在这街路上,看二十世纪初意大利德·亚米契斯心中流出的爱意。作为小学三年级曾经选进教材的一篇课文,小五是从知识的角度进行了学习,而“九至十三岁的小学生”的阅读定位到底能否理解那水样的爱,那街路上的尊敬?那篇课文是《争吵》,“今天我和可莱谛相骂,并不是因为他受了奖品而嫉妒他,只是我的过失。”在同学的误解和交往中,矛盾化解,而“我们再像从前一样大家和好吧!”变成了一句放下尊严和矜持的融化剂,只是安利柯最后竟然还是举起了尺子,举在空中终是没有打下去,而站在他面前的依然是父亲:“对比自己高尚的朋友——而且对军人的儿子,你可以擎起尺子去打吗?”尺子已经不再举到空中,“说着从我手中夺过尺子,折为两段,扔在一旁。”

这便是“国民阅读”在小学课文中的教育,虽然和小五世界里的那篇课文不同,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的开明书店版《爱的教育》更带有旧时的行文习惯,但是在“爱的教育”面前,不管时间过去了多久,也不管是否是意大利般的《考莱》,站在面前的永远有一个父亲,一个对着孩子说着“街路是应该尊敬”的父亲,他是安利柯的父亲,是小五的父亲,也是夏丏尊为人为父为师的角色:“平日为人为父为师的态度,读了这书好像丑女见了美人,自己难堪起来,不觉惭愧得流泪。书中叙书中叙述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虽是幻影,使人读了觉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为世间要如此才好。于是不觉就感激了流泪。”流泪的父亲,不是因为悲哀,而是惭愧和感激,是因为丑女见了美人的惭愧,是因为看见了“理想世界的情味”,而转过身来的时候,才发现现实的意义在于教育的空虚和桎梏:“学校教育到了现在,真空虚极了。单单从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马灯似的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从未闻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制度和方法上的迎合,使教育成了无水的池,只是为了这形状,为了四方形或者圆形的空虚而已,所以在夏丏尊流泪的感慨中,“到那世界去的阶梯”仿佛只是在遥远父亲的教育中,在缺席的理想世界里。

爱的教育是要寻找这池中的水,而且是活水,所以夏丏尊看到了到那世界去的阶梯里有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感,社会之同情,而这些盛满水的池塘并不是起先就发现的,至少在转学到丘林的安利柯看来,是了无生气的,是对于乡间那种梦也似的生活的颠覆。这种了无生气一方面是现实的某种困顿,比如在学校里,自己想念的先生已不在,那些老师都带着伤痛的印记,比如胡须底下作着笑容的考谛,比如是跛子的五年级先生,比如项颈上留着弥拉查战争刀伤的体操先生,而在同学身上,也有着这些现实的印记,一只手有残疾的克洛西,家里以卖菜为生的可莱谛,还有驼背的耐利,多病的“小石头”等,这些身体上和生活上的困顿使安利柯看到了更多的忧虑,但是在这里,他也慢慢感受到了爱的教育。

德·亚米契斯(1846年-1908年)

先生看见面上生着红粒的学生,便让他终止默写,然后两手托着他的头查看,又摸他的额头,问他有没有发热,关切之情充满了整间教室,孤身一人的先生将孩子们当成了自己的家属,当成了最可爱的人:“你们是我的儿子,我爱你们,请你们也欢喜我!我一个都不愿责罚你们,请将你们的真心给我看看!请你们全班成为一家,给我慰藉,给我荣耀!我现在并不要你们用口来答应我,我确已知道你们已在心里答应我‘愿意’了。我感谢你们。”这是感化,先生不再是教知识的老师,也是创造爱的主体,是消融矛盾的父亲,所以在先生因为劳累得病的时候,他对安利柯说:“你如果毕了业,也请送我一张相片!能送我吗?”在他的床头和房间里放着他学生的照片,而那些照片也是爱的见证,爱的延续。而先生的爱,在更大程度上是宽容,在那篇《囚犯》的每月例话中,学生因为犯了错成了七十八号囚犯,而被关押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需要的就是爱,所以在刑满的时候他再次来拜访先生:“六年前蒙先生教我读法写法。先生必还记得:在最后授课的那天,先生曾将手递给我。我已满了刑期了,今天来拜望,想送一纪念品给先生,请把这收下,当做我的纪念!先生!”这是满满的爱,这是忏悔和新生。而父亲作为安利柯人生道路上的先生,也用自己的行动让安利柯感受师生之情,他带安利柯去拜访他的先生克洛赛谛,一个年迈、孤独的老人,让他回忆自己的过往,回忆给孩子们带来关爱的记忆:“你曾是个活泼的孩子,非常活泼。不是吗?在二年级那一年,曾患过喉痛病,回到学校来的时候非常消瘦,裹着围巾。到现在已四十年了,居然还不忘记我,真难得!旧学生来访我的很多,其中有做了大佐的,做牧师的也有好几个,此外,还有许多已成了绅士。”所以,父亲在给安利柯的信中说:“应该敬爱先生:因为先生是父亲所敬爱的人,因为是为了学生牺牲自己一生的人,因为是开发你精神的人。”所以,“先生是要敬爱的啊!因为除了父亲的名字,先生的名字是世间最尊贵、最可怀慕的名字呢!”

所以永远的老师才会有永远的爱,而对于那些同学,学生生活中的矛盾、摩擦,甚至争吵,都是成长的一次机会,都是爱的一次表达,那里有令人喜爱的卡隆,有令人佩服的代洛西,有施救小孩而自己受伤的洛佩谛,他们互相帮助,他们互相关爱,他们对于那些没有爱心的人团结一致,当有人欺负耐利的时候,身强力壮的卡隆就对他们说:“你们再碰耐利一碰看!我一个耳光,要他转三个旋子!”当父亲是上等人的卡罗·诺琵斯骂父亲是卖炭的培谛是叫化子的时候,卡隆也用自己的力量保护培谛,并要他们道歉,然后让两个人握手言和,代表两个阶层的父亲和好。所以,父亲对安利柯说:“你在朋友之中应该特别敬爱劳动者的儿子,对于他们父母的劳力与牺牲,应该表示尊敬,不应只着眼于财产和阶级的高下。以财产和阶级的高下来分别人,是一种鄙贱的心情。救济我国的神圣的血液,是从工场、田园的劳动者的脉管中流出来的。”不管是财产多少还是阶级高下,尊敬他们的父亲,就是尊敬劳动者,所以,“要爱卡隆、可莱谛、泼来可西、‘小石匠’啊!他们的胸里宿着高尚的灵魂哩!将来命运无论怎样变动,决不要忘了这少年时代的友谊!”

虽然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身上有着现实的困顿,但是这些困顿并不能否定他们内在的灵魂,所以爱其实是一种宽容,一种理解,一种尊敬。从学校而扩大,就是对于社会的同情,父亲说,“不幸的人伸了手求乞时,我们不该假装不知的啊!”父亲说,“你们因为冬天来了欢喜,但不要忘了冬天一到世间,就有许多要冻死的人啊!”父亲说,“对于衰老、不幸、残废、劳动、死亡和慈爱的母亲,应表示敬意。”那个每月例话的《爸爸的看护者》讲的是一个叫西西洛的孩童用自己的爱照顾“假冒的爸爸”,那个没有孩子的爸爸,因为“他将你的儿子当做自己的儿子呢”。这是错失,这也是弥补,而这种弥补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充满感动的爱的世界。那个曾经教过盲童的先生问安利柯和班里的学生:“你们懂得‘盲’字的意味吗?请想想看,盲目!什么都不见,昼夜也不能分别,天的颜色,太阳的光,自己父母的面貌,以及在自己周围的东西,自己手所碰着的东西,一切都不能看见。说起来竟好像一出世就被埋在土里,永久住在黑暗之中。”所以对于意大利全国有二万六千个盲人的现实,对于他们永久在黑暗之中的无奈,他们用音乐来拥抱生活,“好像光明在我们的眼睛里是不能缺的东西一样,音乐在他们也是不能缺的东西。”而更多的则是社会对他们的尊重和关爱。母亲带安利柯去畸形儿的学校,那里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孩子,母亲用自己的爱去尊重和关爱他们:如果周围没人,我就要这样说:“我不离开此地了!我愿一生为你们牺牲,做你们的母亲!”

学校里的师生之情和同学之爱,社会上的同情,都是用爱来感化,而对于国家的感情,也无时无刻不渗透到生活中。“我为什么爱意大利!因为我母亲是意大利人,因为我脉管所流着的血是意大利的血,因为我祖先的坟墓在意大利,因为我自己的生地是意大利,因为我所说的话、所读的书都是意大利文,因为我的兄弟、姊妹、友人,在我周围的伟大的人们,在我周围的美丽的自然,以及其他我所见、所爱、所研究、所崇拜的一切,都是意大利的东西,所以我爱意大利。”这是父亲写给安利柯的信,这是有关国家的最高的爱,是生命中一切的源泉,所以先生也曾说:“我国为此曾打了五十年的仗,有三万的同胞为此战死。所以你们大家要互相敬爱。如果有谁因为他不是本地,对这新学友无礼,那就没有资格来见我们的三色旗!”对于祖国的感情,一方面通过每月例话进行故事的解读,比如《少年爱国者》里对于船上三个污蔑意大利人为愚笨的国民、下等的国民、强盗而怒不可遏,断然拒绝他们提供的帮助:“我不要那说我国坏话的人的东西。”那些故事里有被敌人子弹打死的少年侦探,有脚被炸断的少年鼓手,他们用英雄般的行为爱国,他们就是国家的保卫者。所以在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参加各种爱国活动来体会爱国之情,在国丧日对孩子教育格里勃尔第将军把一千万意大利人从波旁政府的暴政下救出来的事迹,“意大利人的眉,将因呼他的名而扬,意大利人的胆,将因呼他的名而壮吧。”在国庆日,用自己的方式祝福国家万岁:“我誓以我的知识,我的腕力,我的灵魂,谨忠事你;一到了应把血和生命贡献于你的时候,我就仰天呼着你的圣名,向你的旗子送最后的接吻,把我的血为你而洒,用我生命做你的牺牲吧。”

所以,在“爱的教育”中,不管是师生之间、同学之间,还是对于社会、国家,都需要用一颗感恩的心,这是一种救赎,是“到那世界去的阶梯”,而学习是为了世界的进步:“这运动才是世界的进步,才是希望,才是光荣。要奋发啊!你就是这大军队的兵士,你的书本是武器,你的一级是一分队,全世界是战场,胜利就是人类的文明。安利柯啊!不要做卑怯的兵士啊!”而母亲对于安利柯的教育是从宗教中感受世间之爱:“所以,安利柯啊!在万灵节,要用感恩的心去纪念这许多亡人。这样,你对于爱你的人们,对于为你劳苦的人们,自会更亲和、更有情了。你真是幸福的人啊!你在万灵节,还未曾有想起来要哭的人呢。”即使勿兰谛作为一个反面典型,他的最后归宿也是被送进感化院,接受宗教的救赎。而对于这种种的爱的教育,安利柯充满了感恩之情,所以在一个学期之后,他又要转学,在最后,他写道:“回忆去年十月才开学时的种种事情,从那时起,确增加了许多的知识。……所以,我感谢一切的人。第一,感谢先生,其次,感谢代洛西,还有,斯带地,还有那亲切的卡隆,(所有一切朋友,我都感谢。)但是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父亲。父亲曾是我最初的先生,又是我最初的朋友。还有,那慈爱的母亲。母亲是爱我的人,是守护我的天使,她以我之乐为乐,以我之悲为悲。”

“感谢一切人”尽管是一种泛化的爱,甚至于现实而言,其实太过理想化,正如夏丏尊所说,是一种“理想世界的情味”,而转身面对着现实,还是有无奈,甚至惭愧多于感激,但至少从安利柯的成长中能感受到那在池中不断增多的水,那不断向上的阶梯。而在亚米契斯《爱的教育》之后,是《续爱的教育》,作者是孟德格查,译者依然是夏丏尊。与《爱的教育》中作为小学时代的安利柯不一样,续集中的安利柯已经从小学毕业,而且因为对知识的狂热“攫取”,用功过度而生病了,所以续集将安利柯从知识的囚牢中挣脱出来,设置了一个没有子女却与自然为伍的舅舅白契,他的存在对于安利柯来说,是对于知识性学习和生长的颠覆,是对于自然之美的融合:“你此后要在露天学习功课才好:你已把学校的椅子和教科书都扔掉了。你以后的椅子是庭石或海岸的岩石,我就做你的先生。”在舅舅看来,“人须有思考怎样去生活的头脑,又须有实际去生活的手腕,可是在狭窄的学校里是学不到这些的。较之学校的功课,研究广大的自然和活世界更是重要。”也就是说,自然才是智慧之母,才是先生的老师,所以安利柯放弃了学校教育,来到舅舅身边,以山海森林为友。在这里,安利柯认识了能适应环境的拉普兰特的大麦,拔去了就不会再生的狗尾草、毛茛、蒉草,生命力顽韧的犬麦、夏水仙;在这里,他感受到了比天空还清,比大地还富的大海,“海才是真正的生命之母,我们的未来将依赖海得到荣耀。”在这里,有着不像“人类社会的样子有互相冲突残杀的事”的树木。在舅舅看来,这自然是一切健康的源泉,是一切诗歌的母亲,而不仅是自然提供了安利柯生活中没有见过的树木山海,还有人生的道理。

“人生最高贵的悦乐在有健康的内脏、强健的筋肉与爽快的精神。没有了这三者,一切道德的经济的幸福就都不能获得。”这是舅舅对安利柯说的话,在他看来,在人生之路上,有三件东西,一是健康的身体,二是生活的意志,三是道德的价值,而道德是一切的归宿,“在人的力中,最强的就是道德之力。”所以在自然环境中,在大地的怀抱里,更能净化心灵,更能生长出道德的力量,在舅舅看来,自然正是对于社会的对抗:“弥漫于现代的虚伪,不但造出了职业与服装的不调和。那些劳动者们大都已忘去了自己的美,伤了自己的德,一心想去模仿富豪博士或贵族。”道德是不受财富的约束,是不虚伪,而另一方面,道德是自省,是爱国,是宗教的洗礼:“安利柯,你做了好事了。你的流血是第二次洗礼。你作为基督教信徒时曾在教会受过第一次洗礼,这次的洗礼是你已成为大人的证据。即使额上留了伤疤也不要紧,这是名誉的痕迹,是你崇高正直的行为的有名誉的纪念品。”

没有孩子的舅舅将人生的感悟教给安利柯,这是一种爱的延续,“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是感情教育,软教育,而这书所写的却是意志教育,硬教育。《爱的教育》中含有多量的感伤性,而这书却含有多量的兴奋性。”这是夏丏尊的解读,而续集中的自然教育其实也是一种手段,它的目的还是建立一种没有污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但是对于社会教育的部分否定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而从整篇结构来看,安利柯更多是一种自然教育中的实验品,他遵照舅舅的方式去生活,接受舅舅每天的教育,甚至大部分篇幅都是舅舅在给安利柯灌输那些道理,虽然有自然的感化和熏陶,但总体上是一种教化,最后原本写给自己未来的孩子读的原稿,将人生的“须知自己”从农夫、船夫、商人、工业家、艺术家、技师、法律家、医生等职业角度规划自己的人生,并将职业视作人生意义的标准:“厌弃自己的职业,结果就会厌弃自己的生存;厌弃自己的生存的是精神的病人,决不是健全者。”从这个“病的世纪”中找到医治的良方,而仅仅通过职业“给人类以新的力与喜悦”,似乎又回到了社会教育的老路上来。

西天目山志

编号:H72·2131231·1036
作者:重修西天目山志编纂委员会 编
出版:方志出版社
版本:2009年12月第1版
定价:
ISBN:979787802386709
页数:546页

天目山早在明万历年间即首修山志,后及清代、民国,先后曾六修其志。可惜有的未付剞劂,有的早佚,现存仅四种,留下珍贵遗产。社会主义时期首轮修志,天目山得风气之先,于1991年问世,属浙江早期志书。《重新西天目山志》是以1991年版《西天目山志》为基础,续写近20年历史,探索重修与续修的关系后,研究山志的特定体例,重新设置纲目修编而成。以时代性、科学性、资料性和可读性的统一为指导思想,以“存真求实,彰往昔,补所遗,衔前志,续为重”为重修原则,沿用编、章、节、目结构,增设“编首”编含《概述》、《西天目山史程》,增设“人物”编,对每一编的结构、内容都有较大的变动,增加了大量历史照片,对新增加内容都进行严肃、细致的考证。在纲目设置上凸显天目山为古今“名山”,由序言、301幅图照、编首、10编专编、编末等组成,共92万字。

2011-2012中国新诗年鉴

编号:S29·2131219·1035
作者:杨克 主编
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3年09月第1版
定价:38.00元亚马逊27.80元
ISBN:9787539964485
页数:606页

“艺术上我们秉承 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这句熟悉的话又印在这本新诗年鉴上,那是20世纪90年代情绪的复活,是对诗歌生命的再次致敬,“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其实诗歌界也没什么好抱怨的,15年来诺大中国的连续性诗歌选本,几乎唯有这本新诗年鉴从未用过纳税人一个子儿,当有凭艺术良知和个人判断选诗的权利。”主编杨克说,15年来,对诗歌的坚持似乎在文本的形式上有了改变,比如换了出版社,比如用了大16K的版式——或者是实践着“诗的土地翻检的面积应更大一些”的某种理想。精选2011-2012的中国原创诗歌,包括年度推荐(少数民族诗人诗歌、微诗体诗歌、新诗典诗歌)、年度诗选(纸面)、网络诗歌、散文诗、诗学观点和批评文章等分栏,杨克在《工作手记》上说:“15年了,我已然成为一个诗歌土地上的老农夫。挖掘,再挖掘,相对于我的守望,完美只是虚念。”但愿虚念不是最后的终点。


《2011-2012中国新诗年鉴》:我赶在了时间的前面

那总被忽略的影子,跟来跟去
每逢这种需要提及灵魂和命运的庄严场所和时刻
它就在身后,猛地
喊我一声
——王更登加《影子在身后喊我》

影子,先是从一张锋利的纸上跃起,继而从一本厚重的书上跃起,再从一个完整的纪年里跃起。或者,影子从很远的地方出生,又从很近的岁月里消失,再从眼前的时间里“喊我一声”——猛地喊我一声,老去的是自己的身体,是诗歌的激情,也是那些扬起又掉落的尘土。只是一回头,那些“提及灵魂和命运的庄严场所和时刻”变成了世纪末的咏叹调,变成了模糊的“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

是的,1999年,影子曾经喊过我,《1998中国新诗年鉴》里的语言是一种可以流动的物质,“穿透思想,流进世界的末端”,那里有着日月星辰,有着孤独的人,有着西西弗斯的沉重而坚忍,照见的光里都有前行的影子,都有提及灵魂和命运的庄严场所和时刻,所以影子不断地成长,在时间的河里成为一面镜子,它延续到2000年,延续到2004年,而那些标注着“中国新诗年鉴”的锋利纸张因为“艺术上我们秉承 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而成为一道风景,只是时间也会有断流,就像身体在某处的断裂,听不到声音,却已经是摧枯拉朽地将一个时代肢解,到处是细小的尘土,到处是覆盖在上面的灰尘。而当世纪末变成一种虚拟的场景时,当日月星辰下的孤独影子变成符号时,影子早已经无声无息地关进了玻璃的橱门,它们和无数的纸张站在一起,分辨不出灵魂和命运,分辨不出尘土和空气,当然,也分辨不出在彼处的时间和现在的时间。“某种新的东西正在诞生”——只是我们还无法把它辨认出来,朵渔在新世纪十年之后所说的“羞耻的诗学”是不是已经仅仅变成了一种踩在雪地里的新鲜感,罕无人至,却享受着无根基的幸福,所谓愉快,所谓卸去沉重,大约就是被影子重新叫醒,重新站在《2011-2012中国新诗年鉴》的现场。

为什么在身后,“猛地喊我一声”?必是要回头,必是重新回到民间立场,回到杨克的那片土地上,十年,或者更远,那“砾石累累”的土地上到底长出了什么:命定?热爱?无奈?还是争吵?回头的时候,其实“诗的土地翻检面积”更大了,挖掘得更深了,那柄铁锹是握在手里,但是即使在15年的守望中,他所看见的也是那片天:“当我从地里抬起头来,我看见了满天星空。”是的,那是日月星辰,那是孤独影子,那是1998的文本,不是回来,是继续走着,“一直干下去”,是影子再喊我一声,是“某种新的东西正在诞生”——猛地,便是“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

诗歌其实没有标点,没有段落,甚至没有时间的中断与延续,它一直在那里。如果要从一首诗歌入手,它写在王更登加的联想里,神秘和惊奇,是因为经过了天上和地下,经过了经文和影子,塔尔寺的经幡在来无踪去无影的风中,可是那明明写着的笔画已经落地生根,已经超越了一个经过者的目光,所以即使扬起一阵细小的灰尘,那忽略的影子也会在身后叫醒我们,叫醒忘记灵魂和命运的人。诗歌的起点,仅仅是一个切入的口子,其实到处是风,到处是尘土,也到处是经文,到处是我们写下的诗歌和阅读的影子。

“我果然走在了时间的前面,我来得太早了/我知道了此之前的秘密和这之后的阴谋/我果然赶在了时间的前面,我是见证者/当别人把握了见风使舵,我意外地/学会了宠辱不惊。还是客车候车室(杨小林《我是见证者》)”此前的秘密和之后的阴谋,是不是也是一缕风一粒尘,一片被忽略的影子,是不是也是一个现实?客车候车室里看见的只有时间,自己的时间和别人的时间,它们分别属于“见风使舵”和“宠辱不惊”,只是时间走在了他们的前面,我赶在了时间的前面,即使排队通行,也注定会一个错失的现实。就像詹澈看见的《转角的邻居》:“仿佛走过人生转折的中站/例如一辆出租车,清晨由妻子开去谋生/晚餐后有一段做爱的时间(我在隔壁听见)/然后丈夫接着开那辆车去载客”妻子和丈夫,开着同一辆出租车,所谓谋生的手段,是时间的接力,只是在晚餐后的那段做爱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尽管只是身体,只是欲望,但也会是简单的满足,“载客”是面对另一个世界,一个活着和存在的世界,而在这个与做爱无关的世界里,有消化不良的大脑和内心,有“每天吃神赐的米和蔬菜”的生活,有被礁石撞击得七零八落的家族,有遍布大街小巷的拆字,当然也有与人民同在的马桶:“这是商业时代的胜利/“末代皇帝长着痔疮/每天要在马桶上坐很长时间/顺便批奏折(欧阳露《马桶与人民同在》)”

这是现实,改变着时间,改变着生活,丈夫和妻子被一辆出租车割裂着,而人与人互致问候只是一出“长河戏剧”——“没有人意,也无人情。(凌越《从晚风中勒索鞭子》)”如同鞭打在身体里留下印记,而这样无情而冷漠的现实也让“村庄熬夜不睡”:“青蛙被一夜夜地拖出田野/谁还能在春天看到蝌蚪呢(泥马度《收购》)”。不仅青蛙,那代表自然的一切似乎都慢慢变成了记忆,“离别故乡/这束草就长进我的心里/因此我的身上/有一束草的味道(李向钊《长在屋顶上的草》)”仅仅是符号,是寄托,其实是空白的现实,是缺失的家园,而空白和缺失之外,是破坏,是篡改,冷眼的《两个岛国》里发出的“那些鲸鱼杀完了么?”是抗议,“哦,上帝,上帝。/沉没的小岛上/灰熊和鲸鱼/四只眼睛/在为你唱歌。”所以捕鲸船变成了上帝建在海上的大娱乐所,而那些拥有过美好记忆的人,在“无限多样性的排比句面前”,变成了盲人,“作为我们屁股底下的座椅/作为爱巢,作为淫乱之床/作为一条破枪/作为镂空的器具,作为木鱼/作为纵情歌唱的音箱……(余笑忠《诱人的排比句》)”树木变成了座椅,变成了床,变成了枪,变成了木鱼和音响,对应着屁股、淫乱、破败、镂空和纵情歌唱,纷纷解构的自然之物完全让我们找不到它最初的意义。而意义的改变并不是失去大自然的最后结局,而是灾难:“当18公尺的海啸磨蚀屋瓦、梁柱和树梢/几万双手仍顽强地在这海边挥手/几千双手也在海浪里顽强地挥手(白灵《向双手致敬——当18公尺的海啸磨蚀了高耸的树梢》)”

“顽强地挥手”并不是抗争的肯定,而是生命的无奈,是灾难的毁灭带给人类最后一种姿势,所以在“新诗典诗选”中,不管是刘斌《方石》中没人理睬的方石,还是纪彦峰《我们村是怎么没的》“只剩下两孔窑洞”,不管是西娃说“正在这一条/买不起裙子的道路上”,还是韩彬《这孩子他妈妈跑了》里“我爸爸死了/我现在就住在麻将馆里”,都是对于现实的无奈,对于物主义的迷惘和错乱,而剩下的就如李淑敏在《妈妈》中写的“这是一个陡峭的梦”:“因为我爱上了你喜欢的男人/之后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家/你懊悔/在夜里为我洗了脏内裤/而你再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或者如西毒何殇《冷场》里的那个残疾人:““我的左手没有大拇指,/右手没有小指,大拇指和食指和中指都少一节。”从具象的现实,到虚幻的梦境,所有的沉浮都变成了天狼《拍摄矿难》里的那种戏剧人生:“这些尸体点上烟吸着/说如果再来一遍/会演得更像”。这是一种荒诞的梦境,是一出虚拟的戏剧,一个颠覆的传说,它的指向是覆盖梦想的现实。

所以在这个已经变成“尸体”的戏剧现场,大自然不见了,家园不见了,连自我也在迷失,“我老了也是一个心事最重的老太太/盘腿坐在秋日的阳光下/眯起眼,就想起一些壮丽的词语:/比如私奔,出走,生活在别处……
我与那一群老太太多么不同啊/她们迷糊,打盹,连叹息都没有了/上帝,我还在否定我的皱纹,/时间在我周围那么柔软……(横行胭脂《我老了也是一个心事最重的老太太》)”私奔、出走以及在别处的生活,这些“壮丽的词语”替换成了迷糊、打盹和连叹息都没有的生活,时间柔软,它变成了皱纹,吞噬着一个个的梦想,所以在陆修远会喊出“妈妈,我很孤单”,所以潘洗尘会在墓碑上课上“爱自己的敌人,祝福诅咒你的人”,所以娜夜会“伟大的或者即将伟大地”署上孤零零的名字,所以马序寻找看不见的兄弟:“这个兄弟/——一半在船舱,一半在未来。”而我只是捏着自己的肋骨,“我是他的另外半个/保持虚假的俗世姿态/——抽烟,喝酒,吃肉。缓慢地走着。缓慢,缓慢地走着……(马叙《船舱里,一个兄弟》)”

在丧失壮丽的词语丧失梦想丧失名字丧失兄弟的世界里,自我已经变成了一段墓志铭,一个在俗世里缓慢走着的半个肉体,而当自我迷失的时候,剩下的或许只有死亡。“为什么忽然就死了?!/因为肉体的容器已满;死亡,乃是其自然溢出之物。(张作梗《答客问》)”死亡从肉体的容器里溢出来,那些有关存在的意义成为一种嘲讽,死是一缕烟:“世世代代 所有的苦痛寒霜就是这样被消化掉的,/在乡村/在一缕炊烟中(张维《后事》)”死是一个梦:“我继续梦着/就像在一场死人做过的梦里/梦着他们的人生(多多《我梦着》)”,或者,死就是在消解死的意义:“墙上的鱼形挂饰兀自摆动着尾巴/我身上胎生的鱼鳞正一片片脱落……(周伦佑《当死鱼游动的时候》)”所以即使朵渔在史铁生的死亡中看到了崇高,看到了生命的重新绽放,但是在“唯有死亡不容错过”的孤独歌吟中,隔开了一切的“第二人称”,变成了一个希望超越肉体之上乌托邦:“那就让死亡来得更猛烈些吧,死/是死不了人的。”

其实,在对于生命、自我、死亡、家园的“壮丽的词语”消解的同时,那在背后猛地叫醒人的影子也在寻找着一种归宿,一种抛弃物主义的超越,从现实中家园的失落对应亲情,从自我和死亡的状态寻找灵魂的意义,所为构建,是宫白云在《历史》中的“一些被废除的词,正通过/验证。”是高崎在《我还是接触那些火》中“在一个树的道路上/手握武器 胜过手握春天”,什么是手中的武器,是亲情,是爱,是关于父亲母亲和一切的壮丽词语,是“我要的不就是爱嘛(阿米《日常》)”,是“给飘荡已久的心写一封家书/写上永久的地址邀她住下来(荣荣《家书》)”,是在“夜蛾烧焦的翅膀和火苗上的舞蹈”中体会母亲带来的“一生的疼痛和温暖”,是要在春天将犯错的父亲“复生”。而所有关于亲情的温暖在魏理科那里,变成了数字游戏之外的呵护:“一是只有一个苹果我不吃/给她吃/二是一人一个,各吃各的/三是一个苹果切成两半/—人一半/四是我吃了几口的苹果/又递给她吃/五是她吃了几口的苹果/再递给我吃”,因为不管何种方式,“母亲最高兴的/是五/和四(魏理科《和母亲一起吃苹果》)”

仿佛是对朝圣者的启示,一切的构建必定是从身边开始,从复活的父亲开始,从母亲的苹果开始,“好的箴言/可以分成两次说,半句生在天籁/半句活在人间。(简明《纯金的布达拉官》)”所以每个人心中的那座圣殿里有着不灭的箴言,半句在人间,另外半句就在灵魂的超越中,就在“启开一张中咒而失语的嘴(鲁娟 解咒十四行(一))”。所以在灵魂的探寻上,首先是人与万物的默契,是永恒的东西,是迷醉心怀的智慧,“一些精神的密码/会在后人的脸庞以及举止之上/微妙地,遗传下来(李琦《西安男人》)”而不仅是人的精神密码,也是在“转着,就是坐着;坐着,就是问着;问着,就是写着;而写着,必将随方言的浊浪激荡”的传道中,所有的目的就是“兑淘出变幻的神通——既在更新的守望中俯仰芸生大地,/又涕泗橫溢,遍嚅着混沌汗涔的器官。(胡冬《达摩在黄河岸边踯蹋》)”而在更具有民族归宿的神灵世界里,灵魂是不信宿命的外婆变成通灵者,是佳支依达堆积如山的头颅,是“一片重构历史的石墨”,是“背对着星宿打跳赤着脚”的舞蹈,是“嫩的经书放在黑裙之中/把它取出需要—万年”的坚守。而其实,灵魂的超然只是一种心灵的安详,一种自我的豁达,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认知,“我在庸常的生活中热爱诗书/在节日里念诵经文/热衷于小。在这名为同心的小县城/贪图世间微小的幸福/领略小块地域上的各种欢愉(马占祥《我贪图这小城的幸福》)”。

是的,影子带来的是黑暗,是现实的沉默,是自我的遗忘,是家园的失落,是不可逃避的死亡,而猛地喊你一声的影子现出光亮,现出希望,现出意义,时间曾经是一个出口,从下坡慢慢走回来看见远处去的阳光,只是“仿佛一下子沮丧地进入了成年(马永波《1970年的记忆片段》)”,而当活过,爱过,写过之后,向东又向西的脚步里总是有着历史中踯躅的场景,“时间使得一颗石头/变成一朵云(隐匿《包袱与洋葱》)”,所以当重新从影子的象征里找到时间的意义,那块看得见星辰的天空下是否布满了“忧郁的眼睛”?或者那个关于世纪末开始的神话在民间的复活中是否具有了持续的意义?“民间立场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写作的基本在场。”那么,在场是不是就是从1998年的持续?是15年开垦的土地?是“一直奉行着民间出资、民间策划、自谋市场的路线”?那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写作”的纷争到底带来的是浮躁还是坚持,是独立还是偏执?或者说,当满天星空里是少数民族诗人诗歌、微诗体诗歌、新诗典诗歌、网络诗选、散文诗等形式分野的时候,“民间立场”是不是已经从启蒙意义变成了对于“一个镍币和四粒豌豆”的怀念?

“新世纪诗歌的民刊和网络书写热闹非凡,它的能指滑动、零度写作、文本平面化的激进语言实验与狂欢,在反叛、质疑主流中心话语的同时,也消泯了许多优良传统,造成诗意的大面积流失。”朵渔的“羞耻的诗学”里所要构建的也并非只是“下半身写作”的冒犯、冒险和自由,当然“民间立场”也绝非只是个人化、日常化和口语化的简单造句,在那些属于“知识分子”的命题里也依然有着他们的身影,它们是柏桦《重庆,1983》“她是不死的,永恒地睡在床上深夜,让我听一听”的缅怀,是叶延滨《真相》“死神两只手正/掐着你俩的喉咙”的命运,是欧阳江河《母亲,母亲》“如今晚餐在天上,/整个菜市场被塞进冰箱,/而母亲,已无力打开冷时间。”的逝去,是徐敬亚《判人类一个点球》“我要以简明的开幕,判人类文明一个点球/为了倒退式的前进,为了让/古老的土地扳回那古老的比分”的公平,是余光中《水中鹭鸶》“:鹭鸶说,那是鱼/只低头一啄/就破了剎那的幻镜”的禅思。

是的,那猛地喊我一声的影子只是让自己回头,看见经文,看见诗歌,那么就不要管影子是日月星辰照见的影子,还是那昏暗的灯光照见的影子,只要信仰还在:

我对空白有一种洁净的癖好
我喜欢一本书中
突然出现的一页空白
这一定是为我预留的信仰
——吴投文《空白》

乌托有个帮

编号:Y79·2131219·1034
作者:米拉拉 编著
出版:九州出版社
版本:2013年11月第1版
定价:56.00元亚马逊33.60元
ISBN:9787510823725
页数:351页

这里有24篇焦点文艺名人深度专访,这里有20篇代表性作品先锋评论,这里有9个当代艺术界热门展览事件,这里有9个热点音乐LIVE再现,这里有7个文艺圈大事件及焦点话题……“扎根在冒着热气儿的泥中思考,追索最生动、最原始的鲜活轨迹;放弃讨巧的更吸引眼球的商业符号,还原本应更丰满、更百变的文艺偶像。”作为《文艺生活周刊》一百期精华珍藏版,《乌托有个帮》涵盖音乐、电影、戏剧、当代艺术、摄影、文学等领域,而曹方、李志、谢天笑、曲婉婷、胡德夫、雷光夏、郝云、张玮玮、林兆华、林奕华、帕蒂·史密斯、孟京辉、廖一梅、彼得·布鲁克等构筑的文艺风景线是一种坚守,一种理想,也是一种狂热,一种虚幻,它的关键词是前沿、生动、真实的最高级别,而其实,“不可或缺的‘文艺红宝书’”的定位不如那句响亮却充满偏执力量的口号:“致所有走在边缘的理想主义者!”


《乌托有个帮》:人生辽阔,就这么一意孤行

妹妹,你的咪咪很大,它比我的理想大
我说妹妹,我的理想很大,它比我们的未来大”
——李志《暖昧》

理想比未来大,咪咪比理想大,所谓覆盖,只是一只手的大小,只是一页纸的厚度,只是一个暧昧的表情,只是文艺的碎碎念,所以,即使我们说好了不回头,说好了一意孤行,我们还是在走出一段距离后回望我们的人生,回望那比理想大的咪咪,回望没有未来的现在,人生辽阔,所有的大都是小时代,所有的路都是断头路,所有的理想都是现实,都是眼泪和伤口,都是一事无成的青春,都是鸡飞蛋打的中年。

是的,已经进入了鹦鹉史航的“流动的盛宴”,那个海明威的系列故事已经将浪漫变成了浑身的小伤口和一个星期的胡桃汁脸,在“都值得回味”的浪漫中,付出的代价或者仅仅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理,甚至是那个比理想大的咪咪,而在我们手中,有时候握着的不一定是暧昧,是厚实的书,是被鹦鹉史航称为“慈悲的仓库”,或者是“游戏里神奇的空间戒指”。黑色,并不是永远的黑色,覆盖也并非是一页纸的覆盖,泼墨的字体,透明的腰封,它破解的是一种“密集恐惧症”,它说:“引导一切精神享乐”,它说:“献给所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它说:“乌托有个帮”——里面是彩色,里面是丰富,里面是暧昧的暧昧,里面是文艺的文艺。“生活中很多种方式任君选择,不管红绿黑白。”又回到李志的“暧昧”,只是这一次他指向的是一次定格,一个态度,一种决定:“或者你可以选择认真做本杂志。”

那个“或者”,已经不是暧昧,不是犹豫,是一刀切下去的快感,是流出血的痛并快乐着,是“3年有余,100期,一次即将发生的蜕变”,是张扬的自我、独立的精神、浪漫的情怀、不懈的坚持、燃烧的激情。《文艺生活周刊》100期精华珍藏版,是梦想不灭,是偶然与必然的交织,是乌托邦,是真实,当然也是比咪咪大的理想。它是531页的集成,它是对文艺群像的致谢,这里有林兆华、濮存听、姚谦、有待、胡德夫、赳赳、高屹、俞心樵、绿妖、张晓舟、林荫宇、周云蓬等“良师益友”,有袁野、曹真、王竹、骨朵、聂凡鼎、高晓倩、小粉、孙率兵、秦琴、彭昊、池旭、何脑斯、刘一磊等“主要成员”,有何欢、张润欣、马德林、孙亚格、赵悦、丁晓兵、杨建新、黄亚平、小宁格格、王静等“特别鸣谢”——是的,他们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组成了“乌托有个帮”,他们打开了“流动的盛宴”,他们也取代了比理想大的咪咪。

还有什么是可不说的暧昧,还有什么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还有什么是鸡飞蛋打的理想?“她们视我为异类,只是因为我不屑于掩饰我的轻蔑。”这是话剧《柔软》里的一句台词,而在郝蕾的解读中是保持真我的状态,一种“如是”的生存境界,从音乐、电影、戏剧到绘画、摄影、文学,在文艺的乌托邦里永远住着现实之外的异类,住着不屑掩饰轻蔑的异类,而它的同义词就是:理想主义者,“我觉得理想这个东西一直存在,足一种特别幸福的感觉。可能年龄越大,就越不好思跟别人说起自己的理想。但幸运的是我生活在北京,这里有很多跟我一样,在而立之年还为的音乐理想而奋斗的人,你不会感到孤独。”这是郝云的一句话,这位被称为“脚踩大地头顶蓝天”的北京爷们儿用接地气儿、本土化、人情味儿的创作风格来表现自己的生活状态,这是摸得着看得见的理想,所以即使他说“我想四大皆空,我还想大闹天宫”,到最后还是会到脚踩大地头顶蓝天的现实中。

2010年郝云是“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其实理想一直在心里,在温暖和幸福,是发现自己的存在,林奕华在《贾宝玉》里就表达这杨的观点:“《贾宝玉》对于我来说,都是关于‘灵性’,是一个人可以找到的自己的终极价值。”自己的终极价值或许就是生活本身,但是灵性总是被尘土被世俗的欲望覆盖,被时尚潮流所淹没,而那些属于自己的存在声音就微乎其微,甚至已经销声匿迹,“很多人现在不懂得关心自己,他们只是宠自己。”所以林奕华的self-reflection才认为是电影或者戏剧“最被需要的境界”。

欲望的投影无处不在,它是我们不认识的自己,是异化的自己,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二手玫瑰”所表达的叛逆性和所坚持的原创性,这个从东北二人转发掘题材,从底层叙事和传统曲艺吸收养料的乐队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从那天起,我不想在空中瞎飞,我要双脚落在地上,回到民间的血液里。”而这种“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调戏现实,娱乐观众的一种反应,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理想“往幼儿园里开”,成长出纯洁的花朵,所以“二手玫瑰”是一种拒绝,是一种反讽:“二手是个反讽,想要表达当代艺术许多许多都是复制和抄袭,而我要做一手的艺术。一手的意义就是原创,就是讲述自己的生活。讲述自己的生活,就是民族性,就是创新的源泉,多简单的道理啊,可是现在许多玩音乐的人就不明白。”不明白的创作中有太多的复制,太多的西化,太多的“二手玫瑰”,所以怒放就应该是生命的原生状态,是自我的自然表达。

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郝蕾要在近六十度的高温中重走佛陀成佛讲经的地方,为什么丁武要从梦中寻找音乐的灵感用绘画投影“出事儿了”的生活,为什么曹方听到极远处传来太阳鼓的声音会“莫名地被指引去走近它”。那是对自我的找寻,而这种找寻必须和现实进行对抗,必须让理想的玫瑰开出芬芳,那个挪威礁石上的字母A,是曹方遭遇的尽头,字母头上的圆圈是句号,象征着陆地的戛然而止,但是陆地之后呢?挪威之后呢?旅途之后呢?从行为方式变成艺术方式,或许也是一次超越,一次对理想的坚守。

从寻找自我到返身到艺术,这本是不可分割的过程,人生即艺术,艺术演绎着人生,HAYA乐队的名字里包含着“边缘”,但却也是从边缘中挣脱束缚,超然物外,它是融合万物的宝石,它将爱充盈真个世界,所以HAYA乐团要踏上迁徙之路寻找艺术的宝石;所以谢天笑要用柔似流水的古筝和密如雨点的Reggae相融在一起,寻找中国摇滚的突破口;所以赵淼要从《聊斋志异》的水鬼主题和傩戏的演剧方式中找到中国戏剧的另一种“形体”……张玮玮的牢歌收集、林怀民的“云门”舞蹈、徐昂的忧伤喜剧,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人生在创造着艺术,在坚持着理想,或者正像孟京辉所说:“表现人类应该表现的。”

而这种表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盛开一束束的玫瑰,可以成为一个人引领的风景?似乎包围在外面的永远是逃避不了的中心,似乎永远是纷纷扬扬的碎片,孟京辉对先锋姿态下的定义是:“有一种曲线,它永远想要接近X轴,但永远接近不到,我觉得这就是姿态,一种趋向,一种美学观念,一种身体力行的东西。”是的,他们制造了趋向,他们表达了观念,他们身体力行,但是他们想要接近的X轴,却永远不能抵达,或者说,只能是无限接近,但不会是重合,文艺的尴尬或许也是如此,在众多自我的坚守和拯救中,往往会忽视那条曲线的指向,或者会误解那条无限接近的X轴。“二手玫瑰”在《征婚启事》中唱到:“混到了北京我混没了牵挂,混乱了生活我混长了头发,到底是什么让我无法自拔?”而这似乎解构着那些怀揣梦想的人,或者对于19岁那年的谢天笑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个体的反讽:“从淄博一路北上,追随崔健、唐朝和黑豹留在他印象里的痕迹来到北京”是不是所有文艺青年的必由之路?那个“北京”是不是也有黑暗之光是不是也在改变梦想:“这瞬间被建立的城市/是谁梦中片刻的意志/形状如此真实/回忆如此虚伪/你摧毁她经历的世界/或探索她已展开的边界/清晨苏醒之后/她已有了改变(雷光夏《她的改变》)而HAYA想要“唱给在城市中失根的人”是不是就是那些在“中心”湮没自我的人?

这是不是只是一个属于艺术的传说,一种神话,一个“天方夜谭”?“当‘文艺’染尽了坏名声,当传统媒体在衰退,当碎片式的新闻占据了人们日子里的边角余料,当‘审丑’成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话题,我们却两手空空得要把一个贴着‘文艺’两个大字、提倡深度阅读和精神享乐的杂志做起来。”这是写在《致所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的碎碎念》这篇“后记”里的一段话,文艺沾染了坏名声,碎片式的解读占据了生活,审丑变成喜闻乐见的话题,在这样一个大众阅读的时代,艺术的传说,文艺的革命,以及理想、信念、激情、自我又去了哪里?所以提出任重道远的“解救”意义变成了一本书的职责,或者也只有一本书,才可以让人民大众抛弃碎片抛弃审丑抛弃那个比理想更大的咪咪。因为文艺是遥远的,深度阅读是遥远的,精神享乐是遥远的,它只属于那些行走在路上的“乌托有个帮”。

3年,100期,这是一本书的时间轴线和周期指数,但是不论是人物专访、LIVE,不论是Focus、看艺术还是艺述,几乎所有的篇章都以时间和地点作为标签,以及“记者某某”的观者标签,这些标签象征着时代性和现场感,2011年3月12日北京五棵松体育馆的Eaqles 2011北京演唱会、2012年8月31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音之印象”音乐周、2013年1月12日北京·后山艺术空间的野孩子腊月音乐会,以及那些集锦式的各类音乐节,在图片的传递中并没有让人产生身临现场的快感,相反倒是感觉自己距离所谓的“文艺”越来越远。在一个大多数人生活的“非中心”的城市里,没有音乐节,没有摄影展,没有戏剧演出,所以从来没有艺术的现场体验,没有激情、疯狂、融入。而对于我来说,在这本“文艺红宝书”里,所检索到的和我有关的相关信息只有:郝蕾或者娄烨的《苏州河》、《颐和园》;不在书店里恶鸟的实验小说;放到网络上的孟京辉戏剧《恋爱的犀牛》以及去年曾有过某种臆想的乌镇戏剧节。

而其余所有的一切都是遥远而陌生,都隔着厚厚的玻璃,都是一个“天方夜谭”,艺术在别处,艺术高高在上,所以注定是“乌托有个帮”的群像,而那种渴望抵达”深度阅读和精神享乐“也只是一个不断被侵蚀不断被异化的的杂志理想,那些标注着记者的署名文章只能证明它是一本报道集,一本有关新闻的碎片化组合,甚至只是一本缩小了的杂志,它不是如丁武所说具有宗教意义的“图书”,所以在Focus中,那个关于大爱音乐节的报道在讲述圆满的梦和破碎的爱,更多只是在描述音乐节本身,“前所未有的豪华阵容,难以置信的舞台音效,以及细致入微的人性设置,都让习惯了国内音乐节标配的乐迷为之惊喜”,它所带来的却是“第三天工作人员罢工演出延迟开场,到音乐节结束后酒店追讨房费员工纷纷逃跑”,或者更多的只是报道“从大跃进到大逃亡,从捧上神坛到跌入谷底,短短四天辉煌带来无比沉重的代价”。其实,作为深度,并不能局限在音乐节本身,“2013年的音乐节更加层出不穷,音乐节市场被红了眼的人们越炒越热,突然热起来的市场也带来了迅速成长所必经的阵痛,重复的阵容,疏松的管理,随之而来的是票务漏洞、艺人与主办方的冲突、乐迷的审美疲劳……”这一句或者才是解剖的要点,但可惜只是一笔带过,无法完成Focus的深度挖掘。

而在《艺述》的不部分章节中,除了缺少深度,甚至还只是一种知识的普及,在《香港电影MOVIE in H.K.》文章中,参考“香港星光大道官方站点”的《香港电影发展历程》就是知识的传播,而接下去关于Made in Hongkong的新浪潮,也只是简略介绍徐克、许鞍华和谭家明三个人的电影,#港味影像#更是将香港电影的解读变成了碎片化的100条微博介绍,最后《我与香港电影》的采访是文周和飞鸟的对话,而飞鸟作为豆瓣小站“香港电影的电光流影”站长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至少在采访中,对话也仅是从关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香港电影、最喜欢或最怀念哪个时期香港电影、怎么看待香港电影新时代的没落期、最喜欢哪些香港影星这些简单的话题,根本没有在深度上去解读香港电影的发展脉络。

“幸福只有芝麻大一点,我奔走在它的边缘……”这是张浅潜在《幸福的芝麻》里唱出的心声,芝麻大的幸福对应的是咪咪大的现实,奔走在边缘对应的是主流和中心,“《文周》三年来采访过的人,大都注重自身专业领域的探索而隔离浮华。他们钻到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世界里,与这个有些坏的时代周旋,那其中的苦与乐,是一般人根本无法体会的私享幸福。他们生活在成人和孩子中间的青涩地带,渴望分享、渴望自由。正是这些人,让这个充满了悲观和负面情绪的世界,多了一些让人热泪盈眶的理由和干净的存在。”这里是有对于理想坚持的感动,有独立自由精神的实践,有激情,有自我,但是“致所有在边缘的理想主义者”的后面是挣扎,也是无奈,对他们来说,现实或者也是一种无法逃脱的桎梏,而在这样一种芝麻大的世界里,所以他们拒绝中心却在抵达中心,他们远离碎片却在制造碎片,“战争中你鲜血流尽,和平中你寸步难行。”其实,做一个平静的人,写一本平静的书,更难。

逃离

编号:C56·2131219·1033
作者:【加】爱丽丝·门罗 著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9年07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6.80元
ISBN:9787530209837
页数:368页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和“她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夸张地印在红色的腰封上,作为2009年7月初版的这本图书来说,显然是经过了诺贝尔化的修饰,所以对于因诺贝尔文学奖而带来骚动的文学市场而言,艾丽丝·门罗不是在“逃离”,而是被纳入,被修饰,被消费。“逃离,或许是旧的结束。或许是新的开始。或许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瞬间,就像看戏路上放松的脚步,就像午后窗边怅然的向往。”无论是十八岁从父母家出走如今又准备逃脱婚姻的卡拉,还是放弃学术生涯投奔向偶遇的乡间男子的朱丽叶,或者是失踪的佩内洛普,与哥哥出逃的格蕾斯,逃离成为无法预知、无从招架的现实,旧有的世界被放弃了,是不是意味着新的生活会如愿开放,或者逃离没有终点没有目的,“或许你早已被它们悄然逆转,或许你早已将它们轻轻遗忘。”逃离的永远是她们,是女人天天经历的生活以及细节背后的情绪,而当一切都消逝,一切都被遗忘,或许只有那个叫门罗的“她”站在自己的世界里,独自守望。


《逃离》:她把一切都放回到原处去

在她正在逃离他的时候——也就是此刻——克拉克仍然在她的生活里占据着一个位置。可是等逃离告一结束,她自顾自往前走自己的路时,她又用什么来取代他的位置呢?又能有什么别的东西——别的人——能成为如此清晰鲜明的一个挑战呢?
——《逃离》

那个位置已经不能改变了,它就在卡拉骑马训练的地方,它是朱丽叶想象的将陌生人压出血的铁轨,它是格蕾丝不愿加上去的“我很抱歉”,它是劳莲恨死却不能去除的蒺藜,它是若冰那条穿错的绿裙子——应该的样子,使一个个的她变成了“她们”,使一次次的逃离又返回到了自身,从模糊到清晰,从逃离到投奔,所改变的只是偶然经过的存在,而那些从另外世界悄悄带来的东西只不过是脆弱的安排,是鲁莽的信心,是“一门心思地相信一切都会按照设想往前发展”的偶遇,只是那危险的布局在往这边或是那边移动一分,“事情便会落空”,那结局不是取代,不是虚构,不是告别,不是走开,而是如卡拉在迷路的时候发出的呼喊:“来接我一下吧。求求你了。来接接我吧。”

可是,在第一次逃离的时候,卡拉是没有这样的呼喊的,把一切仍在身后,是不是勇气,是不是年少的脆弱和无奈?那仅仅是因为爱上了克拉克,一个陌生的男人,一个在停车场会合的男人,而这种爱在卡拉看来变成了顿悟,所以离开是为了抵达顿悟的现实,留下的只有给父母的一张纸条:“我一直感到需要过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是永远也无法得到你们的理解的。”需要过一种真实的生活,克拉克是不是就是那种找寻的真实?在孤寂的骑马训练地方,在萧条的乡下,在一个男人暴力构筑的生活里,卡拉或许是被真实迷失了,所以这种顿悟甚至变成了一种对性的向往:“现在她认为那只是性这方面的问题。也许仅仅就是性的问题。”性让她离开曾经的现实,而性又在克拉克那里变成了赚取钱财的一种方式,比如那个老去的贾米森先生,所谓勾引,是让卡拉成为现实的一个钓饵,“他表示出自己的欲望,想用手指捅捅她勾她过来顺从自己,配合他做些亲热的动作。”如此,便构成了另一种生活,“下流,真下流。”这是卡拉心中对自我的一种否定,所以在卡拉克打架、粗暴的生活背后,那种一心想追求的真实不存在了,而停车场的回合变成了第二次出逃,“他什么时候都冲着她发火。就像是心里有多恨她似的。她不管做什么都是做得不对的,不管说什么都是说错的。跟他一起过真要把她逼疯了。”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现实,所以卡拉的出逃是从贾米森太太那里获得钱,和一套她的衣服,“只要可能,我会付出一切代价这么做的。可是不行啊。我没有钱。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投奔。”这是卡拉把自己置身在一种危险的境地,“付出一切代价”的背后是盲目,“任何地方可以投奔”的注解也是盲目,所以那一套衣服,那个遥远的小镇以及陌生的女人,都是卡拉心中“危险的布局”,就像曾经离开父母。

当那张字条上的“all right”误写成“all write”,当穿着贾米森太太的衣服变成了另一个自己,当公共汽车在那条路上让卡拉体会到了迷路的感觉,投奔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这是错位的方向,这是错位的人生,当有代替无,当投奔代替出逃,那个位置却还占据着克拉克,取代不是盲目,不是心血来潮,不是自顾自往前走,还有什么可已成为“如此清晰鲜明的一个挑战呢”?危险让人有一种存在感,如果逃离变成了真实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危险化解的时候还有什么可以让人触摸那些下流,那些勾引,那些暴力?“来接接我”最后成了卡拉确认自己存在的呼唤,但是回家是不是就一定是回到真实回到清晰回到那种危险的布局中?克拉克甚至把卡拉接回来变成了对于西尔维娅问罪的理由,“我敢说你自然是会吃惊的,在你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帮助她逃走之后。”这也是危险的,当时当两个阵营的人对立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危险不是清晰和真实的现实,而是那一个关于山羊弗洛拉回来的虚构。

或者他们都看到了,卡拉一直希望找到的山羊在失踪之后重新出现在他们面前,并不是安全的,而是在迷障一般的黑夜里,如幽灵一般降临,“在我看来,这一整串事情里最最诡异的一件事,就是弗洛拉的重新出现了。”也是逃离,也是回归,却把两个阵营的危险化成了一种神话,但是这样将西尔维亚和克拉克联接在一起的仍然不是现实,是一种虚构,它其实是卡拉的一种幻化,离开和回来都是诡异之一种,而克拉克终于没有将这样的传说告诉卡拉,因为那是不存在的幻觉,是一种迷惑。而在若干年后当卡拉知道这件事之后,弗洛拉其实早已经不存在了,它是真正逃离的象征,留下的只是西尔维亚给她的那封信,那封关于诡异和虚构,关于迷惑和联接的信,它不是失踪,是逃离,是存在于克拉克记忆中的一次逃离,所以对于卡拉来说,她被取代了,她成了那个危险的符号,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一切清晰鲜明的挑战被化为乌有,“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卡拉不再朝那一带走了。她抵抗着那样做的诱惑。”只有那根针像真的存在一样,刺痛在她的心里。

而对于西尔维亚来说,贾米森对于卡拉的欲望投影或者也是因为没有一个取代的位置,“也许是因为利昂和我没生过孩子吧,是挺傻的。那是一种移位的母爱。””西尔维亚说到了这个爱情故事的一种可怕结局,是没有孩子而造成了移位的母爱,所以卡拉的性问题从逃离父母开始也变成了一种“移位”,克拉克又将她推向了贾米森,而卡拉对于山羊弗洛拉的爱仿佛又是一次“移位”,所以在不断地移位中,那种突然断裂的感觉就仿佛是暗处开始的逃离,但是所有的逃离都是宿命的,都是对于现实的一次“侵犯”。那个叫劳莲的女孩最害怕的事就是自己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这样,她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就轻易解构了。在被看见的那个盒子里,是一个失去的孩子,“那个女娃娃从筐里摔出去时就已经完了。不过我们却没有失去艾琳怀着的那个。那就是你。你懂了吧?就是你。”但是这样的话对于劳莲来说,却并不真实,在父母不断争吵的生活中,总是会触及一个孩子的敏感问题,那个有着安眠药和刀片构筑的家庭里,劳莲几乎成了问题少女,“她五岁的时候喝下过半瓶啤酒,六岁那年抽过含有大麻的香烟,虽然这两样东西她全都不喜欢。她吃晚饭时偶尔饮一点点葡萄酒,这玩意儿她倒还能接受。她知道口交是怎么一回事,也了解避孕的所有方法,同性恋者干的是什么事她也明白。她时不时就能见到哈里和艾琳一丝不挂,也见到过他们的一伙朋友脱光衣服围坐在林中篝火之前。”而在德尔芬的玩笑里,”也许他们根本不能生呢。很可能你还是领养的呢。”这是一种具有“朦胧的魅力”的想法,自身存在的真实感一下子被解构了,在劳莲的心中便形成了一种危险的想法:“如果他们两个孩子都失去了,而不是只失去一个,那又会怎样?如果她从未存在于艾琳的肚子里,不必为她肚子上的轨迹负责,那又怎么样?她怎么能肯定她不是他们领来的一个代用品呢?如果已经有了一件不为她所知的如此重大的事情,那么怎么能保证就没有第二件呢?”领养女孩的夫妻名字、父亲在一家杂志做事,如此众多的线索对于劳莲来说不是巧合,而是事实,是朦胧的魅力变成了现实,领养是一个代用品,甚至取代了劳莲自己的身份。而最后父母的解释是,结婚五年是有过领养的孩子,可是那不是劳莲,或者说是有劳莲的名字,但不是她,“我猜想那是因为我们最喜欢这个名字,而且这样可以给我们一种重新开始的感觉。”被重新命名的劳莲,真实存在的劳莲,这是一种“侵犯”,就像西尔维亚所说的“移位”,“德尔芬掬起一把灰烬,但是没有把盒子接过来并传出去。艾琳也掬起一把,又将纸盒传给哈里。”共同分享一般,实际上在劳莲看来就是侵犯,侵犯自己的名字,侵犯自己的生命,“她的。我们的。”最后那些蒺藜的危险反而让她有了某种回归的想法:“可是她知道自己唯一能做的,就仅仅是坐着不动并耐心等待。”

坐着不动并耐心等待,或者时间能够最后给出答案,或者自身的存在才是最好的“逃离”,所以对于朱丽叶来说,爱情的冒险是一种“机缘”,只是太“匆匆”,像那来回的火车,载着她走向一个陌生的男人,而最后,连同自己的女儿佩内洛普的离开,都像是自己生活的一次翻版,走向“沉寂”的归宿。《机缘》、《匆匆》和《沉寂》构成了朱丽叶的一生,从处女的爱情到家庭的干涉,再到女儿的离开,人生三部曲都是在寻找取代的那个位置,可是最后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最后去了哪里,命运的无常或许就像铁轨上的那个死亡事件:“六个月前,她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个男人。六个月之前,那个死于火车轮下的人仍然活着,也许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出门旅行呢。”

世界的陌生,是因为从来没有过存在感,朱丽叶在火车上的偶遇化解了关于那一滩污秽和可怖的经血的不安,满都是血的现实其实也是可以被轻易取代的,那个自杀者被压烂的身体上的血取代了作为处女的朱丽叶在卫生间丢下的红色,而那句“搭伙儿聊聊”的说法一下子俘获了她的心,是的,当埃里克告诉她自己的太太在八年前受伤导致全身瘫痪,“连吃东西都要别人喂”,埃里克照顾了她八年,那一刻在朱丽叶把自己当成了那个被照顾的妻子,获得了感动的爱,被取代的命运仅仅是从“我是时时刻刻都会想起你的哟”一句话开始,所以当火车载着她抵达的时候,埃里克的妻子已经死去,而她从来就不是被取代的角色,“此时,她又敌意地想起了克里斯塔。埃里克有女人。他自然是有的啦。”就像那个在轮下的死者,如果在六个月前,他还是一个正收拾行李准备出门旅行,所以所谓的取代只是命运的一次捉弄,只是一种偶然,所谓的爱或者不爱,都不是必然,实际上,“吸引她的——实际上是迷惑住她的——是在前寒武纪岩石层峦叠嶂的遮蔽后所听能寻见的那种极端冷漠、重复、漫不经心以及对和谐的轻蔑。”是对命运的嘲弄,而自己在长途跋涉中所要取代的位置早就变成了一个虚构的“危险的布局”,所谓“机缘”就是偶然,是错失。所以即使朱丽叶最后有了三个月的身孕,她依然无法改变现实,这是父亲山姆和母亲萨拉带给她的现实,山姆因为朱丽叶爱上有妻子的埃里克,而辞职,甚至跟别人吵架,而其实这不是最根本的,在山姆的故事里,有一个“摆脱”萨拉的计划,这是一个口头上“感恩”的故事,作为对疾病患者萨拉,山姆只有简单的感恩,“要好好对待萨拉呀。她是冒了生命的危险才怀上你的,这是值得记住的呀。”这又是一个轮回,埃里克之于妻子,山姆之于萨拉,萨拉肚子里的朱丽叶,朱丽叶肚子里的佩内洛普,组成了一种命运的对应关系,所以当萨拉说:“不过我敢肯定,现在你有了这个宝宝一你很快乐吧,我的意思是。我敢肯定你是快乐的。”朱丽叶的回答是:“是很快乐,就像持续生活在罪恶之中那样。”

持续生活在罪恶之中,是不能逃离的痛苦和宿命,所以对于上帝的怀疑,对于爱情的怀疑,对于家庭的怀疑,让朱丽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有的一切都是被注定的,被取代的,所以最后对于朱丽叶来说,埃里克的信给了她一种彻底的解脱,所谓家的观念上的变化,其实是走不出的宿命,是一种控制:“是关于家在何方的观念上的变化。不是指和埃里克在鲸鱼湾的家,而是更早的年代的家,在她整整一生之前那个时代的家。”所以,最后“她把一切都放回到原处去”是一种放弃,是妥协地回归。而这样的生活持续着,即使不是罪恶,也会是命运的再一次翻版,《沉寂》的日子到来,是21岁佩内洛普的离开,那个相依为命、“带给了我快乐”的女儿在休学之后失踪了,没有地址没有任何信息,使朱丽叶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境地。而早已经遇难的埃里克的生活在朱丽叶看来,始终没有走出危险的境地:“艾罗是他们的老邻居,对埃里克已故的前妻至今仍然很有感情,对朱丽叶则是百般看不惯——朱丽叶发现埃里克跟克里斯塔睡过觉。”在一种自我折磨中,佩内洛普的离开又让朱丽叶体会到了一种自我惩罚的折磨,而琼安的说法是:“不论她去了哪里,不管她决定做什么事,对她来说,那都是正确的。对于她的性灵以及她的成长,那都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虚构,对于逃离的虚构,当最后朱丽叶找到佩内洛普的时候,才知道她找到了自己的爱情,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但是这样的生活绝不是性灵,是校服,是钱,是现实的困境,“佩内洛普的确并不存在。朱丽叶寻找的那个佩内洛普已经消失了。”找到又怎么样?那只不过是命运的又一次取代,“我的女儿没有对我说声再见就离开了,事实上她也许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出走。她不知道那是永远走开。”

从火车“搭伙儿聊聊”的相遇,到怀孕三个月的家庭变故,再到21岁女儿的永远离开,在朱丽叶的“人生三部曲”中,她都是一个被取代的角色,她寻求的自我,摆脱的持续罪恶,以及对于爱和亲情的找寻,都在一次次的“逃离”中变成了另一种梦魇。这种梦魇是爱情的虚构,是信仰的缺失,是亲情的解体,而在《播弄》的若冰那里,梦魇则变成了一种巧合的悲剧。“明年夏天”是一个从丹尼尔嘴中说出的再次相遇的时间,是爱情被不断深化的约定,但是当若冰在“明年夏天”再次走到那个小店的时候,她一心想要取代男友和情人的命运和爱没有出现,或者是陌生的出现,他没有理睬他,根本没有看见她,或者根本不认识她,若冰那期待的光芒瞬间熄灭,有所依托的生活变成了一个传说,变成了羞辱:“现在他又朝她走过来了,好像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干什么了。不再对着她看,而是坚决地而且一在她看来——十分反感地,把一只手放在那扇木门的后面——那扇一直是开着的店门一对着她的脸推门关上。”

而这个羞辱直到乔安妮去世十八年后才揭开了谜底,兄弟、双胞胎成为最后的答案,不可思议的爱情,不可思议的错失,是不可思议的取代,是不可思议的人生,这是两个世界的故事,“一如任何一个在舞台上虚构的世界”,而若冰那年的绿色裙子却也是穿错的,这错误让一切变成了虚无,“她希望能把这件事情告诉什么人。告诉他。”但是有什么用?即使能够解释那些错失的爱情,裙子能够取吗?时间能够取代吗?不能取代的一切,总是用逃离的方式上演,对于《激情》中的格蕾斯来说,对于尼尔的感觉就是一次逃离的结果,那个爱上她的莫里是尼尔同母异父的哥哥,那个爱情的想法如此脆弱:“倒不是说她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结婚。那样的可能性——一半是必然性吧——在她脑子里也是闪现过的,和靠编藤椅谋生的想法交织在一起。”所以当受伤被尼尔带到另外的地方的时候,竟莫名地成了一名女俘:“一名无忧无虑的降臣,身内除了涌流着欲念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而在这样的欲念中,她很担心尼尔身后的那扇门会突然关上,是的,这里没有什么诱拐,没有堕落,却有着错失和取代,“她竟会想到要跟莫里结婚,这不是莫名其妙吗。这简直就是一种背叛。一种对自己的背叛。”和尼尔却不是,但是那种爱情还没有成为婚姻,还没有熄灭背叛的萌芽,尼尔就在事故中丧生了,“她的胳臂一下子疼了起来,像是挨了次猛击似的。她手里的盘子几乎失去平衡,不得不用双手将它抱在胸前。”身体之痛,也是心理之痛,逃离似乎永远没有方向和终点,而那个位置似乎从来没有合适的人占据,所以当莫里写信问她“只需告诉我是他让你这样做的。只需说你是不想去的”,而格蕾斯的回答只有五个字:“我自愿去的。”——“她本想再加上一句我很抱歉,可是最终还是没有加。”

对谁很抱歉?对自己还是对尼尔,或者对莫里?对这场邂逅偶遇,还是背叛?那只是一点点的激情,她,她,还有她们,点燃的时候是熄灭的时候,所以逃离的最终目的还是回来,还是“把一切都放回到原处去”,正如《法力》中的那句话:“今天我穿了雪靴就老老实实走在街的正中心,雪上除了我的脚印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印迹。”

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

编号:B21·2131219·1032
作者:杜维明 著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2013年08月第1版
定价:53.00元亚马逊39.80元
ISBN:9787108043092
页数:538页

“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脉络来看,受到自己的文化精英狠批乃至彻底扬弃的文化传统,儒家是惟一的。”将儒家放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脉络上来审视,批判或者扬弃是不是儒家传统自身存在的先天不足,和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这些思想传统相比,儒家传统是入世的,甚至是世俗的。而杜维明似乎要在这样彻底的洗礼中,用“放大镜里扩展出来”的办法找出它的黑暗面,而最终的目的是“把它原有的创造性力量发挥出来”。1988年,杜维明应台湾大学哲学系和历史系的邀请,以“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为题,开设了13次的公开课,从多层次、多面向、多维度和多因素的视野来考察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和现代精神的儒学诠释。他的核心关切是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以回应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著名命题,内容包括从帕森斯模式看儒家传统、帕森斯主义的危机、美国的生命形态、美国社会的基本结构、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观、美国当代的危机、文化层和社会层的断裂、哈贝马斯:理性的透视、哈贝马斯思想产生的背景、哈贝马斯及其思想来源等。


《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新轴心时代的寻根意愿

儒家传统能对现代西方文明作出创建性回应的先决条件,是其自身必须通过以现代西方文明为助缘的现代转化。
——第十二讲 新轴心时代的必要与可能

站在台湾大学讲台上的杜维明,他的“今天”是1988年,而21世纪对他来说是即将到来的新轴心时代,是存在着文化重建必要和可能的现代社会,是儒家传统进入第三期发展的关键时期,而作为一个回首过鸦片战争、五四运动、中国文革,乃至四五运动的儒家学者,他站立的不仅是中国社会的历史节点,也不仅是工业东亚的兴起和发展可能,而是从韦伯提出的现代精神,到帕森斯的“当代挑战”,再到哈贝马斯的现代主义挑战的西方文明轴线上,提出儒教中国的现代命运。

1988年的“今天”对于杜维明来说,不管是美国国家艺术科学学院提出“超越突破”观念的1972年,还是面对中国式马克思主义他提出文化重建的1985年,对他来说,20世纪的儒家传统受到重大撞击是不争的事实,甚至出现“儒门淡薄”的现状,但是在杜维明看来,中国以儒家文明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在面对西化的过程中遭遇到了脱序和断裂,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生命力,相反,儒家思想在现今的资本主义发展、工业东亚的崛起、中国文化的重建上都有着极大的空间,而这种可能在他看来就是一种“寻根意愿”,也就是说在面对21世纪的新轴心时代,面对现代人存在的课题,从儒家传统中寻找新的意义,寻找现代转向的可能,最终构建全球伦理。

“经过柏林围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欧洲整合的进退失据、美国后工业社会的矛盾加深、日本的经济失调、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和非洲的浩劫,世界秩序正在重构。我们不仅对现代精神要重新理解,对现代性也要重新定义。”这是杜维明在《前言》中的观点,这篇写于1995年元旦的文章在时间轴线上上似乎更接近那个即将到来的21世纪,所以视野也从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现代主义困境更大地转向整个西方社会,这包括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等意识形态的事件,但是和1988年站在台湾大学讲台上的忧虑一样,仍然是关于世界秩序重构中的儒家意义,是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的抉择可能,也就是重新寻找更具现代意义的“寻根意愿”,也就是说,在杜维明看来,讨论问题的“参照系”没有改变,而这个参照系就是所谓的“现代精神”。

现代精神的两个方向是回顾和前瞻,回顾当然是轴心时代文明的发展带来的西方理性主义,而前瞻是在理性主义下西方文明呈现出现代化倾向。轴心时代是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观点,他认为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特别是公元前6世纪,人类几大文明区涌现了几大思想潮流,这些文明经过2000年的发展,对于人文世界仍有一定的导引作用,而在罗贝特·贝拉看来,由于宗教发展的影响,在几个轴心文明中,只有基督教进入了前现代,而其余的还停留在历史宗教阶段,当然更不用说到了“现代宗教”阶段。所以轴心文明的发展到了19世纪,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发展之后,西方思想家认为现代西方的发展才是人类走向未来的趋势,甚至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来看,也认为人类文明的焦点是在西方,梁启超说“以动力横绝天下”,正是要从西化中寻找中国的出路,所以产生了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

欧洲中心其实是欧洲理性发展的一个结果,而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建立的现代精神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他认为,“这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也可以说是诗的时代。这个时代,上下没有一定的分裂,如权力的运用,理性和神秘,凡俗和神圣,超越和内在,没很大的歧异,更无大小传统之分。直到公元前6世纪才有所改变。这个改变是由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知识分子的出现。”在他看来,理性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个理性化过程就是现代化过程,他对资本主义兴起的理解,也是从工具理性出发的,当然在工具理性之外,还有一种以经济力量和价值取向为主的价值理性,“韦伯所提出的观点,如理性化的过程,乃至对新教伦理的描述,对现代人格的理解,逐渐成为现代化理论的典范。”

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杜维明

而韦伯学说只是杜维明设定的一个基点,“我们可以从韦伯的精神资源中的多样性、紧张性和自我意识的特殊性来了解现代西方的动源。”也就是说从韦伯构建的理性伦理中找到西方中心说的现代精神。在杜维明看来,韦伯精神动源主要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希腊文明和罗马传统。这三大动源也是现代西方的动源,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形成了“排斥性的二分法”,就是将神圣和凡俗,身和心,精神和物质截然分割开来,“这种截然分割的二分法,使得韦伯及其他西方哲人认为创造世界的上帝和被创造物之间不仅没有合一的可能,两者之间必然存在辩证的张力。”也就是在基督教了解、控制、转化中达到理性化的高度和强度。而希腊文明提供给韦伯的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理性意义上,职业变成了宗教,同时在合理化、公式化过程中对超神魅力进行了消解。而罗马传统中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带来了现代精神上的官僚化。

韦伯虽然提出了西方文明的三大源头,但是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整合,所以在现代主义的理性方面,杜维明又沿着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来阐释现代化的多面性。“帕森斯在他的理论架构中,还提出了一种作用互相影响的模式,即经济的适应,政治的控制,社会的整合,模式的维持。通过这四方面的交互作用,他发展出一个四向度的分析模式,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这四个不同的领域是互相运作的。”他将工业化和西方社会进行分析,提出了“科际整合”,也就是从交叉学科中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杜维明认为,“从理论结构来看,帕森斯的贡献是为社会分析和文化分析提供了一个涵盖性的蓝图。”也就是他从更辩证的方法上将意义结构、经济动力之间建立起认同关系,三个层次和四个模式及其互动关系对于构建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有着积极的一面。但是帕森斯主义最大的弊病是:“他把美国社会的特殊经验,自觉或不自觉地、有选择或无选择地看成一种普遍的规律,甚至预言这种经验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就是说,美国典范取代了欧洲典范而成为未来发展的模本,“要把美国所代表的欧洲的这个典范变成东亚的典范,其中的脱序或断层的情形是很可怕的,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国际冲突。”

在杜维明看来,美国绝不是现代文明的发展典范,相反,在美国福利社会和自由市场之间甚至出现了冲突和矛盾,他认为,美国的现代化转化其实遇到了“当代的挑战”,从丹尼尔·贝尔的社会有效性来看,美国的社会出现了危机:“民主制度和帝国角色之间的冲突;知识精英受到了经济在内的各种不同打击;再者,社会职业化、技术官僚化达到某种程度后,大家的参与感增加,要求直接参与和咨询的意愿特别强;更严重的是社会和文化的脱序。”这种危机实际上造成了帕森斯提出的社会结构的矛盾,从文化层和社会层的断裂来看,则是资产阶级价值理论的崩溃,“美国社会是工具理性的高峰,但其文化的表现———种特殊的价值理性,却是反工具的。这种文化和社会脱序的现象,非常明显。”

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美国的现代危机,引发了哈贝马斯对于理性的重新讨论,在这种称为“理性的透视”的重建中,哈贝马斯建立了一个开放的体系,这个体系常常有自我批判,也就是形成了极好的“反馈系统”,这便是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这种沟通理论不仅超越唯物和唯心,也超越韦伯的“排斥性的二分法”,所在杜维明认为,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是对“何为人”这个问题所作的回应和重新定义,他的指向是如何重视生命世界。生命世界的课题实际上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挑战提出的解决方案。“目前人类存在的困境,不仅仅是因为地球村的出现而要求共识,同时因核战、环境、资源的限制等显而易见的问题,必须彻底改变现代西方的文明典范,人类的生命形态才有延续的可能。”所以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反思,实际上也是对于现代主义的反思:“一方面是现代主义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对全体人类而言,都有着极深刻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可能性所导引出来的爆炸性的危险性,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套用海德格尔的“如何能够让我们重新听到存有的声音?”的提法,现代主义的挑战实际上就是一种”寻根意愿“,也就是人类在理性价值不断发展的同时,存有的声音却已经断裂了。

从韦伯的新教伦理提出西方文明的动源,从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寻找当代挑战下的生命形态,又从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重建现代主义挑战下的“存有”,其实这一系列的演进,在杜维明看来,就在于提出可能:儒家传统面对西方的挑战,有没有发展的可能,他指出:“这个创建性的回应是多层次的,至少应该分三个层次:一个是宗教的层次,对基督教所提出的问题有没有创建性的回应?然后是社会的层次,对马克思和各种不同的民主制度、不同的社会思潮有没有创建性的回应?有没有代表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系、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结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的出现?还是一个是心理的层次,即能否对弗洛伊德的各种心理问题作出回应?”一方面回顾了儒教中国的命运,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西化的道路上中国的思想界一直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但是不管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还是五四时期的极端西化,对于中国现代命运来说,一直处在一种认知和实践的困境中,而放眼工业东亚,杜维明认为,儒学在经历了第一期发展之后,在东亚形成了一种同构,那就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工业东亚所代表的企业精神以及东亚的社会组织所导引的特殊的政治发展路线,加上以儒家为主的文化价值,创造了一种不同于现代西方的生命形态。这一现象对整个西方的经济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所以,在杜维明看来,儒家传统还是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特别是寻根意愿的强化和全球意识的出现,给儒学的重新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可以这样说,一个具有儒家特色的精神取向是内在的超越。讲它是凡俗的,亦即韦伯所说的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是内在的。但我不能接受韦伯的解释,即因为是入世的,所以一定要跟这个世界取得妥协。我认为儒家的精神是既在这个世界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是它的现实性,同时又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要改变现实;在这个政治体系中又不接受它所代表的游戏规则,因为有另外一套理想的规则要来改变这些现实的权力结构。”儒家思想的超越性使它即可以是内在的理想主义,又可以是外在的现实主义,所以在儒学第三期发展上,完全有进一步的可能,虽然相比于西方文明,儒家传统所缺少的是“科学精神、民主运动、宗教情操,乃至弗洛伊德心理学所讲的深层意识的问题”,但是儒家传统也具备西方现代文明并不具备的优势:“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知识精英的政治参与和民间社会的宗教活力,可以为东亚的利益领域开拓在欧美未必不可能但的确不多见的空间。同时,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也可以为东亚构建一套凸显义务、同情、辞让、正义和公德、从小康趋向大同的社会理念。”那么如何构建,或者如何在西方现代主义危机下重建体系,杜维明认为:“如果儒家传统第三期发展的话,要从中国文化和东亚文明走向世界。这意味着它的资源、它的养分来自中国文化,也来自东方文明。这是它的历史因缘,也是它的社会基础,但它一定要有勇气走向世界。为此,它要克服自身的缺陷,并面对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现代西方文明所碰到的各种挑战、难题,创造崭新的、有深刻宗教涵义和广泛政治实效的人文精神。”

“我认为儒学能否有第三期的胜境,取决于儒家学者能否从美国、欧洲和日本汲取丰富的精神资源以壮大其生命力,吸收深厚的智慧结晶以淬砺其说服力。”一方面当然是吸收,另一方面则是在西方文明的助推下实现现代转化,也就是说吗,在杜维明的理论构架中,对于现代化的突围依然是以欧洲中心为背景,西方的实证主义、理性主义,甚至是反思性的反馈系统,都是全球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能够从根源上解决核战威胁、生态破坏、贫富不均、人口爆炸和社会解体种种问题的人类长久共生之道,而儒学虽然在在构建“网络资本主义”、“软性权威主义”、“信赖社会”、“社群伦理”及“国际精神”的东亚现代性上发挥了作用,但毕竟不能构建全球伦理,也就是说,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型只是为了在西化的途径上走出一条适应中国发展的道路,但是最后到底会走向何种方向,是发展稳健的民主,还是和西方一样建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杜维明似乎并没有确定的指向,甚至对于价值体系的构建,也只是为了解决“当务之急”:“我并不坚持惟有光大儒学才能丰富“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才能开辟“文化中国”的价值领域。但我深信,重新确认儒家传统为凝聚中华民族灵魂的珍贵资源,是学术、知识和文化界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