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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3·2190418·1558 |
| 作者：【法】让·鲍德里亚 著 | |
|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4年10月第1版 | |
| 定价：32.00元当当14.70元 | |
| ISBN：9787305133039 | |
| 页数：203页 |
让·鲍德里亚说：“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他们；这不是通过取消便利，而是相反让他们进入游戏规则。这样，消费才能只身取代一切意识形态，并同时只身担负起整个社会的一体化，就像原始社会的等级或宗教礼仪所做到的那样。”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一书发表于1970年，鲍德里亚由现代社会中人与物的关系入手，从特殊的需求理论出发来界定社会。在这一需求理论中，消费者不是对具体的物的功用或个别的使用价值有所需求，他们实际上是对商品所赋予的意义（及意义的差异）有所需求。这部专著围绕消费这个中心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社会进行了详尽而深刻的剖析，向人们揭示了大型技术统治集团是如何引起不可遏制的消费欲望，并在此基础上对阶级社会里的各个阶层重新进行了划分。
《消费社会》：异化是无法超越的
我们拥有的不是浪费而是“消费”，是永远的被迫消费。
——《第二章 消费理论》
封面上是铺陈着的二维码，黑白如像素世界的一部分，它倾向于一种图像识别的扫描冲动：一本《消费社会》放在堆积之物的最上层，作为一种阅读的先后次序被陈列着——如果从高处拿下来，可能有两种行为：像对待出现在任何屏幕上的二维码一样，进行扫描然后等待下一个界面的跳出；或者掠过另一扫描工具的使用，直接从触摸底部开始，然后依次打开封面、扉页，进入到一个阅读的世界。扫描和阅读，是对于一本书的两种态度，而这两种态度似乎也本质地区别了物和书。
一种对于商品的扫描行为和另一种称作阅读的行为，看起来只不过是一瞬间做出的判断，他们之间的界限有时候甚至是模糊的，但是，正是这两种区别了物和书的行为，界定了商品的消费和“个性化”需求之间的不同——即使这一本书是每月18日计划之中的购买物，即使在打开之前保持了所有商品的固有特征，即使在阅读之中参考了他人的见解，但是它还是脱离了集体的某种命令，不再是“强加”的范例，当然在某种自我意义的阅读中，也从来是财富物质性的“标准组件”所具有的幻影意义。
但是，在个性化和阅读之外，它一定在之前成为了消费的物，而按照让·鲍德里亚的说法，这些消费的物，一方面是证明了物的丰富性，而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对财富产生了欲望，而要摧毁其效用性，也就是说，“商品只有在破坏中才显得过多，而且在消失中才证明财富。”这个消费逻辑是不是一种悖论？当鲍德里亚对商品的浪费界定为一种消费，而且变成了“永远的被动消费”，实际上是运用心理学的“动因”学说，“本能诱导”变成了“客体诱导”，人这一消费的主体在物质的丰富性和摧毁效用性的冲动之间，已经被某种东西所裹挟，甚至他不再是主体，而变成了消费世界的“客体”，连同无意识的消费行为，一起在集体命令的服从和满足中，变成了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这便是“受到物的包围”的现实，鲍德里亚指出，今天的时代，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构成了一种惊人的消费丰盛现象，这是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富裕的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活在物的世界里，看到物的产生、完善和消亡的是我们自己，而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物包围了我们，物具有了持续性，而人类却变成了一种官能性的人。根本变化无可遏制地发生了，而在其中起着作用的不是自然生态规律，而是价值交换规律。
被包围的人，在物的面前丧失了某种主体性，当然，所谓的个体化需求也慢慢蜕化成一种集体的隐喻，于是便有了“物的形式礼拜仪式”，它以节日的形象出现，在丰富性意义上，它形成了一个整套：无论是服装、器械还是化妆品，都变成了一种尚品系列，当它们以充满逻辑的方式从一个商品走向另一个商品，消费者反而被惰性制约。杂货店成为了一场独唱会，超级购物中心成为了“先贤祠”，“所有的活动，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冲突以及所有以同样抽象方式废除了的季节都汇集于此。”节日的礼拜仪式具有的是一种神圣性，它成为了期待幸福降临前的一种模型，“反映了潜在的极大、十足的富裕以及最终受到圣迹显示者背后的狂喜。”
神圣性的背后却是日常性，而在商品的包围中，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行为所具有的真正益处不再是满足需要，而是成为一种对于“奇迹”的体验，“因为即使丰盛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它仍旧作为日常的奇迹来体验，因为它不是表现为生产出来的、抢夺而来的、征服而来的、经过历史的和社会的努力而得来的东西，而是表现为在有益的神话恳求下所赠予的东西。”我们看上去是消费的合法继承人，但其实是制造了商品的幻影——“我们从大众交流中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所产生的眩晕。”这种眩晕远离了现实，远离了真相，取而代之的则是符号构建的编码世界：它包围了变化中的人，它让消费者在“奇迹”中体验丰富性，它否定了真相和真正的日常生活，它甚至取消了消费行为具有的“参与世界”的在场证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现代社会最不寻常的集体性欺骗，是‘数字’上面的‘神术般的’操作。实际上，它掩盖了一种集体迷恋的巫术。”
神圣性当然是一种幻影，似乎任何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事实本身，都需要积极面对，所以这种幻影中的商品丰富性最后要走的一条路就是：消费，它是必然的浪费、侵吞和花费，“个人与社会一样，在浪费出现盈余或多余情况时，才会感到不仅是生存而且是生活。”浪费式的消费变成了一种日常义务，“一种类似于间接赋税的、通常无意识的强制性的指称，一种对经济秩序束缚的不自觉的参与。”这样一种消费逻辑的悖论，在鲍德里亚看来，也适用于社会权力体系。商品的丰富性对应着社会的幸福期盼，而浪费式消费的“被迫消费”行为在一种从众心理中变成了对于平等的追求，所以幸福成为了平等的神话媒介，变成了“可测之物”，它是和物、符号有关能够测出来的福利。也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资产阶级有了“福利革命”，它主张的人人平等是一种神话，在未能实现的情况下便在民主原则下将平等转变成了在物意义上的社会成就和幸福所具有的符号意义上的平等，而这种所谓的平等，恰恰是特权社会自我维系的必要条件。
所以，在社会结构层面的“消费”并没有完成平等神话的构建，而成为了一种等级机构，“消费并没有使整个社会更加趋于一致，就像学校并没有使大家获得一致的教育机会一样，它甚至加剧了其分化。”它促成了消费的意识形态：物在数目、丰富、多余和形式的浪费中，在时尚游戏以及超越其纯粹功能上，模仿了社会的真正本质——地位，只有通过物才能得到拯救，所以和电视机、洗澡间、汽车等组成了财富的“标准组件”一样，人们也在这种消费的意识形态中构建了自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平等幻影，“我买它去是因为我需要它”，但是，当消费变成了被消费，这种被替换的颠倒症状使得对物的占用变成了“无目的”：“表面上以物品和享受为轴心和导向的消费行为，实际上指向的是其他完全不同的目标：即对欲望进行曲折隐喻式表达的目标、通过区别符号来生产价值社会编码的目标。”
人们进入了一个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在这里，消费者不由自主地相互牵连，他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人，在意识形态的精心维护下，在平等的幻觉中，人其实被塑造成了一个“人类物种”，鲍德里亚不无忧虑地说：“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人们；这不是通过取消便利，而是相反让人们进入游戏规则。”个性化自恋被“真正成为您自己”的神话所取代，一个人变成了必须服从集体命令，必须和“强加”的范例相吻合的存在。这是社会权力体系对“消费”行为的仪式化处理，而在更为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它以“大众文化”的消费行为构筑了另一个编码世界。
在社会中，每一个不想被淘汰、被疏远、被取消资格的人，他总是希望能在就业市场上成为“可利用的材料”，期待“重见天日”的一天，这种需求便产生了“进修”的欲望，而在法语里，进修一词其实也有“再循环”的意义，而“再循环”本身具有的便是物的特征。从个体的社会需求到文化呈现，鲍德里亚认为，循环而具有意义，就需要通过传媒系统得以体现，“它们被强制性地赋予了一种承接、交替的形式、一种与裙子长度及电视节目长度的组合调整相同的组合调整。”而这正是“大众文化”的消费逻辑：它取消了生产性的文化和知识，而代之以一种礼拜仪式，一套被精心抽空了意义内容的符号形式，它变成了一种物品，甚至在媚俗的意义上成为了摆设，只有摆设才会再循环，才具有仪式感，才会在消费中呈现无用性，而所有这一切取消了实用意义，取消了象征性，在游戏中变成非经济的、非象征的物，取消了艺术具有的传统崇高地位。没有灵魂，于是在大众文化的流行里，一切变得平庸——这才是当代物的“真相”：“再也不在于它的用途，而在于指涉，它再也不被当做工具而被当做符号来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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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鲍德里亚：消费是永远的神话 |
大众传媒激发了对于奇迹的期待，强加到集体命令中，消费着再循环的信息，这边也是商品在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的属性：全套性，它以系列的方式取消了个体化、独特性的艺术。延伸开来，身体也成为一种消费的全套装备，在一个消费世界里，身体被出售，美丽被出售，色情被出售——身体必须“被解放、获得自由”以便它能够因为生产性的而被合理地开发，所以它就是一个物品，只有在效益经济程式中，被解构的身体、被解构的性欲才能成为最珍贵的交换材料。和身体一样，时间也被消费，“时间就是拿金钱”打印在雷明顿打字机上，却成为一种时代的隐喻，“它烙在工业的门楣之上，烙在被日常性事务奴役的时间之中，烙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间预算’的概念里。”
无论是大众文化、身体和时间，在现代社会里，它们成为消费物品显示了这个社会的丰富性，包括微笑、服务、广告赠品、疗养社会，都让当代消费者“沐浴在关切的阳光中”，它赋予了社会消费的完整意义，也凸显了被消费的总体逻辑，所以鲍德里亚认为，这一种社会消费结构暴露的不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脆弱性，人们只有在幻影中，在关切里，在丰盛中，在服务里，才能维系自我存在的仪式意义，才能拥有自由、幸福和平等的感觉，而实际上，这正是消费社会具有的可怕悖论，“消费社会既是关切的社会也是压制的社会、既是平静的社会也是暴力的社会。”
针对这种可怕悖论，鲍德里亚认为，消费不是普罗米修斯式的拯救，而是享乐主义，甚至是一种逆退，“它的过程不再是劳动和超越的过程，而是吸收符号及被符号吸收的过程。”这种制造符号和被符号制造的过程也就是异化，无法超越的异化“是商品社会的结构本身”。并非悲观的鲍德里亚其实希望在这种无法超越的异化世界里看见另一个自己，引用《布拉格的大学生》这部无声电影，当大学生要杀死自己的影像的时候，他杀死的却是自己本人，但是在呻吟中，他抓住了一片散落在地的碎镜片，正是从镜片里他看到了自己，“他的身体离他而去了，但就在临死前，他以这具躯体为代价找回了自己正常的人像。”
破碎的镜子就像被杀的身体一样，是自我异化的一种结果，但是就是在异化世界里，镜子制造了另一个镜像，它反而成为了返回自身的一种际遇，“证明了世界与我们之间的一种真实的相互性。”所以异化作为商品世界的总体特征，是离开了自我的身体，是“魔鬼协议”的一部分，但是在报复性行为的作用下，破碎镜子提供了最后影像却也终结了这个魔鬼协议，就像在消费社会里，消费这一客观现实背后却也隐藏着一种消费的思想，它超越日常话语，超越所谓的知识界，在自省中可能成为照见和现实具有真实性意义的那个影像，所以消费社会凸显的是人际关系的空虚，是物化生产力的吞噬，是无法超越的异化，但是在呻吟中，在破碎里，“我们期待着剧烈的突发事件和意外的分化瓦解，会用和1968年的五月事件一样无法预料但却可以肯定的方式来打碎这白色的弥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