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08《知识分子的背叛》：这是一个政治时代
人性是民族的，俗人获胜。但是它的胜利超过了可能相信的一切。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是被征服，他是被同化了。
——《第四章 总揽 预测》
当现实主义的激情连同主要表现形式的阶级激情和民族激情在群众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觉程度和组织程度”，当以往反对这种群众式现实主义的行会接受了它，甚至承认它的伟大和道德性，站在这两个发现面前的朱利安·班达用了史无前例来形容这场世纪之交的颠覆：时间已经转向，知识分子的道德观是不是在变动中必须转向？道德观指导的实践是不是在放弃精神性和普遍性中已经成为世俗的一部分？
朱利安·班达用了“现实主义”来形容知识分子的的境况，与其说是客观造成的境况，不如说是一种抉择，与其说是一种主观的抉择，不如说是被所谓的政治激情同化了：同化而被异化，“现代欧洲听从它的博士们的话，以现实主义的本能为美，行恶尚恶。”班达是因为观察到了人性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道德状况，才形成了他的两个发现，而这两个以激情和道德性为标榜的“现实主义”的确成为知识分子通向现实的一种态度：他们讲究实践，他们追求利益，他们表现激情，他们参与事务，只有在被同化的命运中，知识分子才不会有被征服的感觉，而这种不被征服主动变向的现实主义，在班达看来，却是严重地走向了“人类帝国主义”：人与人没有战争，只有“普遍的博爱”；民族精神及其欲望和傲慢成为最高形式；民族改称为“人”，敌人则改称为“上帝”，“由此，全人类团结成一支庞大的军队、一个巨大的工厂，它只知道有英雄主义、训练和发明，谴责一切自由的和脱俗的行动，不再把善置于现实世界之中，只为自己和自己的意愿，心中绝无上帝，这样，人类就达到了对周边物质世界的真正伟大的征服，达到了对自身力量和伟大真正愉快的认识。”而在这个人类帝国主义中，“历史将会含笑地认为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是为这个人类而死的。”
班达的讽刺是明显的，当历史以“含笑”的方式认为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成为人类这个征服者的牺牲品，也就意味着人文主义道德观彻底被颠覆了——在书中他引用的是法国作家勒努安南的话：“人既不属于他的语言，也不属于他的种族；他只属于他自己，因为他是一个自由的存在，一个道德的存在。”引用是一种态度，班达就是要给人一种独立存在的意义，只有“只属于他自己”，这样才能实现知识分子所秉持的价值，而在扉页上，他还引用了勒努维斯的一句名言：“世界因为缺乏对超验真理的信仰而备受折磨。”两句引语和历史含笑的讽刺，组成了班达的态度：只有坚持知识分子作为自由和道德的存在，只有将探寻超验的真理作为自己的信仰，知识分子才能不被征服，更不会被同化，才能将普遍的善置于现实之中，才能真正获得“普遍的博爱”。这种态度在他的“序言”中形象化表现在关于福音和军规的不同认同上：在一次行军中，有一个军官看见一位同事在鞭打一个逃兵，于是问他：“你这样对待你的同类不感到羞耻吗？你没有念过福音书吗？”这位同事应声回答道：“难道你没有看过军规吗？”
福音书指向的是上帝和耶稣，指向的是普遍的博爱，而军事条规指向的是俗世，指向的是现实主义，当法国文人们也像拿起鞭子的那些军官，在嘲笑福音的时候去研读军事条规，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丧失了知识分子所应有的道德观和信仰？“承担这一使命的人们，也即我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们，不仅有负使命，而且还扮演了相反的角色。”但是可悲的是，当现实真的走向了政治时代，当知识分子真的接受了激情，拿起鞭子的知识分子已经不胜枚举，他们甚至在政治激情“登峰造极”的时代走向了自身的背叛。“政治激情在今天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覆盖了“博爱的普遍性”，而在政治层面上成为知识分子行动的指南：一方面，政治激情造成的协调性，使得人际交流走向了一种进步，甚至一百年来坚持同样政治仇恨的人开始形成了“一个紧密相联的充满激情的群体”，从左派到右派，工人阶级似乎不再区分派别，他们形成了非常紧密的仇恨组织，每个成员都和数不清的其他人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当个人把这种神秘的人格给予他所在的集体，赋予集体一种宗教崇敬感，实际上只不过是个人激情的集体化和神化，“借以增强自身的力量”。
一种是政治仇恨形成了充满激情的群体，另一种是个人在这个被激情神化的组织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感，在相辅相成中，他们都成为了“同质”的人，而当个人感受变得当然不存，必然会呼唤一种秩序，政治激情之出现并上升到规范训练的实践中，秩序才会成为一种现实的实现目标。而在秩序实现中，家族对峙、商业竞争、职业欲望和荣誉竞争都变成了“政治第一”的需求，“政治无处不在，政治无时不在，而且政治的口径也一致。”它表现出普遍性、连贯性、同质性、持久性；除了形式之外，在内容深度和内在力量上也同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犹太民族主义、布尔乔亚主义，以及沙文主义，都成为激情之下更情绪化的一种表达，而在强化的民族情感中，民主爱国主义更成为一种激情表现，一方面在典型性格的名义下开始反对其他民族的意志，另一方面民族渴望在历史中寻找“曾获得过的权利”，它在神化意义上变成了某种宗教崇拜——德国就是一个体现着民族爱国主义的一个国家样本，当激情不断涌现，这种希望建立秩序的渴望其实是危险的。而政治激情不仅限于民族激情，在阶级、政党和种族中都体现出这种激情，“每种政治激情都备有一套结构谨严的学说，其惟一的作用就是为它的行为提供最高价值。”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的世纪成为了“政治仇恨理性组织化”的世纪，它甚至成为了人类道德史上的主要标志。而且，秩序不仅体现在政治中，还体现在道德、理智和审美中，他们通过建立道德秩序、理智秩序和审美秩序来灌输这种思想。
| 编号：B83·2200918·1679 |
“当今的时代确确实实是政治的时代。”班达如此定义这个时代，当种族的激情、阶级的激情和民族的激情所代表的政治激情成为知识分子被同化的思想，当持续的秩序感和对于“同质”的追求成为知识分子的“军事条规”，当“政治仇恨理性组织化”成为知识分子道德的一种标签，为什么就意味着知识分子的背叛？班达认为，政治激情体现的是两种基本的意志，一种是群体攫取世俗利益的意志，它包括对领土、物质福利和暂处优势的政治权利；另一种是群众的自觉的意志。前者追求利益的满足，后者为了获得所谓的自尊，而两者的共同点是在“现实中求生存”，也就意味着这两种基本的意志本质上是“现实主义”的激情，而政治激情的最高属性就是把现实主义神圣化，国家、祖国、阶级成了上帝，而且是唯一的上帝，“人类通过其政治激情的现实实践表明了它已变得更加现实主义了，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宗教化的现实主义。”
具体到知识分子现实主义的“政治化”，班达认为知识分子玩起政治激情的游戏表现在三种主要变化中，一种是知识分子接受了政治激情，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但是爱国主义却变成了“仇外”，作家吉沙尔丹的一句话证实了对自己城邦有着怎样深深的爱：“所有的城邦、国家和王国都是要灭亡的；所有的事物无论是出于必然还是偶然，都难免末日的到来。这就是为什么一位经历祖国灭亡的公民不可能像他对自己的毁灭那样对祖国的不幸而感到痛苦。”祖国和灭亡唤起的民族情感的确更具有了对外性和冲突性，“他们把自己的精神形式等同于一种民族精神形式的意志，而且他们还通过宣扬这种民族精神来反对其他形式的民族精神。”政治激情在知识分子中的第二种变化，则是他们把政治激情带进了活动中，在艺术家、学者和哲学家的工作中，政治激情消除了艺术作品的教化作用，使作品不再回归自我，不再让观众直面真实的人和存在，就像有人宣称的那样：“我们根本不是神的奴仆，我们是现世、政党和民族的奴仆。只是我们不再用剑，而是用笔来为它们服务。我们是‘现世’的精神卫士。”
第三种变化，则是知识分子利用他们的学说玩弄政治激情，一方面知识分子推崇对个别的关注，谴责追求普遍的情感，他们不仅鄙视普遍的道德，还鄙视普遍的真理，当知识分子的普遍价值被颠覆，事物的唯一性和与众不同的理解被当成了外在世界的最高形式，于是特殊论成为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而这种抛弃普遍性追求特殊性，实际上是承认一种连续性，承认变化和历史，从而抹杀了“超出时间的永恒性”，也正是这种对于连续性和特殊性的追求，知识分子称颂联系实践的精神，“他们把获得具体的利益、现世的力量及其手段看成是最高的道德价值，而把追求灵之善和非实践的或超然的价值的活动视为对人的藐视。”苏格拉底说知识分子的完美典范是忠于他们的本质，只有正义和节制才是最严肃的事情，但是当知识分子开始玩弄政治激情，他们反而把正义看成是“笨东西”，反而把武器、城墙看成严肃的事情，这就是一种完全的现实主义，于是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说：“组织起来，成为最强大的阶级，夺取政权，或者，如果你们已掌握政权，那么你们要牢牢地握住它；你们对敌对阶级的统治不要太仁慈、太公正，否则会成为别人的‘笑柄’。”于是知识分子开始解释“强大国家”，他们赞颂勇敢，他们推崇荣誉，他们神化冷酷，他们鄙视仁爱，他们把强大国家看成是“成功的宗教”——正是这种从普遍的、永恒的、独立的价值观变成现实的、实践的、变动的行动主义，班达认为知识分子真正走向了背叛。
为什么知识分子会煽动现实主义？为什么知识分子会进入政治时代？为什么知识分子会走向背叛？班达认为，知识分子社会状况的改变，导致了他们对自我定位的偏离，被塑造成公民的知识分子承担了公民的一切责任，他们不再鄙视世俗激情，甚至在精神结构的变化、文学意愿的变化、审美宗教的变化、道德的变化中，他们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改变，班达总结这些改变导致的背叛：“不断地为政治激情提供精神食粮；文人介入政治活动的欲望和可能性；他们为了名利双收必然替日益不安的资产阶级效劳；通过与资产阶级联合而日渐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身份及其虚荣心；他们的浪漫主义已经登峰造极；他们的古代文化知识和精神操守的下降。”当知识分子于现代世界的本质联系在一起，不是一时的逢场作戏，不是一种表面的事实，而成为“潜藏在反映出我们时代最深刻的和最普遍的特征的现象之中”。
知识分子接受政治激情，带进活动中，并且玩弄政治激情，这三种变化循序渐进，似乎也让知识分子自己建立起了“秩序”，当这种对于秩序的追求变成一种最深刻和最普遍的现实，班达其实并没有解释知识分子精神内核的这种背叛，或者说，知识分子的自由和道德存在如何被政治激情所同化的？知识分子对超验真理的信仰是如何被涂抹的？这似乎才是知识分子从普遍性走向特殊论，从正义走向实践的关键。距离本书出版20年后，1946年5月，班达写成了《1946年版序言极其注释》，“我想谈谈这种现象的新形式的几个主要方面。”
20年后的注释无疑是一种“后置评论”，当这个政治时代在20年的时间里激情更加明显，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其背叛也越为突出：新形式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以秩序之名背叛了他们的使命，甚至开始了“反民主主义”，“以秩序之名反对民主的运动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坚定不移和目标明确。”在班达看来，秩序是一种实践的价值，秩序的观念与战争的观念、人民悲惨处境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他们破坏了公正和理性，也破坏而来人格自由价值——他们所颂扬的国家只不过是一种极权象征。
另一种知识分子背叛的新形式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班达看来，辩证唯物主义的论点就是强调变化，但是拒绝用理性来思考这些变化，认为世界发生变化是为了它对自身的需求有着非理性的、进化的矛盾的和完全正当的意识，也就是说，班达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根据自身的变化否定理性，而变化在他们看来不是“一系列固定位置上的连续”，也不是“相邻位置上的无限连续”，而是一种“不间断的变动”，这种忽略了一切固定性而强调的变化“是对一切在最短的时间里也保持自身同一的现实的否定”，所以它本质上是反理性的；同样，班达认为，知识分子坚持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背叛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教义：这是一种拒斥不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的抽象正义理念的意识形态，是主张真理取决于环境的意识形态，是坚持取消了个人自由的制度，是指推崇为自己服务的思想，是一种认为人类的精神产物是他的经济条件的特殊结果的哲学——这些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突出的依然是追求实践目的的政治制度。
最后一种背叛的新形式，是知识分子打着“介入”、“爱”、“作家的神圣特性”、善恶的“相对主义”的幌子，他们的人性中缺乏任何道德的标准，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只有激情和秩序。三种新形式，无论是反民族主义对于秩序的追求，还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反理性实践，或者人性中缺乏道德标准，都是在变动中丧失了普遍性，在实践中解构了同一性，在现实主义中抹杀了普遍的道德存在，而这些知识分子的背叛，对班达来说，就是对他“在变化中引入确定性”这个重要观念的威胁。20年后的“后置评论”让他看见了民族主义，看见了战争，看见了法西斯主义，看见了极权制度，所以在1946年的“注释”中，他几乎危言耸听地宣告了现实主义知识分子的死亡：“知识分子已彻底放弃追寻真理，完全背道而驰了。”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班达还是希望将被同化的、背叛的、现实主义的知识分子解救出来，《关于知识分子的价值的附录》便成为他最后的坚守：知识分子的价值是静态的，“在不同的环境、时间、地点以及在现实中相关的其他条件下是不变的”；知识分子的价值是大公无私的，“公正要求人格是不可侵犯的，因为他是人。因而公正惟有在抽象中才能思考人。”知识分子的价值是理性的，“公正、真理和理性只要不带有实践目的就是知识分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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