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8-29《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重新使用动词的意义
乌鸦确实宣布了一切的虚无，宣布了非存在内部的无意义，宣布了某个夜晚的降临，在这个夜晚，一切期待都消失了。
——《广义的翻译》
一只乌鸦，从美国飞到了法国，它飞翔，它鸣叫，它跨过高山，它越过海洋，当一只身上带着爱伦·坡气息的乌鸦来到法国，它如何被法国诗人吸引而被英语读者所蔑视？它又如何在降临的夜晚让“一切期待都消失”？
闪烁着美国诗意的乌鸦，是一只对事物之非存在进行思考的乌鸦，是看见了美国“光辉的谎言”的乌鸦，是表达了美国的不安与谴责的无法，当然更是一只隐喻的乌鸦。当它被法国诗人所吸引，伊夫·博纳富瓦认为这其中就表现了“乌鸦”具有的含混性，一方面，法国启蒙思想家在发现了无神论使命后，向某个不安的世纪预告了虚无以及虚无的事实，他们在“乌鸦”中看见了抵挡恐惧的理智堤坝；另一方面，“乌鸦”揭示出了词语的音响削弱了诗句中涵义的力量，并打破了权威，呈现出一个超越涵义且敞开的即时性世界，这个世界的出现带来了对往昔幻觉的批评，使得他们踏上了一方新的土地。
乌鸦宣布了一切的虚无，宣布了非存在内部的无意义，博纳富瓦所说的含混性，前者指的是让启蒙思想家找到了理智的力量，后者则破除了对诗歌涵义的固化，一方面是思想意义的激活，另一方面是诗意本身的重建，但是在思想意义上，美国的这只乌鸦的确顺应了法国的现实，“促使读者思考人类生存条件中的虚无”，但是在诗意本身的重建上，却遭遇了困难，而这一困难就是诗歌的翻译困难——波德莱尔和马拉美都试图将《乌鸦》翻译成法语，但是《乌鸦》本身却“比任何诗歌都抗拒翻译”，这种抗拒就是翻译的不可能性，所以波德莱尔承认了这种不可能性，而马拉美淡化了这种不可能性，他们甚至为这种不可能性感到吃惊和痛苦，“在他们的思想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必定有某些地方表达了这些反应，这些地方融合了他们对原诗的忠实态度，以及他们在读这首诗时不可遏抑地产生的情感和思想，尽管这些情感和思想属于他们自己。”他们当然把这种发自于内心深处的感觉看成是诗人对自我、对渴望成为的自我的一种无法替代的感知，但是他们的吃惊和痛苦，在博纳富瓦看来，因为他们知道“无法完全用另一个文本替代的文本”做出回应。
这便是诗歌翻译中的问题，或者说是博纳富瓦在谈到“广义的翻译”时遭遇的困境。他在这场2005年4月的讲座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翻译？翻译诗？不，这绝不只是用一个文本来替代另一个文本。”翻译不是文本之间的替代和转换，甚至她认为，诗无法被简化为诗歌——在法语里，诗是poesie，诗歌是poeme，诗歌是诗歌文本是的呈现，而诗是一种诗意，一种诗性。当博纳富瓦如此区分诗和诗歌，面对翻译，他认为，诗的翻译当然首先是文本的翻译，但是更关键的是“诗的意愿”的翻译，而这种诗的意愿就是超越文本，“一种预感，一种写出来的文字无法满足的欲望。”这种超越就是“广义的翻译”，它在狭义的对立面，也在文本的诗的翻译的另一面。那么，诗歌如何对“诗的意愿”进行翻译？博纳富瓦认为，诗贯穿一首首诗歌，它在某种思想、某种生活的呈现中，“要求被读者听到，要求读者参与，要求读者在一种超越并承载它的词语的经验中重新感受它”，诗的翻译最后抵达的当然是读者这一维度，而读者在听到、参与以及感受的过程，并不是一种单向的认识，而是完成对“自身的意识及对自身的信任”，这便建立了双向的关系：从诗到读者，从读者回到自身，而在这个双向的过程中，诗的翻译就尤为重要，而广义的翻译就是要成为一个计划，一个行动，“当他试图在母语中给予一首外语诗歌以生命时，实际上他是在体验另一个人的语言，体验这语言的全部，体验它的整个历史。”
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从一首诗歌进入另一首诗歌，不是文本和文本之间的转换，而是一种体验，这种体验在博纳富瓦看来，就是在场：“两种语言相互接近，彼此确立关系。置身它们的间隙，译者更能看清，待译的文本中哪些是真正具有诗性的东西，哪些是真正在世上获得的在场，哪些只不过是幻觉，是理智或情感的梦境对在场经验的取代。”真正具有诗性的东西才能获得在场，而在场的反面是幻觉，是理智或情感的梦境。博纳富瓦在为雅克琳·里赛的著作《翻译与诗性记忆：但丁、塞弗、兰波、普鲁斯特》写的序言《译者的悖论》中，再次强调了译者所承担的责任，“译者应该成为自由的灵魂，我常常这样说；而翻译是一个自由的学校。”译者可能不是一个诗人，当他去翻译而立志成为诗人的时候，他遭遇的便是诗的翻译的巨大困难，甚至会取消诗在文本转换间的不可能性，那么他是不是会陷入悖论中？但是这个悖论似乎是可以化解的，因为诗所翻译的便是诗的意愿，这种意愿也成为译者的意愿，“只要译者有意愿有能力，他其实处于一个比任何人都更为有利的位置，能够成为诗歌的思想者，如见证精神的其他目标一般见证诗歌的意愿，成为批评家，有能力在最贴近处，分辨出字里行间那些与诗人的自我相关的东西，这些东西位于比诗人生平更为私密的层面。”也就是说，译者也获得了在场感，而这种在场就是让诗成为僭越概念、超越涵义的一种存在，“当我们翻译一首诗并尝试重新踏上它所走过的所有道路时，我们碰到的会是什么呢？在这些道路尽头显现的是某种现实，我喜欢称它为尚未失败的现实，这是立即呈现自身的事物，任何一种分析性的再现都还没有取代我们看它的目光。”
| 编号：E38·2201101·1693 |
为什么诗是一种僭越概念、超越涵义的一种存在？为什么诗的翻译必须是一种在场？在2003年10月举行的“翻译、被翻译、合译、翻译博纳富瓦” 研讨会上，博纳富瓦解释了诗歌中的涵义，他认为，从原文到译文的转移过程中，涵义的确是不可或缺的，对于进行中的翻译行动来说甚至是关系到根本的，但是，涵义并非是诗歌交错中最清晰且需要译者优先重构的部分，他引用乔治·斯坦纳在《巴别塔之后》的说法，翻译是一种绑架，它所绑架的就是涵义，“涵义是被人们带回自己军营的美丽俘虏，哪怕需要付出尊重她、向她尽一切礼数的代价。”而涵义所指向的是概念，“概念从容体中孤立出某种特征，赋予它一个名称，并借助这个名称，将客体安插入与从其他客体提炼的其他特征的关系中，这种关系便是涵义本身。”同样，在2012年的《语言，动词，parlar cantando》发言中，博纳富瓦强调我们的“日常”言语所依赖的就是概念性思考，它所创造的就是称为涵义的一切，它指向的是理性、知识、意指，这是一个逗留在言说或意指的层面；在对话皮埃尔-埃马纽埃尔·多扎的《涵义与诗》中，博纳富瓦认为，一首诗歌缺少的并不是涵义，译者对涵义有所期待只是在丰富他们的意识领域，但是如果他只关注涵义，“那么当他返回自己家中时，难道不会发现自己两手空空吗？”
涵义是明晰的，是确定的，是丰富的，但它是一种概念性思考，是理性、知识、意指和言说，在涵义中进行诗歌翻译，诗便只能成为一个文本。真正的诗歌翻译需要的是在场，博纳富瓦如此解说在场：“在童年的某些时刻，某个事物或某个人来到你面前，身上突然出现被我称为‘在场’的东西，也就是他们的存在的密度，以及他们的出现所具备的强度，这密度与强度带有一种绝对的、无可辩驳的明见性，超越了我们那可能会出现的欲望，即将这些事物与这些人简化为对他们本质的确定看法。”这种突然出现又超越欲望的存在，这种以密度和强度带来绝对的、无可辩驳的明见性的东西，就是在场，“不如说是思想之下某个身体的在场，这一身体具有与音响或石块同样的即时性，因为它是由存在或拥有的需求决定的，而这些需求令它得以存在于概念的普遍性之下。”由此，广义的翻译其实就是建立在场，或者寻找在场，而诗就是一种寻找而不是找到，诗是一种行动而不是一种文本，诗是一种言语的生成而不是意识状态，“诗与其说是一个文本，不如说是一种光芒四射的物质，而译者要负责的正是这种物质。”这种物质就是无限性和绝对性的融合，一方面，我们在词语的沉默中安身立命，陷于沉默才能在即时性中前行，但这种沉默可能会成为神秘主义，在语言的外部边缘滑行；另一方面，需要重新言说，需要重新找到同伴，并对在场时刻保持鲜活的记忆——博纳杜瓦说，一切言语都是对语言的质疑，诗是最基本的言语，它在质疑中，在神秘莫测的生成中，通过诗，世界和宇宙，都转化为一种充分的存在。
很明显，诗的在场是对概念系统的抗拒，是对僵化语言的破解，因为诗的语言是一种内在的圣灵降临，在翻译带来的在场中，“如果翻译能认出大地上此处彼处存在的诗，将一种诗燃烧的微火带给另一种火苗最终会熄灭的诗，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翻译弥补了被落在巴别塔上的火烧掉的一切。”所以诗的翻译首先的问题是：什么是诗？“诗就是在树底下，在繁花点缀的草丛与石堆间，望见初融的泉眼，泉水又开始流淌，水声潺潺唤醒了希望：某种象征的不可割裂的承载者。”语言逃离了简单词语的控制，即使换上了不同的声音与文字的外衣，诗人原本想说的一切都没有改变，这便是在场。诗在寻找，诗在降临，诗逃离了控制，诗是一种行动，“追寻某种我的言语，让我得到言语权，重新夺回词语，这便是诗的愿望，是诗每时每刻的念想。”所以在这个诗的行动中，最重要的词语便是“动词”——博纳富瓦认为超越概念表述的词语，首先是名词，是事物的专有名词，当它不再指称简单的事物，也就丢弃了知识，丢弃了物质，在超越中成为了完完全全的在场。这是与日常语言不同的语言，这是对概念性思考迥异的存在。但是还有一种词语，那就是动词，它是神学词汇，是神创造世界所使用的词汇，“动词是诗企图革新语言的方式。”一种是不被物化的专有名词，一种是企图革新语言的动词，“透过这些词语的，是场所的许诺，是存在的载体。”
这些词语是但丁诗歌中的词语，“诗是一项行动，不是话语、表达或言说，而是一项永远在进行中的行动，试图使陷于涵义之中的词语能够重新指出拥有完整在场的人事物，在场是这些人事物被表达出来的内在性。”但是当它变成佩扎尔的作品时，尊敬与不敬后面是让但丁卷入了翻译的蜿蜒曲折之中；这些词语是彼特拉克“过时，不过时”中的十四行诗，“诗是什么？是一种遗憾，遗憾言语落入了再现世界的圈套之中，这些再现不过是一些不完整的图像，它们带有普遍性与抽象性，而即使在最微小的事物之中，也存在着无数的特征，存在着某种厚度、某种深度。”彼得拉克的十四行诗既把诗引入了歧途，又为它找打返回的路途；这些词语是莱奥帕尔迪的“Ridenti e fuggitivi”，含笑而闪躲的词语散发出光芒，“莱奥帕尔迪之所以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是因为他十分清醒地知道：诗，就是要信赖词语的智慧。”这些词语也是日本绯句中的十七个音节，“是什么构成了一个简短文本的特征呢？是向诗的特定经验敞开的强大能力。”一支毛笔是自由的，诗潜在于毛笔的非存在思想之中……
诗是寻找而不是找到，诗是一种活动而不是文本，诗是言语的生成而不是意识状态，诗是一种永远在进行中的行动，诗是一种落入再现世界的遗憾，诗是一种信赖词语的智慧……当诗的翻译“重新使用动词的意义”，诗便在热拉尔·德·奈瓦尔的《奥蕾莉娅》 中喊出了在场的本质，“在喜马拉雅山上，一朵小小的花诞生。——勿忘我！——一颗星辰闪烁的目光于某个瞬间停留在它身上，一个用温柔的外语说出的回答被听到。——勿忘我！”值得追忆的事，是喜马拉雅山，是思想的混沌，但是当那一簇“勿忘我”在孤独的斜坡上盛开，诗便重建了“不要忘记我”的任务，“当致力于达成概念性理解的语言倾向于简单化再现存在与存在物时，诗歌的任务是回忆起这些存在与存在物的全部现实，并在构筑于概念性理解之上的世界崩塌的瞬间，在环绕四周的非存在中注意到那朵小花，在它身上看到这一朵花，而非词典所构想的完全抽象的实体。”这朵“勿忘我”使意识彻底逃离了物质的控制，让人的存在只奠基于自身，显现了语言产生之初发生的事，“通过这个行动，符号被人从世界不同面貌的洪流中提取出来，并在无尽的暴风雨中，被献给转瞬即逝的在场共同享有。”
在场成为存在，在场获得了人性，在场确立了一方土地：一方面在场是词语，是焦虑和希望的对话，是受干扰的交流，是句法的内在属性；另一方面，博纳富瓦将在场变成了身体的表达，变成了词语的节奏，而这便是诗，“斟酌词语，倾听节奏。”诗的本质由此变成了一种声音的在场：“一首诗歌的诗以一种声音的方式走向读者。”声音是言语的艏柱，是言语的前哨，是诗性发明中最活跃的东西；声音是添加于可言说之上的不可言说，是被卷入词语流通中的词语的声音，所以诗超越涵义的话语，它就是一个声音，声音不是概念是存在，声音不是涵义是诗意，声音不是幻觉是在场——乌鸦在叫唤，它不发出美国的叫声，它也不转换成法语，它超越空间在天空之上成为飞翔本身：
当写作成为声音，世界就不再被视作事物的总和，而是在场的集合。这些在场于是必然成为根本的现实，它们回应生活之基本需求，并由此超越地方语言的特殊性，来到所有存在者共同的领地，在这片土地上，没有人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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