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库罗斯悲剧六种

编号:X32·2181114·1518
作者:【古希腊】埃斯库罗斯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6年05月第1版
定价:69.00元当当34.50元
ISBN:9787208134607
页数:400页

埃斯库罗斯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他的作品反映了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度形成时期的思想。他捍卫民主制度,反对僭主制度,鼓吹爱国主义思想,反对不义的战争。他给悲剧以深刻的思想,雄伟的人物形象,完备的形式,崇高的风格—这就是诗人对于希腊戏剧发展的贡献。据说埃斯库罗斯写过70出悲剧和许多出“笑剧”。他在世时获得了13次胜利;公元前456 年,埃斯库罗斯死在西西里岛南部的革拉城,他死后,他儿子欧福里翁把他的遗作拿出来上演,获得了四次胜利,他的悲剧只传下七出完整的。本卷收集了罗念生先生翻译的《埃斯库罗斯悲剧六种》:《波斯人》、《七将攻忒拜》、《普罗米修斯》、《阿伽门农》、《奠酒人》、《报仇神》。为《罗念生全集》第二卷。


《埃斯库罗斯悲剧六种》:使这审判成为永久的制度

普罗米修斯 我使人类不再预料着死亡。
歌队长 你找到了什么药来治这个病呢?
普罗米修斯 我把盲目的希望放在他们心里。
——《普罗米修斯》

他是伊阿珀托斯和忒弥斯的儿子,他帮助宙斯推翻了父亲克洛诺斯的统治成为新王,他盗取了天上的火种送给人类,当他被惩罚而成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他名字的意思“预见”却让他对开始对神的权威发出预言和挑战:“一句话告诉你,我憎恨所有受了我的恩惠,恩将仇报,迫害我的神。”

这是神话时代的呐喊和抗击。他被宙斯所惩罚,他被威力神和火神赫淮斯托斯钉在高加索的山上,那只鹰每天啄食他的肝,他无法入睡,无法坐下,只能发出无数的悲叹和无益的呻吟,普罗米修斯作为一个神,遭受这样的苦难,是不是也是一种命运的定数?威力神说:“ 除了在天上为王而外,作什么事都有困难;除了宙斯而外,任何人都不自由。”在神话时代,宙斯是唯一的神,神统治着世界,不仅仅是人类,而且也包括各类神,“因为宙斯的心是冷酷无情的;每一位新得势的神都是很严厉的。”

但是普罗米修斯的特殊性在于,他曾经是宙斯夺取神权的功臣,也就是说,他帮助宙斯成为新一代的王,宙斯对他应该感恩,但是被他的命运却是惩罚。普罗米修斯知道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惩罚,“我既知道定数的力量不可抵抗,就得尽可能忍受这注定的命运。”但是他却敢于向权威宣战,敢于说出关于神的命运的预言,“别看那众神的王现在侮辱我,给我戴上结实的镣铐,他终会需要我来告诉他,一个什么新的企图会使他失去王杖和权力。”因为宙斯的父亲克洛诺斯被推下宝座时曾经发出过诅咒,“他会被她推下宝座;因为她会生一个儿子,儿子比父亲强大。”

也就是说,宙斯的命运其实和被推翻的父王的命运一样,当一个统治所有神的王也会被诅咒所控制,就意味着神也有自己无法超越的定数,普罗米修斯就说:“他也逃不过注定的命运。”因为真正的定数的舵手是“三位命运女神和报复女神”。这像是一个悖论,不管是命运女神还是报复女神,和普罗米修斯一样,是被宙斯所统治,宙斯作为最高统治力的神,几乎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但是这些命运却又掌握在命运女神和复仇女神手里,也就是说,宙斯被自己统治的被统治者所统治——像一个回环,其实预示着命运超越王权的存在。

最后,在普罗米修斯消失于雷电之前,这个诅咒其实开始应验,他高声呼喊着:“看呀,话已成真:大地在动摇,雷声在地底下作响,闪电的火红的鬈须在闪烁,旋风卷起了尘土,各处的狂风在奔腾,彼此冲突,互相斗殴;天和海已经混淆了!这风暴分明是从宙斯那里吹来吓唬我的。我的神圣的母亲啊,推动那普照的阳光的天空啊,你们看见我遭受什么样的迫害啊!”普罗米修斯总结他所受的苦难,请大自然为他作证。这是悲剧最后的结尾,也是对于命运最好的诠释,但是当对宙斯的诅咒应验,《普罗米修斯》绝不仅仅只是关于命运超越王权的主题阐释,其实普罗米修斯的存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作为盗火者的他,用自己的苦难赢得了人类的进步,用自己的罪恶为人类开辟了新的文明。

“因为他把你的值得夸耀的东西,助长一切技艺的火焰,偷了来送给人类;他有罪,应当受众神惩罚,接受教训,从此服从宙斯统治,不再爱护人类。”威力神的话里含有明显的谴责,一个上天的神为什么要偷取火送给人类,并且助长一切的技艺?在神看来,“那不是他们应得之物。”所以这里就有这样一个疑问:普罗米修斯为什么要盗火给人类?在赫西俄德的诗中普罗米修斯是一个歹徒,诗歌骗子,它是阿提刻的一个小神,但是在埃斯库罗斯的笔下,他却成为一位敢于为人类的生存和幸福而反抗宙斯的伟大的神——一方面是反抗宙斯的神威,以古老的咒语应验命运的不可抵抗,而另一方面,他让人类学会了各种技艺:发明了“最高的科学”的数学,创造了字母来记事,让神兽搭上护肩和驮鞍从事最重的劳动,让马儿服从缰绳,为水手们制造有麻布翅膀的车来航海,教会人类配置解痛的药,安排了占卜的方法,“请听我一句话总结:人类的一切技艺都是普罗米修斯传授的。”

普罗米修斯说厚赐人类的这番好意是为了“使他们变聪明,使他们有理智”,让他们免受更多的苦难,所以普罗米修斯变成了伟大的神,他是“哲学史上最崇高的圣者兼殉道者”,而他对赫耳墨斯说的那句话“一句话告诉你,我憎恨所有的神”也成为“敌视神话的格言”——普罗米修斯几乎摧毁了神权系统,无论是要在宙斯身上应验那句咒语,还是让人类获得文明之火,但是当普罗米修斯将一切的技艺给了人类,他却也让人类不再“预料着死亡”的情况下,把“盲目的希望放在他们心里”,而这是不是在神话时代走向英雄时代时,反而造成了人类自身的悲剧?而这样的悲剧是不是也只是命运统治的翻版?

“他也逃不了注定的命运。”这个他也是人类,波斯皇太后阿托萨曾感叹:“可恨的厄运啊,你怎样骗过了波斯人的心意!”歌队长在“七将攻忒拜”中唱道:“命运对他们一视同仁。”和情夫埃癸斯托斯一起杀害阿伽门农的克吕泰墨斯特拉说:“但是在白天,凡人的命运是看不见的。”人类的命运似乎被牢牢掌握着,他们被全能的天神支配,他们遵守神的旨意,他们被诅咒和梦境所困扰,当人类从神那里学会了技艺,似乎依然难以改变自己的幸运,而这注定的命运分明就应了普罗米修斯的那句话:“我把盲目的希望放在他们心里。”

盲目的希望便是波斯国王塞克赛斯的妄想,他带领骑兵和1207只冰船远征希腊,“他想用镣铐把赫勒海峡的圣洁的潮汐当一个奴隶锁起来,因此创出了一种新奇的水道:他用铁制的巨链拋过对岸,为他的大军筑成了一道长桥。”血气方刚却是糊里糊涂,正像最后化为鬼魂的达勒俄斯所说:“他原是一个凡人,却妄想征服海神,征服一切的天神。”而且正是在父亲达勒俄斯征服希腊的萨拉密斯大战之后,所以这盲目的希望便成为一种灾难,一种违抗神意的灾难,“如果我们信仰神示,看了过去的事实,就知道那一大队人马只有极少数能够生还。”所以最后波斯人全军覆没,塞克赛斯只能一个人逃回了波斯。

这是违背天神的旨意的下场,而在达勒俄斯征服的过程中,这种不敬神的做法也遭受了惩罚,“他们破坏了木偶,焚烧了天神的庙宇;更捣毁了祭台,把神像从座位上翻了下来,乱倒在地上。”所以在神意和欲望之间,就造成了一种对抗,人类因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放弃了神意,最后“可怕的厄运”便降临。在这场惨白面前,达勒俄斯提出了警戒:“叫凡人的举止不可过高,‘暴戾’一开花便结成‘失败’的穗子,那收获净是一包泪水。”而幸存的塞克赛斯似乎也开始醒悟:“哎呀,我遭受了这意外的残忍的命运,真是不幸啊!天神竟这样凶狠的践踏了波斯的种族!我这可怜的人怎样结果呢?我见了这些长老们,我的手脚都软了。天帝宙斯啊,但愿死神把我和那些死者一齐埋葬了。”

从波斯人的视角来观察萨拉密斯大战,反思征服之欲望的最后下场,埃斯库罗斯其实也隐射了希腊的僭主制度,从而对不义的战争进行谴责。同样是英雄时代,俄狄浦斯和伊俄卡斯忒的儿子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涅刻斯陷在争夺王位的战争中,俄狄浦斯的故事就像一个寓言在乱伦和鲜血中被展开,他的命运延续到后代身上,波吕涅刻斯在争夺战中失败,他逃往阿耳戈斯,在那里借阿德刺斯托斯的兵力来攻打祖国。而守城的厄忒俄克勒斯将一切的成功寄希望于神:“战事顺利,应归功于神;万一失败了——但愿不至于如此——也只有厄忒俄克勒斯一人遭受骂名,由众多市民在城内各处,在哭声中痛加斥责。但愿保护神宙斯名符其实,保护卡德墨亚城。”

七将攻忒拜,是波吕涅刻斯率领的一方,七将守忒拜,则是厄忒俄克勒斯率领的一方,两兄弟兵戎相见,当他们各自想要天神庇佑的时候,其实反而让这场战争陷入了命运的悖论中,而这个命运其实就是“父亲的诅咒”,就像歌队在第二曲首节所唱:“在他们互相残杀而死,地上的尘土吸吮了那凝结的黑血时,谁能给他们赎罪,谁能给他们净洗?这个家的新的灾难和旧的祸害已经交织在一起。”这无非是自相残杀的悲剧,而不管是攻城还是守城,最后都流出了黑血,“命运对他们一视同仁。”所以没有获胜者,也没有失败者——或者他们同是被诅咒带向死亡的悲剧人物,“他们是同胞的弟兄,完全毁灭了,在不友好的决裂中,他们用狂暴的斗争结束了他们的争吵。”

“你在刺人的时候被人刺死。”“你在杀人的时候被人杀死。”难以逃脱的是命运,而在这场自相残杀的悲剧里,传令官宣布卡德墨亚城人民议事会提交的决议和法令:决定让为国尽忠的厄忒俄克勒斯埋葬在国土上,而弟弟波吕涅刻斯的尸首则将被扔去给狗吃。一个是英雄,一个是罪人,一个可以安葬,一个不得安葬,在这样相异的结局面前,妹妹安提戈涅则站了出来,“即使别人不愿意一同去掩埋,我也要把他安葬,冒危险把我的哥哥安葬,我并不为这违背城邦的叛逆行为而感到羞耻。同胞关系是奇异的,我们是从同一个肚里出生的,是可怜的母亲和不幸的父亲所生的。”俄狄浦斯杀父娶母最后背负了罪孽,他的命运延续到两个儿子身上,而兄弟的自相残杀又走向了不同的结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安提戈涅做出这个决定,是为了一种正义,从小处讲是同胞兄弟,从大处讲,“因为这是我们的种族的共同悲哀”。

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

无疑安提戈涅是冒险的,但是埃斯库罗斯却在这对抗诅咒和命运的冒险行动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来保证正义?其实从神话时代到英雄时代,不管是普罗米修斯这样的神,还是那些拥有“盲目的希望”的人类,他们似乎都被命运所控制,命运是神的旨意,是诅咒,是无法逃离的定数。但是正义时代的到来,除了普罗米修斯对抗宙斯的神权,除了安提戈涅冒险行动,在《俄瑞斯忒亚》三部曲中,则变成了一种关于法律的制度。《阿伽门农》《奠酒人》和《报仇神》组成了完整的“三部曲”,而这个三部曲在一种连环套中上演,初看起来,这个套住一切的也还是命运,还是定数,还是诅咒。

特洛亚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儿子帕里斯拐走了墨涅拉俄斯的妻子海伦,于是希腊人以阿伽门农为联军统帅兴兵攻打特洛亚,希望把海伦夺回来,这场特洛亚战争持续了十年,因为争夺一个女人而耗费了十年,很多战士血染战场,第二曲次节中所唱:“送出去的是亲爱的人,回到每一个家里的是一罐骨灰不是活人。”所以,这本身就成为一场不义的战争,歌队谴责了这一场战争:“是给那引起战争的,双方争夺的新娘起名叫‘海伦’?因为她恰好成了一个‘害’船只的,‘害’人的,‘害’城邦的女人。”三个“害”字谐“海伦”的“海”字,“海伦”一名的字音和“毁灭’字音很近似。所以这就成为一场毁灭的战争。

不义而毁灭,在阿伽门农身上得到了体现,他承认宙斯主宰了一切,所以不向厄运低头,而这个厄运便是他杀死了自己的女儿伊菲革涅亚来祭神,“若要不服从,命运自然是苦;但是,若要杀了我的女儿,我家里可爱的孩子,在祭坛旁边使父亲的手沾染杀献闺女流出来的血,那也是苦啊!哪一种办法没有痛苦呢?我又怎能辜负联军,抛弃舰队呢?这不行;因为急切的要求杀献,流闺女的血来平息风暴,也是合情合理的啊!但愿一切如意。”正是这杀献的行为招致了灾祸,当特洛亚被攻陷,阿伽门农返回,却被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拉和情人杀死,而克吕泰墨斯特拉杀死阿伽门农最重要的原因是为女儿报仇:“你们把我当一个愚蠢的女人,向我挑战,可是我鼓起勇气告诉你们,虽然你们已经知道了——不管你们愿意称赞我还是责备我,反正是一样——这就是阿伽门农,我的丈夫,我这只右手,这公正的技师,使他成了一具尸首。”

但是当克吕泰墨斯特拉接受审判时,她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虽然不是正义,但是却反问审判者:“难道你不应当把他放逐出境,惩罚他这罪恶?你现在审判我的行为,倒是个严厉的陪审员!”也就是说,当阿伽门农杀死女儿献祭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公正?当希腊联军为了一个女人攻打特洛亚的时候,是不是一种正义?“啊,疯狂的海伦,你一个人在特洛亚城下害死了许多条,许多条人命,你如今戴上最后一朵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花,这洗不掉的血。”而且克吕泰墨斯特拉杀死丈夫阿伽门农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后面的连锁反应,在《奠酒人》中,曾经被送到姑父家的俄瑞斯忒斯长大成人,当他获知父亲被被杀害之后,开始了复仇之路,而他复仇的对象却是自己的母亲。

这种感情是复杂的,所以在父亲的坟前他显得有些犹豫:“厄勒克特拉 在我奠下这上坟的祭品的时候,我应当说什么,怎样说亲切的话,怎样向父亲祷告?是不是说从一个亲爱的妻子、从我母亲那里带着这些礼物来献给一个亲爱的丈夫?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也不知说什么好,我向父亲的坟头奠下这混合的祭品的时候。”但是正义的天平似乎偏向于报仇这一边,因为母亲杀死阿伽门农还有情人埃癸斯托斯帮助,也就是说,这并非是为女儿复仇这一简单理由,“我们现在无家可依,被生育我们的人出卖了,她换得了埃癸斯托斯——杀害你的从犯作她的丈夫。”俄瑞斯忒斯的复仇成为“以武力对武力,以正义对正义”的行为,当他的剑插向母亲身体的时候,成为了一种正义:“正义之神的基础已经立好了;那打制剑的命运之神早就在锤炼了;那闻名的沉思的报复神把孩子引进家门来报复旧日的血污。”

但是,正义却带着复仇的血,它似乎将通向无尽的仇杀,歌队在最后唱道:“如今第三次的家族风暴又吹过这王家了。当初首先到来的,是吃孩子肉的不幸灾难;其次是一个国王的祸事,阿开俄斯人的统帅在浴室里被杀害。如今又从什么地方来了第三个人,他是来拯救的呢,是来找死的?或者应该说,这风暴何时告终,这灾难的威力何时缓和,趋于平静?”也对这个连环复仇的故事引向了悬疑:谁来终结?《报仇神》里的女祭司、阿波罗、克吕泰墨斯特拉的鬼魂,以及命运女神雅典娜都开始面对这个如何走向正义的问题。

俄瑞斯忒斯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他面临的将是族人的报复,歌队唱道:“这就是无情的命运女神分配给我们永远掌握的职权:为有凡人胆敢谋杀亲人,我们就尾追他,直到他进入地下;但是他就是死了,也不能完全自由。”所以俄瑞斯忒斯对阿波罗说:“你知道主持正义;既然知道,就不要疏忽;你行好事有力量,是可以信赖的。”而阿波罗说:“我曾经颁发神示,派他去为他父亲报仇。那又怎么样呢?”看起来俄瑞斯忒斯的报仇行为是一种神示,而命运却将他推向了失去自由的境地,所以在这个矛盾面前,俄瑞斯忒斯希望雅典娜主持正义,在这个时候,雅典娜便开始走上真正的正义之路,她要从市民中选好陪审员,选派陪审员公正判决这起案件,而目的只有一个:“我要使这审判成为永久的制度。”

在雅典战神山法庭,正义的审判开始了,“不要不受管束,也不要受专制统治。一这就是我劝市民维护和尊重的法则;也不要把恐惧完全扔到城外去。哪一个凡人会遵守正义,要是他没有畏惧之心?”当陪审员最后投出的票刚好相等,雅典娜却自己为俄瑞斯忒斯追加了正义的一票:“因为没有一个母亲是我的生身之母;在一切事情上,除了婚姻而外,我全心全意称赞男人;我完全是我父亲的孩子。所以我不会更重视一个杀死丈夫、杀死家庭的守护者的妇人的死;即使判决的票数相等,俄瑞斯忒斯也是打赢了。”

陪审员的票数相等,说明两边势均力敌,而雅典娜投出自己的一票,似乎是一种暗示:在她看来,真正的正义是对于父道的遵守,也就是说,当她站在家庭、父亲的角度来阐释自己的理由,也就是凸显了父权的优越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用父权体制代替了母权体制,所以这样的正义也有着歧视,而当最后宣判的时候,雅典娜说:“那颁发预言的神亲自证明,俄瑞斯忒斯这样做可以不受伤害。”也就是说,一切的结果还都是宙斯的证据,是神的预言——那和最初阿伽门农祭奠女儿一样,不是又回到了天神的旨意中?而一切的悲剧不正是人类无奈的“可怕的厄运”?正如歌队表达的那样:“你们这些年轻的神啊,你们践踏了古老的法律,从我手里夺去了——我受辱,我倒霉,我义愤填膺,我在这块土地上,呸!”

或者这也是埃斯库罗斯无法超越历史的局限,但是当他在悲剧中捍卫民主制度,反对僭主制度,鼓吹爱国主义思想,反对不义的战争,这也许是他做出的最大贡献,或许他也是古希腊时代敢于发声的普罗米修斯,用笔的力量抗拒专制制度,抗拒不公的命运,“宙斯的王权不打倒,我的苦难就没有止境。”

2015-2016中国新诗年鉴

编号:S29·2181103·1517
作者:杨克 主编
出版:金城出版社
版本:2017年10月第1版
定价:48.00元当当21.10元
ISBN:9787515515137
页数:352页

“固守持续的、永恒的民间立场”,这一句熟悉的口号之外,则是对新诗新人的关注,“在艺术坚守中求新求变”、“让被遮蔽者和新诗人出场”——自1998年首次出版发行以来,《中国新诗年鉴》成为中国新诗百年历史中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选本,也是第一个收入民刊和网络诗歌的选本。《2015一2016中国新诗年鉴》入选者更趋于年轻化,书中除为读者选了好诗,还选了体现艺术变化和文化走向的诗,杨克在他的工作手记中说:“在当今社会,这是个异数,可谓持之以恒。中国,诗歌也是经。可比之高僧大德,呕心沥血,前赴后继,19年,一瞬间而已。”卷一为年度推荐·90后,卷二为网络诗选,卷三为文学期刊,卷四为民刊诗选,卷五为理论与批评卷。


《2015-2016中国新诗年鉴》:一个逗号坐下来

他们划船、行走习惯走出人字形
他们在一条莫名的路上摇摇摆摆
走着走着就要其名地飞起来
——林雪《郭里口村》

应该有老祖母的故事,应该有丘陵草屋臆想的大海,也应该有白洋淀的方言,更应该有漂浮的小镇、叮当的马车、催眠的行人,以及丰年雨水编织的过往情事。安静而古朴,是一种永不逝去的情怀,但是那“突来的疼痛”还是隐隐传来,不是童年跌落牙齿的痛感,却是忘记了“应该”模样的那些人和事。

本来是走着人字形,按照自己的秩序和轨迹行进,但是最后却蹲成了“有心事的雁”,最后“莫名地飞了起来”——即使以飞翔的方式告别从前,那一条路也是莫名的。莫名是无可名状,是不可言说,说了一半也会吞咽下去,这至少还是在保留,保留到退让,退让到重新开始,一切可能只是犯了小小的错误,知错必改也是回到了既有的规则中,但真正的悲剧是飞起来却以为自己可以俯瞰了,可以驾驭一切了,于是,“他们编织竹子像哲学确立经纬”。

第144页至145页,林雪的《郭里口村》是被打开的,一种阅读,可以逐页翻过来,在一个标题一首诗歌的完整状态下进入内核部分,但是我忘了是如何停留在这一首诗里的,也许也是在走着走着的时候“莫名地飞了起来”——一页一页的纸就如在风一样,以随机和可能的方式打开,而当目光落在上面的时候,似乎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找不到行走的方式。林雪把郭里口村叫做“籍贯外的一块飞地”,而某种阅读变成“飞地”状态,是不是就像林雪说的那样,“我不知道自己与世界大事间/已有多少隔阂”?

因隔阂而成为飞地,是不是一种共相?手机上有一个叫做“飞地”的APP,“我们的领土,我们的飞地”是它的口号,作为一个诗歌APP,飞地反倒成了一种坚守的理想主义;前不久阅读了谢少波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讲到詹姆逊提出的飞地理论,指的是“新的尚未成熟的社会关系,它们将宣布一种生产关系的诞生,这种生产关系最终将取代和包容现存的主导生产关系”,所以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采取一种飞地抵制是应有的态度,谢少波认为这是反霸权的一种乌托邦计划……查阅百度百科,对于飞地的解释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从中世纪产生的飞地概念具有边缘地带的某些特征:政府控制力相对薄弱,行政管理松弛且成本较高;社会经济相对落后,文化多样性色彩比较浓郁。

“飞地”就在身边,但是当飞地状态出现的时候,到底是固守还是突围?而其实不论固守还是突围,每一种可能的里都含有变化,所以飞地的选择不如说是:在固守中突围,还是在突围中固守?一种二元论?林雪的“郭里口村”似乎也在这样的二元论中挣扎,老祖母的故事慢慢“升值”,“丘陵草屋臆想的大海”被一块石头吸干,白洋淀的方言成为异国般的他乡,而童年跌落牙齿的疼痛早已经忘怀,最后就在一条莫名的路上,“走着走着就要其名地飞起来”。

甚至,购买一本书,都变成了一种“飞地”状态:上世纪末的时候就购买了杨克主编的《中国诗歌年鉴》,也许最吸引我的不是编选的各类诗歌,而是封面上的那句话:“艺术上我们秉承 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人生的辗转似乎渐渐远离了诗歌,某一天的忽然醒悟,便开始寻找这已成系列的“诗歌年鉴”,亚马逊上没有,当当上有,也只是2015-2016跨年度的诗歌年鉴,而且几乎就在隐秘状态中,而其他不同时间的新诗年鉴也早已变成了二手书。从1998年开始到“2015-2016”,年鉴已经过去了19年,尽管出版社一再更换,尽管这本诗集里还有诸多的错字,但是下单购买,和寻找的过程一样,是重新发现,重新回归,重新寻找“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就像后记中杨克说的那样:“《中国新诗年鉴》编了19年,没用过纳税人一分钱,在当今社会,这是个异数,可谓持之以恒。”

时间的持久并不能证明“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已成为一个现实,但无疑是一种固守,而固守着可能消失的飞地世界,是不是需要突围?有需要怎样的突围?固守是坚持,可能面临的问题是湮没,就像在书海中寻找这一册很少有人问津的诗选;而突围也并非总是胜利者,它的最后终点可能是异化,异化的表现便是“走着走着就要其名地飞起来”——固守和突围的问题,或许只有在打开阅读,只有在诗歌本身意义的找寻中,才能提供一种线索,才能发现一个答案。

除了“理论与批评卷”之外,前四卷均为诗歌选集,年度推荐、网络诗选、文学期刊、民刊诗选的分类还是一如既往的不科学,而将年度推荐的诗人群体定位在“90后”——包括00后2人——也有某种断裂的感觉——为什么网络、期刊和民刊是一种并列关系?年度推荐和后三者不存在交集?为什么用年代划分诗歌群体?80后、70后甚至更早的诗歌群体又在哪里?体例上的不科学也许也是一种“秉承”,而其实从内文来看,90后显然还没有成为2015-2016这一断代时期的中坚力量,被冠以“年度推荐”也缺乏说服力——可以用关注的方式,而并非“推荐”。

他们的诗歌世界有着一代人的孤独,“他在这孤独的世界里/自言自语/似乎在另一个世界里/安慰不完整的自己(顾彼曦《自语者患有孤独症》)”,把孤独看成是一种病,多少也是浮于表面,在黎子的《我要把每个夜晚用采谈情说爱》中,孤独其实变成了一种消费主义,微信微博和QQ人人豆瓣,都在陈述着“东方之星”的那场事故,在不断刷新中抵达现场,而作为一个人,却只能在“漏风的月光里/与一枚螺丝钉谈情说爱”;孙思遥的《悲哀》在于被风吹散的人生,“风一吹,云就散了/像我们的青春/没有立场”。尖利的螺丝钉,没有立场的青春,都是一种迷惘,而这种迷惘感就是在现实中失去了方向,余文翰在《假装》里说,“必须通俗易懂,吃速食品,窍门与捷径/广告牌的障眼法,街头巷尾徒劳追随着/前方,我们长久向往,它必须守口如瓶”;玉珍在《你们太粗鲁了》中描绘了一个“漠视诗歌造旧的世界”的现实,“在饭碗中挖掘饱胀/而苍白之眼——看见了谁的垂死?”庄凌的《夜路》里,“我”变成一个逃避主义者,“在偌大的城市/我更不敢深夜出门/满天霓虹闪烁/却照不亮冷漠的眼睛”。

所以在现实的逃避中,在锋利的孤独中,他们几乎都一致地转过脸去,寻找那个飞地般的存在世界,那就是亲情,程贺的《今天一个名字在发光》中说母亲“只有一双眼睛/默默注视着光的来源/只有一颗心/盛着最单薄的祝福”,在《父亲是个温柔的人》中说父亲“是个温柔的人/温柔得像一棵麦子的心/忠实于土地和母亲”;高寒在《候鸟》中说:“家都是个笼子。作为候鸟,/我不得不扑向城市,我也不得不扑向乡村。”顾彼曦在《我们无法释怀的事物太多》中说到了母亲:“这些年,她替我们背负青春的暗流/丕来不及享受酒店的时光/火车便与她一同消失在那消瘦的时光里”。彼曦《愿望》、孙思遥《黄河母亲》、唐明霞《回乡记》似乎都在书写着爷爷、故乡、书信、土地,而情绪的渲染也惊人的一致:寻找精神意义的亲情,回归飞地状态的故乡。

90后诗人群体是不是都在同质化的抒情世界里活着?他们是不是在同时代中必然经历相同的故事?是不是在所谓城市的流浪中必然会迷失?城市/乡村、生命/死亡、传统/现代、记忆/现实、个体/社会似乎天然构成了二元对立,他们就是在这欲摆脱不能却又回不去的尴尬中生存,而当这一切成为一代人的景观,甚至成为入选“年度推荐”的标准,多少有些让人失望。其实依然回到“飞地”状态的选择问题,90后似乎都一致在“乡村”的淳朴记忆中寻找固守的可能,而这种固守从来不期望以开放的姿态消融二元对立,也并没有创造一个自足世界的勇气,所以固守毋宁说是一种逃避,而当转过身来,面对未来和现实则变成了害怕。

“网络诗选”“文学期刊”和“民间期刊”三辑诗歌所面对的也依然是这个问题,只不过在多元化的阐述和抒情中,并非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黄晓双在《蛇的忠告》中说:“蛇说:活命的秘诀在于她的自我接纳”,一条蛇喂养一个女人,“以鲜美的果汁”,然后将其放生,活着就变成了一种自我接纳式的超越,就像于坚所说的,“还自以为在花园中写诗是的是的/我一点也不害燥我只能在我的语词中开放/当我写下花园就像在秘密地转世(《转世》)”这种转世是一种再造,谷禾《许多的骨头》中写道:“我坐回阳台上/点燃一支烟,远远地/望着这些骨头/一点点恢复了肉体的颜色/一点点地,又聚拢起来”。

其实,对现实的迷失也是有的,蒙晦在《海鲜市场》里看到了剁下的鱼头,它变成了“一块死了的指南”,“指向今夜就是每一夜”,于是便笑那可能的泅渡;西左在《大风停》中让一只乌鸦钻入人的喉咙,“在夜深人静时无聊地叫上几声/天空跌落的星星却能转世”;吴猛“从自己的身体里抽出一把明火/照亮自己/我只想看看自己黑了多久(《黑》)”自我关照里是一种影子般的迷失;就像余怒,“我每天走出房子三次,/以保证人们能看到我。(《出现》)”一个在房子里写作的诗人,当写出不被理解的永恒作品时,用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方式让自己不被遗忘;所以简明说“一下就是一生”,像昙花,于是马启代让自己成为一条如蚯蚓的地下诗人,“最懂黑,所以不说话”,而唯一的目的是在躲开人类的挖掘中,“它必须把自己向深邃里写”——不管是异化为乌鸦的声音,还是成为黑暗中的蚯蚓,不管是让自己看见自己,还是让别人看见自己,其实都是一种迷失状态,无法拒绝他者提供的规则,也无法在自足中建立秩序,一切就像于之雅《暮晚》中所说,是错乱的命运: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弥漫着中药味道的旧楼里
一头牛走到盘中
和土豆躺在一起
我怜悯于这最后的结合
命运之手,它拿走的
搭配的,它指定的一切
因为怜悯而得到谅解

这是一种明显的边缘化,飞地世界被包围,湮没似乎在所难免,莫名飞起来有时候反倒成为了飞地的一种妥协方式,唐不遇的《回声》似乎就构筑了这种存在状态,诗歌是一座岛屿,就像那个可以保持独立状态的飞地,但是,它“时而/被潮水淹没,时而/完全裸露”,而在其上的诗人独坐在黑色礁石上的时候,像是沉思的诗人,像在寻找被删的词语,可是最后当潮水涨起来的时候,“他爬起来,像一只螃蟹/喷吐着泡沫,飞快地/消失于装满回声的海螺。”诗人之动物化,就是在湮没的世界里失去了自我,而张元伦的《长尾鹊》则以动物的视角看见人类的侵扰,“她们的心里从来没有外省,只有外人/我怀不忍之心,仍深深打扰到了她们”——一样的迷失,何来区别?边缘化是去经典化,所以但丁和莎士比亚只在天上,因为“人间太苦,不忍卒睹”,所以真理戴上了口罩:“我也想过,给真理戴上/诗歌的口罩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但回到现实,/我承认我的确不习惯/戴口罩。(臧棣《向伟大的口罩致敬入门》)”所以诗歌被欢呼声覆盖:“但此刻只留下诗人的书/一本诗集。来自不知名的年代/自孩子们穿越草地飞快地/镌刻下生活传奇的欢呼声(庞培《枕旁的毕肖普》)”于是信仰的符号被一遍遍擦拭:“她凝视着观音/表情有些悲苦/一遍一遍擦洗观音的脸/擦得那么使劲/我担心她会擦掉观音的鼻子(沈浩波《洗观音》)”

去经典化的另一个意义便是解构,张战在《我不敢望狗的眼睛》中说:“有些事物比命运更神秘/充满了我们周围”——神秘只不过在狗的眼睛里;臧海英的《囚徒》中写道:“每一天我走向人群,练习怎样离开他们。”痛苦不再有灵魂意义,它只是一种被练习的方法论;王十二的《中药铺》中说:“一粒甘苦的药丸,如木鱼敲醒了我的前世今”,生理感觉唤醒了记忆,而没有大写的人都是一种病态的世界;当一切都被解构,便是邱华栋生活化的“禅诗里”:“吃粥了吗/吃粥了/洗碗去!”一场对话,何来禅意,更像是夫妻日常中的命令式生活,看起来真的像是一种病态,而最悲哀的是,这种病态和无法告诉别人,“亲爱的,我们都有病。在风和日丽的城市中,病/菌蔓延至现实的临界点。我们无语。呼吸,做出/选择。心跳,挤出抗议。我们戴上帽子、口罩和/辅助看清世界的眼镜,你的右手握住我的左手,/缓慢地穿越人群。”最后固守在一个病态世界里,“亲爱的,我们都有病。嘘!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从年度推荐到网络诗选,从文学期刊到民刊诗选,诗歌在平台和载体意义上似乎实现了多元化,但是当以年鉴的方式插入一个断代的时间,是不是反而造成了一种断裂感?这种断裂感并非是找不到出路的迷失,而是在同质化表达中的整体缺失,其实在最后一卷“理论和批评”中,很明显可以看出评论作者对于建构诗歌整体性秩序的渴望。2015-2016年正好是一个可兹纪念的时间节点,那就是“86诗歌大展”30周年,徐敬亚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把那一个事件看成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地标,“1986年,不可拒绝的年代。”但是,不可拒绝的跃跃欲试,不可拒绝的青春激情,不可拒绝的精神狂欢,只不过是一个灵关一闪的瞬间,除了之后那一年反自由化运动终结了几份刊物,除了举办地的深圳被定性为经济特区,诗歌在其自身的行走方式和方向上成为了一个游戏,徐敬亚说,20年后的纪念会关键词是江湖和归来,25年的关键词是会晤和网络,而30周年纪念会——也就是在2016年,关键词变成了收藏和戏剧,于是,对15年后的纪念做出了大胆的预测:

最后一个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第三代诗人也将解甲归田。那时候,诗歌记忆将从这个国家所有的权力、财富和公章中抽身而去。那时候这个全球最庞大、号称有400多个奖项的诗歌记忆症综合市场将旗偃鼓息……那时候,谁来陪你们玩呢。

也许徐敬亚是对纪念会活动本身的质疑,从喧闹中开始,从狂欢中启幕,最后一定是落幕和散场,“只有诗歌文本孤独地向下沉淀,走向遥远。”而这可能是诗歌最本真的存在方式。而张清华、孟繁华在《第三代以后历史如何延续》中,同样对86诗歌大展进行了解读,而他们的侧重点在于“70后诗歌”这一群体的命运,那时候包括莽汉主义、大学生诗派、新传统主义等各派都喊出了颠覆和崛起的狂言,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依然是一种“美学暴乱”,它的间接意义在于1999年“盘峰诗会”上完成了诗界的分蘗——标立了“知识分子”和“民间”立场两种基本向度。但是当这一事件已过去30年,就像“70后”这样对群体的笼统概括一样,湮没在时代之中,成为“年代共同体”的一个模糊记忆。

第三代之后是第四代?当2000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第4代诗选》的时候,是不是又是一种人为的“年代共同体”?其在文化结构、写作策略、终极关怀以及美学方法上是不是足够有代际变革的力量?就像世宾所说:“‘第四代’诗歌的命名是否成立和崛起是否可能,取决于我们是否有一种更大的文化建构愿望和能力;在当下文化和现实双重遮蔽的情况下,从现实主义美学的惯性中抽身出来,建构属于这个民族的境界美学;并以此重新关照现实。”罗振亚提出的“及物”观念也重新考量诗歌和现实、诗人和当下的关系:“必须去参悟承担的伦理内涵和价值,更逼迫着诗歌必须走出过于自我和纯粹的艺术苑囿,谋求和现实关系的重建,甚至有时使诗歌不堪重负,竞以行动化的方式和力量介入时代与人生的中心。”

诗歌是不是一定要在现实观众中“及物”?是不是一定要有代际变革的必然性?其实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就像飞地状态的选择,固守和突围,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从来都是一种建构能力的体现,所以不如去除所谓的命名快感,不如舍弃所谓的代际神话,不如埋葬“年代共同体”的模糊指称,在回归诗歌自由、开放、多元的精神中,甚至以革命的方式重新构建一个自足的“飞地”世界,死后而复生:

我坐下来,一个逗号坐下来
我还在呼吸
我抬头仰望着明天的消息。
——梁晓明《死亡》(三首)

在美国钓鳟鱼

编号:C55·2181103·1516
作者:【美】理查德·布劳提根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8年04月第1版
定价:38.80元当当17.10元
ISBN:9787559803016
页数:188页

一本钓鳟鱼手记、一个酒徒们的瓦尔登湖、一次钓鱼发烧友的文学之旅、一把左轮手枪和一个诗人之死、一部酷似诗的小说或曰一首不分行长诗——这是理查德·布劳提根献给那些无名酒鬼的颂诗,展示出一个“酒徒们的瓦尔登湖”。。在本书中,理查德·布劳提根以当时美国社会广为盛行的钓鳟鱼活动和露营旅行为关键词,以“在美国钓鳟鱼”作为一个身份百变的主人公,串起一系列在时空之中、在虚构与现实之间穿梭跳跃的钓鳟鱼之旅。布劳提根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的双重身份,使得《在美国钓鳟鱼》一书既呈现为小说的形式,又具有诗的质地,在小说和诗歌两种文体和思维方式之间自如切换。在本书中,布劳提根展现出他诗人式的狂暴想象力,行文间处处布满了机智精妙的比喻和奇思妙想。


《在美国钓鳟鱼》:这是我献给无名酒鬼的颂诗

“这儿离灵魂地狱还有多远?”我问。
“你们差不多走了一半。”他说。
——《泰迪·罗斯福的玩笑》

灵魂地狱的背面是灵魂天堂,摩门教徒之外是非摩门教徒,婚礼的反面是葬礼,一半和另一半是不是就这样对立?对立是不是就需要做出选择?肯定,或者否定,任何一种选择应该都无关对错。可是,当走到了路程一半的时候,为什么会没有了路?有人读到威廉·道格拉斯法官的书,却说:“不要吃雪,吃雪有害健康,会导致肚子痛。”一张可以包退三个月内出现问题的袜子小票为什么再也找不到了?熊溪旁的警告牌写着:“请勿在此垂钓,否则小心脑袋。”

小溪附近路的迷失,不能吃雪的建议,消失的小票,禁止垂钓,去查理斯国家公园路上的种种遭遇似乎都指向了那种否定状态,而当“11/2英里的指示牌”出现在山间,离灵魂地狱的路程其实也只是一个隐喻,非摩门教徒将被埋葬在灵魂地狱里,而摩门教徒死去则会在灵魂天堂里,但是那个摩门教女人在婚礼上却被蚊子咬得到处是包,“像一只气球走来走去”,摩门教的信仰也无法保护一个披着婚纱的女子?

谁能被授予一种神力?谁能从宗教文本走向真正的生活?当那条在溪边的路消失,我的回答是:“可能是因为我们都还是活人。”是地,活人会迷失在无路的小溪旁,会伸出手去吃雪,会丢失带来好运的小票,会在美国钓鳟鱼而不管禁令,也会被蚊子咬得身体都肿了——活着必须面对残酷现实,而处处是否定状态的残酷现实像极了非摩门教徒死后要去的灵魂地狱。灵魂地狱一直打开着,永远打开着,它就是生活本身,就是否定本身,而要从这样的残酷现实抽身,是不是也是一种残酷?

说出“差不多走了一半”的是那两个男人和女人,他们告诉了答案,就意味着已经达到过灵魂地狱,而从灵魂地狱回来,他们的生活里是卷到膝盖以上的裙边,是裤子后面的绿酒瓶,这是消费、沉醉、欲望张开毛孔的生活,而在这样的生活里,无关地狱和天堂,无关宗教和迷信,无关葬礼和婚礼,甚至在爱达荷州著名的森林草地露营地里,老奶奶带着三个孩子也是酩酊大醉,只有在酒神的狂欢中才能忘记残酷现实,才能蔑视信仰教条,才能无视灵魂地狱,“再打场内战好了!我准备好操他们了!”老奶奶如是说。

“操”是一种抗拒,“他们”又是谁?放纵的露营地,显露出生活本来的一面,当老奶奶甚至带着三个孩子大罪的时候,和男人、女人一样,早就不存在信仰本体,而成为对现实的一种讽喻,而现实的残酷性不是那些否定本身,而是虚伪的制度和文化,不要吃雪的建议是由美国历史上任职最长的大法官威廉·道德拉斯说的,熊溪旁的警示牌是当地政府立的,老奶奶仇视的是争斗权力的内战,而那个斯坦利商店的女人骂我的是:“你怎么不去死啊,你这个左派杂种。”——因为我问的是“在古巴钓鳟鱼怎么样?”

不是生活本身的残酷,不是片言显示的否定,更不是教堂里蚊子的可恶,而是美国式政治创造的神话,甚至摩门教本身,也成为了狂热的爱国主义的同盟,他们认为,美利坚合众国就是“上帝之国”,它的最终目标是被世界上的一切政府所模仿,而这似乎真的成了“泰迪·罗斯福的玩笑”,露营第四区的大木桌,在我看来,就像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眼镜,“有着滑稽的方形镜片”,而我坐在左边的镜片上,“我自在地就像回到了家。”

本杰明·富兰克林,曾领导美国独立战争,参与起草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是美国开国三杰之一,被称为“印在钱币上的无冕之王”,这个“从苍天那里取得了雷电,从暴君那里取得了民权”的伟大人物当然是美国的象征,所以他也被印在《在美国钓鳟鱼》的封面上:“《在美国钓鳟鱼》的封面是一张摄于黄昏的照片,一张关于旧金山华盛顿广场上的本杰明·富兰克林雕像的照片。”大理石雕像上刻着“献给/我们的孩子们/很快他们将超越我们/并继续前进”,雕像的基座四面都刻着一个词语:“欢迎”,而在雕像背后的柏树下,1952年和1956年参与美国总统大选的阿德莱·史蒂文森曾经在这里向四万民众发表演说——封面上还有教堂,还能看见十字架、尖顶、钟楼和大门。

印在封面上的雕像、柏树下面的演说,雕像后面的教堂,似乎就是“泰迪·罗斯福的玩笑”的另一个翻版,可是,为什么拿在手上的这本书的封面,却是一条灰白色的鳟鱼,它压住了印有富兰克林头像的钞票,当然也没有所谓的雕像、柏树和教堂,一条鳟鱼支撑起了整个封面,它期待被钓起,被食用,就像理查德·布劳提根在介绍这个封面时,将历史变成了正在发生的现实:“大约下午五点,就是《在美国钓鳟鱼》封面中的那个下午,饥饿的人们走出公园,向街对面的教堂涌去。”这是政府向穷人发放三明治的时间,而“我”的朋友也在其中,当他拆开报纸,看见面包之间只夹了一片菠菜叶,再无其他。

于是,一个封面成了谎言,美国的民主成了谎言,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成了谎言,广场,穷人和菠菜叶,和鳟鱼一样,是一种生活的代名词,却也在以戏谑的方式解构美国神话,于是,我把这一切看成是一个现代寓言:“是卡夫卡吧,他通过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了解美国……”因为卡夫卡说过:“我喜欢美国人,因为他们健康、乐观。”卡夫卡的美国是传说的美国,是文本的美国,而真实的美国呢?它是消费社会,它是工业世界,它是欲望、谎言、战争、恐怖的另一种代称,而“在美国钓鳟鱼”变成了对于这个神话的揭露,“在美国”是一种深入其中的体验,“钓鳟鱼”是垮掉派对于现实的解构。

“在美国钓鳟鱼”不仅仅是一种状态,它是一个描述者,1942年夏天我的某个继父告诉了我,我第一次听说了“在美国钓鳟鱼”,他能够把鳟鱼描述得像一种珍稀、智慧的金属,鳟鱼可以炼成钢,鳟鱼的代表城市是匹兹堡,鳟鱼之父叫安德鲁·卡内基,他也曾给我写信:“每当记起这件事,我就想笑——破晓时分,戴着三角帽的人们在钓鳟鱼。”它是一位美食家,他和女朋友玛丽亚·卡拉斯在一张大理石桌子上点起美丽的蜡烛,共同进餐,他们制作和食用了糖渍苹果拼盘、馅饼酥皮、一勺布丁,他们创造了另一种制作核桃酱的方法看,他们把核桃酱浇在他们的汉堡上;它是一幕芭蕾舞剧,这部舞剧说的是“眼镜蛇草如何捕捉昆虫”,它将在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上演;它是诗人拜伦勋爵,死于希腊的迈索隆吉翁,尸体保存在一个酒桶内,“那里可以容纳一百八十加仑的灵魂:哦,多么漫长的旅途,远离了爱达荷;多么漫长的旅途,远离了斯坦利盆地,远离了小红鲑湖、大迷河、约瑟夫斯湖和大木河。”它是一个矮子,“是一个失去了双腿、喜欢大吼大叫的中年酒鬼。”最后醉倒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雕像前,“大声地打着鼾”;它是“恐怖分子”印在小学一年级衣服背上的一句话,它是夜晚干杀人勾当的市长所穿的衣服……钢铁、美食、芭蕾舞剧、酒鬼、恐怖分子和市长,它是混杂的,它是多元的,它是隐喻世界里的隐喻,是神话故事里的神话,是美国谎言中的谎言。

但一定还有符号之外的现实意义,当我和妻子孩子开始了“在美国钓鳟鱼”之旅,其实是在更现实的层面上看见世界的否定状态,从继父告诉我的某个短语开始,从富兰克林的某个封面起步,沿着不同的小溪,到达不同的市政,运用不同的方式钓鳟鱼,或者折弯别针系上白线,或者在钓钩上挂一只苍蝇扔进水里,或者在羊的屁眼后头钓鳟鱼,钓鳟鱼的方式不一,收获不一,而在钓鳟鱼过程中不论是钓到的鳟鱼,还是遇到的人,似乎就构成了另一种风景。错吧白色的木梯当成了瀑布,于是我“只能把自己当一条鳟鱼”而吃了那片面包,在汤姆·马丁溪里钓到了一条九英寸的鳟鱼,“在钓到第一条鳟鱼之后很久,我才意识到那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山坡上钓鳟鱼,其实在在墓地溪里钓,“只有死者的贫穷一直让我心里烦躁不安。”钓到的驼背鳟,“我真希望当时能做一副它的死亡面具。不是保存身体的模样,而是复刻它的活力。”当然更多的则是像阿朗索·哈根那样,总共钓了160次鳟鱼,逃走2231条鳟鱼,7年平均每次逃走13.9条。

理查德·布劳提根:在瓦尔登湖畔的酒徒们

只有逃走,才会后继有人,“我相信这些失去仍是/一次有趣的探索,/但明年还会有人/得去钓鳟鱼。/还会有人/走上我的路。”这一首诗的语气像极了富兰克林雕像上的那句话,阿朗索·哈根说:“还会有人走上我的路”,弗兰克林说:“孩子们/很快他们将超越我们/并继续前进”,钓鳟鱼和美国发展似乎异曲同工,所以在钓鳟鱼一路上所遭遇不同的人,才是美国真正的现实。用典礼拉开调制“酷爱”饮料帷幕的成瘾者已经将消费变成了病态,“他创造了自己的‘酷爱’,他用‘酷爱’将自己点亮。”;在美国的“约翰·迪林杰之都”,黑帮人员用枪抵着正在食用的老鼠,老鼠依旧旁若无人地吃着,他却扣动了扳机,这是暴力世界的象征;开书店的男人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新奥尔良的妓女那里明白了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思想就是一种肉欲;拓荒者海曼先生生活在贫穷、荒芜、恐怖的地方,“在他的一生中,海曼先生从来没有喝过一杯咖啡,抽过一根烟,喝过一次酒,干过一个女人:他觉得要是这样做了,自己就是个傻瓜。”最后那条以他名字命名的溪里只有翻白肚皮的鳟鱼;牧羊人看起来像青年阿道夫·希特勒,友好地邀请我们扎营过夜,而那晚,“我手里是一条刚送达不久的重要情报。上面写着:斯大林格勒。”而那个用轻柔的刀杀死了白鲑的外科医生,“他的学习生涯因为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一度中止。他说,如果美国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他将放弃行医。”

他们的生活和鳟鱼有关无关,他们的现实和美国有关无关,不论是生活还是现实,在寓言里,在小说中,在封面之外,都是“在美国钓鳟鱼”的亲身经历,从这个意义上,戏谑、荒诞、碎片都是为了组合其一个整体的美国,但是这种组合本身就变成了伪命题。鳟鱼被钓起,被食用,以及在温泉中死去,都是实现了其价值,而拿着钓饵的钓鱼人,本没有带着什么伟大的是使命却钓鳟鱼,最后都变成了酒鬼的狂欢,他们在瓦尔登湖畔喝酒,他们在教堂对面喝酒,他们不管怀孕的妻子在家而喝酒——甚至连一条十一英寸的虹鳟也喝了一口波特酒,死了,却被认为是一种幸福,“这是我献给那些无名酒鬼的颂诗。”虹鳟“因为喝了一口波特酒,它的生命就从这个地球的水域中永远涟消失了”,像鳟鱼一样,酒鬼们再也不会被钓起,而是以消失的方式拥有了幸福,那个沃斯维克温泉里,漂过来的是幸福的死鱼,而我则和妻子的嬉戏中,完成了幸福的交媾,“我看见一条死鱼靠近,漂进了我的精液里,然后蜷缩在那一团迷雾中。”

酒鬼麻醉自己,放纵自己,实则是忘记现实,“在美国钓鳟鱼”即使一种被囚禁的无奈,也是一种消解的快感,而在没有灵魂天堂也没有灵魂地狱的112的山路上,一半和另一半,都不指向终点,只有男人裤袋里的酒瓶,指向了欲望本真的状态:“长长的绿酒瓶探出脑袋,看起来有些滑稽。”一种让人迷失的罪,一种让人快乐的疯狂。而美国,也不再走向112英里之上的地狱,它就停在那里,一种期待被超越的美国实际上成了某个幻影,它被叫做“最后的晚餐”,和钓饵的名字一样,是从想象力开始,无数次试验而得到的工具,最后美国总统都变成了“在美国钓鳟鱼”的体验者:

三十四位美国前总统一致称赞:“‘最后的晚餐’超乎我的想象。”

一沙一世界

编号:S29·2181103·1515
作者:伊沙 著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17年06月第1版
定价:48.00元当当21.10元
ISBN:9787506391047
页数:400页

“标准诗丛”之一。 伊沙,诗人、作家、批评家、翻译家、编选家,他的口语诗改变了中国当代诗歌的某种方向。《一沙一世界》遴选著名诗人伊沙1988-2015年不同时期代表作品,共分三卷。第一卷“诗选”,收录了诗人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短诗代表作,如《车过黄河》、《江山美人》、《结结巴巴》、《酒桌上的谎言》、《腊八节》等;第二卷“长诗”,收录了《蓝灯》一诗;第三卷“文选”收录了伊沙写作与口语诗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文献、资料及序等,包括《饿死诗人,开始写作》《晨钟暮鼓》《口语诗论语》等。 精当的选本,与内容相膺的装帧形式,都让本书成为阅读伊沙的首要之选,也让本书成为现代汉语诗歌的必然典藏。


《一沙一世界》:我的语言是裸体的

在《等待戈多》的尾声
有入冲上了台

出乎了“出乎意料”
实在令人振奋

此来者不善
乃剧场看门老头的傻公子

拦都拦不住
窜至舞台中央

喊着叔叔
哭着要糖

“戈多来了!”
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等待戈多》

这里是实验剧团的小剧场,这里正在上演“老掉牙的剧目”,这里的观众不多,剧场、舞台、观众构成了一种在场,而《等待戈多》当然也是一出“在”的剧目,所以戈多来不来并不重要,甚至不来的戈多也是必然的“在”——不来的戈多是无,无而在,便是等待的全部意义。但是当尾声时,那个剧场看门老头的傻公子闯入了剧场,登上了舞台,并且说出了“我要糖”之类的话,那个本应存在的“在”在有中被解构了,甚至根本不算解构,而是破坏,破坏了剧目应该有的实验性,破坏了无的等待感,破坏了一种经典式的演出。

当然,伊沙也一定在舞台之下,一定在观众之中,一定先是等待,继而是“出乎意料”,但是很有疑问的是:伊沙一开始是不是在等待中“犯困”?会不会在傻公子出现之后和其他观众一起“起立热烈鼓掌”?这里其实是两个问题,两个问题导向两种反应:如果是等待中的犯困,那么他坐在观众席上是认可“等待戈多”本身具有的解构性,也就是说,他来这里就是为了体验“等待戈多”的无,一种后现代的演出,像是行为艺术般,把“等待戈多”从剧本意义变成了观感体验,甚至观众的等待和犯困都成为“等待戈多”的一个文本。如果是因为看到傻公子闯入其中,代替了不出现的戈多而出现,从而起立热烈鼓掌,那么“等待戈多”本身应有的等待感和虚无性就荡然无存了,一种意外的闯入破坏了文本,戈多成为了舞台之外的存在,即使最后在诗歌里成为“戈多”,也绝非是一种建构。

等待戈多是把无看成有,等待的意义就是让自己进入经典文本并成为文本的一部分,显然伊沙没有走向第一个方向,而是以解构的方式让戈多变成一种真正的无,并让傻公子的出现完成解构的高潮,而伊沙在观众席上,享受这份高潮,起立鼓掌甚至大声叫好。伊沙像是一个双重的解构者,“等待戈多”而没有戈多是第一层解构,这是文本自行发生的动作,它本身是解构的经典,在伊沙那里变成了一种“传统”,而又有把这个经典的解构解构了,也就是把视为实验剧的“等待戈多”文本解构了,把传统解构了,从而获得了快感,而现在在这双重的解构下带来另一个问题是:解构的解构是不是还是解构?或者傻公子是不是另一个戈多?

这个问题,其实暗含了一个逻辑:在“全体凄厉热烈鼓掌”之外是不是还有不鼓掌的观众?实验剧场、老掉牙的剧目,以及出现的“戈多”都在伊沙解构的文本里,而在文本之外还有另外的观众,他们阅读这一首诗,阅读“等待戈多”背后的伊沙——作家出版社的《一沙一世界》,400页的“伊沙集”,标准诗丛系列作品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文本,而我自然是其中的观众。精装、硬皮的诗集,仿佛是对于经典的一种预设,而我就是在等待中打开了书页,甚至在阅读方式上也开始了某种颠覆——从第三卷的“文选”开始阅读,327页的《饿死诗人,开始写作》是起点,仿佛以等待的方式让伊沙真正写作的诗歌在后面露面,或者从后向前的阅读中,真的能够有一种“戈多来了”的惊喜感。

“饿死诗人,开始写作”仿佛就是伊沙的一次宣言,1993年,距离收入其中的第一首诗歌已经过去了5年,这五年,专注于中国口语诗写作的伊沙应该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所以他会发出“凭什么非要有一个文学主宰的时代?”的质问,所以他会否定“穿长袍马褂的‘现代派’和哭错坟的主儿”,所以他会鄙视“像诗”的诗作,所以他会舍弃“站在原地思考诗歌终极意义”的诗人,而他在5年的实践中让自己进入了诗歌的后现代,在后现代中“饿死诗人”,而自己却依然写着“和灵魂有关的东西”——“我已‘自在’,您认为我在‘反讽’,我认为我在‘反反讽’。”

“反反讽”像极了对于“等待戈多”的态度,后现代意义中的戈多本身就是反讽的符号,但是却让人等待,让人犯困,所以伊沙用口语诗解构“等待戈多”,达到“反反讽”的双重解构意义,而这便是他所说“饿死诗人”时代的到来:没有什么诗歌的终极意义,没有什么现代派,没有什么“世间一切皆诗”,更没有作为一种姿态而被人摆弄的“实验”,有的只是从无产生的诗,只有在严肃意义上“玩”的诗,只有对“真实”具有真实想象力的诗,而所有I一切的目的在于给诗歌本真的状态:“我不为读者写作,但我不拒绝阅读,更不拒绝误读。我的实验是为阅读的实验,目的在于激活诗歌。”

不为读者而写,却提供了阅读的文本,不是摆弄姿态的实验,是激活诗歌的颠覆,所以伊沙说:“我的语言是裸体的。”裸体而没有束缚,裸体而呈现本真,裸体而激发诗意,裸体而饿死诗人,反反讽,反修辞,反知识分子写作,反形而上学。而伊沙的语言的裸体主义其实就是指他的口语诗,口语诗是呈现世界的灵性,是叙述而非叙事的语言,是展现语言的天生丽质,很显然,伊沙的口语诗的核心是平民主义,是人性主义,是个人经验,当然里面也需要一点口水,“口语不是口水,但要伴随口水,让语言保持现场的湿度,让飞沫四溅成为语言状态的一部分。”而当他发出“饿死诗人”的时候,另一个诗人必将站立起来,他把他叫做“我”:“从语感到口气。从前口语到后口语。从第三代到我。”

这是一个诗歌的序列,当语感变成口气,从前口语到后口语,从第三代到我,在这个谱系中,伊沙是不是在为一代人建立坐标?当他用诗歌打破知识分子写作规范,当他拒绝宏大目标和主题,当他把现代派的长袍马褂塞进垃圾桶,把现实主义命名为“伪现实主义”,他其实并没有为一代人甚至一个群体寻找突围的方向,而是以一种纯个人主义的方式标榜这种颠覆的革命意义:“我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有一次来自口语诗内部的变革,我也深知这个变革只能由我率先实施——因为,比我老的口语诗人(所谓“第三代”)都是非自觉的。”颠覆那些所谓的现代派、现实主义诗人和知识分子写作之外,他更是把所谓第三代诗人清除出去,因为他们在伊沙的前面,因为他们更老,所以只有自己是自觉的,是第一个变革者——站在口语诗的旗帜下,回首而望,伊沙像是看见了无数的追随者,聚集在自己的“一沙一世界”里,而作为王者的伊沙似乎要用这样一种力量将所有的诗人饿死。

而这似乎就是伊沙所讲的个人经验,“口语诗如果缺乏鲜活可靠的个人经验,就等于放弃了它的先进性。”活在个人经验里,是不是会成为一种自负的行为?而在自负的舞台上,会不会自己反而变成了“剧场看门老头的傻公子”,在全体站立热烈鼓掌中把自己当成了众人期盼的戈多,而其实只是站在上面向叔叔要糖吃的愚笨者,甚至那些人的鼓掌只不过看一出笑话而激活的本能反应。这仅仅是一种疑问,一种阅读之后的观感,是在结束了“文选”的浏览之后返回诗歌文本过程中出现的。

的确,伊沙一直站在解构的道路上,那些宏大历史,国家主义,精英文化在他看来,都有着虚伪的一面,所以他发出了“饿死诗人”的宣言:“我呼吁:饿死他们/狗日的诗人/首先饿死我/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饿死诗人》1990)”“我”不是伊沙本人,他只不过是一个诗人的代称,是“他们”中的一员,是污染土地的帮凶,是艺术世界的杂种,当然是“狗日的诗人”。所以“饿死诗人”的宣言下,他习惯了用戏谑的方式解构宏大主题,反讽终极意义。1988年的《车过黄河》是一个经过黄河而撒尿的诗人,“我应该坐在窗前/或站在车门旁边/左手叉腰/右手做眉檐/眺望 像个伟人/至少像个诗人”,黄河和伟人构成了一种经典文本,但是伊沙却用撒尿的方式否定了一切,“只一泡尿工夫/黄河已经疏远”。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宏大的历史,“外省外国的游客/指着我的头说:/瞧这个秦俑/还他妈有口活气!(《最后的长安人》”没有高贵的灵魂,“我的灵魂是长了汗毛的/毛孔粗大 并不光滑/你继续摸下去/惊叫着发现它还长着/一具粗壮的生殖器(《灵魂的样子》)”没有抒情的诗意,“我伸出了一只手/梅花梅花/啐我一脸梅毒(《梅花:一首失败的抒情诗》)”没有传统意义所构建的崇高,“我深知劳作的意义/一支好的香烟/都弥漫着浓重的汗味/每当我享用它们/看它们在短暂的时间/烧成灰烬/我都有着非凡的快意/因为我是深明来历的人(《写给香烟的一首赞美诗》)”甚至在反讽着死亡,“那一天 我推着/母亲的遗体向前/他挡住我的去路说/‘给我,没你事儿了’/我把事先备好的一盒/三五塞给他/他毫无反应地收下/掉头推车而去/那个送走母亲的人(《一年记住一张脸》)”

伊沙:饿死诗人也饿死了自己

这一切的戏谑、反讽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在《反动十四行诗》中,伊莎同样用粗俗的方式解构了“十四行诗”:“比泻肚还急 来势汹汹 慌不择手/敲开神圣的诗歌之门 十四行/是一个便盆 精致 大小合适/正可以哭诉 鼻涕比眼泪多得多/不得了 过了 过了/我一口气把十四行诗写到了第十五行(《反动十四行》)”十四行诗变成十五行诗,神圣的写诗行为变成了泻肚,在打破神话、解构神圣的同时,伊沙进入到自我世界里洋洋得意,就像等待的戈多永远不会来,而站在舞台上的是傻公子。

所以伊沙在解构的同时,开始建构自己的口语诗世界,这里有和生理反应有关的欲望和疾病,有形而下的物质,有和个人有关的经验,“姐姐 在麦地/和一个人睡觉/我手握弹弓/在树上放哨/很多年 姐姐/一听到这口哨/就哭!就哭!(《口哨》)”口哨里的记忆混杂着暴力和爱欲;“她在高潮中的一声喊/喊着元首的名字/显得异常快感/这尖锐的一喊/造成了我的软/我不是犹太人/但有着人类的软(《阳痿患者的回忆》)”将战争、民族有关的历史书写成一种生理反应;“那男孩手指太阳/给我们布道/‘这是——日/日你妈的‘日’”/他的声音/响彻了这个早晨/令我这跑来命名的诗人/羞惭一生(《命名:日》)”对词语的命名来自于被污染的暴力美学;“一个少女/单腿跳着手捂耳朵/这个动作有点奇怪/在她身上是一种美/奇怪和所谓美/人们得到了/他们所要的感受/但并不关心/这一动作的/产生与由来(《生活的常识》)”日常动作莫名当成了美,误读的世界也取消美的定义……所以“小小的祖国”只不过是“尿床”的图案,雕塑之美轻易被“高高撅起的臀部”所消解,诗歌的正当要求和女权主义者一样,“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

对于伊沙来说,解构、反讽、戏谑,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一种所谓的平民主义,就如《原则》一诗中所写:“我身上携带着精神、信仰、灵魂/思想、欲望、怪癖、邪念、狐臭/它们寄生于我身体的家/我必须平等对待我的每一位客人”崇高和低俗,伟大和渺小,精神和物质,其实都无分别,如此的平等,似乎就是进入到了不被所谓的道德、信仰、思想、精英主义所裹挟的世界,就是恢复到了人本真的状态。但是伊沙的这种平民主义、个体主义在成为诗歌经验之后,明显用力过猛,他甚至在口语诗的世界里打破了一切和传统有关的东西,在持续性高潮中享受快感,最极端的例子便是在形式上的实验,“炮弹射进炮筒/字迹缩回笔尖/雪花飞离地面/白昼奔向太阳”,《善良的愿望抑或倒放胶片的感觉》的确在制造的逆向过程里拥有某种特殊的感受,《恐怖的旧剧场》里从“旧剧场是一片芜杂的荒草”回到“旧剧场是一片芜杂的荒草”的回文也具有了某种反复带来的意蕴,“结结巴巴我的命/我的命里没没没有鬼/你们瞧瞧瞧我/一脸无所谓”模仿口吃患者的《结结巴巴》也让人获得了对词语的间离效果。

但是那首只留下标题的空白诗作《老狐狸》,真的变成了伊沙的行为艺术,没有内文只有一句说明:“欲读本诗的朋友请备好显影液在以上空白之处涂抹一至两遍《老狐狸》即可原形毕露。”伊沙曾经说起了写这首诗的冬季,在他看来,无论是内文的空白还是最后的“说明”,在阅读中制造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有不下五位读者真的用显影液涂抹在空白处,最后当然是一无所获,在读者“骗人”的咒骂声中,伊沙仿佛洋洋得意在自己构筑的实验世界里,他甚至对此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老狐狸是不容易被抓到的。”

读者在咒骂,伊沙在发笑,这是诗歌文本之外的互文,也许是伊沙诗歌实验的期望的效果,但是当伊沙发出恶作剧般的笑声,实际上他所谓的平民主义、平等原则被自己取消了,他仿佛站在高处,俯视那些误读的人、被捉弄的人、发出抗议的人,在不平等的关系里,伊沙反而让自己在口语诗里保持了上帝的视角,而这无疑将他所有的实践都带入了悖论中,就像等待戈多,只有等待才是文本的最后意义,也是唯一意义,而因为等待的无而用另一个戈多取消戈多,何来那种等待感,何来真正的解构?一个傻公子站在那里,还获得了掌声,是不是变成了对自身的嘲笑?就像伊沙的那首《有一年我在杨家村夜市的烤肉摊上看见一个闲人在批评教育他的女人》,前面是16个“打耳光”,无非是男人打自己的女人,但是当伊沙成为文本的一部分,或者当打耳光变成诗歌事件,它就是一种对诗歌、对诗人本身的消解:“嗨吃烤肉的胖子你看啥呢/我教育我女人你看啥呢啪一耳光”……

仿佛就是打在伊沙的脸上,他被拖入到了事件之中,而且打在伊沙脸上的时候,因为需要这样一种感觉,伊沙反而觉得过瘾,甚至希望更多的耳光落在自己的脸上——所以,伊沙就是被自己拖进了自设的文本里,于是里面都是被当成真理的谎言,“我的朋友们/把我的话当了真/就敬着我这个人/其实我对他们撒了谎/其实我一关都没过(《酒桌上的谎言》)”于是里面都是受虐的自由,割包皮的外科医生“真他妈的幸福”,晚年不保的奸尸犯老张,“众尸起舞为他开道”,死了的吸毒者朋友,“就像电影中的超人/在天上飞”……实际上,伊沙在2002年之后有限地走出这个悖论,他的口语诗里少了戏谑,而以一种平和的语气关注日常生活,“父子悲哀”里传递出的是“谁是玩伴”的疑问,“妻在酒吧”探讨的是如何“再度赢得我的欣赏”的情感问题,“忘年的亲人”里是“我抱着母亲的墓碑”的亲情,交警和车夫不再是敌对,他们在“残酷之上的残酷”里寻找真实的生活,出租车司机也不再是那个变坏的人,甚至还要“不计报酬地给你讲个笑话”,环卫工人在零度以下的早晨,还做出了“一个敬礼的手势”,而县医院的中年患病农民甲乙丙丁说出“丢人哩!/俺这台拖拉机就快报废球啦!”时都是酸楚——这种转变似乎少了恶的趣味性,少了解构的快感,而是道出了生活的艰辛,正像《春天的乳房劫》所说,乳房已经从欲望的器官变成了疾病的器官,带来的生活的无奈:

亲爱的,其实
在你去做术前定位的
昨天下午
换药室的门无故洞开
我一眼瞧见了两个
被切除掉双乳的女人
医生正在给她们换药
我觉得她们仍然很美
那时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但是这种转变是有限的,甚至容易湮没在伊沙自设的那个世界里,所以伊沙诗歌真正致命的是:在否定一种秩序和规则的同时,不是为了建构一种体系,而是极其用力地将其逼上毁灭的绝路,而自己反而站在胜利者的位置上俯视那些失败者,所以不再有平民主义,不再有平等性。无论是口语诗歌还是精英写作,无论是叙述还是叙述,无论是不要脸的诗人还是知识分子,也无论是十四行诗还是十五行是诗,需要的是一种包容精神,而在伊沙那里,写诗变成了树立靶子的破坏行动,甚至开始了攻击、诋毁,最后所有的解构、戏谑、反讽都跌入了为口语而口语的机械主义窠臼中,最后在喊出“饿死诗人”的同时,也饿死了自己。

悲欢的形体

编号:S28·2181103·1514
作者:冯至 著
出版:新星出版社
版本:2018年04月第1版
定价:49.80元当当21.90元
ISBN:9787513326643
页数:248页

冯至(1905-1993),著名诗人、翻译家、学者,原名冯承植,字君培,河北涿县人。早年就学于北京大学,参与组织沉钟社,创作大量诗文,历任同济大学、西南联大及北京大学教授等职务。著有诗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十四行集》等,曾当选瑞典皇家文学历史人物研究院外籍院士,并获歌德奖章。《悲欢的形体》由冯至之女冯姚平女士编选,选入诗人每个创作阶段类型体裁各异、各具代表性的作品,如《蛇》《北游》《十四行二十七首》,以期为读者呈现冯至诗歌的整体印象,一道走过“又甜又苦的诗的旅程”。为雅众诗丛系列之一,另有《蓝色一百击:陈黎诗选》、《我认得人类的寂寞》等。


《悲欢的形体》:我的寂寞是一条蛇

到底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进入了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
才明白,人生最难得到的是“自知之明”。
——《自传》

九十年代必定是回望,当人的一生将被定格在最后时刻,去日无多不免有诸多的感慨,而对于冯至来说,写下这几乎是最后的《自传》,也就把人生看成了一个成型的文本,但是纠结处在于:这一生到底是应该肯定的,还是有着太多否定和被否定的东西?

肯定和否定,本身的矛盾性是一种自我定义的尴尬,但是对于冯至来说,自我定义的背后却有着无法主宰的力量。九十年代之前是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之前是七十年代,以及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四十年代、三十年代和二十年代,每一个年代似乎总有不同的主题,冯至说:“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之后的十年否定这之前的十年,在一种否定里,主体是“我”,但是这是站在一个诗人和学者的角度说的,但是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时候,却不再是自我定义,那么,那个那“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的人到底是谁?

还有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也不再是自我定义,在缺少了“我”的时代里,把一切都说成错的人,悔恨否定事物那么多的人,以及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的人,是不是都是我之外的存在,一种在隐秘处的主体,冯至没有说出,而在这不被说出的感伤中,每一个年代也仿佛不再是属于个体的时代。否定,再否定,否定之否定,每一种情绪似乎都在否定,冯至说:“我的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即使他认为否定里也有肯定,但是这种哲学式的想法又何尝换来一种清晰的人生定义?

考入北大,哈尔滨教书,留学德国,这是冯至人生中的几个关键词,而这些关键词构筑的历史是向外的,如果进一层,或者缩小范围,只对冯至诗歌做一种评价,两个时期是关键阶段,那就是创作诗集《昨日之歌》时期和《十四行集》的时期,前者,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极力褒扬他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后者,朱自清以其“诗里耐人沉思的理,和情景交融成一片的理”做出了总结:“闻一多先生说我们的新诗好像尽是些青年,也得有一些中年才好。冯先生这一集大概可以算是中年了。”如果对应于冯至所说的时间,那也都应该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最多也只是到了四十年代初期,而在这之后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是不是真的都被“否定”了?

肯定之否定,否定之肯定,自我之外界,社会之个体,《自传》里并非只是一个单一的诗人,所以冯至在九十年代的最后时刻,以一种回归自我的方式注解了人生这个文本:“人生最难得的是‘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又回到了那个不断否定的“我”:我之否定是彷徨,是隔离,是漂泊,是动荡,甚至是无助。第一部诗集,第一首诗歌,《绿衣人》写的是邮夫,一个送递他人消息的人,在“日日的来来往往”中,却看到了疮痍满目时代的悲歌:“他手里拿着多少不幸的消息?/当他正在敲人家的门时,/谁又留神或想,/'这家人可怕的时候到了!'”那些不幸的消息是什么?不怕的时候是什么?无非是分离,无非是割裂,无非是死亡,在这邮夫看见的世界里,众人似乎消失了,那些消息也没有了该读的人,所以,当“有的含着讥诮走远了,/有的含着畏惧走远了”,整个世界便成为孤独的存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只得也缓缓地走去。”

《小船》里是消逝,“它的主人一去无音信”;《瞥者的暗示》里寂寥,“向没有尽头的/暗森森的巷中走去”;《怀友人Y.H.》里则是惶惑,“朋友啊,你那时在哪里徘徊?”似乎没有回应,没有对话,所以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我一人游荡在郊原,/把命运比作了青山淡淡。”命运是一种无归宿的存在,它似乎会随时中断,“续了又断的/是我的琴弦,/我放下又拾起/是你的眉盼。”在我的不安中,“你”其实是一种想象和预设:“你”是“新的故乡”:“这里一切安眠/在春暖的被里,/我但愿向着/新的故乡飞去!(《新的故乡》”“你”是女神:“愿有一位女神,/把快要毁灭的星球,/一瓢瓢,用天河的水,/另洗出一种光明!(《狂风中》)”“你”是化身为蚕的女儿,“瞬间风雨都停住,/皓月收束了雷和电;/马皮裹住了她的身体,/月光中变成了雪白的蚕茧。”“你”是我想念的一个对象,一种温暖的象征,一个归宿的存在,冯至甚至从民间故事中提炼出“你”的形象,《帷幔》里那绣着帷幔的少尼,满心都是“对人间的愿望”,《寺门之前》里活在“蜃楼的幻影”的和尚,在默默生活的三十年里却对着那死去的女尸存有想念——传说似乎不在现实里,它以并不美好的浪漫方式,构筑了现实之外的“你”世界,独一无二的存在,却含着太多的悲苦。

所以对于冯至来说,“你”的遥不可及,“你”的虚幻梦境,“你”的传说特性,都是“我”投射之后的无助和无奈,那首最著名的《蛇》便是传递着现实的冷寂,和冷寂之中的暖意:

我的寂寞是一条蛇,
静静地没有言语。
你万一梦到它时,
千万啊,不要悚惧!

它是我忠诚的侣伴,
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
它想那茂密的草原——
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

它月影一般轻轻地
从你那儿轻轻走过;
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
像一只绯红的花朵。

1926年的蛇是寂寞的“我”,在梦里被思念,也是思念梦中的“你”——这是冯至的《昨日之歌》,似乎在寂寞、安静、轻柔中并不想打破如梦的存在,但是当一种叫“北游”的生存状态降临,“在迷濛中再也分不清楚你我”。尽管那时也有属于我的“灰色的、岁暮的感受”,也有属于你的“绯色的春光”,也有我心中燃起的烽火,也有全身的沸腾血液,但是这变化的生活,已经指明了一个必须前行的方向:向北,而在这行走的路上,却不再有“你”,“他逆着凛冽的夜风,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的都市,即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望蔼覃的《小约翰》成为一句题辞,表明了诗人行走时的心情:是寂寞,却更冷漠,是分离,却是悲伤的隔离,“我是一个远方的行客,/走入一座北方都市的中心。/窗外听不见鸟声的啼唤,/市外望不见蔚绿的树林”,世界所呈现的东西叫做“阴沉”:街上行人的面色阴沉,微笑的情调阴沉,欲雨不雨的天空阴沉,“犹太的银行、希腊的酒馆、日本的浪人、白俄的妓院,都聚在这不东不西的地方,吐露出十二分的心足意满。”可是客居的世界不再有轻柔的“你”。

冯至:归终我更认识了我的自己

而我真的是一个人,一个人呆望着车窗,一个人经过礼拜堂,一个人参加追悼会,一个人像游行地狱,“可曾有一次烧遍了全身?/二十年中可有过真正的欢欣?/可经过一次深沉的苦闷?/可曾有一刻把人生认定,/认定了一个方针?/可真正地读过一本书?/真正地望过一次日月星辰?”自我疑问甚至连我也不存在了,“我可曾真正地认识/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没有归宿感,大约是一种地理的变迁带来的困境,但是没有自我存在,何尝不是最痛苦的无望?所以在最后的尾声里,冯至似乎集聚了所有的力量:“我不能这样长久地睡死,/这里不能长久埋葬着我的青春,/我要打开这阴暗的坟墓,/我不能长此忍受这里的阴沉。(《北游》)”

1928年的《北游》,是在无我的世界里寻找自我,是在阴沉的陌生里打破冷寂,“这时我胸中觉得有一朵花儿隐藏,/它要在这静夜里火一样地开放!(《南方的夜》)”从北方的现实到南方的梦境,从被隐藏的希望到急欲开放的青春,冯至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否定更可以看成是一种肯定,而到了《十四行集》里,他的诗歌开始向外,不再是单纯的“我”和“你”,而是变成了“我们”:我们准备领受意想不到的奇迹,我们的生命第一次拥抱,我们赞颂那些小昆虫,我们的生命所承受的是“彗星的出现”。当我变成我们,就如一种结合,“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悲欢的形体”是从过去到现在,从漂泊到凝聚的过程,它是有形的,是一体的,是充满着生命的力度。

所以在这样一个充满战斗气息的时代,“我们安排这我们”,“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我们在争斗,像“不朽的英雄”,从不埋怨命运,而是以一种超越的方式“维系住你的向上,你的旷远”;我们的生命像一片原野,会认出和生命有关的一棵树、一闪湖光,“它一望无际/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我们迎接新的开始,“看那小的飞虫,/在它的飞翔内/时时都是新生。”所以这是“我们的时代”:“我们曾经共同分担了/一个共同的人类的命运。”所以在这样一个经历着战争,激发了力量的时代,那些人也成为冯至“我们”世界里的一员,他们是“但是你却永久/暗自保持住自己的光彩”的蔡元培,是“你有几回望出一线光明,/转过头来又有乌云遮盖”的鲁迅,是“你却不断地唱着哀歌/为了人间壮美的沦亡”的杜甫,甚至是歌德,而他的那句名言“死和变”也成为这个时代的旋律,即使有死亡,有苦难,所以冯至才会大声疾呼:“正义,快快地到来!自由,快快地到来!光明,快快地到来!”

一个时代总会到来,一个时代也总会过去,从《昨日之歌》的孤独,到《北游》的惶惑,再到《十四行集》的激烈,从“我”世界的孤苦,到“你”世界虚幻,再到“我们的时代”的超越,冯至已经用诗歌书写了不同时代的主题,而自始至终这个“我”都是不缺失的,都在自我定义,都在呼喊,都制造着不一样的青春。但是,当时间翻过了另一页,那个“我”去了哪里?《西郊集》有祖国,有社会主义,有劳动者,有伟大的石油城,却没有我;《立斜阳集》里有“我和我的祖国”,但是我既不独自存在,也不和人对话,他只是“祖国”中微小的存在,“祖国,为了给你减轻/十亿分之一的负担,

我的血液,/我要经常检验。”一切为了祖国,祖国是一切的归宿,当一个看起来宏大的叙事体系湮没了我的微观视界,也再无生命之体悟,再无精神之斗争,在无灵魂之超越。

“一程比一程地远了,一程比一程地荒凉了。”这曾是冯至在《北游及其他》序中所说的话,那时是惶惑不安,是寂寞和隔绝,但是那个我是存在的,他远行所看见的一切都变得荒凉,也能够在否定之否定的超越中寻找自我的意义,但是当有一条路不和自己有关,即使开阔通畅,即使飘荡着歌声,也并非是真正属于自己该走的路,而清醒在最后的九十年代,路却已经走完,似乎诗歌也早已经离开了故乡,所谓“自知之明”也只是寻找一种曾有过“我”的记忆:

归终我更认识了我的自己,我既不是中古的勇士,也不是现代的英雄,我想望的是朋友,我需要的是感情;归终我不能不离开那座不曾给我一点好处的大都市,而又依样地回到我的第二故乡的北京,握住我的朋友们的手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编号:B82·2181103·1513
作者:【德】卡尔曼海姆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4年07月第1版
定价:33.00元当当14.50元
ISBN:9787100098175
页数:411页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一部代表作。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起彼伏于西方世界的诸多思潮,吸收过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齐美尔、卢卡契、胡塞尔、韦伯、舍勒等诸多大家思想的曼海姆,以一个身体力行、热衷政治的知识分子的独特思考,对知识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答。原书最初发表于1929年,1936年在美国出版了英译本。全书论述了知识社会学的几个中心问题,并用实例说明了把这一科学的如何进行实际运用。全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为英国读者撰写的介绍本书的文章;第二至第四部分论述知识社会学的主要问题,如思想、知识、意识形态、乌托邦、理性等问题;第五部分主要论述知识社会学的性质、范围、类型、研究方法等问题。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引入科学本身的视域

经过长期、曲折、英雄般的发展,在意识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历史就不再是盲目的命运,而越来越成为人类自身的创造,随着乌托邦思想被放弃,人类将失去创造历史的意志,并由此失去理解历史的能力。
——《第四章 乌托邦思想》

意识形态是意识控制的结果,它带有强烈的统治性和利益制约性,甚至为了权力稳固社会稳定而遮蔽了真实的社会条件;乌托邦式的思维站在政治斗争的以相反方向,它否定了社会情境,它变革了既定的社会条件,甚至全然不顾实际存在的东西——不管是意识形态还是乌托邦,都带有明显的模糊性和对不确定状况存在的怀疑,当这两种思维出现,它们如何对社会情境做出客观性评价,或者说,当卡尔·曼海姆引入这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概念,如何导向知识社会学这一科学领域?如何建立科学政治学的整体概念?

副标题:知识社会学导论,曼海姆显然是要进行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甚至把政治作为一种强调客观规律的学科,而他以象征意义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为构建核心,显然为自己制造了一种困难,而他也说,乌托邦思想以否定的方式对待现行的社会条件,它们突破的是一种既定秩序,尽管是不知不觉,甚至是理想化、幻想的方式摧毁和变革社会情境,但是却符合政治冲突的动态规律,很多政治集团在乌托邦的启示下,经过长期、曲折、英雄般的发展,成为统治集团,但是当一种政治意识决定了历史的命运,乌托邦思想必然被放弃,而人类失去了创造历史的意志,最终不再有理解历史的能力——意识形态靠乌托邦思想主宰了历史命运,又在去除了乌托邦思想之后失去了理解历史的能力,所以曼海姆说:“我们就将面临一个可想而知的最大悖论。”

悖论出现,曼海姆似乎并不打算解决这个悖论,因为这个“可想而知的最大悖论”不仅在将来出现,而且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本身就在不停地解构这种悖论,“意识形态的衰落仅仅代表某个阶层所面临的危机,去除了意识形态面纱后得到的客观性,对于社会整体而言总是以自我澄清的形式出现,乌托邦元素从人类思想和行动中彻底消失将意味着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的发展将展现出全新的特点。”意识形态具有自我澄清的作用,乌托邦的消亡也是人类发展进入全新领域的写照,与其说这是一个悖论,不如说是悖论制造了可能,悖论揭示了规律,无论是意识对于历史命运的主宰,还是乌托邦展开了全新的领域,其实它们被纳入到了知识社会学的领域里,也就是说,那些集体无意识都变成了可评价性的集体意识,并进而控制了意识,在总体的发展道路上,乌托邦只不过是内部进行不断突破的力量,但似乎无法逃逸整体性的知识社会学范畴,也就是说,知识社会学已经成为了“在社会生活中发现的、作为一种模糊的不稳定和不确定状况存在的怀疑的系统化”的科学,悖论也只是一种内部角力的过程。

那么,这个问题似乎变成了社会知识如何完成“一种模糊的不稳定和不确定状况存在的怀疑的系统化”?社会知识学,当曼海姆进行这样一种命名的时候,显然是要把社会知识当成是一种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当然重点在于科学性,而科学性和核心是客观性。寻求客观性趋势,从否定性角度来看,是要消除带有偏见的看法和不完善推理,以寻求有效的知识,而从肯定性角度来看,则是阐明批判性的自我意识观点、发展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合理方法,也就是说,客观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客体和主体是各自独立、相互分开的实体,另一方面,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得到强调。而要完成社会知识的客观性要求,正凸显了思想方式存在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对社会存在的认识论问题。

“本书探讨的是有关人们实际上如何进行思考的问题。”如何思考,涉及的是逻辑学、心理学,但是知识社会学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思维的科学,制定描述和分析思想类型及其变化的方法,系统阐述与思想类型相关联的问题,并以批判性理解开辟道路,不管是主体还是客体,似乎都难以成为一种独立存在。而这一困难到底在哪?曼海姆认为,主体的定义是关键,我们所说的思想总是指向个体,对对象的考察也总是一种孤立的行动,所以必须将个体思想纳入到集体中,一方面,个体发现了现存的环境,他在这个环境中发现了已经形成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而这些思想和行为模式是世界的集体行动的结果,也就是说,个体的行为是受到价值观、集体无意识和意识性冲动的影响这一语境下进行的。

另一方面,个体思想的复杂性进入到一种同一性的情境中,必然会发生心灵的互相冲突,甚至变成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便为建立交流的最重要阶段创造了条件,也为认识论的群体性构建开辟了道路,“知识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群体生活的合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都在共同命运、共同活动和克服共同困难的组织结构中来展示他的知识。”每个个体在其中分担这不同的份额。当认识论成为一种哲学产品,它有可能被引入错误的假设,甚至个体的思想会变成彻底的个人主义,所以必须对思想的社会情境根源进行审视,找出其中的问题所在,从而为认识论的科学化寻找一条道路。

在曼海姆看来,思想的社会情境之所以产生,必然是统一的世界观被瓦解,个体便采取不同的世界概念形式,它是混杂的,是怀疑的,是破坏的,所以只要将个体的思想纳入到整体中,将集体无意识变成集体意识,并参与到社会生活的生动场景中,才能进行一种意识的构建,“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只有在先前存在于我们背后的无意识动机突然进入我们的视野,从而可以进行有意识的控制时,我们才会成为我们自己的主人。”

个体意识要变成社会意识形态,这似乎是第一步,但是曼海姆认为,意识形态本身也有特殊意义和总体意义。特殊的意识形态指向对手的一部分论断,它只对在从纯粹心理学层次上的观念进行分析,而且它的目的是一种利益,在这个意义上,特殊意识形态的参照点总是个体,甚至分析讨论群体,也只不过是个体的一种机械组合,所以,仅仅在个体经验的单纯的综合中是不可能发现整体的精神世界的内在结构的。总体意义的意识形态指向对手的总体世界观,它把这种总体世界观理解为参与集体生活的产物,它以功能分析的方法对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作用的结构性精神差异进行客观的描述。意识形态是一种对对手的怀疑和不信任,它符合培根所说的假象理论而成为一种偏见,所以必须去除意识形态的特殊意义,而在纳入总体意义的道路上,不可或缺的是哲学的力量,“意识哲学的发展:在世界的客观的本体论统一性被消解以后,人们便试图以感知主体赋予的统一性来代替它。”

意识形态最初来源于主体的意识,是一种精神活动,从本体论教条主义瓦解,到以历史的视角看待超越时间的意识形态,再到更加具体的民族精神、阶级意识,意识形态不断发展,也不断进入到总体意义中,考察意识形态的历史-社会过程实际上凸显了曼海姆的客观化、科学化的努力,“随着对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一般表述的出现,单纯的意识形态理论便发展成知识社会学。曾经是一个党派思想武器的东西,也被转变成对社会史和思想史进行一般研究的方法。”意识形态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社会的结构,它是一种认识论,更是一种引向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它的目的在于从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同时存在的规范、思想方式和行为模式中把真的和假的、真实的和虚假的区分开来。”

要去除特殊意识形态的意义,去除虚假意识,让意识形态变成一种“实在”的知识,曼海姆认为对社会情境的考察非常重要,也是为总体意识形态的建立提供了认识论的样本。情景分析就是“每一种超出日常水平的经验形式都具有的自然的思维方式”,它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整体的一部分,所以思想中的危机自然也是一种情境,只有将思想危机进行一种科学化的研究,找出它的社会学意义,那么,就能把情境纳入到更大的整体中,从而实现历史-社会的动态形成过程中。

曼海姆分析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几大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潮,在他看来,这些思潮的危机就在于不合时宜地处理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官僚主义者倾向于掩盖政治领域;历史主义者虽然强调历史事件和行为主体中的传统因素,但是其用意还是“更为尖锐和独到地”把这一领域看作是非理性的;资产阶级试图使世界彻底理性化,但是在承认自由竞争和阶级斗争的时候,它其实创造了一个新的非理性领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认识了相对的非理性,而且从未忽略它,但是它用新的理论化的努力消除这个领域,结果变成了一种悖论;而法西斯主义是激进主义的和非理性的。考察这些思潮,曼海姆认为,社会结构中的非理性主义主要有两个来源:不受控制的竞争和强权政治,非理性主义导致了行为,所以在思潮和行为实践之间必然存在一种不可调和性,也只有政治的参与,才能调和矛盾,才能形成统一。

什么是政治?如何建立政治学科学?曼海姆引用奥地利社会学家和政治家艾伯特·舍夫勒的观点,区别了行政事务和政治,舍夫勒认为,当一系列社会事件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并且有新规律重复发生,八九十一种行政领域,而那些还处于生成过程的事件,在个别情况下出现了新的、独特的情境出现,便是政治领域,所以和有规律可寻的理性的行政领域相比,“政治行为面对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时刻都创造着一个独特的情境,都力图摆脱这种具有某种持久性的永恒的力量之流。”也就是说,政治行为是变动的,是创造性的,是独特的,甚至在摆脱行政式的持久性,但它并非是非理性的,它总是在寻找一种属于它的独特情境,在追求它的永恒力量,所有这一切当被纳入到总体的历史-社会结构中的时候,并具有“行为”的可能性的时候,政治学科学才成为客观性、科学性的科学。

政治社会学把一个时代的各种趋势整合起来,但是它不是封闭的,不是已完成的知识领域,曼海姆说:“它总是处于形成过程之中,然而又始终与其源流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产生于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的动态展开过程中。”正是政治学科学具有不断的生成性特点,曼海姆认为乌托邦思想提供了这一力量的源泉,“从乌托邦的意义上讲,或许可以注意某种走向绝对整合的进展,其中,每一次整合都试图达到比之前的整合更为宽泛的视角,而后后续的整合都吸收了以前整合的成果。”为什么非理性的乌托邦具有这样一种整合力量?什么是乌托邦?曼海姆认为,乌托邦的实质就是超越现实,按照兰道尔的命名,每个实际存在并正在发展的社会秩序都称为“托邦”,历史的道路就是从一个托邦战胜另一个乌托邦走向另一个托邦,所以乌托邦构成了历史前进的动力,它打破了既定秩序,它超越了生存空间,甚至它在否定现行秩序的时候也不是单向的,它建立的是一种“辩证关系”:“乌托邦思想产生于现行秩序之中,反过来又冲破现行秩序的桎梏,使之朝着下一个存在秩序自由地发展。”

但是乌托邦思想也会消亡,而随着乌托邦的消失,整体的发展理论也会消失,但是重要的不是思想的消失,而是寻找到乌托邦元素背后“主导愿望的本质”,从再洗礼教派放纵的千禧年主义,到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再到保守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乌托邦思想经过了不同形式的发展,它或许会消失,但是这种消失只是单一思想概念的消失,或者只是具体社会情境的消失,甚至消失意味着新的发展可能,而只有具有乌托邦式思维的主体存在,对于现行社会秩序的超越力量还在,那种辩证关系就不会消亡,历史也不会在平静中走向下一个阶段。

意识形态超越现实是为了去除面纱背后的危机而得到客观性,它是以自我澄清的形式出现,乌托邦思想超越现实则是展现新的可能性,它们对知识社会学的构建都具有某种启示意义,“知识社会学关注的,与其说是故意欺骗所造成的扭曲,不如说是客体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借以呈现给主体的各种不同方式。”它是一种视角,一种能力,一种科学化意义的总体视域,“在这个领域,它必须制定出精确标准,来证实经验性真理,来确保这些真理享有支配地位。”

会饮篇

编号:B31·2181103·1512
作者:【古希腊】柏拉图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3年01月第1版
定价:12.00元当当5.30元
ISBN:9787100094016
页数:84页

“裴卓啊,这就是我的颂辞。我尽了我的能力,使这篇颂辞时而庄重,时而诙谐。我愿意把它作为我对爱神的献礼。”《会饮篇》是古希腊哲学家 柏拉图中期关于理念论和美学思想的一篇重要对话。这篇对话所描写的是悲剧家阿伽松为了庆祝自己的剧本获奖,邀请了几位朋友到家中会饮、交谈,参加者有修辞学家斐德罗、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哲学家苏格拉底等人,整篇对话主要由六篇对爱神厄洛斯的颂辞组成。他们对话的大前提是,最高贵的爱是男人之间的爱,爱是对美的企盼,美貌、智慧和美德都被讨论,反对古希腊风俗中男人对少年的爱,说男人不应该在这些尚未了解基本美德,也未定型的的少年身上下功夫,他们更应该去爱一个男子并长相厮守,并强调两人间若只有美德与知识的交流最为崇高。著名的柏拉图式的爱情的典故就是出自这篇对话。


《会饮篇》:爱必然奔赴不朽

苏格拉底:我认为人人都应当尊敬爱神,并且自己也身体力行,尊敬一切与爱有关的事情,充满热情地这样做,而且激起别人这样做的热情,我现在和将来都尽可能地歌颂爱神的权力和威灵。

要尊敬爱神,要身体力行,要充满热情地做与爱有关的事情,还要激起别人的热情——苏格拉底在引用,在阐释,在言说,一切都是在“歌颂爱神的权力和威灵”,当在阿伽通家的会饮以阿里斯多潘和阿伽通入睡而结束的时候,苏格拉底站了起来,然后由阿里斯多兑谟陪着,走进了吕格恩洗了个澡,然后像平常一样度过了一整天,最后才回家休息。言说之后的离开、洗澡和回家,是不是一种行动上的“身体力行”?言说而行动,是对爱神的称颂变成了行动主义,而这种行动主义就是把爱从神话层面转变为人性层面。

大约对苏格拉底来说,喝酒并不是爱的唯一表现,在吕格恩洗澡,度过一天,回家休息,也是爱自己的一种表达,而他的身边也陪着在路上遇到的阿里斯多兑谟。其实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这一场会饮,只有他在行动层面阐述了身体力行的意义,因为阿伽通的第一部悲剧得了奖,他为了庆祝举行了酒会,那些好朋友被悉数邀请,苏格拉底自然也在被邀之列,他出门去赴宴,却像是完成一次仪式: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穿上了很少穿的鞋,在路上碰上到阿里斯多兑谟,阿里斯多兑谟就觉得奇怪,“这是很少见的事”,当听说去阿伽通家里会饮的时候,阿里斯多兑谟也跟着去了。但是走着走着,苏格拉底却落在了身后,他心里在想着一些事,直到阿里斯多兑谟达到了阿伽通家里,苏格拉底还是没有到。最后人是到了,大家也都在等他,而且阿里斯多兑谟还让仆人洗了脚,舒舒服服躺下的时候,另一个仆人告诉说:“那位苏格拉底已经来了,没有进来,站在隔壁的前院里,我喊他,他不肯进门。”这似乎是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阿里斯多兑谟就告诉仆人,让苏格拉底在那里不要打搅他,等他思考了之后就会进来。

落在阿里斯多兑谟后面,又不肯马上进门,苏格拉底赴宴并不是急冲冲的,对于他来说,在路上思考也是一种行动,思想家苏格拉底的所作所为似乎也是一种伏笔,他在这场关于爱神的讨论酒会中似乎还有更多思想层面的东西要说,而等他说完则是从行动意义上再次呼应来之前的做法,所以从赴宴到离开,苏格拉底似乎总是一个人,完成他预设的行动,寻找着对爱的体悟。而当他进门,又谦虚地对阿伽通说:“我的智慧很浮浅,有如梦幻,是真是假还说不定;你的智慧却光辉灿烂,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在你还很幼小的时候就发出光辉,就在前不久有三万多人为此作了见证。”

如何歌颂爱神?会饮篇的副标题是《论爱情》,注释词为“伦理的”,伦理当然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爱恋,所以当大家向酒神奠酒,唱颂神歌,举行仪式,开始饮酒之后,谈论的爱神就是从神话意义变成了伦理意义。作为医生的鄂吕克锡马柯首先向大家建议,醉酒对人体有害,所以不能饮酒过度,也不要劝旁人过度饮酒,尤其是前一天大家也在一起喝酒,好像还喝得多了,所以此次会饮的原则是:“大家都同意今天会饮时不闹酒,高兴喝多少就喝多少。”对人体有害,当然不是爱自己的表现,所以适量饮酒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对他人的一种爱。

一种建议,只不过引出了关于爱的讨论,裴卓先抛出这个话题,在他看来,似乎还没有人写过一首诗宣扬爱神的功德,他认为这是人类的疏忽,于是从他开始,大家纷纷发表对爱的看法。裴卓认为,爱神是一个伟大的神,“他是一位最古老的神,古老就是一种荣誉。他的古老有一个凭证,就是他没有父母,从来的诗歌和散文没有一篇提到过爱神的父母的。”赫西俄陀说:首先产生的是浑沌,阿古西劳也说,随浑沌之后产生了两个神:伽娅和爱若。而巴门尼德则认为创世时一切神灵中爱神最先产生。所以裴卓赞美爱神,他认为,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厌恶丑恶的,爱慕美好的。”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一个年轻人最高的幸福就是有一个种爱自己的情人,情人的最高幸福也无过于有一个年轻的爱人。

情人和爱人在一起,就是最高的幸福,在古希腊社会有男子同性恋的风气,年龄较大的男子种爱年轻的少年,男子被称为爱者,就是情人,而少年即娈童,被称为被爱着,就是爱人。情人和爱人在一起,就是爱慕美好的象征,甚至在裴卓看来,在爱神的启示下,爱神对情人的特殊的恩赐可以激发一股神勇,他建议让一个城邦的军队完全由情人和爱人组成,这样他们并肩作战,就可以用一支队伍的力量“征服全人类”,“总起来说,我认为爱神在诸神中是最古老、最荣耀的,而且对于人类,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他也是最能导致品德和幸福的。”

爱人和情人的组合,可以激发勇气,甚至可以征服人类,这似乎又将爱人与情人的作用上升到神的地步。而包萨尼亚发言时认为,爱神本身就有两个,一个是天上的生,一个是凡间的爱神,“只有那驱使人以高尚的方式相爱的爱神才美,才值得颂扬。”而凡间阿莆若狄德引起的爱神是属于凡间的,它甚至只限于下等人,“它的对象可以是娈童,也可以是女子;它所眷恋的是肉体而不是灵魂;最后,它只选择愚蠢的对象,因为它只贪图达到目的,不管达到目的的方式美丑。”天上的爱神主导着高尚的爱,而凡间的爱神激发下等的爱,当下等的爱眷恋肉体,对象是娈童和女子,那么很明显,,这些愚蠢的对象反面则是灵魂之爱,而这个灵魂很可能是隐秘的男人和男人之爱——但是包萨尼亚没有明说,他的意思却很明显,应该避开两类:一种是迅速接受情人的爱,因为这是“可耻”的;另一类则是,“受金钱引诱或政治威胁而委身于人”,它和不抵抗投降、贪图财产和地位一样,都是可耻的。

不能接受可耻的爱,应该进入灵魂的爱,所以包萨尼亚认为,唯一让爱人接受情人的那条路就是:增进品德,“总之,为了品德而眷恋一个情人是很美的事。这种爱情是天上的阿莆若狄德所激发的,本身也就是属于天上的,对国家和个人都非常可贵,因为它在情人和爱人心里激起砥砺品德的热情。此外的一切爱情都起于凡间的阿莆若狄德,都是凡俗的。”把爱神分为天上的和凡间两种,这是一种两分法,其对应的是灵魂而肉体,低俗和高尚。而身为医生的鄂吕克锡马柯也对爱进行了分类,但是他的分类指出的是爱情的多元性,爱情的灵魂不仅追求高尚的美少年,也追求其它美好的东西,“如一切动物的身体,一切在大地上生长的东西,总之一切存在物。”在美好事物之外当然也有恶劣的事物,所以爱也分为美好的爱和恶劣的爱,但显然从人类层面泛化到世间万物,包括体育、农业、音乐,最美好的存在一定是和谐,“所以说,一般说来爱神的威力是多方面的,巨大的,普遍的;但是只有当他以公正和平的精神在人神之间成就普事的时候,才显示他的最大的威力,使我们得到最高的幸福,使我们不但彼此友好相处,而且与高高在上的诸神维持着敬爱的关系。”

此后阿里斯多潘在发言中认为,人类本来有三个性别,在男人和女人之外就是不男不女、亦男亦女的阴阳人,男人属于太阳,女人属于大地,阴阳人则是天地之间的月亮所生。而且他认为,人本来是四只胳臂四条腿两副面孔两个生殖器,宙斯将人剖成两半,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增加了他们的数量,于是人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里便有一种启示:“由于这种安排,如果抱着相配合的是男人和女人,就会传下人种;如果抱着相配合的是男人和男人,至少也可以平息情欲,让心里轻松一下,好去从事生命的日常工作。就是这样,从很古的时候起,人与人相爱的欲望就植根于人心,它要恢复原始的整一状态,把两个人合成一个,治好从前剖开的伤痛。”剖开是惩罚,合拢是爱,所以爱就是一种配合,并且“还原到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们本来是个整体,这种成为整体的希冀和追求就叫做爱。”

阿里斯多潘对于人类起源和演变的图画有些荒唐可笑,但是他对于爱由分求合的定义体现了一种整体观,具有普遍意义,也指出了矛盾统一的思想。最后阿伽通补充说,爱不是最古老的神,而是最年轻的神,而且最幸福、最美、最善良,它是公正审慎的,是勇敢有智慧的,“他消除了隔阂,产生了友善,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欢庆、宴会、合唱和祭典,都是由他发动,由他领导的。他迎来和睦,逐去暴戾,缔造友情,破除恶意,既慷慨又和蔼,所以引起哲人的欣羡、神明的惊赞。”

每个人都在会饮中谈论爱神,谈论爱情,爱人具有神性、爱情增进品德,爱是一种和谐,爱是一种整体。轮到苏格拉底的时候,他却以他特有的辩论思想开启了另一个话题,他问阿伽通的是,爱神之为爱神,是爱某人,还是不爱任何人,答案当然是前者,由此,苏格拉底又问:“爱者是不是盼望他所爱的东西?”在得到肯定答复之后,苏格拉底更进一步:“他所盼望、所钟爱的那个东西,他是已经有了它,还是并没有?”在三个问题之后,苏格拉底总结说:“爱神首先是对某某东西的爱,其次是对他所欠缺的东西的爱。”在这个总结之后,苏格拉底继续追问:“既然如此,你还主张爱神是美的吗?”

苏格拉底的一系列追问像是设置了一个圈套,当大家都顺着他的思路进去之后,他突然就推翻了自己刚才的观点,而这种推翻是向着“真理”方向而行的。他引用那一次和曼底内亚女人狄欧蒂玛谈话时她所说的观点,如果爱神是美的,那么不美的就一定不是爱?狄欧蒂玛说,有正确的意见而说不出所以然,就不是有知识,但是也不是无知,也就是在无知和有知识之间存在着一种中间状态,这种中间物就是精灵,而在爱的意义上,也存在着这样的精灵,“因为神和人相隔,诸神与人之间的来往和交谈是通过这种精灵进行的,无论在醒时还是在梦中。”精灵是一种中介,它是丰饶神和匮乏神所生,也并非是简单沟通神和人的隔阂状态,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孕育爱,而这也是和爱是一种对所欠缺的东西的爱的观点相一致,也就是说,爱所向往的是自己会永远拥有的好的东西,所以它的目的便是在美的东西里生育繁衍:在肉体上,接近妇女进行恋爱,在生育后代中获得不朽,而在灵魂上,则要孕育明智之类的品德,而且,“他必须把灵魂的美看得大大优于形体的美”。

所以,苏格拉底同意曼底内亚女人狄欧蒂玛的观点,爱是因欠缺而生育,因生育而不朽,所以,“它首先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并不是在这一点上美,在那一点上丑,也不是现在美,后来不美,也不是与这相比美,与那相比丑,也不是只有这方面美,在别的方面丑,也不是在这里美,在那里丑,或者只对这些人美,对别的人丑。”这是爱的整体观,其次,爱在于行动,从肉体和灵魂上使之成为“在自身上、在自身里的永远是唯一类型的东西”。由此,在会饮中苏格拉底认为,要让是奔赴不朽,人需要尊敬爱神,但是更要身体力行,不仅自身要充满热情,还要激起别人的热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歌颂爱神的权力和威灵。

爱神变成人的灵魂意义上的爱,变成所有人追求的美,所以它是一种趋向于不朽的过程,是一种达到永恒的行动。当苏格拉底说完这些时,那个喝得醉醺醺的阿尔基弼亚德来了,他却说被苏格拉底“爱智的言论”咬伤了,一次,阿尔基弼亚德付出一切努力,总是向美少年献殷勤的苏格拉底却对他的美貌报之以蔑视和讥嘲,阿尔基弼亚德认为这是苏格拉底的放肆,即使和他睡了觉,也像是和父亲或哥哥在一起,而完全没有那种爱人的感觉。

阿尔基弼亚德已经喝醉,他指责苏格拉底的蔑视和讥讽,似乎也是对于他“完全没有别人和他相似”感到不解,实际上也是对所谓爱的整体观、伦理化存在疑惑:这一种迷恋式的情感是真正对美的追求?是真正趋向永恒的努力?实际上那些人在谈论爱神的时候,无论是神性意义,还是品德、和谐,似乎都把爱当成了一种静态的存在,甚至是某种借口:少年之爱,娈童之情人,妇人之爱,在一种单一的层面上鄙视和否定,而即使整体的爱,也落入了某种疯狂的窠臼。

所以苏格拉底不喝醉,不入睡,按照惯例走进吕格恩洗了个澡,一天之后回家休息——思想者不被欲望控制,不在言说层面制造谬论,仿佛身体和头脑就在那身体力行的道路上,而这也是在引用之引用的手法上,回到了“会饮篇”的源头,是苏格拉底的学生阿波罗陀若和朋友遇见说起这件事,而这件事又是阿波罗陀若听阿里斯多兑谟说起的,于是正像朋友对阿波罗陀若的评价一样:“你总是责备你自己,责备别人,我看你是认为所有的人都十分可怜,包括你自己在内,只有苏格拉底不是这样。”

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

编号:X32·2181021·1511
作者:【古希腊】阿里斯托芬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6年05月第1版
定价:69.00元亚马逊25.80元
ISBN:9787208134584
页数:504页

阿里斯托芬是古希腊最勇敢的和平战士,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在四十年创作生活中,不断为雅典城邦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据说他写过四十四部剧本,其中有四部,是否他的作品,在古代就发生了疑问,他的创作大部分已经散失,到如今只剩下十一部完整的罢了。阿里斯托芬约死于公元前385年,柏拉图曾经替他写过一首墓志铭:“秀丽之神想要寻找一所不朽的宫殿,毕竟在阿里斯托芬的灵府里找到了。”本卷收集了罗念生先生翻译的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包括:《阿卡奈人》《骑士》《云》《马蜂》《地母节妇女》《蛙》,为《罗念生全集》第五卷。


《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喜剧也懂得是非黑白

埃斯库罗斯 我对我所处的境地感到愤慨,一想到我必须同一个家伙对吵,我就起反感。但是为了不让他说我无对答,(突然转向欧里庇得斯)你回答我,人们为什么称赞诗人?
——《蛙》

为什么称赞诗人,其实问题应该是:诗人有什么作用?当埃斯库罗斯向欧里庇得斯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对真正的诗人做了一种评价:“人们为什么称赞诗人”完全可以剖解为两部分:一是诗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的答案隐藏在问题本身里:他们是被称赞的人,那么由此引出第二个问题:诗人被称赞不是自我标榜,而是由“人们”做出判断,也就是说,人们才是见证者,才是这场“对驳”甚至是整个古希腊文艺学的评判者。

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同样是古希腊的诗人,当他们站在“众神之父”宙斯与塞墨勒的儿子狄俄倪索斯面前进行辩驳的时候,一切都是向“人们”展示诗人的意义。欧里庇得斯的回答是:“因为我们才智过人,能好言规劝,把他们训练成更好的公民。”诗人的目的是训练公民,使他们成为更好,但是埃斯库罗斯却认为,欧里庇得斯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把善良高贵的人训练成了大流氓,他认为,以前的那些“身长四腕尺”的高贵人物反而变成了今天市场上的懒汉、歹徒、无赖和逃避公共义务的懦夫,而埃斯库罗斯认为自己塑造的是“一些发出枪杆、矛头、白鬃盔、铜帽、胫甲气味的英雄,有着七重牛皮的心”

一个是写出了充满战斗精神的悲剧,《七将攻忒拜》里都是英勇作战的英雄,所以埃斯库罗斯认为,“赞美是一件最崇高的功业,使你们永远想战胜你们的敌人。”这是诗人的作用和意义,俄耳甫斯、穆塞俄斯、赫西耳德以及神圣的荷马都传授了有益的教诲。正是因为埃斯库罗斯崇敬的是英雄主义,所以他认为欧里庇得斯写出的那些诗是被男女私情害了,“你叫那些高贵的妇人、高贵的功名的妻子看了你创造的这些柏勒洛丰忒斯而感到羞愧,服毒自杀。”但是欧里庇得斯认为,自己是写了“真事”,他认为诗人“应当说人说的话才对”,而对于这一点,埃斯库罗斯认为,诗人“应该把这种丑事遮盖起来”,“教训孩子的是老师,教训成人的是诗人,所以我们必须说有益的话。”

这是一场被歌队形容为“狂野的战争”的对驳,而狄俄倪索斯为了评判两个人的观点,又分别让他们让他们各自念出开场诗,又把诗放在秤上称重,最后提出的标准是:“你们两人谁对城邦提出更好的劝告,我就迎接谁。”他征求两人对亚尔西巴德的看法——亚尔西巴德在公元前415年远征西西里,出师后,因渎神案被召回受审判,他竟于归途中逃往斯巴达,雅典人后来再次任命他为海军将领。他作战有功,在公元前407年回到雅典,大受炊迎:但当他不在军中时,海军作战失利,雅典人又在公元前406年将他免职。对于如此一个人物,狄俄倪索斯所要考察的是诗人在对城邦安全上的看法,对此,欧里庇得斯说:“我憎恨一个对祖国援助何其迟、伤害何其快、对自私事有办法、对城邦公益束手无策的公民。”而埃斯库罗斯的说法是:“不可把狮崽子养在城里,既然养了一头,就得迁就它的脾气。”

延伸开来,欧里庇得斯的观点是:“当我们认为现在所不信赖的可以信赖,现在所信赖的不可信赖”,也就是说,要起用那些未被弃用的人,“我们就有救了”,而埃斯库罗斯认为:“只要把敌人的土地当成自己的,把自己的土地当做敌人的,把战船当成财富,把财富当成贫穷。”两种观点,一个是巧妙,一个是透彻,一个是用言语驯化,一个是行动实践,一个是实用主义,一个是英雄主义,最后狄俄倪索斯“嘴上立了誓”,挑选了埃斯库罗斯。

两个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辩论观点最后在歌队的演唱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胜利者是展示了智慧和知识,是拥有了美德,是对城邦有益处,而败者是“喋喋不休”的人,放弃了高雅的悲剧意识,没有意义的对话只是浪费时间,是“再清楚不过的愚蠢行为”,而埃斯库罗斯最后向地狱之王普路同提出了忠告:“千万记住,别让那坏东西、那撒谎的人、那卑鄙的家伙坐在我的位置上”。无论是歌队的唱曲,还是埃斯库罗斯最后的忠告,都在阐释什么是真正被赞美的诗人,这个诗人与其说是因“人们”称赞而获得的荣誉,“别为了观众而担心,因为他们,可都是哲人。”不如说,这个哲人就是阿里斯托芬本人。

歌队所讽刺的那个“喋喋不休”的人是那个叫“苏格拉底”的人,在《云》这部戏剧中,阿里斯托芬就讽刺了在“思想所”里的诡辩家苏格拉底,斯瑞西阿得斯因为儿子赛车赛马而欠下了债,为了打赢那些官司,他想送儿子去学苏格拉底的诡辩术,“只要你肯给钱,他们会教你辩论,不论有理无理,你都可以把官司打赢。”而坐在吊筐里的苏格拉底把云神称作是女神,“她们是天上的云,是有闲人的至大的神明,我们的聪明才智、诡辩瞎说以及欺诈奸邪全都是由她们赋予的。”而云神的作用就是养着那些假诗人,“你一定不知道她们喂着一些先知、诡辩家、天文学者、江湖医士、蓄着轻飘的长发、戴着碧玉戒指的花花公子和写酒神颂歌的假诗人——这便是云神养着的游惰的人,只因为他们善于歌颂云。”同样,在《阿卡奈人》里,阿里斯托芬笔下就有欧里庇得斯,当主张与斯巴达人议和的农人狄开俄波利斯想向他借一件破烂衣服的时候,刻菲索丰说了一句:“他在家也不在家。”这无疑是绝对欧里庇得斯矛盾用于的讽刺,在《阿尔刻提斯》里就有“她活着也不活着”的说法,对此,刻菲索丰的解释是:“他的心思不在家,到外面采诗去了;他本人在家,高高的跷起两腿儿写他的悲剧呢。”在这种矛盾的说法面前,狄开俄波利斯进行了讽刺:“你写作,大可以脚踏实地,却偏要两脚凌空!难怪你在戏里创造出那么些瘸子!”

喋喋不休的苏格拉底,两脚凌空写作的欧里庇得斯,无疑就是阿里斯托芬认为不能被称赞的诗人,而这些不被称赞的诗人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里就只有一种命运:被讽刺。虽然阿里斯托芬写的是喜剧,但是在他看来,一样具有讽喻的效果,就如他在《阿卡奈人》里借用狄开俄波利斯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诸位观众,请你们不要见怪,我这样一个叫化子,不揣冒昧,要当着雅典人在喜剧里谈论政事,要知道喜剧也懂得是非黑白啊。”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黑,什么是白?当一部喜剧展开,从开场到进场,从第一场到第二场,从插曲到合唱,再到最后的退场,关于是非,关于黑白,其实就是一种戏剧冲突,而这些冲突在就是在最重要的“对驳”里得到了体现。

《阿卡奈人》里本来狄开俄波利斯想要在公民大会上陈述和斯巴达人议和的观点,但是阿菲忒俄斯讲话时竟把他赶走,并以“天有预兆,已经有一颗雨点打在我身上了!”而宣布散会,本来公民大会只有遇到风暴、地震等异象才能停开,而现在“有宙斯的预兆”变成了一滴雨,这无疑是一种笑话,而这个笑话的深层意义便是讽刺,也就是说,主和派狄开俄波利斯被公民大会排挤在外。当时雅典和斯巴达已经打了六年内战,而这场内战其实对于城邦来说,并无什么好处,主战派的克勒翁其实以减轻贡税为条件,接受了盟邦五个塔兰同的贿赂,为此,狄开俄波利斯讽刺说:“嗨,我想起有一样东西我一看见就开心,那就是克勒翁吐出来的五个金元宝!这事情可叫我乐了,为此我真爱那些骑士——‘无愧于希腊’!”

阿里斯托芬:我的诗没有随我而死

所谓主战派“无愧于希腊”无疑不是为了真正的和平,而狄开俄波利斯气愤之下,私自派阿菲忒俄斯去同斯巴达人议和,他议下了三十年海陆和约后,便带着他一家人举行乡村酒神节游行。但是那些被斯巴达人割掉了葡萄藤的阿卡奈人说他是叛徒,用石块击打他,于是狄开俄波利斯好阿卡奈人长老进行了对驳,他认为自己也痛恨斯巴达人,希望海神将他们全部压死,但是他又反问长老们:“我们这样受罪,为什么全怪斯巴达人呢?”那个军官拉马科斯到来,狄开俄波利斯就开始对他进行了讽刺,作为一名军官,拉马科斯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我要同所有的伯罗奔尼撒人永久打下去,我要尽最大的力量用海陆军从各方面去困扰他们!”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拿官俸的人,甚至在现场和狄开俄波利斯对打也败下阵来,这无疑是另一个笑话,那些主战派的人只不过是“拍马屁、献贿赂、行诈骗、耍无赖”的人,而主和的狄开俄波利斯不仅用行动免于战争,而且开放了市场,让伯罗奔尼撒人、墨伽拉人和玻俄提亚人一起交易,最后在酒神节上,大家一起庆祝和平,而狄开俄波利斯更是向观众照杯:“哈哈!胜利啦!”

《阿卡奈人》讽刺的是那些所谓的主战派,而在《骑士》里阿里斯托芬将矛头对准了政治家,意谓“人民”的德谟斯有两个仆人得摩斯忒涅斯和尼喀阿斯,他们诉苦说主人新进买了一个叫做帕佛拉工的奴隶做管家,而实际上,这个善于欺骗主人、压迫同伴的管家就是克勒翁这个所谓主战派的化身,他争取霸权的目的,压迫寡头党的用意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所以他愚弄人民。所以德谟斯的仆人想办法要教训帕佛拉工,他们用偷来的神示策划将帕佛拉工赶走的计划,那就是用那个卖腊肠的人将他撵走,一个卖腊肠的如何会成为管家?得摩斯忒涅斯告诉他,这是神示里写着的寓言,“你会变成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什么是大人物,无非是成为一个政治家,而政治家不是正人君子,不是有教养的人,而是无知的、卑鄙的人,而统治人民的做法是:“把一切政事都混在一起,切得细细的,时常要用一些小巧的、烹调得很好的甜言蜜语去哄骗人民,争取他们。”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是粗野的声音、下流的出身和市场的训练,所以,“凡是一个政治家所必需的你都不缺少。”

卖腊肠的小贩具有政治家的一切能力,所以他用“一个俄玻罗斯的香菜叶把议院拉拢过来”,而在面对帕佛拉工的时候,他也展示了对驳的能力,一方面他声称自己爱着主人德谟斯:“如果我不爱你,不敬重你,你可以把我切成碎肉煮来吃;若是你还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在这个摊桌上把我的肉刮下来,掺一点干酪制成杂烩,再用铁钩钩住这肾囊,把我的尸骨拖到坟场上去。”在表达忠心的同时,指出帕佛拉工的诡计:“他最卑鄙不过,干过许多坏事情,每当你傻张着嘴的时候,他就把查账的‘油水’挤出来喝掉了,他还双手舀过公款呢。”在一步一步的驳斥中,在充分的证据面前,帕佛拉工终于现出了原型,而卖腊肠的小贩终于代替了他的位置,成为了新的管家,而实际上在揭露帕佛拉工丑事的同时,也让主人德谟斯也感到了羞愧,更讽刺了当时所谓的政治家,这一箭三雕的效果完全展示了阿里斯托芬的戏剧天才。

同样,《云》里揭露的是“喋喋不休”的苏格拉底的“思想所”,只不过教人以诡辩,最后非但斯瑞西阿得斯的想法没有得逞,而且自己反而被学习了诡辩术的儿子斐狄庇得斯打了一顿,而理由竟然是:“告诉我,你既然说为我好而打我,我如今也照样为你好而打你又有什么不对呢?怎么啦?我的身体应该挨打受罚,你的身体就不应该吗?我不是生来也是个自由人吗?”《马蜂》讽刺的是那些像蜇人的马蜂一样的陪审员,“他们个个屁股上都有一根非常尖锐的刺,用来螫人;他们一边嚷,一边跳,他们的刺象火花那样发射。”而这些“马蜂”其实是法律上的独裁者,就像菲罗克勒翁所说:“我一开始就能证明我们的权力不在任何王权之下。世上哪里有比陪审员——尽管他已经上了年纪—一更幸运、更有福、更安乐、更使人畏惧的人?”最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菲罗克勒翁只得向布得吕克勒翁求饶:“我愿意同他和解;我承认打过他,向他扔过石头。”然后向控诉人说:“到这里来。是你让我提出我应赔偿的钱,从此和你言归于好呢,还是由你告诉我一个数字?”而在《地母节妇女》中,阿里斯托芬再次把欧里庇得斯请上台,他是一个说女人坏话的人,“我担心这日子会把我毁了。妇女们在谋害我,她们今天要在地母庙开会,判处我死刑。”所以他让自己的亲戚涅西罗科斯扮演女人,试图混淆视听,让自己免罪,但是对驳中涅西罗科斯被人发现,甚至沦落到要被处死的地步,于是,欧里庇得斯最后只要求饶:“诸位女士,只要你们愿意同我讲和,从今以后,你们再也不会听见我讲你们的坏话了。这就是我的建议。”

讽刺主战派,讽刺政治家,讽刺诡辩者,讽刺陪审员,讽刺说女人坏话的人,以及讽刺那些虚伪的诗人,阿里斯托芬在这些喜剧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这些喜剧都折射出他对当时政治的评判,“喜剧也懂得是非黑白”,在对驳中可以明晰是非和黑白,而这也正是时代对诗人的呼唤,《蛙》里的埃斯库罗斯其实已经死去,他是从冥府中回到了辩论现场,在某种意义上,阿里斯托芬是在呼唤真正的诗人,如狄俄倪索斯所说:“我想得到作诗的灵感。好的诗人全死了,活着的全是不怎么样的。”所以在这个舞台上,阿里斯托芬塑造了拥有知识、智慧、美德的人,他们的最大意义是“对城邦有益”,如歌队所唱:

地下的神灵啊,诗人正动身回到阳光里。
请赐他一路顺风,赐他高明的见解
为城邦早就莫大的幸福,今后我们
再不会有巨大的忧患和痛心的刀兵交锋了。

痛苦的中国人

编号:H78·2181021·1510
作者:【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6年10月第1版
定价:49.00元亚马逊18.40元
ISBN:9787208140820
页数:327页

彼得·汉德克以近乎挽歌式的深情描写和无所畏惧的正义良知,展现出一个不同于主流媒体的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既有文学上的探索和实验,也有政治领域的思考和立场。《痛苦的中国人》收录了汉德克的四部作品,包括小说《痛苦的中国人》和三篇游记,即《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和《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在《痛苦的中国人》中,作为一个出现在主人公梦境中的神秘的陌生人,“痛苦的中国人”一再成为主人公竭力克服内心痛苦的隐喻;三篇观察和游记则标志着汉德克一个新的创作时期,也体现了他面对欧洲剧烈的政治动荡所表现出的无所畏惧的正义良知。从这三篇作品不难看出,作者借以挑战的是西方主流媒体的虚伪,抨击的是西方人道和正义的假象,捍卫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精神”和向往。


《痛苦的中国人》:我毕竟曾经是证人

他睡了一天两夜。他做了一个梦:“这个讲述的人就是那道门槛。他必须保持镇静,自我克制。门槛的韵味何在呢?”
——《3 观察者寻求一名证人》

讲述人耷拉着眼皮,是对这个世界的某种拒绝,但是偶尔眨了一下,在不可一世的目光中他必须看见,拒绝和看见之间出现了一道门槛,门槛是隔离了耷拉着眼皮的状态和眨了一下的目光?还是在两种动作之间做出了必须进入的决定?“我的故事的名字叫‘门槛的故事’。”他对儿子说到,但是仅仅是一个故事,何来对于现实的参与?证人又有何用处?

一个讲述人其实就是故事里的人物,他或者就叫洛泽先生,拥有了一个表示“摆脱了某物的人”的姓氏,它和动词“倾听者”联系在一起,也有“偷听”或“细听”的意义,但一定不是失败者,而谁来给这个姓氏命名?当然是父亲,而严酷的事实是:“战争伊始,我父亲就阵亡了。他从未见过自己的儿子。”父亲和儿子之间是断裂的,他们紧靠这个多义的姓氏结合在一起,而讲述人讲述这个故事的对象却是自己的儿子,他就坐在儿子的工作软椅上这样说的,但是这个故事和门槛一样,在隔绝和决定之间,完成了小说之外的注解:“这个讲述的人在开始讲以前,儿子照例又一次打断了他,身子转向自己说:‘停!一切的关键就是要找到那正确的顺序!’”

父亲已经消逝,儿子打断了他的话,他是父亲的儿子,他是儿子的父亲,在这个多重角色里,这种断裂感始终存在,即使一个故事,即使一种讲述,也无法弥合仅靠姓氏组合起来的脆弱家族关系,甚至可以说,父亲本身就是在不断解构和建构中,这其中的问题是:解构的力量是不是大于结构的力量?当儿子打断=他的叙述,当“正确的顺序”没有找到,他始终无法进入到门槛里面,于是那个故事便成为了一种空洞,就像小说本身:“不是我个人的‘空洞’,而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这种空洞的形式叫:小说。”

小说变得空洞,门槛无法进入,证人当然也只是臆想:当父亲消逝,姓氏已经不再是一种联系家族关系的证人,当儿子打断讲述,一个讲述者也不再寻找见证对事件观察的证人,所以唯一可以解决的方式是:讲述者他变成我,在空洞的形式里“抹去我的足迹”,于是两天一夜的梦便发生了,它从“观察者分心”变成了“观察者介入”,最后才是寻找可能的见证者——从我的世界再抽离出来变成讲述者,一个封闭的故事被讲述,仿佛就在最后跨过了门槛。

从分心到介入再到寻找,这或许是“正确的顺序”。而在梦开始之后,我成了我的见证者:“我毕竟曾经是证人:见证了整个过程,桦树街、赤松街、柳树街,乃至这个小区的所有街道,如何因为这些呼喊,有了一个名字——无名街。”街而无名,和空洞的小说形式一样,留出的是一个位置,完全可以在“一切悬而未决”的状态中放进那个叫“空穴”的存在:“我总是提醒自己,少费些力气去寻找那些尚存的东西,而要多在意那些已经丢失的东西:那些不可挽回的、消失了的——那些被劫走的——那些已经完全腐烂了、同时却又作为空穴继续存在的空位或空缺。”

现实之空缺,梦中之空穴,并非是真正对应的关系,它其实在无名而命名、空穴而空位中,延展了一个虚无的故事。“我”成为故事中的讲述者,但是并不是简单的人称转换,只有在我的非全知视角中才可以一步步寻找门槛的位置,才可以为空穴留下空缺的位置,他无法洞见全部,他不能把握全局,他甚至无法改变自己的独孤状态,在一种被自己设计而闯入的梦中,他只能顺理自己进入的顺序:从分心开始,在介入中发现,然后讲述那个门槛的故事。

分心者是我,梦里的一切其实是真实的,甚至是现实的,大街是以树名命名的,还有一条“果汁压榨机街”,所有的街都在那个叫萨尔茨堡的城市里,山叫温特山,湿地叫莱奥波尔兹克罗恩湿地,运河叫阿尔姆运河,住宅区叫橡树住宅区,当然我也有名字:洛泽先生。我住在运河大桥边的公寓里,两侧楼,没有电梯和阳台,底下却又超市,还有商店。这是地理空间的确定性,还有时间的确定性:暮冬时节,还有生活的确定性:我在列恩的一所学校里教古代汉语,我对历史遗迹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连我的空缺也是确定的:我不教书了,我不和家人在一起——这便是“一切都悬而未决”的状态。

确定而现实的生活,为什么会有空缺?我对自己有着没有答案的疑问:我为什么不教书?是解雇了还是休假?我为什么不和家人在一起?是被赶出了家门还是抛弃了妻子和孩子?问题没有答案,不如说我取消了那些确定的答案,当生活在真实发生,它只是发生,探寻那些答案是不是反而没有了意义?“闭上双眼,城市的灯光在铅字般的黑色中闪烁。”其实这第一句话解读了所有的疑问,一切都是在“闭上双眼”的状态中开始讲述的,城市的灯光在闪烁,故事在闪烁——作为“正确的顺序”的第一种状态,这便是从耷拉着眼皮开始的故事,它保留了可能,它制造了空缺,它虚构了小说,它是一种虚无,“虚无本身并不是秘密,秘密是虚无产生的原因。”

而分心的意义在于“在意那些已经丢失的东西”,甚至是不可挽回、消失了的东西。在意一种空穴状态,我必定不在空缺的位置上,所以“我现在有时间了”,“所谓有时间,并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解脱:解脱了所有矛盾的感觉。”只有解脱了矛盾,才能制造属于必须讲述那些空缺状态的矛盾——投身到社会中去,不在是我一个人的世界。于是从空缺到投身,便是一种叫门槛的概念出现。门槛是什么,从那个感兴趣可以通行的过道出来,门槛探寻者的守护神是盲蛛,在进入之前,必须让自己学会解脱,于是把地区政党的宣传海报扔进水里,让人们失去“享有观看水的权利”,把企业“可以开发的土地”的广告点燃成为灰烬,然后把所有以树命名的街名全部叫“无名街”——这是我曾经作为证人的存在,现在它们必须毁灭。

毁灭最关键的一步是对于生命的戕害,那个写着万字符的年轻人为什么让我有一种阴郁的感觉?楼下的弱智女人死了,那些关于偷窥的记忆死了,“这个受到诅咒的标志并不是出于一时兴致或一时轻率而随便涂抹上去的,而是怀着恶意的精确和黑暗的决心画的,浓墨重彩,描绘得地地道道。”诅咒他人?还是诅咒死亡本身?山顶之上有鸟飞过,河南中天鹅拍打着翅膀,“岩壁离得很近,我将这名死者弃置不顾了。”我消灭了可能,消灭了万字符,消灭了苦闷和愤懑,消灭了诅咒的力量,而实际上打死那个年轻人,只不过是消灭一种被隔绝的状态:“更像一个陌生的第三者的脸,或者更确切地说,像是一个到此仍不熟悉的、而今终已现身的、十分亲密的亲人的脸。”他们曾经出现过,但是现在必须和我的解脱一样,制造空穴下的空缺,在意丢失的东西。

仿佛就打开了一道门槛,仿佛就制造了在场的证人:我大声喊道:“山应该是空空如也!”一个死去的男人,就成为了山的一部分,于是我送给他的悼词是:“你终于可以什么都不是了!”经过一座山,制造一场事故,只不过是进入房间的开始,这种被清除了障碍的行为便是“介入”的开始,而房间里四个人在玩纸牌游戏,一个是神父,一个是年轻的政治家,一个是画家和主人,另一个则是我。主人在斟酒,画家在高声叫一个花色,神父写作了关于纸牌游戏的发展史论著,而政治家则“竭尽全力,寻求转机”——他们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游戏系统,玩牌的意义就是,“你要玩就一味地玩下去吧。”

但是为什么竭尽全力的政治家最后却输了?当在游戏中失去了主动,意味着失去了掌控权,这何尝不是一种空缺的努力,就像我烧掉了地区政党的宣传海报,而神父之存在,是为了打开了“门槛”的真正介入意义:一方面,门槛是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那个整体是门,是城市,是上帝的天堂,“我就是一扇门”;而门槛的另一个意义则是: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其实门槛本身也是一个区域,说得更确切地说:一个特别的区域,一个考验或保护的特别区域。”不必进入到上帝的天堂,不会进入地狱的大门,也不必通过而进入另一个区域,门槛本身就是区域,它是存在,是命名,是讲述,是整体,甚至就是我。

于是门槛的故事在另一个层面上被展开了,我的名字叫“投手”,我离开了房子,我回到了城里,甚至,我有了一种对爱的渴望,“你们总是口口声声说爱,可这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是性爱吗?是对某个人的爱吗?是对大自然的爱吗?是对工作的爱吗?——无论如何,我现在所渴望的是一个躯体,渴望的不是性器官,更多是爱的肩膀,爱的脸蛋,爱的目光,爱的存在一爱?爱的无能?爱的烦恼?现在我只有苦闷,因为我的生活中没有爱。”因为没有爱而渴望爱,因为分心而有了自我的证人,只是因为门槛就是门槛——这是一种自我的本体论?为什么司机会叫我“中国人先生”?为什么他们说“这里是奥地利吗?”

实际上,这正是某种在空洞、空位和空缺中留下位置的隐喻,一个父亲命名了自己,但是却被遗忘了,父亲之祖国意义在这种遗忘中被异化了,而异化之后的杀人、逃离、游戏,注定不是从那个门槛里抽身出来,相反,陷入到了更苦恼的虚无状态中,而“中国人”无疑是那张陌生的第三者的脸,他不是我,不是讲述者,不是父亲的儿子,不是儿子的父亲,它是一个手指的方向,一个“往喷泉方向”的图案,所以苦恼也好,恐慌也罢,真正要成为观察者,必须有一个证人,而这个证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随着几天前那致命投掷石头,我自己的死亡也一天天地逼近了。”自己砸死了自己?无非是一种没有父亲的异化感,所以逃离死亡,所以寻找躯体,所以为爱命名,所以在城市中寻找自我区域的门槛。那个女人出现,我在黑暗中触摸她的身体,我恢复了爱的权利,而那个“中国人先生”也在再见中消失——像经历了一场梦,无论是黑夜还是群山,无论是游戏还是神父,无论是死亡还是门槛,都是梦中的一部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梦,与另一个人融为一体,成为这个世界中心的主人。”讲述者重新归为,一切都是说着那个叫“我”的人的一个故事:一个奥地利人,一个离开家的人,一个失去了丈夫的人,一个在空缺中找不到自己的人,以及一个“痛苦的中国人”。

但是,讲述者讲述一个故事,是不是就是那个证人?他让“我”回到了对岸的国家,回到了村里,回到了家中,回到了学校,于是我看见了母亲的床,看见了学校的孩子,看见了自己的脸,看见了像我的儿子,看见了回来的女儿,看见了朝我做手势的妻子,仿佛就是通过原本那个空洞的小说,在门槛的故事里重新回到了现实,而最重要的是,我成为了父亲——在儿子这个“证人”面前,一种“正确的顺序”才得以建立,而在国家意义上,我也是一个证人,见证了不在时间中改变的一切:“这条中世纪的运河流淌着——和城里教堂大门上那些像一样一宁静、狡黠、静默、庄严、徐缓且宽容。”

但是,在证人的见证中,痛苦和空无真的会变成宁静和宽容?故事里的我真的可以成为讲述者?从分心到介入真的是一种“正常的顺序”?那个“痛苦的中国人”仅仅是陌生的隐喻?一部小说,也是“空洞形式”的小说,也是可以“抹去我的足迹”的小说,所以在小说之外,那个我其实是游离的,他真的像是一个梦想者。《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一个文本,是1991年的真实记录,那里就只有一个讲述者了——他的名字就叫彼得·汉德克,一个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一个村庄的人,“当时正值‘二战’期间,村子里的大部分人,不,全村人都是奥地利-斯洛文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一个属于历史的名字?时间在流逝,政局在转变,国家在分裂,战争在持续,所以最后它成为了一个记忆之中的词,甚至慢慢要从记忆中淡去,而作为一个讲述者,真的只能是“耷拉了眼皮”的观察者,而那个名字便真的成为了隐喻:

不,无论是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还是南斯拉夫联盟中的斯洛文尼亚,在我这个客人眼里,你既不曾是东部,也不是南部,更不用说是巴尔干的。更确切地说,你是第三者,或者“第九王国”,难以名状的东西,却是童话般真实的东西。

“童话般真实”就在彼得·汉德克所说的“第九王国”,陌生的第三者,越来越趋向于消失甚至消逝,却越来越具有存在性:“第九王国的古老斯拉夫童话已经年复一年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幽灵似的中欧流言。”在这样的流言里,斯洛文尼亚也是一个没有了父亲的存在,或者按照彼得·汉德克的说法,“我们的父亲总是在睡觉。”但仿佛有一种唤醒他的努力,无论是1995年《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还是1996年《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彼得·汉德克在成为讲述者之后,终于还是站在观察者的位置,甚至要介入,冬天的塞尔维亚,夏天的塞尔维亚,真实的土地,真实的人们,真实的故事,但是那种介入感又是一种虚无:合并、分裂、冲突、战争……没有父亲的存在,一条门槛终于被封闭在冬日的大雪中,正如哪位边城的图书管理员所说:“我不可能是塞尔维亚人,也不可能是克罗地亚人,同样不可能是匈牙利人,更不可是德国人,因为我在哪儿都找不到家的感觉。”

而观察者、讲述者更是如此,“在塞尔维亚,我既不会有家的感觉,可是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外地人,既不属于其中,也不会受到伤害。我始终是一个旅行者,是的,即使是一个所谓新型的观光客。”但是既然在介入,彼得·汉德克或许要找寻虚无的原因:在此时此地,在历史最前端的现在,我们如何面对南斯拉夫,如何看待塞尔维亚,如何定义斯洛文尼亚?不仅仅是一个区域间的问题,不是门槛具有通向的意义,而是一个“关系到世界”的问题,圣西门说:“必须考虑的是:我们是否可以书写和阅读历史?特别是关于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所以观察者而介入,其实是想成为当下的历史书写者,是想让曾经的证人成为历史的证人,但是痛苦依然在,死亡依然在,无法弥合的矛盾依然在,空缺的位置依然在,悲观而退出,背后其实是一个“几乎完全黑暗的迷宫”——即使具有世界意义,历史也无法交给真正的讲述者。

和小说一样,杀死一个人,其实是自我戕害的写照,根本没有谋杀,一切只不过是死亡无休止的臆想,它在梦中,在现实里,也在历史深处,斯洛博丹·尼科利奇,和妻子同是当年的游击队员,在波黑战争爆发后自杀了,他写于德里纳河边的巴伊纳巴什塔附近佩鲁采克村的告别信也许是这段历史最后的证人:

背叛、我们国家的解体和混乱、我们的人民被抛其中的严重局势、波黑战争(塞尔维亚克一克罗地语为“rat”),灭绝塞尔维亚人民以及我自身的疾病已经使我的余生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我决定摆脱所遭受的病痛,尤其要摆脫国家灭亡所带来的苦难。我的身体已经精疲力竭,难以继续承受这一切,那就让它好好休息吧。

高窗

编号:S39·2181021·1509
作者:【英】菲利普·拉金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6年01月第1版
定价:49.00元亚马逊18.40元
ISBN:9787208133648
页数:327页

“醒来,听见一只公鸡/在远处打鸣,/拉开窗帘/看见云在飞行——/多陌生啊,/因为无爱的心,和这些一样冷。”一首《黎明》写出了现实的状态。菲利普·拉金是“运动派”诗歌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城市居民的生存与精神困境,是拉金最常涉及的主题。他一反庞德与艾略特以来晦涩、“学问化”的现代主义路径,使用的是一种有似于散文的语言,质朴、新颖;抛弃诗歌中的总体化视野,着力于描绘现代人生活与精神的细部,开出了一代诗风。《高窗》收录拉金生前发表的所有作品,包括他最著名的四本诗集《北方船》《较少受骗者》《降灵节婚礼》《高窗》,以及部分散轶作品,可一睹拉金诗歌创作的全貌。


《高窗》:因为永远便是永远的现在

也许变老就是你的脑袋里有许多
亮灯的房间,而房间里的人,在演戏。
你认识的人,还不是太叫得出名字;每个人都隐隐可见,
——《老傻瓜们》

房间里是亮着灯,作为一种阅读状态,其实是从白天就延续而来了,不曾合拢,便连接了白昼和夜晚,当诗句被读到,仿佛就是被唤醒,然后对话,然后思考,然后像和许多的人一起。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是一种弥补式的阅读,那些书纷纷进入阅读计划的时候,唯有这一本却被忘记了,遗落在某个角落里,很孤独的样子,大约对于《高窗》的书名和菲利普·拉金的陌生,当那些书层层叠叠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它的存在,于是在被设计好的阅读计划中,硬是塞了进去,像把一个遗忘的事件塞进了时间里。

遗忘而发现,发现而弥补,是不是就是那些隐隐可见的存在,是认识的人,也不大叫得出名字,每一个句子都是一部戏的一部分,延及而论,大约是在亮灯的房间里忽视了必然的存在,像拉金一样是变老的缘故?变老无法顺应流动的时间,即使脑袋里有许多亮灯的房间,可能看见的也只是一瞥而过的东西——收录在1974年6月出版的《高窗》诗集中,每一个写诗的人都和房间里的人一样,成了老傻瓜,而老傻瓜的意义不是学会了遗忘,而是在隐隐可见中还能认得几分。

遗忘而木然,隐隐可见,是关于时间的两条道路,而老傻瓜们的“隐隐可见”其实透露的不被时间湮没的韧性,或者时间早已成为一种内化的存在,所以即使认识的人叫不出名字,“名字”作为一种表象的命名,和房间里的那场戏何关?关键是有一出戏在生命中,持久地演绎,过滤了浮夸,过滤了煽情,过滤了肉体意义的激情,最后反而变成了比现实更鲜活的记忆,所以亮灯的房间里必有一扇“高窗”,它是关于思索的窗口,只要一打开,世界就呈现了窗外和屋内两种风景,而站在高窗之上俯视的必是那个变老却依然在演戏的人。

是看见了一对年轻人,在肉体的激情中进入“天堂”之镜,像是一种刺激,对于每个老年人来说,变成了一种想象式的存在,“束缚和姿势被推向一边,/像一架过时的联合收割机,/而每个年轻人顺着长长的滑道//滑向幸福,无休无止。”释放欲望,获得幸福,这是一种简单的目的论,当这一切呈现在高窗外的时候,时间在思考中仿佛又回来了,“我不知道/四十年前,是否也有人看着我,/并以为,那就是生活;/不再有上帝,不用在黑暗中//为苦境而焦虑,也不必藏匿/你对神父的看法。”一种置换,是超越了时间的状态,回到四十年前,是不是自己也在高窗之外,是不是也在欲望的满足中抵达天堂,是不是也“顺着长长的滑道”滑向幸福?一连串的疑问,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这是不是就是真正的生活——不用为困境而焦虑,不必藏匿对神父的看法,长长的滑道是直接的,是具体的,甚至只是肉体的。但是当命运在滑道上一路滑行,“像自由流血的鸟”——自由地进入欲望世界,却是疼痛地流血,一只鸟只能在伤痛中失去自由。所以高窗内外,时间前后,纪实和虚构,肉体和思考,组成的二元论无疑带来的是“虚无,乌有,无穷无息”。

为什么是“虚无,乌有,无穷无息”?四十年前,或者在个人“前历史”中,那条长长的滑道到底滑向了哪里?1945年7月的诗集《北方船》或者就是那个四十年前的时间源头。年少者总是会在冬天后看见希望,“鼓声轻击:一面冬天的鼓。”反复响起,不是展现冬天的悲凉,而是敲击出了重新站立的春天,“让飞轮旋转吧,/直到一切创造之物/带着呼喊和回应的呼喊/拋弃往事;/让万物生发,/直到几百个春天/和所有它们埋葬的人/重新站立在大地上。”一种创造,一种新生,是把冬天抛弃,即使鼓声响起,也只属于过去时,属于“往事”部分。而在被拉开的春天里,可以听见一只公鸡“在远处打鸣”,可以听见被吹响的“青春的号角”,可以看见草地上凝结着“最冷的露珠”,而太阳悬在风景中——一切应该是美的,应该是希望所在。

“只因青春年少时未曾迷醉,/未曾陷入爱中,/我便倾听这些树和它们亲切的沉默,/倾听奔走的风。(《丑妹妹》)”四十年前,是太过遥远的青春,那一条长长的滑道还没有出现,年少的故事里就有了哀愁,他“在喧闹的风声里爬山”,他“在那青涩的日子里你昂着头”,他“在燃烧的孤独里”,于是,“一点钟瓶里的酒喝完了;/两点钟,书合上了;/三点钟,情人们分开躺着,/爱与交流都做完了;/现在手腕上的夜光表/显示已是四点之后,/夜深时分,流浪的风/骚扰着黑暗。”渴望入睡的人却在也睡不着,世界里有幻影,期待黎明出现的时候,“和那些鸟儿,/那些走过未打扫的街道的最早的脚步声,/和头裹围巾的姑娘们的声音。(《“一点钟瓶里的酒喝完了”》)”

是一条河将一种梦带远,而那条河就如时间一样,缓缓流淌,“既不猛烈,也不深邃”——但姑娘们没有出现,于是鸟的嗓子表达着无意义,每一次旅行都“预示着拂晓时分的疲倦”,甚至还有人在熟睡是叫醒我,“我梦见大地伸出一只手臂”也变成了虚无,而《北方船》正是在这混合着希望和失望,抵达了春天和冬天的时候出发:第一艘船朝向西方,“驶向一片富饶的国土”,第二艘船朝向东方,“铁锚重拋身陷羁锁”,而第三艘船驶向北方,“甲板结霜闪着银光”,是不是从冬天驶向另一个冬天——北方的冬天,遥远的冬天,一个人的冬天?从北纬65°到70°,再到75°,最后是80°,越来越高的维度,越来越远的北方,也是越来越冷的旅程,就像一个孤独的传奇,濒死于冰冷,却也是靠近了梦,梦中的她“将覆住你的嘴”,直到最后,“一个女孩正站在那儿,/她不会接纳任何情人,/直到将我缠进她的头发里。”

菲利普·拉金:无事,正如某事,总会发生

经历了一首歌,一种算命,一场暴风雪,在北方船最后抵达北方以北的时候,“一个女人有十只爪子。”醉酒的水手如此唱道。梦似乎就可以醒来了,因为闯入梦中的女子并没有缠进头发里,而是制造了新的变异,所以那一艘北方船,那一场暴风雪,那一个冰冷的梦,都是一种传奇的书写,都是在遥远的冬天离开时间的存在,还是一瓶一点钟的酒,还是两点钟的书,还是三点钟的情人,还是四点钟的自己,所以当“时间是斧子的回声/响在树林里”,唯一可以让自己不在沉醉的梦里见到四十只爪子的女子,唯有返回现在,“我要你,现在以及永远,/因为永远便是永远的现在。(《“现在,还是永远”》”

永远是永远的现在,就是把时间当成一种内心的流动,就是把梦境当成是一种现在的表达,《北方船》的虚无是一个幻想的起点,而在《较少受骗者》里,分明做好了清醒的准备,于是一切都变成了记忆,而站在记忆这边的人,保持着足够的理智,看见早已流逝的时间。所谓记忆,便是那厚厚的黑册页,上面有扎着辫子抱着小猫的女孩,有甜美的女毕业生,有站在花棚下的少女,过去的印记写在相册上,它是忠实的记录,“这是一个真实的女孩儿,在一个真实的地方,”目光只是延伸到了记忆的相册里,以为可以安全地走出来,可是记忆带走了时间,那个真实的女孩最后“可爱地/躺在那儿永不变样/越来越小,越来越清晰,随着岁月的流逝。(《写在一位年轻女士照相簿上的诗行》)”

无非是消失,无非是死亡,而这种在相册之中真实的存在,却又在时间里变成了一种悲伤;“我们知道/过往事物将不再造访,以确认/我们的悲哀,不管我们多么艰难地跨过”。对于拉金来说,从时间的梦中走出,却又进入现实之悲里,而即使相册作为一种记忆之影像保存在那里,在现实的冲击下也变成了另一个梦。可以不像《北方船》一样穿过不同的维度,抵达一种绝冷的拒绝,可以在生命中看见那些顶风停航的船只,一种等待虔诚而漫长,最后一定会变成了破碎,就像死亡,“只有一艘船追寻着我们,一艘陌生的/黑帆船,拖在它身后的/是鸟声杳无的大片寂静。在它醒时/也无水声酝酿或碎裂。(《下一个,请》”一艘船在我们之后,保持着距离,但是在巨大的寂静中,融合在一起,当我们每天都在说“那时候”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不在场,而等待也是一种不在场。

不在场是《地方,爱》里的追寻:“你可能直到今天仍然/多此一举地追寻着/你的地方,你的人。”不在场是《去教堂》的“曾经”:“他曾听说,在这里,人会变得智慧,/只要周围还躺着那么多死去的人。”不在场是《我记得,我记得》中的总是:“无事,正如某事,总会在任何地方发生。”不在场也是《缺席》中的缺席:“这样的阁楼清空了我!这样的缺席!”当然,不在场一定是《抵达,离去》:“我们从安逸中被推醒,永远不知道/我们多么安然地忽视了它们的吹奏,/或者说,如果,这个夜晚,幸福也正在离去。”

时间的不在场是用记忆来寻找点滴,空间的不在场是在曾经中念想,人的不在场是用等待唤醒思念,所以这个世界总是有外面和里面,总是隔着不同的时空,总是在疏远在离开,而一种被隔开的现实在某种意义上却是在场的,那就是拒绝把内和外分成二元的对立,拒绝将时间分成过去和现在,里面是里面者的在场,外面是外面者的在场,“但不是为我,我也不是为他们;其实幸福/也一样。所以我待在外面,/有我的理由,他们来回磕绊,/有他的理由;彼此都满足,/假如没有人对自己判断错误。或撒谎。(《在场的理由》)”

某种超越,是因为各自保持着理由,各自在自己的时间里,所以当拉金喊着“喂,考文垂,我在这里出生。”就是一种“在”,是童年的在,是启程的在,那里有我们的花园,有有肌肉的小子,有丰满胸脯的姑娘,也有滑稽的福特汽车,又他们的农场,有仰面躺下的女人,即使回不去,当把时间当成在场的主体,其实超越了时间本身。所以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反倒有了某种融合感,有了在场的意义。可以在布里尼先生曾经住过的房间里躺着,了解他“他什么时候下楼,/他不爱肉汁偏爱酱油,为什么/他不断地填充四注足球彩票”,他在这里走完了肉体的一生,当另一人到来,便是在场的延续——不是一样的活着,而是“生活方式衡量着我们各自的天性”。也可以在多克瑞和儿子之间制造“在”的故事:“生命首先是厌倦,然后是恐惧。/不管我们是否利用,它都会过去,/留下那些隐藏不见未被选择的东西,/以及岁月,然后是岁月最终的结尾。(《多克瑞和儿子》)”

时间宛如水,在流动,却始终不灭,始终在场,“假如我被召请/创建一种宗教/我将用水。”水是祈祷文浸泡的意象,是去教堂必过之路,是光线无休止聚集之处,当然,一定是永在的信仰。对于拉金来说,超越时间的意义,不仅仅是活在一种属于自己的在场里,而是以在场的方式去除现实的焦虑,去除被异化的恐惧,去除物质主义的侵袭,《阳光灿烂的普雷斯坦廷》里那张海报是微笑的女郎,但是最后被人涂抹,“她的脸上/牙齿断裂,两眼斜视;/硕大的乳头和裂开的胯部/被狠狠刻进去,两腿间的/空处乱七八糟涂画着,/这使她正好跨在/一根隆起的鸡巴和两颗混球上。”消费式的符号被破坏,不是破坏消费本身,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消费,甚至连欲望都无耻地被消费了,不再有阳光,不再有微笑,这便是现实的异化,而在那个小镇上,是浓重的工业阴影:

一个廉价消费群,城市居民,然而出身低微,住在
只有推销员和亲戚们会来的地方,
在街道尽头带着鱼腥味的
田园牧歌式的船只里,奴隶博物馆,
纹身店、领事馆、包着头巾的冷酷妇人;

而穿过罂粟花淡蓝的模糊区域
那块土地突然终止在身影和卵石的
海滩之外。这里是不设防的存在:
面对太阳,沉默寡言,遥不可及。
——《这里》

异化之在场也是不在场,异化之活着也是死去,许多人的生命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在倒地时发出在场的声音,许多人的故事变成了空白的页码,许多人的钟声只讨论时间的等级,而在“开始重生,重生,重生”的呼喊声中,现实就已经抵达了高窗里观望的那个人身上,如此猝不及防四十年就这样流逝,而不管是忘记做过的事也好,还是如梦中沉睡也罢,无论是孤绝地在北方船里,还是把记忆留在黑册页的相本上,不可避免的消逝其实应该消逝得更快,“我只是想它会发生,很快。”因为以需要为借口,往往是拖沓着生命的意义,就像长长的滑道,从四十年前滑向现在,最后那幸福也无非是他人的游戏。所以时间的意义不是为了真实的存在,而是在一种象征意义上成为内部自我的在场证明,甚至在如镌刻的死亡中留下“隐隐可见”的名字:

无意而为的
岩石的忠贞,已慢慢变成
最后的徽盾,为了印证
我们的一丝直觉几近真实:
爱,将使我们幸存。
——《一座阿伦德尔墓》

圣子福音

编号:C55·2181021·1508
作者:【美】诺曼·梅勒 著
出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6月第1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10.50元
ISBN:9787539962252
页数:219页

两千多年来,那个年轻的拿撒勒人一直构成西方文明胜利和灾难之单一决定因素。“是上帝在跟我说话吗?”耶稣问,“我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上帝,为什么他选择了我作为他的儿子?如果他们不是从神来的,那么是谁给我的权力来执行这些奇迹?”……《圣子福音》是美国犹太裔文学大师诺曼·梅勒最有野心的一部作品,作者借用基督教宗教传统,摈弃它们的外壳进行重新创作。诺曼·梅勒以耶稣口吻重述耶稣的前世今生,是一部假想的耶稣基督自传,被誉为《圣经·新约》四福音书后的“第五福音”,“所以我要为自己声明。对于那些问为何我的话会呈现在这本书上的人,我想告诉他们,把它当作一个奇迹吧——我的福音书本身就是讲述奇迹般的故事的。”


《圣子福音》:只有死了才能见到上帝

在那些追随我的人的生命中,虔诚的书籍由那些了解我的人写的。福音书则是由那些不知道我的人写的(他们更加虔诚!)。
——《四十九》

《基督最后的诱惑》之后是《耶稣传》,《耶稣传》之后是《圣子福音》,不同的文本构筑了不同的耶稣,但是,无论是“发生于救世主濒死之际”的耶稣,把最后的诱惑变成了超越的动力而成为基督,还是力图用历史性构建人性,从而“恢复历史的纯朴人性面目”,都是对于耶稣人性意义的一种努力,而诺曼·梅勒的《圣子福音》却总是在凡人与圣子,生活与神迹之间摇摆不定,甚至在近乎流水账式的白描手法中,既无法看见一个立体耶稣的成长,也无法勾勒一个在救赎意义上的基督,既不是人性意义上抵抗诱惑完成超越,也不是在神话意义上演绎这一个被上帝选中的奇迹,如此,就像诺曼·梅勒在文中对福音书说的那样,“当然,我并不是说《马可福音》是错的,只是确实有些夸大其词了。”关于耶稣的故事也只是一个夸大其词的文本。

封面上是“美国存在主义文学大师诺曼·梅勒重装上阵”的注解,这个结过六次婚有过九个孩子的大师正拿着一支笔在思考着什么,夸大其词的说法来自于腰封:“被誉为《圣经·新约》四福音书后的“第五福音”——一部假想的耶稣基督自传”。这里明显就是一种矛盾。一方面定义是“耶稣基督的自传”,是“以耶稣口吻重述耶稣的前世今生”,那么就很明确是一部传记,而按照传记的体裁,就应该是关于耶稣的今生,即使在小说意义上,也是围绕着耶稣的出生和死亡这两个关于生命时间节点来叙述和虚构,何来前世?何来奇迹?何来被上帝选中?而按照施特劳斯的说法,“按照现代概念,传记的主人翁必须完全地、明确地是一个人。”传记突出的是历史性,历史性的主体是人,所以“假想”的自传,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破坏历史性,破坏传记固有的求实风格。

而另一方面来说,这是“圣子福音”,是和《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福音一样是一部福音书,甚至是“第五福音”,那么自然就是按照福音的格式记述耶稣的言行和故事,而这必然是和传记相违逆的,就如施特劳斯所说,“关于救赎主的生平的记述,只是一些证实或说明教会教条的圣经经文的注释或结合——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耶稣传或耶稣历史。”第五福音也不列外,而这正是他所抨击的“神学流行学”,也就是说,这种记述方式是和传记对立的,是违背历史性意义的。

腰封上的“夸大其词”或者只是图书策划营销的一种手段,但是在诺曼·梅勒的行文里,这种矛盾性也充分体现出来,在第一章节中,他就用耶稣的口吻抨击了具有“神学流行学”意义的福音书:“我会出更低的价钱买《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因为他们将我从未说过的话冠上我的名号,还在我无力控制自己愤怒的时候把我描述成一个文雅的绅士。他们的话是在我离开很多年以后写下的,而且只是在重复一些老人告诉他们的东西,并且是年纪很大的老人。在我看来,他们写的这些故事就像是水分和养分都已流失的老树,风一吹就倒。”耶稣自己出面反对四福音书关于耶稣的言论和故事,是因为这些话都不是耶稣自己亲口说的,而是道听途说,甚至是落后的,庸俗的,添油加醋的,当然也是夸大其词的,在他看来,马可、马太、路加和约翰,写福音书的目的只是为了“扩大自己信徒的规模”,所以,他认为,“不论是四本还是四十本福音书,都不可能让人们满足。”

似乎是梅勒自己构建了一个悖论,《圣子福音》似乎就是和那些福音书站在同一列。如果撇开这些形式上的纠缠,就其写作的目的来看,梅勒似乎要从耶稣的“自传”中发现一些真理,而这些真理是被福音书所“埋葬”的,为什么会埋葬真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只向那些在我死后愿意追随我的犹太人传教,另外一些人则向厌恶犹太教却信奉我的异教徒传道。他们想要加强各自教堂的势力,怎么可能成功地拨乱反正呢?”也就是说,福音书的作者写作福音书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教派规模,加强自己的力量,而最终的目的是把别人列为“异教徒”。这是属于派别之争,所以梅勒就是要去除这些派别纷争,还耶稣一个真实的面目,从而给宗教一种“真理”的呈现,“我想要告诉大家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也不是毫无惊喜的故事,我想说的只是事实,至少是我能回忆起的所有事实。”

所以这似乎是一个关于正当和邪恶、正经和邪教、真理和邪说之间的选择,上帝选中了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说上帝选中了真理。那么什么是上帝的真理?还是从福音书的角度出发,《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路加福音》记述天使的说法:“玛利亚,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成为大人物,为至高者的儿子。”耶稣关于真理的第一个疑问是:“上帝是像创造动物一样创造了人类的肉体,还是单独用他的话创造人类?”

诺曼·梅勒:耶稣存在,耶稣死去

福音书记述的是耶稣所说的话,当它们成为《圣经》组成部分的时候,就是代表上帝在说话,上帝是道,道是上帝,梅勒通过耶稣的疑问是想要阐述一个观点是:上帝其实创造的是一个肉体意义上的人。所以他质疑道,质疑话,耶稣在三十岁时开始传道,他问母亲的是,十八年前在大圣殿里和祭司、医生交谈时说了什么话,母亲却告诉我说:“我说的话太神圣以至于她无法将它们复述出来。”这就是对福音书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质疑,他认为这句话“是在我离开很多年后写的”,也就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并不是十八年前的那个“真理”。

既然是对“道”的质疑,那么为什么在耶稣之后的故事里,却还在引用福音书里说到的话?在朝圣之旅中,耶稣去拜访圣洁的先知约翰施洗者,约翰对他说:“我只是用水施浸礼,没有更多了,我不是弥赛亚。”后来法利赛教徒问他说:“你施浸礼,可你却说自己不是弥赛亚。那么,你又是谁?”约翰的回答是:“我只是这荒野中叫喊的一个声音,”约翰回答道,“但是,很快就会有一位你们不曾知道的人在我之后来到这里。他是被上帝选中的,在我之上的人,我连给他解鞋带的资格都没有。”而当提到自己在迦百农讲道时,耶稣用古老的希伯来语说:“我的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埋藏在智慧后面,在婴儿身上才显露这些。”说这些话之后,“我看到了路加,将这些话写在他的福音书上。”一开始说福音书的作者都是道听途说的,却在这里说有一个路加听到了耶稣的话,并记录在福音书上,岂不矛盾?

无论是传道,还是救人,无论是反抗还是拯救,其实在这部“第五福音书”里,有很多耶稣的话,而这些话也来自四福音,也就是说,耶稣一方面认为福音书夸大其词,是为了壮大自己教派的目的,是埋葬了真理,自己却又用他们的记载来演绎自己的故事,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悖论。而在回答耶稣第一个疑问的时候,很明确梅勒想要阐述肉体意义上的耶稣,当他还未出生时,因为被上帝选中,没有同房的玛利亚受孕,当时约瑟就生气:“你为什么要自己蒙受这样的羞耻?”而玛利亚哭诉着说:“我是纯真的,我从未碰过男人。”耶稣认为约瑟不了解玛利亚,甚至在出生之前也不想了解她;在出生之后,希律王因为害怕而展开了复仇,他将和耶稣同时出生的婴儿杀死,这是对于肉体的一种消灭,是“哀歌,哭泣,悲哀”,所以在十二岁那年,耶稣似乎从大圣殿返回拿撒勒时获得了智慧,而他认为,这些智慧“一定来自那些因我而死的婴儿的灵魂。”——在他看来,肉体而上升而灵魂,才具有一种奇迹的特色;而当时他对自己是上帝之子是怀疑的,但是记得上帝曾经对摩西说过:“瞧瞧这些放弃信仰我和打破我的誓约的人,那么我的愤怒就会被激起来对抗他们了。他们会饱受饥饿的折磨并被高温吞噬……”果然,从肉体的疼痛和折磨开始,十二岁那年,耶稣开始发烧,甚至几乎夺走了性命。

肉体之出生,肉体之疼痛,以及那些怀疑、害怕和恐惧,都是肉体意义上的感觉,都是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反映,甚至在遇到撒旦之后,当耶稣听到撒旦重复上帝的话时,“我无法否认我的下体有了反应。”这是一个人的反应,是关于肉体的真理,但是为什么会在撒旦面前出现?这其实就是梅勒通过耶稣想要表达的第二个疑问:被上帝选中的人为什么背地里忠诚撒旦?被上帝选中,再一次成为一个前设,而在这个前设中,耶稣所谓的肉体反应其实又取消了人的意义,而且一个人怎么会听到上帝的声音,怎么会遇见撒旦?在撒旦面前,耶稣的一个回答是:“我的父亲就是上帝,他在很多维度里,他在所有维度里。”一方面是肯定,但另一方却认为“似乎没有价值”,因为他面前的撒旦也说到了上帝,也说到了上帝身上的欲望,和人的欲望一样,“你的上帝的舌头和我的一样成熟并充满欲望。”所以在重复中,耶稣的下体有了反应,而撒旦告诉他的正是肉体有关的欲望,正是欲望的合理性甚至神圣性:“事实上,贪婪对他来说是神圣的,天然的贪婪能产生无尽的力量。”所以在这个神圣性力量面前,撒旦也可以成为上帝。

耶稣是在撒旦面前有了肉体的反应,撒旦又在述说着上帝的故事,“那些对我忠诚的人,现在正跪在土地上,服从着这样的命令,他们永远不能为一点小错误找到出口,只能做一只替罪羔。”这是上帝在说还是撒旦在说?耶稣认为撒旦只是抓住了很小一部分,认为自己还是忠诚于上帝,甚至觉得自己的话“开始变得神圣”。所以他传道,所以他招收门徒,所以他拯救那些被疾病、贫穷所折磨的人,也希望从拯救自己变成拯救他人,而正是这条路,可以使他真正成为“圣子”。但是,在成为圣子过程中,耶稣也有恐惧,当施洗者约翰被杀死在马卡鲁斯地牢里,当约翰复活创造了奇迹,他都恐惧,“很多人都开始相信约翰和耶稣是同一个人,危机已经很清楚了。如果希律王安提帕斯能将约翰施洗者处死一次,就不会放过第二次杀死他的机会。约翰的死法一直睡梦里鞭笞着我。”恐惧是因为自己被异化而不是“圣子”,而这种恐惧有同样是悖论:既然是圣子,只有唯一的一个,何来在他们的说法中成为别人?

而这正是撒旦曾经说出的预言,所以耶稣的恐惧又回到了撒旦身上,“没有人能从撒旦手里解脱,甚至是上帝之子也不行,所以我知道我的追随者会因为这般伟绩而数量大增。我也在猜想我的上帝是否更加希望奇迹一件接一件自然地发生,而不是因为需要才发生。”自己无法逃离撒旦的预言,自然变成了撒旦的“信徒”,所以耶稣害怕的是自己的信仰:“会不会是他知道自己选择的人却在背地里忠诚着撒旦呢?”奇迹总是在发生,上帝能够带来奇迹,撒旦能够预言奇迹,这个关于忠诚谁的问题,似乎也是耶稣作为人的一种正常情感,即使后来耶稣承担了他人的罪,宽恕了通奸的女人,驱赶了身上的七个恶魔,他也还是想让自己成为一个人,“那个早晨,我不再是上帝之子,我只是一个人。”

一个人,却要被上帝选中,却要背负他人的罪,当说出圣殿将要坍塌,三天后重建的时候,耶稣其实遇到了第三个疑问:自己将作为一个正常人死去,还是作为犹太人的王?当被罗马人抓住,彼拉多问他的一个问题是:“你是一个王吗?”耶稣的回答是:“只有在一条路上我才是王,我能承受看到真相。”耶稣说自己是真理王国的王,救赎他人是不是也是王的使命,那么彼拉多说是一个王也可以说就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却认为彼拉多是一个“好的罗马人”,因为他化解了两种矛盾的说法,将真理和犹太国结合在一起,“如果多年以后,人们将我当作犹太人的国王说起,那么彼拉多将会成为最先赞同的一位。毕竟,他允许我带着这样的名号死去。如果日后我没有被当作任何类型的国王,那么他就会因为他讥讽的能力被欣赏。”

只是因为自己学得太晚了,所以在被折磨而死的时候,耶稣期待的是一个上帝的奇迹,而这似乎又变成了悖论:上帝选中了自己成为圣子,为什么又要让自己备受折磨?就像他喊的那样:“我的上帝啊,难道你拋弃我了吗?”而此时撒旦再次出现,“加入我吧,我会把你从十字架上放下来。”耶稣认为这是一个诱惑,而实际上当耶稣质问上帝抛弃了自己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不忠,而这种不忠看上去是在恢复他的肉身,恢复他的人性,但是却偏离了当初要救赎众人,要走在真理之路上的信仰,对撒旦说不似乎回归到了这条真理之路、信仰之路上,但是从某一个福音书而来的“抛弃论”,也取消了“圣子”的命定论。

关于出生,关于忠诚,关于死亡,耶稣围绕着这三个疑问,而三个疑问也构成了“圣子”矛盾的一生,在肉体、奇迹混杂的世界里,在正经、邪说交错的故事里,那个真理到底在哪里?不在福音书上?“许多曾经在我身边的人都被夸大了,没有人信奉圣子或者完全信奉上帝,仅仅只是说了真相,那些你已经看到的,很多。”但是却需要福音书制造神迹,创造虔诚,并且说出“真的,这是上帝之子”。所以“上帝之子”是一种命名,所以“圣子”是一种真理——被言说的真理,用神迹包裹起来的真理,无论是耶稣,还是梅勒,都无法逃避这个真理,“很多与我的门徒一起行走,成了新的追随者,叫他们自己基督徒。其他的仍与圣殿保持密切联系,在他们自己中间争论了一百年,耶稣究竟是不是救世主。”也只有在耶稣真正死去之后,在门徒制造了福音书之后,才会有真理,就如保罗曾经说过的那样:“只有死了才能见到上帝。”而耶稣,一个符号,一个肉身,一种真理,甚至一个悖论,必须写在死后的福音书里,“我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

被伤害的空气

编号:S39·2181021·1507
作者:【法】皮埃尔·勒韦尔迪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8年06月第1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14.60元
ISBN:978720811079301
页数:288页

皮埃尔·勒韦尔迪与阿波里奈等人一样,是二十世纪法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几个源头之一,对后来的法国诗歌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他的诗歌作品包括大量的散文诗,都具有具体性、反理性和神秘性的的特色;既富于现代主义的抒情特征,又颇具行云流水似的大师风范,他把生命无条件地投入到诗歌里,正是想另辟蹊径,让自己走进生命的更幽暗处,用把死亡推出体外的手,去探测渺小一己的全部内在神秘。诗行外壳的精致,以及诗意内涵的飘忽,构成勒韦尔迪整个诗歌的最显著特点。这本诗集不仅收录了勒韦尔迪各个时期的诗作一百多首,还收录了《我的航海日志》等著名的散文诗作品。此为《沉默的经典》系列之一。


《被伤害的空气》:我瞧见一些人在玻璃里笑

人们去找上帝,像人们所表白的。但人们找到了一个宗教。
——《我的航海日志》

只是听到了凌晨四点修道院的钟,只是记下了芜杂而生硬的内在生活,是不是神秘的上帝就在眼前了?是不是安宁的生活就是现在?索莱斯姆修道院已经成为了彼埃尔·勒韦尔迪的归宿,当1926年离开巴黎来到这里,他几乎再也没有离开,三十四年的时间里,他不再是那个对诗歌狂热的人,不再是那个对于黑洞存在恐惧的人,不再对生命之死存有疑惑的人,隐居,是抵达,甚至是逃避,而那隐隐的巴黎早就变成了一个异化的存在。

“我总是怀着一种阴郁的快乐离开巴黎。”一种终点的出现,不是因为它有足够的吸引力,而是有足够离开的勇气,巴黎是阴郁的,所以才会快乐离开,因为快乐离开,所以不会再与它重逢,即使在三十四年后,勒韦尔迪回去巴黎小住,但是那只不过是一种经过,甚至带着无法根除对于那个阴郁城市的鄙弃,对于勒韦尔迪来说,索莱斯姆修道院已经无法从自己的生命中剥离,就像这一种航海日志,在波浪起伏中只有一意孤行,才能看见巴黎无法看见的一切。

是上帝,是天主,却不是宗教。“我们只配整体地去想上帝。而宗教靠没完没了的细节养活……”把上帝和宗教割裂开来,并不仅仅是将整体和细节分隔开来,也不仅仅是将巴黎和索莱斯姆修道院分裂开来,而是宗教的“反自然”性湮没了对于信仰的意义,“我们可以热爱生活,但憎恨人在生活中设定的反自然的法律。因此,一切法律都是可恶的。”反自然的法律是一种秩序,是人、人们以及“我们”建立的规则和秩序,而一个单独的人,一个有信念的人,或者一个希望在上帝那里找到安慰的人,是不会赞同它、参与它、更不会与它合作。为什么勒韦尔迪要设置了一个上帝来反对“反自然的法律”?为什么信念可以让自己保持在天主面前的安宁?

但,勒韦尔迪说,他追求的不是安宁,而是真实。一个想法来自于自己的二十岁,“我亲人中最亲的人突然失去了”,这是时间的突然转向,他是智慧和生命的化身,却变成了一具“又僵又冷,永远哑了,还在微笑”的尸体,“我觉得这不是真的。我不愿接受这种结局。”突然之间就解构了生命,甚至解构了一种人自然状态下的存在,是谁将肉身变成了可怖的东西,是谁让亲近相知的精神跌落到寂静和飞翔的黑暗中?在这个“从有形到无形的令人憎恶的变化过程中”,似乎一切都坍塌了,坍塌而闭合,闭合而孤独,孤独而变成了“虚无的病态”,勒韦尔迪形容这是一种“困难”,如何走出困境,如何寻找精神的寄托,成为他人生最后的疑问,“因此,许多年过后,有一天我被引导到一条在许多人看来是停车线的路上。就我而言,这是一条崭新的战斗小径。在我力量所能抵达的最极端的点上,我找到了一道不可思议的活生生的光,它像火一样燃烧着。”

那条路通向索莱斯姆,通向灵魂的实践,通向燃烧着火的生命秘境,“我必须离我感到的东西很远,为了认出我所感到的东西叶在很远处寻找我想的东西。为了能够对那所想的东西负起责任……”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回到了他所想要的真实世界,他所遵循的自然法律,他所向往的信念,或者说,就是一个整体性的上帝。从一个人偶然的死开始,“艺术开始于偶然性结束之处。然而,这一切恰恰由偶然性带来并使其丰富……”所谓的艺术之路,便是勒韦尔迪三十四年的沉寂和真实,便是比三十四年更长的生活实践,“为艺术而艺术,为生活而生活,两个僵死的观点。应该让它们互为目的和理由。通过并为了生活而艺术,为了并通过艺术而生活。”

艺术和生活,如何被打通了?如何成为如上帝一样的整体?如何在自然中变成生命本身?其实,不为艺术而艺术,不为生活而生活,勒韦尔迪一直在破除这两个僵死的观点,从1915年的《散文诗》到1916年《椭圆形的天空》,从1929年《风的源头》到1930年《白色的石头》,勒韦尔迪在诗歌的世界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秩序和上帝,而这样的寻找无可避免地要面对孤独,面对死亡,面对个体未知的恐惧——像死亡的到来一样,是僵硬的,是虚无的,是憎恶的,是黑暗中的寂静和飞翔。

1915年,对于勒韦尔迪来说,的确是“离我感到的东西很远”,感觉有时候是狂热,“在我的头颅里,一些线条,只是一些线条;也许我能在这些线条里建立一点点秩序。”感觉有时是渴望,“命运,如果你认为我能出发,那该给我翅膀。”感觉有时是战斗,“我的一生就是为了赢得这至今仍遭拒绝的评价,我为争取另一种状态而斗争,这场斗争在疲乏中变得永恒。”但是在感觉的世界里,世界本来就是遥不可及的,那个被水淋湿里裙子的“她”在哪?“我宁肯选择房间里最尖锐的角落,一个人待着;对面的窗子打开了。她会来吗?”她来干什么?她只有苍白的手,甚至掉了一条腿,但是,“她的戒指还在,因此,她的神力也在。”所以,即使那个“烫衣女工”的世界里,勒韦尔迪也能看见一种力量,“她的金发在风中飘拂,熨斗继续走自己的路,令云朵般的衣服稍稍翘起——而桌子周围的灵魂仍在抵抗,她那烫衣女工的灵魂奔跑着,像哼着歌的衣服一样起皱一一只是无人察觉。”

艺术和生活结合在一起,可是无人察觉,就像感觉之本身,是遥不可及的。还有那个可以战斗的世界呢?大风在吹,是一种可以点燃仇恨,它激起了灵魂的力量,但是一个“诗人”的命运是:“影子一个个跌倒,却不是自杀。很快,影子重又开始登上楼梯,无休止地为弹奏手风琴的音乐家所陶醉,而音乐家的手听不见琴声。”没有风,只有冷,“天空塌下来,人们又关上窗,嘴是闭着的。树叶跌落,鸟儿甚至不敢再啁啾。天真冷。”冬天是寂静的间歇,何来那像灵魂飞舞的风?所以在着“被伤害的空气”里,连声音也没有了,所以遥远的感觉里,连战斗的敌人也不在了,“我的头颅内,战鼓擂响。但敌人来自何处?”那里只有群马急促的蹄声,只有死者的金属灵柩,只有“替战死者整容的那个人”,只有模糊的生灵。

所以,最后的结局是退回到一个孤独的个体世界里,低若虚无的声音,一无所有的状态,平庸的外表,而一切的想象都脱离了现实,一切的艺术都变成了生活,“他是单独的,人们认为他是单独的。然而,什么东西跟着他,或者也许是他那影子的奇异形状里的某个人。”而在影子的虚幻里,生活就是在“旅馆”里的那个梦,在一张“我支起的更柔软的床上睡着了”。只不过是逃离到一个梦里,宛如艺术的逃避法则,而生活本身呢?是人行道上的治安宪兵,是哑默的警察,是光线里飘满舞女,是吸烟的老头——城市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有时,这两个生灵擦肩而过,没有鄙视,因为在同一条人行道,他们寻找的,是各自的生活。”所以在各自的生活里,一个在梦中的人,只能找到自己的影子,“所以,他绕过城市,从相反的门进去。他占据了他第一次经过时留下的影子的位置,那影子保护他。”

这便是反自然的法律,那里有笑的武器,有身为老先生的将军,有英雄和冒险,有平房监狱,“我们三个人我在中间/你们去哪儿、快乐和死亡绕着我们打转(《4和9》)”而战争是城市里的秩序,手指滴着血,梦是一截火腿,烟灰里包含了光明,而“街道又宽阔又悲伤像一出通俗喜剧”。而在1916年,勒韦尔迪只看到了“椭圆形的天空”,盛放着孤独,盛放着死亡。“最后一颗干涸的心不再有眼泪

一阵旋风将它卷走/而夜里当他永远地倒下/无人听见他说出的名字”,这是“直趋死亡”的生活,何来艺术?即使祈祷的队伍从小径上走过,即使一根大蜡烛在燃烧,即使有缓慢的歌飘出,想起过往的岁月,“在笑声响起的楼梯上/摔倒的人喊了一声/一只狗睡了”——一个人睡了,永久地睡了,像死亡一样睡了,“一些虚拟的人物在角落里叹息,所有半开着的书,一本接一本地掉到褪色的地毯上。寂静,安宁,梦幻,像夜一样缓缓降临。”

死亡提供了一种寂静的样本,而对于每一个孤独者来说,何尝不是在寂静中?曾经凝望的镜子,现在是“春天的虚空”,“从这张被遗忘而此刻又认出的/脸上我什么也没看见”;曾经面对面再次相见,现在是令人恐惧的噩梦,“我久久地拴在一棵树身上/连同我面前你那可怕的爱/比在噩梦中更让我恐惧”;“经过时,我喊出一个不属于我的名字。”自己成为了无名者,而喊与不喊都定格在一张无框的老照片里,“哪个温柔的声音从右边的墙后在喊”……当然不在是真实,而这种不再真实的存在不是一个人的迷失,“我,孤零零的,在你面前迷了路,在你们所有人面前,我迷了路,我再不能离开。”是所有人的迷失,“数不清的脚刮擦地面;脑袋混在一起,彼此挨近。舞蹈,伴着冷漠欢乐的舞会,身体的快乐和生命的结合,在这个世界上。手臂是一些铁钩,甩给遇难人群中的第一位逃离者。”

所以,“我爱你是在今天”只是一种暂时,所以,“我们走吧”只是一种臆想,所以“我是谁”变成了一种残酷,生活就是寂静,“他四肢伸开,躺着。这是一具死去的肉体。最后一缕光照亮他平静的脸,牙齿在脸上黯淡地闪烁。时辰在他的头颅四周温柔地敲响;他听不见。时不时有一个梦经过,像一朵底部雕刻过的云。”即使关闭了那个“椭圆形的天空”,打开“屋顶的石板”,依然无法放飞一种自由,“一只鸟/下面/一个洞/眸子无尽探入/你将在尽头找到什么/一幅关闭的风景/一个沉睡的女人/蜘蛛网/一张透明的吊床/在缀满星星的天空中摇晃成一点(《岸》)”只有一个影子掠过,只有不愿露面的人到来,只有说话声,“人们躲在窗棂后说出的话是一种威胁”——隔着生与死,自然与法律,城市和梦想,艺术和生活,便是隔着永远,雕像般的存在,“我瞧见一些人在玻璃里笑/更远处是个严肃的男人/一个孤僻的女人在中间/她是我好朋友的妻子/你呢你离去你微笑着/还瞧着/走廊尽头熠熠生辉的这幅雕像(《铅心》)”

笑是戏谑,是讽喻,没有自然而然的爱情,没有自然而然的生命,没有自然而然的艺术,所以在椭圆形的天空和屋顶的石板之外,勒韦尔迪喊出了“除非一个字给我指出一条好路”的呼声,等待钟敲响,等待倾听,等待远航,等待“另一个故事的结局”——1926年离开忧郁的巴黎来到索莱斯姆修道院,是勒韦尔迪方对于“好路”的探寻,是和上帝开始秘密对话,而在《白色的石头》里,他的等待更多是在寻找,“是黄昏来到/我会在那里等你/我等一辆汽车驶过/它带走我的苦恼”;等待也是为了对话,“等待/在我坐着的椅子里//眼睛们互相说话/但并不认识/这是他在生命中/只见过一次的某人(《陌生的眼睛》)”;孤独开始沉睡,有人微笑,影子成为另一种存在,“出发时我们曾是三个人/我的影子和我/还有你在后面”^

如同影子变成了另一个我,如同找到了说话的人,“但今天早上我扑向旋转的地平线/扑向滚动的大地的明亮洞窟/扑向流淌的大海的匆忙步伐/连同我那残酷而受压迫的整个生命”,是将肉身投入到另一个世界,寻找到与我在一起的同类,在这个意义上,我变成了我们,“别去想离开/永不能再见到你们/被关在玻璃里的朋友们”,如拯救一般,“拥有最清澈的醒悟”,而在这个意义上,也拥有了孤独之外的信念,拥有了一种朝向痛苦却实践着的力量,所以在航海日志上说:“实践某些苦行的自由带来快乐,毫不顾及道德——怎样的无私!”

从被城市推向反面,从被众人关闭在封闭世界里,勒韦尔迪陷入在一种“反自然的法律”中,他只能在影子的世界里寻找安慰,而影子的虚无又逼迫他从生活的困境中挣脱,而在修道院凌晨四点的钟声中,他是否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呼喊,是否打通了艺术和生活之间的隔阂?三十四年,其实诗歌世界也慢慢变成了隐秘,在实践中,在劳作中,在偶然开始的信念里,勒韦尔迪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那个巴黎,回不去现实,甚至回不去那玻璃里笑着的人群,这是不是变成另一种孤独?是不是成为另一个影子?柔弱着,矛盾着,也许航海的世界里,对于勒韦尔迪的真正状态是:永不靠岸,永远在伤害的空气里,就像诗本身:“诗一好像它是在另一个星球制作而成,我今天刚从那个星球走下——或者摔下。”

智利之夜

编号:C64·2181021·1506
作者:【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8年08月第1版
定价:49.80元亚马逊18.60元
ISBN:9787208131033
页数:228页

发着高烧的神父兼文学评论家、平庸的诗人、天主教主业会成员塞巴斯蒂安?乌鲁蒂亚?拉克鲁瓦以为自己快要死了,在弥留之际,他在一个晚上的时间里回顾了自己一生中的那些重要时光,以下这些人物与情节依次登场:与智利文学批评界教父费尔韦尔的交往,使他逐渐意识到他的同性恋倾向;恩斯特·荣格尔,以及那位在巴黎放任自己死于营养不良的危地马拉画家,后者对一切善意的帮助嗤之以鼻;两位身份暧昧的委托人,一项环游欧洲以寻找教堂建筑保护之法的旅行之邀,一次秘密向皮诺切特将军教授马克思主义课程的不情之请;还有一位神秘的女士,在她的那栋郊区豪宅里聚集着智利文学界最杰出的人物,而在它的地下室里却发生着堪比恐怖电影的可怕事件……《智利之夜》是波拉尼奥的中篇小说,西语首版于2000年,曾被作者命名为《屎风暴》。全书计9万余字,全书只分两个自然段,第二段仅一句话。


《智利之夜》:试图写出一首诗

那一刻我保持静止,我的一根手指还放在当时正在阅读的那本书的页面上,我想:多么安静啊!

我的手也放在一本正阅读的书页上,但不是一根手指,而是两根或者三根。一根手指搁在确定的书页上,它从封面开始,越过题写有“献给卡罗琳娜·洛佩斯和劳塔罗·波拉尼奥”的扉页,越过引用了切斯特顿那句话“请摘掉您的假发!”的页面,也越过了“如今我快要死了,但还有很多话不吐不快。”的第一句,然后逐渐深入一个故事。罗贝托·波拉尼奥的《智利之夜》应该是安静的,一座神学院,一只迷途的鹿,一片被夜笼罩的天空,当封面传递出缄默的气息的时候,我或许正如书中的塞巴斯蒂安·乌鲁蒂亚·拉克鲁瓦一样,享受那一份安静。

可是,当“智利之夜”在这个五月的白天被打开的时候,一根手指无论如何也不能深入了,“多么安静”的感叹句只出现在书页中,在一个手指的探寻里,可是,在被颠倒的白天里,窗外是隆隆响起的挖掘声,一个建筑工地正在如火如荼地施工,和这个日渐暖和甚至即将炎热的天气一样,散发着热情,但一定是嘈杂的,机器劳作将一切的时间都拿走了,它制造的噪音甚至吞噬了安静的阅读。于是,一根手指被抽离,连带着两根手指将一只整体的手从书页中抽离,然后摊开的书像一根弹簧,在拉力过程倏忽一声结束后,重重地合上——在闭合的一刹那,声音穿透纸背,和窗外挖掘机富有节奏却揪人心魄的嘈杂声混合在一起。

再无安静,再无阅读,再无文学。这是不是和塞巴斯蒂安·乌鲁蒂亚·拉克鲁瓦一样,必须在回到智利之后,将一切的诗意都瓦解?保持安静,放置一根手指,多么像是一种想象中的生活,书被打开那纸张翻动的声音是细微的,和柔风一样发出清脆的声音,一根手指指引着目光,一行目光引导着头脑,它在深入,它在思考,它在安静的世界里编织一个梦。这是从欧洲回到智利,回到自己的祖国应该有的诗意时刻,但是,“一切都结束了”——作为已经发生的时态,智利局势仿佛就像被合上的书,已经成为历史:那时的政府把铜、硝和铁收归国有,那时的基督教民主党前部长佩雷斯·茹约维奇被杀害,那时举行了反对阿连德的“平底锅”游行,那时物质紧缺、通货膨胀,黑市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甚至那时还发生了起义、政变、爆炸以及总统自杀,权力在更迭,生活在恶化,局势莫测,“我”不是极端的民主主义者,但还是对着自己的祖国喊出了:“智利,智利,你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改变?”但历史不是静止的,在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发生的时候,至少那时还有文学:巴勃罗·聂鲁达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迪亚斯·卡萨诺瓦得了国家文学奖,拉弗卡德出版了《小白鸽》一书,“我”为它书写了一篇歌颂胜利的评注,尽管它在我内心深处是一本毫无价值的轻小说,但文学之存在,让这个国家还是保留了对于灵魂的尊重,而我也是用一个很手指插入书页的方式阅读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全部的悲剧,阅读米蒂利尼的阿尔凯奥斯、伊索、赫西俄德、以及希罗多德的作品。

历史发生了政变,在历史里阅读文学,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安静”的状态?这是一根手指的救赎,而当我说“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其实真的要结束了,那一个标志是:聂鲁达逝世了,“我”打电话给费尔韦尔,告诉了他这个消息,费尔韦尔回答说:“他死于癌症,死于癌症,”文学之死亡的一个绝对事件,而聂鲁达从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的经历和命运,他的诗歌和散文,其实也都和政治有关,当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死于癌症,是不是也预示着智利文学、智利政治都患上了绝症,而一根手指还能救赎什么?

无非是一个梦,“而我们的日常生活则伴随着梦中那些异常的参数开展起来:在梦中一切都可能发生,人们也‘接受’了这一点。”甚至连“我”也在一种“如今我快要死了”的梦境中,在这个被死亡侵袭的梦中,如何“接受”这一切?我是一个智利人,一个理性的智利人,在十三岁的时候感受到了上帝的召唤,于是在十四岁那年不顾父亲的反对进了神学院,当从神学院离开的时候,母亲吻着我的手叫我“父亲”,也许是一种对于神父的误叫,但那时当我抚摸着母亲,是不是伸出了一个手指?是不是希望用手来拯救那些灵魂?

认识了文学评论家费尔韦尔,似乎是“我”文学事业的一次起步,“见到他的那一刻,在我灵魂深处,鸟儿在欢唱,新芽在绽放,正如古典文学作品所描述的那样。”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费尔韦尔像极了我文学生命中的“父亲”,而是真正的文学唤醒了我。从神学到文学,一样是拯救灵魂,但是文学却似乎变成了一种异教,就像费尔韦尔所说:“人们对懂得阅读缺乏赞美。”——因为这是一个野蛮人的国度。去往费尔韦尔的庄园似乎就是开启了一条开满了玫瑰花的文学之路,但是那是一个被遗忘的村庄,凯尔肯在小鸟的叫声里好像变成了“谁?谁?谁?”是一种发问,模糊了主体,模糊了客体,模糊了一切的主人和客人:谁是费尔韦尔?谁是阴影里出现的聂鲁达?谁是那个也已衰老的年轻人?

父姓是冈萨雷斯的费尔韦尔,也无非是一个文学评论家的笔名,真名是什么就是一个“谁”的疑问,而在“在那里”庄园里的客人是聂鲁达,他从阴影那里出现,阴影被遮挡的世界是不是也是一个“谁”?还有那个衰老的年轻人,他在书中学下的是漂泊流浪,是街头的打斗,是巷子里的死亡事件,“地狱和混乱,地狱和混乱,地狱和混乱!”又通向“谁”的世界?但是这一切的“谁谁谁”至少还能从某一个符号里获得答案,获得力量,“索尔德罗”从费尔韦尔口中说出,我不知道,聂鲁达不知道,那个年轻人也不知道,仿佛我们疑惑的目光就在问“谁?谁?谁?”他是被但丁歌颂的索尔德罗,是被庞德歌颂的索尔德罗,是写了《教学的荣誉》的索尔德罗,是为布拉卡兹写了《悼亡诗》的索尔德罗,于是在这个“索尔德罗”开启的世界里,诗人和文学家,神职人员和年轻人,一起干杯,“索德罗,哪个索尔德罗?索尔德罗,索尔德罗,哪个索尔德罗?”成了大家一起向着文学靠近的宣言。

文学何用?索尔德罗何为?或许就是为了拯救那些在荒漠中迷失了的灵魂,而这是不是和“我”作为神职人员的意义一样?于是,我进入了天主教大学,于是我开始出版自己的诗作,于是我撰写书评,于是我使用了“H.伊瓦卡切”的笔名——从塞巴斯蒂安·乌鲁蒂亚·拉克鲁瓦到H.伊瓦卡,就是从神学到神学和文学的结合的人生转变,但是这种转变仅仅是更名?它一样具有诗意和纯粹性?“无论是从字里行间还是从其整体而言,伊瓦卡切这个笔名,无疑都是自我剥离以及理性的一场活生生的演习,也就是说,从公民意识而言,它将能够以其任何一种手段都无法企及的力量来启发乌鲁蒂亚·拉克鲁瓦的创作,后者正在逐字逐句地被构思出,伴随着这一双重身份所带来的金刚石般坚不可摧的纯粹性。”笔名只不过像一根手指一样,是一种开启式的进入,而真正的目的是回到自己的作为神职人员的创作中:“生活就是一连串模棱两可的双关语,它们将我们引向最后的真相,那唯一的真相。”

其实生活中充满了模棱两可的双关语,庄园叫“在那里”,凯尔肯是“谁谁谁”,索尔德罗像一句歌词,费尔韦尔是一个不知道真名的笔名,甚至聂鲁达从一片阴影中走出,世界是不是总是有本体和喻体?那个真相是不是也藏在文学的后面?而文学之为文学,它的纯粹性,它的灵魂意义是不是也到处都是双关?似乎就是一个悖论:当一根手指插入书页是为了获得阅读的安静,而真正的安静是将手指从书页中抽离,将一本书保持合拢状态——没有阅读,就没有双关,没有双关,就会有真相,真相就是智利政变,就是总统自杀,就是没完没了的权力更迭,就是游行、爆炸和黑市。

文学不是为了抵达真相,文学是一片阴影,是一句双关,而被现实打开的历史中,更没有真相,政变、自杀、权力、游行、爆炸和黑市,更是蔓延开来的阴影,所以文学何责?信仰何责?真理何在?拯救何在?萨尔瓦多·雷耶斯和恩斯特·荣格尔在阁楼上谈论人类和神灵、战争与和平,意大利及北欧绘画,邪恶的源泉,危地马拉画家经历了巴黎的战争,《日出前一小时的墨城风光》是一种死亡的气息——二战带来的艺术和文学是不是可以让人更接近历史的真相?那些鞋匠的故事其实是关于英雄主义的,那一座英雄岭变成公墓是为了激发爱国热情,但那只不过是一个梦,战争爆发了,皇帝死了,鞋匠死了,“他的眼眶干瘪,就仿佛如今了他的山峰所在的这座山谷之外,他再也不会去看一眼别的什么东西”——英雄主义造就的反而是“英雄”之死?还有让我开始欧洲之行的欧德姆和欧依多,他们经营的是成进出口公司,为了完成“大主教研究之家”的研究,需要在欧洲寻找解决方案,而我的欧洲之行里不是发现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不是阅读米蒂利尼的阿尔凯奥斯、伊索、赫西俄德、希罗多德的作品,而是进入教堂,在教堂里,看见那些神父养的却是凶猛的猎鹰,“都灵救助者圣保罗”教堂的安杰洛神父养了名叫“奥赛罗”的猎鹰,斯特拉斯堡的约瑟夫神父养的是叫“色诺芬”的猎鹰,阿维尼翁法布里斯神父的那只猎鹰叫“塔戈勒”——用思想家的名字命名猎鹰,不是为了一种思想,只是为了“保护教堂免受到鸽粪所造成的腐蚀”,当象征圣洁的鸽子被猎鹰杀死,是不是反而是一种亵渎?

象征圣灵的鸽子死了,是神圣性死了,而毕加索的鸽子死了,则是一种文学和艺术死了,当猎鹰成为胜利者,人们“围绕着他那头非凡的猎鹰向他咨询各种伪技术性的或是伪科学的细节”,这是不是一种异化?和文学成为异数一样,成为这个国家的某种阴影,而代表进出口公司开展欧洲计划,甚至于变成了一种交易,而我欣然接受这个使命仅仅是我在教会大学对于祈祷感到厌倦,“我写文学评论。我创作诗歌。我发掘诗人。赞美他们。驱除不幸。也许我是当时整个共和国里最开明的天主教主业会的成员。”但是这样一种文学追求能回到那个“我的索尔德罗”的时代?神学无法救赎,鸽子不断死去,欧洲成为亵渎之都,而智利呢?费尔韦尔说:“我们所有的智利男人都是鸡奸者。”在被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的国家,甚至连猎鹰都不能飞翔,“所有的男人都是鸡奸者,所有人在灵魂的穹顶都携带着一个鸡奸者,然而,我们其中的一项责任就是要把自己置于鸡奸者之上,战胜他,让他下跪。”

救赎的目的变成了压制,灵魂还能平等吗?所以回来寻找的安静一样是一个伪命题,一个手指更像是鸡奸者的符号,它无法深入一本书的真理国度。于是聂鲁达逝世了,于是文学患上了癌症,我的目的仅仅是写一首诗,仅仅是为了找到“谁谁谁”的答案,但是被在这个异化的国度,一切都是梦,不再是为了一些“必须去做”的事情,不再是充满牺牲和理性思考的时代,而是处在“可能的”世界:我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老师,为那些政府将军讲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人文学的一种吗?它是一种魔鬼的理论吗?”它也是一种可能,缺乏必然性的选择,它只是一种工具,既不是学说也不是思想,“所有的人,或早或晚,都将重新分享权力。右派,中间派,左派,都是出自一家。道德上的问题,有一些。美学上的问题,一个也没有。”

于是那个沙龙里有迷路的人,那个女人的丈夫杀害了联合国官员,“文学在哪里?我问自己。那个业已衰老的年轻人是正确的吗?最终他会是正确的吗?我创作,或是试图写出一首诗。”衰老的年轻人,没有名字,也是一个阴影,他似乎才是真正躲在阴影里的那个人,“地狱和混乱,地狱和混乱,地狱和混乱!”不是通向谁,而是通向每一个人。当我寻求安静的时候,外面是每个人都无法逃离的“宵禁”,而不喝酒、不跳舞、温和地笑着、试图写出一首诗的我,是不是唯一剩下的诗人?是不是唯一知道自己是谁的人?是不是可以寻找到唯一真相的人?

“我举起一只手,触摸一根树枝。在那一刻,只猎鹰飞走了,留下我独自一人。我迷路了!我大声喊道。我已经死了!那天早晨,当我醒来后,我发现自己时不时地在哼着歌:南欧紫荆,犹大之树!”一群人变成了一个人,一根手指变成了一只手,一个国家正在死去,但是是不是还有最后的希望?“我有了一丝顿悟:整个智利已经变成了那棵犹大之树,一棵没有叶子的树木,表面上已经死了,但是事实上它依然扎根于黑色的土壤之中,我们那肥沃的、里面的蠕虫长达四十厘米的黑色土壤!”肥沃的土壤,长满蠕虫的土壤,是提供养料还是继续制造腐败?是一种向死的复活还是另一种死亡?这或许就是文学的真相:“文学就是如此被创作的——至少是因为我们为了避免跌入垃圾堆里,我们才称其为文学。”

但是文学还是像我一样,成为一个孤独的人,它在抵抗,却早已经成为了同谋,费尔韦尔死了,年轻人发出了“不”的回答,那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在这个被上帝之手遗弃了的国家里,试图用一根手指阅读,试图用一个人喊出声音,试图用一本书获得安静,他们注定会被湮没,在双关语的句子里,在权力的争斗中,在猎鹰的异化中,在“可能的”世界里,都变成了不明真相的人:

我问自己:我就是那个业已衰老的年轻人吗?我就是那个大声叫喊着却没有被任何人听见的业已衰老的年轻人,这就是那个真正的、巨大的恐慌吗?那个可怜的、业已衰老的年轻人难道就是我自己吗?于是在那一刻,许多人的脸庞以种令人昏眩的速度从我的眼前晃过,那些我崇拜过的人,那些我爱过的、恨过的、嫉妒过的、鄙视过的人。那些我保护过的、攻击过的、为捍卫自己而抵抗过的,那些我曾徒劳地寻找过的人的脸庞。

我也是,在电闪雷鸣的智利之夜,用一根手指,在洁白无瑕的“缄默”中展开最后洁白的纸页,“随后这场可恶的头脑风暴就爆发了。”于是,成为唯一一首诗——死亡之诗。

囚鸟

编号:C55·2181014·1505
作者:【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著
出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7年06月第1版
定价:38.00元亚马逊16.70元
ISBN:9787550022348
页数:304页

“这本书是我活到现在为止一生的故事。一千九百二十九年毁了美国的经济。一千九百三十一年送我上了哈佛大学。一千九百三十八年让我谋得了联邦政府的第一个差使。一千九百四十六年让我娶到了妻子。一千九百四十六年给了我一个不肖的儿子。一千九百五十三年把我从联邦政府中开除。”《囚鸟》写作的跨度从19世纪初到尼克松下台,它的主人公曾是斯拉夫移民的儿子,哈佛大学毕业生,前共产党党员,前联邦政府官员,“水门事件”的涉案者……其实他就是整整一代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因此我把年代用大写字母写,好像它们是人名一样。”它揭示了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激进转向保守,并最终沦为“水门事件”中一个不光彩的丑角的堕落过程。


《囚鸟》:如今我该再回到监狱去了

“是完全缺乏严肃的态度,”我说,“大家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我们当初是怎样陷入这一团糟的,都已不再关心。”
——《尾声》

封面设计透露着汉语世界的某种隐喻,“囚鸟”之“囚”是一个被关在四方封闭世界里的人,红色的人,被审判的人,无法逃离的人。但是人是被替换的,那个黑色的鸟笼本应关着的是一只鸟,鸟之于鸟笼,是不是一种归属?而其实这种归属一样是人类设置的樊笼,但是当鸟被人置换,人替换鸟成为囚禁之物,那在“囚”之外面高飞的鸟,却依然无法逃离——那是更大的网,更密的网,连飞翔也成为一种束缚。

红色的人代替黑色的鸟成为笼中之物,飞翔的鸟寻找自由却被更大的网控制,所以人和鸟成为同样的命运,而一个疑问是:控制鸟的大网到底是谁撒布的?到底是谁会用力收拢?当人和鸟成为同样的笼中之物,当飞翔和束缚成为同样的命运,那种在个体之上的猎人就出现了,那就是整个社会,所谓制度也罢,所谓传统也好,它设置了一层又一层的藩篱,它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牢笼,而人和鸟的唯一归宿就是成为再无挣脱可能的“囚鸟”——Jailbird,对老犯人的称呼。

“老犯人”,是一次又一次失去自由的人,是“惯犯”——一个“习惯性地反复多次地实施某种犯罪或危害社会行为的人”,就是在尾声里,在那场宴会上,斯代布克在祝酒词中这样定义“惯犯”,而那个时候,自己也成为了惯犯:第三次投进监狱的人,当习惯性行为发生的时候,他一定是看到了头顶上笼罩下来的巨大的网,但不是挣扎,反而是某种适应,甚至说出了“我在外面逍遥太久了,他们说,如今我该再回到监狱去了”的话——变成了一种自我惩罚的渴望。

但是,与其说是对于实施犯罪自我的惩罚,还不如说在成为囚鸟之前的一种警示,因为人类缺乏严肃的态度,所以对于正在发生的事、将要发生的事不关心,所以会成为这个星球最后灭亡的原因。当斯代布克在宴会上说出这句话,当自己的儿子、儿媳和两个还在到场的情况下说出这句话,他其实是站在自己的位置看见了未来,或者说,他就是以一个他者的身份在解读未来的人类命运——他变成了基尔戈·屈鲁特,一个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以及另一个自我,在序幕中说:“是啊——基尔戈·屈鲁特又回来了。他在外面没法混。这并不丢脸,很多好人在外面没法混。”一个“好人”的象征是因为他似乎站在牢笼之外,而当基尔戈·屈鲁特被引申出来,这个虚构人物其实对应于在监狱里的鲍伯·范德医生,这个写着科幻小说的人,就是对于未来做出了描述,在他的小说中,维库那星球上的人把时间用完了,于是悲剧出现了,而用完了时间意味着未来已不再,意味着星球的灭亡,所以斯代布克说出的是关于时间的警示:

那个星球的悲剧就在于:科学家们找到了从表土层、海洋、大气中提取时间的办法。他们用时间来为家庭取暖,发动汽艇,给作物施肥。他们吃的是时间,穿的也是时间,什么都是时间。他们每顿饭都供应时间,用它喂养狗和猫,以此表示他们的富有和聪明。他们听任大量时间丢在堆得满满的垃圾箱里白白腐烂掉。

而当时间悲剧成为科幻小说的主题,是不是成为了一个悖论,连同鲍伯·范德的文本,都成为了虚构。这个悖论就像在宴会上警告大家的斯代布克,自己不是像基督耶稣一样成为提供神谕的人,而是成为再次入狱的“囚鸟”。文本的悖论、科幻的悖论,命运的悖论,它的真正意义是提供一个返回去的通道,不是科幻,不是未来,而是从现在回过头去,回到处于之前的入狱生活,回到萧条之前的辉煌时期,就像最能进入鲍伯·范德医生小说里的人物,不是所谓的科学家,而是“那个在二层坐着的小老头”,一种被时间改变而露出忏悔模样的自己,而在宴会上除了滴酒未进的斯代布克说出的警示之外,“过去”便以“一张我在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在国会一个委员会上作证的最后几分钟的录音”的形式出现——时间就是在这样的转换中,找寻到了抵达方式,而这样的命名就叫回忆。

“日子还是过不下去,是啊——不过一个傻子却很快就要同他的自尊心分手了,也许到世界末日也不会再碰头了。”世界末日不在未来,就在现在,或者早在过去就写好了,所以当1929年变成一千九百二十九年,当1946年变成一千九百四十六年,当1975年变成一千九百七十五年,时间的大写意义成了主角,“请读者注意,在我这本书中年代和人物一样,都是书中的角色。这本书是我活到现在为止一生的故事。”时间的大写化像一段铭文,刻在未来已死的墓碑上,刻在现在入狱的末日里,刻在过去一团糟的遗忘中,而斯代布克“一生的故事”完全变成了美国大写的历史:“一千九百二十九年毁了美国的经济。一千九百三十一年送我上了哈佛大学。一千九百三十八年让我谋得了联邦政府的第一个差使。一千九百四十六年让我娶到了妻子。一千九百四十六年给了我一个不肖的儿子。一千九百五十三年把我从联邦政府中开除。”以及,“一千九百七十年给我在尼克松的白宮中谋到了一个差使。一千九百七十五年因为我在现在被称作‘水门事件’的政治丑闻中的一份十分荒唐的贡献把我送进了监牢。”

“此我把年代用大写字母写,好像它们是人名一样。”时间是故事的人物,其实时间就是那只在笼中的囚鸟,就是被大网罩住的象征,审视自己也审视历史,审视命运也审视制度。而这个“一生的故事”又提供了另一种解读方式,“我一辈子只爱过四个女人——我母亲,我死去的妻子,一个曾经和我订过婚的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女人。”爱过四个女人,不仅仅是因为男女之爱欲,而在于从这些女人身上发现了自己缺失的东西,“这四个女人都比我更有美德,对生兰活更加勇敢,对宇宙的奥秘更加了解。”美德、勇敢和对宇宙奥秘的透彻理解,实际上四个女人也是自己生命刻度上大写的人——但是,是不是和时间一样,她们也依然是笼中的囚鸟?依然飞不到自由的天空?

时间和女人,构成了大写的回忆,“我在尼克松的白宫里的官衔,也就是我因盗用公款、作伪证、妨碍执法而被捕时所担任的职务是:总统青年事务特别顾问。”“水门事件”是现时的一个节点,回溯在尼克松的白宫里成为总统青年特别顾问的历史,便是牵出盗用公款、作伪证、妨碍执法而被捕的过去,而这段历史从身为共产党员开始,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斯代布克被派往欧洲处理战后事务,就在那里,他遇到了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露斯,一个被关在集中营的犹太难民,当被解救出来的时候,她想到的是死亡,死亡对于她来说似乎不是逃避,而是渴望自由,就像她到处流浪,为的是寻找宗教式的病态快乐,“没有人再碰我,我也不再碰别人。我就像在空中自由飞翔的鸟儿。这样真美。只有上帝——和我。”

而这其实就是战争留下的后遗症,渴望站在上帝身边,渴望像鸟儿一样自由,而集中营这个鸟笼之外是更大的网,所以露斯不知道如何面对战后的一切,但至少在现实之外寻求上帝的教谕。而一个持证的共产党员,却更没有勇气,“我什么都不如露斯,你可以这么说。”而当结婚,当生下孩子,一切也只不过是战争留下的创伤,“要是生个孩子,这孩子一定是个妖魔鬼怪。”露斯这样说,“这话后来倒应验了。”斯代布克称自己的儿子“不肖”,是因为将自己的姓氏又改了回去,“他满二十一岁后就想从法律上来加以补救,改名为瓦尔特.F.斯坦凯维奇,这个名字就登在《纽约时报》书评栏里。当然了,就是那个我们已废弃不用的姓氏,斯坦凯维奇。”

为什么要改名字,为什么改了名字就成了叛徒?这是和我第一个爱着的女人有关,那就是斯代布克的母亲,她在俄属立陶宛出生,而父亲来自俄属波兰,两个人在亚历山大·汉密哈顿·麦康家里干活,母亲是厨娘,父亲是司机,在斯代布克十岁的时候,麦康让这个家族把斯坦凯维奇这个姓改为斯代布克,“他说,如果我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姓氏,我在哈佛大学就会得到器重。因此我的名字改成了瓦尔特.F.斯代布克。”于是上了哈佛大学,于是进入如联邦政府,于是成为了真正的美国人,当移民成为公民,似乎是民主生活的开始,而儿子又将名字改回,是对于家族历史的一次篡改,而这个篡改甚至将历史又污名化了。

把母亲称作是第一个爱着的女人,是对于所谓重新开始的历史的尊重,似乎只要面对现实面对现在,就可以将历史涂抹,而儿子重新改名成了名正言顺的背叛,这是不是也成为一种缺乏尊重的体现,是不是也是对于历史的遗忘?爱着的女人,都是斯代布克寻找自我存在意义的借口,而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勇敢”,又反过来让自己束缚在历史之中,渴望挣脱,又畏缩不前。当“水门事件”发生之后入狱,即将从监狱里出来的斯代布克又开始回忆起真正爱过的另一个女人:莎拉·威亚特。一个没落制钟厂的小姐,在二十年代的时候,美国海军和威亚特公司签订了合同,要求他们制造几千只标准化的舰上用钟,“可以让人在黑暗中看清钟点。”仿佛就会黑暗中的光,让威亚特家族在这场交易中壮大,但是就像这些钟一样,发光的其实是含有放射性元素镭的白漆,那些生产制作的女工都中毒惨死。而在二十年代席卷而来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又使得家族一蹶不振,甚至走向了淘汰的命运。

“一千九百三十一年那天我坐出租汽车到都铎市去接莎拉到阿拉巴霍酒店去玩时,都铎市还相当新,但已经破了产,几乎空着没有什么人住了。”这无疑就是一种时代的写照,而这场爱情也注定变成了时代的陪葬品。而斯代布克遇到的是四个女人其实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代,在威亚特事件中有人幸运地活了下来,其中一个的女儿便成为了另一个爱人,她是玛丽·凯塞琳·奥朗尼。她是工人阶级的女儿,其实就是另一个时代的象征:共产国际运动高涨的时代。爱上玛丽是斯代布克理想主义的写照,最终在他冷战之中,他却最终选择了妥协,抛弃玛丽,进入白宫,成为一名普通的公务员。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成为了笼中之鸟,甚至成为“水门事件”的参与者。

而当从监狱中出来恢复自由,又一次见到玛丽的时候,玛丽已经变成了老叫花子,甚至她的记忆完全抹除了,从1935年到1955年,不再有历史,而这也刚好将战争的时间清除,“只是为了填补这些空白点。我知道发生了一场大战,我还记得你是多么痛恨法西斯主义。所以在我的记忆里,我曾经在什么地方的一个海滩上看到过你,你穿着军装,背上还挂着步枪,海水轻轻地冲洗着你。你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瓦尔特,因为你已经死了,你的眼睛直呆呆地瞪着太阳。”这是玛丽重新编造的记忆,而斯代布克无疑成为了英雄,一个失去的英雄,而当记忆重现,爱情回来,玛丽对他说的一句话是:“我会救你的,瓦尔特,以后咱们再一起来拯救世界。”

这已经不是虚构,斯代布克的共产主义女友让他领教了美国大财团垄断的所有玄机,因为她其实就是拉姆杰克集团实际控股人杰克·格拉汉姆的妻子,“有一次长达两年。在这期间,李恩根据玛丽·凯塞琳于一千九百七十一年发给他的一封指示信行事,这封信只说:购进、购进、再购进。她可真是找到了做这工作的最合适人选。阿尔巴德·李恩是天生喜欢购进、购进、再购进的。”当最后遇见斯代布克的时候,似乎在一种爱的再现中她交给了关于集团的遗嘱,而自己则在“我要谢谢你搂了我”中死去。遗产说着赠给人民,但是,“把这样的东西给人民,是对人民开玩笑。”在斯代布克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雨反正是要下的。经济是一种没有思想的天气系统——仅此而已。”

一份遗嘱里的秘密让集团的寿命延长了两年,但是这何止是拯救,无非是罪恶的延续,而在整个过过程中的斯代布克,一直处在拯救与罪恶的夹缝中,从美国经济大萧条到二次世界大战,再到共产主义运动高涨时,那些历史并非是在一种被看见的真实中书写,上过哈佛,成为共产党员,进入政府部门,其中有多少的欺骗、出卖,有多少错误和罪恶,而当历史成为大写的数字,也刻写在一生故事的耻辱柱上,“我从来没有拿我自己的生命,或者舒服的生活,为人类冒过风险。我真可耻。”而这种个体的悲剧恰好是对于美国的国家批判,就像所谓的“人民”其实是一个虚无的词,“玛丽·凯塞琳给人民的遗产变成了堆积如山却越来越不值钱的钞票,浪费在一个庞大的新官僚机构、律师费、顾问费等等上。”

所以对于这个带着背叛历史的名字,斯代布克只有回到监狱成为囚鸟,才是最后的归宿,才是惯犯应有的命运,即使“故事还没有完。故事总是没有个完”,在不通向未来之路的现在,在没有科幻小说的时间里,历史永远是大写的,也许不遗忘才能看见救赎的神谕:

那是耶稣,基督的预言,他说精神上贫乏的人会进天国;悲悼的人会得到安慰;驯良的人会成为人世的主人;渴望正义的人会得到正义;慈悲的人会得到慈悲的对待;心地纯洁的人会见到上帝;为和平而努力的人会被称作上帝的儿子;为正义而遭受迫害的人也会进天国等等。

爱药

编号:C55·2181014·1504
作者:【美】路易丝·厄德里克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2年08月第1版
定价:42.00元亚马逊18.50元
ISBN:9787532768264
页数:316页

《爱药》是路易丝·厄德里克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路易丝·厄德里克的父亲是德裔美国人,母亲是奥吉布瓦部落人,外祖父曾任部落酋长,这样一个带有标签的家族使得厄德里克成为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第二次大潮的代表人物。初版由十四个故事构成,一九九三年重版时另加入了四个故事:《小岛》、《复活》、《战斧工厂》和《莱曼的运气》。有评论家认为,《爱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仅仅算得上一部短篇小说集,因为它没有中心人物,没有开端、高潮和结局,故事之间虽有些许关联,但每个故事相对独立;也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由短篇小说构成的长篇小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长篇小说,是对印第安口头叙事最好的继承,彰显了印第安文化的顽强生命力。


《爱药》:我们的心脏都有毛病

我们很容易想像自己的生活在这片变幻莫测的水下,但事实上,我们生活在陆地上。
——《渡河》(1984)

1984年的“渡河”,其实车开在那里就停下来了,连同道路,都像没有了前进的方向。河阻碍了一切,像是1984年这个关于家族最后的时间一样,它无法前进,只能以回转的方式回去,但是回去该回到哪里?谁又会在那个时间的起点迎接?利普夏·莫里西的口袋里装着玛丽·拉扎雷的手帕,像是最后的希望,让他可以找到外婆,找到家,找到那个出发的地方,而在晴朗的天气下,他也看见了前方可以行走的路,“所以我只要渡河把她带回家就行了。”

但是,“渡河”看起来更像是进入那个被幻想的“水下”,变幻莫测,却像是自己应该生活的地方。而真正生活的陆地呢?那上面是不是有逃避秩序的人,有改变名字的人,有破坏规则的人?车上不止利普夏一个人,紧紧蜷缩在行李箱里的盖瑞·纳纳普什正是那个逃避秩序、改变名字、破坏规则的人,他是个有名的政治英雄,诗歌携带武器的危险罪犯,是个擅长逃跑和柔道的男人,作为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组织的领袖,曾经和众多极端团体的成员用烟斗吸食烟草代用品,“他妈的还没有哪个该死的钢筋监狱能关得住齐佩瓦人”是他非凡经历的写照,而且就在1984年“渡河”之前,他从被转押到北达科他州立监狱的途中逃跑,又爬上了四层楼高的铜管,从厨房的小窗户钻进来,直接站在琼的儿子金面前,只是为了“亲眼看看这只老鼠现在过得怎样”,而当警察赶来捉拿他的时候,他又神奇地从狭小的椅子上消失了。

逃跑而出现,突破监狱的牢门,进入金的房间,盖瑞的所有目的其实只有两个:“再看看长得像琼的那个人”,金是琼的儿子,他也的确像琼,但是作为琼曾经的男朋友,盖瑞并不是金的父亲,甚至是让他成为罪犯的告密者——像是一种报复,“他取得了盖瑞的信任,然后又背叛了他。”但实际上就像利普夏的返回一样,是为了找到属于自己的大陆,而当他消失蜷缩在利普夏行李箱的时候,两个人一起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大陆:盖瑞是皮拉杰的儿子,纳纳普什家的男人,而利普夏才是他和琼的儿子,也只是在车上,利普夏终于确认自己的母亲就是琼,而盖瑞对他说的话是:“你应该为自己是纳纳普什家的一员而自豪。”

一个姓纳纳普什,一个姓莫里西,姓氏所代表的家族是不是就像那片水域一样,是一种幻觉的存在?而返回到陆地,才是他们真实的父子关系。情况似乎变得复杂,利普夏知道了自己的母亲就是琼,琼的姓是莫里西,她却带着喀什帕的姓,因为她是被玛丽抚养长大的,玛丽来自于拉扎雷家族,嫁给了喀什帕家族的尼科特;同样,盖瑞自己说是皮拉杰的儿子,因为他的父亲是被称为“巫师”的摩西·皮拉杰,而盖瑞又把自己叫做纳纳普什家的男人,因为他的母亲是露露·纳纳普什——在家族的纠葛中,在混乱的关系里,不管是利普夏还是盖瑞,似乎都想要破除那个把自己打上标签的姓氏,从变幻莫测的水下探出头来,因为那条可以行车的道路,那个可以让自己返回的方向,永远在落地上。

但是河水总是深不可测,总是隐藏着太多的东西,“这条河是某片古老海洋的遗存,河有好几英里深。这河流曾经遍布南北达科他州,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一条在陆地之下的河解决了自己被命名的问题?它以古老却孤绝的方式将那些复杂的关系隐藏起来,但是只要渡河,它就永远是一种假象,一种虚构,甚至一种谎言,但是在水面之上,一切问题都走向了它必然的终结?当利普夏问到琼,盖瑞说:“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爱她,我知道她很年轻时就死了。我听说了。但我眼中的她一直保持着她在我第一次入狱时的样子。”一种死亡却带着永恒的爱意,但是为什么利普夏会一直嫉恨这个抛弃他甚至要将他淹死在沼泽地里的母亲?为什么他一生都不想原谅她?为什么琼会被被尼科特伤害了的玛丽收养?为什么琼承认的儿子金要成为告密者,把盖瑞送进监狱?

一种家族的错乱,一种复杂的恩怨,似乎永远是无法解开的谜题,家族代表着某种秩序,代表着规则,它就像那条河,是“古老海洋的遗存”,是不容破坏的,但是当欲望在那里升腾,当自由在那里呼唤,是不是该冲破河堤?是不是该走向大陆?两个女人似乎就是从这片古老海洋深处爬上了岸,她们渴望看见那片大陆,可以走上那条大路。露露·纳纳普什很小就学会了逃学,一次两次,最后穿上了代表着耻辱的亮橙色外套,从此她不再回家,而舅舅家族纳纳普什成为她的另一个家,但是在这个家里,男人依然统治着秩序,当纳纳普什终于把收养露露的拉什斯·贝尔逼疯的时候,露露却想要一个母亲,为此她靠近了拉什斯·贝尔的儿子尼科特·喀什帕,“我需要母亲。我可以得到他,如果我去追他的话。”

和第一任丈夫结婚是个错误,和被称为“巫师”的摩西·皮拉杰同居在山洞里,以及和尼科特的鬼混,是露露作为女人追求自由和爱的一面,也是她反抗规则和秩序的一种表现,就像拉什斯·贝尔告诉她男人进入体内只是对他们离开女人身体的惩罚,这是一种报复的心态,是畸变的爱,但是露露却认为,这是女人走向完整的标志,不仅女人需要男人,男人也需要女人。一种理想主义,却让露露把身体作为工具,不断接近这种完美,而实际上,这反而变成了一种自戕,在那个山洞里,露露肚子里的孩子在长大,但是两个人“除了用手语交流,我们几乎不说话。”

露露的身体一样被尼科特吸引,她令尼科特神魂颠倒,“因为我早已决定露露·纳纳普什才是我要的人,我就喜欢她一个。”但是当他看到盗走了修道院亚麻枕头的玛丽·拉扎雷的时候,却又无法把持住自己,那个“就喜欢她一个”的誓言完全变成了一句空话,即使玛丽家族地位低下,即使她是一个酒鬼盗马贼,在那次摔倒的偶遇中,他们释放了肉欲,“接着,我不能自己。我屈服了。我无法自已。”也许正如露露所认为的那样,男人和女人之间需要的不是惩罚,而是完整,但是这种瞬间的完整,带来的却是理性和欲望的斗争,“有时,我抚摸正在经受折磨的尸体,把它们当成死去的应该受到尊敬的圣徒。”

这是一种背反,欲望在规则面前是不会圣洁的,尼科特既想要她,又不想要她,于是她的肉体变成了尸体,却又在死亡意义上完成了救赎。而这似乎也成为玛丽渴望完成的自我救赎。她来到修道院就是为了祈祷,为了摆脱地位地下的现实,为了成为圣洁的教徒,“她们从没想过把保留地上的哪个女孩视为膜拜的圣徒。但她们会把我当作圣徒的。”但是在修道院,玛丽一直处在这种背反之中,一方面她希望自己能改变“没有流淌太多印第安人的血液”的出身,另一方面却把自己的皈依和祈祷看成是让上帝上钩,自己成为诱饵,本身就是一种亵渎,而在这个圣心修道院,一样没有所谓的圣洁,利奥波德就像撒旦一样,“我看见她沿着恶魔的踪迹,一路追到我的内心,一下子将他从我体内赶出去。”那根橡木就这样打了过来,而绝不屈服的玛丽开始了报复,她把耶稣叫做婊子,她把爱看成是黑色的钩子,而战胜利奥波德的方法是:“我先上天堂。然后,当我看到她即将到来时关上天堂的大门。”

把天堂的门关上,就再也不会让被人进去,用亵渎来对抗亵渎,用撒旦来惩罚撒旦,这便是玛丽的的反叛,所以在她看来,信仰便是一层虚伪的面纱,而“玛丽”这个具有“海洋之星”象征意义的名字也完全被颠覆了,“虚无的尘土在光束里飞旋。我的皮肤成了尘土。我的嘴唇化成了尘土,脚下的那些肮脏的鱼饵也变成了尘土。站起来!我想。站起来,离开这儿!一切都是尘土。”对信仰的背离,对宗教的亵渎,其实是在背叛那些规则,反抗那些虚伪,但是很明显,当她最终投向尼科特的怀抱,在一种欲望的释放中,其实走向的似乎和露露相同的道路。

玛丽和露露,可以看成是女性的第一代反叛,当欲望和自由变成她们的主题,其实混乱出现了:谁是她们真正的孩子?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另一种说法:她们是谁的女人?露露和山洞里的摩西,露露和邂逅的墨西哥人,露露和尼科特,露露和亨利,以及和亨利的弟弟贝弗利——从纳纳普什到拉马丁,这个写在露露名字后面的姓氏,就代表了女人从爱到欲望不断上演的转变,就像她小时候不停的逃学。当拉马丁死于车祸,1957年的贝弗利发现露露的儿子们长得都不像,“有几个甚至是跟她娘家姓的。老大、老二、老三都姓纳纳普什。接下去几个大一点的是莫里西家的骨肉,但姓拉马丁。有几个年纪小一点的男孩姓拉马丁,但没哪两个长得像。”“露露的儿子们”是一种复数,它是“露露的男人们”的一个附属物,而当贝弗利站在露露面前的时候,她想起的依然是让他们不能自己的激情,“我用一对二点赢了你的短裤,然后又用几个八点赢了亨利的短裤,等你们脱得精光、只剩一顶帽子时,我才决定要嫁给谁。”面对男人的肉体,女人的完整性是不是只有在游戏中才能体现?

而当玛丽嫁给了尼科特,是不是走向了和露露不一样的路?她生了孩子,她收养了孩子,尼科特却说:“我都分不清哪几个是我们亲生的,哪几个是玛丽收养的。”不管是收养还是生育,玛丽似乎正朝着圣心修道院自己的承诺前进,她想变成圣徒,想提前走向天堂,然后把门关上,然利奥波德这样的魔鬼永远无法进入其中。但是尼科特的背叛,又如何让她成为圣徒?就像第一次摔倒是那样,只有肉体变成尸体,或者才可能成为尊敬的圣徒。而尼科特呢?为了所谓家族的荣耀,去了华盛顿,和州长理论,但是,“齐佩瓦人的政治犹如我牛仔裤上的刺。”那种据理力争想要的秩序也像是死去的尸体,所以他在痛苦中给玛丽写了信,告诉她自己和露露之间的关系,玛丽在读完信后说了一句:“我会看到他先下地狱的。”

在利奥波德面前把天堂的门关闭,和先看到尼科特下地狱其实是一样的报复,即使伸出手帮助尼科特免于被溺死,当初的肉体之欲望,当初的完整爱情也早已不在,这是“肉与血”的现实。所以从露露和玛丽这两个女人所走的道路开始,三大家族之间的复杂关系变成了再也无法厘清的猜忌和怀疑,甚至在纠葛中变成了某种轮回。莱曼·拉马丁和亨利·拉马丁,在开着那辆敞篷车的时候,为什么在驶进水里的时候,只有水流时缓时急的流淌,而没有那只帮助兄弟的手?为什么琼爱上的盖瑞从不相信法律只相信正义?为什么被玛丽收养的琼要将和盖瑞生下的利普夏装进土豆的袋子甚至丢进了沼泽地?为什么自认为受苦太多的金要告密盖瑞,使他一次次被投进监狱?

玛丽曾经有过忏悔,露露曾经有过悔恨,高迪在神父面前祈祷,琼差点被淹死,利普夏差点被淹死,金在厨房里差点将妻子莱内特淹死——祈祷是为了赎罪,淹死是为了掩盖,不同家族上演的故事总是循环着,而所谓的信仰,早就在上帝面前,变成了虚伪的面纱,所以当问题出现,人们总是希望得到真正的“爱药”。爱药是齐佩瓦人古老的秘方,家族之外的人是无法掌握的,而真正的秘密只有一个:“如果在爱药里放入了不该放的成分,那会让你的生活变得一团糟。”什么是不该放的成分,是欲望?是背叛?是亵渎?是虚伪?

1982年“爱药”终于出现了,它在利普夏·莫里西的叙说中——一个差点被淹死、后来被扶养的孩子,一个不知道母亲也不会原谅她的孩子,一个有着非凡触摸能力的孩子,一个生活在背叛过的外公尼科特和一直想要报复的外婆玛丽影子里的孩子,如何找到爱药的秘方?“爱药翻滚着从记忆深处出现,就像行星从游戏机的屏幕的角落里突然冒出来—样。”从记忆深处翻滚出来,是不是反倒变成了“毒药”?爱的本质是信仰,是“对不可能的事物”的信仰,但是当超市里火鸡的心脏代替了雁的心脏,当有着非凡触摸能力的手完成了赐福,其实爱也被代替了:终于,尼科特吃下了那颗雄雁的心脏,“结果他噎住了。他确实噎得厉害。人可以被噎死。”

一种死亡发生了,是不是外婆玛丽看见了当初在修道院里看见的邪恶?“它的功效比我们想的要强得多。他死后特意回来,要我去他那儿。”而对于利普夏来说,似乎在这爱药里找到了最初罪恶的源头,从死亡回到死亡,从罪恶走向罪恶,也是一种轮回,而起点无非是那片古老的海域,那个水下的变幻世界,“不是爱药让他回来的,外婆。是别的东西。他对您的爱超越了时空,但他走得太快,根本没机会对您说他如何爱您,他并不责怪您,他理解您。那是真实的情感,不是什么魔力。超市里的鸡心是不可能让他回来的。”而露露呢?在“儿子们”复数的错乱生活里,那片海也向她蔓延而来,亨利之死这只不过是一次事故,但是,“人人都说,溺水而死的人没有来生,只能穿着破衣烂鞋永远流浪,忍受冰冷和疼痛。”

玛丽最后来照顾露露,两个女人似乎在爱药变成死亡之后达成了和解,但是那种延续而来的罪恶并没有停止,甚至也不再女人之间的斗争,不再是家族之间的矛盾,“她俩一旦凑到一块儿,就在顽固、不安分的当地人中发展了一批狂热忠实的追随者。”战斧工厂成为新的象征,两个女人在新的秩序中继续上演战争,而当玛丽的双手受伤,关于爱,关于帮助,关于生命,似乎最后都被解构了,“她的手曾经抱过孩子,把成年男人从沼泽地里救起,曾经喂过孩子,也打过孩子,曾经被绳子磨伤过,因为干活而变得粗糙,曾经被尼科特亲吻过。”

信仰也罢,爱也好,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家族故事里,都变成了误解和背叛,变成了亵渎和报复,没有自由,没有完整,甚至没有规则和秩序,而当一切盖瑞和利普夏终于成为相认的父子,简单的关系却用眼无法逃避那个好而家族有关的宿命,“你是纳纳普什家的男人,我们的心脏都有毛病。”于是,爱药的寓言降临到了利普夏的身上,“刹那间,车和道路都停了,我也感觉到了。我感觉到心咯瞪一下。”

皇家卧室

编号:C55·2181014·1503
作者:【美】B·E·埃利斯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5年01月第1版
定价:42.00元亚马逊18.50元
ISBN:9787532767014
页数:216页

埃利斯成名作《比零还少》的续篇。距离1985年25年后,社会已进入了莓手机与笔记本电脑的2010年,天使之城的堕落天使步入中年,当年的大学生克莱成长为好莱坞编剧,面对的却是比迷乱的青春更为残酷的人性遭际:不忠,冷血,贪婪,残暴。作为电影剧本创作者,克莱在演员是否与角色相符这个问题上享有天然的话语权,他将选角办公室变成猎艳场,上演了龌龊的“选角沙发”,他那套俯瞰好莱坞的高层公寓俨然成了可媲美苏丹后宫的“皇家卧室”。黑色悬疑的节奏,错综复杂几近令人毛骨悚然的娱乐圈黑幕,从另一个极端的角度,回归到了上篇的主题——我们依然拥有一切,但我们依然一无所有;这依然是最好的人生,但这依然也是最坏的人生。


《皇家卧室》:听上去像是旧日重现

“无条件的爱,”那男孩儿说,伴随着吉米的人物角色假装羞愧地转过身去,但男孩儿把台词读错了,重音放错了位置,而且在本应绝对严肃的时候洋洋自得地笑,把句话变成了一句抖包袱,而它原本绝不应该成为笑话的。

《比零还少》根本还没有焐热,就冷冰冰地成为了桌子上的一个物体,1个小时只是手翻阅书本发出的声音,机械而直接,没有揣摩,没有复读,合上就是一个简单事件的结束。这是年仅21岁的埃利斯发表的处女作,介绍说,当时这本书的发表“震惊了美国文坛”,所谓的震惊除了一种宣传式的夸大之外,也许是对于埃利斯那个年龄段的作者而言,掀开了一种残酷的青春。走马灯的情节和对话,其实和所谓的文学也差了很大的距离,杂碎而破败,埃利斯只不过复现了一个暴力的社会而已。

一样是撕开塑膜,一样是打开书页,一样是用手翻阅制造机械的声音,一样是对于社会的直击,或者一样是一个多小时的阅读,最后一样是冷冰冰地成为桌子上的一个物体。但是,距离《比零还少》已经过去了25年,埃利斯应该有46岁了,一个1985年就被冠以“著名小说家”的作者为什么在一个阅读者手中还是发现不了真正的文学?一切仿佛从那本处女作的题目开始就注定了这样一种阅读感受,“比零还少”就是在零度以下,它不仅仅是寒冷,而是一种从未探出头来被埋于地下的命运——读者是不是可以用忽略的目光经过?

作者和读者之间产生的裂隙?其实一开始翻阅的时候,还是感觉到了某种文学式的观感体验,而且是关于叙述和阅读、文本和影像,以及在场和虚构之间的诗学意义,“小说在1985年春季出版时,作者已经离开了洛杉矶。1982年他进了新汉普郡的那所小小的大学,正是我那时试图匿身其中的地方。在那儿我们几乎没有交往。”埃利斯在这里设置了一个作者,以及一个电影中的我,以及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本人”。如果按照一种分层的结构来分析,首先是一部小说,小说中有一个本人,也叫我,我是一个和布莱尔有过恋情的人,和朱利安有过经历的人,布莱克和朱利安构成了小说中和我有关的两个人物——而这部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比零还少》。但是,在这里,埃利斯是退出了“作者”的位置,他设置了另一个作者,一个孤僻的金发男孩,1985年离开了洛杉矶,之后进入了新汉普郡的大学,当然,他写作了一部小说,小说里也到了那个叫克莱的“我”。

孤僻的金发男孩、离开洛杉矶、进入新汉普郡大学,这是《比零还少》里“克莱”的经历,也就是说,作者就是《比零还少》这部小说的人物,将这个埃利斯原本塑造的“我”变身为作者,其实变成了一种元小说,而更为关键的是,这个作者和现实中的“我”,也就是在《皇家卧室》里叫克莱的人,有一些纠葛。一方面,作者和克莱曾经恋爱的女孩有过关系,但因为他无法完整回馈她的爱,所以“陷入自身的被动性中无法自拔”,最后使得女孩又转向了我,而克莱认为这一切已经太迟了。也正因为女孩的转向,作者开始在文本中报复我,也就是说,在那部小说里,作者把我塑造成一个叙述者,而他因为无法给予别人爱和友善,变成了一个颓废的青年:“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了那个垮掉的派对小子,蹒跚穿过汽车残骸,流着鼻血,问着那些永远不需要回答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了那个永远不懂怎么做对事情的男孩。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了那个不能拯救朋友的男孩。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了那个无法去爱一个姑娘的男孩。”

尤其是在小说中,作者写到了克莱和布莱克的分手,在可以俯瞰日落大道的餐馆露台上,两个人有过一段告别,而克莱对于布莱尔提出还爱不爱我的问题,直接给了“没有爱”的回答,这在我看来,是作者存心对我的伤害,不仅在小说中我成了一个没有爱的人,而且露台能看到的广告牌上写着“就此消失”,而且,“作者还添油加醋地写道,当我告诉布莱尔我从未爱过她时,我还戴着墨镜”。这些情节在《比零还少》小说里,而我对此的说法是:“我从没有向作者提起过那个痛苦的午后,但这一幕依然逐字逐句地出现在了书中,从那时起我不再同布莱尔说话,埃尔维斯·科斯特洛的那几首我们曾烂熟于心的歌谣我也再听不下去了。”

除了和布莱尔有关之外,小说中当然还提到了朱利安,而当朱利安看了这部小说之后,成为唯一对小说表达尴尬和憎恶的人,“但朱利安的表达方式是一种自得的骄傲,接近于兴奋,哪怕作者不但揭露了他的海洛因毒瘾,而且挑明了他因欠债而委身成为一名毒贩的男妓,被皮条客卖给日落大道沿街两侧从贝弗利山到银湖的各家旅店里的男房客。”而这些情节无疑也出现在《比零还少》这部小说中。也就是说,无论是克莱和布莱尔的关系,还是朱利安的经历,都是《比零还少》的情节,这部小说的作者当然是埃利斯,但是埃利斯跳出25年前这部小说而制造出另一个作者,他的意图就是跳出曾经的文本,以个人恩怨的方式再造了作者这一身份,使得自己从文本中脱离出来——甚至,他还煞有介事地说:“小说在1985年春季出版时,作者已经离开了洛杉矶。1982年他进了新汉普郡的那所小小的大学,正是我那时试图匿身其中的地方。在那儿我们几乎没有交往。”

小说中的我,写小说的作者,阅读小说的克莱,和作者有某种关系的我,一种分身的意义在于对于文本的解构,在于建立多重叙事的结构,无疑这个结构带来了一种新的阅读体验,“书被贴上了小说的标签,但其实只是对事实做了几个细节上的变更,连我们的名字都没有改,里面的所有事情都真实发生过。”因为真实,所以“我多么害怕作者本人”成为了多重文本的一个线索。而且,在这个文本和现实、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的系统之外,埃利斯还增加了在一个文本,那就是电影,作者的小说在出版两年之后改编成了电影,一方面电影和小说大相径庭,电影中没有一点书中的内容,书里朱利安尽管受到了折磨,甚至猥亵,但他毕竟活着,但是在电影里朱利安“必须死”——“他必须为他犯下的所有罪责受罚。这正是这部影片所要的。”另外,影片中饰演“我”的那名演员比小说中的我更接近我本人,“我不是金发,没有古铜色的皮肤,那名演员也不是。”而另一方面,我是电影的一个观众,尽管电影和小说大相径庭,但是当我坐在放映室里的时候,还是感觉到了种种痛苦和背叛,“不得不承认原著的确包含了某种事实”——在某一方面,又承认小说中的描写是真实的。

所以,从小说到电影,再回到现实,其实就有了三重文本,而在这三个文本里,我是一样的,却也是不一样的,让作者成为小说中的叙述者,然后设置了另一个作者,然后让叙述者和作者产生矛盾从而影响文本的描写,再用电影的方式让叙述者脱离出来,在电影里又设置了另一个叙述者,让电影与小说大相径庭。埃利斯如此复杂的行动,不断地将“我”抽离出来,用另外的作者,另外的叙述者来代替,就是制造出文本的多重维度,就是编织故事的多重可能,就像已经成为编辑的克莱,在搜索引擎中发现《隐藏》中吉姆的那段台词,本来是回到“什么是你身上发生过的最糟糕的事情,吉米?”最后在演员的表演中,那个“无条件的爱”变成了一种错误,一个笑料,当然,也必将成为一种讽刺。

读错了台词,放错了重音,就像设置了作者,移植了叙述者一样,是一种计策,让严肃甚至带有痛苦结局的故事变成了戏谑,让爱的迷失变成了一种游戏。埃利斯别有用心,用这样一种开篇方式似乎证明了25年的磨练的确带来了文学意义上的惊喜。但是仅仅在开篇,当提到“真实的朱利安是在二十多年后被谋杀的,尸体被丢弃在卢斯费利斯的一栋废弃的公寓楼里,此前他已在另一处地点被折磨致死。”一种对于真实现实的描写又开始了,不再纠缠于文本的多重性,不再制造互文的效果,线性的叙事,大段的对话,破碎的情节,又成为文本的表达方式,似乎在回应题辞中引用埃尔维斯·科斯特洛《超越信仰》中的那句话:“历史重复着那些古老的自负,轻巧的回答,同样的失败……”也不管是和布莱尔之间缺失的爱,还是朱利安不断沉沦的人生,都回到了《比零还少》的固有模式中,就像我听到布莱尔说“朱利安最近在做什么?有人说他其实在经营皮肉生意,娼妓都是些十几岁的少年”时的感叹:“听上去像是旧日重现。”

无疑,和《比零还少》相比,《皇家卧室》明显已经从零度以下状态下坛探出了头,情节已经不再分散,所有的故事似乎都围绕着那个叫雷恩的女人展开。克莱回到洛杉矶是为了《聆听着》这部电影的选角,雷恩希望在电影中得到一个角色,于是直接进入到潜规则里,“我们在多希尼广场十五楼公寓的卧室里过了一个钟头。”一切似乎都完成了,女人的身体,男人的权力,“事后她说她觉得自己和现实脱节了。我告诉她,这没关系。”但是这个开端并没有交易这样简单,先是剧组的凯利出城去棕榈泉,后来失踪了,最后发现了他的尸体,而凯利曾经就是和雷恩一起,上演了如克莱和雷恩的交易;接着,随着我对雷恩的频繁接触,雷恩隐藏的线索越来越多地暴露,布莱尔和瑞普都告诉我雷恩其实一直和朱利安好,他们根本没有分开过,雷恩去看父母都是借口;而瑞普向我提供这样的线索,只不过他也喜欢雷恩,或者他也希望得到一笔交易;而布莱克和朱利安之间的经济纠葛,以及朱利安陷于的债务困境,又使得这个复杂关系变得更为扑朔迷离。

我说是“听上去像是旧日重现”,我说是“哀伤:哀伤无处不在”,但其实在这个“皇家卧室”里,克莱更像是一个捕猎者,他对于雷恩的喜欢或者并不同于朱利安和瑞普和她的关系,在雷恩不见的几天,他甚至说出了“我喜欢她”的表白,似乎一场交易要回到爱的本义上来,但这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雷恩从来就不属于他,在朱利安和瑞普之间,她也是一个牺牲品,但是正是我的参与成为了决定这个复杂关系的关键砝码,最后在朱利安和雷恩的逃亡中,克莱用卑鄙的手段将他交给了瑞普,“朱利安失踪后,或者说被绑架后——取决于你想要哪个剧本——差不多一周后,他的尸体被发现了。”

朱利安的死只不过是一个剧本,而克莱就是这个剧本的编剧,无疑朱利安之死来自于一个作者的安排,就像他在阐述电影和小说的不同点时说的那样:“但我早就应该想到这点了,因为正是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把朱利安送上了这条路,我已经在另一部截然不同的电影里看到他的结局了。”结局无非是文本的一个设计,而想要有其中一个角色的雷恩是不是也自动进入到了剧本里?当朱利安消失的时候,“然后我把她推倒在地上,扒下了她的牛仔裤。”而当朱利安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我对丹尼尔说,雷恩就是一个婊子,“事实上我正在写一个关于她的剧本,名字就叫《小贱人》。”

编剧是作者,他安排了剧中人物的命运,而克莱也是小说中的编剧,也就是说,他的命运是被另一个作者安排的,“这间公寓外面有人在跟踪,艾拉瓦多街上有车在夜里监视这个地方。有人闯进屋来翻我的东西。我还接到过短信给我发狗屎警告,我都不知道他们的警告是为了什么狗屎,但我认为这些事情都是有联系的……”连同“皇家卧室”,也成为这个复杂叙事链的一部分,这个公寓的卖家是西好莱坞富家子的父母,而那个男孩就是在这里死去的,“一天晚上夜总会归来后他意外地在睡梦中死去。”于是之后所有的警告短信都被认为是死去的男孩发来的,当台面上的镜子上用红色写着“从这里消失”的时候,一种关于命运的轮回就发生了——就像那个在第一部小说中“从此消失”的广告牌一样,是某种文本上的报复,也是爱和善良缺失的证明。

命运之轮回,死亡之重现,混乱之重复,是比迷乱的青春更为残酷的人性遭际:不忠,虐杀,贪婪,残暴,与光鲜亮丽、仪表堂堂的现实交相辉映,这是把“台词读错了”的现实,这是“把重音放错了位置”的时代,“无条件的爱”只是神话,活着永远不是幸福,因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从不喜欢任何人,我害怕别人。”

比零还少

编号:C55·2181014·1502
作者:【美】B·E·埃利斯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5年01月第1版
定价:42.00元亚马逊18.50元
ISBN:9787532766772
页数:224页

《比零还少》是埃利斯的成名作兼代表作,已被公认为二十世纪“邪典文学”经典。小说以大学生克莱回洛杉矶度圣诞假为主线,通过电影分镜头般的画面,电子乐般的节奏,面无表情的语调,锋利简短的章节,切割出18岁的克莱和他的朋友们——一群天使之城的富家子弟,一群堕落天使——的迷乱生活,“我没有把你变成婊子。是你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婊子。”这场埋葬青春与纯真的葬礼式派对从另一个极端的角度,提示了在后工业化时代,在物质极度丰富的表相下人性的脆弱与异化,即我们拥有一切,所以我们一无所有;这是最好的人生,所以这也是最坏的人生。《比零还少》出版于1985年,这一年奥威尔《1984》的时代似乎刚刚成为过去。


《比零还少》:因为死神总是在的

男人压到朱利安身上。
不知道他人卖不卖。
就此消失。
我没有闭上眼睛。

男人压在男人身上是猥亵,“不知道人卖不卖”是还债的质问,“就此消失”是逃避和虚无,当暴力和羞辱上演的时候,我应该选择不看,可是我没有闭上眼睛,当一切不应被看见的东西被看见,是更为痛苦的存在,是更无从躲避的面对,甚至要从一个旁观者变成见证者——那时费恩看看我,又看看朱利安,说了一句话:“你别无选择。你明白吗?你走不了。你在不可能走。你要去找妈咪还是爹地,啊?”

对朱利安说的话,就像是对我说的。因为朱利安欠钱,因为朱利安无法还清,因为朱利安一次次失约,所以费恩在圣马奎斯的那个房间里让朱利安付出了代价,“一年前你欠了那些毒贩子一屁股债跑来找我,我给你工作,帮你吹捧,带你见人,你所有这些衣服,你吸的他妈的所有可卡因,都是我给的,你回报了我什么?”有付出需要有回报,这是一个规则,朱利安因为破坏了规则,所以被压在下面,所以一切的尊严消失,所以人变成了商品,肉体可以出卖,朱利安“你把我变成了婊子”的喊声已经无力,而这只不过是开始,接着费恩拿出了针头,然后把针头戳进了朱利安的胳膊,我在没有闭上眼睛的时候看到血充满了注射器,听到说:“你是个很美的男孩。这才是关键。”心中问的是:“不知道他人卖不卖。”——斜体的字,分明是我的内心挣扎,和“就此消失”一样,“不知道他人卖不卖”变成我永远的疑问。

卖不卖或许还是一种可选择的答案,就像无论是压在身上猥亵,还是血注入胳膊的惩罚,至少是一种代价的偿还,可是当我没有闭上眼睛离开朱利安被处罚的现场,那个吸毒过量死去的人被看见,却是一种卑微生命的丧失,“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具死尸。有飞蛾在他头上飞,绕着挂在他上方的灯泡打转,灯光照亮了下面。”那个十二岁的少女被注射器推进胳膊,是一种彻底的沦落,“女孩没睁开眼睛。”而我起先跟着朱利安进去的房间,更是带来了记忆之中死亡的复现,“我讨厌宾馆。我伟大的祖父就死在宾馆。拉斯维加斯的星辰宾馆。他死了两天才被发现。”

十八岁,回来,回到洛城,回到曾经生活的地方,回到有朋友家人的地方,四个月之后回来到底意味着什么?“洛城人怕在快车道超车。这是我回来听说的第一件事。”为什么怕在快车道超车?因为必须加快速度,因为危险无处不在。快车道提供的是一种城市场景,它是对外的,是社会化的,是一种规则,我以为回来就是回到家,就是重温记忆,就是远离快车道,“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发现什么都没变。墙还是白的,唱片还在原处,电视机没搬走,百叶窗开着,一如我走的时候。”但是这个如乌托邦存在的房间更像是自我的臆想,当一切都通向了快车道,回来意味着“我没有闭上眼睛”而看见了一切。

回来听说缪丽尔患了厌食症正在医院里,回来听说拉奥是双性恋,回来知道克里夫跟所有人睡,听说和知道,似乎我还在现实之外,但是当“洛城人怕在快车道超车”变成了回来之后听说的第一件事,似乎自己也在这种极度恐惧的状态下开上了超车的快车道。起先只是和特伦抽烟和百事可乐,只是和丹尼尔和潘趣酒,只是和布莱尔谈论四个月钱的分手,甚至只是听到缪丽尔患厌食症而感到恶心,但是,当和那一些曾经好友在一起,回来改变了一切。瑞普用刀片在粉末上划出四条粗线,那一张卷起来的二十美元变成了工具,“我弯下身吸了一条。”格瑞夫把我带进房间,然后慢慢脱掉了内裤,事情发生之后,我盯着镜子里的裸体看了一会儿,“然后趴在洗手池上,打开龙头把冷水泼到脸上。”我开始戴墨镜,开始理头发,开始戴围巾,却带来了另一种不安,“我不停地看后视镜,我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好像谁在跟踪我。”

“我照镜子的时候,镜子里映出我放荡的、可卡因式的傻笑。”这便是我回来没有闭上眼睛而看见的自己,当那个放荡的、可卡因式的傻笑留在镜子里的时候,是不是仅仅是一种镜像?看见的一切还有那本色情杂志,封面的薄膜照片上两个女孩手里握着马鞭;还有杀人的暴力电影,一群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被割开喉咙扔进游泳池;还有充满了死亡的新闻报纸: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意外开枪射死了他兄弟;印第奥的一个家伙把他孩子钉在墙上,然后近距离用枪射他;一幢老人之家起火死了二十人;一个家庭主妇开车从学校接孩子回家时,从八十英尺的路堤上飞落而下,自己和三个孩子都当场死亡;一个男人镇定自若地来到前妻家,把她活活掐死,“那段时间我收集了许多这样的剪报,那是因为,我想,有太多这样的事情。”

或者,镜子、杂志、电影,以及后视镜里可能的跟踪者提供的仅仅是镜像,那么在现实意义上,我一样是不能闭上眼睛地看见了一切:缪丽尔闭上眼睛,注射器里慢侵充满血液;萝莉告诉我:“我该怎么改变这一切?于是我想,如果我做点什么,比如说,给耳朵穿孔,改变一下形象,染染头发,这世界就不会融化。所以我就染了头发,染成粉红色。我喜欢这种颜色。它能保持很久。我想这世界不会融化了。”因为吸可卡因上瘾,和瑞普斯宾去马里布买可卡因,而那个人的名字就叫死神,就像瑞普所说,“因为死神总是在的。”死神无处不在,死神就是每个人的名字。而当看见这一切,当死神无处不在,还有什么救赎?电视里的宗教节目无非是一种象征,“天父啊,让这些囚徒获释吧。他们,他们身处牢笼,教诲他们吧。感谢我主。让今夜成为解脱之夜。对主说,‘原谅我的罪’,你会感到无法言喻的欢乐。愿你杯中酒满溢。以基督之名,阿门……哈利路亚!”它一样提供娱乐提供消费提供虚妄的镜像现实。

但是,在这一切发生在回来的故事里的时候,对于我来说,似乎还希望寻找到一些东西,和布莱尔之间的爱情,是不是在分开四个月之后重归于好?我知道布莱尔还喜欢我,还保留着曾经在海滩俱乐部的美好,但是当回来,这种美好却变成了肉体之间的交媾,“我躺在布莱尔床上。地板和床脚全是毛绒动物玩具。”我在朋友面前说的是:“我跟布莱尔已经没关系了。我们已经结束了。”而当我最后决定回新汉普郡的时候,面对布莱尔的发问,我终于说出了“我没爱过”,彻底将一种所谓的爱情埋葬在肉体的世界里。

和父母之间的亲情,是不是还可以维持?父母在我眼前,但是他们本身就活在一种疏离的世界里,而我夹在中间似乎再没有回去的可能,于是,我想到了那年夏天的棕榈泉,想起了阳光和酒吧,想起了在一起的故事。但是充斥其中的还有烦闷,还有炽热,还有无法摆脱的压抑。不同字体插入的回忆里,祖母说:“我不想以任何方式死去”,于是两个月后祖母死了,“在漠边上一个空荡荡的医院房间里,一张高高的大床上。”不同字体插入的回忆里,大家说起的是一个十三岁小孩买海洛因,最后吸毒过量死了,说起父亲的生意伙伴死于胰腺癌,母亲认识的网球搭档刚做了乳房切除手术。不同字体插入的回忆里,是青春在无聊里的释放,“我和妹妹们会开着车半夜在沙漠里乱转,一边听佛利伍德·麦克或老鹰乐队,声音开得很响。”

十五岁已远,去年夏天的棕榈泉已远,四个月前和布莱尔的爱情已远,甚至真正的青春也已远,走进自己的小学校园,看见曾经像自己一样的孩子,看见曾经认识的老师,却不再打招呼;那架弹过的钢琴保存着一点记忆,“我弹过这架钢琴,同一架钢琴,在二年级的圣诞音乐会上。我又敲了几个和弦,就是当年我弹的曲子,它们在空荡荡的礼堂里回荡。”如今却剩下恐惧,却换来逃避,就像祖母的死,就像酒吧里的白化病人,就像日落大道的“就此消失”的广告牌,回来看见的一切都意味着从此消失,那个梦中反复出现的男孩,“还没死,横躺在火焰上,燃烧着。”也是我的一个噩梦般的镜像。

没有闭上眼睛而看见,记忆和现实,臆想和当下,以前和现在,其实根本无法分开,而当我决定要离开,有一种“回去”的决定,是不是可以将这一切放在身后?在离开的一个礼拜,反反复复听关于这桌城市的歌,呆在房间里看一个下午的电视秀,和朋友一起去穆赫兰道兜风,但是在走之前,一个女人被割开喉咙从行驶的车上扔下来,一个男子试图活埋自己因为“实在太热”而放弃——而那时,我的两个妹妹正在装溺死,“比谁死的时间长”。现实和游戏混合在一起,死在某种意义上去除了恐惧感,在另一种意义上却渗透进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同的字体是回忆是酒吧是海滩,不同的字体是“不知道人卖不卖”,不同的字体是“你是个很美的男孩。这才是关键”,不同的字体最后是“好像从未离开”,疯狂的派对,暴力而血腥的电影,色情的杂志,圣诞节吸飘了的状态,触目惊心的死亡事件,梦中被火烤着的自己,这便是十八岁的青春,便是回来的世界,死神无处不在,“没爱过”却成为常态,回来是为了离开,离开也是为了回来:

在那些场景里,我看到这座城市里的人被生活逼疯。看到饥饿贪婪的父母要吃自己的孩子。看到那些跟我一样大的年轻人,在柏油路上仰头张望,被阳光刺盲。即使在我离开以后,那些场景也挥之不去。它们那么恐怖,那么残暴,那么邪恶,几乎成为我很长时间里唯一的参照。在我离开以后。

神枪手迪克

编号:C55·2181014·1501
作者:【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著
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8年01月第1版
定价:38.00元亚马逊16.70元
ISBN:9787541143403
页数:272页

当12岁的鲁迪·沃茨用父亲的步枪“无意间”击中了对面楼里一名孕妇,作为夸夸其谈艺术家的父亲和年少的鲁迪对这一事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当父亲把它当作一次展现英雄主义的机会时,面对舆论的过度理解和司法的不公对待,鲁迪却选择了按部就班地工作,承担起家庭的责任,用戏剧来转移精神的困境,以保持“清醒”的心智……但在这一切的背后,他却发现,自己的人生并没有比父亲的少一些荒谬。不同的态度一样指向荒谬,或许,“我们依旧身处黑暗时代。黑暗时代——还没结束呢。”而这个黑暗时代就是谎言的时代,“如果我们瞄准谎言,又怎能击中真相?”而选择之不同只不过是一个词的不同说法而已:“这个词和肺鱼一样同属‘两栖类’,生于海洋,但也能适应陆地的生活。”


《神枪手迪克》:那么我打中的是虚无

鲁迪 对我和费力克斯来说,成长就是这样,在这过程中,父亲是缺失的,而母亲还一直认为父亲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吉纳维芙 但你还是很爱你的父母。
鲁迪 中性人不爱任何人,也不讨厌任何人。
吉纳维芙 (感觉毛骨悚然)你是个很奇怪的人,鲁迪·沃茨。
鲁迪 那是因为我就是那个杀人犯。

帷幕升起,帷幕降落。这是一个闭合的系统,剧名:复式公寓,人物:叫鲁迪·沃茨的我,我的哥哥费力克斯,费力克斯第三任妻子吉纳维芙,编剧:鲁迪·沃茨——当编剧和演员是同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又将这个闭合系统解构了?鲁迪·沃茨在里面演出,鲁迪·沃茨在后面指导,鲁迪·沃茨是被虚构的人物,鲁迪·沃茨是虚构他人的人,一分为二,意味着这个“复式公寓”就是一种双重的复式存在:它是虚构也是现实,它是舞台也是生活。

复试是融合还是分隔?费力克斯说:“你出门的时候能踢自己的屁股吗?”吉纳维芙说:“你就是有病!你全家人都有病.!谢天谢地我们没有孩子!”从踢自己屁股到全家有病,从全家有到“我们没有孩子”,戏谑变成了病态;吉纳维芙说:“对于你父亲的事我很抱歉。”鲁迪·沃茨说:“他没有杀过人。”鲁迪·沃茨的父亲奥拓·沃茨因为孕妇杀人案而被审判,最后关了两年监狱,但是传说最后变成了否定;吉纳维芙说:“你还是很爱你的父母。”鲁迪·沃茨说,父亲是缺失的,而且自己不爱任何人——最后的最后,一种奇怪的“中性人”综合了戏谑之后的病态,综合了传说之后的否定,变成了现实和生活中的唯一:“那是因为我就是那个杀人犯。”

但是当鲁迪·沃茨说出这个真相的时候,是不是拯救了已经死去的父亲?是不是把自己又推向了“神枪手迪克”的传说中?但是一个病态的“中性人”说出这句话,到底谁会相信?哥哥费力克斯还是激将让婚姻走到尽头的吉纳维芙?最后的对话在鲁迪和吉纳维芙之间,而吉纳维芙由此判断“你全家都有病”也成了一个真相,所以愤然离开费力克斯,而鲁迪自然成了这段婚姻的破坏者。人都害怕听到真相,但是真相是不是真的令人害怕?在“复式公寓”里的对话中,鲁迪和吉纳维芙提到了洗糖的浣熊,“浣熊会把糖放进水里,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洗。”是喜欢糖而去洗,最后的结果是:糖化了。当真相被说出的时候,于是有了两种面对的方式:一种是“你全家都有病”的病态归类,从害怕到逃避,另一种则是如浣熊一样,在洗糖的无知中让一切都变成了虚无。

第一种方法可以看成是现实的锋利性,第二种方法则变成了故事的虚构性,就像鲁迪,既在剧中又在剧外,即是演员又是编剧,于是这个关于杀人的故事既在现实里,又在虚构中。如果回到案发现场,是不是会消除“复式公寓”的双重性构筑,而成为一种唯一的存在?那一年鲁迪十二岁,父亲已经让他学会了射击,而且那天在米德兰枪支俱乐部的步枪射击场,鲁迪的射击很准,引起了众人的称赞,于是父亲将存放三百件古董和当代枪械的枪支室的钥匙给了鲁迪,让鲁迪去清理枪械。一把钥匙打开了门,其实就是打开了一个成人世界,而武器之于成人世界的隐喻就是可以操作,可以射击,可以拥抱欲望,就像对于那把春田步枪一样:“以前我只杀过鸡,现在我成了这些枪支弹药的主人,我可以尽情享受玩枪的乐趣了,可以想象甚至真的把春田步枪抱在怀里。它也喜欢被人抱着;它天生就是要被抱着的。”

那天哥哥费力克斯在火车站吻别了父亲和母亲,踏上了离开的火车;父母则在午餐时接待了美国总统的妻子埃莉诺·罗斯福,她正到米德兰市这个偏远地区军工厂鼓舞士气——当哥哥离开,当父母不在家,家里只剩下鲁迪一个人,世界完全向鲁迪打开,当我清理枪械的时候,那把枪却不慎走火,打中了一个名叫埃勒维茨·梅茨格的女人,她是《号角观察报》的都市版编辑乔治·梅茨格的怀孕的妻子,在自己家的二楼客房里用真空吸尘器打扫卫生时,被一颗子弹打中,“窗户上还留着子弹穿过留下的洞。”

一声枪响传来,似乎就这样打破了米德兰市这个偏远地区的宁静,也打破了鲁迪十二岁的生活。一种误杀?却带走了两个生命——梅茨格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死亡就这样降临,毫无征兆,却改写了许多人的生活。这是1944年的母亲节,也正是这个时间,具有了强烈的象征意义。梅茨格怀孕,她正迎来她作为母亲的身份,而在母亲节这天她被一颗子弹打死,母亲的身份空缺了,而肚子里的孩子在死亡时也不再有母亲。而射杀了梅茨格的鲁迪呢?抱着那把春田步枪让他拥有了一种成年人的感觉,但是那射出的子弹,也让他真正成为了男人——似乎是一种悲剧的开始,“子弹是一种标志,是我从男孩长成男人的标志,任何人都不会为标志所伤的。”

但是当偶然的子弹从枪械里射出,偶然穿过了空气,穿过了窗户,穿过了怀孕的肚子,把一个母亲和孩子推向死亡的时候,是不是变成了一种必然?死亡之必然,带来成年之必然,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了母亲,怀孕的女人不再成为母亲,杀人者也开始了十二生活真正的缺失,但是这个母亲节的真正意义在于荒诞地打开了如生命开始时的那个“小孔”,在任何偶然的过程里都会成为必然,而这种必然似乎也承袭了鲁迪父亲的某种命运,或者在一个意义上,鲁迪代替了父亲承担起擦拭枪支的责任,另一个意义,则是将未出生的孩子推向死亡,则是对于自我命运的代替。

“敬告还未出世的生命,敬告混沌虚无的灵魂:留心生活。”这是开篇的第一句话,明确地将生命定义为一种虚无,这是鲁迪的感叹?是谁打开了鲁迪生命中的这个“小孔”?又是谁将他的灵魂推向了虚无?当然是父亲和母亲,而在鲁迪的“小孔”未打开之前,他们的生命状态似乎也在混沌和虚无中。父亲奥拓·沃茨的老师奥古斯特·巩特尔教他画画,但是他的画作没有人认为画的好,后来父亲患上了淋病,十八岁的时候成为了夜夜笙歌、纸醉金迷的浪子,祖父母的别墅又离奇被烧,而那时他在学校里的同学中有一个叫希特勒的,他也画画,甚至最终两个人成了知心朋友——一种偶然总是伴随着他,母亲的愿望是穿上匈牙利的制度,在保卫中队中谋取一官半职,却未能如愿;和希特勒成为朋友,如果父亲那个时候掐死这个二十世纪最可怕的恶魔,或者让他饿死、冻死,那么就不会有后面的战争罪恶;帮助洗劫了港口的两个意大利烧火工人逃跑,父亲却成为了他们的“神”;用一块面包就俘获了来自富足家庭的十三岁姑娘,最终成为了自己的妻子——种种偶然的遭遇,却让父亲走上了一种必然之路,“基本上父亲所有的观点都来源于一战前他在维也纳认认识的那帮酒肉朋友,是他们的教育(不论正确与否)构建起了父亲的知识体系。”

这帮朋友当然包括希特勒,正是这个知识体系的构建,父亲和母亲蜜月欧洲旅行的时候买下了很多枪支,存放在了枪支室;给哥哥费力克斯找了一个德国裁缝,让他穿上了上面印有纳粹党符号和希特勒青年团匕首标志的制服;在米德兰市的家中挂上了纳粹旗帜,“他认为在德国建立起的新社会秩序能够拯救这个混乱的世界,希望美国也能建立这样的秩序,而他会成为美国的新闻发言人。”一切似乎就是为了一种新秩序的建立,而这种新秩序是父亲对于现实的某种反抗,当启蒙意义的画画被否定,当渴望当兵的愿望落空,他似乎变成了一个被忽略的人,所以让偶然变成必然,然给生活重新找到秩序,便是父亲存在的意义。

还有名叫西莉亚·希尔德雷思的那个女孩,费力克斯曾经喜欢这个学校里最漂亮的女生,邀请她去参加毕业舞会,而父亲却也喜欢上了这个女孩,似乎也是对于自己关于爱之缺失的弥补,也是一种新秩序建立的工具,“父亲的计划就是:身穿匈牙利保卫队陆军少校的猩红和银色相间的制服去见西莉亚。当然,带羽毛的黑貂高皮帽和搭在肩上的豹皮自然也是不会少的。”邀请西莉亚成了父亲的计划,费力克斯再次成为一种虚无,而当父亲说出:“有请特洛伊的海伦移步向前来索要这颗苹果,如果她敢的话!”听到了这句话的西莉亚终于将自己下了血本的衣服撕烂,“当费力克斯走近时,她一把扯下胸前的胸花,蹬掉脚上那双高跟舞鞋,穿着丝袜的脚、妆容精致的脸、内心的恐惧与愤怒让她看起来像从神话里走出来的人,她完全惊艳到了我。”因为在父亲的眼中,她已经变成了海伦,因为在父亲的计划中那颗金苹果意味着特洛伊战争的爆发——父亲仿佛已经身穿匈牙利保卫队陆军少校的猩红和银色相间的制服,奔赴了战场,和希特勒等好友一起着手建立新秩序。

米德兰市最美丽的女人西莉亚,不接受金苹果的邀请,其实是对于因为自己出身带来不平等的愤怒,一个白人,却因为贫穷生活在黑人区,似乎谁也看不起她,而她的美不仅没有让她得到所谓的尊严和爱,反而变成了制造战争的罪魁祸首,“她说她真想把自己的脸抓花了,这样就没人看这张与她的内在完全没有关系的外皮了;她说她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去死,因为男性对她的想法和他们试图对她做的事情让她觉得羞耻万分;她说她往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天堂去问问那些神,到底在她脸上写了什么,为什么要写在她脸上。”

军服、枪支、纳粹旗帜,朋友希特勒、金苹果、西莉亚,种种相关的秩序元素,又导向了另一种战争。而当费力克斯和鲁迪降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他建立秩序的一种手段,“它们是谋杀者。”不仅仅是指枪支室里的那些枪械,更是指父亲这个父权体系,费力克斯一生结了五次婚,鲁迪最后成为了无欲无求的中性人,也都在命运的虚无中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或者更可以说,是父亲的一种投影,让他们处在缺失状态中,他们让孩子出生,却让孩子虚无,这是不是一种谋杀?和警察莫里西杀了老巩特尔一样,充满了偶然性,是莫里西的枪不小心走了火,轰掉了巩特尔的头,而这个米德兰市的悬案最后变成了必然的谋杀,“为了不让莫里西的人生被意外摧毁,父亲那帮人把巩特尔的尸体扔到糖河里,让它顺流而下。”偶然就变成了必然,一种荒诞性被展开的时候,那里还有意外?

而当鲁迪手中的枪在母亲节那天杀死了孕妇梅茨格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是偶然,也是必然,是意外,却也是无法逃离的宿命。而当父亲为十二岁的鲁迪承担责任,“该负责的人是我!该责怪的人是我!”最终被关进监狱,以及最后的死亡,似乎都是父亲在赎罪,当鲁迪代替父亲擦枪而射杀了人,父亲最终要代替鲁迪承担责任,像是回归,其实是真正实现了冒险,就像在海地时,费力克斯说起父亲:“这对他来说,是生命中第一次真正的冒险,他要最大化地利用它。终于有点事发生在他身上了,他一定要竭尽所能地让它长久!”他认罪,他忏悔,他被投入监狱,他失去了自由,但是鲁迪并没有因为父亲承担责任而免除了处罚,父亲曾经帮助过的莫西里反而用手中的权力对鲁迪施威,把鲁迪关进笼子,涂上墨水,变成黑鬼,“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之前的信仰是多么愚蠢——我竟然相信这些警察是我的好朋友、是所有人的好朋友。”

偶然之必然,父亲成为了“父亲”,而鲁迪的遭遇变成了一个社会的荒诞,那幕社会荒诞剧也开始拉开了帷幕,当鲁迪被警察从牢笼里拖了出来,当陆地恐惧得奋力挣扎着,当鲁迪哀求:“那是个意外!对不起!我不知道!”在警察面前,梅茨格说的是:“上帝啊,世间就不该有人这种动物!我们不该过这样的生活!”而他在《号角观察报》上的声明中写道:“我们无法摆脱人类一闪而过的邪念,但我们能摆脱让邪念成真的器械。”偶然变成了邪念,即使一闪而过,也是一种武器,而这种武器观从最初的“父亲”体系,变成警察体系,又变成了舆论体系,总之是杀人,总之是邪恶,总之是要赎罪,而唯一的赎罪方式是:“在此,请允许我告诉你们一个圣洁的词:缴械。”

枪械是男人的象征,是征服的隐喻,是父亲体系的欲望投射,而当鲁迪从十二岁的一颗子弹变成了男人,他也获得了“神枪手迪克”的外号,但是命名的却还是体系,是那个最后把我送回家里的警官安东尼·斯夸尔。一方面一颗子弹宛如仪式让鲁迪成为男人,成为“神枪手迪克”,鲁迪似乎只有在这种命名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像当初的父亲,只有在身穿匈牙利保卫队陆军少校的猩红和银色相间的制服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己。但是父亲带来的战争,和鲁迪带来的死亡一样,变成了自我难以摆脱的荒诞存在。所以一方面鲁迪追寻着“神枪手迪克”的命名,另一方面却又必须去除自身的欲望,在一种有和无、戏谑和悲痛中变成这个病态社会的符号。

父亲年轻时身患的淋病,鲁迪十二岁时脑垂体发育问题,以及母亲的冻疮,似乎都是病态的象征,而当鲁迪成为一名注册药剂师,在药店里遇到了西莉亚,曾经的美人也完全是“牙齿残缺不全,面容衰老”的病人,她的生活已经变得不堪,精神变得疯癫,当鲁迪拒绝为她开药,她骂出的一句是:“你这个死胖子,纳粹混蛋!”曾经服毒自杀,曾经在剧中成为演员,最后要依靠药物才能活着,所以这是一个“滥用药物的时代”,鲁迪在教堂里思考,“我对自己说,母亲、费力克斯、哈勒尔神父和德维恩·胡佛等人其实就是一只大型动物体内的小细胞,根本没必要把我们当作个体来看待。”这个大型动物其实就是社会本身,每个人都是病态的细胞,而由这些细小的细胞组成的动物,当然也是病态的,米德兰市的中子弹爆炸就是病态生活最后被毁灭的象征。

但是,当鲁迪远离药物是不是在远离病态社会?“自从十二岁误杀事件发生之后,我再没喝过咖啡或茶,也没吃过药,任何类型的阿司匹林、泻药、抗酸药或抗生素我都没吃过。这对于一个注册药剂师兼市里唯一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药店里的常年夜班员工来说,简直称得上是奇闻逸事了。”不服用任何药物,不进入滥用药物的时代,鲁迪一样成为一个病人:从来没有和别人做过爱,即使曾经有那么一点喜欢过西莉亚,也早已泯灭了,“无欲无求才是为我、为我身边的人着想——不要有兴趣爱好,不要有目的动机,这样我就不会再伤害到别人。”变成了中性人,就不会因为爱上一个人而导致痛苦,不会喜欢枪械而误杀两个人,不会因为想要建立秩序而制造战争。但是这个我又是谁?或者,远离药物在某程度上也还是一个病人。

悖论世界里,其实就是无处可逃的荒诞,“生命没有结束,但故事主线已经结束了。”母亲在嫁给镇上最风流倜傥的富家公子后就戛然而止了,父亲在那个穿着制服奔赴战场的理想破灭之后就结束了一生的主线,而鲁迪在母亲节那天射杀了未出生的婴儿之后,也走向了终结,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神枪手迪克”也无非是被导演的一出戏剧,就像鲁迪成为编剧创作剧本,那个他描绘的加德满都,那个理想化的香格里拉,那个传说中的泰姬陵,完全变成了虚构,即使是费力克斯最开始前去的海地,这个唯一因奴隶起义成功而独立的国家,也是一个虚构的乌托邦——“序言”中一切的象征早就被写好了:那个球状艺术中心,“它象征着我六十岁的脑子。”海地象征着纽约,中性人药剂师在童年犯下的罪行,“也是我曾做过的所有坏事的象征”。而摧毁了米德兰市的中子弹事件,则是“源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狂热分子的幻想。”

“你知道吗?我们依旧身处黑暗时代。黑暗时代—一还没结束呢。”黑暗时代,甚至生命的“小孔”也不曾真正拉开,哪里有画着苹果的那一幅画,哪里有冷若冰霜的美人,哪里有缴械的圣洁,哪里有“神枪手迪克”——“反正我是神枪手,如果我对准的是虚无,那么我打中的是虚无。”

注视一只黑鸟的十三种方式

编号:S54·2180916·1500
作者:【美】华莱士·史蒂文斯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8年06月第1版
定价:49.00元亚马逊40.50元
ISBN:9787020135707
页数:301页

“在美国现代诗坛里,以一个保险公司的高级职员,在远离纽约的文艺界的康州小镇上居住,却意外地让自己的名字写进了文学史里。”直到临死的前一年才得以出版《诗集》,视写作为纯然私人的兴趣从未与文学界人士往来,这些都让华莱士·史蒂文斯以不同的方式 “注视”眼前的这个世界。《注视一只黑鸟的十三种方式》收录了史蒂文斯的诗歌八十三首,《飞行员的坠落》《灵与肉的残骸》《带东西的人》《市民卑微的死》《肚子里的鸽子》……这些诗歌基本贯穿史蒂文斯整个创作生涯,是其一生大部分重要诗歌的结集。这些诗显示出独特的审美的、沉思的哲学倾向,并且有一种完全原始的风格和感觉:异乎寻常、虚幻迷离,浸透着印象主义绘画的色彩光亮。与诗人生活的平静安祥相比,他的诗集呈现饱满、绚烂的色彩,焕发出一股令人激动和兴奋的能量。为 “蓝色花诗丛”系列之一。


《注视一只黑鸟的十三种方式》:是否有一首诗从未抵达词语

因为幻想曲缺位,没有更多的含义,与它们在耳朵
最终的发现物相比,与事情本身相比,
只是,最终,那喊叫与一切都毫无关系。
——《一个细节的过程》

叶子们在喊叫,在被风吹扫的时候喊叫,在 “充满冰的暗影和成形的雪”的冬季喊叫,而且不是一片叶子的喊叫,但是那个应该被听见喊叫的人在哪里?那个感觉到了 “给予生命者的生命”的人在哪里?甚至,仅仅提供了耳朵的人在哪里?

喊叫也一定在一本书的内部,也是在冬季,也是风吹扫的时候,却也是不被一个人听见。缎绸面的书已经翻到了284页,再往后,只要看见了《春天的鸽子》,只要读过了《两封信》,只要感觉到了《本地的物件》,只要进知道了《晴朗的天和无记忆》,仿佛就可以合拢了,仿佛冬天已经被翻过了,仿佛晴天已经光临,最后是《仅仅是存在》的故事:棕榈树在心灵的末端,金羽毛的鸟鸣唱着一首陌生的歌,最后羽毛垂荡,在没人知道 “幸福和悲伤的理由”中消失。是的,没有听见叶子们的喊叫,没有听见金羽毛的鸟的鸣叫,仅仅是存在的,那些人,那个人又在何处?

284页的迟疑,是因为陌生,是因为不被看见,史蒂文斯是谁?他的全名是什么?那些诗作于何时? “蓝色花诗丛”仅仅是一个系列,当一个陌生的人翻开第一页,翻到284页,直到最后读到《仅仅是存在》,作者似乎也是缺席的?一种编排上的疏忽,还是像《一个细节的过程》一样,是让 “一个人远离着”?叶子们在喊叫,是因为 “幻想曲缺位”,而当没有了幻想曲, “那并不是一种引起神的关注的喊叫,/也不是趾高气扬的英雄们的腾云驾雾,不是人的喊叫。/是不能超越它们自身的叶子的喊叫”?不引起神的关注,不和英雄们有关,也不是超越它们自身,一个作者仅仅是名字,是不是 “仅仅是存在”?

却叫华莱士·史蒂文斯,一个名字就是一声喊叫,当最后变成了叶子们的喊叫,如何抵达最后的作者?喊叫可以被听见,可以注解在叶子细节里 “史蒂文斯,美国二十世纪最主要的美国诗人,第一本诗集《风琴》1923年出版,流露出英国浪漫主义恶法国符号学对他的影响,现实了他对审美哲学的倾向,从此,史蒂文斯在法律和商务圈之外又有了另一个身份:诗人……这是一种知识?一种常识?是不是和叶子的喊叫一样,可能会 “引起神的关注”?可能会 “超越它们自身”?那么,史蒂文斯的喊叫,诗歌的喊叫,作者的喊叫,是可以缺席的,还是必须存在的?

仿佛是一种悖论,叶子们的喊叫发生在 “一个人远离”的时候,那么和史蒂文斯一样,完全可以忽略他的出生,他的经历,他的身份,仅仅是存在,在幻想曲缺位的情况下,没有更多的含义, “最终,那喊叫与一切都毫无关系”;但是,当幻想曲缺位,当人没有听见,叶子们只在自己 “事物本身”里喊叫,谁能感觉到 “生命者的生命”?谁能区别喊叫的叶子和不喊叫的叶子的区别?谁能定义一个冬天的细节?

悖论其实是关于另一个问题:事物本身是不是独立的?当那种变化发生的时候,谁来关注细节?一个作者写下诗歌,是需要有人读诗,叶子们喊叫,是需要看见细节,在这个意义上,诗歌和冬天,所有的事物都有一个观察者,而这个观察者之存在,就是证明了知识、常识、感觉、生命的意义。这是一个对位的关系,第一首《土里土气的逸闻》就把这种对位推向了哲理的高度,公鹿们啪嗒啪嗒走过俄克拉荷马,遇到了一只毛发树立当在道上的火猫, “向右转,/因为那只火猫。//向左转,/因为那只火猫。//向右,向左,/仍然/毛发竖立挡在道上。”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火猫总是横在前面,这一种对位无处不在,似乎公鹿们的行走都在火猫的阻挡有关,从反过来说,火猫毛发竖立也在公鹿们经过时才有意义,不可消弭的对位关系,其实是提供了在场全部的意义。

但是,对位却轻易消除, “后来,那只火猫闭上它明亮的眼睛/睡了。”闭上眼睛,看不见公鹿们,也就取消了对位,公鹿们是公鹿们,火猫是火猫。但是当对位消除,那睡着了的火猫是不是安全地返回了自身?返回自身解构了在场的在场,它是不是从此像叶子们的喊叫一样, “与一切都毫无关系”?史蒂文斯似乎想从这种对位的取消中发现事物本身,《一只兔子做幽灵之王》里他说: “草里全是//全是你自身。周围的树是给你的,/夜的整个的广阔归你,/一个自我触及所有边缘,”你是可以容纳夜之四角的自我,就是事物本身,所及即使被托起在高处,也无非是一个空间里的雕刻, “而那只小绿猫是草里的一只甲虫。”《美人处世的花束》也是事物本身,不管是叶子的鲜嫩,色彩的华而不实,都出自于光和露珠的变化,最后, “如果她无处不在,/那么她对于他,各处皆不在。”《黄颜色的下午》,泥土中的事物也是 “他自身的底部”,那个是我,这个是主教,被分得清清楚楚,而最后只有自身触及了自身。

自身触及自身,也有对位,但是并不是公鹿们和火猫的冲突,也不是因为睡了而取消,它也是内部本身的变化,就像《蛙吃蝴蝶。蛇吃蛙。猪吃蛇。人吃猪》一样,题目的变化中其实就是将一切都回归到自身意义, “似乎要在他寡淡的存在上哺育它们自己,/就像这些猪一样的河流,在它们/向着出海口的流动中哺育它们自己。”所以,《秋天的副歌》响起的时候, “寂静在这个音调中,它的一切都在其中,/寂静都在那个凄凉的声音的音调中。”在自己的音调中,甚至 “一切事物的寂静不复存在”,因为寂静就在寂静里。在这样一种只有事物本身的结构里,到底谁破坏了完整性?或者说,叶子们的喊叫是被谁听见了而赋予了生命的意义?

华莱士·史蒂文斯:他仍渴望至善至美

《带蓝吉他的人》来了,蓝吉他发出了声音,音调制造了空间,看起来 “那蓝吉他/变成了事物之原样的地点,/那个吉他诸感官的组建”,而我变成了一个 “躬身于/箭一般、静寂的弦”的影子,蓝吉他制造音调是不是一种必然? “一个事物的制造者正待被制造”,等待被制造,制造就是创造新的场,于是寂静会被打破,音调变成人为的声音, “岩石上的常春藤慢慢/变成了岩石。女人们变成//城市,儿童变成了田野/而波涛中的男人变成了海。”这一切是什么?是 “合唱制造的假象”,打破了寂静就在寂静里的秩序,打破了蓝吉他就是蓝吉他的本身,打破了音调就是音调的原样,所以一切的合唱都是因为那个影子,那个我,那个 “带蓝吉他的人”,所以最后的疑问是: “蓝吉他是一个模具”?梦不再是梦,诗歌不再是诗歌,在假想的想象中, “事物上有一个空缺”,事物成为 “我们如是说”的事物, “要说一个面具它就像一个面具,/要说另一个它就像另一个”。在这种被创造的音调中,在假想的合唱里, “在白天我们该忘记,除了/那些时辰我们选择了弹拨/想象的松木,想象的鲣鸟。”

想象和制造,如《俄罗斯的一盘桃子》一样, “此种凶残能够把一个自我/从另一个自我中撕裂出去,就像这些桃子那样。”撕裂开去,是取消了同一性,在一种变化中丧失了事物本身,但实际上,这种变化无处不在,这种制造总在发生,史蒂文斯总是在数字中体现那种变化,体现被撕裂的感觉,那里有 “六个有意义的风景”,那里有 “注视一只黑鸟的十三种方式”,那里有 “五的太阳,六的太阳,/它们都平平常常,/还有七的平平常常”的《固定和弦之歌》,甚至威廉斯的 “一个主题”也可以制造出 “细微差别”:古老的星在孤零零地闪耀, “不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的变化是 “半人半星”,可以是早晨的吐火女怪,可以是报信者,可以像一个寡妇的鸟, “或是一匹老马”。

多义之存在,是为了探索一种意义: “一个老人坐在/中国一棵松树的/影子里”是有意义的, “黑夜的色彩/是一个女人手臂的颜色”也是有意义的, “我靠着一棵大树/测量我自己”是有意义的,最后月亮、星星成为 “理性主义者”也是有意义的。而那只黑鸟,是雪山中唯一在动的东西,是哑剧中的一个小片段,是曲折变化的美,是穿过心情的影子,二十座雪山,三颗心灵,变化着,而一切只不过是被制造的假象:

他乘着一辆玻璃马车
驶过康涅狄格。
突然,一种恐惧慑住了他,
在恐惧中他误把
他的马车的影子
当成了黑鸟的。

于是黑鸟在飞,于是黑鸟越过了视线,于是黑鸟模仿着哨音,于是黑鸟坐在 “天在下雪/并且正要下雪”的下午,而 “下午都是晚上”——十三种方式,是十三只黑鸟,是十三种想象,而其实一切只不过是模仿,只不过是合唱制造的假想,因为,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一个。/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和一只黑鸟/是一个。”十三只黑鸟只是 “一个”,和男人、女人一样,以及一起,都是一个,都是自身,所有种种的变化,种种注视的方式,都回到了原样,那么这种变化是事物的必然,还是想象的虚构?其实,当叶子们喊叫,当人远离,一种对位的取消,是为了自身的矛盾空出位置,无论什么变化,无论什么想象,是要在抵达 “知识”中成为其自身,也就是自身内部的对位,才能揭开一个世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取消了华而不实的变化,取消了合唱制造的假想,是在自身的矛盾张力中达到 “同一性”。

也是冬季,也是生命的感觉,大地之声制造着 “同样的风”,而那个雪人一直在其中,他成为 “处处是同样的风”的一部分,或者成为冬季自身,所以他是 “不在场之无和那在场之无”,不在场和在场,甚至无和有,也都是同一的,就像秩序和无序, “甲、一种暴力的秩序是无序;而/乙、一种伟大的无序即是一种秩序。这两者/其实是同一。”就像肯定和否定, “在最后一个否定之后一个肯定到来/未来的世界立足此肯定之上。”这是 “本质的统一法则”,这是 “真理的一个因素”,这是自身的话语——它们在内部变化,它们制造的是事物的同一性,它们更在里面相互依赖, “性质对立的两个事物似乎相互/依赖,就像一个男人依赖/一个女人,白天依赖夜晚,想象/依赖现实。这是嬗变的根源。”

所以,在去除了那些合唱制造的假想之后,史蒂文斯并不是要否定想象的意义,否定同一的可能性,而是在一种内部的变化中接近 “嬗变的根源”,接近真理,接近本质,而这就是 “心灵永不满足,永不。”于是,《这是圣·厄休拉夫人的肖像和一万一千个处女》中,一畦小萝卜和鲜花组成的祭品 “未被记载在任何书中”,但一样能奉献给上帝;于是《一个士兵之死》中,死剥夺了肉体,但是即使风停了, “而经过整个天空,/云,仍然/朝着自己的方向去。”于是,《有负鼠,没有小甜头,有马铃薯》的世界里,衰败不是残忍,是可以接近 “善的认知最终的纯净”;于是,《飞行员的坠落》中, “深度,自然的雷电,维度,这些我们/信奉的并无信仰,也超越信仰。”

同一预留了 “超越”的可能,所以它必须变化,它必须改变,变化制造了 “一个世界的新鲜感”, “那是我们自己的,/那是我们自身,我们自身的新鲜感,/而那必要性和那呈现//是擦拭一面我们往里窥视的镜子。”改变形成了新的时间, “而如果有一个小时就有一日,/就有一个月,一年,就有一个时间/其中威严就是自我的一面镜子:/我无,但我是,正如我是,所以我是。”而这种超越便是在内部对位的基础上的升华,理性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约束,知识和常识只不过是一种固化:

然而想象力的缺失使其
自身被想象。那个大池塘,
它的常识,没有映照,叶子,
淤泥,水像脏玻璃,表达着

一种勉强的沉默,一只老鼠出来看的沉默,
一个大池塘和它残败的荷花,所有这些
应该被想象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知识,
必要的知识,因为一种必要性要求。
——《事物的常识》

史蒂文斯似乎确有所指了,不是因为众声的合唱而取消了意义,而是合唱制造的假想让 “事物上有一个空缺”,不是因为华而不实的变化而取消了改变,而是把 “是”当成了 “好像是”,也不是因为事物必须树立起对位才丧失了同一性,而是要在打破固化的理性主义之后走向真正的感觉和隐喻: “我们对这些东西的感觉改变了,东西改变了,/是在隐喻中改变,而是在我们对它们的/感觉中。所以感觉胜过所有的隐喻。”事物新的认知,是 “并非有关事物的想法而是事物本身”,也只有在这种新的认知中,一首诗才可以抵达词语,一个诗人才可以避开我们,一个世界才呈现一个世界的方式。而这个世界之敞开,在同一性的对位中,在升华的信仰中,在事物本身中,才有痛苦之后的崇高,才有伤口之后的信仰,才有咒语之后的合唱,才有在 “邪恶的美学”里看见的诗人:

他居于
一个尽善尽美之初,但仍渴望
至善至美。

不可能性

编号:B83·2180916·1499
作者:【法】乔治·巴塔耶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10月第1版
定价:35.00元亚马逊30.40元
ISBN:9787305189364
页数:186页

“诗令夜晚向过度的欲望敞开。被诗劫掠过后的夜晚在我身上是对某种拒绝——对我超越世界的疯狂意愿——的量规。——诗也超越了这个世界,但它无法改变我。”放弃了理性地穷尽所有可能性的打算,是一种 “失明”,那么在诗歌的开放中出现的疯狂会带来怎样的可能性?。《不可能性》为法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乔治·巴塔耶论及诗歌的一部重要著作。全书由三个文本构成,分别是《老鼠的故事》《狄安努斯》《俄瑞斯忒斯纪》。这些由日记、小说、诗歌、文论等不同文体混合而成的文本,晦涩难懂,其意义难以把握。在色情而暴力叙述的外表下,巴塔耶似乎围绕 “不可能性”这一核心观念论述了其对于诗歌的看法。他认为 “唯有欲望与死亡的极端性才能让人获得真相”, “只有仇恨才能抵达真正的诗”,而诗 “不是一种对自我的认识,更不是对某种遥远的可能性的经验”,诗的目的在于通过词语,召唤 “那些无法企及的可能性”,召唤不可能性,如此诗才具有反抗的暴力。


《不可能性》:我与诗一起进入坟墓

那一刻,欲望(因友谊而加倍的焦虑)得到了如此完美的餍足,我由此而绝望。
——《第一部分 老鼠的故事》

狄安努斯日记,第一本日记,第二本日记,这是确定的文本; “我”和神父A、女人B,是确定的男人和女人;那一刻,所有的关系都在展开,是确定的时间;确定而成为必要,会在老鼠过街的时候,掌控住所有的一切,甚至,连那一刻由大腿根或乳根而拥有的裸体温柔,也触及到了无限。但是,无限的背后,真的也是确定的存在?无限到底会不会通向有限?

似乎就有了两种状态,欲望在无限中得到了满足,裸体世界仿佛是进入到了那个风月场所,所有的女人都脱去了衣服,在只展现自身肉体的情况下,欲望散发着它原初的味道,所以那一刻可以得到完美的餍足,它触及无限;但是,当这无限是通过有限而产生的,不管是全裸的风月场所,还是欲望展现的尺度,在脱去衣服的那一刻即是终结,它将以逆向的方式回到原点:女人们会穿上衣服,会离开风月场所,会让我一个人留在那里,空空荡荡——有限趋向了无限,无限返回了有限,而有限之后的空空荡荡,又变成了无限,所以 “我由此而绝望”便再次成为一个探及底部的状态,它是一种停滞,一种终结,一种被确定的有限。

但是,这个令人绝望的时刻产生,除了 “我”作为记载日记的狄安努斯是一个确定的人之外,至少保留了两种不可能性:A和B。一种字母,一种缺省,赋予这两个字母的是 “耶稣会士”和 “赤裸的女人”这两个身份之外,似乎再无其他。如果从狄安努斯的日记里找寻线索,A可以延伸出以下的特点,身体又瘦又长,涂过圣油,也喜欢脱了神袍而成为赤裸的人,当然最主要的是在教堂里讲述和上帝有关的真理;但是在 “我”看来,他却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 “已经习惯最疯狂的可能性,并看透了一切……”他深入研究必要性的生活长达十载,但是却缓慢学习如何伪装,如何令精神脱节,实际上他是一个冷漠的男人, “像僵尸般的。”

同样,从日记的部分叙述来看,B也有确定的属性,一个性感的女人,总是用赤裸的方式出现,仿佛在展开身体的过程中 “触摸”了真理。A和B都曾经独自居住,他们确定的生活和身份,其实在 “我”面前慢慢变成了一种含混状态, “甚至经常,我们三人像疯子一样笑成一团。”这是一种不可能性的开始:曾经独自居住的A和B,不停令我着迷的B,记忆中A注视着赤身裸体的B……在这个含混的关系里,其实当被 “我”记叙下来的时候,中间人物必然变成了我:我迷上了B,无论是肉体还是她的经历, “我想象一根巨大的钉子和她的赤裸。”当那一刻用大腿根和乳根触及无限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我的想象?是的,B总是在我的想象中存在,就像我在风月场中靠裸体而迷失,靠迷失而达到高潮。而这一种想象之出现,便是缺省的弥补,或者说是一种不可能性导致的仇恨。

“我是个不幸的人,一个孤独的残疾人。”残疾是身体上的缺省,它无法抵达一种正常的状态,所以到处是不可能性,在这种不可能里何来满足,何来欲望的释放?在妓院里脱去女孩的衣服,以及酗酒,都是一种迷失达到的高潮, “我跟我的朋友不同,我嘲笑一切规矩,从最低级的事物中获得乐趣。”在我看来,正常的欲望满足就是一种规矩,一种秩序,所以嘲笑也成为抵达高潮的方式之一。但是在对B上,我却一直把它命名为 “爱”——超越欲望,超越身体,向着真理之路前进。

悖反就是这样出现的,当我把和B的感觉命名为爱,却又被B从爱的世界里剔除,B的逃离便构成了我的无力感, “无论如何她都会逃离我,因为我身上最病态的一点是,我希望她这样做,希望我的爱足够不幸。”而这样的做法,我却给予了某种合理的解释,因为我注定是被她蔑视的,蔑视和失望,与我想要的爱和善意构成了一种逻辑关系,那就是, “她曾想从我这里获得不可能性。”不可能性的存在是一种合理性,就像绝望返身而成为深渊的底部,爱而转变为厌烦,它们总是相辅相成。

B的爱是她想要的不可能性,B的离开是不可能性变成必然,而在B离开之后,这种不可能性会向何处发展?六天的沉寂之后寄来的那封信,是B的一个必然的决定: “有点受伤,我用左手写的。”还有噩梦中的场景,还有那一声 “再见”,还有 “吻一下神父”。神父A说起了在公寓里和B在一起的情境,他们是在街上搭讪之后回到公寓的,穿着僧袍,喝了点东西,然后像信中所说到的那个吻一样,成为 “感官的极度混乱和假装的灵魂升华”,在A的讲述中, “B被魅惑,触摸了他的真理。”是脱去了一切外在遮挡的魅惑?还是表达本真自我的真理?那一刻就这样发生了,然而在我的世界里,那一刻完全变成了一种戏谑: “这两者的结合逗乐了我们,他像酒精一样令我们着迷。”

这种着迷是不是和B在我身上想要获得的不可能性一致?不可能性其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和我的残疾,和B的裸体,和A的谎言一样,构成了缺省的状态,但是B的离开和A的公寓,以及戏谑的结合,对于我来说,造成了另一种可能性: “爱到这种程度就是病了。”我说自己喜欢生病,把爱当成生病的状态,是一种可以抵达高潮的迷失,它一直是我趋向于欲望的解决方式,但是当B和A在一起,这种爱似乎就真的变成了病:病而恶化,便是死亡,而我从来害怕死亡——喜欢生病和害怕死亡之间构筑的矛盾,就成为B和A对我的矛盾,前者是不可能性,后者是仇恨, “我害怕死亡,我爱,我以各种方式承受折磨:于是我抛弃我的痛苦,然后说它们在撒谎。”

爱和死亡构成的就是 “无意义的意义”,它是梦境,是火焰,是大笑,甚至成为最顶端叫做 “哲学”的东西——不是肉体之爱,不是宗教信仰, “归根到底,这个意义不就是每个特殊存在的意义吗?特殊存在从其本质说是其他一切存在的无意义,不过唯一条件是这个存在对延续生命的行为不以为意。”但实际上,这样的哲学依旧是含混的,它甚至是用戏谑的方式解构A和B之间关系,或者是这样: “甚至经常,我们三人像疯子一样笑成一团。”或者是这样: “我狂热地拥抱她,我们的嘴唇碰到一起。”或者是这样: “我写作的理由是触及B。”

B已经不在场了,她在我的书写里,在我的想象中,甚至在我设置的场景里, “在这由无能构成的迷宫(四面八方是谎言),我忘记了拉开帷幕的时刻。”那里的N掀起裙子,那里的E在镜子里笑,而我冲过去, “吻住嘴唇,乳房从裙子里蹦出……”夫妻关系的N和B,以及一个我,正像魅惑的A和B一样,成为我日记里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如何通向真正的不可能性? “这焦虑要求一种可能性,既吸引我,又令我害怕。”不可能性其实是一种绝望的前奏,它会演化为仇恨,继而成为一种暴力。B在我身上想要获得的不可能性在离开中变成了对我的仇恨,在那一个吻里变成了暴力,而我对于爱的不可能性,在日记中变成了仇恨,在那一个讲述的故事里则变成了关于老鼠的故事的暴力:死去的X曾在旅店里用别针戳穿老鼠的心脏。

老鼠一开始是不可能性的象征物,它是无法掌控的,但是X却轻易将它捕获。,并且戳穿了心脏,满足了暴力的欲望, “极端的奉献是虔诚的反面,极端的邪恶是快感的反面。”实际上这种暴力的邪恶就是在解构一种确定的东西,比如信仰,比如爱,比如哲学, “我还看到哲学思考是如何叛变的:它无法回应期待,因为它只有一个确定的对象——对其的定义建立于另一个被预先界定的对象上——以致与欲望对象相对立的哲学对象从来只表现出漠然。”所以只有在暴力中,这种哲学对象的漠然才会消失,也只有解构了信仰、爱和哲学,在逻辑之外建立的世界才可能有一种叫做真相的东西——神父A是信仰的符号,B是爱的象征,所以他们必须在我的暴力书写中才能抵达真相——欲望和死亡构筑的真相。

暴力的世界是大雪沉睡的夜晚响起的爆炸声,是A在寒冷中撕掉了B的衣服让她赤身裸体,是书写中说到B的父亲狠狠打了她……以及死亡的降临, “而且自然地,赤裸是死亡一—而且尤其因为裸体是美丽的,它‘死’得更为透彻!”死亡变成暴力的最终极形式,它几乎构成了我追求不可能性的唯一办法, “导致我开始想象整个城堡是否都已被死亡笼罩。”A宣布父亲的死讯,同一群乌鸦是B的父亲,而我将一种乱伦关系将B和死者连在一起, “B,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已经成为两个怪物的牺牲品”——以及闯入的N|E和D,也在错综关系里走向暴力式的死亡。

而且,死亡也制造了上帝的缺席?谁来结束暴力,上帝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信仰是永恒的? “我周身散发死亡的温柔,我确信存在一种忠诚”,当我确定赤裸也是一种死亡的时候,连同欲望的不可能性都在这身体的秘密中成为暴力世界的一部分。实际上,这种消融爱和信仰的暴力解决方式,依旧在含混中,A和B,神父和女人,在我的身边出现,在我的身边虚构,是不是存在着一种可能:我就是A?

《狄安努斯日记》中的 “我”终于在《狄安努斯》中成为一个第三人称,而这个第三人称在 “阿尔法主教的记事簿”里——我是阿尔法主教是A?狄安努斯是D?那里记着: “想象一下E背叛了你(你希望只是肉体出轨),现在又因对一个死人,D的爱而自杀!”那里的E在湖边游荡选择自杀,那里的一切都是爱的背叛和生命的死亡。

谁是谁其实并不重要,身份也不重要,身体之残疾与否也不重要, “几乎没有人能避免现在将我囚禁的处境,时间早晚而已;我所产生的疑问,没有一个是生命和生命的不可能性不曾向他们中的每个人提出的。”每个人都在不可能性里,都滋生了仇恨和暴力,甚至都走向了最后的死亡,但是这里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死亡能不能让我们找到真相?或者说,我们在不可能性里是不是还有一种投降之后的统治权? “生命的真实无法与它的反面分开,‘意义的迷失’将我们带至与之相关的幸福。因为我们无法分辨死亡与生命无尽的回光返照之间的区别:我们依恋死亡,正如一棵树通过树根隐藏的网络依恋土地。”意义的迷失,是不可能性的存在,它打开了一条无意义的意义之路: “所以我们只有在模棱两可状态下才能理智地生活。而且,不幸与快乐之间永远不存在彻底的区别:徘徊着的不幸意识始终在场,甚至在恐惧中也在场;可能获得快乐的意识也没有完全被取消,是它令痛苦急剧增加,作为补偿,也是它帮助人们忍受折磨。”

A和B消失了,E和D消失了,狄安努斯的日记消失了,阿尔法主教的记事簿消失了,那个老鼠的故事也消失了,从一种虚构的文本里出来,我便成了乔治·巴塔耶, “现实主义在我看来像个谬误。唯有暴力才能摆脱现实主义经验的贫瘠感。唯有死亡和欲望拥有压迫人的力量,切断人的呼吸。唯有欲望与死亡的极端性才能让人获得真相。”所以从现实开始,从虚构开始,最后在那种谬误中发现了暴力,发现了仇恨,继而寻找欲望和死亡里的真相。在巴塔耶看来,生命就是一场赌博, “像一颗骰子一般,被掷在转瞬即逝的种种可能性的场域上。”可能性就意味着不可能性,无论是可能还是不可能,都是一种法则之外的存在,理智、信仰、哲学、形而上,都是具有自己的法则,而不可能性就变成了诗: “真正的诗在法则之外。但是归根到底,诗接受诗。”

法则之外,不是取消自己的位置,而是留着无意义的位置,这个无意义从不可能性出发,穿过仇恨,穿过暴力,穿过反抗,在一种 “空”中书写出意义,而只有诗享受这种荣誉,它是超越自身的存在,超越自然的存在, “诗不是一种对自我的认识,更不是对某种遥远的可能性(对之前不存在的事物)的经验,它仅仅是通过词语,对那些无法企及的可能性的召唤。”所以逃离而寻找,所以无意义而意义,所以不可能性而可能性,所以空无而真相,所以死亡而新生: “我与诗一起进入某种坟墓,其中可能性的无限性诞生自逻辑世界的死亡。”

于是,扔出骰子,于是,面向死亡,于是,撕碎衣服,于是,颠覆规则,于是,跟着巴塔耶一起读出这首用一个句号的终点作为标题的诗:

夜晚是我的裸体
星辰是我的牙齿
我把自己扔到死人堆中
穿着雪白的阳光。——《我把自己扔到死人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