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的精神分析

编号:B83·2210423·1745
作者:【法】加斯东·巴什拉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9年08月第1版
定价:25.00元当当11.50元
ISBN:9787100167789
页数:113页

“火与其说是一种自然存在,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存在。要弄清这种观点的依据,无须发挥火在原始社会所起作用的论点,也无须强调保持火不灭的技术困难,而只要对文明精神的结构和教育进行研究就足以作出积极的心理分析。”《火的精神分析》为巴什拉诗学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部诗学论著中,巴什拉用传统哲学和古典宇宙论的物质要素的符号标出想象的不同类型。在想象的王国中,可以规定一种四元素的规律,这个规律按照与火、空气、水和土的关系排列不同的物质想象,这论证的是建立在理性心理学基础上的想象理论。对火进行的精神分析是证明巴什拉的科学精神的具体应用,他通过对火的分析,希望把知识与物质的想象统一起来,把诗的遐想与科学的理解结合起来,从理性精神分析的角度对普罗米修斯情结、恩培多克勒情结等进行分析,描述了火从原始形象到生死本能精神的发扬,再到火象征的光和热对人的灵魂的启迪和升华,直至最高的火的纯洁化的生命高度的过程。


《火的精神分析》:统一体内部没有诗

透过你双眸上方的浓密睫毛。
露出火一般要吞食的光芒,受火启迪的杰作,还有灰烬中的天堂。
——保尔·艾吕雅

火被点燃,火在燃烧,火化为灰烬,这是关于火之燃烧的全过程,燃烧而成为灰烬的火也只是一种物的存在。客观物的火,本身就具有了客观性,在燃烧的化学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物质,旧和新的变化,也都是在客观世界里演变。但是,当作为物质的火在这一客观现象中被认识,无疑就形成了主体和客体的认识结构,而要赋予这一结构某种科学精神,似乎就必须发现它的辩证法。加斯东·巴什拉说,火是最具辩证性的,当它燃烧而被意识到燃烧,它就已经开始冷却,当它被感觉到强度,它却要被减弱,这一辩证性的变化来源于那个认识火的人,那个在火面前的行为人。

但是,当认识和行为,火其实已经被人的自身行为所影响,或者说,火在泛灵论的深处已经具有了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带来了我们对于光和热的遐想,“热是实体富足和长在的最好佐证;只有热才赋予生命的强烈、存在的强烈以直接的意义。”也就是说,热的东西就是富有生命的东西,火让我们找到了它的辩证法,但是这种辩证法却是火自身不知的,“人们可在自身行动中或在憩息中,在火焰中或在灰烬中找到天堂。”于是在我们自身行动中,诗人保尔·艾吕雅写出了这首诗:睫毛下方的双眸发射出火一样的光芒,它像要吞食一切,火在燃烧,火照亮了爱情,最后在“灰烬的天堂里”维持着不灭的激情和愉悦之感。

巴什拉引用保尔·艾吕雅的诗,其实就是赋予了火一种诗意,而这种诗意对于火来说,是“自身不知”的,而对于行动的人来说,也是超越了“意识到燃烧,这等于冷却;感觉到强烈度,就是在减弱它”的辩证法,因为诗人是在做一种图解,这种图解表达着火的隐喻意义,在寻找着它的对应性,甚至在同纯真的理想、自私的理想决裂中引起了力量和统一结构的分解,于是其中出现了关于具有创造力的生命问题:“如何具有前途而又不忘却过去,如何使激情发扬光大而不冷淡下来?”这个关于创造力的生命问题也成为了诗歌精神的创造力问题,巴什拉认为,想象胜于意志,胜于生命的冲动,它是精神创造力的化身,或者从精神上来说,我们是由自己的想象创造出来的。我们由想象创造,如火一样,在辩证法中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是热的东西也是富有生命的东西,辩证法成为“唤醒沉睡的呼噜巨响”,它在解构一种统一性中产生了诗,因为,“在统一体内部作不出诗来:独一性没有诗的特性。”

从火的燃烧到火的灰烬,从火的热度到诗歌的生命,巴什拉从火的辩证法到诗的辩证法,并不是在热情、生命、天堂和想象中取消火的客观性和科学精神,而是在否定一种不被认识的最初感觉,点燃的火,献身的火,毁灭他人的火,自我毁灭的我,火都不再是最初看见的现实,它们解构的是不从辩证中找到的诱惑,而这种最初的诱惑不是根本的真理,它扩展为一种非创造的诗的精神,而恰恰是这种诗的精神和“无声的科学精神”相对立产生了危害,“客观态度从来没有能够实现,而初次的诱惑具有如此之大的决定作用,歪曲着最机敏的精神,并且把这些精神带回诗的家园。”因为遐想代替了思考,诗歌掩盖了真理,被扩展的诗歌精神代替了科学精神——或者当我们转向自身时,就已经背离了真理,当我们进行内心体验时,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客观经验,“对火的感知——也许更甚于对其他事物——仍含有严重的纰漏。”

对统一体解构而带来诗意的诗歌,里面有着和火一样的辩证意义,仅仅在自身有关的遐想和体验中形成的诗歌,只不过是歪曲了的火,所以巴什拉要在对“火的精神分析”中完成对有关火的心理问题的探究,以此“使精神从幸福中痊愈”,“使它摆脱最初事实所造成的自我陶醉,并且赋予它其他的保障而不是占有,赋予它信念的力量而不是热情和兴奋,总之,是一些并非火焰的证明。”摆脱最初事实造成的自我陶醉,巴什拉还是引用保尔·艾吕雅的一句诗:“不应以我之所是看待现实。”因为根源并不纯洁,最初的事实不是根本的真理,最初的印象带来的危险和取悦黏着力的危险、任意遐想的危险,都是对科学知识形成的危险,所以巴什拉说:“只有当人们首先同眼前的客体决裂,只有当人们不受最初选择的诱惑,只有当人们制止并否认了产生于最初观察的思想时,科学的客观性才可能实现。”而当一个人,在炉火正旺的时候坐在家中孤独思考,他如何在对火催眠式的观察中发现最初之外的客体,如何在消除各种危险的科学精神中发现“灰烬的天堂”?

当孤独的思考者在催眠式的观察中对火进行精神分析,这一种科学的态度其实已经从客观化的轴线变成了主观性的轴线,不转向自身的体验,不执迷于最初的事实,不扩展为非创造的诗歌精神,火的精神分析就是在催眠状态的经常性中进入到辩证的心理结构中。巴什拉无疑就是那个坐在炉火前思考的孤独者,他想起了孩童时代的医生阿·洛瓦—德戎卡德,在生病的巴什拉面前安慰巴什拉的母亲,于是,母亲给巴什拉喝了吐鲁糖浆,于是父亲生起了火,于是巴什拉学会了拨火的艺术,于是医生说起了关于火的本性:“我认为这火并不是一种猛烈的、翻腾的、刺激的、违背本性的热——这种热并不像煮食物那样冶炼习性一而是温和的、有节制的、散发着香脂味的火,这火带着近似于血液的某种湿度,像营养浆汁一样渗入异质的习性,把它们分离,使它们变得缓和,把它们各部分的粗糙和棱角磨平,最终使它们变得那样温和、清澈,以同我们的本性相称。”

火与我们的本性相称,火是超生命的、内在的、普遍的存在,火是唯一“能够获得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评价的现象”:善与恶——它照亮天堂,它在地狱中燃烧,它既温柔,它也会折磨人,它能烹调,也能制造毁灭性的灾难,它给乖乖坐在炉火边的孩子带来欢乐,它也会惩罚那些玩弄火苗的人——它是敬重,它是安乐,它是一位守护神,又是令人敬畏的神,“它能够自我否定:因此,它是一种普遍解释的原则。”巴什拉从童年的记忆淬炼出火具有被敬重的特点,“倘若孩童把手伸向火,父亲就会用尺子打他的手指。火打人,而无须烫人。”所以火一开始就是一种被普遍禁止的事物,而这种敬重具有的禁止性特点使得火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而且是一种社会存在。在精神分析意义上,巴什拉将其命名为火的“普罗米修斯情结”:“我们建议把所有一切促使我们同父辈懂得一样多、比我们师长懂得更多的倾向都归在普洛米修斯情结名下。”——它是父辈惩罚性举措中对火焰的敬重和禁止。

对火的敬重是一种普罗米修斯情结,而对火的遐想就是“恩培多克勒情结”:在对火的遐思中,人会意识到自己舒适的甜蜜;会在火的叙说、飞舞和歌唱中,感受火的疯狂;面对火而抱着头感受火的乐趣。“人是一种欲望的创造物,不是一种需要的创造物。”而这种创造的欲望发展到极致就变成了纵火,精神病学认为纵火犯具有一种意向的性特征,阐明着“看到着火的磨坊和屋顶熊熊燃烧,看到在无边田野上、夜空中燃起巨大火光时心理上所受到的严重创伤”。火让人产生欲望,欲望又和生命连接在一起,它导致的便是恩培多克勒情结:“对火的热爱和尊重,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在这情结中结合起来。”生与死也构筑了宇宙的规律,所以这种情结所折射的也是宇宙观,“在火焰中死去是一切死亡中最不孤独的。这确是一种宇宙之死,在这种死亡中,整个天地与思索者同归于尽。焚尸堆的干柴是演变的同伴。”

普罗米修斯情结和恩培多克勒情结,是关于火之敬重和火之生死的精神分析。巴什拉认为,在精神分析还没有完全系统化之前,也就是精神分析的史前史阶段,还存在这一种原始性的情结。火是如何产生的?科学的观点是原始人的摩擦生火,他们需要火来加热食物,用火来取暖和吓退野兽,但是这个观点显然具有一种理性主义色彩,施勒格尔认为这并不符合原始人心理的可能性,他提出的疑问是:“假如两块木片第一次落人原始人手里,他凭借什么经验得知木片通过长时间连续快速的摩擦能够生火呢?”摩擦生火是一种十分性化的经验,它的客观经验也受到纯属内心经验的启发。麦克思·缪勒从精神分析的直觉出发,认为“火是两块木片之子”,是两块木板诞生了火。这个说法具有的启示意义是:为何火是木片的儿子?这其中是不是有着一种遗传观点?如果仅仅是木片和火之间的精神分析,那么这个说法更适合俄狄浦斯情结,“火一旦燃起,它是怎样吞噬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即它从中进发出来的那两块木片的”。

巴什拉认为,麦克思·缪勒提出“木片之子”的说法是另一种精神分析,火是活跃而敏捷的存在,“最初敏捷的东西,就是这种现象发生之前的人的因素,正是手让杵在槽里摩擦,模仿着更为亲切的抚摸。”抚摸、摩擦,它具有的精神分析意义在于:火在成为木之子之前,首先是人之子,“所有摩擦的东西,所有燃烧的东西,所有生电的东西都是立即可以用来阐明繁殖的。”火的精神的顶端在女性身上更为敏感,当人们用手摩擦时,产生的是柔和、客观的温暖感觉,产生的是愉快劳作的感觉,里面释放的力比多成为一切动作的源泉:野蛮人喜欢火石也喜欢对女人的爱,夏布洛里昂描绘了纳息人点燃新火的节日,弗雷泽则讲述了摩擦而点燃欢乐之火的原始故事。如此种种的原始之火,在精神分析上巴什拉称之为“诺瓦利斯情结”,这种情结表现为“为重温原始性而做的一种努力”,诺瓦利斯描写过带来火和爱情的摩擦之神的故事,“埃洛发现自己站在入睡的弗莱娅面前,欣喜万分,这时突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声音。一颗令人目眩的火星从公主身上进发出来,流逝到利刃剑上。”于是当火星从利刃上流逝到公主身上,埃洛便在她“鲜嫩的双唇上接了火一般的吻”——巴什拉说:“诺瓦利斯情结是以内在的热的意识为特征的,这种意识总是优于关于光的完全视觉的科学。”

火是木之子,也是人之子,巴什拉又从精神分析出发考察了“性化的火”,罗比耐认为,最初的火能够再生同样的火,火的元素产生于一种特殊的萌芽,也就是说,火与一切能繁殖的伟力一样,而且火具有的遗传性,既能让火自在地生存,又能像动植物一样衰老和死亡。在巴什拉看来,性化的火是象征的连词符,它连接了精神和物质,恶癖和品德,它使唯物的知识理想化,理想的知识物质化,“它是一种基本模棱两可的原则,这种原则不无魅力,但必须不断地承认它,不断地在两种相反的使用中对它做精神分析”,在诗人和炼金术师之间,火具有的“深刻的两重性”又在精神分析上成为“现象的第一因素”,“最初只有火引起的变幻才是深刻的、惊人的、迅速的、美妙的、最终的变幻。”

实际上,诗人和炼金术师对火的性化阐述,是一种直觉主义,巴什拉认为火的直觉是认识论的障碍,所以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就必须终止遐想,不仅终止还要分解。而返回到火的“前科学精神”中,火被认为是一种既属于化学也属于生物的复杂现象,这种单纯的想法提供的也是认识论的障碍,那就是实体论和泛灵论,“这两种障碍全都妨碍科学精神。”巴什拉认为,这些认识论的障碍让火变成了最歪曲客观判断的那一种:18世纪的观点认为,“一切星辰都是由一种相同的微妙的火的天实体所造成”;瑞士的炼金术士帕拉塞尔苏斯则认为火的生命是一个公式,含火的东西孕育着生命的萌芽;特雷维桑为形容硝镪水的火,说隐藏的火是“微妙的、气状的、消蚀的、连续的、环绕的、空间的、清澈的、纯净的、被禁锢的、不流动的、使之变质的、穿透的和活跃的”……认识论的障碍,是雄辩术自欺的结果,是无意识制造的借口,它贯穿了关于火的虚假的历史。

虚假的历史之外,火还制造了现象学的矛盾,这主要体现在酒精上:烧酒是火和水的结合物,是“一种会烧烫舌头、遇着火星就燃烧的水”:它能够燃烧,令人眼花缭乱;它让身体发热,体现了内在经验和客观经验的会聚;它制造了幻象,让喝酒的人看到了火焰的燃烧——这种幻象经常出现在霍夫曼作品中,巴什拉将“火的诗歌”命名为“霍夫曼情结”。而从精神分析层面来阐述,他认为酒精创造了可能性,酒精是言语的因素,酒精造成了狂乱,酒精带来的“霍夫曼情结”甚至让遐想产生了诗歌,“告诉我,你的精灵是什么?是地精,蝾螈,水精还是气精?”——无疑这是无意识以滥加夸大的方式扩大伟力,甚至违背科学的谬论出现了:在人体内,酒精实体高度集中,以至造成自燃,而醉鬼不需用火柴点燃就可自焚。

酒精这一水火结合物被赋予了被注视物的价值,“他们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去解释一束火焰;他们献出全部身心与那使他们着迷、因而引他们上当的景象“沟通”。”在巴什拉看来,关于火的理想化状态,是呈现为一种辩证的升华,是用真正的奥秘来解说,那就要用意识的压抑代替无意识的压抑——回到正常的精神分析轨道上来,“当客观认识就是主观的客观认识时,当我们在内心发现全人类的天地时,当我们对自身的研究进行正当的精神分析之后,把道德法则纳入心理规律时,这种享受会是何等的强烈!”这种正常的精神分析是一种社会化、理性化的分析,是让火变得纯洁,“只有纯化了的爱情才能寻求到感情。”纯洁的火去除了令人作呕的味道,传递着实体具有的品德;但是另一方面,火的纯洁化就是火在分离材料时摧毁了“物质的不纯性”——纯与不纯,在火之中成为一种辩证关系,而这正是科学的精神分析具有的关系,“火的真正的理想化遵循着光和火的现象学的辩证法而形成。”

火在精神分析中表现出的普罗米修斯情结、恩培多克勒情结、霍夫曼情结,火是摩擦中的木片之子、人之子,火是性化的存在,火创造了生命,火形成了星辰……巴什拉不断抛弃认识论中那些直觉上的“最初的印象”,那些感性上的创造力,那些简单理性主义,以及那些泛灵论,从而不断接近火的本质,而将火置于精神分析的视野中,巴什拉是要让火成为非物质的、非实在的“精神”,火的精神分析最后变成了“火的精神”的分析,而这种精神就是一种辩证的存在,它是象征,它是等待,它是感悟,诺瓦利斯说:“光是火的现象的精灵。”在不再是统一的内部,不再是独一的物质,火和“古老的、生殖的情结”相遇机遇,证明特殊的精神分析应当毁掉令人痛苦的暖昧以更好地得出警觉的辩证法,在点燃的火或献身的火、毁灭他人或自我毁灭中,火的价值在心理转变中完成了辩证法:是物质,也是精神,是灰烬,也是天堂。

金鸡

编号:C57·2210418·1744
作者:【墨】胡安·鲁尔福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定价:49.00元当当22.50元
ISBN:9787544784429
页数:200页

“还有一个忠告。别惹其他人哭泣。对于死人来说这是永恒又沉重的惩罚。人活着的时候惩罚总有尽头,但是死人永远要受罚,因为死亡是永恒的。”迪奥尼西奥·宾松因手臂残疾,只能在村里做着“呼叫者”的体力活营生。一场庙会上,他救下一只奄奄一息的金鸡,悉心照料,母亲却因操劳过度去世。一穷二白的他,将命运寄托在那只雄鸡身上,决定只身出门闯荡。金鸡在之后的斗鸡中屡战屡胜,意外地给他带来了生活的勇气。走南闯北中,宾松认识了一位“阉鸡女郎”,有她在的地方,他无往不胜。正当他以为时来运转之时,命运却自有它的安排……《金鸡》收录《金鸡》《秘方》《生命本身并非那么严肃》《夜间奇遇》《昨日重现,神父说》等十五部短篇故事,其中《金鸡》是鲁尔福1956年回到首都写作的商业电影脚本,于1964年拍成电影,文本直至1980年首次面世。


《金鸡》:死人永远要受惩罚

我正是从税务官口中得知了他在那些蛮夷之地的云游事迹,其实安赫尔·宾松的故事应该从这时说起,而不是他丧命的那一天。但是说到底,我得把故事讲得自然流畅,不能随心所欲。
——《安赫尔·宾松停在路口》

丧命是生命的终点,是死亡的发生,当安赫尔·宾松停在路口,无论是去往奥苏马辛村,还是回到农场“处女地”,等待他的只有一个命运,那就是被等待他的那四到六个人杀死,而他也知道自己无法从他们的枪口逃生。子弹终于从几个方向飞过来,从背后,从身旁,射进他的身体,留下了二十个弹孔。但是,却没有从正面射向他,因为安赫尔·宾松曾经叫喊着不要射他的脸,“我罪有应得。我只想脸上干干净净地去见上帝。”

面对自己的姐妹,他最后说出了这句话,一张脸完好无损,是因为要干干净净去见上帝,而这对于安赫尔来说,是死亡必须要做的事。这是他唯一的信仰,而这个信仰指向的是他曾经杀死的那些人罪有应得。安赫尔死了,这是他丧命的那一天,而无论是他陷入复仇的泥沼,还是希望干干净净去见上帝,都必须回到那个“蛮夷之地的云游事迹”,都必须回到安赫尔·宾松杀人的动机——“他的故事应该从这时说起”,这时,是父亲把“处女地”的农场留给了安赫尔·宾松的姐妹们,“这样即使他不在了,她们也能有所依靠,不需要四处求人。”这时,是父亲一年后被人绞死在瓜西姆尔科山的一个山洞口巨大的木棉树上;这时,是安赫尔·宾松发现了案发现场那张钉在木棉树上的名单,“上面罗列了请愿惩罚这位盗贼的人,还有那些被他绑架和勒索赎金的人的名字。”这时,安赫尔·宾松开始寻找名单上的人,他们是杀害父亲的凶手,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送上西天。

这便是蛮夷之地的云游事迹,先是父亲被人绞死,后来是安赫尔·宾松杀死了杀父仇人,再后来安赫尔·宾松又死在了复仇者的枪林弹雨中,死亡之后是另一种死亡,死亡叠加在死亡之上,直到安赫尔·宾松最后死去。但是那张可以干干净净去见上帝的脸,是安赫尔·宾松保持信仰的见证,也预示着他的仇杀是一种正义——但是正义之死,是不是另一种信仰的毁灭?胡安·鲁尔福引用的是伊本·赫勒敦的那句引语:“时光将我们吞噬,生命的絮语将我们打倒。”安赫尔·宾松之死就是被时光吞噬,被生命打到,但是他至少在最后的丧命中保持了尊严。同样姓宾松,《金鸡》中的迪奥尼西奥·宾松却在贪婪的道路上滑向深渊,他最后的死变成了信仰的沦丧,和妻子贝纳尔达一样,再也无法干干净净去见上帝了——在最后输掉了一切之后,他只留下一口给自己的棺材,“那不在赌注内……除了棺材,其余的一切都归你。”

迪奥尼西奥·宾松是如何滑向命运的深渊?是如何丧失了人的尊严和信仰?命运发生的转变在迪奥尼西奥·宾松身上很明显地表现为身份的改变。他原先是圣米格尔·德尔·米拉格罗镇上最穷的汉子之一,看上去是个壮汉,但实际上却是残疾人,这便是迪奥尼西奥·宾松的第一个身份:残疾人和穷人。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为了生活,他走街串巷,扯着嗓子呼叫着走失的牲口、失踪的小孩或姑娘,于是,他变成了圣米格尔·德尔·米拉格罗荒凉的街上的“呼喊者”,凭着嗓子吃饭,他和镇上最富有的堂赛昆蒂诺签订写意,从早到晚为他丢失的枣红马奔走呼叫,直到分不清自己的吆喝声和沉睡的吠犬声才罢休。之后,镇里有了斗技场,也是凭着嗓子,迪奥尼西奥·宾松开始做起了斗鸡场里的主持人——无论是曾经的残疾人和穷汉,还是后来成为“呼喊者”和斗鸡场的主持人,对于迪奥尼西奥·宾松来说,都是被命运重压着的身份,他只能用身体的优势来抵抗身体的缺陷。

但是,“他时来运转了。最后一场斗鸡改变了他的命运。”奇瓦瓦人的金鸡输掉了,他们想把受伤的金鸡扔了,但是迪奥尼西奥却要了这只垂死的鸡,他开始照料它,让它死而复生,于是,受伤的鸡痊愈了,它再次成为了金鸡,“每天清晨用力一抖,依然威风凛凛,英姿勃勃。”母亲逝世,迪奥尼西奥·宾松将母亲草草埋葬,他脸一口棺材也买不起。但是有了这只金鸡,有了这只能在斗鸡场上决战的金鸡,一方面他不再是主持人,而成为了金鸡的主人,另一方面,金鸡保障了他的生存不受威胁。这是迪奥尼西奥·宾松命运的一次转折。但是两个月后,在特里克帕克,他的金鸡在斗鸡中被杀死了。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在斗鸡中活跃气氛唱歌的“阉鸡女郎”贝纳尔达,认识了贝纳维德斯——贝纳维德斯找到他,是想要和他合作,“在斗鸡这件事上,一个人单枪匹马是无能为力的,要与人合作才行。否则,就会被人踩在脚下。”贝纳尔德斯有钱,但是他想要更多的钱,他和迪奥尼西奥合作,就是“用机关、耍手段”,迪奥尼西奥做“放鸡人”,然后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将对方的鸡肋骨弄断。

从此,迪奥尼西奥又从金鸡的主人变成了“放鸡人”,他们的合作赚来了大量的钱。但这不是迪奥尼西奥·宾松贪婪的终点,之后他在圣赫尔特鲁蒂斯度过了两周,在那里他学会了赌牌,学会了“大羊驼”这种复杂的赌牌方式,也从此他有了更多的钱:他变成了铁石心肠的人,冷诺冰霜、斤斤计较、霸气十足的他只相信自己的命运;在母亲逝世五年之后,他定做了一口华丽的棺材,甚至还将母亲的遗骸挖出来葬进棺材里;他从一个庙会到另一个庙会中闯荡,斗鸡、轮盘赌和打牌交替进行,还和贝纳尔达结了婚——命运似乎完全被改变了,曾经的残疾人、穷人、呼叫者、斗鸡主持人、金鸡主人、“放鸡人”都不复存在,他只有一个身份:赌徒,他没日没夜地赌博,从黄昏到凌晨。在这样的生活中,他和妻子总是争吵,妻子又带着女儿离开——有一段时间他似乎有些悔改,他和妻子周游四方,贝纳尔达继续唱歌,而他则在赌场上希望把输掉的钱捞回来。但是不幸的日子终于来到,贝纳尔达被抛弃了,她开始贪杯,嗓子也哑了,从此再也不能唱歌了,而在与酒为伴的日子里,迪奥尼西奥·宾松也完全不顾她,最终贝纳尔达在孤独中死去,“依然坐在原先那把扶手椅上,没有任何人照顾她,没有任何人知道她咽气,是酒精中毒导致了她的死亡。”而迪奥尼西奥·宾松也输光了一切,最后他只想保留棺材,随着一声枪响,迪奥尼西奥·宾松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最后只留下孤苦的女儿,“她也像母亲刚开始唱歌时那样,歌声中饱含着孤苦伶仃的感情。”

迪奥尼西奥·宾松走向了丧命的一天,和安赫尔·宾松为正义复仇的一生相比,迪奥尼西奥·宾松却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死亡的深渊,而胡安·鲁尔福却从一开始就讲述了属于迪奥尼西奥·宾松“这个蛮夷之地的云游事迹”,他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最后却死在了自己的贪欲中——安赫尔·宾松留下的是一张可以干干净净去见上帝的脸,迪奥尼西奥·宾松却只留下了埋葬自己的一口棺材——死亡和死亡如此不同,胡安·鲁尔福显然已经从《燃烧的原野》的主题中走向了对死亡的关照,在这部小说集里没有命不保夕的逃亡,没有藏在秘密深处的死亡,甚至对于所谓的苦难也不再只从生存境遇中得到深化,他思考的是死亡的可能性:死亡是一种终极存在,但是对于生者来说,他有怎样一个命运才会走向死亡?

和《金鸡》中迪奥尼西奥·宾松不断转换的身份一样,胡安·鲁尔福在对死亡进行审视时,也运用了多元化的视角。《生命本身并非那么严肃》中,故事的视角是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克里斯宾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他总是感觉到母亲的叹息,这种叹息来源于父亲的死亡,“她还是不停地流泪;还是长时间地纠缠于她的克里斯宾已经死了的记忆中。”这种叹息也把死亡投射在克里斯宾的生命中,母亲总是自言自语:““他是不是在遭罪,里面,没有空气,他是不是憋得慌;要不就害怕黑暗。孩子们在黑暗中都会害怕。”后来出生,母亲摇着摇篮让克里斯宾感觉到一种安全,但是母亲却依然在叹息,而这种叹息让她也慢慢走向了死亡,冬天去衣柜上拿大衣的时候,母亲重重地跌落下来,“身下的地面离她很远,落不到地上……”

这是生活对她的捉弄,这是生命本身并不严肃的后果。而在《克莱奥蒂尔德》中,通过杀人者“我”的回忆构筑了死亡的故事。“我”是一个茕茕孑立的人,父母已逝,亲戚也几乎没有,只有塞西莉娅姨妈,后来我遇到了克莱奥蒂尔德,“突然她出现了,目光似水,小鸟依人,简简单单就解救了我,还不让我觉得难为情。”但是克莱奥蒂尔德不仅在我面前说姨妈的不好,而且还背着我去找其他男人,于是爱着她的我“恨死她了”,最后杀死了她,与其说我杀死克莱奥蒂尔德是出于仇恨,不如说,这依然是一种爱,“因为我爱她。我爱克莱奥蒂尔德,这简直是一目了然的。总之,那次我向她承诺,即便她不痛改前非,我也会给她以安慰。或者至少我是想这么说的。”最后“我”把克莱奥蒂尔德放在了满地是苔藓的树林里,“从此再也没有人记恨我们。”

因爱而恨,因恨而不再恨,这是死亡的逻辑,《死后》则完全是一个“死者”的身份言说死亡。这个昨天刚死的人,却像已经死了十年的人,因为死亡只有死亡本身,没有对立面,没有参照物,没有任何东西甚至虚无跟它对比,所以也不会有变幻的时空。死亡是死亡本身,但是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作为死者提出了几个忠告:一个是“临死的时候一定要哭”,因为眼泪是灵魂的通道,“一定要把灵魂从肉体里释放出来,不然的话诸位就会受罪,那种罪是人类经历过的最残酷和最难以忍受的痛苦。”这是对死者而言的,那个被活埋的人,因为无法说话,因为无法流泪,灵魂被囚住了,最后在绝望中扭曲,最后鲜血和恐惧使他成为盲人;第二个忠告是:“别惹其他人哭泣。”这是对生者而言的,因为他人的哭泣对于死人来说是永恒又沉重的惩罚,“人活着的时候惩罚总有尽头,但是死人永远要受罚,因为死亡是永恒的。”

这是“死者”的死亡体验,他给将死的人和活着的人提供了关于死亡的视角,当灵魂从肉体里释放出来,这是一种从罪恶中救赎的方法,但是当死亡变成一种惩罚,死亡则是永恒的。关于死亡的救赎和受罚,其实都指向了死亡具有的信仰意义,死亡没有对立面,没有参照物,但是死亡却关照着灵魂,也许只有在死后才能如安赫尔·宾松那样干干净净去见上帝,才能如迪奥尼西奥·宾松那样带着自身的罪恶进入地狱——尊严和信仰之有无,是死者在生者身上的投射。《特阿约堡》是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待这个死亡的城堡,那里曾经有金字塔,有教堂的大钟,但是死亡一直弥漫着,“好像一座死去的村庄”。据说,这里曾经居住着瓦斯蒂克的精英们,金字塔便是圣城的中心,但是后来被莫西卡人发现了,莫西卡人征服了这里,“但是保留了那些神灵,因为莫西卡人惧怕神灵。”因为惧怕而保留神灵,这当然不是一种真正的信仰,当死亡的阴影无法消散,特阿约堡就是一种堕落的存在,“时间流逝,信仰迷失。信仰的迷失就好比血管里的血液干涸。”

信仰的迷失是生者的堕落,当死人永远受罚成为一种永恒,再也没有干干净净的脸去见上帝:《夜间奇遇》中,“我”是雏儿,一个后来成为丈夫的男人在那次相遇中告诉我,不要爱任何人,“将‘爱他人’这件事放在一旁吧。”这个掘墓人看见了太多的死亡,或者他也会看见自己曾经是妓女的妻子下葬的那一天;《昨日重现,神父说》中的神父总是想到苏萨娜·圣胡安的身体,“她露出了赤裸的胸脯,在氤氳的热气中飘荡,还有腰肢的起点,那里简直可以串起男人们所有的罪恶。”最后他对教堂司事说:“我希望你别为我敲钟,最好谁都不知道。”《苏萨娜·福斯特》中的苏萨娜·福斯特将身体裸露在夏天的温暖中,“雨水滴下带来的轻风像是阵阵清凉的波浪,抚过她的大腿、她的手臂和她的胸脯。”她的眼睛会微笑,而当医生问她见过小鸟眼睛里的微笑吗,苏萨娜·福斯特却告诉他:“没有。我从不注意这种细节。您知道,我没那么细心。如果您跟我说一座坟墓,我看到的是一片墓地。”

“我”是妓女,我引诱了神父,我裸体于大自然中,这是女人的肉体,这是女人的命运,这是女人的死亡,当看见一座坟墓就是看见一片墓地,死者何其多,而在这信仰缺失、迷失的世界里,他们都是受罚的人,都是无脸见上帝的人,都是惧怕神灵的人,当然,他们都是死亡的人,“时光将我们吞噬,生命的絮语将我们打倒。”

燃烧的原野

编号:C57·2210418·1743
作者:【墨】胡安·鲁尔福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定价:48.00元当当22.10元
ISBN:9787544784252
页数:204页

结实冷硬的土地上,穷苦人两肩尘土,微如草芥。因为穷,一头牛可以决定一个少女的命运,分到了地,可那里连一棵挡风的草也没有,不小心掉下的雨滴被干渴的大地一口吞下,转瞬没了影。为给可怜的牲口讨草吃犯了事,躲了大半辈子,可他们还不肯放过他……平原上,风是暗黑色的,时间是漫长的。谁也不记得时间,只听到这在万物的孤独中包含着的寂静。对于所有人来说,死是一种希望。《燃烧的原野》出版于1953年,收录《清晨》《那个夜晚,他掉队了》《我们分到了地》《科马德雷斯坡》《都是因为我们穷》《那个人》等十七个短故事,这是一曲拉美土地守望者的悲歌,讲述龟裂大地上的苦难与抗争、酷热与荒凉——绝望势如野火,将硬牛皮般的平原烧个干净。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的作品不过三百页,但是它几乎和我们所知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样浩瀚,我相信也会一样经久不衰。”


《燃烧的原野》:出来吧,苦痛的魂灵

我说我记得是那些天发生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在萨波特兰,人们正在放炮仗。炮仗每响一声,在我扔掉雷米希奥尸体的那个地方就会飞起一大群秃鹫。
——《科马德雷斯坡》

那些天发生的事,是萨波特兰的人在放炮仗,那些天发生的事,是我用针插进了雷米希奥·托里柯靠近肚脐眼的地方,那些天发生的事,是托里柯兄弟都死了——而且没有人来帮他们。放炮仗的庆祝和被针扎死,构成了那些天完全不同的景致:萨波特兰的人为什么不关注托里柯兄弟?我为什么要杀死其中的雷米希奥·托里柯?

是因为在科马德雷斯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被预设了:萨波特兰人不喜欢他们,甚至还给托里柯兄弟脸色看,因为分了地之后,科马德雷斯坡属于托里柯兄弟,人们对他们总是害怕,没有分到好的土地的萨波特兰的人几乎都走光了——这是占有和离开的命题,这或者也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区别,就像雷米希奥·托里柯,虽然只有一只眼睛,但是当他眯着的时候,“似乎能把东西拉得很近很近,好比能把东西拉到他手边一样。”作为他们最好的朋友,我是唯一留在那里的人,因为我耕的那块地属于他们。我是他们的朋友,我耕种的是属于他们的地,我为什么要杀了雷米希奥呢?因为那次他说是我把他的兄弟奥迪隆杀害的,理由只有一个:“奥迪隆那天是在衬衫口袋里带了十四个比索的。我把他抬起来的时候搜了搜他的身子,没找着这十四个比索。然后昨天我听说你刚买了条毛毯。”

但是我根本没有杀死奥迪隆,也没有拿走十四个比索,而且我也知道是谁杀死了他,但是面对雷米希奥的污蔑,我终于拿着那根针插进了她的肚子,最后把整个针都插进去才放手。奥迪隆是谁杀的,已经不是重点,他只不过是那块土地上对立社会的牺牲品,而我杀死雷米希奥更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当他们死了,科马德雷斯坡将不再属于他们,人们也不再需要担惊受怕,放炮仗便成为他们的庆祝方式。但是当那一大群秃鹫飞起来的时候,科马德雷斯坡的恐怖并没有真正消解。这两种不同的死亡似乎都归结为一个原因,那就是苦难,而分地并没有缓解这种苦难的程度,反而加大了对立和敌视。《我们分到了地》便是对这种苦难的揭示:“我们分到的地,在那高高的地方。”高高的地方,不会产粮食,而那块平原,更是什么也没有,“平原上没有兔子也没有鸟。啥也没有。”一无所有的平原,被分到了地,也等于什么也没有,而真正有用的是“河边的土地”,“从河边到那里,净是肥地,长着那些叫木麻黄的树,还有青草,还有很好的土。”

“我们不要这平原。我们要河边的土地。”当四个人去河边的那块地,一种结局就已经摆好了:埃斯特万抱紧了自己的母鸡,然后和母亲一起消失在牧豆树之后。那块土地不属于我们,苦难却从未离开。在这片看起来广袤的土地之上,在这个看起来有分地的制度的世界里,无法抹除的贫富对立制造的是争斗,是堕落,是死亡,是逃亡,甚至是革命,但是当胡安·鲁尔福把这里称作“燃烧的原野”,那火光不是一阵对对立生活的摧毁,相反,它燃烧着,会将自己的一切都付之一炬,所谓的信仰,所谓的亲情,所谓的希望,在那个燃烧了的原野之上,最后都变成了飞起的那一群秃鹫。

《都是因为我们穷》就是用直白式的标题陈述了这种生活:上个礼拜姑姑哈辛达死了;礼拜六刚把她埋葬好天又开始下雨,刚刚收割来的黄橙橙的麦子便被毁掉了;昨天当姐姐塔霞满十二岁的日子,父亲给她命名日礼物的那头母牛被河水卷走了。这是一系列的遭遇,“这里的一切都越来越坏”,变坏就如父亲说的那样,我们家太穷,麦子、母牛都是重要的生活物质,但是都被毁掉了。但是这并不是最坏的,因为我们家太穷,两个姐姐不听话,他们从小就喜欢发牢骚,而长大了,便喜欢跟最坏的男人混在一起,他们教她们干坏事。而就在塔霞十二岁的时候,父亲更加犯难了,他担心塔霞会和另外两个女儿一样,但似乎他的担心最后变成了现实:“从远处飘来的腐臭的气味直往她湿漉漉的脸上扑,她的一对奶子不停地上下跳动着,好像马上就要开始膨胀,去做让她堕落的勾当了。”

都是因为我们穷,这里的一切都越来越坏,这是原因和结果的双重呈现,或者原因最后变成了结果,结果也变成了新的原因:因为穷所以越来越坏,因为越来越坏,所以我们更穷。恶性循环的世界里,对立在加剧,而如何逃离这种对立、如何终结宿命,便成为这片土地上每个人的难题。因为我们穷,因为一切越来越坏,父亲担心塔霞会变坏,而塔霞真的开始走向堕落,这是家庭关系走向紧张的开始。《你听不到狗叫》也是这种对立的家庭叙事:伊格纳西奥一直干着杀人越活的营生,而且在父亲看来,他杀的总是好人,特朗吉里诺曾经给伊格纳西奥洗礼,也给他取名,但是最后还是被伊格纳西奥杀死了,所以父亲断绝了和儿子的关系。但是当伊格纳西奥在打斗中受伤,父亲又变成了父亲,他背着奄奄一息的儿子去托那亚找医生,作为一种救赎行为,父亲还诅咒了儿子身上传过去的血:“让我给他的血在他的身体里发臭吧!”伊格纳西奥在父亲的上面,父亲背着他希望她能听到狗叫,有狗叫里那个村子就不远了,但是这个黑夜里,除了父亲的自言自语,再没有伊格纳西奥的回应,父子关系就在这种缺失的对话中延续着,而当他终于到了托那亚,一身骨头似乎也散架了,而上面的伊格纳西奥只剩下紧紧扳住父亲的那双手,当父亲费力地将他的手指一根根掰开,才知道儿子已经死了,“你没听见狗叫声吗,伊格纳西奥?你连这点希望也不肯给我。”

儿子杀人越货,父亲希望救赎他,但是“连这点希望也不肯给我”,而在《北渡口》里,父亲却是一个不爱儿子的父亲,所以儿子要去北方赚钱,“我跟您说了,上礼拜我们吃的是苋菜,这个礼拜呢,连苋菜也没得吃了。所以我要走了。”儿子去北方赚钱,是因为他爱着孩子们,和这完全是和自己的父亲做对比,“不像您,把孩子们拉扯大之后就赶他们走了。”但是在经过北渡口的时候,遭到了伏击,有人跑了,儿子却回来了,回来父亲告诉他的是:“你的特兰茜托跟一个马夫跑了。好像她人还是很不错的,对吧?你的孩子们在这后头睡着呢。你自己呢就出去找个地方过夜吧,你的房子我已经卖掉了,用来补贴我的费用。你还欠我三十比索的代笔费。”没有了妻子,没有了家,只有一个狠心卖掉了房子的父亲。

伊格纳西奥没有听到狗叫便死了,儿子没有越过北渡口却失去了更多的东西,父子之间的矛盾也“都是因为我们穷”,所以变得冷漠,所以变得绝望,所以变得暴戾——所以他们总是在路上逃亡,所以他们为了让自己活下去而制造死亡。《那个人》里那个有着平脚板被追杀的人,他就是把乌尔基迪家的所有人统统杀了,但他不想坏人,“他跟我讲起他的女人,提起他的孩子们。他还说那会儿他们离他有多远。他一边吸着鼻涕,一边想着他们。”但是后来他没有逃走,他的脸浸在水里死了;《求他们别杀我!》中的胡文西奥·纳瓦不得已把堂卢佩杀了,因为卢佩是是石门庄园的主人,还因为,“尽管他是他孩子的教父,也不肯把自己的牧草让给他的牲口吃。”这是属于土地的不公,“他长时间地端详着每一块土地,细细品味,好像眼前的便是最后一块土地了。”最后卢佩的儿子、那个上校抓住了胡文西奥·纳瓦,“把他捆起来,给他灌点酒,灌到他醉,让他挨枪子儿的时候别疼着。”《清晨》里的堂胡斯托老爷死了,有人怀疑是曾给老爷干活的老埃斯特万杀的,“现在呢,您看,我给逮捕了,给关进牢里,下个礼拜就要因为杀害堂胡斯托的罪名受审了。我真记不得了,不过可能是的吧。”而全村人为老爷服丧,因为他是“光明的主宰”,没有杀人的老埃斯特万成了替死鬼,夜的半梦半醒中,女人们在服丧的地方唱到:“出来吧,出来吧,出来吧,苦痛的魂灵。”

夜晚响起的只有丧钟,不是老爷这个光明的主宰死了而敲响了丧钟,是因为“苦难的魂灵”要出来,所有人都听到了丧钟,“丧钟彻夜呜响,直至天明,才被晨钟打断。”但晨钟响起,苦难的魂灵还飘荡在这个村子里——从夜晚的丧钟到早晨的晨钟,这不是救赎式的转变,而是生活的同一性的不同表现,而这个钟声背后是信仰的泯灭,它似乎就是从塔霞变成姐姐“去做让她堕落的勾当”开始的。《马卡里奥》里养母命令我捉青蛙,但是饥肠辘辘的我更记得菲莉帕的奶水,“那奶甜甜的,温温的,从舌头上汩汩淌过……”这不是一种纯粹摆脱饥饿的食物,菲莉帕每天都要忏悔,“因为我的身体里满是魔鬼,她要为我忏悔,要把这些恶魔统统赶出来。”仅仅因为饥饿而捉青蛙,仅仅因为要弄死这些青蛙,我的身体里便充满了魔鬼,奶水变成了一种救赎。《塔尔葩》里的哥哥塔尼罗想去塔尔葩见圣母,“让她端详着他,治好他的烂疮。”而要去塔尔葩,需要我和他的妻子娜塔丽娅架着他,而且要走一个多月的路,就这样从2月出发到3月底才走到塔尔葩,走进教堂对着圣母像,塔尼罗开始祈祷,眼里掉下的泪珠将娜塔丽娅放在塔尼罗手上的蜡烛浇灭了,还没听到神父的讲话,塔尼罗的头就埋在双膝之间死了。

蜡烛被泪水浇灭,神父的话没有听到,当塔尼罗死去,他是不是得到了救赎?烂疮还在,苦难还在,当返回时,我和娜塔丽娅将塔尼罗的尸体埋掉了。其实,死亡就是一种谋杀,因为我和娜塔丽娅商量好合伙把他害死,“我们把他带到塔尔葩,好让他死掉。他真死掉了。”浇灭的蜡烛似乎就是信仰泯灭的象征,而回来的路上,塔尼罗的尸体似乎一直在眼前,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埋塔尼罗的时候,“我和娜塔丽娅往他身上撒土,再加上好多石块,莫让他被山里的野兽从地里刨出来。”加上石块,是要将他深埋,是不想被人发现,罪恶总是在秘密处实施,而在《安纳克莱托·莫罗内斯》中,当我将他杀死埋在地里,却是将罪恶本身杀死的一种手段。来自阿穆拉的老女人们来找我们,希望我参加为失踪的安纳克莱托·莫罗内斯举办的九日祭活动,因为她们是圣子安纳克莱托教友会的成员,她们把安纳克莱托封为圣徒,而我作为他的女婿,诗意和他有过接触且了解他的人,“除了你,还有谁更合适呢?你就在他身边生活过,你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讲述他所做过的慈善事业。”

我把他杀了,是因为越狱那天他来找我想要把财产都拿走,一个女婿杀死了岳父,这当然是一种罪,但是杀人是秘密行进的,在教徒看来,我的罪仅仅是因为不做忏悔,仅仅是没有信仰的东西,当他们说我是“异教徒”,说我在制造异端邪说,似乎是在对我进行信仰意义上的讨伐。但是身为安纳克莱托教友会的老女人们,当他们把一个入狱的人看成是圣徒,又何尝不是一种亵渎?我被他们看成是异教徒也是因为我骂安纳克莱托是一个“活生生的恶魔”,“他过去是卖圣徒像的,就在教堂门口的集市上卖。我替他扛包的。”而当最后只有潘恰留在我身边,我让她把鸡棚修理好,还用石块堆在角落里——那里正是埋安纳克莱托的地方。而当那晚潘恰说我一点也不温柔,他便说起了“真正懂得爱的女人”的人,“圣子安纳克莱托。他才真的会做爱呢。”

谁应该忏悔?谁的身上有罪恶?谁才是异教徒?杀人或者被杀,是罪恶的开始还是终结?忏悔是救赎的途径还是制造的谎言?在“苦难的魂灵”现身于这片土地的时候,也许只有成为“燃烧的原野”,才能摧毁这些异化的存在。但是,引用的民谣是:“杀了母狗,还有狗崽……”它是一种循环不止的宿命,它是悲剧连着悲剧的重复。在《燃烧的原野》上,响起的是“佩特罗尼洛·弗洛雷斯万岁!”的喊声,响起的是子弹的呼啸声,响起的是被打死的哀鸣声,但是已经成为了游兵散勇的我们,却迎来了萨莫拉,“大平原恢复了平静。”他是救星,从此,长长的队列在平原上行进,“仿佛又回到了我们的辉煌年代”,那时刚刚起义,“就像成熟的豚草被风拋撒,把恐怖播撒在大平原的四方。”那时候萨莫拉就说过革命的过程和目的:“我们要用富人的钱来搞这场革命。我们闹革命需要的武器和花费,都让他们来出。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面为之战斗的旗帜,我们应当抓紧时间积累钱财,到时候政府军来了,就会看到我们有多强大。”

重新回到辉煌年代,回到起义本身,放火烧了夸斯特柯玛特庄园,等待联邦军的到来,但是这只是一场散兵游勇的起义,而不是真正的革命,就像萨莫拉喜欢玩的是斗牛的游戏——当革命游戏化,起义本身的意义也被消解了,于是当发生萨尤拉的山坡上火车脱轨,当萨莫拉惹恼了政府,辉煌时代又走向了覆灭,每个人只能寻找方向逃亡,而我最终也入狱。当三年后出狱,我和一个劫来的女孩生活在一起,“她是最漂亮、最善良的那一个。”这是一种爱的召唤?而她这是那个我杀死的老人的女儿,当她不计前嫌,当她在监狱外等我出来,她的善良是不是对我的救赎?当儿子出生取名“皮琼”,这个和我同名的孩子是不是像她所说:“他不是什么盗匪,也不是什么杀人犯。他是好人。”一种救赎在后代世界里变成了无罪者。

但是,“杀了母狗,还有狗崽……”这依然是一个待解的谜团,无论是父亲对儿子的抛弃,还是父亲对儿子的解救,无论是女儿被父亲言中的堕落,还是女儿最后杀死父亲的报复,在这些亲情泯灭的故事里,在逃亡成为唯一出路的寓言中,在死亡总是秘密发生的恐怖里,“苦痛的魂灵”从来没有走远,在死亡的死猝然发生时,在死亡的生苟延喘息时,燃烧的原野最后总是“飞起一大群秃鹫”。

重返暗夜

编号:C64·2210418·1742
作者:【智】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21年03月第1版
定价:58.00元当当26.70元
ISBN:9787208168022
页数:272页

《重返暗夜》由十三个故事组成,形形色色的主人公或主动或被动地闯入其中。从热爱文学的黑帮头目、垂垂老去的色情电影明星、掌握某种魔法的足球运动员,到被误认为艺术家的士兵、目睹自己死后遭遇的鬼魂,还有诗人、流亡者、困于梦魇的年轻人等等波拉尼奥小说中的常客,他们共同道出了挥散不去的黑暗和令人惊叹的光芒。《重返暗夜》所收录故事的整体风格和《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相近,流亡者、诗人、迷惘的年轻人仍时时闪现于故事中,但相比《地球》,这本小说集里并没有出现B这样一个化身符号,主人公从警探、色情电影明星到足球运动员、小职员的鬼魂,叙事声音更加多元,他们也不再是冷淡的“旁观者”而成为了故事旋涡的中心,这本小说集中奇异想象的超现实成分也更多。“每个故事似乎都把读者变成了一个偷窥者,抓住了混乱的生活和鬼魂的侧影。”《卫报》这样评价这部小说。


《重返暗夜》:我让他们继续说下去

这时,维尔纳夫说道:您描述一下咱俩所在的位置。我说:这地方跟死亡一样,但不是真死,而是活着的时候咱们想象的死亡。
——《回归》

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家具,没有光线,或者也没有生命,但是“无”的世界却让死亡变成了一种想象,在想象中又回到了“活着的时候”。活着便有了对梦中情人塞西尔·朗巴勒的回忆,才会对担架工的印象,才会被维尔纳夫恋尸,最后才能确认所处的位置并听完维尔纳夫的讲述,才会有两种消息:“我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生命(或者类似的意思)之后还有生命。坏消息是让-克洛德·维尔纳夫是个恋尸癖。”

我死了,三十四岁的时候死了,或者是在跳舞的时候由于心脏病发作而死,或者是从摩天大楼纵身而下死去,总之“死前我毫无知觉”,我的的确确死了。但是,这种死却只是亡灵离开肉体而已,一个好消息诞生了:生命之后还有生命。当我被担架工抬走,当我被抬上车子,当我坐上电梯,当我被送到维尔纳夫的那个房间,我看见了一切,肉体已死,是亡灵看见了一切,亡灵继续着生命,“从那一刻起,我超自然生活的一切开始发生变化了,尽管新生活的各个阶段完全不同,但是一个阶段接替下一个阶段的速度开始加快了。”维尔纳夫抱住我,抚摸我,亲吻我的嘴唇,抚摸我的性器官,手法很像梦中情人朗巴勒,于是我死后第一次说话,因为,“我的属性依然是一个活人的属性”,它在继续,它却是开始,第二个是坏消息,但是维尔纳夫是个恋尸癖的坏消息在第一个好消息中变成了对于生命的另一种观察。

我坐在椅子上,维尔纳夫在说,他说着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故事,说着性爱问题上保留的态度,说着男人和女人的故事,说着由来已久的孤独,说着不想伤害任何人的愿望,说着他的艺术爱好,说着他周期性的不安全感,说着他和欧洲三位最优秀电影女明星的友谊,“一直说到晨曦从窗帘的缝隙中钻进房间,维尔纳夫才结束了他漫长的陈述。”但是当晨光透进来,坐在椅子上的我让他继续说下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这个“像是美人看护的孩子”,在讲述中把一生活着的状态都说了出来,而这些讲述的故事并非是他一个人的自传,而是许多人共同的遭遇,那不为人知的一面,那隐藏心头的秘密,那难以言说的痛苦——甚至,它就是三十四岁死去的我的故事。当说者和听者合二为一,维尔纳夫就是我,就是死者,就是发现生命之后还有生命的人。

因为死亡,离开了肉体世界,这是一种失去,因为讲述,灵魂又回到了过去,这便是“回归”——回归的故事里,在死亡和活着的诡异状态中,在听者和说者的交错叙事中,其实就突出了罗贝托·波拉尼奥在小说集中的两个主题:死亡和讲述,这两个主题指向的是失去和回归,而回归作为“一个阶段接替下一个阶段”的标志,又会走向何方?书名便是这一问题的答案:重返暗夜:暗夜里有新的死亡,暗夜里有父辈的流亡,暗夜里的自己的孤独,暗夜里命中注定的结局——重返暗夜是一种轮回?重返暗夜会发现一个逃离的出口?重返暗夜会不会在晨光中继续走向黑暗?

死亡似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但是这些死亡真的如我所说是“离开了肉体之后”的死亡?如维尔纳夫所说是“活着的时候咱们想象的死亡”?波拉尼奥叙述了两种死亡:他死和自死。《威廉·伯恩斯》中的“杀手”贝德罗艾和威廉·伯恩斯都属于他死之人。伯恩斯和两个女人和两只狗住进了山上的木结构小楼里,在几乎隔绝的生活中,两个女人说到了一个杀手的名字,伯恩斯有一次便进城去找他,那个家伙在城中心开了家商店,伯恩斯并没有和他正面接触,却带回来了三只狗。但是那天晚上,两个女人开始感到恐惧,因为她们说杀手在房间外面跑来跑去,甚至认为他想要从开着的窗户中闯进来。“之所以混乱,是因为恐惧具有传染性。”后来我把他杀死了,两个女人在叹息,“我一面吸烟,一面望着星空,心里盘算着下一步如何向镇政府说明情况。”但实际上,那个死去的男人根本不是什么杀手,真正的杀手躲藏在远处欺骗了我们,人死了是命中注定,我们被骗了也是命中注定,“贝德罗艾根本不想杀人,只想找狗。真是个可怜虫,我想。”

“杀手”被杀,这是死亡的错乱,但是,“六个月后,威廉·伯恩斯被几个陌生人杀害了。”杀死了别人的人自己也命中注定被人杀害了。“杀手”以及杀死杀手的杀手,都被躲在远处的杀手杀害了,杀手之死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循环,原本要杀别人的杀手却死在了别人手里,这是一种他死的最富戏剧性的展示。《威廉·伯恩斯》中的死亡和女人有关,《拉罗神父的预想》则和道德、信仰之死有关。“我”的父亲是一个背弃了信仰的神父,他在酒馆和妓院里传经布道,而母亲则是奥林波电影制片公司的三大女色情演员,我出生便被称为“神父”拉罗,“我甚至按照天主教信仰受了洗礼。”而在我出生之前,“我愿意相信进入我母亲阴道的每根阴茎插到底时都碰到了我的眼睛。”实际上,生命变成了买卖,变成了勾当,当我去找制片人帕哈里托的时候,他对我说:“小拉罗啊,你是来杀我的吧。”那时候从来不说“杀”,它被叫做送走、灭掉、沉掉、瓦解掉、粉碎、撕掉,让某人长眠、销声匿迹、被敲碎、夭折、受到庇护、将笑容永恒凝固在脸上,了结某人,弄吐某人,烧了某人。拉罗说自己没有想杀帕哈里托,只是想回忆回忆往事,后来梦见自己骑在帕哈里托的身上,“帕哈里托,我给你留下一些钱,让你不必干活就可以生活下去。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我送你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慢慢欣赏你喜欢的演员。”但是这更像是拉罗用“送走”的方式杀死了帕哈里托,因为那一刻他看见了胎儿和小生物睁开了眼睛,仿佛是自己未出生前遭遇的暴力,“刹那间我感到整个公寓开始颤动起来。”

像是一个婴孩实施的报复,那个制造罪恶勾当的人被送走了,当道德陨落,当信仰迷失,当生命变得可耻,杀死罪魁祸首是最好的告慰,可是,帕哈里托也只是一个牺牲品而已。杀手被杀,罪人被杀,死亡中总是夹杂着谎言,死亡中总是有女人。《雪》中那个俄罗斯犯罪团伙的能人米沙·谢苗诺维奇·巴甫洛夫之死也和女人有关:罗赫略·埃斯特拉达来自智利,在莫斯科生活,后来认识了巴甫洛夫,巴甫洛夫喜欢上了一个女运动员纳塔利娅,让罗赫略去完成这个任务,而罗赫略也喜欢上了纳塔利娅,当这个“完美的女性”被巴甫洛夫所有,当罗赫略认为巴甫洛夫已经杀了纳塔利娅,罗赫略“没权衡后果,一下子扑过去,割断了他的脖子”。但是纳塔利娅并没有被杀害,之后她和我开始同居,但是之后又和一个德国人在一起,罗赫略最后决定回到智利。

纳塔利娅没有死,巴甫洛夫却死了,这也是如伯恩斯一样的他杀,而且是“误杀”,而罗赫略之所以要杀死这个俄罗斯犯罪团伙的能人,其实是一种在异域生活的隔阂感,甚至是父辈的流亡对自己造成的孤独感。罗赫略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在智利,他认为那时的自己是幸福的,但是后来外号叫“大肚子埃斯特拉达”的父亲认为罗赫略注定要变成少年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感?因为罗赫略慢慢成为了小混混,但这不是关键原因,父亲是智利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军事政变发生后去了苏联大使馆避难,之后又来到了莫斯科,流亡生活造成的不确定感使罗赫略也成为了迷茫的流亡者,但是当他把自己取名罗赫尔·斯特拉达——一个意大利黑手党的常见姓氏,罗赫略其实走向了某种极端,这是和父亲对立的态度,“我父亲生活在一个堆满文件和备忘录的莫斯科,一个官僚的莫斯科,他们发出命令又收回命令,议论时事,拉帮结派,明争暗斗,生活在一个理想化的莫斯科。我生活在一个有毒品、妓女、黑市,有享乐、恐吓、罪行的莫斯科。”后来随着苏联解体,父亲的莫斯科也不再存在,回到智利的他死在家中。而罗赫略继续在莫斯科,他帮巴甫洛夫做事,给他找巴甫洛夫最喜欢的女运动员,当他也喜欢上了完美的纳塔利娅,他就是想要自己找到一种“回归”的感觉,但是纳塔利娅还是落到了巴甫洛夫的手中,两个莫斯科再次发生碰撞,一个是斯拉夫精神有关的莫斯科,一个则是拉丁精神相关的莫斯科,最后我杀死了巴甫洛夫,即使纳塔利娅跟一个德国人跑了,“但是有时,尤其是在深夜,我会想念俄罗斯,想念莫斯科。”

《雪》将被杀和他杀的故事放置在了动荡的国际环境中,探讨的是所谓民族精神的话题,死亡似乎在流亡中成为了一种和时代有关的状态。《又一个俄罗斯故事》,也将死亡和时代联系起来,一个西班牙蓝色师的新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联前线作战,作为圣诞颂歌的领唱者,他有一次受伤了,等到出院的时候没有拿到前往目的地的车票,他拿到的是一张去党卫队兵营的路条,于是他成为了德国党卫队的一员,后来苏联人开始反扑,党卫队的人被杀死,但是一名懂德语的苏联人听他说出了“kunst”,这个词在德语中是“艺术”的意思,于是他便当成了艺术家之类的人。新兵没有被当成党卫队而杀死,后来被送到了西伯利亚的俘虏集中营,一直呆到50年代末最后去了巴塞罗那定居,“有时,他会张开嘴巴让任何想看的人看看那缺了舌尖的舌头。”

因为一个词的发音被当成是艺术家,因为艺术家的身份而成了俘虏,最后安全地返回了西班牙。被杀的故事变成艺术幸运的故事,而这无疑是一种戏谑,当他因为“kunst”而逃避了战争之死,他依然是一个流亡者,甚至经历了恐怖的死亡也是一种死亡。和《又一个俄罗斯故事》中新兵遭遇于时代之错误相同的是,《警探们》通过两个警探的对话,揭露出智利的社会现实。智利人不喜欢枪炮,智利人天性沉默,智利已经没有了男子汉,智利充满同性恋和杀手,这是开车执行任务的两个警探谈及的话题,关于智利的社会现状,他们的对话构筑的是一条明线,但是对于身为警探的他们“杀人”之事则构成了一条隐秘的线:他们谈起抓住的洛艾萨,“他家里可是个军火库。”谈起有一把马努汉枪的劳里托·桑切斯,“在他真死之前,至少装死过两次。有一次是和妓女在外面乱搞的时候。”谈起了佩索亚·贝利斯,谈起了阿图罗,谈起了马丁纳佐,谈起了贝拉诺,这些人都是他们曾经抓捕过的人,当然最后可能也都死了,他们是罪犯,是非死不可的人,但是“警探们”也构成了一种暴力,而且是被隐藏的暴力:“对不起,我不同意这话,我对亡灵充满了敬意。”这是讽刺;“全让咱们杀了是什么意思?我从来没杀过人。你杀人也是为了履行职责。”这是逃避;“咱们这些留下来的人就是为了做噩梦,仅仅是因为总得有人留下来面对他们。”这是无奈;而当最后他们回忆看见了镜子,以及镜子里熟悉的人,“我又看看镜子,我看见了两个老同学,一个是二十岁的、打着松松领带的警察,另一个是脏兮兮的、留着长发和大胡子、骨瘦如柴的家伙。”身为警探,完全可以掏出枪对准脑袋开一枪就行了,“然后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了。当然,我并没有这样做。”另一个附和道:“对,咱们不干这种事。”则把杀人完全合理化、合法化了。

共产党、党卫军、流亡、智利、警察,它们构筑了一个宏大的叙事体系,这是属于时代、属于父辈的世界,在那个世界发生的他杀故事充满了荒谬感。另一种死亡则是个体意义上的死,它甚至更多体现的是自死。《狱友们》中的我和索菲娅同年同月不同地点被捕,一个在西班牙一个在智利,在相距万里的距离中,命运却找到相同点,另一个相同的则是喜欢各种做爱姿势。但是不同的地方更多,索菲娅后来结婚了,后来又离婚了,后来又结婚了,又来又分开了,在结婚离婚交替中,索菲娅变成了幽灵的存在,她谈到了魔鬼、阴谋和杀手,“唯一让她感到害怕的是有个疯子蓄意要把别人推向疯狂的深渊。”她和新未婚夫没有掐死埃米利奥,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她永远有着一张忧郁、哀愁和病态的脸,即使重逢后第一次看见她微笑,索菲娅似乎也在魔鬼、阴谋和杀手中死去了。《克拉拉》中的克拉拉似乎和索菲娅有着相同的境遇,她结婚离婚又结婚又离婚,“老鼠、抑郁、神秘的疾病又都回来了。”她说自己的灵魂里有三个克拉拉,一个是小女孩,一个是被家庭奴役的老太婆和一个年轻女人克拉拉,她想离开那座城市,想画画,想摄影,想旅游,想活下去。但是在她得知自己患病得知要手术时,却失踪了,她最后出现在我的梦中,“我点着灯等她,最后在沙发上睡着了,梦见一个美丽至极的女子,但不是克拉拉,是个高个子的女人,消瘦,小乳房,长腿,深褐色眼睛,肯定不是克拉拉,这个女人的出现替代了克拉拉,把克拉拉简化成一个可怜的、迷失的、浑身颤抖着的四十岁女人。”

女人,被抛弃的女人,被暴力殴打的女人,以及失去了自己的理想和生活的人女人,她们是死去的女人,自死也是一种他杀。死亡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死亡他人制造的暴力,死亡是自我束缚的迷失,死亡是错乱,死亡是谎言,如何逃离死亡?波拉尼奥制造了“重返暗夜”的机会,在诡异的死亡发生之时,他给了死去的和未死的人一个说话的机会,“您一定感到羞愧吧!”这是《回归》中我死后第一次说话,而我说话就是让维尔纳夫继续说下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波拉尼奥也是在死亡发生时让他们说话,说话是活人的属性,说话是回忆中的逃离,说话是在场却不在场的证明:《雪》中的那个故事是我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认识罗赫略时他的讲述:“故事不太长,罗赫略说。随即起身拿来银边相框,在我对面坐下,左臂抱着照片,右手端着伏特加,开始讲故事:”《又一个俄罗斯故事》是“阿玛尔菲塔诺在跟一位友人讨论完艺术的奇妙特征之后,讲述了一个巴塞罗那友人给他讲的故事”,《威廉·伯恩斯》中也是关于讲述的故事:“威廉·伯恩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市人,他给我的朋友潘乔·蒙赫讲述了这个故事。潘乔是墨西哥索诺拉州圣特莱莎市的警察,他又把这个故事说给我听了。”

故事嵌套着故事,叙述连着叙述,听者是另一个听者,在故事讲述和倾听的链条里,它们慢慢脱离了现场,它不是正在发生,它已经发生,并成为了说的文本,而这既可以消解死亡的现场性,又会产生一种比死亡本身更大的悲剧性。《与恩里克·林恩相遇》中的恩里克·林恩是智利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他就是把过去和未来都看成是死亡的形式,他书写了死亡,他又成为波拉尼奥书写的死亡。1981年或1982年,波拉尼奥和林恩通过信,后来又见了面,那时波拉尼奥握住的那双手就是微微发凉的手,他告诉波拉尼奥说,“每三小时我就得喝一次这种难喝的东西,已经够受,别为水、洋葱、星星的缓缓移动寻找什么象征性了。”没有象征,就是真实的死亡,林恩于1988年死去,1999年波拉尼奥还梦见去了林恩的住处,“记忆中智利和圣地亚哥一度就像地狱,真实城市的隐秘深处与想象中的城市,二者的相似是永远存在的。”于是,死亡化作了那两本书,化作了泳池里的林恩,化作了药物和台词,化作了整个时代的背景:

从建筑物的外观看,都是旧时代的东西了,还有那些停着车的人行道也属于旧时代,属于沉默但仍变动着的时代(林恩看见那个时代在活动),那是个毫无存在道理的、令人不堪忍受的时代,只是因为死气沉沉的惯性才留存下来。

大理石像

编号:C55·2210418·1741
作者:【美】约瑟夫·布罗茨基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20年01月第1版
定价:42.00元当当19.30元
ISBN:9787532782482
页数:176页

“这的确是一根轴杆,本剧在舞台演出期间所出现的一切,以及自舞台消失的一切,均通过这根轴杆上的孔洞出现或消失,轴杆上的孔洞集送餐通道和垃圾通道于一体。”《大理石像》是布罗茨基仅有的两部剧作中的头一部。戏剧的背景设置在一个既未来主义,又复古主义的国度。“公元后2世纪”,在一个高度机械自动化的时代,人类以曾经的罗马帝国为模板,托古仿建了一个新罗马帝国。在一座钢筋高塔的监狱里,两名没有犯罪,却依照法令被随机判决终身监禁的囚徒在这匮乏的空间与冗余的时间之中,展开了一场柏拉图式的对谈。“因为不是人在征服空间,而是空间在剥削人。因为空间是不可避免的。拐过一个街角,你认为是另一条街。其实还是同一条街,因为这些街也同样处于空间之中。”这一切都是一个寓言,因为在被设置为未来的世界里,“监狱就是空间的匮乏,其补偿就是时间的过剩。”


《大理石像》:你刺伤我的膝盖了

图利乌斯 (教训的口吻)在时间那里,普勃利乌斯,什么都有,除了地点。尤其是在日期被取缔之后……而空间……它的每一个点都可以成为……因此空间得到了如此之多的描绘。所有这些风景和风光。写生画。纯粹的潜意识……这一套不适用于时间……比如,难道能画出时间的肖像画或静物画吗……

空间是每个点,空间是触手可及的存在,空间可以在写生画里被描绘,空间会形成纯粹的潜意识,空间也是“介乎一居室住房和太空飞船舱室之间”的囚室,是“更像帕拉第奥,而非皮拉内西”装饰风格的牢房,是高1000米的铁塔,是圆形像舷窗四角磨圆的方形像银幕的窗户,甚至是空间舞台演出期间所出现一切和消失一切的那根轴杆。空间是具体的,可见的,不消失的,当然空间也是背叛终身监禁限制人身自由的地方。

当空间成为一切,时间是不是被取消了?没有时间的肖像画,没有时间的静物画,没有时间的潜意识,没有时间的任何一个点,而在日期被取缔之后,也只剩下了任何一天都是现在的空间。但是,当在囚室里的图利乌斯和普勃利乌斯拿起两把剑,在冲刺和挑剑,再次冲刺和再次挑剑,在最后冲刺和最后挑剑中,为什么会有进攻和退守?为什么会有开始和结束?为什么会有受伤和流血?为什么会有取胜和失败?分出了结果的过程就是时间的一种形式,即使在图利乌斯高喊着“是一场闹剧”而回归到囚室这个固定空间,即使否定逃走和自杀是一种对自由的探寻,普勃利乌斯也获得了逃离空间进入时间的机会,那一句“你刺伤了我的膝盖”,传递出两个意思:一个是自己在这个时间过程中受伤,就是时间的一种证明,冲刺是自然,挑剑是人工,“人工没有终结,无论何地,无论何时,无论何种方式。”在人工与自然的交替中,时间存在;同时,正因为被刺伤了膝盖,正因为鲜血流淌,普勃利乌斯才能证明自己不是大理石雕像,不是图利乌斯所谓的经典作家,不是取消了时间的存在,“因为我有膝盖”就是一种在时间中活着的状态。

图利乌斯和普勃利乌斯,同处1750号囚室的两个人,分出了空间和时间的不同走向,而这不同的走向正是他们对于“终身囚禁”这一生活的不同态度。普勃利乌斯是体胖、有些谢顶的男人,喜欢听金丝雀的叫声,他把这种声音称作是抚慰,“那么上帝在天堂或许也能听见。”而图利乌斯则是体瘦、健壮,长着一头金发,他躺在浴盆里洗澡,读书,抽烟。同在一室,两个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图利乌斯称自己是罗马人,他把普勃利乌斯叫做“野蛮人”——两种不同的命名自然区分了两个人,而他们的身份正代表着两类对于空间和时间注解了不同意义的人。

图利乌斯称自己是罗马人,读书、抽烟和养金丝雀,代表着他自认为具有高贵的血统;他报告司法官说普勃利乌斯不是罗马人,不信上帝;他说自己关在这里就是置身在罗马帝国境内,服从于“使用于所有哺乳动物”的罗马法律,按照该法律,每一代人都有6.7%的人被送进牢房;终身坐牢是一种税负,和是否犯罪无关;罗马元老院支持这项法令,委员会高瞻远瞩;如果家里人没有坐过牢,那么后代就不能担任国家公职,只有在铁塔里呆过的祖先,后代才有资格担任司法官、元老和执政官;他还想为自己的儿子取名提比略,一个取缔死刑却将坐牢比例缩减到3%的罗马皇帝……而普勃利乌斯,被图利乌斯叫做“野蛮人”的他反对坐牢的比例,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住宅变成牢房,把牢房变成住宅”;他批判罗马时代“迷上水管”的不良风气,“台伯河早就完了,我们都有功劳。”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没有坐过牢,当自己成家有了孩子,气愤于自己成了囚犯;他图利乌斯把罗马公民叫做“国家支柱”,并认为这就是“臭狗屎”……

而他们的矛盾所聚焦的便是空间和时间的分歧,图利乌斯认为“真正的罗马人渴望一致”,“从永恒的角度看,缺席就等于在场。也就是说,真正的罗马人认为差异就是下流的女人。”缺席就是在场,一致就是永恒,一模一样的每天就意味着时间本身,所以他期望这里的菜谱也天天一个样,而这在他看来就是罗马的精神:“罗马的任务,就是与时间融为一体。这就是生活的意义。不要多愁善感!”和时间融为一体,便是妥协,便是认同,甚至就是一种复古,所以在图利乌斯看来,探监与司法理念相悖,与铁塔的原则相悖,文学就是纹身,做爱就是逃跑,而这便是他所认为的道:“太初就有。特别是,太初有道。”在这个道里,他把罗马人的服饰“托加”看成是身份象征,这个在监狱词典F部“服装”条目里的词,其最主要的是皱褶,它包含了整个世界,包含了整个生命,“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也包括穿托加的人。”

图利乌斯就是自认为身披着托加的那个人,在他那里没有了从古代到现在的时间,只有像菜谱一样的一致;没有了创新的文学,只有大理石雕像代表的经典作家;没有了爱情和欲望,因为做爱意味着从铁塔逃跑,当然也没有自由,自由就是写在墙上的出口;没有逻辑和因果,因为一切的演绎最后都会重返原因,而这就是他所遵从的“思想绝对主义”——在没有了变化,没有文学,没有了情爱,没有了自由,没有了因果的世界里,在思想的绝对主义中,他让时间在自己身上消失,“没有之前和之后的事件就是时间。纯粹的时间。时间的截面。时间的一部分。就是失去原因和结果的东西。铁塔就由此而来。铁塔中的我们由此而来。摄像头也由此而来,目的是让铁塔中的一切在纯粹的时间中流逝。”取消时间,就是活在那充满皱褶的托加里,“不是托加为了人而存在,而是人为了托加而存在。”

很明显,是普利乌斯自己制造了时间的牢笼,一方面在他看来取消时间,就是回到罗马帝国,重温罗马精神,活在罗马制度中,另一方面,成为罗马的复古主义者就是在时间里囚禁自己,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也完全符合没有逻辑就会产生野蛮的思想绝对主义观念。当把自己放置在一个时间的固化形式中,罗马代表的统治、征服、暴力、理性和制度,又成为他对自己的精神束缚,不想走出来,不是想恢复罗马帝国,而是放弃自由,放弃抗争,放弃对历史的超越,在他看来,甚至应该放弃鲜活的生命,放弃精神意义上的文学救赎,放弃信仰——因为他在报纸上读到了波斯的战争,读到了太平洋的龙卷风在天狼星和老人星上着陆,一切的灾难只不过是时间的一个影子,他说不重复的诗人会写下天鹅的倒影,除了自己欣赏“这双重的美丽”,它都是自欺欺人,就像牢房的那三面墙上出现了林荫道、吃糖、雕像和公园,以及不同的光投射进来,却只是一个静止的画面,只是一部电影,所以时间的谎言就在于它是一种同义反复,“更糟的是,还是自然界的同义反复。都说,大自然是母亲……”

“别唠叨什么女人、孩子,爱情、仇恨。别去思考什么自由。明白吗?你将和时间融为一体。因为除了时间,什么都不会剩下。”图利乌斯也是这样对“野蛮人”普勃利乌斯说的,但是对于普勃利乌斯来说,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他喜欢听金丝雀的叫声,吃掉了那块甜点,听司法官说加第二道菜要减去100克而愤怒,曾经在高卢打仗的时候和妓院女老板混在一起,也写过“可是我有时满腔怒火,连孔雀尾巴也救不了我!”的诗歌。当然他的观念是在和图利乌斯的矛盾中不断凸显的:他看不起图利乌斯看书的习惯,认为他是对过去感兴趣,而实际上还有未来,罗马帝国只有殖民地,只有地形学,“你读吧,读吧,当你把所有的书都读完……书还是会留在书架上,你却会被送进垃圾道。”当图利乌斯认为铁塔是与空间抗争的形式,是把人推入纯粹时间的存在,“因为空间的缺乏就是时间的在场。对于你来说,就是监狱,是牢房,是囚室,因为你是个野蛮人。”普勃利乌斯质问他的是:为什么不要自由?逃跑或者自杀都是一种出路;而面对所谓的经典作家大理石雕像,普勃利乌斯用一颗安眠药暂时逃离束缚,而趁他睡着的情况下,图利乌斯为他们献酒,“好吧,经典作家们。被砍下的文明脑袋……智慧的统治者。人们指责文学容易逃离现实,文学因此受到过多少指责啊!现在正是接受这些指责的时候。”

普勃利乌斯醒来,发现图利乌斯不见了,他以为图利乌斯获得了自由,但是通过摄像头,和司法官同进早餐的图利乌斯却告诉他,自己没有逃走,也不想自由,“对于我来说,司法官什么人也不是,铁塔什么东西都不是。司法官和铁塔,也就是什么都不是的人和什么都不是的东西,都应该是完美的。否则不如回板房去。”而他认为普勃利乌斯把司法官当敌人,把铁塔当监狱,就是树立敌人,就是困在时间里,“在罗马,普勃利乌斯,永远是夏天。即便在冬季也是夏天。”在他看来,只有成为大理石雕像,只有成为经典作家,只有文学接受现实的指责,才能重构时间。

取消时间让空间囚禁自己,重构时间从空间中突围,两个人在两把剑的击打中走向另一种可能,当普勃利乌斯看到自己受伤看到自己流血,“至少,这能证明我还不是一座雕像。不是大理石像。不是经典作家。因为我有膝盖。”他才真正开始定义图利乌斯——这个把自己定义为“野蛮人”的所谓罗马人站在自设的时间里,站在虚构的高处,俯视着野蛮人,而普勃利乌斯用一种悖逆的方式,在命名中逃离了时间,在他看来,根本没有真实的图利乌斯,他只是一个“装有摄像头的机器人”,“摄像头藏在体内。也许,甚至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从提略特时代就开始的试验,继而他认为这里的一切都是被设置好的,无论是花园和天鹅,无论是“森林芳香”还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维也纳森林故事》圆舞曲,都是一幕“古典主义”戏剧,“冒充也是一种绝望形式,古典主义最终也会被编成一个程序。”

时间是一个程序,它在古典主义的三一律中成为一处闹剧,普勃利乌斯膝盖受伤和流血何尝不是这一幕戏剧的一个场景?代表罗马的图利乌斯取消了时间,让自己和时间融合在一起,这无疑是一种讽刺,他自囚于在历史之中而让自己覆灭,但是当一切只不过是程序,“公元后2世纪”不就是公元前2世纪?牢房里的太空船舱、电梯、轴杆、电话、电视,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设备不就是古代的创造?古代就是现在,现在还是古代,在这个时间陷阱里,谁能真正逃离?就像图利乌斯所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死后也可以过渡到终身……也就是说,生前存在着认知身后的可能性……”同义反复的时间,同义反复的专制,同义反复的统治,就是思想的绝对主义,就是时间的绝对主义。在图利乌斯用安眠药沉沉睡去的时候,17个小时对于普勃利乌斯来说,依然无法逃跑,依然没有自由,依然没有文学,也依然不是时间——它只是1982年写作的一幕戏剧,离开了以托加的褶皱包围人生和世界的古罗马,却没有抵达拥有自由的现代世界,约瑟夫·布罗茨基像是被抽离了的存在,悬空在时间和空间的巨大寓言里,如普勃利乌斯独身一人,如图利乌斯沉沉睡去:

人是孤独的……就像一个被遗忘的思想。

洗冤集录译注

编号:W85·2210418·1740
作者:[南宋]宋慈 著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2009年01月第1版
定价:18.00元当当8.20元
ISBN:9787532551194
页数:176页

《洗冤集录》六卷是我国宋代伟大的法医学家宋慈的著作,1247年刊于湖南宪治县。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系统地总结尸体检查经验的法医学名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较完整的法医学专著,比西方最早的同类著作——意大利医生费德罗的《医生的报告》还早三百五十多年。《洗冤集录》的问世,标志着世界科学史上又一门有独立理论体系及技术方法的新学科——法医学的诞生,并对世界现代法医学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国内外影响颇为深远。自南宋迄清的数百年间,历代官府都把它奉为刑狱案件中尸伤检验的指南和经典。在它的影响下,后代学者颇多研究,并相继有《平冤录》、《无冤录》、《律例馆校正洗冤录》等几十种法医检验专著问世,但均未离开或超出《洗冤集录》的系统、内容和水平。此次整理,以上海图书馆藏孤本元刊大字本为底本,不仅对原书进行了校勘,对各种术语、名词作了科学的注释、客观的评价。


《洗冤集录译注》:当与起死回生同一功用

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屈伸之机括,于是乎决。
——《洗冤集录序》

或自缢而死,或他缢而死,或打勒死假自缢;或自投井而死,或被人推入井而死,或自失脚落井而死;或压塞口鼻死,或硬物癮痁死,或牛马踏死,或车轮拶死,或雷震死……人死有不同原因,有死的不同状态,在统一的死亡面前,如何区别是自死还是他死?如何识别是作案还是误伤?宋慈用一个字说出了区分的关键,那就是:决,决是推断,决是判定,而这种推断和判定的重要性就在于“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屈伸之机括”——如果有罪定为无罪,重罪判为轻罪,那么就是“出”,反之则为“入”;有意开脱、轻判,为“故出”,反之,则是“故入”;无意而错判则为“失出”、“失入”。

死生出入,对一个死去的人来说是大事,对家属来说亦是,当然对验尸的人来说也是最为重要的。为什么如此重要?宋慈在《序》中说:“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狱讼案件中判处死刑是最严重的,判处死刑最重要的则是搞清案件的真相,而搞清真相最要紧的便是做好伤、病、死的检查验证。宋慈将检验看成狱讼案件的关键,就在于实践中有过误判,甚至是有意错判,其中有“仵作之欺诈”,有“吏胥之奸巧”,也有“一心两目”不认真的人,还有“遥望而弗亲,掩鼻而不屑者”,种种都是造成了狱情之失,“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皆原于历试之浅”,所以宋慈博采近世之书,会而粹之,厘而正之,编写《洗冤集录》——取这样的书名,宋慈就是要消除狱情之失,在他看来,“洗冤泽物,当与起死回生同一功用矣。”

洗去冤情,是为了沉冤昭雪,是为了让死者瞑目。作为古代第一部、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宋慈编写的《洗冤集录》介绍了有关尸体检验的法律条文,条文中对现场检验,检与免检适应对象,必验项目,时限,初、复检制度,结合地界的主检方,回避制度等等,都有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其中就规定,诸尸应验不验、或受差过两时不发,或不亲临视,或不定要害致死之因,或定而不当,都要安“违制罪”论处。条令基本勾勒了宋代尸体检验的各项制度:验尸为尸表检验,操作者仵作以及其它检尸人员,他们根据外观喝报,主检官则以此做出判断,如果仵作检验不细,喝报不实,要负法律责任,检验不实,判断错误,官员则要负责;验尸有“验尸格目”的规定,分为初验尸格目和复验尸格目两种,其中详细记录接报时间、尸承办人吏何时请检验官、到现场时间、住宿距现场路程、参加验尸的仵作及其他人员的姓名、保证做到事项,如保证已验定要害致死原因、保证无检验不实、保证仵作人吏无作弊与敲诈勒索等违法行为,如有,准予告发,属实者给奖,保证已将检验结果亲自签署并即上报等,最后是仵作、人吏、检验官姓名职位、在场人员的签押;有“自首觉举”制,罪犯在罪行来被举发前就自己向官府坦白的为自首,官吏在过失犯罪未被举发前就主动交待为觉举,自首觉举者可以从宽处理,但是凭验状致罪已出入者,不在自首觉举之例;有“请官”制,宋代规定人命案报案后,本县即应派官初验,如属他杀,还须请邻县派官复验,请邻县派官复验即为请官,“诸验尸,报到过两时不请官者;请官违法,或受请违法而不言;或牒至应受而不受;或初、复检官吏、行人相见及漏露所验事状者,各杖一百。”有“保辜”制,凡殴伤人的,官府给伤人者一定的时间去救治受伤者,如受伤者在规定时间内死亡,则伤人者按伤人致死论处;如受伤者在规定时间内未死,伤人者仅负伤人之责,可以从轻判罪,这就叫保辜,其所规定时间,叫保辜期,“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三十日;折(日)[目]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三][五]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

条令是明确的,但是要真正判定死生出入,更需要仵作、官吏在现场进行专一、详细的验尸,也就是宋慈在《洗冤集录》中反复强调的回到现场,只有在现场的观察、推断中才能最大程度还原现场,才能揭露真相。如何回到现场?关键就在检验的科学性。《检复总说》中,宋慈说:“凡检验,不可信凭行人,须令将酒醋洗净,仔细检视。”如果烧死,那么口内有灰,如果溺死,则腹胀有水,如被人勒死,则头颈有绳索痕迹,如果是自缢,则“脑后分八字,索子不交”,而且,“绳在喉下,舌出;喉上,舌不出。”所以检验,“切在详细”,如果遇到大段的疑难,则需要“广布耳目以合之”,达到“庶几无误”的目的。宋慈提到对与疑难指出,“临时审察,切勿轻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因为检验“贵在精专,不可失误”。在具体步骤上,初检时,“告状切不可信”,务必从实;不得因为“尸首烂坏,不任检验”,而是要制定致死之因;如果初检尸没有损伤,就要在验尸的地方铺垫竹席,将尸首安放在席子上,再用东西盖好,等到做完,在周围盖上石灰印,记下灰印有多少枚,交给守尸的弓手、正副耆长、邻人看守,责令他们立下字据附在案卷里,交给复检官。以免发生再人伤残破坏尸首的事,如果是疑难的检验,初检官就不能远离尸体,以防复检时发生与初检不一致的情况。而在复检时,如果与初检没有异议,就可以“保明具申”,如果有小小的不同,就必须迁就改正,而如果有大段违戾,“不可依随”,最后复检官验讫之后,才能将尸体交给亲属。

验尸贵在精专,验尸切在详细,验尸须在专一,验尸务必从实,具体而言,验尸时要对尸体各部分进行检验,正头面的发长、顶心、囟门、发际、额、两眉、两眼、鼻、齿、舌、颏、喉、胸、两乳、心、腹、脐、小肚、玉茎、阴囊、两脚大腿、膝、两脚臁肕、两脚胫、两脚面、十指爪,翻身的脑后、乘枕、项、两胛、背脊、腰、两臀瓣有无杖疤、谷道、后腿、两曲瞅、两腿肚、两脚跟、两脚板;验尸时,被伤处须仔细量长阔、深浅、小大,定致死之由,要仔细检查头发内、谷道、产门内,是不是有铁钉或它物;验尸可采用滴水试验,“若尸上有数处青黑,将水滴放青黑处,是痕则硬,水住不流;不是痕处软,滴水便流去。”可用“油伞见痕”法:“验尸并骨伤损处,痕迹未见,用糟、醋泼罨尸首,于露天以新油绢或明油雨伞覆欲见处,迎日隔伞看,痕即见旧。”可用白梅敷骨法:“或更隐而难见,以白梅捣烂,摊在欲见处,再拥罨看。犹未全见,再以白梅取肉,加葱、椒、盐、糟一处研,拍作饼子,火上煨令极热,烙损处,下先用纸衬之,即见其损。”或用“酒醋敷贴”法:两人斗殴艺人七绝,检验时没有发现尸体伤痕,便可采用此法:“令掘一坑,深二尺余,依尸长短,以柴烧热得所,置尸坑内,以衣物覆之。良久,觉尸温,出尸以酒醋泼纸贴,则致命痕伤遂出。”

验尸时,“凡验妇人,不可羞避。” 验未埋瘗尸时,用视、听、嗅感觉器官对现场原始情况表象的认识;已埋入坟内的尸体,要量出它的高度、长度、阔度,还要看尸体的头脚朝向;验坏烂尸,“若避臭秽,不亲临,往往误事”……而在现场,还有一条也很重要,那就是询问相关人员,以此获得具体信息。比如检验自缢之尸,就必须要弄清具体的地点,“甚地分、甚街巷、甚人家、何人见?本人自用甚物?于甚处搭过?或作十字死?”还要大量东西南北四至为何物?面觑甚处?背向甚处?其死人用甚物踏上?上量头悬去所吊处相去若干尺寸?下量脚下至地相去若干尺寸?对于溺死于河池之人,则要先问原申人,“早晚见尸在水内?见时便只在今处,或自漂流而来?若是漂流而来,即问是东、西、南、北?又如何流到此便住?如何申官?如称见其人落水,即问:当时曾与不曾救应?若曾救应,其人未出水时已死,或救应上岸才死?或即申官,或经几时申官?”

现场判定需要的是专一、认真,但是现场的情况往往极为复杂,也就是说对死因做出判断存在着一定的变动性,比如“四时变动”,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气候,尸体都会出现变化,“然人有肥瘦老少,肥少者易坏,瘦老者难坏。”所以宋慈认为南北气候不同,山内寒暄不常,“更在临时通变审察。”如何变通审察,宋慈认为就需要用到各种不同的鉴别方法,如《论骨脉要害去处》中,他就提出了“检滴骨亲法”,“某甲是父或母,有骸骨在,某乙来认亲生男或女,何以验之?试令某乙就身刺一两点血,滴骸骨上,是亲生则血沁入骨内,否则不入。”滴骨法是古代亲子鉴定方法,现在看来并不科学,但是已经具有了现代血清免疫检验、血型检验的萌芽;宋慈还提出了“日照验骨”法,“以瓮一口,如锅煮物,以炭火煮醋,多入盐、白梅同骨煎,须着亲临监视,候千百滚取出,水洗,向日照,其痕即见。”这是利用了透射吸光原理;他还提出了“煮骨不得见锡,用则骨多黯”的观点,“尸骨含硫化氢,遇锡产生化学反应,硫与锡化合成硫化锡,呈淡黑色,使尸骨色暗,不利于检生前骨损。”还提出了“灌油验骨伤”,“当将合验损处骨以油灌之,其骨大者有缝,小者有窍,候油溢出则揩令干,向明照,损处油到即停住不行,明亮处则无损。”方法在现在看来也不甚科学;还有涂墨法,“浓磨好墨涂骨上,候干,即洗去墨。若有损处,则墨必浸入:不损则墨不浸。”这一方法现代还在用,只是检查骨裂并不能区分生前伤和死后伤。

宋慈提出了如何鉴别自缢和他缢的不同特点,指出了倒提水揾死、淹水身死、因病患溺死、疾病身死被人抛掉在水内、患倒落泥渠内身死者、若被人殴打杀死,推在水内等不同的溺死状态,提出了病患求乞在路死者、邪魔中风卒死、卒中死、中暗风、伤寒死、时气死者 中暑死、冻死者、饥饿死者等不同的病死特征……几乎所有死状宋慈都一一点名,只有具备了这些精专的知识,才能避免误判、错判,才能洗清冤案,才能有起死回生之功——宋慈还专门讲到了“救死方”即各种急救方法,比如,“若缢,从早至夜,虽冷亦可救;从夜至早,稍难。若心下温,一日以上犹可救。”比如,“水溺一宿者尚可救。”比如,“冻死,四肢直,口噤。有微气者,用大锅炒灰令暖,袋盛熨心上,冷即换之。”比如,“惊怖死者,以温酒一两盃灌之,即活。”急救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宋慈所列的这些方法似乎更多是一种民间传说,也有误说。所以回归对验尸的科学、专业判断,才能真正起死回生。

宋慈曾任广东、湖南等地提点刑狱官,这一身份不可避免使得《洗冤集录》存在着一定的阶级性,尤其是当官府制造了他人死亡,其受罚之条令似乎并无涉及。《验罪囚死》一章中说:“凡验诸处狱内非理致死囚人,须当径申提刑司门,即时人发递铺。”监狱中发现非正常死亡的囚犯,有可能是自身原因,也有可能是刑讯逼供,但是对于不同的非正常死亡,并没有加以区别,只是将检验报告报送提刑司即可;《受杖死》中说到了对尸检所受杖刑部位、创痕长短、宽狭的尺寸,验看男尸的阴囊和女尸的阴门,以及尸体的两胁肋、腰、小腹等部位有无血荫痕,还区分了小杖打的伤痕,左大杖打的伤痕,左背部被杖打的创痕和腿杖的伤痕,但并无对杖者的处罚;《验状说》说到由于狱囚、军人、死亡人无主等原因的尸体检验,只是说“委官定验,兼官司信凭验状推勘”,也并无说到造成非正常死亡的官吏的惩罚。

古诗十九首集释

编号:S23·2210319·1739
作者:隋树森 集释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20年07月第1版
定价:24.00元当当18.90元
ISBN:9787101145182
页数:100页

《古诗十九首》是中国古代文人五言诗选辑,由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而成。《古诗十九首》是在汉代汉族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言诗,内容多写离愁别恨和彷徨失意,思想消极,情调低沉,但它的艺术成就却很高,长于抒情,善用事物来烘托,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上承《诗经》,下开建安魏晋诗风,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抒发了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全诗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被刘勰称为“五言之冠冕”,锺嵘亦称其“惊心动魄,几乎可谓一字千金”。致力于《古诗十九首》的研究者代不乏人,撰述层出,而总其大成之作,当推隋树森先生之《古诗十九首集释》,是书分考释、笺注、汇解、评论四卷,全方位地揭示了《古诗十九首》的文献与文学价值。巧,将各样的文类和创作模式融入诗歌,把诗歌重新表现为情感、理性、哲学、政治和历史。


《古诗十九首集释》:实五言之冠冕也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
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
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
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庭中有奇树》

奇树发绿叶,是欣然一片;攀条折其荣,是颓然一场;馨香盈怀袖,是决然之心;但感别经时,却是徒然之举……思念初如绿叶发华滋,盈盈而现,却不想路远而不致,只能感怀所谓的珍贵,只不过是曾经拥有——花开花落,叶茂叶疏,情深意切最终成落花流水。

《古诗十九首》中的第九首,谭元春评价说:“气质从三百篇炼来。”方廷珪曰:“此篇是交而不忘远者,诗意自明。”“交而不忘远者”,是原因,也是结果,故悲怨,故无奈,人生苦短,如手中攀下的鲜花,无法达到时间的远处,最后只是“但感别经时”的喟叹,如温庭筠在《望江南》中所写:“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如白居易在《后宫词》中所言:“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薰笼坐到明”,如《红楼梦·葬花吟》中所叹:“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气质从三百篇炼来,是一种继承,而“交而不忘远者”最后却是“但感别经时”——这是不是就是《古诗十九首》这棵五言诗的“奇树”命运写照?隋树森集释《古诗十九首》,就是集合了古今文人对“十九首”这棵奇树的观点评价,包括考证、笺注、汇解和评论四部分,他在《序》中说:“古诗十九首便是这五言新体诗的星宿海。它一方面继承了诗三百篇,一方面又开了建安魏晋的五言诗的风气。它的艺术价值也到了纯熟的境界,它既有完整优美的外形,复有丰富充实的内容,而表现的方法,特具的风味,更是妙得难以用言语形容出来。”他认为,虽然只有十九首,但抵得上后来无数的篇什,历代对其赞誉有之,在“评论”中他就选取了历代文选中对《古诗十九首》这棵奇树的相关评论。

锺嵘在《诗品》中评价说:“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人代冥灭,清音独远,悲夫!”古诗,或哀怨,或惊艳,或悲愤,而古诗十九首“一字千金”,隋树森说这“绝不是过分推崇之语”;将其拔高到一种俯视状态的还有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中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﨤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古诗“直而不野”,是情绪收放自如的一种表现,当它达到“五言之冠冕”的高度,当然是一种奇绝之现象。王夫之也认为,“兴观群怨,诗尽于是矣。诗三百篇而下,惟十九首能然。”而金圣叹在《古诗解》中说它是“韵言之宗”,“以锦心绣手至此,犹不屑将姓名留天地间,即此一念,愧杀予属东涂西抹多矣。夫此念乃古人锦绣根本也。”

释皎然、陈绎曾、沈德潜、王国维也各自对“古诗十九首”的创作风格进行了评价,释皎然在《诗式》中说:“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陈绎曾则在《诗谱》中说:“古诗十九首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论至情。”而王世贞则认为:“风雅,三百,古诗十九,人谓无句法,非也;极自有法,无阶级可寻耳。”沈德潜在《古诗源》中也说到了情的把握:“言情不尽,其情乃长,后人患在好尽耳。读十九首,应有会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重点分析了“青青河畔草”“今日良宴会”“生年不满百”等诗中的真情:“‘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一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

“评价”部分是对《古诗十九首》的历史地位而言的,而“汇解”部分则辑录了《古诗十九首》的诸家之说,刘履古诗十九首旨意、吴淇古诗十九首定论、张庚古诗十九首解、姜任修古诗十九首绎、朱筠古诗十九首说、张玉穀古诗十九首赏析、方东树论古诗十九首、饶学斌古诗十九首详解等篇,“时或不同,迂曲之论,亦复多有,然作者体昧诗意,揭发奥蕴,善言可取者,却也不少;何况诗无达诂,只要言之成理,我们都不妨一读。”这一部分可以和隋树森的“考证”结合在一起,重点在于考察诗集产生的时代和作者。历代对十九首的年代和作者各有纷说,认为诗作是东汉以来的作品,大约有六大理由,《文心雕龙》中说是“六朝时人”:“西京遗翰,莫见五言,故十九首非西汉作品。”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认为“十九首用字有触西汉皇帝讳者,故非西汉人作”,朱彝尊在《玉台新咏跋》中则认为:“十九首中有櫽括乐府而成者,故非西汉人作。”徐中舒在研究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中认为,诗中的“促织”不见于尔雅、方言等书,却在汉末的纬书中出现,所以认为十九首非西汉人所作;他还认为,西汉有“代马”“飞鸟”对举的成语,东汉则有“胡马”“越燕”对举,“优马”“越鸟”对举,都较为工稳,而十九首中有“胡马”“越燕”之对,“其非稀罕人手笔可知”;胡怀琛则对“青青陵上柏”中的“洛”存疑,他认为,汉于五行属火,忌水,故改“洛”为“雒”,魏属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又复原字,“据此则‘洛’字为两汉人所讳,不应用,而古诗有‘游戏宛与洛’,可知此诗必作于汉魏间也。”

隋树森列举这六种观点,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怀疑五言诗产生时代的旧说,都引用了刘勰的说法:“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隋树森认为,刘勰说的“辞人遗翰,莫见五言”,十九首是无名氏的作品,并非出于辞人;其次,刘勰他自己是认为五言诗在西汉已经产生了的,所以他还有“古诗佳丽,……比采而推,西汉之作也”的话。相同的观点还有《昭明文选》中“失其姓氏”把它放在苏李诗歌之上,锺嵘在《诗品》中说“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李善文选考注说“辞兼东都,非尽是乘”,隋树森认为,这都是把十九首看成是汉诗或认为西汉之诗的,他认为,“古诗十九首非一时的产物,是很明显的;既非一时的产物,当然也就非一人所作了。”

隋树森的观点在“汇解”中得到了有力的支持,非一时之作、非一人之作是普遍的观点,刘履在《古诗十九首旨意》中说:“盖十九首本非一人之词,逮或得其实者也。蔡宽夫亦尝辨之,今姑依照塑编次云。”吴淇在《古诗十九首定论》中认为这是“汉人选汉诗”,是“一切诸选之始”,是“一代之诗”“一代之专体”,“十九首不出于一手,作于一时,要皆臣不得于君而托意于夫妇朋友,深合风人之旨。”方东树在《论古诗十九首》中说:“十九首须识其天衣无缝处,一字千金惊心动魄处,冷水浇背卓然一惊处。此皆昔人甘苦论定之言,必真解了证悟始得力。”朱筠口授、徐昆笔述的《古诗十九首说》中也认为,“十九首包涵万有,磕着即是。凡五伦道理,莫不毕该,却又不入理障,不落言诠,此所以独高千古也。”在“序”中徐昆认为,“十九首,诗学之权衡也。上承三百,下启千百代,得其意一以贯之矣。”钱大昕在“序”中则认为,“古诗十九首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时,自昭明叙其次第,登之文选,论五言者,咸以是为圭臬,不可增减,不能移易。”

非一时之作,非一人所作,姜任修在《古诗十九首绎序》中认为,“十九首”“乃举所集之成数”,“间或相因类及,而他人有心,不尽同调,统以论次第篇法,则固矣”;而所谓的“古”,是对于今体而言,以前的作者也自题为古歌、古绝句,“以其音节神气,是古非今。”而不是因为“古”的定格而刻板行之。包括蔡絛西清诗话云“十九首非一人之辞”,沈德潜说诗晬语云“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古诗十九首》非一时一人之作,便使得五言诗有了更宽泛的时代背景,也使其成为民间诗体的一种代表,“这大概是因为五言体起于民间,歌谣乐府用得较多,而一般人多轻视它,所以辞人文士或不肯采用,或试作而不署其名的缘故。”这正是说出了《古诗十九首》民间性、草根性的特点。

它们“一字千金”,它们是“五言之冠冕”,它们“独高千古”,它们是“一代之诗”,它们是五言圭臬,而具体到这十九首诗,各有特色,而很多诗评人似乎更多从“不得志”主题来解读。比如《行行重行行》,是“相去万馀里”的分离,是“道路阻且长”的艰难,是“相去日已远”的无奈,陆时雍评价说:“一句一情,一情一转。‘行行重行行’,衷何绻也。‘与君生别离’,情何惨也。‘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神何悴也。‘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怨何温也。‘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前为废食,今乃加餐,亦无奈而白宽云耳。‘衣带日已缓,一语,韵甚。‘浮云蔽白日’,意有所指,此诗人所为善怨。”这一首“含情之妙”的诗,陈祚明认为:“用意曲尽,创语新警。”而邵长蘅认为:“怨而不怒,见于加餐一结。忠信见疑,往往如此。”怨而不怒和忠信见疑似乎将其置于政治层面,姚鼐更是认为“此被谗之旨”。《迢迢牵牛星》一诗,“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叠词之妙与《青青河畔草》异曲同工,“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粧,纤纤出素手。”严羽认为,这首诗一连六句都用叠字,“今人必以为句法重复之甚,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也。”而陈祚明认为:“叠字生动;当窗出手,讽刺显然。”同样是叠字,李因笃认为“迢迢牵牛星”是“写无情之星,如人间好合绸缪,语语认真,语语神化,直追南雅矣”,而姚鼐还是认为,这首诗是写“近臣不得志之作”,张琦也认为:“忠臣见疏于君之辞。”

《青青陵上柏》感叹的是“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列子曰:“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在生人为行人的匆忙中,是“斗酒相娱乐”的放纵,是“游戏宛与洛”的游戏,是“两宫遥相望”的隔阂,最后是“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的疑问,孙鑛认为:“形容洛中富盛处,语不多而苍劲浓至,绝可玩味。鲍明远咏史从此来。”陈祚明明确指出:“此失志之士,强用自慰也。”姚鼐也是一句话评价说:“此忧乱之诗。”《今日良宴会》中有“轗轲长苦辛”一句,刘履曰:“轗轲,车行不利也,故人不得志亦谓之轗轲。”李因笃认为:“与青青陵柏篇感寄略同,而厥怀弥愤。”姚鼐则认为:“此似劝实讽,所谓谬悠其词也。”

而《古诗十九首》中大部分诗歌被理解为忧思之作,是相思之苦,《西北有高楼》是“此伤知己之难遇,思远引而去(姚鼐语)”;《涉江采芙蓉》是“思友怀乡,寄情兰芷,离骚数千言,括之略尽(李因笃语)”;《冉冉孤生竹》是“全不疑其薄,相思中极敦厚之言,然愁苦在此(谭元春语)”;《凛凛岁云暮》是“空闺思归,曲尽其情(李因笃语)”;是《明月何皎皎》“隐隐衷,淡淡语,读之寂历自恢(陆时雍语)”……或是“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的哀叹,或是“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的疑问,或是“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的怃然,或是“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的转折,其中有深意,其中有真情,如陈绎曾在《诗谱》中所说:“古诗十九首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论至情。”

所谓对“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之义的解读,也是《古诗十九首》被按入时代的一种隐喻,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认为:“风雅,三百,古诗十九,人谓无句法,非也;极自有法,无阶级可寻耳。”而当这棵“庭中有奇树”最终在“路远莫致之”中成为一袖的遗憾,发出的也许只有“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的感慨和无奈。

门槛·沙

编号:S38·2210319·1738
作者:【法】埃德蒙·雅贝斯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9年11月第1版
定价:78.00元当当38.60元
ISBN:9787559806512
页数:776页

《门槛·沙》为法国著名诗人、学者埃德蒙·雅贝斯1943-1988年诗全集。雅贝斯运用片段暗示总体的方法以及马赛克式的诗歌技巧,将各样的文类和创作模式融入诗歌,把诗歌重新表现为情感、理性、哲学、政治和历史复杂的统一体,挑战了诗歌的构成观念,为后现代诗歌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他的诗歌影响了整整一代法国当代诗人,也影响了莫里斯·布朗肖、雅克·德里达和加布里埃尔·布努尔等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加布里埃尔·布努尔在序言中说:“埃德蒙·雅贝斯的作品中,诗之意愿承担起了全部生命的意义与心灵的承诺。对他而言,生活若无诗意,就失去了目标,丧失了空间,断绝了出路,没有了空气,缺少了平静。在他看来,只有经由我们的“语词处理器”生成这些文字后,现实才有价值,才可信。但更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正是这位语词魔术师一样的诗人在其指尖上“呼唤”、召集和驱使着这些由字母组成的字词,正是他让这些字词振翅翱翔。


《门槛·沙》:我们因自己的手而死

在血中,它们口授,我写。
——《黑盐》

我写,写出一句话,写出一首诗,写出一本书,写出苦难与罪恶,写下死亡与毁灭,但是,当“它们口授”而我写的时候,它们是幕后的书写者,而我所写无非是一种奴役——是对于奴役本身的书写,也是让书写变成了奴役:在奴役的世界里,“监狱浮在了水上”,渔夫只是在夜间出没于干涸的湖面;在奴役的世界里,语词变成了食物,甚至,“另一些,是排泄物”;在奴役的世界里,“猫头鹰供奉双眼予死亡”,荒漠里的影子成为生命的同义词;在奴役的世界里,“墙制住了太阳”,何处是白天?

“我写”的诗人在加固河岸,在修筑堤坝,但是最后依然被诗歌的洪水冲垮,在这一种被奴役的书写中,“它们”是谁?为什么要在它们的口授中“我写”?“它们”是被狗包围的鸟儿,是死亡的笑声中擦伤的狗,是在断头台上蹭破的鸟,最好“它们”制造了血,或者成为血本身,于是,书写“在血中”完成,而“我写”终于成为了“活在切掉了喙的鸟群”中的一种存在——“我写”,在血中书写,由口授而书写,在排泄物的语词,垮塌的书,漂浮的监狱中,成为无声的象征。这是埃德蒙·雅贝斯《语词留痕》中制造的《黑盐》,“我写”的语词成为一粒粒散落的“黑盐”,而在这一辑诗歌里,语词都面临着同样的命运,而在语词扩展的世界里,一切都成为血的象征物。

语词是一盏灯,但是无力挣脱如同飞蛾扑火,最后是“一条死路”;语词是门的护卫,但它只不过是口令,是咒语;语词是“未完成句子末尾的墨迹”,生命在延续,只是一种空无……窒息的语词里有死去的肉身,“追寻它时,它化作了我的声音,我徒然烦扰自己而已。”留痕而已,所以当言说自身,“陷诗于尴尬之地。”于是,眼睛在沉默中制造图像,耳朵在沉默中制造声音,诗歌只是迷恋上了自身,无处可逃的“逃生门”是另一种封闭。但是,对于雅贝斯来说,“陷诗于尴尬之地”的语词,正是因为留痕,所以在寻找着自己,或者他将这种寻找看成是“语词选择诗人”的主动性行为,语词在沉默中为诗人留下了一个位置,诗人何在?

“长久身处异国,诗人用起诗歌来,像个译者。”这是雅贝斯在《图景》中发出的无奈,诗人在异国,就是被语词的沉默隔开了那扇门,即使语词在寻找着诗人,当作为异乡人的诗人坐在那个位置上,他也只是一个“译者”,这和“它们口授,我写”的境遇有何不同?而实际上,在语词选择诗人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雅贝斯的书写被划分为两种状态,两个阶段——《门槛》和《沙》这两部分可以看成是最表象的不同阶段,从被命名的“门槛”和“沙”的意象上来说,它们指向的是封闭和流动,指向的是奴役和自由。但是,对于雅贝斯来说,他的真正被分隔的是译者和诗人的两种身份,是“它们口授,我写”的被动和真正“我写”的主动——那一扇门该如何开启?那一个诗人该如何出现?那一首诗歌该如何书写?

“越过这一道门槛。/这最初的哀伤啊。”在《门槛》卷的题辞上,雅贝斯透出的是无法越过门槛的无奈和越过了门槛的哀伤,当门槛成为一种禁行的标志,无奈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跨过去了缘何成为了一种哀伤?从埃及到法国,对于雅贝斯来说,并不仅仅是“祖国”的改变和身份的变幻,更重要的是看见了沉默。在沉默之前,有献给在开罗结婚的妻子阿莱特的《我构筑我的家园》,引用《唐吉坷德》的那句话,“要把她指给你们看,才能让你们承认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吗?不管你们是否见过她,重要的是你们必须相信她,承认她,肯定她,并向她发誓和保护她。”他是在书写着一种可以保护的爱,“从井中汲水。给/渴片刻/纾解;予手/施救的机会。”1955年的《井水》是这种爱的表达,因为“我”是存在的:“我是。我曾是。连接点,/野兽们的长卷宗。/我看见,将看见。树的/信念在果实中。”在一个跨越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我”面前,世界诞生前的忧虑,世界出现后的四季,都如同那井水,可以解渴,可以洗手,可以洗脸,所以,那时候的书写,“词语比符号命长。/风景比墨水久远。”

但是,井水不是海水,井如同某种门槛的存在,所谓“构筑我的家园”的预想其实是雅贝斯想要离开井的世界,“钟寻找神谕”是启开了一个向外的世界,在这已经离开和尚未达到的中间地带,雅贝斯看到了“无主之地”的沉迷,看到了“拐进岔道的人”,看见了“缺席的场域”,“但时间仍有待降生,在边境时刻当那沙漠之隼统治着无数惊恐的眼睛。”甚至所寻找的神谕本身也可能是最初面临的“我写”的寓言,在时间“仍有待降生”的“前时间”状态中,雅贝斯在《为食人妖的盛筵而歌》中进入到了“前语词”的歌者时代:为我故乡一头死去的驴子而歌、为灰烬的三个注释而歌、为一位秘密的恋人而歌、为一片应许之地而歌、为七条鱼的女王而歌、三头红象之歌、为此地的三个疯女和三个疯男而歌……歌里是“黑色之王”,“这便是黑色之王马拉库/悲惨的故事,/他的心头/蹲踞三个哭泣的幽灵。”歌里是“惊愕的死者”,“我们曾是三个幽灵/无唇,无颈/因为缺梦/笑声掖在/腋下。”歌里是死去的女人,“窗后,花园的哀伤之窗,/有过,有过,/有过一个死去的女人/为清晨加冕。”歌里是“内心遭受磨难的修女”,“当人们撕开她的袍子,发现安娜嬷嬷浑身是血。人们摘去她胸的花瓣。她赤裸着祈祷,她的唇已死。而她交叉的双手,两只鸽子。”

为食人妖的盛筵而歌,那是噩梦般的传说,那是黑色的神话,那是和罪有关的宗教,“食人妖,好胃口,把四周吃出一片空。入夜了。世界被啃得没了形状。快点儿,闭上眼。食人妖不吃酣眠的人。(《为你合上的眼睑而歌》)”避开食人妖,只能成为合上眼睑的人,于是酣眠的幸存者成为了最后的犹太孩子:“在失去的乐园那饱受摧残的躯体上/绽放出一枝玫瑰,绽放出一只/我再也攥不住的玫瑰之手。/死之骑手掳走了我。/我生来就为爱他们。”手再也无法摘下夜晚的星星,再也无法解救城堡里的公主,再也不能用玫瑰守候。这一种“前语词”的歌者时代,这一种“前时间”的书写,对于雅贝斯来说,是某种被激活的记忆,“……因为在独自忍受不幸与死亡的最血腥的时刻,或许会有一支与童年紧紧相连的歌。”而童年的记忆之外,“前语词”的歌者和“前时间”的书写,并没有停止,雅贝斯面临的是一个“无人”的无名状态中。

无人,“只有翅膀击打出的铜”,无人,“只有艰辛之金属的霜”,无人,“只有匿迹幽灵的帝国”,无人,“只有被囚禁的夜哀鸣”……当我讲说着你挺立在草地前端的胸,讲说着“你沉睡乳房清澈的水”,讲说着“你的神秘双眼之镜子”,讲说着“所有那些绝望的守卫”,而你“你不存在你从未存在过”,在无人之中,讲说的“我”变成了“讲说我除了语词永不会认识的人”,讲说而无人,讲说而无声,在没有对位的世界里,书写就是一种无名的状态,“因为我的爱/因为我的爱的炫目丝线/今夜被抛到世界上(《水底》)”爱之无人,爱之无语,爱之无名,《我街区的三个姑娘》便成为另一种“独自忍受不幸与死亡的最血腥的时刻”:

我街区的三个姑娘把她们的未婚夫丢给了不幸;三声大笑,三颗任性的星星。再无大地之心的消息。我街区的三个姑娘更名改姓;她们的额头在黑夜里燃烧。三个消防员、三个潜水者、三个发狂的情人寻找他们的未婚妻。这事感动了鱼和鸟,因为爱无处不在。三头牛、三块砾石、三个窟窿阻塞了道路。有人沿街拍打熟悉的门。

希望在记忆之中寻找神谕,而其实从“构筑我的家园”到“为食人妖的盛筵而歌”,那扇阻隔的门并没有被打开,那道门槛也始终横亘在那里,或者说,家园、童年有关的书写最后成为了没有记忆的存在。1949的《墨之声》里雅贝斯似乎想要撕掉那一张假面具,他渴望进入到更远古的记忆之中,渴望找到更原始的神谕,“带着从天使那儿/窃来的短剑/我构筑我的家园/那儿勇武和怠惰,快感与爱抚不过是/语病,不过是一个该死的浪峰倾颓”,这是一所《沉睡的客栈》,正是在这个永远关门着门的客栈里,雅贝斯看见了“笃信神谕”的女孩,“我的存在便是因她之故”,仿佛是先知,在赤裸呈现的单纯中,雅贝斯给了书写者第一个身份:吉普赛人。吉普赛女人为了休息日的黄水仙、为了汗水之岩浆的热力、为了牧养恐惧之人的忏悔、为了四月魔鬼鱼的贝苗、为了陌生国度的港口、为了偶然蝉鸣的价值;吉普赛女人穿着散发出林中雪莲花香的外衣、站在为了嘴唇的闪光笑靥而骤然亮起的灯前、在被孤独研磨的月光之辐射轮轴里、戴着在爱中被汲干的泉水花环……对于吉普赛女人来说,神谕其实是不存在的,她们所有的努力其实都变成了一群群“山鹑的跳房子游戏”,因为在多情的牧神面前,“吉卜赛女人带着行骗的镰刀”。而实际上,吉普赛女人是被行骗者,她们所谓的自由其实是漂泊,最后属于她们的命运是:“吉卜赛女人/在遗弃的黑夜里脸上斑斑银丝闪动”。

埃德蒙·雅贝斯:手向着词敞开

吉普赛女人在“沉睡的客栈”里,她们无非也是酣眠的人,而雅贝斯命名书写者这一重身份,其实很明显是在为“我”寻找一种书写的方式,《太阳之地》里高唱着“我的爱”的书写者不正是一个流浪的吉普赛女人?“我的爱一国一城一个房间”,我的爱在扩充,它是“我的爱一国一城一个房间一张床”,它是“我的爱一国一城一个房间一张床一位死者”,它是“我的爱一国一城一个房间一张床一位死者一爿屋顶”,它是“我的爱一国一城一个房间一张床一位死者—爿屋顶一串项链”——不断扩充不断丰富的爱,最后以相逆的过程回到了原点,“一串项链”没有了,是因为“我归还了项链”;“一爿屋顶”没有了,是因为“屋顶塌陷”了;“一位死者”不见了,是因为“死者被掩埋”了;一张床不见了,是因为“床铺凌乱”;“一个房间”消失了,是因为“房间空荡”;于是,在“我的爱是一个国家”最后的遮羞中,“哪座城曾是/我的爱我们的爱/没有一个国家”。

没有国家没有城,没有房间没有床,一切的一切都在“我的爱”的注视下消失,每个人都变成了“沉睡的客栈”里的吉普赛女人。同时写于1949的《拱顶石》里只剩下了第一个声音、第二个声音、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个声音里的孤独,“你的孤独是一座诡计与琴弓的花园/你的孤独是一幢灰烬与宝剑的钟楼/你的孤独是一条从年轻雕像上凿下的发辫/你的孤独是一只飞向车站时钟的眼/你的孤独是一面游蛇和乌鸦的旗帜/你的孤独是一张在所有梯形百叶窗后的孩子的脸(《孤独的峭壁》)”;只剩下了“囚徒”的记忆,“在刽子手的记忆之上,竖着断头台/在生与死的记忆之上/在爱的悲痛之上/在斩断的饰带之上/在砍切之上/在割断的脖子之上/竖着断头台”;只剩下了罪恶之泉浇灌的历史、铅弹炸裂的废墟、世界的尖叫和五月的溺水者。有那么多声音,却是无声的孤独,有那么多的记忆,却被送上了断头台,有那么多的武器,却都是罪恶,书写、言说,都成为了“它们口授,我写”的宿命状态,“被连根拔除的话语像献给鱼群的/鱼骨”。

寻找的神谕可能是谎言,渴望的自由可能是漂泊,众多的声音可能是无声,这依然是一个无名的状态。但是雅贝斯提出的问题是:从沉默到书写是不是有另一条路径?这是一个关于记忆的母题,从童年游戏,从家园故事,从国家情怀,时间仿佛是被记忆所缔造,但是,雅贝斯认为还有另一种记忆,“它比回忆更古老,它与语言、音乐、声音、喧响和沉默紧密相连:经由一个手势、一句话语、一声哭喊、一阵痛楚或一时欢乐、一个形象、一次事件,这一记忆被唤醒。”唤醒就是让沉睡的记忆说话和书写,“它存在于创造的核心。”这是雅贝斯的记忆观,而记忆所对应的书写也不是因为苦难因为罪恶因为战争因为死亡而成为“它们口授,我写”的宿命,“然而奇迹正在于,语言不仅远未受损,反而愈形丰富。”

雅贝斯开始思考真正的书写,真正的语词,真正的记忆,他在献给勒内·夏尔的《世界之壳》中说:“我为您而写,在牧歌的门槛上,为长着水树叶、火荆棘的植物,为爱的玫瑰而写。/我徒然地写,为我的死亡留痕布下的闪光语词而写,为永恒亏欠着的生命瞬间而写。”他在怀念保罗·艾吕雅的悼亡诗中说:“你曾以为向语词开放空间/就会失去语词/冬日,以它们翅膀的忠诚/语词再次温暖你心”;他在献给加布里埃尔·布努尔的《带彗尾的长耳鸮》中说:“关于死者关于先知关于海滨/明天是一卷泡沫之书”;他更在《语词的白与符号的黑》和《在面具和语词世界的小小漫游》中构筑语词的王国,建立书写的家园:他抛弃了符号的黑,让语词更长久地存在,它们是仅值一文的语词,是耐心的语词,是夫妻语词,是摆渡人语词,是作为语词的语词,甚至是人类创世纪的词语——“最初存在的语词,是那个男人。他为认知自我而焦虑,于是他拼读塑造出自己的那四个字母,第一次,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亚当。”之后是伊甸园中的第一个女人莉莉丝,是亚当的第一个妻子夏娃,“随着作家对其写作艺术的觉醒,语词对自由的需求增大。语词发出动人而执着的呼唤。诗人对此做出应答,认为以他的角色本当答之。因为它关系到自由。”而诗人也从此诞生,他们终于跨过了那一道门槛,“以被书页征服了的眼光看去,诗人们试图通过一连串被诅咒的门钻进去的书页,揭开了一个诞生出根与星的宇宙。”

语词在寻找诗人,诗人也在寻找语词,和语词有关的是书写,那么诗人该如何书写才能摆脱“它们口授,我写”的命定状态?那就是用手书写。一方面,雅贝斯重新命名了记忆,“世界的全部记忆/存在于一粒沙中”,一粒沙是所有的沙,所有的沙是一粒沙,沙就是语词本身,当语词跨过了《门槛》便是雅贝斯的“沙”世界,它在漂泊之后登临的“岛”上,而“岛”和“他”的发音相同,雅贝斯建立了一种同一性,“他和他那阴性之岛”,“ 他不存在他是那岛”,从漂泊而来,岛是国土,岛是自由,岛是她,“谁还会喋喋不休地说起这些,说‘他’和‘岛’是虚空中某种独自存在的思想且仍在那里延续;忽儿凝固于它自身的欲望——但它四周的空间却获得了生命;忽儿沉醉于漂泊——却在一个凝然不动的宇宙中。”在他的岛上,他成为了自己,他拥有的正是记忆之手。

一只手,曾经是死去的手,曾经是无手的手,曾经是“被自己的饥饿抓牢的手”,是曾经命中注定坍塌与纸页上的手,而“取代了这只手的位置的那只手”,正是因为语词指明它的归宿,手是和白昼同燃的手,是向着距离敞开的手,是写出这本书的手。这只手和那只手,是语词指明的取代,是重新书写的记忆,是岛上的沙之书,而其实,对于雅贝斯来说,即使是那曾经“因自己的手而死”的手,也并没有真正死去,因为它是另一种记忆,它的苦难,它的漂泊,它的异化,它的迷失,构成了“血洗不了血”的记忆,“为了浇灌死亡/那么多眼泪在一只手中。”所以这只手和那只手组合起了诗人的一双手,“昼与夜,是一只手的两极。”

许多的手,是许多的白昼和黑夜,是许多的漂泊和自由,是许多的流浪和家园,是许多的神谕和谎言——雅贝斯仿佛建造了书写的“沙之书”,那一粒的沙变成了一个个语词,变成了一段段句子,但是只在书页的角落中显现:一页是最底下“整个早上都握在双手中。/与白昼同燃的双手。”的两行,一页是最上面“你不再有手。你睡了。”的一行,一页是“手向着词敞开,向着距离/敞开。//(手是那将要来到的。)”的对话,一页是“(我们死于无手)”的注解,在大片空白的世界里,它们仿佛真的只是一粒沙,但是这是在说话的一粒沙,这是无限拓展记忆的一粒沙,这是无限自由不拥有“我写”宿命的一粒沙——“我写”终于变成了“我手写我诗”“我手写我词”“我手写我名”的“我写”——雅贝斯完成了最后的命名:

找找我的名字吧,在文选中。
你会找到,又找不到。
找找我的名字吧,在辞典中。
你会找到,又找不到。
找找我的名字吧,在百科全书中。
你会找到,又找不到。
没什么关系。我有过一个名字吗?
同样,当我死去,请别在
墓地里找我的名字
也别去其他地方找。
今天,请勿再烦扰那个
已不能回应召唤的人了。
——《“找找我的名字吧……”》

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

编号:B83·2210319·1737
作者:【法】安托万·孔帕尼翁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06月第1版
定价:52.00元当当25.70元
ISBN:9787305185694
页数:283页

“理论已被制度化、条理化,蜕变为一种刻板僵化的教学小技巧,与干巴巴的文本讲解无异,而当年理论所穷追猛打的正是此种干巴巴的讲解。将理论纳入教学,其命运似乎就只能是僵化。”索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国文学教授安托万·孔帕尼翁回顾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法国风靡学界的种种文学理论,从结构主义到阐释理论到接受美学,从雅各布森到罗兰·巴特到姚斯,以及文学理论与常识间所发生的种种冲突。他认为,理论拒斥常识所包含的成见:“文学”即本质,“作者”乃文本意义之权威,作品以“世界”为主题,“阅读”是读者与作者对话,“风格”是选择写作方式,“文学史”是逐一列举大作家,“价值”是文学经典的客观属性,理论动摇了常识,但常识也抗住了攻击,理论为了灭掉对手常有过激言论,结果有可能使自己陷入悖论,因此,我们今天有必要重新审视文学理论在法国国内外风靡一时的那个时代,并对其做个总结。


《理论的幽灵》:需要的是批判之批判

我的目的是唤醒读者提高警惕,让他不再随便肯定,动摇他的天真和迟钝,让他变得聪明起来并获得文学的理论意识基础。
——《结论:理论探险》

安托万·孔帕尼翁已经明确了目的论,让读者提高警惕,让读者变得聪明,让读者获得文学理论意识的基础。这是一种唤醒的态度,但是当安托万把读者放在一种俯视的视角,当把自己的认识论看成是“理论探险”,是不是反而形成了“作者-读者”的分割,是不是制造了另一种文本的二元论?当然并非是阐释学或接受美学的理论实践化,因为身为作者的安托万并没有在读者聪明起来之后“死去”,反而是激活读者的天真。但是很明显,他的这种理论探险的做法不是去除理论和常识之间的鸿沟,而是将它们推向了一种对立存在——尽管他在整个阐述过程中试图找出批评的“第三条道路”,但是在使命面前,在责任面前,“文学与常识”似乎总是难以走出上空幽灵的阴影。

结论里,安托万认为自己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理论和常识的对立关系,在他看来,“理论追求的目标是常识的崩盘”,一方面,理论抗拒常识,批判常识,将常识斥之为一系列的幻象,于是那些支持“作者死了”的理论家,认同文学与现实无涉的批评者,站出来给常识以致命一击,但是,这只不过是理论的幽灵,它最终耗尽的是自己的好运;而另一方面,常识在安托万看来,又是一条不死的“九头蛇”,当理论对常识发起攻击时,获胜的总是常识。“理论的幽灵”和常识九头蛇之间的争斗,其实在安托万看来是两败俱伤,而这种结局无疑是一种二元论的定式:或者是理论来批判常识,或者是用常识来检验理论,最终的结果是忘记文学本身。

所以安托万认为,必须摆脱这种二元论的定式,回归文学本身,也就是让读者重新获得关于文学的理论意识基础,“如同任何认识论一样,文学理论属于相对论,而不属于多元论,因为我们不可能不做选择。”这种选择既不是兼容,也不是折中,而是“选定一条道路”,那就是具有批判精神——安托万将这种批判精神命名为“批判之批判”,批判之批判就是一种“元批评”:既不为某一个理论辩护,也不为常识辩护,既对理论进行批判,也对常识进行批判,“唯有困惑,乃文学的伦理道德。”在困惑中批判,在批判中探险,无论是批评意识,还是对文学的反思,安托万将之称为“自波德莱尔,特别是马拉美以来”赋予的“现代性”。

而实际上,在结论中提出的“批判的批判”之“元批评”方法论,是将理论和常识都放在批判的同一层面上,但是在序言中,他似乎只是强调了对文学理论的批评,而没有涉及更多关于常识的批评,或者说,从一开始批判的批判之元批评已经让常识缺席了——常识是什么?是文学本身?是创作和作品本身?是作者和读者本身?还是传统的文学观?它当然是一种现实指向,或者在安托万看来,它是一个既定的存在,即使它处在理论之对立的隐性位置,即使不需过多地提及和阐释,它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于是,在缺省的状态下,安托万只是在“理论的幽灵”这一维度开始了批判,而他批判之批判的元批评就在于对不同的理论观点进行批评。

当然,安托万对理论批评的本质阐述得还是比较到位的。他认为目前的理论已经被制度化、条理化了,已经蜕变为一种刻板僵化的教学小技巧,变成了干巴巴的文本讲解,而在他看来,理论在本质上是论战的,批判性的,是“生有反骨的”,“理论的精神,是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是论战的精神,是低着头一条死胡同走到黑的精神。”呼唤理论就是呼唤对立,呼唤颠覆,呼唤起义,这种对立、颠覆和起义,是对既有秩序的反叛,是对制度化、条理化的摧毁,而目的是纵览文学整体,探索普遍性。文学整体本身就是理论之外已经存在,它是作者、作品、读者、语言、指涉,再加上历史和价值,它们是文学批评的要素,构成了文学整体,但是这种文学整体是一种静态化的存在,没有文学理论批评的它们也是客观存在着的,所以安托万真正进行“批判的批判”,就是要向批评家发问:什么是他们所说的文学?有什么价值标准?

什么是文学?安托万对这个本体性问题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存在两种文学观,一种是语境观,它涉及的是历史、心理、体制、社会关系等,另一种则是文本观,它涉及语言,前一种是广义的历史研究,后一种是语言研究,简单地说,就是“功能”和“形式”的区分,从亚里士多德到马拉美到瓦雷里,他们对文学提出了虚构的定义,它是一种“诗”,但是在安托万看来,文学还是应该回到柏拉图关于功能和形式的二分法,但是这种区分更多考虑的是“右词项”,即突出了内涵、形式、陌生化,而忽略了外延、功能、再现的左词项,但是不管如何,安托万所强调的是:文学就是文学——这一阐述或者就是安托万将其放在隐性位置的“常识”,甚至让它变成了一种自明之物,名称和实质的同语反复似乎又回到了未知状态。

接下去,安托万开始了他所谓的“元批评”,所谓对文学普遍性和整体性的探索。在作者方面,他认为这是一个争议最大的问题,传统的和现代的各执一词:传统的语文学、实证主义、历史主义认为作品意义就等同与作者意图,而现代的观点则否认作品意图对作品意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俄国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派和法国解构主义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安托万认为,传统观点认为作者意图就是作品意义,那么既然意义就是意图,是客观的、历史的,我们为什么还要批评?而现代的观点在巴特喊出“作者死了”之后,已经成为了反人本主义的口号,在他看来,作者之死的观点,是将作者和作者意图混为一谈,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简化,阐释学将寓意读法看成是一种方法论,安托万认为这是一种用读者之意取代作者愿意。传统和现代的不同观点其实是文献学和反文献学之间的争论,安托万选择了第三条道路试图弥合他们之间的争论。

在他看来,理解和阐释一个文本需要的是同中有异,需要的是重复中提取变异,他提出的这第三条道路就是“对齐法”:对齐法预设了作者意图在文本阐释中的关联性,还预设了作者意图的一致性,意图假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致性假设,“为说明某一晦涩之处,对齐法优先选同一作者的文字而不是另一作者的文字:任何文学批评都不会放弃关于作者意图的最起码的假设,这意图提供文本的一致性,或构成由(更高、更深的)上层一致性来解决的矛盾。”也就是说,文本有一个原来的意思,也会产生另一个意思,它们既有差异性也有一致性,意思不是意义,构思不是意图,“只要我们认为文本的各个部分(诗句、语句等)构成一个整体,也就预设了文本代表一个意图行动。”抛弃作者意图就是作品意义的看法,也否定作者之死的阐释学,安托万的“对齐法”所要建立的是一种文本意义,它超越了作者和读者、作品和文本之间的某种二元对立,“阐释一部作品,便是在假设该作品与一个意图相呼应,或者该作品是人的精神产品。”

那么文本与现实到底存在这样一种关系?这里又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文本是对现实的摹仿和再现,一种则认为文本不指涉现实,它是一个自足体,只能自我指涉。安托万从对后一种说法的批判开始,当模仿、再现、指涉被打入了文学理论的冷宫,在他看来自我指涉只是一种“指涉幻象”,它是一种人为对符号的操控,遮蔽了现实主义的规约,甚至变成了作者和读者共有的约定和编码,而对于第一种观点,安托万还是进行保守的批评,他认为模仿说是一种再现,是与现实主义相关,是在文学和现实之间建立了关系,但是这种再现容易把模仿变成模拟。所以安托万寻找到的第三条道路就是重新考虑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既非模仿论,亦非反模仿论——模仿应该回到认识层面,重新赋予“模仿”以价值,也就是强调文学与世界、现实的联系,把“书是一个世界”颠倒成“世界是一本书”,或者“世界已经是一本书”,“世界本身是一本书”——安托万说:“书是一个世界,因为世界就是一本书。”

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一个世界就是一种整体,安托万拒绝一分为二就是要让文学穿越二元论的高墙,回归自身。在“读者”这一元素的阐述中,和作品、作者一样,面临传统观点和现代观点的对立,“我的办法是让它们形成对立,相互消解,找到走出这非此即彼之困境的第三条路。”这基本上是对前面讨论的延续,安托万的第三条道路就是构建隐性作者和隐性读者:隐性作者需要文本的搭话者,他就是隐性读者,这个隐性读者就是他的第二个自我,因为最成功的的阅读,便是作者和读者的自我“在其中相协调的阅读”。这是理想的阅读?安托万认为,在任何文本中,作者读给读者预留了一个位置,以作为隐性作者的补充,“在最为宽容的自由主义外衣下,隐性读者除了听命于隐性作者的指令之外,事实上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前者是后者的变体或‘另一自我’。”但是这个来自布斯 的观点,是以作者为中心的,他所构建的读者是隐性作者,也只是作者的影子,所以安托万到最后还是模糊了这第三条道路的合理性,作者或文本至上,可以建立一个关于文学的客观话语;读者至上,可以建立一个关于文学的主观话语,“其他介于二者之间的立场,似乎都比较脆弱,难以自圆其说。”

“风格”在安托万看来是一种大众用语,文学理论总是想要摆脱却总是徒劳——这里也有两种极端观点,一种认为风格的确存在,它是后天获得的文学理念,另一种认为风格就像意图、指涉一样,是一种需要大家摆脱的幻象。安托万认为,风格是一个复合的、含义丰富且含混的复杂概念,旧义和新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兼容并蓄的词义,它是标准,它是文饰,它是差别,它是类型,它是征象,它是文化,所以风格问题需要关涉两方面,一种是社会习语,一种是个人习语。安托万如此定义多钟表达的风格:风格是固定内容的形式变化,风格是作品典型特征的集合,风格是在多种“文笔”中做出选择。风格难以撼动,真正需要怀疑的是那些被视为范本、标准和经典的东西。“历史”,在安托万看来,描写的是文本之间的关系,是对文本进行历时性或共时性的比较,这就涉及到“文学史”的书写,安托万认为,“文学史就是破碎文本和片段话语的堆砌和罗列”,它们与不同的编年史发生关系,有的更有历史意义,有的更有文学意义,“它就是对传统经典规范的审视。”历史和价值,在安托万看来具有“元文学”的性质,价值也有传统的观点和现代的观点,而他认为,文学的价值和作品、作者和读者有关,在这几个元素都在寻找第三条道路的批评现实面前,安托万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文学价值我们无法进行理论规范:这是理论的局限而不是文学的局限。”

从作品到作者到读者,从文学到历史到价值,安托万在理论的“元批评”中进行了探险,希望消弭对立的二元论而探寻第三条道路,安托万希望终结“理论的幽灵”统治,也希望终结常识这条不死的九头蛇,但是当常识被隐藏而成为默认的存在,当理论的努力依然只是建立在二元论上的理论假设,安托万的批评精神似乎仍是软弱的,甚至只是一种妥协式的折中主义,没有颠覆,没有起义,没有论战,探险本身就成了幻想,读者也没有被真正唤醒,“元批评”更是成了一个空洞的预设。

糜骨之壤

编号:C38·2210319·1736
作者:【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定价:56.00元当当27.00元
ISBN:9787533962968
页数:331页

雅尼娜是一位精通占星术、喜欢威廉·布莱克的诗歌,并热衷动物保护的老妇人,她幽居在波兰边境被大雪覆盖的山林里,她给自己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会取个奇怪的外号,他们是“大脚”“鬼怪”“好消息”,她养的狗则被称为“小姑娘们”。突然有一天,邻居“大脚”被一块小鹿骨头卡住喉咙,死在家里,此后凶案接二连三发生……“某次,一个温顺、正直的人/选择了一条危险的路,/从此便向着死亡之谷走去。”第一句话就引入了那个神秘而诡异的死亡世界,小说贯穿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感,以及关于人、自然、动物的尖锐思考,雅尼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观当下社会和人类行为的极佳的视角。这是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卡尔丘克最新长篇小说,同名电影荣获柏林国际电影节亚佛雷德鲍尔奖,小说入选2019年布克国际奖短名单、201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长名单、2020年国际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


《糜骨之壤》:动物展现一个国家的真相

“‘猎人’这个名字中包含‘思想’一词,这意味着猎人们清醒、理智、周到地完成上帝赋予他们的任务,照顾大自然……”
——《第十五章 圣休伯特》

他说:“不可将人与动物相提并论。”他又说:“猎人们狩猎符合捕猎法则。”他还说:“‘猎人’这个名字中包含‘思想’一词……”言说者的他是沙沙神父,一个用行动无比接近上帝的人,但他最接近上帝的却是观点,把人和动物分开,把猎人看成是合法的狩猎者,都是因为有上帝,或者说是上帝命名了他们:上帝将动物置于低人一等的位置,而猎人就是上帝的使者和伙伴,他们甚至在清醒、理智和周到中辅助上帝创造并照顾动物们,所以捕猎就是一种“照顾”的行为。

捕猎合法化,甚至被神圣化了,按照沙沙神父的观点,猎人们定期给动物喂食,建造了41个鹿喂食架,4个糜鹿喂食架,25个野鸡喂食点以及150块盐舐砖就是猎人的功绩。所以人类高高在上,这是对上帝规则的一种回应,上帝规则变成了捕猎法则,而且出自一个神父口中,是不是代表了人类的傲慢?沙沙神父是在圣休伯特节庆祝活动中对“我”说这些话的,而起因仅仅是因为“我”的那只小狗死了,我把小狗看成是唯一的亲人,看成是家庭的一份子,甚至看成是“我的女儿”,而这一切就遭到了神父的呵斥:“请不要亵渎上帝。不能把狗当作女儿。别再哭了,祈祷吧,这样能减轻痛苦。”

沙沙神父代圣人之言,他似乎就成了圣休伯特,而其实圣休伯特在成为圣人之前就是一个钟情于打猎和杀戮的人,有一次因为在猎物的头上看见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于是便意识到了自己此前深重的罪孽,从此痛改前非不再杀生。看见猎物头上的耶稣,让休伯特从猎人变成了圣人,但是当猎人们将他作为守护神,“我”的疑问是:“他岂不成了自己所犯下罪孽的守护神?”让一个曾经的猎人变成猎人们自己的守护神,是不是在纵容杀戮的罪恶?和沙沙神父说的一样,当猎人们给动物喂食,最后的目的不是完成上帝交给他们照顾动物甚至照顾大自然的目的,而是“可以在这些喂食架旁向动物开枪”,谋杀更是变得合情合理,罪孽更是被免除了。

与其说是上帝的规则,不如说猎人们自己设置的法则,而正是这个自我设置的法则,最后遭到了报应:神父的宅邸着火了,沙沙神父死了。圣休伯特节没有给沙沙神父带来好运,却以讽刺而残酷的方式让他死去,谁是凶手?这已经是远离世界的普瓦斯科维什小村里发生的又一起死亡事件,在此前,“大脚”死在自己家中,像是有东西卡主了喉咙窒息身亡;之后发现了警察局长的尸体,他一个人躺在一口很浅的井里,头朝下,身体扭曲着;后来猎人福南特沙克被人发现死了好几个兴起,尸体成了碎块,散落在坑里,四周已经长出了蕨类植物;而现在,沙沙神父也在大火中丧生……这一系列的死亡事件是不是共同的凶手所为?

“我”在大脚死去之后,和“鬼怪”赶去了大脚的住处,发现房子外面有鹿,“鹿站在雪地里,雪已经没过了它们的肚子。它们平静地看着我们,就好像是在执行某个仪式时被我们逮到了一样,那是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仪式。”而大脚作为一个猎人,就曾猎杀过鹿,甚至房子里还有鹿头;警察局长的尸体被发现时,口袋里找到了很多钱,而在杀死他的凶器里发现了动物的血迹;“我”和福南特沙克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他正准备去打猎,“当时我在森林的尽头看到了两只白狐,它们慢慢地走着,一个跟着一个。”而发现他尸体的时候,身上爬满了甲虫;而沙沙神父被大火烧死之前,就和我谈论了动物和人类的关系……他们的死是动物对人类的报复?而最后的一张照片,似乎提供了足够的犯罪证据:照片里,警察局长、董事长、福南特沙克、沙沙神父站在一起,除了他们还有医院院长、消防队长、加油站老板,最后是刚刚跑进来的大脚,“一个个都是家中的父亲,模范公民。”而最为关键的是,他们穿着制服排成一排,他们面前是动物的尸体,其中有野兔、野猪、鹿、野鸡、绿头鸭等。当他们站在一排和手中的猎物合影,他们都有了一个统一的身份:猎人,猎人和猎物的合影就是一种杀戮的再现,“动物的尸体如同写给我的长句,那些鸟则构成了省略号,代表着无尽的延续。”

所以他们的死几乎没有悬念,动物对他们进行的报复,就是动物复仇者“卓柏卡布拉”的复仇故事,或者是德国人的传说变成了现实,“讲的是午夜射手在后半夜四处寻觅、猎杀坏人的故事。”而这就揭示了动物和人类之间的某种对立关系。这个和捷克交界的边境小村普瓦斯科维什,是远离世界的存在,每年四月有人租住在这里,随着天气转冷,他们十月就会离开,而从十月到来年四月,这里只有几个人居住。这个到处是森林的地方,原本是宁静的,但也成为了狩猎爱好者的乐园,经常可以看见动物的血迹和尸体,动物之死当然是人类欲望的体现,就像大脚,把森林当作自己的私产,“森林里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一个典型的掠夺者。”

引用布莱克的诗句,“在路边被虐待的马,/呼唤着天堂,要人类血债血偿。”动物之死之后是人类之死,这就是报应,这就是“血债血偿”。而作为这个小村的常住者,我一直反对的就是人类对动物的捕杀,在一次的演讲中,我认为“人类对野生动物负有重要责任”,人类要让动物有尊严地活着,就像人类对待自己一样,“我也曾是动物,也生存过,吃过;我在绿色的牧场上吃草、产子,用身体温暖我的孩子们;我也曾筑过巢,往里填上温暖的枝叶。”人类以动物自比,就是把尊严还给动物而不是死亡,而人类所谓的讲道坛,代表着罪恶,是奸诈、狡猾和老练的罪恶,“他们架起干草堆,在上面放上新鲜的苹果和小麦来吸引动物。自己则藏在讲道坛里,一旦它们上钩并放松警惕,他们就直接瞄准动物的头开枪。”当人们用布道的方式制造罪恶,就像大脚的死,不是死于麻痹的窒息,而是死于报复,大脚抓住中了圈套的鹿,杀死了它,并吃掉了它的身体,“一个生物吞食了另一个生物。在一片安静、沉寂的夜晚,没有反抗,没有雷电,刽子手就这样遭受了惩罚,虽然没有任何人来行刑。”

动物死了,猎人死了,如果这只是一个动物报复的故事,似乎显得简单了一点,而其实在这一系列谋杀事件中,背后却是关于权力的思考。无论是警察局长还是董事长,无论是沙沙神父,还是福南特沙克,或者还有医院院长、消防队长、加油站老板以及大脚,其实他们都拥有一定的权力,他们正因为手上握有社会权力、宗教权力、经济权力,所以将人类拔高在动物之上,所以可以合法化进行捕杀,枪就是权力的象征,而这种权力不仅在动物身上滥用,而且对人也进行了控制,福南特沙克拿着枪让我离开那里,理由是“我们正在射击”,而我的回答是:“该离开的是你们,否则我马上报警。”我因为牵涉到董事长之死,在权力之手下,我甚至被关进了监狱,像猎物一样,被权力控制着。这种权力更是外化为一种非法的占有,警察局长就是一个混迹于各种阴暗、邪恶的教义中,“除了利用在警察局中的职权,他很有可能在其他地方也拥有许多秘密而不祥的权力。”他被人发现死在坑里时,从他口袋里就发现了很多钱财,而这笔钱才就是贿赂的赃款。

“监狱用法律之石建造,/妓院是用宗教之砖砌成。”引用布莱克的另一句诗,就是对这个社会的讽刺,法律之石建造的不是保护所,而是让人失去自由的监狱,宗教之砖建造的不是救赎的庇护所,而是妓院。由此引申出对国家的思考,我在演讲中就认为,“动物能展现一个国家的真相,尤其是这个国家对动物的态度。如果人们对动物残酷行事,那么民主就只是空谈,毫无用处。”当这个国家只有残酷和杀戮,何来民主?对国家的思考终于让我在这个远离世界的小村找到了另一条路,那就是从边境去往那一边的捷克,在我的世界里,捷克就是一种天堂般的存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会想到捷克,看到国界,以及在它之后美丽、柔软的国家。那儿的一切都沐浴在阳光下,散发着金色的光芒。”当自己还生活在被个人主义占领的“神经质国家”,“这个国家里的每个人一旦处于人群之中,就会开始教导、批评、冒犯人群中的其他人,展示自己毋庸置疑高人一等的地位。”所以捷克就成为了逃离的目标,那里没有杀戮,甚至没有争吵,“我认为捷克则完全不同。那里的人能够心平气和地讨论,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争吵。即使想吵也吵不起来,因为他们的语言压根儿不适合吵架。”最后我和研究甲虫的波罗斯在一起,波罗斯的观点是:“在大自然的领域,没有‘有用的生物’和‘无用的生物’之说。这只是人类对物种进行的一种极不明智的分类。”而最后两个人跨过了边界,寻找另一处家园,“我在捷克的田野里行走,朝着它(处女座)的方向。而它也越来越低,好像在鼓励我随它往地平线走去。”

从动物保护的角度解读人类自私造成的杀戮,从国家建设的角度审视民主的重要性,这都是从这片“糜骨之壤”引发的思考,但是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文本也并不仅仅是这双重的思考,动物的生与死,人类的生与死,死亡折射的是命运,而命运的背后则是苦难的意义。我曾经是桥梁建筑师,之后成了一名教师,在技艺的教授中也深入到灵魂深处,而我热衷的则是星象学研究,“卫星云图和倾斜的地球时常打动我。可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暴露于行星凝视中的球体表面,被丢弃在巨大的虚无缝隙中。”我把变化的金星称作是“夜晚的星星”,我认为任何事物在苍穹中的地位是独特而永恒的,我笃信布莱克的那句诗:“任何可以相信的事物,/皆是真相之一种。”当人类成为宇宙中被丢弃的存在,命运其实需要的是自我主宰,而这也正是对权力、暴力、杀戮等罪恶的反抗,“我们宁愿相信自己是自由的,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随时改造自我。事物之间的联系如天空般无穷和浩瀚,使我们不知所措。我宁可变得渺小一些,如此一来微小的罪恶尚可被原谅。”

“我”把人类分成三类,一类是“滑雪爱好者”,他们是享乐主义者,一类是“司机”,他们喜欢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最后一类则是“过敏者”,过敏者一直处于战斗状态——我把自己看成是过敏患者,他所处于的战斗状态就是对命运发起的挑战,所谓革命,就是为时代的变革做好准备。一方面,我身患疾病,“我的病痛很叛逆,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到来。每当它来临,我的身体就会发生些什么,骨头也会开始疼。这是一种非人的疼痛,令人作呕。”双腿麻木和腿内灼烧是常见的症状,甚至后来还出现了血尿,我被一种死亡的恐惧包围;但是另一方面,身体的苦难是我更多思考死亡的真正意义,“既然有出生的顺序,为什么不能有死亡的顺序呢?”搜集了1042个出生日期和999个死亡日期,对于我来说,是从这生死过程中看见宇宙的法则,“世界上每一个最小的碎片都与其他的一切经由复杂的通信宇宙联系在一起,而这个宇宙很难渗透进平庸的心灵。”而只有知道了自己的死亡日期,才会由此感到自由——我就是在身体的疼痛和对死亡的搜集中,保持着战斗,追寻着自由。

而这种为自由的战斗,和猎人们捕杀猎物的神圣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是猎人这个词包含着“思想”,而是猎人的杀戮中有着人类的罪恶的灵魂,“我们每个人都是犯错的主体,谁又能说我们不是罪犯呢?”身体是一个宇宙,所以在穿越国界去往捷克之后,我“参加”了自己的葬礼,让自己死去,是作为自然人的死亡,是建立自然的死亡顺序,而死亡之后的宇宙会展开另一面,此谓生,“但我知道,我还有很多时间。”就像我写给迪迦的那个小故事:

中世纪曾有一位修道士,他同时也是一个占星学家。他通过星盘预见了自己的死亡。石头将会落在他的头上,将他砸死。从此,他便在修道士帽子里面再戴上一顶铁帽子。直到某年耶稣受难日,他把两顶帽子一起摘了下来,这主要是怕引起教堂里众人的注意,而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这时候,一块小石头落到了他裸露的头颅上,但他只是受了点轻伤。然而,修道士却认定预言已成真,便打点好了自己的一切,没过一个月就死了。

寺山修司少女诗集

编号:S41·2210319·1735
作者:【日】寺山修司 著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8年06月第1版
定价:56.00元当当27.70元
ISBN:9787540486228
页数:344页

“眼泪是人类做出来的最小的海……”被遗忘的少女,住在港湾红色的小屋里,她所做的事,只是每日夕阳西下之时前往海边,录下海水的声音。这是想象力的殿堂,这是语言的迷宫,这是穿着“爱”的外衣进行的一场实验,拍摄了《抛掉书本上街去》《死者田园祭》等电影的寺山修司,因颠覆而前卫的视觉风格被誉为“银幕诗人”,他将映入这名“少女”的眼眸与心底的景象,以爱之名撰写成诗。《寺山修司少女诗集》是寺山修司的经典诗作集,全书分为九个篇章,分别是《海》《我作的童谣》《猫》《我是男孩时》《恶魔的童谣》《人偶游戏》《爱》《花诗集》《时而如没有母亲的孩子》,每个篇章内含多首小诗及散文诗,延续了寺山修司一贯的独特想象力、无边知识量,集猎奇、幻想、实验、浪漫于一身。日本著名插画、漫画家林静一授权封面插图,用另一种方式还原寺山世界的经典少女形象。


《寺山修司少女诗集》:下一页是海

没有母亲的孩子 有书
没有书的孩子 有海
没有海的孩子 有旅行
没有旅行的孩子 有恋爱
没有恋爱的孩子 有什么?
——《某一天》

不是一个循环,是从终点回到起点的虚无:没有母亲,有书,没有书,有海,没有海,有旅行,没有旅行,有恋爱——没有恋爱,有什么?没有而有,在填补和取代中,最终还是回到“没有”的结局,当这一天“向日葵开了”,当这一天“日落了”,这一天也是“向日葵落了”,也是“日升了”,在时间的循环中,有终于会变成没有,而一切的书,一切的海,一切的旅行,一切的恋爱,最后成为虚无,都在于孩子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母亲在哪里?

这是寺山修司对于女性的一次诘问,《时而如没有母亲的孩子》这一部诗集却指向了孩子最初的疑问,时而如没有母亲的孩子,只能默默看着大海,时而如没有母亲的孩子,只能一个人出去旅行,“可是心里立刻明白/假如成为没有母亲的孩子/对谁也不会说爱”,其实,对于母亲之缺无,是因为爱之缺席,“爱我一半/剩下的一半/想默默看海”,或者,爱我一半,剩下的一半,想思考人生,而现在爱没有了,母亲没有了,书、海、旅行和思考都没有了,就像“我有两只眼睛”,只剩下一只眼睛“看什么好?”《少女写给上帝的有问号的信》里说:“我只有两只眼睛天空却有无数的星星/谁能帮我数数漏掉的星星?”

恋爱之爱,是可以望见无数的星星,当少女写给上帝的是充满问号的信,爱之缺失已经成为寺山修司的一个母题。那么,爱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没有恋爱的孩子?爱是一根黑发,“你的/一根黑发/成了地平线(《爱》)”快做母亲的女人,会给毛线球“卷起地球”,“一如人类的历史/从早到晚/在椅子上丝毫不动(《世界》)”爱成了地平线,母亲卷起了历史,这是对于母亲的歌颂,这是对于爱的赞扬,但是头发作为一条地平线,却隔开了“冥想与睡眠”;头发作为历史的结局,存放在抽屉里,成为死去母亲的遗发;头发最后变成了被禁情欲的印记,“喜欢被水清洗”——头发之死亡,头发之惩罚,头发之悲哀,世界在缺少了一根头发的地平线里,只有悲伤的列车,只有看不见自己的眼睛,只有黑暗而冰冷的床,“火焰的时候和 灰烬的时候/火焰的时候和 灰烬的时候/背对喝彩/回休息室一个人睡/床黑暗而冰冷/(嗡嗡哼唱)(《剧本》)”

而这种头发之罪变成少年时代的一个变异之梦的开始,《对于少年时代的我来说,睡美人为什么那么美丽是个谜》里的那份美丽已经闪现出诡异的色彩,少年时代的我在度假时玩起了捉迷藏,于是发现了睡在草丛中的女子,女子戴着西洋帽,是一个“美丽的人妻”,而实际上,这是一个自杀的女子,我看见的只是一具尸体,“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自杀的尸体,也是对‘美丽女人’的回忆。”睡着的女人很美,但是当她变成一具死去的尸体,或者当被发现她“已死”,美便消逝不见了。但是睡着和死去,构成了关于记忆中美的两种维度,睡着是一种入梦的状态,是活着的美,她指向的是“成了地平线”的黑发世界;而死去是一种黑暗而冰冷的状态,是火焰燃烧之后的灰烬。所以寺山修司以少年的视角定义了真正的“美”:美是矫揉造作,没是懂得诗歌,没是做爱,“美丽的女人,就是想成为美丽女人的女人。”而“已死”的美,“那份爱和性全部都是别人的”,他给了这种所谓美一种定义:“所以,充其量能称之为带血的人偶。”

美需要矫揉造作,需要诗歌和性爱,当女人的黑发变成禁欲的印记,变成被水洗过而长存于抽屉里,她便成为了人偶。《花诗集》传递出这种被异化的美,“花里混集了少女的纯情与上年纪女人的情欲,让我觉得难以应对。”所以我讨厌花,所以“杀死玫瑰/郁金香狂/兰花的诱惑/百合之恶/给波斯菊的歧视(《花诗集》)”女人之花,也是在这样一种变异的情欲中变成了讨厌的对象,而这种变异让“母亲”从此具有了恶魔的气息,“狼的真身,就是小红帽的母亲。”母亲给了小红帽忠告,就是想要监测十岁的小红帽能否做到,但是当母亲披上狼的布偶玩具,这种对真身的代替也使得她变成了人偶,只是《狼不可怕》,因为她只是孤独,只是可怜,但不可恶,“在山里被家人拋弃,孤零零一个人瘫在病床上的外婆,之所以袭击可爱的孙女,是因为那份孤独的狂乱。”

《我作的鹅妈妈童谣》可以看做是寺山修司对孤独母亲变异的一种书写,童谣应该是纯真的,应该是美好的,应该如美丽的女人,但是在这些童谣里,有“遮住眼睛的孩子”,有医院里“打开的注射器”,有生了六胞胎的苍蝇,有可以买糖果的地狱,“在这个世上 最小的棺材 是笔盒/然后 尸体是一支红铅笔/里面通着一条血管”,所以,“用红铅笔写的诗 是用血写的诗/橡皮擦 是消失而去的灵魂们的坟墓”,诗是为了让人死去。而这些鹅妈妈的童谣来自于孩子的写作,所以这个孩子是遮住眼睛的孩子,是死去的孩子,“那个人的名字是?/是我”。

而“鹅妈妈的童谣”之外,还有“恶魔的童谣”,那里有吐血的姐姐,有吐火的妹妹,有“瓶子里的居委会”,有“户口本被盗的你”,有丢失了影子的天文学,有黑夜无家可归的孩子,对人的怨恨变成了永远的记号,“带着金羊和夜莺/直到我死去 不停尾随”——这是寺山修司的《惜春鸟》,在电影《死者田园祭》中成为了插曲,一个少年在黑暗的地狱中独自旅行,他面对的是无法返回的死亡,他或者已经成为恶魔本身:在黎明前的夜晚,魔女来卖面具,每一张脸都是恶魔的脸;舞动红旗的那个人滑亮了九根火柴,但是最后照出的是地狱的面孔;地狱里都是迷路的孩子,“死去的孩子的马戏团/姐姐嫁去地狱”……

“恶魔”和“童谣”构成了一种悖反,就像黑发和抽屉,就像入睡和已死,就像狼和母亲,就像诗歌和血色。母亲作为女人,或者女人作为母亲,变成了带血的人偶——从生下孩子的母亲到异化的女人,寺山修司的女性视角完成了一次蜕变:从神化到人化,再从人化到魔化,而一切的书,一切的海,一切的旅行和恋爱都变成了“人偶游戏”。《人偶游戏的序文》中说:“一旦上了年纪,就会想要与人偶一起生活。”这是苍老而通向地狱的象征,“和很多的自动人偶一起唱唱歌,泡泡澡,读读霍夫曼的童话,醉心于莱斯博斯岛的果实,或是给我捏捏肩膀等。”而真正的人偶游戏中的人偶不仅是血色人偶,更有着“人偶的病理学”,它们有体温恐惧症,有螺旋式舞蹈症,有半面聋哑症,有自然性毛发生长症,有爱丽丝恋父症。但是,人偶游戏真正诡异之处在于它复原的是人的生活方式:少女埋头沉浸在“人偶的病理分类学”学术论文中;“少女在半夜的庭院中,活埋了一个人偶。/紧接着,/第二天,学校就来了一名转校的少女。”人偶少女看见匹诺曹的鼻子一长就开始兴奋——人偶的本质就是万物的来源,“各种各样事物的学问与认知,潜藏于自然以及世界和人偶的大宇宙和小宇宙的真正搭配与和合的学习之中。万物来源于作为唯一者存在的人偶制造,且万物将再次归流于作为唯一者存在的人偶制造。”

从母亲到美人到人偶,从神化到人化再到魔化,这是关于女性变异的三部曲,当万物归流,人偶游戏就是一种湮没诗歌和性爱的水,而人偶变成了“水妖”——寺山修司有关于《水妖记》的三首诗歌,《水妖记》是一次练习,“泳衣穿好了吗?/下一页/是海”。下一页是海,是必须翻过“人偶游戏”的文本,是必须浸入恶魔的世界,是必须成为被人清洗的死人的头发,《水妖记Ⅱ》是猎奇,是幻想,是实验,是邪恶:少女躲在瓶中“蹲着把眼睛遮住就能听见全世界的声音”,四个戴着中世纪假发的法官聚在一起“判决桌上的蜗牛;母亲是色情狂,那只猫“在浴缸里舔剃刀”;财产目录 、死去的庭木、浮在河上的床、被无花果汁液弄脏的失踪父亲的一叠信、旧铲草机、一盒没写过诗的铅笔、一个老女人、弥漫着雾气的镜子、一台反吊的自行车等意象组合在一起,最后是装满了第一趟列车的尸体。而在《水妖记Ⅲ》,一切都变成了缺失的存在,母亲发疯,理发师掩着鼻子,桌子的旧疤发痛,书写的一叠信没有了,旅行的自行车没有了,可以读的书被猫抢去了——没有母亲,没有孩子,没有爱,甚至连说话也不存在了,“我将永远裸足行走/语言与沉默之间是浅滩的河岸(《水妖记Ⅲ》”

水妖在玩“人偶的游戏”,人偶就是死去的女人,没有书,没有海,没有旅行和恋爱,没有母亲和美女,寺山修司的少女诗集已经支离破碎。作为“少女”的一种对等物,少年男孩也已经变成了某种变异物,“这是男孩们的诗集/变装混进女孩的诗集中”,男/女,孩子/母亲,欲望/性爱,人偶/万物也开始了变装,它是一种减法,“三个人减去一个人留下后悔/少女减去我/什么也没留下(《数字少年团的林间学习I》)”它是一种加法,“就算再加上两串葡萄和波利尼西亚战史和醋腌的猪肉一樽以及圣歌队全员/得出的答案 仅仅一名少女/也就是说 不及你一个(《数字少年团的林间学习Ⅱ》)”它是一种乘法,“我照此行事 将少女从书中取出 但取出来的 不过是/印在上面的文字罢了/少女消失而去 我不知道该如何发寻人公告(《数字少年团的林间学习Ⅲ》)”加减乘法,运算已经不再是人偶游戏,而是在完成“少女”的重塑,所以在《黑板》一首诗中,当“瑞秋”这个少女的名字写下了九列二十七个,一个声音是:“假如用橡皮擦擦去一个/请务必补上两个”——瑞秋是一个名字,是一种符号,当被赋予了具体之存在,它是少女的一次复活。

而在《猫》一辑诗里,猫开始翻开书,猫用语言做出来,猫被收进《猫的字典》里:猫是“有胡子的女孩”,猫是“黑夜的宝石诈骗师”,猫是“不解谜的名侦探”,猫“拥有世上最小的两个月亮”,猫是“蓝胡子公的第八个老婆”,猫是“没有财产的快乐主义者”,猫是“多毛的懒惰妓女”;而且,猫在少年时代让我第一次懂得恋爱,穿长靴的猫教会了我抽烟;“穿长靴的猫”成为生活中重要的存在,“穿长靴的猫喝咖啡时/会脱靴子吗?/穿长靴的猫做爱时/把长靴放在哪里呢?/穿长靴的猫当长靴弄脏时/会有另一双吗?/穿长靴的猫在洗澡时/会把长靴戴在头上吗?”猫甚至成为带来变革的存在,“猫一拉弓,食指发痛。猫一走入镜子,从里面走出侏儒。猫一抽鸦片,北京就卖红花。猫一读书,革命军变成烟雾。猫一爬上卧铺,杰克船长就遇难。猫一卷表针,拄着拐杖的男人就消失。猫一藏起骨头,没有亲人的三个孩子集合起来。猫一拗起尾巴,青龙刀就被盗。猫一撞翻锅,捉迷藏的鬼就会出现。”

猫有关于猫的字典,猫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穿长靴的猫影响了生活,而猫作为一种意象的复活,重新被赋予了人的存在意义:“我的猫的真实身份/是名为埃尔莎的//一位裸体的少女(《少女埃尔莎》)”少女回归,恋爱回归,孩子回归,旅行回归,书回归,于是海回归,“下一页/是海”回到了少女诗集最纯粹、最美好、最柔情的一章:海狮“巨大的遗失物”,但海可以带你去寻找;海是女人的一滴眼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大海;海是少年触摸的东西,它变成了伤心的眼泪……海是死的,而眼泪是活的:音乐家闭着眼睛在那里记下了第一个音符,“为了不溺死于自己的梦境/就已竭尽全力”;海是叙事诗,眼泪是抒情诗,诗人在自己缩写的海里游泳;失去信心的画家跳进真正的海里自杀,但是没有发出水的声音,发出“扑通”水声的是他的画,而年轻水手去寻访女人,打开门也听到了“扑通”的声音,“这是一个跳人自己录下的浪声里的寂寞女人的自杀故事。”

海在音乐家那里,在诗人那里,在画家那里,即使寂寞的女人以自杀的方式进入海的文本,它所唤醒的是声音的诗意——从死去母亲的头发被清洗的水,到恶魔歌谣里姐姐吐出来的血,从水妖生活的河,水的不同形态,组成了关于女人的不同存在,而只有进入大海的世界,一切才变成一种旅行,一次恋爱,一本书,以及一个孩子最初对美的向往,它是动人的,它是流动的,它是抒情的,它在最短的抒情诗里演绎出最长的爱:“眼泪/是人类自己做出来的/最小的/海(《最短的抒情诗》)”

傍晚降雨

编号:S29·2210207·1734
作者:吕德安 著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版本:2020年03月第1版
定价:68.00元当当34.00元
ISBN:9787521712162
页数:416页

于坚说他“具有明确的风格和石头一样沉重的文本的诗人”,韩东认为他是一个“向后寻找理想的人”,第十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把“年度诗人”的桂冠给他,并称他是“中国的弗罗斯特”。吕德安身上贴着“理想主义”的标签:他深居简出,如一位隐士;他的诗淳朴自然,始终亲近土地;除此之外、他还画画、在家乡山里筑居,过着隐逸的古人般的日子。从纽约回国后,吕德安返回老家的山上筑居。“有一次在山里,与石匠们一起撬石头,想用来铺台阶,石头赖着不动,因而偶得一句:一块石头,当你搬动它,它就成了顽石——这是在一次角力中蹦出的,没有道理可言,只能心领神会。诗可以与我们的知行有着天然内在的契合。”吕德安如是说。“有谁像我这样躺卧在天空下,起伏着,像尘土。”《傍晚降雨》收录了吕德安从1979到2019四十年间的诗作,按创作年代分为四辑,另收录其长诗若干结为一辑,这是吕德安唯一一部较完整的诗集。


《傍晚降雨》:山顶上石头在繁殖

然而我们得从头开始
那是草,那是石头
那是天空
——《除草》

草上面是石头,石头上面是天空,或者,天空下面是石头,石头下面是草。空间的不同顺序,并不意指向上仰视或向下俯视的态度,草不是柔弱,石头不是静止,天空也不是空阔——在去除了一切的象征和隐喻之后,草就是草,石头就是石头,天空就是天空,“让我们回到/简单又简单的/事物中”,然后,“我们得从头开始”,而且就从草开始——它生长于此,就像“我来了”。

一切回到“简单又简单”,一切从头开始,因为父亲死了。这是吕德安写于1990年的诗歌,从头开始,就是从草开始,从“我来了”的生命开始,而这种开始意味着一个简单的动作:除草——草下面是土,土里埋着父亲。从自己的生回到父亲的死,吕德安寻找着生命的某种轨迹,而关于父亲死亡的1990年,在吕德安的诗歌履历中一定占据着重要成分,除了“悼父亲”的《除草》之外,还有《回忆》:半躺着看见镜子里站着一个女人,高过镜子一倍的她露出“腰,和一半的乳房”,从未显露全部的她是美的,“如果她低下身看自己/乌亮的头发,悄无声息地再看看我//我就会死亡,或起身叹息/像先人留在坟墓里的/一把梳子”;还有《致母亲》:我带回了父亲生前最爱读的《红楼梦》,于是想起了父亲患病倒下的那一幕,“现在读来,才知道那是他/晚年的催眠术。坚持了很久/直到一天晨跑回家/突然心脏不适,躺倒在/床上,甚至来不及把目光/从天花板移开/回到昨天那一页”,而现在回来,我劝母亲搬出那房间,以为“那是面对现实的/一个法宝”,但是发现母亲在变小,但是却“像瓶子中的瓶子/又无限可能地大”,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变小,却又无限可能地大,那是因为“你在父亲灵魂里的灵魂/一时间很难走出来”,再次回来,“看见你堆着杂物,表情平静”,于是在感谢琐屑的生活的同时,“目光投向你膝旁/看看还有什么可以移开”。

镜子里女人的美,反衬着我如留在坟墓里一把梳子的叹息,堆着杂物表情平静的母亲,依旧吸引着我不能移开的目光,一种是我的“死亡”,一种是母亲的平静,它们在1990年的诗歌意象中,构成的是对于父亲的怀念,而我也像母亲一样在变小,却也是在父亲灵魂里的灵魂中,一时难以走出来。而这种难以走出的感情更强烈地表现在《那是他还小》这首诗里:“一个孩子那么小,小到起皱/小到可以放进口袋里/小到可以是每一个父亲/头顶上的每一个孩子/和每一个母亲腋下的每一个孩子”,甚至小的不需要回到“关于生死的问题”,无知的小,固执的小,当现在回忆起来,那些小,那个小小的孩子,“他曾经是我”。小小的孩子,小小的无知,小小的固执,小小的原谅,“他曾经是我”的指认和回归中,当然是放大了对父亲和母亲的感情。这首最初写于1989年的诗歌,吕德安一直修改到2020年,曾经的旧作一直在时间里呈现出最新鲜的温度,最浓烈的感情,横跨三十一年,这是如何一种不愿走出来的“小小”?这又是如何强烈地想要“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草是草,石头是石头,天空是天空,而这者仿佛就构成了吕德安关于生命、亲情、诗歌的永恒意象。回到开头,是1979年至1983年的《纸蛇》,第一辑第一首收录的诗歌便是1979年的《澳角的夜和女人》,这是一个偏僻的渔村,这是一个渔村的夜,这是夜的安宁,“澳角,这个小小的夜已不再啼哭,/一切都在幸福中做浪沫的微笑,/这是最美梦的时刻”,连女人也不再推着身边的男人说:“要出海了。”闪耀着美梦时刻的澳角,是吕德安的故乡,第一首诗歌也成为他开头的地方,成为他出发的起点。在《纸蛇》构筑的世界里,有轻声细语的母亲,爱流泪的母亲,为一只蚊子而发怒的母亲,当然也是用扇子说话的母亲;有是郊外镇上小小税务官的父亲,吩咐母亲照菜谱做菜的父亲,把一个家庭说成是一个国家的父亲,最后是躺在病床上“像火山一样动弹不得”的父亲;有孤独的女邻居,有爬下楼梯的农夫,有早早回家的姑娘,当然,镇上也总是有雨。

但是澳角这个靠海的渔村,注定铺展开一条向外的水路,注定会把人带向更远的地方,从这个起点出发,便是和我有关的漂泊:不是马是蛇一样的出发,“这是一条我生来没有见过的蛇/我们的小镇也没有见过/可是在雾蒙蒙的傍晚/它那金灿灿的自由的身体/多么像我漂泊的生涯”,一方面,我渴望像蛇一样在流浪中成为有福的人,它将“叙说一个流浪者的全部心事(《纸蛇》)”但是另一方面,蛇和迷失的月亮、游子一样,“祈求上岸”。向外和上岸,构筑了吕德安离开的两种状态,“新的一天开始了/马戏团对着静水装扮/一条献媚的鱼/跃上了岸(《马戏团小曲》”但毕竟是出发了,远道而来的是游唱诗人,写给父亲的信里说:“日子把我领进城市/虚度时光,一片茫茫/父亲啊,但愿你安详的双肩/攀绕的春藤永远枝叶茂密(《寄给父亲》)”,这是一种怀念更是向外的坚定,就像在《残疾的女邻居》里所说,“她还要长大,直到找到她的痛苦/而我一抬腿就能跨过篱笆”,而我一旦跨过篱笆,“兴许永远不再回来:消失在远方”。

跨过了篱笆,消失在远方,游吟诗人开始了“南方以北”的生活,对于吕德安来说,离开那个小渔村,离开小镇,离开父母,却并非是唯一的方向,它呈现出的是某种复数的状态。复数是“三个男孩”,一个带回了爱的苦恼和额头上的皱纹,一个手持杏花,“双脚不停地一块砖头上轮流站稳”,而最后一个去了海上,经历的是“一次永久性的疼痛”;复数是“三个女孩”,一个女孩消失了一半的脸,一个女孩退出了海洋,最后一个“仍悬在最简单的媒介上”;复数是“三个泥瓦匠”,“三个泥瓦匠会心地干着/两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那神气倒也像一年的活儿/叫他们一天时间就干完(《三个泥瓦匠》)”;复数是不同的诗人,睡眠的诗人有一个睡眠的母亲和每一个幸福的夜晚,快乐的诗人听见有人劳动有人歌唱,谦恭的诗人回到家“日子像串串春藤爬满”,骄傲的诗人推辞掉了最后一餐,而逃亡的诗人无处不在,未来的诗人则胸前扎着花,“所有的真理都听从他”。虽然“三个男孩”还会一起手掌反转,三个女孩被我爱着,“仍然是一个整体”,但是已成为记忆成为过去,“村庄也已经在/炊烟中睡死/只吐出半个月亮”,剩下的我“穿过树林/带着黑暗的火焰/和睡眠的预感/很可能不再回“(《散步》)”

这是“南方以北”的漂泊,南方的雨“粗暴地干涉到我的生活”,很多人的名字“我已好久不用”,我像一只“在影子里生存”的蟋蟀,“我唱着,唱出那岁月的空洞/人世的转瞬间即过(《蟋蟀之王》”,于是1987年的《南方》在吕德安的眼中已经不再有曾经的童年,“大海无所不在/它有着疯子的掌力/它拍打岸边的房子/再把它灰尘一样从指间吹跑”。在这样一种境遇里,吕德安的诗歌中出现了“石头”,这不过它是沉默的,“沉默是否就是这样一种黑暗/在它的阴影下,我尝试着说话/或者,我终于能拾起那块石头/远远地扔出它的肩头(《沉默》)”,沉默在石头的后面,沉默就是石头本身,但是吕德安还是拾起来,还是扔出去,沉默会变成一种回响吗?1987年的石头,1987年的沉默,在吕德安看来,那拾起的动作,那扔出的欲望,构成了他诗歌生活的开始——在《后记》中,吕德安写道:“我写诗就像在沉默背后拾取石头,那么画画,就像我换一块石头,并将它扔向世界——或许还是扔向一个遮蔽着同样大的经验的世界。当然,我是认真的。”这一句话完全是《沉默》这首诗的变奏,他把画画看成是扔出石头的比喻,其实写诗也是从拾起到扔出的过程。对于吕德安来说,把沉默的石头拾起扔出,就是希望透过诗歌,“去应证某种朴素的写作,去抵达生活。”

吕德安:去爱一些不能爱的事物

他如何拾起石头,如何扔出石头,如何让沉默的石头抵达生活?1990至1998年的《纽约诗抄》,吕德安开启了更远的漂泊,穿过那片海抵达的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种抵达是《一月》中的在场,“从低沉的天空偶尔可以看见/鸟儿在努力飞高,双翅愈变愈小/但分辨得出,那是它在那里/一上一下地拍打,它在那里/游向更高处,它在那里飞过/并证实了你以为是云的,并不是云”,是《在另一个冬天》中感受到的自由,“一生的自由是什么,无非是/一场漂亮的雪。”是《时间之差》中水和大海的融合,“我决定把足够喝一杯/水的时间出让给大海/如果可能,我还可以一天/守候两场日出”。但是纽约是水泄不通的纽约,曼哈顿是孤独的曼哈顿,是被自己的黑暗完全笼罩的雪天,是不断让人想到流浪的“街头音乐”,于是吕德安在在场的纽约,在飞翔的鸟中对自己说:“鸟儿已飞过天空,我迟早/也得从这里离开。”为什么强烈地想要离开,在这个父亲已经去世的时间里,吕德安却总是想到父亲,“说来奇怪:/父亲只稍轻轻一站,你就立即现身”,想到自己和父亲一样‘总是先学会失去/然后才开始珍惜’。甚至在“继父”相关的生活中,想到了离城二十公里的荒山,荒山上的房子,院子里堆着的顽石,“不过在我的有关家庭的梦里/它倒更像一个石头遗址(《继父》”

现实中的继父,诗歌中的继父,和石头有关的继父,在纽约的漂泊和孤独中,吕德安想起这些,其实就是想起那个永远不变的存在:父亲,“每一首诗都应该有其形象,能令人联想到生活。而且,生活可以在别处,现实可以像一个继父,但诗从未变换过居所。”而父亲就是沉默的石头,坚硬的石头,顽固的石头,以及拾起扔出抵达生活的石头。吕德安在父亲和石头之间建立了关系,而这种关系更是变成了“应证某种朴素的写作”的诗歌:父亲-石头-诗歌连接在一起,它的上面是天空,它的下面是草,天空和大地之间的存在,是吕德安“从未变换过居所”的诗意世界,而这个诗意世界却又不是静止的:天使的翅膀熔化之后,“滴落在乱石堆中”,于是听见了“山顶上石头在繁殖”,它在变化,在歌唱,在祈祷,最后终于变成了一种滚动的动作,爆发出力量,让世界开始解冻。

写于1992年的《解冻》是纪念古城是一首诗,但是在吕德安看来,他不是在评判着他的死,而是回忆其他们关于石头的对话,“未自杀之前,他在岛上亲自动手建造了一所房子。盖这所房子的过程中,他聊到一个细节,一块巨石从山上向房子滚了过来。这个细节,勾起了我对童年的回忆,我跟伙伴们从山顶往山下滚石头的情景,后来触动我写下了《解冻》这首诗。”一块石头呆在山上被认为不会滚下来,这是谎言,春天,它慢慢移动,它向那些蜥蜴发出咒语,它带着斑斑点点的光和残雪开始呼叫,它甚至在滚下来是会碎成两半,但是,这是石头的生活,在上顶上繁殖的石头需要带来更多生命的气息,带来更多诗歌的力量,“它们只是滚动着。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一会儿在我们的梦中/在我们的上面画着眼睛的屋顶——/而正是这些,我们才得知山坡/正在解冻,并避免了一场灾难(《解冻》”

顶上的石头在繁殖,山上的石头滚下来,繁殖和滚动,都构成了一种非静止的生命状态,也正是在这种状态中,石头回到了开始的部分,它是被建造的房子,它是存放记忆的家,它是诗歌抵达生活的证明,它当然也是“父亲”一般从未变过居所的坚定。石头是可以被举起的石头,“我曾经渴望放弃/手臂却依旧高举沉重的石头”,在石头中展开的劳动让自己成为一个农民,“我劳动的肌腿在臂膊上闪耀(《台阶》)”;石头区分了留下和离开,“也许那时候我们也像石头/一些人留下,另一些继续向前/那留下的成了心灵的禁忌/那消失的却坚定了生活的信念(《冒犯》)”;石头会跳舞,“啊,原原本本的一堆乱石/我想先挑出一块,不论它/是圆是缺,或是高兴或是孤独/我们真心真意,它就会手舞足蹈(《晨曲》)”;享用石头就是享用写作,“我写作,/键盘的声音伴着垒石升高,/我说的也正是脱口而出的。(《无题》)”石头在迁徙,石头在滚落,石头堆成一堆,石头一块压着一块,石头制造影子,石头也导引方向,每一块石头都从顽固、坚硬和沉默中诞生新的自己。

石头的意象连接着父亲和房子,其实连接着生和死,是从父亲身上体会“从未变换过居所”的永恒,是从“除草”的死亡而回到开头时看见了生命的本质。“我甚至也喜欢那乱石累累/好似在大自然的荒芜里/存在着一个父亲,依旧和蔼可亲/而我必须听从这样一个死者”,三十年前的父亲从裤袋里摸出一把钞票,告诉我不要去偷去抢,要学会成家立业,后来远走他乡,后来奔波各地,后来便开始盖起自己的房子,“耸立在山岩上,让你一边盖/一边想,却很少去想过孤独(《草坪》)”现在也总是下雨,“傍晚下雨”,雨落在石头上,下在山谷间,“当我疯子似的跑进雨幕/脚踩着滚烫的石头,发现自己竟如此/原始和容易受惊,几乎身不由己(《傍晚下雨》)”而这雨正是生命的象征,“雨依然是雨/雨的确切存在创造了三月//而三月是我的出生月(《曼凯托》)”。

草在生长,草是蓬勃的生命,它用石头的滚动证明生命的力量,草的下面是泥土,是埋葬了父亲的地方,它也是从未变换过的居所,在生和死之间,在雨和石头之间,在父亲和我之间,拾起又扔出去总是回带来回响,它是诗歌,是生活,是生存,是记忆,是爱,是心灵的信仰:

它引导我们不得不穷尽一生
去爱一些不能爱的事物
去属于它们,然后才去属于自已
——《可爱的星星》

一百万亿首诗

编号:S38·2210207·1733
作者:【法】雷蒙·格诺 著
出版:中信出版社
版本:2020年03月第1版
定价:128.00元当当63.70元
ISBN:9787521712162
页数:36页

翻开书页,剪开的诗行可任意排列组合成一首新的十四行诗,总数为1014首,也即100万亿首,以每天阅读8小时、每年阅读200天计,耗时超过10亿年,而一刻不停地阅读,也需要花费大约1.9亿年……《一百万亿首诗》是法国作家雷蒙·格诺的作品,发表于1961年。整部作品由十首十四行诗构成。十首诗除严格遵循经典十四行诗的格律和规范外,各首诗的同一行还押相同的韵。在作品的成书形式上,十首诗都单面排印,各行之间被剪开,左侧装订。以这种押韵方式及其表现形式为基础,翻开书页,每一首诗的任意一行,就不仅可以存在于本首诗之中,还可以与其他九首诗中除本行外的各行组合起来构成一首新诗。这种组合的数量是十的十四次方,即一百万亿。换句话说,这十首十四行诗*终可以组成一百万亿首诗。按照作者在作品前言中的计算,一个人一刻不停地阅读,读完这一百万亿首诗需要花费大约一亿九千万年。


《一百万亿首诗》:读者你会窒息若把这些思考

若读完一首十四行诗需45秒,翻动窄页需15秒,每天读诗8小时,一年读200天,可读超过100万个世纪,若一年365天的每时每刻都在读诗,可读上1 90 258 75 1年零几小时几分(忽略掉闰年和一些其他细节)。
——《使用说明》

打开,不是翻页,也不是阅读,用扫描比对准硬纸的窄页,从第一首的第一句开始,完成第一首的十四行诗句的摘录;接着从第一首的第一句,到第十首的第一句,在抽丝般打开每一条窄条,完成十句诗句的摘录;然后按照顺序,从第二行的九句诗句到第第十四行的九句诗句,再次分别摘录……当十四行的140句句子完整摘录下来,花费的时间是32分钟。

摘录,又摘录,再摘录,32分钟构成了“摘录时间”,它们由一本价格128元、36页的图书、一支扫描笔以及一个文本文件组成,不涉及任何诗歌内容,它们就是一种“物”,而这种从书本到文件的转移过程是不是就是“物”的迁徙?雷蒙·格诺没有写作“前言”或“序言”,而是用了《使用手册》,“使用手册”指向的是使用,而使用明显具有物的性质——它由某个组合游戏而来:“是《换头术》这本写给孩子的小书而不是超现实主义作家和画家创造的《精致的尸体》一类的游戏,更多地启发了我,让我产生了这个想法,并将它付诸现实——写一本让所有人能随意地组合一百万亿首十四行诗的小书,当然都是格律体诗。”译者注所注明的是,雷蒙·格诺获得灵感的并非是创作于1926年的三幕戏剧《换头术》,而是由捷克插画家瓦尔特·特里尔绘制的《疯狂的脑袋》。在这本书里,人物图像被截成三段,头、身体和腿各为一段,读者可以在翻页时将每个人的三截随意组合起来,形成奇怪滑稽的人物。

不管是《疯狂的脑袋》还是《换头术》,都是游戏之一种,游戏的本质就是组合,三段的组合可以产生不同的人物效果,当然这个人物突出的就是物性,雷蒙·格诺受此启发,将十首十四行诗拆解开来,每一首诗分成单独的十四行,与其他诗歌被拆解的十四行重新组合,按照雷蒙·格诺的说法,十首诗的第一行可以与不同的第二行诗自行组合,仅前两句诗就是一百种组合,与第三行诗组合时,就有一千种可能,十首完整的十四行诗就可以组合成一百一首诗。这是一种物的组合,它表现为某种数量,而这种数量在雷蒙·格诺看来,就可以计算阅读完这些诗歌所需要的时间:读一首诗按照45秒计算,翻动窄页需要15秒,每天读8小时,一年读200天,可读的时间超过100万个世纪,如果一年365天每时每刻都在读诗,可以读上190258751年——1.9亿年的时间依然是一种数的表现,但是雷蒙·格诺似乎犯了一个错误,这个时间其实是1000万个世纪,而不是100万个世纪。

雷蒙·格诺自己犯了计算的错误,这似乎是一个隐喻,当雷蒙·格诺“创作”了可自行组合的140句诗歌,他是作为一个诗人而存在的,诗人体现的是创作,体现的是创造性,体现的是想象力,体现的是诗艺和诗意,雷蒙·格诺就是诗的作者。但是,当他将十首十四行诗变成可以组合的一百万亿首诗,他是不是制造了一部机器?在《使用手册》上,雷蒙·格诺承认,“这实际上是一种诗歌制造机器,虽然数量有限。”作为机器的制造者,他制定了规则:在韵脚上不能过于平庸,一面贫乏和单调,同时也不能过于罕见和独特;一段四行诗内至少要有四十个不同的词语,三行诗内至少有二十个词语;每一首十四行诗至少得有一个主题或一种连续性,“否则随意排列而形成的诗与原初的十首诗趣味性就不能等同。”语法结构应有一致性,在诗句被替换后也能保持不变。当雷蒙·格诺制定规则,诗歌便出现了某种变异,一方面,对韵脚、词语、主题、结构提出要求,是体现了他作为诗人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些一万一首诗每首诗都应该都是“诗”,而不是随意的排列组合,不是数意义上的游戏;但是另一方面,当这些诗制造了组合的可能性,制造了一万一首诗的庞大规模,制造了1.9亿年的读诗时间,诗歌已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它的确就是随意的排列组合,就是数意义上的游戏,就是用机器制造的物。

从诗歌创作滑向机器生产,从诗人作者滑向物的制造者,雷蒙·格诺在数的扩展、句的随机、行的组合以及读诗时间的容量上进行了实验,无疑自己也陷入了数的迷失中——当1000万个世纪变成100万个世纪,作为一个人的雷蒙是不是在机器式的庞大数字面前出现了错误?但是他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一个人可能出现的错误,所以他说:“正如洛特雷阿蒙所说,诗歌应由所有人来创作,而不是单单一人。”在这里他在为自己的可能错误寻找解脱的说法时,其实混淆了两个概念,那就是创作和制造,诗歌创作只能由一个人来完成,而生成一万亿首诗或者可供1.9亿年读的诗,则必然是由所有人来生产——否则,如单个的读者,在打开、扫描、摘录的过程全部完成,也只需要32分钟时间,即使接下来开始读诗,他最多只能在自己有生之年读这些诗,在没有穷尽可能的情况下,一个人为什么要读完一万亿首诗?

一个人的32分钟,似乎消解了雷蒙·格诺所说的1.9亿年,这其中就有一个问题:雷蒙·格诺所说的1.9亿年是一个读诗的时间,它是和生产、组合相关的时间概念,甚至是一个在概率上、数学上的可能性时间,是去除了对个体关照的一种理论时间,而这个时间最本质的特点就是物化的“翻动”,即使是读诗,也是机械式的完成,而诗歌所需要的是阅读,在32分钟用技术化的扫描笔进行摘录之后,对真正的诗歌进行阅读到底需要多少时间?这个问题可能没有必然的答案,但一定是小于1.9亿年,甚至小于生命走向最后尽头的时间——这便有了最本质的区分:雷蒙·格诺用机器生产代替独特性个人的创作,面向所有人而不是单单一个人的诗歌,以及在数的计算上的时间而不是阅读时间,一百万亿首诗是不是一种文学?

与雷蒙·格诺在1960年创办“乌力波”的数学家弗朗索瓦·勒利奥奈认为,雷蒙·格诺倡导发现文学创作中的“潜在”规则,一百万亿首诗就很好地体现了他的实验性,“它属于一个更广泛、可以被定义为‘组合性文学’的大章节之中”,乔治-菲利普·哈多尔夫的“蛋白质诗歌”,让-雅克·卢梭的数字记谱法,约翰·凯奇和皮埃尔·巴尔博的数字音乐流派,弗兰克·马利纳在绘画上制造的2047种变幻的光线,都是一种组合实验,“这种组合的强烈意愿会把它的破坏性延伸到语言之外的领域。”对于雷蒙·格诺来说,“诗行排列所形成的形态,对诗歌效果影响很大,甚至可以用反例来佐证这一观点:一方面,把相当平庸的诗拆开,单看每一行诗句却可能非常精彩;另一方面,黯淡的诗句可能组合成一首不错的诗。”所以他认为,所以选择、铸造出来的诗句组合在价值上并不相同,它制造了“一种额外的有效性”。

作为数学家,弗朗索瓦·勒利奥奈对组合数字产生的边界效应似乎更为敏感,其实他在界定雷蒙·格诺的“一百万亿首诗”为实验性文学,有两个判断的基本逻辑,一个是这些自行组合的句子解构了诗歌“一次性消费”的特性,“当各位沉醉于一句完美诗行带来的震撼中时,难道不曾因它只出现一次而感到惋惜,因而悲伤吗?一句绝妙好诗只能在一句诗中就耗尽它的效果?”诗歌的一被多所取代,也就意味着它具有更多的意涵,“为何还要绞尽脑汁换用一种也许还不如它的表达方式去传递同样的信息呢?”第二个逻辑则是,这种实验带来的丰富组合提升了写作的生产力,从而降低了写诗的成本,弗朗索瓦·勒利奥奈甚至乐观地认为,雷蒙·格诺的一万亿首诗,“仅仅在数量上就超过人类自书写发明以来的所有作品,包括通俗小说,商业、外交和私人信件,扔进废纸篓的草稿和涂鸦。”第一种逻辑,是把一首诗看成是完美的一次性产品,所以当读完也就不再有了,这是在消费意义对诗歌的定义,第二种逻辑更是从数的概念认识这一万亿首诗,如果人类的文化产品、文学作品仅仅是一种数量上的计算,何来文学手法,何来创作规则,何来阅读?

实际上,雷蒙·格诺的野心是巨大的,实验也足够震撼,而且在诗歌进行自行组合式的翻阅中,它具有真正实验性的意义在于改变了阅读的某种线性结构:传统的阅读是从第一页开始直到最后一页,从第一章开始直到最后一章,从开始到结束,构筑了一种线性的时间轴线,即使很多文学作品开始颠覆这种线性叙事逻辑,在非线性中打破时间和空间,但是当拿在手上时,一本书的阅读在行为意义上依然是线性的。但是在雷蒙·格诺的一万亿首诗中,每首诗的十四行都可以和其他诗歌进行组合,窄条其实解构了页码,在36页的文本中,每页的十四行诗句和三个空行,构成了非线性的纸页,它可以随意进入,它可以随便打开,在错乱而随机中,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都不再具有线性意义。

但是这也只是文本意义上的某种行为艺术。如果真正进入诗歌的“阅读”状态,这些诗真的都有指涉意义?用一张锋利的书签,插入其中,形成了窄条随机的状态,于是一首随机组合而成的诗歌形成了,但是在这随机中,每一首诗是不是都可以读出诗意?第一首,完全按照线性方式打开的诗歌如下:“潘帕斯国王转衬衣改变主意/公牛角上悬挂任它慢慢晾干/腌牛肉在罐中臭味迟迟不散/殃及牛皮牛毛一同发酵腐烂//这一美妙时刻让我至今铭记/草原牧人奔驰旗帜连绵翻转/我们寒冷彻骨如浮冰上裸体/我们架起马扎一切为了消遣//从极地跋山涉水直到罗萨里奧/旅途越是坎坷就越不屈不挠/谁暍了马黛茶就成阿根廷人//这片南美大陆命运混乱飘摇/谁爱浮夸音乐就爱钟声呜叫/也被西语挑逗在钟声暗哑时分”。亚历山大体诗行具有的韵脚,在中文翻译中依然押韵,但是字数对齐具有的形式主义似乎解读不出里面的诗意,只是潘帕斯国王、罗萨里奥、马黛茶、阿根廷人、南美大陆等组合成关于南美的意象,也仅仅限于此,词语和词语之间,句子和句子之间,基本上无法寻找到诗歌所想要表达的主题。

这是第一首,完全按照传统方式进行阅读的诗歌,而在可以自行组合的十四行诗中,是不是会在突兀和随机中产生别样的诗意,发现潜在的乐趣?将每一行中有“他”的诗歌集合起来:“他尽力弯下腰想要抓住行李/他略附庸风雅却又气度天然/他费力俯下身顿时万分惊异/那是大斋节时他才有的特权//这般偷梁换柱让他痛恨不已/扔掉绫罗绸缎从此做流浪汉/离家出发进城那可不是小事/也是父母亲自放入圣洁摇篮//诗人受到启迪并非多语通晓/羊皮纸来回擦拭习惯已成癖好/谁让他得寸进尺泥巴中掏粪//船底他的雕像随着水流轻漂/啃椒盐脆饼不耽误学术研讨/万物总会归根不必如此愤懑”,在充满了“他”的诗行中,也看不出其中表达的主题;有关“你”的诗句组合在一起:“女神为美少年倾心不能自已/恨不是双生儿彼此唇齿相连/许多微弱声音在你耳边咕唧/谁知鲨鱼是否爱把鲽鱼饱餐?//你变衰败腐烂被当商品处理/庸众顽固不化只爱华丽诗篇/恶臭腐尸一具死亡将你吞噬/你的骨骼衣着成蛀虫盘中餐//勇者高呼无惧一切只是徒劳/母语出神入化便已足够创造/人们回到港口已是大雨倾盆//兄弟你若发狂我也完全明了/你比腹语大师更使我惊叫/吟诗如痴如醉你是先知化身”,也似乎不明所以;把一些传奇人物放置在一起:“布列塔尼水手抓起烟草一丝/那帮盗骗之徒早已虎视眈眈/流浪艺人张口喷火如同儿戏/要给部落喧嚣赋予新的意涵//巴布亚人爱把邻居骨突吮吸/草原牧人奔驰旗帜连绵翻转/泰晤士河岸边可怜人受攻击/贝里和莫尔旺人吓得彻夜难眠//恒河到马拉巴尔英国爷不分平翘/说话如金德讷格尔臭烘烘乡巴佬/巴士一碾而过拉丁魂碎骨粉身//阿尔卑斯山左右可住了同胞/阿维尼翁商人把巴约克消耗/一对真双生儿控诉命运残忍”,跨越时间和地域,却没有逻辑和诗意……

只能从阅读状态中退出,几十分钟,一个小时,或者更长的阅读时间在碎片中也只剩下句子,剩下词语,就像第十二行其中一句:“读者你会窒息若把这些思考”,所以停止阅读,停止思考,在合上36页的文本之后,没有一百万亿首诗,没有1.9亿年,只是关掉了一部不断生产句子的机器,因为书中引用图灵的那句话是:“只有机器才会欣赏另一个机器写出的十四行诗。”

(第一行)

潘帕斯国王转衬衣改变主意

帕特农神庙中骏马难忍怒气

布列塔尼水手抓起烟草一丝

侯爵夫人出门正是下午五时

女神为美少年倾心不能自已

他尽力弯下腰想要抓住行李

二人一见如故投缘似遇知己

行吟诗人弹唱格律韵脚无视

醋酸把大理石视为佐餐小食

一切走向终点生灵奄奄一息

(第二行)

公牛角上悬挂任它慢慢晾干

因额尔金伯爵无视它的尊严

深吸一口烟雾鼻腔红到发炎

为了品一杯茶再尝尝小甜点

他略附庸风雅却又气度天然

那帮盗骗之徒早已虎视眈眈

恨不是双生儿彼此唇齿相连

存心只为激怒傻瓜和门外汉

人人都希望把蜗牛大嚼大啖

工匠精心打造我们的棺材板

(第三行)

腌牛肉在罐中臭味迟迟不散

此时土耳其人危机中挣扎度日

老橱柜里摸索选出樱桃一粒

她的土著司机静候在轻风里

身着一袭长袍其实不合时宜

他费力俯下身顿时万分惊异

奇遇变成梦魇如今已入心悸

明智批评家看穿他雄心壮志

流浪艺人张口喷火如同儿戏

许多微弱声音在你耳边咕唧

(第四行)

殃及牛皮牛毛一同发酵腐烂

坚持引吭高歌难免荒腔走板

那是大斋节时他才有的特权

和风拂过山丘瞬间天色大变

我们非遇水仙即是自身粗蛮

摸到一袋干豆行李早被调换

如影相随奇怪我们情愿平凡

要给部落喧嚣赋予新的意涵

谁知鲨鱼是否爱把鲽鱼饱餐?

一切都在预示万物即将消散

(空行)

(第五行)

这一美妙时刻让我至今铭记

帕特农神庙的骏马风中战栗

弗里西亚群岛你们还记得起?

这座灰色平原此刻让人惊异

比萨斜塔剪影映入手中相机

这般偷梁换柱让他痛恨不已

然而他才是那个伪装兄弟

一人对一人错乌合之众无理

巴布亚人爱把邻居骨突吮吸

你变衰败腐烂被当商品处理

(第六行)

草原牧人奔驰旗帜连绵翻转

伦敦英俊公子阴雨天里赏玩

那里鲱鱼成群曾经搁在浅滩

怒火中的城堡化作一片焦炭

伽利略曾登塔自由落体实验

可怜乡下人却被小偷消遣

扔掉绫罗绸缎从此做流浪汉

庸众顽固不化只爱华丽诗篇

许是田鼠口中留下残羹剩饭?

思绪渐渐黯淡走向阴森寂然

(第七行)

我们寒冷彻骨如浮冰上裸体

泰晤士河岸边可怜人受攻击

远方缭绕烟火林中冉冉升起

男爵胆大包天收税假公济私

伊特鲁里亚铭文雕刻在碑石

离家出发进城那可不是小事

即使兄弟低贱意外来到人世

双方见仁见智俗子凡夫无知

美食家爱沙拉金盏花来充饥

恶臭腐尸一具死亡将你吞噬

(第八行)

我们架起马扎一切为了消遣

三月底的冰雹扫射对准游船

堆成山的货品让人心生遗憾

消防队员灭火演绎一场喷泉

希腊罗马人在此徒然寻觅箴言

贝里和莫尔旺人吓得彻夜难眠

也是父母亲自放入圣洁摇篮

石破天惊诗句难叫众人称赞

缤纷水果硬糖让蓝眼顽童垂涎

你的骨骼衣着成蛀虫盘中餐

(空行)

(第九行)

从极地跋山涉水直到罗萨里奥

柏拉图的时代希腊智慧闪耀

人们晾干鲷鱼或把鳕鱼晒焦

恒河到马拉巴尔英国爷不分平翘

古老拉丁精神在意大利萦绕

面对都市污秽人们提起裤脚

家谱撰写者把哥俩瞧了又瞧

诗人受到启迪并非多语通晓

饿狼爱母鸡肥也爱公鸡骄傲

勇者高呼无惧一切只是徒劳

(第十行)

旅途越是坎坷就越不屈不挠

逆耳真知齐放容纳百家思潮

鲨鱼加盐腌制或加分葱熏烤

说话如金德讷格尔臭烘烘乡巴佬

佛罗伦萨游客只会吹嘘炫耀

顽童探摸泥浆却被打得号啕

羊皮纸来回擦拭习惯已成癖好

母语出神入化便已足够创造

花猫用朱顶雀头款待没头脑

懦夫找到托词不掩苍白面貌

(第十一行)

谁喝了马黛茶就成阿根廷人

精灵般闪烁明灭苏格拉底之魂

人们回到港口已是大雨倾盆

上校手握徽章小心擦拭污痕

巴士一碾而过拉丁魂碎骨粉身

谁让他得寸进尺泥巴中掏粪

他要重新找出秘密私生子孙

凯尔特语风味也是他的资本

乡间动物肥料把林间小路滋润

入殓师已就位准备立起新坟

(空行)

(第十二行)

这片南美大陆命运混乱飘摇

船底他的雕像随着水流轻漂

龙虾和长臂虾全为他们所要

击鼓遣散军队无须炫耀珠宝

阿尔卑斯山左右可住了同胞

那些田间小屋如今让人懊恼

兄弟你若发狂我也完全明了

吟游诗人独自让我击节称好

即使改朝换代美酒也不能少

读者你会窒息若把这些思考

(第十三行)

谁爱浮夸音乐就爱钟声呜叫

运送大理石旧衣还有边角料

还得说声抱歉没有鲸或海豹

这些鸡毛蒜皮印度哪里缺少

阿维尼翁商人把巴约克消耗

肮脏破烂衣裳堆得乱七八糟

你若固执己见我也不会计较

你比腹语大师更使我惊叫

啃椒盐脆饼不耽误学术研讨

清点五脏六腑它们快要碎掉

(第十四行)

也被西语挑逗在钟声暗哑时分

欧洲若非抵抗便向命运称臣

哺乳动物为王我们与其同根

无论金钱地位不过黄粱一枕

博讷与基安蒂美酒可有区分

我们情愿没见过纽约巴黎伦敦

一对真双生儿控诉命运残忍

吟诗如痴如醉你是先知化身

但有什么能与烤血肠相提并论

万物总会归根不必如此愤懑

叙事的虚构性

编号:B86·2210207·1732
作者:【美】海登·怀特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9年03月第1版
定价:80.00元当当40.0元
ISBN:9787305211522
页数:444页

海登·怀特被誉为人类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从1973年出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著《元史学》以来,怀特的作品对于历史学、文学研究、人类学、哲学、艺术史、电影传媒研究等将叙事学作为关注焦点的学科而言意义非凡。《叙事的虚构性》副标题:有关历史、文学和理论的论文(1957-2007),本书汇集怀特于1957-2007年间写作的、未被收录过的23篇重要论文,按时间顺序构成怀特的思想自传,收录论文涵盖了历史、文学、理论等诸多领域,内容涉及多位思想家,探讨诸多主题,展示出怀特思想的多面向特征,使怀特的主题详尽化、情景化、情节化。本书由罗伯特·多兰作序,他巧妙地将怀特重要但难得一见的文章汇集成册,研究探讨他关于历史书写和叙事的革命性理论,怀特在序言中说:“我认为,在收集我自己早年的论文中,无论在哲学还是政治方面,他所表现出来的年轻的理想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早已深深地感染了我本人。”


《叙事的虚构性》:为未来立法的“元史学”

我们面对未知的焦虑驱使我们去拥抱那些我们选择为必要的虚构的东西,它造就了我们的过去。
——《何为历史系统?》

关键词:选择,选择是一种必要,选择是一种权力,选择是一种创造,在必要、权力和创造的“选择”面前,选择其实在历史学中空出了一个容纳其身的位置,这个空出来的位置在海登·怀特看来,甚至是一个“虚构的东西”,它所指向的是构建行为,而构建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因为在他看来,历史的过去,不是生物学意义的,不是被赋予的,“必须以与建构我们社会文化系统相同的方式,来构建我们历史的过去。”只有构建了历史的过去,才能构建未来的行为模式。

生物系统和历史系统之间存在的区别,怀特引用的是日本武士自杀这一例子。在他看来,武士道精神具有一组遗传性特征,它是作为一种习惯来发挥作用,甚至如同本能,遵循武士道精神规范要求而行动的武士,就是和动物的反应一样,他们的行动是一种“自动或机械的行动”。和这种本能性的自动行动不同,当有人在应该自杀的情况下没有选择自杀,而是继续生存下去,则代表了一种物种变异;当数量相当多的人没有选择遵循武士道精神,以“羞耻”的方式选择了另一个“代码”,那么这一现象就是物种突变。从本能式的自动到自觉和有序地选择生存的“物种突变”,就形象地描绘除了生物系统和社会生活系统之间的差异——生物学指向的是遗传,社会生活系统中的历史指向的则是过去和未来之间可选择的重塑。

但是历史学家似乎也以遗传的解释来阐述历史系统,他们认为社会文化的变化或连续多代的延伸过程就是一种遗传,就是一种文明的消亡和另一种文明的诞生。但是怀特认为,历史系统中的革命不会自动发生,它是人们普遍不满的表现,所以社会文化系统是不会本能式地死亡的,它只是被抛弃而已,而新的社会文化系统也不是一种诞生,“它们只是那些决定把自己的未来重新规划的活着的人所建立的而已。”否定历史系统具有生物系统的遗传特点,怀特所要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观点:历史的过去是可塑的,而遗传的过去是不可塑的,可塑的过去对人类来说,就意味着从中可以选择构建自己未来行为的模式,这种选择性的构建就是以理想祖先代替遗传祖先,也就是历史发生中的“追溯祖先替代”:“追溯祖先替代是历史系统构成的一个重要成分,其标志是,每一个社会都认识到它给个体造成的各种矛盾冲突并且试图提供升华的方法。”

追溯性提供的祖先成为实际的遗传祖先,让个体完全接受了他所选择的系统,并将其作为一个“合法的代理”,“过去”便会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实体,所以那些声称“客观”的历史研究,在怀特看来,无论如何煞费苦心指出这种选择的祖先不是真正的祖先,“度阻挡不了系统中个体的选择权”,由此当面对未知的焦虑时,我们就应该去拥抱那个“构建了我们历史的过去”,从而去构建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历史系统。过去是可塑的,祖先是被替代的,历史是构建的,当怀特跳出生物学系统的本能约束,他实际上重新定义了而历史学和历史哲学,在1973年的《当代历史哲学的政治》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史学最终是一种社会行为模式而不是一门知识学科”,在本书献给本科老师威廉-J.博森布鲁克的“序言”中,怀特更是提出,“历史是,也只能是一门艺术”,真正的历史,是需要书写的。历史学是一种社会行为模式,历史是一门艺术,历史需要书写,这种对历史的定义突出的就是构建过去的行为意义,它所批判的就是“严格的”历史学,即传统的所谓的“客观”的历史研究,它只是“口头叙述的历史”,“充其量只是某种原始材料而已”,它被视为经过训练的记忆,被认为是修辞和伦理学的一个分支。

针对“严格的”史学,怀特基于构建过去的社会行为模式,提出了“元史学”的概念,在他看来,“严格的”史学是政治和社会妥协主义者的历史观,或者是想让社会保持一成不变的保守派,或者是只改变细节对基本社会结构不触及的自由派,他们构建的诗学是为它所服务的集团提供某种共识,但是对其他集团不具有任何吸引力。但是“元史学”是“社会创新的历史观点”的代名词,是为未来立法,是“对使用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愿景来构建一个人对过去和现在的叙事”,甚至激进于像社会改革者那样,介入或对抗社会。所以在怀特看来,“元史学”承载着历史哲学的使命,“我们对过去的研究,也许只有通过对其文化效用的彻底质疑,才能为拯救人类这一物种做出贡献,这,正是我们作为思想家应尽的职责。”这正是怀特在1969年的《思想史的任务》提出的创见:当思想史在文化生活中的过渡时代出现,它的任务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区分“哪些可以继承,哪些应该摒弃”,就像兰克的使命一样,思想史学家要“真实地”重建过去——“过去是指一个时代的,或过去的思想或精神基调,而不是指它的政治或社会机构。”

很明显,思想史和史学家的任务是“真实地”重建过去,而这一种使命来自于对未知的焦虑,后现代主义似乎就是这种焦虑的体现——当历史进程的“自然”过渡被中断,当历史现实转瞬变为另一个历史现实,焦虑便出现了——后现代主义似乎就是一种对现代主义的全面否定中出现的,全面否定便是一种中断,便产生了未知的焦虑。但是这种焦虑在“元史学”构建过去而为未来立法中却“提供了非常健康乐观的态度”,因为它建立在对历史遗产的旧事物的态度之上,它的目的就是如海默发布教授所称的,是“拒绝文本固定性”的一种行为,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对“文本主义”的偏见,在否定“文本主义”的固定性中,后现代主义就是拥抱了“我们选择为必要的虚构的东西”,它与文学艺术相关,而这就是博森布鲁克把历史视为一门艺术的观点体现,它挑战的是理性,挑战的是想象力,所以怀特说:“换言之,我想最后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洞见,没有诗歌的历史了无生气,如同没有历史的诗歌令人乏味。”

后现代主义拥抱了虚构,直抵艺术和文学,这就是历史行动者面对未知的焦虑所采取的“技巧”,所以在方法论意义上,怀特认为,虚构的个体活动的真正技巧,就是叙事,“通过对事实的叙述化过程,假定由科学或‘客观’规程支撑,历史学研究将自己定位于神学和形而上学界限之间,成为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兴‘治疗’方案。”那么历史叙事如何在以“客观”的零度社会政治范式中,定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习?如何在“现实主义”中让证实的事实具有“历史的本质”?1996年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叙事》中,怀特详解了叙事的意义,在他看来,叙事本身就是一个非中立的媒介,它以完美的透明性表现虚构或真实的事件,“是一个独特的体验和思考世界及其结构和进程的话语表达方式。”布罗代尔和巴特对史学叙事提出了“指控”,他们认为,历史叙事是意识形态的,它把历史事件变成了一种戏剧,读者成为虚拟的观众,他们所看到的是作为超人的演员扮演比自然更神秘的“力量”“角色”,观众对场景只有惊叹,却不可能让自己设身处地地占据那个具有神秘力量的位置;而卢卡奇认为,叙事与意识形态之间是复杂的方式和目的的关系,叙事不仅是意识形态的生产方式,更是一种观察世界、建立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所以它也产生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有助于对现实的叙事理解。

不管是让观众成为虚拟存在的戏剧式的叙事,还是产生意识形态的叙事,怀特认为,历史叙事具有一种解释效应,“来源于强加在事件身上的一个特定的情节结构所赋予事件的连贯性”,也就是说,叙事可以解释真实事件,但是它更重要的是在特定结构中赋予事件连贯性,所以历史叙事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完全是科学的,而是“第三种话语”,“它特别适合表现一种既能讲故事又能经历故事的动物。”历史学家的人物就是发现“真实”的故事和隐没在杂乱无章的“事实”中的故事——发现,就是一种行为模式,怀特在“发现”中赋予了历史叙事的最重要意义,那就是“情节化”,情节所区别的就是故事,讲述特定的一组历史事件,是在内容的形式层面展开的,它就是故事,而情节化则是在“表达的本质”层面的操作——情节和故事的区别在怀特1972年的《历史叙事的结构》中得到了更具体的阐述。

在这篇文章中,怀特一开始就廓清了叙事的历史和历史叙事的区别,他认为,文章所重点探讨的就是叙事中史学的地位而不是史学中叙事的地位,“因为史学隶属于叙事这一大总类而非相反”,而它们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叙事的历史通常区分的是讲故事的历史和不讲故事的历史,而历史叙事重点就在于构建情节,虽然有些历史叙事的故事幼稚,论证薄弱,但是仍然被视为经典,就在于情节构建程序的巧妙性,“使得它所描述的事件成为一个可以理解的戏剧性统一体。”怀特对比里第三本历史著作: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以及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他认为,三部作品都讲述了一个故事,也包含了一个情节,也都有自己对于主题的论证过程,也就是说,但不作品都使用了故事、情节和论证三个元素。但是,在故事层面,怀特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故事,一种是结局可知的,它是由一系列特定的事件决定的,另一种故事则是不可知的,只能通过推测看出大致走向:兰克的故事完结在过去的某个时段,因为它是关于德国宗教历史的,托克维尔的故事则完结在当下,他针对的是美国的民主,而布克哈特也完结在过去,它是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同样,三本书都有论证过程,托克维尔的故事意义就在于由论点支撑。

海登·怀特:所有的故事都是虚构

但是三部作品在历史叙事的情节化方面,却明显存在着差距。怀特认为,兰克在不变的关系中描述变化,托克维尔则是在不断变化的表面之下描绘不变的结构,所以两部作品都有情节,并且通过情节解释故事的进展,而且“通过把故事归于某一类来解释故事本身”。相比之下,布克哈特的这本书就只是一部“非叙事历史”的范例,怀特认为,布克哈特只不过陈述了一个几乎令人生厌的主题,即个人主义,在史学分析的传统目录下,他将国家、宗教、社会和文化的尽可能多的例证收集起来,实际上根本没有理论论述,“布克哈特的作品是一个纯粹的数据世界,在里面,事物就是它们表面的样子,也就是说,除了存在,没有任何自己的终极意义。”而回到兰克和维克托尔的作品中,怀特认为,兰克的历史叙事是“列队而行”,需要我们从某个特定的地方经过一个描述清晰的情节突变,从而由已知的过去进入特定的结局中,而维克托尔则是“结构主义叙事”,他把我们引向一个含义不明的中间地带,他不为我们提供特定的结尾,他更关心的是找出结构而不是描述一个过程。

所以,历史叙事在故事、论点和情节中,最重要的是情节而不是故事,因为情节会告诉历史叙事的读者: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故事层面,我们可以从结构上理解一系列事件。在论点的层面,我们可以从理论上理解一系列事件。而在情节层面,我们从‘范畴’上进行理解,虽然不是理解故事中的事件,而是更多地理解故事本身。”——这就是怀特所阐述的“历史叙事的结构”问题,它提供的是“第三种解释效应”,“母题和主题的安排产生一种解释效应,论证提供另外一种解释效应,而情节结构,一旦变得可以辨识,则提供第三种解释效应。”这第三种解释是对历史本身的解释,是对事件的解释,是对过程的解释,在特定的情节中赋予了事件一种连贯性。而这种“情节化”的解释就是怀特所说的“历史话语”,当在对未知的焦虑中需要拥抱虚构的东西,是不是意味着叙事本身也变成了一种虚构?“那么,历史到底是什么?”

历史到底是什么,似乎涉及到的是历史的本体论,当然,按照博森布鲁克的观点,历史是一门艺术,一门本身非唯美化的艺术,怀特将之理解为历史具有比意识形态更“现实”的意义,它提供的是针对是神学和形而上学界限之间的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治疗方案”,实际上,历史的现实意义指向的就是“元史学”意义上构建一种过去,他的理论源头就是维柯的修辞学。按照维柯的观点,真理即创造,人类头脑只能真正认识自己的创造之物,所以在这个原则之下,维柯设想出构造社会现实和文化的本质,进而延伸到历史中,这种社会构造模式在怀特看来,就是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诗学特征,也即历史是艺术,是虚构,是情节化的存在,他在《维柯和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想》一文中就认为,维柯的思想体系提出的是,“任何文化的起源都是诗性的”,所以他是语言决定论的促进者和发起人,语言的这一结构主义特点提供了历史书写的方式。怀特认为历史书写具有显性和隐性两方面,显性包括认识论、美学以及伦理关怀,而隐性层面是一种深层结构,它包括隐喻、转喻、提喻、反讽四种比喻,这四种比喻指向的是四种话语方式:表现的、还原的、合成的、否定的,还有四种情节化模式,它们是浪漫的、悲剧的、喜剧的、讽刺的;四种论证模式:形式论的、机械论的、有机论的、情境论的;四种意识形态蕴涵模式:无政府主义的,激进的,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这些都是怀特所称的“编纂风格”,风格的组合产生可能性,而可能性的书写在怀特看来,就是一个对编码进行重新修正的过程,其中就有转化,就有危机,就有革命,“文学变革必须解释为语言中包含的在不同策略组合下用来连接词语和短语的一般可能性。”与文学史的变革一样,历史在情节化的书写中,重要的也是一种变革,是在危机和焦虑出现之后的重新编码——它的任务就落在了历史学家的头上。

《柯林伍德和汤因比:英国史学思想之变迁》是怀特1957年的文章,他认为作为英国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柯林伍德和汤因比就是在历史书写中进行了重新编码,他们就是将传统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列为攻击目标,重建历史哲学。柯林伍德把哲学和实证心理学分开,避免道德怀疑主义和唯心主义,同时他把哲学和生活结合起来,哲学反思是为“捕捉我们生活经验的本体并且为共同的实际参与者之间的交流打开方便之门”,但更重要的是,柯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而历史思想存在于文明社会中,历史便成为生命寻求自我实现的一个阶段;和柯林伍德一样,汤因比批判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但是,他提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不是精神而是上帝,融哲学、历史和神学于一身,汤因比将其发展为接近通神学的唯物主义历史哲学;英国的克里斯托弗·道森对传统英国历史思想的攻击达到而来顶峰,他以圣奥古斯丁的“救赎历史”为构想提出“宗教是历史的关键”的观点,也就是在较高文明的宗教体验中建立起世界历史的框架;意大利的克罗齐则在对欧洲的告诫中指出了人性是世界进步的一部分,“他设想历史是一个领域,在此之中人类生活的无数瞬间演绎成一个个自然而然过程的连接点”,这显然是一种道德论的历史构建。

不管这些历史学家如何阐述历史,如何构建历史,在怀特看来,“他们代表了史学传统这一盔甲的裂缝”,也就是说,他们是作为反传统历史学的战士形象而出现的。反传统的颠覆意义就在于重新走进过去重构历史书写方式,这种反对和重构实际上需要一种基础,那就是保罗·利科所说的遗忘,而遗忘的目的是为了反思历史,为了历史写作,所以遗忘也是记忆,怀特认为,利科想表明的是:过去如何对现在产生影响,现在如何能负责任地铭记过去,以及记忆如何可以用来证明相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所以利科所说的历史学家是一个“学习过去,阐释现在、诗化未来的组合体”,记忆是一种情感,它关乎的是应该记住什么,应该忘记什么,应该宽恕什么,所以在利科的“记忆”中,怀特找到了为未来立法的“元史学”的更重要意义:

历史学家之争的历史纷争在于,它提醒西方公众,在“我们”的历史事件层面,大屠杀应该保持其未完成的状态,我们不仅永远不应该忘记而且必须“承诺防止其复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利科引申使用“历史条件”这一概念,包含了“我们的现代性”的道德和政治困境。在“永不再”的承诺下,在历史层面,团体的自我意识将使得其目光从“已经经历过的”过去,转向“未诞生的”将来,找到自己在当下的任务,向我们展示人类所能做的,不是做得多么的好,而是适当地阻止历史中的邪恶。

蛤蟆的油

编号:Y25·2210207·1731
作者:【日】黑泽明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4年08月第1版
定价:39.50元当当19.70元
ISBN:9787544249409
页数:272页

日本民间流传有一种蛤蟆,外表特别丑,将其放在镜前,蛤蟆看到自己丑陋不堪的样子,就会吓出一身油,这种油是治疗烧伤烫伤的珍贵药材——作为史上第一位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亚洲电影人,当黑泽明成为大师后,回首往事他自喻是一只站在镜前的蛤蟆,发现自己从前的种种不堪,吓出一身油。童年时代,他是爱哭鬼,以“少年剑士”自居,却被别人称为“酥糖”;入学时脑子不灵光,被远远安排在教室一角,立川老师启迪他生出自信,结束蒙昧;意外跨入电影界,找到真正想干的工作,他全心投入,一拍成名。《蛤蟆的油》不是一代电影大师黑泽明站在巅峰俯瞰众生的故事,而是他讲述如何积攒实力,从山脚一步一步攀向山顶的往事,“除了电影,我的人生就成了零……”黑泽明的成长自述《蛤蟆的油》共分六章:《酥糖与剑道》《大正的声音》《迷路》《危险的拐角》《预备——拍!》和《到<罗生门>为止》。


《蛤蟆的油》:预备——拍!

如果写,那就全都是谈电影的事。因为减去电影,我的人生大概就成了零。
——《写在前面》

1978年,黑泽明已经68岁了,已经拍摄了二十六部电影的他似乎并不打算写自传,但是他崇敬的让·雷诺阿和约翰·福特的自传给了他某种启发,于是提笔从影像转向文字,但是转向并不是搁置,一方面黑泽明在文字的世界里触摸到的自己,就像是他以前写的剧本一样,只不过把自己的经历当成了故事;而另一方面,他依然站在摄像机前,然后喊出一句:“预备——拍!”——如果把1978年作为一个节点,黑泽明在喊出“预备——拍!”之后拍摄的电影更是抵达了辉煌。

1980年,他编导并监制的电影《影子武士》获得第3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颁奖,并入选日本《电影旬报》20世纪电影TOP100;1985年,他拍摄了取材于日本战国时代的寓言故事、并以莎士比亚话剧《李尔王》为结构的电影《乱》,该片获得第40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奖,同年,黑泽明获得日本文化勋章,这是日本电影界人士首次获得该勋章;1990年,黑色明获得第62届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就奖,成为第一位获得此奖项的亚洲电影人;同年自编自导了奇幻电影《梦》,黑色明在太阳雨、桃园、风雪、隧道、乌鸦、红色富士山、垂泪的魔鬼和水车之村等八个梦中,将人类所面对的所有主题一一呈现;1991年5月25日,黑色明编导并负责剪辑的剧情片《八月狂想曲》上映,该片获得了第15届山路文子电影奖最佳影片奖;1993年,他编导了由松村达雄、香川京子主演的剧情片《袅袅夕阳情》,这部根据日本文学家内田百闲晚年生活改编的电影也成为黑泽明对人生回望的“袅袅夕阳情”;而在1995年的时候,85岁的黑泽明还计划创作拍摄一部古装电影,但是因为意外摔伤而作罢,三年之后,黑泽明因脑中风在东京逝世——《袅袅夕阳情》也成为他一生的最后一部电影。

从1978年到1998年,生命的最后20年黑泽明达到了电影人生的另一个高度,虽然《蛤蟆的油》不可能预见此后的辉煌,但是黑泽明“预备——拍!”的喊声就是他一生对电影执著的见证,而这句在片场喊出的话从某种意义上却是对他电影人生的一种解读:在拍之前,所要做的便是“预备”,预备创作剧本,预备选择演员,预备拍摄场景,预备清晰主题,只有预备充分,才能进入完美的拍摄状态。这是黑泽明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电影的一种态度。而从电影到人生,黑泽明何尝不是以一种“预备”的状态进入其中?当他在1978年喊出“预备——拍!”的时候,更是对自己整个人生段落的重新回顾。

取名《蛤蟆的油》,自传本身就是一种对自我经历的审视,“蛤蟆的油”来自于流传日本的一个故事:在深山里,有一种特别的蛤蟆,它和同类相比不仅外表更丑,而且还多长了几条腿。人们抓到它后,将其放在镜前或玻璃箱内,蛤蟆一看到自己丑陋不堪的真面目,不禁吓出一身油。这种油,也是民间用来治疗烧伤烫伤的珍贵药材。当回首往事的时候,黑泽明就自喻是那只站在镜子前的蛤蟆,当他看见自己的“丑陋”时,便吓出了一身的油。这个自喻当然有着自谦的成分,但是当黑泽明像蛤蟆一样站在镜前审视自己的时候,他的回顾是为了发现人生的真相,只有走进自己的历史,才能看见丑陋,才能发现记忆,才能提炼出自己的人生轨迹。

而回首68年的人生历程,黑泽明当然把“电影”放在人生最突出的位置上,在《写在前面》中他说:“如果写,那就全都是谈电影的事。因为减去电影,我的人生大概就成了零。”电影人生不可删减的部分,电影就是全部。对于黑泽明来说,把自己比喻成可以吓出一身油的蛤蟆,在更客观的层面上说,他更像是那条鲑鱼,一方面,“我像鲑鱼一样,不忘生我养我的地方。”鲑鱼的回溯就是黑泽明对自己人生的返回,但是另一方面,鲑鱼也在寻找新的巡游路线,他在《鲑鱼的牢骚》中旧说,当养育他的河流被污染了,水干枯了,没有办法产卵的鲑鱼不仅要发出牢骚,而且无可奈何中只能寻找异域之河——写作《蛤蟆的油》之前,黑泽明就在苏联拍摄了电影《德尔苏·乌扎拉》,这部电影获得了第9届莫斯科国家电影节金奖和第4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德尔苏·乌扎拉》就是黑泽明这条鲑鱼远适异域在苏联的河流上产的卵。

鲑鱼回溯而不忘生养的土地,鲑鱼无法在养育的河流中产卵才寻找异域,鲑鱼的双重命运就是黑泽明电影人生的写照。在喊出“预备——拍”之前,黑泽明这条鲑鱼就在生养的土地上汲取着养料,从《酥糖与剑道》到《大正的声音》,这两部分的内容就是黑泽明在回溯记忆。一岁时在洗澡盆里洗澡是黑泽明“最初的记忆”,“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刹那之间那莫名其妙和意料不到的冲击感,光着身子倒在地板上颇感光滑的舒畅感觉,以及跌倒时仰头望到屋顶上吊着的一个很亮很亮的东西。”那时候还有邻居家着火的记忆,奶妈背着他去黑黑屋子的记忆,都对黑泽明产生了影响,这是他对这个世界最早的触摸;上小学之后被同学冷漠,于是产生了学校就是监狱的想法,自己则变成了“被遗忘的孩子”;在父亲的影响下,黑泽明开始喜欢体育,棒球、剑道的学习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还学习了绘画和书法,在逐渐成长中,黑泽明也不再受人欺负,“酥糖”这个绰号被取消就时让自己成为了不再哭泣的“了不起的人物”。

在黑泽明的人生成长中,父亲是重要的角色,父亲的教育观,父亲对体育的热爱,父亲对自己的严格要求,都是黑泽明塑造自我的关键,但是对黑泽明来说,影响最大的则是他的哥哥。“我不能忘记,有三种力量促进了我的成长,其中之一便来源于哥哥。”三种力量中,黑田小学班主任立川精治让他知道了“崇尚自由、以鲜活的感性及创造精神从事教育”的意义,而同班的植草圭之助,让黑泽明能更好地观察自己,成为自己成长的一面镜子。但是哥哥对黑泽明在人生观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哥哥热爱文学,喜欢电影,但是因为落榜而失去了求学的机会,沉溺与文学又和父亲发生了冲突,正是哥哥的勇敢,以及哥哥对文学和电影的热爱,哥哥对喜欢的事的追求,让黑泽明逐渐走上了电影这条路。

电影是如何进入黑泽明生活的?“看电影”构成了黑泽明记忆中反复出现的场景:很小的时候是全家去看电影,从大森的家走到立会川车站,搭乘开往品川的电车,在青物横丁站下车,不远处就有家电影院。这是黑泽明“第一次看到了电影”,那时的电影叫“活动写真”,而黑泽明能够看上电影,是因为父亲的开明,他从来不像别人一样认为看电影对子女教育会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主动带着全家去看;小学时代,父亲还是常常带着黑泽明去看电影,那时主要是西洋电影,从最初的电影记忆到现在的电影观感,黑泽明告别了懵懂,父亲打开的那扇门让黑泽明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屠格涅夫的《幽会》成为他反复诵读的文学书籍,“只是听树林中树叶的声音就知道季节……”他对这句开头已经滚瓜烂熟。

而真正让黑泽明走进电影世界的,则是受了哥哥的影响。中学毕业的黑泽明十八岁,热爱绘画的他倾慕塞尚和梵高,他的作品入选了全国新人作品展,而在学习绘画的同时,他和哥哥一样贪婪地学习文学、戏剧、音乐和电影,尤其是电影,哥哥推荐给了黑泽明一些片单,9岁时就看了罗伯特·维内的《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刘别谦的《杜巴莱夫人》、卓别林的《大兵日记》、塞西尔·戴米尔的《男人与女人》、格里菲斯的《残花泪》的黑泽明进一步打开了电影之门,那时的电影已经有声化了,欧美电影对黑泽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就在那时候,二十七岁的哥哥自杀身亡了。“我要在三十岁之前死掉,人一过三十岁就只能变得丑恶。”这是哥哥曾经说过的话,热衷于俄罗斯文学的他,最终选择的是阿尔志跋绥夫在《绝境》中为主人公纳乌莫夫安排的结局。

黑泽明:我是一条回溯的鲑鱼

哥哥的自杀,对于黑泽明来说,以残酷的方式打开了电影的另一扇门,那就是生命和死亡,就像黑泽明进入电影界之后,他作为第一副导演参与拍摄的《作文课堂》中,主演德川梦声对他说:“你和你哥哥的模样完全一样。不过,你哥哥是底片,你是正片。”这句话不是说哥哥对黑泽明的影响让他走上了电影,而是说哥哥的性格和黑泽明形成了一种反差,或者说,黑泽明在哥哥的命运中发现了用来克服宿命的东西,一个是底片,一个是正片,“我认为正是有我哥哥这样的底片,正是有他的栽培,才有了我这样的正片。”而实际上,哥哥的自杀成为黑泽明创作的另一个文本,他就是在这些人生的际遇中看见了死亡,看见了残酷,也看见了生命,看见了活着的意义。

死在黑泽明的记忆中构成了多元而复杂的意象:小时候和家人出去,被电车拦路杆拦开,父亲、母亲、哥哥和姐姐在铁轨对面,黑泽明一个人在铁轨这一面,而这次给黑泽明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被分隔的现实,而是一条白狗刹那间被扎成了两段,“它就像直接切成段的金枪鱼一样,圆溜溜的,鲜血直淌。”这一种死让黑泽明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吃过红色的生鱼片和寿司,“记忆的鲜明程度是和受冲击的强度成正比的。”后来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姐姐得了一场病,她“就像忽然被旋风刮走一般,去了另一个世界”,在葬礼上,还没有充分理解死亡的黑泽明甚至还哈哈大笑;1932年,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强烈的摇晃是黑泽明对地震的直观感受,而有人在地震中遇难也让他直面了死,但是真正对他产生冲击的则是大地震时发生的残杀朝鲜人的事件,烧死的尸体一望无际,“其中一堆上面,有一具坐着烧焦了的尸体,简直就像一尊佛像。”这一种死亡,黑泽明和哥哥都是见证者,他感受到了恐怖和黑暗,因为人的正气被夺走了,“我觉得我们两人在这里只是两粒小小的豆子。我觉得我们俩也成了死人,此刻正站在地狱门前。”当二十七岁的哥哥最终选择了自杀,死亡再一次成为黑泽明抹不去的记忆,而在底片之上的正片,便开始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

1936年,在距离哥哥自杀三年之后,黑泽明踏进了电影界,他是从报纸上看到P-C-L电影制片厂招考副导演的广告而去考试,考试的题目是“列举并论述日本电影的根本缺陷及其纠正方法”,当时的P-C-L刚开始研究有声电影,后来建起了摄影棚成立了制片厂,也开始着手拍摄电影,黑泽明的加入就是开始了梦工厂的历程。从报纸上看到新书《姿三四郎》的广告信息,了解书的内容之后黑泽明决定要拍它,于是他自己写剧本,又交给山本阅读,三十二岁的黑泽明终于在横滨的外景地第一次喊出了“预备——拍!”迈出导演第一步的黑泽明理解最深刻的是山本对他说的一句话:“如果想当导演,你就先写剧本吧。”此后他所拍摄的电影几乎都是由自己执笔,对此,黑泽明认为,“作品中的这些人物,都像是我所生我所养的一般,对他们每个人都饱含浓浓爱意。”

拍电影是一种成长,而其实黑泽明更多是在电影中倾注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理解,日本战败,美军进驻日本,民主主义受到讴歌,言论自由恢复……黑泽明见证了这一切的发生和变化,他表达了对剧本审议会的愤怒,经历了东宝罢工事件和制片厂被“强制执行”的遭遇,也开始和电视这一新兴势力作斗争,当然,在电影创作和拍摄中,黑泽明也思考了日本的国民性性格,在这种思考中,黑泽明也成了那只蛤蟆,照见了身上的丑陋,“战争期间,我并没有抵抗军国主义。很遗憾,不能不老实说,我没有积极抵抗的勇气,只有适当的迎合或者逃避。”他没有回避自己的过失,甚至将之视为自己的耻辱,而这对于黑泽明来说,却是一种自我审视的进步,“我想,没有自我完善,那就永远也不会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

他是不断回溯的鲑鱼,他是照见丑陋的蛤蟆,他在人生中看见残酷的现实和死亡的景象,他在电影中思考生命的意义,创作而拍摄,都是黑泽明和世界的对话,“预备——拍!”的喊声里,他其实自己成了剧中人、影中人,而人生就是一部永不谢幕的电影,“因为,再没有什么能比作品更好地说明作者了。”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编号:E42·2210120·1730
作者:【日】村上春树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5年09月第1版
定价:36.00元 赠送
ISBN:9787544278843
页数:200页

“希望一人独处的念头,始终不变地存于心中。所以一天跑一小时,来确保只属于自己的沉默的时间,对我的精神健康来说,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功课。至少在跑步时不需要和任何人交流,不必听任何人说话,只需眺望周围的风光,凝视自己即可。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宝贵时刻。”循着岁月流逝、地点变迁,唯有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日日坚持跑步的所见所闻、所惑所思最是真真切切,“无论何等微不足道的举动,只要日日坚持,从中总会产生出某些类似观念的东西来。”1982年秋,33岁的村上春树开始职业作家生涯之际,开始长跑。在此后的近30年时间里,从夏威夷的考爱岛到马萨诸塞的剑桥,从日本村上市参加铁人三项赛,到踏上希腊马拉松长跑古道,他,永远在奔跑。这种坚持的状态也是一种写作,“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用第四章的标题来说,“我写小说的许多方法,是每天清晨沿着道路跑步时学到的……”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他至少是跑到了最后

在寒冷的日子,我可能思考一下寒冷;在炎热的日子,则思考一下炎热;悲哀的时候,思考一下悲哀;快乐的时候,则思考一下快乐。
——《谁能够笑话米克·贾格尔呢》

寒冷的日子思考寒冷,炎热的日子思考炎热,悲哀的时候思考悲哀,快乐的时候思考快乐,思考就是本所是的存在,思考就是思考本身,那么对于“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问题,回答似乎就是明确的:跑步的时候,就是跑步,甚至不需要思考,“我在跑步时,究竟思量了些什么?老实说,在跑步时思考过什么,我压根儿想不起来。”

朋友所赠之书,没有付出金钱,没有发生交易,书或者也只是书本身,村上春树认为这不算是传记,归为随笔也颇为勉强,只是一本类似“回想录”的书,当然也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的健康方法”的书。豆瓣二星或许是对村上春树作品最低的评价,甚至于一个疑问:这是一部作品吗?大约是带着偏见,在不到一个小时阅读完成的过程中,几乎没有收获什么,在文学之外阅读,阅读文学之外的书,和跑步有关,和经历有关,当作者听着满匙爱乐队《白日梦》《满匙爱之歌》的MD,当作者跑步的一两个小时里和谁也不讲话,当作者付出了汗水得到了考验跑完了全程,对于不跑步的阅读者来说,一切都是遥远的,路上的风景,个人的体验,跑后的感受,似乎都在思考本身、跑步本身里——阅读到底得到了什么?

从一九八二年秋天开始跑步,到写作这本书的二〇〇五年,村上春树持续跑步了近二十三年:几乎每天坚持慢跑,每年至少跑一次马拉松,参加世界各地无数次长短距离的比赛,还挑战自己参加的马拉松、铁人三项,甚至百公里长距离比赛,在淡化了获胜和失败的结果中,到底什么在支撑着跑者?对于跑者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Pain isinevitable. Suffering is optional.这是一个长跑者的哥哥送给他的一句话,村上春树将其翻译成“痛楚难以避免,而磨难可以选择”,而对于在二十三岁时选择跑步,村上春树便开始了“认真的”生活——这一种“认真”对于阅读的我来说,到时有一点契合,在连续13年的博客记录中,“认真”也是必须有的态度。所以,在实践的某种契合中,“认真地”生活到底会有怎样的共鸣?

跑长跑原本和村上春树的性格相合,因为,“只要跑步,我便感到快乐。”这种快乐村上春树的理解是:“对长跑选手而言,在跑完全程时能否感到自豪或类似自豪的东西,可能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一种在结果时显现出来的快乐,那么在过程中,快乐是不是就是被磨难所代替?一九八三年秋天村上春树开始了跑步,但是跑步并不是想到了马上进入的生活,促使他跑步的不是别的,是写作。那时村上春树二十三岁,这个年龄是耶稣死去的年龄,也是成为基督的年龄,所以在这个人生的分水岭,“三十岁迫在眉睫”的村上春树意识到自己不再称为年轻人了,于是想到了跑步。但是这个决定来自于四年前更早的决定:写小说!那是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日下午一点半前后,精确到具体事件的村上春树记得在神官球场的外场观众席上,一个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棒球比赛,“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晴朗的天空,刚刚恢复了绿色的草坪的触感,以及球棒发出的悦耳声响。在那一刻,有什么东西静静地从天空飘然落下,我明白无误地接住了它。”像是灵感的一次爆发,但其实是“现在,我大概能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来”,于是回到家坐在书桌前,开始动笔写作,那时候村上春树才发现家里连钢笔也没有,于是去了新宿的一家书店,买了稿纸和钢笔,以一笔小小的投资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从春天到秋天,二百来页、每页四字的作品完成了,这就是村上春树的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

后来村上春树开始专心致志写长篇小说,那一年去北海道采集素材第二年完成了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而写完这本小说之后,他正式开始了跑步——开始创作小说和跑步,它们之间构成了怎样一种同一性?写作似乎是突然想到的事,但是一旦开始,就完全变成了“认真”的事情,跑步也是;村上春树认为写作无所谓胜负成败,书的销量、得奖与否、评论好坏都不重要,跑步亦是如此;写小说的动机“安安静静、确确实实存在于自身内部”,没有向外不去寻找形式和标准的可能,跑步也一样——而实际上在村上春树看来,人生都是这样,“喜欢的事自然可以坚持下去,不喜欢的事怎么也坚持不了。”于是,清晨五点起床、晚上十点之前就寝,简朴而规律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一九八二年开始跑步,一九八三年新年伊始便参加了第一次公路长跑比赛,而那年的七月对村上春树来说,留下的是极为深刻的记忆,因为他参加了在马拉松发源地希腊马拉松市举办的全程马拉松。那次是一家杂志社组织的媒体采访旅行,村上春树却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马拉松——这本书的第56页和57页就有村上春树当时参加马拉松时的照片,赤裸着上身、穿着蓝色运动短裤、戴着蓝色运动帽的村上春树留下了一个奔跑的背影。据村上春树回忆,在跑到三十公里的时候,脚开始抽筋,而且越来越厉害,不久变根本无法再跑,而到了最后五公里的时候,只能步履蹒跚地走完,“在马拉松比赛中不是跑,而是走,有生以来是第一次。”直到离终点还有两公里的时候,痉挛才平息,村上春树又开始继续跑步,甚至最后大胆地冲刺了一回,“这就是我人生第一个四十二公里,差不多是。在如此苛酷的条件下跑完四十二公里,谢天谢地,这也是最后一次。”

在希腊完成马拉松,这对于村上春树来说是特殊的一次记忆,但这不是跑步史上最深刻的一次,“你有没有在一天之内跑过一百公里?”这是村上春树迄今唯一的一次,从清晨一直跑到傍晚,“比赛后好一段时间,对跑步都产生了抗拒情绪,曾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干这种事了。”但是村上春树认为,这是一场意义非同小可的跑步经历,它让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添进了一丝新意”,或多或少,或好或坏,总之被改变了。这到底是怎样一种经历?先是顺着临鄂霍次克海的佐吕问湖岸奔跑一周,佐吕问湖是一个巨大的湖,绕一圈其实已经四十二公里了,那个标志表明跑完已经相当于一个全程马拉松。但是还必须继续跑,在接近五十公里的时候,开始有了感觉,身体发生变化,腿上的肌肉开始变硬,肚子饿了,喉咙干渴了;继续向前,在剩下四十五公里的时候,村上春树开始向着终点奔跑,但是一跑起来,发现腿上的肌肉发僵,虽然耐力绰绰有余,呼吸也正常,但是两腿不听使唤;五十五公里到七十五公里是最大的考验,感觉自己的肌肉像“缓慢的绞肉机的牛肉一般”,只要向前的欲望,身体却再不听调配,村上春树对自己打气:“我不是人,是一架纯粹的机器,所以什么也无须感觉,唯有向前奔跑。”只移动了三米,都觉得是小小机器的意义;跑到七十公里,感觉有什么东西出窍了;但是也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疲劳感突然销声匿迹了,意识完全处在空白之中,村上春树形容是一脚踏进了“稍稍不同的领域”,有着某种宗教或哲学的妙趣,他将这种状态命名为“跑者蓝调”,“尚未完全解脱,但是有了某种重新开始的苗头。”而当他终于跨过了一百公里的终点,体会到的是活着本身的意义,“并非因为有了结束,过程才具有意义,而是为了便宜地凸显这过程的意义,抑或转弯抹角地比喻其局限性,才在某个地点姑且设置一个结束。”

村上春树说,自己并非是挑战纪录的无邪青年,也不是一家无机的机器,“不过是一介洞察了自身的局限,却尽力长期保持自己的能力与活力的职业小说家。”跑步和写作又回到了同一维度,这是一种人的喜悦,“自己体内仍然有那种力量,能主动地迎击风险,并且战胜它!”在只有自己存在的无限天地里,天空也罢,风儿也罢,草儿也罢,看客也罢,过去也罢,记忆也罢,已经毫无意义,只有此时此刻的存在,只有沉浸式的活着。之后村上春树还参加了铁人三项赛,对于这项锻炼人的意志的赛事,村上春树也认为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的过程,一面自暴自弃地哼着布莱恩·亚当斯的《至死都是十八岁》中的叠句,不时地诅咒几句这个世界,一面则将脚踏板踩下去,再提拉起来,让双腿记住这转动的速度。一公里半的游泳,四十公里的自行车,十公里的长跑,在完成了六次铁人三项赛之后,村上春树却感觉,“自己这个容器是何等可怜,何等微不足道。”于是在所谓力量不足、破绽百出和丢人现眼中,从二〇〇年至二〇〇四年,村上春树疏远了铁人三项。

从二十三岁第一次开始长跑,到参加全程马拉松、百公里魔鬼赛、铁人三项,比赛或者只是村上春树的一种特殊体验,而每天十公里每周六十公里才是一种常态的生活,跑步对村上春树来说,的确不是一种行为艺术,和写作一样,“我心目中的文学是更为自发、更为向心的东西。自然积极的活力必不可缺。”所以借用村上春树敬爱的作家雷蒙德·卡佛的短篇集的标题,《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就是回归到跑步本身,而这就是生活,就是人生——二十三岁出发,经过了四十岁,跨入了五十岁,就像铁人三项途中没有溺水、没有爆胎、没有可恶的海蜇,没有凶暴的熊,没有金环胡蜂,只有“不管怎样,比赛结束了”的结果,于是跑步是跑步本身、写作是写作本身的村上春树说:“假如有我的墓志铭,而且上面的文字可以自己选择,我愿意它是这么写的:他至少是跑到了最后。”

当你起航前往伊萨卡

编号:S38·2210120·1729
作者:【希腊】C.P.卡瓦菲斯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定价:98.00元当当38.20元
ISBN:9787208166929
页数:536页

“当你踏上伊萨卡之旅,/期待漫长的旅程吧,/它充满着冒险,还有发现。”伊萨卡是古希腊西部爱奥尼亚海上一个美丽岛国,在伟大的荷马史诗中,伊萨卡是神话英雄奥德修斯的故乡:公元前1183年,国王奥德修斯在征战特洛伊胜利后,经十七年艰险与诱惑,战胜无数困难,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里,迎接他的是忠贞不渝的妻子和智勇双全的儿子,伊萨卡,从此成为一个永恒的家的信念,这是荷马诗史中《奥德赛》美丽动人的传说,也是希腊神话故事的经典片段。卡瓦菲斯的诗可以分为两类:当代的和历史的,前者表现诗人的生活,反而类似于虚构;后者很多是虚构的,却显得真实可信,卡瓦菲斯像是一位时空漫游者,在历史和现实的缝隙间自在穿行,虚构出自足的家园。本诗集精选了卡瓦菲斯各个时期的代表作,译者黄灿然选取了卡瓦菲斯生前私下刊印、校订或认可的全部作品,并增补了其生前部分未刊印的诗歌,较为完整地还原了卡瓦菲斯的创作图景。


《当你起航前往伊萨卡》:在这首诗里停下来

那是再自然不过的,如果我带着如此的感情
回望她这个时期,
我这个希腊诗人,——一个希腊人,独自
在她的土地上写我的全部作品。

那是怎样一种情感?那是如何地回望?那又是什么样的时期?当诗人“我”作为一个希腊人“独自在她的土地上写我的全部作品”,是不是一种认同?但这仅仅是一份草稿,留在卡瓦菲斯未公开的文本里,“我”的渴望,“我”的回望,以及“我”作为希腊诗人的身份是不是和草稿一样,从来没有以向外的方式言说?但是草稿之外,却是另一首相同情感的诗歌,《关于六世纪或七世纪》:也是“再自然不过”,也是“带着如此的感情”,也是“回望她这个特别时期”,却是“又一次把希腊语的声音/带回她的土地的人”——一个是独自在她的土地上写作品的希腊诗人,一个是将希腊语带回她的土地的人,书写希腊的诗歌或者带回希腊语的声音,向外言说或者向内回归,都和希腊有着不解之缘。

但是,《关于六世纪或七世纪》这首写于1927年的诗歌又是卡瓦菲斯“未完成诗”,从一份草稿到“未完成诗”,相同的感情,相同的境遇,是不是指向了“六世纪或七世纪”是一个未完成的草稿时代?六世纪或七世纪,是阿拉伯军队相继攻克拜占庭城堡耶路撒冷、安条克、阿勒颇、大马士革和众多其他城市的历史,是阿拉伯民族最终攻陷埃及亚历山大的时间,随着这些城市的陷落,希腊文化漫长的衰微期终于走向了最终的衰落。但是当站在这个终点的时候,希腊诗人“我”回望希腊文化的时候,“如此的感情”便是对希腊文明以及希腊语的忠诚,它能在那片土地上说出希腊语,它能在她的土地上写下全部作品——在古典文明最终衰落之前,“她依然讲希腊语,官方的;/也许不是那么有神韵,然而,她依然讲我们的语言/而这本是再相称不过的。”当整个希腊世界都已经消失,唯有这特殊的感情让“我们的语言”“尽可能好地保持着”。

六世纪或七世纪的历史已远,但是却并没有走远,希腊语的神韵还在,希腊诗人还会将它带回这片土地,还会用它在这片土地上写作。这是不被断裂的文明,这是内心回归的家园,但这又是忠诚而依恋、依恋而无法挽留的存在,对于卡瓦菲斯来说,也只能独自书写,也只能回望而抒情,也只能将其变成一份草稿,一首未完成的诗——1927年,卡瓦菲斯从亚历山大的水利局退休已经五年,他开始回望,不仅穿越到六世纪或七世纪,也开始回溯自己一生的“迁徙”:1863年卡瓦菲斯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的一个富裕希腊家庭,而这个家庭是从土耳其君士坦丁堡迁来的,是所谓的散居者;少年时代卡瓦菲斯在英国伦敦读书;1882年又回到君士坦丁堡居住,三年之后的1885年又返回了亚历山大;之后除了因病到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希腊做短期旅行之外,他一直居住在亚历山大;1933年 卡瓦菲斯卧病时写下了最后一首诗《在安条克郊外》,在亚历山大希腊医院住院的他于4月29日凌晨2时,因中风逝世——这一天也是他的生日。

父辈从君士坦丁堡迁至埃及亚历山大,自己返回君士坦丁堡又回到亚历山大,他在亚历山大出生,在亚历山大死去,在70年的生命旅程中,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堡、伦敦、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形成了一个地理空间上的闭环,作为一个希腊家庭的后代,他并没有让希腊那片土地上成为自己最后的归宿,卡瓦菲斯的一生似乎都是一首未完成的草稿诗作,“我”的渴望,“我”的回望,以及“我”作为希腊诗人的身份,是不是最后都变成了一种遗憾?1933年最后一首诗《在安条克郊外》似乎是这种遗憾甚至是某种绝望的写照。

《在安条克郊外》所写的是关于362年10月22日发生的一场大火,“不多久发生一场大火,/一场可怕的大火,/寺庙和阿波罗一齐化为乌有。”这是偶像变成灰烬的大火,这是神圣被亵渎的大火,是谁制造了这场大火?又是谁亵渎了“我们”?“我们拿着它,这神圣的遗骸,把它带到别处。/我们拿着它,我们怀着爱和光荣带走他。/从此那个寺庙再也没有光彩了!”因为这里安葬着安条克主教瓦维拉斯,他是一个殉教者,当他逝世之后,罗马皇帝尤里安同父异母的兄弟加卢斯提议将其重新安葬在安条克郊区达夫尼林中的阿波罗神庙和神谕所范围内。但是阿波罗的祭司们认为这次安葬污染了神庙,于是放弃该神庙,而基督徒在瓦维拉斯的墓上建了一座教堂,当尤里安抵达安条克之后,便下令拆毁教堂,把瓦维拉斯的遗骨迂回原墓,并在这里举行了净化礼。三个月后神庙屋顶上的阿波罗雕像遭遇了大火而被烧毁,于是,尤里安认为这是基督徒的报复,“尤里安勃然大怒,于是他到处散布——/他还能干什么?——说是我们基督教徒/放的火。”

阿波罗的偶像变成了灰烬,安条克郊外的这次事件变成了尤里安对基督徒污蔑的最好证据,但是“他拿不出证据”,只留下了“勃然大怒”。卡瓦菲斯写下《在安条克郊外》这首生命中最后一首诗,也是“勃然大怒”,那场可怕的火不是所谓基督徒的报复,实际上成为了尤里安对神圣之物的毁灭。尤里安,作为罗马皇帝,被称为“叛教者”,因为他本来是一个基督徒,却根据新柏拉图学派把异教徒当成是一个严厉的宗教恢复过来,并实施了比早期基督教更为严厉的禁欲政策,从1896年至1933年,卡瓦菲斯就写下了七首关于尤里安的诗,《尤里安疑神疑鬼》《尤里安看到不敬》《尤里安在尼科美底亚》《由牧师和俗人组成的大行列》《你不理解》和《在安条克郊外》,在1923年的《尤里安看到的不敬》中,卡瓦菲斯引用了尤里安写于公元363年1月任命任命狄奥多罗为亚细亚大祭司的信,“那就看看我们对诸神的/大不敬吧。”对诸神如何不敬?无非是尤里安“喜欢组织宗教”,“喜欢给加拉提亚大祭司写信”,“或者别的什么人,刺激他们,给予指示。”而实际上在卡瓦菲斯看来,只是“玩弄一个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很滑稽的新宗教制度”,而这种玩弄就指向了希腊人,“毕竟,他们是希腊人。”所以最后卡瓦菲斯提出了“切忌过分”的警告,而这一警告就来自德尔斐神庙上著名铭文中的一个,另一个则是:认识你自己。

尤里安是玩弄“滑稽的新宗教制度”的“叛教者”,“切忌过分”的警告其实就是卡瓦菲斯在提醒:“认识你自己”。用德尔菲神庙的铭文来提出抗议,卡瓦菲斯就是在讽刺真正不敬的不是尤里安所污蔑的基督徒,而是他自己,于是只能以“勃然大怒”的方式实施自己的权力。而卡瓦菲斯直到死都在谴责这种权力化的“勃然大怒”,他也是真的勃然大怒了,在这个希腊文明被毁灭的时代,在这个回望而皈依于希腊大地的特殊感情里,卡瓦菲斯感觉自己就像是被隔绝在别处,诗集第一首诗歌《墙》就明显表达了“勃然大怒”,“没有考虑,没有怜悯,没有羞耻,/他们已经在我周围筑起厚厚的高墙。/此刻我坐在这里感到绝望。”当高墙隔绝了世界,当绝望弥漫,对于卡瓦菲斯来说,却越激发了他的希腊情结,卡瓦菲斯似乎就要在这一堵墙的隔绝中捍卫对希腊语的忠诚,似乎永远让自己成为一个希腊诗人——《墙》写于1896年,而在之前的1884年,卡瓦菲斯开始用希腊语写作,之前的1885年,他放弃了英国公民身份转入了希腊国籍。

用希腊语写作,拥有希腊国籍,卡瓦菲斯在“勃然大怒”中开始了对德尔菲神庙铭文的实践:“认识你自己”。而他认识自己的方式就是认识历史,只有进入那漫长的希腊文明的历史,只有重新审视关于希腊、希腊化、泛希腊以及希腊文化衰落的历史,才能真正认识自己——而这个认识自己的母题则是:什么是希腊文明内在的精神?那是“从生命转向那伟大的虚无”的死亡,珀琉斯与忒提斯之子阿喀琉斯的好友帕特罗克罗斯死去,“那么勇敢和强壮,那么年轻”,于是阿喀琉斯的马开始哭泣,“但那两匹高大的马流泪/是为了死亡,这永恒的灾难。(《阿喀琉斯的马》)”那是有队伍和荣典和哀歌、有“很多来自神圣器皿的奠酒”的尊严,吕基亚国王萨尔珀冬为帕特罗克罗斯所杀,宙斯便命令阿波罗处理尸体,阿波罗处理后,“现在他看起来像一个年轻的国王,一个气派非凡的驾车人(《萨尔珀冬的葬礼》)”那是不背叛、公正、富于怜悯和同情之心、富足时慷慨、讲真话的精神,埃菲亚尔蒂斯是希腊卖国贼,他带领一群米堤亚人通过山路从背后偷袭由斯巴达国王莱奥尼达斯领导、扼守温泉关的希腊军队,“光荣属于那些在他们一生中/定义并守护温泉关的人。(《温泉关》)”

当然,卡瓦菲斯在赞美这些希腊精神的同时,也批判、讽刺了另外一些人。他们是谋杀者,当阿喀琉斯被人杀死,他的母亲忒提斯寻找预言家,而预言家说:“阿波罗自己/也去了特洛伊/协同特洛伊人杀死她儿子。(《不可靠》)”神无非是谋杀的同谋;他们是“野蛮人”,当人们被集合到广场,发现元老院议员们不立法,发现皇帝这么早起来,发现演说家不发表演说,因为“野蛮人今天会到这里”,在野蛮人吃吃未到的情况下,罗马人也成了“野蛮人”,“而现在,没有了野蛮人我们怎么办?/他们,那些人,是一个解决办法。(《等待野蛮人》)”罗马陷入到了普遍的“颓废”中;他们是骗人的演员,马其顿国王德米特里厄斯一世在公元前288年遭军队遗弃,他便加入了他的敌人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的阵营,“像一个演员,/戏做完了/就卸了妆离开。(《德米特里厄斯国王》)”他们也是弑母者,尼禄是埃诺巴布斯和小阿格丽派娜的儿子,小阿格丽派娜后来嫁给克劳狄皇帝,毒死他,再把皇位传给儿子,她儿子后来又把她杀死,于是,“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声音,/他们知道那是复仇女神的脚步声。”他们是有野心的当权者,曾有预言家警告恺撒要小心3月15日,公元前44年3月15日,辩士阿耳特尔弥多洛试图把透露布鲁图和卡西乌刺杀恺撒计划的信函递给恺撒,但未能如愿,因为,“当你终于到达你的峰顶,做了恺撒——(《3月15日》)”

卡瓦菲斯:她依然讲我们的语言

而那些所谓的希腊人,也是说着谎言,“国王”和“救世主”被刻在上面,之后是“爱希腊者”刻写上去,“既然很多比我们更野蛮的人/都选择刻上去,我们也要照做。(《爱希腊者》)”叙利亚的辩士、诗人、虚度光阴者都成为“爱希腊者”,那就不要疑问“希腊人在哪儿?”,也不要质疑:“在扎格罗斯背后,/在弗拉塔以外,还有什么希腊精神?”卡瓦菲斯讽刺道:刻上名字就是“爱希腊者”了;还有希腊化的富裕罗马政客、辩士和艺术赞助人希罗德·阿提库斯,当辩士亚历山大罗斯让他叫那些希腊人回来,希罗德的回答是:“我也要跟希腊人一道回来。”而那些所谓的希腊人,只是被希腊精神训练成了未来的演说家,“无论他怎么想,无论他怎么做,/希腊人(希腊人!)都追随他,/既不批评也不争辩,/甚至不再选择,/而只是追随。”实际上,所谓的爱希腊者,所谓的希腊演说家,都在背离着希腊精神,希腊也成为了一块被征服的土地。卡瓦菲斯在《在公元前200年》里,将时间置于希腊主义衰微的关键时刻,约在亚历山大胜利之后一百三十年,以及锡诺斯克法莱山战役之前三年,在该战役中,马其顿腓力王朝最后一位国王腓力五世遭罗马人惨重击败;这首诗又是发生于安条克三世在马格尼西亚战败之前十年,该战役标志着诗中所赞扬的罗马人对“伟大的新希腊世界”的征服,最后在征服的世界里,希腊语反而成为了“共通语”,“我们亚历山大人、安条克人、/塞琉西亚人,还有埃及和叙利亚的/无数其他希腊人,/还有米提亚,波斯和其他地方的:/以我们无远弗届的优越性,/我们明智而灵活的同化政策,/和远至巴克特里亚、远至印度人都说的/我们的希腊共通语。”

历史上的战争和宗教斗争,希腊文明逐渐衰落,希腊精神逐渐异化,“认识你自己”也慢慢变成了一种宿命,但是卡瓦菲斯对希腊的忠诚依然没有改变,而这种忠诚就是要返回那片土地,返回伊萨卡,“当你起航前往伊萨卡/但愿你的旅途漫长,/充满冒险,充满发现。”伊萨卡岛是奥德修斯的故乡,当他返回故乡遭遇的是莱斯特律戈涅斯巨人和独眼巨人,这是充满冒险的旅途,但也是充满发现的回归,“而如果你发现她原来是这么穷,那可不是伊萨卡想愚弄你。/既然你已经变得很有智慧,并且见多识广,/你也就不会不明白,这些伊萨卡意味着什么。(《伊萨卡岛》”伊萨卡岛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关于故乡的寓言,这是一种关于回家的发现,那里有智慧,有知识,有勇气,当然更是关于生命本身的探寻——在卡瓦菲斯那里,就是诗歌,就是艺术。

忒奥克里托斯是古希腊诗人,开创田园诗,当青年诗人尤梅尼斯向他诉苦说自己写了两年只完成了一首田园诗,忒奥克里托斯鼓励他:“能够来到第一级/你就应该高兴和自豪了。/能够来到这个程度绝不是小成就:/你已经做了一件光荣的事。(《第一级》)”第一级就是光荣,第一级就是成就,因为第一级是你迈出的第一部,是向着生命本真前进的仪式。这仪式是《在教堂》里的荣耀,“我的思想就会回到我们种族的伟大荣耀,/回到我们拜占庭传统的光辉。”是拉斐尔写就的生命气息,“拉斐尔,你知道,你应该写下来,/好让我们的生命也流露在你的诗行间,/好让那韵律以及每一个词都清晰地展示/有一个亚历山大人在写另一个亚历山大人。(《献给阿蒙尼斯,他死于610年,29岁》)”是一种激情和快乐,“这位艺术家的生命受益匪浅:/明天,后天,或数年以后,他将把声音赋予/那些起始于这里的强烈诗行。(《起始》)”是美的构造,“让我顺从艺术:/艺术懂得如何构造美的形状,/几乎是不知不觉地使生命圆满,/把各种印象混合起来,把日子和日子混合起来。(《我给艺术带来了》)”是衰老之后的想象,“我身体和美都衰老了,那是/残忍之刀留下的伤口。/我没有听天由命。/我转向你,诗艺,/因为你对药物有认识:/试图止痛,在想象力和语言中。(《科马吉尼诗人雅森·克林德的忧伤,公元595年》)”

虚构的科马吉尼诗人雅森·克林德,也是卡瓦菲斯的自喻,当身体和美都衰老,当只能听天由命,转身于诗艺的那一刻也是自我拯救的开始,于是想象力回来了,于是语言回来了,于是生命恢复——在卡瓦菲斯转身而构建的诗艺中,肉体之爱,肉体之美成为他对希腊文明的最后一次致敬,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欲望展现,这是一种真实而具体的激情再现,这是基于生命本质的创作,甚至它就是一种“感官主义”的享受,“经常回来并占有我吧,/我所热爱的感官,经常回来并占有我——/当肉体的记忆复苏/而一种古老的渴望再度贯穿血液,/当嘴唇和肌肤想起/而双手感到仿佛又在触摸。(《回来吧》”于是,诗人放任自己,“我走进灯火辉煌的夜里/喝烈性酒,/就像快乐勇士们那样。(《我去》)”于是,诗人发现了美,“现在我陶醉地凝望/恩底弥翁那远近闻名的美貌。(《在恩底弥翁的雕像前》)”于是,诗人沉浸在古希腊的荣光中,“但是昨晚,/当月亮照射他那感官的面孔,/我们不禁想起柏拉图的查米迪斯。(《在奥斯罗伊尼的一个城镇》)”

“有那么一刻/他也经历过那被人吹捧的‘诗歌世界’,/这个有着新鲜热烈血液的年轻感官主义者。(《经历》)”对于卡瓦菲斯来说,同性恋的身份一直是隐秘的,“我”“你”或者“他”都是一种普遍意义的命名,他们都是“年轻的感官主义者”,卡瓦菲斯就是在这些感官主义者构建的“诗歌世界”中经历着喜悦、快乐、激情、分离的痛苦和回忆的悲伤,“我纵情于感官快乐的回声,/那些日子的回声又来到我身边,/好像是我们享受过的年轻生命的火焰(《在黄昏时分》)”黄昏不是指向衰老的黑夜,而是激发年轻的记忆,激发生命的火焰,这记忆和火焰于是让生命返回,“我生命的欢乐和香气:回忆/那些如我所愿找到并紧抱不放的快乐日子。/那是我生命的欢乐和香气,因为我拒绝/沉溺于一切老套的恋爱关系。(《致感官快乐》)”

这是赤裸的肉体,这是炽热的情感,这是纯粹的享乐,这是真实的感官,当所有这一切都回归于生命本身,就像希腊语、希腊文化、希腊诗人一样,在穿越历史之后以返回的方式演绎了一种永恒,于是一个希腊诗人可以不管那片土地是否曾经被征服,不可不管文明是否被中断,可以不管自己还有没有希腊身份,书写,吟咏,歌唱,没有草稿,没有未完成的诗,只有唯一一首抵达伊萨卡的诗:

那些半敞开的衣服之间的
肉体的愉悦;
迅速裸露的肉体一一这个画面
经过了二十六年的沧桑
如今在这首诗里停下来。
——《停下来》

怪诞故事集

编号:C38·2210120·1728
作者:【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20年05月第1版
定价:45.00元当当17.60元
ISBN:9787533960759
页数:244页

《怪诞故事集》是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最新的小说集。小说集由十个故事组成:森林里的绿孩子、母亲过世后留下的形形色色的罐头、意外卷入一场死亡案件的教授、“我”去探望做了变形手术的姐姐、修道院里的神秘木乃伊、每年都会在死亡后复活的莫诺迪克斯……每个故事都发生在不同的时空中,从现代的瑞士,到三百多年前的波兰;从中国的寺庙,到想象中的未来。每个故事都诡异且荒谬,你很难猜到下一页将会发生什么,但在怪诞之下又似乎潜藏着人类生活的蛛丝马迹。小说集融合了民间传说、童话、科幻、宗教故事等元素来观照波兰历史与人的生活,通过这部小说,我们会重新思考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怪诞”,真实和荒谬的界限在哪里?该小说集出版一年之后,托卡尔丘克即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本书同时收入托卡尔丘克在瑞典学院领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温柔的讲述者》及诺奖授奖词。


《怪诞故事集》:他的名字没有复数形式

“一个没有人的野生世界。我们看不到它,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主动和那个世界分离开来,如果现在想要回去,就必须做出改变。我们是自己的囚徒。这是一种矛盾,是一种有趣的认识事物的方法,但同时也是一种糟糕的进化论错误:人只看得到自己。”
——《变形中心》

人从野生世界里分离出来,建立的人类文明,这就是所谓进化,但是为什么进化之后的雷娜塔的生活会失去光彩,为什么生活看不到希望的她选择“变形”?不仅仅是曾经父母的离婚,也不是因为孩子离开家丈夫因病去世,是因为人在脱离了那个世界之后,“人只看到了自己”,这种被崔教授——一个被命名为“他”的变性手术实施者称之为自我囚禁的人类困境,似乎只有不选择做自己,才能从这种困局中解脱出来。

人只看到自己,人囚禁自己,是“糟糕的进化论错误”,但是放弃所谓的进化,像雷娜塔一样不选择做自己,在雷娜塔的妹妹“她”看来,却是一种“自杀”,而变形也就意味着“对她实施安乐死”。从动物进化到人类社会还是打破世界的藩篱成为变形人,这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对于“她”来说,遵循理性就是意味着保持人类的高贵性和控制力,那辆自动汽车就是人类进化之后的智慧结晶,“它一直依据卫星指令匀速、稳定、几乎无声地运行着,从不违规超车,也不做任何危险动作。”但是越是生活在理性世界,越是产生非理性的感觉,自动汽车不也是会发出咕咕的声音,而在她回去之后,惊慌地发现,自己的双手在自来水的水流下消失了,“双手一边洗着碗,一边就化了,如同冰砌的一般。”这是一种幻觉?似乎强烈感受到非理性的她发现了身上的变形——进化到高智慧的生活中,变形仿佛成为了如自动汽车一样的自动状态。

她梦到了姐姐雷娜塔,她坐车去变形中心去帮助姐姐,之所以帮助那个生活失去了光彩的姐姐,是因为在“她”看来,变形意味着非人类的生活,意味着回到野生时代,所以天生的警惕,她甚至将表情神秘不可捉摸的崔教授称为“他”——相信进化论的“她”和变形手术的教授“他”组成了一种天然的对抗,而在第三人称单数的命名中,是不是人类本身就进入了物的序列?当然,“她”还是固守自己的执念,她认为人如果选择变形就意味着不做自己,就意味着“自杀”,委婉的说法是“对她施行安乐死”。但是崔教授却否定了她的说法,一方面他把人类和野生世界进行区分的做法就是囚禁自己,就是一种糟糕的进化论错误,而另一方面,在他看来,变形强调的是人和野生世界的相似性,它并非是进化的反面,而是在进化中找到这种相似,“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都是黑猩猩、刺猬和落叶松,这一切就在我们身上。这一切对我们而言都触手可得。我们和它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距离。”是有区别,但只是关节和细小的缝隙能区别开来,崔教授的观点是:“宇宙是一元的。世界只有一个。”

一元的宇宙,一个的世界,没有所谓的进化和变形,也没有所谓的自我囚禁,它是一个共通的存在,所以当她看见了雷娜塔,雷娜塔告诉她的是,动物是识别意愿的大师。“我们能从它们身上学习到这种能力,如果我们想到这一点。如果你有这种能力,你就会知道我想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就会平静地接受这一切,不会感到任何不安。”雷塔纳在变形中认识到了宇宙的一元性,而她是不是在这种“一个”世界中看到真正的理性?就像变形中心大楼的那一边有一个湖,只有通过木筏才能达到对岸,看起来此岸和对岸只有水的流动和波纹,但是,“当天空变得明亮,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水中映出的木筏的倒影。”它是一个远程遥控的平台,也是人类看见的自己的倒影,通过变形而回到唯一的世界,回到一元的宇宙。

变形当然是进化,是进化的实践,而不是糟糕的进化论错误,打破人与野生世界的隔离,回到一元的宇宙和唯一的世界,是变形世界对人类自身的解救。但是《绿孩子》里的悲剧却是人类真正犯下的“糟糕的进化论错误”。来自苏格兰阿伯丁的医生威廉·戴维森,被邀请成为了波兰国王扬·卡齐米日的御医,在为国王服务的那段时间,波兰经历了战争,农民又爆发了起义,而国王自己也在某种祸不单行的神秘力量支配下疾病产生。在这期间,威廉开始了对“波兰麻辫”现象的研究,“波兰麻辫”的出现和流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多灾多难国家历史的写照。但是最让他感兴趣的是发现的“绿孩子”,他们是在森林里发现的,生活在原始状态下,几乎和动物一样,但却有着人类的样子,只不过皮肤是绿色的。

在威廉告诉国王“绿孩子”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国王问他的是:“自然是什么?”威廉说:“自然是人类之外,就是我们自己和我们创造的其他事物之外,我们周围的一切。”对于这样一个解释,国王眨了眨眼睛说:“那就是巨大的虚无。”自然是巨大的虚无,绿孩子是巨大的虚无的一部分,所以有“绿孩子”突然就死掉了,人们把他看成是魔鬼,但是威廉检查之后发现绿孩子并非死于某种更高级的神秘力量,“因为人们用冰冷的溪水过早地为他洗澡而死亡的。”人为害死了绿孩子,更是根植在人类身上的愚蠢和偏见害死了绿孩子,而他的死似乎也是巨大的虚无,没有人为他的死感到悲伤。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当威廉说自然是人类之外的存在,是我们周围的一切,似乎也是制造了进化论的错误——威廉区别于自然和人类,是谴责人类“只关心如何独善其身”,是批判人类的冷漠,在他看来,上帝赐予了我们感官和理性,使我们用它们探索世界增长知识,而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出路,“这才是欧洲应该有的样子,一个理性被发扬的地方。”

所以在那个叫奥西罗德卡的“绿孩子”身上,威廉教她了一些当地的俄语方言,奥西罗德卡也开始说话,说那里的人会把自己看成是水果,“他们说人就是水果,动物会吃掉人。所以他们把死了的同伴绑在树枝上,等着森林里的鸟兽把他们吃掉。”后来当鞑靼人侵袭的时候,他们真的变成了水果,他们的尸体被高高挂在树上,但是不是被人类吃掉了,而是被鸟儿吃了。“绿孩子”死于冷水澡,“绿孩子”死于鞑靼人之手,它们就是自然这个“巨大的虚无”的一部分,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人类的一员,而作为人类的一员,威廉也在这种错误的进化论中消失,“我离开了这世界一个最边缘的地方,那令人厌恶的潮湿,前所未有的痛苦,模糊不定的视野,在那之后,却只有巨大的虚无。”——他自己也成为用理性探索自然将自然当成对象的人类世界的刽子手。

从17世纪威廉医生对“绿孩子”的所见所闻,到变形世界的人类自救手术,故事在过去和未来的两个端点发生,而这条时间的轴线恰好印证了进化论是错误还是正确,但是从文明走向更文明,从理性走向更理性,进化似乎从来都表现了其糟糕的一面,人类也日益在自我囚禁中扼杀了宇宙的一元性——当人只看到自己,当人把自然当成巨大的虚无,人在进化世界里会不会变成最孤独的个体?《旅客》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恐惧”的故事,一个从小就被某种东西控制的男人,始终活在恐惧之中:一个人站在那里,小红点闪烁着,然后熄灭,在闪烁和熄灭中,是一双疲惫的眼睛,是长满花胡子的脸,是深深的皱纹,是薄薄的嘴唇,而且不是他看见了这个人,而是这个人看着他——他是谁?一个影子?一种幻觉?

似乎引起恐惧的也不是因为这是一个陌生或熟悉的人,也不是那种闪烁和熄灭之间的神秘感,也不是他可能会在下一秒制造令人害怕的是,正如这个男人所说,真正恐怖的是那些“反复出现、不变的、猜得到的、杂乱无序的东西”,“那些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的、相互撕扯着的东西。”而这个反复出现的恐怖就是一个“他在看着你”的存在——直到60岁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个真相,于是再没有奶奶教给他的祷词,再没有所谓的守护天使,再没有儿时对抗恐惧的仪式,也就在这一刻,他释然了:只是他在看着你而已。《旅馆》中的恐惧是一个泛化的概念,是人类被隔绝在自我状态下的囚禁。而《罐头》则是另一种孤独,母亲去世了,他发现了母亲留在那里的罐头,每个罐头上贴着菜谱:“斯塔霞夫人腌黄瓜,1999”“随口青椒,2003”“佐霞夫人猪油”。他从这些标签上读出了母亲的爱,但那时有一次他看到了母亲写下的一个“错误”标签:“腌魔菇,2005”,于是他用叉子将又白又嫩的蘑菇头放到了嘴巴里,直到全部吃完,晚上他便开始呕吐,第二天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叫来了救护车,医生认为应该进行肝移植手术,但是因为没有相关的捐献者,于是几天之后他就死了。

母亲死了,他孤独一人:孤独地看到了标签,孤独地打开了罐子,孤独地吃下了蘑菇,孤独地拨打了急救电话,最后孤独地死去,甚至没有人将他的遗体领回来安葬,在警察的呼吁下,母亲的朋友们用雨伞在墓碑上拼出一个荒唐可笑的图案,“完成了自己充满悲悯的哀悼仪式。”孤独就是一种囚禁,连死亡仪式都被戏谑了。《接缝》也是一个关于衰老和孤独的故事,妻子去世了,B先生一个人生活着,那一次妻子项链的绳子断了,珠子掉了一地,找不到了,他开始陷入到失眠中,他被珠子控制,一直在想那些没有思想的小生命会跑到哪里去?珠子的绳子因为朽烂而断掉,掉落的珠子也失去了颜色,而这也是他衰老的象征,他已经看不出圆珠笔墨水的颜色,他发现邮票变形为圆形,而那双袜子,他始终找不到那个接缝的地方,问邻居斯塔霞:“您告诉我,袜子有接缝吗?从脚趾到松紧口的那种长长的接缝?”衰老和孤独,让他陷入到“我们抓不住它”的虚无之中,就像《旅馆》中的男人在漫长的时间里抓不到真相,就像《罐头》里的男人抓不住生命,而B先生最后睡在妻子的床上,抱住妻子的粉红色睡衣,在抓住的那一刻,“他睡着了,然后一切都停止了。”

恐惧、孤独、衰老和死亡,是不是都让人类走向抓不住的状态,而这是不是人对自我的囚禁?“怪诞故事集”里的故事都是现实世界的投影,他们就是在“人只看到自己”的现代文明中失去了自我主宰的能力。实际上,这是人类对自我的恐惧,而恐惧就是一个身体寓言,它是灵与肉分离、感性和理性分离、文明和野蛮分离之后的状态,这种分离对于人类整体来说,就是回到了糟糕的进化论观点:“我们是自己的囚徒。”如果顺着进化论再往前,这种身体的寓言更显出其怪诞性。《万圣山》是一个“世界颠倒”的图像,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去苏黎世进行科学测试遇到大雪封山需要坐飞机,当从飞机上俯视大地,一种颠倒的世界产生了,“他们肯定在毒害我们,从飞机里释放毒气,想改变我们的潜意识。”而另一方面,对青少年进行研究测试,是为了对未来进行预判,就像我经常做的演讲开头,“是的,我知道这会让你们不高兴,但是人类的生活是可以预测的。有工具可以做这样的预测。”但是人类对命运有着天然的恐惧,甚至会变成一种抗拒,所以,“人们并不想知道未来。”

万圣山无疑是有着历史烙印的存在,这里在很早的时候建有修道院,修道院里有很多的修女,至今保存的喝咖啡仪式便是一种证明,它是一种没有灭绝的存在,在其他物种有规律的消失中,这是人类对自我的肯定,“我们非常注重环保。我们人类是一种特殊的物种,如果放任自流,就将面临大面积死亡的威胁。”修女安娜这样说。但是从历史而来,修道院似乎进入到了进化的世界,而这种进化带来的是战争,带来的衰落,带来的是异化,“1968年起,除了斯瓦蒂之外,再没有一个新的修女来到修道院。1990年,修女安娜担任修道院长,那时修女总数只有37人。”为了挽救不断萎缩的财政,修道院开始出售自己的产业,那些土地被租给农民用来放牛,而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木乃伊,他就是三百多年前的圣奥克森修斯,修女们照料这具尸体也是为了不让神圣的信仰泯灭,但实际上,从这具木乃伊被保存和照顾,修道院从中发现了挽救颓势的另一个办法,那就是将圣徒的尸体出卖给欧洲的公司,“那些被新教徒掠夺损毁的教堂在得到圣徒尸体后立即声名鹊起,将人们吸引到教堂的屋顶之下,使他们沉浸在受难者神圣的光环里,提醒他们现世无法与天国相提并论。”

这是一种双赢的方法,当然它也变成了宗教的进化论,不仅是圣徒的尸体,还有他们所有用过的东西,他们身上的一部分,包括手指、脚踝、头发、以及被取出的心脏和被割断的头颅,都在互联网上进行买卖。另一方面,修女安娜跑到印度,跋涉几百公里,寻找刚进入修道院、愿意去欧洲的修女,但是她失望而归,“我看到了一个机械的、生物的世界,像蚂蚁窝一样有着既定的秩序,然而这秩序愚蠢又无力。我在那儿发现了很多可怕的东西。上帝,原谅我吧。”她看到了巨大的贫穷,看到了残酷的世界,看到了堕落,和互联网上出售圣徒的一切东西一样,根本没有了所谓的圣洁,身体成为了唯一的存在,却在异化的世界里上演怪诞的一幕:“我记住的修道院里的最后一幅画面是一群老妇人挤在玻璃电梯厢中的样子,她们正坐电梯上行,去做弥撒——天堂里的女人去向来世,去到时间的尽头。”

万圣山是被颠倒的世界,圣洁的信仰被买卖,圣徒的身体成为商品,而在凡世中的我,不相信上帝形而上的我,为青少年进行未来检测的我,在这个现代的可笑的进化论面前,看见了“人们并不想知道未来”的逃避主义和幽闭症,而且在回归人的本性中找到了重要的东西,当我把那个叫米莉的孩子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她摸了摸我的眼睛和耳朵,然后把手放在了我的心口,额头、眼睛、耳朵和心口,都散发着温热,都是身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活着的状态,“那是我最需要它们的地方。”陷入非理性的人类,陷入堕落的人类,陷于未来不可知的人类,最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身体,需要一颗跳动的心,需要自我的圣洁。

《人类的节日年历》无疑是为人类寻找的一条解救之路。这是由时间构筑的年历,它们是从灰色日子的冬走向早春、走向夏至、走向秋分,这是由仪式构成的节日,它们是“现身日”,是“权威日”,是“过渡日”,这更是从迷失到挣脱的自我拯救过程。莫诺迪克斯是未来世界的承载者,但是二十五年前他的头部被击中就几乎什么也听不见了,也不再说话,伊隆作为“雷控”世界中不可替代的大师,熟悉莫诺迪克斯身体的每一寸,他开始对他进行修复,并希望在“现身日”让世界重回轨道。莫诺迪克斯承载着未来世界,伊隆承载着莫诺迪克斯的使命,这是人类在进化世界中的工作,而进化的唯一目的却是让世界回归,“向人们保证一切都会如约而至。”因为莫诺迪克斯并不是机器,它是“承载未来”的弗洛斯,他身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性,如上帝一般的存在,所以,“莫诺迪克斯这个名字没有复数形式”,没有复数,他不是未来批量生产的产品,不在多神论的世界里,所以,他意味着神圣,意味着奇迹,意味着人类进化的最高阶段。

但是,在为莫诺迪克斯这个一神论的未来之神修复的同时,伊隆这个人类的科学家却有着两个秘密,一个是他和女儿奥雷斯塔之间的关系走向了隔阂,他认为奥雷斯塔就不该出生,就不该被赋予生命,“奥蕾斯塔是他的疏忽,他的罪过。”这是人类自在情感上的迷失,当奥雷斯塔提出要让朋友费丽帕住在她家的时候,他是反对的,他的另一个疯狂的念头是让阿尔多和奥雷斯塔认识并成为她的丈夫,那么奥雷斯塔就可以进入治疗中心一起工作;另一个秘密则是伊隆偷偷研制了“人体地图”,它就藏在毯子底下,研制这个“人体地图”为的就是在现身日如果莫诺迪克斯的回归失败,那么就可以利用“人体地图”制造假象,让人们相信神圣的莫诺迪克斯完成了伟大的使命,“爸爸,可是这没有意义……我觉得恶心。”这是女儿奥雷斯塔直接的否定,她的恶心针对的是父亲的骗局,更是针对人类的堕落——伊隆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莫诺迪克斯对人了充满了信任,“这种信任是自发的,充满希望的,把自己的一切命运都交给人类,无论好坏。”

但是莫诺迪克斯“死亡”了,而在现身日,他却奇迹地出现在观众面前,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他的手,他的手在移动,“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手指的移动、颤抖和那最微小的动作。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每个人都记得童年时的那几个小时,每套房子里的屏幕上都显示着相同的图像——放在黑色寿布上的苍白的手,手指很长。这是等待的时刻。”死了的莫诺迪克斯为什么还会回归?戳穿这个谎言的是费丽帕,“今年播出的心跳声是我们提前录好的。”即使伊隆承认了这一点,他也对费丽帕充满了愤怒,但是费丽帕的回答是:“这不是犯罪,这是对一个人最普通的同情。”回到了普通人的情感世界,就是要去除人类的高傲,就是要戳穿人类的欺骗,“现身日”不是为了让谎言现身,而是让情感现身,让真相现身,让自我现身。

莫诺迪克斯是人类信仰的象征,它不是靠外壳支撑起来的,奥雷斯塔和费丽帕是人类情感的隐喻,他们是生命本身,而“人体地图”是进步、文明、智能世界的一个工具,它是非法的,它是欺骗的,它是虚无的,它甚至让人类自我囚禁,所以在“现身日”的谎言被戳破之后,在“权威日”的仪式解体之后,在“过渡日”,伊隆终于返回到了自我世界,他想念已经离开的奥雷斯塔,他一个人生活在孤独中,他渴望回归,于是当卫兵将人体地图包好运走,“伊隆明白了他们想干什么——伪造电视转播,欺骗上亿观众。”但是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他是无力的,因为他面对的是复数的世界——一个人的单数,指向了真实,指向了自我,指向了神圣,指向了一元的宇宙和一体的世界,但是当一切在科技中复制,一切都被赋予了进化的光环,伊隆和所有生活在怪诞世界里的人一样,感受到了悲观的气息:“黑暗很快降临了,他觉得,这次不会再发生逆转。”

夜晚的消息

编号:S38·2210120·1727
作者: 【瑞士】菲利普·雅各泰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20年01月第1版
定价:58.00元当当22.60元
ISBN:9787020157235
页数:240页

“但那只是/名叫苍鹄的鸟,在召唤我们,/从郊外的树林深处。”在《苍鹄》这首诗中,风摇动榛子树传来的呼叫,穿过树林那一缕逃逸的光,似乎都成了菲利普·雅各泰“自己的声音”,而在《夜晚的消息》里,菲利普·雅各泰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沉浸在自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出生于瑞士穆东小镇,毕业于洛桑大学,在巴黎居住,最后定居在法国南部格里尼昂小镇,从一九五三年出版《苍鹄》开始,菲利普·雅各泰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实是一种融合性构建,他曾经翻译了歌德、荷尔德林、里尔克、穆齐尔、托马斯·曼、翁加雷蒂等众多诗人和作家的作品,他从这些诗人身上汲取营养,在自己的诗歌里,声音是被唤醒的,同时也制造了复调的效果,如让·斯塔罗宾斯基所说:“当我们靠近雅各泰的诗歌时,一种信任被唤醒。当我们的目光从一个字挪到另一个字,看见一种正直的话语在展开:话语置身在意义里,如同合调的音乐居住在旋律里。”


《夜晚的消息》:他用力地背对风

还剩下什么?还剩下什么阻拦
这个垂死者去死呢?什么力量
让他还在四壁之间说话?
——《无知者》

谁将死去?谁在说话?或者,又是谁将看到他死去?又是谁听见他说话?那个房间里有我,有如仆人的寂静布下的秩序,有“时而落雪、时而闪光”的空间,但是没有馈赠者,没有引路者,也没有引路者,这是我“拥有一切”却“从未有人居住”的世界,当我在这有和无之间存在,我似乎就是那一个无知者。在无知被放大的那个夜晚,我听见了有人说话,声音“和白昼一起渗透进来”,打破了夜,打破了无,打破了“从未有人居住”的空,也打破了不作声的寂静——那个声音说的是:“就像火,爱的明澈只建在/错误和燃成灰烬的木头的美丽之上。”

为什么爱会像燃烧的火?为什么明澈的爱建立在错误和美丽之上?当声音和白昼一起渗透进来,是建立了另一种言说的秩序,它揭开了沉默的爱,而我作为一个无知和多忧的人,是不是在这种言说中找到了馈赠者、引路者和守护者?是不是只拥有一个房间的我告别了无知者的身份?但那只不过是一个谎言,一个阻挡垂死者去死的谎言,一个用某种力量让他言说的谎言——当言说变成谎言,馈赠者、引路者和守护者也变成了另一个无知者。我将死去,他在说话,谎言阻挡死亡发生,我听见他在说话,其实这种说和听之间的关系不是我和他形成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毋宁说我就是他,听者就是说者,谎言就是真理,以及引路者便是无知者。

1952-1956的诗集《无知者》,诗人菲利普·雅各泰是不是真的看见了另一个我,是不是听到了自己应该的言说?“无知者”的就是对去死的“垂死者”的命名,当垂死者在言说中没有死去,就像黑暗的屋子里渗透进白昼,就像沉寂中听到声音,就像爱的明澈建立在错误和美丽中,燃烧的火也是爱的一种表达。否定以及否定之后的肯定,“无名者”似乎在无名的状态中开始命名,垂死者在死去之后才能重生——《无知者》完全可以看成是雅各泰的一次出发仪式,当告别了无知,当告别了谎言,当告别了黑暗,当高别了错误,他是不是可以让自己被馈赠者、引路者和守护者带着走向黑暗之后的黎明,沉寂之后的言说,燃烧之后的明澈,以及火之后的爱?

不如回头看看1946-1950的诗集《苍鹄》。那时我就是一个垂死者,“我们的气味/已是清晨时腐朽的气味/在我们灼热的皮肤下,透出骨头,/在街角,星辰黯淡下去。(《维纳斯港》”甚至已经看到了垂死之死,“轮到了我跌落成灰白的尘埃/只成为蛀虫们啮噬的骸骨/因为过多地找寻我失去的东西。”所谓迷失,其实垂死者就是异乡人,“因为我在生活里是个异乡人,/我只和你说些奇异的词语,/因为你也许会是我的国度,/我的春天,麦秸和枝桠里的雨滴搭的巢”,异乡人找不到说话的词语,异乡人听不到引路人的言说,异乡人只有等待夜晚降临一种死亡:夜是沉睡的巨城,在这静谧的中央,言说“在我们的肌肤下,在树皮下,在泥土下”——在死亡里。即使那时传来了林中苍鹄的叫声,叫声在召唤着生命,“但谁能说出/这叫声的意义?”甚至苍鹄的叫声是为了让死亡更靠近,“因为诗篇里最后的那个字/会比第一个更接近/你的死亡,从不在路上停歇。”而上帝让死亡“从一个字到另一个字”变成了苍老,死亡却从来不曾离开,“我启程,我继续变老,没什么重要,/对于离开的人,大海把门摔得砰砰响。”

继续变老,继续接近死亡,是垂死者的一种永恒状态,打开的大海将每一个异乡人都推向漂泊的境遇中,那里传来的“夜晚的消息”是不能转身的宿命,“否则他将化成/雕塑:我们只能往前走。”是无根的存在,“你的身体已不如/消磨它的水流更真实,连天上的云烟/都比我们有更多的根。”甚至就是一种终结,“让我们都没有胃口来上演狡黠的戏剧。”当然在没有声音,连谎言也不存在了,“我的声音做不到与那些/掠过我、避开和擦过我的不忠的声音糅合,/我只剩下一些凋零的玫瑰/在草丛中,所有的声音随着时间缄默。(《仙女园》)”不能转身的宿命,一直走下去的动作,随着时间缄默的声音,都是垂死者的状态,那就是一种“全心全意地顺从”,“如果它们闪光,即使坠入尘埃,也不重要,/在这片树林里,其他走路的人们也会死去,/即使美沉落腐朽,也不重要,/因为它似乎全心全意地顺从。(《河流和森林》)”

异乡人的生存状态,行走就是陨灭,说话就是沉默,死亡就是顺从。但是雅各泰在给垂死者指出了死亡的必然道路之后,却并不是为他安排永远沉默的言说,而是在“树木默敛”的冬天之后保留了一个醒来的机会,因为“我已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我”,因为被遗忘的人“只是秘密地生长”,因为阴影的灌木丛里还有湿润的草丛,因为远方的鸟还会携来轻盈的种子,“明天,种子会发芽/在树林的边缘”。河流和树林不是制造了完全地顺从的命运,而是提供了“明天,种子会发芽”的机会。从黑夜到黎明,从顺从到发芽,从遗忘到发芽,“死亡,在一瞬间,有了破雪而出的早春花/一样清新的气息……”因为垂死者之死,后来就有了“播种期”:“蜜蜂们/在梨树里劳作。而永远回响着/机器的震颤,在天空的深处……”在播种期里 ,也不再是“从未有人居住”的黑暗,而是有了“诸神的居所”,“在这个罕有人至的广场,再略往高处,/我们寻找阶梯,从那里能看见大海,/或者至少如果天晴的话。(《阿格里真托,一月一日》)”阿格里真托,这个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南部的历史名城,就是被誉为“诸神的居所”的地方,从广场到大海,像诸神一般为了柔和的空气,为了金样貌,为了遗忘死亡。

雅各泰发现的种子是什么?它落入河流,它扎根树林,它坠入尘土,它也从干燥的壳中裂开而飞起,并且在风的行动中抵达大地,“懂得种子有多么轻的人/会害怕赞美雷电。”而实际上作为一个异乡人,我始终没有转过身,在始终前行的状态下是穿过了死亡而看见了种子。种子是对大地的依存,种子是把异乡变成故乡,种子是找寻属于自己的居所,所以在种子和大地建立起关于生命的关系时,重要的是揭开“不曾被揭开事物”,重要的是言说能够言说的存在。那场火制造了美丽的错误,而它的背面“不是白昼的堕落”,也不是“光的否定”,而是在制造盾刺,“为了让我们睁开眼睛/看那些映得那么亮、却不曾被揭示的事物。”只有新生的火在冰冷的河流上敞开自身,然后敞开大地,“人们将要拥抱的光明/成为人们拥抱过的光明,消逝。/愿最后一次在祈求她的声音里/她冉冉升起,焕发光芒,黎明。(《致清晨》)”而当清晨到来,言说就是命名,“重要的是说出它,忽视/所有的美和光荣”,它们是纱雾,是树林,是湿润的石头,是水追随的国度,是晨曦中的海滨森林,是和太阳一样美出的月亮,是雨燕,是大白天的星辰,当然也是扑朔迷离的爱情。

《在夜与昼之间的祈祷》就是雅各泰致爱妻安娜-玛丽·海泽勒的,夜与昼之间存在着一场战争,“不远处,他们的战争的继承人在休憩,/他把时间像稻草一样紧握在手中。”夜与昼之间当然也需要一场祈祷,从城市的震撼中,从战争的摧毁中,在大批的死者中间,祈祷黎明带着柔情,祈祷阳光进入山峰,祈祷自身的神话被抹去,祈祷“用它的火遮住我的姓名”——不再命名为异乡人,也不再是垂死者,因为太阳照耀着清晨,因为大地揭开了面纱,“而在枝桠的巢里/升起鸫鸟的歌唱。/犹如光的油脂/在微弱的黑灯里,轻轻地燃烧(《写给播种期的新笔记》)”

垂死者死去之后是新的播种期,无知者之后是新的河流和树林,沉默者之后则是另一种言说。那是和白昼一起渗透进来的“谎言”,爱燃烧成了灰烬也依然是美丽;那是抛弃了惧怕的声音,“当死亡对我们只是澄澈/当它如夏夜的空气一样明净/当轻盈载着我们飞翔/穿过风推着的所有的虚假的墙/你会只听见河流的声响/它在森林后面流淌;你只看见/夜的眼睛闪闪发光……(《六月二十六日的书信》”,因为,“我们用夜莺的声音”说话;那是“在幽暗里的宣言”,“说爱,说吧,现在。说吧,你好久没说话了,/从不经意或者傲慢无礼的那么多年以来。/向那淡淡的幽暗,借它的耐心/来言说吧,恰如白杨树丛的一抹气息”,最后是“向黑夜的邻居致以热烈的感激”;那是灯火熄灭时的歌唱,“但只有那颗心听得见/那颗既不求占有,也不求胜利的心。(《声音》)”

菲利普·雅各泰:要让时间在我身上播种

河流在流淌,风推着墙,夜莺在言说,夜发出宣言,灯火在歌唱,所有言说的声音都是因为“诗人的劳作”:“人们看见他用力地/背对风,聚拢消瘦的火苗……”已经转身,不再惧怕命运将他变成雕像,用整个身体抵御风的袭击,让那照亮夜晚的火苗真正言说,而那言说也不再是谎言,不再是错误和美丽,而是燃烧了的爱:“那个遥远的女人在雪下燃烧,/如果我沉默,谁会告诉她要再发光,/告诉她不要和其他的火焰一起沉陷/在森林的骸骨堆?谁会为我/在这黑暗里打开露水之径?/但已然被最微弱的呼唤所触动,/白昼来临前的时刻,在草丛里,被猜中。(《冬天》)”用力地背对着风的诗人呵护着火苗,雅各泰正式命名了一种战斗式的诗人,以及诗人的劳作,从异乡人到无名者再到诗人,从变老到死去再到种子般地发芽,从沉默到寂静再到言说,诗人唱出了关于爱的赞歌,那首献给弗朗西斯·蓬热的诗《房客》就是诗人对世界的一种言说:站在高处,遗忘了时间,“我们在天空里飞翔,每一扇门都更开敞。”底下的世界是树,是草,是山冈,是流浪的目光,诗人需要的是“住进这座颤动的居所”,不让它坠入尘埃,不让它被粉碎,不让它染上鲜血,“如果你在两扇门之间把你的爱情给他/现在就把他降落到植被湿润的房子里。”

也正是这种命名,垂死者超越了恐惧,死亡本身则变成了敞开的力量——在《亡灵书》里,没有誓言,没有保证,没有回答,没有了空间的空间,没有了光芒的光芒,死亡和生命连在一起,“没有人能把火和灰烬、笑和尘埃分割开,/没有人能只承认美,而不要它嘶哑低喘的床,/和平,只能在骸骨堆和石头堆上统治,/无论做什么,穷人总在两阵狂风之间。”死亡即是一种光荣,“对于狭小的头颅显得过于硕大”,因为它自身带着馈赠,“如同木头只在销毁的时刻学会炫目”,因为它就在引路,“让悬搁的心为你/指路,/随着光回转,和水流一起坚持,/和鸟群不可抵挡的经过一起路过,/你要远走:只有静止的畏惧,才是终结。”因为它就是守护,“冬天的扁桃树:谁知道这树木/不久会在黑暗丛中裹上火焰,/还是再一次在白昼里开满花?/人同样在悲怆的土地上生养。”只有在垂死者死去之后,那一份亡灵书才是献给生命的馈赠者、引路者和守护者的礼物,才是告别无知者命运的力量,因为在前面,诗人“用力地背对风”。

“我们的生活是风织成的”,引用于佩尔的这句诗,雅各泰更是在1961至1964的诗集《风》中阐述了诗人背对着的风,对于塑造和命名诗人所具有的意义。风的飞翔“环绕在我们身体的四周”,它在冬末制造了“芬芳的灰烬”,制造了“不易察觉的死亡”;风走进黑暗熄灭了冰冷的大火,但也照见了“一场羔羊的洗礼”……这些都是冬天的存在,而诗人从冬天而来,从风中转身,他听到了远处的榔头声,“一切颜色,一切生命/在目光停驻的地方萌生”,它将是鸟、花和果实的预言;他如猛禽“以时间的速度飞翔”,静止的等待就是在风中的行走;他是在雷雨交加的时刻、在生命惊恐的时刻,如雨燕一般发出了“拔得更高”的叫喊;他是在炎热中赋予了“热烈的目光”,像斑鸠的忧愁一般,“是白昼的第一声脚步”……背对着风,迎接着风,大地变成了“看得见的/可测量的/盈满时间”,于是诗人在升腾的羽毛笔上写下诗句,用汗水取代露水撒在黎明,“简直像是一个神醒来/注视着暖房和喷泉”。

风穿过了诗人的身体,诗人的言说穿过了大地,也许谎言还在,也许死亡还有,也许无知者、垂死者都还在恐惧中,但是在诗人的背对和自我言说中,那些种子终于被播下,“夜晚的消息”永远等待的是黎明的到来,“我难以放弃意象/要让土地穿越我/这冬天的,岁月的镜子//要让时间在我身上播种(《黎明》)”

后觉书

编号:S29·2210120·1726
作者: [香港]廖伟棠 著
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8年04月第1版
定价:48.00元当当18.70元
ISBN:9787541150593
页数:240页

生于广东,曾在北京生活,后移居香港,廖伟棠不同城市的生活经历让他在地域文化的审视上具有某种多元性,从一九八九年开始写作荣获香港青年文学奖、香港中文文学奖、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及香港文学双年奖等奖项,似乎也是对他这种多元写作的肯定。继诗集《春盏》之后出版的《后觉书》标记了诗歌创作的时间:2011年-2017年,这些诗歌“丰富而准确地展示出香港桂冠诗人廖伟棠诗风的一贯和茧破,他的怊怅与沉吟也让一代文人的风骨,挺立与坚韧起来”——廖伟棠在这里的身份是“香港桂冠诗人”,是不是他用这种身份体察出一种“后知后觉”的状态?这是“一部无关风月的多情诗集”,耿占春评论说:“廖伟棠总能够把我们的视觉经验引向人们通常所未觉察之处,在可见的视界里展现出一种不可见的视域。”可见而不可见,后知而后觉,个性的表达是不是在延伸着诗歌时空的广度和深度?因为他说:“此刻应该为下一个千年长满了青苔。”


《后觉书》:可以邀死神在我身上题诗吗?

是的,伤痕生长,成为更坚强的肌肤,
我们在一顶帐篷中谈起另一顶风飞的帐篷,
在一个下午谈起另一个能听见水声的下午。
——《在田野上》

在一顶帐篷中谈起另一顶起风的帐篷,就是在一片田野中谈起另一片消失的田野,在一个下午谈起另一个能听见水声的下午,就是在一个衬里谈起另一个融解了的村庄,起风了,响起了水声,都是被制造的“有”,消失和融解,则是被涂抹的“无”,当有和无构成了“在田野上”的对立意象,是要安身于这一个带来的妥协,还是迎向另一个的重建?

《在田野上》的副标题是:“给菜园生活馆的朋友”,一种“给”的题辞分明让廖伟棠站在朋友的一边而成为“另一个”,一种言说对象的出现,也是无可逃避的对立存在:“风不停地吹,就像五十年前吹在/这些刚刚来到新界的农夫身上一样,/我们头上晾晒着的蓝布/就像他们五十年来洗涤又风干的生活一样”,五十年前的风还是现在的风,五十年前的生活还是现在的生活,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新界的农民在蓝布的世界里活着,这一种什么也没有改变或者是他们对自己现实的一种认同,但是在伤痕生长中,即使有了更坚强的肌肤,五十年前的风也是另一阵风,五十年前的生活也是另一种生活,而站在他们面前的廖伟棠也早已不是那个从故乡来到这里的诗人——他也是另一个廖伟棠。

“步步花花,亩亩春田,/一江好梦全无恙。/它不是另一个,/而就是这一个香港了。(《大角咀寻春田花花幼稚园不遇》)”春田花花幼稚园已经找寻不到了,因为它不是另一个而就是“这一个香港了”。这是怎样一个香港?这是“太子道麦当劳的圣家族”变成瞎子、聋子和瘸子的香港,“无意演示苦惨,且用苦惨消灭我们的幻世。”他们的存在令麦当劳里的其他穷人不安;这是在街道上拉着“红白蓝编织袋”流窜的中年男人取代了二十年前怀揣着“红白蓝奇士洛夫斯基VCD”在珠三角夜车上的少年的香港,艺术被困苦的生活所泯灭;这是“在哔剥如火栗的风中/拉开另一道门”现实主义的香港,里面有业主、经纪、装修师傅、老师、好友和爱妻,递上头颅,只为“让他们看看,还有哪一寸皮肤可以在上面刺字(《搬家记》)”这也是在“银鱼眨眼盐化”中响起旺角晨曲的香港,那里有吃鱼蛋的女子,有乡音不改的潮州老板,有从麻将赌场刚下班的母亲,有往劏房带回一套博尔赫斯的青年诗人,以及有因为搬家而流徙在暗黑网络上的父亲,每个人都是“雨水本身”,带着雷声与闪电,爬上“租金与雪意一并上涨的悬崖”。

不是另一个就是“这一个香港”了,但是在这一个香港,廖伟棠是不是还是站在那里看田野上菜园生活馆的朋友的廖伟棠?是不是在大角咀寻春田花花幼稚园而不遇的廖伟棠?是不是“使用盾牌,用电脑屏幕阻挡着”麦当劳的圣家族的廖伟棠?是不是就是“往劏房带回一套博尔赫斯的青年诗人”?是的,他是观者,更在其中,因为他听到的是自己唱起的“此世之歌”,“我们的心是个空荡荡的大帐篷,/在泥石流中张开翅膀/又折断的声音。”泥石流中张开翅膀的是这个大帐篷,折断的也是这个大帐篷——出生于广东新兴的廖伟棠,父亲是香港人,但母亲是内地人,起初他和弟弟妹妹只能生活在内地,一家人不能团聚,从10岁开始他派对申请赴港,这一排就是15年,从小学生变成了大学生,又工作了两年,终于因为香港回归,他才以港人内地所生子女的身份成为001号获准来港者,他的弟弟和妹妹则是002号和003号。当廖伟棠被称为“001号回归诗人”,当回归移民新政让他成为第一个获益者,另一个香港成为了“这一个香港”,但是身上贴着的标签依然让他在隔阂的世界中,即使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对于廖伟棠来说,那种隔阂感依然让他成为一个“后觉”的人。

15年排队为了一个001号的身份,廖伟棠是在寻找归宿感,还是一种新的流浪?“后觉”在这一个香港,“继续洗碗、擦地、晾衫”的诗人生活在夜半的惊醒、日晏的困倦、傍晚的自燃中,“锃亮的甲板上除了我一家人/运载的全是昂贵的浪沫”,泡沫不是酒,也无法醉人,于是,“也许我应该再去一趟超市,看看能否遇见/二十四小时待机的惠特曼(《后觉书》)”后觉依然是一种困惑,这种困惑甚至成为了离不开又回不去的异乡感觉。那里有1945年离乡而嫁给了大两岁的师范生的外祖母,“吾乡的黑漆贝盒内里的霹雳写着死寂/我外祖母向我挥手道别如牵马入河/她的马死于1957年幸得全尸纳入/一白信封(《吾乡诔》)”山山水水成为“破碎待罪”的存在;那里有“伸出左脚探进民国卅年”的大伯父,一个土枪手、一个商贾、一个公私合营者、一个中药师傅、一个失败的赌徒,最后变成了背井离乡之人,而浪沫一样的命运也被轻轻抹去;那里有工会联欢会上演奏手风琴的叔叔,后来去了美国领失业救济金,“不时给我寄回/他看到的诗歌消息剪报”,只有等到立春来临,天空才拉开帷幕;当然那里还有裕东苑的旧居,那次经过旧居想打开那一道门,却看到旧居变成了一座微型博物馆,“展出一支在梦中异域全灭的大军。(《过裕东苑旧居》)”

“吾乡洪水滔天”,时间的毒药制造了太多的背离,廖伟棠将之借喻为“过伶仃洋”,“那些伶仃洋的浪盖在头上的时候,/那些兵匪的子弹掠过脸颊的时候,/那些蕉叶阴影抚慰了裸肩的时候”,整个家族被卷起来“填了炮”成为了在梦中异域全灭的大军,就像南宋诗人逃离纷乱,却触礁在那些被遗忘的岛屿,而忘了犬吠与桑麻,忘了地产中介、艨艟与战机交织的火网,忘了元好问、钱谦益和海子,“我就是伶仃洋了吗?”过不过去都是被遗忘,这是历史留下的宿命,“去,去,细鱼也吹长浪,/灵鼓叮当,大苦结舌,/不打妄语又如何渡此黑沙湾。(《过伶仃洋》)”这当然也是家族的现实,“世界简单、苦痛,/我们且唱且沉默,用荆条/缝上嘴巴。”而即使身为异乡人带来了空转的录音机,“她一录再录,我们的琴在墙上拆裂:/那一只手上紧着弦纽的声音,/那一只手放松了纺锤的声音”;即使在“浮沉雾水鸳鸯”的茶中回到九十年前的岭南,也只能在“从得如酒楼到丽泉桑拿”的辗转中“望天打卦”;即使在利物浦古董店里看见汉俑,异乡的鸟也不寄递长安一棵树的消息,带上东归路也是一种枉然,“只怕东归路是西游补/白龙马是彼得兔(《身是客》”

但是某种怀念是无法从廖伟棠身上被根除的,《赞乡间旧友阿杰》中,阿杰身上就拥有了故乡的所有影子,“一个农民的命运,双掌摊开般的长宽,/你的幸福是白搭暖棚里花生米般的妻儿四人,/你代替了我学习了尘世之爱,/知道圣诞树的隐秘细语,我羡慕你/在苍夜寒野里你束腰自立。”因为羡慕所以要“向你借来”这一切,甚至要让自己代替他承担苦难,“我代替你变成哑巴变成瞎子,/来日大难,你我当永记一九八三年的西河水。”但是无论是借来还是代替,阿杰的“你”只不过是另一个我,这一个和另一个永远在相隔的世界里,它们就是一顶帐篷和另一顶帐篷,一片田野和另一片田野,一个下午和另一个下午,一个衬里和另一个衬里——一段历史和另一段历史,一个现实和另一个现实,一个香港和另一个香港——“他者”之存在,只能写就一首“不能之诗”:“已经被删除的蜡烛/再次被删除/和那些巡游水面上/不得归家的火一样。/悲哀,在水的门外/只许有一个表情。”

廖伟棠:“吾乡洪水滔天”

一个和另一个,其实是让“他者”之存在合理化,也让自我被关闭在那扇门外,所以廖伟棠“过伶仃洋”并不仅仅是在离去和归来中关切于归宿的命题,而是在这一个和另一个中审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历史之后一定就是现在?现实的反面一定就是幻觉?生的对面一定就是死?——“过伶仃洋”一定能走过去?那个安慧北的女孩需要一万块钱,她和某个老头做爱,她在鸟巢旁边偷了块铁,“摄像机由头到尾/把她吃掉,只剩下一万块钱/像一个谣言,证明本城的幸福”,但是,“我在安慧北里吻过”她;仁慈的青年验尸官有着“不识正义的容颜,不知正义的籍贯,不明正义的行踪”,当所有的夜都被探照灯照亮,当不知道正义的墓冢在哪里,当“他们的刀能伸进来”,“刚毅的死者,认识刀的容颜,认识刀的籍贯,认识刀的行踪(《长颈鹿》)”而关于死亡,“度亡经”就是“不度亡经”,“昨天的死者在为明天的死者念经/我念我树洞成婚双双兔的扑朔经/我念我无桥可渡的阴差阳错经。”既有《死亡简论》,“醒来时呻吟彻夜的暴雨终于喜乐,/把我从我的躯壳带走。”宇宙的生死消灭了死亡本身的可敬畏性;也有《生命简论》,查尔斯·西密克说:“你不是世界上唯一受苦的人。”廖伟棠说:“我不是世界上唯一永生的人。”

给活在谎言里的安慧北里女孩一个吻,不正义的行刑中有“认识刀的容颜”的刚毅的死者,念出度亡经是念出“阳差阳错经”的不度亡经,死亡消灭了死亡本身,生命是苦难也会永生,廖伟棠去除了另一个的“他者”,就是寻找到“我们”的力量,而在他看来,这一种力量就是在诗歌中被唤醒的。在和诗评家木朵笔谈的《诗的介入》中,廖伟棠就谈及了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意义,在他看来,诗“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就是我们的理想,诗言志是人类渴望阐明自己极端的一种努力,所谓的志和道,并不是政治意义的,而是一种信仰意义,“诗歌不但反映那已建立的道路,自身也从事建立道路的工作,而最终它还负有彰显源初之道路的使命。”他提出的“道以载文,文以证道”的想法就是重塑诗歌的意义,“诗歌不是无意义的,人类在这个反意义的世界、在那些邪恶的时代仍然坚持诗歌写作、坚持语言的修炼,这行为本身就带来意义,诗歌反对虚无。”

所以在廖伟棠的诗作中,很大一部分和诗歌本身的解读有关,和诗人的载道使命相关。在杜甫诞辰一千三百年的时候,他听到了历史深处的风,“一千三百年,风格破了,只剩下风/在追杀着列车载不动的锦城春色。”读了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书之后,他再次“记770年的一个诗人”,“只有一刹,微不足道而大哉若劫的一刹,/他曾赋其无尽的长江,为他刹停。”他夜饮时重读谢灵运,“等五百年你们成了同游的人/再等一千年你的酒当化银河飞溅/入枝叶曲折、幽怀缓急/我们的孤独飞溅着/像一场谋反案里失踪的狙击//到下一轮乱世中鲜衣怒马”;飞机过太平洋,他读《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一湾钻石海,烙成了这少年修土的旧毡袍。/请让我,让她,向安德烈·卢布廖夫//赎回西伯利亚冻掉的耳朵。(《西伯利亚情歌》)”他在小寒的也斯周年祭献诗,“参与昴,指引着半年后的雷与蝉,/把惊蛰启动的,引向小满与芒种,/引向小暑前夕那些炽热的队伍。”他怀念昌耀,“然而那个黄河的逆客不是你剪纸的苍人,/然而那点灯的土塬是不堪寄存太阳闪焰的残舱。”他纪念戈麦,“那就是彗星。你十九岁,尚未接受全部的失败/披着海东青的衣裳,对着北京的夜空傲啸”;他和周梦蝶告别,“我穷我逸我在/且在盆舟上独酌赤身披雪还。”他和黄灿然一起抽烟,“这门。有人在按铃,/我们一起去开门吧。”他甚至致一个“光头女诗人”,“你们且与黎明中咆哮的大海/边下棋边等我。”他甚至听阿炳拉奏月色,“没有酒的时代,他把自己喝成酒。”

“我们一起去开门吧”,古今中外,诗人们写诗,诗人在一起,言志的诗歌和载道的诗歌,在廖伟棠的世界里刻写着人类的灵魂的苦难和挣扎,但也找寻到了孤独和意义,“鱼眠洞里,光息鱼竿上,牵黄犬/出东门,可以邀死神在我身上题诗吗?(《诉讼笔录》”邀请死神在身上题诗,诗歌反倒是一种活着的象征——死是“一匹死”,那它就是衔着“一枚生”;死是“一则死”,它就会停下来;死是“一列死”,一缕土会移入“一株未死者的胸腔中”;死是“一艘死”,“它会在黎明前起碇,在黎明前到达,/它将沿着一爿利刃丛林/驶进一柄灵魂的长街。(《无法翻译》)”一匹死、一则死、一列死和一艘死,都通向生,都抵达生,生和死看起来“无法翻译”,却如诗歌一样,不需要翻译,这一个和另一个,再无分别,“他者”便是我们,沉重便是轻盈:

我们点灯一一察看桌上的器皿、
器皿中的东西、四周的家什……
喜悦于你所留下的,希望找着你尚未找到的;
抬头看埋在黑影里的山、树、石、河,
祝福卸下了重担的诗人轻盈越过。
——《悼念一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