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16《后觉书》:可以邀死神在我身上题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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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伤痕生长,成为更坚强的肌肤,
我们在一顶帐篷中谈起另一顶风飞的帐篷,
在一个下午谈起另一个能听见水声的下午。
    ——《在田野上》

在一顶帐篷中谈起另一顶起风的帐篷,就是在一片田野中谈起另一片消失的田野,在一个下午谈起另一个能听见水声的下午,就是在一个衬里谈起另一个融解了的村庄,起风了,响起了水声,都是被制造的“有”,消失和融解,则是被涂抹的“无”,当有和无构成了“在田野上”的对立意象,是要安身于这一个带来的妥协,还是迎向另一个的重建?

《在田野上》的副标题是:“给菜园生活馆的朋友”,一种“给”的题辞分明让廖伟棠站在朋友的一边而成为“另一个”,一种言说对象的出现,也是无可逃避的对立存在:“风不停地吹,就像五十年前吹在/这些刚刚来到新界的农夫身上一样,/我们头上晾晒着的蓝布/就像他们五十年来洗涤又风干的生活一样”,五十年前的风还是现在的风,五十年前的生活还是现在的生活,似乎什么也没有改变,新界的农民在蓝布的世界里活着,这一种什么也没有改变或者是他们对自己现实的一种认同,但是在伤痕生长中,即使有了更坚强的肌肤,五十年前的风也是另一阵风,五十年前的生活也是另一种生活,而站在他们面前的廖伟棠也早已不是那个从故乡来到这里的诗人——他也是另一个廖伟棠。

“步步花花,亩亩春田,/一江好梦全无恙。/它不是另一个,/而就是这一个香港了。(《大角咀寻春田花花幼稚园不遇》)”春田花花幼稚园已经找寻不到了,因为它不是另一个而就是“这一个香港了”。这是怎样一个香港?这是“太子道麦当劳的圣家族”变成瞎子、聋子和瘸子的香港,“无意演示苦惨,且用苦惨消灭我们的幻世。”他们的存在令麦当劳里的其他穷人不安;这是在街道上拉着“红白蓝编织袋”流窜的中年男人取代了二十年前怀揣着“红白蓝奇士洛夫斯基VCD”在珠三角夜车上的少年的香港,艺术被困苦的生活所泯灭;这是“在哔剥如火栗的风中/拉开另一道门”现实主义的香港,里面有业主、经纪、装修师傅、老师、好友和爱妻,递上头颅,只为“让他们看看,还有哪一寸皮肤可以在上面刺字(《搬家记》)”这也是在“银鱼眨眼盐化”中响起旺角晨曲的香港,那里有吃鱼蛋的女子,有乡音不改的潮州老板,有从麻将赌场刚下班的母亲,有往劏房带回一套博尔赫斯的青年诗人,以及有因为搬家而流徙在暗黑网络上的父亲,每个人都是“雨水本身”,带着雷声与闪电,爬上“租金与雪意一并上涨的悬崖”。

不是另一个就是“这一个香港”了,但是在这一个香港,廖伟棠是不是还是站在那里看田野上菜园生活馆的朋友的廖伟棠?是不是在大角咀寻春田花花幼稚园而不遇的廖伟棠?是不是“使用盾牌,用电脑屏幕阻挡着”麦当劳的圣家族的廖伟棠?是不是就是“往劏房带回一套博尔赫斯的青年诗人”?是的,他是观者,更在其中,因为他听到的是自己唱起的“此世之歌”,“我们的心是个空荡荡的大帐篷,/在泥石流中张开翅膀/又折断的声音。”泥石流中张开翅膀的是这个大帐篷,折断的也是这个大帐篷——出生于广东新兴的廖伟棠,父亲是香港人,但母亲是内地人,起初他和弟弟妹妹只能生活在内地,一家人不能团聚,从10岁开始他派对申请赴港,这一排就是15年,从小学生变成了大学生,又工作了两年,终于因为香港回归,他才以港人内地所生子女的身份成为001号获准来港者,他的弟弟和妹妹则是002号和003号。当廖伟棠被称为“001号回归诗人”,当回归移民新政让他成为第一个获益者,另一个香港成为了“这一个香港”,但是身上贴着的标签依然让他在隔阂的世界中,即使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对于廖伟棠来说,那种隔阂感依然让他成为一个“后觉”的人。

编号:S29·2210120·1726
作者: [香港]廖伟棠 著
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8年04月第1版
定价:48.00元当当18.70元
ISBN:9787541150593
页数:240页

15年排队为了一个001号的身份,廖伟棠是在寻找归宿感,还是一种新的流浪?“后觉”在这一个香港,“继续洗碗、擦地、晾衫”的诗人生活在夜半的惊醒、日晏的困倦、傍晚的自燃中,“锃亮的甲板上除了我一家人/运载的全是昂贵的浪沫”,泡沫不是酒,也无法醉人,于是,“也许我应该再去一趟超市,看看能否遇见/二十四小时待机的惠特曼(《后觉书》)”后觉依然是一种困惑,这种困惑甚至成为了离不开又回不去的异乡感觉。那里有1945年离乡而嫁给了大两岁的师范生的外祖母,“吾乡的黑漆贝盒内里的霹雳写着死寂/我外祖母向我挥手道别如牵马入河/她的马死于1957年幸得全尸纳入/一白信封(《吾乡诔》)”山山水水成为“破碎待罪”的存在;那里有“伸出左脚探进民国卅年”的大伯父,一个土枪手、一个商贾、一个公私合营者、一个中药师傅、一个失败的赌徒,最后变成了背井离乡之人,而浪沫一样的命运也被轻轻抹去;那里有工会联欢会上演奏手风琴的叔叔,后来去了美国领失业救济金,“不时给我寄回/他看到的诗歌消息剪报”,只有等到立春来临,天空才拉开帷幕;当然那里还有裕东苑的旧居,那次经过旧居想打开那一道门,却看到旧居变成了一座微型博物馆,“展出一支在梦中异域全灭的大军。(《过裕东苑旧居》)”

“吾乡洪水滔天”,时间的毒药制造了太多的背离,廖伟棠将之借喻为“过伶仃洋”,“那些伶仃洋的浪盖在头上的时候,/那些兵匪的子弹掠过脸颊的时候,/那些蕉叶阴影抚慰了裸肩的时候”,整个家族被卷起来“填了炮”成为了在梦中异域全灭的大军,就像南宋诗人逃离纷乱,却触礁在那些被遗忘的岛屿,而忘了犬吠与桑麻,忘了地产中介、艨艟与战机交织的火网,忘了元好问、钱谦益和海子,“我就是伶仃洋了吗?”过不过去都是被遗忘,这是历史留下的宿命,“去,去,细鱼也吹长浪,/灵鼓叮当,大苦结舌,/不打妄语又如何渡此黑沙湾。(《过伶仃洋》)”这当然也是家族的现实,“世界简单、苦痛,/我们且唱且沉默,用荆条/缝上嘴巴。”而即使身为异乡人带来了空转的录音机,“她一录再录,我们的琴在墙上拆裂:/那一只手上紧着弦纽的声音,/那一只手放松了纺锤的声音”;即使在“浮沉雾水鸳鸯”的茶中回到九十年前的岭南,也只能在“从得如酒楼到丽泉桑拿”的辗转中“望天打卦”;即使在利物浦古董店里看见汉俑,异乡的鸟也不寄递长安一棵树的消息,带上东归路也是一种枉然,“只怕东归路是西游补/白龙马是彼得兔(《身是客》”

但是某种怀念是无法从廖伟棠身上被根除的,《赞乡间旧友阿杰》中,阿杰身上就拥有了故乡的所有影子,“一个农民的命运,双掌摊开般的长宽,/你的幸福是白搭暖棚里花生米般的妻儿四人,/你代替了我学习了尘世之爱,/知道圣诞树的隐秘细语,我羡慕你/在苍夜寒野里你束腰自立。”因为羡慕所以要“向你借来”这一切,甚至要让自己代替他承担苦难,“我代替你变成哑巴变成瞎子,/来日大难,你我当永记一九八三年的西河水。”但是无论是借来还是代替,阿杰的“你”只不过是另一个我,这一个和另一个永远在相隔的世界里,它们就是一顶帐篷和另一顶帐篷,一片田野和另一片田野,一个下午和另一个下午,一个衬里和另一个衬里——一段历史和另一段历史,一个现实和另一个现实,一个香港和另一个香港——“他者”之存在,只能写就一首“不能之诗”:“已经被删除的蜡烛/再次被删除/和那些巡游水面上/不得归家的火一样。/悲哀,在水的门外/只许有一个表情。”

廖伟棠:“吾乡洪水滔天”

一个和另一个,其实是让“他者”之存在合理化,也让自我被关闭在那扇门外,所以廖伟棠“过伶仃洋”并不仅仅是在离去和归来中关切于归宿的命题,而是在这一个和另一个中审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历史之后一定就是现在?现实的反面一定就是幻觉?生的对面一定就是死?——“过伶仃洋”一定能走过去?那个安慧北的女孩需要一万块钱,她和某个老头做爱,她在鸟巢旁边偷了块铁,“摄像机由头到尾/把她吃掉,只剩下一万块钱/像一个谣言,证明本城的幸福”,但是,“我在安慧北里吻过”她;仁慈的青年验尸官有着“不识正义的容颜,不知正义的籍贯,不明正义的行踪”,当所有的夜都被探照灯照亮,当不知道正义的墓冢在哪里,当“他们的刀能伸进来”,“刚毅的死者,认识刀的容颜,认识刀的籍贯,认识刀的行踪(《长颈鹿》)”而关于死亡,“度亡经”就是“不度亡经”,“昨天的死者在为明天的死者念经/我念我树洞成婚双双兔的扑朔经/我念我无桥可渡的阴差阳错经。”既有《死亡简论》,“醒来时呻吟彻夜的暴雨终于喜乐,/把我从我的躯壳带走。”宇宙的生死消灭了死亡本身的可敬畏性;也有《生命简论》,查尔斯·西密克说:“你不是世界上唯一受苦的人。”廖伟棠说:“我不是世界上唯一永生的人。”

给活在谎言里的安慧北里女孩一个吻,不正义的行刑中有“认识刀的容颜”的刚毅的死者,念出度亡经是念出“阳差阳错经”的不度亡经,死亡消灭了死亡本身,生命是苦难也会永生,廖伟棠去除了另一个的“他者”,就是寻找到“我们”的力量,而在他看来,这一种力量就是在诗歌中被唤醒的。在和诗评家木朵笔谈的《诗的介入》中,廖伟棠就谈及了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意义,在他看来,诗“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就是我们的理想,诗言志是人类渴望阐明自己极端的一种努力,所谓的志和道,并不是政治意义的,而是一种信仰意义,“诗歌不但反映那已建立的道路,自身也从事建立道路的工作,而最终它还负有彰显源初之道路的使命。”他提出的“道以载文,文以证道”的想法就是重塑诗歌的意义,“诗歌不是无意义的,人类在这个反意义的世界、在那些邪恶的时代仍然坚持诗歌写作、坚持语言的修炼,这行为本身就带来意义,诗歌反对虚无。”

所以在廖伟棠的诗作中,很大一部分和诗歌本身的解读有关,和诗人的载道使命相关。在杜甫诞辰一千三百年的时候,他听到了历史深处的风,“一千三百年,风格破了,只剩下风/在追杀着列车载不动的锦城春色。”读了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书之后,他再次“记770年的一个诗人”,“只有一刹,微不足道而大哉若劫的一刹,/他曾赋其无尽的长江,为他刹停。”他夜饮时重读谢灵运,“等五百年你们成了同游的人/再等一千年你的酒当化银河飞溅/入枝叶曲折、幽怀缓急/我们的孤独飞溅着/像一场谋反案里失踪的狙击//到下一轮乱世中鲜衣怒马”;飞机过太平洋,他读《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一湾钻石海,烙成了这少年修土的旧毡袍。/请让我,让她,向安德烈·卢布廖夫//赎回西伯利亚冻掉的耳朵。(《西伯利亚情歌》)”他在小寒的也斯周年祭献诗,“参与昴,指引着半年后的雷与蝉,/把惊蛰启动的,引向小满与芒种,/引向小暑前夕那些炽热的队伍。”他怀念昌耀,“然而那个黄河的逆客不是你剪纸的苍人,/然而那点灯的土塬是不堪寄存太阳闪焰的残舱。”他纪念戈麦,“那就是彗星。你十九岁,尚未接受全部的失败/披着海东青的衣裳,对着北京的夜空傲啸”;他和周梦蝶告别,“我穷我逸我在/且在盆舟上独酌赤身披雪还。”他和黄灿然一起抽烟,“这门。有人在按铃,/我们一起去开门吧。”他甚至致一个“光头女诗人”,“你们且与黎明中咆哮的大海/边下棋边等我。”他甚至听阿炳拉奏月色,“没有酒的时代,他把自己喝成酒。”

“我们一起去开门吧”,古今中外,诗人们写诗,诗人在一起,言志的诗歌和载道的诗歌,在廖伟棠的世界里刻写着人类的灵魂的苦难和挣扎,但也找寻到了孤独和意义,“鱼眠洞里,光息鱼竿上,牵黄犬/出东门,可以邀死神在我身上题诗吗?(《诉讼笔录》”邀请死神在身上题诗,诗歌反倒是一种活着的象征——死是“一匹死”,那它就是衔着“一枚生”;死是“一则死”,它就会停下来;死是“一列死”,一缕土会移入“一株未死者的胸腔中”;死是“一艘死”,“它会在黎明前起碇,在黎明前到达,/它将沿着一爿利刃丛林/驶进一柄灵魂的长街。(《无法翻译》)”一匹死、一则死、一列死和一艘死,都通向生,都抵达生,生和死看起来“无法翻译”,却如诗歌一样,不需要翻译,这一个和另一个,再无分别,“他者”便是我们,沉重便是轻盈:

我们点灯一一察看桌上的器皿、
器皿中的东西、四周的家什……
喜悦于你所留下的,希望找着你尚未找到的;
抬头看埋在黑影里的山、树、石、河,
祝福卸下了重担的诗人轻盈越过。
    ——《悼念一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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