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归档： 2021年

	编号：C38·2211217·1800
	作者：【西】路易斯·兰德罗 著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21年08月第1版
	定价：48.00元当当19.20元
	ISBN：9787521213867
	页数：224页

---

《细雨》讲述了一个生活在谎言中的家庭，因给母亲过八十岁生日聚会而挑起的无休止的家庭纷战：生性抑郁的母亲；温顺美丽的大女儿索尼娅；叛逆乖戾的二女儿安德烈娅；饱受宠爱的幼子加夫列尔……这个家庭原本有过笑声和欢乐，乐天派的父亲拥有着精湛的演技，永远在给孩子们编造源源不断的故事。“快乐会带来厄运，因为不幸总是潜伏在快乐的身后。”然而，随着父亲的去世，家庭陷入了“战争”中，宿命论的母亲把大女儿许配给了玩具商店老板奥拉西奥，但他却成为二女儿认定生命中的男人，母亲的偏袒，摧毁了三个人的幸福……每个人各执一词，频繁地向一个共同的中间人——奥萝拉，诉苦。她谨守着所有人的秘密，各种版本交错着在回忆里沸腾，混杂，凌乱，一幅幅怪诞、滑稽且荒谬的场景……正如奥萝拉所担心的那样，过去的纠纷如细雨般再次现身，就要形成一条即将被冲垮的河床。

---

《细雨》：话语的回声处于冬眠状态

接着，她听见发亮的轰响急速沿着街道向她靠近，越来越近，直到在她对自己说出“现在！”的那一刻，她毅然朝着生活的彼岸奔去，在那里等待着她的是永生的沉默。
——《16》

细冷的小雨下了起来，夹带着并非微弱的风，在这个名为“春分”的节气里，风和雨制造着一种重返冬天的冷意，这是初春必然的节奏？这是冬日还未过去的象征？在冬与春之间，季节从来不以明晰的方式呈现出来，混乱着，仿佛故事难以在冷湿的季节燃起一团火。

却完全契合着某种阅读的状态，《细雨》已经走向了即将结束的一页，“外面下着细冷的小雨”，便成为一种包容着阅读的现实：奥萝拉拉拢了大衣，走向公交车站，在她的周围，是路灯投射在湿漉漉的路面上的阴影，几个步行者疾步前行的轮廓慢慢消失在阴影里。在这冷雨的时间，在这混乱的季节，奥萝拉是不是也在对故事的阅读状态中？返回故事的第一句是：“如今她已十分确定，故事并不单纯，并非完全单纯。”一种怀疑论就是去除了季节的明晰状态，而怀疑论指向的是“说话”，“说出的话语——甚至连最不起眼的话语——中的某些回声会在接下来的许多年处于冬眠的状态，在回忆的某个墙角微弱地跳动，等待着再次回到当下的机会，从而强调并纠正当时未能清楚表达的意思，在通常情况下，它会远远超越其最初的说服力和影响力。”

话语被说出来了，话语留下了回声，但是话语没有成长，甚至没有苏醒，它还在自己的冬眠状态下，在冷雨的笼罩之中。但是既然已经被说出，在成为冬眠状态下依然会被说出，而第二次被说出就是来自“外界的刺激”，就是变成“回到当下”，接着便是如刮起的微风，接着便是炭火燃烧起来变成篝火，接着便是回应着过去的那些话语和回声，“远远超越其最初的说服力和影响力”。但是当奥萝拉在冷雨中望见路灯的倒影，它望见的是处在冬眠状态下已经被说出的话语，还是被刺激之后回到当下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另一种话语？从过去到当下，从冬眠状态到被激活，话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中的人又经历了什么？甚至当奥萝拉冒着细冷的小雨走向车站的时候，她是在逃离还是寻找机会？说出的“现在！”是过去话语的重复还是新的开始？

一切围绕着话语，围绕着说，似乎就是单纯的状态，但是当奥萝拉明确地否定说是一种单纯，实际上她已经从回到当下的话语中感受到了话语的另一种刺激，“从回忆的黑暗氛围中返回的故事和话语，从来，从来，都伴随着战歌而来，满载着伤害和侮辱，迫切地想要恢复名誉，并引起纠纷。”产生这样的感受，就在于奥萝拉在自我言说出“现在！”这个词语之前，她都是听者，甚至真正一生她都在聆听故事、秘密和话语，而这些话语又总是用愤怒且痛苦的语调低声讲述——当他们开始面对奥萝拉讲述，他们就是逐渐将其内心腐蚀的久远的回忆和解，就是在听者的包容甚至富有同情心中得到解脱，就是将他们在岁月中留下的罪过、错误和众多的痛苦忘记。

说者和听者自然结合，愤怒变成了包容，伤害变成了同情，罪过变成了和解，错误变成了秘密，甚至“迫切地想要恢复名誉，并引起纠纷”——在听者世界里，故事是不是早就不是那个故事了？奥萝拉如何会成为一个听者？说者又为什么把故事说给奥萝拉听？起因于六天前奥萝拉的丈夫加夫列尔提议给母亲过八十岁生日，于是他开始向他的两个姐姐索尼娅和安德烈娅打电话，希望将聚会变成独一无二的机会，但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一决定，索尼娅、安德烈娅在电话中对加夫列尔说话，也对奥萝拉说话，而作为弟媳的奥萝拉分明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成为了听者，是包容的聆听者，也是富有同情心的倾听者。

但是在加夫列尔准备打电话的时候，奥萝拉却试图阻止，“明天再打吧。急什么呢？还是说你忘记了冲动是恶魔吗？”为什么把丈夫告知两个姐姐聚会的消息是一种冲动？六天前的聚会决定，只是一个话语从冬眠状态返回当下的机会，但在之前，话语似乎冬眠了太久，六天之前，是十年前圣诞节聚餐上的争吵，十年之前，是二十年前奥萝拉遇见加夫列尔并成为他们家庭成员的开始，而二十年之前，在奥萝拉还没有成为其中一员的时候，是三个人的父亲的逝世——六天、十年、二十年以及更为久远的那一天，构成了事件的序列，而整个事件的序列，都在提醒着奥萝拉打电话本身就是在制造着矛盾，就是一种冲动。事件的起点和家族有关，和家族的秩序被解构有关：他们的父母名叫加夫列尔和索尼娅，1966年结婚，生下的大女儿叫索尼娅，二女儿叫安德烈娅，儿子叫加夫列尔——当儿子被取名和父亲同名，安德烈娅便感受到了关于原罪的第一道羞辱，在她看来，她应该继承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凝聚着祖辈的伟大意义，海上王子、音乐家、会多种语言、乔装的魔术师、流浪的梦想家、以世界为家的“伟大的彭塔波林”就是家族的标志，“加夫列尔”当然更是家族的符号，父亲是这个名字，自己也当然要拥有这个名字；名字之外的另一方面，父亲更是成为他们的荣耀、幸福的象征，父亲拥有惊人的天赋，能够拿起任何物品来乔装打扮、演绎故事；他更能用乐器完美地演奏，风声、海浪声、暴风雨声、炮声和动物的叫声，都被赋予了特有的口音；能惟妙惟肖摹拟故事里的各种语言——所以在安德烈娅和索尼娅看来，加入父亲没有过世，每个人都可以生活在这个幸福和睦的家庭里。

这是索尼娅和安德烈娅的看法，“她们”自然过滤了作为儿子的加夫列尔，作为家中的唯一儿子，继承父亲的名字难道不合理吗？所以矛盾已经显露在那里，而这种矛盾更集中在她们对母亲的态度上。在给父亲守灵的时候，索尼娅和安德烈娅哭得筋疲力竭，甚至加夫列尔也哭了，但是母亲却一滴泪也没有掉，而且他们也从来没有人见过母亲哭泣，这是由于她性格上的坚毅，由于她的宿命论以及深不可测的内心。当父亲领衔的传奇被废除，母亲开启的时代主导的是勤奋劳作和利益至上的精神，四十四岁的母亲展现出的是性格的坚毅、作为寡妇的疲惫容貌，和作为幸存者的形象，她要从被置于时间轴边缘的状态中走向新的起点：她把小酒馆改成了杂货店，支付了小铺面的首付。母亲是为了改善家境，那时家里的开支很大，津贴很少，贷款的压力很大，生活费用越来越高，“未来的巨兽越来越逼近。”

这是父亲过世之后母亲的转型，一个寡妇要承担起一家人的生活，她的确要付出更多，但是在索尼娅看来，这是母亲对金钱的贪婪，十四岁的索尼娅甚至认为，母亲因为贪婪牺牲了两个女儿的天赋和未来：那时候的索尼娅非常勤劳，做事也认真，从来都干干净净，最重要的是她的学业成绩优异，那时出现的一个机会是，三个孩子中的一个可以去伦敦学习一个月的英语，但是选中的却恰恰是加夫列尔，“索尼娅看着他离开，心里充满了嫉妒和怨恨，她感到跟他一起永远离开的还有她所有的梦想。”索尼娅失去了这次机会，但是对于安德烈娅来说，对母亲的怨恨更为强烈，当时十二岁的她学习成绩很糟糕，当然她不在乎这个被选中的机会，但是她认为家里繁重的工作强加给一个十二岁的女孩，从而毁了她在艺术上的未来，就是带给她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坠落就是那样开始的”，这成为了她童年的第一个记忆，“世界是个地狱。或者更准确地说，地狱在我的眼睛里。我在脑袋里听见路西法的钟声。我没在寻找任何东西，只不过在找寻一个藏身之处。在前行的同时，我感到自己极具危险性。我偷偷地在巷子里穿行……”她对奥萝拉这样描述这个记忆带来的毁灭性伤痛。

所以在十年前的圣诞聚会上，当母亲为儿子加夫列尔夹菜，安德烈娅开始了爆发，“多盛点儿，再多一点儿！全都盛给他！全都给儿子！全都给哲学家！”怒气冲冲的她失去了控制，她骂母亲和加夫列尔们自私、恶心、专横、卑鄙，她说是他们两人联手毁掉了她的一生，也毁掉了索尼娅的一生：“是你杀死了猫！！是你在我两岁时抛弃了我！！是你逼我去给老人洗屁股！！是你把我的未来夺走了！！”安德烈娅和索尼娅完全站在母亲的对面，也站在了继承了家族名字的“加夫列尔”对面，家族的矛盾升华为怨恨和敌视。但是在索尼娅和安德烈娅心中最不可原谅母亲的还有更严重的事，那就是关于两个人爱情的选择上。索尼娅过得不快乐，流了很多泪，但在安德烈娅看来，她的运气很好，“因为她可以跟奥拉西奥结婚，一辈子独享奥拉西奥。”安德烈娅认为，这完全是母亲的错，因为她认为奥拉西奥私底下爱的人是她，是安德烈娅，“他们本可以一起幸福地生活，但母亲却决定跟奥拉西奥结婚的人应该是索尼娅，而不是她。”

“我在认识奥拉西奥之前就爱上了他。我一下子就爱上了他，并从此一直爱着他。他让我失去理智。现在你知道我的大秘密是什么了，它也是我生命中的大悲剧。”安德烈娅对奥萝拉这样说，她认为在第一次见到奥拉西奥的时候，四目相望的他们都明白自己是属于彼此的，但也明白两个人之间的爱是不可能的，因为母亲把奥拉西奥“指派”给了索尼娅，从此安德烈娅开始对母亲和姐姐充满了怨恨，也彻底失去了对自我的控制，在她看来，两三岁时就被母亲抛弃的她完全被家里和世界分配了灰姑娘的角色，所以她选择要在一个星期天结束生命，留下的纸条上写好了自己的墓志铭“TAKEN BY FORCE”，她认为，自杀能帮助自己找到上帝。但是她的自杀没有实现，之后她提出要去当修女，这一执念让她想要离开自己的家，离开姐姐和母亲，离开加夫列尔。在索菲娅终于搬去和奥拉西奥一起住的时候，她真的在空虚中幻想自己是孤儿，对上帝的执念又飘散了，而有一次她去了奥拉西奥的公寓，堆满玩具的大厅和用儿童风格和色彩装饰的主卧让她大卫震惊，“她意识到自己依然爱着奥拉西奥，现在她进入了他的家和他的世界，对他的爱也就更深了一层，她也明白了上帝那件事不过是一场梦，她终于从那场沉睡中醒了过来。”

安德烈娅爱情的丧失和获得，信仰的执念和梦幻，都让从父亲去世开始的家庭故事出现了太多的转折，但是其中的怨恨和痛苦，矛盾和冲突，到底是不是真的？索尼娅和安德烈娅看来，母亲悲观、刻薄且专横，但是在加夫列尔看来，“妈妈不是那样的人，根本不。妈妈深深爱着我们每一个人，不偏不倚，她一辈子做的唯一件事即努力工作，养活我们。”当安德烈娅把“当我被妈妈抛弃时”当成一面胜利的旗帜，索尼娅、加夫列尔和奥拉西奥都试图整理她的回忆，但是，“她只接受自己的推理”。加夫列尔对奥萝拉说，“对安德烈娅而言，她的不幸永远都是他人造成的。真正命不好的人是索尼娅。她的确是个受害者。”而在安德烈娅看来，索尼娅是三个人里面最幸运的，因为她得到了奥拉西奥。安德烈娅因为母亲将奥拉西奥“指派”给索尼娅，于是试图自杀，三世这只是“安德烈娅的版本”，按照母亲的说法，只不过是演戏罢了。而安德烈娅据称在进入奥拉西奥的房子之后开始了自己对爱的追逐，她于是成为了奥拉西奥的情人，这个秘密最后她告诉了奥萝拉，“我从来都没敢告诉你。只有我和奥拉西奥两个人知道我们的秘密，我们美妙的爱情故事。”在安德烈娅看来，奥拉西奥是一个纯粹的男人，正因为纯粹，当索尼娅和他的孩子出生，安德烈娅意识到爱已经不可能了。

路易斯·兰德罗：自己说出“现在！”

在安德烈娅心目中奥拉西奥是一个纯粹的男人，但是作为妻子的索菲娅却在奥萝拉面前痛斥他就是一个“精神病态者”，“他插入我全身所有的地方，整晚都不停歇。我已经不知道那到底是真实发生的，还是在做梦。”从第一夜开始强暴她，在他们结婚的三年时间里，索菲娅一直受到肉体的摧残，甚至他开始在外面寻欢作乐，还带来了一个名叫多丽塔的女人，他叫她们“我的孩子们”，多丽塔像受虐待的狗一样，而相反，奥拉西奥也在多丽塔的辫子中享受被虐的快感，在奥萝拉面前，索菲娅说：“现在怎么办？我的生活该怎么办？我活得很累。我看向未来，却什么也看不见，只看到一片虚无，逐渐消失在薄雾之中。我的生活是多么荒谬啊！”

因为六天前加夫列尔提议为母亲庆祝八十岁生日，整个家庭的秘密被揭露出来，但是很明显，无论是索菲娅、安德烈娅，还是加夫列尔，甚至奥拉西奥，都是秘密中的当事人，只有奥萝拉在事件之外，于是他们都成为了说者，而奥萝拉成为了听者，按照索菲娅的说法，“因为那即是真相，最好是将真相揭露出来。被隐藏起来的真相会毒害灵魂。”在说者和听者建立的关系中，秘密似乎正在被一层层揭开，但是说者和说者之间似乎并不是在讲述同一个故事，他们制造了故事的不同版本：母亲真的只袒护加夫列尔一个人？索菲娅和安德烈娅都成了牺牲品？安德烈娅一直爱着奥拉西奥？奥拉西奥在索菲娅和多丽塔面前真的是一个精神病态者？她在说，她在说，他在说，无数的说，在听者的世界里似乎只是变成了一种安慰，一种自证清白的借口，而同时，当他们对奥萝拉说起故事，却又变成了另外的“真相”：安德烈娅对奥萝拉说：“我很爱很爱加夫列尔……”索尼娅对奥萝拉说：“尽管她不相信，但我一直都狂热地爱着妈妈……”母亲对奥萝拉说：“事实上，在我内心深处，我最爱的女儿一直都是安德烈娅……”而奥拉西奥对奥萝拉说：“我依然像第一天见到她时那样爱着索尼娅……”

在他们的话语世界里，既有对现实不满而产生的的怨恨和痛苦，也有隐藏在内心的爱，而在这些表达真相的话语面前，奥萝拉是唯一的中间人，作为唯一一个了解了每个人内心秘密的人，是不是对这一切都应该释怀？实际上这些真的变成了话语的冬眠状态，只有在回忆之中带来了回声，而回声意味着回到了当下的机会——重要的不是这些回声到底如何组成一个真相，而是身为倾听者的奥萝拉是不是也遇到了自己的冬眠状态？和丈夫加夫列尔在20年前相遇，但是和身边的这个男人真的就没有了隔阂，真的就是全部的爱？从认识加夫列尔开始，他就以哲学家的身份出现，他关注的是死亡哲学，失败哲学，“因为到了最后，所有人都会变老，死亡，无法实现梦想。”奥萝拉当时发现加夫列尔身上有一种纯粹的东西，“在他身上有一种孩子般的纯粹，或者说是天真，她以为跟他一起生活会很容易。”

但是，当女儿阿莉西亚出生之后对言语毫无反应，似乎这个危机开始呈现出来，阿莉西亚缺失的是对言语的反应，而这正好解构了家庭之中言语在说者和听者之间建立的关系，奥萝拉开始思考加夫列尔身上的那些言语“秘密”：十年前的圣诞聚餐上，当安德烈娅开始大声咒骂加夫列尔和母亲，阿莉西亚发出了一道不同的声音，类似于动物的嚎叫，“从那之后，她开始念出一些词语，对刺激做出反应，并辨识出自己的名字。”而加夫列尔在阿莉西亚面前表现出死气沉沉、手无寸铁的态度，“在加夫列尔身上存在着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某个模糊的、彰显着虚伪甚至是欺骗的迹象？”在阿莉西亚还未出生之前，加夫列尔就开始表现出对论文的厌倦——无论是出生之前加夫列尔对论文的厌倦，还是出生之后在安德烈娅吼叫中阿莉西亚发出动物的嚎叫，关于话语都在解构中变成了另一种“失声”，而这种失声破坏的正是听者和说者之间的关系，于是奥萝拉在打扫房间时，发现了秘密之处的几何图形、性爱画面和色情杂志撕下来写成的诗歌，“那些诗是写给三个分别叫作玛尔塔、努丽娅和比阿特丽斯的女人的。”甚至阿莉西亚在玩耍时发现了一个镶着精美胭脂红大宝石的戒指。

话语世界被解构了，哲学体系坍塌了，爱情和婚姻也带来了危机，这便是奥萝拉从听者转向说者的命运沉浮。六天前生日聚会的决定，电话中的每个人都向奥萝拉倾诉自己的遭遇：加尔列夫告诉她，现在开始，一切都将会不一样，他终于明白了生活的精髓，他非常爱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爱她；索尼娅打电话告诉她，自己会和罗伯特开启一条去圣地亚哥的朝圣之路；安德烈娅给她打了三通电话，说奥拉西奥想亲自和奥萝拉谈谈；母亲发来信息，“奥萝拉，我的孩子啊，所有人都像抛弃一条狗一样把我抛弃了。我只剩下你了，因为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看待奥拉西奥了。你一有空就赶紧给我打电话吧。”奥拉西奥也给她发出了信息，“奥萝拉。我非常急迫地需要跟你谈一谈。你是全家最好的人，也是最理智的人，我需要让你了解索尼娅的真实面目。我沉默了这么多年，是她逼我在此刻让她的秘密曝光。为了我的荣誉，也为了孩子们的名声。对了，多丽塔也想跟你谈谈。求求你，一有空就给我回个电话吧。谢谢你了，给你一个拥抱。”

加夫列尔对她说，索菲娅和安德烈娅打电话给她，母亲和奥拉西奥发信息给她，他们都在说，都在用话语找到合适的听者，但是对于奥萝拉呢？没有人知道她想讲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属于她的故事，“一则直到今天都一直在冬眠的故事，等待着外界的刺激，一阵突然刮起的微风，让炭火再次燃烧起来，直到最终变成一堆篝火。”或者，那些伤害和侮辱，那些罪过和错误，那些怨恨和灾难，在话语的冬眠状态之后必定会回到当下，必定会成为火焰，所以奥萝拉需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听者，自己说自己的故事，自己听自己的话语，“我感到自己极具危险性。”在细雨中走出去，不说也不听，是唯一的态度，“她毅然朝着生活的彼岸奔去，在那里等待着她的是永生的沉默。”

	编号：C38·2211212·1798
	作者：【英】朱利安·巴恩斯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21年10月第1版
	定价：58.00元当当28.70元
	ISBN：9787544786393
	页数：234页

---

“在爱里，一切都是既真又假。对于爱这个话题，说什么都不算荒谬。”时间：半个多世纪前，地点：伦敦以南十五英里左右，环境：市郊股票经纪人居住区——他19岁，单身；她48岁，已婚，有两个女儿，一次网球混合双打，让他们邂逅了爱情。“爱多爱少，谁控制得了？要是能控制，那就不是爱。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反正不是爱。”一份绵密细腻的情感纪实：第一人称讲相爱，第二人称讲相处，第三人称讲分离。爱情无法被定义，却可以变质和消解。你是愿意爱得多痛得多，还是爱得少痛得少？也许，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关于时间与记忆的真谛：当我们回忆过去，当故事已经反复讲述了很多遍，我们很可能会美化它，又或者丑化它。这其中究竟还有多少真实的成分？英国布克奖得主朱利安·巴恩斯全新作品，抒写无法被定义的爱情，透析时间与记忆的真谛。

---

《唯一的故事》：我的勃勃野心全都在爱上

下一行是这个准三段论的结论部分：因此，酒鬼是爱人的对立面。
——《第二部》

硬皮本的日记，用黑色墨水记下的第一行字是：酒鬼都是骗子；这是“尽力保持客观”的一行字，接下去是：恋人都说实话，也是客观的表述？再往下是第三行字：酒鬼是爱人的对立面——因为酒鬼是骗子，而且都是骗子，因为恋人说实话，而且都说实话，所以酒鬼是爱人的对立面，也就是说酒鬼和爱人不会同时存在，他们非此即彼地成为从不交错的两种身份。这是一个三段论的结论，从条件的阐述来看，都是骗子和都说实话，确定了它严密的一面，这是一种排他性的存在，再无第二种可能：酒鬼不可能不是骗子，恋人不可能不说实话，所以到了三段论的结论，酒鬼也不可能和爱人共存。

没有可能性的存在，没有排他性的结论，没有交集的必然，这就是三段论，逻辑学意义上的三段论，更是去除了模糊的界定。就像在硬皮的日记本上记下，用黑色墨水写好，一切都是无法更改的。但这也正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不可能性存在意味着太绝对，因为没有排他性意味着太自负，因为没有身份的交集意味着太主观，只要有一种怀疑就可能推翻这个逻辑学意义上的准三段论：“我是不是错误地将酗酒和爱看作了对立方。”这个怀疑论的出发点是：酗酒是一种迷恋，爱也是一种迷恋，它们都是绝对主义的表达，“也许酒对酗酒者来说就像性之于恋人。”那么酗酒和爱的相近性反而让酒鬼和爱人并存，最后这个怀疑论变成了更难以解答的疑问：酒鬼会不会只是个改变了他或她的爱恋对象的恋人？

我的日记本，我的三段论，我的怀疑，以及我的困惑，最后终于在苏珊写下的那个条目中被解构了：“用你的墨水笔，让你憎恨我。”酒鬼是苏珊，爱人是苏珊，它们就是一个人的两种身份，当它们共存于我爱的苏珊身上，准三段论的逻辑已经出现了现实的漏洞，甚至变成了一种憎恨，即使删掉了一段话，即使毁掉了笔记本，即使逃避了爱的伤害，这也便成了“唯一的故事”带来的思考：唯一是趋向于记忆的永恒，还是成为内心对于真实的抚慰？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必须从爱本身的源头寻找线索：这是怎样一种迷恋的爱？又如何变成迷恋的酗酒，两者又如何在绝对主义的同一性中变成破绽百出的逻辑命题？

爱如何发生？这是一个看起来简单的过程，这种简单性在逻辑上更是表现了某种随意性：十九岁的我加入了网球俱乐部，成为了夏季会员，拉高了平均智商、降低了平均年龄的我在成为临时会员三个星期之后，参加了“幸运傻子”混双锦标赛，而配对抽签的时候，我和四十八岁的苏珊·麦克劳德成为了一对儿。“谁能想到故事会从那里开始呢？从小到大，我都把那儿仅仅当作年轻保守分子的一个户外活动场所。”这是故事的真正起点，在这个年轻保守分子的户外活动中，一切都不是逻辑上的唯一，会员是临时会员，比赛配对是抽签决定，如果苏珊不是和我一对，那么可能是玛丽，可能是海瑞，但是就是从这个抽签决定开始，我进入到了一个完全看命数的故事中。但是，这随机的一切发生，在我五十年后的命名中，则变成了“不落窠臼，妙不可言”的关系，而这是不是反逻辑和反命运的开始？

只是因为爱。爱成为全部，而这个爱有着太多和爱冲突的背景：我十九岁，称为男孩，或者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甚至还被父母管束着；而苏珊，是一个四十八岁的女人，她身上的标签是一个已婚的女人、两个女儿的母亲，以及和戈登·麦克劳德已经有二十年没有房事的妻子——我和苏珊这一对由抽签决定的网球搭档，在网球场之外是俗世眼中的熟女和小白脸，巨大的年龄、身份差距让这份爱在社会层面多了反对者。但是我坚信和苏珊陷入了热恋，并且为此感到自豪：“我和苏珊都是彼此的第二个恋人，实际上，是准处男处女。”就像逻辑的逻辑一样，背后是感性的力量，或者太年轻，或者太无知，或者太绝对，即使去麦克劳德家是我必须从花园穿过，“我还蛮喜欢这份随意”，于是，在坠入爱恋之后，我们亲吻，我们上床，我们开始性生活，甚至我们搬离去了伦敦同居——第一次“干那事”，是在汉普郡中部的一家旅馆里，十九岁的我尝到了爱最直接的肉体感受，“我已经勃起，那不是泛泛的勃起，而是非常非常特异的勃起。”在热情洋溢的苏珊面前，在款款多情的苏珊面前，在二十年没有性生活而不是性冷淡的苏珊面前，和肉体一样，这份精神意义的爱也不再是“泛泛的勃起”：“我的勃勃野心全都在爱上。”

冲破了年龄的限制，抛却了社会的目光，突围了道德的约束，甚至婚姻的束缚，一场爱变成了勃起的故事。但是当这份属于我的初恋被定下终身 ，当我写信给父母要和苏珊搬去伦敦，当“出逃储备金”成为爱的资本，为什么会发生后来的事，“后来——唉，后来发生的事，自然后来发生了。”它是自然发生的，说不出是突然，也不是意外，最后把整个故事带来了某种悲剧里。为什么后来的事会自然发生？十九岁和四十八岁，初恋者和已婚母亲，这是一种外在的差距，实际上两种身份必然指向两个世界，苏珊的那句话意味深长，“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战争，付出了很多。现在已经不中用了。该是你们这代人接班了。看看我们的这帮政客吧。”是站在过来人的位置，以回望的方式看待生活，和我用野心勃勃的肉体和爱向前望不同，苏珊属于那一代人，而我属于这一代人。那一代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付出了许多”？苏珊说起的是十一二岁时被汉弗叔叔亲嘴，一直到十六岁的这段记忆一定是不愿面对的，“这世上哪有什么正义。来世，不过是一场盛大的桥牌派对，汉弗叔叔叫了六张无将的牌，每手牌都赢了，还说要派对之吻作为奖赏。”

十六岁时的苏珊其实已经怀疑了“这世上哪有什么正义”，而这一代人的我在十九岁时立下了的是野心勃勃的爱计划；还有琼，这个苏珊的朋友没有结婚，但是却是曾经被包养的情妇，在我听来，琼的经历中都是那些具有性功能的词，但对于琼来说，就像她曾经打网球一样，“她是一个实力强劲的单打选手，后来膝盖受了伤，只好放弃。”苏珊说，我们是过气的一代人，只能指望你们这一代人。我和苏珊陷入爱恋，看起来是跨越代际的融洽相处，实际上那一代和这一代，十九岁和四十八岁反而在这场爱中拉大了代际的鸿沟。搬离而同居，这是那一代和这一代相处的一种实践，“为了出逃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笔出逃储备金。”命名为出逃，即使我对于父母的出逃，也是苏珊对于大象裤先生戈登、两个女儿以及整个家的出逃，而出逃看起来更是一个游戏：“她的纯真，我的自负；她的幼稚，我的愚钝。我要返回大学校园了。我觉得给她买根又大又粗的胡萝卜作为离别礼物应该是很好玩的。”

又大又粗的胡萝卜似乎也具有了野心勃勃的性暗示，在同居的生活中，苏珊的出逃储备金可以购买一套小房子，而我则走向社会成为了一名律师，一切的野心勃勃就是为了这份爱。但是这是我的逻辑出现错误的开始，也是苏珊的生活被重新绑架的起点。他的女儿玛莎来找她，关于戈登的故事又出现在苏珊的生活中，他们或许面临离婚的可能，那一次苏珊回了一趟村子，之后她去找了医生，我以为是她和我在一起时怀孕了，对于二十年已经没有性生活的女人来说，怀孕就是爱的象征，但是在那一代人的过期婚姻里，爱并不能拯救婚姻，反而可能会击垮她的心理健康——但是苏珊只是去看了牙医。牙齿的疼痛和难受富有的隐喻意义是：苏珊也跌进了那个被那一代人野心勃勃的爱劫持的深渊里。回村之后据说戈登打了苏珊，“一个男的打了一个女的，一个丈夫打了他的妻子，一个酒鬼打了他清醒的配偶。”我是从这里开始了那个逻辑的三段论，其实关于酒鬼都是骗子的条件来源于打人的戈登，于是从这个条件开始，酒鬼便站在了爱人苏珊的对立面：她的心灵受到损害，它无法坦然面对婚姻的本质，她心底涌现出的是不可言说的耻辱感，而这一切都无法从所谓的爱中获得解脱的力量，相反，它被推向的是一种叫做孤寂的生存境况中，“你原以为一个人从生命中割舍掉一大部分是不会痛苦或纠结的。你现在意识到，如果说当初你第一次在村里遇到她时，她是孤寂的，那你现在把她带走，其实让她变得更孤寂了。”

爱也许是苏珊当初也认为是最重要的东西，爱也许在我看来能弥补一切，但是爱背后的一切“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这是那一代人和这一代人无法消除的代际鸿沟，于是逻辑的三段论开始了变异：苏珊开始喝酒，而且酗酒，而且醉酒，而且摔跤。“她要是再摔跤，我们就得展开调查了。”肯尼医生留下了这句话。当一切以如此方式发生，这一代人对于爱的理解，对于野心勃勃的故事，都变成了另一种叙事：这里一个重要的改变是，一直以“我”为叙事视角的故事突然就转向了“你”，第一人称变成第二人称，在人称和视角的变化中，那一代人和这一代人的对话仿佛开始了：这是作为那一代人的“我”对于作为这一代人的“你”关于生活的分析：你在苏珊被打之后“恍然大悟”，你认识到和她私奔不是他们离婚的原因，你深信爱能够弥补一切，你无法接受苏珊会经常摔倒，在一切都在发生的时候，你还在坚信一个事实：“长期以来，你都难以接受她是酒鬼的事实。她的丈夫既然是酒鬼，她又很讨厌酒，那她自己怎么可能会是一个酒鬼呢？”但是你和她睡一张床却很久没有交欢了，你喜欢好的性爱却发现自己错了——这种错，是那一代人告诉你这是一个“悲伤的性爱”：

悲伤的性爱，就是当她嘴里的牙膏味儿还没有完全盖住雪利酒的甜味时，她小声地说：“凯西·保罗，让我快活一下吧。”而你言听计从。尽管你在让她快活的同时，自己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悲伤的性爱，就是她已经吃下一颗抗抑郁药，而你却觉得自己要是再和她快活，或许能让她更快活一点儿。

悲伤的性爱，就是你深陷绝望，遇到无法解决的情况，被过去的事儿压得喘不过气，灵魂也随着时间的流逝难以保持平衡，觉得自己在发生性爱时，可能会在几分钟、几十分钟的时间里忘乎所以。

悲伤的性爱，就是你觉得她和你、你和她都失去了所有的联系，这时候的性爱成了告诉对方彼此之间的联系仍然存在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告诉对方，你们都还没有放弃，尽管你害怕自己会放弃。

悲伤的性爱，就是在和一名女性交欢时，你想着要怎么除掉她的丈夫，尽管你不是那种人，或许永远都无法付诸实际行动。

悲伤的性爱，就是在她清醒的时候，你们都渴望彼此的陪伴，你知道自己会不顾一切永远爱她，而她也会不顾一切永远爱你，可你——或许是你们俩——如今意识到了相爱未必会带来幸福。

悲伤的性爱，就是不再是你们两个人相关的性爱，悲伤的性爱，就是你们两个人都产生了分歧的性爱，悲伤的性爱，就是野心勃勃遭遇了酗酒而摔倒的人生，悲伤的性爱，就是建立起了这一代人永不走进那一代人的逻辑三段论——当一切被命名为“悲伤的性爱”，这一代人和那一代人的代际鸿沟以“让你憎恨我”作为了注解：因为你走得太远了，开始对父母说谎，开始为了保护她而说谎，开始对她说谎，开始不计后果说谎，“因为你需要创造一个保留完整自我的内心世界——一个能让你自己待着的地方。现在的你正是如此。”爱与诚实去了哪里？还有，她因为酗酒而被女儿送到了布鲁塞尔，之后进入了女性收容所，之后还进入了精神病医院，在她完全成了病态的酒鬼之后，你没有和她在一起，你没有用爱来解决问题，你远离了她，你和安娜成为女朋友，你甚至去找妓女，“无论现在还是后来，你都没有责备自己，也不觉得内疚。”

第一人称的我变成第二人称的你，你却依然要面对分析者的我，而分析之后，你又变成了第三人称的他，不再是对话，而是叙述，不是有着第一人称的我的主观性叙述，而是他开始的对故事本身的叙述，“就好像他是以第三人称在审视和过自己的生活。他相信，这使得他可以更加精准地评估自己的生活。”他听见她说：“快看，凯西·保罗。我要消失了！”他在笔记本上写下：“爱过又失去胜于从未坠入爱河。”但是她又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他又把笔记本里的话删除了，“她早就不喝酒了，事实上，她已经忘了自己曾是个酒鬼。”逻辑的三段论在他的世界中也彻底消失了，那么和爱有关，和她有关，和酒有关的一切是不是变成了那一代人的记忆？而这或许才是这个“唯一的故事”的意义所在：那一代的确已经过去，这一代还需要成长。

那一代并不只是苏珊四十八岁的人生经历，不是汉弗叔叔在她记忆中造成的伤害，不是二十年没有性生活而最终遭到暴力的现实，那一代指向的时间是：半个世纪前，那一代指向的地点是：伦敦以南十五英里左右，那一代指向的环境是：市郊股票经纪人居住区……那一代是过气的一代，那一代是“小村庄”的生活，甚至是乡下，这些记忆构成了那一代的纯真，也让那一代变得幼稚，但是纯真和幼稚绝非需要这一代的自负和愚钝来代替，更不是要用野心勃勃的爱开始一种太年轻、太无知、太绝对的生活，“他从不后悔自己对苏珊的爱。他后悔的是，他当时太年轻、太无知、太绝对，对于想象中爱的本质及其运作方式太想当然。”那一代最后的象征是苏珊的死，而这一代最后的隐喻是“我”的回来——第三人称的“他”又变成了第一人称的“我”，意味着必须直面现实，必须反省自我，必须书写唯一的故事。

苏珊曾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一塌糊涂，可能已经夭折，可能没开始就已告终，可能只存在心里，但一切的故事具有的是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意味着“曾经他们相爱过”，“每个人都一样。这是唯一的故事。”唯一的故事，是关于真实的故事，是相爱的故事，是每个人的故事，即使那一代是那一代人的纯真和愚蠢，即使这一代有这一代人的自负和愚钝，即使那一代和这一代的爱里有悲伤的性爱，有怀疑论的三段论，有暴力、酒和死亡，但是唯一的故事是真实的关于爱的故事，是自己看见生活的故事，是爱不再走向对立的故事：

但我的一生，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在呼唤我。于是，我起身看了苏珊最后一眼，我的眼里没有泪水。往外走的时候，我在接待处停了下来，问最近的加油站在哪里。那小伙子耐心地做了回答。

	编号：C38·2211212·1796
	作者：【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5年03月第1版
	定价：18.00元当当8.90元
	ISBN：9787020107469
	页数：115页

---

“大逃难开始了。”在巴黎街头，幽灵将会出现，“女人们都浓妆艳抹，男人们也像黑鬼一样，打扮得花里胡哨：穿着鳄鱼皮鞋和五颜六色的衣服，戴着白金戒指。”《夜巡》出版于1969年，是莫迪亚诺的第二部小说，进入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决选名单。这也是莫迪亚诺部被翻译成英文的作品。小说的叙述者为抵抗组织“地下骑士团”工作，但他同时服务于法国的盖世太保。如何成为叛徒，如何不成为叛徒？这个问题始终缠绕着他。通过这本令人震惊的书，这本既温柔又残酷的书，莫迪亚诺试图为这段往昔岁月驱魔，虽然他并未在被占领的巴黎生活过。他唤醒了死者，以一种急促的乐调牵引着他们，完成这奇异的夜巡。对于莫迪亚诺来说，对记忆之遗忘和无法忘记成为一种梦魇般的存在，“如今，我感觉到记忆远不如它本身那么确定，必须不停地与健忘和遗忘斗争。”

---

《夜巡》：里面没有我的位置

将来又会如何呢？我会跑啊跑，一直跑到一个空场上。都来不及喘息一下，就被人架上了断头台。

对未来的疑惑，恰恰就是给出了未来一个确定的结局：被人架上断头台——一种死亡，一种带有惩罚的死亡，一种毫无尊严的死亡，已经写在了自己人生的末端，在通往这条将来的路上，奔跑也好，喘息也罢，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点。当死亡已经确定，奔跑和喘息又有什么意义？当无意义的一生被书写，“我”所面临的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谁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将我“卷走的旋涡”又是什么？

有旋涡将我带走，有死亡架在我面前，是因为我在生活中什么也抓不住，抓不住的生活，和确定的死亡构成了一个冲突性的结构，这或许就是莫迪亚诺所要书写的流浪生活。其实，从一开始我是一个有着人生理想的青年，对医学感兴趣，即使不忍看伤口和血迹，但也知道道德上的丑恶；善于从坏的方面观察人和事，是以防被人暗算；18岁的时候，每月用假证从海军那儿领取养老金，也是为了一种安静的生活，“我很少和人交往，除了我的母亲、几只狗、两三个老人和莉莉玛莲。”读书或者散步，绝对谦卑，喜欢中性颜色的衣服，就是不想引人注意，就是拒绝和同龄人一样成为活跃者……甚至当我成为敲诈勒索者，成为流浪无赖，成为告密者，成为眼线，成为杀人犯，但我还是一个孝子，用那些钱给母亲在洛桑买了别墅，把母亲安全送走，“这是我唯一的告慰。”

但是那句“你将死在断头台上”却恰恰是那晚母亲弯身向我对我说的话。我唯一的告慰是自己是个孝子，这是一种对于出生的尊重，而生的尊重就是对母亲的保护；但是母亲的话又指向了我唯一的结局：推向断头台的死——当生和死以如此割裂的方式存在，谁将我卷入旋涡？因为我认识了中尉，之后认识了地下网成员，“你准备加入我们的地下网吗？良心未泯的人都会参加的，你不该有丝毫的犹豫。你同意加入了，是吧！”加入地下网，就是加入抵抗组织，就是在混乱时期面对那些恶棍，就是打击那些匪徒，“他们疯狂地镇压一切爱国的和正直的人们，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征用了十六区契玛罗萨广场乙3号的一所私人住宅。他们的机关公开叫作‘巴黎-柏林-蒙的卡罗贸易公司‘。”

这就是我的任务，而中尉和地下网给予了这个伟大斗争一个象征符号，那就是“朗巴勒”，“此人无踪无影，无法捕捉。他会以最激烈的方式采取行动。”当我问中尉，朗巴勒是谁，中尉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是我们唯一的希望，那些恶棍和匪徒听到这个名字就会“因为惧怕和钦佩而声音颤抖”，“现在让无耻匪徒和出卖灵魂的人占了上风，但朗巴勒绝不会饶过他们。朗巴勒会既快又狠地打击他们。”朗巴勒是地下网的希望，却也是那些恶棍和匪徒的致命敌人，当这个名字成为象征符号，其实也是每个人的名字——中尉就把新加入的我叫做“朗巴勒”，“鼓起勇气来，朗巴勒。”当名字成为一种象征，实际上命名的背后已经去除了人具有的唯一性，一个问题便是：我又是谁？

“我”，第一人称单数，作为叙述者，“我”是有预设的：我是很少有人交往的人，我喜欢读书和散步，穿中性颜色的衣服，我对医学感兴趣，当然，我是一个孝子，为母亲购置了在洛桑的别墅。这是“我”，但是当这一切被改变，加入了中尉地下网的我便成为了一个符号，和这里的所有人一样，成为了“鼓起勇气”的朗巴勒。所以“我”从第一人称单数变成了具有符号意义的第三人称，甚至连人称都不是，正是这种解构性的存在，“我是谁”便成为了另一个问题，也正因为这个问题的存在，“我”被取消了身份，而取消了身份的“我”又加入了情报部门，第一人称又拥有了另一个第三人称的名字：斯温·特鲁巴杜尔，在加入的那一夜，所有人都高举酒杯围过来，“为斯温·特鲁巴杜尔干杯！”

加入地下网的时候，中尉告诉我的任务就是以朗巴勒的名义打击那些恶棍和匪徒，总督和菲利贝尔是必须除掉的对象，但是当我拥有了假警察证和假持枪证，成为了情报组织的人员，总督又给了我任务，就是除掉中尉为首的地下网。他们给了我假证件，他们给了我钱，他们也给了我做叛徒的机会，“今天晚上一网打尽，好孩子，我们等着你呢。”当我终于提供了中尉的地址，并带着总督将中尉抓获、将地下网的人员一网打尽，我便成为了情报组织最得力的人员。从第一人称的“我”到第三人称的“我”，再到地下网的朗巴勒，再到情报组织的斯温·特鲁巴杜尔，我到底是谁？

我到底是谁的疑问就在于我没有立场，在那个七月的巴黎，在那个战争阴影笼罩的法国，其实谁是正义谁是邪恶一目了然，总督要抓住那些地下网的成员，就是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埋葬我父亲的时候，我孑然一身晚上非常冷，我就睡在我父亲的坟上。十四岁时到艾斯教养院……然后是惩戒营……弗雷纳监狱……我遇到的尽是像我一样的流氓恶棍……人生啊……”只要打掉地下网，自己就能翻身成为警察局长，这是一种权力的拥有，而和总督在一起的那些人，浑身也散发着腐烂的味道，他们利用各种阴谋化解抵抗组织。所以当我加入他们，我便从事的是“散发着背叛与暗杀恶臭的荒淫无度”，和立志“从容就义”的中尉不同，当我出卖了地下网成员，我内心甚至给自己宣判了：在法庭上，我将和总督、菲利贝尔以及其他人一起出庭，公诉人会列举我的罪状，其中包括出卖同志、行凶施暴、偷盗、暗杀、各种走私，“在我写此文的时候，这全是家常便饭。”而总督统治的这个小团伙在将来的法律编年史上会被称为“契玛罗萨广场的匪徒”，“这些都是我知道的可耻行为，在道德、正义、人性重新树立在阳光下的时候，我将会哑口无言，而那时，整个巴黎将恢复光明之城的称号，世界将恢复旧观。

但是在这是非清楚的命运面前，在这泾渭分明的行动面前，我为什么要选择成为两面派？是选择，却也是无法选择，“是我的错吗？双方都让我当间谍啊。我不愿让任何人失望。既不想得罪总督和菲利贝尔先生，也不想惹恼中尉和圣西尔军校那些年轻学员。”曾经读的是《叛徒文选：从阿尔西比亚德到德雷福斯》，我走向脚踏两只船的命运，“有何不可？”因为它符合我的调皮性格，“我的意志不够坚定，当不了英雄，同时又漫不经心和随随便便，也成不了十足的恶棍。不过，我倒非常机敏，好动，还特别热情。”意志不坚定所以脚踏两只船，所以成了叛徒，所以两面派都不讨好，但是这个取消了作为第一人称之“我”的命运，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必然：没有好与坏，没有善与恶，“这些人虽分裂成了两个对立派别，但早已秘密结盟要毁掉我。总督和中尉不过是一个人。”

所以在这样的时代里，“我自己不过是一只惊慌失措的飞蛾，从这个灯火飞向那个灯火。每次都烧焦点翅膀。”这便是巴黎的现状，这便是时代的迷失，“七月，人们离开了巴黎。”他们烧掉了文件，他们涌向巴黎的城门，他们最后一次汇聚在香榭丽舍大街和布洛涅森林公园的茶座上，这就是“夏天的凄苦”：“一旦他们走了之后，幽灵就会出现，将我团团围住。”一方面，成为了象征符号的我就是幽灵，我可以自由敲开每扇大门，可以亮出我的警察证，可以搜查整个宅邸，“我可以进入区内的每幢房屋。城市属于我了。”人们离开巴黎，城市属于幽灵，所以城市也都没有了“我”，我成为了一种虚设，而这个现实就是莫迪亚诺引用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所说的疑问：“为什么我居然等同于我自己憎恶并同情的对象？”

我等同于我的对象，我的对象是自己憎恶并同情的，我是主体也是客体，客体即被憎恶也被同情，在这个充满悖论的疑问中，我是谁便成为莫迪亚诺的母题，而这个母题本身就抽离了作为出生的具体性，母亲在洛桑，父亲又是谁？那张画像里保留了父亲的属性？可是它又变成了一种符号；“每条街，每个路口都引起我的回忆。格拉夫，我在那儿遇见了莉莉玛莲。克拉里齐旅馆，我父亲逃往沙摩尼克思前住的地方。马比耶舞厅，我常和罗西妲·赛尔让去跳舞。”这是具体的巴黎，这是活着的巴黎，但是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里面没有我的位置。无所谓。”没有我的位置，就是没有第一人称的位置，就是没有具体的、活着的位置，所以成了两面派，所以指向了断头台的死。

但正是因为我成为憎恶并同情的对象，所以在通向断头台的死中，“我”还是在寻找这个主体，寻找巴黎的人，寻找时代的生者。“对我来说。感人之处就在鞋上。”这是一种对人的认可，鞋在行走，鞋在选择，鞋代表方向，确定人不是靠手的躁动，不是靠面部表情，不是靠眼光和声调，只靠鞋，从鞋出发，人才是活着的，才是有尊严的；还有布洛涅森林公园里最后留下来的科科·拉库尔埃斯梅拉达，“我用这些钱保护科科·拉库尔和埃斯梅拉达。没有他们，我就会太孤单了。”两个人代表着生命，“我选择了世上最穷困的两个人，但在我的这种爱中并无半点温情。谁若胆敢冒犯他们，哪怕是一点点，我非砸烂他的脑袋不可。”还有对自我的确认，镜子中我称自己是“朗巴勒公主”，住宅里面对父亲马克西姆·德·贝尔-雷斯皮罗的自画像，还有行李上写着的名字马赛尔·贝蒂欧……每一个具体的名字都在丰富“我”，都在重新定义自己——当然，还有巴黎，巴黎有着回忆，有着往事，每条街、每个路口都留下了活着的记忆，“我喜欢这个城市。她是我的故乡。我的地狱。我年迈、粉面的情人。”

但也是最后一次观赏巴黎，在这个没有第一人称的“我”存在的城市，在这个只有两面派存在的城市，在这个最后通向断头台的城市，在这个没有我的位置的城市，逃跑也是最后的选择，“在这种游戏中，终要毁掉自己。但归根结底，我从不知道我是谁。”终要毁掉自己，一种死的存在会抹杀所有生，不知道我是谁是逃避却也是自我保留，我是“我”，我不是“我”，就像巴黎是“巴黎”，巴黎不是“巴黎”，最后在生和死之间，在有和无之间，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我半睡半醒，继续向前行驶。”

	编号：C38·2211108·1793
	作者：【俄】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21年10月第1版
	定价：56.00元当当28.00元
	ISBN：9787533965679
	页数：190页

---

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的中篇小说《欢乐的葬礼》发表于1997年，该书入围了俄罗斯文学布克奖。1991年8月，在纽约一间闷热的公寓里，一群俄罗斯犹太移民聚集在一位名叫阿利克的艺术家的临终床榻前。阿利克是一个魅力四射的人物，人们都很喜欢他。乌利茨卡娅细腻地描绘了他们对这位垂死之人的复杂情感，以及他们那些不断被一些争论打断的关于俄罗斯生活的回忆。同时，乌利茨卡娅在小说中也设置了一些有趣的问题：阿利克爱的是谁？他在临死前是应该像他那酗酒的妻子尼娜迫切希望的那样去接受东正教洗礼，还是应该由一位拉比来使他重新接受出生时的犹太教信仰？而此刻，莫斯科的政变对这些移民者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欢乐的葬礼》书写了俄罗斯犹太移民在纽约的生存境遇，通过聚焦艺术家阿利克临终的一刻，穿插各式人物经历与记忆的碎片，编织出移民者复杂的思想与彼此羁绊的情感世界。

---

《欢乐的葬礼》：我也是来客之一

“你没认出来吗？那是布罗茨基，他就住在这儿附近。”
“真的就是那个布罗茨基吗？”瓦莲京娜惊奇地问。
——《十》

美国，纽约，人群中，大街上，看到了布罗茨基，认出了布罗茨基，确认真的就是布罗茨基，这对于刚来美国的瓦莲京娜来说，是一件惊奇的事：惊奇就在于异国他乡看见俄罗斯同胞，能在陌生的城市发现熟悉甚至可以亲近的元素，怎么不令人心潮澎湃？

但是，看见和认出了布罗茨基，确认真的是布罗茨基，为什么没有上前打招呼？为什么布罗茨基没有走向他们？为什么背后仿佛是另一种距离？那是的布罗茨基一定已经加入了美国籍，这个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的诗人，之后并没有回过苏联，甚至他的父母想要来美国看望儿子，也被当局以各种理由拒绝，和家人天各一方，这便是布罗茨基的命运。而当在纽约的大街上看到这个生于苏联的著名诗人，对于刚移民美国的瓦莲京娜来说，是一件惊喜的事，这是此处与彼处，曾经的祖国和移民的国家，著名诗人和平民自己隔阂的某种消除，但是这种看见和认识更多是一厢情愿，此处和彼处还是隔着遥远的距离，曾经的国家和移民的国家还是有着更多的差距，著名诗人和平民之间还是没有形成呼应。

这或许就是这些移民美国的俄罗斯犹太人必须面对的共同现实——或者，没有回应和存在差距的现实也是作者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最大的问题。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这个名字，也不曾阅读过她任何作品，选择购买她的这本小说也早已忘记了缘由。大概是简介中被标注的赞誉吸引了我：她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质之一，她是俄罗斯文学布克奖、大书奖获得者，她是俄罗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作家……这是腰封上关于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的“头衔”，俄罗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作家显得太过广泛，俄罗斯文学布克奖是闻所未闻，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更是一个空泛的说法——如此，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依然是陌生的，这些所谓的光环更像是一种牵强附会。

就像布罗茨基不会主动走向纽约街头两个看上去像是俄罗斯人的陌生人，更不会用俄语向他们礼貌而友好地打招呼，瓦莲京娜和阿利克的看见具有的只是某种象征意义，甚至那只不过是他们可能的幻觉。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进入阅读的视野，也完全变成了一场幻觉——只花了一个多小时，就从第一句：“天热得一塌糊涂，湿度达到百分百。”看到了最后一句：“伊琳娜轻轻抚摸着女儿红色的头发，这一次麦卡没有咕哝着闪避开去。那么，伊琳娜想，这大概就是一切的结局了吧。”190页的故事没有惊奇，10万字的小说不起波澜，平平淡淡，乏善可陈，连叙事本身都体现着文字的苍白。

俄罗斯犹太人来到人生地不熟的美国，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他们的境遇或者就像小说的第一句话：“天热得一塌糊涂，湿度达到百分之百。”潮湿的美国，闷热的美国，阿利克患了重病即将去世的美国，对于这些远涉重洋来这里的人来说，一定是不适应。“他们大多数人只带了二十千克行李和二十个英文单词就来到了这个国家，把工作、父母、邻里等大大小小事情都抛诸脑后，并与之决裂。”二十千克的行李和二十来个英文单词，都是可怜的数字呈现，这个数字是脆弱的，是无力的，它不足以支撑起每个人的生活、工作和情感。这是决裂之后寻找新的可能性的困难，“他们最难意识到的决裂是对母语的陌生感，这些年来，他们所说的母语越来越机械，越来越实用。”不光是语言，更多的还有对新环境的适应问题，还有如何面对被抛弃在俄罗斯的人和生活。

焦亚虽然来自意大利，但是和他们一样，面临如何在陌生环境中学点俄语的困惑；菲马是家里的第三代医生，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来到美国已经五年，她只能委身于一家收费昂贵的私人诊所当实验室助理，至今也没有通过美国医学考试；伊莲娜来自传统的马戏家族，在俄罗斯的时候，她和阿利克是恋人，但是被父亲阻止，之后日益剧增的感情之重让他们选择了分手，之后伊莲娜来到了美国，八年来，她没玩都少睡两个小时，为了在美国拥有属于自己的职业，而八年来，她曾尝试自杀，因为她流产了，而之前生下来的卖卡却患了自闭症，母女仿佛生活在黑暗之中。还有瓦莲京娜，她是以和米基假结婚的方式获得了证照，最后发现米基其实是同性恋，当她最后踏上了那块土地，在阿利克的帮助下，他们产生了感情，“这一次，瓦莲京娜知道，将会永远如此，谁也不会再离开谁，无论是瓦莲京娜和阿利克，还是阿利克和尼娜。”

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阿利克无疑是个中心人物，作为一个画家，他来到美国之后画作无人问津，曾去过印度探索那里的古老智慧，但是回来只是带来了一只空空的篮子；和尼娜结婚，和伊莲娜保持着关系，又和瓦莲京娜感情加深，处在这个漩涡中给他带来的不是女人的争风吃醋，而是和谐共生，甚至他让患有自闭症的麦卡回归正常生活；但是他染上了重病，按照菲马的判断，“他最后那点能活动的肌肉在膈膜处，现在也已逐渐僵化。接下来几天，他必定会窒息而死。”当面临死亡，阿利克没有像美国人通常问出的那样：什么时候关掉机器？阿利克做出的决定是：在一切结束前离开医院，“这样一来，也就拒绝了通过使用可悲的药物来人工延长生命。”

这是观念的不同，这是文化的差异，这是生活的区别，而这种相异性聚焦于阿利克是不是应该在死亡之前接受洗礼这个问题上。从白俄罗斯来的玛利亚，是被亲戚邀请而来的，因为这个“袋子夫人”总是拿着走私草药，据说这种走私草药疗效很好，尼娜在东正教的教堂里认识了玛利亚，自然也想到用她的草药为阿利克治疗，于是她也来到了阿利克的住处，当玛利亚给阿利克脚上涂上草药，她对菲马说的是：“你必须得相信上帝。没有上帝的话，连植物都长不起来！”草药其实百无一用，但是玛利亚将其上升到信仰层面，“他必须受洗，否则什么都没用。我是认真的。”当时激起了尼娜的反感，“玛丽亚·伊格纳季耶夫娜，他不想受洗，我得告诉你多少次才行呢？他不想受洗！”但是在死亡面前，在上帝面前，信仰基督教的尼娜最后想让阿利克受洗，阿利克对此的说法是：“问题是，我本身是个有头脑的犹太人。这些圣礼在有些方面有点傻气，如戏剧一般，而我不喜欢戏剧。我更喜欢电影。”

所以阿利克笑着说，“那就去吧，叫你的神父。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也请一位拉比过来。”这就是阿利克所说的戏剧，犹太人受洗，要神父在场，也要拉比在场，两种宗教，两种方式，其实和信仰已经无关。找到神父是没有问题的，维克多就成了阿利克受洗的神父，但是拉比就显得有点难，尼娜找到了前夫廖瓦，廖瓦介绍了来自以色列的梅纳什。那天是维克多先来到阿利克那里，梅纳什之后到，但是当他看见已经有神父在场，马上就有了不快，尽管维克多给他投去了微笑，并且用希伯来语回应梅纳什，“我也是来客之一。”这是一句和宗教有关的话，不管是基督教还是犹太教，每一个教徒都是上帝的“来客”，所以这体现了信仰的平等性。但是对于梅纳什来说，犹太教的正统性依然使他开始蔑视神父。他在阿利克面前说：

我从一开始就是个犹太人，至死不渝。这对我来说很简单。不过你可以选择。你可以谁也不是，我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异教徒。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犹太人，这有充分的理由，是由你的血统决定的。或者你也可以做个基督徒，捡起从犹太人餐桌上掉下来的面包屑。我不想评价这些面包屑的好坏，只是它们在历史上的起源极其可疑。如果一个人是诚实的，耶稣基督牺牲自我这种关乎全能者三位一体的基督教理念，难道不是异教徒最大的胜利吗？

这一段话根本是在取消信仰的平等性，在他看来，基督教徒只不过是从犹太人餐桌下捡起了面包屑。对此神父的说法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没有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区分，哪怕在最直接的意义上也是如此！”信仰和观念上的差异体现在这场被阿利克称之为“戏剧”的受洗仪式上，而对于每一个和俄罗斯决裂的人来说，美国也不是他们像家一样的存在，无法活在祖国，也无法安然成为新的美国人，这就是属于他们的“戏剧”。而实际上，所谓的和俄罗斯决裂，也是不充分的，当消息播报莫斯科发生政变，大家都开始关注，“这个国家已经深入他们的灵魂与骨髓，以及所有与它相关的、属于他们每个人的、各不相同的思绪——他们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结牢不可破。”这是一种断裂的感觉，一方面他们跨越了国境，在新的土地上扯断了旧时的根基，为的是拥有新的色彩、新的气味和新的结构；另一方面，和俄罗斯千丝万缕的联系，更让他们感到厌恶、痛苦和害怕——尤其是他们从新闻上得知，三个年轻人被杀害，“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还从未见过一场这样的葬礼，仿佛所有病态的、腐朽的、邪恶的事物都如同泔水一样被泼掉，如同一桶散发着恶臭的垃圾一样顺着水流漂走了。”

断裂是存在的，差异是客观的，新与旧的矛盾是尖锐的，但是，和发生在莫斯科的葬礼不同，阿利克的死亡最后带来的是“欢乐的葬礼”——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用了极其乐观的方式重新制造某种平等性。在莫斯科事件发生之后，临死的阿利克梦见了家乡，他看到了美好的存在，所以他没有支持某一方或反对某一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这两者的喜爱程度是相同的。”当阿利克迎来了死亡，尼娜的悲伤不言而喻，“‘死亡’‘他已经死了’和‘葬礼’，这些言语不断在尼娜耳边回响着，但都没能刺破那层看不见的屏幕；在尼娜脑中已经形成的新图案中，并没有这些言语的位置。”维克多来了，梅纳什来了，最重要的是麦卡来了，她带来的是阿利克生前录好的一盒磁带，在磁带中，阿利克是快乐的，他号召参加他葬礼的人举起酒杯，“你们这些人是怎么了？别哭，我说了！把酒喝起来！干杯！尼娜，敬我一杯！小T恤，关一会儿录音带，亲爱的！”

生前录好葬礼上的磁带，这是提前介入的葬礼仪式，在这里没有死亡，没有悲伤，只有好酒，只有狂欢，“欢乐的葬礼”举行，这是一出戏剧，这是一种艺术——或者正好回归阿利克作为艺术家的身份，或者仪式本身就是在阐述最真切的艺术，“在生活中，他可能是一个艺术家；是的，他像艺术家一样生活。”像艺术家那样生活，为什么还要管那个国家？伊莲娜对象征未来的麦卡说：“别担心，那里从来就不会有真正风平浪静的时候……”终于最后一句是，“那么，伊琳娜想，这大概就是一切的结局了吧。”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用这个面向未来的乐观主义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当生活变成艺术，当葬礼变得欢乐，隔阂也将不断被消融，未来终将是可期许的——但是仅仅如此，一场戏剧的演出，一种行为艺术的发挥，真的能解决这个群体的所有问题？太过于悲观之后是太过于乐观，而无论是悲观还是乐观，都只是在一种浅层的表面滑行，它是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的预设，最后留下的是“布罗茨基”符号化的存在，没有人在街上回过头转过身对他们说：“对，我是布罗茨基，我就住在这儿附近……”

	编号：C38·2211108·1792
	作者：【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21年11月第1版
	定价：59.00元当当29.50元
	ISBN：9787544787796
	页数：276页

---

“砰”的一声，枪声响了，但乌鸦并未坠落……纷乱时代里的小人物，寂寂无名却熠熠生辉，让人心疼也令人意外。背着步枪的孩子和惊恐地目睹了他那百发百中枪法的德国兵，枪决路上幻想重获自由的游击队员，靠每租半小时床垫赚五十里拉的狡猾小摩尔人，专注于舔奶油糕点而互相忘了对方的小偷与警察……《后来的是乌鸦》简体中文版首度面世，收录卡尔维诺亲笔前言，“一九四九年的时候，埃伊纳乌迪出版社以《后来的是乌鸦》为题出版了我部短篇小说集，它囊括了我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期间写的三十篇短篇小说，而这其中的大部分也已经刊登在报纸上。”三十个故事伴随卡尔维诺走上最初的文学之路，澄清并界定他的诗性世界：这里没有被愤怒感和厌倦感所污染，没有被冲突所激化，你能呼吸到最为纯净的空气，被誉为“通往卡尔维诺小说世界最清晰的一条路径”。意大利知名艺术家Riccardo Verde为每篇故事倾心绘制插图。

---

《最后来的是乌鸦》：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也许是这乌鸦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他的一个幻觉。也许人在快死的时候，会看见各种鸟飞过，当看到乌鸦时，就说明时候到了。
——《最后来的是乌鸦》

“最后来的是乌鸦”，小说集的名字在中文阅读体验上存在的歧义是明显的：“最后来/的/是/乌鸦”，或者“最后/来/的/是/乌鸦”，“最后来”三个字区别了不同的语境：乌鸦是最后到来的鸟，乌鸦是最后来的存在——关键在对“来”的解读，如果组合成后来，那么这是一个副词，如果来是到来，那么就是一个动词。当然，中文翻译的歧义在中文版本的设计中消解了，“最后”两个字和“来的是”采用了不同的字号，而“乌鸦”的字号更是加大了一号，于是很清楚地表明：那只乌鸦是最后到来的，那只乌鸦是最后被打下来的。

最后到来的是乌鸦，那么最后之前到来的是什么，之前的之前又是什么？如此往前推，最先到来的又是什么？是用枪对准，最先打中的是一只小鹰隼，扣动扳机之前空气是清朗而通透的，扣动扳机之后，小鹰隼像石头般落了下来，空气中弥漫的是好闻的火药味；之后是听到脚步而受惊的小野兔，当它穿过小路即将消失在灌木丛的时候，枪声响了；之后好像对准的是戴胜，一声枪响，它掉了下来，然后是槲鸫，然后是沙锥，当它们一只只掉下来，当空气中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最后来的就是那只乌鸦。

最后到来，是从最先到来开始的排序，是经历了不同枪声之后的目标，是空气充满了火药味之后的继续，当“最后”成为终点，“来”作为展现动作的动词，却是从最先到其后到然后构筑的一种连续性不安，它以扑面而来的方式看见了身边的死亡。那是拿着枪的小伙子，在行军中对准兔子和鸟儿射击，但是这个从最先到最后构筑的连续性动作曾经受到了阻止，指挥者对他发出的警告是：“不管是山鹑，还是蟋蟀，我都跟你说了。把枪给我。你要是再让我生气，就给我滚回家去。”但是小伙在的枪还是响了，这次不是对准鸟，也不是对准野兔，“小伙子早就已经看中他们中一个人胸前的金色扣子了，并瞄准了这扣子，开了火。”最后到来的才是一只乌鸦。

小伙在开枪，小伙子行军，小伙在明处，暗处是士兵，他已经无处可逃，躲在那里的时候他害怕小伙子的枪对准的是自己，但是当他发现小伙在总是朝着天空射击，他想：“如果他正专注于打鸟，就不会太注意我。他一开枪我就扑到灌木丛里去。”在小伙子打中沙锥的时候，士兵没有扑到灌木丛中，当小伙在打中松果的时候，士兵也没有扑到灌木丛中，而当他看到乌鸦在空中飞过，他认为小伙子一定会瞄准乌鸦，那么机会就来了，但是小伙子的枪没有响，乌鸦好在头上盘旋，并且越飞越低——小伙子没有看到乌鸦？或者士兵看到的乌鸦是一个幻觉？幻觉出现在死亡之前，幻觉也是人在死前出现的现象，所以为了击破幻觉，为了让小伙在能看到乌鸦，士兵站了起来，指着天上的乌鸦说：“那里又只乌鸦。”他指引着小伙子将注意力集中在这只乌鸦上，只有这样，他才能找到机会从灌木丛那里逃走。

枪响了，“子弹正好打在他制服上绣着的那只展翅老鹰的正中间”，而那只乌鸦也打着圈徐徐降下。乌鸦被打中了，制服上的老鹰也被打中了，士兵终于没有能在小伙子打中乌鸦的时候扑到灌木丛中，乌鸦降下，士兵倒下，他们其实在小伙子的枪口下变成了同一种存在。为了让小伙子瞄准乌鸦而站出来告诉他，想要逃离的士兵反而变成了枪下的乌鸦，这是不是一种失误性的自杀？“最后来的是乌鸦”可以更换成如下的事件：最后倒下的是士兵——到来和倒下都是动词一种，在扑面而来的死亡中，谁还能用一只乌鸦来解救自己？死去而无法被解救的还有《贝韦拉河谷的饥荒》的俾斯马。那是一九四四年的时候，贝韦拉河谷上都是人，战争还没有结束，因饥荒而成为难民的人却在不断增多，当他们的生活必需品都消耗完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城里搞点东西来，但是谁也不敢去城里，因为必经的那条路上日日夜夜都在发生爆炸。

但是骑着骡子的俾斯马却去了，他沿着那条被轰个不停的路去了城里，人们等待着，很长时间过去了，他们认为俾斯马早就死了。但是有人看见远处有人走来，他就是俾斯马，他没有死，他带来了事物和水，他成了救命的英雄。此后的每天，俾斯马都要去弄点面包，而且他也总是能穿过枪林弹雨回到山谷，“人们都说俾斯马一定跟魔鬼签了什么契约。”那一次人们又看见俾斯马完全地回来了，但是黑衫军发现了他，他们用枪指着俾斯马，但是俾斯马并没有害怕，或者他还像英雄一样不怕子弹——枪声响了，黑衫军里那个长斑的家伙向他扫射，终于人和骡子都被打中了。也许没有真正不死的英雄，也许没人和魔鬼签署契约，也许俾斯马也是被幻想出来的符号，最后来的是乌鸦，最后死去的是俾斯马，即使他没有倒下以立着的方式死去，在战争和饥荒中，谁也没有见过奇迹的发生，“俾斯马给他们埋了；骡子呢，给他们弄熟了吃了。它的肉很硬，但他们饿坏了。”

士兵和最后的乌鸦一起死去，最后的俾斯马和骡子被扫射致死，战争中谁也不是自我的救赎者，而死亡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存在敌人，就是因为有枪杀的子弹，就是因为“血液里的同一种东西”。当德国纳粹的武装党卫队把小伙子的母亲抓了起来，他们的内心里当然是仇恨，“在他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变了，对现在这种生活的兴趣，还有可能遇到的风险，都不再是他们身外之物了，而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东西，已经沉浸在血液之中了。”这是对母亲的爱，这是对法西斯的仇恨，当他们来到共产党人的家里，当他们在共产党人的女人那里知道了枪可以藏在筐子里，他们就已经准备好了战斗，“一种他们内心深处的东西，就好像母亲的意义一般，一个一旦被决定后整个人生都有所改变，并且伴随他们一生的事情。”当离开共产党人的房子，哥哥说自己要去当游击队员，这就是要把内心的仇恨发泄出来。但是当他们坐在乌鸦岩，共产党人却问起这些岩石，这些沟壑，这些山峦，它们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地球到底有多少岁了？而兄弟俩和所有人一起坐下来讨论这些问题。

他们要离开共产党人的家，是因为他们认为反抗者还过着奢侈的生活，血液里流淌着的仇恨会在这种奢侈中消失殆尽，所以要去找游击队，要和大部队一起上山。共产党人为什么问起乌鸦岩是怎么形成的？地球经历了多少代？乌鸦岩当然不是最后来的乌鸦栖息的地方，它也和兄弟内心的仇恨无关，但是一定是关于时间的，和“最后来的乌鸦”所体现的时间观一样，动词的连续性意义就是维护了时间的在场，而这一场战争呢，也是在场的，所以这些和时间有关的关于地质意义的问题，最后其实回到了现实层面：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这就是“最后来的战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士兵和俾斯马都做了回答，而在《营房里的焦虑》中，亲身经历了战争的人对此的回答是：没有最后，因为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四〇年有战争，四一年有战争，四二年也有战争；一月的床，二月的床，三月的床，都是空空的床，他们说，四五年的时候，战争会结束，他们说十一月的时候，战争会结束，但是这到底是战争结束还是生命终结？

空的床，“那里肯定藏着什么值得期待或是叫人担心的东西，太平，或是死亡，但更是什么秘密的、充满敌意的东西，这是他搞不懂的。”这便是“营房里的焦虑”，因为看不到最后的界限，因为营房本身也成了监狱，“营房，这个代表着不公的巨大建筑物，连同它的石阶，它脱落斑驳的门，它苍白的办公室，它楼里的拒马，如今却变成了法律，在步步紧逼着他，就好像要审判他记忆中那些冒失的冲动。”它甚至比战争本身还让人恐怖，所以在逃离了营房之后，即使面对可能敌人的射击，也是一种摆脱，“对他来说，那个灰色的营房再也不存在了，湮没在他意识的深处。”最后的世界是草丛，是阳光，是空气流通的符号，它们被叫做“自由”。

大约这才是“最后来的自由”。但是战争真的结束了吗？那个脸色黄蜡的赶骡人曾经说过，“战争永远不会结束，但世界末日在战争结束之前就会来到……”他们亲历了战争，他们参与了战争，他们和战争保持着某种特殊的关系，当战争不会结束，那么最后来的自由是不是也是一种幻觉？这些和战争有关的“抵抗故事”构成了卡尔维诺的一个系列，“读起来像是悬念奇遇或是恐怖冒险小说，那个年代我们很多作家都是这种叙述风格。”战争在那里发生，是此时此刻的存在，而此时此刻并不是过去的某段时间，并不是会迎来最后的结局，战争没有结束，战争永不结束，战争，当然在战争之后还在发生。

《装螃蟹的船》里，多罗里广场的小伙子和同伴们上了那艘船，这是在战争期间被德国人打沉的船，当小伙子们登上船，战争慢慢走近了它们：船身上写着“Abukir，Egypt”的字样；梅宁警告说船上埋了雷；但是大家还是上了船，看到了船舱里成千上万的螃蟹，它们就像战争期间行军的士兵；而且他们看见了一个女孩，卡鲁巴说她是和阿雷内拉一伙的，而他们和阿雷内拉势不两立……当他们走向小女孩，小女孩用棍子将水母举起来，然后拍到了马利亚萨的脸上，脸上马上有了一种烧皮肤的感觉，于是马利亚萨叫喊着：“从现在开始，我们帮里也要有一个女人！梅宁！你让你妹妹过来！”《被施了魔法的花园》里，乔万尼诺和塞雷内拉走近了一幢神秘的别墅，看见了墙上收集的蝴蝶标本，看见了翻阅书页的苍白男孩，当男孩开始触摸镶有蝴蝶标本的玻璃镜框，乔万尼诺和塞雷内拉有了一种惧怕，那就是对魔法的惧怕，“某种魔法罩在那幢别墅、那个花园上，罩在所有那些美好而舒适的东西上，就好像是什么古老的冤屈。”魔法覆盖了“古老的冤屈”，是不是在苍白如死去的男孩手中，和战争有关的冤屈会被唤醒？《主人的眼睛》只留下一只没有睫毛的眼睛，当主人的儿子去地里查看，他得到的消息是收成少了许多，收成少了，是因为二月的冰冻，是因为四月的旱灾，但是不管是冰冻和旱灾，都是如战争般的存在，经历了上次战争的人，面对着的未来就是“下一场战争”，乌·贝说：“所有的战争，都是这样结束的。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该经历的都经历了，经历了二月的冰冻，经历了四月的旱灾，经历了上一次战争，经历了最后来的乌鸦，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似乎一切都还在继续，因为战争已经成为无法摆脱的现实：到处是敌人，到处是仇恨，到处是沉船，到处是“古老的冤屈”——战争是作为一种隐喻，渗透到时间的每一个部分里，它是最先也是最后，它既不是最先也没有最后。《与一个牧羊人共进午餐》中，那个叫“乔万尼诺”的牧羊人替山村里的人看羊，他是一个粗俗的人，他被哥哥沉默的嘴脸所排挤，他被外婆所警告，但是牧羊人对我说了一句话是：“阿尔卑斯山地狙击兵……”这是他隐秘的身份？并不只是在于他可能就是一个狙击兵，而是在这个后战争的时代，我们都成为了敌人，“就这样，整个进餐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打这场仗，我们三个小伙子对抗着一个残酷而和气的世界，三人之间却无法认清盟友，也互相充满了怀疑。”《食堂见闻》，是在经历了贫困期的食堂里，一个是老头，一个是妇人，这是“新富和旧贵”之间爆发的战争，两个互不了解的物种制造了新的仇视；《十一月的欲望》里，穷人遭遇的是取暖的问题，是衣服的问题，在堂格里罗的家里领取衣物的人群中，巴尔巴加罗光着身子等待救济，他之所以毫无羞耻地裸身出现，是因为别人偷走了他的衣服，是因为他被关进监狱和养老院，刚逃出来的他身无分文，只有裸身世界里的那一点欲望，最后他从衣柜里发现了许多的衣服，“巴尔巴加罗不打算去找大主教讨衣服，他想穿着这一身衣服，去附近镇子的广场上转转，去做点儿力量训练。”《猫和警察》中的警察巴拉维诺认为这个城市底下藏着秘密，“在沿着街道的水泥墙后面，在僻静的围栏中，在漆黑的地下室里，闪闪发光的可怖武器如密密匝匝的森林一般小心躺着，就像豪猪刺那样。”所以他们扫荡武器，所以他们把所有人视为敌人，最后在孤立中，他像一只猫一样，“他在敌人的土地上已是只身一人。”

敌人还在，战争就会永远存在，而这个后战争时代的敌人是你是我是大家，当每个人都变成对立的存在，这个世界当然永远无法躲避战争。“我知道在世上是需要互相残杀的，弱肉强食才是天然法则。”这就是《蜂房之屋》中我的观点，这个世界只有“你们怕我”才是对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个残杀者，就是法则的实践者，“我什么都不会给别人，也不欠别人任何东西”，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会吃掉下雨过后肥肥的蜗牛，会把森林里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会捉住牲畜、野兔或者鸫鸟，“你们不要以为我热爱野生动物，不要以为我是一个向往田园自然生活的人，那都是些人类荒唐的伪善。”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也是人类之一，我也是伪善者——所以我是动物的终结者，是它们永远的敌人。

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唤醒这人类肉弱强食的战争法则，无法摆脱每个人都是敌人的对立思想，这就是“该经历的都经历了”的厌世主义和悲观主义，这是刚刚目睹了战争的卡尔维诺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写下的小说，无论是和“抵抗运动”本身相关的暴力和战争，还是表现形形式式边缘人物的流浪汉冒险题材，故事中的他们都成为了“最后来的乌鸦”，渗透着死亡的幻觉。但是《一个下午，亚当》却提供了人类一种希望，新来的园丁要送给女仆玛利亚-安农齐亚塔礼物，它们是癞蛤蟆，是蛇，是蚂蚁，是甲虫，是蜥蜴，当然看见这些动物，玛利亚-安农齐亚是害怕的，这种害怕无疑就是一种对立心态，但是当新园丁消失，玛利亚-安农齐亚在厨房里看见了惊喜：“在每一个放在那里风干的盘子上都有一只蹦蹦跳跳的蛙，一条蛇盘在平底锅里，大汤碗里则全是绿蜥蜴，湿乎乎的蜗牛在玻璃柜子上留下了一道道彩虹色的痕迹。装满水的洗衣盆里游着那条红色孤独的老鱼。”

它们是礼物，它们带来了而惊喜，甚至玛利亚-安农齐亚塔看见了母癞蛤蟆带着五只小蛤蟆，在黑白相间的地砖上一步一跳地前进着，这是一种温馨的感觉，对动物的那种厌恶感不存在了，当然更不会和《蜂房之屋》中的那个我一样，让野生动物满足人类的欲望。所以这里有亚当，有玛利亚，有惊喜，有温馨，这是关于生命的赞歌，这是关于生活的趣味，没有对立，没有伪善，没有乌鸦，该经历的都经历了，也一定有没有经历的，或者它就叫做爱。

	编号：C38·2211108·1791
	作者：贡萨洛·曼努埃尔·塔瓦雷斯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定价：59.00元当当29.50元
	ISBN：9787020165759
	页数：212页

---

“瓦莱里先生渐渐意识到，如果高个儿们也不停地跳跃，他是无法在垂直线上超越他们的。想到这儿，瓦莱里忽然泄了气。但疲倦感盖过了失落的情绪，终于有一天，瓦莱里先生放弃了跳跃，彻彻底底的。”这是对“四先生”之一瓦莱里的相关描述。《四先生》是贡萨洛·曼努埃尔·塔瓦雷斯创作的“街坊系列”中的四篇，分别讲述了四个街坊人物的日常趣事，而又将人物冠以著作诗人和作家的身份：瓦莱里先生、亨利先生、布莱希特先生、卡尔维诺先生；每篇又分成许多简短篇幅来叙述，有时甚至就一句话。正是这样奇特的碎片式的叙述形式，使他的创作难以归类为现有的文学形式，然而读来却饶有兴味。若泽·萨拉马戈评价贡萨洛·曼努埃尔·塔瓦雷斯“带着彻底原创的想象力闯入葡萄牙文坛，打破了所有传统的想象边界”。本书由塔瓦雷斯的妻子瑞秋·卡亚诺插画。瑞秋·卡亚诺是艺术家及插画师，为多部作品画过插图，曾荣获年轻设计师奖。

---

《四先生》：他们请求我画下幻影

卡尔维诺先生停了下来（因为他再也无法前行了）。在那儿，他终于遇到了他一直想要寻找的：无穷无尽。他把地址记录在了笔记本上。而最后，卡尔维诺先生终于抵达了乐格兰特路。
——《卡尔维诺先生》

卡尔维诺先生在漫步，他是不会停下来的卡尔维诺先生，他是讨厌等待的卡尔维诺先生，他是不会改变线路的卡尔维诺先生。从白天，到夜晚，卡尔维诺先生漫步在一条狭窄的路中间，位于两条平行线之间，他感觉到自己很幸运，因为“正巧在两条线中间”，“他走啊走，他走啊走，两条平行的直线非常完美，而他走在中间。”但是，走着走着，那条狭窄的路开始出现了变化，走着走着，两条平行线交汇在一起，走着走着，他再也无法前行了。

两条平行线，两条直线，以及中间狭窄的路，三条线应该是不会相交的，永远不会，但是最后却变成了一个端点，一个阻止卡尔维诺前进的点，当平行线交汇在一起，前方便不再有路。这是目标的消失？这是方向的抹除，这是行动的取消？但是，在这样一种平行线交汇而成为点的“谬误”中，卡尔维诺先生却遇到了他一直想要寻找的东西，那就是：无穷无尽。于是他把地址记录在笔记本上，于是，他抵达了乐格兰特路——曾经有人向卡尔维诺先生打听这条路的时候，卡尔维诺先生并不知道有这条路，这是一种未知的状态，但是正是从未知开始，他在最后平行线相交的不可能中，在无穷无尽的可能里，真正抵达了乐格兰特路。

这是一个传说变成现实的故事？平行线发生变化，便是规则发生变化，抵达乐格兰特路，便是行动具有了结果，卡尔维诺先生的漫步无疑形成了规则的不可能和行动的可能的相异性存在，而这种相异性便是卡尔维诺不停下、讨厌等待和不改变线路的结果，便是他用不同的方法、喜欢走路、不再做计划的效果，闯入无穷无尽的世界，开辟未知的领域，抵达传说的世界，这是不是卡尔维诺先生行动的最大象征意义和卡尔维诺先生本身的最大符号体系？在他面前当然是一个规则的世界，杜尚帕先生就对他说过，“我们必须制定一下规则，这样才能知道谁赢了。如果我是裁判。”随后倒出了全套的玩具组件，这是游戏之前对规则的制定，但是规则是什么，如何制定？卡尔维诺先生也是这样问杜尚帕先生的，杜尚帕先生说：“你先开始，然后由我结束。”但是卡尔维诺先生反驳说：“你先开始，每个公式可以改变作为一个规则，那么我呢，制定最后一个。”

由杜尚帕开始制定规则，这是一个由他人开始的规则体系，从规则才能进入游戏，从游戏才能知道谁赢谁输。这是一个关于规则的规则，但是卡尔维诺先生把最初规则的制定权交给了杜尚帕，并不是取消了自己的制定权，重要的是，即使别人先制定了规则，因为自己是最后制定规则的人，那么最初的规则也可以被改变——被改变成为了卡尔维诺先生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将，他更具有决定权，或者说他把规则变成了和自己有关的存在，他人的规则只是一种游戏的初设，而自己的才具有决定意义。所以从《三个梦》开始，卡尔维诺一直在改变他人规则的行动中，一直在自我规则的运行里：第一个梦里卡尔维诺先生将皮鞋和领带从三十多层的高空中抛掷而下，在抛掷的同时他忽然感觉到不对，于是冲下了窗口，一跃而下，试图去抓住皮鞋和领带——这是游戏的开始，将皮鞋和领带从三十多层的高空抛掷而下，受重力的作用将会很快到达地面，这就是被他人规则控制的结果，但是卡尔维诺先生自己一跃而下，他在空中系紧了鞋带，系好了领带，当领带的最后一个结在落地的瞬间完成，“时间恰到好处，一次完美的着陆。”最后的规则改变了结果，完美的着陆便是卡尔维诺先生“制定最后一个”的体现；第二个梦也是如此，蝴蝶慢慢靠近他的左耳，蝴蝶慢慢通过他的耳朵，在翅膀的煽动中，蝴蝶进入了卡尔维诺先生的脑袋，而且，“蝴蝶在卡尔维诺先生的脑袋里挥动着翅膀，小小的翅片一开一合，卡尔维诺能非常清晰地感觉到它的震动，他为之沉醉：仿佛从这刻起无需再考虑其他，仿佛世界一切终于被理解和接纳，无需再理会人类的纷扰。”蝴蝶闪动翅膀，蝴蝶靠近耳朵，按照规则来说，蝴蝶只是一个外物，甚至干扰了卡尔维诺先生，但是它却在梦中被改变了，进入耳朵，进入脑袋，进入心里，最后变成了美的化身，在不理会人类的纷扰中，让卡尔维诺先生感觉到了幸福；第三个梦，卡尔维诺先生和他的合伙人在关于事物利率的争论中，被一条鲸鱼吞食了，吞食便是死亡，这是规则具有的效力，但是卡尔维诺先生在鲸鱼的胃里，还在讨论关于石油和书籍的贸易，最终他决定43%的利率，在这个数字确定的时候，他早已经离开了合伙人，他是在人来人往的街上说出了自己的数字。

卡尔维诺先生的三个梦，都是从他人已经制定的规则出发，然后发生了改变：在落地之前完成了系紧鞋带系好领带的事情，让蝴蝶在自己的身体里闪动翅膀，在鲸鱼的胃里确定了最终的利率，而卡尔维诺先生做出的改变成为了他自己规则的一部分：他体会到了完美的着陆，他感觉到不受人类烦扰的幸福，他结束了关于利率无休止的争吵。所以这是一个从他人规则到自我规则改变，并拥有完美和幸福的世界，而这就是卡尔维诺先生存在的象征意义：在《卡尔维诺先生的宠物》中，他养的宠物小猫“小诗”从二楼跌下摔死了，第二天卡尔维诺先生又领养了一只小猫，还同样取名叫“小诗”；在《假期中卡尔维诺先生的来信》中，卡尔维诺先生给安娜的信中说到了那片肥沃的土地，说到了年轻夫妇在田野中耕作，但是最后被改变了，“对于一个聋子来说，窗子似乎一下子失去了光泽。”在《太阳》中，卡尔维诺先生发现书架上的书籍因为太阳的照射，很多书页都失去了原来的色彩，“光线好像一只锯齿类动物，啃去了书本封面鲜艳的颜色。”这是太阳光带来的改变，这是书籍颜色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在卡尔维诺先生那里变成了太阳的阅读，“太阳也有它小小的愿望：它渴望打开书本。于是，它将所有的能量都聚焦在书籍的封面上，期望翻开书本，进入扉页，进行阅读，从那些句子起，渐渐地与诗歌心心相印。”所以在太阳对书的阅读中，卡尔维诺先生也开始了自己的阅读，他像太阳一样，他和太阳一起，“之后，一本接着一本，每天清晨，他都会重新翻过一页。”

从规则出发，然后发生改变，最后拥有幸福和完美，这就是卡尔维诺先生得到的启发，而这就是卡尔维诺先生得出的规则：“有时候，卡尔维诺先生痴迷于方法学：我喜欢用多种方法来处理一件事情。有时候，他迷恋事物：我喜欢用一种方法来处理多种事情。有时候，卡尔维诺先生又对此重新洗牌：我喜欢在同一时间用多种方法处理不同的事情。”所以人的一生需要尝试而不是无用的计划，所以人需要不停地走路而不是停下来，所以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但不要等待，所以在平行线中间行走最后即使无法前行了也是无穷无尽的开始，从来不知道的乐格兰特路于是变成了自己脚下的路——这不是那个向他打听这条路的人想要寻找的乐格兰特路，而是属于最后制动规则改变了游戏的卡尔维诺先生的乐格兰特路。

这是贡萨洛·曼努埃尔·塔瓦雷斯笔下的“卡尔维诺先生”，和意大利著名作家同名的卡尔维诺先生，在塔瓦雷斯那里就是一个永远探寻方法、不会放弃、不想等待，甚至是制造属于自己的完美世界的人，他具有的最大意义是：改变。这种改变是对他人规则的怀疑，是对已知世界的否定，是对游戏精神的阐述，当然最后的完美和幸福，就是回归于卡尔维诺先生的自我世界。无疑卡尔维诺先生是规则的胜利者，他的方法学重要的就是体现了实践主义。但是同样是自我世界的构筑，同样是对他人规则的怀疑，塔瓦雷斯笔下的“瓦莱里先生”和“亨利先生”则带来了更多的疑惑。

瓦莱里先生个子不高，他喜欢跳高，并且认为自己在很短的时间里可以和高个儿一样高，因为他自己站在凳子上。他还计算出凳子的高度，还画下了那只凳子，甚至还幻想在跳跃的一瞬间可以阻止重力，于是，“最后，瓦莱里先生决定想象自己的高度。”这是瓦莱里先生用想象的方式改变自己，和卡尔维诺先生一样制定了最后的规则，但是他并没有抵达属于自己的乐格兰特路，“自然而然地，为了保持高度，瓦莱里先生失去了朋友们。”在《帽子》中也一样，他一直以为自己戴着帽子上街，还作出了脱帽的动作，但是这一切只在他自己的想象中，于是他出尽了洋相，于是他被视为无力之人，于是他感受到了世界的不公平。

和卡尔维诺先生的实践主义不同，瓦莱里先生注重的是想象，他期望从想象的世界中发现完美，而想象在纯粹封闭的自我世界设计，便成了幻想，便失去了逻辑——在瓦莱里先生的幻想世界里，他总是建立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理论，在世界多元而幻想唯一的矛盾中，瓦莱里先生只能靠自圆其说的方式活在自我欺骗的“完美”中：他画了一个盒子让宠物进去，一个孔在上面一个孔在下面，他不为一个盒子而伤感，但是宠物本身也是自己画成的空无，因为谁也没有见过宠物；他用左手取左边的东西，右手取右边的东西，“世界有两边。左边和右边，就和身体一样。而错误的产生通常因为有人用左边的身体取世界右边的东西，反之亦然。”有人问他的是：当你的身体背对着它们，你如何判断哪边是左边哪边又是右边？被问住的瓦莱里先生粗鲁地回答：“我从来不会背对着它们。”他穿了一双鞋，右脚是黑皮鞋左脚是白皮鞋，回到家对换了皮鞋又重新走在大街上，于是左脚穿着黑皮鞋右脚穿着白皮鞋——如果按照左边永远是左边右边永远是右边的理论，那么瓦莱里先生是不会背向世界的，但是当两只脚的鞋被更换了，是不是黑和白对应的左脚和右脚也必然发生改变？对此瓦莱里先生抛弃了前一种规则，他认为自己没有穿反，“看上去是个谬论，但事实确凿。如果把双脚上的两只鞋进行对换，之后肯定又会重新再换一下，使之看上去是对的。”按照这种自圆其说的逻辑，他推翻的是常识，“一幅画的画面一定是对的，这样看起来另一幅画就是错的，因为这两幅画是反的。如果说，这两幅画都是错的，真正的原因是它们都是正确的。”

左手和右手各自取属于自己方向的东西的实名论，左脚和右脚变换了黑皮鞋和白皮鞋的原因论，称呼女人是X就是X，称呼她是Y便是Y的命名论，都是卡尔维诺先生制定的属于自己的最后规则，在自圆其说中变成了纯粹自我的逻辑学，于是常识不见了，于是真相没有了，于是原因被改变了——于是平衡变成了一种自设的存在，于是公正变成了自私的行为：瓦莱里先生说：“让真相幸存的唯一方法就是使之倍增。如果真相是唯一的，而剩下的谎言却数以亿计，那么真相是很难被发现的，它成了一个奇妙的偶然；而谎言，却恰恰相反，充斥了每个角落。”瓦莱里先生说：“只有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比赛才公平。但这不存在，你懂。如果条件都一样，怎么可能允许一个人在开赛前就位于另一人的前面？比赛的结果通常和开始一样。”

真相需要倍增才能击败谎言，在结果面前原因毫无价值，所有条件相同才是公平所以公平不存在……瓦莱里先生就是在一种自我的完美主义中，但是很明显，他所要反对和攻击的也是他人规则，也是控制论的逻辑，在《幻影梯子》中他转过身背对着给出恼人评论的人，说出的那句话是：“他们请求我画下幻影，但又对它评头论足。这就是人类。”攻击人类，指责人类，就在于人类既“请求我画下幻影”，又对它评头论足，所以对抗人类，就必须用幻影来解构幻影，用逻辑来反对逻辑，用真相来代替真相——制造幻影的人类，也制造着规则，正是在这一点的揭露和反抗中，瓦莱里先生和卡尔维诺先生存在着相似性意义。

塔瓦雷斯：我现在该如何离开这里？

和瓦莱里先生沉湎于幻想不同，“亨利先生”则完全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苦艾哲学”，塔瓦雷斯给亨利先生的题辞引用的是亚历山大·奥尼尔的一句话：“文学品自苦艾/苦艾胜似红酒。”亨利把苦艾酒看成是一切，“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不过是有苦艾酒。”脑袋是苦艾酒，硬币是苦艾酒，常识是苦艾酒，“苦艾酒是我关于世界的理论学。我思考的体系叫苦艾酒。”苦艾酒喝下去，激发的是感性世界，它或者令人激动，或者使人兴奋，或者让人疯狂，而这种感性主义却变成了亨利先生的理论和体系，变成了一种理性主义，这是不是一种悖论？亨利先生总是在对他人说话，他站在人类世界的维度里，而且他念念叨叨的都是关于人类科技的进步：显微镜发明于一五九〇年的荷兰，第一台感应电动机于一八八五年问世，罗马尼亚人从一八五七年开始开采石油，十八世纪意大利人制造出了第一台钢琴……

科技进步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亨利先生认为这就是真正的数学，“很久以前，存在两种数学，而现在，只有一种数学了。”当一种数学占据了世界，它其实是机械主义，其实是理性主义，所以亨利先生要在苦艾酒中找到思想的另一种力量，“酒精的好处在于它在体内自由行走，好似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让离经叛道的想法更加蠢蠢欲动。”一切技术的进步都是为了让人类更自由，像苦艾酒一样，但是亨利先生的这种自由所要实现的是无政府主义，从而变成一种个人主义的身体哲学，“身体，鼻子和你们的脸蛋。比如我的脸蛋，你们仔细观察，有身体现象，有鼻子。但最重要的它是一台理性机器、一个会思考的动物和一座哲学工厂。”身体变成理性的机器，身体学会思考，身体构筑哲学体系，而身体便是世界的本质——当属于自我的身体承担起人类理性和哲学，成为世界的本质，那么很明显他人世界便也成了瓦莱里先生所说的“幻影”，于是亨利先生也攻击了人类的醉酒状态，“从今天起，我只会开口要更多的苦艾酒，剩下的谁也听不见了。因为，实质上，诸位阁下是醉汉的集合体。从今天起，只有本质。”

卡尔维诺让改变成为属于自己的最后规则，瓦莱里先生在梦想世界里建立逻辑消除人类的幻影，亨利先生在苦艾酒中构筑无政府主义和身体哲学，他们都是站在人类规则的对面，而塔瓦雷斯笔下的“布莱希特先生”更是处在他人的包围中。布莱希特先生喜欢讲故事，而他的故事总是以“消失”为结局：《失业及儿子们》中的那个人失业了，听人说，如果同意切去一只手就可以提供工作，他同意了，一只手被切去，另一只手被切去，后来连砍头的要求都答应了；《会叫的猫》里，猫学会了老鼠的叫声，它很快就能抓到老鼠，但是那些猫也把它当成了老鼠，于是它被猫吃掉了；还有被子弹射中左翅、右翅、左脚、右脚的鸟儿，终于开始致力于歌唱；肥硕的女人为了减去重量要求医生切掉自己的一条腿……

被切去了手和头的失业者，学会老鼠叫声而被猫吃掉的猫，没有了四肢唱歌的鸟儿，为了减肥不要腿的女人，这都是用失去换来的拥有。更深一步来讲，人类就是活在这种悖论世界里：蜗牛几代人都在爬行为的是抵达百米线的终点，但是在几代人的努力之后快要接近终点，“蜗牛们停下了。”彩虹是美的，彩虹消失而变成灰色的天空，人们也认为灰色是美的；这个国家伟大的诗人们写下的是监狱里带电电网上的诗句：“凡触碰者，即亡。”一切都在消失，一切都在被解构，一切也都变成了无，但是这种消失的背后是人类的荒谬荒诞和荒唐，所以布莱希特先生讲述的故事带着对人类的嘲讽：在《人》中，某一个国家里出现了一个有两个脑袋的人，他被认为是一个怪物，而非人类，“在另外一个国家，出现了一个永远充满幸福感的人。他被认为是一个怪物，而非人类。”在《哲学家的重要性》中，哲学家表示人类是唯一重要的，动物只能做无意义的事，最后他被一只老虎吞食了——反讽的是，人类的重要性仅仅为无意义的老虎提供事物。

一只母鸡发现了方法，用以解决城市里人类的问题，可以让人类安居乐业，它把这个建议告诉了最伟大的智者，最伟大的智者又将这个方法告诉了其他智者，于是七名智者在讨论后认为，“为了避免一切为时已晚，先把这只母鸡吃了。”这是布莱希特先生所讲的最后一个故事，当他讲述这个寓言，他想用那只母鸡讽刺人类的智者，但是最后他也变成了母鸡：在最开始讲故事的时候，客厅里空无一人，但是在讲完那些故事之后，他发现客厅里坐满了人，他们是故事之外的他人？他们是故事里的母鸡？他们是有着生杀大权的智者？这是人类制造的幻影，这是人类的醉酒状态，这是人类制定用失去换来拥有的规则，“四先生”的布莱希特发出的最后问题是：“人因为太多而把门堵住了。我现在该如何离开这里呢？”已经抵达了乐格兰特路的卡尔维诺先生没有回答，在黑与白上与下进与出左与右对立世界里瓦莱里先生没有回答，沉浸在苦艾酒哲学体系中的亨利先生没有回答，只有写作了《四先生》的塔瓦雷斯用212页的文本作了回答。

	编号：C38·2211108·1790
	作者：【德】赫塔·米勒 著
	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本：2021年03月第1版
	定价：58.00元当当29.00元
	ISBN：9787221161772
	页数：296页

---

一个制衣厂女工想要到一个出口服装能到达的美丽国家去，于是在出口衣服里塞进了通讯纸条，期待有外国男人来接应她，被人告发后，她连续三天被传讯，随后工厂里出现了第二批纸条，她因此被解雇，从此必须定期接受警察的传讯。《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以某一次被传讯的日子开篇，“我”乘坐有轨电车去秘密警察那里接受审讯，一路上再次想起了不堪回首的过去：如何被人告发直至被解雇，失败的婚姻，身边的小人，亲密好友如何惨死，父亲如何背叛母亲……最后意识到唯一剩下的幸福——与爱人的平静生活也一直被监视、被打扰。“幸福的失败完美无缺地奔跑着，使我们屈服了。”这是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罗马尼亚三部曲”第三部，小说以通过一段乘车路程，回溯了一个人十几年的人生经历，现实与回忆交错展开，顺叙、倒叙、插叙逐渐混合，表现出一个普通女工在艰难时期濒临崩溃的心理状态。

---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只有棺材里的人才独自睡觉

对了，还有第五种可能性：很年轻，美得惊艳，脑子没疯。但人死了。不是死去的每一个人都叫莉莉。

对世界感到厌倦的种种可能性：从来不被传讯，但是发疯了，就像鞋匠的妻子和入口处旁边的米库太太；被传讯，而且也发疯了，就像精神病院里的两个疯女人；被传讯，但从不发疯，比如我和保罗；三种之外是第四种，没有被传讯，也没有发疯，但是人死了——莉莉从来没有被传讯过，这是她的幸运，她美得惊艳，也没有发疯过，但是和一个六十六岁的老军官睡觉之后，他们逃亡了匈牙利边境，“他被捕了，她被枪杀了，这个愚蠢十足的莉莉。”死了的莉莉成为了第五种人，或者她是唯一的一个，因为，“不是死去的每一个人都叫莉莉”。在这四种可能性之外，还有第五种，从来不被传讯，从不发疯，也没有死去。

不被传讯，没有发疯，也没有像莉莉那样死去，这是一种“最好的可能性”，为什么它也会对世界感到厌倦？被传讯，疯了，死了，是可能性里的几个条件，从不满足于这些条件而厌倦世界，是不是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畸形的？或者说，不被传讯和被传讯，没有发疯和疯了，活着和死了都在同一性中成为荒谬地存在：整个世界都被传讯，整个世界都疯了，以及整个世界都死了，所以没有人能自我辩护，没有人能自我保护，当然没有人能逃离对世界的厌倦，就像书名所示：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我”和“自己”之间呈现的“不愿”，就是自我的隔阂，就是自我的异化，就是自我的逃避——不是人厌倦了世界，是世界厌倦了所有人，包括唯一的自己。

自己便成为了缺席的人，而作为主体的“我”也成为了一个空位，一个虚拟的第一人称。在“我”和“自己”之间，如果呈现良好的“面对”状态，是不是趋向于一种和谐的关系？而这种和谐关系扩散而成为人与人之间直接、透明以及单纯的存在，它里面有亲情，有友情，有爱情，有工人之间的深厚阶级情，但是当世界只有被传讯、发疯和死了三种对世界厌倦的可能性结局，那么这些直接、透明和单纯的关系，都将变成“不愿面对”的现实，而这种现实就如经常喝醉了酒、我的第二任丈夫保罗手上的那瓶白酒，人们根据标签上的图片取名“两棵李子树”，它是女人所熟知的“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据说李子树代表的是酒鬼和酒瓶之间的挚爱”，这种挚爱就像结婚照上的新婚夫妇一样，“他们毁灭彼此，可又不放开彼此”——我和保罗在拍摄结婚照时，我既没有戴鲜花，也没有身披婚纱，第二次婚礼所呈现的就是仪式的空无，我和保罗仿佛就是“两棵李子树”，毁灭彼此又不放开彼此。

毁灭和不放开，是把生活固定在封闭的状态中，婚姻如此，爱情如此，单纯的睡觉也是如此，因为世界的本质就是如此。那么在这个“两棵李子树”的关系学中，谁被传讯了，谁发疯了，谁又死了？从第五种可能开始，死了的是莉莉，和六十六岁的老军官睡了之后，她被枪杀在边境，这是一种死亡，但不具有秘密性，因为莉莉曾说，“人们可以谈论的东西，是表皮，不是核心。”而这个表皮下面的核心之死又是什么呢？老军官曾有一个小他六岁的妻子，在妻子去世之前，他经常进行军事演出，那时的秘密是：“他心满意足的工作带给自己甜蜜的疲惫，来自陌生女人的床，而不是来自营房。”但是在妻子去世之后，他每天去墓地，这成为了秘密的核心，一种死亡带来的核心，是永远可以被谈论的故事；莉莉呢，在被枪杀之前总是爱上老人，或者是宾馆门卫，或者是医生，或者是皮货销售商，或者是摄影师，这些人全是老人，至少比她大二十岁，和老人睡觉，莉莉的说法是：“她已经不再年轻。”但是真正的核心或者和她的继父有关，她说起想和他睡觉，但是他让她等着，最后她没有顺从，这种想要和他睡觉又没有顺从的心态源于继父和母亲之间的复杂关系，“我母亲和她的第二任丈夫睡觉，把她的第一任丈夫的死亡盖在自己身上了。”这是莉莉的说法，当母亲不再去教堂，意味着在她看来现在的弥撒“是以给国家领导人祈祷开始的”，就像她和第二任丈夫之间的关系，用死亡盖在自己身上的方式完成了新的仪式，这是死亡的延续，莉莉眼里流露出来的刺痛便是对死亡本身的厌倦，于是，继父变成了大自己二十几岁的老人，变成了死去了妻子的老军官，而她的这一核心话题依然是被死亡主宰的。当莉莉像一畦虞美人，“鲜红地躺在那里”，她的死又是谁制造的？是那个枪杀他的野小子，莉莉的尸体送给他的最大礼物是他可以得到十天的假期，“或许像我一样的一个女人在等待，尽管她无法和死者较量，但可以抓住爱情发笑和抚摸，直至他感觉自己像一个人一样。”

莉莉的死是一个被谈论的表皮，背后的核心是老军官妻子之死带来的“陌生女人的床”，是莉莉母亲将第一人丈夫的死“盖在自己身上”，是枪杀莉莉的小子得到十天假期而感觉自己像一个人——死亡就像是“两棵李子树”，在毁灭而又不放开彼此中制造着仪式的空无，而空无本身就是死的一种状态，“在年轻和死亡之间，我从没有想到过莉莉的年老色衰。”但是莉莉并不是唯一的死，她的死并不是唯一对世界感到厌倦的可能性存在，还有“我爷爷之死”，那是我曾经杜撰的情节，因为我想去商店买一双高跟鞋，于是我撒了谎，去成立买了鞋，但是谎言也成真了，“四天后，我爷爷在吃饭时从椅子上摔死了”；还有和我玩的那个瘸腿男孩的死，天生瘸腿的他总和我在那条被压坏的道路上挖山，但是后来他做了手术，在深度麻醉中再也没有醒来，于是，“我独自一人到了那条被压坏的马路”；还有父母曾说起过他们有一个儿子，在受洗前就去世了，在我八岁的时候，母亲看见另一个男孩，就对我说：“如果你哥还活着，就不会有你了。”我之所以降生是因为哥哥死了，生命只是一种取代，取代另一个生命，取代一种死亡，当然，它就是一种空无——谎言中“我爷爷”死去，记忆中的男孩再没醒来，我取代哥哥而活着，死亡背后依然后对世界的最大厌倦，在“两棵李子树”所呈现的关系里，死亡本身也成了“两棵李子树”的隐喻，毁灭彼此又不分开，在秘密的核心中甚至就变成了荒诞。

或者，死亡是直接呈现的，是具体表达的，是有和无可以明确被界定的，那些墓地就是死亡的物质证明，而关于对世界厌倦的元素中的“发疯”呢？精神病院里的那两个女疯子是发疯的存在，这也是直接可以界定的，而和死亡一样背后的秘密所具有的核心，对于发疯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个男人也许是疯了，他要将一名哭泣的男孩送到幼儿园，从幼儿园回家之后，除了消遣，他为什么要到小区了找神秘的东西？在上女中的时候，晚上我会和爸爸一起在空荡荡的巴士上，然后他将车开进了停车库，但是那次我看到了一张脸，一只鼻子，一只脖子——爸爸在亲吻女人的脖子，“我认识这个女人，她和我一起上过学，是另一个班上的。她和我同龄。”爸爸和一个与女儿同龄的女人亲吻，“女儿”变成了女人，这不是一种丧失伦理的疯狂？在厂里有一条不成文的原则是：白天是拿，晚上是偷，因为工厂属于人民，因为人民来自人民，所以拿走的东西就是人民自己的财产，有人的袜子被拿走了，衬衫被拿走了，鞋子被拿走了，拿走就意味着“社会主义让它的工人裸体走出工厂”，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永葆青春，于是工人们这样打招呼：裸体早上好，祝你裸体胃口好，祝你裸体下班愉快……拿和偷被白天和晚上隔开，因此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定性——不是拿走意味着永葆青春的裸体，而是当保罗让偷窃发生，“摩托车厂召开了一次会议，他被解雇了。”

疯了就是无休止地沉浸在自我世界中，就是用借口把丧伦行为说成是爱，就是白天和黑夜截然不同的命运，当然也是审讯我的阿布每次打招呼都是用唾沫吻我的手，也是厂里的领导内罗在出差时睡我让我回去之后“表示反对”，也是两名内审员将皮裙强硬套在莉莉身上，“好像我是他的顾客似的。”疯了的现实中当然有谎言，有权力，有欲望，有异化，而“疯了”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会让每个人都可能被传讯——传讯一开始就成为了“我”摆脱不了的命运，第一句：“我被传讯了。周四上午十点整。”为什么被传讯？核心事件是，他们在裤兜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意大利语：Ti aspetto，这句“我爱你”后面还有我的名字和地址。这的确是我写的纸条，而且放进了十个裤兜里，也是我真正的想法：我打算嫁给西方人。但是这句话被工厂里的人发现了，被定性为工作场所卖淫，甚至内罗要求定性为叛国投敌。我不是工厂党员，这也是我的触犯，于是他们给了我改过自新的机会。

打算嫁给西方人，是我面对自己的一个计划，写下“我等你”的意大利语，是我面对自己的一个行动，写上了我的名字和地址，是我面对自己想要收获的结果，但是它变成了“卖淫”甚至差点成为“叛国投敌”，这是不是一种疯狂？审讯了三天，没有什么结果，但是后来他们又在为瑞典订购的裤子里发现了三张纸条，“来自独裁国家的衷心问候。”这些纸条和我的纸条如出一辙，我没有写过它们，但是从“我等你”到“独裁国的衷心问候”，性质完全变了，个体的表达变成了对国家的造谣，于是我被解雇了，于是我接受了传讯。但是这根本不是我写的纸条，我被传讯，而他们早就疯了，在一种疯狂的罪恶中，我写下了我所认识的所有意大利人，他们是马斯楚安尼，是墨索里尼，是马塞洛——一个意大利通用的姓氏，它代表的是一个虚拟的意大利人，就像虚拟的“我等你”，就像更为虚构的“来自独裁国的衷心问候”。

我被传讯，我坐有轨电车接受传讯，我在有轨电车上看到戴草帽的老人，带孩子的男人，以及其他各种人，他们都是普通人，都是面对自己的人，但是在我被传讯的途中，在我的观察中，他们都变成了发疯的人，变成了隐藏着秘密的人，因为他们都变成了我的投射，都变成了被传讯的对象；而丈夫保罗、用唾液吻我的阿布，传讯我的内罗，也成为了这个荒诞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一样对世界感到厌倦——是因为世界本身就是荒诞的，就是令人厌倦的，就是被传讯的：保罗的母亲从乡下来到重工业城市，“在床上，她通过献出下身成了一名党员。”而我的公公，在五十年代的时候是党内积极分子，负责没收财产，他使用香水而被称为“香水共产党员”，“香水是他的第二皮肤。”阿布的身上也散发着香水的味道，法国香水“艾薇儿”散发着浓郁的香味，他也是香水共产党员，和像水一样，“共产党员”也成为我公公和阿布的“第二层皮肤”；我“骑白马”的父亲手里抓着灼热的钢铁比抓住自己的理智更像困境，因为他身上也有股香水的味道；还有我的爷爷，曾经在和我跳华尔兹舞的时候说：“早在一九五一年，这条狗闻起来就有香水的味道了”——香水是第二层皮肤，他们是“香水共产党员”，而狗身上有着香水的味道，就像我问保罗的那个问题：“共产党员究竟是什么？”

保罗的回答没有提供直接的答案，而是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我被教育得很乖，做我的家庭作业，我父亲把我叫进厨房。他的刮胡子工具放在桌上，炉子上放着热水。他给我的脸上直至鼻孔涂上肥皂，拿来了他的剃须刀。我当时还没有排成十排的七根胡须。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开始刮我的胡子，然后去了党小组那里，对我的父亲而言，这属于一个整体。他说，他出生在这个时代之前了，只能和它一起走。首先是法西斯分子，然后是非法分子。而我生在这个时代，必须超越这个时代。那几个真正的非法分子今天说的并非没有道理：我们曾经是少数人，但我们许多人留了下来。

有了胡子代表长大，父亲让他加入党小组变成了成长的仪式，“这属于一个整体”，法西斯分子和非法分子是一个整体，少数人和许多人是一个整体，共产党员和非工人是一个整体，当然，死了的人、发疯的人、被传讯的人也是一个整体，它们结合在一起，就是“两棵李子树”——这是这个世界的核心，即使我曾经那么坚决地面对自己，对阿布喊出了：“请您把我的头发放回去，那是我的。”不再像莉莉那样掉了头发也不敢说，不再对有着“艾薇儿”或“九月”牌香水的香水共产党员屈服，但是“我的”头发真的会是自己的我的和自己真的能组成另一个整体？也许在集权的社会里，在独裁的国家中，在专制的社会里，在“香水是第二层皮肤”的荒诞中，“面对自己”的唯一办法是从“两棵李子树”的状态走向一个人制造的死亡，不彼此毁灭，也不要彼此分开，就像保罗说的，“若是人们彼此之间还打搅，那这个人还有另一个人。只有棺材里的人才独自睡觉，这还早着呢。”

	编号：C55·2211031·1789
	作者：【美】理查德·布劳提根 著
	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21年05月第1版
	定价：55.00元当当25.30元
	ISBN：9787020168699
	页数：156页

---

“理查德·布劳提根是的存在。或许当我们垂垂老矣时，人们会写布劳提根（Brautigans），正如我们现在写小说（novels）一样。”通过写作，布劳提根发明了一种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崭新文体，《在西瓜糖里》是这种文体的一种实践，本书写成于1964年，首次出版于1968年，是理查德·布劳提根写作生涯中的第三部小说。小说意象纷呈，想象奇崛，具备多重阐释空间。“在西瓜糖里，事情一次又一次发生，就像我的生活发生在西瓜糖里。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因为我在这儿，你在远方。”1968年初版封面上并无书名，而是以小说开篇句话代替，（这句话会原样出现在简体中文版的封底）；英国歌手、演员“哈卷”哈里·斯泰尔斯的2020年“Billboard Hot 100榜单”冠军单曲《西瓜糖》系直接受本书启发创作；有未经官方证实的说法认为，苹果公司iPod、iPhone、iPad等产品命名均系受本书里的故事发生地“我的死”（iDeath）这一名称启发。

---

《在西瓜糖里》：你们对我的死一无所知

“不错。是关于什么的？”
“就是码字，一个字接一个字罢了。”
——《烤肉卷》

红色的封面，满是西瓜具有诱惑力的色泽，或者也是通过弗雷德的西瓜工厂制造出的西瓜糖的颜色。这是过年前阅读的最后一本书，“最后”必将指向时间的终点，但是在“此时此刻”的阅读中，文本的色彩学正和现实发生着强烈的对比：外面已经下雪了，好多年未见的雪在天空中飘飞，最后必将落于大地之上，所以这个原本黑暗的夜晚因为这一场雪而变成白色。当白色覆盖了黑暗，“最后”必将是纯洁的终点——对于红色的西瓜及西瓜糖的阅读，对于白色的雪的现实覆盖，色彩学呈现的是一种取代还是一种丰富？

红色的封面之外，也是白色的纸页，这是理查德·布劳提根历时两个多月完成的作品，“这部小说于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三日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波利纳斯的一处房子里开始动笔，于同年七月十九日在加州旧金山比佛街一百二十三号住所的客厅里完成。”从动笔到完成，最后也指向了作品的终点，布劳提根为什么借小说中“我”之口说这是一种“一个字接一个字罢了”的码字式写作？那时的爱德华大夫“顺便问一句”关于我写作的这本书，他的问题是：“是关于什么的？”于是我说这只是简单的码字，是一个字接一个字的组合。这是谦虚的说法？在另一章关于“文学”的对话中，再次提及了这本书，是我先对弗雷德说：“我想去写东西，继续写我的书。”弗雷德赞叹我“胸怀壮志”，当然问及了这本书的主题，“这本书是否像小学老师说的那样是关于天气的？”我回答说，这不是关于天气的，弗雷德说：“我可不想读一本关于天气的书。”后来我再次问弗雷德“你读过书吗？”弗雷德再次以否定的方式回答：“我没读过书，但我想我读的第一本书不应该是关于云朵的。”

这是一本一个字接一个字码出来的书，这是弗雷德称之为“胸怀壮志”的作者写出来的书，但那是对于具体内容，似乎都没有涉及，不是关于天气的，不是关于云朵的，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实际上在《查理的主意》一章中，我用西瓜籽墨水写作的这本书，非常明确地写道了书中有关的事，列出的24个条目已经将这本书的内容具体化了：这是关于“我的死”这个“好地方”的书，这里有我的朋友查理、老查克、哥们儿弗雷德，还有“她是我的最爱”的保琳，有“和另外一位夜里提着灯笼永远也不走近别人姑娘”的玛格丽特。当然，除了这些人物之外，还有神秘的镜子塑像，还有西瓜厂，还有漂亮的鳟鱼养殖场，重要的还有吃掉了我的父母让我成为孤儿的老虎，还有我烧掉的棚屋，还有阴死鬼和他们的遗忘工厂……

当然，还提及了书，按照查理的说法，这是一百七十年来人们写的第二十四本书，在上个月的时候，查理就吻我：“你好像不愿意搞雕塑或做其他什么事情。你为什么不写一本书呢？”这是第二十四本书，查理也提到了此前的二十三本书，但大多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一本书关于猫头鹰的，而这本书的作者是叫麦克的人。从此前的二十三本书，到其中一本关于猫头鹰的书，再到书的作者麦克，其实查理的思路越来越清晰，这种清晰化的过程似乎是和记忆有关，而麦克写那本书也和记忆有关，“写那本书的家伙，他的名字叫麦克，他在遗忘工厂走了一大圈。他也许走了一百英里，花了几个星期。他越过那些我们晴天看得见的堆料。他说那些堆料后面还有更高的堆料。”麦克是在遗忘工厂走了一大圈，然后越过那些去除记忆的堆料，才发现了其中的线索，于是写下了这本关于猫头鹰的书，于是完成了此前二十三本书的书写，也意味着我可以继续写第二十四本书。

似乎，一个字接一个字码字的书写，就是一个作者接着一个作者的记忆赓续，而且很明显，麦克从堆料那边发现记忆写下那本书之后，就死了进入了坟墓，而我也熟悉那座坟墓，当然更熟悉麦克，“他一头金发，穿着铁锈色的外套。”从铁锈色的外套到红色的西瓜糖，从关于猫头鹰的书到《在西瓜糖里》这本书，从一百七十一年的历史到现在，这是一本有关记忆，有关记忆发现，有关记忆重启的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写这本书是“胸怀壮志”的体现，于是在最后的葬礼过后，“乐手们拿着乐器站定。他们准备好了。现在只剩几秒钟了，我写道。”最后一句，最后一个词，最后一个标点，指向了关于记忆完整恢复的文本的终点。

第一部《在西瓜糖里》，第二部《阴死鬼》，第三部《玛格丽特》，其实这三部分所对应的正是现在、寻找记忆和记忆之重现，而这从现在沿着记忆之线寻找关于时间的线索，其核心词便是“死”：布劳提根用“我的死”指代生活的地方，这是一个没有引号不加以注释的词，它就是一个具体的名字，一个地理空间，当然也是一个时间坐标，这是布劳提根将抽象和虚幻的意象实体化的一种表现，类似的还有用松树、西瓜糖和石头建造的棚屋、梦铺出来的道路、“所有东西都叫河”、瓜板冲压机、西瓜汁墨水、蔬菜塑像等等。给“我的死”一种具象化的命名，是将死亡变成一种无处不在并赖以存在的东西：它是一个地方，那边有灯光，有时甚至“两颗星在一起闪烁”，那里总在变化，它渴求完美——“我的死”就是“我的”死，就是每个人有关的死，就是不断变化的死，就是“有一种微妙的平衡”的死，所以“我的死”所呈现的死亡就是这样的：“它美丽。我闭上眼睛也能看见它，触摸它。现在，它是冰冷的，就像孩子手里的一样东西在转动。”

“在西瓜糖里”的“我的死”看起来和西瓜糖一样是甜的，“在西瓜糖里，事情一次又一次发生，就像我的生活发生在西瓜糖里。”棚屋是由西瓜糖造的，桥是由西瓜糖造的，写作的墨水是西瓜籽造的，“所有这一切都会进入西瓜糖，并在那儿漫游。”和所有一切相关的西瓜糖，也是所有东西都是西瓜糖，而我呢，也是一个随便什么名字的我，“我猜你一定好奇我是谁，但我不过是那些没有固定名字的人中的一个。我的名字取决于你。想到什么就叫我什么好了。”午夜时火在炉子里摇晃像一只铃，那就是我的名字；有人在远方喊你名字，声音近似回声，那就是我的名字；鳟鱼在池子里游动，月亮照在我的死上，月亮好像是从每一棵树上升起来，那就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就是一切，西瓜糖就是一切，所以“我的死”也是每个人相关的死。

在现在的“我的死”里，每个人都住在棚屋里，他们在日落之前吃好晚饭，他们出去散步走过软软的木板，他们会在桥上点起灯，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忧愁：弗雷德在西瓜工厂里生产出西瓜糖，查理总是在身边点一小堆火取暖，比尔喜欢挥动着手臂，老查克的身体一直在放松，两臂轻轻地放在西瓜糖上……重要的是我和保琳的爱情，我们会去散步，会去看那里的二三十座蔬菜塑像，会听见高架渠里发出的水声，会看到老鳟鱼抓住夜晚的蛾子，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和保琳做爱，“我们久久地、缓缓地做爱。一阵风吹来，窗户轻轻颤动，糖在风中干裂。”但是当做爱谈到老虎，似乎一切都变了，她躺在我的身边感到温暖，她谈到老虎便睡着了，而我开始了拒绝，“她的睡意试图侵入我的手臂、我的身体，但我不会让它得逞，因为我突然变得焦躁不安。”

老虎是什么？老虎在老查克的梦里，“这次，它们和从前不同，它们弹着乐器，在月亮里久久地散步。”老虎会谈乐器，会散步，而老虎当然也会咬人，而且老虎咬死的是我的父母：一天早晨，老虎来了，父亲抓起武器但是被老虎先咬死了，之后又去咬我的母亲，当时的我手里拿着调羹，正在吃玉米面粥，老虎对我说：““我们和你一样，我们和你说同样的语言。我们的想法也一致，但我们是老虎。”我当时想让老虎给我做算术题，老虎做完算术题，接着又回去吃我的父母，于是我成为了一个孤儿，当我告诉查理的时候，查理还说：“老虎挺好。”但是我的疑问是：“它们为什么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情？”于是我回到棚屋放了一把火，然后去城外生活了。后来那两只老虎在桥上被捉住并杀死了，桥也被点着了，桥最后变成了废桥，桥上的灯笼就是老虎灯笼。

老虎咬死人是在二十年前，一切恍若昨日，“八乘八等于几呢？”老虎甚至连算术题也没有做。当老虎被杀死，当棚屋被烧掉，当桥被废弃，实际上这是关于死亡的过去，而二十年后我回来是不是新的开始？当“老虎时代”终于结束，是不是进入了“后老虎时代”？但是正如老虎说的那样，和我一样，说着同样的寓言，想法也一致，除了吃人之外，老虎和人没有差别——人是另一种老虎，那个老虎时代也是过去的人的时代。所以在开启“后老虎时代”的时候，时间需要重新界定，而西瓜所代表的时间就是一种象征，从星期一到星期日，西瓜的颜色不同，“今天是灰色西瓜的日子”，灰色的日子，采集灰色的西瓜种子，在灰色日子里种下，可以长出灰色的西瓜——而那天我伸出一只脚，脚也变成了灰色。

灰色的西瓜对应的是星期三，重要的不是“今天”，在时间意义中它的新生永远是“明天”，而明天是星期四，是“黑色的不出声音的西瓜”，“我最喜欢明天：黑色的不出声音的西瓜的日子。你切它们时，它们不发出任何声音，味道非常甜。”这个明天如何到来？或者说“后老虎时代”如何开启？于是从第二部“阴死鬼”开始，关于从灰色到黑色，从今天到明天，从有声的死到无声的死，便开始了。在这里出现了重要的人物：阴死鬼，而他们所在的地方就叫“遗忘工厂”——对过去的遗忘，对老虎的遗忘，甚至对死亡的遗忘，只有将一切都放进遗忘工厂里，那么新的时间才会出现，才会有黑色的明天。但实际上，阴死鬼所代表的“遗忘工厂”并不是为了遗忘，而是重新经历“我的死”的过程。

我是和玛格丽特一起去遗忘工厂的，阴死鬼住在遗忘工厂旁边的破烂棚屋里，那里的屋顶是漏的，他说话古怪，举止疯癫，脾气暴躁，阴死鬼手下有二十多个人，他们常常去遗忘工厂挖掘，然后找到他们的东西酿造成威士忌，于是“他们通过干坏事和喝用被遗忘的东西酿造的威士忌把自己弄得一团糟。”当我和玛格丽特去遗忘工厂的时候，我们却以恋人的身份手拉着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我爱着的是保琳，保琳把玛格丽特看成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玛格丽特和我过去是那么要好的朋友。这些年来，我们一起待在我的死，我们就像亲姐妹。”也许是那次保琳谈到老虎而我拒绝她之后，我选择了玛格丽特这个我最烦的女人，这是关于我的遗忘，在“我的死”里发生的这次替代，也预示着寻找记忆的开始。遗忘工厂看起来是遗忘，“它延伸向我们无法去也不想去的地方”，它的上面不长任何植物，也没有任何动物，“就连一根草也看不到，鸟拒绝从这个地方飞过。”但是遗忘工厂里能挖掘出酿造威士忌的东西，能收集满满一篮子的东西，甚至之后玛格丽特不停地去遗忘工厂。

遗忘不是真正可以遗忘，它带来的是对于过去的重现，阴死鬼终于带领大家来到了“我的死”这里，他对所有人说的是：“你们这些家伙根本不了解我的死。让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我的死。”我的死是老虎的死，是棚屋的死，是父母的死，或者也是我的死，但是阴死鬼所要做的是唤醒死亡，重现死亡，“你们这些人自以为了解我的死。你们对我的死一无所知，你们对我的死一无所知。”醉醺醺的他认为当老虎被杀死之后，我的死也随之消失了，“老虎是我的死的意义所在”，所以要重新唤回死亡：阴死鬼让他的人一起割掉了大拇指，割掉了鼻子，割掉了耳朵，最后因为血流干了而死去，在死之前他说：“我们已经证明了我的死。”这就是真正“我的死”，是过去的我的死，是现在的“我的”死。

遗忘而重现，我的死变成了“我的”死，这是过去之死，这也是现在之死，而从过去到现在，真正的我的死才展现出来，就如那个镜子塑像，“把脑子里的东西全部排空，只剩下镜子，一切便会呈现在镜子塑像中。”久久地站立，排空记忆，我看见了我的死，看见了城市，看见了遗忘工厂，看见了田野、松树林、棒球工厂和西瓜工厂，看见了老查克坐在我的死的门廊上，看见查理在往炸面包里摸黄油，看见爱德华从罗恩的棚屋里出来后面跟着一条狗，看见阴死鬼和他团队的棚屋只剩下灰烬，看见保琳手上拿着一张画送给我作为礼物，当然最后看见的是玛格丽特爬上苹果树，“她把围巾的一头系在一根树枝上，枝头缀满尚未熟的苹果，她从树枝上跳下来，身体悬在空中。”

镜子塑像里的玛格丽特选择以上吊的方式自杀，当一切的记忆都从镜子塑像中排除，我所看见的才是真正发生的“我的死”，才是在阴死鬼重现死亡之后在现实中出现的“我的死”，也是对富有变化的“我的死”最好的阐述，“他用床罩裹好她的身体，床罩上织有我的死的形象，这是它的许多持久变化中的一种。”用砖将玛格丽特的房间永远封上，躺着的长沙发上点起了灯笼，她的葬礼即将举行——从现在走向的“明天”，才是我的死之后真正的仪式，而明天就是一个灰色的星期三之后的黑色的星期四，是没有声音的星期四，“太阳爬上我们这个世界的边缘时，黑暗仍将继续，今天将是没有声音的一天。我们的声音也将消失。如果东西掉在地上，不会发出声音。河流将是寂静的。”但是正如太阳的意义一样，当太阳升起而失去了一切声音之后，太阳落山意味着声音将会回来，而这也是“我的死”之后面向明天的“我的生”。

“我们等有了声音才开始舞会，这样乐器才能奏响，我们可以按自己的风格弹奏，大部分是华尔兹。”这场舞会在鳟鱼养殖场举办，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鳟鱼会在河水中跳跃抓住蛾子，鳟鱼汁制成的油可以照亮我们的世界，鳟鱼池的下面是坟墓，更重要的是，老虎杀死之后烧掉的地方建立起了鳟鱼养殖场，“墙围着老虎的骨灰砌了起来。”老虎的塑像还立在鳟鱼养殖场的旁边，也就是说，老虎时代之后是鳟鱼时代，鳟鱼象征着动力，象征着光亮，象征着死亡后的复活，象征着遗忘之后的新生，更象征着无声之后的有声——从老虎时代到鳟鱼时代，一个接着一个走来；从星期三到星期四，一天接着一天前进；从过去“我的死”到现在“我的生”，一百七十一年后的第二十四本书终于指向了时间的终点，“乐手们拿着乐器站定。他们准备好了。现在只剩几秒钟了，我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