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房子

编号:C66·2140321·1068
作者:【秘鲁】略萨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9年11月第1版
定价:29.80元亚马逊21.90元
ISBN:9787020077427
页数:402页

“绿房子”是亚马逊的妓院,这座由外地人安塞尔莫建造的享乐中心,亚马逊流域心脏地带的能够经商和传教的圣玛丽亚·德·聂瓦镇。而在另一处,是位于秘鲁海边沙漠地区的皮乌拉市,这个由一个落后的小城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在处于原始状态下的森林地区,国内外冒险家勾结官府,占岛为王,杀人越货,对土著民族进行掠夺和剥削。这相距很远的两处地方的“兴衰史”涉及了整个秘鲁北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社会上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对于一切愿意深入了解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叙事作品的人来说,阅读《绿房子》这部拉美文学史上的典范小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体验。《绿房子》出版于1965年,第二年获得西班牙文学批评奖。1967年又获得罗幕洛·加列戈斯国际文学奖,这是西班牙语小说的最佳奖。


《绿房子》:肉体在烧炙着他们

“那时魔鬼只在绿房子里,”加西亚神父喉咙发哑,“现在魔鬼到处都有,那个假小子的房子里有,大街上有,电影院里也有,全皮乌拉都变成了魔鬼房子。”
——尾声

到处都有魔鬼,到处都是魔鬼,而那魔鬼却在翠绿色的房子里,是躲避其间,还是化成了一种无法根除的符号?外墙上是刷过的颜色,还有阳光洒在上面,粼粼发光的存在,与孩子们哈哈大笑的神情混合在一起。这是一个被装饰的世界,这是一个门被关上的世界,可是加西亚神父却拿着打开门的钥匙,他一定是看见了那些恶毒的东西,听见了淫乱的声音,闻到了一股硫磺味,就像站在对面的那个安塞尔莫一样,是被道德世界绑架的那个人,那个有着音乐生活的人。

打开和关闭,对于绿房子来说,是一个秘密。刷满翠绿色的漆,看起来像是森林的颜色,可是绿房子不在森林地区的圣玛丽娅德聂瓦镇,却在这个孤独凄凉的城市,“外地人对本城的内部生活一无所知,他们讨厌皮乌拉城的是什么呢?是它的孤立状态,使之与全国各地隔绝的广大的荒漠,道路的缺乏,在炙热的阳光下的骑马长途跋涉,还有剪径的盗匪。”一切的罪恶和灾害似乎都在这个小城市里上演,不是外地人对这里一无所知,而是在这里的人被一种东西隔绝着,人们在黄昏时分把自己关在家里,看上去是为了躲避令人窒息的热风,面授尘沙的袭击,而实际上这扇门是不能轻易打开的,那些荒漠、那些道路,以及盗匪,是维系皮乌拉城的集体符号,让这个孤独的城市被一种奇闻轶事的氛围所笼罩,而谈论着鬼神的农民们就像自己就是那些魔鬼,守卫着一个与世隔绝的城市。

可是,“浑身都市硫磺味”的安塞尔莫已经出现,这个一无所知的城市被一种绿色的诱惑所笼罩,而绿色转而变成红色,变成一把火,变成了魔鬼的天堂,木板、房椽、砖坯从城市的另一端拖来,还有安塞尔莫先生租来的驴子在沙地上可怜巴巴地行走着,荒漠、道路以及盗匪出没的现实都能轻易改变,“二楼分为六小间,买了六张床,六只洗脸盆,六面镜子,六只高脚使盆”,而这一切像是另一个城市的延伸,是另一个利马?还是新的城市规则?绿房子反而成为了一种兴旺的标志,奇闻异事、硫磺味在翠绿色的诱惑下,变成了另一个世界:“绿房子就像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一样不断在生长、成熟。”甚至那些原本的灾害独享不存在了,不管是水灾,还是旱灾、虫灾,“都不能阻挡绿房子日益增长的名声。”甚至,还有那种神秘的药草和香料烹制的山羊肉、兔肉、猪肉、绵羊肉,“成了绿房子招引嫖客的手段之一”。

还有女人。她们是肉体的象征,她们是情欲的代表,而绿房子里的妓女们在这个属于他们的世界里却窥见了另外的生活,鲍妮法西娅,修女出生却成为了妓女,在修道院里生活却用钥匙打开了锁,放走了两个被抓来的孤儿,“是我们养活了你,给你衣穿,给你受教育。坏坯,为什么要把女孩们放走?”安赫利卡嬷嬷曾经这样骂过鲍妮法西娅,但是在离开修道院之后,鲍妮法西娅却还有一段在教堂里的婚姻,嫁给那个叫利杜马的男人,作为皮乌拉城曼加切利亚区的二流子,他后来当上了圣玛丽亚德聂瓦镇警察局的警长,而在圣玛丽亚德聂瓦镇与鲍妮法西娅结婚后又一起同到皮乌拉。来来回回,从森林地区到沙漠地区,再从沙漠地区回到森林地区,对于杜利马来说,这是一种迁移,而回到皮乌拉之后,鲍妮法西娅却从一个妻子变成了妓女,在绿房子里只有被燃烧的肉体。

“他当然是我丈夫,我们是在教堂里结婚的,对上帝来说,只有这种婚姻才算数。”可是留给她的并不是婚姻,不是神圣,而是那张床,那张何塞费诺为“你”的床,把一个曾经的修女,一个曾经结过婚的女人变成了塞尔瓦蒂卡,一个“丛林里的女人”,那个自己成为丈夫的男人曾经说过再也不离开故乡了,可是却与当地富豪塞米纳里奥决斗被捕,押往利马。利马对于鲍妮法西娅来说是另一个世界,一个自己遥不可及的世界,所以即使从床上下来仍旧叫何塞费诺为“您”,命运依然不只是教堂的神圣。“他是在浪费你,塞尔瓦蒂卡,跟这个警长在一起你就是失掉自己的青春,你干嘛还要可怜他?”何塞费诺用一种诱惑将她推向了绿房子,所以那些关于爱,关于老婆的承诺就是一个讽刺,一个笑话,一个像是绿房子里的魔鬼。就像“年轻人”说的:“对我来说,妓女和修女没什么区别,我一律尊重。”

一样尊重,其实是一样不尊重,一样的女人,一样的肉体,即使是爱情,也都是“禁不住提问”的欲望。而“年轻人”说在对另一个女人说,琼加,绿房子新的主人,安塞尔莫的私生女,“安塞尔莫的妻子就是那个女孩。您不知道,床单上,地上,整个房间,都染遍了血迹,好像是刚刚砍了一个人的头。”当塞瓦约斯医生揭露出这样一个血腥的故事的时候,其实绿房子已经变成了一个阴谋,“不超过十五岁。”她可不是妓女,最后死了,琼加却活了,活着的琼加永远不是爱情的产物,那里有着欲望,有着阴谋,有着鲜血和死亡,那个名叫安东妮娅的盲哑女孩,却被安塞尔莫先生引诱,生下了琼加。作为女人,什么是神圣的?什么又是修女的救赎?在男人面前,她们只是可怜的人,只是用肉体换回存在的价值,她们面前永远有一团炙烤肉体的火。

而有时候炙烤的并不只是女人本身,男人在魔鬼般的肉体引诱下,却也成为不可逃避的一部分。“在丛林里,拉丽达像金子一样值钱。”这是伏屋说的话,对于从巴西逃到秘鲁的橡胶走私者来说,拉丽达是一个引诱的魔鬼“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她很漂亮,没有人能禁得住她的诱惑。”而那个一千索尔的价格就是把女人变为妓女的钱,而拉丽达参与其中,却像一个真正的魔鬼。而作为伏屋的情妇,拉丽达却一女人的身体又先后与阿德连、聂威斯和汪巴恰诺同居。“狗男女”这是伏屋对于拉丽达和聂威斯偷情的愤怒,而拉丽达又变成了他口中的婊子,“因为你的肉松了,你老了。只有身体结实的女人才能引男人上火。”而在那一场麻风病的侵袭中,伏屋就像是被魔鬼缠上了无处逃生,在被送到圣巴勃罗进行隔离的时候,他只能和阿基里诺回忆那些过去的岁月,“我们来往于兵营之间;橡胶工人、伐木工人和淘金者也总是叫我们下次带这带那的,我们就给他们带去,然后我们就钻到部落里去,那儿的生意是一本万利的,用小珠子换橡胶球,用小镜子和小刀子换皮毛”,伏屋被汪毕萨人当成上帝,而在拉丽达那里,却成为麻风病患者,只留下溃烂的身体,只留下“我既不是巴西人,也不是秘鲁人。”的感慨。

“我是堆可怜的粪土,一堆垃圾,老头,仅此而已。”走私橡胶发财,也获得了拉丽达的肉体,但是伏屋自己知道只不过是一堆垃圾,而拉丽达在和不同男人的勾搭中生下了那些成堆的孩子,“我也记不清有多少了,反正很多。”很多的孩子,却意味着爱情和婚姻的唯一性遭到破坏,或者那种父性被埋没,拉丽达用肉体构筑了一个女人的神话,它解构了男性的统治力,而其实,不管是鲍妮法西娅,还是琼加,都是作为丧失父性的一种存在,修道院的修女,和那些孤儿又有什么区别?琼加是盲哑女孩被安塞尔莫先生引诱而生下,又何来那种父爱?而拉丽达的一大堆孩子又在哪里寻找属于自己的父亲?不仅他们如此,不管在森林地区还是在荒漠地区,这些人都在丧失父性、丧失故乡的地方生存,杜利马希望不要再离开家乡,却因为枪战而被押往陌生的利马;身为巴西籍日本人的伏屋,是一个逃犯,他在亚马孙地区先搞走私,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巴西人还是秘鲁人,而最后因患麻风病被隔离是他真正失去归宿的体现。

而绿房子的主人安塞尔莫呢?来到荒漠的皮乌拉,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开创,“他不是牲口贩子,不是收税官员,也不是旅行推销员。他叫安塞尔莫,自称是秘鲁人,然而没有人能从他的口音里听出他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这也是一个缺失归宿的人,甚至穿过沙漠而不遭到匪徒的袭击,成为一个悬案,在他面前只有那被刷成翠绿色的房子,那间藏有魔鬼的房子,藏有女人肉体的房子。所以不管是政客还是二流子,不管是修女还是妓女,不管是孤儿还是医生,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不管是神父还是妓院老板,不管是外国冒险家还是忍无可忍起而反抗的印第安人,都在一种被毁灭的家园、被隐藏的归宿,以及被颠覆的救赎中寻找自己的另一个人生。所以魔鬼处处都有,那绿色的房子只不过是一种修饰,而一旦被揭开,里面就是浑身都是硫磺味的丑陋,就是患患麻风病的痛苦,以及被炙烤着的各式肉体。

“这些没良心的人,这么想女人,想夜生活的娱乐,最后上苍终于满足了他们。就这样,欢腾,轻浮,提供夜生活的绿房子,就应运而生了。”想女人只不过是一种借口,按照加西亚神父的说法,是“魔鬼,万恶而狡猾的魔鬼”出现了,他在讲经台上说:“有人正在准备败坏本城的道德。”所以作为一个宗教的救赎者,加西亚神父自觉担当起道德的维护者,拐走盲女,把她关进妓院,又使她怀孕,这是魔鬼的做法,而将一个修女变成一个妓女,也是魔鬼的做法。“就差来一场天火把皮乌拉烧掉了。世上一切灾难都落到我们头上来了。”皮乌拉是加西亚神父维护的秩序,而那场天火没有降临皮乌拉,他却用自己的手烧着了绿房子。那个小孩告诉安塞尔莫绿房子被神父烧着的时候,绿房子其实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意义,它只是某种建筑,某种外来城市的延伸而已,“所有的人,不管是妓女还是加依纳塞腊和曼加切利亚两区的人们,都不再观看绿房子以及消耗着它的火焰;火焰已经被定时而来的沙尘扑灭,使绿房子所在的地方又变成了一片荒漠。”沙尘扑灭大火,皮乌拉又变成了荒漠,变成了原始,就像森林地区的圣玛丽娅德聂瓦镇。

但是大火烧掉的绿房子只是烧掉了那刷在墙上的翠绿色,烧掉了六间房、六张床、六只洗脸盆、六面镜子、六只高脚使盆,烧掉了那些肉体松弛的女人,而在一年之后,“河沿附近,屠场后面,开了一家妓院。”还有六个妓女,“上帝赐给你们一个丰收年,现在歉收年就要降临到皮乌拉人的头上来了。”这是加西亚神父的预言,只不过这大难临头和那场天火一样,只有自己可以点燃,“第二年棉花收成同上一年一样好。妓院不只是两个,而是四个了,其中一个还开在离教堂只有几个街区的地方,奢华整洁,妓女是白皮肤的,也不太老,似乎是从首都来的。”

妓院变成了产业,白皮肤的女人代替了皮肉松弛的妓女,而琼加却成为了绿房子新的主人,这是对私生女身份的报复,还是让男人陷入无法自拔生活的陷阱?谁身上都带有了硫磺味,而安塞尔莫已经在绿房子变成灰烬的时候忘掉了自己,就像忘掉了罪恶,“从来没有过火烧事件,也没有过绿房子。”他变成了琴师,在新的绿房子里演奏。而当他快要死的时候,加西亚神父却说“绿房子就是妓院”:“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也知道你为什么半裸着身子,还涂脂抹粉的。”掩盖无非是为了忘记曾经的自己,但是那个私生女的罪恶故事是无法洗脱的罪孽,而加西亚神父用宗教的目光给了他们无耻的定义:“我不原谅这种丑事;一百年以后,我也认为这是一种无耻的行为。”

重新建造的绿房子已经不需要掩饰,而琴师的三角琴却还是被一遍一遍刷成绿色,在被掩饰的生活里,总会有人扮演魔鬼,有人变成神父,“安塞尔莫是森林地区的人?”塞瓦约斯医生的问题对于一个死去没有归宿感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意义?死无对证,在一种丧失的现实里,这只是一个玩笑。

琴师默默死去,伏屋病入膏肓,妓女们在肉体中炙烤着灵魂和肉体,一场天火终于没有降临,而不管是城市的皮乌拉,还是“到处是苍蝇”的圣玛丽亚德聂瓦镇,一切的男人和女人,一切的神父和二流子,都变成了自己的魔鬼,“谁也不会为自已的故乡感到羞耻”,就像谁也不会为自己的人生感到羞耻,即使在绿房子的琼加,也都忘记了自己的可能出生。这是混乱的秩序,这是混乱的规则,“《绿房子》就是从这些回忆中产生的。在这部小说中,我企图通过妓院的建立在皮乌拉人的生活中和想象中所引起的混乱,以及一群冒险家在亚马孙河流域的所作所为及其不幸的遭遇,以虚构的方式,把秘鲁两个相距遥远、差别很大的地区——沙漠地区和森林地区——连结起来。”是的,在这些规则和秩序后面,是那个叫巴尔加斯·略萨的人,在森林地区和荒漠地区,在男人和女人之间,他解构了秩序和规则,他用“零件组合法”把那些故事拆解开来,随处乱丢,对话变得冗长,结构变得散漫,而他却在绿房子后面偷笑。

“你要是出生在皮乌拉,你就不会走路像踩鸡蛋了。”利杜马笑着说道,他的意思是:“你就会习惯穿鞋了。”只是当不习惯的生活变成强加给你的那双鞋,踩下去的可能还是一个荒漠,一个没有通畅道路的荒漠,一个随时降下天火的荒漠,一个被刷成翠绿色还有阳光照耀的荒漠,“野蛮,不许杀人”,那么就从第一页重新开始阅读:“警长扫了帕特罗西纽嬷嬷一眼,肉蝇还停在她的额上。”

看不见的大陆

编号:C38·2140224·1055
作者:【法】勒克莱齐奥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9年12月第1版
定价:16.00元亚马逊7.80元
ISBN:9787020077366
页数:148页

“就在这一刻,帕利姆西河就是约旦河,尽管时间相隔甚远,尽管漫长的世纪如此沉重,尽管知识也许已经损害了一切,可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简单。”看不见不是遗忘,而是被掩盖和蒙蔽,就像那一段历史。勒克莱齐奥的大洋洲拉迦岛之旅,开启的这块地球人视而不见的大陆,其实也是开启了重新发现的新时代,在探险的冒险家那里,它只是途经之地,是因为对历险的向往,那些原住民才挣脱了现代国家的政权囚禁,似乎在生命的每个时刻,他们都能够逃脱被关押的命运。而在那些西方主流文明中的商业、文化和政治对于这块古老土地来说,到底是文明的传播,还是扩张?看不见的大陆是不是永远不被留下印记,让它在自己的历史中闪耀出原本属于它的魅力,而勒克莱齐奥在岛上拾起那些古老的记忆和传说,告诉我们一个真实而美丽的大洋洲。


《看不见的大陆》:如何逃脱被关押的命运

有一天,在浩瀚的大洋上,如果自由能够重新建立,也就是说终止了太久的商业、文化和政治交流能够重建,也许这块古老的陆地可以重新开始,如果说它是看不见的大陆,只因为我们看不见。但许这就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了……

重新建立,重新开始,以及重新看见,对于在浩瀚大洋上的这些岛屿来说,它们必须用解构的历史、抵抗的艺术,用自己编织的草席文化来寻找新的开始,而那个已经跨过的起点,被放置在身后,放置在关闭的世界里,而那块叫拉迦的大陆,那个叫麦尔西西的岛屿,那个叫伊拉姆尔的村子,那个叫夏洛蒂的女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重新转身的方式,只是无穷无尽的永恒痛苦,是不是能在这被看见的过程中转过目光,真正发现“智慧、怀疑和幽默的良药”?

那仿佛就是约瑟夫·唐拉德所说的“大海之镜”,浩瀚的大洋,总是有一种无限广远的意义,但是这意义是容易被吞噬的,在人类的可能看见的视野里,大海造就了茫然,对于那个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奇特的想象,也充满了恐惧,而彷如一面镜子的幻境最后却成为突然出现的现实,从海平面过来,不只是波浪,不只是逆风,还有致命的威胁,还有那一艘艘的黑色轮船,里面装满雇工、传教士、征服者,装满了一心想要让世界按照自己的想法发展狂热的施恩者,装满了厚颜无耻、前来霸占土地和孩子掠夺者,是的,黑色轮船会占有大海的影像,在一个每时每刻都可能出现的地方破坏大海的宁静,“大海之镜”是一面魔镜,却在另一个意义上成为岛上居民的共同意识。

如果说那些掠夺者的到来对于岛屿世界来说是一个历史的改变,那么他们对于面前大海的想象和征服则是另一段自己重建的历史。这是“无法回头的旅途”,他们用面包树的树干做成小船,只不过用橫口斧挖空了长长的树干,然后装上用椰树木做的救生船,装上储存着水和食物的竹楼,装上印度榕树的桅杆,装上露兜树纤维编成的帆,装上竹制的横桁,然后再装上那些离开自己土地的家人,开始了自己的旅程。离开是因为这里的饥饿,因为这里的疾病,因为这里无法抵御的自然之力,“小船离开大陆后,大家都以为自己踏上了不归路。”其实是盲目的,是另一种劫难的开始,大海上的风暴和各种危险让一艘小船承受了生存的巨大压力,他们就像驶向天的尽头,男人在划桨,女人在照顾孩子,他们随时会被大海吞噬,但是还好友被称为玛努的天鸟,有满天的星星,这样他们就有了指引者,就有了方向,就有了活着的希望,而那个叫拉迦的岛屿出现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了那“大海之镜”,看见了没有战争、没有饥饿的世界,一个承载着希望的梦想的土地:“他们要向玛塔国王的密使献上他们带来的礼物,猪牙、螺钿和女人编织的席子。明天,或者再晚一点,他们就能够抵达拉迦,他们将与先前抵达的人们会合,他们会拥有土地,开垦森林,他们会向当地诸神祈祷,希望诸神接纳他们来到这片土地。”

仿佛是一个传说,不管是叫拉迦的大陆,还是叫麦尔西西的岛屿,他们的到来命名了一个新的传说,开启了一段新的历史。这里有山芋、薯蓣、卡瓦这些充满魔力的植物,像是他们的一个梦,可以给他们带来和平的植物,而这个梦的开始是为了忘记那片土地上的战争和暴力,忘记那些经历过的疾病和死亡,“他们的文化里,土地不是财产,而是本地人与祖先的魂灵之间一种神秘的纽带。”所以对于新的土地,他们像经历开天辟地的故事,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开辟这片土地,就像是人类的先知,就像是一个离他们并不遥远的故事和梦想。而在这个新的传说中,他们依然繁衍着他们混乱、无法解释的神圣情感,粗矿的自然地貌和温和的性格结合在一起,而这样的神圣情感,是一种精神,而不是宗教。“也许应该用文森特·布勒克纳关于普遍意义上的文化——尤其是博物馆——的观点。至于拉迦,整座岛就是一座博物馆。同时,这座岛屿还是一个寺庙。”博物馆容纳了太多的植物,容纳了太多的故事和历史,也容纳了那些神圣的情感。那由作为陶泰的神从狐蝠变成一个女人,和男人结合的故事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创世纪,而美拉尼西亚人的神话传说里猪变成了拉迦房子的装饰,挂在侧梁柱上的下颌骨像是一个图腾,这些传说和图腾,以及掷石子的占卜游戏,组成了新的符码,“古老神话与现代故事彼此碰撞,互相阐释,形成了美拉尼西亚新文化的根基,这片看不见的大陆的灵魂。”

“看不见的大陆的灵魂”是不是在这种逃离中变成永恒的符号,变成原始的欢愉?像是离创世不远,又像旧世界留下的馈赠:“它是山谷间升起的传闻和歌吟,围绕着高大的树木,和水滴的轻语混在一起,那是每天夜里,在黎明到来之前,从茅草房顶和生锈的锌板上滴落的水滴,安宁的水滴。”水滴安宁,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滴落,与山谷间不被打搅的树木连接在一起,但是这安宁是会被打破的,那原始的欢愉背后却是“历经大自然造成的悲剧以及殖民时代混乱的光阴”,却是殖民者发现的传说,却是另一个“大海之镜”。

起初对于探险者来说,只是经过,只是看不见:“看不见,因为第一次到这里探险的旅行家们没有发现它,因为直至今天,它仍然不为外界所知,它只是途经之地,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不在场的。”不管是十六世纪地理学家关于阿尼阳和南半球大陆的传说,还是托勒斯的航程中发现那个无法确认位置的海角,或者仅仅是迪蒙·迪尔维尔认为波利尼西亚人是被淹没的大地的幸存者,不在场的岛屿都像是亚特兰蒂斯的另一个说法:“传说没有想象到的,是这片海洋如此广阔,有着成千上万的岛屿、小岛和环礁,它所开启的空间占到地球的三分之二,从北回归线(夏威夷群岛)一直到南极海岸(新西的海角),东边则是从复活岛开始一直到西边的印度尼西亚。这块大陆大部分都不是土地,连成一片的是汪洋大海、群岛、从大海深处冒出来的火山以及珊瑚礁,世世代代在此居住的人群诉说的是最为奇特的海洋冒险故事。这是最初的欧洲旅行家曾经穿越却视而不见的大陆,这是梦想的大陆。”

但那个梦想背后是欲望,是推动向前、需要看到的欲望,世界没有尽头,世界的背面一定是另一个世界,正是因为好奇心的存在,“哪怕他们知道世界最终将是吞没大海和大地的无尽深渊,他们也会前去看个究竟”,是的,直到有一天,英国和法国的冒险家真正在这块土地上登陆。登陆是另一个开始,那孤独的印象,那远离尘嚣的现实,那生活的宁静没有了,他们带来了知识、文化和生存规则,他们也带来了西方的殖民欲望。发现而后进入,进入而后掠夺,这样的路线图对于这片土地来说,是重建,也是破坏。那个叫夏洛蒂的女人,是拉迦岛为保护女性权益而战斗的女战士。一方面在她身上有着原始而野性的美,而另一方面,也是西方文化架构的代表。她不堪忍受丈夫的暴力,离开了丈夫和孩子,这是她为自己伸张权利,这是妇女解放的一种象征,在麦尔西西修道院,她使天主教团体在世界范围内完成了新的变迁,虽然在这个修道院附近,除了我到达这里的丰田越野车外,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现代世界的痕迹,但是这并不是说这里永远是人类最初的那个时刻。

葬礼仪式、教会仪式,以及边缘地带留下的帝国辉煌遗迹,无不表现着文化的侵袭,“夏洛蒂说服了自己所在的妇女协会,成功地让新政权的货币体制接纳了编席艺术。”那个拉巴穿越海峡与曼塔维普相会相爱的传说,里面有着纯真的爱情,有着席子起源的故事,但是这故事背后是刺穿敌人心脏的反抗,“我的坟头会长出一株藤,可以用它来为席子染色,这样,我的记忆就会永存。”当拉巴说完这句话死去的时候,席子文化侵润着一种反抗和死亡,而现在,席子象征着女性的解放,是对于大男子主义盛行的社会规则的颠覆,而另一方面,席子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来支付商品和服务,购买她们的日常必需品,支付诊所的药物或是孩子的学费。”这是商品化的时代,这是女子经济独立的象征,这是融入市场经济的代表,瓦努阿图最美丽的草席“是拉迦文化的象征和骄傲,也是商品交换的中介。而这种艺术完全由女人掌握。”

而在拉迦神圣的情感中,基督教也有了新的传说,那个叫斯蒂凡尼·塔比利的祖先把基督教带到坡岸岛,而塔比利的妹妹就是因为不小心烧了村长家的房子被杀死,所以塔比利在昆萨拉接受了基督教,想从此摆脱被焚烧的厄运。他们已经进入了现代,已经用草席编织女性的生活,用基督教来摆脱命运的救赎,首领维利还有参与电话、网络等现代世界建设的愿望,而维利·奥利翁·波贝在每天晚上,支起他的发动机,一遍又一遍地为年轻人和老人播放《火山》——一部讲述南太平洋火山的老纪录片,用电影的方式来讲述他们埋葬在心里的集体记忆,讲述关于一万年前火山喷发的历史,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新的被看见的自己。

自己看见自己,或者是他们的幸运,而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被别人看见,他们是被别人征服,他们是被别人奴役,“欧洲最初的探险者,葡萄牙的奎罗斯、法国人布干维尔、英国人库克,他们接近海岸的时候,都曾提到过类似的感觉,仿佛这些岛屿在漫长的几个世纪中一直被凝刻在恐惧中。”是的,初期的探险者的精神实质就是劫掠和全面占有食物,他们劫掠成性,滥杀无辜,从1800年的一百万左右人口到1935年4万5干人口,汤姆·哈里森在他的《野性文明》中列出新赫布里底群岛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剧减趋势的人口数据则反映了这片土地遭受的劫难,而这种锐减人口,主要是法国和英国殖民者强迫推行了所谓的“黑鸟制度”,他们贩卖人口,残忍地破坏这里的规则,在丑陋的交易中制造一个个梦魇。“世界化,也许首先是疾病的世界化。”不管是黑鸟制度,在文化输出到这片土地的时候,那些艾滋病也迅速在这里蔓延,而一八三六年的流行病——天花,结核,百日咳,猩红热,脑膜炎,白喉也都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而最终他们的命运只有一个出口:“活下来的土著居民宁愿生活在闭塞之中,他们对西方社会一直持怀疑态度,对殖民和引入新技术的企图抱有敌意。”因为他们确信,外国人的所有交易都必然伴随着谎言和欺骗。

于是便有了抵抗的艺术,“如果出生这个深渊边,就必须学会抵抗。”大海之镜原本是探索是探险,而现在变成了奴役变成了征服,甚至变成了战场:“世界上的强权国家在这戏剧舞台上相遇了——海洋也许是历史上最为广阔的战场。”对于抵抗,其实并非有一种向上的积极力量,那个卡纳克独立主义者和法国宪兵之间的惨烈战斗展示了人类最血腥的一页:“双重的屠杀,岩洞里,宪兵被卡纳克人用大砍刀砍死,而十九个卡纳克起义者则在灌木丛中遭到机枪扫射,有些还年轻,他们的尸体被匆匆装进垃圾袋里,运上了直升飞机。”双重屠杀,没有胜利者,没有失败者,没有征服者,也没有被征服者,而这一一个岛屿,在这场在场和不在场的抗争中,会在何种程度上被真正看见。

其实,这一切不是传说,也不是历史。“我”进入了这个世界,在抵达麦尔西西,在对话夏洛蒂,在感受拉迦的原始欢愉的时候,我所寻找的是土著人离开故乡而抵达这片大陆的求生欲望,还是冒险者发现这片土地时的破坏证据?“拉迦,这小片看不见的大陆,我几乎是一不小心来到这里的,我不知道它会给我什么,梦想、欲望、幻灭,新的希望,抑或只是简单的停留……”那些灾难,那些战争,那些疾病,那些死亡,仿佛都属于过去的时代属于过去的岛屿,而现在面对的这片大海,这些岛屿,到底如何寻找新的世界:“就在不久之前,太平洋还曾经是残忍战争的舞台,接着便成为露天的核武器实验基地。我们应该为此感到不安吗?这些些遥远的群岛不是从被征服之日起就成了公共海域了吗?难道趁我们没有权利占有它们,占有它们的居民,无需有任何的廉耻之心?被殖民强权分割成一块块,一段段,被他们瓜分的太平洋大陆于是变得看不见了。一个不存在的地方,住着野蛮的民族——而不久以前,他们还是食人部落。或者——这样我们又回到了老生常谈上——它被成一个伊甸园,什么都是那么的繁盛,花儿,水果,还有女人。”

是谴责征服者还是反思野蛮者?是保留这里的蛮荒和原始,还是创造新的文明?“岛屿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如果说很容易被占领,却也很容易被收复。”是的,对于那些人来说,重新夺回岛屿主权,摆脱殖民统治和托管是他们的目标,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其实也已经去除了某种愚昧和落后,新的文化,新的语言,新的艺术开始影响他们的生活,而在更多人那里,这种影响是不被发现的,他们却把岛屿关闭了,把岛屿那段尘封的记忆关闭在暴力和征服的历史里,而这并非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他们所有的一切,艺术,音乐,咒语,甚至是语言的创建都显示了抵抗的愿望和对于学习的趣味。他们所有的一切,无论是存在的方式,还是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都显示了他们改变自身,继续生存下去和重新塑造自己的能力。”实际上,真正的存在方式,是理解,是改变,是重新打开世界的大门,是在虚无和绝望中转过目光,创造新的历史。

“历史”变成了新的叙述,“历险是一个应该保留的名词。”它曾经是一个离开原来意义的词,是一个已经残缺的词,“曾经充当过杂物袋、赌注以及解决无能的词”。而现在,历史应该回归本义:“应该拔除它的外衣,因为在它的外衣下,隐藏着阴暗的征服主义的卫道士,隐藏着矫揉造作的所谓异国情调的受益者。”而那些岛上的人,也要在历史中战胜自己悲剧性的命运,成为全新的人。所谓全新的开始,全新的人生,在“我”看来,其实还是一个欧洲化的融入,是一个对现代国家政权的实践:“多亏了他们对历险的向往,他们对于相对性的天生意识,在生命的每个时刻,他们都能够逃脱被关押的命运。”

奥尼恰

编号:C38·2140224·1054
作者:【法】勒克莱齐奥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0年12月第1版
定价:20.00元亚马逊8.80元
ISBN:9787020083091
页数:246页

“可是樊当,他却在每天清晨声音响起时惊醒,他的眼睛再也无法离开在轮船前部卸货甲板上生活的黑人。天一亮,他就赤脚跑到护栏边,脚抵着隔板,想透过栏杆看清楚。”黑人在甲板上捶打,变成了一首曲子,而这曲子像生猛的野兽一样在大海上嚎叫,作为一种寻找的旅程,樊当的父亲曾经说,“非洲像一个奥秘,像一场高烧,在灼烧。”但是,樊当并没有父亲身上那种虚妄的热烈迷狂,他只是懵懂而好奇,打量非洲的那双眼睛,是自然的,平静的,无邪的。父子似乎代表着不同的寻找体系:儿子樊当寻找亲身父亲之旅,父亲吉奥弗洛瓦寻找消失的文明之旅和梅洛埃黑女王寻找新城之旅,而那个交汇地的奥尼恰,已经变成了历史与传奇、梦想与现实的交错地带。作为勒克莱齐奥寻找历史踪迹的自传体小说,《奥尼恰》展现的是非洲的天与地,人与物,是非洲人与殖民者无望但勇敢的斗争,是非洲不绝的历史与文明。


《奥尼恰》:符号解放了刻了此符的人们

我是舒神,我的位置在父亲的眼睛里。
——埃及《度亡经》

当摩西说:“我还是孩子时,都是阿乌卡人称为太阳之子,因为他们忠于我们的神。”世界变成了一个闪过的影子,变成了一层面纱,里面闪现神所创造的的最古老名字,叫阿努,只是这在《圣经》里的名字变成了奥恩,但是当吉奥弗洛瓦在梦中听见摩西用比弗拉海湾的语言时,他仿佛听见了另一个神话,而《圣经》的传说也终于在埃及的《度亡经》中找到了命名。那有力回响的话活在奥尼恰,活在河边,也活在他在非洲的梦里。是的,那句话分明是在说:“阿努就像他,是一个神。阿努就像他自己,是拉。”或者在说:“阿努就像他自己,是拉。他母亲是阿努。他父亲是阿努,他是他自己。阿努,生于阿努。”

这是无穷尽的流淌,就像知识,就像河水,就像梦境。而在河面闪现的光亮里,吉奥弗洛瓦分明是在寻找脸上刻着伊特希之符的人,只是水面之上只有一条条独木舟,只有漂着的断木和枯枝,“像野兽的腿一样沉在河里”,而这衰败的景象就像在摩西的神话里,贝宁的众部落首领要向奥巴的独子吉努瓦报仇,奥巴用一个大箱子装了众部落首领的七十二个孩子,连同自己的孩子一起漂往大海,最后在乌戈哈雷吉的城市善感的时候,吉努瓦身后跟着的是七十二个孩子。而这只是一个梦中听来的故事,而在另一个传说,另一条河中,仇敌在七十二个同谋的帮助下,把欧西里斯关进了箱子,尼罗河上漂流,直到漂流到大海之上,而欧西里斯开始从死亡中站立,成为了神。而作为欧西里斯最后的代表,梅洛埃成为黑女王之城,只是劫难并没有因为神的出现而避免,梅洛埃的男女老少,智者和书记,一起离开城市,他们追随着黑女王,去寻找一个全新的世界。

这是出走,这也是找寻,对于这个在父亲的解救中而站立起来的神,一样无法避免后代被杀戮的命运,而梅洛埃的人们在无尽的跋涉中,在无尽的死亡面前,抵达了天河缘起的阿特布,而在阿特布的天河便,迎着夕阳的那一面,他们刻下了带着羽翼的圆轮,“就这样,诞生了每个头胎孩子都必须接受的神圣印迹,以纪念梅洛埃的人民来到河边的历史。”头胎的孩子,带着父亲的血统,也带着神圣的印迹,而年轻的女王阿西诺埃第一个接受了欧西里斯和何露斯的符号,而在符号被刻记的历史中,梅洛埃新城也建立起来,而阿西诺埃和热贝拉图祭司的女儿也在这里诞生,她的名字叫阿玛尼赫纳斯或坎达丝,与死在沙漠中的外婆同名。同名的故事里隐含着像河水一样不停歇的流淌,“她,名叫阿玛尼赫纳斯,是河的第一位女王,埃及帝国的继承人,她的诞生,是为了让河中的岛屿成为新世界之城,为了让所有的森林和沙漠之民团结在天之律法之下。”

那脸上的伊特希之符在额头上是太阳和月亮之符,在双颊上是鹰翼和鹰尾,这是光亮的普照,这是力量的象征,而那曲折的找寻逃亡之路却永远刻在梅洛埃人的心里,而这无非是黑女王的一个梦,“夜里,黑女王做了一个梦。梦里,她看见了另一块土地,另一个王国。是如此遥远,任何一个成年人在有生之年都无法抵达,只有孩子们可以看到。”这也是吉奥弗洛瓦在玛乌身边做的一个梦,“只有孩子们可以看到”的箴言也一样让吉奥弗洛瓦想念自己的孩子,那个叫樊当的少年,只是当自己一个人在非洲那片土地上梦见那个故事的时候,樊当和母亲已经踏上了前往非洲奥尼恰的萨拉巴亚号。

这是一个漫长的旅行,“从前,有一个地方,要经过漫长的旅行才能到达,要忘却一切才能到达,那时候,你甚至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是罗莎姨婆曾经对他说的话,而樊当在船舱里用软铅笔写下的故事也是一个漫长的旅行,UNLONG VOYAGE,大写字母,一个标题,就像开启了从此以后和非洲有关,和父亲有关的人生旅程,他写着的是一个叫艾丝苔尔的女人:“艾丝苔尔。艾丝苔尔于1948年抵达非洲。她跳到了码头上,在森林里行走。”只是这个叫艾丝苔尔的女人只是一种想象,“如今,黑女王叫奥雅,是她统治着河边的大都,然后,艾丝苔尔来到了那里。”这是一个现实和想象结合的故事,樊当为了她,用混合英语来写,“他创造了一种语言。他用符号在说话。”

符号之于符号,找寻之于找寻,实际上被母亲带着来到奥尼恰本身就是一次逆反的过程,与母亲玛乌来说,大西洋的航行就是在寻找和丈夫吉奥弗洛瓦过去有关的时间和爱情,“她疯一样地爱上了他,跟着他到意大利、圣莱莫和佛罗伦萨。她当时只有十八岁,可已经习惯一切由自己做主。她想要这个孩子,很快就要,以免再孤零零的,跟谁也不说要孩子的事。”那是许久以前的事,疯狂地爱着的故事,自由生活的故事,那个孩子在他肚子里的时候,吉奥弗洛瓦却只身来到了奥尼恰,虽然说在非洲联合公司干活,实际上在寻找梅洛埃有关的故事,那个黑女王的逃离和找寻,那个伊特希之符。玛乌爱着一个和梦有关的男人,而她自己也像是一个漂流着的梦:“她知道再也找不到什么了,也不会再遇到什么人,连父亲和母亲的记忆都没有,因为她从未见过他们。也许正因为如此吉奥弗洛瓦才选择了她,因为她孤零零一人,没有像他一样有个离弃的家庭。”

而前往奥尼恰就是在追寻那被战争隔离的爱情和自由,那里似乎留些死去的孩子,留下房子墙上的那些洞,“而我,此时正在寂静而荒芜的大海中,我仿佛也在逆着时间而游,去找寻我在彼处,在奥尼恰存在的理由。”逆着时间而游,找寻彼处的自己,对于玛乌来说,何尝不是一次逃离?只不过带着樊当,就变成了一个无法跨越的难题:父子之间无法消除的隔阂。“告诉我,玛乌,你为什么要跟一个英国人结婚?”法国和英国,在那样战争中,这就是一种隔离,而爱情和婚姻却以这样的方式结合,但是结合之后呢,在怀有樊当之后呢,吉奥弗洛瓦依旧是离开。对于樊当来说,父亲眼睛里看到的都是不信任,都是出于本能的憎恨,而每当樊当挑衅时,吉奥弗洛瓦则是克制住的怒火,所以他们之间像墙上那个洞,永远填不满,而对于樊当来说,只有萨拉巴亚号甲板上梦想的幸福,而在旅程的终点,只有一个陌生人,那个无妻无子的男人,“他们并不相识,也从未谋过面,那么,他又为何要等待?”在樊当看来,这个男人,永远也不会是他的父亲。

找寻父亲实际上变成了樊当的一个童话,一个曾经离开而缺失的童话,而对于母亲玛乌,樊当有一种暧昧的肉体感觉,在十岁的时候,樊当就决定一辈子只用小名来称呼他母亲:“玛乌”。这个原名叫玛丽亚·路易莎的女人被樊当进行了和自己有关的命名,而且不断建立自己的王国,“他想起,他见过她的裸体。”是的,在曾经的床上,玛乌伸展开来,床单下的身体一丝不挂。而在船上,樊当也总是看见玛乌裸体的样子:“这一形象美丽又折磨人,躯体消瘦而苍白,肋骨显现,肩膀和双腿是褐色的,乳房上的乳头呈现深紫红色,半明半暗的房间里,水流淌在女人的身体上,如瀑布般倾泻而下。”

在情欲有关的呈现中,樊当其实看见的不是母亲,而是自己心中的那个叫艾丝苔尔,那个抵达非洲的女人,那个行走在森林中的女人,而在奥尼恰,樊当在奥梅朗河口边看见的年轻姑娘,就成为樊当想象而又现实的女人:“她长着一张孩子的脸,脸很光滑,可她的身体和乳房完全是一个成熟的女人的。”这个名叫奥雅的女人拥有和黑女王一样的名字,可是身着蓝色的教会袍、脖子上挂着一个十字架的她,有人说她是拉各斯的一个妓女,还坐过牢。

是的,黑女王就是奥雅,就是以河的语言命名的女王:“她是奥雅,她的躯体就是河之躯体,是尚戈之妻。她是伊莫雅,是水的力量,是奥巴塔拉,西布和奥杜杜亚,欧西里斯的女儿。奥西米里的黑种人与梅洛埃的人结成了同盟。”几个传说中的妓女,一个神话中的女王,一个散发着肉体之美的女人,奥雅成为另一个符号,这个处处撒发着非洲野性之美的女人被不同的人进行命名,而在玛乌心里,丈夫吉奥弗洛瓦对于黑女王的找寻实际上就是在奥雅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无可避免地让玛乌有一种被替换的感觉,“是她,黑女王,以前你跟我说起过她。是她进入了你的生活,再也没有了我的位置。”是黑女王代替了玛乌,还是奥雅代替了爱?而在玛乌的眼里,当初带着儿子前来找寻的那个名叫吉奥弗洛瓦的男人也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变成了樊当说的那种陌生人。

一切都远去了?连同记忆,甚至墙上那个永远填不满的洞?找寻最后似乎又变成了逃离:“我们就要离开这儿了,我们不能再留在这里……”这是玛乌的呼喊,曾经吸引玛乌的,是那种自由的感觉。“奥雅无拘无束,用小鸟一样光洁的目光,或用小孩子—样的目光,看待原本的世界。正是这一目光让玛乌心头颤动,令她动心。”但是现在变成了一个被抹去记忆的梦魇,酷热,烦闷,以及疾病,还有不相容的语言和交流,生命停止了,时间凝滞了。而对于奥雅的看法,萨拜因·罗兹这个充满神秘感的男人就对他说:“她是河神,是梅洛埃的最后一位女王。”而这个同样叫奥雅的女人却是常常卖身的妓女。玛乌想把这一切还原:“别搅她了,她不是女王,也不是个疯子。只是个可怜的聋哑女孩罢了,谁都在利用她,您没有权利把她当奴隶对待!”只是这只不过是一种想象,“如今,她是奥卡胡的妻子,我把她给他了。”而且,萨拜因·罗兹接下去说:“可我本来可以把她给您丈夫的!谁知道她上怀的是谁的孩子?”

奥雅怀上了孩子,但是在萨拜因·罗兹具有挑衅意味的话语中,实际上把孩子带向了一个父亲缺失的现实,奥卡胡,吉奥弗洛瓦,还是自己?而那个梅洛埃的女王,他们给她施了阴蒂切除礼,因为“让她在痛苦之中永远成为太阳之妻。”这是神话和现实的交错,这是想象的另一种命名,对于玛乌来说,甚至是道德的沉沦,而萨拜因·罗兹却对她说:“帝国已经到了末日,夫人,到处都在坍塌,就要坍塌成灰,帝国的巨轮就要体面地地沉没了!”

沉沦的道德,实际上也是沉沦的帝国,而不管是非洲,不管是奥尼恰,还是吉奥弗洛瓦梦中的梅洛埃,实际上找寻的主题并不是爱情,不是神话,也不是父亲,在更深的意义上,它是一个关于殖民和反抗的寓言。玛乌和樊当乘坐的那艘叫萨拉巴亚号的航船,实际上就是一个古老的帝国神话,这艘五千三百吨位的航船,已经老旧,属荷非航运公司,而在船上,那些工作的黑人们像是被奴役的象征,他们用带着责备的目光看着樊当,就像看着当初踏上非洲土地的西方殖民者。而那艘已经沉默的乔治·肖顿号,则更像是帝国侵略的符号,“在战前这是河里最大的船。是帝国的骄傲。船身坚硬,像是战船,装有蹼板轮。它经常逆流而行,一直开往北方,直抵约拉、波尔加瓦、布萨和冈加瓦。”而如今,它只剩下一个烂躯壳,甚至变成樊当、博尼玩耍的地方,成为奥雅分娩的地方。但是帝国的统治阴影并没有像乔治·肖顿号号一样沉没,甚至还在不断地渗透,不断地杀戮。吉奥弗洛瓦找寻黑女王真相的阿罗丘库里其实就写满了屠杀和侵略。一九〇一年十二月,阿罗的大不列颠军队的指挥官蒙塔纳洛中校在这同一条河里逆流而上,上面有八十七位英国军官,一千五百五十名黑人士兵和二干一百名运送工。他们拥有帝国赋予的权力,带着不惜一切前进的指令,坚决消灭阿罗丘库的最后—股抵抗势力,除掉伊博巫术的神殿。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阿罗丘库几乎没有任何反抗,便落到了英国人的手中。

阿罗丘库的陷落,只留下废弃的城市,而那时传说预言家奥法预言阿罗人一定胜利,英国人会一败涂地,个个亡命。但是直到现在,神殿阿罗丘库早已经不复存在。“活着的,只有那些头胎的孩子脸上的伊特希之符。”那个象征太阳之光的符号在孩子们的脸上,但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善意的虚构:“天之符,为的是得到此符的人不再感到恐惧,不再惧怕痛苦。符号解放了刻了此符的人们。敌人再也无法杀死他们。英国人再也无法束缚他们,让他们干活。他们是丘库的造物,是太阳之子。”而实际上,在奥尼恰的土地上,到处是没有消除的暴力,英国军官吉拉尔德·辛普森家发生的暴动,是一批苦役犯的反抗,但其实最后还是被镇压,“他们开了枪,把人打死了。他们朝戴着镣铐的人开枪,他们倒了下去。”

戴着镣铐,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命运摆脱不了的象征,在樊当的记述中,这仿佛就是对那个脸上神符的背叛,而他,从对这片土地和对父亲的不满,转而热爱,“我从此再也不回这个家。我永远也不回英国。”他拿起一块石子,在水泥墙上刻下了“POKO INGEZI”两个词。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少年无效的反抗,连同吉奥弗洛瓦,对于深化的找寻也只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神话,而在远离奥尼恰的故事里,樊当成为了巴斯男子文法学校法语班的老师,在这里似乎没有人知道奥尼恰,没有人知道黑女王和伊特希之符,没有人知道奥雅和他的父亲缺失的孩子,但是这里依然有kwashiorkor(死亡):“他无法忘记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向奥尼恰方向运送武器的车队刹那间被炸得一片狼藉的情景。”

樊当找寻父亲是一个童话,吉奥弗洛瓦找寻黑女王是一个梦话,而梅洛埃人寻找新的都城则是一个神话,而在一九六八年的现实里,樊当看见了一个被战争抹去记忆的现在,一个被吞噬了草原、河谷、村寨的房屋的现在:“也许奥尼恰再也留不下什么了。仿佛这一切只是在梦里存在过,犹如载着阿西诺埃人的木筏,在永恒的河上,驶往新的梅洛埃。”而在远离奥尼恰的生活里,吉奥弗洛瓦似乎看见了刻有神符的石碑,他也看到了奧雅的脸,那符号仿佛没有磨灭,而在新的现实面前,又重新找到了它存在的理由:“新的梅洛埃展现在岛前的河两岸,在奥尼恰和阿萨巴,在他等待过多少年的地方,在码头,在非洲联合公司办公室破旧的地板上,在仓库令人窒息的黑暗中。黑女王当初带着臣民来到了这里,来到泥泞的岸边,现在,一艘艘货船就在这里卸下一箱箱货物。她就是在这里立起了太阳之碑,刻上了乌蒙德里神圣之符。奥雅是回到这里生下了她的孩子。真相之光如此强烈,一时照亮了吉奥弗洛瓦的脸庞,闪过了他的额头和双颊,就像一束快乐的回光,他的整个身躯开始颤抖起来。”

这是新的神话,这是新的启示,父亲的眼睛依次扫过战争,扫过殖民,扫过死亡,最后在重生的阳光中看见那个符号,熠熠发光,仿佛是一句不曾磨灭的箴言:“从前,有一个地方,要经过漫长的旅行才能到达,要忘却一切才能到达,那时候,你甚至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

逃离

编号:C56·2131219·1033
作者:【加】爱丽丝·门罗 著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9年07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6.80元
ISBN:9787530209837
页数:368页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和“她是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夸张地印在红色的腰封上,作为2009年7月初版的这本图书来说,显然是经过了诺贝尔化的修饰,所以对于因诺贝尔文学奖而带来骚动的文学市场而言,艾丽丝·门罗不是在“逃离”,而是被纳入,被修饰,被消费。“逃离,或许是旧的结束。或许是新的开始。或许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瞬间,就像看戏路上放松的脚步,就像午后窗边怅然的向往。”无论是十八岁从父母家出走如今又准备逃脱婚姻的卡拉,还是放弃学术生涯投奔向偶遇的乡间男子的朱丽叶,或者是失踪的佩内洛普,与哥哥出逃的格蕾斯,逃离成为无法预知、无从招架的现实,旧有的世界被放弃了,是不是意味着新的生活会如愿开放,或者逃离没有终点没有目的,“或许你早已被它们悄然逆转,或许你早已将它们轻轻遗忘。”逃离的永远是她们,是女人天天经历的生活以及细节背后的情绪,而当一切都消逝,一切都被遗忘,或许只有那个叫门罗的“她”站在自己的世界里,独自守望。


《逃离》:她把一切都放回到原处去

在她正在逃离他的时候——也就是此刻——克拉克仍然在她的生活里占据着一个位置。可是等逃离告一结束,她自顾自往前走自己的路时,她又用什么来取代他的位置呢?又能有什么别的东西——别的人——能成为如此清晰鲜明的一个挑战呢?
——《逃离》

那个位置已经不能改变了,它就在卡拉骑马训练的地方,它是朱丽叶想象的将陌生人压出血的铁轨,它是格蕾丝不愿加上去的“我很抱歉”,它是劳莲恨死却不能去除的蒺藜,它是若冰那条穿错的绿裙子——应该的样子,使一个个的她变成了“她们”,使一次次的逃离又返回到了自身,从模糊到清晰,从逃离到投奔,所改变的只是偶然经过的存在,而那些从另外世界悄悄带来的东西只不过是脆弱的安排,是鲁莽的信心,是“一门心思地相信一切都会按照设想往前发展”的偶遇,只是那危险的布局在往这边或是那边移动一分,“事情便会落空”,那结局不是取代,不是虚构,不是告别,不是走开,而是如卡拉在迷路的时候发出的呼喊:“来接我一下吧。求求你了。来接接我吧。”

可是,在第一次逃离的时候,卡拉是没有这样的呼喊的,把一切仍在身后,是不是勇气,是不是年少的脆弱和无奈?那仅仅是因为爱上了克拉克,一个陌生的男人,一个在停车场会合的男人,而这种爱在卡拉看来变成了顿悟,所以离开是为了抵达顿悟的现实,留下的只有给父母的一张纸条:“我一直感到需要过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是永远也无法得到你们的理解的。”需要过一种真实的生活,克拉克是不是就是那种找寻的真实?在孤寂的骑马训练地方,在萧条的乡下,在一个男人暴力构筑的生活里,卡拉或许是被真实迷失了,所以这种顿悟甚至变成了一种对性的向往:“现在她认为那只是性这方面的问题。也许仅仅就是性的问题。”性让她离开曾经的现实,而性又在克拉克那里变成了赚取钱财的一种方式,比如那个老去的贾米森先生,所谓勾引,是让卡拉成为现实的一个钓饵,“他表示出自己的欲望,想用手指捅捅她勾她过来顺从自己,配合他做些亲热的动作。”如此,便构成了另一种生活,“下流,真下流。”这是卡拉心中对自我的一种否定,所以在卡拉克打架、粗暴的生活背后,那种一心想追求的真实不存在了,而停车场的回合变成了第二次出逃,“他什么时候都冲着她发火。就像是心里有多恨她似的。她不管做什么都是做得不对的,不管说什么都是说错的。跟他一起过真要把她逼疯了。”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现实,所以卡拉的出逃是从贾米森太太那里获得钱,和一套她的衣服,“只要可能,我会付出一切代价这么做的。可是不行啊。我没有钱。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投奔。”这是卡拉把自己置身在一种危险的境地,“付出一切代价”的背后是盲目,“任何地方可以投奔”的注解也是盲目,所以那一套衣服,那个遥远的小镇以及陌生的女人,都是卡拉心中“危险的布局”,就像曾经离开父母。

当那张字条上的“all right”误写成“all write”,当穿着贾米森太太的衣服变成了另一个自己,当公共汽车在那条路上让卡拉体会到了迷路的感觉,投奔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这是错位的方向,这是错位的人生,当有代替无,当投奔代替出逃,那个位置却还占据着克拉克,取代不是盲目,不是心血来潮,不是自顾自往前走,还有什么可已成为“如此清晰鲜明的一个挑战呢”?危险让人有一种存在感,如果逃离变成了真实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危险化解的时候还有什么可以让人触摸那些下流,那些勾引,那些暴力?“来接接我”最后成了卡拉确认自己存在的呼唤,但是回家是不是就一定是回到真实回到清晰回到那种危险的布局中?克拉克甚至把卡拉接回来变成了对于西尔维娅问罪的理由,“我敢说你自然是会吃惊的,在你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帮助她逃走之后。”这也是危险的,当时当两个阵营的人对立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危险不是清晰和真实的现实,而是那一个关于山羊弗洛拉回来的虚构。

或者他们都看到了,卡拉一直希望找到的山羊在失踪之后重新出现在他们面前,并不是安全的,而是在迷障一般的黑夜里,如幽灵一般降临,“在我看来,这一整串事情里最最诡异的一件事,就是弗洛拉的重新出现了。”也是逃离,也是回归,却把两个阵营的危险化成了一种神话,但是这样将西尔维亚和克拉克联接在一起的仍然不是现实,是一种虚构,它其实是卡拉的一种幻化,离开和回来都是诡异之一种,而克拉克终于没有将这样的传说告诉卡拉,因为那是不存在的幻觉,是一种迷惑。而在若干年后当卡拉知道这件事之后,弗洛拉其实早已经不存在了,它是真正逃离的象征,留下的只是西尔维亚给她的那封信,那封关于诡异和虚构,关于迷惑和联接的信,它不是失踪,是逃离,是存在于克拉克记忆中的一次逃离,所以对于卡拉来说,她被取代了,她成了那个危险的符号,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一切清晰鲜明的挑战被化为乌有,“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卡拉不再朝那一带走了。她抵抗着那样做的诱惑。”只有那根针像真的存在一样,刺痛在她的心里。

而对于西尔维亚来说,贾米森对于卡拉的欲望投影或者也是因为没有一个取代的位置,“也许是因为利昂和我没生过孩子吧,是挺傻的。那是一种移位的母爱。””西尔维亚说到了这个爱情故事的一种可怕结局,是没有孩子而造成了移位的母爱,所以卡拉的性问题从逃离父母开始也变成了一种“移位”,克拉克又将她推向了贾米森,而卡拉对于山羊弗洛拉的爱仿佛又是一次“移位”,所以在不断地移位中,那种突然断裂的感觉就仿佛是暗处开始的逃离,但是所有的逃离都是宿命的,都是对于现实的一次“侵犯”。那个叫劳莲的女孩最害怕的事就是自己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这样,她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就轻易解构了。在被看见的那个盒子里,是一个失去的孩子,“那个女娃娃从筐里摔出去时就已经完了。不过我们却没有失去艾琳怀着的那个。那就是你。你懂了吧?就是你。”但是这样的话对于劳莲来说,却并不真实,在父母不断争吵的生活中,总是会触及一个孩子的敏感问题,那个有着安眠药和刀片构筑的家庭里,劳莲几乎成了问题少女,“她五岁的时候喝下过半瓶啤酒,六岁那年抽过含有大麻的香烟,虽然这两样东西她全都不喜欢。她吃晚饭时偶尔饮一点点葡萄酒,这玩意儿她倒还能接受。她知道口交是怎么一回事,也了解避孕的所有方法,同性恋者干的是什么事她也明白。她时不时就能见到哈里和艾琳一丝不挂,也见到过他们的一伙朋友脱光衣服围坐在林中篝火之前。”而在德尔芬的玩笑里,”也许他们根本不能生呢。很可能你还是领养的呢。”这是一种具有“朦胧的魅力”的想法,自身存在的真实感一下子被解构了,在劳莲的心中便形成了一种危险的想法:“如果他们两个孩子都失去了,而不是只失去一个,那又会怎样?如果她从未存在于艾琳的肚子里,不必为她肚子上的轨迹负责,那又怎么样?她怎么能肯定她不是他们领来的一个代用品呢?如果已经有了一件不为她所知的如此重大的事情,那么怎么能保证就没有第二件呢?”领养女孩的夫妻名字、父亲在一家杂志做事,如此众多的线索对于劳莲来说不是巧合,而是事实,是朦胧的魅力变成了现实,领养是一个代用品,甚至取代了劳莲自己的身份。而最后父母的解释是,结婚五年是有过领养的孩子,可是那不是劳莲,或者说是有劳莲的名字,但不是她,“我猜想那是因为我们最喜欢这个名字,而且这样可以给我们一种重新开始的感觉。”被重新命名的劳莲,真实存在的劳莲,这是一种“侵犯”,就像西尔维亚所说的“移位”,“德尔芬掬起一把灰烬,但是没有把盒子接过来并传出去。艾琳也掬起一把,又将纸盒传给哈里。”共同分享一般,实际上在劳莲看来就是侵犯,侵犯自己的名字,侵犯自己的生命,“她的。我们的。”最后那些蒺藜的危险反而让她有了某种回归的想法:“可是她知道自己唯一能做的,就仅仅是坐着不动并耐心等待。”

坐着不动并耐心等待,或者时间能够最后给出答案,或者自身的存在才是最好的“逃离”,所以对于朱丽叶来说,爱情的冒险是一种“机缘”,只是太“匆匆”,像那来回的火车,载着她走向一个陌生的男人,而最后,连同自己的女儿佩内洛普的离开,都像是自己生活的一次翻版,走向“沉寂”的归宿。《机缘》、《匆匆》和《沉寂》构成了朱丽叶的一生,从处女的爱情到家庭的干涉,再到女儿的离开,人生三部曲都是在寻找取代的那个位置,可是最后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最后去了哪里,命运的无常或许就像铁轨上的那个死亡事件:“六个月前,她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个男人。六个月之前,那个死于火车轮下的人仍然活着,也许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出门旅行呢。”

世界的陌生,是因为从来没有过存在感,朱丽叶在火车上的偶遇化解了关于那一滩污秽和可怖的经血的不安,满都是血的现实其实也是可以被轻易取代的,那个自杀者被压烂的身体上的血取代了作为处女的朱丽叶在卫生间丢下的红色,而那句“搭伙儿聊聊”的说法一下子俘获了她的心,是的,当埃里克告诉她自己的太太在八年前受伤导致全身瘫痪,“连吃东西都要别人喂”,埃里克照顾了她八年,那一刻在朱丽叶把自己当成了那个被照顾的妻子,获得了感动的爱,被取代的命运仅仅是从“我是时时刻刻都会想起你的哟”一句话开始,所以当火车载着她抵达的时候,埃里克的妻子已经死去,而她从来就不是被取代的角色,“此时,她又敌意地想起了克里斯塔。埃里克有女人。他自然是有的啦。”就像那个在轮下的死者,如果在六个月前,他还是一个正收拾行李准备出门旅行,所以所谓的取代只是命运的一次捉弄,只是一种偶然,所谓的爱或者不爱,都不是必然,实际上,“吸引她的——实际上是迷惑住她的——是在前寒武纪岩石层峦叠嶂的遮蔽后所听能寻见的那种极端冷漠、重复、漫不经心以及对和谐的轻蔑。”是对命运的嘲弄,而自己在长途跋涉中所要取代的位置早就变成了一个虚构的“危险的布局”,所谓“机缘”就是偶然,是错失。所以即使朱丽叶最后有了三个月的身孕,她依然无法改变现实,这是父亲山姆和母亲萨拉带给她的现实,山姆因为朱丽叶爱上有妻子的埃里克,而辞职,甚至跟别人吵架,而其实这不是最根本的,在山姆的故事里,有一个“摆脱”萨拉的计划,这是一个口头上“感恩”的故事,作为对疾病患者萨拉,山姆只有简单的感恩,“要好好对待萨拉呀。她是冒了生命的危险才怀上你的,这是值得记住的呀。”这又是一个轮回,埃里克之于妻子,山姆之于萨拉,萨拉肚子里的朱丽叶,朱丽叶肚子里的佩内洛普,组成了一种命运的对应关系,所以当萨拉说:“不过我敢肯定,现在你有了这个宝宝一你很快乐吧,我的意思是。我敢肯定你是快乐的。”朱丽叶的回答是:“是很快乐,就像持续生活在罪恶之中那样。”

持续生活在罪恶之中,是不能逃离的痛苦和宿命,所以对于上帝的怀疑,对于爱情的怀疑,对于家庭的怀疑,让朱丽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有的一切都是被注定的,被取代的,所以最后对于朱丽叶来说,埃里克的信给了她一种彻底的解脱,所谓家的观念上的变化,其实是走不出的宿命,是一种控制:“是关于家在何方的观念上的变化。不是指和埃里克在鲸鱼湾的家,而是更早的年代的家,在她整整一生之前那个时代的家。”所以,最后“她把一切都放回到原处去”是一种放弃,是妥协地回归。而这样的生活持续着,即使不是罪恶,也会是命运的再一次翻版,《沉寂》的日子到来,是21岁佩内洛普的离开,那个相依为命、“带给了我快乐”的女儿在休学之后失踪了,没有地址没有任何信息,使朱丽叶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境地。而早已经遇难的埃里克的生活在朱丽叶看来,始终没有走出危险的境地:“艾罗是他们的老邻居,对埃里克已故的前妻至今仍然很有感情,对朱丽叶则是百般看不惯——朱丽叶发现埃里克跟克里斯塔睡过觉。”在一种自我折磨中,佩内洛普的离开又让朱丽叶体会到了一种自我惩罚的折磨,而琼安的说法是:“不论她去了哪里,不管她决定做什么事,对她来说,那都是正确的。对于她的性灵以及她的成长,那都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虚构,对于逃离的虚构,当最后朱丽叶找到佩内洛普的时候,才知道她找到了自己的爱情,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但是这样的生活绝不是性灵,是校服,是钱,是现实的困境,“佩内洛普的确并不存在。朱丽叶寻找的那个佩内洛普已经消失了。”找到又怎么样?那只不过是命运的又一次取代,“我的女儿没有对我说声再见就离开了,事实上她也许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出走。她不知道那是永远走开。”

从火车“搭伙儿聊聊”的相遇,到怀孕三个月的家庭变故,再到21岁女儿的永远离开,在朱丽叶的“人生三部曲”中,她都是一个被取代的角色,她寻求的自我,摆脱的持续罪恶,以及对于爱和亲情的找寻,都在一次次的“逃离”中变成了另一种梦魇。这种梦魇是爱情的虚构,是信仰的缺失,是亲情的解体,而在《播弄》的若冰那里,梦魇则变成了一种巧合的悲剧。“明年夏天”是一个从丹尼尔嘴中说出的再次相遇的时间,是爱情被不断深化的约定,但是当若冰在“明年夏天”再次走到那个小店的时候,她一心想要取代男友和情人的命运和爱没有出现,或者是陌生的出现,他没有理睬他,根本没有看见她,或者根本不认识她,若冰那期待的光芒瞬间熄灭,有所依托的生活变成了一个传说,变成了羞辱:“现在他又朝她走过来了,好像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干什么了。不再对着她看,而是坚决地而且一在她看来——十分反感地,把一只手放在那扇木门的后面——那扇一直是开着的店门一对着她的脸推门关上。”

而这个羞辱直到乔安妮去世十八年后才揭开了谜底,兄弟、双胞胎成为最后的答案,不可思议的爱情,不可思议的错失,是不可思议的取代,是不可思议的人生,这是两个世界的故事,“一如任何一个在舞台上虚构的世界”,而若冰那年的绿色裙子却也是穿错的,这错误让一切变成了虚无,“她希望能把这件事情告诉什么人。告诉他。”但是有什么用?即使能够解释那些错失的爱情,裙子能够取吗?时间能够取代吗?不能取代的一切,总是用逃离的方式上演,对于《激情》中的格蕾斯来说,对于尼尔的感觉就是一次逃离的结果,那个爱上她的莫里是尼尔同母异父的哥哥,那个爱情的想法如此脆弱:“倒不是说她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结婚。那样的可能性——一半是必然性吧——在她脑子里也是闪现过的,和靠编藤椅谋生的想法交织在一起。”所以当受伤被尼尔带到另外的地方的时候,竟莫名地成了一名女俘:“一名无忧无虑的降臣,身内除了涌流着欲念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而在这样的欲念中,她很担心尼尔身后的那扇门会突然关上,是的,这里没有什么诱拐,没有堕落,却有着错失和取代,“她竟会想到要跟莫里结婚,这不是莫名其妙吗。这简直就是一种背叛。一种对自己的背叛。”和尼尔却不是,但是那种爱情还没有成为婚姻,还没有熄灭背叛的萌芽,尼尔就在事故中丧生了,“她的胳臂一下子疼了起来,像是挨了次猛击似的。她手里的盘子几乎失去平衡,不得不用双手将它抱在胸前。”身体之痛,也是心理之痛,逃离似乎永远没有方向和终点,而那个位置似乎从来没有合适的人占据,所以当莫里写信问她“只需告诉我是他让你这样做的。只需说你是不想去的”,而格蕾斯的回答只有五个字:“我自愿去的。”——“她本想再加上一句我很抱歉,可是最终还是没有加。”

对谁很抱歉?对自己还是对尼尔,或者对莫里?对这场邂逅偶遇,还是背叛?那只是一点点的激情,她,她,还有她们,点燃的时候是熄灭的时候,所以逃离的最终目的还是回来,还是“把一切都放回到原处去”,正如《法力》中的那句话:“今天我穿了雪靴就老老实实走在街的正中心,雪上除了我的脚印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印迹。”

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

编号:S38·2130320·0969
作者:【瑞典】特朗斯特罗姆 著
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2年04月第一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27.30元
ISBN:9787541134111
页数:412页

腰封上写着:“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20世纪以来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少而精的典范,每首诗都近乎完美、他的诗歌已经成为人类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依然是有“之一”之最,依然是完美和经典,作为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中文首版,这些造势的宣传恰好与封面的黑白沉思影像形成强烈对比。当然另一种说法是关于诗人纪年的:15年来,唯一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20年来,偏瘫的身体,仅靠一只手写作;30年来,他的诗歌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实力派诗人;80年来,他坚持只用诗歌一种文体进行创作。诗集收录了特朗斯特罗姆从1954年至今创作的《17首诗》《途中的秘密》《完成一半的天空》《音色和足迹》等13部诗集近200首诗歌,囊括了特朗斯特朗姆迄今为止的所有作品,还收录了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译者序言和作者创作于1993年的回忆文章。

 


《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荒野没有词

 

八月二日。某个东西想得以表达,但词不答应。
某个东西无法表达。
失语症。
没有词,但或许有风格……
——《波罗的海》

 

记忆的词语,风格的词语,诗的词语,写在1974年的《波罗的海》的那艘船上,“穿行岛屿和海水奇妙的迷宫”的不是一个可以命名的词,和一首船,他们可以用集体的名义写在1884年的台历上:蒸汽轮猛虎号、机帆船远洋号、蒸汽轮圣彼得号,有关的名字和目的地、吞水量有关,也与那些逝去的记忆有关。只是在航行在逝去的岁月里,唯一记住的或许是那个导航员的外公,在词语的海洋里依次记下这样的时间:“在无线电天线时代出现之前。”或者是刻在航标船记录上的文字:“1915年秋,人们夜不能寐……”上世纪中叶,一百年,航行在波罗的海里的故事从来没有寓意,有的只是难以逃脱的吞噬感,海浪的呼啸“来自敞开的大门,来自关闭的大门。”,来自“已有的影子后面又添加了新的影子”,或者来自“他们在瞬间登陆。他们被抹去”的1865年的照片。只是,当翻过一页,那些记忆就已经成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我们是在世界的初始,还是在世界的末日。”

我的故事其实无法触及那些有着确切纪年的地方,初始和末日是时间的两端,是出口和进口,也是外公和外婆,“从一个岛漂到/另一个岛”:然后是疑问:“谁愿收养玛丽亚?!”只有海是构不成记忆的序列的,那个被记录的1884年是有关表达和不能表达的困惑,是有关时间的存在和虚无的困惑:“七月三十日,海湾偏离了常规——水母多年来第一次”,接着是“八月二日。某个东西想得以表达,但词不答应。”而到了“八月三日。潮湿的草地上/来自中世纪的问候拖着脚步在走:一只蜗牛。”把命运交给某一阵波浪,是不是就是在对抗着时间,对抗着漂泊和死亡,就像外婆的某段历史里,有着“她的父母早逝,父亲先死”的记录。收养一个圣洁的女人和寡妇一样,是必须承受“没人记得。没人”的沧桑和死亡。

是的,这是特朗斯特罗姆1974年的《波罗的海》,而在记忆的那个部分里,是1993年的“我”:“我外公,卡尔·海尔默·维斯特贝里,生于1860年。他当过领触亢员,是我的亲密朋友,比我大七十一岁。奇怪的是,他跟自己外公的年龄也差这么多,他外公生于1789年:巴士底狱被攻占,安杰拉兵变,莫扎特完成他的单簧管五重奏。好像在时间里退了两个相等的步子,两大步,其实没那么大。我们能触摸历史。”六十一岁也是一个序列,其实和时间没有关系,只有记忆残存着那部分,是最难接近的部分,也是记忆的记忆,燃烧起来,要把那些海浪都推回到虚无中去。

宛如“彗星尾巴靠后的部分”,特朗斯特罗姆说,“写这些字的时候我已年近六十。”六十的词语和六十一的记忆,它们相距很远的距离,不是海,是城市,不是波罗的海是斯德哥尔摩,不是命运里的波浪,是无依无靠的“死亡经验”。特朗斯特罗姆用1993年的记忆寻找那段历史,而迷失的那个城市里,只有“记忆看见我”,而这样的记忆同样可以穿透时间穿透那些历史,“起初他很空,只是一个名字/但他的思想/比时间游得快/并追上了我们。”

名字就时刻在诗歌丰碑上的特朗斯特罗姆,“他写诗,不仅短,而且慢。 平均一年只写两三首,四五年才出一本诗集,每本诗集一般不超过二十首。80年来,他总共才发表163首诗。 昨天,他得了个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 这是一种特朗斯特罗姆以外的评价,他不知道这是在记忆看不见的地方,却同样是词语,印在某一本杂志上,古老中国的,相同的说法还有如下一句:“不言而喻,一首用三年写的短诗,一定比一部用三礼拜写的长篇要好。”在最底部,书页被压着,翻译者或者出版者,总是在最后的书写里表达敬仰,可是“一定”本身就是一个哗众取宠的词语,三年和三个礼拜,并不是唯一可以对比的时间,而短诗和长篇,当然也在不同的世界里,敬仰不是为了贬低其他,同样,垫在最后的词语也不是为了凸显封面的缄默。

黑白的头像,凝固在那书页的封面上,一只手支着下巴的举动是一种思考,但是不讲话的特朗斯特罗姆望着前方的世界必须要说点什么。只是词语还在不在记忆里?“1990年12月,他中风右半身瘫痪,但仍坚持着创作。”只是生理上的失语而已,而那深邃的目光里如何抵抗时间的物理和生理上的侵袭?不讲话意味着另一种生活,就如1884年的另一种历史,记录在台历上,而外面却是波涛汹涌,吞没着那些船只,也像那个不答应的词语,虽然在失语,却创造着另一种风格,这种风格似乎是特朗斯特罗姆最后的声音:

厌倦所有带来词的人,词而不是语言,
我走向雪覆盖的岛屿。
荒野没有词。
空白之页向四方展开!
我遇到雪上鹿蹄的痕迹。
语言而不是词。

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妻子的发言,阅读和见证,以及对于时间和记忆的坚守,《自1979年3月》完全可以在特朗斯特罗姆的人生地图上找到那个时间点,相似的还有《来自1860年的岛屿》、《一幅1844年的速写》、《自1947年冬》、《七二年十二月晚》、《1966年——写于冰雪消融》,在时间构筑的记忆片段里,消融的绝不只是词语,绝不是“被覆盖的岛屿”。当然更可以走向一个永远存在的瞬间:《三点钟,伊兹密尔》,空荡的大街,三点钟的马蹄,光墙里的黑暗,以及“两个乞丐。一个缺腿——/被另一个背着四处走动”爬动的城市里有着具象的人,乞丐或者残缺的人,走动着,但是他们是“已在自己世界/行走了一半”的诗人吗?是“向早晨绿色的地带降落”的漫游者吗?是鼹鼠?也是鹰?不管是谁,三点钟的世界里一定有着我们马上能看见和感受的人,而那种个体的生存却充满着强迫和梦想,“火车开动/带走外衣和灵魂”的旅行其实只是一种行为方式,带走脸和公文包,而在终点站,“有多少人跟随?四个,/五个,就这些。”

就这些的跟随者,当然不是为了崇高的信仰,也不是为了活着的词语,而在记忆有关的时间里,我们跟随着另一些名字,他们是离开沉重的城市的“梭罗”,他们也是住在“彼得堡和毁灭在同一纬度”的果戈理,而远古时代的维纳姆伊恩,依然是马,依然是海水,而他的命运却在被分离的书写中:“那个和他相似的人对他嫉妒/不已,暗暗和他的女人幽会。/影子汇成一股奔涌的潮水——”是的,在远古时代,仅仅是相似的人,而相似的命运是不是就如那两个乞丐,和城市一样爬行?

看见了影子,看见了历史中的沉浮和“相似”,这种相似宛如六十一年的“外公的轮回”,会击破看见的记忆:“这一切就像历史:我们的劝在。我们下沉,我们聆听。”而最终的意义无非是把存在变成一种和“大地融为一体”,而在“昼夜里衰老”的相似中,就是一个慢慢变成你自己的记忆。当我变成了你,相似无处不在,而面对着相似的历史,更多的则是寻找真正的个体,真正的自我。其实分离一直存在,不管是梭罗、果戈理的“他者”,还是外公有关的波罗的海,我们总是会看见那个自己的肖像:

他身上的自我在休息。
自我存在。他不去感受
所以自我活着,存在。

自我是什么?活着,存在?而最为关键的是“当我看见自我/自我已经消失,一个洞出现,/我像阿丽丝那样坠落其间。”一个认识的男人,并不是真正的自我,不是镜子里的肖像,不是历史中的肖像,所以我看见自我成为一个悖论,就像特朗斯特罗姆对于词语和言说的悖论,“词而不是语言”是一种禁锢,还是一种逃避?这或许和真理有关:“另一世界也就是眼下的世界。”却像一本《暮秋之夜的小说开头》:“我读玻璃之书,看到的却是别的:/穿过墙纸的污点/是活着的死人/他们想要自己的肖像!”而在不同的书写中,词语抵达的不是自我,是对方,是他者。《画廊》里“我们中的某人确实看到了对方”;《零度以下》里“一句从未写下的圣经:‘到我这里来吧,因为我和你一样自相矛盾。’”自相矛盾的不是真理,不是信仰,仅仅是一句擦过圣经的幻想,那分明有着如乞丐一样残缺的肉体,是“没脚的蜥蜴”,是“妖魔”,在“乞讨的教堂,在没有文字的虔诚里”,连死都得不到宽恕,而那“错写在石上的上帝的名字并不存在”。所以自我只是一个虚设的神话,一个“不可分辨者”,一个在盲目中踏上征程的人,所以人世中的那些道路上布满了影子,生者和死者,影子和身体,都在分离,都是那些“被遗忘的船长”,只有虚幻的恶影子成为自我阐述的注解:“我们有许多影子。我走在九月夜晚/家的路上,Y/从躺了四十年的坟墓里爬出/同我结伴而行。”

故宫前的特朗斯特罗姆

寻找自我和非我是痛苦的,甚至是一种抵达心灵的折磨,而在词语的阅读中,作为一种隐喻,完全可以在特朗斯特罗姆的“四月与沉寂”中找到归宿:“我被我的影子拎着/像一把提琴/被自己的黑盒拎着。”所以在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丛林里,只有牧歌响起,“但一天,死者和活者交换起位子,森林活动起来。”而作为一种失语方式,中风而带来的是不是也是“交换起位子”?所以在那份2011年被解读的《授奖词》里说:“这个极其容易被淹没的‘我’,代表了那毫无防御的中心。”

这种毫无预防似乎正是那时间里的“石头”,在生存边界所抵达的高原,却可以被石头一样的沉重击碎,“玻璃般透明地跌向/仅只是我们/自身的深底”。在生命更低处的存在中,中心便只是那无尽的海,那乞丐的城市,那1844年的台历,以及那些被分离的自我,所谓词语的淹没,是不是就是这样消灭了语言,“那时我刚抵达那座都市,人125号大街,一条风中垃圾飞舞的大街。我,一个喜爱在人群中闲逛,消隐,沉人文本海洋的T。”影子的Y和沉入文本的T,特朗斯特罗姆就是要在没有属性、未知的符号里找到词语最后的存在方式。

30年代的迷失不是记忆的迷失,而是那些生存着的城市的迷失,所以对于一个只沉浸在词语、蝴蝶的博物馆、石头、漫游者的诗人,对于一系列的“语言”有着天生的拒斥心里:“对于社会问题、阶级问题、工会、同盟、经济、资源分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问题,我确实一窍不通。‘共产党’指的是一个喜欢俄国的人;‘右翼’有些暧昧,因为这个党的部分成员倾向德国。”不是逃避,是不想进入“不答应”的词语世界,那里有魔鬼,有看起来是影子的自我,但是比生理上的疾病更痛苦的是另一种变形:“生活最重要的因素是病。世界是一座大医院。我看见人类从灵魂到肉体都变了形。”

只是当他拄着拐杖,在古老中国的故宫门前留影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忘记另一个城市的病,这个在他的笔下有着丰富迷宫色彩的国度里,公园、白蝴蝶、菜粉蝶、玲珑的脸、鲤鱼、自行车所组成的意象恰恰是关于词语的另一种“失语”:“我被无法读懂的文字包围,我是一个地道的文盲。”可是为什么无法读懂,那照片上的眼光却充满喜悦和满足?

或者并不存在一种国度意义上的“他者”,也不存在东方文明的魅力,在词与词的边界,只是看见了一扇“敞开的窗户”,而在那里失语依然存在:

我不知道我的头
该转向何处——
视线被分成两爿
像马。

 

万物静默如谜

编号:S38·2130126·0942
作者:【波兰】辛波斯卡 著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2年09月
定价:26.00元
ISBN:9787540457228
页数:201页

“每个开始/毕竟都只是续篇,/而充满情节的书本/总是从一半开始看起。”有时候,很难对“静默”的万物一见钟情,而2012年2月的一个晚上,当辛波斯卡溘然长逝的时候,那本书或者真的只有一半了。甲虫、海参、石头、沙粒、天空;安眠药、履历表、衣服;电影、画作、剧场、梦境等等,在这些静默的万物中,辛波斯卡似乎找到了深藏其中的诗意,用笔让它们焕发出新的诗意,让人们重新认识生活中常见的事物。“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代最为迷人的诗人之一”、“《洛杉矶时报》年度最佳图书,作品曾被收入国内高中语文教材”……这腰封上的注释,其实已经将日常生活的“万物”隔离开来了,只有“辛波斯卡”的名字如谜呈现。这里收录的75首诗歌,包括激发知名绘本作家幾米创作出《向左走,向右走》的《一见钟情》,收录高中语文教材的《底片》,网上广为流传的《在一颗小星星下》被选入韩寒杂志“一个”的《种种可能》等等。


《万物静默如迷》:既无单数也无复数的浪花

噢,甜美的短歌,你真爱嘲弄我
因为我即便爬上了山丘,也无法如玫瑰般盛开。
只有玫瑰才能盛开如玫瑰,别的不能。那毋庸置疑。
——《企图》

是的,那封面盛开如艳的花真的不是玫瑰,宽阔的叶面和怒放的花朵,在灰色的调子里吟唱,但是“万物静默”,听不到那盛开时的声音,默默如被“嘲弄”一般,所以,不管是“爬上山丘”,还是“企图长出枝叶”,蜕化成玫瑰都是一种“无情”的遐想而已,甚至也只是无法抵达的“企图”。“只有玫瑰才能盛开如玫瑰”,而封面里的那个暗喻只是走向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体:

甜美的短歌,你对我真是无情:
我的躯体独一无二,无可变动,
我来到这儿,彻彻底底,只有一次。

这便是辛波斯卡,她的名字后面是一串有关纪念的数字:1923-2012,中间的连接号是过程,是生命,是成为玫瑰的“企图”,是“只有一次”的彻彻底底的躯体。2012年2月,辛波斯卡溘然长逝,而在一周年的纪念日,在封面那朵不是玫瑰的盛开中,仿佛读到了那些无情的“甜美短歌”。或者阅读也是一次中间插着连接号的过程,从过年之前打开而合拢,到过年之后再度翻阅,被停顿的过程里是一个时间的段落,或如生命一般。而阅读的体验,对于我来说,也是在接近辛波斯卡的一次企图,玫瑰如玫瑰,而“我即便爬上了山丘”,即便长成树丛,也不是真的接近了辛波斯卡玫瑰的世界。

《企图》,诗集里的第一首,收录在1957年的《呼唤雪人》之中。而对于辛波斯卡来说,这样的“企图”,这样不是玫瑰的玫瑰,却开在她的一生里,那“彻彻底底,只有一次”的“甜美的短歌”一直在生命中响起,“我就是我。/一个令人不解的偶然,/一如每个偶然。”2002年出版的诗集《瞬间》里的这首《在众生中》,依然能感受到对于生命的某种偶然情愫,而这种“令人不解的偶然”不是她的无奈,也不是宿命,是众生之中寻找到的个体意义,“我也没有选择/但我毫无怨言”不是逃离离群的努力,而是做一个“截然不同的人”。这是回归自我,回归生命的表态。而这“一无惊奇而言”的我,也一如“植物的沉默”:“以自己的方式了解一些东西”,那种生长的自然状态或许是辛波斯卡的一生都在寻找的。

其实对于生的“企图”,对于死也一样只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在《墓志铭》里,辛波斯卡也是用淡然地笔触为自己写下了人生的总结:

这里躺着,像逗点般,一个
旧派的人。她写过几首诗,
大地赐予她长眠,虽然她生前
不曾加入任何文学派系。
她的墓上除了这首小诗、牛蒡
和猫头鹰外,别无其他珍物。
路人啊,拿出你提包里的计算器,
思索一下辛波斯卡的命运。

用计算器“思索一下辛波斯卡的命运”,这似乎显得很无情,那短歌也仿佛没有声响,那玫瑰更是一种传说而已,“逗点般”的旧派的人,不加入任何文学派系,墓地里也只有“小诗、牛蒡和猫头鹰”的静默万物,命运到最后也只是一串数字而已。但是这样的短歌,这样的人生和自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辛波斯卡的自我认同?“在我仓促的人生中,如此急促/却被永远搁置。”这或许是在“植物的沉默”中,偶然闪现的一丝无奈,甚至不妥协,而这种“永远搁置”的遗憾在辛波斯卡的命运轨迹和诗情中似乎能找到一些痕迹。

诗集《万物静默如谜》收录的是1957年至2002年的诗作,而延至一九五二年出版,名为《存活的理由》的诗集并未收录,那时波兰共产党政权得势,主张文学当为社会政策而作。辛波斯卡于是对其作品风格及主题进行全面修改,而这样的修改对于辛波斯卡来说,越来越远离自我,远离生命和诗歌的意义,未被收录或许就是一种拒绝的态度,而在其他诗作里,一样可以读到辛波斯卡对于现实的无奈。现实是什么?现实是《布鲁格的两只猴子》里“用叮当作响的轻柔铁链声”;现实是的“手输给了手套。/右脚的鞋打败了右脚。”的《博物馆》;现实是“内在背离你”没有门的石头;现实是“气味让我反胃”的医院;现实是一只隐形的手“一把抓向我的喉咙”的剧场;现实是“透过窗帘的缝隙/窥探外面的街景”的“色情文学”……

现实是现实,现实也是历史,现实当然是不在场的一种日期而已,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六日》里,不再引起共鸣的日子“诸如此类”,而“我当时潜藏于何处,/隐匿于何处?/在自己的眼前消失/可是相当不错的幻术。”这是消除历史某种证明和在场的努力,是自我逃避的开始,也是对于宏大的叙事的不屑,“比思想更淫荡的事物”充斥着,而每个人似乎也没有了自己的方向,“每个人交合的只是自己的双腿”,所以在更多意义上,辛波斯卡是害怕现实的淫威,是《有些人》里的那个世界,有枪响,有飞机,有敌人,“有些人逃离另一些人。/在某个国家的太阳/和云朵之下。”在她看来,这个世界应该是透明而简单的,如植物的沉默一样,没有太多的肮脏、淫荡和压制,世界“无非是整整一秒钟”。甚至历史也只是每一个人有关的童年,在《希特勒的第一张照片》里,便把那个独裁者的童年描绘成一个简单而充满善意的初点,是可爱的小天使,是妈咪的阳光,是甜心宝贝,“这里听不见狗吠声或命运的脚步声”,而这一切在历史那里却变成了另外的模样,“历史老师松开衣领/对着作业簿打哈欠。”

在辛波斯卡看来,这又是另一种“企图”,是用历史绑架现实的企图,是用恶绑架善的企图,是叶子绑架玫瑰的企图,是“人物是捏造的,急促是虚拟的”的企图,而她一定是要告别这样的沉重,告别这样的压制,告别这样的嘲弄,对于她来说,世界就是一粒沙一样的存在,“它存在于这个世界,无色,无形,/无声,无臭,又无痛。”,而自我则是浪花,“对浪花本身而言,既无单数也无复数”:“它们听不见自己飞溅于/无所谓小或大的石头上的声音”,浪花只是浪花,只是一种存在,一种不因时间而改变的世界原态而已,而既无单数也无复数,就是即不在众生之中,也不在孤独的自我里。

这是人类寻找自我的实践,辛波斯卡是一粒沙看到的世界,是浪花的飞溅,是逗点般的人生,所以“他不太能分辨梦想与现实,/仅能勉强弄清他便是他(《一百个笑声》)”他便是他,浪花便是浪花,而那个曾经想建立的思想岛屿也只是一个“乌托邦”,是一个“寓言”:“既不会太晚也不会太远。这个名叫‘这里’的岛屿无处不在。”这是第三个渔人的话,而”这里“便是此在,便是生命的意义,便是没有单数也没有复数的浪花,那么就抛弃那些病态的医院,充满杀戮的剧场,让自己成为人类的失物:“一个暂且归属人类的独立个体,/昨天遗忘在市区电车上的不过是一把雨伞。(《失物招领处的谈话》)”在这里,“我的兄弟姐妹都死了”,那些建立起来的关系和现实都幻灭了,而剩下的就是“我体内的一根小骨头陪我欢度纪念日”。

一把雨伞支撑起没有欲望,没有压制,没有历史的自我,那是没有差别的植物,那是无处不在的天空:

即使最高的山
也不比最深的山谷
更靠近天空。
任何地方都不比另一方拥有
更多的天空。

辛波斯卡(1923-2012)

天空之于天空,就是自我之于自我,没有分别,没有昨天和今天的历史困扰,没有现实和理想的企图,“我早该以此开始:天空。/一扇窗减去窗台,减去窗框,减去窗玻璃。/一个开口,不过如此,/开得大大的。”一个开口,却是另一个大大的天空,世界也只是一种容纳,而辛波斯卡恢复一个人的诗意,而回归到“彻彻底底,只有一次”的人生,回归到“一如每个偶然”的自我,她便是走向了“一群人”的反面,成为“在众生中”的叛逆者。而这种自然意识、自由意识,对于辛波斯卡来说,则是对于玫瑰的无限接近,在这里有爱情,有自由,有诗歌。

一个女人的爱,是“一个女人的画像”:“她若非爱他,便是下定决心爱他。”而在《家族相簿》里,她说:“我的家族里没有人曾死于爱情。/令人欣慰的是,他们都死于流行性感冒。”这是对于一种家族宏大历史的反叛,而归于爱情的永恒,是“下定决心爱他”的毅然决然。在辛波斯卡的诗里,爱超越了很多东西,包括政治、历史和种族,在《越南》里,是和越南妇人的对话,所有关于名字、出生、害怕、战争等的问答,都是同一个答案:我不知道。而在连续九个不知道之后,最后的问题是:“这些是你的孩子吗?”回答是:“是的。”否定和肯定,是不是女性对于一种爱的坚持,但也是对于那些爱的缺失的无奈。爱是脆弱的,在《金婚纪念日》里,辛波斯卡描述了一对金婚爱人的行尸走肉的生活:

这两人谁被复制,谁消失了?
谁用两种笑容微笑?
谁的声音替两个声音发言?
谁为两个头点头同意?
谁的手势把茶匙举向两人的唇边?
谁剥下另一个人的皮?
谁依然活着,谁已然逝去
纠结于谁的掌纹中?

活着和逝去,身体和爱情,以及“性别模糊,神秘感渐失”的无奈,当所有的激情消失,剩下的或许都是“被褪成了白色”的生活。所以在这个爱情渐渐消失的生活中,辛波斯卡要唤回的仅仅是一种存在着的状态,一种最原始的力量,万物静默的背后,则是生命的意义。在她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中说:

在不必停下思索每个字词的日常言谈中,我们都使用“俗世”、日常生活”、“事物的常轨”之类的语汇……但在字字斟酌的诗的语言里,没有任何事物是寻常或正常的——任何一块石头及其上方的任何一朵云;任何一个白日以及持续而来的任何一个夜晚;尤其是任何一种存在,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存在。

任何一种存在都是生命的意义,不管是单数还是复数,不管是叶子还是玫瑰,都是抵达一种意义。而对于辛波斯卡来说,抵达意义的方式则是诗歌,“当代诗人对任何事物皆是怀疑论者,甚至——或者该说尤其——对自己。”怀疑就是抵达,抵达善,抵达我,“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而这种荒谬一方面是消除现实的无奈,另一方面却是构筑在“众生”视野之外的自己,写作是一种喜悦,在书写的森林里抵达爱的终点,“那么是否真有这么一个/由我统治、唯我独尊的世界?/真有让我以符号的锁链捆住的时间?/真有永远听命于我的存在?(《写作的喜悦》)”,而这是一种“保存的力量”,是“人类之手的复仇”。而写作的终极目的也就是接近现实,接近自我的存在,和妹妹“全部的文学作品都在度假的明信片上”不一样,诗歌里的那股“在亲人间掀起可怕的旋风”是间离着家族历史,而这正是一种可贵的荒谬,一种被称为“这里”的岛屿,所以在《我们祖先短暂的一生》里,那个不管是家族还是自我,都是人生之一种,都是“无论有多长,始终短暂”,甚至“短得让你来不及添加任何东西”。

不添加任何东西的人生也就是返回一次偶然,成为彻底的一次,而高贵的玫瑰依旧在那里开放,甜美的短歌再次响起,只是诗人已逝,“原谅我,虽然你已成为标本”,那岛上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的乌托邦,只是一个人的浪花,只是一个人的天空。

狐狸那时已是猎人

编号:C38·2110815·0817
作者:[德]赫塔·米勒 著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0年9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 当当14.00元
页数:230页

继《心兽》之后,我所购买和阅读的赫塔·米勒又一部长篇小说,其实情节在她的文字里完全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在简洁,清爽,洗练的背后,却是不易察觉的另外的世界。不管是“狐狸”还是“猎人”,赫塔·米勒用她独特的符号来解构那个时代,那些人们,而在这些符号里我们嗅到了政治的气味,含着独裁、民主和死亡的气息。那个叫罗马尼亚的国家,风雨飘摇,弥漫着无所不在的恐惧、屈辱和绝望。它们爱上工程,爱上警察,挂在卧室中的狐皮尾巴每天都短了一截,是不是威胁越来越近?在《额头前的卷发》中,赫塔·米勒写道:“报纸很粗糙,然而独裁者额头前的卷发却在纸头上有一道明亮的闪光。它抹了油,闪闪发亮。它是被压乱的头发。额头前的卷发很大,它把小一些的卷发全赶到独裁者的后脑勺上去了。它们被纸头吃掉了。粗糙的纸头上写着:人民可爱的儿子。”


《狐狸那时已是猎人》:黑暗的袋子长满隐喻话

完全可以把小说肢解开来,那是由苹果蠹蛾的道路、手中的男人等32个章节组成,然后把章节捏碎成每一个句子,把句子捏碎成每一个词语,当词与词碰撞,当词变成独立的个体,关于阅读就会陷入一种黑夜之中,我看见疯狂的词语挤压过来,蚜虫、苹果、侏儒、胡桃,以及葵花子,而我小心翼翼选择在“狐狸”这两个词上落脚;阿迪娜、克拉拉、伊利杰、里弗,以及保尔,最后死去的是独裁者……他们都是陌生的词,陌生的人,“不相信陌生人”,因为“陌生人很孤单”,这是村庄教师里弗说的,当所有的词语都变成孤单的时候,我看到了赫塔·米勒脸上的微笑,看到了她离开罗马尼亚时的愤然,1987,她的世界里仍有逃离独裁的恐惧,而两年后,1989年,在那个叫泰梅斯瓦的城市,伊利杰买了一张单程的车票,离开就是到达,那里的天空留着夏日的尘土,而那里,就是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的地方。

《狐狸那时已是猎人》,我小心翼翼展开,又小心翼翼合拢,那些词语太危险了,我必须用这样的动作保持阅读的矜持,保持对“陌生的孤单”崇敬,距离《心兽》已经过去4个月了,但是这个“Herztier”还是不肯安息,比动物内脏更丑陋的东西,又会回来,带着仇恨,带着恐惧,回来了,“独裁者蛰伏在心中就同蛰伏在你的小说里一样。”这是一个狐狸的世界,所以心兽里的那句话“仇恨允许践踏,允许毁灭,亲密无间的人允许割爱。”变成了“如果咒骂中断了,那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咒骂代替仇恨,还是在词语的中间摇摆,“如果咒骂中断了,那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来自第三页,前面的铺垫是:“咒骂是冷的,咒骂不需要大理花,不需要面包、苹果,不需要夏天。”是的,这是繁华和饱食的终结,这是夏天的终结,那是《心兽》的季节,而现在叶落归根,沧桑,夹着一些独裁的呼吸,“黑白相间的天空仍然是空空荡荡的”。接下去是什么,还是咒骂,“咒骂只是用来搅动漩涡和平躺的,用来短时间地暴怒和长时间保持安静的。”是一个过程,是一段时间,多么强大,多么无奈,暴怒和安静,有多少人会从咒骂中苏醒过来,面对陌生,像赫塔·米勒那样喊出逃离的口号?或者咒骂只是一种想象?我在第168页同样读到了相似的句子,“如果咒骂中断了,那它从来就没有过。”这是一次微乎其微的改变,“存在”两个字没有了,那时,是伊利杰开始叛逃,作为一个军人的“背叛”,“他的咒骂是冰冷的,他的咒骂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觉睡,他的咒骂只能使他反反复复地迷途,使他不住地感到寒冷,咒骂在玉米秸之间向上升腾,最终窒息。”

这“窒息”不是伊利杰叛逃最后的命运,却是在黑暗中看到的恐惧,像袋子一样笼罩着,我记得《心兽》里的那句话,有关袋子的,“每一次死亡都是一只袋子。”这是“我“对埃德加说的,而在这里,也有一句话:“黑夜用黑暗缝了一个袋子”。“黑”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具象,化解开来,大约是和某种不明现状的死亡有关。和一本书呈现的封面一样,赫塔·米勒用她的黑色寓言营造一个破碎而恐惧的世界。右上角的几何图形或许是一面窗户,通向未知,通向另一个文本的袋子,打开就是颠覆,其实方向永远是一个错误,“狐狸那时已是猎人”,在这个矛盾的结构中,我们看到的还是大把大把吞噬我们想象的黑暗,压过来,“最终窒息”。

谁是狐狸?谁是猎人?这是必须面对的文本疑问?当“咒骂”中断之后,任何东西都会形成语言的牢笼,带着恐惧,带着隐喻,当“狐狸”重新变成一把钥匙的时候,你会看到黑暗最后就是一盏明灯,照着你通往比黑暗更黑暗的地方。“那时我还不满十岁,阿迪娜说,我盼望一只狐狸已经很久了。”当狐狸成为希望,我们内心是否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阿迪娜的言语中有着不安,“因此当知道明天就能有一只狐狸时,我的喜悦反而有一半变成了恐惧。”很多东西就是这样成为一个存在的时候,你无法绕开,无法消灭,唯一可以做的是改变它的存在方式,那是狐狸已是猎人,我有一种阅读的释然,一个句子承载着所有答案,朝向可能的出口,走下去是看得到的意义:

猎人把狐狸放在桌子上,把狐狸毛梳理光滑,说,猎狐狸不用抢,用套。猎人的头发和胡子和手上的毛是红色的,还有他的脸颊,和狐狸一样。狐狸那时已是猎人。

那挂在卧室里的狐狸尾巴总是会短下去,空气中越来越有窒息的味道,那些独裁者出现了,在街道上,在工厂里,在学校里,在每一个角落,当狐狸用它的隐喻来制造恐惧的时候,我们只能用信仰来解救我们自己,那些信仰有上帝的箴言,有男女的性爱,有权力,有党派,在那个门卫看来,所有没有信仰的人必须得到惩罚,“他会欣赏所有有信仰的人。他并不爱所有有信仰的人,而是敬重他们。他敬重党委书记,因为他的信仰是党。他敬重厂长,因为他的信仰是权力。”

克拉拉说,如果我没有烦恼,我就会忘掉信仰,门卫说,信仰是一种能力。而在这里,工厂是屠宰场,所有人都是慢慢短一截的狐狸,笼罩在巨大的黑暗中,还是理发师,头发有旋儿的理发师,还是女裁缝,将不料缝反的女裁缝,还是有白铁匠,没有无名指的白铁匠,只要到了夜里,狐狸的腿才会长出来,所有的人都在夜里成为猎人,成为独裁者面对的猎人,后来阿迪娜说:“我梦见一只狐狸正穿越一片空空荡荡的田地,地刚刚翻耕过。狐狸躬着身走,在吃土地里的泥土,它吃啊吃啊,越吃越肥。”

其实,狐狸的意象正在慢慢被解构,“马桶里漂移着两个葵花子壳,她不用想就知道:狐狸。”那些人们开始在越来越近的威胁中寻找到了逃离的方向,街道将永远通向乡下,到处都会变成城市,独裁者将会用最后的力气维护谣言,维护暴力,而如伊利杰这样的“背叛者”将横穿田野,走向不远的边境,权力大街走到了尽头,便是那个叫泰梅斯瓦的城市。

《狐狸当时已是猎人》和《心兽》、《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同称“罗马尼亚三部曲”,这是赫塔·米勒同样作为“背叛者”发出的声音,散乱的句子、破碎的词语,每一页都是隐喻,都是“黑夜用黑暗缝了一个袋子”,其实关于独裁,关于暴政,或者关于齐奥塞斯库,都已经蛰伏在她的小说里了。在最后,我还是能听到了那一声声咒骂,像子弹一样射出:

光秃秃的灌木丛紧紧地贴伏在体育场的土墩子上。最后射出的球已经被忘却,那支禁歌已唱遍全国。传唱开了以后,它现在反而有了梗喉的感觉,于是它哑了。因为坦克还守候在城市的各个地方,面包店前的队伍依旧长长,长跑运动员依旧在土墩子上方迈着赤裸的双腿跨越城市,一件大衣套进了另一件大衣里。

心兽

编号:C38·2110406·0803
作者:[德]赫塔·米勒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0年9月第一版
定价:13.20元
页数:219页

诺贝尔文学奖似乎已经远去,赫塔米勒也不再熟悉,而今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又重量级推出这个德国女作家的十部作品,这家出版了拉什迪系列作品的出版社一直喜欢集约式的出版震撼上市!在封面写着购买整套作品赠时尚挎包,看来文学与时尚已经联姻了,只不过配在这册黑色封面的《心兽》上,略显突兀。“仇恨允许践踏,允许毁灭,亲密无间的人允许割爱。”封面上很醒目地写着。我不知道黑色的封面下是否有着一个冒险的故事,是否有着灵魂的救赎,我只是读到了赫塔米勒“诗性与残酷美”的文字,才觉得这可能是一场庄严的阅读仪式。“在书中,我们时刻都能感受到当时罗马尼亚社会的诡秘气氛:压抑颓废的社会,濒临崩溃的经济,仿徨无助的人民,跋扈嚣张的秘密警察……赫塔的语言简洁,直白,某种意义上,缺乏美感,又因为政治原因而颇为晦涩。”当当专家级评论员:忘情风君如此评论。


《心兽》:政治逃亡背后的语言恐惧

“每一次死亡都是一只袋子。”这是“我“对埃德加说的,而埃德加说,谁要是听见你这话,准以为你疯了。那时,其实格奥尔格其实已经死了,在抵达德国之后,在法兰克福的路上停止了生命,停止了调查和被调查;那时,其实库尔德也死了,他被发现死在寓所里,一根绳子自缢在他身上。格奥尔格是一只袋子,库尔德也是一只袋子,而”我“和埃德加却收到了一封同样的信:交叉的斧头,并且告知:你们被判处死刑了,我们很快就会逮着你们。很多人死去,成为一只袋子,不再需要理发师和指甲剪,不再掉一粒纽扣,也不会在这个国家战战兢兢行走。所以,“我”说,死亡不是坟墓,是一根萝拉吊在壁橱里的腰带,是苔蕾莎手臂上的瘤子,是库尔德自缢时的一条绳子。

其实一开始闻到这种浓重的死亡气息并不是一件坏事,那种死亡面前,我们甚至不需要什么哭泣,不需要赫塔·米勒所说的那块“手绢”,盖鲁·瑙姆在第一页就提醒我们说,“别提什么朋友,想象正经事吧”,那正经事也许就是我们曾经为之恐惧的死亡,“在充满恐惧的世界朋友无非如此”,这是他在题辞上对我们的忠告,这一句读起来像是埃德加用一种小心翼翼来抵抗独裁统治的死亡:“我们如果我们沉默,别人会不舒服;如果我们说话,别人会觉得可笑。”

我们真的看见了那无处不在的死亡阴影,这是真的。黑色的封面上是一个规则和不规则的几何图形,“Herztier”讲的应该就是“心兽”,很陌生的名词,台湾翻译成《风中绿李》,这是比动物内脏更丑陋的东西,可以“和耗子一样逃走”,有时候“不听使唤”,,而等人死亡的时候,心兽也就安息了。我把心兽看成是某种充满着闯入欲望的东西,和死亡很接近,和恐惧很接近,很多时候,它像独裁者的谣言一样,是一种逃脱不了的疾病。还有一句写在黑色的封面上:“仇恨允许践踏,允许毁灭,亲密无间的人允许割爱。”这是来自第67页的一句话,倒数第二行,其实后面还有一句:“因为爱会像深草一样重新长出来。”在仇恨和割爱面前,重新长出来的爱有意被忽略了,我读到了一个曾经独裁世界里逃出来的女人的不安,像萝拉,像苔蕾莎,一个是牺牲品,一个是实施者,到最后,她们都像“心兽”一样:“在争执之前有一副利爪”。

她就是赫塔·米勒,一个曾经的罗马尼亚作家,1987年,34岁的她从此离开祖国,离开独裁,离开恐惧,而32年后,她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认为:“赫塔·米勒以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直白,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群的生活图景。” 她的照片还是在黑色封面的连体书页中,还是那张脸,还是那双眼,凌厉的长相下,是薄嘴皮、细眉毛、鹰钩鼻组成的“图景”,浓重的眼线让蓝眼球又大又圆,加之永远穿着黑或灰的衣服,倘若她手里再拿柄歪扫帚,活脱脱就是一位中世纪女巫。这是不是独裁之后另一种恐惧?赫塔·米勒说:“大家都想比独裁者活得更长久。”事实上正成为现实,那个罗马尼亚消失了,那些独裁者死了,那个第一个音节是再见的”齐奥赛斯库“早已拉上了了绞刑架,“每一次逃亡都是给死亡提供一次机会。”看起来,是赫塔·米勒赢了,她的爱像深草一样重新长出来。

像头发。这个比喻的另一层含义是,我们需要理发师,需要在指甲干净的时候欢迎理发师上门来,那时候,理发师成了另一个革命者,另一个改变自己的人,就像库尔特梦见自己去了理发师那里,而父亲死前就去理发,为了让彼此都松了绑,“我”也只为出席父亲葬礼而去理了个卷发。理发师总是伴随着死亡而出现,从头到脚的一切只有头发可以独立在身体之外,所以理发师也成了一种镇压者的武器,他鉴别着革命和反革命,区别着独裁和自由的空气。

那个叫皮埃勒上尉的信里,都夹杂着一根黑头发,仿佛是临死的那枚子弹,这个独裁者的侩子手,和那条狗有着同样的名字,他几乎无处不在,他调查着萝拉之死,他控制着苔蕾莎,派她来见我,把我纳入到谋杀的行列,那一刻,我原本以为的爱顷刻间化为乌有,“一丝不挂在我面前”,半年后死了,这是另一场谋杀,而皮埃勒就是要用暴力把那些发对独裁者的人找出来,他说“他们靠煽动和寄生过活。这完全是违法的勾当。”同时他却把自己的罪状掩盖起来,他说:“这在这个国家,人人都可以看书写字。这么说的,人人都可以写诗,无须敌视国家,结成犯罪组织。”而文字也仿佛就是证据,就像萝拉记录下的那些句子:“这就像梦境,进得了口,上不了纸。记录的时候,萝拉的句子在我手中熄灭了。”

而皮埃勒处处寻找那些反动的诗歌,他审讯格奥尔格、库尔特和埃德加,“是为了一首诗,他说,“这首诗煽动逃亡”。这是他的独裁判断,而他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恐惧!这种恐惧就是萝拉之死最后污蔑为对国家的耻辱,这种恐惧就是许多母亲身上的各种疾病,这种恐惧就是父亲“大得像赞美元首的歌”的肝,这种恐惧是拇指属于墓园的六指人,这种恐惧也是圣餐杯里只有两块被咬过的圣饼。无处不在,就像城市里到处可见的疯子。

他们住在恐惧之中。工厂、酒馆、商店和住宅区、火车站大厅以及穿过麦田葵花田和玉米田的火车,都留着神。电车,医院,墓园。墙壁和天花板还有敞开的天空。尽管如此,在那些说谎的地方还是经常因滥饮而不小心出事,那不是人为的错,多半是墙壁、天花板或敞开的天空之过。

在这样的恐惧面前,独裁者已成为一个梦魇,所有人只有在”应付牛蒡、九命杀手、喝血鬼和液压机这类事“上进行逃避,而等待我们的生活也只是在理发师和指甲剪,在“不会再掉一粒纽扣中”开始,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果我们说话,别人会觉得可笑。”

这就是一个奴役和寓言故事,心兽“如耗子一般逃跑”了,它不再需要用语言来解释,它是一个独立在独裁世界里的东西,像爱一样慢慢长出来。而赫塔·米勒似乎要走一条逃避“因言获罪”的道路,我们在这本219页的小说中读不到通俗的故事和扣人心弦的情节,有的只是像梦境、容易熄灭的句子:“我掀掉被子正要扯床单,发现床单上躺着一只猪耳朵。这是女孩们的临别赠物。我抖了抖床单,耳朵仍附在上面,原来它像纽扣一样被缝在了正中间。”“河这只袋子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窗这只袋子不属于我,后来属于格奥尔格。绳这只袋子后来属于库尔特。”

小说是一座迷宫,独裁者在外面,别人也在在外面,发表诺贝尔获奖致辞时,赫塔·米勒说:“在我看来,物体不认识它们自己的制作材料,姿态手势不认识自己的感觉,词语不认识把它们说出来的嘴巴。但是为了确认我们的存在,我们需要物体,我们需要姿态手势,我们需要词语。归根结底,我们能用的词语越多,我们就越发自由。”这或许也是她写作风格形成的心理根源。就这样,她开放了所有通往自由之路,她又堵住了前往让语言从恐惧中挣脱出来的所有通道。

独裁者是一个错误,或许,语言也是一个错误。

乌拉尼亚

编号:C38·2100307·0772
作者:[法]勒克莱齐奥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8年1月第一版
定价:17.00元
页数:254页

乌拉尼亚来自希腊神话,原意为天文女神,小说中引申为“天上的国度”。勒克莱齐奥以其优美的笔触构建出一座美丽的天国——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在坎波斯居民仰望天空的节日中,时间与空间完美地融合在那一双双闪烁着星光的眼睛里。阅读《战争〉是在10多年前,那时的世界呈现着一种混乱和荒诞,戴着面具的战争其实在每个人心中,而200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译介勒克莱齐奥的作品成为时尚,这本“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辞中说:“尽管,这一过于理想的乌托邦最后还是在当今物质文明面前归于失败,但是,小说中的"坎波斯"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梦想,因为人类不能没有梦想。而勒克莱齐奥所做的,正是艺术地说出这一梦想。”


《乌拉尼亚》:没有时间的乌托邦

时间已经逃离了我们可能的想象,在广袤中自由行进,这是在一个枕头靠着的小五得到的最无力的知识,那是在夜晚,即将入眠,我说到了光年,说到了星空,说到了时间,一颗被我们瞧见的星星却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的那一颗,它不和我们在同一时间轴上,看到的时间是被某种速度抛弃的。这个知识点对于孩子来说,是想象所无法完成的,我后悔把知识变成了必须知道的东西,“你需要的不是知识,恰恰相反,是遗忘。”就是读到了这句话,在我的手上,我还没有完全展开,勒克莱齐奥的小说《乌拉尼亚》

这样的契合明显不是我刻意制造的,而且把那种苍白的想象带进小五的梦境里,我只是很偶然说到星星,说到时间,说到“数星星的孩子”,但是和小说无关,我只是在那个夜晚准备打开小说,阅读一个寓言小说家对于人类遗忘的虚构。其实,这本小说已经存放在我的书桌上近一年了,我翻阅过,又合拢过,后来一直没有继续,一直没有更深入知道所谓的知识和遗忘,我承认,它让我的阅读陷入一种难受的状况中,我不做笔记,我记不住那些复杂的人名,它只是轻轻掠过我的脑际,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每次继续的时候,我都要去寻找曾经的阅读线索,但最后发现一切都是徒劳,在时隔一年之后,再次走进《乌拉尼亚》的时候,我也举得这是一本并不适合我阅读的小说,里面是一个寓言,我没有能力穷尽所有的寓意,甚至连文本的基本含义,我都觉得是晦涩模糊的,对于这样一种乌托邦的虚构故事,或许真的需要一种遗忘的精神。

但是时间之外,知识之外,在星空缺乏想象力的解说中,我仍然要把里面的一字一句挖掘出来,以示我对小五讲的那个关于光年和距离的知识是多么可怕,我们老了的时候,或许很多星空里的故事都没有来得及发生:

我们看到的这片天空,这片拥有太阳和繁星的天空,正是我们的祖先曾经看到过的,也是我们的孩子将要看到的。对于天空而言,我们既是老人又是孩子。

“现实是神秘的,人只有通过梦想才能接近世界。”是的,现实不能穷尽世界的所有,它只是我们站立的一个点,没有开始和结束,只有神秘,不知去向。所以我们需要乌托邦,需要另外的现实,“为了克服焦虑,我们创造出一个国度–天上缪斯的名字:乌拉尼亚”,再然后,“古老传说与现代生活模式的对抗”,创造了一种语言和文字:埃尔门语,对于现实颠覆从命名开始,一切便滑向一个未知的世界,那个叫坎波斯的小镇,没有贫富,没有阶级,没有压抑,天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张扬,甚至小孩也可以成为大人的精神导师;人们在那里聊天、听故事、做梦、看云;在那里学习做人,学习生活,学习自由和真理。“我们既不知何日,也不知何时”,甚至没有时间。所有坎波斯人都是流浪者,都是没有归宿的人,“都是走投无路的人”,而在这里,他们忘记了他们曾经的自己,忘记了自己的语言,甚至忘记了爱情,奥蒂说:“爱是人每天都要经历的,它会改变,会转移,会回归。她说一个人可以同时爱着几个人,爱着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甚至一只动物或一株植物。”在这个“泛爱论”的地方,一切苦难都可以被泯灭,包括将人类学家的背叛、唐托马斯的孤独、朗波里奥的破败和坎波斯居民的受逐。

对于坎波斯的人来说,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忘记自己,而“仰望星空”成了他们的主要生活,在手臂上刺画北斗七星,“对于所有在大地上生活的——不仅是在大地上生活,对于所有生命来说——天空是一种补偿。”因为那里浩渺,那里空阔,那里有着那些星星,“请你们仰望天空,任自己迷失在空间里。”但是对于那些经历过苦难的人来说,仰望星空却会陷入另一种孤独和无助,坎波斯参事贾迪对拉法埃尔·扎沙里说:

你在用虚荣认识天空,而你却并不认识你自己。你可以看到昴星团的七颗星,你把它们印在手腕上。可是你知道吗?只要借助一副简易眼镜,你就能看到四百多颗星,借助一架望远镜,你就能看到成千上万的星星!在你看来,星星像是一家人,可是你知道吗?它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有几百光年!如果你的寿命可以超越人的一生,比如活得像一棵树那么久,你就会看到它们彼此分开,更换位置,甚至改头换面!你需要的不是知识,恰恰相反,是遗忘。

在时间中必须学会的是遗忘,这种遗忘也是为了抵抗现代社会造成的苦难,朗波里奥这是人类学家的山岗,却是真正的现实社会,这里有教士、社会学家,还有“我”一样的土壤学家,在这里有着社会的等级与偏见,“在浓厚的殖民地氛围中举办各种会议并教授课程”,让“人类学毫无争议地成为人文科学中的皇后”,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对周边的居民们进行了挤压和欺诈,利用科学来满足他们的权力追求,以机械的手臂打破了这个世外桃源的平静生活。最后,坎波斯的居民被迫迁移,再度寻找他们的理想国。坎波斯被驱赶到了半月岛,但是对于一个乌托邦来说,这种驱逐却是另一种社会的开始,“在这个王国里,没有任何人会来驱逐我们,我们可以将一切重新开始。”上岛后的第一个夜晚,奥蒂就希望大家仰望星空,找到最真实的黑暗,这或许就是乌托邦最不能泯灭的理想和精神。

“乌拉尼亚真的存在,我们曾是它的见证人。”当旅行者变成了海上的遇难者,那个理想的社会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消失而消逝,他们继续迷路,继续在虚空中寻找苦难的遗忘,当”时间不再是从前的时间了“,乌拉尼亚便成为最后我们的记忆,其实乌托邦的实现并不是一个一个小镇的安宁和平等,而是回归到自我,学会遗忘苦难,学会遗忘时间,“每个人都应该回到来时的地方。”

凶年纪事

编号:C73·2090527·0763
作者:【南非】J·M·库切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9年1月第一版
定价:32.00元
页数:187页

结构致胜,视觉的精巧,宛如赋格。书的每页都分作三栏,三种声部同时各自发音而又彼此缠绕、相互呼应,以复调形式在文本中、故事里荡展开来,对位谨致,和声恢宏。库切提供了不断更新的解码,时间慢慢流逝,而我们即使掌握了答案,也无法把一生串成完美的一条线。“我也总觉得自己的心已经归隐了,而肉身还要在混沌现实里搏击好多年。”库切如是说。


《凶年纪事》:分割线后面的迷宫

我一直希望探究《凶年纪事》在分割线后面的故事,或者希望给分割线后面的世界下一个定义:羞辱、恐怖、创新、无聊……这条黑色的线条曾经很明白地躺在我的博客里,size=1,修饰的颜色为默认,以下内容可以和上面截然分开,但在一篇Diary里可以成为上半身和下半身的界线,宛如一条花花公子的皮带。

我不知道库切是不是系皮带领了诺贝尔文学奖,也不知道是不是系皮带写下了《危言》和《随札》,但是从文本中一个年过七旬老头孤独的写作状态来看,基本上是睡袍加身的,否则不会出现安雅似的幻觉:

他从烘衣架上偷了我一条短裤,这我可以肯定。我猜他在我离开后就解开扣子用我的内衣裹住自己那玩意儿,闭上眼睛把我美艳的形象召唤回来,让自己达到高潮。然后系上扣子回到约翰·霍华德和乔治·布什那儿,那都是恶棍。

这样的意淫对于JC来说,是有点羞辱的,洗衣房偶遇,招为打字员,然后灌输那些时论,在讨论中把一个女孩和同居男友硬是分开了,而且在最后的最后竟让女孩生出了这样奇怪的感觉:“我不在乎他对我的那些绮念,但乐想他孤单单一个人,你知道,不想让他临终时没人照料,他没有孩子,没有家,我知道他不是这儿的人,没有人会为他做什么安排,这样不好,不合适,不知道你听没听懂我的意思。”

是的,我几乎没有听懂,30岁的她竟然希望72他在弥留之际,能够和他在一起,那种互相猜测的游戏而最终衍生出爱情,真真匪夷所思,直到最后,我回过头来看到《危言》里的国家主义、国家的耻辱、恐怖主义、关塔那摩湾以及恋童癖、身体和《随札》的色欲人生等论述,我才略为懂得,一个只系皮带的绅士男人是如何不会让自己蒙上羞辱,继而在精神上把一个艳丽的女孩占为己有。

所以,从25页开始,前23页被分割线分为上下两栏的格局被打破,而出现了三栏,也从此把安雅的心思袒露在中间,这种结构上的变化把我刚刚适应的阅读习惯又完全颠覆,我只好装作单纯的把书翻阅了三遍:第一次阅读72岁老头的臆想,第二遍进入安雅的矛盾,第三遍则正襟危坐记录一个西方作家对于时事的议论。

时间跨度:半年。从5月27日购来到昨晚读完,其间的6个月时间我把情节故意模糊了,所以在掩卷之后我才发现库切设置了迷宫,在强大的分割线后面,我看不到一个具体的人,肉体只是形式,精神无非空虚,关于梦的意境被发掘出来,难怪安雅也在惊呼,为什么要给我讲一个从梦开始的故事?

三条分割线,很自然想到从系皮带变为既系皮带又系领带,而且几乎掐出血丝,令人窒息,只有这样,你才能严格区分三段论,掌握库切所说的遭遇:“我也总觉得自己的心已经归隐了,而肉身还要在混沌现实里搏击好多年。”

“混沌现实”这四个字似乎是对“凶年”的一种概括,可以肯定,小说的重点应该是那一篇一篇应约而为的檄文。这些政论是库切对世界的看法,里面充斥了西方左翼的怪论与偏见,并将其发挥到了极端的地步。但是这些文字的调性与整个调情故事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显得突兀。这样的文字无疑成为了“书中之书”。但是,库切的矛盾也在于此,《Diary of A Bad Yeay》的英文题目的主题应该是对于“A Bad Yeay”的叙述,故事是第一的,而不是思辨的檄文,所以,对于阅读着而言,应该把《危言》、《随札》部分颠倒在分割线以下,或者像一个人,把他倒置过来,头痛医脚。

不妨把库切的矛盾看作是他的写作策略,库切苦心经营的结构和故事无非是一种诱惑,在“凶年”的沉沦中,我们大体可以把那种我们期求的故事一一淡忘:美艳的打字员安雅也好、她那个白手起家生命力超级旺盛的男友艾伦也罢、甚至是全书的统帅者老作家JC都将随时光消隐。剩下的亦只有结构迷障下的思绪了。这样的结果或许倒正是库切私心欲求的呢。

我的名字叫红

编号:C39·2071010·0751
作者:【土】奥尔罕·帕慕克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6年8月第一版
定价:29.00元
页数:500页

1590年末的伊斯坦布尔,国王苏丹秘密委托制作一本伟大的书籍,颂扬他的生活与帝国。四位当朝最优秀的细密画家齐聚京城,分工合作,精心绘制这本旷世之作。此时离家12年的青年黑终于回到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迎接他归来的除了爱情,还有接踵而来的谋杀案……《我的名字叫红》有三个层面:它是一个谋杀推理故事,一本哲思小说,也是一则爱情诗篇。

 


《我的名字叫红》:最先说我的人是撒旦

 

“红”的情况也一样:有一张纸被溅上了几滴红墨水,小气的说书人问我们能不能借此发挥。我们朝纸上多洒了几滴红墨水,接着各自在一角勾勒出了某样红色的物品,再轮流告诉说书人自己的图画有何故事,让他能讲述给大家听。
——《人们都叫我“鹳鸟”》

轮流说故事,必须在一种被勾勒出的红色里,说书人其实看到的是一张被画好的画,上面有树,有狗,有马,还有女人,蝴蝶、橄榄和鹳鸟,他们只是其中的画师之一,他们不讲述有关的故事,他们只负责用颜色来渲染情节,而那些故事里必定出现一些其他的人,区别于树、狗和马的人,或者还有那个女人,但是他们不是全部的人,只有头饰,教长、骑兵、法官、刽子手、财务官员和秘书,只有他们的称呼写在背面,像一个游戏,寻找能够凑成正确的一对。那么这个游戏最后一定会交给说书人,交给那个大家听到的故事,但是,当红墨水还没有浸透那些物品的时候,那个说书人就已经被杀害了。

还是一个游戏,在蝴蝶、橄榄和鹳鸟之外,没有了高雅,他也被杀害了,在枯井里有着他的尸体,上面有着一幅不知道是谁画的画,画里有一匹马,有着古怪鼻子的马,栗色的马,马会是唯一的线索,就像红墨水之于说书人的故事?“猜头巾”的游戏里隐藏着一个色彩的寓意,可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谁都不会站出来告诉我们故事会向那个方向发展。那么轮流告诉说书人变成了一种死亡的威胁,故事的背面也写着可能的谋杀,而那血也是红色的,像勾勒那些物品的颜色一样。

但是,画作不会那么明白地告诉背后的名字和可能隐藏的谋杀。比如一只狗,在高雅的“我是一个死人”和“我的名字叫黑”的自述之后,“我是一条狗”变成了另一个说书人,只不过和死人的自述一样,“狗会说话,不过它们只对听得懂的人讲。”是的,起初狗和说书人有关,“说书人扮演狗的角色说起了故事,不时地伸手指向图画。”狗的名字写在画作的背后,还是说书人的名字写在背面?说书人和狗都是游戏的一个部分,那么那个没有什么见识、呆头、很笨、但口才却很好、厚颜无耻的“胡斯莱特教长”就是一个隐喻,或者是黑眼中的那个在“贝亚泽特清真寺传道、并宣称是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传道士努斯莱特”,作为埃尔祖鲁姆传道士,他扬名于世,但是他的出现是在“这段道德沦丧、物价飞涨、谋杀和抢劫盛行的时期”,在伊斯坦布尔的信教者眼中和狗眼中,完全成为不一样的人,像游戏一样必须在背面写上称呼才能让人看见。所以当把饮咖啡当成是亵渎宗教的严重罪行,说书人的悲剧命运就开始了,就像狗:“伊斯兰降临之前,十二个月中有一个被称为“狗月”。然而如今,狗却被视为恶兆。”而在《古兰经》里,那七个年轻人正是因为厌倦了居住在异教徒之中,才对劲了一个洞穴里睡觉,而真主安拉封住了他们的耳朵,使他们忘掉了异教徒的那个世界,整整三百零九天。而那个山洞口休息的正是一条狗,它是守卫还是象征?而据说在异教徒法兰克人居住的地区,每条狗都有一个主人。是的,狗只是《古兰经》里的一个游戏,只是异教徒的符号,但是当说书人以狗的名义指着画说出那个故事时,灾难就已经开始了:“对狗来说,成为敌人和成为异教徒是同一回事。”

那么树呢?“我是一棵树”的自述里也有一个关于异教徒的故事,坚持咖啡是魔鬼的产物,喝咖啡的人全都要下地狱明明写在“锡瓦斯的斗鸡眼奈德莱特教长与树”的故事里,而当一群土匪杀死了信差将一部叙事诗《七宝座》变成精致手抄本的时候,树其实已经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像秋天落叶飘零的故事还隐含着一个关于叶子的去向问题,或者其中的紫色隐含着某种毫无理由的归宿,当然这全是画师的作为,作为树,作为一种寂寞,最根本的原因是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故事,是帖木儿统治时期赫拉特城最伟大诗人贾米的七部叙事诗《七宝座》,还是细密画家的手抄本,而这只是某种材质上的区别,真正让树具有某种永恒意义的却是画着那幅画,一个关于爱情和弑君的画,菲尔多西《列王记》和内扎米的《霍斯陆与席琳》里都有记载,霍斯陆含泪潜入杀死自己的父亲就是为了和席琳的爱情,而当初,挂在美丽花园里的那幅画上,就是霍斯陆的画像,当席琳看见画像而坠入情网的时候,树变成了最后的见证者,而那些细密画家就在那里描绘了这有关爱情的“场景”:“刻画出了席琳仰头凝望霍斯陆的相貌时,脸上惊喜与爱慕的神情。”但那只是有关树的一个故事,只是说书人轮流讲的故事之一,所以即使有着爱情,也有无法赦免的杀父之罪,所以在树看来,那只不过是另一个游戏:“这么说不是害怕如果我是如此被画出来的话,伊斯坦布尔所有的狗都会以为我是一棵真的树,跑来往我身上撒尿,而是因为: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

意义何来?不是挂着画像的爱情,也不是说书人的故事,意义只是它本身。而在马的身上,意义就转变成为一个谋杀的线索。起初也是和狗、树一样,在“我是一匹马”的自述中开始一个游戏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天底下没有长得和我一模一样的马。我只不过是一位细密画家想像中的马,被画在了纸上而已。”只是画上的一个物件而已,但是当高雅被人从井底打捞上来的时候,才发现上面有一幅绘有马的画,这幅画高雅从未说起过,他的妻子卡比叶也发誓说“没有任何人曾委托她已故的丈夫画任何马匹”,而这匹马的特殊在于鼻子,这是奥斯曼大师的判断,如果只是一匹骏马,它象征着苏丹陛下的财富与疆土,但是有特殊鼻子的马则是一件谋杀案的线索。为了在三天之内找出杀害高雅和姨夫的凶手,在奥斯曼的策划下,给画师橄榄、蝴蝶和鹳鸟布置了一个任务:各自画一匹马。橄榄变成了那匹骏马:“最后,再热情、慎重、毫不含糊地画出了它的睾丸与阴茎”;而蝴蝶则变成了画它的伟大的前辈绘画大师:“从这个角度,也就是侧面扬蹄的姿势,应该会看得见马的生殖器,不过我空下它们没有画,避免让妇女们过于分心。”而鹳鸟呢?“当我画一匹骏马时,我就是我,仅此而已。”这不是三种境界,这是三种习惯,而对于马的鼻子的线索其实一个陷阱,奥斯曼大师根本不是要从画师的技法中找到突破口,在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他把认为马的鼻孔“绝不仅仅是一位画家无意义的荒谬错误,而是一个记号,其根源可追溯至年代久远的其他图画、技法、风格或甚至其他马匹”。也就是马是一匹历史的马,是与画作的风格、技法有关,从而顺利进入了苏丹陛下的皇家宝库:安德伦沦禁宫,在杰兹米老爷管理书籍里寻找历史的线索,“尽可能地想看遍所有长年沉睡于宝库、远离觊觎的艺术杰作”,从而在这样的找寻中发现有关文明的冲突和裂变,有关帝国的战争和罪恶,以及那些财富背后的阴谋。正像同行的黑所思索的:“这里的所有财富,不知是打了多少仗、洒了多少血、劫掠了多少城市及宝库才累积起来的。”

这是不是打开了世界的演变?栗色的马只是一个线索,不是关于谋杀,是关于文明冲突,关于帝国的信仰,关于不为人知的那些战争和死亡,其实奥斯曼并非是要在这扇门里发现那个隐秘的世界,更重要的是重新建立一个充满异教和杀戮的独裁统治,正像苏丹陛下的那段历史一样。狗、树和马,在对应着宗教异教徒、被亵渎的爱情和一统的“文明”,所以奥斯曼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了原有的秩序:“我注意到一条狗,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张狗的画像更为意味深长。我见到一匹马,比我的细密画师笔下的随便一匹都还要糟糕。我瞥见竞技场里有一棵梧桐树,不久前我才用紫色调加强了它的叶子。”他们都被颠覆了,至少在画作的世界里,他们呈现了不同的符号体系,他们用虚假和被篡改的意义完成了对世界的命名。所以,从一开始就弥漫着的死亡气息,就是一出计谋:

或者甚至更有可够惹麻烦时,脾气同样火暴的咖啡馆老板和橄榄,便共谋做掉了这位倒霉的镀金师。高雅被谋杀点燃了埃尔祖鲁姆教徒的怒火,而或许因为高雅先生曾向他们提及姨父的书,因此他们视姨父为凶杀的主谋,把他给杀了。接着着,为了再次报仇,他们对咖啡馆发动了袭击。

说书人之死,高雅之死,以及姨夫之死,都成为“凶手”所干的事,而作为其中一个画师的凶手只是一个傀儡,他所承担的就是消灭现实中的这些意义。是的,在关于宗教、爱情和文明的阴谋之中,现实世界从来没有平静过,因为苏丹陛下的那本书的编写,高雅和姨夫被杀死,凶手说:“是我们杀了他,因为他见到了完整的那所谓的最后一幅画,确信它诽谤我们的信仰。”那本书最初是为了苏丹陛下的荣耀,为了帝国的那些财富和伟大统治,“内容正是苏丹陛下所要求的:他要一本描绘伊斯兰历第一千年的书。通过书中呈现的力量和伊斯兰的骄傲,加上崇高奥斯曼王朝的力量与富庶,让阅读此书的威尼斯总督心寒胆战。而且里面有苏丹的肖像:“这张肖像,必须隐藏在一本书的书页中。究竟它是什么样的一本书,由你负责告诉我。”而在另一个方面,这本书成为推翻苏丹陛下的王位的人的中伤借口,甚至在最后一幅画里,有着那种“厚颜无耻”的欧洲透视法,这种透视法被认为是根据肉眼来变现的形态,是法兰克人的画法,这也就意味着违背了真主安拉“心中的位置”,这是赤裸裸对于宗教的亵渎,而在《古兰经》里,“创造者”是安拉的属性之一。也就是说,“只有安拉才能创造,只有他才能无中生有,只有他才能给无生命者赋予生命。谁都别妄想与他比试。画家们试图做出他所做的事,妄想像他一样成为一个创造者,这是最大的罪孽。”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

在安拉的创造中,是不会允许另类的透视法另类的创造者和另类的宗教文明存在,所以在关于绘画的三个问题中,其实都指向了某种被改变的悲剧,风格和签名代表着丑恶的贪婪,因为追求自己的风格,而在画作上写上自己的名字,那么这种掩盖画作真正含义的做法就是去掉安拉的创造性和完美性;绘画与时间的问题,则是关于永恒性的问题,当离开了完美的生活和信仰,当时间结束的时候,一切就会死亡;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失明和记忆的,”缺乏记忆的艺术家们非但不记得安拉,也不记得他的黑暗。”也就是在传统的阿拉伯书法大师们看来,书本是永恒的,正像永恒的失明,因为“失明是幸福的境界,那里不受魔鬼与罪恶的侵扰。”。所以在很多画师看来,失明成了安拉恩赐,是至高无上的美德,“甚至到今天,因为害怕别人认为这证明他们缺乏才华和技巧,他们会假装失明”。

黑暗里的真主,是唯一的创造者,正像那些画作一样是不容许被改写被颠覆被融入另外的风格,而在那个关于弑君而产生的爱情里,也一样是玷污美德的,所以黑和谢库瑞的爱情更多是一种欲望的阴谋,或者在十二年前有着纯真的爱情,但是在谢库瑞的父亲、黑的姨夫看来,黑离开伊斯坦布尔而去东方,“有一段时间曾为奥斯曼的帕夏们、地方官员及伊斯坦布尔的客户们制作书本”,也是玷污了恒久的风格,所以当回到这个城市的时候,谢库瑞已经嫁给了一个土耳其士兵,但是战争又让谢库瑞的丈夫失踪,但没有死亡的确切消息,所以谢库瑞尽管爱着黑,但是他们无法结婚,只有通过纸条的递送传达彼此的想念。姨夫想回来的黑完成那部书,但是没有想到在十二年之后的爱情,所以关于记忆和时间,一样陷入了某种无知之中,当然,他们的爱情必须得到丈夫的死亡证明,但是谋杀去降临在姨夫身上,凶手打死了姨夫,并且偷走了那幅画,所以在一个被隐瞒的场景里,他们完成了结婚的仪式,但是这种仪式本身就是一种颠覆,像那个霍斯陆和席琳的爱情一样,更直接的反映着社会的成见,而爱情中的欲望又在某种程度上覆盖了时间和记忆,所以在最后黑被凶手所伤的时候,他对谢库瑞说:“你可以告诉他们,你正在给他们父亲的伤口抹药。”。“给伤口抹药”不是治愈疾病,而是欲望的一个注解:“这句话不仅象征了我们情欲的色彩一处于生与死、禁忌与乐园、绝望与羞耻的临界点——日后也成为了我们情欲的借口。”

“给伤口抹药”的结局也是挣脱死亡的一个象征,所以在关于爱情、欲望和宗教的“失明”中,红便在黑的一旁,开始了它具有象征意义的自述,“我的名字叫红”贯穿在那些说书人的故事里,贯穿在霍斯陆和席琳的爱情里,贯穿在三位画师的技艺中,也贯穿在狗、树和马的那些画作中,它是鲜血是画中勾勒物品的红墨水它是作画的红色颜料粉末,它是蝴蝶妻子掉落在一旁的红腰,它是谢库瑞穿着的红色细棉背心,它是凶手杀死姨夫时的墨水,它是哈桑杀死凶手的红宝剑……红便是一切,“真的,我无处不在:在围城军队的旗帜上,在举行盛宴的餐桌桌布上,在亲吻着苏丹脚背的使者的长衫上,以及任何描绘着宝剑的场景中,它们的故事深受孩童喜爱。”就像姨夫在死去被下葬的时候所感知的:“我感觉到四周涌人一股无以匹敌的红。”红色染透了一切,抚平了一切,而这红色也是生命的一种颜色,“相信我:生命从我开始,又回归于我。”只不过在更多的现实面前,红色是暴力,红色是死亡,红色是亵渎,红色是失明。

“颜色的意义在于它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看到了。”看到和不看到,这不是都是真主安拉的创造,而可悲的是:“我们无法向一个看不见的人解释红色。”解释是终点,而那些“不信神、不信教的人为了否定真主的存在,坚持说我们无法看见真主。”这是画马的一个瞎眼大师说的,异教也是在安拉的创造中失明,所以撒旦出现了,在失明者的眼里,在死亡者的眼里,在异教徒的眼里,在生命不能回归的红色里。这个在《古兰经》里被提及五士二次的名字其实并不只是罪恶,“我们的世界,邪恶与美德同等必要,罪行与正直更是缺一不可。”其实,撒旦才是“我”,才是每一个人,正像凶手橄榄说过的那样:“最先说‘我’的人是撒旦!拥有独特风格的人是撒旦。分隔东方与西方的人也是撤旦。”

每一个标题里的“我”是不是就是那个撒旦?是内心的邪恶和美德,是罪行与正直,是生命和死亡,是爱情和欲望,撒旦不是要带我们走向罪恶,是认识自己,“当时,你们杀了一个人,你们互相抵赖。”《古兰经》里说,而其实在这样一种“黑暗与光明不相等”、“背阴和当阳也不相等”、“活人和死人也不相等”的世界里,任何人都是创造者任何人也都是撒旦,任何人都活着任何人也死去,任何人在东方也在西方,就像那个横跨东西方文明的城市——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

编号:C39·2070430·0742
作者:【土】奥尔罕·帕慕克
出版: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7年3月第一版
定价:29.00元
页数:352页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书写的既是一部个人的历史,更是这座城市的忧伤。对帕慕克而言,伊斯坦布尔一直是一座充满帝国遗迹的城市。这个城市特有的“呼愁”,早已渗入少年帕慕克的身体和灵魂之中。如今作为作家的帕慕克,以其独特的历史感与善于描写的杰出天分,重访家族秘史,发掘旧地往事的脉络,拼贴出当代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生活。跟随他的成长记忆,我们可以目睹他个人失落的美好时光,认识传统和现代并存的城市历史,感受土耳其文明的感伤。


《伊斯坦布尔》:沉醉在我自己的倒影中

这是不是伊斯坦布尔的秘密——在辉煌的历史底下,贫困的生活、对外的古迹与美景、贫穷的人民把城市的灵魂藏在脆弱的网中?但我们在此处折回原点,因为不管我们提起有关城市本质的什么,都更多地反映我们本身的生活与心境。除了我们本身之外,城市没有其他的中心。
——《36 金角湾的船》

“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命运……”一本书,呈现着灰色的封面,一本书,是一座城市的记忆,那么,命运是不是就是灰色的?灰色的封面是不是覆盖了整个城市的背景?那世界里,是有一个背向的男孩,他孤独地站着,朝着无限广阔却一色而成的灰暗,那里就是土耳其,就是伊斯坦布尔,就是博斯普鲁斯?灰暗中看见和看不见的一切都组成了命运,关于童年,关于城市,关于历史,关于现在,关于一个男孩的成长,关于一个帝国的落败,伊斯坦布尔就在这“呼愁”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忧伤之美。

而我,一个以奥斯曼苏丹的名字命名的奥尔罕·帕慕克,必须在出生、在成长中看见所发生的一切,但母亲取名是想让我变成一个从不追求任何宏伟计划,从不喜欢出风头,适可而止地过着普通生活的人,恭敬而节制似乎成了我的无法改写的宿命,就像这个城市在千年前之间形成的历史,总是以她的废墟、她的“呼愁”、她的忧愁形成一个抒情的中心,我在里面,是被包裹的,但是当有一天从灰暗的世界里看见她的命运时,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叛逆和反抗,变成了一种创作和逃离,变成了自己的中心——而整个城市似乎也要在这样的成长中纳入到我们“本身”里,无论是辉煌的历史,还是贫困的生活,无论是古迹还是美景,从起点回到终点,也不过是一个无法突围的宿命。

个体的我,其实一定首先是一个宿命主义者。生于1952年6月7日深夜,生于莫鞑的一家私人小医院,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时空坐标,父亲、母亲、哥哥以及家,这是和个体出生有关却无法逃避的世界,看起来是幸福的,是应该陶醉于“活在世上是为了喜乐的幻觉中”,但是父亲没有权威,和哥哥争夺母爱,以及母亲为我设计好的人生,都像是我幽暗生活的一个起点,而在这个起点上,天生已经具有了某种失落的阴影,父亲和伯父一次次破产,家庭陷入破裂,大家为钱的问题争执地越来越厉害,而这一切也注定让这个城市变成个了“幽暗博物馆”:“虽然姗姗来迟,虽然迂回而至,奧斯曼帝国的瓦解给伊斯坦布尔蒙上的那层失落阴影终于也席卷了我们的家。”

只是一个孩子,为什么会陷入在关于命运的抉择中?奥尔罕·帕慕克似乎就是要把自己的那种成长变成整个伊斯坦布尔甚至土耳其的历史,所以关于一座城市的记忆首先是自己的回忆,“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了今天的我。”无法逃避的宿命,并不是无法改变的命运,在我的记忆里,其实无处不在的就是反抗,就是逃避,就是再造另一个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便相信我的世界存在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某个地方,在一栋跟我们家相似的房子里,住着另一个奥尔罕,几乎是我的孪生兄弟,甚至我的分身。”分身无非是要告别一切命定的东西,无非是要颠覆一切宿命的成分,但是林一个地方在哪里?另一个房子在何处?另一个奥尔罕是谁?

或许分身的我在那一张廉价的“可爱孩童”相片里,相像是可以激发某种想象的,但是那是欧洲带回来的相片,不出生在欧洲,注定这张相片只能成为一种贫穷的想象,就像那些曾经背井离乡的人一样,他们从远方带来文明,从欧洲带来财富,从西方带来技术,但是这样一种回归,却只具有无根性,只能增长某种无用却危险的想象力。而我的想象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甚至相同的景色,这是“通过根部”的分身,是消除无根性的努力,是撕碎廉价相片的行动。

但是,会指向自己生活的现实吗?似乎还是要通过另一种虚构,我便在自我世界里逐渐将想象变成了另一个自我。四岁时阅读的书,是自土耳其经典史诗《阔尔库特老爹》的删节本封面,那个跟红番一样的巨人赤裸着身体,主宰着世界,就像美术馆里那幅戈雅的画,“萨杜恩吞噬自己的孩子”,巨人的恐怖是将人类抓在手上,尽管害怕,但是足可以使自己充满颠覆的力量,使自己的乐趣和内心的邪恶得以自由驰骋,“当我只因纯粹无聊而假装自己是另一个人、在另一个扎地方,我便进入这个世界。”这里有冒险,有骑马,有放火,有杀人,一切的一切都是和现实不一样的。

还有黑白影像的电影世界,土耳其每年出产七百部电影,排名世界第二的电影生产量足可以让我沉浸在这样的黑白影像里,在这里,有着古老的街道,有着废弃的花园,有着倾颓的宅邸,观看黑白影像里的城市,仿佛是透过晦暗的历史来观看这个城市的过去,“由于我是以黑白影像来理解这城市之灵魂,因此少数目光独到的旅人的线条素描——例如柯布西耶,以及任何一本以伊斯坦布尔景色、附黑白插图的书都令我着迷。”沉浸在历史中,也就是忘记现实,忘记现在。

除了绘画和电影,似乎还有那个“歌咏生命、欢乐和幸福”的博斯普鲁斯,“和我童年的时候一样,我们仍将她视为我们的健康之泉、百病之药、良善之源,支撑着这座城市以及城里所有的居民。”因为这里有丰富文化的痕迹,有放眼望去的辽阔海面,有美丽的水域风景,甚至还有奧斯曼政府的达官显要们曾经建造用以避居的别墅,无论是历史的遗迹还是海岸的尽管,其实都是一种隔绝,“虽受西方的影响,却不失创意与活力。”而西方代表的梅林关于博斯普鲁斯的那些画,是美丽的,也是忧伤的,他似乎像一个伊斯坦布尔人那样看待这座城市,却又以西方人的锐利目光画它。实际上,梅林在这种双重身份中也在创造着另一个城市,和我关于分身的欲望一样,让我看见了另一个博斯普鲁斯,另一座城市,另一个自己。

在想象中成长,其实不是找到了另一个自己,而是遗忘现在的自己,学校生活是快乐而单调的,而我也沉浸在自己的绘画中——假装自己是另一个人从窗外欣赏我的画,这是一种乐趣,“仿佛画画证明了有另一种东西存在,仿佛另一个人进驻了我的身体。”甚至还有爱慕着自己的女生,在她受罚死我还会有一种想去援救她的冲动。而后来的那场初恋,是自己完全变成一个成年人之后的快乐,我仿佛就是画家,而她是我笔下的模特儿,在简单、隔绝的世界里他们表达着那一种懵懂的爱,一种可以抛弃所有的爱。

世界仿佛就是如此呈现出它美好的一面,而不管是想象成的巨人,还是黑白影像,不管是自己的绘画,还是充满激情的初恋,不管是美丽的博斯普鲁斯,还是学校生活,我只是在寻找另一个分身,寻找另一个自己,在阅读、观看、绘画和恋爱中远离现实,但这实际上是最大的不现实,波斯语的意思是“黑玫瑰”的年轻模特有着父母争执、兄弟打架的家庭,有着父亲出轨的故事,而最后也是无奈地离开伊斯坦布尔,退学而去往瑞士。欧洲的瑞士,就像是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面对的方向一样,是遥远的,也是解构的,“我写给她九封长信,七封装进信封,五封寄了出去。我不曾得到回音。”

初恋最终石沉大海,漫画里的冒险故事最终合上的时候,也是另一种绝望:“那是因为我无法隔墙观物;朝窗外看的时候,我痛恨看不见隔壁的房子,看不见底下的街道,只看见一道窄窄的天空。”而黑白影像呢,透过它我却看到了1958年著名的“萨拉札谋杀案”,博斯普鲁斯,这个过去两百年建造夏宫的绝佳地点,和伊斯坦布尔一样,“诉说的失败、毁灭、损失、伤感和贫困”。而我的这个家,不仅继续展示它幽暗的客厅,也将父母推向了一种消失的边缘,父亲似乎以一种逃避的方式离开了母亲,而我肯定总有一天母亲也会永远消失。父亲去了哪里?他是去了梅西迪耶廓伊,会见了情妇,在那个公寓里,“父亲在家穿的一套睡衣摆在这另一间卧室的枕头上,床头桌上放了一叠桥牌书,就像他在家里的床头放得一样。”一样的卧室,一样的书,一样的环境,“仿佛他做的事正是我未能办到的事情——他找到他的分身,他的孪生兄弟,他天天去另一栋房子不是为了会他的情人,而是为了跟这个家伙在一起。”

这是使我“毛骨悚然”的描述,它一样在我那里变成了想象的现实,所以父亲的“消失游戏”似乎将发生在渴望有一个分身的我的身上,“沉醉在我自己的倒影中”,对于我来说,这何尝不是早就注定的命运?或者说,这就是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被写好的宿命。一个小小的家无非是这个城市的投影,而这个城市也无非是所有家庭的集合,所以在我的命运里注定会有伊斯坦布尔幽暗的客厅、昏暗的阳光和灰暗的未来,伊斯坦布尔面临的问题是西方化还是土耳其化,是维持帝国的没落,还是在痛苦中走向共融?

欧洲和亚洲的交汇处,并不仅仅是指伊斯坦布尔的地理位置,而是它的历史际遇,“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在帝国的斜阳里,家附近的官邸故居变成了市政当局,从前帕夏、王储和高官的宅子变成老朽破旧的怪物,甚至,我在出门的那一刻,被帝国的斜阳刺痛了双眼。在伊斯坦布尔这个废墟之城里,奥尔罕·帕慕克把命运归结为两种,一种是“呼愁”,不管是在意世间的失落,还是悲悯中的精神苦闷,其实都指向一种体验:自愿承载的忧郁,而这种自愿承载也不是个体的,而是所有人共有的,“‘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是某种整体的感觉,某种氛围,某种数百万人共有的文化,它不提供清晰的情绪,而是遮蔽现实,“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的茶壶冒出蒸气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

在这样的“呼愁”里,四位孤独忧伤的作家是其代表,不论是大诗人雅哈亚,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科丘,不论是小说家坦皮纳,还是记事录作者希萨尔,他们都在过去和现在,都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舰长关系里取得创作的力量,曾经迷恋于西方的艺术与文学,却在伊斯坦布尔的废墟中找到失落和忧伤,似乎是用西方化的观念来理解和描绘伊斯坦布尔,而其实他们在这样一种“呼愁”中却只是孤独,他们都终身未娶,他们都独自生活,他们最后也独自死去。

这像是一种极端的命运,所以这个城市的选择往往会呈现起单一性:要么是土耳其化的君士但丁堡,要么是西方化的伊斯坦布尔,就像我出生后一年的1953年是“伟大奇迹”五百周年纪念,对西方人来说,1453年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而对于东方人来说,则是伊斯坦布尔的征服。陷落和征服,是一个城市的两种说法,也是两种命运的命名,而在500年后这个城市的复杂已然不能用这两个简单的词加以抉择。东方和西方,其实在伊斯坦布尔的历史中,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而这座城市面临的最大问题,则是如何寻找适合自己的那条路,那不是像我一样找到分身的自己,也不是像父亲一样在消失中逃避。

“我最恐惧的不是神,而是过度信仰她的那些人。”对于土耳其化的君士但丁堡还是西方化的伊斯坦布尔,所要避免的都是过度信仰,在伊斯坦布尔,我所看见的许多西化、现世主义的有钱人,他们的心灵空虚,“人人公开谈论数学、学校的好成绩、足球,热热闹闹,但他们却与基本的存在问题格斗——爱,怜悯,宗教,生命的意义,妒忌,憎恨——颤抖而迷惘,痛苦而孤单。”无论是奈瓦尔,还是戈蒂耶,无论是纪德,还是福楼拜,无论是向往还是寻找,在这些西方作家的世界里,伊斯坦布尔也表现出它的复杂性,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似乎在抗争着西方的目光,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抵制一切非西方服饰展的服装改革似乎是最重要的标志,以及后来政府对少数族裔实行各项制裁措施。而在这样命运选择中,奥尔罕·帕慕克看到的是一种残酷的“共生关系”:“西方观察者喜欢点出让伊斯坦布尔别具异国情调、不同于西方的事物,而我们当中的西化者却把相同的每件事物看做障碍,应当尽快从城市表面铲除。”所以,在我的成长中,在西方化的浪潮中,有时候得到的只是自卑:“在欧美,快乐的人过着像好莱坞电影中美好、有意义的人生,至于世界其他各地,包括我本人,我们注定在破旧、落魄、平庸、漆得拙劣、东倒西歪、质量粗劣的地方过日子,我们注定过着微不足道、二等公民、受人歧视的生活,我们的所作所为永远得不到外界注意——我慢慢地、痛苦地让自己准备接受这命运。”

这不是伊斯坦布尔应有的命运,奥尔罕·帕慕克在经历了种种的矛盾和忧伤之后,他指出,“伊斯坦布尔最伟大的美德,在其居民有本事通过西方和东方的眼睛来看城市。”看起来是一种出路,但实际上在我的世界里,这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城市构想,因为,“当城市的忧伤渗入我,而我的忧伤亦渗入它时,我开始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就像这座城市,我是个行尸走肉,苟延残喘的浑蛋,走在使自己想起下流与失败的街头巷尾。”在我看来,我从未完全属于这座城市,博斯普鲁斯、船只、太过熟悉的夜晚、灯光和人群,对于我来说,是熟悉的,但也是陌生的,在自己的成长中,我依然在寻找另一个分身的自己:“十六到十八岁之间,部分的我就像激进的西化分子,渴望城市完全西化,我对自己也寄予相同的期望。但另一部分的我却企盼归属于我凭本能、习惯、回忆而渐渐爱上的伊斯坦布尔。”

所以,沉醉在自己的倒影中,渴望着原先的自己消失,渴望着分身的自己出现,只是不再按照母亲的想法成为一个过着普通生活的人,找一份工作娶妻生子,而是在城市的废墟中,城市的斜阳里,城市的破落中,寻找和父亲不一样的分身,那是一种融入其中的创造,那是一种通过根部的想象,那是一种去除过度信仰的热爱,所以在寻找自我中,我对母亲的那一句话“我不想当画家,我要成为作家”,也是对于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母亲说的一句宣言。

弗兰德公路·农事诗

编号:C38·2021005·0644
作者:(法)克劳德·西蒙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9年9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
页数:610页

1985年,克劳德·西蒙凭借这部作品获得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对他的评语是:“由于他善于把诗人和画家的丰富想象与深刻的时间意识融为一体,对人类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描写。” 克劳德·西蒙的原则是:“我做--我产生--故我存在。”西蒙在写作(即“做”)的过程中,他的精神状态所蕴含的意外、追问、间歇等等因素使他的语言富有魔力,然后,他通过“回忆”的姿态沉入那些瞬间的情境之中。


《弗兰德公路·农事诗》:斗争着是为了避免睡着

也许我在大白天里睡着了,也许我一直在睡觉,只是眼睛睁大着,在五匹马单调的马蹄声中摇晃着。这些马的影子不是完全以同一节奏前进。因此嘚嘚的蹄声以相互交替、你追我赶、重叠的方式出现,有时混成一体,好像只有一匹马在走,但接着又重新分开,重新解体,似乎又重头开始彼此追赶等等。
——《弗兰德公路·第三部》

睡着之前是肉体,睡着之后是身体,而醒来之后呢?是尸体。就像那五匹马,四个骑兵,从那里撤退,却始终在一条迷途的路上,最终是看见死亡。别人的死亡,和自己的死亡,有时候就如一种影子一样,笼罩在公路上。相互交替的声音,你追我赶的行动,不断重叠的方式,最后一种集体的行动变成了一个人的行动,五匹梦游的马变成了一匹马在走,他说:“像从镜子的一面走到另一面去。”

镜子的这一面,镜子的那一面,谁能从肉体看见身体,谁能从身体避开尸体?一面镜子是时间的间隔,是婚姻的阻隔,是战争的隔阂,但是他终归是带着还有温度的身体走进了那个房间,“在她身体深处,花蕊展开。”那里有黑色的喷泉,那里有湿透的花朵,那里有白皙的肉体,那里最后都是沉寂。肉体和肉体,就如镜子的这一面和那一面,本来是以梦为马的方式进入其中,走过去,在一种交错的肢体中深处一条腿,“这东西舔着我的脸。不管怎样,我的双手,我的舌头能触到,认出是她,我确信不疑了。”

确信的世界里那种欲望如何避免恐惧?关掉灯,脱掉鞋子,但总是想起八点钟的一班火车,想起明天回来的丈夫,科里娜说“放开我”的时候,是希望回到四年有关的婚姻?回到三个月前的相遇?而那一种留在身体里的痛最后变成了佐治的那个问题:“大约是几点钟了?”那条公路终于在没有睡着的时候,变成了东西向的记忆,五月的下半月,马上的影子,四十度的角度,还有砂砾,还有树木,还有屋顶和谷仓,还有四个人的移动和部队的示意图。大约是几点了是对于存在的确认,还是为了回到战争的噩梦之中?其实在这肉体的世界里,时间早就被分裂成词语,分裂成痛感,分裂成再也无法组合成四个骑兵和五匹梦游的马。

那里只有一个马尸,凝结的血不是出自一只动物,一只被屠杀的牲畜,而是“人在大地的粘土肋部所造成的亵渎神圣、无法补赎的伤口”,看见的时间里,其实没有任何出路,布吕姆死了,瓦克死了,队长雷谢克拔出军刀来挥舞,像是对于战争的态度,但是最后却用枪朝着自己的头上开了一枪。“拔出军刀来挥舞,因为这时他大概已完全死了。”可是,在壁炉边朝自己开枪之前,他是把衣服全部脱光的,四年的婚姻,和科里娜的关系到最后变成了必须秘密结束的那个开头,让所有的可能变成意外事故,让所有的现实都变成可乘之机,甚至像被免除军官的职责一样,从四年的时间里解放出来。但是解放的意义却在于迷路,“他的骑兵队几乎等于整个团最后剩下的全部人马,也许还有个四散在荒野各处被打落马的骑兵”,他们都在战争中失去了方向,都在死亡中看见了恐怖,“怎么搞得清?怎么搞得清?四位骑兵和五匹梦游似的马,不在前进而是举起脚又原地放下,实际上在公路上并没有移动。”

克劳德·西蒙:我做——我产生——故我存在。

像是绝望的撤离,本来就是以死亡的方式记下时间,甚至战争带来的死亡也绝非是一种壮烈,朝自己头上开了一枪的自杀行为无论如何是对于灵魂的一次亵渎,可能就是在自己擦洗手枪的时候,稀里糊涂地吃了一颗子弹,这是一种传闻,它被称为暧昧,散发着桃色新闻的味道,风格相似房间里的那幅名为《突然被发觉的情夫或被诱惑的少女》的版画。死亡是意外,还是传闻?不管怎样,那种生命意义之外的遭遇就像那个四年的爱情一样,充满了虚假的味道,依格莱兹亚说,他头一次远远看见柯里娜时,就以为是雷谢克从中学里带到外面走走的小孩子或少女,“出于父母的宠爱,把她打扮成一位成年女人的样子”,爱情不是充满奇遇,而完全变成了一种暧昧,而在这中暧昧里,灵魂在何处?“愚蠢或聪明支配我们的行动、仇恨、热爱,一旦这一切消失了,我们的肉体、面孔仍然继续表现我们认为是自己的灵魂。”

谜一般的死亡,或者也叫作愚蠢或聪明的行动,或者也可以叫做灵魂的救赎,但是,“大约是几点钟了?”那一种被关闭了灯的夜晚,何来肉体触摸之后的兴奋,何来身体完好中的高潮?布吕姆说:“除了肯定要死外,还有什么比这更真实的吗?”没有什么可以触摸得到,没有什么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只有死亡,子弹穿过脑袋的死亡,血从不无补救的伤口流出的死亡,以及再也不能醒来的死亡,壕沟边沿都是死人,死马,先烧毁的卡车,放弃了的大炮,而当这一切都过去之后,当撤退行动以失败而告终之后,当从敌营越狱再次回到真实的生活之后,时间是不是成为身体里的那口钟,会敲响一个房间暧昧的时刻?

依旧是一面镜子,通过镜子,佐治看见的是一个女人的裙脚,她的腿肚,还有那穿拖鞋的双脚,“全都是倾斜的,好像她全身往后倒”。而和已婚的科里娜约会,本身就是隔开了真实的现实,“我求求你,我的丈夫会回来,我求求你,放开我吧,不要这样。”她的声音是单调的、机械的,以及恐惧的,但是她没有移动,没有移动的身体像是公路上那五匹没有移动的马,永远在梦游状态中原地踏步。没有前进,没有后退,没有深入,没有退出,佐治的世界里只有虚无,“死和生同时把他们忘记或推开或拒绝或吐掉,似乎都不愿要他们,因此他们现在似乎不是在时间中活动,而是在一种灰色的没有体积的甲醛中,在虚无中,在不明确的期限中活动。”像一匹马,“不知不觉中变成类似动物的东西。”

连死亡的恐惧都不存在,“大约是几点钟了”还有什么意义?两个人活着两个人死去,之后一个人死去,之后所有人都死去,“怎样称这一切呢?这不是战争,不是两军对垒正规地毁灭或消灭对方,而是为死亡所吞没。”在这死亡面前,时间当然已经不存在了,“昨天、刚才、明天都显然不再存在了”,而衬托战争、回忆战争,甚至丑化战争的欲望还能击败时间?“感官的享受,就是两个活着的人对一个死者身体的搂抱。”一切都死了,起先的爱情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肉体的一时需要,而在骑师之后的爱情,也变成了满足不再睡去的需要,但是马的世界早就解体,爱的世界也必然充满沉闷、空洞的声音,“停顿、冻僵的世界风化、剥落,逐渐成为碎片崩溃了,像一座无用的被废弃的建筑物任凭时间通过缺乏条理、漫不经心、客观自然的作用把它毁灭。”

“斗争着是为了避免睡着。”《弗兰德公路》早已经睡去,爱情和欲望早已经睡去,而那五匹梦游的吗却忽然合成一匹马,在世界中驰骋,它被命名为“莎莱玛”,那一年是1789年6月,“他所在的第七炮兵团接到命令开赴巴黎。”一匹马开始了一段传奇,他曾经是那不勒斯的法国大使,曾被选入国民公会,但也曾被驱逐出那不勒斯,后来有成为革命人民代表,进入公安委员会,被选为国民公会的书记官,甚至获得圣路易十字勋章,而枪决帕奥利党首领也成为他值得炫耀的革命事迹,他曾参加过比利时战役、荷兰战役、瑞士战役、意大利战役、普鲁士战役,曾在施特拉尔松围攻战中奋勇前行,但是这是一个人的全部历史?一生或者可以简述为这样一个最后的终点:“他六十岁,监管着宇自己的城堡里建造大阳台的收尾工程,身上抖抖瑟瑟地裹着一件军人穿的旧宽袖长外套。”而在这个被记录的时间里,“当天傍晚就死去了。”是的,他曾经看见过死亡,他为发妻的坟墓撰写了墓志铭,也为自己雕刻胸像。

这是一种叙述,而在另一种叙述里,他却分明站在审判席上,“问他从什么时候起离开了自己的部队?回答是从1792年8月开始。”“问他是什么原因使他离开部队?回答说是因为觉得服军役无聊。”“1793年回到法国。问他回来后到过什么地方?回答,在家里。”1792年到1793年,是短短的一年,但是从离开到回到法国,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以胜利者的姿态,他过去是射石炮炮手的队长、山岳党的议会代表、弒君者、共和二年的将军、退任的大使、过去被尊称为“阁下”的人,但是回来之后,却“像是一件废物,一件被拒收的东西,一件被扔掉的废品”,而且在最后的《判决》里清清楚楚写着:“由第二十师的军事法庭执行判决对名为L.圣—米歇尔的炮兵军官处以死刑,此人曾于共和七年牧月十日逃亡国外。”这份“以团结一致的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做出的判决将他变成了一个睡着的人,变成了一个犯人。

还有什么斗争?但是那经过的战争和镇压,逃亡和革命,是印在一个人的历史中的,还有那些致桑伯尔河和牟兹河队的人民代表们、总指挥莫罗将军、总司令布律纳的信,清楚地述说着他在这些历史中做出的种种决定,战争所带来的结局是:“在他们看来,能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他们的前途、他们担心害怕的事,最简单的办法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杀。”杀是一种瓦解,瓦解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瓦解的前奏,瓦解危险的威胁,最后的瓦解,可以说是完全彻底的瓦解被确认为已不可挽回的既成事实,任何团结、任何纪律都不存在了。”可是,在那和鲜血、死亡相关的瓦解里,和火焰、爆炸相关的袭击里,一切都被震动成了碎片。

被判决的人生,被震动的历史,其实在和战争有关的时间里,一切都变成了模糊不清的过去,变成了历史的某一片段,“所剩下来的一切,同这个墓志铭一起,都已淡忘、被废弃了,现在,这座巨大的房子少了那个似乎以她的存在而得以证实其合法的人,显得更加空阔荒寂。”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一部小说里,那生与死的人也只是一个象征性人物,“一个可以在书的封面或招贴画上见到的寓言人物,或者在纪念性建筑物上也有这种人物装点在那里,掩盖在或环绕在这种人物身上的标志和物品是具有象征性的也是有意义的。”美国作家来到西班牙,不是看见了历史,而是见证了同样恐惧的现实,“左右为难的问题不再是在死亡与自由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在死亡与可供燃烧的木柴之间”,甚至,死不是意味着清白和光荣,而是要死得屈辱,死得可笑,“在死之前和在死的四周还要举行一种本身就是侮辱性和损害死者名誉的仪式”,死亡变成一种讽刺,没有勇气,没有荣誉,只有都像凶手的每个人。

但是,让—雅克·卢梭说的:“气候、季节、声音、颜色、昏暗、亮光、风雨、食物、嘈杂、寂静、运动、安息,全都影响我们身体的机能,因而也影响我们的心灵。”被引用的那句话,被作家阅读的这一本书,以及被体现为灵魂一部分的农事,在这个战争的历史里也和那些写给总指挥官、给总司令、给人民代表的信一起寄出的信,也写给仆人巴蒂,米兰,共和九年雪月十七日:“亲爱的巴蒂,现在已到二月份了;要吩咐路易·谷岱叫认真管理好全部葡萄藤,包括小径树林里的和北屋里的在内。”米兰,共和十二年风月二十日:“亲爱的巴蒂,青草生长的时节快要到了。现在需要好好地把种种金花菜的园地、草场,种苜蓿的田地里的小石清除。”佩皮尼扬1809年4月5日:“亲爱的巴蒂:春天来到了,我忘记在最近一封信中吩咐您要在四月十五之前斫伐树木;如果在洛斯埃尔还有不长的树木,那就宁可把它们斫掉。”

是的,他是农民,他们在和战士谈论工具、垫草、粪肥、麦秸、燕麦,还有马,“其实,像那些小贵族一样,虽然他对数学有一些知识,本质上仍然是农民。”一个农民,如何表达对事物的喜爱,如何照料那一块土地上的作物?《社会契约论》,维吉尔的诗,都构成了一种成长的信仰,而在战争中,那些死亡,那些漂泊,那些苍老,那些革命,指向的是无规律的变化,指向的是一种宿命,两次战役、两次出差、两次带兵或两次选举之间,对于他来说从来没有过永恒的存在感,而那片土地,那些植物,一个月接着另一个月,一个季节接着另一个季节,在不断地成长,“像钟表的指针在钟面上在同一的数字上回转那样有规律地周而复始”,所以他需要的是像植物一样,从欧洲各处的一端跑向另一端,从一处死亡跑到另一处死亡。

像一个农民,是不是也是一种宿命?战争和农事,“同样的草场、同样的田野、同样的葡萄田、同样要重新搭建的篱笆、同样要检查是否安全的围墙、同样要包围的城市、同样要渡过或防守的河流、同样的防御工事下面定期要挖的同样的战壕”,那么所有的那些信都归结为一种命令,在斗争状态中保持向上的姿态,保持不死的强力,“不论要他们记录战事计划或播种的指示,致部长的信或种植土豆的吩咐,提升或授奖的建议,出差的汇报,他都用一视同仁的声音:

我想,在李子树区田里还剩下的一些香料植物,已用大犁翻过很久了,如果还没有这样做的话,您要马上命人去做,以便让寒气焖一焖土地,过了五月不会有哪块土地休闲,要使一切都生长得好。

一个人的圣经

编号:C44·2020429·0625
作者:高行健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2000年11月第一版
定价:10.00元
页数:394页

诺贝尔文学奖对一个作者来说并不仅仅是一种认同,就像高行健,他只能走在异乡的路上。《一个人的圣经》被认为是《灵山》姐妹篇,刘再复称这部小说是一部“逃亡书”,他在为《一个人的圣经》写跋时说:“整部作品洋溢着一个大时代的悲剧性诗意。”它“不仅把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灾难写得极为真实,而且也把人的脆弱写得极其真切。”

灵山

编号:C28·2001226·0552
作者:高行健
出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
版本:2000年第一版
定价:36.80元
页数:484页

对一个在政治话语权力范围遭到封杀的作家来说,他所有逃亡的努力都只是为了返回一个更宽容的言说环境,高行健很早以前就凭《车站》、《绝对位置》等作品挑战了当时中国文坛既存的写作习性,而这本《灵山》仍坚持他的一贯风格:怪诞却不失严谨,同时在实验领地又迈出了一大步,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文本的革命,更有一种呼喊让人体会到淋漓酣畅。天地图书对高行健作品的推崇,其实也反映了另一种文化垄断。

日瓦戈医生

编号:C38·1980922·0448
作者:(苏)帕斯捷尔纳克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7年12月第一版
定价:20.40元
页数:655页

这部曾被说成是“精神上仇恨社会主义”的小说却为作家赢得世界文学最高荣誉,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依然有太多得读者鄙视这部作品。以诗歌见长的帕斯捷尔纳克用小说反映了十月革命前后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革命的暴力对作者来说却成为一种对人性的践踏,帕沙·安季波夫的死亡也是对苏联政坛的一记耳光,但帕斯捷尔·纳克依然无法摆脱小说中人物一样的命运,这本500万字的小说依然没能实现他对自由的向往。部短篇。

 


《日瓦戈医生》:他们的浪漫史是二十桶水

 

谁也不能创造历史,它看不见,就像谁也看不见青草生长一样。战争、革命、沙皇和罗伯斯庇尔们是历史的目光短浅的鼓动者,它的酵母。革命是发挥积极作用的人、片面的狂热者和自我克制的天才所制造的。他们在几小时或者几天之内推翻旧制度。变革持续几周,最多几年,而以后几十年甚至几世纪都崇拜引起变革的局限的精神,像崇拜圣物一样。
——《重返瓦雷金诺》

 

“二十桶水”的浪漫史已经是最后的结局了,经过了莫斯科、瓦雷金诺与尤里亚金,经过了罢工、战争和革命,经过了铁路、丛林,以及“带雕像的房子”,当然,也经过了冬尼娅的婚姻、拉拉的爱情,这是“死前最后八年或十年相当简单的故事”,这是新经济政策开始后的莫斯科,这是和痛苦的婚姻、伟大的爱情以及情欲无关的生活,二十桶水,或者二十章的小说,或者二十封信一样,只是让马琳娜成为在友谊之上的妻子——第三位没在户籍登记处登记的妻子,浪漫史是回归,回归到简单,回归到生活,回归到艺术,回归到中央路口那块一直竖立的广告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脱谷机。”

以及最后沉寂的死,拥挤的电车上,他被骂声、踢踹和狂怒包围,当他奋力从叫喊中挣脱出来的时候,人生只剩下了三步,这三步让他从电车的踏板迈到了石板路上,也使他从年幼的破产生活、战争的颠沛流离以及最后的衰弱走向死亡,然后是咕咚一声栽在石板上,从此再也没起来。而在死亡之前,他的眼前除了出售播种机和脱谷机的广告牌,除了人群的喧闹和争吵,还有一个女人的身影,这是生命中最后一个看见的女人,匆匆地从他面前经过,紫色连衣裙遮住的一个衰老的身体,从梅留泽耶沃来的瑞士籍的弗列里小姐,这个年幼的时候认识的女人,终于回到了祖国,而“一直在书面申请准许她返回祖国”的十二年也是他的写照,祖国意味着回归,但是这永远不是简单的回归,在经历了医生、诗人和囚徒的生活之后,他回来是孤身一人,亲人离去,爱人离去,甚至那个被寄予希望的祖国也在离去,而一种孤寂的死,一种看见女人的幻觉,组成了他生命最后的意象。最后只有鲜花,只有那些可以凋零的鲜花,在他的死亡现场代替了缺少的歌声和仪式。

“马利亚起初没认出从棺材中走出的耶稣,误把他当成了墓地的园丁。”但是,那个彼此相爱,相扶相携地走过生命中最艰苦岁月的爱人呢,那个被定义为坏女人的拉拉呢,她出现在他的送别现场,但只是短暂停留,在生与死的相隔中,她也注定要在被误读的生命中走向沉寂:“她已被人遗忘,成为后来下落不明的人的名单上的一个无姓名的号码,死在北方数不清的普通集中营或女子集中营中的某一个里,或者不知去向。”死其实从来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也不会是名垂千古,只是一个名字,被历史和生活一笔勾销。而他们的爱情,他们并非出于必然的爱情,不是被情欲所灼,“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渴望他相爱:脚下的大地,头上的青天,云彩和树木。他们的爱情比起他们本身来也许更让周围的一切中意:街上的陌生人,休憩地上的旷野,他们居住并相会的房屋。”他的死,是鲜花代替了仪式,她的死,是号码代替了历史,而他们的爱情,只留下街上的谋生人、休憩地上的旷野和居住并相会的房屋,一种纪念,一种象征,其实和那简单的没有登记的婚姻一样,只有二十桶水的浪漫史。

他叫尤拉,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当然他更喜欢人们叫他日瓦戈医生医生;她叫拉拉,叫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也叫安季波娃。他们的名字就像那段历史一样,有着不同的解读和定义,但也仅仅是名字,和历史一样可以被一笔勾销。而在他和她的爱情相遇之前,他们在各自的生活中经历变故,经历挫折,经历衰败,但却没有爱情,没有浪漫的爱情,没有必然的爱情,当然,连二十桶水的爱情也不复存在。那首在脚步声、马蹄和微风中唱起又停止的《永志不忘》永远是哀悼的歌,那是日瓦戈医生家族最后覆灭的标志,母亲的死成为远去时代的最后一个事件,那个曾经有过日瓦戈作坊、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公寓大楼、日瓦戈式领结和领带别针,甚至“有一种用甜酒浸过的圆点心就叫日瓦戈甜饼”的家族在破产中烟消云散,而父亲早已经遗弃了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城市以及国外寻欢作乐,眠花宿柳,那万贯家财被挥霍一空。

这是尤拉的童年,所以对于一个失去父亲和母亲,失去家族荣耀的孩子来说,对于日瓦戈这个名字的怀念只是在挽留一个空泛的历史,而他唯一依靠的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用神甫的思想影响着他。在尼古拉看来,一切崭新的观念都是他渴求的,都是鼓舞人心的,都如横空的闪电或滚滚的雷鸣,这个体验过托尔斯泰主义和革命的旧神甫热心追求的便是能使世间的一切趋于完善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在他看来并不是机械的信仰,而是忠于不朽,这才是对于生命的最高体现:“首先,这就是对亲人的爱,也是生命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充满人心,不断寻求着出路和消耗。其次,就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必不可少的两个组成部分: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而他把这一切的忠诚,最后归结为对于基督的忠诚,对亲人的爱,以及“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是他的生命哲学,而这种生命哲学是有一个最高的神。但是对于犹太人的米沙和父亲曾是恐怖主义分子的尼卡来说,生活中的痛苦正是因为没有神,没有上帝,“当然,上帝是存在的。不过,上帝要是存在的话,他就是我。”这是尼卡的心里话,上帝即是我或者指向的是一种自我中心。

尼古拉的生命哲学对尤拉来说,却是影响至深的,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尤拉不相信历史或者艺术能完成什么使命,“他感兴趣的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应当从事对公众有益的工作。”所以他选择了医学,医学直接面对生命,所以是对于尼古拉生命哲学的实践,尤拉也认为,力量和独创性是艺术现实中最有代表的特点,所有他要用这两种品格构筑自己的艺术世界,构筑生命实践。当安娜·伊万诺诺夫娜在病重的时候问尤拉,死之后的复活会在哪里体现,她的担心是,“整个宇宙都容纳不下,连上帝、善良和理性都要被他们从世界上挤掉”,那还会有什么复活者,而尤拉告诉他,所谓复活就是自己的灵魂存在于别人的心中,“这也就是您的灵魂、您的不朽和存在于他人身上的您的生命。”人的本身就成了他的灵魂。所以生命是最重要的,它包含着爱,包含着宽容,包含着力量。而对于当下的现实,在尼古拉看来,俄国需要的是学校和医院,而不是“淫荡的牧羊神和黄色的睡莲”,学校和医院是治病育人,是凝聚力量,是对于生命和上帝的忠诚,“凡人之间的交往是不朽的,而生命则是象征性的,因为它是有意义的。”所以面对广场的集会,尼古拉兴奋,这场”大开眼界“的行动对他来说正是一种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表现,“我们的俄罗斯母亲行动起来了,到处行走,坐立不安,而且有说不尽的话。”在他看来,不管是战争还是革命,都是一种力量,一种横空的闪电或滚滚的雷鸣,“社会主义宛如一片海洋,所有个人的、单独的革命应该像无数溪流一样汇聚其中,这就是生活的海洋,自存自在的海洋。”

但是生命并非如尼古拉一样充满着革命的力量,也并非如尤拉一样看见了那些爱,在寄人篱下的现实中,在斯文季茨基家宽缓晚会上,尤拉体会的是一种被包围的感觉,社会就像一座森林,可以感觉到,但是无法通行,曾经家族的破产使他和母亲觉得像在森林中迷了路,而现在突然间又只剩下他孤身一人,那种爱,在、那种生命哲学又在哪里?所以他在安娜·伊万诺诺夫娜死去之前答应和她的女儿冬尼娅结婚,结婚或者是摆脱孤独的方式,但仅仅是结婚,仅仅是简单的爱,仅仅是让自己在现实中立足,所以婚姻对于尤拉来说,只是一种责任,而他的转折来自于另一个女人,一个叫拉拉的“世界上最纯洁”的女人。

全家处于死亡边缘,居住在莫斯科最可怕的“黑山”,这样的家庭境遇对于拉拉来说,无疑也让她看到了一种卑鄙和虚伪,以及制度的不合理,而对于她来说,反抗变得软弱,变得无力,她陷入了和母亲的保护人、律师科马罗夫斯基的肉欲纠葛中,一方面她要从他身上获得物质的保证,而另一方面,他也利用自己的权力从拉拉身上获得快感,所以拉拉变成了一个堕落的女人,“在情欲的恶梦中越陷越深”,而他们都想从这样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一方面科马罗夫斯基想要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对于这种和已故老朋友的女儿之间的“消遣”,决不能屈服。而拉拉在心慌意乱中,掏出了准备好的枪,枪响了,“这是射向科马罗夫斯基、射向她自己、射向自己命运的一枪,同时也是射向杜普梁卡林间草地上那棵树干上刻着靶标的柞树的一枪。”但是却偏偏打到了别人的左手上,射击成了一个乌龙事件,而对于拉拉来说,只有告别这里,只有离开,但是这种离开并不能依靠自己可以做到,她拒绝了帕沙的求婚,最后又接受了,还生出了自己的孩子,而丈夫在奔赴前线的战场中失踪了,“帕图利奇卡已经不在人世,如今拉拉只是作为—个母亲而活着,要把一切力量都倾注在卡坚卡这个可怜的孤儿身上。”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婚姻同样是一种劫难,同样是对于现实的无奈。而在这“革命了”的历史中,尤拉和拉拉在“告别旧时代”的奔波和流离中相遇了。

帕斯捷尔纳克(1890.1.29 – 1960.5.30)

他们曾经相遇过,在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上,在由扎布林斯卡娅伯爵夫人的别墅变成的陆军医院里,但是这种相遇仅仅是一刹那的感觉,就像在重返瓦雷金诺的时候,尤拉回忆起的那次相遇:“那天夜里,你还是高年级的中学生呢,穿着咖啡色的制服,昏暗中站在旅馆的隔板后面,同现在完全—样,同样美得令人窒息。”这成为尤拉“洞察世间一切的钥匙”,这把钥匙刻着拉拉与世无争的态度,刻着从不表露的痛苦,刻着强劲有力的生命本质,他竭力不去爱她,但是他却不自觉地构筑起自己的生命哲学。正是因为拉拉的这把钥匙打开了尤拉的生活之门。

但是这扇生活之门,不管是对于尤拉还是拉拉,都是困难重重。在尤拉看来,自己有着双重人格,是关于家庭和爱情的,“这种双重人格永远折磨他,伤他的心”,起先在瓦雷金诺,他在札记中曾经写道:“从清晨到黄昏,为自己和全家工作,盖屋顶,为了养活他们去耕种土地,像鲁滨逊一样,模仿创造宇宙的上帝,跟随着生养自己的母亲,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得多到新生,创造自己的世界。”没有拉拉,没有爱情,他的双重人格只表现在责任,甚至远离政治,“我不会超过我所讲过的东西,我不想宣扬托尔斯泰的平民化和返朴归真的思想,我也不想在农业问题上修正社会主义。我只想弄清楚事实,而不是把我偶然的命运视为常规。”偶然的命运里有家族的破产,有和冬尼娅制定的婚姻,也有颠沛流离的经历,但是他把这一切都视作常规,视作家庭更加亲密的写照。而对于拉拉来说,她永远背负着那段不光彩的历史,那个和情欲有关的纠葛,“你问我是什么样的人。受了创伤的人,一生带着污点的人。人们过早地,早得不能容忍,把我变成了女人,让我看到生活最坏的一面,并用旧时代一个老寄生虫的虚假而庸俗的眼光看待它。”这是她遇到尤拉之后对尤拉说的,受伤、带着污点让拉拉总觉得亏欠着尤拉,而充满艺术想象的尤拉在并不知道这些过去的时候,他把这样的爱情叫做缺憾美:“我想,如果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或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不会爱你爱得这样热烈。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的美德没有生气,价值不高。生命从未向她们展现过美。”

这个伟大的爱情在画有雕像的房子里隆重上演,至少在尤拉和拉拉的个体生命中,成为患难中的传奇,她是美丽的天使,他是她的堡垒和支柱,但是爱情对于他们来说并非是一种心灵的冲动,并非是抛弃家庭的双重人格折磨,对于他们来说,爱情是对于现实的弥补,是对于生活的反抗。其实不管是尤拉还是拉拉,他们都是革命和战争的旁观者,他们从来没有想参与其中,所以他们所见所想只是用一个旁观的心态去看待这一段历史,但是无情地现实又将他们卷入,拉拉的丈夫在前线失踪,而尤拉又被当成随军医生被囚禁一年。可以说,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一切是因为战争而改变,因为革命而颠覆。在医院里,人群开始分化,“对那些迟钝得让医生感到愤懑的四平八稳的人来说,他显得是个危险分子;在那些政治上走得很远的人看来,他的色彩还不够红。他就是落到这样一种不上不下的处境,他对这部分人显得落后,对另一部分人又难以接近。”对于他来说,生活的判决逃不过他的眼睛,而这样的环境是注定要完蛋的,“面临的考验甚至可能就是毁灭。他剩下的屈指可数的日子就在眼前一天天地消融下去。”而随着他离开医院,去除身上的医生职业,他成了一个沿着铁路的“流浪者”,在那里他看到了铁路沿线的猖獗伤寒,周围整村整村的人都死于伤寒,那句“囤积粮食者一旦被发现就地枪决”的通告刺痛着尤拉。“这段时期她的亲人们一个个遭了难。从韦列坚尼基笔镇传来消息,由于违背余粮征收法,村子遭到军队屠杀。布雷金家的房子大概烧光了,瓦夏家里有人烧死。在圣十字镇,加卢津的房子被强占,财产被剥夺。”对于尤拉来说,人类文明的法则失灵了,“人有梦见史前的穴居时代”,这是历史的倒退,像舅舅尼古拉所说的一片海洋的革命并不是生活的本质,并不是自由,而这个革命的现实或者正如被称为英雄的斯特列利尼科夫所说:“这不过是玩一场军事游戏,算不上真正的作战行动,因为他们和我们同样都是俄国人,只不过不愿意和愚蠢分手,不得不让我们费些力气帮他们去掉这个毛病罢了。”

革命变成了红军和白军的残杀,变成了伤寒的疾病和抢夺,所以尤拉陷入的是一种革命的恐慌主义:“革命的独裁者们之所以可怕,并非因为他们是恶棍,而是他们像失控的机器,像出轨的列车。”是对于政治理论的怀疑:“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同一个相知不深的人辩论这个问题至少是太轻率了。但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太不稳重了。科学要稳重得多。马克思主义与客观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马克思主义更封闭和更远离事实的学派了。”是对于现实的不满:“什么东西妨碍我任职、行医和写作呢?我想并非穷困和流浪,并非生活的不稳定和变化无常,而是到处盛行的说空话和大话的风气,诸如这类的话:未来的黎明,建立新世界,人类的火炬。刚听到这些话时,你会觉得想像力多么开阔和丰富!可实际上却是由于缺乏才能而卖弄词藻。”甚至连拉拉也觉得,这是一个怀疑、告密、阴谋和仇恨增长的阶段:“就我所见到的,这种年轻政权的每一次确立都要经历几个阶段。开始时是理智的胜利,批判的精神,同偏见进行斗争。以后进入第二个阶段。‘混入革命分子’的黑暗势力占据上风。”

所以在尼古拉舅舅曾经看来是“历史性事件”的起义、开火、革命和战争变成了摆脱不了的梦魇,而在这个漩涡中的尤拉和拉拉一方面饱尝了痛苦:“我现在深信,所有的一切,随之而来的、至今仍落在我们这一代头上的不幸,都应归咎于战争。”但另一方面,却让他们在这样的境遇下寻找到了爱情:“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因素,是比心灵一致更为重要的把他们同外界隔开的深渊。”因为他们俩“同样厌恶当代人身上必然会产生的典型特征”,这种特征包括做作出来的激情、耀武扬威的昂扬,还有那些“数不清的科学和艺术工作者拼命宣传的极度的平庸”。所以两个人在沉寂的房子里找到了生活中一闪而过的微光:“你并非平白无故地站在我生命的尽头,在战争和起义的天空下,我隐蔽的、禁忌的天使,在你童年和平天空下,你同样会在我生命的开端站起来。”

但是这种备受折磨,背负双重人格,以及不光彩过去的爱情到底能不能在严酷的现实中发出光芒,他们或许只是躲在自己的乌托邦里,但是革命的形势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无法阻止的破坏,消息传来,斯特列利尼科夫并没有战死,但是逃过劫难的他却被捕,而且判处死刑,而身为妻子的拉拉也难逃厄运,而这一切这不过是科马罗夫斯基要让拉拉离开的借口,所以在拉拉看来,这一份爱经不住考验:

“爱的才能同其他才能一样。它也许是伟大的,但没有祝福便无法表现出来。咱们好像在天堂上学会了接吻,然后同时降临在大地上,以便相互在对方身上检验这种本领。和谐的顶峰,没有边际,没有等级,没有高尚,没有低贱,整个身心的对等,一切都给予欢乐,一切都是灵魂。但在这种粗野的、时刻戒备的柔情中孕育着某种孩子般不驯服的、不允许的东西。这是一种任性的、毁灭的本能,同家庭的和睦水火不相容。我的天职是惧怕它,不信任它。”

拉拉离开,而斯特列利尼科夫并没有被处决,他来到了这座带雕像的房子里,他告诉尤拉:“政论家们绞尽脑汁,如何遏制金钱的卑鄙无耻,提高并捍卫穷人的人的尊严。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它发现了罪恶的根源和医治的方法。它成为世界强大的力量。然而,一世纪以来的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肮脏和圣洁的光芒,淫乱和工人区,传单和街垒,依然存在。”依然存在的现实让他的革命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在走出几步远的地方,他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左边太阳穴下面的雪凝聚成红块,浸在血泊中。四外喷出的血珠同雪花滚成红色的小球,像上冻的花楸果。”纯洁的雪地里,是死亡,而这种死亡不是处决,是自杀,是对于那种憧憬和希望破灭的无奈。

而尤拉,在经历了这一切,经历了婚姻、爱情,经历了医生和囚徒,在“苏联历史上最难于捉摸和虚假的时期之一”回到了莫斯科,回到了最沉寂的生活中,家庭在他面前消失,女人在他面前消失,当然,他留下了曾经写下的诗歌,这些诗歌在二十桶水的浪漫史画上句号的时候,在鲜花取代了仪式的时候,被戈尔东和杜多罗夫阅读着,那是五年或者十年之后,那是面对着莫斯科的窗户,那是劳改集中营开始的时候,只有手中的这些诗歌才能让他们忘记现实,走进心灵的这种自由:“我想,集体化是一个错误,一种不成功的措施,可又不能承认错误。为了掩饰失败,就得采用一切恐吓手段让人们失去思考和议论的能力,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极力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暮色渐渐变浓,历史变成了一个符号,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因为某一个人的死去或者消失,而成为被遗忘的过去。

一切只是一个开始,锋利的现实变成了那封退稿信上的一句话:“您的小说精神是仇恨社会主义。……”文本的天空伴随着那一场暴风雨的到来,瞬间坍塌。

 

丽达与天鹅

编号:S38·1960915·0327
作者:(爱尔兰)叶芝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87年1月第一版
定价:13.80元
页数:367页

“抽象之物不是生命,处处都存在矛盾。”1939年, 叶芝在他的最后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怀疑论者的无奈,这位后期象征主义的著名诗人从小就沉湎于对神秘主义的向往,他的一生无法走出宿命和矛盾的怪圈.因为与爱尔兰文艺复兴联系在一起,叶芝在现代派诗人中才会独树一帜,当然,与多个女性的感情纠葛也让他积蓄了创作的源泉,毫无疑问,叶芝仍然是20世纪前叶最晦涩的诗人:“我寻找一个主题,但总是徒劳。” 1923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丽达与天鹅》:因为死了,我们站起身子

旋转!旋转!古老的石脸,向前望去;
想得太多的事呵,就再也不能去想,
因为美死于美,价值死于价值,
古老的特征已在人的手中消亡。
–《旋转》

“不能去想”的事情是美的呼唤,还是价值的崩塌?是生的荣耀,还是苍老的无奈?恩培多克勒的世界和特洛伊的英雄都无法拒绝到来的悲剧,那么历史和神话在麻木的梦魇中也沾染上了鲜血和污泥,如何获得“旋转”的力量?如何超越悲剧的宿命?欢欣是一个词,也是伟大时代的呐喊,从那山洞里传出来也就意味着一种“第二次的来临”,不要叹息,不要哀恸,站在时代之上的是另一种救赎,另一个英雄,而这样的“旋转”是必须消灭那存在着的麻木和非理性,“爱马匹和女人的人,都将被从/大理石的破碎坟墓里/或暗黑地在鸡貂和猫头鹰中/或在任何富有、漆黑的虚无中掘起,/工人、贵族和圣人,所有这些东西/又在那不时髦的旋转上旋转不已。”

时代是一个轮回,世界是一个轮回,马匹和女人在“美死于美,价值死于价值”的另外的故事里,当一切消亡,被从坟墓和虚无中掘起的时候,欢欣的世界对准了工人、贵族和圣人,更对准了和青春、玫瑰有关的自我。世界或许本来就是浪漫的,那个叫爱情的东西在树林里,在画板上,在河边以及田野里,成为一种美好的意象。处处唱着情歌的叶芝,想象着那一个远离尘嚣的岛:“我们可真是远离尘嚣的人,/隐藏在静谧的,岔开的树枝下,/我们的爱情成长为一颗印第安星,/一颗燃烧着的心的陨石啊,/随着潮汐熠熠,翅膀闪烁、飞腾。(《印第安人给他情人的歌》)”,在这首印第安人唱给情人的歌里,叶芝分明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呼唤,远离尘嚣的孤岛,一定隐藏着人世间未有的浪漫,那里母孔雀翩翩起舞,那里有着孤零零的船,那里有着不平静的土地,那里也有着黄昏和海水,一切都被心中的欢饮营造,一切都在自我的孤独中完成演绎,而在我的吟咏和想象中,也必定要出现一个你,“我的爱,我们要走,我们要走,你和我,/要到那林子里去,把一滴滴露珠抖落”你和我组成的是那个叫“我们”的爱情故事,所以对于“美丽的人儿”来说,“死亡决不会来临”,来临的只是那方向满溢的树林,那不绝的情歌。

对于叶芝来说,爱情来自于茅德·冈的“朝圣者的灵魂”:“多少人会爱你欢乐美好的时光,/爱你的美貌,用或真或假的爱情,/但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也爱你那衰老了的脸上的哀伤;//在燃烧的火炉旁边俯下身,/凄然地喃喃说,爱怎样离去了/在头上的山峦中间独步踽踽,/把他的脸埋藏在一群星星中。(《当你老了》)”炉火便的那一册书本打开,缓缓地读出一种柔情,读出一个影子,即使头发发白,即使满是睡意,也是欢乐美好的时光。爱情也来自莎土比亚夫人的垂在胸前的秀发:“亲爱的,合起你的眼睛,让你的心紧紧/贴着我的心跳,你的秀发垂在我的胸上,/在安谧的暮色中,淹没了爱情孤独的时光,/让人看不到马群抖动的鬃毛、蹄子的踢蹬。(《他要他的爱人安静》)”“秀发垂在我的胸上”搭建起一个“头发的帐篷”,在这个“帐篷”里,那“黑压压的马群来临”而带来的“蹄声混乱沉重”已经消失了,象征死亡、恐怖和寒冷的冬天也已经过去,只有头发,在盒子里发射出的快乐的光辉,成为“飓风般的热爱与痛恨的时刻”。爱情也来自茅德·冈的女儿的年轻的心:“什么原因使你的心儿这样跳;/甚至你自己的母亲,/也不能象我那样清楚地知道,/谁使我的心儿受尽煎熬;/这个疯狂的念头,/她现可拒不承认,/而且也早已忘掉,/那时曾使她全身血液激动,/并且使她的眼睛闪耀。(《给一个年轻的姑娘》)”

是的,爱情变成想象,爱情寄托浪漫,可是爱情的旁边却也是丑陋,也是错误,“丑陋的事物的错误,错得无以复加,无法再讲;/我多想重新塑造这些事物,在一旁的绿色小丘上坐下,/大地、天空、海洋,重新塑造,象一篮金子一样,/因为我想着你的形象–你在我心中开了一朵玫瑰花。(《爱人讲着心中的玫瑰花》)”不同的女人带来了灵魂、秀发和年轻的心,但是对于叶芝来说,在这丑陋的事物的错误面前,那些对于的大地、天空和海洋的重塑,却依然被那苍老劫持。头发里是出现了银丝,她的眼角上也爬上了小小的阴影,在时间的长河中,浓妆艳抹似乎成了美的终结,可是还要继续,还要在炉火旁跳动,还要转身制造出一种狂野,这是爱情带来的安宁?这是爱情创造的意志?“一切都象露珠般消失,/但是,火焰上的火焰,海洋下的海洋,/王座接着王座,那些地方浅浅地睡了,/他们的剑低垂于铁一样的膝上,/她沉思着她那高傲、孤独的神秘。(《他想起了那忘却的美》)”忘却的美,就在时间的深处,所以在河边的田野里,在那长着玫瑰的回忆里,最后却只有“满眶眼泪”的现在,而像《所罗门致示巴女王》一样,爱情变成了一个“狭窄的题目”,甚至成为一首充满鲜血的虚幻之歌,“我们这些年迈,年迈又欢快的人,/哦如此年迈,/几千几千年了,几千几千年了,/如果所有的岁月都算一算。(《仙境中的一支歌》)”蒂阿姆特和葛拉妮亚在仙境中歌唱,但是这浪漫的新婚之夜却注定是一场劫难,美丽的葛拉妮亚在与情人蒂阿姆特的逃离中,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因为最后蒂阿姆特被她的丈夫杀死了。

杀死的爱情,是从浪漫走向悲剧的极端,而那朝圣者的灵魂呢?是不是也在革命的火焰中燃烧?“有一个因为高尚、单纯得象火焰一般的/头脑,还有一种象拉紧了的弓弦一样的/美,一种在这样的时代不再自然的/美,因为高昂、孤单、严峻,/那么,有什么能使她平静下来?(《没有第二个特洛伊》)”美是茅德·冈,像特洛伊战争中的海伦,但是这样的美却也带来了毁灭,带来了“美死于美。价值死于价值”的悲剧,没有第二个特洛伊,也就没有第二个海伦,所以当朝圣者的灵魂在暴力的世界里燃烧的时候,叶芝一定想到了旋转的世界,想到了掘起那些虚无的意象,包括爱情,都在这样的意象中毁灭。

“最完美的爱情也会消失,/要不是爱情听到/一只可笑的小鸟的叫声,/从云影中攫下神奇的月亮–/早就遭到残忍的蹂躏。(《青春的记忆》)”青春只留下记忆,青春只是一个空无的旋转,对于叶芝来说,最强烈的感受似乎来自于时间,来自于被拖入苍老的无奈,“我梦见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死去,/附近没有任何熟悉的人,/在她的脸上把木板钉起,/他们,那片土地上的农民,/让她躺在孤独中,心里感到惊讶,/于是就在她的坟墓上高竖/一个用两片木头做成的十字架,/还在四周栽下了杉树,/从此让她去伴着无动于衷的星星,/最后直到我刻下这两句话:/她曾比他们初恋时更要动人,/但是现在她长眠在木板下。(《一场梦见了死亡的梦》)”梦见的死亡里,是那坟墓上的十字架,是那无动于衷的星星,她成为一个永恒的意象,所谓长眠,就是一种无法改变的现在,即使比初恋时更要动人,那种美也已经死去。哀叹在于她,也在于自己,“我听到年迈的老人说:/’美好的一切全都在消逝,/象河水’(《老人们对水中的身影自赞》)”所以在这种双重的苍老中,叶芝体会的是一种悖论,既希望在苍老中保留浪漫的记忆,“虽然我老了,漫游得老了,/漫游遍了峡谷和山岭,/她去了哪里,我一定要把她找到(《漫游者安格斯之歌》)”,又在时间的叹息中说“不要爱得太长”:“哦,一分钟内她变了–/哦,不要爱得太长,/否则你会渐渐过了时,/象老掉牙的曲子一样。(《哦,不要爱得太长》)”在苍老的世界里,叶芝看着柯尔庄园的五十九只天鹅,想到了十九年来对于时间的抗争,“还没有疲倦”“它们的心依然年轻”,但是这天鹅的世界里对于叶芝来说,是拒绝的,是虚幻的,返回自身,只有“和时间一起来的智慧”:“枝叶虽然繁多,根,只是一根,/在我的青春,那些悠忽的日子里,/阳光下,我曾把我的花叶抖动,/现在我也许能凋零了,归入真理。(《和时间一起来的智慧》)”

叶芝:向生活,向死亡/冷冷看上一眼

时间带来的是生命的苍老,是爱情的消逝,也是智慧和真理,而这样的智慧和真理在“曾经的努力”之后,却依然无法逃避“疲倦”:“一切曾显得幸福,但我们都已变了–/变得象那轮空空的月亮一样疲倦。”年华易逝,那幸福早就黯然无光了,所以年老的时候,火炉里的火种“火种真是越来越冷,越来越少”。而在这孤寂的世界里,叶芝看到了模糊记忆里是否有着复苏的力量,是否有着对于破碎的梦的修复能力?悲剧始于荷马,始于盲诗人荷马,所以荷马创造的海伦最后“背叛了所有活生生的心”,当月光和阳光一起照耀在时间的终点时,叶芝用主观和客观的象征主义体系建造起一个希望“疯狂”的世界,“因为我要赢,就得让人发疯。”发疯的是“我自己创造”的汉勒翰?是疯狂地割下耳朵的人?这是拯救海伦还是击毁荷马的举动?

发疯是将自己戴上面具,是将自己置身在虚幻的国度里,“‘我只愿把那应该找到的东西找到,/爱情或是欺骗。’”/“‘这是因为那面具占据了你的头脑,/它使你的心跳得狂欢,/而不是面具后面的奥妙。’”(《面具》)面具里有爱情,也有欺骗,有狂欢,也有迷失,但是面具外的世界呢?那里是发了疯对着乞丐喊的乞丐,是看着摇篮高声大叫的玩偶,是带着面具“一个年轻又年老的女人”,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人,一个只是一场梦的人,一个娼妓一个孩子的无欲望观望,甚至是一个被认为是疯子的疯简,“要是爱情不能使/身体和灵魂合一,/爱情就只能是/没有完全满足。”疯简追寻着爱情,疯简接受者审判,疯简谈论上帝,疯简也在自己创造一个智慧的人,而主教呢,只是一个披着智慧之光却谈论着死亡的人,“是他死了,还是她死了?/似乎死了,还是两人都死了?/上帝和那些时刻同在吧,我/一点不在乎那偶然发生的事”。所以在另外一首诗里,疯简成为诅咒主教的那个人:“九顶帽子或九册书本,/也不会使他成一个人。(《疯简在山上》)”疯简在山上,疯简就是疯狂的自我创造者,是一个疯狂的姑娘:“她的灵魂在与其自身的分裂中/爬上又跌下何处,她自己也不知情。(《一个疯狂的姑娘》),而这种分裂也将叶芝的面具里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重合在一起,外面是苍老,里面是疯狂,外面是疲倦,里面是智慧,而在这种面具生活里,叶芝也在第三者的生活里创造了自己。

就像那已逝的爱情一样,叶芝最不愿意看到“朝圣者的灵魂”在暴力中变成一种死亡的意象,那首遗嘱并不是为自己立下的,是为了那些“唾人的寡人孤家”,他们不是杰出的人,他们制造的是一个时代的死亡,所以戴着面具醒来的叶芝,开始在那个叫“爱尔兰”的自我世界里寻找自己的的归宿:

“我是爱尔兰,
神圣的土地,神圣的爱尔兰,
时间飞一样过去,”她嚷,
“来吧,你多么善良,
来和我跳舞,跳舞在爱尔兰。”

“我是爱尔兰”的舞蹈也在疯简的世界里跳动,而写好遗嘱的叶芝也终于“站起身来”:“因为死了,我们站起身子,/梦,于是这样创造出来/超越太阳历的天堂。/我准备好了我的安谧,/用有学问的意大利书本,/希腊的骄傲的宝石,/诗人的想象种种,/还有爱情的回忆,/女人的话语的回忆,/所有这些东西,从这些东西里,/人做了一个超人的,/象镜子一样的梦。(《塔》)”塔矗立起来,并不是那1917年爱情被拒绝之后又和另外的女人结婚的那座庄园古塔,倾颓的世界就像面具的世界一样,容纳着一个站起身子的我,一个准备好了安谧的我,一个做一个超人的我。“爱尔兰”是另一个女人,是另一种爱情,是另一些浪漫:“你的母亲爱尔兰共和国永远年轻,/露珠永远闪烁,暮色永远朦胧,/虽然你失去了希望以及爱情–/这一切在诽谤的火焰中燃烧殆尽。(《步入暮色》)”依然是露珠,也依然是朝圣者的灵魂,当民族自治运动遭遇到了鲜血和死亡,遭遇到了谎言和欺骗,但是在幻灭之后也依然哈斯另一个站起身子的自我:“只是一片混乱来到这个世界里,/鲜血染红的潮水到处进发,/淹没了那崇拜天真的礼法,/最优秀的人失去了一切信念,/而最卑鄙的人狂热满心间。(《第二次来临》)”当一切的死亡幻灭之后,也就开始了第二次的来临:“什么样的野兽,终于等到它的时辰,/懒洋洋地走向伯利恒,来投生?”那沙漠中的狮身人面,在挪动着它的脚步,而鸟儿的影子拍动着翅膀,这是新生,是第二次来临,可是当野兽在伯利恒投生,那“第二次来临”也就意味着一个“伪耶稣”可能到来。在叶芝的象征主义体系里,历史每一循环两千年,而在这循环中,“伪耶稣”带来的是危机,是灾难,而这无非也是历史和时间的另一种轮回,旋转的世界已经打开,如何在这循环中找到自己,找到救赎,如何抵挡“伪耶稣”?二千年的循环也是丽达和天鹅结合开始的世界,圣灵怀孕的白鸽和玛丽在循环中创造的世界却是两个蛋的罪恶,海伦的私奔导致了特洛依战争,而克莱斯特纳和奸夫一起谋杀了阿迦门农。

新生和罪恶,创造和欲望,都在那象征主义的世界里次第展开,“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可是在这“毛茸茸的光荣里”并不是生的光荣,那里有着“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有着阿伽门农的死和被征服,有着天空的野性血液,以及被骗取的知识。如“伪耶稣”一样,新的时代是必须要去除这样的罪恶欲望,所以在《在学童中间》里,叶芝在参观了茅德·冈在其中的修女学校后,用一种自造的方式真正梦见一个浪漫和美:“我梦着一个丽达那样的身影”,因为天鹅的女儿“也会继承/涉水的飞禽的每一份素质,我虽然从不是丽达那样的品种,/也曾有过漂亮的羽毛”。

绝对的美,绝对的神性,绝对的爱,超越历史和神话,超越革命和暴力,超越生命和面具,在那个原本就被寄予了浪漫情愫的岛上,叶芝的所有努力都在幻化成一种“驶向拜占庭”的努力:“它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将我收进/那件永恒不朽的工艺精品。”永恒和不朽,是艺术,是宗教,是爱情,是精神,超脱了世间的无常和罪恶,而远处,只有垂死的一代代在歌咏,“赞着一切的降生、养育,还有死亡。/沉溺于感官享受的音乐,全都疏忽那永葆青春的精神的纪念物。”而这驶向拜占庭的追寻也正是对于旋转世界的向往,当美死于美,当价值死于价值,当死了之后“我们站起身子”,当“这样,我们在将来依然能/成为不可征服的爱尔兰人”,历史将旋转出一个真正新生的世界,而即使梦消逝,即使死亡降临,“在本布尔本山下”依然是一个不死的象征,1938年9月4日,叶芝写完了这首又有“旋转”象征的诗后五个月,他去世了,而这首诗里的那句话成为了他的墓志铭:“向生活,向死亡/冷冷看上一眼,/骑士啊,向前。”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集

编号:E93·1950311·0104
作者:
出版:花洲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3年4月第一版
定价:10.50元
页数:767页

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文学大师们狂欢之地,以不可抵挡的诱惑吸引着许多为文学生活的人,尽管这是一个“西方中心说”的产物,但他对20世纪的文学世界的整理确实有着无法磨灭的贡献。当法国诗人苏里·普吕多姆在1901年悄悄登上殿堂起,诺贝尔文学奖就逐渐成为一个争议的地方,它的评价标准渗透在民族、宗教、战争中。本书辑录了1901年至1986年的83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颁奖词和演说词。

痴心与浊水

编号:C77·1941112·0076
作者:(尼日利亚)索因卡
出版:外国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7年9月第一版
定价:2.20元
页数:383页

索因卡作为尼日利亚新一代作家,其创作的开放性成为非洲大陆不多的天才作家。他将非洲的神秘主义与欧洲的创作风格溶为一体,而后者为他提供了更多的创作手法,小说中的意识流与《圣经》的大段引用即是他对欧洲文化的秉承,而他所立足的仍是广阔的非洲大陆。” 他的作品尽管复杂纷繁,但是条理清楚,强劲有力。”瑞典文学院的评语是对他最好的总结 。1986年他成为非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癌症楼

编号:C38·1941103·0074
作者:(苏)索尔仁尼琴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1年6月第一版
定价:12.45元
页数:758页

与萨特一样,这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大胆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与社会的阴影,只不过他更多从政治层面上予以揭露。这位被瑞典皇家学院尊为“人文主义大师”的人,自身的政治命运多舛,他似乎向世人,向祖国询问:一种政治的丑恶是否让自己国家成为一个患有癌症的病人。几次遭受驱遣,使之成为苏联文学史上具有统领高度的人。内收有《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癌症楼》。


《癌症楼》:处处都是单数 

这是创世日之晨,世界之所以重新创造,仅仅是为了欢迎奥列格归来:往前走吧!活下去!
       ——《第三十五章 创世的第一天

这是顺利的结局,这也是悲惨的结局,这是创世的第一天,也是最后一天,对于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说,走出癌症楼像是告别了死亡,告别了疼痛和恐惧,就像那新闻所说,“被流放的人全都会恢复自由”,但是当这一切真实地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当自由如梦幻一样发生的时候,他是走向自己的新生,还是继续徘徊在活着还是死去的抉择中?那美丽的杏花,那可口的烤肉,那甜甜的冰激凌,那热闹的百货商店,完全不同于病房的生活展现在他的世界里,但是已经度过了14年孤独生活的他来说,出院何尝不是另一种流放?主宰全市流放人员命运的监督处还在,应征入伍前往斯大林格勒的火车站还在,“16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改变。”一切都像是曾经的投影,“一个人会由于肿瘤而丧命,一个国家增生了许多劳改营和流放地又怎能生存?”对于他来说,这样的疑问其实没有了任何意义,当体内的癌细胞还没有被杀死,当一个人无法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的时候,他依然是孤独的,依然是恐惧的,依然像活在流放地一样。那动物园里囚禁的野兽就像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创世日一样,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命运:“他有权力,也仍然不能着手拆毁笼槛放它们出来。因为它们在失去家园的同时也失去了合乎理性的自由理想。倘若突然把它们放出来,那就只会更可怕。”

他面前的牢笼被打开,只是进入到一个更可怕的世界,这是对于自由的拯救,也是制造新的恐惧,而“活下去”似乎成为唯一的目标,但是活下去并非是一种自由,而可能像在癌症楼里一样,是一种麻木,是一种折磨,是一种丧失。是的,他经过薇加的房子,也不可能进去,那是被隔开的生命状态,对于流放之后的爱情,对于患病之后的幸福,永远需要一个人去面对,“心爱的薇加!您和我,我们之间,似乎有一条灰色的死蛇,但它愈来愈膨胀!……您已经把自己的前半生像一只羊羔那样宰了,如今您就饶了自己的后半生吧!……就连我们在谈论崇高精神的时候,尽管我也是那么真诚地想和真诚地相信这种崇高精神,我还是一直想,一直想把您抱起来,并且吻你的嘴唇!”似乎太过于相似,前半生和后半生已经被完全隔离开来,身体和精神也完全被隔离开来,真诚的爱如何抵挡身体的痛,精神的崇高如何抵挡死亡的威胁,仅仅是在信中表达爱意,仅仅是在不知道能够收到的纸上抱起来,“吻你的嘴唇”,而这走出去的第一天无疑也是没有归途的最后一天,或者癌症没能置人于死地,或者流放的故事成为永久的回忆,但是在挤进那拥挤的火车,开往乌什-捷列克的时候,他也只是让心灵得到暂时的休憩,“科斯托格洛托夫只想回到自己那美好的流放地,回到自己心爱的乌什-捷列克!”而那最后一幕分明是这个时代另一种病痛:“火车在运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两只穿着靴子的脚足尖朝下地在过道上空晃荡,像死人似的。”

“像死人似的”,是对于命运的无奈,是对于现实的投影,而这样的无奈和投影在癌症楼里更是成为一个集体的意象。“癌症楼也叫做13号楼。”13号病房,像是对于与世隔绝生活的新命名,那些走进13号楼的病人也就开始了面对病魔面对死亡的折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来了,叶夫列姆来了,艾哈迈占来了,焦姆卡来了,瓦季姆来了,舒卢宾来了,他们几乎以同样的方式进入13号楼,也几乎以同样的恐惧面对疾病和死亡。在一个相同的世界里,他们的过去似乎都可以被抹去,无论经历了什么,无论拥有过什么,只有在这里一切都被平等地置于相同的境地:“自从在楼梯底下换这了衣服,告别了亲人,上楼走进这个病房,先前的整个生活就仿佛砰然关上了大门,而这里突出的俗不可耐的生活简直比肿瘤本身还使人感到可怕。”

大门被关上,他们是封闭世界里的人,没有自由,仿佛是囚禁,在他们面前是没完没了的服药、照射和治疗,是不断听闻就在身边的病人死去,生者与死者,并非是被隔绝开来,而是那么近,仿佛可以触摸得到,那一张病床住进了新的病人,而刚离开的病人可能就已经死了,病床上甚至还散发着前一个病人的体温。所以在癌症楼里,左边和右边看起来是生死的界线,但是这条界线却是如此的模糊——左半页的上方写着“已经死亡”;而右半页的上方写着“尚未死亡”:“出院时我们把每个人的姓名都写在右边,可后来就陆续转到了左边……”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其实都有那个不想被谈起的关键词:死亡,无论是出院还是留在这里,死亡如此之近,不断吞噬着右边的那半页纸张,普罗什卡被允许出院,但是并非是痊愈,而是要开残疾证明,“难道我当真是残疾吗?我往后的日子我怎么过?我还年轻,我要干活。”患了心脏肿瘤的他,其实是不宜于手术治疗的病例。他的出院其实就是放弃治疗,所以离开13号楼对于普列什卡来说,就是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唯一的终点:“就这样,他满怀信心地走下楼去。去迎接死亡。”

“一旦得了这种病,他们的专业技能也好,钻营本领也好,职务也好,工资也好,统统变得一文不值。”这便是生命的残酷,所以对于所有医生来说,他们对于病人的唯一希望,就是能够活下去,活下去是简单、直接却是必不可少的信心,“人类不得不忍受的讨厌的限制之一,就是人们在人生的中途不能大改行以使自己的面貌焕然一新。”实际上在病人对面的医生,就必须在最大程度上消除这种讨厌的限制,让他们在“焕然一新”的面貌中更多地把名字写在左半页。而其实对于这些病人来说,他们在“不得不忍受的讨厌的限制”里,根本无法找到一种慰藉,癌症楼对他们来说,有时候就像某种囚禁人的监狱一样。

“他离开她那里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想,觉得自己正走在两大永恒范畴之间。一边是注定死亡者的名单,一边是永久性的流放。永久性的,像星辰一样。像银河一样。”对于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说,听闻的死亡、写在右半页的死亡,就像是曾经自己经历的流放生活一样,是一种永久性的归宿。他曾经看见亲人在战争中死亡,他的奶奶、妈妈和妹妹都在炮火中失去了生命,但是在战争之外,他却无法看见自由和希望,在流放地,决定给他做手术的乌克兰外科大夫在术前准备时被押走了,押走实际上就是处决,这是发生在身边的距离战争遥远的死亡事件,而在自己的身上,科斯托格洛托夫也永远无法摆脱梦魇,因为和姑娘们一起学习参加晚会喝了酒,那些姑娘们就被判了五年,而自己跟女友分手五分钟之后也被逮捕,剩下的女友在第二天夜里也难逃被逮捕的命运,而在流放地的牢房里,命运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没有希望的循环:“只有刚开始服刑的新的囚犯,最初几年才相信每一次叫他带着东西走出牢房都是恢复自由的召唤,把每一次关于大赦的悄声传闻都当做天使的号音。其实把他叫出牢房,无非是为了向他宣读一份可恶的什么文件,接着把他推到另一间牢房里去,那里层次更低、更暗,空气同样浑浊不堪。”而那个地方是永久流放地,不是终生流放,“因为棺材不允许运出来。”没有任何判决,仅仅是一张通知单便被判决了永久地流放。

所以对于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说,进入癌症楼似乎是对于永久流放地命运的逃脱,但是他依然陷入了某种无法摆脱的恐惧中,死亡如此之近,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摸到,所以在他看来,那流放地仿佛成为美好的回忆的一部分,“流放不只是有使人心情压抑的一面,而且还有使人感到解脱的一面:从怀疑中、从对自己负责的约束中解脱出来。”或者只有在面对真实的现实的时候,才会对过去的痛苦保有一种想象,但是这样的想象并不能带来解脱,已经接受了13次爱克斯射线照射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身体被折磨的现实里依然希望走出这一幢写满死亡的病房,“趁我还有自己的一点血液,还是请们放我走吧。”

13号楼永远是一个时代的隐喻,在这里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人生,都被简约成一个关键词:癌症病人。“如果不是癌,难道会安排到这里来?”这是不是一种无声的宣判,对于形形色色的人来说,他们似乎还对生活充满着希望,焦姆卡拿着那本立体几何的书,他希望有一天能走出去继续上学,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时间的瓦季姆,希望继续能回到自己喜爱的地质考察岗位,与科斯托格洛托夫想回到自己那美好的流放地一样,都是对于疾病和失去自由生活的反抗和挣扎,而对于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鲁萨诺夫来说,癌症楼却变成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安全!……真可笑……带着这个肿瘤,竟然觉得安全……”

为什么可笑?为什么不想离开?对于鲁萨诺夫来说,反倒是那个外面的世界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地方。身为国家干部的鲁萨诺夫一进入13号楼,就摆出一副特权者的姿态,“他一向是由别人照料惯了的,能不能派一个值班护士专门服侍他?”他看不惯这里的病人,他对着医生发火,他每天阅读报纸了解新闻,对于他来说,尽量思考国家大事来排遣自己的愁绪似乎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鲁萨诺夫是这个国家体制内的一员,对于他来说,国家主义变成了对于其他病友的一种排挤,“对于国家所采取的的一切措施,应当正确理解,其中也包括流放。”所以在他看来,流放是合理的制度,是国家的需要。但是当听说曾经的暗害分子要组织起来重新审判的时候,他害怕了,因为正是他曾经写过的检举材料,使得原先厂里的党委书记被开除出党,而自己则占有了别人的房子。面对翻案的传闻,他惶惶不可终日,那个爬进隧道的可怕噩梦缠绕着他,使得鲁萨诺夫感到比疾病更严重的恐惧,而当他读到新闻说最高苏维埃回忆闭幕,自己的靠山解除职务时,他惊呼,历史的步伐怎么会引向更坏的地方?所以对于他来说,宁肯不到外面已经取得历史进步的现实中,而让自己呆在在这癌症楼里。

其实,不管在曾经人生故事里,是流放的荒谬还是体制的险恶,在癌症楼里,所有的命运都是同样的,都要面对死亡,都要活下去,所以在药物、照射之外,病人们想尽办法寻找治疗办法,有人从《病理解剖学》树上找到了用乐观主义生理学保持良心上的干净,从而实现癌症的“自行痊愈”,有人听说一种桦树菌的治疗法,这种治疗法能够产生治疗的“奇迹”,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接受了“激素治疗”的办法抑制癌细胞的扩散,但是这种种的治疗办法很多时候不仅只是人们善意的想象,而且在癌症楼里甚至变成了一种讽刺。桦树菌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因为投机倒把行为已经完全摧毁了市场,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激素疗法,在治疗癌症的同时,却抑制了力比多,实际上是扼杀了正常的欲望,这无疑是催生了另一种病症,所以科斯托格洛托夫冒着危险,用烈性的伊塞克湖草根来治病,而这种草根实际上在另一个意义上就是一种毒药,私自用药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危险。

在疾病和死亡面前,到底什么东西能够拯救生命?焦姆卡阅读的那本书上提出的问题似乎正是癌症楼里的他们所想要解答的问题:“人们靠什么活着?”是靠社会利益,靠身体欲望,还是靠人生理想?在战中失去了父亲,母亲又成为“一个婊子”,对于焦姆卡来说,他听到的是斯焦法大婶对他说的“上帝的旨意”,听到的是阿霞对他说的爱,而这种上帝与爱使得他在思考活着的意义时,找到了救赎的办法。那只疼痛的脚对于焦姆卡来说,是永远的噩梦,“谁能预料呢?这些致命的单个细胞像黑夜里的特务的小船,是否已经偷渡过来了?在哪儿靠的岸?这——连医生也看不见。”这是身体的单一部位,是单个细胞,是一条孤舟,就像人一样,是一个单数,但是单数是可以结合成双数的,因为有爱。当他面对同样患着癌症的阿霞时,一下子像找到了爱的表达,阿霞患了乳腺癌,需要将右乳切除,“活着有什么意思?还有谁会要我?”这是阿霞痛苦的声音,面对即将手术被割去的右乳,对于阿霞来说,她也将成为一个单数,但是焦姆卡对她说,他随时愿意跟她结婚,一种爱的交融让两个人找到了告别单数生活的方式,“你是最后一个还能看到它吻吻它的人”,当阿霞敞开胸怀,焦姆卡亲吻着即将被割去的右乳,最后还保留着的单数成为最炽热的爱。

而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在这希望自己赶快离开的癌症楼里找到了自己的那份爱。薇拉·汉加尔特像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单数世界里的另一个单数,战争中失去亲人的苦难经历让她看见了科斯托格洛托夫面对生活的另一种勇气和坚强,“不知为什么,正是跟奥列格这样一个无权的、被剥夺了一切公民资格的人在一起,薇加才体验到这种安全感。”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薇加身上也看到了生活的信心,感受到了甜蜜的憧憬,甚至是幸福的妄想,“薇加的存在使整幢癌症楼变得富有情趣和多彩。”这是一种命运的契合,这是一种爱的寻求,甚至也成为摆脱梦魇时代的一种救赎方式,那就是道德社会主义,“应当有这样一个社会,道德是唯一的源泉。”

要相亲相爱,这便是道德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核心,但是这样的社会图景却可能只是一个幻想,患胃癌的恰雷,患直肠癌的舒卢宾,他们依旧被病魔折磨依旧面临死亡,癌症楼的平台上依旧写着醒目的“不要相互谈论你们的疾病”,而控制着病情掌握着治疗方法的医生也难逃厄运,东佐娃自己也患上癌症,疾病意味着她“从高贵的医生阶层排除出来,转入列入纳贡求靠的病人阶层”,意味着成为又一个单数,“活下去”曾经是她作为医生对病人的鼓励,而现在她也面临着可怕的死亡,而在单数面前,75岁高龄却不再重视荣誉的奥列先科夫对她说:“生存的全部意义,实在多大程度上能使每一个人生来就具有的永恒形象保持不模糊、不颤动、不歪曲。”

这或许也是生命的意义,不管是活下去还是写在右半页的死去,保持形象不模糊、不颤动、不歪曲,就是保持自我,不随波逐流,不树立“剧场偶像”,也不形成“市场偶像”,这种不被左右的境界或者更像是一种形而上的道德救赎,而科斯托格洛托夫离开癌症楼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时候,给焦姆卡写的那封信里也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永恒形象”:“祝你恢复健康,做一个真正的人!我相信你!”只是在“16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改变”的时代面前,这样的祝福依然显得脆弱,依然要面对“处处都是单数”的残酷和荒谬。

也许在没有真理的时代里,活着的意义并不是离开癌症楼,而是像另一部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那样,是一种简单的幸福:“没有被关禁闭,他们小队没有被赶到‘社会主义小城’去干活,午饭时多得了一份粥,队长把百分比结算得很好,砌墙时很愉快,带回来那截锯条搜身时也没被搜出来,晚上从采扎尔而那里挣到点东西,还去买了烟叶。而且也没有病倒,熬了过来。”尽管这样的日子是3653天,“因为闰年的缘故,所以格外还得加上3天……”但是对于每一个经受苦难的人来说,想象中的救赎和爱只不过会带想更大的荒谬,带向被异化的“创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