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14 《万家灯火》：谁来照亮幽暗的生活
贫穷、伤害、疾病，是夜幕降临时一家人的生活写照，而在这幽暗的现实里，那在城市深处亮起的万家灯火似乎正把那需要慰藉的心灵照亮，而那一句“让我们紧紧靠着吧！”似乎在解读着普世的幸福模样，理想不是单个人的幻想和解救、也不是单个家庭的挣扎和支撑，而是整个社会的团结、依靠和照应。
胡智清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额头的伤痛还没有治愈；一家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妻子小产的身体、母亲疲惫的心灵还没有得到休息；大家感受这句话的时候，以后的生活还是一个未知的谜，但是他们似乎都面带微笑，似乎已经看见了心中那亮起的灯火，和外面散落一地的万家灯火一样，是温暖，是幸福，是理想。这是上世纪40年的灯火，这是旧中国的群像，这其实也是现实的一种乐观呈现，只是当普世的幸福照亮幽暗无奈的生活时，“你们都对，是年头不对”的宿命论掩盖了社会的诸多矛盾，在中国传统的大团结结局中显出的也仅仅是一丝脆弱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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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沈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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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本来就是“年头不对”的现实，在看似温馨幸福的家庭生活里，却埋藏着危机。母亲终于寄来了信，说乡下生活不好，一家人很贫困，所以他们要来上海，一家人包括老母亲，包括胡智清的弟弟和弟媳，当然还有两个孩子，也就是说，加上胡智清一家三口，一起生活的一家人将迅速增长到十个人。这一封信将胡智清看似温馨的生活推向了无奈的境地，仅供一家三口维持生计的收入如何面对十个人的生活现实？妻子开始算账：房子就这么一间，怎么住？你就赚这么点钱，怎么吃？天气要冷了，怎么穿？但是在孝道面前，胡智清没有办法拒绝，只是在妻子的建议下，从钱见如那里借来了一笔钱，准备汇到母亲那里去，而汇钱的意思当然很明确，叫他们不要到上海来。从温馨推向无奈，甚至是担忧，是社会被一层层剥开了，那些看似稳定的结构遭遇到了肢解的危险，善与恶、贫与富的矛盾开始带上了“年代”的色彩。
胡智清向钱见如借钱，钱见如表面上热心，却是婉拒，在交代周秘书之后他以有重要事情为由匆匆离开，本来胡智清想要借一千万，最后只拿到了破旧的三百万，拿着“烂票子”，妻子开始抱怨，你为公司出了那么大的力气，还说是一员大将，怎么就这么点钱？妻子开始想办法，把项链、首饰拿下来，准备换取点钱汇过去。但是母亲一家还是来到了上海，没有地方住，便用布隔开，一家人挤着，甚至弟弟、弟媳睡在地铺上，在后天天气转凉的时候，胡智清也想出了在楼上搭一间晒台楼，让一家人可以住下。物价飞涨，收入减少，在生计越来越艰难的情况下，弟弟春生从五碗饭减少到三碗，而又兰在扯布料给一家人做衣服鞋子的时候，也万般无奈省去了自己女儿妮妮的那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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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家灯火》电影海报 |
但是后来更为严峻的现实是：胡智清被钱见如辞退。由于公司经营不善，伟达贸易公司关闭，胡智清当然失业了，这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无情的打击，而这样的打击赤裸裸将善恶和贫富的矛盾显露出来。钱见如关闭贸易公司只是一种手段，善于钻营的他背地里开始从事黄金美钞的投机，“从地上转到地下”，这是钱见如的伎俩，实际上胡智清曾经苦心规劝过，但都被钱见如拒绝，反遭忌恨，所以最后解雇胡智清的时候，愤怒的胡智清在拿到那封辞退信的时候，说了一句“良心被狗吃了，用不着的时候一脚将人踢开。”良心是一种道德底线，所以胡智清的愤怒是因为钱见如对于情谊的泯灭，在最后找他谈的时候，钱见如的回答是：“你看你既要名誉又要生活，是不现实的。”而对于钱见如来说，“我爱我的名誉”是他的座右铭，也就是说，在情谊的泯灭中，钱见如走的是一条唯利是图的暴发之路，而在这条路上，最后和胡智清的母亲所爆发的冲突，彻底变成了善恶的交锋。
钱见如是胡智清的同乡，曾经受过胡智清母亲的资助，“你老爸死了，是我出的棺材钱，你读书的几年，都是我付的。”胡母帮助过钱见如，所以按照道义来说，胡智清一家有困难的时候自然应该得到帮助，而胡智清被辞退完全说明了钱见如“良心”的丧失，而且在胡春生擦皮鞋的时候，也遭到过钱见如的毒打。最后在胡母找上门的时候，钱见如先是撒谎不在家，而出门上车时被等待的胡母看见时，他又回骂胡母，而这一事件也导致了胡智清婆媳之间的矛盾爆发。所以从整个人物塑造来说，钱见如代表的买办资本家唯利是图，丧失良心和道德，是恶的代表，是错误“年头”的一个缩影。而错误的年头除了钱见如为代表的资本家，除了飞涨的物价这一现实，也包括混淆是非的社会秩序，胡智清在走投无路中发现公车上的一个钱包，那时他矛盾过，犹豫过，在失主不在现场的情况下，他如果捡起这个钱包，可以帮助家里人度过暂时的难关，但是最后他良心和道德使他没有将钱包占为己有，反而拿到了正在寻找的失主手中，但是他得到的不是失主的感谢，而是痛打，是诬陷，混乱的街道上这一幕也成为这个年头的注解，逃出被围攻的胡智清脑子里全是幻影，而在他走向幽暗的小巷的时候，钱见如带着美女的车又撞到了他，泯灭良心的钱见如连看也没看，吩咐司机赶快逃离现场。
被辞退，被围攻，被撞到，对于胡智清来说，其实也是社会现实破灭了他的理想。作为一个小市民，胡智清身上有着知识分子的纯真而不且实际的幻想，理想主义对于他来说，并没有换来任何改良，反而是一次次的伤害。他在公司里的时候被钱见如的甜言蜜语所蛊惑，认为自己是公司的骨干，所以全心全力为他做事，即使在母亲到来全家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的时候，他也加班加点做着工厂投资和管理的计划书，在他心里钱见如当初那一句“你来做厂长”的承诺给了他全部的光亮，晚上的熬夜加班，无非是在无限接近这光亮，“等我做了厂长，还怕没有房子？”“等我做了厂长，就会有钱了。”他几乎沉溺在自己的理想主义世界里，而他当初给乡下的母亲的信里，也从未讲起过自己的拮据的生活，而是“住洋房”的光鲜生活，这也导致母亲带着一家前来投靠他，而母亲到来才发现一家人只能住一间房，“你不是住洋房吗？”母亲问，胡智清苦笑着说：“是洋房啊，只不过我们住其中的一间。”
理想的幻灭，是社会的无奈逼迫，是“年头不对”的现实困境，是良心泯灭的恶对道德的践踏，但是这不是全部，将胡智清推向困境的除了社会现实，除了善恶对立，除了贫富悬殊，还有家庭内部的矛盾，而这种以婆媳之间矛盾为主要形式的生活恰恰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映射。又兰虽然并不反对母亲来上海，她也想尽一份儿媳的孝心，但是在内心深处还是有着矛盾，这除了生计原因，除了吃穿住的问题，还有重要的是一个原因是和婆婆相处。在母亲来到上海后，她总是抱怨物价越涨越高，家庭的收入越来越少，可能无心，也是在以为大家熟睡的晚上跟胡智清讲，但实际上是导致了和胡母之间矛盾的升级。因为家里有十口人，所以妮妮先前喝的牛奶没有办法继续喝了，她抱怨说女儿营养跟不上；因为二弟被钱见如打，她抱怨他不跟家里说一声，胡春生理解为她埋怨她给胡家丢脸了；她发现女儿脖子上有虱子在爬，就怪是母亲他们从乡下带来的，而母亲则说，乡下人哪一个不长虱子。
尽管又兰极力为胡智清母亲的到来创造条件，也极尽儿媳的职责，甚至买衣服扯布料时，因为太贵，而省去了给女儿妮妮的那一份，但是婆媳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当对于钱见如还心存幻想的她在得知胡母去钱府骂了他时，误以为胡智清没找到工作和这有关，于是怪胡母没有和他们说一声，坏了胡智清的工作，而胡母却认为，她找没有良心的钱见如是丢脸，“你丢脸比擦皮鞋还丢脸。”并说一个人要有骨气，不能对钱见如低声下气。婆媳矛盾让胡智清左右为难，一方面是母亲的愤怒，他下跪劝母亲；一方面却是妻子离家出走，他跑着一起离开。而当妻子安顿在朋友家，胡智清回来时，才发现母亲和其他人都已不在，一个家空空荡荡。
空空荡荡是理想主义真正的覆灭，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妻子，也没有母亲，一个人面对屋子，只有那墙上一家人的合影，这既让他感觉到一丝悲苦，又有一种怀想，而这种睹物思情的怀想也在又兰的生活中发生。一场吵架，使得又兰流产，在得知胡智清被丢皮夹的失主诬陷围攻而失踪之后，她回到了自己的家，打开了紧闭的锁，看到了那只曾经在温馨的生活中的猫，也看见了屋子墙上那张照片，只是她目光逗留的不是全家合影，而是他和胡智清的结婚照，这是小家的象征，对于她来说，她的所有挂念都有这个小家有关，或者说，又兰代表的就是这样一个生活在自己生活中的女人，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小市民，而当大家与小家发生矛盾的时候，也只能用传统的家庭伦理来约束自己，只是在某种不可调和的危机面前，她只能悲叹只能无奈。
婆媳之间的矛盾，都在围绕着胡智清的命运跌宕，而经历了辞退、围攻被撞车的经历之后，也从理想主义中走了出来，所以当又兰在母亲面前说，是我不对，母亲又向又兰道歉说，是我不对的时候，阿珍和那一些朋友出现在屋子里，“你们都对，是年头不对。”才将这个已经缓和的家庭矛盾指向时代的沉疴，从家庭到社会，到时代，这样的转移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种理想主义，只不过已经从单个的理想主义，变成了一个群体的理想主义，从不能面对现实的幻想型理想主义，变成了相互之间照应和团结的理想主义。
一家人重新团聚，一家人重新面对生活，即使能仅仅靠在一起，即使不去求助钱见如这样的恶人，即使婆媳关系趋向了和解，但是在万家灯火闪亮的时候，是不是真有那属于自己的灯光？是不是在蜗居的巷陌中找得到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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