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4-14 《规训与惩罚》：我们关注的是“政治肉体”
全景敞视建筑不应被视为一种梦幻建筑。它是一种被还原到理想形态的权力机制的示意图。它是在排除了任何障碍、阻力或摩擦的条件下运作的，因此应被视为一种纯粹的建筑学和光学系统。它实际上是一种能够和应该独立于任何具体用途的政治技术的象征。
——《规训·全景敞视主义》
不是梦幻建筑，却是权力机制可视的理想形态，不是隐藏的空间单位，却在坚守着封闭的牢狱原则，当17世纪对于瘟疫群体的空间隔离，演变为18世纪的监狱改革雏形，对于福柯来说，全景敞视建筑不是改变了古代对于肉体惩罚的宏大场面，而是在“使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能够在瞬间看到一大群人”的改变中，变成了边沁倡导的可广泛使用的“监视”，变成了作为解析意义的规训的一种权力机制，继而成为“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的“全景敞视主义”——“当恐惧和死亡压倒了禁令时，罪恶就会滋长。秩序借助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权力，确定了每个人的位置、肉体、病情、死亡和幸福。”
四周是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环形建筑分割成许多小囚室，那些疯子或者病人，那些工人或者罪犯被安排进每一个囚室，而中心瞭望塔的监督者通过逆光效果观察环形建筑里每一个囚室的情况，那些小笼子是小舞台，而里面的病人、疯子、罪犯和工人则是独立的演员，只有站在中心瞭望塔的监督者能够通过全景敞视建筑而看到每个人的表演。而囚室作为看似独立的单位，其实成为横向的封闭区，他们无法阴谋串通计划，无法开展集体逃跑，无法进行互动影像，当然，也不会有疾病传染的风险。“混在一起的个性、集体效应被消除了，被一种隔离的个性的集合所取代。”而另一方面，对于监督者来说，“它是被一种可以计算和监视的繁复状态所取代”。
| | 编号：B83·2000401·0514 |
但是不管是自动化还是非个体化，其实全景敞视建筑依然建立在对于肉体的监视和控制之下，也就是从瘟疫控制和隔离脱胎而来的“全景敞视主义”的中心词依然是肉体，如果肉体混杂在一起，那么那些瘟疫就可能进行传播，所以复数的肉体必然会产生繁复的疾病，而同样，复数的恐惧和死亡压倒禁令时，它也一样会制造不可控制的罪恶，所以确立秩序，以及秩序之上建立的权力，就是为了确定每个人的位置、肉体、病情、死亡和幸福。而这种监视的机制也便成为一种规训，“瘟疫是一种混合，规训是一种解析。”而当这种解析具有社会学意义之后，也就形成了一个“规训社会”——“这是一个从封闭的规训、某种社会‘隔离区’扩展到一种无限普遍化的‘全景敞视主义’机制的运动。”它解构了古代社会追求宏伟场面的文明形态，甚至破坏了庙宇、剧场和竞技场具有的公开仪式化的意义。
这是监狱改革的雏形，对于肉体形态的改变是不是意味着某种人性的复原，是不是在消除公开处决仪式中唤醒了人道？福柯沿用边沁的全景式敞视建筑机制而建立的“全景敞视主义”，实际上是对于“肉体政治”的另一种审视，是对于“人是机器”命题的全新视角，也就是当公共景观的酷刑消失了之后，面对新的对象领域，如何在“普遍的惩罚”中承担复杂的社会功能，如何形成新的政治策略，如何具有权力技术，如何表明灵魂具有一种科学知识的意义。
“上帝，可怜我把！耶稣，救救我吧！”1757年3月2日的那场酷刑似乎并只是记载在《达米安案件》的文本中，那种肉体被惩罚的痛苦依然响起在历史深处，因谋刺国王而获罪的达米安在巴黎教堂大门前公开认罪，但是对于肉体的惩罚并不仅仅是将其送上断头台，他“被送到格列夫广场。那里将搭起行刑台，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着弒君凶器的右手，再将熔化的铅汁、沸滚的松香、蜡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四马分肢，最后焚尸扬灰”。被设置好的酷刑在实施起来其实远非几句文字记载那么简单，分尸产生的阻力对于罪犯来说，是肉体的剧烈疼痛，但是对于整个过程来说，却是异常艰难：6匹马代替4匹马，还不停地鞭打役马，刽子手无奈用铁钳撕裂手臂和大腿上的肌肉，甚至用匕首直接切割身体，直到罪犯死去，最后再持续4个小时焚烧肉片和躯体。
这是酷刑的一种，“死刑、拷问、苦役、鞭刑、公开认罪、放逐”，1670年法国法令规定的刑罚比重最大的就是对于肉体的惩罚，福柯指出，“酷刑是以一整套制造痛苦的量化艺术为基础的。酷刑将肉体效果的类型、痛苦的性质、强度和时间与罪行的严重程度，罪犯的特点以及犯罪受害者的地位都联系起来。”但是这种面对肉体的酷刑惩罚其实只是在技术层面，“它并非一种无法无天的极端狂暴表现。”而其实是一种仪式，“公开的酷刑和死刑应该是引人注目的，应该让所有的人把它看成几乎是一场凯旋仪式。”但是这种仪式并非只是简单的司法仪式，更是一种政治仪式，受刑者在被制造的痛苦中接受肉体惩罚，这是一种体现惩罚权力的有组织形式，它并不表明法律体系失去控制，而是在“过分的酷刑”中，包含着一整套的权力经济学。因为法律一定体现了君主的权力，他对于罪犯的公开处决就是展现君权最壮观的情景，以此让所有人看见“一场凯旋仪式”。所以福柯认为，公开处决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它即表示胜利，又表示斗争，也就是在君权时代，惩罚机制的核心就是“真理-权力关系”：“肉体受到多次折磨，从而成为一个承担着行为现实和调查结果、诉讼文件和罪犯陈述、犯罪和惩罚的综合体。因此，它在神圣的刑事程序中是一个基本因素。它必须是一个以君主的可怕权利，即原告和保密权利为中心安排的程序的合作者。”而在公开处决中，惩罚的是残暴的风罪犯，而实际上，用酷刑来进行惩罚，也是另一种残暴，“是某种权力机制在惩罚仪式中的效应。”这种权力正是通过将自己展示为“至上权力”的仪式而获得新的能量，所以仪式的意义一方面展示权力，另一方面，“民众被召来观看旨在恫吓他们的场面”。
但是这种展示权力的酷刑，这种面对肉体制造的痛苦，这种恫吓民众的示众，其实是在国王暴力和民众暴力之间架起了一个危险的舞台，一方面在权力实施上，暴露了它的专横、暴虐、报复心以及“用惩罚取乐的残忍”，而在受刑者方面，虽然在遭受肉体的极端痛苦中陷于绝望，但依然被指望能够赞美“显然已经抛弃他的苍天及其法官”，在这种双重的危险的仪式化暴力中，权力可能被颠覆，仪式又具有了可耻性，所以到了18世纪，许多改革者认为，刑事司法不应该报复，而应该给予惩罚，而到了19世纪，刑法干预的目标是在罪犯身上发现一种“人性”，也就是要以“人道”作为惩罚的尺度可以解决双重的危机，“不要动我”这句话成为君权报复时代的终结。
达米安那句“上帝，可怜我把！耶稣，救救我吧！”终于成为历史深处的一种呼喊，取而代之的是“不要动我”，福柯把这种变化称作“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酷刑消失了”，对肉体的酷刑和肢解，在面部和臀部打上象征性的烙印，以及示众和暴尸等现象的消失，看起来是将肉体作为刑罚对象的消失，但是这种消失并非是彻底的“人性”恢复，而是司法实践慢慢远离了暴力，与执行判决保持着距离，也使惩罚“从一种制造无法忍受的感觉的技术转变为一种暂时剥夺权利的经济机制”——“在即将行刑之际，犯人被注射镇静剂。这是一个司法保持克制的乌托邦：夺走犯人的生命，但不让他有所感觉；剥夺囚犯的全部权利，但不造成痛苦；施加刑罚，但没有任何肉体痛苦。诉诸心理-药理学和各种心理‘阻断物’——哪怕是暂时的——是这种‘非肉体’刑罚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非肉体”刑罚使示众场面消失，使痛苦消除，看上去确定了一种关于惩罚行为的全新道德，也表明了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当肉体和鲜血隐退，惩罚的景观里融入了新的东西：“一个新角色戴着面具登上舞台。一种悲剧结束了，一种喜剧开演了。”肉体的酷刑是悲剧，那么，“人性”意义上的惩罚就是喜剧？但是这种新角色在福柯看来，却带着面具，是“一种影子表演”，而惩罚司法的机制就是要穿透这种带着面具、没有面孔的“无形的现实”。当惩罚行为变得具有道德性，是什么东西取代了肉体？理论家的回答是：灵魂，而灵魂这种看不见实体的存在，在福柯看来，就具有了某种面具性，而带着面具的惩罚其实是一种隐蔽，是一种更普遍意义、更驯顺的惩罚：“毫无疑问，这种新出现的东西与其说是对犯人的人性的尊重——甚至在处决不那么重要的罪犯时依然经常使用酷刑，不如说是追求更精细的司法、对社会实体做出更周密的刑法测定的趋势。”
从断头台下来，肉体的酷刑消失，却预示着一个看上去带有喜剧色彩、带有道德意义、带有人性关怀的惩罚时代的到来，“任何一个惩罚都应是一则寓言。”那么这种走向很明确的意义就是重新启动了一个关于“政治肉体”的寓言，也就是对于肉体和心灵产生重大影响的惩罚剧场，被一种庞大、统一的监狱机器所取代，而具有庞大、封闭和复杂等级结构的监狱就纳入到了国家机器中，实施惩罚，从消除罪行转变为改造罪犯，从抹去罪行变成教养罪犯，从君权组织惩罚转变为应用于整个社会预防和改造的机制惩罚——“惩罚权力的强制的、肉体性的、隔离的、隐秘的模式”，取代“表象的、戏剧性的、能指的、公开的、集体的模式”，而体罚也“以监狱为制度依托，取代了惩罚符号的社会游戏和冗长的传播符号的节日”。
当肉体以“非肉体”的道德方式进入国家机器的惩罚模式，预示着“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也就是当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肉体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干预和权力的微观物理学，肉体惩罚就是“人是机器”进入到技术-政治领域，这是驯顺的肉体，是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的肉体，也是政治玩偶，是“权力所能摆布的微缩模型”，被规训的肉体在“政治解剖学”的权力机制下产生了“权力力学”——“它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种控制肉体以符合意愿的方式就是“纪律”，纪律是复数的规训，必须针对复数的肉体，实施复数的方式，纪律不同于服役，不同于附庸，也不同于禁欲主义及其修行式的“戒律”，它是一种对人体的征服，并且建立一种使之变得更顺从的关系，纪律需要一个封闭的空间，需要组织一个可解析的空间，需要分类不同用途的空间，它是单人密室，是场所，是座次，而在这个被规范的空间里，肉体就成为一种可以操练的肉体，是一种被权威操纵的肉体，是一种受到有益训练的肉体，抛却了物理学、动物学和理性机器的属性，而具有了新的知识形式。福柯认为，规训从它所控制的肉体中创造出了四种个体：由空间分配方法所造成的单元性个体、通过对活动的编码形成的有机性个体、通过时间的积累具有的创生性个体、通过力量的组合完成的组合性个体，“而且，它还使到四种技术：制定图表；规定活动；实施操练；为了达到力量的组合而安排‘战术’。”
而在手段上，规训通过“训练”把大量混杂、盲目流动的肉体和力量变成多样性的个别因素，规训成为一种艺术，它在“训练”中造就个人，在训练中更好地挑选和征用，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在权力系统中的程序-检查组合成为最主要的方法。而这种监视、检查和裁决标志着个人化政治轴线被颠倒的时代带来，因为当各种纪律出现之后，复杂、自动和匿名的权力变成了内在体系，每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个案”，也就是在这种颠倒的时代，“儿童比成年人更个人化，病人比健康人更个人化，疯人和罪犯比正常人和守法者更个人化。”
个体化、自动化、匿名化，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化的全景敞视建筑，而这种建筑最符合现代权力机制的建筑便是监狱，像军营、医院、学校、工厂形成的纪律一样，监狱就是在“彻底而严厉的制度”中成为规训机构，它以一种隔离的原则，让犯人在劳动中享受某种工作的乐趣，同时超越了纯粹的自由剥夺，也就是从合法拘留的角度把监狱看成实施监禁的机构，看成是执行刑罚的场所，看成是观察受罚者的场所，在监视和认识的形式中，“监狱这个司法机构中最隐晦的区域是这样一种地方，在它那里，惩罚权力不再敢公开显示自己，而是默默地组建一个客体现实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惩罚将做为治疗而公开运作，判决将被纳入知识的话语中。”
福柯认为，1840年1月22日是“监狱体制”最终形成的日期，因为在这一天，梅特莱(Mettray)农场正式开始使用，这个可以发现“修道院、监狱、学校、兵团”模型的农场里，囚犯就是被分配在等级严明的小班中，囚室的墙上书写着黑色大字：“上帝注视着你”，而每一个小班同时具有家庭模式、军队模式、工厂模式、学校模式、司法模式等五种具有现代意义的规训模式，也就是说这个处在刑罚范围边界的机构成为了一种新型监督制度化的标志，“这种监督是施加于抗拒规训者的知识与权力。”作为“监狱群岛”的一部分，梅特莱农场的意义在于把教养技术从刑罚机构扩散到整个社会机体，一方面建立的渐进的、连续的、不易察觉的等级，使得一种从不守秩序过渡到犯罪的机制可以轻易实现，而这种实现机制就容易产生更多的“过失犯”，而另一方面，它成功地使惩罚权力变得自然和正当，在以新的“法律”形式出现之后，监狱体系就把合法性和自然性混合，把约定俗成和章程混合，而产生了另一种“规范”，由于对肉体的捕获和观察变得容易，所有惩罚机构适应了新的权力经济，满足了新的知识手段。
“我们此时已远离刑轮、绞刑柱、绞刑架、示众柱星罗棋布的酷刑国度，我们也远离大约五十年之前改革者的梦想——惩罚之城，其中，数以千计的小舞台展示出无限丰富多彩的司法表演，在装饰过的断头台上精心制造出的惩罚将构成刑法典的持续节目。”断头台为代表的肉体酷刑已经远离，惩罚之城也已经不存在，在数以千计自动化展示惩罚艺术的舞台上，上演的是关于“监狱之城”的新型剧目，这是一种惩罚作用点的置换，一个新的对象领域、新的事实真理体系，以及新的司法角色出现，惩罚权力扩大了自己的效应，也制造了新的知识体系，而这种权力知识就是将肉体政治化，“它们作为武器、中继种、传达路径和支持手段为权力和知识关系服务，而那种权力和知识关系则通过把人的肉体变成认识对象来干预和征服人的肉体。”不仅是肉体，灵魂也成为权力解剖学的效应和工具，或者更直接地表达就是：灵魂也是肉体的监狱。那些被监视、训练和矫正的人，那些疯子，那些家庭和学校中的儿童，那些被隔离的人，以及那些被机器束缚、公寓时间也受监视的人，都是“这种灵魂的历史现实”。
从酷刑到惩罚，从规训到纪律，社会的监狱之城里永远有一个你看不见的中心瞭望塔，永远有一个睁着眼睛的监督者，而你也永远带着肉体，带着灵魂，在被分隔的空间里，个人性成为集体性的一部分，而所有契约式、规范化意志的结合变成了一种权力关系的工具，“在这种人性中，我们应该能听到隐约传来的战斗厮杀声。”但是厮杀声隐约之后必是不说废话的沉静、沉默和沉寂，因为抬头会看见每一个房间里都写着黑色大字：“上帝注视着你”，就像活在1840年的梅特莱。
PS：题图为“全景敞视”示意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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