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3-24 《海上传奇》：沉浮的上海记忆
这是1949年的上海，这是1968年的上海，这也是2009年的上海，当历史叠印在这些数字纪年的时候，它只不过是一个城市有关的档案，或者抽象，或者简约，或者只是记忆之中的碎片，但是在这漫长而唯一的时间段落里，厚重的故事已经渗透进这历史中，也渗透到正在经历变化的现实里，谁来讲述城市，谁来还原历史，谁来解读变迁？对于上海来说，半个多世纪风云际会的一切不应该成为一种僵死的物，它通向存活着的记忆，也通向行走着的现在，而当历史被重重地翻阅过一页，记忆的天空中响起的却是“I Wish I knew”独白，那“我希望我知道”的虚拟语气背后是失落、迷惘和寻找。
时间是可以被激活的。杨小佛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作为杨杏佛的儿子，现在的他也已经变成了老人，当他打开有关记忆的一页，故事便蜂拥而出，国民党、蒋介石、花园洋房、敞篷车，以及爆炸声，这些词语组成了他关于上海的印记，当枪击声响起的时候，那辆车停了下来，车上的司机从车上跑了出去，但是呼啸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身体，杨小佛看见了一个血淋淋的身体，紧接着，父亲杨杏佛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使他不能呼吸十四岁的他最后艰难地爬起来，而父亲已经不行了。父亲之死对于他来说，是鲜血的记忆，是死亡的恐惧，而那枪声还在不断地响起，他说，那时还记得宋子文也跑了，但是没有被打中，而他的秘书却没有幸免，子弹同样穿过了他的身体。如此具体而真实的故事，也出现在王孝和的女儿王佩民的记忆中。王孝和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以破坏发电机的罪名被捕入狱，并被判处死刑，那时王佩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在被执行死刑的那天，母亲挺着大肚子提着篮子去看执行死刑的父亲，由于母亲的特殊性，激起了当时街上群众的愤怒，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延期了死刑的执行，但是三天之后，王孝和还是被国民党杀害。而这一幕被香港大公报的记者拍摄下来，所以对于王佩民来说，她是从照片认识了这个面带微笑临死不惧的父亲，“我没有真正见过我的父亲，从小也没有得到过父爱。”而当母亲忍着悲痛生下了王佩民，在王佩民的记忆里，这已经是一个解放军战士走过南京路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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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贾樟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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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杨小佛、王佩民，还是张原孙，上海的故事都发生在他们的父亲甚至祖辈身上，这是一个和父系有关的上海记忆，他们只是作为有限的见证者和旁观者，成为回忆中微小的一部分。杜美如的记忆也有枪声，也有政治变革带来的不安，作为杜月笙的女儿，她也看见了父亲怕被暗杀的恐惧目光，尽管口口声声在说“我做瘪三也要做头”，但是那混乱的战局也逼迫一家离开上海，寻找另外的安身之所。在上海解放之前，一家人坐上了海燕号去了香港，那时杜月笙甚至拿着10万前要买各国的护照，但是那时物价飞涨，那10万元钱也不能使他走得更远，在香港的流离中，他已经预感到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终结，“我知道自己要死了。”竟一语成谶。而这些记忆对于杜美如来说，都是关于父亲个人历史的一次阅读，她只是一个站在父亲背后的旁观者。而李宗同更是那个混乱时代的旁观者，他家隔壁的戈壁是汤恩伯的家，以前总是看到汤的家门口有一个站岗的兵，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汤的家里已经没有了任何人，甚至那个站岗的兵也不知去向，大批的人涌进了汤的家里，将里面的东西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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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传奇》海报 |
这是父系的上海，这是他者的上海，但是当上海的关键词从抗战、解放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黄宝妹的记忆里，这个城市里有着她一生为之自豪的荣耀时刻。1956年的一次大会上他见到了毛主席、陈毅市长，”像做梦一样“，领导和她握手，问她工作情况，还一起看戏，作为当时的全国劳动模范，纺织工人黄宝妹代表中国参加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和世界各地的代表亲切交流，而她的故事也被拍成了电影。但是黄宝妹的记忆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当她现在再次回到她曾经工作过的上棉十七厂，面前是废弃的厂房，是生锈的机器，就像记忆一样，早就改变了模样。这是被改变的现实，而对于在豫园开茶馆的朱黔生来说，历史也是另一个被改变了原貌的侧面，充满着惶恐。当时法国导演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片，他作为接待者陪同安东尼奥尼去上海南京路取景，他对于安东尼奥尼拍摄了那些不好的画面颇有微词，但是这种爱国之心却没有让他获得赞誉，两年后因为电影被定性为“反华反共反人民的毒草”，朱黔生受到牵连，在各个拍摄点开展的批斗使他的记忆充满了苦痛。但是和韦然记忆中跳楼的母亲相比，朱黔生似乎是幸运的，1968年的那一天，当上官云珠从自己的楼上跳下来的时候，对于韦然来说，是最黑暗的一天，虽然不是亲眼所见，但是母亲最后的痛苦已经成为他挥之不去的记忆。
父亲被暗杀、母亲跳楼，在属于父系序列的记忆里，上海其实是抽象的，或者说，上海越来越成为一种历史的背景，在政治的变革之中，很多人其实离开了上海，上演着那一幕幕的“海上传奇”，所以以上海为起点，历史像一条河流，蜿蜒曲折流向不同的地方。在王童的记忆里，解放前夕一家人离开了上海，与其说是离开，不如说是逃离，上海码头人山人海，他们几个孩子用绳子连接在一起以防丢失，最后才艰难地登上了轮船，来到了台湾。而对于潘迪华来说，和妈妈离开上海也意味着离开了爸爸，两个人在香港艰难度日，“跑单帮”开小店，后来凭着自己唱歌和演戏天赋，才在香港立足了脚，而对于母亲，潘迪华内心总有一种无法释怀的东西，“她那个时代很不幸，太苦了。”年龄相差十六岁，她觉得母亲更像自己的姐姐。这是一种漂泊，这是一种无根的生存，满口上海话的潘迪华总是会哽咽，而同样在香港的费明仪，回忆起父亲费穆的时候，也是有着一种凄楚的感觉，那时父亲带着自己的电影《小城之春》来到香港，当时之不过是暂居在叔叔那里，也曾回过上海和北京，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再生活在上海，在香港郁郁而终。
对于他们来说，上海是人生的起点，也是一种归宿，但是战局的改变使得他们离开上海，和那些记忆中父亲、母亲死于记忆中的回忆者一样，上海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不光光是一个历史中的片段，一个充满变数的城市，而是一种无法逃避的断裂，漂流、漂泊，在台湾，在香港，他们的目光似乎还在望着那个遥远的故乡，当现实被改变，其实任何的遥望都已经无法走进，它只能慢慢变成一份档案，被各种不同的纪年标注。上海的历史或许可以这样被记录：“1842年8月9日，《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上海的历史也可以这样被记载：“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从此租界林立 帮会丛生。”上海的历史也可以这样被描述：“19世纪中，因太平天国战事，大量人员从富庶的江南一带涌入上海租界，华洋杂居，上海繁盛。”但是不管是殖民，还是迁移，对于上海来说，永远有一段“他者”的历史，对外通商、开埠，租界林立，帮会丛生，不管是对于这个城市，还是对于涌入这里的人，都在一种无根的状态中。陈丹青无疑是外来移民后代的代表，他的父亲和母亲来到上海之后，在这个城市生下了他，他说，在上海的绝大部分弄堂里都有一个作为移民的居民主体，就像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会打架的孩子，就像流氓，统治者某一个地域。这种“流氓文化”其实就是一种对于“他者”城市的强制融入，是的，那个赤裸着上身的孩子，站在水泥板上的时候，是如此霸气外露，而在他的背后，是一个若隐若现的“拆”字。
拆是一个城市改变的开始，是一个城市新生的符号，但是这种拆必定伴随着一种破坏，那些城市建设中开挖的街道，施工的现场，是上海新的记忆的开始，可是，那新建道路对面的银行门口，铜狮子下面却是一只小狮子，母子和谐的关系或者就在这隆隆的机器声中被破坏，这或者也是上海作为一个特殊城市，经历了不同历史之后命运的某种的隐喻。或许只有在再次离开上海，以旁观者回望的时候，才能感受到内心深处真正的断裂。但是无根的故事已经沉淀在历史中，慢慢变成了上海的丰富表情和生动细节，杨怀定和韩寒无疑是现实种上海人的典型，一个是上海证券市场发展的见证者和获利者，另一个则是自由生活的实践者，他们组成了上海的“现在时”，在一种成功的满足中看见上海的今天。
“在上海，在这座城市的背景上，书写着复杂的历史词汇：19世纪的‘殖民’、20世纪的‘革命’，1949年的‘解放’，1966年的‘文革’，1978年的‘改革’，1990年的‘浦东开放’。但我关心的是在这些抽象的词汇背后，那些被政治打扰的个人和被时光遗忘的生命细节。”导演贾樟柯这样说，当那些宏大的词汇变成历史书写的一部分的时候，上海其实是被抽离了内容的城市，而贾樟柯的目的是在口述、影像以及现实中还原历史，还原个人和细节，所以，在那些上海历史有关的后代身上，对于这个城市，与其说是回忆，不如说是一中找寻，十八个章节，十八段叙事，组成了上海的叙事文本，而其实这样的文本也是一种虚构，这里曾经是风云际会的城市，这里曾有人来人往的码头，这里曾有十里洋场的辉煌，但是当无数的革命者、资本家、工人、政客、军人、艺术家、黑帮从这里退场，当无数的革命、战争，暗杀、爱情成为过去式，这里或许只剩下被高楼夹击的石库门，只剩下小巷里喝茶、打麻将的老百姓，只剩下苏州河和黄浦江上来往的驳船，也只剩下被推土机轰鸣声笼罩的街道。
这是2009年的上海，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即将召开，这是上海迎接四方宾朋，展现国际形象的机会，而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在不断城市化、国际化的现实里，其实有很多东西已经无法找寻了。赵涛行走在黄浦江边，行走在夜雨的天桥上，坐在放映老电影的电影院里，或者徘徊在正架进建设的上海世博园里，一个人，不融入群体，就这样漫无目的成为上海的一个过客，而其实，她不仅游走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之外，也游走在现实之外，孤独而无根，迷茫而困惑，无非也是一个城市“I Wish I knew”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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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后： 抬头看见过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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