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08 《小城之春》：城头上的变换人生

生活里的哀愁，婚姻里的冷漠，现实中的空虚，以及人生充满“怎么办”的疑问，对于1948年的春天来说，或许并不全是无奈和失望，它也有重逢的微笑，也有被激活的感情，也有开始改变的生活，而在那一处破败的城墙上目送着远去的背影时，跌宕之后的平衡将人生带向一个温情的未来，只是春天不是永远的季节，“明年春天再来看你”的美好愿望只不过是现实的一次空空的转折，它指向的依然是一个错过的时代。

时代里有什么？有寂寞的小城，有倾圮的家园，有每天拎着菜篮子买菜抓药的妻子，有自暴自责卧病怏怏的丈夫。一个时代，一个家，一段婚姻，一个人，它们都在自己的世界里，那是冷漠，那也是遗落。八年的战争创伤在人身上留下的印痕不是剧烈的痛，而是隐隐的伤，是无法排遣的苦。戴礼言是一个乡绅，战争让他失去了许多，作为家族落败的见证者，他认为自己不成才，祖上的产业毁在自己手中。面对那些倾圮的墙和零落的砖瓦，他的这种自责始终蔓延在这小小的家里，这是戴礼言无法改变的现实，而对于他来说，最大的无奈还在于身体之痛，他和妻子周玉纹结婚八年，卧病在床就有六年，重病缠身的这六年生活对于他来说，也是命运的一次捉弄，不仅丧失了面对现实的勇气，更难以面对周玉纹这个美丽善良的妻子，所以每天的每天，两个人只有夫妻之名，却没有夫妻之实，他们分居在不同的房间，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仅有的接触也只是玉纹从外面抓来药，给他服药，药成为他们唯一的维系，而这些药只是一种物化的象征，根本不能治愈两个人心头的病。

在玉纹看来，每天和丈夫见不到两次面，说不到三句话，对于玉纹来说，丈夫是活在那个过去世界里的人，他整天躲在废弃的墙角，郁郁寡欢，悲天悯人，所以在她看来，他是一个“神经病”。在如此冷漠的夫妻世界里，她只是尽一个妻子的职责，在菜、药组成的家庭生活里，她也躲在房间里绣着花，一个人孤独地活着。其实不管是礼言，还是玉纹，他们都知道，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是心头永远的痛，但是在现实的无奈之下，他们不想也没有办法改变。但是这种维系的“平衡”却并不稳固的，和礼言足不出户的封闭相比，玉纹还是渴望改变，渴望能寻找到自己的慰藉，所以在每天买菜回来，她都会在城头走很长时间，在她看来，城头是超越那个冷漠的家的一种存在，虽然也是时代留下的破败，但是站在城头，在风的吹拂下，她会有一种真实的存在感，“人在城头上走着，仿佛离开了这个小城。”这种存在感对于玉纹来说，是一种“离开”，是对于现实的逃离，但是城头的逃离只是一种虚幻，只是心里对自己的暗示。而当她回家绣花的时候，她也喜欢坐在礼言妹妹戴秀的房间里，因为打开窗户，她能闻到阳光的味道，虽然她对自己说，只是这样了，我这辈子再不想其他了，但是在玉纹心里，始终有一种渴望，有一种改变。

	导演: 费穆 编剧: 李天济 主演: 李纬 / 韦伟 / 石羽 / 张鸿眉 / 崔超明 类型: 剧情 / 爱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 1948-09(中国大陆) 片长: 93分钟 又名: Spring in a Small Town

章志忱的到来，无疑是一次最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也使她和丈夫冷漠的平衡关系被打破。章志忱是一个特殊的闯入者，他一方面是礼言的好友，分开十年再度相逢，自然给礼言带来了喜悦和温情；而另一方面，他又是玉纹曾经的恋人，也是在十年前，这一段炽热的爱恋因为父母的反对而最终错过，当十年后横在他们之间的父母已不再，而玉纹却已是别人的妻，这是时间的错乱，这是人生的错失，这也是爱情的错过，而这样的错过对于现实来说，又是无奈的，甚至是无法改变的痛。

“你为什么要来？你何必来？叫我怎么见你？”志忱到来后，玉纹心中激起了一连串的疑问，但这种疑问从某种程度上契合着她想要逃离现状的渴望，本来以为是个普通的客人，却没有想到是自己十年前离开的恋人，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无法阻止内心滑过的波澜。对于这段感情毫无知觉的礼言来说，他只是把志忱当成是自己至友，同时学医的志忱也恰好可以给自己问诊把脉。但是这注定不会是一次简单的改变，两个人，一段爱，将这个倾圮、冷漠的家作为他们重新寻找感情的背景，那城头的行走、小河的划船，烛光里的对话和握手，成为他们寻找自己遗落的爱情的方式。

这种寻找是缓慢推进的，是止于礼仪和道德的，也是痛苦和不安的，甚至面临着某种尴尬。志忱留宿在礼言家的第一个晚上，玉纹给他拿去了毯子、被单、牙刷和毛巾，这是尽主人之礼，而志忱也是客气地回应着，顺便也说起礼言的病，这个夜晚几乎就是在一种必须遵守的道德约束下度过的，但是内心的微澜还是激荡起了那些尘封的往事，就像玉纹拿过来的一盆兰花，香气四溢中复活了感情，“明儿见”，这句告别的话从他们口中说出，重复了三遍，却依然没有离开，他们的回应是“哎，啊”，一种不知所措的惊喜，玉纹说“明儿见”的时候，志忱又继续了话题，说，明天开始让礼言天天晒太阳，明天又是一个大晴天。而志忱说“明儿见”的时候，刚好外面响起了停电的警报声，玉纹回望了一眼，“一会儿就灭了。”然后为他点上蜡烛。烛光里，志忱请她坐下，而刚一落座玉纹竟哭了起来，但也是节制地哭，马上又起身，志忱拿着蜡烛将她送出书房，说了最后一句“明儿见”，并且很礼貌地对玉纹说：“谢谢你。”

《小城之春》电影海报

三次“明儿见”，都是礼节，都是理智，但是他们的手轻轻地触碰到了一起，偶然的触碰，却成为理解他们内心变化的一个标签。如果说第一晚的触碰只是不小心，那么在后来四个人出去走走的时候，在城头上走在礼言和妹妹戴秀后面的他们，紧张地拉起了手，但也仅仅是一瞬间，又放开了。在小河里划船，礼言和戴秀唱着歌，而坐在后面的他们却有着心事，一言不发。随着志忱在礼言家住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和玉纹之间的感情也从最初的礼节转到了重温，他们一起走在城头，平日里冷冷的玉纹现出了笑容，这是她有所寄托的城头，这是她离开现实的城头，而现在她的面前是曾经的恋人，这是一种快乐的享受，“打仗的时候我叫你一起走，你说随便；我问你是不是不想和我走，你也说随便，假如我现在叫你跟我一起走，你还随便吗？”那些埋藏在内心深处的记忆被揭开了，“随便”或者也是对于现实的无奈，但是当生活可以不随便的时候，爱情早已经不是原先的卿卿我我。而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到底是争取遗落的爱情还是继续“随便”，都是一种折磨，这是人性和人欲的矛盾，这是道德和爱情的挣扎，所以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他们行走在无人干扰的路上，没有任何的束缚，从一开始相距很远，到走在一起，再到彼此分开，再到相互追逐，在这分分离离中体验中感情的微妙变化。

但是这种没有束缚的行走只是一种乌托邦，他们既要面对十年前那份错失的感情，也要面对病中的丈夫，面对活泼而喜欢志忱的戴秀，面对相互信任的友情。而不管是礼言还是玉纹，对于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的悲苦陈述，又把现实推向一个尴尬的境地。礼言告诉志忱，他们的夫妻关系不正常，她只是对我尽一份责任，而她越对我好我就越难过。在礼言看来，是他拖累了玉纹，在这种自责中他甚至有一种“如果嫁给你就好了”的感慨，但到此时为止，礼言也对他们的感情一无所知。而礼言又想将戴秀嫁给志忱，他想让玉纹做媒，这对于玉纹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折磨，她对志忱说：“以前想你，心里有你，但是我又对不起礼言，我是他的妻子，他是我的丈夫，我服侍他，我得死心塌地地服侍他。”但是当她将礼言想把戴秀和他撮合在一起的事情告诉志忱的时候，知道志忱会拒绝，所以她用这样的方式刺激着他，而那个夜晚站在书房里的玉纹是微笑的，可人的，甚至是妩媚的，遮住的黑纱下的那张脸似乎才是玉纹真实的自己，才是志忱离开时十六岁的她。志忱对于戴秀拒绝理由是她只有十六岁太小，“我走的时候，你不也是十六岁吗？”这句话深深地刺激着玉纹，十六岁是爱情，十六岁是错失，十六岁是永远的记忆，只有那黑纱遮住的脸才会有十六岁的可爱和幸福，但是现实呢？一方面是责任，一方面又是燃起的爱情之火，玉纹用连续几个“怎么办”来质问这样的现实，在那一刻，他她似乎有着强烈地冲破世俗和道德藩篱的冲动，有着离开礼言回到志忱怀抱的冲动，甚至从她口中说出了“除非他死了”的诅咒，但是这样的矛盾和挣扎更加深了内心的痛苦。

而对于志忱来说，知识分子自我约束让他对这段感情保持这距离，虽然有墙头的行走，有夜晚的对话，甚至有偷偷的摸手，但是他并不想背叛朋友，或者说，在他看来，爱情已经错失了，即使回来也不会是曾经想要的。所以他对玉纹说：“答应我，以后别瞒着礼言来看我。”而在戴秀十六岁生日的那天，酒喝多了的玉纹又一次走进了志忱的房间，这像是一次诱惑，像是人欲的完全释放，对于志忱来说，或者是更为痛苦的煎熬，一方面他要玉纹离开房间回去，一方面又将她抱起，之后又放下，面对不肯离去的玉纹，无奈的志忱走出了房间，而将玉纹关在里面，挣扎的玉纹用手将门上的玻璃打破，志忱又无奈地回来，给她包扎。

一只受伤的手，是一段受伤的感情，一段受伤的婚姻，也是背叛的象征。“我恨不得死，我没脸见人了。”这是玉纹的痛苦，也是她对于现实反抗的极致。其实，在玉纹看来，自己寂寞破败的生活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的丈夫，他的疾病，他的冷漠，他的“神经病”都让她有一种离开的欲望。所以当她带着受伤的手走进礼言的房间的时候，她依然有一种“示威”的想法。但是，礼言并不是一个冷漠的人，并不是一个活在自己忧愁里的人，他一直想和玉纹进行沟通，“我想和你谈谈”的回答总是遭遇到玉纹的冷，总是她自觉不自觉的逃避，拉着玉纹的手，她也是迅即拿来，所以对于礼言来说，她从来都是在尽责，而这种尽责在内心来说，却是越积越厚的积怨。当生日的晚上他体察到了玉纹在志忱面前的快乐，所以当他看见玉纹受伤的手，说出了让玉纹惊讶的话：“我不该是你丈夫，不该再害你了。你还在喜欢志忱？”

礼言的自责反而让他释放出玉纹从未体验过的温情，他的落魄，他的疾病，哪一种是自己可以超越的，而这段婚姻，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束缚。所以在看见玉纹和志忱在一起的时候，他想到了自杀，他吞食了安眠药，然后一个人静静地躺在了床上，希望用这种方式成全玉纹和志忱，希望得到解脱。而这种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玉纹曾经说出口的恶毒希望，但是当死亡真的变成自己丈夫渴求离开的方式时，反而对玉纹是一次触动，将所有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礼言或许不是伟大，但至少一种超越的勇气，一种人性的温暖。所以在玉纹身上，对于爱情的错失，对于婚姻的无奈，从自身的角度来说，或许逃避不是唯一的办法。从此她绣花不再到妹妹的房间，从此她对自己说“我得改变生活，我要活下去。”

改变生活，是重新变成一个活着的人，变成一个温情的妻子，所以当志忱离开的时候，她依然拎着篮子，依然站在城头，但是身后是登上城头的礼言，他们看着远去的志忱，仿佛看到了未来。这种温情地结尾对于1948年的现实来说，或者太过于诗意，太过于唯美，但是它的确是一个错乱年代最好的选择，从志忱打破平衡到重新回到生活，发现的不是失去的爱情，而是从未泯灭的人性、人欲，从未改变的善良和美好，城头还是那个城头，但已经不是寄托哀愁、离开这个小城的象征，而是一种融入，一种发现自我和他人的融入。

改变代替了离开，温情代替了冷漠，或许这也是1948年的乌托邦，这部开创了中国心理写实主义和诗化电影的先河的电影，在“放射出让人目眩心惊的光芒”的同时，却并不能成为费穆发掘人性光芒的寄托，从诞生之时起，《小城之春》经历了长久冷落，直到上世纪的80年代它的价值才被发掘，在香港热捧继而引起台湾、大陆的注意，电影界开始重新认识和评判费穆，重新看待《小城之春》的意义。电影的曲折遭遇或许也是费穆人生的一种写照，1949年费穆离开大陆前往香港，这是个人的出走，像玉纹一样，希望告别这个凄苦的时代，但是却没有像玉纹一样重新走进温情的生活，费穆离开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狼山喋血记》、《北战场精忠录》、《孔夫子》，这些电影都已经让他离开了那个城头，离开了人性，如此彻底，使他终于不能在跌宕中找到诗意的温情，1951年，费穆还未完成电影《江湖儿女》，便告别了这个世界，只留下人生那处倾圮和破败的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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