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1-08《外语》：所有一切都是我们的
海报上的莱娜穿着蓝色风衣，法妮则是粉色外套；片名的“Langue”是粉色，“étrangère”则是黄色；字幕组的翻译，打出的英文字幕是淡蓝色，中文则是粉色……无论是海报设计还是字幕着色，都体现了一种色彩学，而这种色彩学以醒目的方式回应着导演克莱尔·伯格的创作理念：它们是区分，是相异，但是所有这些所构筑的都是表象，突破表象意味着发现内在同一性的东西，这种同一性的东西就是电影最后给出的答案：“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
区分和相异，最突出的表象形式就是语言，语言本身是用来沟通的桥梁，是交流的中介，语言是最容易抵达建立在主体间性的对话目的，但是当语言成为彼此相隔阂的“外语”，就意味着距离。17岁的法妮来自法国的施特拉斯堡，她来到了德国莱比锡，住在笔友莱娜的家里，由此形成了“外语”的屏障，莱娜的母亲会说简单的法语，但是莱娜说法语的时候需要手机上的翻译软件，当然法妮也不会用德语熟练地交流，在莱娜的学校里，法妮在课堂上就因为语言问题被莱娜的同学嘲笑。同样，之后莱娜也去了法国，和法妮去路了学校对法语不熟练的她自然也四处碰壁，在给母亲打电话时说自己因为不会德语感觉到很累。
语言成为了一种障碍，“外语”其实表征了一个他者的存在，但其实，这个他者并不是会说母语的自己，而是不会说外语的自己，也就是语言让自我他者化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法妮的名字“Fanny”在英语中时“阴部”，在美国俚语中则是“屁股”，当莱娜告诉同学这个名字时，男同学边嘲笑“法妮”，这无疑就是语言带来最为尴尬的“他者化”结果。但是克莱尔·伯格并非只用语言表征隔阂，“外语”是一种象征，在莱娜和法妮、莱比锡和斯特拉斯堡、德国和法国之间，似乎处处存在着“外语”：两个人是笔友，法妮来到莱比锡应该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在莱娜家里，法妮就感受到了两个人性格的不同，莱娜显得有些冷漠，直接说并不想让法妮来这里，甚至让她回去，而法妮听到笔友的这句话，心里也感到不是滋味，心里敏感的她也只能默默承受。一个充满了防备，一个则细腻敏感，一个对政治抱有巨大的热情，一个则担心男女之间的感情，一个遭遇了校园霸凌，一个则是独立自主，两个少女在个性意义上也和语言一样，呈现为完全不同的风景。
| 导演: 克莱尔·伯格 |
语言不同、个性不同、内在的需求不同，这些都是个体意义上的相异，克莱尔·伯格更是从这个起点出发，折射出欧洲新一代的生活现实，个人生活上存在的不同，延伸到家庭的不同：法妮是移民混血的一代，父亲是阿拉伯人，母亲和父亲之间也存在感情问题，法妮说父亲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同样，莱娜的家庭也遭遇了变故，父亲带着双胞胎儿子离开了家，即使他们回来也只是为了给老一辈面子，家庭聚会最后变成了莱娜的母亲苏珊和父亲之间的争吵；而莱娜去了法妮的家里之后，也感受了法妮父母之间的矛盾，她还从法妮父亲的手机上看到了那个女人的照片，甚至在她准备离开时，在车站还碰到了发你的父亲带着女人。家庭不是完整的家庭，家庭生活充满了争吵，这既对两个人的生活产生了影响，但是在另一层含义上，经历了家庭风波的她们也更早地将目光转向了社会：生活在德国的莱娜，历史课上讲到了东德和西德曾经的对立，也说到了柏林墙的倒塌，所以对于政治莱娜显然有着更多的热情，而在课堂上讨论的议题也延伸到了德国之外，尤其在法妮面前大家谈论的是法国的罢工、种族主义和环保。
法妮的父亲是阿拉伯后裔，家庭成员本身就反应了社会现实，移民二代和种族主义似乎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而莱娜说自己的父亲就是种族主义者，所以莱娜告诉法妮自己害怕集权、害怕战争、害怕变老，也正因为这些害怕，她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法妮并没有参与政治活动，但是她经常翻看法国示威游行的视频和照片，那个总是出现在现场的朱斯婷甚至成为了自己的偶像，“只要有她在我就不害怕了”，她甚至将朱斯婷虚构为自己的姐姐，在莱娜去往法国的那些日子里，法妮就带着莱娜去各个酒吧寻找朱斯婷。从个体之间的语言、性格经历，到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矛盾，再到两个国家不同的社会问题，可以说，“外语”所呈现的相异性包含了涵盖了个体、家庭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克莱尔·伯格构筑了不同层面的“外语”体系。
《外语》电影海报
当然，这些相异性呈现的他者化隔阂，需要寻找一种同一性，而这种寻找似乎也构筑在克莱尔·伯格的自我经验上，1978年克莱尔·伯格就出生在德法边界，从德国到法国，从法国到德国，这是一种“跨界”，但是跨界不是把两者的界限拉大，反而在列车的快捷中缩短距离，法妮遭遇了霸凌，目睹了家庭变故，生性敏感的她差点自杀，来到德国，找到莱娜就是为了找到某种寄托，而莱娜对政治生活的热情，似乎又让法妮找到了一种被庇护的感觉，就像她渴望朱斯婷成为自己的姐姐一样，谎言对她来说构筑的就是一种安全感，而她也在莱娜身上找到了这种感觉。和法妮去往德国一样，莱娜以相反的方式来到了法妮所在的德国，虽然法语给她造成了不便，但是在给苏珊打电话时，莱娜说斯特拉斯堡当初就是德国人建造的，所以从这些建筑中她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虽然两人在成长中遭遇了诸多的不同，但是这种相异性构成了一种互补，而互补之后的同一化更代表着克莱尔·伯格的思想：作为欧洲新的一代，当社会动荡成为成长的阻力，他们更渴望构建一种一体的世界。
在电影中，这种同一化就被并无创新的爱所阐述，即使这是一种同性之爱，但是克莱尔·伯格还是将其上升为消除隔阂的力量，从法妮和莱娜在泡澡时有了感觉之后，镜头中的她们感受到了这种暧昧的诱惑，在卢卡斯家里的派对上，他们在“蘑菇”的幻觉作用下，虽然和卢卡斯有了某种接触，但是莱娜和法妮所获得的是同性之间的微妙感觉，之后亲吻脚趾就是这种感情的大胆表达，最后两个人躺在草地上的激吻，就是激情的最彻底释放，“我觉得我爱上你了。”法妮的这句话就成为了在爱的名义下达到同一化的证明，而那句“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就是在打破了你和我的个体隔阂融入成“我们”的一次宣言：所有的一切是我们的，当然未来也属于我们。
但是很明显，克莱尔·伯格在这部只有100分钟的电影里塞进了太多沉重的社会议题，欧盟、战争、柏林墙、纳粹、移民、环保、种族主义、社会不公……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所有的话题都是社会性的，每天面对的也都是这些信息，从性向认同到政治觉醒，从家庭矛盾到种族歧视，对于成长来说是不是太过压抑？而且，当把这些议题都置入到成长故事中，属于他们真实自我的部分反而被弱化了，甚至被抽离了，而爱也被符号化了，他们完全变成了成人世界的影子，所以激进，所以说谎，所以更加压抑，所以暴力反抗，而这也是欧洲新一代担负使命的必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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