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9-10《使女的故事》：我们只是行走的子宫
有谁要提问的吗？
——《史料 关于<使女的故事>的历史记载》
这是詹姆斯·达西·皮艾索托教授的最后一个问题，尽管在发言中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关于《使女的故事》的真伪问题的关键，但是对于参与者来说，这是他在研讨会上发言的唯一一个问题，但是当唯一问题成为最后的问题，问题之问题只留下了问题本身，因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并没有将这个问题真正延续到听众席上，问题结束便是小说的结尾，但是现场没有提问却意味着在读者中却可能带来疑惑：“我”即使女“奥芙弗雷德”的命运究竟怎样？
这是一个连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都没有提供答案的问题，但是关键并不是阿特伍德故意保留了开放性结局，而是皮艾索托的分析对于阿特伍德的文本而言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洞。小说在《史料》未展开之前，最后一句话是：“于是，我登上车子，踏进黑暗抑或光明之中。”第15部分的标题是《夜》，它只有第四十六章独立的一章，那个最后的夜尼克闯了进来，他带着几个人要带走我，大主教夫人乔伊、嬷嬷和大主教都没有能阻止事件的发生，因为尼克的说法是“我”有了新的、更严重的罪名，那就是“侵犯国家机密罪”。完全的定罪，却没有列举事实和证据，这完全属于突然事件，之后我被带上了车，消失在了“黑暗抑或光明之中”。黑暗或光明，是两种可能，阿特伍德正是通过“史料”之外的这句话保留了开放的结局，而在皮艾索托的发言中，这种开放性依然存在，只是在逻辑上犯了一个错误。
皮艾索托在发言中强调，由女声录制的30盘磁带正是揭露了基列共和国存在的丑行和罪证：只要犯了通奸行为的女人，都会因为行为不端、道德败坏而被逮捕，除了没收他们的孩子之外，他们的身体则交给上层人士领养，为的是让身居高位的男性可以生育一个或几个健康孩子。这些从基列共和国城市旧址上发掘出来的“文献”是研究基列共和国的重要证据，当然它们一定是小说中的叙述者“我”留下的，而我在“夜”中“踏上了黑暗抑或光明之中”，戛然而止意味着“我”被带走之后再没有留下磁带，留下证据，所以这就是一个难解之谜。但是皮艾索托在分析我的命运时，假设了几种可能：一是“我”已经偷运出基列边境，进入到了当时的加拿大，之后又取道去了英国，这是最好的命运，因为“我”脱离了基列共和国的通知，结束了“使女”的命运；二是尼克就是一个眼目，他带走“我”就是以“侵犯国家机密罪”为由，让我经历了再次被捕，这一罪名也意味着我的命运凶多吉少。“我”的两种命运也牵涉到尼克真正的身份问题：是把我从黑暗中带走的解救者还是基列共和国的秘密眼目，但是尼克的身份成谜，我的命运自然成谜，但是唯一不变的是：我没有带走那些证据，也不可能再增加新的磁带。
所有的证据度停留在作为叙述者的“我”踏入命运未卜的“黑暗抑或光明之中”，进入到生或死的可能性里，但是，既然我是被突然带走的，当时并没有在录音，那么问题来了：带走意味着讲述者的缺席，那么对于带走那夜的描述和记录又如何成为磁带的一部分，继而成为阿特伍德小说的最后一章？——谁在讲述，谁在录音？当然没有人，所以唯一的理由就是：阿特伍德“越俎代庖”弥补了“我”缺席的位置，从而成为了事件的讲述者，或者说，阿特伍德完全没有从逻辑上考虑，让“我”成为了作者，即使保持了开放的结局，也由此“完成”了小说的创作——《史料》只是一种补充，是对于开放性结局的再阐述，但显然这个漏洞连阿特伍德也没有想到。
女声录制的三十盘磁带在旧址中被发现，使女的故事在过去的基列共和国里发生，这一切都成为了“史料”，而那场于二一五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在努纳维特地区迪奈大学举行的“第十二届基列研究专题研讨会”则成为了“未来”发生的事，在这个由过去和现在组成的“未来小说”中，阿特伍德的“预言”也必然是站在现在的维度上，所以逻辑上的问题是是因为想象而导致的，在合理想象中产生不合理的逻辑，甚至出现了矛盾，也是很多“未来小说”的一大硬伤。但是回到小说，当阿特伍德安排了“黑暗抑或光明之中”的开放性结局，其用意是明显的，一个使女不应该就这样被毁灭，一个“心怀希望”的女人更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被吞噬——当一切属于历史，它保留开放是为了更能为未来的命运走向进行解读，就像皮艾索托在发言中，最后一个问题的问题提出之前所说的：“正如所有历史学家都知道的，过去是一片黑暗，充满回声，我们可以从中听到声音，但具体说话内容却因为声音发源地本身就含混不清而不甚清楚。”
历史的声音可能含混不清，历史的回声可能无法精确破译，但是历史提供的文本对于未来来说，一定是用“心怀希望”而构筑的，阿特伍德甚至将她创作的这种文学形式称之为“目击者文学”：我就是以目击者的身份记录故事，然后藏匿起来，为的是未来某一天有人会发现，并将其传播出去，“这是一个充满希望之举：每一个被记录下的故事都暗含着一个未来的读者。”而在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个体以及人类的这种希望正式对于基列共和国的集权统治的一次反抗，是对于暴行的一种抗拒，是对于宗教极端狂热的一次颠覆。那么，阿特伍德构筑了怎样一个人间地狱？
| 编号：C56·2230707·1980 |
《使女的故事》原名《奥芙弗雷德》，这一书名取自主人公的名字，它是由表示从属的of构成前缀，然后加上男性的名字弗雷德构成，奥芙弗雷德即Offred，也就是说，“我”的真实名字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个从属的符号；另外一种解读则是， Offred也是献祭的英文“ffered”的一个变体，意味着“我”是一种宗教的献祭品，一个作为祭品供奉的受害者。表示从属的名字，表示献祭的符号，这就是基列共和国那些所谓道德败坏“使女”的命运，而这就是一种“无”。当宗教极端人士推翻政府，解散国会，废除宪法，基列共和国被建立起来就是“无”的开始：这里没有医生、律师和教授，大学被关闭，不能碰烟酒和咖啡，没有电影院，剥夺阅读的权力，人们处在无处不在的“眼目”的监控之下——那些被吊死的人就是因为触犯了“法律”，他们成为了献祭的祭品：六具尸体被悬挂在围墙上，绳子吊着脖子，白色布袋罩住了头，他们被处决是因为“利用吸宫术扼杀人类胚胎”；围墙上又换了三具尸体，其中还有一个牧师，另外两人的牌子上写着的罪名是“背叛性别”，身着卫士军服，“准是两人苟合时被捉了个正着。”还有一次被处死的也是一名卫士，按照丽迪亚嬷嬷的说法，他犯了强奸罪，“情节十分残忍。我无意渲染细节弄脏你们的耳朵，只想说受害者之一是位孕妇，如今婴儿已经夭折。”
而对于那些成为使女的女性，她们更是活在被剥夺了一切权力的黑暗之中：她们必须穿着红衣服，这是生命的颜色，却也是血腥和危险的信号，划出的等级以符合他们作为生育工具的身份，“我们只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圣洁的容器，能行走的圣餐杯。”她们被皮腰带扣上挂着电动赶牛刺棒的嬷嬷们巡视；在夜晚他们不能发出声音，只有趁嬷嬷们不在，伸出手臂相互碰碰对方的手，还学会了读懂唇语，通过这样的方式交流；她们在街上遇见，只能通过“祈神保佑生养”“愿主开恩赐予”来问候……这些禁忌让她们变成了机器，让她们失去了自由——按照丽迪亚嬷嬷的说法，自由分为两种，一种是随心所欲，另一种是无忧无虑，“在无政府的动乱时代，人们随心所欲、任意妄为。如今你们则得以免受危险，再不用担惊受怕。可别小看这种自由。”囚禁变成了“保护”，而且需要的是绝对的遵守，因为，“所谓正常，丽迪亚嬷嬷说，就是习惯成自然的东西。”
禁忌成了“无”的标志，而在基列共和国里，“无”更表现为一系列的所谓仪式。穿上红衣服，在红色砖石的人行道上行走采购，颜色的标志、被规定的问候语都是建立等级的仪式；宣判、处决触犯法律的人，则要举行“挽救仪式”，挽救不是为了让人活下来，是要让人“合法”地死；作为生育者，最重要的仪式则是“授精仪式”，每个月使女们都要进行一次身体检查，以确定最佳受孕期，然后根据受孕期为她们从属的大主教进行授精，在这个被称为“我们是一家人”的仪式上，大主教对着自己的夫人，然后进入使女的身体，身体在那一刻完全不属于自己：这不是做爱，也不是性交，因为这都不是两人参与的事，只是大主教一个人在做，也不是强奸，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不是自愿从事的——当大主教进入我的身体，当大主教夫人赛丽娜·乔伊紧握我的手，“这个仪式对谁更不堪忍受？她，还是我？”授精意识之外，作为生育行为当然还要有分娩仪式，那个同样拥有从属和献祭名字的“奥芙沃伦”曾经被人轮奸并流产，正因为这一条罪状她变成了使女，而在生产日到来之前，大家担心的问题是，她会生下正常婴儿还是畸形婴儿，环境污染带来的后果是非正常婴儿的概率是四比一，“奥芙沃伦”生下了孩子，嬷嬷说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并取名为安吉拉，但是没过几天发现这依然是一个畸形孩子，还是不属于母亲，无论是健康还是畸形，而畸形更意味着生命从一开始就是悲剧。除了建立等级的仪式、挽救仪式、授精仪式、生产仪式之外，还有一种叫“妇女祈祷集会”的仪式，男人的祈祷是为了庆祝战事的胜利，女人的祈祷则是一场集体婚礼，而在仪式上，大主教会用《圣经》上要求进行的训诫：女人要廉洁自守，女人要有善行，女人要沉静学道，要一味顺从，“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白守，就必须在生产上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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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被记录暗含着未来的读者 |
仪式让女人交出了名字，交出了身体，交出了自由，所有仪式都是“无”的一种实践，没有性，没有寂寞，没有未来，甚至剩下的期盼要也变得渺茫，“那是对随时可能发生，但又始终虚无缥缈、遥不可及的事物的企盼。”在这样的黑暗中，绝对的“无”意味着可以生出“有”：在取消了对话的夜晚，可以躺在床上想，“可夜晚是可以任由我的神思随处徜徉的时候。”“想”构成了我被取消权力之后最大的行动，也是唯一的行动，而我的想从记忆的层面则构建了基列共和国的历史，而想对于未来来说则成为了希望。我想到了母亲，想到了母亲带我出去和众人一起焚烧封面含有色情内容的杂志；想起了女儿，想起了女人被人带走的情景，“你们杀了她了，我说。她就像一个天使，圣洁、小巧，用空气吹成。她身穿一件我从未见过的裙子，一条白色的曳地长裙。”想起了卢克，爱着的卢克，分离的卢克，逃脱的卢克，失踪的卢克，想让他回来的卢克……想每一个人就像在给他们写信，而信里只有“亲爱的你”，没有名字，只有“你”，“我只说你，你，犹如一支古老的情歌。你可以是不止一人。”
想之外，我发现了橱柜底部的一行小字，“ Nolitete bastardes carborundorum。”不知道意思，但是我知道一定是以前的某个女人刻上去的，关于她，“我真想知道她是谁，不管是死是活，后来又怎么样了。”关于这行字，“我不知道这行字什么意思，但它念起来顺口入耳，用它就好了，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还可以向主说些其他什么。”所以被想象的那个人以及被念及的字，都成为了我的一种动力，给了我活下去的力量，而这样的力量就变成了“心怀希望”这四个字，它曾经刻在最古老教堂的那块墓地里，但它绝不是对死去的人说的，而是对活着的人——包括在我的世界里还活着的卢克。
但实际上，除了“我”为代表的使女用想活着，用希望活着，“有”是从个体上寻找生命意义的方式，但是，在宗教狂热建立的共和国里，“有”也一定是基于人性而可能出现的改变。当大主教终于说出“我想让你陪我玩一盘拼字游戏”，当打破禁忌而单独相处甚至说出了“希望你吻我一下”，大主教也想要摆脱一种机器式的存在，在性与爱的世界里想要获得更多的东西。也正是大主教对于“有”的欲望的释放，让我窥见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除了拼字游戏，除了那些被禁止的杂志，除了私密的约会在身体上的接触，大主教竟然告诉了我那行字的意思：“别让那些杂种骑在你头上。”竟然把我带到了一个秘密的场所，那就是“荡妇俱乐部”，对于这样的破格，大主教的回答是：“不过毕竟大家都是人嘛。”
人是对于机器式生存的背叛，是对于欲望的呼唤，在大主教那里是性，在我这里则是爱——当大使夫人终于以“你的时间不多了”为由，让我和大主教的司机尼克在一起“生产”，身体的接触所唤起的是性和爱结合的感受，甚至对于我来说，不是为了它而是为了我自己，“我有什么可给的？我并没有慷慨施与之感，相反，我充满感激之情，为了他每次的接纳。”我以“爱”命名，我想要和享受这份爱，而也正是和尼克接触具有的含混性，当最后尼克闯入进来并以侵犯国家秘密罪被带走，他的身份也成为了疑点，一方面，谁都没有说到爱这个词，“一次也不曾，那是玩命，是冒险，会招来大祸。”而另一方面，两个人的确进入了那种和单纯性交、生产完全不同的世界：如果尼克带走我是一场计谋，是为了解救我，他的确是冒着最大的危险，按照“史料”中皮埃索伦的分析，“与使女私通的刑法极其严厉，即使是身为眼目也难逃其咎。”如果他真的为了得到大主教的权力，他这样做也必然会被暴露，这同样是一场冒险；第三种可能，他的所有一切都是更高层的决定，也是为了让我戴上更严重的罪名，从而将我推向命运的深渊，但是这样对待一个普通使女，似乎也显得多余。
可能性的疑问永远是一个问题，而阿特伍德在犯了逻辑硬伤之外，对于“我”的塑造还是显得扁平，我所有的举动都是在被动中完成的，根本没有像莫伊拉逃跑的勇气，没有如奥芙格伦那样寻找“五月天”的暗号，更没有像那个留下一行小字的女人一样有着反抗的意识，我的存在只是一个讲述者，为了见证基列共和国的狂热和集权，为了控诉对使女使用的种种灭绝人性的做法，“可它并非我正在讲述的故事。也可以说它是我正在讲述的故事，随着我的生活，在我的脑海里进行着。”甚至最后无法讲述，阿特伍德还是让她在无的状态中说完了最后一句话——“我”最后也成为了阿特伍德的一个讲述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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