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15 《焦土之城》：如何从扭曲的等式中走出

一加一等于二，这是一个数学等式，但是在纯数学之外，一加一会不会等于一？或者说一加一可能等于一吗？一加一不等于一，是一个不等式，不等式含有着更多的可能，但是当这一切从纯数学突破而来到现实世界的时候，不等式之外的可能却以残酷的方式又回到了唯一的等式世界，那个等式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绝望的注解：哥哥等于爸爸。

这是畸形的关系，这是乱伦的结果，这是逃逸于一切伦理和道德的现实，当这个等式终于将“一加一等于一”的不可能变成无法改变的答案，到底谁能从容面对？是一心想要寻找自己的儿子的纳娃？还是在母亲死后带着医嘱寻找哥哥和父亲的珍和雷蒙？或者是同时将“给儿子”和“给父亲”的两封信拿在手里的公交司机赫玛尼？当身世之谜在这个最残酷、最扭曲的等式中找到答案，到底是什么铸成了这个恶果？又该以何种方式跨越？

哥哥，就是父亲，对于这个等式来说，最显眼的符号就是那脚后跟的三个标记，它们排列成行，它们是出生时刻上去的证明，它们是寻找中的线索，它们是等式中的注解，而这三个黑点就如阿克琉斯的脚后跟，变成了致命的隐喻。一颗或者是出生之恶，一个是来自黎巴嫩南方的基督徒纳娃，一个是来自难民队伍中的穆斯林瓦哈巴，当他们相爱，当他们种下爱情的种子，一切的罪恶根本无法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去除，当纳娃的哥哥在光秃秃的山顶上，毫不犹豫地用枪杀死了和纳娃在一起准备私奔的瓦哈巴，一种因为宗教而产生的罪恶已经渗透到肚子里这个遗腹子。“你破坏家族的声誉，你把家人丢尽了黑暗。”

	导演: 丹尼斯·维伦纽瓦 编剧: 丹尼斯·维伦纽瓦 / Wajdi Mouawad 主演: Rémy Girard / Mélissa Désormeaux-Poulin / Maxim Gaudette / Lubna Azabal 制片国家/地区: 加拿大 语言: 法语 / 阿拉伯语 上映日期: 2010-09-17 片长: 139分钟 又名: 烈火焚身(台) / 母亲的告白(港) / 焦头烂额 / 烈火焚城 / 中东的希腊悲剧 / 黎巴嫩的俄狄浦斯

这就是最残酷的开始，一种爱情的死亡，是带不走渗入血液的宗教仇恨，即使那个慈祥的祖母帮助纳娃生下这个孩子，对于纳娃来说，也是一段从此再无法改变的罪恶之旅。呱呱坠地带来的不是喜悦，不是快乐，不是母子的爱，而是一种分离，一种宿命，以及另一种仇恨，伴随哭声的是床上大滩的血迹，是纳娃撕心的哭喊，更是头顶飞机的轰鸣，以及把她视为堕落者的家人。“宝贝，我有一天会找到你。”这是纳娃对孩子的祝福，也是对生活的期望，但是当这种期望变成残酷而血腥的现实时，它无非是刻在孩子脚后跟的第二种罪。

从南方到达黑什，纳娃寻找另一种生活，她在那里学习数学，在沙贝伯父那里生活，似乎已经远离了冲突，远离了罪孽，但是她必须要返回，返回宿命，返回离开的家，为的是寻找自己的儿子。从达黑什因为宗教冲突而被封锁的大学，到处处弥漫着硝烟的南方，又从难民区被夷为平地的南方，到么一个人眼中都带着仇恨的德雷萨，对于纳娃来说，返回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寻找自己失踪的儿子，一个没有被自己命名的孩子，一个被冲突和死亡无情带离自己身边的儿子。

但是寻找本身就是一种冒险，基督徒和穆斯林，仿佛一直演绎着无休无止的冲突和死亡，当纳娃取下十字架的项链，戴上头巾，她才能以一个穆斯林的身份搭乘去往德雷萨的公共汽车，但是当汽车开到半路的时候，穆斯林身份却又成为死亡的符号，当那些持枪的基督教民兵终于无情地射杀了开车的司机，无情地向车上的乘客扫射的时候，纳娃终于看见了以宗教为名的杀戮。车上幸存的只有她和一对母女，当基督徒民兵终于爬上车顶浇上汽油要焚烧大巴的时候，纳娃拿出了藏起来的十字架项链，“我是基督徒！”身份再次回归，也终于让她免除了一死，但是这样的幸存对于纳娃来说，和死亡有什么区别：她机智地把那个女孩抱在自己身上，以便让她逃过一劫，但是被分开的母女的哭喊，又让那个孩子不顾一切地跑向车上的母亲，民兵的枪响了，没有跑到母亲身边的孩子倒在血泊里，然后是熊熊的烈火，在一个人的旷野里焚烧，这个世界没有对话，没有和解，没有营救，只有死亡，只有灰烬。

《焦土之城》电影海报

依然是宗派斗争，依然是种族仇恨，瓦哈巴的死亡或者只是自己最挚爱的一个人的死亡，但是那母女，那司机，那一车的乘客，却以这样一种集体的方式走向毁灭。她绝望地看着大火吞噬了汽车，吞噬了生命，吞噬了内心的希望，“我讨厌民族主义者。”这是她对自己说的话，在那一刻，纳娃开始了一种超越，超越个人的恩怨，超越私人的寻找，当她终于以家庭教师的身份拿出那把枪，把那个基督教民兵组织的首领打死在自己家里的时候，仿佛是为了消灭这一种冲突，但是当她最后变成犯人的时候，她或者已经变成了和基督徒为敌的人，甚至已经变成了卡法里亚特关押的穆斯林政治犯。

这是冲突赋予她的另一个身份，从戴上头巾摘下项链的那一刻起，她成为穆斯林只是为了方便寻找自己失踪的儿子，当她高喊着“我是基督徒”的时候，她恢复基督徒的身份是为了保全自己，而现在，她刺杀了基督徒民兵领袖，她成为穆斯林的犯人，却是无法根除的宗教冲突带给她的另一个身份。而这种罪恶同样也改变了那个失踪的儿子。尼哈德五月，这是他被送到难民孤儿院的名字，但是当孤儿院毁于穆斯林的袭击之后，他又变成了穆斯林战士，他成为神枪手，成为战争的狂热分子，但是在达黑什成为狙击手却不幸落入基督徒战士之手之后，他又变成了毫无感情的杀人机器，终于他变成了卡法里亚特监狱里折磨穆斯林犯人的“监狱专家”阿布萨雷。

她以政治犯的身份被关押在卡法里亚特监狱，他以监狱专家的身份虐待囚犯，母子以这样的方式在那间小小的牢房里相见，但是他们的相见不是重逢，而是制造了第三种罪恶，那就是一种乱伦意义上的罪恶。她是监狱里的72号囚犯，她是“唱歌的女人”，她什么都不交代只是没完没了地唱着歌，终于那一天她被戴上了头套，戴着镣铐被押进了阴暗、潮湿、压抑的牢房，在那里，他以专家的身份强暴了她，以这种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方式折磨一个犯人——母与子，被宗教冲突分开，也在宗族矛盾中相遇，当他进入她的身体，当她怀上他的孩子，一个罪恶的等式开始慢慢变成了现实。

在监狱中戴着镣铐的她痛苦地生下了双胞胎，当15年的监狱生活终于让她恢复自由的时候，她变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当纳瓦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她和两个孩子在一起，但是对于她来说，寻找失踪儿子的愿望依然没有实现，这或者会成为一个悬案，在纳娃日夜的相思中以想象的方式走进她的梦，但是当远离了冲突远离了战争远离了死亡的时候，那三个脚后跟的黑色标记却以邂逅的方式出现在她面前，游泳池的岸边，她第一次以如此清晰的方式看见这个深藏在自己内心几十年的符号——他就在眼前，儿子就在眼前。当纳娃走进，当她面对面看见自己的儿子的时候，另一种相遇才真正以噩梦的方式冲进现实。

它解构了所有的期待，解构了所有的美好，解构了所有的可能，只是一个结局，他是自己思念多年的儿子，也是强暴自己的“专家”，她是自己用痛苦换来的生命，却以另一种痛苦的方式制造罪孽的生命——这是一种循环，恶的循环，罪的循环。纳娃失神，被送往医院，接着便是慢慢走向自己的生命终点。但是面对着罪恶的轮回，面对着残酷而耻辱的等式，纳娃却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去打开，她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留下了遗嘱，遗嘱是三封信，一封信给“儿子”，一封信给“父亲”，最后一封信给“双胞胎”。他把三封信交给公司的老板，交给公证人，而其实这三封只有揭开真相才可以拆开的信，使她为自己的死亡准备的两条路，如果找不到哥哥和父亲，那么纳娃将以裸体的方式，脸朝下，坟墓上不放石头，不刻名字。这是一种对于信仰的悖逆，或者把自己的死亡看成是一种没有归宿的终点。而第二种结果是，找到了真相，那么坟墓将面朝向阳处，在墓碑上刻上名字。

让珍和雷蒙这两个不知道身世的双胞胎去寻找所谓的真相，多少是残忍的，正是他们从达黑什到南方，从德雷萨到卡法里亚特的漫长旅程中，才得以揭开那个对谁来说都无法接受的等式，而他们进入家族历史，也是进入这一段宗教冲突的历史，那些还没有恢复的废墟，那些对他们排斥的村民，那些缄默不语的当事人，似乎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避历史，而回避在某种意义上像是曾经身为数学系学生的纳娃一样，在纯数学领域中会忘记现实。珍是一名大学助教，她的数学教授对她说的是：“你所做的可能都是无用功，你无法反驳，它的复杂令人疲惫不堪，但是必须找到真相，没有安宁就没纯数学。”而当他找到了达黑什数学系教授时，教授没有告诉她母亲的消息，而是说出了另一套数学理论：“1736年，欧拉刚刚解决了柯尼斯堡的七桥问题，E^(PI*I)+1=0，这道问题的答案是：不存在——不存在一次将七座桥不重复的走完并回到起点的路线。”

数学是复杂的，是唯一的，它有时候会有不同的解题方式，但是最后总是以精确和严谨的方式揭示出答案。对于珍和雷蒙来说，当辗转多地，终于知道了那个失踪的“哥哥”尼哈德五月就是强暴自己妈妈的“父亲”阿布塔雷，知道一加一的等式永远不不可能等于一，他们在现实中所感受到的是彻底的黑暗，彻底的痛苦，彻底的绝望，但是正如数学这个复杂的体系建立的等式一样，“哥哥=父亲”的背后其实是纳娃在临死之前所做的努力，那封给“父亲”的信写到：“我认出了你，我是你的72号，你不会认出他们的，因为他们很美，真相会让所有人保持缄默。”而另一封写给“儿子”的信里说：“我面对的是儿子，不是刽子手，我用眼爱你，我花了一生来找你，就是为了给你所有的温柔所有的爱，你是爱的结晶，你的弟弟妹妹也是爱的结晶。”而她给双胞胎的那封信上写着：“要破除愤怒的钳制，我才可以轻摇着怀中的你们，轻轻地哼着摇篮曲，哄你们入眠，没有什么比彼此相伴更美好了。我爱你们。”

寻找真相，是一种残酷，对于珍和雷蒙这一对双胞胎来说，他们生活在没有战争的世界里，对于曾经叫尼哈德五月，曾经是阿布塔雷，现在叫赫玛尼的公交车司机来说，他们似乎都在和平安宁的生活里，寻找历史寻找身世，无疑是在撕裂一种无法痊愈的伤口，无非是打破平静的生活，甚至他们的一生都可能在这种扭曲的阴影下，但是现实不是纯数学领域，不是遗忘，不是逃避，而是要破除人类愤怒的钳制，破除罪恶的根源，三封信就仿佛是在解构脚后跟那三个罪恶的符号，不管是“儿子”还是“父亲”，不管是“双胞胎”，还是曾经72号的自己，其实对于真相之后的现实来说，真正有力的武器是爱，只有爱才能消融一切的罪，只有爱才能破除所有的恶，所以在爱的名义下，等式只是等式，在爱的名义下，那坟墓终会向阳，终会刻上名字，而在爱的名义下，坟墓前面也终于站着那个从扭曲的等式中走出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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