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13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那时的我，不是我
现在他想清楚了要对城市说、要往墙上写的话。这既是他官方的，也是个人的观点；既是他内心的，也是口头的意愿：“在这世界上，我最爱拉伊哈。”麦夫鲁特自言自语道。
——《一座城市的外形和面貌》
这是2012年的伊斯坦布尔，这是住在十二层公寓楼里的麦夫鲁特，这是看不到风景的房间，这是沉默的第二次婚姻。这一切的改变早在2009年铲车的一记重击下就已经改变了？在1982年那一道闪电照亮黑夜的时候就发生了？在1978年考尔库特的婚礼就已经注定了？或者更早，在1968年那村子里一只狗冲他号叫的时候就完成了一生的命名？几乎是人生重要片段的集合，当“只有行走时，我才能思考”变成朝北看不到风景的不自在，麦夫鲁特在伊斯坦布尔的43年，最后却听到了自己曾经说过的那一句话：“钵——扎。”这声音在空荡荡的街道回响，在不断重建的城市里回响，在离开而回来的世界回响，回响就是自己喊叫了自己的名字，陌生却没有遗忘，行走而不停止思考：世界就是自己的一句宣言：“我会永远卖下去的。”
永远会卖下去，是一种恒久的状态，它打破的是沉默，是遗忘，是悲苦，甚至是仇恨，就像一个时间的点，停止在那里，当听到声音的那一刻，一定是有什么力量让他开始坚持自己内心的东西，然后行走，然后思考，然后像不会失去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一样，在变化的世界里更换了态度。对于麦夫鲁特来说，曾经的态度是离开，离开自己的村子，离开自己的童年，离开自己的父亲，甚至离开自己的忧郁，“麦夫鲁特一生都在想，那年爸爸为什么执意让他留在村里，但他始终没能找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出生12年，对于麦夫鲁特来说，童年总是伴随着某种去除不掉的阴影，当伯父的儿子考尔库特和苏莱曼去了伊斯坦布尔之后，他却在那个冷寂的村子里成为一个羊倌，那个冬天对他来说是孤独的，是忧伤的，他的眼睛里是那些行走的东西，路上的大巴和卡车，天空的飞鸟，一闪而过的杨树，他们在行走，他们在思考，而只有麦夫鲁特被遗留在这里，“村里所有的狗都认识麦夫鲁特，即便他在最寂静、最黑暗的夜晚出村，也不会有一只狗冲他号叫，麦夫鲁特也因此认为自己属于这个村庄。”
这是离开的欲望，而离开是为了抵达，对于遥远的伊斯坦布尔来说，那里有父亲，有堂哥，有城市的生活，有向往的景致，他们在麦夫鲁特的想象中凝结成一个欲望，在他给父亲的信里表达了这种想象式的欲望，但是只是想象，那个被虚构的伊斯坦布尔其实并没有让麦夫鲁特思考，“信件，是一种由1和2的灵魂培育出来，然而又具有完全不同含义的神奇文本。”神奇文本终究是需要被人打开的，即使是简单的数字，即使是简单的方向，甚至在那里他只是和父亲一起买钵扎，却也是她开始和世界说话的开始。当他看着窗外看见12年来陪伴自己的东西闪过，生命仿佛打开的只是单线性的方向，麦田、公牛、桥梁、毛驴、山脉、清真寺，拖拉机，以及文字、字母、星星，都在这单线性的方向里一去不复返。
在爸爸的肩膀上睡去，就是一个梦的开始，梦的终点是伊斯坦布尔，但是他能听到这个世界说话了吗？他听到的只是父亲穆斯塔法的那句话：“我指着山下的一些地方给他看，希望他不要被伊斯坦布尔多姿多彩的生活所蒙骗而以为生活很容易。”其实父亲将他接到伊斯坦布尔，并不是为了让他真正看见这个首都的风光，而是为了一种离开，和伯父不同的姓，因为矛盾而产生的纠葛，穆斯塔法其实是带着某种愤怒离开那个村子，而在伊斯坦布尔他需要的是证明自己。而麦夫鲁特呢？他虚构了一个伊斯坦布尔，但是当他真正到来的时候，就像伯父告诉他的那样：“我的孩子，你被伊斯坦布尔吓着了。”
他和父亲卖酸奶，卖钵扎，他跟随着父亲走街串户，他听说了那些发生在生活之外的东西：不停上涨的物价、体育彩票、对贩卖走私香烟和洋酒的人进行的突查、安卡拉的最新政治动向、伊斯坦布尔街道上警察和市政府的监视。听说的伊斯坦布尔是不是也是另一种虚构，父亲穆斯塔法说：“慢慢地你也将学会这一切……你既要看见一切，又要做一个隐形人，你既要听见一切，又要装作什么也没听见……”阿塔图尔克男子高中的校长说：“良好的教育，可以消除贫富差距！”但是看见和看不见，贫和富的差距对于伊斯坦布尔来说，到底是不是真实？那里有军事政变，有宵禁和戒严，有被投入监狱的人，有摆脱不了的政治，它们让麦夫鲁特看见，又似乎看不见，它们像是遥远的传说，却又发生在自己身边，当麦夫鲁特目睹了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之后吗，当他和考尔库特在清真寺的墙上张贴共产党海报的时候，当他看见“神灵保佑突厥人”这句话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伊斯坦布尔的一份子，变成了这个时代无法分离的自己。
坐在最后一排，无心上学，甚至开始藏起了卖酸奶的钱，对于麦夫鲁特来说，当真正走进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这个城市却也是狰狞的。但是在这个被不断传说、被不断虚构的城市里，麦夫鲁特毕竟在寻找和自己相关的存在，在埃雅扎尔电影院他看见了电影中的女人，第一次他释放出了内心的欲望，而那手淫的习惯似乎正和宗教习俗背道而驰，甚至在苏莱曼那里变成了一件生死攸关的事，“难道他的朋友费尔哈特没有告诉他，甚至在阿拉维派手淫也是禁止的吗？对于马利基派来说，在任何情况下，手淫都是不允许的。对于我们哈乃斐派来说，只有在面临一个更大的罪过，也就是面临通奸危险时才允许手淫。”而当他看见那个经过的奈丽曼的时候，他的欲望投射到这个被自己命名的女人身上，“奈丽曼是他在电视上看过电影里的人物，是一个为了贞洁献出生命的烈女。”贞洁的烈女，电影里的人物，就像伊斯坦布尔一样，以矛盾的方式打开了麦夫鲁特的世界，而这种命名对于麦夫鲁特来说，依然是被虚构的一切：“他的两条腿将更多地把自己带去奈丽曼行走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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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39·2170219·1368 |
“事情很严重，因为见钱眼开的歪脖子想把女儿嫁给银行家，他又不听劝。麦夫鲁特，你必须和拉伊哈私奔。”当苏莱曼告诉他这一切的时候，那种爱情又像动荡的伊斯坦布尔一样，把他拉向了恐惧的边缘，而那时候父亲穆斯塔法也去世了，战争、刺杀、死亡，“一年时间，他对城市陌生了。军事政变后伊斯坦布尔变了样。”而当爱情也发生危机的时候，麦夫鲁特至少可以用私奔的方式拥有那个女孩，一个射出魔力之箭的女孩，即使两家有过恩怨，即使还会相互残杀，即使最后变成血仇，但是从奈丽曼开始的两腿间的那条街道已经打开，他无法停止，更无法倒退，他必须行走。
行走是和一个女孩私奔，私奔是梦想的实现，苏莱曼准备的车，米什代莱村的岔口，阿克谢希尔火车站的秘密接头，1982年6月17日的夜晚，变成了麦夫鲁特一生行走的开始，但是拿到夜晚的闪电能让他看清前面的路？“一道闪电划过，整个天空、山峦、岩石、树木，所有的东西瞬间如同遥远的记忆被照亮。麦夫鲁特第一次近距离看清了这个将成为他的妻子，并要和他共度一生的姑娘的面容。”是看见了，却原来是一场骗局，她不是那个在婚礼上向他射出魔力之箭的女孩，不是有着大眼睛的的可爱姑娘，她是她的姐姐，“麦夫鲁特再次确信，他以前从未见过这个真的叫做拉伊哈的女孩。”
为什么是一场骗局？那双在婚礼上看见的眼睛，那个写了太多情书的姑娘，那个麦夫鲁特坠入爱河的女孩，竟在被命名的故事里变成了别人，或者拉伊哈本身就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在他命名的故事里，她已经被麦夫鲁特虚构了，就像12岁的时候虚构了伊斯坦布尔，就像在高中是虚构了消除贫富差距的教育，就像在当兵时虚构了同性恋的脂粉气，就像在埃雅扎尔电影院虚构了奈丽曼。可是当私奔真的发生，当两腿间的行走开始，他如何能够返回那个真实的起点？
其实，在行走的人生里，起点总是被用来抹除的，“他一直以为自己头脑里才有的粗俗和病态，却震惊地在外面世界里找到了它们的踪影。”引用詹姆斯·乔伊斯的这句话，注解的就是一个找到了“踪影”的世界，头脑里的怪东西，是渴望和相遇，是粗俗和病态，是骗局和昏聩，是遗忘和坚持，但最后总是能在外面的世界找到属于自己的影子。拉伊哈是被命名的名字，他把情书写给她，他描述了那双不能忘记的眼睛，他和她私奔，他构筑了一种爱情和未来，但是即使她最后是她的姐姐，最后是一场骗局，但是在那个踪影世界里，麦夫鲁特却发现了幸福和爱：“拉伊哈信任麦夫鲁特，将整个一生交给了他，在尚未结婚，甚至还没有做爱的情况下就解开头巾，向他展示那一头美丽的长发。看着她那长长的鬈发，麦夫鲁特觉得，仅仅出于这份信任和托付，他将和拉伊哈相依为命，全心去爱她，在这世上他不再孤独。”
这是“只有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的誓言”，这是“爱情是一种病”的行走，这是“远离仇恨、冲突和分离”的祝福，其实这一场爱情和婚姻远比两腿间的欲望有更多的意义，它从虚构开始，它经历了骗局，但最后却是一种责任，“于是直觉告诉他，这种幸福具有更深层的根源：他感觉自己犹如一个尽管不配，却被误送进天堂的人。”而麦夫鲁特在私奔之后的做爱中，在爱情之后的婚姻里，在钵扎和酸奶的叫喊声中，开始了纯粹和天真的快乐，拉伊哈变成了真实的女人，变成了自己的妻子，变成了幸福的源泉，“除了感觉仿佛早就认识拉伊哈，麦夫鲁特还不时发自内心地感到，其实他的信就是写给像她那样的一个人的，甚至就是写给她的。”
这是一种对虚构的确认，甚至是在解构虚构，他们一起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一起维持卖钵扎和酸奶的生活，一起做鹰嘴豆饭，一起生下了孩子，一起在自己的安乐窝里。可是在本来就虚构的伊斯坦布尔，那些在外面发生的一切似乎永远不像麦夫鲁特的生活一样，变得真实。教派之间的斗争，民众自发的运动，“随着新路、拆迁、楼房、大广告、店铺、地下过街道和过街天桥的出现，麦夫鲁特感到伤心，因为他在二十年里熟知并习惯了的城市旧貌消失了；而与此同时，他更多地觉得城市在为自己改变，由此他又感到了一份欣喜。”甚至连钵扎本身，也带上了宗教有关的纷争，而麦夫鲁特的欣喜是不是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看见那踪影？
那个真正让他迷住的女孩叫萨米哈，而萨米哈在遇到了勇敢向她表白的费尔哈特之后，也开始私奔——私奔的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街道，都在拒绝一种命定的生活，萨米哈不喜欢父亲把自己嫁给那些送给他东西的男人，雷伊罕大姐不喜欢把自己卖给第一个丈夫的父亲，所以萨米哈私奔了，雷伊罕大姐大姐私奔了，甚至最后在拉伊哈时候，连麦夫鲁特的女儿菲夫齐耶也私奔了——当一种危险的事从自己身上演变在女儿身上，是不是人生就是一种轮回？但麦夫鲁特的不同之处在于总能行走，总能思考，总能发现那个不曾消失的踪影，在菲夫齐耶的私奔故事里，他终于不以虚构的方式对待她们的生活，伊斯坦布尔是他们的伊斯坦布尔，爱情是他们的爱情，婚姻也是他们的婚姻。
但是谁能真正看见那个踪影？谁能真正行走和思考？或者谁能回答“人为什么活在世上”这个问题？萨米哈私奔了，和勇敢向自己坦白的费尔哈特在一起，他们躲到加齐街区，用自己的辛苦劳动来维持生计，用自己的信心改变那场寒酸的婚礼开始的生活，但是在变化的伊斯坦布尔，他们却慢慢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和麦夫鲁特合办的连襟钵扎点疏于管理，在电力公司的工作中却以背叛的方式开始了“电力的爱情”，最后甚至死在了这和财富、欲望和情仇有关的纠葛中。而曾经和麦夫鲁特私奔而走向幸福的拉伊哈，却也从“拉伊哈”的名字开始怀疑爱情，在连襟钵扎店里，她甚至把妹妹萨米哈当成了敌视对象，“好个麦夫鲁特，你在店里做着小姨子的梦，无缘无故地咧嘴傻笑、装腔作势，可你看看，早上孩子们上学后，你在家里和老婆都干了些什么，这下全暴露了。”当拉伊哈试图用一种原始的办法威自己堕胎，却发生了不测，最后在三十岁的时候告别了这个世界。
似乎还是从那一封信开始，从那一双黑眼睛开始，从那一个被虚构的拉伊哈开始，“为了让维蒂哈把信传给你，我把信交给她时，随便看了几封。麦夫鲁特在信里提到的眼睛不是你的，拉伊哈。”苏莱曼对拉伊哈这样说，“因为麦夫鲁特给日后成为我妻子的女孩写了情书……而我因为诱惑抢走了麦夫鲁特爱上却没能得到的女孩。”费尔哈特曾经这样想，“如果我的信写给了萨米哈，而不是拉伊哈会怎么样？”麦夫鲁特这样问自己，“那些信你是写给我的，还是写给我姐姐的？”萨米哈也这样问麦夫鲁特。因为一道目光的俘获，因为一封信的想念，因为一个名字的命名，“拉伊哈”最后只是一个符号，不管是萨米哈的私奔，还是拉伊哈的死亡，不管是麦夫鲁特被重新唤醒，还是最后和萨米哈又走在了一起，对于这一个虚构的故事，其实谁都不是其中的主角。
就像伊斯坦布尔，其实从来就不是那个在麦夫鲁特12岁的想象的伊斯坦布尔，不是自己呆了43年的伊斯坦布尔，它永远以另一种方式打开了自己，那些政治风波，那些军事政变，那些学生运动，那些左派和右派之争，那些宗教的冲突，都在发生，它们改变了伊斯坦布尔，也改变了麦夫鲁特的行走方式，“行走的时候，他可以幻想，清真寺的墙壁、正被拆毁的木制楼房、墓地，这些都在提醒麦夫鲁特，这个世界的里面还隐藏着另外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只有在虚构解体之后才会出现，当1999年的那场地震之后，杜特泰佩被解构了，“面前是黑压压的一片天空，麦夫鲁特愁肠百结。爬坡时他感觉自己仿佛在走向天空。”童年、吃过的饭菜、做过的功课、闻过的气味、爸爸的呼噜声、无数的记忆，都变成了一种虚无；当麦夫鲁特俯视伊斯坦布尔的时候，那里发生过的一切，那里没有发生的故事，都走向了终点，“他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反而对伊斯坦布尔越来越陌生了。”
包括和萨米哈曾经用眼睛、情书和名字虚构的爱情，“因为我不再是写那些情书的人了。”在沉默中麦夫鲁特这样说，而那场婚礼上的相遇多少也只是一个传说，萨米哈甚至认为，他们根本不是在考尔库特的婚礼上第一次相见，而是更早的1972年夏天，麦夫鲁特初三毕业前英语需要补考的时候。时间被置换了，人物被置换了，名字被置换了，爱情被置换了，第一次相见，第一次相遇，第一次爱上，以及第一次虚构，在行走的道路上还具有什么意义？所以在十二层的公寓里，在看不见风景的二楼，麦夫鲁特说：“那时的我，不是我。”而萨米哈的回应是：“如果你现在更少地爱我，我那时也是更少地爱你。”
1982年的私奔已无意义，2009年的村庄已无意义，2012年的伊斯坦布尔已无意义，但是在这无意义的虚构里，只有一种生活是可触的，只有一种声音是真实的，“钵——扎。”被无数的狗追逐过，被陌生的人抢劫过，被苏莱曼歧视过，被费尔哈特嘲笑过，被城市里的富人谩骂过，但是却是永远不变的声音，“别放弃，卖钵扎的。别说在这些塔楼、混凝土当中有谁会买。你要一直卖下去。”一种精神，一种记忆，一种和城市的变化想抗衡的存在，这才是自己一直的行走方向，才是自己永远的思想方式，就像那个“拉伊哈”一样，当不再被虚构，当不再被怀疑，当不再被想象，它其实就是永恒的存在，“在这世界上，我最爱拉伊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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