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0-13《追慕与练笔》：写作与崇拜无法共存
我从内心深处把《解体概要》发掘出来，就是为了辱骂生命，也辱骂自己。结果呢？我能更好地忍受自己了，也能更好地忍受生活了。我们应该尽可能地照顾好自己。
——《重温<解体概要>》
12年前阅读的《解体概要》作者名字是萧沆，12年后则变成了齐奥朗，从中国化的名字萧沆到更注重音译、体现欧美特点的齐奥朗，并不仅仅是名字的改变，连齐奥朗自己都认为出版《解体概要》30年后自己的写作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
1953年，由保罗·策兰翻译的《解体概要》德文版出版，8年后这本书再版了，在再版的时候齐奥朗“重温”了当时写作《解体概要》时的心态，因为那时的自己感觉生活在压抑之中，所以通过《解体概要》实现了一次爆发，“所以我必须呼吸，必须爆发。”齐奥朗说的是将压抑的东西释放出来的“爆发”，而并不是情感的宣泄，这次爆发让齐奥朗感觉自己成为了思考的斗士，这也成为他对万物的感知态度。《解体概要》当时是成功的，齐奥朗也感受到了这份成功带来的改变，他将之称为“重拾信心”。但是30年过去了，无论从写作态度上还是心态上，似乎都发生了改变：以前是通过《解体概要》辱骂生命、辱骂自己，而现在可以更好地容忍自己、忍受生活了；和写作一样，阅读也是如此，以前喜欢甚至崇拜的是莎士比亚和雪莱，而现在莎士比亚还在读，但是雪莱的作品读得少了，“如今，雪莱那种歇斯底里的柏拉图主义我已经不喜欢了，我更偏爱简洁、冷峻和刻意的淡漠，而非任何形式的情感宣泄。”
从辱骂到忍受的写作，从崇拜到理性的阅读，齐奥朗把这种转变看成是从故我到新我的蜕变，“我很想能从中重觅或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重觅那个今已不在、已消失的故我。”但并非是压抑不见了，并非不想成为斗士，而是要告别某种存在的假象，在《简洁的告白》中，齐奥朗就对“写作”这件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自己拥有写作的欲望是在某种狂热或紧张、从麻木转向疯狂的状态之下，写作就是“以谩骂代替耳光和斗殴为报复的气氛”中采取的行动，也就是说写作是一种解脱，是将愤怒变成一种“文学行动”的报复，甚至齐奥朗把作家看成是疯子，“写作，意味着摆脱悔疚和怨恨，意味着吐露自己的心声。”作家靠着文字战胜苦恼和险恶达到自愈的目的。但是现在看来，写作已经有了转向，一方面他认为写作是一种对现实误解而产生的挑衅，似乎我们被置于了既存之物和我们以为存在的事物之上，甚至作家开始和上帝竞争，“此乃作家的愚蠢行为，是典型的暖昧、撕裂和自负，因为它脱离了自然状态，让自己陷入到某种极度的眩晕当中。”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写作本身就是对自我中心的一种打破，“写作与崇拜无法共存”，当我们谈论上帝的时候，就意味着看不起他，当我们写作的时候，就是在对上帝这一造物主进行报复——作家也是创造者，为何不能和造物的上帝平起平坐？
身为疯子的作家与上帝竞争，以为凭借着语言就能超越它，这是一种愚蠢、暧昧和自负；真正的作家敢于打破自我中心，敢于在谈论上帝时看不起他，这是一种对造物规则和“创世”的挑战和否定——那么，齐奥朗是不是处在一种矛盾之中？当齐奥朗说“写作与崇拜无法共存”的时候，这里的崇拜一定和心中那个处在上帝位置的自己有关，和那个成为世界的中心的作家有关，如此，齐奥朗就是要让写作脱离自我的功利观回到真正上帝代表的自然状态，这就是他“简洁的告白”。要让自己从自我崇拜的中心走出来成为自然状态中的自己，也就去除了写作的刻意性，甚至宣泄和爆发，所以当1976年回忆和塞缪尔·贝克特的“数面之缘”时，他就说到了5年前和贝克特在盖内默遇见时，贝克特问他是否还在写作，齐奥朗说自己已经没有兴趣写了，也不再靠写作出人头地，甚至认为写作是一种磨难，当贝克特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感觉到很惊讶，贝克特用了“愉悦”这个词形容写作的状态。
当然贝克特从来没有放弃写作，他就是在愉悦中写作，在齐奥朗看来，贝克特的写作是源于对词语的挚爱，“词语是他的伙伴，也是他唯一的支撑。”贝克特创造性地在表示否定的后缀less后面加了构成抽象名词的后缀ness，这个“Lessness”成为贝克特自造的“匮乏与无限的混合体”，成为齐奥朗大卫惊讶的“神话之虚空的同义词”，甚至两个人无法在法语中找到相适合的词来表达“纯自然状态下的缺席”。这是贝克特对词语挚爱的极致表现，但是他几乎从来不和齐奥朗谈论文学，他们谈论的是各式各样的日常主题。在齐奥朗看来，贝克特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他和世界“保持距离”所暗示的是孤独和内在的执著；他的秉性难以自信而且怪异，他从不道人短长，也对“恶意”不屑一顾；他不活在时间里而是与时间并驾齐驱……可以说，齐奥朗对贝克特的回忆充满了崇敬之情，这种崇敬也许源于两个原因，一是齐奥朗从贝克特的身上看到了一个美国作家身上的美德，“我来自欧洲一隅，在那儿，放纵、无礼、隐私、随性忏悔和无耻比比皆是；在那儿，每人都可以揭他人老底；在那儿，共同的生活皆可归结为公开的告解；在那儿，纤毫隐私都断难想象，飞短流长则近乎疯狂。”与所谓的欧洲对比，齐奥朗发现了贝克特的独立、孤独和内在的执著；另一方面，贝克特也极好体现了齐奥朗理想中的自然状态，他认为贝克特是从极限之处开始创作的，它是“不可能”，是“例外”，是“绝境”，所以在这样的创作中，他一如即往，他从不动摇，他和世界保持距离，他不断超逸自我，齐奥朗将他和维特根斯坦相提，认为他们都代表着神奇和神秘的灵魂，“二者中，众生与万物间有着同样的距离，同样的不屈不挠，同样的沉默之诱惑，同样的对语言之终极否定，同样的面对未知之边界的意志。”
| 编号：E38·2240805·2157 |
齐奥朗把贝克特称为“有大定力者”，“我相信他就像任何一个狂热分子一样自甘如此。即便世界崩于前，他也不会放下手头的工作或改换主题。”对贝克特“大定力者”的其实也是齐奥朗对自我的一次定位，“在我看来，他的文字中不止一处皆是他在某个宇宙纪元终结之后的独白。”这难道不是齐奥朗所说的一种写作的自然状态？同样，在圣-琼·佩斯身上，齐奥朗在他的“遽然付之阙如”体会到了一种力量。圣-琼·佩斯曾任法国外交部秘书，1940年6月，他由于拒绝出任驻美大使的建议，从此开始在美国的“流亡”，在这期间，他写下了这么一句话：“可那是什么，哦！是什么，却遽然付之阙如？”法国诗人克洛代尔认为，“第三共和国固然失去了一位国务活动家，但法兰西得到了一位再生的诗人”，而从这句诗中，齐奥朗看到了一名战士面对阴谋和权威拍案而起的力量：不向“清晰”低头，不向“透明妥协”，超越“现时”和“有限”，超越界限的“可理解性”，其目的就是为了“萦绕于‘存在’”。在齐奥朗看来，“唯其如此，方能摆脱对匮乏的忧惧，摆脱对万物中那‘付之阙如’之物的惊人感知。”而圣-琼·佩斯的重点还在“遽然”，齐奥朗认为，这个词标识出的是“实在”的显现及其绝对的权力，是死之变形及其对虚空的胜利。
佩斯用诗歌来言说“赞美的空间”，在这里万物趋于崇高，在这里没有相互诅咒，“它不是那种流逝的、没有未来之时刻的独特性，而是展现万物永恒之例外的独特性。”而佩斯无疑就是一个超越时间的人，就像佩斯自己写下的那句话：“我将第一个在此迎接新神的莅临。”诗人和诗歌组成了齐奥朗阅读的一个文本，那种“肇建于深渊之上”的心灵战栗和令人兴奋至发抖的性质让齐奥朗深深着迷，这就是他所追寻挑战虚无的勇气。和对贝克特的态度一样，齐奥朗怀着崇敬的心情谈论佩斯为人和诗歌，这就是一种“追慕”的心态。同样抱着追慕心态的作家还有博尔赫斯，齐奥朗在写给费尔南多·萨瓦特尔的信中谈到了自己阅读博尔赫斯作品时的感受，在二十岁时离开巴尔干“文化”空间的时候，齐奥朗渴望的就是异邦人的神，博尔赫斯就这样走了进来，“博尔赫斯的优越性正彰显于此，他是个与众不同的诱惑者，他能成功地将一丝无形、飘逸、蕾丝般的感觉赋予万物，甚至用到最艰涩的推理当中。”在齐奥朗看来，博尔赫斯就是万物的中心，是带着“自我”的绝对印记的生命力标志，博尔赫斯作品中的游戏能让人想到浪漫派的讽刺、对幻觉形而上的探索以及与‘无限’共舞的杂耍。所以博尔赫斯的作品让人想到的就是乌托邦，他用好奇心、狂热和怪癖构筑了以“最后之精妙”为模版的乌托邦。
贝克特是“有大定力者”，圣-琼·佩斯是超越者，博尔赫斯是诱惑者，齐奥朗对他们的崇敬和追慕，都是在进行着一场命名，而命名也是他对自己的，对自己的剖析，对自己的超越，自己如何成为那个“者”。除了贝克特、圣-琼·佩斯和博尔赫斯，齐奥朗也回忆了和另外一些作家的交往，也评价了他们的作品：他把亨利·米肖看成是一个“过分强调审视内心及其四周绝对必要的人”，正因为这样，“这种牢牢把握自己的激情，这种刨根问底的意识，导致他不断给自己下达最后通牒，对自己生命中的至暗领域发起毁灭性的冲击。”最后在“内心的狂飙”中走向了神秘主义，而神秘主义何尝不是对自我的超越？他认为法国诗人罗歇·卡尤瓦“位于痴迷的反面”，坐拥着一个“自我之真实”，在《被逐者的故事》中，卡尤瓦说：“我已然达至那个终极现实，它并非虚无，而我已化作单调的灰色。”齐奥朗认为卡尤瓦承认自己的失败、厌倦和放弃，但也享受着自己的失败，这是一种“混乱之傲慢与灰色之奇遇”；齐奥朗借西班牙女哲学家和散文家玛丽亚·桑布拉诺的话：“从语言中解放出来的词语——才是真实的。”他认为玛丽亚通过将“无法解决”的经验置于反思之上从而捍卫了自己的特质，这是一切通往他物的包容，这也是一切都包含他处的超越；奥地利作家奥托·魏宁格于1930年自杀，在1982年齐奥朗写给雅克·勒·莱德的信中说到了1928年的自己热衷于极端和异端，在魏宁格的作品中看到了炫目的夸张、无限的否定、对常识的拒绝、杀气腾腾的不妥协、追求绝对立场和对推理的狂热，它成为了齐奥朗的特殊时期的“爱情”，“为我提供了厌恶‘正派’女人的哲学理由”……
在文集中，齐奥朗也提到了两位罗马尼亚作家，一位是米尔恰·埃利亚德，这位罗马尼亚宗教史家和神话学家，在齐奥朗看来研究“出神”和追寻轶事，“他历来执迷于活力和效率，特别专注于文学。”他甚至在潜意识里把书置于诸神之上，这个从不屈从、从不愧疚的人，在齐奥朗看来也有不足，“我曾批评过埃利亚德过于开放、过于灵活和热情而难以捉摸。”本雅明·方丹，和齐奥朗一样，是罗马尼亚裔剧作家、散文家，他1938年入籍法国，却于1944年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齐奥朗认为他的文章里有令人着迷的东西，但是不懂得适可而止，无穷的天赋也给他带来了某种自负，包括抽烟，“他总是说空腹吸烟最舒服。得了胃溃疡后也没戒畑，只是说以后再说，而他对自己的那个‘以后’已然不抱任何幻想了……”齐奥朗对米尔恰·埃利亚德和本雅明·方丹的评价带着某种巴尔干的特殊感情，而更多的是他们作为齐奥朗的朋友注入了一种私有的情感——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追慕”。
但是齐奥朗唯一几乎抱着完全批评观点写到的作家就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作为“迷惘的一代”，齐奥朗认为他的“迷惘”就是把自己的危机归咎于外部原因，他在《崩溃》中描述了自己的失败，而这“才是他唯一巨大的成功”，齐奥朗称之为“帕斯卡尔式的体验”，“像所有那些轻率的人一样，深入内心的冒险让他颤抖不已。可某种宿命驱使他向前。他不愿无限延伸自己的存在，却又身不由己地抵达了那里。”经历了这样的体验，菲茨杰拉德却并没有帕斯卡尔的灵魂，“我只想要绝对的平静，好想明白我何以在悲伤面前如此悲伤，在忧郁面前如此忧郁，在悲剧面前如此悲情，我何以会变成我所恐惧和同情的那些人。”菲茨杰拉德如是说，齐奥朗认为这就是一种消极的无限体验，他害怕自己与那些同情和害怕的人变成同一类人，积极的办法就是成为他们，“成为病人，就意味着与自我完全重合。”所以齐奥朗认为菲茨杰拉德没有对文学保持足够的忠诚，他的失败、迷惘和垮掉，正是让他失去了所有的精神价值，所以齐奥朗说：“既然不能在文学和‘灵魂的真正的黑夜’之间做出选择，所以只能算是一个二流的头脑。”
从激情的爆发到偏爱冷峻，从辱骂自己到自我的容忍，写作《解体概要》的齐奥朗在30年后成为了另一个自己，当写作本身都成为了一个问题，当作家不是与上帝竞争的疯子，“写作与崇拜无法共存”的齐奥朗为什么还在追慕他们？还在为自己练笔？也许他的矛盾最终陷入到虚无和怀疑之中，才是最失败的，“说实话，我现在写得越来越少了，最终可能会因为在与他人和自己的抗争中发现不了任何魅力而完全搁笔。”30年后的齐奥朗的确走到了这一步，除了写作和文学之外，也许他把自己都“解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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