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14 《火与玫瑰》：像历史飓风中的小小树枝

真理是：在历史上一个政党从未最终定型，永远不会。由于党一旦定型，它就变成全民，即是说党就消逝了。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直至它的消逝，它会历经一系列暂时阶段，并且一次次地以两种历史上可能的形式吸收新成员：以个体加入或以或大或小的集团加入。
       ——《1924年2月10日 致泰拉齐尼》

1924年，是葛兰西已经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的1924年，是正在维也纳从事革命活动的1924年，是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夺取了意大利国家政权的1924年，是和妻子朱丽娅·尤尔卡分离而想念的1924年，是患了严重的神经疾病和贫血而依靠药物减轻痛苦的1924年——对于葛兰西来说，1924年正是自己革命生涯的中间阶段，虽然没有看见明天却坚持未来会迎来胜利，虽然不知道两年后会被捕但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而在一个从未定型的政党建设时期，葛兰西就是在“暂时阶段”，面对内心的那团革命之火，面对已经开放的爱情玫瑰。

安东尼奥·葛兰西，作为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总书记，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英勇无畏的反法西斯战士，和20世纪最富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在1908年至1926年被捕前写下的189封书信，不仅是他在革命生涯中逐渐看见了革命的“真理”，同时也见证“火与玫瑰”的人生，党没有定型，党没有消逝，党还在暂时阶段迎来她的发展和壮大，而对于人生来说，也在“永远不会”的状态中持续着，生长着，革命着。

但是从那些书信里，分明看见了一个痛苦的个体，一个艰难行走的人，甚至是一个挣扎在疾病、孤独中的苦难者。1895年，因女仆的一次不小心，他被跌落在地，造成了残疾。这是疾病在四岁的葛兰西身上留下的永远印痕，也从此开始了他苦难的人生，而离开家求学似乎是他摆脱苦难的一个起点，也是对于命运发起的挑战，但是在一个人的求学生活中，家境的贫困依然让他无法远离痛苦，一方面，物质的匮乏使得生活难以为继，从1909年到1913年写给家里的信可以明显看出，他生活在非常艰难的处境中，“我走出屋门，冻得发抖，穿过城市，回到冰凉的屋里不能暖和过来，两三小时牙齿还一直在打战，你想想会是乐事吗？”1911年12月20日写给家里的信她这样说，寒冷，贫困，无助，他只能向家里求助，他需要付房租，需要买衣服，需要上课，甚至他写信的目的只是为了催促家里寄来钱，而当钱迟迟没有寄到的时候，他甚至充满了抱怨，“为什么你们认为事情进展顺利，仿佛在家里那样，而我在这里不得不在恐怖之中等待。”1911年11月17日写于都灵的信，最后的落款是“亲爱的父母之情万岁”，但是那种恐怖生活却像一种阴影包围着他，在无助之下他只能抱怨，甚至愤怒。

葛兰西当然是想通过学习来改变生活，这种欲望变得迫切，而在渴望面前，他反而加重了自己的痛苦，4岁时留下的身体残疾，或者已经成为过去的伤痕，在新的人生道路上，似乎也在不断被身体的痛苦折磨，“过错在我，我感到了；我本应以另一种方式行事。我不应当脱离生活，像我以前所做那样。我有两年生活在世界之外，有点儿在梦中。我让把我同世界和人们相联系的所有连线一根又一根地掉。”1916年，他从都灵寄给“最亲爱的戈拉吉艾塔”的信中这样说，脱离生活，是为了忘记自己的身体苦难，是为了追求更多的梦想，但是却又给他带来了新的苦难，梦想也变成了一种噩梦，就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两年来我只为我的利己主义生活，只为我的利己主义痛苦生活”，他变成了穴居的狼，当知识、思想不停地装满大脑的时候，他却发现“大脑受到了痛苦的折磨”：“整个头都疼，最终只能想到头。”

从思想回到大脑，从精神回到肉体，这一种苦痛只是一种形而下的身体叙事：因患支气管炎卧床不起，采用远足疗法减轻痛苦，剧烈头痛难以消除。在1913年写给父亲的信中是一个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亲爱的爸爸，因为我顽强地学习了一个月，只是导致我眩晕，头疼欲裂并患脑贫血症，使我的记忆力衰竭，脑子里空空如也，使我不时地发疯，靠散步、卧床或在（如同发怒者）地上打滚都不能恢复平静。”而这些疼痛、疯狂、自我解脱，在葛兰西的身体里几乎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后遗症，以致在1924年写给妻子的信中还谈到了自己的疾病：“今天我服用了含铁和砷的药剂，我患了神经疾病，但比神经疾病更严重的是贫血，因此需服后种药剂。”

身体的疼痛仿佛是一场噩梦，而在他求学的过程中，他也慢慢看见了社会的疾病：自己的贫困从而何来？“我的造反本能从孩童时就针对富人，因为我在小学各门功课都优秀，却不能继续学习，而肉铺、药店和布店老板的孩子却可以上学。”阶级的分化使他和家庭处在社会底层，所以那种对立自然成为他革命的原动力，这是一种简单的思维，却也让他在疾病加剧、处境艰难中选择了一条革命道路，1911年在卡利亚里被警察带走也是他走上反抗道路的第一次实践，“由于爆发了一次罢工，而纳纳罗又是地方工会的会计，警察想要知道他的地址，以便没收工会资金并制止罢工。”罢工、逮捕，以及自我的逃离，变成了葛兰西1911年的主题词，也从此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活。

两年后他加入了意大利社会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也让他用火的力量来反抗社会，来寻求救赎，也让他看见了那个“从未最终定型”的政党如何在暂时阶段中一步步走向强大，一步步形成自己的阵营，一步步团结更多的群众。1914年他在写给民族青年团的信中强烈谴责了“某位无耻狂妄的骗子”：“显然，这个人肯定既心怀恶意又极端自私，他旨在利用这种或那种古怪念头的表现（靠报刊传达），把令人尊敬的民族青年团体变成城市门房里长舌妇的无聊谈资。”所以他呼吁捍卫阻止的名誉和尊严，捍卫社会主义文化团体的纯洁，而这种捍卫在葛兰西看来，就是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团结意识，在给《前进报》编辑加莱托的信中，葛兰西翻译并引用了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一切都在运动”来表达这种想法，运动就是“打倒世界语，正如打倒一切特权、一切机械货色、一切生活的最终及僵化形式、败坏并侵蚀不断变化的社会的死尸”，运动就是把自己称作是革命者、历史主义者，运动就是“那些自发出现并通过社会自由活力活动得以实现的（语言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活动形式是有益和合理的”，而“一切的都在运动”的唯一形式就是团结群众，唯一过程就是开展群众运动，唯一的目的就是争取最大广大群众。

编号：E38·2161109·1351 作者：安东尼奥·葛兰西 著 出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版本：2014年08月第一版 定价：58.00元亚马逊21.50元 ISBN：9787553448121 页数：375页

这是葛兰西的“群众路线”，1923年他在莫斯科写给“最亲爱的同志”的信中说：“……这样的前景提出革命无产阶级团结的必要性，存在唯一共产主义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在写给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总书记帕尔米罗的信中说：“我们确信先进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会被我们所吸引和吸纳。”在写给陶亚蒂的信中说：“群众是围绕着各个政党组织起来的，他们根据所追随的政党的‘标记’，位移并列队。”所以他提出了要在区分首领和群众的基础之上，“提出实际建议并为群众指出行动及组织的实际方向”，所以他反对社会党内部的分裂，所以他希望建立“一个能持续地、系统地争取最广大群众的合法讲坛。”——1923年他建立创办《团结报》和《新秩序》杂志，用刊载贴近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最紧迫最根本问题来团结他们。

而开展群众运动的最根本目的是让党团结一切力量开展斗争，1924年已经到了维也纳的葛兰西在写给乌尔巴尼的信中说：“一个共产党的内部生活不能设想成议会性质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不同派别起着由其不同渊源决定的作用，就像在议会中不同政党的作用一样，而不同政党由社会不同阶级决定。党只代表一个阶级，而党内一次次地变成思潮和派别的不同立场，是由对发生事件的截然不同的看法所决定的，因此不能固化为持续性结构。”三年前意大利共产党成立，葛兰西是创始人之一，并在第二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对于新成立的政党，葛兰西一直坚持群众路线，并把它看成是永远的事业：“今天，我们走到群众面前，进行讨论，并建立群众队伍，不是只存在几小时而是存在一生。”

葛兰西：苦难和疾病构成的个体叙事

在这条群众路线中，葛兰西也看到了存在的问题，一是在国家舆论运动的影响下，产生了“彻底清算革命意识形态的派别”，那些右翼政党和派别开始剥夺报刊的传统读者，这是一种分化，所以他认为，“就在意大利目前形势下，党要特别注意团结广大工人群众的方法。”《无产阶级批判》成为新的刊物。另一方面，多数派代表和少数派之间也出现了分裂，这是党和运动形势遇到的严重问题，在写给费里的信中，他也剖析了共产党自身存在的问题：“由于害怕被称作野心家和不择手段者的人，我们没有创建一个派别并且努力在全意大利组织此派别，由于害怕造成工会分裂并过早地被开除出社会党，我们不想赋予都灵工厂委员会一个独立自主的、并能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领导中心。”

但实际上，对于1924年的意大利共产党来说，最严重的问题是法西斯掌控了国家政权，这是1922年10月发生的事件，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如何与法西斯进行对抗，1924年3月1日，葛兰西写给斯科齐马罗和陶里亚蒂的信中提到了意大利极端混乱的局面，而最主要是“法西斯主义现象所造成”，民族缺乏团结，国家正在瓦解，所以他指出：“我国各种政治力量关系的这一格局为我们指出行动的方向。”具体包括：开展对工农政府口号的细致、持久的宣传；开展反对工人贵族、即改良主义的斗争；重新组织党，进行彻底、充分的政治教育；特别关怀移民。

“我们仿佛走在一座沸腾的火山上。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尤其是确信掌握无限权力的法西斯分子，火山突然爆发了，喷出的炽热岩浆淹没了整个国家，震撼了整个法西斯主义体制。”1924年6月22日葛兰西写给妻子的信中，表达了这种担忧，同时也表达了自信：“我认为，在这些天我们党成为真正的群众性政党。”但是，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这种担忧渐渐变成了现实，1925年，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总编辑乌大维·帕斯托雷被逮捕，《团结报》编辑费利切·柏拉图和罗马诺·科吉也遭逮捕，自由意大利被解散，发对组织的新法案也成为“迫害我们的可怕工具”，面对这样的局势，葛兰西在写给亨伯特-德罗兹的信中提出：“我们正在研究采取一些适当措施，以能维持最低合法性，同时又不失为一个群众组织。”而在1925年“致共产主义者敬礼”的信中他认为：“反对派已经四分五裂。我们必须制订一个完整计划，让群众尽摆脱他们的影响。”

但是关于重新开展群众运动的“完整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制定并实施，1926年11月，35岁的葛兰西就被法西斯当局以“非常措施”逮捕了他，从此开始了他备受折磨的狱中生涯，而在被捕前，他的内心仍然燃烧着革命之火，1925年10月14日，他在写给意大利政治局的信中，表达了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信心：

同志们，在历史上从未见过一个统治阶级整体上生活条件低于被统治和从属阶级的某些分子和阶层。历史把这种前所未闻的矛盾留给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危险恰恰在于这种矛盾，尤其在那些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不能统一生产力的国家内更是如此。此外，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也呈现出某些特征，那里的无产阶级在客观上已经起着重要的社会作用，但仍产生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产生行会精神和工人贵族阶层。然而，如果无产阶级不以牺牲行会利益来克服这种矛盾的话，就不能成为统治阶级，即使成为统治阶级，如果不能为了阶级的普遍与长远利益而牺牲那些直接利益的话，也不可能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无产阶级专政。

火是革命之火，对于葛兰西来说，这一团火从童年时遭遇不公就开始燃烧，从学生时代到罢工运动，从意大利社会党到意大利共产党，从苏联革命到共产国际，从莫斯科到维也纳，一直在燃烧，这团火化成革命的力量，化成群众运动的动力，化成无产阶级对抗的信心，未曾熄灭。而在这一团革命之火之外，在葛兰西的心中还燃烧着爱情的火焰，从1922年在莫斯科郊外的银色森林疗养院治病期间结识了病友杰尼娅的妹妹朱丽娅开始，他一直把这种爱当成是自愈自己的良药，是自己人生中超越困境的力量，“我常常回想我们在银色森林一起度过的那个著名夜晚。”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维也纳，那一封封信里有初恋的羞怯，有热恋的激情，有离别的忧伤，有企盼团圆的急切。这是一种生活的信心：“以前我认为自己的感情园地完全干枯，现在我发现自己身上有忧郁的小溪（涓涓细流）和皎洁的明月（边缘泛着蔚蓝光）。”这是对抗孤独的希望：“亲爱的，你应当来，我需要你，我不能没有你。你是我自身的一部分，我不能远离我自身。我仿佛悬在空中，似乎远离现实。”这是不向现实妥协的勇气：“生活是统一的，各种活动相互巩固，爱情巩固了全部生活，不真是如此吗？爱情在其他激情和情感中创造了一种平衡、一种更大的力量。”

怀孕、孩子出生，这些信息是政治之外的感情寄托，对于葛兰西来说，完全走向了一种个体体验，所以在朱丽娅面前，他也会忧伤：“我认为你和我有同感：书信使我们的各种情感变得贫乏，就像一个倒置的漏斗，把清澈的液体搅浑。 ”他也会孤独：“我生活非常孤独，在一段时间内这不会改变。我感受到你不在身边，我觉得周围空空荡荡。”甚至，在这个从小就带着身体残疾的男人身上，感受到的是一种脆弱，他害怕长久的分离，他看见世界“既庞大又恐怖”，他在革命斗争中甚至有一种“尽力逃脱这片纯粹政治的沙漠”的渴望，这是一种回归，回归到一个具体的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苦难的人，所以葛兰西问朱丽娅，也问自己：“我是否能爱一个集体而从未深爱过每个个体”？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仿佛悬在空中，似乎远离现实”的人，似乎也是在那一团革命之火的内部，看见了一个灵魂的另一种挣扎。

“有时我想自己就像历史飓风中的一个小小树枝，但我拥有足够力量尽可能保持冷静并履行自己的职责。”1924年他写下了这句话，他看到了残酷的现实，看到了必胜的未来，两年后当他被逮捕时，这句话就演化成了另一个革命版本：“你们把意大利引向毁灭，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挽救它。”就是在监狱中，他遭百般折磨，却仍以坚强的意志研究革命理论，写下32本《狱中札记》，这是意大利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但是当火与玫瑰构成了葛兰西生命中的两种意象，其实我们需要的是看见一个有着丰富内心世界的人，一个在政治的飓风中的小小树枝，一个丈夫，以及一个父亲：“我愿为你找回所有平静，可能出于我的自私，出于满足我享受一段欢乐时光的不可遏止的愿望。亲爱的，紧紧地拥抱你和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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