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0-14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死亡来自背后，即使它看上去来自前方：
        ——【叙利亚】阿多尼斯

依然是冒号，仿佛是停留在那里的一只手，仿佛是哽咽在那里的一句话，即使从背后转向前方，即使从死亡看见复活，似乎也在这一个被打断的冒号面前，变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事件，而最后剩下的只是一个诗人的名字，以及那被推送而被撤销的头像。

像是一个游戏，而站在背后的死亡，的确已经走到了前面，只是一瞥，便也烙下了某种虚幻的色彩。那原本是一座孤独的花园，花园里原本只有一棵树，甚至那树上原本只有一根孤独的手指，而抓住的原本也只是死去的蝴蝶，但是诗歌被传颂之后，便像一种经典，在自己的中心变成一个不允许他人逾越的高度，变成了一个不让人进入的世界。传颂其实只是跟读，甚至只是片言只语的译言，在一个凉意渐增的夜晚，以破碎而狂欢的方式变成了一个事件：“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86岁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获得2016诺贝尔文学奖。”

随时随地可以刷新新闻的时代，它总是以一种突然的方式变成了一个结论，然后便是那一张站立着的图片，然后便是那一本经典样的《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然后便是对于一个态度鲜明的叛逆者的介绍，然后便像自己的邻居一样对“百折不挠的倔强抗争权势与时俗”进行点赞。可是站在前面的不是某种荣耀，相反，它只是背后绕过来的死亡——仅仅在几分钟之后，这个玩笑便以“被”字句的方式走向了终结，而取代这个乌龙事件的则是是另一种狂欢式的表达：瑞典当地时间10月10日下午1点，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常务秘书萨拉·丹尼尔宣布将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作家兼歌手鲍勃·迪伦，以表彰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表达”。

诺贝尔文学奖网站统一制作发布的获奖者头像，似乎证明这是一个可靠消息，而接着这条信息被不断地复制不断地传播，终于看上去变成了一个确实的事件。只是一个不陌生的名字陌生的音乐，如何在转向的死亡里接受站在面前的现实？“在伟大的美国民谣传统中创造出新的诗歌意境”这是他获奖的理由，从国籍和使用文学语言来说，他是自1993年托妮·莫里森获诺奖以后，二十多年来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人，而当文学被限定在“美国民谣传统”的修饰语里，当诺贝尔寻找一种陌生的诗歌意境的时候，鲍勃·迪伦似乎正在实现诺贝尔文学奖走向多元化、开放性的意图——2015年颁奖给白俄罗斯记者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是一种证明。

鲍勃·迪伦：狡猾的自我神话制造者？

可是，我无意关注一个站在社会前沿的记者的文字，也就开始把诺贝尔文学奖放置在一种尴尬的境地，而今年颁奖给一个民谣歌手，更加剧了这样一种拒绝，或者是一种偏执，或者是一种封闭，或者也是一种无知，没有听过他的歌曲，没有读过他的歌词，没有关注过他的人生经历，鲍勃·迪伦一定是陌生的，即使当他站在诺贝尔文学奖殿堂里的时候，我依然没有寻找他的歌，依然没有阅读他的诗，依然把他当成是一个歌手，依然怀着拒绝的方式，只是听说，便把一种关注的热点降到了零度状态。

一本诗集，一本写生集，一本回忆录，这是鲍勃·迪伦在文本上的贡献，而在文本之外，他却收获了很多荣誉，普利策、格莱美、金球奖和奥斯卡金像奖都被收入囊中，而实际上除了诺贝尔文学奖，其他的奖项都被叫做文艺奖，文艺包含了文学，所以在文艺的大集合里，文学是最后一个子集，而在这个子集里，写生集不算文学，回忆录在某种程度上也不算，而诗集呢？大约也是对于那些歌词的汇集，那么，歌词是不是就是诗歌？鲍勃·迪伦的歌词涉及社会环境、宗教、政治和爱情，《席卷而归》（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重访61号公路》（Highway 61 Revisited），《无数金发美女》（Blonde on Blonde）中的歌曲，都体现了他内心的矛盾，体现了街头冲突，体现了六十年代混乱的标志和精神状态。而鲍勃·迪伦的诗歌明显受到“跨掉的一代”的影响，“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这全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是如此神奇……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所以曾经也领跑了诺维而文学奖候选人的鲍勃·迪伦也受到诗人金斯堡的推荐。

但是，歌词不同于诗歌，即使他创作了“摇滚歌曲中的诗”，即使他引领了“世界的诗歌位置被歌手占据”的潮流，但是从本质上说他依然是一个民谣歌手，依然是一个音乐人，歌词只是音乐的一部分，只有在音乐的旋律里，在节奏中，那些歌词才焕发出生命，才像活着的诗歌。如果只是将歌词汇集而为一个诗歌文本，它也只是一个静态的文本，一个没有流动的韵律的词语组合。诗人欧阳江河曾经就说过：“认定鲍勃·迪伦所写的歌，其文学价值要大于音乐价值的，大有人在。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将迪伦原创歌词中的吉他特质剔除净尽之后，再来抽象地谈论其文学性和诗歌价值，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也就是说，鲍勃·迪伦是一个具备诗人气质的民谣歌手，但不是经典意义上的诗人。

“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表达”，诗歌也只是对于民谣形式和内容的补充和提升，它的大集合还是音乐，还是文艺，而诺贝尔文学奖的再次转向，其实证明了一种“泛文学”的标准倾向，泛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将纯文学放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而这种倾向带来也并非是开放，并非是多元，而是一种霸权：“瑞典文学院的公告只能加深人们的这样一种印象：它耳目闭塞，却企图越出自己的限定，寻求全球作家的文化服从，以维系一个世界性帝国的虚拟镜象。”朱大可在2001年的文章就说到了诺贝尔文学奖遭遇到的危机，“天鹅绒审判和诺贝尔主义的终结”传达的是一种对于所谓神圣权威的解构：

越过神圣审判的庄严面具，诺贝尔奖正在变成一场黑塞式的“玻璃珠游戏”：一群“高贵而富有”的文学使徒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修道院中，为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建立话语读解模型，但它的“宏大叙事”不可避免地带有玻璃球的各种特性：脆弱、自闭、滚动不定，反射着旧式精英政治的可疑光泽，并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博彩和冒险的特征。

或许是一家之言，而在这如游戏一般的狂欢中，诺贝尔文学奖的确正在被一种绕过来的死亡气息所笼罩，而在这个被猝然停留的冒号、被孤独的乌龙诗人所影响的夜晚，死亡却已经发生了：当地时间10月13日，意大利剧作家、戏剧导演达里奥·福在米兰逝世，享年90岁。同一天，同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同样的死亡，达里奥·福像是一个句子的隐喻，提早在那句唱出的狂欢歌曲中预言了结果，而在没有摇滚，没有民谣的夜晚，我看见在竖排站立的书籍背后，是一本已经被列入阅读计划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孤独、阴暗、无助，像是被抛弃在时间的角落里，只有等待一种死亡发生的时候，它才像一部经典的文本，从背后绕了过来，“看上去来自前方”。

不是冒号，是句号，“人民的游吟诗人”死了，“摇滚歌曲中的诗人”也死了，孤独的花园死了，连那个“玻璃珠游戏”也结束了：“你愿意顺从，并且像金鱼一样保持缄默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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