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22《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但我们早就穿了丧服
正是，而且是一部古老的平常的书，这书像大自然一样谦虚，也像大自然一样自然；它好像那使我们得到温暖的太阳，又像使我们得到滋养的面包一样：贡献多，而一无所求；它像架着眼镜，颤抖着令人敬爱的双唇每天都在读着它的一位老祖母一样亲切而仁慈地望着我们——这部书可以言简意赅地就叫作“书”，Bi-bel。
——《第二版前言》
如温暖的太阳，如可口的面包，如慈祥的老祖母望着我们，当一部古老的书，一部平常的书，当成为食粮，成为寄托，成为爱，它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上的信仰标签，更在精神世界里成为一种面向自我的意识。“Bi-bel”，《圣经》文本所构筑的世界，是谦虚和自然，而对于从来具有人本主义宽容本性的亨利希·海涅来说，这一本书是不是就是在理性、批判和革命之外享有的幸福？就如康德身边腋下夹着雨伞、满脸淌着不安的汗水和眼泪的老兰培，终于在康德“不妨保证上帝存在”的实践理性中找到了活着的意义？
第二版，是第一版之后的第二版，是1834年巴黎宣言之后的第二版，是充满革命精神之后的第二版，晚年的海涅已经皈依了宗教，当他开始面向上帝，他说：“关于许多事物，尤其是关于上帝的事物，我的看法已经起了巨大的变化，我以前的许多主张，同我现在更好的确信有了矛盾。”没有老兰培那样的不安，海涅是主动找寻到了上帝，因为有了皈依，所以在巨大的变化中，在矛盾的感受中，海涅却坚决地指向了终极：“理性批判毁灭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以来关于上帝存在所做的种种证明，但如果认为理性批判也结果了上帝的存在本身，那就不真实了。”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上帝本身是真实存在的，理性批判并不能否定这一切，理性批判所解构的只是教会关于上帝存在的那些证明，这些证明是不真实的，甚至只是一种虚构，但是上帝在那本“像自然一样谦虚，也像大自然一样自然”的书里作为一种永恒而存在，当它像老祖母一样“亲切而仁慈地望着我们”，幸福便成为人本主义宽容的一种注解。
理性批判和上帝存在，革命精神和宗教皈依，在这晚年的“第二版序言”中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不是意味着海涅的某种矛盾？甚至是一种面向自身的妥协？当他说：“在德国只要革命的原理不是从一种更为民族的更为宗教的和更为德国的哲学中引导出来，并且受到这种哲学的权力所支配，那就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普遍性的革命。”一种革命精神贯穿在德国宗教和历史中，老兰培需要一个上帝，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给了这个上帝一个位置，海涅需要一个上帝，在第二版前言中找到了上帝应有的位置，而这个上帝对于海涅来说，却依然是一种革命精神的体现，依然是置身在存在和认识的同一性中，或者说，他完成的是关于“上帝怎样在人里面达到其本身的意识”的命题——就在第二版前言里，海涅引用了圣经一开始夏娃和蛇的故事，当夏娃吃了树上的禁果，她便立即失去了天真和无邪，但是一种意识却产生了，“从而察觉到，作为她那种阶级的一个人物，作为后世那么多皇帝和国王的老祖母，未免太赤身裸体了，她就想有一件衣服。”
于是，她穿上了衣服，于是她具有了阶级性，于是她成为了一个具有道德感的人，而那个曾经赤身裸体、天真无邪的人只不过是一种自然存在，她不具有人本身的意识——也正是她穿上了衣服，使得整个人类的哲学体系开始建立，而这个伟大的转变却是由一条蛇作出的，“如果你们吃认识之树的果子，你们就会和上帝一样！”它引诱夏娃，它让夏娃有了羞耻感，它使她穿上了衣服，无疑一条蛇就是天堂里的闯入者，它像一个批判者击溃了上帝的天堂，把夏娃带向了人间，所以海涅说，“这位没有脚的女学者极其精辟地指出绝对怎样置身于存在和认识的同一性中”，正是这种对于同一性开创性的贡献，这条蛇便成为了“在黑格尔诞生前六千年已经讲授了全部黑格尔哲学的小小女讲师”——引诱夏娃的蛇，是康德哲学的实践者，所以在这个“Bi-bel”里，当然有理性批判，也有上帝存在，有宗教皈依，也有革命精神——“第二版前言”开启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不也正是海涅的“Bi-bel”？
| 编号：B37·2190320·1551 |
宗教皈依而直面矛盾，海涅在这本认识到上帝和人、存在和认识同一性的书里，其实更直面于一种“对上帝的畏惧”心理，因为他的某些篇章被窜改，在海涅看来，这种窜改并非是真的对上帝的畏惧，而是对皇帝的畏惧，“当他们小心翼翼地删掉了政治上一切危险内容的同时，却放过了有关宗教的最成问题的内容。这样，就丧失了本书原有的那种爱国的、民主的倾向，并且出现了一个面目完全不同的精神从书中阴郁地凝视着我。”删除是为了不想看见爱国和民主的倾向，是为了维护皇帝的权威，所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说，这一本书里面就有着令他们害怕的革命精神，而海涅写作这本德国宗教和历史的书，就是为了在德国精神中挖掘革命的力量，正如恩格斯所评价的那样：“正像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
为法国杂志《两个世界评论》而写，是为了阐述和法国革命不一样的德国精神，海涅在第一篇中就说，因为法国人不理解德国宗教和哲学的意义，所以被看成是“默默无言的花朵”，“整个德国思想对他们仍是一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哑谜。”海涅就是要让这朵“默默无言的花朵”开放，就是要让德国哑谜亮出谜面和谜底，而所有的中心词只有一个：革命——宗教的，民族的，哲学的，组成了“普遍性的革命”。在宗教意义上，从基督教到天主教再到新教，本身的宗教改革就蕴含着强大的革命理想和实践努力，当路德喊出“人们必须用圣经里的话或用理性的论据来反驳它的教义”时，德国就开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这个新时代的开创，和法国革命不一样，它是带着鲜明的德国民族特色，是有着德国内在的历史诉求，“基督教教会把古老的日耳曼民族宗教恶意地颠倒过来；把德国人的泛神主义世界观改造为泛鬼主义的世界观；把这个民族早先视为神圣的东西变成了讨厌的妖魔鬼怪。”
基督教所宣称的是来自天意的、神灵的和神圣的恩赐，它面向受苦受难的人们，只有在天堂上才能实现无上的幸福。无疑，这样一种观念在德国的“妖怪性格”里被置换了，“德国人就是这样，他们常常在恐惧中寻求无尚的谑趣”，当泛鬼主义的世界观取代了泛神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孕育了革命的火中，而路德所提出的是，基督教消灭肉欲追求救赎和人性是矛盾的，在现实中也无法实现，而且天主教提出的上帝和魔鬼之间的所谓妥协其实是一种精神的独裁统治，在实践中剥夺了一切权利——宗教和旧政权完全结成了不可分解的同盟。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是为了打碎这个结盟的链条，把上帝变成了人，于是，宗教变成了真理：一方面，上帝成了天上的老童男，他的儿子合法性被否定，圣母丧失了“她对天界的王冠的一切权利要求”，而另一方面，牧师可以娶妻生子，天使的翅膀被剪断了，“从这时起，尤其是从自然科学作出了巨大的进步以后，奇迹便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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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希·海涅：“幸福”的人本主义者 |
“人们必须用圣经里的话或用理性的论据来反驳他的教义”，理性被授予了解释圣经的权利，所谓新教，就是让理性成为宗教论争中最高的裁判者，所以海涅认为，这个时代就是德国产生精神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时代——而且，路德用德语翻译圣经，也给思想一种语言，就像给精神一个肉体；他也开创了关于美的文学，“所以谁要谈论德国新文学，他就必须从路德开始”。新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改革的产物，同时也导致了在宗教革命中产生的哲学革命。海涅认为，近代哲学之父是笛卡尔，他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就是明确了人的自我意识，“此哲学用不着到神学那里乞求进行思维的批准，它现在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科学和神学相提并论了。”而德国的莱布尼茨就是继承了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单子论是从一个哲学家头脑中想出来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假设。”斯宾诺莎更进一步，认为上帝既是物质又是精神，而且同等神圣，他对于神性的证明就是认为上帝是一个实体，“这一实体是无限的，也是绝对的。一切有限的实体都从这一实体衍生出来，都被包含在这一实体之中，并于其中浮上来沉下去。”所以海涅认为，这一观点把神我和自性结为一体，在人类中神性变成了自我意识，而这种自我意识又重新通过人类来显示神性，甚至人们可以有权利说：“人类是上帝的化身！”而莱辛用巨大的批判热情鼓舞德国民族，引发了一次健康的精神运动：“正如路德不是唯一向传统作斗争的人那样，莱辛确实也并没有孤军作战，不过他在反对字句的斗争中却战斗得最为猛烈。”
单子论的假设，上帝的实体观，健康的精神运动，或者仅仅是铺垫，1781年，当莱辛在人们的曲解、憎恨和辱骂声中死去，一本开启德国精神革命之路的著作在哥尼斯堡出版，它就是伊曼努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从这本书的出现起，德国开始了一次精神革命，这次精神革命和法国发生的物质革命，有着最令人奇异的类似点，并且对一个深刻的思想家说这次革命肯定是和法国的物质革命同样重要。”这是一本“砍掉了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伟大的书，而康德，“单是他的姓名已能发生驱邪的威力”的人——他的破坏性和震撼性足以改变德国之后的哲学历史：“把我们的认识能力置于一种无情的考验之下，他探测了这个能力的全部深度，并定了这个能力的一切界限。”他的伟大、他的威力，他的革命意义在哪里？海涅说，康德宣告了数学形式在哲学中的死亡，康德让现象世界围绕着理性太阳旋转，康德给思想穿上了“宫廷般冷淡的公文用语的外衣”，而最为重大的变革是：康德把上帝这一本体看成是先验观念里的虚构，是一种由自然幻觉产生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关于本体，关于上帝，一无所知，“到这里为止康德扮演了一个铁面无私的哲学家，他袭击了天国，杀死了天国全体守备部队，这个世界的最高主宰未经证明便倒在血泊中了，现在再也无所谓大慈大悲了，无所谓天父的恩典了，无所谓今生受苦来世善报了，灵魂不死已经到了弥留的瞬间——发出阵阵的喘息和呻吟”……
当天国被袭击，当守备部队被杀死，当上帝倒在血泊之中，思辨理性就用那把大刀砍下了自然神论的头颅，这是最后的结果，而这只是长期铺垫长期准备的结果，所以海涅说，“我们早就穿了丧服”，而这种早已有之的革命精神到了康德时代，渗透到了一切科学的批判精神中，“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因此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一群出色的大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的国土上，就像用魔法呼唤出来的一样。”而在康德的批判理性之下，腋下夹着雨伞的老兰培或许只能在实践理性的那个上帝中“享有幸福”。康德之后，费希特建立了积极的、辩证的体系，但他永远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谢林运用直观检查人类知识的源泉，但是用的是神秘的直觉；“如果人们在康德哲学中看到恐怖主义的国民代表大会，并在费希特哲学中看到拿破仑帝国，那么在谢林先生哲学中就可以看到相继而来的复辟的反动。”而真正让德国哲学真正在巨大的“圆运动”中运行的则是哲学家黑格尔，他以一种完成的方式把哲学带入了更伟大的时代，海涅成他是“德国自莱布尼茨以来所产生的最伟大的哲学家”。
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出版的时候，人们把莱辛的死看成是一种覆灭，而海涅说丧钟却已经向他们敲响，“跪下吧一一人们正在给一个临终的上帝行临终涂油礼。”而当黑格尔临死时说:“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但随即烦恼地加了一句：“就连这个人也不理解我。”他似乎也听到了自己身体里敲响的丧钟，但是所谓后知后觉并不是哲学革命的常态，它在发生，一直在发生，永远在发生，所以海涅说：“德国哲学是一项重大的、关系到全人类的事件，只有后代子孙才能决定，我们先完成我们的哲学，然后完成我们的革命这个事实，该受到责备还是赞扬。”只要哲学家具有一种革命情怀，只要具有理性的、批判的精神，即使晚年在上帝的荣光中看见如温暖的太阳、可口的面包的“Bi-bel”，在第二版的“幸福观”里也一样能看见那条不长脚女学者，而拥有革命力量的女学者最终会成为身披铠甲，头戴战盔，手里拿着矛枪的战斗者，他的名字就是智慧女神：
目前你们尽管是浪漫主义者，伯你们还是天生的古典主义者，所以你们是知道奥林坡斯的。你们在那些摆着琼浆玉液、珍馐美味的席前尽情欢宴的裸体的神仙和仙女中间，会看到一个女神，这个女神尽管处身于那样一种欢乐和安逸的气氛中，却始终身披铠甲，头戴战盔，手里拿着矛枪。
那就是智慧的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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