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9-22《诗的艺术》：我诗里真实战胜了谎言
我看你这样微弱，写作又这样不敏，
居然想负起责任来改革世道人心，
言词像泼妇骂街、高铁闹堂的刻峭，
你那样愤世嫉俗真叫我看了发笑。
——《自讼》
副标题：“对自己才调说话”，当布瓦洛和自己的才调对话，一方面“自讼”就是自我批评：“你很有些小毛病我实在不能相瞒：我懦弱地娇惯你，够久了，也太久了，惯得你日益猖狂，开着滔天的玩笑；既然你已逼得我不能再往下忍耐，我就生平第一遭来对你说个痛快。”批评自己的才调，说它“日益猖狂”，说它“言词像泼妇骂街”，说它“虚荣心重”，说它用“晦涩韵语”，所有的批评就在于它“惹事生非”不断树敌：那些人有何罪，你偏要搅骨翻尸？那些人安居于自己的龛里，你却用刻薄的句子？“谁写作都有自由。”如果聪明，应该放歌去歌颂君王的神武经纶，如果他们真的这样讨厌，为何也没见圣旨对他们惩罚？
“难道你老要这样才惹是非又闯祸？炬迫你要不断地挨人吵骂起风波？难道我就只该听作家们叫苦连天？你那股傻劲头啊到何时才得收敛？”但实际上，自我批评是表象，核心却是布瓦洛的自我证明和自我坚持，那就是讽刺诗的意义所在，“讽刺诗没别的好，专叫蠢货把名扬：仿佛是画里烘云，托得月色亮堂堂。”之所以骂街，之所以刻峭，之所以愤世嫉俗，就在于那些诗人写的诗歌沽名钓誉满纸荒唐，甚至布瓦洛因为骂他们，诗人们的著作还变得畅销了。“自讼”从自我批评到自我坚持，从自我讽刺到对他人讽刺，这也许就是布瓦洛讽刺诗活学活用的效果，“不过，如果有必要，我也愿翻过来说，为着要平息一下那怒潮般的文敌，诗句造成的创痛，我愿用诗句来医。”从而在讽刺之后为书写了自己的使命：拿起笔可以讴歌君王，但更多是在“放荡中还带明哲”的方式要把邪恶涂成皂黑，“替那班充作家的蠢材们画出丑相”……
“对自己才调说话”，布瓦洛用讽刺诗的形式进行讽刺，反话正说中展开的是双重的讽刺，但更重要的是，喜欢批评他人甚至喜欢论战的他在“自讼”中寻找到了自己的敌人，并将敌人实体化，在自己和自己的对战中完成另一种意义的论战，风格如此，个性如此。一首《自讼》是对论敌的回应，也是对如何成为诗人的一种侧面阐述，而对于如何作诗、如何成为诗人，布瓦洛有被封为古典主义经典的《诗的艺术》。从一六六九年开始写作到一六七四年才完成，布瓦洛用了五年时间才完成了四章一千一百句诗的《诗的艺术》——用诗歌的形式来阐述“诗艺”，在形式上布瓦洛就是在写诗，并且以诗的典范来阐述写诗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布瓦洛是古典主义的实践者，但是用韵文来阐述“诗艺”，不免有形式主义的窠臼，很多关于诗的论述并不能通过几句和韵的诗阐释清楚，由于形式所限，重要的议题无法深入阐述，这是这本著作最大的问题，也由此带来一个疑问：古典主义是不是只具有形式意义？
由于这本著作，布瓦洛成为了“古典主义的代言人”，他被称为“巴那斯山的立法者”，圣勃夫在一八二五年的《布瓦洛传》中对布瓦洛的成就给予了肯定，他认为布瓦洛的一生的目标就是“把法国诗导入正规，并且要提高它”，提高到像《外省人信札》一样把散文提高到的水平，“然而却又维持着诗与散文之间的正确界限与区别。”《诗的艺术》的写作风格就是这种努力，而另一方面，圣勃夫认为，布瓦洛并不是凭感觉在写作，而是发挥了他的理智，并将感觉和理智合而为一，“他的热情是彻底批评性的，在他的审断中进发出来。”带着热情甚至激情的批评，是一种求真的批评，而求真的目的就是涤荡诗坛的不良风气——大多数人发现了文学上存在弊病，是想着要利用它，或者勾结它从而得到属于自己的利益，但是，“也还有一种人，他们一看到这种谬误和这种伪善的同恶相济，便要和它们作斗争，在他们所感到的真理以任何一种形式完全拿出来、说出来之前，决不甘休。”布瓦洛就是这样一种人。
不仅求真，还要和不良风气进行坚决斗争，圣勃夫对布瓦洛的评价也是对他《诗的艺术》的整体评价，而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所表达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要达到艺术的完美“首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在第一章中布瓦洛首先就指出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就是要有天然异秉，而这种天然异秉的表现就是“情理和韵脚”的配合。在布瓦洛看来，“韵脚不过是奴隶，它的职责只是服从”，义理才是最重要的，“在理性的控制下韵不难低头听命，韵不能束缚义理，义理得韵而愈明。”而且他认为，“理性之向前进行常只有一条正路。”而实际上，所谓理性并不只是在具体的句子和文章里，还在诗人成为诗人的人格上：诗人要“避免鄙俗卑污”，提高格调就是理性的表现；诗人写作不能失掉理性，要十遍二十遍地修改和润色，要处理好结构，要让段落匀称，这当然也会死理性；诗人要贡献给读者“使他喜悦的东西”，自己心里想得透彻合适的词自然信手拈来，这也是一种理性。
在对具体是个种类的不同要求中，布瓦洛也提出了他的诗歌观：他认为牧歌要优雅，“它的腔调要可人而风格却要谦逊；措辞要朴质自然，不能有丝毫矫饰，绝不爱矜才使气，显得是才子之诗。”悲歌的格调要高一点，但不能放肆，应该如泣如诉，应该曲尽悲欢离合，就好像诗人自己真的在恋爱，“在悲歌体里只有心灵在说话。”颂歌则需要伟大的气魄，“它尽量飞扬凌厉，英雄气直薄云天，并且还在诗句里时常与天神相见。”商籁体有严格的规律；箴铭体则比较自由，高卢的循环歌以淳朴见长，迭韵律师的要点是韵脚的变化；悲剧要动人心，要讨人喜欢，头几句诗就要把剧情准备得宜，而且还要将发生的地点说清楚；史诗则要比悲剧更壮阔，“凭虚构充实内容，凭神话引人入胜。”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史诗“有了灵魂、智慧、实体和面容”，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入迷；喜剧需要聪明和睿智，但是最关键的是要表现人性，“谁能善于观察人，并且能鉴识精审，对种种人情衷曲能一眼洞彻幽深，谁能知道什么是风流浪子、守财奴，什么是笃实、荒唐，什么是糊涂、吃醋，则谁就能成功地把他们搬到台上，使他们言、动、周旋，给我们妙呈色相。”
| 编号：H43·2240621·2145 |
“诗体各以其所美，来显出它的漂亮。”在论述各种不同的诗歌文体时，布瓦洛也一直在强调理性，他认为讽刺诗就是真理的武器，“它不是急于骂人，是急于显出真理。”写悲剧就要服从理性的规范，“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这就是“三一律”；戏剧就是要和精确的理性结合，使得一切既恰如其分又保持严密尺度。为什么布瓦洛要如此强调理性？在他看来，理性构成了美，理性是绝对的、永恒的、普遍的，所以美也是绝对的、永恒的、普遍的，事物具有这三个特征才能满足理性，也就是说，美与真合一，只有真才是可爱的，而这就是古典主义摹仿古人、摹仿自然的法则，自然具有逼真性，所以艺术的摹仿也必须表现真，“只有自然才是真，一接触就能感到”，理性就是重要的表现真的保证。
诗歌创作需要理性，对于诗人来说，也需要理性，诗人的理性就是诗人人格的保证：诗人作诗不能陷于平庸，“平庸就是恶劣，分不出半斤八两；所谓无味的作家就是可憎的作者。”诗人不要陶醉于谄媚的夸奖和虚妄的拍马，这样就会失去自我；诗人要有接受别人批评的勇气，“我不惜重言申明，你要爱听人正谬，欣然地修改作品，凭理智从善如流。”理性的诗人才能把善和真与趣味荣成一片，而这几乎就体现了古典文学理论的精华，写作了《诗艺》的贺拉斯就说：“最重要的一点是结合真知与风趣，是一面教育读者，一面又使他欢娱。”而布瓦洛认为，“你的作品反映着你的品格和心灵，因此你只能示人以你的高尚小影。”诗人的道德就尤为重要，“一个有德的作家，具有无邪的诗品，能使人耳怡目悦而绝不腐蚀人心：他的热情绝不会引起欲火的灾殃。”最后，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表达了对国王的颂扬，“一切的文艺事业都浴着爱日光华；我们有贤明君主，他那种远虑深谋，使世间一切才人都不受任何困苦。”“爱日”就是王徽是太阳的路易十四，当然布瓦洛还对自己进行了自谦，“至于我，直到现在，只习于讽刺诗篇，还不敢铙歌鼓吹，也不敢抚弄琴弦……”
布瓦洛的《诗的艺术》是对“诗艺”的阐述，但是很明显，形式上是诗歌本身就是弱化了阐释的深读，也使得所谓的理性更多只是布瓦洛诗中的一个词语，缺乏对它意义的深度解说，另一方面，一千一百句诗也大多是布瓦洛基于情感的表达，或者说是用自己的热情和激情在说话，在最后布瓦洛的自谦部分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我诗里真实战胜了谎言，它处处昭然在目，处处扣到人心弦，因为我诗里时时善与恶鉴识分明，因为我诗里从来庸人不僭居上品；还因为我的心灵永远领导着智慧，它绝不告诉读者自己不信的东西。”热情和激情是布瓦洛敢于袒露自己的证明，但是这样的真就是文学艺术所追求的真？和《诗的艺术》一样，布瓦洛写的其他诗歌，比如赠莫里哀的《韵与理之配合》、赠拉辛的《从批评中求进益》、赠塞尼莱侯的《没有比真更美了》，更多就是一种情感的宣泄，这样的诗论和诗歌是不是有时候会适得其反？也就是说，完全基于个人情感的号召、呐喊、批评是不是反而失去了真？失去了理性？
实际上，这一疑问也是布瓦洛在参与法国文坛上著名的“古今之争”中面临的问题。布瓦洛的文学批评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是他的讽刺诗，他用讽刺诗将矛头对准当时文坛的宿将，在这个时期，布瓦洛的批评更多掺杂主观的意见，尽管笔锋犀利，却没有多少理论性；第二阶段就是创作了古典主义法典的《诗的艺术》，同时完成了朗吉努斯的《论崇高》法文的翻译，布瓦洛在《论崇高》里找到了和自己见解相同和相似的观点，两者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布瓦洛向崇今派发起挑战的资本；第三个阶段则是最著名的“古人进人之争”时期，布瓦洛的主要武器就是十二则的《读朗吉努斯感言》，而他的对手就是以贝洛三兄弟为代表的崇今派。古今之战的焦点出现在一六八七年一月的一次法兰西学院为国王庆祝健康的宴会上，当时的查理·贝洛宣读了一首名为《路易大帝的世纪》的长诗，在诗中贝洛一开始就表达了崇今派的观点，“那博雅的古时代固然是可敬可尊，然而我从不觉得它会能引人入胜。”这当然恼怒了布瓦洛，他站起身痛斥法兰西学院对这种朗诵的容忍就是耻辱，继而对贝洛兄弟发起了挑战，但是当场的几个人让他克制，于是之后的布瓦洛一口气写下了《读朗吉努斯感言》，拉开了“古今之争”正式论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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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瓦洛：我愿用诗句来医 |
如果说《诗的艺术》是布瓦洛对于诗艺的阐述，里面有热情有激情，但是他所批评的是一种普遍意义的诗人群体和诗歌写作风格，但是在《读朗吉努斯感言》中，他的敌人是明确的，他的目标是单一的，他的观点是清晰的，他的风格也更多了较真的激情。在第一则感言里，布瓦洛就提到了他在《诗的艺术》第四章中说到的“庸医变成好建筑师的故事”，这个人就是贝洛三兄弟之一的范罗德·贝洛，他因为做医生没有成就就改做了建筑师而且成了大名，卢浮宫的排柱就是他建造的，对于贝洛兄弟的这种转行做法，布瓦洛依然充满了讽刺的语气，“医药界少个庸流，建筑界添个巨子。他这实例对我们是个绝妙的南针。”他这句话就是在说明要想成为一个诗人就不能平庸，平庸就是恶劣，“如果你性近土木，宁可做建筑工人，一技而于人有益是一样受人赞扬，你何必拼命要做平凡的诗人、文匠？”所以克洛德·贝洛对此甚为不满。而在《读朗吉努斯感言》的第一则中，布瓦洛继续提及这个话题，继续了对贝洛的嘲讽，“我们尽管尽力自己检查自己，但对我们的缺点，别人的眼光总归比我们看得远些，而平庸的智慧往往能使得最有才能的人发觉他原来看不出的错误。”还不忘加上一句，“真可怜。……希望有个好人，善意地使他在这方面睁开眼。”
在感言第二则中，布瓦洛则指出了贝洛的错误，他为了替斯居德里的长诗《阿拉利克》中出现的错误辩护，结果自己成了错误：布瓦洛引用朗吉努斯《论崇高》中的那句话：“我们的才思，就是在崇高之境，也需要一个方法来教它只说出必要的话，并且说的是地方。”他认为崇高有自己的位置，如果位置错了，那么不但不美反而是一种幼稚，《阿拉利克》一开始就犯了这个错误，“我要歌唱世界上众好汉中的好汉。”布瓦洛认为这句诗相当高雅，甚至是全诗中最好的一句，但是把它放在第一句就是位置错了，“从第一句诗起就叫得那么高，夸下那么大的海口，那是可笑的。”在布瓦洛看来，更可笑的是贝洛还为这句诗辩护，布瓦洛针锋相对，“因此，毫无疑义，一个楔子不应该过于夸口……”之后布瓦洛又从贝洛对于荷马的否定入手和贝洛进行论证，贝洛认为荷马根本没有这个人，他的的史诗也只是不同作家的小诗“连缀在一起的”结果，布瓦洛从贝洛对荷马史诗的误读等四个方面入手，一一指出了贝洛所犯的错误，“谁能相信他在寥寥几页中就这样错误百出，竞胆敢据此说荷马不通天文，不懂地理，又无博物常识呢？”
实际上，布瓦洛并不是和贝洛在细节上锱铢必报，而是从这些“错误”中找到切入点，指出崇今派存在的问题，攻击崇今派的幼稚当然可以证明古典主义的正确，在第七则感言中，他直接引用了朗基努斯的一句话：“应该想到整个的后世将对我们的作品作何评价。”这句话就像是古典主义的法则，“可不是么，只有后世的赞许才能够确定作品的真正品质。不伦一个作家在世时焕发出什么样的光彩，不论他受到什么样的赞扬，人们都不能因此而就万无一失地结论说他的作品是绝妙的。”当评判的标准只在后世，那么现世的人怎么可能会有优秀的作品？崇今派怎么敢说自己的作品可以传世？这样就戳穿了崇今派的谎言，古典主义也由此获得了属于它的胜利，“—个作家的古并不是他的价值的可靠保证；但是人们对他的作品所始终表示的那种悠久而恒常的赞美却是一个靠得住的、万无一失的证据，证明我们应该赞美他们。”
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为古典主义制定了法则，在《读朗吉努斯感言》中痛击了贝洛为代表的崇今派，但是他所提倡的理性和他在论证中表现出的热情、激情甚至疯狂是不是构成了一对矛盾？布瓦洛的理论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唯理主义，一个则是古希腊的美，看起来这两个因素也是矛盾的，理性就意味着和古希腊的美所要求的想象力和热情矛盾，如果承认古希腊的代表着古典主义不变的美，那么何以能容纳理性的发展？甚至于唯理主义也是崇今派对古典主义发难而提出的理论根据，但是布瓦洛将两者的矛盾结合在一起，那就是他认为美与真是合一的，唯理主义不排斥虚构、激情之类的成分，但是它必须求真，而求真意味着摹仿自然，而这就是古典主义的核心，所以理性和希腊美并不矛盾，它在求真意义上是一体的。布瓦洛在论战中的确表现了一种求真的意志，他的文风也是真情的体现，但是这种真慢慢变成了偏执，变成了独断，甚至变成了谩骂，双方还不时触及对方的私事，以此博得社会上的同情，所以古今之争掺杂着太多的主观偏见，布瓦洛在《自讼》里的那句话反而注解了论证的本质，“你很快就能看到他们都诡计多端，会写出整部大书来对你进行侮谩，……一个无辜的字眼也指为大逆不道。”
一七〇〇年，当时的宗教界和诗坛觉得两个名诗人因文学论争而渐渐别生枝节，颇为不美，于是出来斡旋，经拉辛大力疏通，“反班达尔的贝洛”和“荷马派的布瓦洛”终于在这一年“同意互相拥抱”了，但是这一年作为论证平息标志的《致法兰西学院院士贝洛先生函》，布瓦洛在这封信中虽然和贝洛握手言和，但是里面还有着不甘，还有着讥讽，甚至还有着让贝洛彻底服输的欲望，“作为你的朋友，我敢不敢问你一下，是什么理由，这样长久以来，竟会激恼了你，使你写文章攻击古代所有最著名的作家呢？是因为你觉得我们一般人对现代的好作家没有足够的重视么？有哪一个时代人比现在更乐意地激赏着新出的好书呢？”依然不依不饶，依然激情四溢，依然锋芒毕露——也许十八世纪大文豪伏尔泰的那句话，才是对布瓦洛最精辟的评价：“不要碰布瓦洛，谁碰了就该谁倒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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