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2-19 《七武士》：菊与刀的悖论

对于这部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和《电影旬报》日本最佳电影第一名的电影，我的解读显得十分尴尬，电脑前，一下子穿越时空般走进日本战国时代，而黑泽明这样的符号压着我，让我很不情愿面对五十年前已被一代代的名家后学奉为经典的作品。200分钟，断断续续在黑夜里上演，黑白的影像很沉重，在火红喜气的春节显得不合时宜，此时此地，都应该是不允许的存在，鞭炮声声的背景下，《七武士》成为一个人的电影，黑暗处，我分明看见了刀光闪过，划破无聊的天空，凋敝和荒凉中，走来了七个武士，也隐约听见黑泽明亦敬亦憾的叹息。

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运用“菊与刀”来总结日本的国民性。“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由于武家的兴起，武士成为一个具有特权的阶级，他们的地位也超越普通百姓之上，甚至可以和皇室、贵族并驾齐驱。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论及的“菊与刀”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她用“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逊等等。日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也被归纳为“耻感文化”。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充满了矛盾性，作为武士生存规范的“武士道”也是如此。

镜头里，是破败的城市，荒芜的乡村，面带菜色的稚子，心如枯木的老人，是硝烟不熄，群寇横行，泥泞坎坷的路上，来来往往着沉默而骄傲的带刀人，往日荣光焕发的脸满是憔悴之色，饥肠辘辘，脚步虚浮。那是个不需要武士的时代，人们只看见刀，而不见刀后的人，于是有人依附城主，在反复的争夺、无尽的杀戮中博取功名，有人自视甚高，骄傲地保护自己的刀，听不见笙歌，也不闻呻吟。有人沦为寇贼，有人颠沛流离。在一场保护农民生存利益和山贼战斗的故事中，我看到了武士道的悖论：和平即战争，当打赢和山贼的战争之后，活下来的武士继续走在流浪的路上，剩下的只有山顶上插着刀的武士坟冢，和堪兵卫最后的感慨：这次也算是打败仗吧。赢的是那些农民，不是我们。远处是获胜的农民，他们在希望中唱歌插秧。而胜四郎和志乃纯真的爱情到了影片最后，也成了两人无语交错而过，一片菊花落地时，刀还插在腰间，对于活着的武士来说，他们只能黯然离去，而农民们仍是雇佣者和最终的胜利者，因为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自身的生存，雇佣武士打山贼是如此，种庄稼也是如此。

不管是阅历沧桑、富于远见的勘兵卫，还是剑术卓绝、专攻艺业的久藏，机智的五郎兵卫，热情乐天的平八，沉静守序的勘兵卫的助手七郎次，或者是年轻幼稚、易动感情的胜四郎，农民出身、渴望挤进武士阶层的菊千代，七个武士形象代表了武士精神的七个方面，他们的总和就是武士道。但是武士拼死相搏，故事的终局却连他们安身立命的信条都给颠覆了，黑泽明这一刀实在是够狠，就是这种狠劲，给我们看见人性的真实和历史的严酷，这电影才不仅仅作为一部出色的武打片而被人们记住。

日本武士常常具有表象的傲慢与潜在的自卑共存，二者其实不过相差一线，他们总是企图以对自我毁灭的庄严幻想来达到保持武士道精神完整性和遮掩自卑感彰显时痛苦的失落感的双重目的。很显然，精神的不败抚慰着追求肉体极限而不得的苦痛，代表着口舌之欲的腹部成为了失败肉身的换喻性象征，切腹是为了维护其精神的纯粹性。难怪加缪曾经语出惊人的说过，全部本体论哲学的唯一命题便是“自杀”。而《七武士》在成仁武士精神的时候，却进行了颠覆，而菊千代的形象无意是黑泽明的神来之笔。

菊千代身份复杂，他其实是个农民，却努力想成为一名武士，他总是疯疯癫癫、傻傻呼呼，做事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却又明白事理、深谙世道，偷家谱、固执跟随，鄙视武士却又加入七武士，当菊千代双手抱着失去双亲的孩子，悲伤的喊道：“这孩子像我！我当年也全家被杀！”终于明白他作为农民阶级的悲惨身世。而最后，作为一个有着自身缺陷的矛盾结合体，他最终在杀死山贼头领后倒在泥泞之中，以这样一种方式完成了自己对武士精神的全部理解，成为真正的武士。

由此可见，《七武士》显然在颠覆武士“失败”与“自杀”的主题，他们发扬武士道精神仅仅是为了农民的安全生存，虽然失败与自杀成为必然，但武士的命运在这里真正诠释了何谓“向死而生”。命运之门一点一点敞开，人性的角力，生命的感慨，对于厚重广袤的大地和含辛茹苦的历史来说，生命是那样执著坚忍，又是那样不足一晒，大地上的万物生灵春风吹又生，甚至连农民也不算什么了。我们却不会因此对生命失去尊重，反而对拼死的武士和自私的农民更为肃然。

剩下的三个武士注定要永远走在路上，他们只能是浪人，做个平凡的赤脚英雄，有些骄傲，有些迷惘，寂寞无边，厌倦如大地上的青草在内心蔓延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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